以《准则》教育党员遵守党规党法
北京部队各级党组织经过一年教育收到好效果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6日电
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各级党组织去年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作党课教材，对党员进行党规党法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去年03月，《准则》（草案）发给全党后，北京部队上千名团以上领导干部深入机关、连队进行宣讲，并且和党员一起学习，重温党的优良传统，摆林彪、“四人帮”对党的建设造成的严重危害。
许多单位组织党员对照《准则》（草案）查思想、查工作、查作风、查纪律，找出差距，制定改进措施。
有的建立和健全了党课、党日以及评论党员的制度。
在党的中、高级干部中还实行了参加党组织生活和缴纳党费登记、公布的制度。
去年底，各级党委结合年终工作总结，对贯彻党内生活准则的情况进行了检查评比。
北京部队党员队伍状况经过一年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教育，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许多党员把《准则》的要点抄下来，贴在墙上，放在案头，随时提醒自己按照党的要求去做。
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在党内已一律以“同志”相称，平等相待。
党委书记和常委委员开始以普通委员身份参加党委的集体领导，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基层党组织生活。
一些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在外出开会、学习和生病住院期间也坚持向党小组写书面思想汇报。
广大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模范作用也明显增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了较好的克服。

全党都要严格遵守党规党法
本报特约评论员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经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已经正式公布了。
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和整顿党的作风的历史经验的结晶。
它的公布与实施，对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党在四化建设中的战斗力，将发生重大的作用。
我们党已经确定了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其基本内容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始终地实现这条政治路线，最核心的问题，是建设好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
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依靠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而党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又必须依靠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健全的党内生活和党的优良作风。
离开党的正确领导，或者党内生活不正常，无产阶级的党纪党风被破坏，革命和建设就往往受损害，甚至遭受挫折。
大革命初期和中期，我们党虽然处在幼年阶段，但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内生活是健康的、生动活泼的，革命事业发展很快。
北伐战争开始前举行党的四大，那时全党只有九百多个党员。
就九百多人的这么一个党，推进了北伐战争，说明党的正确领导在人民群众中和革命军队中能够动员起多么伟大的力量。
到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放弃党在统一战线和军队中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软弱退让，在党内实行家长统治，拒绝不同意见，破坏民主集中制，终于把革命从胜利引向失败。
土地革命时期，党犯过三次“左”倾路线错误，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尤以王明那一次为最严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些东西，对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害。
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使我们的党重新发达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集中了几十个高级干部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又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不仅从政治、军事、思想和组织上清算了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并且正确地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和整顿党的作风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形成了一套党内政治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准则。
毛泽东同志那时指出：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
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事实正是这样。
建国以后，我们党成了执政的党，这是党的地位的重大变化，党的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
适应这种新的形势，我们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又积累了一些新经验，制定了一些好的制度。
这些进步反映在八大的党章中。
从七大到八大，是我们党历史上最有革命朝气的时期，也是我们党内生活最健康、最团结、最生动活泼的时期。
这就保证了我们党能够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领导人民连续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光辉的胜利。
1958年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生过一些曲折。
一方面因为没有经验；
另一方面，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特别是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破坏，使我们党由于没有经验而发生的错误不能够及时得到纠正，或者纠正了又重犯；
使某些野心家不能够受到党的集体的监督，得以夺取重要权力施展他们的阴谋；
直到出现林彪、“四人帮”这样的大问题，害党害国害民长达十年之久。
这次五中全会平反昭雪的刘少奇同志的重大冤案以及其他大量冤案，就是党内政治生活遭到破坏造成的严重恶果之一。
这些年由于党内生活准则遭到破坏而造成的是非颠倒、人妖颠倒，严重地损害了党的肌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破坏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使党的事业遭受巨大损失，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下降。
我们对于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严重性及其影响决不可以低估。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优良传统开始恢复，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
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多年来我们的党风和党内政治生活出了大毛病，要完全恢复七大到八大那个时期的好党风和党内生活，并且搞得更好些，还需要全党做出很大的努力。
特别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接收新党员很多，他们没有经过党的严格训练，如何对他们进行党风党纪的教育，使他们都能够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一个严重问题。
我们的党员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二、三年来又有不少进步。
但是，确也有一些党员不那么合格。
不但新党员中间有不合格的，老党员中间也有不合格的，包括某些领导干部，他们过去是合格的，现在不那么合格了。
他们或者受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毒害，派性高于党性，公然抵抗党的路线，或者搞特殊化，违法乱纪，官僚主义严重。
这些人在我们党内虽然是极少数，但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很不好，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危害很大。
这种状况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我们的党就不可能有效地领导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我们目前所以要特别注意维护党规党法，端正党风，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治愈林彪、“四人帮”给党的肌体造成的疾病和创伤，使我们党的政治生活状况有一个根本的改善。
我们一定要把党重新整顿好，把我们党固有的优良作风重新发扬光大起来。
我们要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坚持党性原则，克服党内各种不正之风特别是派性，使我们的党面目一新，朝气蓬勃，在领导人民进行四化建设中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
在党规党法中，党章是最高法规，是党内的宪法。
现在公布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为了彻底纠正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现象，并且适合在党的建设方面肃清林彪、“四人帮”残余影响的特殊需要，它是对党章的重要补充。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七大和八大的党章就当时情况来说是比较完备的。
九大和十大的党章，由于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的干扰破坏，有许多错误。
十一大的党章虽然纠正了一些错误，那个党章还是不完备的，特别是因为目前在党的建设方面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此需要作较大的修改。
现在中央已经着手起草新的党章草案，准备经过全党认真讨论，提交党的十二大审议。
这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党章中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的具体化。
这十二条准则，一些基本的东西，是我们党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提出来了的。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写的许多重要著作，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都阐明过这些准则。
现在我们从党内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作斗争的经验，重新把这些准则加以整理和充实，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法规。
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执行马克思主义建党路线的一个创造，对于在党的作风上拨乱反正，保证我们党内政治生活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防止林彪、“四人帮”一类野心家破坏党内正常生活，具有深远的意义。
这个准则公布以后，全体党员、干部都要认真学习，联系实际进行讨论，切实执行。
搞好党内政治生活和端正党风的基本方法，是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一切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的缺点错误、歪风邪气，要敢于斗争，彻底揭露，坚决改正。
这个准则对领导干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这对于当前健全全党的政治生活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要以身作则，成为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模范。
先正己，然后才能正人。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端正党风，做出样子，才有利于推动全党。
党的作风整顿好了，全国人民就会跟着我们学，就会影响全社会、全民族，从而产生伟大的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
这次我们采取把党的法规在报纸上公布的办法，目的是动员人民群众对党员和干部实行监督。
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迫切关心党的建设和党员干部的作风。
因为他们从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的灾祸中深深懂得，建设一个好的党，党员和干部具有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是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最根本的条件。
人民不满意我们有些党员和干部的不正之风，正是他们爱护党，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对党员和干部严格要求的表现。
我们应当鼓励人民群众主动地用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准则来衡量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评论我们的各级党组织，从各个角度提出批评意见。
这是我们搞好党风、实施党规党法的必不可少的保证。
端正党风，我们的办法是先建立法规，先进行教育，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
这些准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就开始起草的。
一年多来，吸收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见，作过七次修改。
去年01月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和今年01月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对几个稿子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然后产生出初稿，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公布。
所以我们制定这部法规是比较充分地走了群众路线的，体现了全党的意志和要求。
我们公开指出党风不正的表现，表明我们党有信心、有能力把党风端正过来。
会不会有阻力？
阻力总是会有的。
同时，林彪、“四人帮”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势力还存在，他们虽然人数极少，但是对他们的活动能量不能低估。
他们会千方百计继续保留或散布林彪、“四人帮”的各种毒素，用剥削阶级的腐败作风来腐蚀我们党，破坏党的正常生活。
对此，我们应当提高警惕。
我们还要看到，我国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小生产长期占优势，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的国家，社会上落后的意识形态和习惯势力，往往也会成为实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生活准则的阻力。
但是，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方针，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和监督，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并且严肃党纪党法，我们一定能够排除阻力，使党内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准则得到完全的实施。
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做了许多大事，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乾坤基本上扭转过来了。
这是很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党是大有希望的。
我们的党是九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在全世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们不但要领导我们的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负有重大的责任。
为了很好地负起国内外的重任，一定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党的作风整顿好。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深入的党风党纪教育，提高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的自觉性，为建设一个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有坚强纪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努力奋斗。

华总理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副会长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03月16日电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高兴地会见了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副会长访华团。
他称赞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为发展中日关系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华国锋总理在同古井喜实会长，小林进、渡部一郎、永末英一、盐谷一夫副会长见面时，称他们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
他说：
二十多年来，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朋友们为不断发展中日友好事业作出了很大努力和贡献。
华国锋总理说：
中国政府和人民很重视同日本的关系。
我今年05月即将去日本访问，目的就是要使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得越来越好。
应古井先生的要求，华国锋总理向他们介绍了有关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情况。
古井先生说：
日本人民很关心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建设，衷心希望中国人民在本世纪末达到自己的宏伟目标。
他指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仅是中国自己的伟大事业，对亚洲和世界局势也将会带来很大的积极影响。
华国锋总理向日本朋友谈到了最近闭幕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他指出，这次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主要是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谈到国际问题时，华国锋总理高度评价了日本众议院03月13日通过的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和促进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两项决议。
日本国驻中国大使吉田健三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孙平化等。
今天晚上，访华团举行告别宴会。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副秘书长罗青长，外贸部副部长刘希文，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孙平化等，应邀出席宴会。
访华团将于明天离开北京。
（附图片）
华国锋总理会见由古井喜实会长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副会长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在反帝斗争中建立功勋
——刘少奇同志在1927年
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等同志1927年在武汉具体领导武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而英勇的斗争，曾夺回被英帝国主义占领了几十年的“租界”。
至于当时湖北省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和纠察队缴枪等问题，责任在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
刘少奇同志在武汉革命斗争的整个期间，从未被捕过；
从武汉去庐山养病，党中央是知道的。
林彪、江青等一伙诬陷刘少奇同志“内奸、工贼”，完全是蓄意罗织罪名。
1927年，刘少奇同志为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建立了功勋。
这一年年初，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武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制造汉口“一·三”惨案的英帝国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夺回了被英帝国主义占领了几十年的“租界”。
这是近百年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创举。
同年04月，刘少奇等同志又领导武汉工人对屠杀中国工人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和那个“顾问”等一伙完全抹杀刘少奇同志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功勋，反而诬蔑他是一个“心惊胆战”，害怕反帝斗争的人，并诬陷他“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四·三”惨案中“为日寇保镖”。
还是让事实来说明问题吧。
刘少奇同志于1926年02月从长沙到达广州后，病情稍有好转就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工作，并同邓中夏、苏兆征等同志一起，领导省港工人继续坚持震动中外的反帝大罢工。
这年07月，北阀战争开始。
10月，北阀军占领武汉，刘少奇同志从广州来到武汉，为全国总工会迁武汉作准备，并兼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领导武汉的工人运动。
1927年01月03日，武汉各界民众举行庆祝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北迁和北阀战争胜利大会。
大会宣传队在和英租界交界的空场上演讲，遭到英帝国主义武装水兵的袭击，当场刺死我海员一人，刺伤群众数十人。
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一·三”惨案，激怒了武汉人民。
01月04日，武汉举行了有四十余万人参加的抗议大会和示威游行。
工人纠察队和示威群众冲进英国租界，驱逐了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占领了租界。
当晚，武汉群众在刘少奇等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召开紧急大会，决议解除英租界巡捕的武装，并建议当时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派中国军队接管租界。
武汉国民政府执行群众的决议，收回了英租界。
随后，英国政府被迫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定，正式交回汉口租界。
1927年04月03日，日本帝国主义水兵四人在汉口乘坐人力车不给车费，并行凶杀死前来干涉的中国工人，后来又调动大批水兵屠杀闻讯前来示威的群众，造成“四·三”惨案。
据当时《汉口民国日报》报道，惨案发生的第2天，武汉各团体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刘少奇同志代表全国总工会在会上报告了惨案的情况。
当晚，全国总工会又召开武汉各工会代表紧急会议，刘少奇同志报告了各团体联席会议的情况。
会上通过决议，要求工人阶级“应即时与各界革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同胞之惨杀”，并提出“取消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
09日下午，全国总工会召集代表大会，刘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号召大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反对妥协。
林彪、江青等一伙诬陷刘少奇同志“为日寇保镖”的唯一“根据”是，武汉各工会代表紧急会议决议的内容中，有：
“服从总工会命令，严守革命纪律，决不上帝国主义所收买之反动派的圈套，拥护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信赖国民政府办理‘四·三’惨案的一切交涉，我们一致作外交的后盾”，以及湖北省总工会的布告中，有：
“请大家同胞万勿骚动，（一）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
（二）不要打日本人，听候国民政府严重交涉及总工会办法”。
我党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发表的《告全党党员书》，以及同年04月05日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都说明，这是根据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制定，不是刘少奇同志决定的。
林彪、江青等一伙不顾这些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诬蔑刘少奇同志“为日寇保镖”，是蓄意罗织罪名。
原《审查报告》还指控刘少奇同志随后“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解散工人纠察队”，“把全部枪枝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以此诬陷刘少奇同志充当了“内奸”、“工贼”。
查阅一下当时的记载，实际情况是，1927年0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的行动日益猖狂，“宁汉合流”逐渐明显。
有鉴于此，当时的我党中央决定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192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同志，于1968年02月27日写的证明材料说：
“武汉国共最后分裂，……在此以前，从各省各线撤下来的大批干部集中在武汉，中央曾决定：
凡是能回本省工作的，仍是回本省工作；
适宜于分配到其他地方工作的，分配到其他地方；
一批人去莫斯科学习。”
1927年任湖北省农民协会党团成员的郭述申同志证明：
“在1927年‘七·一五’事变前夕，……省委一位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讲了国民党即将公开叛变革命，白色恐怖即将来临，党决定对干部采取调动措施：
一、已经公开的党的重要干部出国或到外地，并指名象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到苏联。
二、有的干部赶到九江，到贺（龙）叶（挺）部队去。
三、有的同志如没有暴露的可以隐蔽下来”。
1927年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的郑超麟，于1967年12月08日证明：
“‘七·一五’前后，党中央通知说汪精卫、唐生智已改变态度，要反共，把党的干部进行了调整，把公开身份的党员调走，把别方面的党员调来。……‘七·一五’以前没有听说有人被捕。”
以上材料证明，湖北省总工会当时将政治面貌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实行隐蔽、转移，把有些干部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同时又调一些政治面貌没有暴露的干部来坚持工作，不但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而且所采取的这种应变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可以设想，如果不采取这一措施，在尔后“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时，在武汉的党员干部必将受到更多不应有的损失。
至于1927年06月28日，湖北省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和纠察队缴枪的问题，主要应当由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负责。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就指出：
“……中央不但没有设法武装工人，它反一遇见资产阶级方面的不满意，立刻便自动的解除武装，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
为保存与小资产阶级联盟起见，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劳动童子团。”
陈独秀等人在1929年12月15日《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也承认：
“中共中央……自行取消汉口总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
这都是莫大的错误”。
这些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一事件的责任所在。
刘少奇同志当时并非中央主要成员，这样的问题，不是他所能决定的。
至于刘少奇同志作为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代表工会向国民党工人部工人运动委员会第2次会议所作缴枪经过和意义的报告，完全是执行上级错误决定的问题。
原《审查报告》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把它又演绎成“特务内奸活动”，则是栽赃诬陷。
1927年06月19日，第4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武汉召开，刘少奇同志是这次大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他在会上再次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07月上旬，他因病经组织同意，乘坐贺龙同志的差船，离开武汉去九江“特区”的庐山养病。
刘少奇同志病稍好后，就化装成水手，秘密乘船去上海转入地下斗争。
原《审查报告》无中生有地诬蔑刘少奇同志与汪精卫、陈公博“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敌人“献策”。
这是丁觉群在指供下不堪追逼，于1968年10月06日编造的。
丁觉群1926年至1927年期间是共产党员，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1928年被捕后脱党。
丁的编造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因为这个所谓“工人运动小组”，只有一名组长，就是刘少奇，和一名组员，就是丁觉群。
这个假交代还编造说刘少奇同志曾写信给陈公博，要陈对他来一次“苦肉计”即假逮捕，以掩盖所谓“内奸面貌”，而刘少奇同志把这一情况竟当场告诉了丁觉群本人。
丁觉群在他写的材料中反映了他被迫编造假材料的情况。
他在1967年09月03日写的一份思想汇报中，谈到强要他交代刘少奇同志搞了什么“黑组织”时说：
“他搞了一个什么黑组织？
有哪些人？
进行了些什么活动？
如果我当时曾加入刘……的黑组织，现在揭发出来，就可为人民立大功，而对我不会有丝毫害处。
我岂能等到今日才交代？……但是强不知以为知，向党谎报，同样是犯事（罪）。”
1967年09月25日他被逼不过又交出一份笔供，他在附信中明白说明他所写的材料完全是虚假的。
他说：
“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
同年10月18日至12月27日，他对自己所写的一些材料连续四次翻供和申述。
10月26日他在一份“思想汇报”中申诉说：
“我……怕反映了真实情况，我被怀疑为刘……的辩护人。”
1972年，丁觉群被释放回家后在日记中写道：
“我只说在党内我受刘的领导，而不提陈独秀当权的党中央对我的指示和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对我面示，就是使刘……无所躲闪”。
1978年01月，丁觉群病死。
他儿子在交出这本日记时说明，其父生前对他说过：
“我深深的知道，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现在只是要找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顺。
现在找着了我（自然还有许多别的人），而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后果我清楚。”
原《审查报告》还根据1927年06月29日汉口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的一份报告信，认定刘少奇同志1927年06月28日同向忠发、许白昊、项英等工会领导人一起，被国民党的汉口卫戍司令部逮捕过，而且还说什么这是刘少奇同志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假逮捕的“苦肉计”。
所谓假逮捕，如前所述，完全是丁觉群的编造。
在编造前，他在1967年11月13日写的交代中曾明白说明。
1927年刘少奇同志在武汉并未被捕过。
他说：
“北京红代会的同志到我家调查时曾说刘少奇在汉被捕过，是汪精卫释放的。
我当时对他说，我在离汉以前一直在市党部办公，没有听说有捕人的事，市面尚是平平静静的。”
据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工作的林棣之、陈仲波、曾昭美、吴良福等证明，1927年06月28日晚，有一些国民党军队冲进全国总工会和省总工会占房并进行骚扰，但没有见到和听说发生过有向忠发、许白昊、项英、刘少奇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的事。
林棣之1967年10月18日写的证明说：
“1927年，我在全国总工会当会计，0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驻扎在全总后边的国民党军队把省总工会占了，只占了一个晚上。
第2天早晨八点钟，我与林育南一起上班，先到了省总会，军队早已走了，省总内有很多人，都是工会的。……没听说抓人的事。”
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宣传小队长的陈仲波1967年12月05日写的证明说：
“1927年06月底或07月初，一个晚上（天气比较热），天快黑的时候，大约七、八点钟的样子，有二十至三十个穿灰色（或草绿色）军装，全副武装的军队，先去了全总闹了一会，后去了省总，时间不长（大约一个多钟头），当时省总一般办事人员都在，第2天我去省总时，省总的人都在，没有听说抓人的事。”
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处书记的曾昭美1967年12月07日写的证明说：
“军队冲总工会，向忠发、刘少奇、项英都不在，我都没有看见他们，没有听说抓人。”
1927年06月29日下午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也提到，国民党军队28日有人到全国总工会去要房子，29日李立三同志又向国民党中央报告，有一个机枪连占了全总的房子，刘少奇同志也于29日要求派四、五个兵去保护湖北省总工会。
这也充分证明，刘少奇同志当时并未被逮捕。
当时许多报刊对武汉国民党军队骚扰工会一事都有报道，但都未提到有工会领导人被捕。
《申报》1927年07月02日刊登的一条消息说：
“东方社29日汉口电
军队占领总工会会址事，经苏兆征与第8军李品仙交涉结果，此次之事乃因双方意见有欠疏通之故，现经谈妥，军队已于本日午后撤退。
苏兆征亦返至总工会内，门前有少数纠察队在彼守护。……”《庸报》同日刊登的一条消息说：
“29日下午十时汉口电今晚全国劳动界代表，在人民俱乐部开会，工界与军界领袖均有演说，当场谈及今晨军队占领工会会所事，经双方解释，误会全祛。
今晚军队已撤去，工会仍归纠察队防守。”
事实上，当时向忠发、许白昊、项英等也都没有被捕过。
当年法租界巡捕房的这份法文报告信显然是不真实的。
原《审查报告》根据丁觉群编造的交代，诬陷刘少奇同志到庐山养病，是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
“继续进行叛卖勾当”。
据罗章龙教授1967年12月05日证明，1927年八、09月间他在长沙见到向忠发，向忠发告诉他：
“刘少奇到庐山去养病去了”。
聂荣臻同志也证明，1927年南昌起义前，“中央同志指定我将准备南昌起义的决定，通知当时在九江养病的刘少奇”，这是“为了起义后少奇同志养病时的安全，使他好有所准备”。
这就充分证明，刘少奇同志从武汉去庐山养病，当时党中央是知道的，并且对他的安全十分关心，而不是象原《审查报告》所说的“汪精卫……指使他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
历史的真相终归要大白于天下。
刘少奇同志1927年在武汉为革命斗争所建立的功勋将与历史共存，而林彪、江青等一伙捏造并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一切“罪状”，也必然要被历史事实彻底涤荡。
新华社记者

科协二大代表在分组讨论中表示要发扬成绩
使科协在四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新华社北京03月16日电出席中国科协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今天的分组讨论中，表示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在党中央领导下，使科协在四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代表们的住地今天呈现着一派紧张、热烈、愉快的气氛。
一千多名代表，其中包括七百多名副研究员、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以上的专家、学者，认真讨论了周培源所作的中国科协的工作报告。
大家说，这个报告总结了科协第1次代表大会后二十二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科协工作的方针、任务，说出了大家要说的话。
这次大会，定将进一步调动起广大专家、学者的积极性，使今后科协的工作更加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代表们在讨论中表达了对科协二大胜利召开的兴奋心情。
中山大学数力系主任、广东省数学学会理事长梁之舜教授说，想到党和国家对科学工作者所寄予的殷切期望和给予的艰巨任务，心里特别高兴。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现在我们还有不少困难，但是应当向前看，总结过去，计划未来，满怀必胜信念，再接再厉，迎接光辉的明天。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和中国声学学会理事长、一级研究员汪德昭认为，今天的盛会，是为了明天的战斗。
他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使我们实现四化的信心更足了。
五中全会提出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我国出现了更加安定团结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天津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杨天祥，在前来北京的火车上就和同车的一些学者、专家讨论召开科协二大的意义。
在今天的分组讨论会上，他说，过去，科协在经济建设中发挥过很好的咨询、参谋作用，在培训技术骨干和科普宣传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可以断定，这次大会以后，科协的工作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
代表们这几天纷纷为四化建设献计献策。
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八十高龄的林克明教授，从广州乘火车到达北京的当晚，就执笔撰写了有关建筑问题的八条建议，一直写到凌晨三时。
在今天分组讨论时，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专家兴高采烈地就科协工作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生物学科的十几个学会的代表，在讨论中联合提出了一个关于加强对学生和群众进行生物科学教育的倡议。
台湾省籍科学家和港澳科学家，也在今天的讨论中就科技人才的培养问题提出了建议。

闽清县委密切联系全县的实际
采取措施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据新华社福州03月14日电
中共闽清县委领导成员，在学习和领会五中全会精神时，密切联系全县的建设实际，研究和制订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措施，决心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更好地带领群众夺取八十年代的新胜利。
粉碎“四人帮”三年来，从县委到各级党组织，普遍进行了调整和充实，特别是选拔一批年富力强的青年干部，充实了县、社两级领导班子，从而发挥了各级党组织在四化建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使全县形势越来越好。
县委领导同志在学习公报时，回顾这些可喜变化，深刻认识到，要贯彻好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就必须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保证。
县委在一边学习，一边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县委决定，首先从县级党政机关和公社现有干部中，选拔三十名青壮年干部担任公社副主任以上领导职务。
同时，再提拔一批农业技术干部，参加公社领导班子。
去年，县委和公社党委曾普遍对党员干部进行了一次轮训，提高了党支部的战斗力。
他们计划今年县委党校办十期培训班，对全县一千五百个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和大队长进行进一步轮训。
同时，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好《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件和著作。
并且在全县继续开展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的评比活动，树立榜样，使基层党支部和党员在四化建设中真正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好的党风一定会带出好的民风
李维汉、黄火青、帅孟奇等老党员谈学习《准则》的体会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6日电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后，新华社记者走访了几位老党员、革命老前辈，请他们结合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谈谈学习《准则》的体会。
早在1923年就担任湖南区党委书记（相当于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同志，兴奋地对记者说：
《准则》的制定和公布，是我们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林彪、“四人帮”制造十年浩劫，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受到极大破坏，党规党法横遭践踏，资产阶级派性恶性发作，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不正之风猖獗。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总结我们党政治生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制定了这个极为重要的党规党法。
它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顿党风、严肃党纪，深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武器。
他说，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地遵守党规党法，认真学习《准则》，对照《准则》的十二条规定检查自己，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在四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李老重温自己投身革命六十年的经历，语重心长地说：
我体会最深的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百折不回的革命毅力，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经得起严峻的考验。
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当时，我们在武汉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
一部分党员倒在血泊中，英勇地牺牲了；
一部分人消极动摇，成为落伍者；
一部分人自首变节，做了可耻的叛徒；
剩下一部分坚强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
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就这样，奋斗，奋斗，一直奋斗到现在。
李老说，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我们又历经了千辛万苦。
那时，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得不断地同敌人浴血奋战。
在翻雪山过草地时，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连续七天七夜看不到人烟。
粮食快吃完了，靠野菜、皮带补充。
有多少同志在长征路上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当时大家只有一个信念：
革命一定能成功，共产主义一定能胜利！
谈到这里，李老激动地说：
共产党人不仅要经得起艰苦斗争的考验，更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
我们这些人都是幸存者，不能因革命胜利而骄傲，因生活优裕而贪图享受，而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百折不回的革命毅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福利。
在这方面，周恩来同志是我们的典范。
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和人民同甘共苦，从来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
我常对同志们说：
“北京有个老黄牛，重担压不倒”，指的就是恩来同志。
我们应该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这位八十四岁的共产党员，虽然身体不好，但是每天都不闲着。
他认真地收集和整理党史资料，接待来访者，并坚持读书学习。
他说：
“我虽然老了，但我还要尽可能为党做点有益的事。”
有着五十四年党龄的黄火青同志，联系党的斗争历史，向记者着重谈了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他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要依靠民主集中制来统一全党的行动。
党的团结统一是我们的事业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即使党犯了错误，只要全党是团结统一的，错误也会纠正得快一些。
他说，我们党过去由于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而蒙受惨痛损失的教训太深了。
1930年，王明等人趁着批判立三路线的机会，采取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做法，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
王明的错误路线给党带来的损失，是尽人皆知的。
长征途中，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作出的关于统一北上的决议，带着一部分红军南下，以后又另立中央，使党的事业遭到严重损害。
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林彪、“四人帮”得以横行，使党和国家遭受了十年浩劫。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
黄老说，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前提是实行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说了算。
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实践证明，党中央是坚持集体领导的，这为发扬党内民主创造了条件。
每次开中央全会，都能充分发扬民主，大家有啥说啥，无拘无束。
凡是正确的意见，中央都予以采纳，真正体现了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黄老说，党内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
要有自由，又要有纪律，不加强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我们的党就成了一盘散沙，毫无战斗力。
回忆我们当初入党时，把个人服从组织，特别是服从党中央，看成是自己神圣的职责，是自己对党最忠诚的表现。
只要是党的决议，共产党员就坚决执行，不讲价钱。
这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党的纪律相当松弛，许多党员各行其是，有的人甚至连中央的决议也可以不执行，实在令人不能容忍。
我认为，应当强调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越是居于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越要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否则，对党的危害也越大。
今后，对于严重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能手软。
革命老前辈帅孟奇大姐，也对记者畅谈了自己的体会。
她感慨地说：
湖南有句老话，“成家犹如肩挑土，败家犹如浪冲沙”，党风也是如此，要培养一个优良的党风很不容易，然而败坏起来是很快的。
你们看，“四人帮”横行十年，把我们的党风败坏成什么样子，说起来真令人痛心！
这些年来，有些党员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民主作风差了，脱离群众，不讲真话，搞特殊，铺张浪费；
有的喜欢吹捧，听奉承话，什么党纪党法都置之度外。
这些党员的行为，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现在好了，《准则》公布了。
好的《准则》，好的党风，一定会带出好的民风来。
要建设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大家添砖加瓦，要培养一个好的党风，需要全党同志努力。
接着，帅大姐向我们介绍了古代季文子以俭为荣的故事，她语重心长地说，搞特权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共同特征，在封建社会象鲁国大夫季文子那样的大官能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更应高出他千万倍。
《准则》公布以后，我希望全党三千多万党员同志都能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
如果能这样做，我相信革命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党的优良传统会重新发扬起来，党的政治路线会更好地贯彻执行。
帅大姐几十年为革命艰苦奋斗，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国民党反动派把她的左眼和右腿搞坏了，“四人帮”又搞坏了她的右眼。
她尽管年迈体弱，眼睛看不清，去年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以来，还是尽自己的力量处理一些群众来信。
从去年11月底起，她先后到湖北、湖南、广东等地了解情况，沿途给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约法三章”：
要处处注意节俭，不准给地方添麻烦，更不准接受特殊照顾。
下乡时，地方领导同志见她八十三岁高龄，请她坐小卧车，她不肯坐，而和大家一起坐面包车。
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们，大姐十分注意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和群众监督之下，不做“特殊党员”。
她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在会上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要同志们多向她提意见，讲真心话。

市委书记找我谈心
01月26日上午，郭峰同志的秘书给我来电话，问我明天有没有时间，说郭峰同志要和我谈谈。
我高兴地答应了。
中共沈阳市委第1书记找我谈什么呢？
我想可能是住房问题吧。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常听到对领导干部的一些反映。
去年，有关部门决定把一幢办公楼腾出来，给郭峰和另一位领导同志做了宿舍。
对此，机关里有些议论。
后来，我们到下边检查违犯纪律案件时，也听到个别领导人以此为借口，替自己搞特殊化辩解。
我想，对机关内外的这些反映，应该以负责态度向郭峰同志提出来。
背地里议论，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齐心协力搞四化。
我几次想这样做，但总下不了决心。
后来，我终于想通了：
市委书记和我都是共产党员，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同志关系，有什么意见，告诉他，就是对他的支持；
对的他就接受，不对的可以引起警惕。
于是，我在01月05日给郭峰同志写了一封信，把我听到的反映告诉了他。
01月11日中午，秘书打电话告诉我说，郭峰同志看了我给他的信，想找我谈谈，但这几天很忙，以后有时间再谈，希望今后听到什么反映随时告诉他。
说真的，郭峰同志不仅看了我的信，而且还有回音，我就心满意足了，没想再占用他的时间谈一谈。
星期日上午八点半，郭峰同志准时来到约定地点，他亲切地拉着我的手，含笑地跟我唠起家常，使我一点也没感到紧张。
话头转到我的那封信，他说，你提出的问题很好嘛！
目前，机关办公室这么紧张，这幢楼改做宿舍是不合适的。
现在看来，我当时搬来的时候，注意不够。
我已经和办公厅的同志讲了，请他们帮助解决，有了房子就搬出去。
郭峰同志还说：
我把你的信在市委常委会上念了，下边的同志写这么一封信不是轻易的，我们要认真对待，大家要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防止特殊化，如果有就抓紧纠正。
郭峰同志还和我谈了机关的工作、群众的生活等问题，我们越谈越热乎。
后来他约的另一名同志已经来了。
我起身要走，他拉着我的手说，以后我们要常交谈，到我办公室去，到我家里去都行。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热乎乎的。
我想，我反映的这个问题，责任不完全在他，而且有的情况还有出入，但郭峰同志却是这样的虚心，这样的诚恳。
联想到入冬以来，郭峰同志深入下层，体察民情，亲手解决群众买不到豆腐和坐车难等问题，使我深深感到，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都应当发扬这种优良的作风。
中共沈阳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人员刘宗璟

我国选举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县级直接选举试点工作在各地展开
本报讯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公布以后，各地积极部署县级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
截至目前为止，全国已有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开展了县级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
县级直接选举，是我国选举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公布以后，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黑龙江、吉林、宁夏、新疆、山东、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安徽、贵州、云南、西藏等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安排部署了本地的试点工作。
为了切实搞好试点，这些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了有省级机关、各行政公署以及试点单位的领导同志参加的选举工作会议，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
会议期间，他们认真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学习了《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学习了彭真同志在全国县级直接选举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并传达了全国县级直接选举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的精神，初步总结交流了去年本地区开展试点工作的经验，研究和讨论了如何搞好本地区县级直接选举的试点工作。
天津、山西、新疆、河南、湖南、贵州、西藏等省、市、自治区还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了选举实施细则，通过学习讨论，使大家提高了认识，为搞好县级直接选举试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今年上半年这些省、区的每个行政公署选择一、二个县进行试点，下半年分期分批完成县级直接选举。

提倡主动找群众谈心
唐文
中共沈阳市委第1书记郭峰同志，在接到市纪委干部、共产党员刘宗璟同志给他的信以后，主动找刘宗璟同志谈心，诚恳地接受批评和建议。
这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应该把它大大发扬起来。
在我们党内，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固然在职务和分工上有所不同，但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下级干部对上级领导同志有意见，主动给他们写信或者找他们当面谈；
上级领导同志也拿出一定的时间，到党员、干部和群众中间去走一走，主动征求他们对自己、对工作的批评和建议，这在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内部本来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在战争年代，我们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不正是这样的吗？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地方不但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很少谈心，就是要见领导一面也很困难；
即使有时领导肯予接谈，又往往官架子十足，使人望而生畏，不能畅所欲言。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期间，这种现象尤为严重。
现在，一些党组织的领导同志带头恢复和发扬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坚决摒弃旧的腐败作风，十分令人欣喜。
如果所有的党员领导干部都能这样作，定期或不定期地找下级、找群众谈心、交心，不但能使下情上达，有助于改善党的领导，而且会更加密切上下之间、党群之间的关系，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地进行四化建设。

鞍钢党委开展讲评优秀党员的活动
本报讯
去年以来，鞍山钢铁公司党委开展讲评优秀党员的活动，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
过去，这个公司有一部分党员不做党的工作，不起党员作用，影响了党组织的战斗力。
鞍钢党委在狠抓党员教育的同时，决定每半年开展一次党员讲评活动，选出优秀党员，由各级党委进行表彰。
通过讲评和表彰优秀党员活动，许多党员能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烧结总厂加工工段有六名党小组长，过去有五人认为担任党小组长费力不讨好，要求“换肩”。
讲评之后，他们感到共产党员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费力应该，讨好不对。
现在，他们不仅积极完成自己承担的生产任务，而且积极开展班组工作。
开展讲评党员活动后，这个公司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共产党员比以前大幅度增长。
去年，全公司有三万五千多名党员被评为公司、厂矿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七。

农村也要节约用电
国家经委要求从今年开始，切实节约能源，把我国的能源消耗水平大幅度地降下来。
浙江省吴兴县降低农业排灌用电的事实，说明农村节约能源大有可为，应当同城市一样努力抓好。
我国农业用电的范围日益扩大，全国百分之八十七的公社、百分之六十二的大队、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生产队有了电力。
现在农业用电占全国城乡总用电量的比重已超过百分之十三。
电力给农村带来了光明，为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生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当前，春耕播种已经到来，有些地方旱情还在发展，农村用电量越来越大。
为首先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一些工厂、机关、企业单位主动为农业让电，支援农村社队抗旱播种、抗旱浇麦。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各行各业都来保证农业用电，大力支援农业，这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在这同时，农村社队也要多为国家着想，注意节约农业用电。
在电力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多节约一度电，农业就可以多用一度电，使有限的电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时，电费支出是农业生产费用的一个大项，努力减少电力消耗，这是降低农业成本、增加集体收入的重要途径。
农业排灌用电象吴兴县平均每亩降低八度，仅这一项，浙江省全年就可节约电一亿度，全国就更可观了。
可见，节约农业用电，既是迫切的，也是可能的，潜力很大，绝不可小看。
加强农业用电管理，减少浪费，是农业战线广大干部群众的光荣任务。
那种认为农业用电量小、节电作用不大的思想，是不符合实际的。

加强管理科学用水
吴兴去年节约排灌用电六百万度
本报讯
浙江省主要商品粮基地之一的吴兴县，去年粮食亩产创历史最高水平，而农业排灌用电每亩平均只二十七度，比前年每亩降低八度，全年共节约用电六百二十七万度。
现在，浙江省电力排灌面积约一千三百万亩，占全省实灌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如果都象吴兴县平均每亩用电下降八度，全省全年可节约用电一亿度，相当于浙江省去年总发电量的二十二分之一。
吴兴县委十分重视对农业排灌省水节电工作的领导，把它作为节约能源，促进四化的大事来抓，在全县实行用电定额到田，超支加价，公社留用，节约奖励的办法。
去年春天，这个县规定每亩用电超过二十度的，其超过部分按加工电价收费，比排灌用电收费稍高，超收的费用全部留给公社使用，其中一部分可作为先进单位、机埠（站）和个人的奖励。
结果，全县四十五个公社中，每亩平均耗电不超过二十度的有塘甸、苕南等六个公社，在全县一千八百二十三个机埠（站）中，有二百六十八个机埠达到了县规定的指标，其中低于十度的有二十八个机埠。
如塘甸的东香港和戴山的毛家斗机埠，分别达到八点七三度和九点四三度的最好纪录，为全县农业排灌省水节电做出了榜样。
此外，从去年04月开始，在少数机埠试行了买水制，搞“五定二保一奖”责任制，也取得良好的效果。
去年年终大部分机埠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指标，领到了超利润奖金，这样既鼓励了先进，又鞭策了后进。
按科学用水的要求，每亩田全年需水量为七百至一千方，按吴兴县的平均提水扬程计算，大约需耗电十至十五度，省水节电的潜力还很大。
为争取达到这个目标，吴兴县机电排灌战线职工正在进行总结评比，进一步提高对省水节电重要意义的认识，采取有效措施，要求在去年节电的基础上，每亩再下降九度，为节约能源作出新贡献。

北京市举办郊区、县林业领导干部技术训练班
本报讯
为了加快首都绿化速度，北京市人民政府责成市农林局于01月中、下旬，分山区（包括半山区）、平原举办了十四个郊区、县的林业领导干部技术训练班。
参加学习的有各郊区、县的农林（林业）局局长、林业科长和二百多个公社主管林业的干部，共三百多人。
训练班组织学员学习了《森林法》和有关林业政策；
聘请中央林业部和一些专家、教授，讲了发展林业的意义，传授了造林规划设计、采种育苗、果树栽培、平原绿化以及病虫害防治等十四个方面的技术知识；
介绍了在林、果、蚕桑方面的典型经验。
这次训练班采取了听讲与总结经验教训，大会交流经验与小组座谈，学习政策与专题研究三结合的方法。
学员们学习热情很高，收获不小。
普遍反映，这次市里培训林业领导干部是解放以来的第1次，今后应多办这样的训练班。
通过学习，提高了大家对发展林业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了政策观念，学得了一些林业技术知识。
（附图片）
江西省九江县幸福大队农民技术员、共产党员张才东（左）选育出的“4134”棉花新品种，亩产可达二百五十斤。
华云摄（新华社稿）

国家海洋局等有关单位
准备开展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查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为了开展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的综合调查，国家海洋局、国家水产总局等有关部门和沿海一些省、市正积极进行准备。
02月底，国家成立了全国海岸带、海涂资源综合调查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小组，提出了调查工作的规划设想，安排了1980年的任务。
这次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全国海岸带和重要河口、海湾、港口的综合调查研究；
全国海涂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调查研究；
滨海地区污染调查与环境保护的研究；
海岸带和海涂资源保护管理条法的研究等。
我国大陆沿海，海岸线一万八千多公里，海涂广阔，资源丰富。
为了对沿海地区进行全面规划和合理开发，去年秋天，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对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全面调查。
这是一项关系到我国四化建设和造福子孙后代的工作，它已被列入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
今年主要是进行组织准备工作，成立领导机构，培训队伍，有选择地组织试点。
浙江省温州地区从去年开始试点，已初步取得了经验。
根据规划要求，整个工作计划于1985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完成。
从明年开始到1985年，沿海各省、市、自治区将具体组织实施调查。

宁乡县建立农电管理网
促进了农村计划用电、节约用电和安全用电
本报讯
湖南省宁乡县对农村电力和农业用电设备进行整顿，促进了农村计划用电、节约用电和安全用电。
十多年来，宁乡县农村电力事业发展很快，农业用电装机三万一千千瓦，已占全县总装机百分之三十六点七。
去年下半年，宁乡县在全县农村统一开展了“一查四定”（即用电大普查，定电力、定电量、定用电时间、定单耗），全县共普查了大电网供电的六十个公社、九百六十个生产队。
进行了设备评级和整顿改造工作，公社增配了农电员，大队、生产队有了安全员，建立健全了农电管理网。
通过查、定、改、管，全县农业高峰用电负荷削低二千一百千瓦，负荷率提高百分之二十三。
整顿后全县一年可节电四百五十六万度，占全县农业用电量的百分之九。
过去存在的用电无计划、布局不合理、负荷不均衡、线路不安全的状况有了初步扭转。
农村用电分散，面广、点多、线长。
由于发展得快，设备质量、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都跟不上。
宁乡县重视解决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使大家看到宁乡农村电力的现状，很不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不解决这些问题，不但浪费国家的动力资源，而且也会变电“利”为电“害”。
同时还注意依靠各级党委，充分发动群众，抓住典型，突出重点，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全面推开。

探索增产途径　实行科学种田
徐河公社干部带头学农业科技知识
本报讯
安徽省桐城县徐河公社党委成员带头学习和钻研农业科学技术，抓住生产上的关键问题开展科学种田活动，促进粮食产量不断提高。
徐河公社以生产水稻为主，过去曾经是安徽省粮食高产的一个先进典型，早在1971年，全公社粮食平均亩产就达到一千七百三十斤。
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粮食生产一直停滞不前。
去年，公社党委总结了生产上的经验教训，分析了生产长期徘徊的原因以后认为，要改变粮食产量徘徊不前的局面，必须在农业科学技术上有一个新的突破。
于是，公社党委成员决心带头学习和钻研农业科学技术，下功夫解决影响农业增产的一些关键问题，带领群众广泛开展科学种田活动。
徐河公社是双季稻产区，每年晚稻生长后期往往容易发生虫害，这是晚稻产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摸清晚稻虫害的规律，公社党委书记夏善富虚心向农业技术人员学习治虫技术，而且亲自参加治虫活动。
去年09月，当晚稻三化螟第4代发生前，他到公社农科站和技术员一起，检查病虫发生情况，研究防治措施，临走时，他还从农科站的稻田里采集了虫卵，带回观察虫卵羽化情况。
由于公社干部带头学习植保常识和有关技术，群众性的治虫活动也开展得好，因此去年的晚稻治虫工作搞得主动扎实，使晚稻螟虫危害率降低到百分之零点五以下。
去年，全公社一万零八百亩晚稻，平均亩产达到八百三十一斤。
公社党委副书记叶先安，过去对农业生产不很熟悉。
三年来，他努力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先后自学了五十多本农业科技书籍和刊物。
当他学习了杂交稻的栽培技术书籍以后，就在他蹲点的生产队搞杂交稻试验。
1978年，他在九分田上试种杂交稻，亲自参加劳动和作试验记录，收获后折合亩产九百八十斤。
试种成功后，他积极向群众宣传杂交稻的栽培技术，使杂交稻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去年，全公社种植杂交稻一千五百亩，平均亩产过千斤。
徐河公社干部在自学农业科学技术的同时，还比较注意群众性的学习活动，认真抓好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
去年，全公社先后举办过六次农业科学技术讲座，党委领导成员带头讲技术课。
全公社还购买了三十套、一百二十本《水稻栽培》等科技书籍，订阅了五十多份农业科技报刊，印发了三千多份农业科技资料。

新建的渔港
以渔业为主的山东省长岛县砣矶公社依靠集体的力量，苦战九年，搬掉大小山头八座，在渤海湾中建成一座渔港，大大改善了渔业生产的条件。
新华社记者李锦摄

春风又绿五指山
——海南岛恢复发展热带作物见闻
初春时节，出海口，走崖县，从崖县到琼海，跑了半个海南岛。
沿途上，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这里形形色色的热带作物生长得十分兴旺。
山坡上，盛开的咖啡花绽满枝头，象覆盖着一层耀眼白雪。
胡椒藤上挂着成串的果实，在阳光下绿莹莹发亮。
橡胶树、椰子树一行行，一片片，遮天蔽日，呈现出一派美丽的热带风光。
海南岛由于受太平洋和印度洋暖流的影响，气温高，雨量多，湿度大，适合热带作物生长。
海南人民早就懂得利用这一特有的自然条件，种植热带作物。
唐朝有个诗人陆龟蒙，写过这样的诗句：
“酒满椰杯消毒雾”。
可见椰子古代就有，而且懂得用椰壳作酒杯了。
一千二百年前，我国和爪哇就有胡椒贸易，证明自古以来胡椒就是我国人民喜爱的调味品。
橡胶和咖啡稍晚些，也有七十多年的历史。
但是初解放时，海南只有椰子等少数几种热带作物，种植面积总共不过十二万亩。
后来党和政府组织农垦大军，发动当地群众，建立科研机构，种植橡胶、椰子、胡椒、咖啡、可可、香茅等，热带作物生产才蓬勃发展起来。
现在名目不下千余种，全岛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的种植面积已达四百多万亩，相当于初解放时的三十三倍。
海南区党委负责同志告诉记者，在极左路线横行的十年里，热带作物也遭受了一场浩劫，种胡椒被说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喝咖啡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全岛掀起了一股砍胡椒、咖啡和其它热带作物的歪风。
我们访问了儋县的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陪同参观的同志指着数丈高的椰树告诉我们：
这是热带有名的高产油料作物，五个椰子可产一斤油；
一棵椰树可结椰子三四十个。
椰肉可生食，也可用来调制食品和糖果。
椰壳是制造活性炭的原料，还可制用具和“椰雕”。
皮是一种很好的纤维，可制地毯、缆绳。
叶子可盖房用，树干是栋梁之材。
这位同志幽默地说：
“象这种慷慨无私，周身都用来造福人类的宝树，也逃脱不了林彪、
‘四人帮’极左路线之害，大片大片地被砍掉了。”
这个研究院在文昌县有个椰子试验站，1966年前有三千多万棵椰子树，后来被砍了三分之二，现在只剩下一千多万棵。
到1969年，研究院干脆被解散了。
研究人员望着1960年02月09日周总理视察该院写下的“儋县立业，宝岛生根”的题词，流着泪，依依不忍离去。
现在这个热带作物研究院又恢复起来了。
在一块块曾经惨遭砍伐的林地上，各种热带作物又生机勃勃地生长着。
我们到儋县、崖县、万宁、琼海等地，到处都看到这样的情况，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的春风，给海南岛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力量。
这几年，这里热带作物的生产恢复得非常快。
我们访问了儋县前进公社石屋大队。
这个大队地处山区，种了五千六百多亩橡胶，一千四百多亩水田。
在十年浩劫里，这个大队的生产也受到了损害，但这几年已经迅速恢复和发展。
去年生产粮食一百八十多万斤，比前年增长十三万斤；
生产橡胶一百七十多吨，比前年增产四十六吨；
去年全大队平均每人分配三百五十一元。
全大队私人存款达三十六万七千多元，平均每户一千二百多元，其中有十户突破了万元大关。
海南岛这几年生产搞得好的社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生产上坚持因地制宜，正确地处理了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生产的关系。
万宁县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全县砍去八千亩胡椒种粮食，搞了十年，粮食没有上去，反而把群众生活搞得很苦。
现在他们实行粮食、经济作物一起抓。
1977年粮食总产一亿七千多万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1979年早造晚造全受灾，粮食仍取得一亿五千万斤左右的好成绩。
与此同时，胡椒已由三千亩恢复到八千四百多亩，产量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八十六。
今年这个县计划主粮超历史水平，热带作物全面超历史水平，胡椒计划种一万二千亩。
县委书记对完成这个计划满怀信心，他说：
“去年晚造受灾，有六个公社损失粮食二千万斤左右，没有一个人打报告要求补助。
遇灾不见灾，这是今天海南农村大好形势的一个特色。”
在琼海县我们也看到同样的情形。
这个县这几年热带作物生产也恢复得比较快。
1976年年产橡胶只有二百二十九吨，去年已恢复到七百多吨。
胡椒今年估计可收七千担，产量比1976年已经翻了几番，但还没有恢复到历史水平。
热带经济作物发展起来，粮食不仅未受影响，反而增产了。
琼海县二十二个公社，去年稻谷社社队队都增产，全县比前年增产五千一百多万斤。
现在，这个县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一个问题：
八十年代是大有作为的年代，我们应该有哪些作为？
对这个问题，大家一致看法，就是粮食和热带作物都恢复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归途上，记者行经一个集镇，那里正逢集，人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我们从一家咖啡店门前经过，许多赶集的人在里边喝咖啡，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陪同我们同行的一位同志说，在“四害”横行的年月，不让生产咖啡的海南岛人喝咖啡，现在这类咖啡店逐渐恢复起来了，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本报记者　余焕春

水产总局负责人谈水产事业在调整中前进
保护资源发展养殖适量捕捞
新华社北京电
新华社记者任泽励报道：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经常听到城市居民在议论市场上鱼少的问题。
最近，记者就此走访了国家水产总局。
这个局负责同志说，这是我国水产工作在调整中带来的暂时现象。
我们吸取以往的教训，坚持不搞高指标，从水产资源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当控制捕捞量，这就为恢复水产资源，为以后的高产创造条件。
这样做在当前的条件下是必要的，也是积极的。
这是我国水产事业在调整中稳步前进的开端。
国家水产总局的负责同志说，从第1个五年计划以后，水产部门在指导渔业生产中，存在着“有水就有鱼，增船即增产”的思想，违背自然规律，长期搞“高指标”，盲目造船，酷渔滥捕，严重破坏了近海渔业资源，使几种主要经济鱼类的产量大幅度下降。
如大黄鱼年产量由最高水平的十九万吨下降到1978年的九万多吨，带鱼由五十七万多吨下降到三十多万吨，小黄鱼由十六万吨下降到两三万吨。
淡水鱼的天然捕捞产量，也由五十年代的年产六、七十万吨下降到1978年的二十九万六千吨。
从1979年开始，我国水产部门坚决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纠正了过去盲目追求高指标的做法，把工作重点从单纯捕捞、追求高产转移到保护资源、发展养殖、注重质量方面来，做出了初步的成绩。
首先是加强渔政管理。
去年国家颁布了《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许多地方重申或新规定了必要的禁渔区、禁渔期，调整了近海作业，减少了产量虽高但破坏资源严重的近海底拖网作业，发展围网、流网和钓业。
这样做，虽然影响一部分产量，如浙江省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就少捕十万吨小带鱼，但是取得了保护资源的效果。
其次，发展水产品的养殖。
淡水养殖着重抓商品鱼基地的建设。
1979年全国已建成二十一万亩精养鱼塘，其中投产十一万亩，上调鲜鱼三千五百吨，比1978年增加近两倍。
海水养殖面积扩大十分之一。
对虾养殖发展较快，面积达十一万亩，产虾一千多吨，比1978年增加两倍。
在保护资源的同时，改善了水产品的保鲜加工工作。
1979年建成一批冷库，新增冷藏能力两万多吨。
国营渔轮大部分恢复了船上冲洗分类装箱制度，机帆船带冰出海的也增加了，鱼货腐烂变质现象有所减少。
国家水产总局负责人说，在重点抓调整的前提下，去年水产品的总产量仍达四百一十多万吨，数量虽比1978年减少，但经济鱼类的比重增加，鱼的质量也有提高。
国家上调的鱼同1978年大致相等。
水产品出口换回外汇三亿三千万美元，比1978年增长近三分之一。
由于经济鱼比重和鱼货质量有了提高，加上调整水产品收购价，降低部分渔需物资销售价，多数渔业社队和渔民收入有较大增加。
总局负责人说，1980年我们将继续大力贯彻八字方针，为了保护资源，捕捞量还要适当压缩。
但是只要我们千方百计加速养殖的发展步伐，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鱼货质量，市场的供应状况，还是可以逐步改善的。

侯德封同志在京逝世
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矿床学家和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侯德封同志，因病于02月2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
侯德封一生从事地质科研工作。
他为寻找国家急需的铜矿、锰矿和石油等矿产资源，足迹遍及祖国各地，先后完成学术论文和工作报告一百多篇。
侯德封在发展陆相生油理论和沉积地质学、第四纪地质学、工程地质学方面，作出了贡献，在国际国内地质学界有很高声望。
侯德封同志追悼会于03月06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国家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以及有关单位负责人和侯德封同志的生前友好参加了追悼会。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积极开展学术活动
中国科技大学中年教师成为骨干力量
新华社合肥03月16日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中年教师已经成为教学和科研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这个大学有教师一千四百多名，中年教师占大多数。
校党委十分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两年来提拔了一批年富力强的中年教师到领导岗位。
目前全校十个系的负责人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中年教师。
新提升的五十多名正副教授和五百七十多名讲师中，绝大多数也是中年教师。
各系中年教师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开展学术活动。
数学系百分之八十都是中年教师。
他们担负着全校三千多名学生的数学课教学和科研任务，有的还出国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
过去，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着有些内容学生听不懂，有些知识学生不能及时学到，因而影响其它基础理论学习的问题。
数学系副主任龚升教授和其他几名中年教师一起，针对这些问题对教材进行了改编。
他们编写的新教材《简明微积分》，较好地适应了当前教学的需要，学生们很欢迎。
1978年春，中国科学院决定研制我国第1台电子同步辐射加速器，这个大学派出二十二名中年教师参加这项工作。
他们在校领导和兄弟单位大力支持下，努力工作，一年来，完成了超高真空系统试验阶段的工作和直线加速器试验阶段、弯转磁铁的本体设计、加工、安装的大部分工作。
这个大学天体物理研究室的中年科研人员，1973年以来，克服重重困难，边教学，边开展天体物理的理论研究，先后发表了六十多篇论文，其中涉及天体演化、相对论天体物理、高能天体物理等。
这些论文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附图片）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有关单位的协作下，建造了六路激光核聚变装置和有关测试仪器及球靶，并运用这些设备进行了系统的物理试验，打出了中子，观察到激光对靶的压缩效应，在激光核聚变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进展。
新华社记者　王子瑾摄

《回忆少奇同志》一书出版发行
《红旗飘飘》回忆刘少奇同志文章专辑也将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5日电
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了向广大青年介绍刘少奇同志的革命斗争事迹，最近编辑了两本关于刘少奇同志的回忆录，一本是
《回忆少奇同志》，已经出版发行；
另一本是回忆刘少奇同志的文章专辑——《红旗飘飘》第20集，也将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的职工为赶印这两本书，进行了紧张的劳动。
《回忆少奇同志》一书，收集了张爱萍、马文、吕振羽等七位同志写的六篇文章：
《真理的启示》、《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回忆往事——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的片断》、《刘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少奇同志在淮北抗日敌后》、《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反映了刘少奇同志在安源、中央苏区和抗日战争等几个时期的一些革命事迹，全书约十一万字。
《红旗飘飘》第20集专辑，近二十万字。
徐向前同志为这个专辑题了词，题词全文是：
“刘少奇同志光辉的革命业绩，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专辑的文章作者中，有肖劲光、杨献珍、陈克寒、刘英、师哲、王林、郭明秋、岳夏等革命老干部，还有吴振英、刘振德等二十多位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过的秘书、警卫人员、医务人员。
这两本书都收有刘少奇同志的照片若干幅。

天文学家徐振韬、蒋窈窕通过分析大量资料
对太阳黑子活动问题提出新见解
认为十七世纪太阳活动一直正常，不存在衰落期
新华社南京03月16日电
长期以来，天文学界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初的七十年间，太阳的黑子活动中断了。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天文学家徐振韬和他的夫人蒋窈窕用大量事实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见解。
世界天文学家一般都认为，由太阳黑子数所决定的太阳活动性，它的周期规律至少已持续了几百年，但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初期的七十年间，因无法找到太阳黑子活动的记载，而定为太阳活动的衰落期。
天文学家称为“蒙德极小期”。
中国保存有长达二千余年的极其宝贵的天象资料。
徐振韬夫妇从中国地方志上查到了大量太阳黑子活动的记载，在十九种地方志上有二十三条是关于十七世纪的黑子记录，其中六条在“蒙德极小期”中。
徐振韬夫妇在分析了这些资料之后，证明十七世纪太阳活动一直是正常的，它的变化周期和目前一样，近于十一年。
所谓“蒙德极小期”的说法，是由于资料不足造成的假象。
徐振韬夫妇为此合写一篇论文，刊登在南京大学1980年第2期学报上。
英国《泰晤士报》在今年02月04日介绍了徐振韬夫妇的这项科研成果，引起了国际天文学家的重视。

天津三万多名科技人员参加业余进修
学员们边学习边实践在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天津03月16日电
天津市科协加强在职科技人员的培训，已参加业余进修学习的有三万二千多人，占全市科技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
近两年来，天津市科协先后恢复了停办十二年之久的市科技进修学院和八个区分院；
同时发动科协所属的各个学会自己办学，并结合推广新技术、新工艺与一些工厂、科研单位共同办学。
截止去年底，这些学院和学会共开办各种类型的专业进修班和科技知识系统讲座班四百多个。
仅市科技进修学院及所属的八个分院就有兼职教师四百七十多名。
市科协与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采取协作的办法，来解决教材和教学仪器等问题。
市科技进修学院培养的对象主要是1966年以前大专毕业的科技骨干和相当这种水平的中级科技人员，按研究生的要求开班设课。
各分院培养的对象主要是初级科技人员，经过几年的学习后，要求达到大学本科毕业水平。
学员们边学习，边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工作实践，在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沽化工厂技术员肖为国，运用在市科技进修学院自动化技术班学到的自动化控制理论，写出《聚乙烯聚合初期斜坡响应和重叠控制讨论》等论文，改革了本厂聚乙烯生产工艺，提高工效近五倍，一级品率产品由过去的百分之十五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五。

方毅会见日本学术会议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6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今天上午会见了以日本学术会议会长伏见康治教授为团长的日本学术会议代表团。
会见时，方毅同日本朋友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双方表示要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
代表团是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于03月12日到京的。

第2届亚洲城市国际象棋赛结束
我国广州队获得冠军
据新华社香港03月16日电
在香港举行的第2届亚洲城市国际象棋赛今天下午结束，中国广州队荣获冠军。
来自中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十二个城市的国际象棋队和香港的两个队参加了这次比赛。
比赛从03月08日开始，经过三个小组的初赛后，每个组积分最高的两个队又进行决赛。
在决赛中，广州队以积分十五分半荣获冠军，菲律宾马尼拉队得十三分名列第2，中国上海队得十二分半名列第3。
以下的名次是菲律宾的巴纳联队（七分半）、印度尼西亚的泗水队（七分）、泰国曼谷队（四分半）。

蒋南翔会见英国教育记者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
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今天下午会见以英国《教育》杂志主编图多·大卫为团长的英国教育记者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回答了客人们提出的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

表彰先进维护治安
上海市嘉奖一大批敢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单位和个人
江苏省公安局通报嘉奖十六名公安干警
新华社上海03月16日电
上海市人民政府嘉奖一大批敢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公安干警、保卫干部、治保积极分子、工人纠察队员，并对二十五个先进单位和七十六名先进个人分别授予奖旗、奖状和奖金。
这些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积极贯彻全国城市治安工作会议精神，踊跃投入整顿上海社会治安的战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显著成绩。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刑事侦察队每当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刑事案件发生，领导干部带头上阵，加强现场指挥，组织优势兵力，连续作战，突击破案，使破案率大大提高。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批捕科只有六位同志，担负着全区刑事案件的审批任务。
去年十至12月，这个科办理的案件又超过前九个月办理的案件数总和。
在报捕案件大量增加的情况下，他们日夜赶办，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及时报请领导批准予以逮捕，有力地配合了公安机关打击现行犯罪破坏活动。
上海立新船舶修造厂工人诸伟忠见义勇为，在去年11月的一个深夜，和被害人一道追捕拦路持刀行凶抢劫的两名罪犯。
诸伟忠在身中三刀的情况下，仍顽强地与罪犯英勇搏斗，终于在闻讯赶来的群众协助下使罪犯就擒。
连续三次被评为上海市公安保卫战线先进生产者的崔日凤，是中山北路街道东村居委会治保主任。
她热心治保工作，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经常主动配合公安机关查破案件。
去年10月19日，东村地区的一家杂货店发生了盗窃案，崔日凤一面向派出所汇报，一面立即召开治保人员会议，分析案情。
派出所根据她提供的一个重要线索，通过反复查证，一举挖出了有十一个成员的犯罪团伙，查破了积案十一起。
新华社南京03月16日电
江苏省公安局最近通报嘉奖在整顿城市社会治安中英勇顽强、沉着机智地同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十六名公安干警，并发给奖金，以资鼓励。
徐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侦察员伏义顺为维护社会治安，去年一年抓获了一百一十一个扒窃犯。
他多次面对手持凶器行凶拒捕的犯罪分子而毫无畏色，英勇地将罪犯抓获归案。
扬州市公安局刑侦科侦察员佘名森在捉拿犯罪分子时，被罪犯刺伤，仍坚持同犯罪分子激烈搏斗，终于擒获罪犯。
苏州市公安局沧浪分局水上派出所民警张伯元奋不顾身，英勇拦截盗开汽车的犯罪分子。
连云港市市东派出所民警周正标勇敢机智，及时抓获了藏身于三十五米长下水道中的犯罪分子。
这些事迹，深得当地干部群众的赞扬。

陶行知纪念馆复馆开放
新华社南京03月16日电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纪念馆昨天在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正式复馆开放。
陶行知毕生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
他早年留学美国。
1916年回国后，他坚持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
他是一名民主战士，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斗争。
陶行知先生于1946年逝世。
重新整理开放的纪念馆，展出了一百二十多幅照片，介绍了陶行知先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
馆内还陈列了他的遗物、遗著和诗文手稿两百多件。
周总理在重庆时赠送给陶行知先生的一件延安织的毛线衣，是第1次展出的珍品。

名词解释
固定资金
指企业生产用房屋、建筑物、安装传送装置、动力设备，以及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等劳动资料所占用的资金。
上述这些劳动资料使用年限较长，在使用过程中逐渐损耗，但它们的实物形态一般保持不变。
它们的价值按照损耗的程度，部分地、逐渐地转移到所生产的产品中去，即以折旧的方式计入产品成本，并且随着产品的出售逐次地周转回来。
其余尚未转移的价值部分，仍固定在原来的实物形态上，直到报废更新为止。
所以，这部分资金叫做固定资金。
随着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固定资金的总额及其在企业生产资金中的比重也相应增大。
因而，提高现有设备的完好率、利用率和生产率，充分发挥固定资金的使用效果，是很重要的。
流动资金
指企业用于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储备和支付劳动报酬等费用的资金。
原材料、燃料和辅助材料在生产过程中全部被消耗，丧失它们原有的实物形态。
它们的价值也相应地一次全部计入产品成本，并随着产品的出售而一次全部取回。
具有这种价值周转特点的生产资金叫做流动资金。
用于支付劳动报酬的资金，它的价值实际并没有转移到产品中去。
新产品中与这部分资金相当的价值，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
随着产品的出售，支出的这部分资金，全部一次收回，也具有流动资金价值周转的特点，通常也把它列入流动资金。
企业还有一部分资金是库存的制成品和日常周转、结算用的货币。
这部分资金处于流通领域，并不发生价值转移。
但由于流通资金具有全部一次周转的特点，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也把它们全部列入流动资金。
在现行流动资金管理体制下，流动资金按形成来源，还可分为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
国营企业正常周转所需要的最低限额规定的流动资金，叫定额流动资金，由财政机关核定拨给，作为企业自有资金，无偿占用。
临时需要的超定额流动资金，则由银行信贷供应，作为企业的借入资金，收取本息。
为了把企业占用资金多少与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减少物资积压，加速资金周转，有必要将企业所需的全部流动资金，逐步改为由银行贷款方式提供，即实行流动资金的全额信贷制度。
折旧率
指固定资产的折旧额对固定资产原始价值的比率，通常以百分比表示，按年或按月计算提取。
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损耗而逐步丧失其使用价值。
与此同时，它的价值也按照损耗的程度逐渐地转移到产品中去。
从销售产品的收入中，把计入产品成本中的那部分固定资产价值，及时提取和积储起来，以备将来替换更新固定资产之用。
这种做法叫做折旧。
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除了受上述物质的损耗（或叫有形损耗）外，还受到无形损耗而丧失一部分价值。
无形损耗是由科学技术进步引起的，它或者是因为制造机器设备的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引起机器设备的价值降低，使先前购置的机器设备无形中丧失了一部分价值；
或者是因为普遍采用了效率更高的、新的机器设备，使原有的机器设备无形中变得陈旧，提前报废而蒙受一部分损失。
一般说来，技术进步越快，无形损耗也越多。
在确定折旧率时，不仅要考虑有形损耗，还要适当地有区别地考虑无形损耗，合理地规定固定资产各要素的使用期限，以便使固定资产能得到及时补偿。
本栏作者：
铁石

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
林森木　周叔莲
当前，在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过程中，对基本建设进行整顿，加强管理，是一项重要任务。
实践证明，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是整顿基本建设，有效地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提高投资效果必须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
基本建设是形成固定资产的生产活动。
它同任何生产过程一样，有其必须遵循的程序。
基本建设涉及面广，内外协作配合的环节多，完成一项基本建设工程，要进行多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必须按照基本建设程序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才能做到多快好省，提高投资效果。
我们有许多建设工程，如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近几年的一批港口建设、几套进口的化肥工程和几个油田的建设等，由于比较好地遵循了基本建设程序，投资效果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在执行基本建设程序上也存在不少问题，违背基本建设程序的现象相当普遍。
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竭力鼓吹唯意志论，公开反对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
在他们的谬论影响下，曾流行过一种错误的说法：
按照基建程序办事会延缓建设速度，要把建设速度搞得快一些，就不能按照基建程序办事。
有些人把坚持基本建设程序同加快建设速度对立起来，因而出现了“四边”（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之类违背基建程序的做法。
许多基本建设项目，不作经济调查和分析，就拍板定案；
没有计划任务书，就搞设计；
没有初步设计，就列入年度计划；
没有搞清资源和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就仓促定点，开工兴建；
在建设过程中，任意修改设计，变更厂址；
工程竣工后，不经验收，就交付使用，等等。
这些违背基本建设程序的做法，是造成近十几年来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投资效果差的一个重要原因，给建设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四边”之类所谓加快建设速度的做法的主要弊病是，削弱了建设前期工作，大大减少了建设的准备时间，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就仓促施工，结果造成了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严重浪费。
基本建设工程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的大业，不仅建设时间长，而且投资巨大，因此，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才能动土兴建。
古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说的就是要有准备。
有了充分的准备，才能打有把握之仗。
据了解，国外建设一个大型钢铁厂，要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精心设计，然后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取得最好的投资效果。
而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的重要意义，往往从主观愿望出发，对建设项目不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多种方案比较，就拍板定案；
项目一经确定，又急于建成投产，没有时间做准备工作。
这样就常常使得建设方案一变再变，施工部署一改再改，建设时间一拖再拖。
近十几年来，大中型项目的建设周期一般要比过去拖长一倍。
“一五”时期建成的大中型项目，平均每项花六年时间。
1971年至1976年间建成的项目，平均每项花十年时间。
目前全国在建的一千几百个大中型项目中，已经施工十年至十五年的三百多个，十五年至二十年的近五十个，二十年以上的一百多个。
当然，建设周期普遍拖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违背基建程序则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违背基本建设程序，许多项目迟迟不能建成投产，势必增加在建项目的数量。
过多的建设项目齐头并进，又使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分散使用，大部分建设项目无法按计划要求的时间建成投产，结果是建设周期越拖越长，在建项目越来越多，建设规模越来越大。
不按基建程序办事，还会降低工程质量，甚至使得有些工程无法建成，或者建成了也不能投产，投产后也是经济上很不合理，成本高，亏损大。
（二）
违背基建程序所以会造成种种严重后果，归根到底是由于违背客观规律，必然受到惩罚。
科学的基本建设程序是基本建设过程及其规律的反映，对生产性固定资产而言，基本建设程序就是形成生产能力的过程及其规律的反映。
任何一种生产能力的形成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1阶段是准备阶段，进行建设前期工作，从确定增加某种生产能力起，到准备开工兴建。
第2阶段是施工阶段，从破土动工到竣工。
第3阶段是调试阶段，从试车投产，到交工验收。
也可以把投入生产到达到设计能力，作为第4阶段。
每个阶段又包括若干环节，它们之间的先后次序和相互关系，不是可以任意决定的，而是由生产能力形成过程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前一项工作是后一项工作的基础，前一项工作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好，后一项工作就失去了前提条件，也就无法做好，甚至根本无法进行。
当然，这不等于说，所有工作都不能交叉进行。
在一定条件下，有些工作也可以合理地交叉，但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例如不能颠倒地下工程和地上工程的次序，不能先盖房屋再安装下面的管道。
基本建设所以必须遵守以上程序，同时是由它自身所具有的经济技术特点决定的。
首先，通过基本建设形成某种生产能力，一般要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投入比较多的物力、财力和人力，而在这段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物。
能够进行多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决定于能够投入多少物力、财力和人力。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
“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350页）因此，生产能力形成过程的第1个环节，就是确定建设项目和建设时间。
这不但要调查社会上某种产品的供需状况，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研究扩大这种产品的必要性；
而且需要弄清基本建设所需物力、财力、人力的来源，建成投产后保证正常生产的条件，即考虑建设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是公有制经济，要求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因此在基本建设工作中，不但要逐个地调查研究基本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而且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保证基本建设的规模同国家能够提供的物力、财力、人力相适应。
由于基本建设工程的周期长，仅仅按年度进行综合平衡是不够的。
比如，同时新上一批项目，从第1年看，财力、物力是平衡的，但是二、三年后，可能有不少项目的设备到货和安装同时达到高峰，建设规模同财力、物力可能产生不平衡，因此必须作多年的预算和平衡，制订有科学根据的长期计划。
其次，基本建设工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地点的固定性。
无论工厂、矿井、电站，或者铁路、码头、水库，都是不能移动的，建在什么地方，就始终在那里发挥作用。
因此，有一个建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或者在什么地方能够建设（如矿井、水电站、码头等）的问题。
必须选好建设地点。
对形成生产能力的一些主要问题，如资源储量、地质、原材料和燃料、动力供应条件、交通运输、产销平衡等，要从技术和经济方面进行仔细的调查和反复的比较，并要对生产能力形成后可能取得的技术经济效果进行预测。
第3，基本建设工程具有单件性质，一般来说，是单件生产的（不象工业产品是批量生产的），各不相同的。
基本建设工程的用途是特定的，它所提供的是各种不同产品的生产能力，需要按照特定的要求进行建设，每项工程具有独特的经济技术特点和独特的结构、形式。
即使同样内容的工程，提供同一类型生产能力，例如都是机床厂、煤矿、码头，由于资源、地质、工艺流程、设备选型、厂区布局等不同，以及各地生活条件、风俗习惯、地方建筑材料的资源状况等不同，工程建设也会有所不同。
同时，技术水平、建筑等级、建筑标准的不同，也会影响建筑工程。
因此，几乎每项建设工程都需要专门的勘察、设计，需要不同的施工组织和施工方法。
以上这些基本建设的技术经济特点决定了生产能力的形成过程及其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正是基本建设程序的客观内容。
因此，遵守基本建设程序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
由于人们在认识上的局限性，基本建设程序有时不可能完全反映生产能力形成过程的规律。
但随着建设的发展，人们对这一规律的认识将逐步深化，逐步完善，从而不断完善和充实基本建设程序的内容。
我国现行基本建设程序的规定，基本上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基本建设工作必须遵守这些规定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三）
为了坚持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就当前来说，主要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必须端正思想路线，认清严格按照基建程序办事的重要意义。
目前，那种片面地追求速度快，单纯按照主观愿望搞建设，因而违反基建程序，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现象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依旧存在。
事实表明，不克服高指标、急要求这类毛病，是很难按基建程序办事的。
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想把整个基本建设搞得多些、快些，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主观愿望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必须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离开了客观可能，违背客观规律去求多、求快，就会欲速则不达，造成损失和浪费。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实现四个现代化。
目前我国经济还不发达，人口多，人民生活水平较低，每年能够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有限，而需要兴建的工程很多，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我们只能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分期分批地进行建设。
同时，要力求少花钱，多办事，要在好中求多、求快，省中求多、求快。
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尊重科学，认识和掌握基本建设的客观规律，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
要学科学，学管理，讲民主。
每一个建设项目，上不上，什么时候上，以及建设地点、工艺流程、产品方案等的确定，都应该经过详细周密的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各种不同的意见，作多方案的比较，慎重地作出决定。
其次，要建立严格的责任制。
这里有两个问题。
其一是实行合同制，落实有关单位的经济责任。
目前许多地方搞基本建设采用现场指挥部的管理方式，参加工程建设的各个单位往往没有明确的经济责任，出了问题甚至分不清是谁的责任。
应该通过签订经济合同，明确规定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材料供应单位、设备制造单位等各个单位的经济责任。
合同一经签订，必须严格执行，不执行合同，不仅要负法律责任，而且要负经济责任。
其二是责任要落实到人。
现在有一种无人负责的现象，什么事情都说是集体负责。
一份设计文件，谁设计的，谁复核的，谁批准的，写的都是某单位，而不是某个人。
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无人负责。
要改变这种状况，责任落实到人，严格考核，有赏有罚。
对于违反基本建设程序，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要实行经济惩罚和法律制裁。
对于乱批条子，乱作决定，瞎指挥，因而造成严重损失的，也应实行经济惩罚和法律制裁。
第3，要着重抓好基本建设的前期工作。
基本建设前期工作，即工程建设破土动工以前的准备工作，具有左右基本建设全局的决定意义。
每个建设工程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是否经济合理，是否能够做到多快好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期工作做得怎样。
所以，一切新开工的项目，特别是大中型项目，都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切实做好前期工作。
多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人们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开工后的建设工作，而忽视前期工作。
近几年，在组织实施基本建设计划时，提出“保重点，保投产”口号，对于集中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保证重要工程迅速建成投产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是，“保重点，保投产”，说的都是开工后的事情，抓的是施工方面的组织与管理，而真正要按基建程序办事，掌握建设的主动权，就必须从头抓起，抓好前期工作，使每个新上的项目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做到这一点，才能有效地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前期工作的首要环节是可行性研究，这就是研究每一个建设项目的主要问题，如资源、地质、原材料、燃料、动力、运输条件、工艺流程、设备选型、产品规格、品种、数量、销路，以及建设所需物力、财力和人力等，从技术上和经济上进行调查和多方案比较，预测项目建成后的技术经济效果，提出项目是否需要和可能的意见。
一个项目，只有首先搞清它是否可行，才有可能做到多快好省。
对一个项目是否可行搞不清楚，情况不明而决心大，是决不可能搞好基本建设工作的。

谈广开门路
沙英
最近，在报刊上读了一些关于广开门路的报道，很受启发。
各地的实践经验证明，只有广开门路，才能解决待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促进安定团结；
只有广开门路，才能活跃我们的经济，发展生产；
只有广开门路，才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四化的步伐。
因此，这是当前加强经济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能不能广开门路？
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土地辽阔广大，气候条件很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实存在着广开门路的有利条件，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努力想方设法去寻找，去开辟。
俗话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很有道理。
我国有宜林荒山十二亿亩可以造林，还有大面积的疏林、灌木和采伐迹地，需要改造更新。
就以贵州省来说，它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耕地只有二千多万亩，山上的草坡却有八千多万亩。
而且那里无霜期短，山草丰盛，四季常青，宜牧地区占全省面积三分之一。
可是现在全省只有五百八十多万头牛羊，基本上只利用村边地角的青草，有广大的草原弃置未用。
我国的江、湖、河、海很多，又有无数的大小水库和池塘，如果充分利用，养鱼虾，养鸭鹅，种芦苇，种藕；
再广开航运，发展交通运输，那又有多少门路可找啊！
我国海域面积有一百零三万平方海里，其中海洋渔场面积八十一万八千平方海里，如果充分利用，外海渔场鱼产量每年可达数百万吨，可是我国只捕捞了不到三分之一。
我国海水可养面积还有五分之四，淡水可养面积还有三分之一多，没有利用。
再以水库来说，我国现有八万四千多座，目前水库水面利用的不足三分之二，如果把全国水库都养上鱼，把单产在目前水平上翻一番，每年就可提供鲜鱼六亿斤。
至于谈到工业、手工业、服务行业，也是天地广阔，门路多得很。
就拿机械行业来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缩小，许多机械工厂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不足，这就要主动找活干，“找米下锅”，服务上门，不能什么事情都等上级布置，什么困难都要国家解决。
例如狠抓新产品的试制，把国家急需的缺门产品搞上去，大力安排企业更新改造所需设备的生产，以及衡器、量具、计量测量仪表的生产，努力增加短缺的零配件的生产供应，加强技术服务工作，积极增产有销路的消费品和出口品，等等。
最近一个时期，全国许多城镇，积极兴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开办小工厂，增加商业网点和服务行业，很受群众欢迎。
这种企业有很多特点和优点，规模较小，投资较少，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经营方式机动灵活，适应性强，利润率高，行业多，门路广。
我们城镇中普遍存在着一个矛盾：
一方面有些人没事干，一方面又有许多事无人干。
兴办这种企业，能解决这个矛盾。
现在有许多城镇的街道已出现“事事有人干，家家无闲人”的景象，既发展了生产，方便了群众，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又解决了大批人的就业问题，增加了安定团结的因素。
这对国家、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利。
例如福州市，由于广开门路，大办各种集体生产、服务行业，到去年07月，全市已安置的待业人员，占待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四。
有人曾就生产地毯一事算了一笔帐。
全世界每年生产地毯二十一亿米，我国现在每年只生产两百万米，不到全世界总产量的千分之一。
这两百万米地毯能换回一亿二千万美元。
如果我们能把两百万米提到一千万米，那就能换回五到六亿美元，同时可吸收八十万人就业。
一个普通人学织地毯，只要三个月就能学会。
生产工具、房子设备等也不需要花多少钱。
可见生产地毯这一项就很有发展前途。
怎样才能广开门路呢？
广开门路与思想解放的关系极为密切。
要广开门路首先要继续解放思想。
群众有这样的议论：
从前叫“纲”给“锁”住了，叫“线”给“缠”住了，谁也不会去想什么广开门路。
可是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思想上找到一把“金钥匙”，门路也就越想越找越多了。
如果“富则修”、大办集体所有制企业是
“倒退”等等谬论，还象无形的“紧箍咒”一样缠绕着人们的头脑，不敢大胆地去想，去探索，当然不能广开门路，生产和工作也上不去。
不久前，中共辽宁省委在县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在各个社队普遍发动群众，围绕着如何使农村尽快富裕起来，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怎样富起来”的大讨论。
这是一个好办法。
通过群众性的讨论，发扬民主，解放思想，集思广益，就能广开门路，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进一步挖掘生产的潜力。
要广开门路，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凭空臆想，更不能心血来潮搞瞎指挥，要靠深入实际的调查，进行认真研究，并充分发动群众，开动脑筋，献计献策。
要努力开发和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根据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打开生产的路子，增加生产。
搞农业的要广开门路，一定要对自己地区的自然资源、自然特点、劳动力的情况、历史条件等摸清楚，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宜粮则粮，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以便做到一业为主，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绝不能搞“一刀切”和“单打一”。
搞工业、手工业、服务行业的要广开门路，就要对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市场情况、原材料的来源、技术条件、劳动者的工艺水平、怎样经营管理，以及产品的品种、质量、规格等，都作了调查之后，摸清了情况，才能下决心开办企业，门路越走越开阔。
三十年来，这方面我们有许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一定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再调查，钻研再钻研，才能广开门路，广辟财源。
有些事情看起来困难重重，“山重水复疑无路”；
其实只要认真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请教，多想办法，总可以克服困难，“柳暗花明又一村”。
去年许多城镇广开门路，大办集体所有制企业，解决了大批待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当然，要广开门路，不是简单的事情，涉及的问题很多，要求我们采取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做一系列扎扎实实的工作，去改革那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和制度。
例如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就弊病很多，大包大揽，统得过多过死，不讲经济效果，“吃大锅饭”，浪费现象严重，就要加以改革。
具体地说，就是要多给地方和企业一些自主权，使他们活动的地盘大一些，能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自觉地按照经济规律和群众需要办事，为广开门路创造许多有利的条件。

南斯拉夫地方卫队准备好保卫祖国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3月15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今天报道，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地方卫队司令拉·塔纳斯科维奇上将对《战斗报》发表谈话说，塞尔维亚地方卫队已经作好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准备，并且有能力完成最高统帅和联邦共和国交给的一切任务。
塔纳斯科维奇说，在整个塞尔维亚共和国领土上都成立了地方卫队。
任何侵略者必将到处遭到南斯拉夫武装力量的抵抗。
他还指出，南斯拉夫武装力量拥有现代化的技术装备，而更重要的是全国劳动人民有着进行全民防御和捍卫革命成果的决心。

卡特反通货膨胀计划和经济学界的争论
本报记者王飞
美国总统卡特03月14日就美国经济问题发表重要演说，宣布向美国经济的头号敌人——通货膨胀开战。
他说，自01月底他发表经济报告以来，“通货膨胀与利率已猛增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危急的形势要求采取紧急的措施”，而且“必须立即行动”。
白宫新闻秘书同时公布的卡特政府的“反通货膨胀计划”中承认，美国批发物价指数目前的年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二十，消费物价指数的年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八，利率高达百分之十八，证券市场已处于混乱状态。
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和民主党的肯尼迪，最近纷纷指责卡特把美国经济带到“灾难的边缘”，甚至把它同1929年的大危机相提并论。
卡特在讲话中也承认：
“通货膨胀是经济灾难的象征”。
正在这种背景下，卡特不得不痛下决心，公布他的反通货膨胀计划。
卡特提出的“反通膨计划”共有五条：
（一）削减联邦预算。
通过缓办、削减、取消某些新项目，削减政府人事、行政经费，冻结政府编制并在10月底以前裁减二万名政府职员等办法，把本年度的预算赤字由四百亿降到三百六十亿至三百七十亿，把1981年度的预算砍掉一百三十亿，达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二）控制信贷。
卡特指出，“信贷开支加剧了通货膨胀”，“政府与消费者都举债过多”，因此他决定管制信用卡，限制商业银行的贷款，一方面限制消费信贷，同时鼓励生产性信贷。
（三）实行自愿的工资与物价标准，同时把工资增长指数由百分之七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九点五，但拒绝实行强制性的工资与物价管制。
（四）节约能源。
在这方面，卡特要求国会毫不迟延地通过他的三点能源计划，并决定进一步节约汽油，对进口原油每桶征税四点六二元，从而影响每加仑汽油将提价一角。
（五）实行结构性改革，修订政府各种规章制度，以鼓励提高生产率，增加储蓄与加强科研。
卡特在讲话中一再声明，美国面临的通货膨胀根深蒂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不可能有立即见效的解决方案，尤其是不可能有无痛苦、无代价的解决方案。
他暗示，即使他的计划得到国会通过并付诸实施，今后数月内，物价还会上涨。
他要求美国企业界、劳工界与一切个人都参加这场战斗，进行长期的努力，以控制通货膨胀。
卡特认为，美国通货膨胀之恶性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石油提价。
但据参议员贝克尔与肯尼迪揭发，卡特执政三年来，石油提价的总额，在美国百分之十八的通货膨胀率中，只占百分之二、三。
卡特的紧急的“反通货膨胀计划”的出笼，表明美国经济尽管有雄厚的基础与巨大的潜力，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病态。
这种病态，归纳起来，可以说存在“三高”和“三低”现象。
所谓“三高”，即高达百分之十八至二十的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十八的银行贷款利率和百分之六的失业率。
所谓
“三低”，即低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六十年代的百分之三点二降至1979年的百分之零点八，官方估计今年将下降为负百分之一；
低的劳动生产率，由六十年代的百分之三点三降至1979年的负百分之二；
低的储蓄率，由1970年的百分之七点七降至1979年的百分之三点四，而储蓄的下降，意味着投资的必然减少。
据《纽约时报》透露，卡特的这个计划，是以财长米勒为首的他的高级经济顾问们与国会两党领袖及国会有关委员会的主席们，组成一个有两打人参加的专门班子，经过两周激烈争论的结果。
这些人“象罗马大主教们推选教皇一样”，被关在一间烟雾缭绕的房间里，不搞出个方案，不许散会。
参加争论的这些高级经济幕僚们大体可分为三类对立的学派：
第1类是：
一派认为美国经济病情严重，对症需下虎狠之药，实行休克治疗；
一派认为美国经济虽有毛病，但并不严重，可以实行缓介治疗。
第2类是保守派与自由派之争，前者主张削减社会保险津贴与福利开支，向穷人开刀；
后者反对，主张向“肥猫”开刀，削减国防预算。
第3类是供应（生产）学派与需求（消费）学派之争。
所谓需求学派，即凯恩斯学派，从三十年代起，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美国，它一直占居统治地位。
这个学派的主张，概括地说是：
在经济出现萧条时，通过增加政府开支与减税的办法，伴以放松银根，以刺激社会需求，从而带动生产的上升；
在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时，则以减少政府开支与增税的办法，伴以扣紧银根来抑制社会的需求，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
这个学派在美国行时了半个世纪，但目前美国经济的困境，宣告了这个学派的破产。
现在，供应学派正在美国兴起，影响正在扩大。
由民主党参议员本特逊为首的由二十名参、众议员组成的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在经济家奥托·艾克斯坦的帮助下，在02月底发表一个经济报告，即是这个学派的典型代表作。
这个报告指责卡特政府死抱住已经过时的凯恩斯经济理论不放，认为要反通货膨胀就必然带来经济衰退，增加失业大军。
报告声称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新的革命性“经济模式”，即强调经济的生产方面，或供应方面；
而不是象凯派那样，强调经济的需求方面。
为此，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目的在于鼓励储蓄、增加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认为这是医治美国经济的唯一药方。
其实，所谓供应学派，并不是什么新发明。
它的祖先是十八世纪法国经济学家余安·巴梯斯特·塞。
他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理论基础上，加以发展，提出“供应会产生自己的需求”的理论。
但1929年的大危机，使这派理论破了产。
于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学派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并被西方经济界奉为圭臬。
但是无论需求学派也好，供应学派也好，他们都是在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经济的圈子里打转，从而也就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性的基本矛盾。
卡特政府的“反通货膨胀计划”，从理论上说，基本上属于凯恩斯学派的主张，而这个学派在美国经济学界中，已愈来愈声名扫地了。

巴基斯坦国防部宴请我军事友好代表团
肖克团长表示坚决支持巴人民正义斗争
强烈谴责苏联对阿富汗赤裸裸的武装侵略
新华社伊斯兰堡03月14日电
以国防部副部长肖克为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今天到达这里，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六天的正式友好访问。
到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有：
巴基斯坦国防部秘书长吴拉姆·吉拉尼·汗中将等巴基斯坦三军高级军官。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徐以新、武官林峰山也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伊斯兰堡03月15日电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团长、国防部副部长肖克今天在这里说：
“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站在直接受到苏联侵略扩张威胁的巴基斯坦一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人民和军队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他是在巴基斯坦国防部秘书长吴拉姆·吉拉尼·汗中将欢迎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的宴会上讲这番话的。
肖克团长在讲话中强烈谴责苏联对阿富汗赤裸裸的武装侵略。
他说：
“苏联扩张主义已严重地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直接威胁到整个区域的独立和安全。”
他说：
“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唯一途径是严格履行联合国大会特别紧急会议和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所通过的关于阿富汗局势的决议。
苏联必须立即无条件地从阿富汗撤出它的全部军队。
阿富汗的内政应当由阿富汗人民来决定，不许任何外国把它的意志强加在阿富汗人民身上。”
他还说：
“阿富汗人民进行的斗争是一场反对苏联侵略者的正义斗争。
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支持阿富汗人民反对苏联侵略的斗争是正义的。
这和干涉阿富汗内政毫不相关，更不允许把它当作进一步侵略的借口。”
巴基斯坦国防部秘书长吴拉姆·吉拉尼·汗在讲话中说：
“当前，由于我们的紧邻阿富汗遭受侵略，我们已经成为这一地区的前线国家和最容易遭受攻击的国家。
然而我们决心竭尽全力捍卫我们的独立和主权。”
他说：
“我们认为，较小的邻国和小国有抵抗外来侵略和干涉以求生存并保卫它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权利。
任何国家，不论多么大和多么强都不能允许任意发动和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干涉等行动。
我们反对不管来自那方面的对别国的内政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和使用武力。”
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中、巴两国人民、两国和两国军队的深厚友谊。
他说，“我们毫不怀疑，在我们反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保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正义事业中，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朋友。”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徐以新和武官林峰山也出席了今晚的宴会。
今天早些时候，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同巴基斯坦方面开始举行会谈。
双方就当前的国际局势，特别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本地区出现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柬埔寨各地军民集会
支持民柬政府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立场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6日电
据民柬电台广播，柬埔寨各地人民、国民军和游击队，自02月份以来，纷纷举行集会，支持民主柬埔寨政府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立场。
广播说，与会群众热烈赞扬各地人民、国民军和游击队决心在民主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把越南侵略者赶出柬埔寨领土。

福特不参加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6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15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兰乔米雷奇正式宣布，他决定不参加今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

简明新闻
巴布亚新几内亚内阁就职
以人民进步党领袖朱利叶斯·陈为总理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内阁，已于03月13日宣誓就职。
苏里南新政府宣誓就职
苏里南新政府于15日宣誓就职，亨克·秦阿森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新政府将与于02月25日政变后成立的由西塔尔和内代为首的全国军事委员会进行合作。
美日将进行联合演习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陆军部队已就进行联合演习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东京新闻》指出，如果这次联合演习得以实现，日美军事一体化将向前迈进一步。
日夫科夫访问马耳他
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03月15日结束了对马耳他两天的正式访问。
印尼一太阳观测站建成
印度尼西亚第1所太阳观测站已用四年时间建成，于13日正式投入使用。
它的主要设备包括一架美制十四英寸的天文远望镜和一架荷兰制射电望远镜，用以观测太阳的活动和强度。
肯尼亚百四十岁老人去世
肯尼亚坎巴部族酋长恩多洛·穆廷吉活了一百四十岁，最近在他家乡马查科斯县的卡拉马村去世。
他有十二个子女，一百五十个孙子和孙女，二百四十八个曾孙子女。
（据新华社）

苏联入侵阿富汗部队被通知要留驻两年
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揭露苏军野蛮罪行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6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华盛顿邮报》03月15日刊载的一篇报道说，美国政府官员14日透露：
“苏联一些司令官已经告诉他们的部队，预计要在阿富汗留驻两年。”
报道说：
“这一来自阿富汗的情报表明，克里姆林宫已经断定至少需两年时间才能平息阿富汗的叛乱活动、重建阿富汗的军队和扶植一个可以接受的政府。”
美国政府官员说，这是一种变化，因为苏联人本来希望在阿富汗速战速决，到今年夏季撤出大批部队。
报道说，在苏联司令官最近通知部队留驻两年之前，已有别的迹象证明苏联部队在掘壕固守，要在阿富汗长期留驻。
苏联驻在阿富汗边境附近的、兵员未满额的部队正在得到加强，苏联在那里和在阿富汗储存的作战物资正在增加。
报道说：
“据美国所知，苏联新的作战计划要求增派两师军队（各由一万人到一万五千人组成）立即去阿富汗，以便开始发动春季攻势。
美国分析家们预言，这种加强兵力的做法将会继续下去，直到苏联人在阿富汗拥有约十三万军队时为止。”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03月16日电
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昨天在白沙瓦发表新闻公报说，为了赶走苏联侵略者，它不惜牺牲一切。
它呼吁全世界给予支援。
公报指出，从苏联军队开始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已有大量阿富汗人被炸死。
公报说，另有四万多阿富汗人在这个国家的各个监狱被杀害，五十万人被弄得无家可归。
公报说，苏联人不仅用最厉害的武器破坏阿富汗城市和乡村，屠杀儿童、妇女和老人，而且使用毒气和细菌物质以便消灭穆斯林。
公报呼吁全世界积极采取行动反对这种野蛮行径。

苏联向海湾伸手了
新华社记者述评
勃列日涅夫在最近对莫斯科选民发表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波斯湾石油供应通道安全问题。
勃列日涅夫讲这番话的真意当时没有和盘托出，然而在塔斯社随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得比较清楚。
文章说，勃列日涅夫讲话中谈到的苏联对“保证”海湾石油通道安全的看法，应当受到“特别注意”，因为它“可以成为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全欧创议的出发点”。
文章强调，“苏联作为中东石油潜在的买主”，同其他国家一样，具有接近油源的同等权利。
苏联在现在这个时候，如此明白无误地说出它南下扩张的进一步的图谋，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众所周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由于争夺世界霸权，近几年来不断加紧推行南下政策，向世界重要的石油产地海湾地区节节推进。
由于海湾西南一侧的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些战略地点已经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不久前它又占领了阿富汗，这就大大缩小了它对海湾的钳形包围圈，使得从海湾通向美、欧和日本的石油通道有被切断的危险。
苏联现在就是从这种有利的战略地位出发，公然提出有权“接近油源”和“国际保证”石油运输通道安全的要求的。
显然，这是它侵占阿富汗这一扩张战略的继续和一次最新试探。
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遭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谴责，引起了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联合抵制行动，遭到阿富汗人民的英勇抵抗。
它在外交、军事和政治上，陷入了孤立、困难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它很难悍然立即使用武力征服海湾，于是它就提出了这个表面上冠冕堂皇的所谓“国际保证”波斯湾石油供应通道安全的办法，来使苏联能够染指海湾的石油，插手海湾的事务。
这是一个渐进的策略，是苏联当前还忙于咀嚼阿富汗这块到口的肥肉的时候向下一个猎物伸手的一着棋。
如果国际上接受了这个建议，就等于承认苏联对波斯湾石油利益的共享权和对石油通道的共同控制权。
这是苏联希望不用动手、不用冒任何新的风险就能唾手而得。
苏联是否最终满足于国际共享、利益均沾呢？
可以预计，到了它在阿富汗立足已稳，进一步取得印度洋暖水港的时候，那就对不起，它又可以用他国在印度洋的存在威胁苏联利益之类的借口，把国际共管变为俄国独占了。
苏联这一招还有一个狡猾的用心：
企图利用严重依赖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日本和西欧国家对海湾地区局势的忧虑心情，以恫吓和诱骗的手段，阻止它们同美国联合起来，采取措施对付苏联在这个地区的扩张。
在苏联占领阿富汗以后，世界舆论纷纷提出，要它立即无条件从阿富汗撤军，苏联拒不同意，现在反而提出对波斯湾石油通道实行“国际保证”的要求，这就不打自招地暴露出了苏联侵阿是着眼于海湾地区的石油这一野心。
如果还有人认为苏联的目的仅限于阿富汗，只要同它来个“政治解决”就行了，那么，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和塔斯社的文章应当使人们清醒过来。

苏联对日本的潜在威胁正在加强
新华社东京电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厅长官细田吉藏03月12日下午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上的答辩中说，苏联在日本北方四岛中的三个岛上增强了军事力量，它“对日本的潜在威胁正在加强”。
防卫厅参事官冈崎久彦在会上就苏联军队在远东的配备情况作了说明。
他说，1972年，苏联军队有三十个师大约三十万人，到了1976年增加到三十四个师三十五万人。
去年以来，苏联的远东军区又增加了两个师。
在日本北方领土周围也加强了海军兵力，并将“明斯克”号航空母舰编入太平洋舰队。

苏联虎视眈眈要求石油通道国际化
塔斯社叫嚷苏有接近海湾油源的合法权利
新华社北京03月16日电
苏联塔斯社02月29日发表了一篇文章，要人们特别注意勃列日涅夫02月22日在对莫斯科选民讲话中关于海湾“石油供应通道”的那部分谈话。
勃列日涅夫当时是这样说的：
“华盛顿有人喜欢谈论必须确保美国石油供应线的安全的问题。
这一点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把交通要道地区变成火药库就能达到这一目的吗？
显然，结果将适得其反。”
勃列日涅夫把海湾石油通道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他没有明说苏联想怎么办。
七天以后，塔斯社提出了一个要求召开国际会议“保证”通过海湾的石油供应不致中断的建议。
塔斯社这一文章说，波斯湾地区局势不稳定，是“一座火药库”，“目前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引起这座火药库爆炸。
一旦爆炸后果是灾难性的，首先，对西方的能源供应来说是如此”。
文章说，“苏联远不是寻求（在波斯湾地区）打进暖洋，它本身是对波斯湾的石油供应通道的安全感兴趣的”。
文章假借一位西方人士的话讲出了苏联自己的心思，它说，“苏联作为中东石油潜在的买主，有接近这一油源的合法权利。”
文章接着说：
“因此，谈论把苏联提出的关于波斯湾地区石油供应通道的安全问题和所有国家都有接近油源的同等商业权利的问题列入全欧能源会议议程，就很可能了。”
文章提出了一个为苏联进入波斯湾打开大门的“建议”——对这个海湾的石油通道实行“国际保证”——以及如何实现这一建议的办法。
文章说：
“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所有签字国可以联合向联合国提出有关适当保证的提案，这些提案将会为这个世界论坛所批准。
如果中东石油生产国同意，联合国还可以把这些保证扩大到保证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独立。”
文章强调说，勃列日涅夫“以简明的词句谈到的苏联对这个大问题的观点，可以成为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全欧创议的出发点”。
法国《费加罗报》03月10日对此评论说：
“苏联建议石油通道国际化，其目的可能是要插足海湾”，“建议对石油产品海上通道的自由通行实行国际保证，苏联显然是这种保证的受益者”。

错请亡灵
池北偶 诗　方成 画
苏联报刊文章称，苏联出兵阿富汗是忠于列宁的遗训，苏联如不出兵就是对列宁的背叛云云。
出师本无名，
狡辩有本领。
进军是“应邀”，
入侵是“回敬”，
鬼话凭空说，
理亏嘴头硬。
更有荒唐事，
竟搬出列宁。
“霸占阿富汗，
导师早决定。
出兵是遵命，
干涉属理应。”
沙皇是祖宗，
霸业当继承。
侵略找根据，
莫错请亡灵。
*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谈到那些历史小丑说：
“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附图片）

马来西亚领导人接见和宴请黄华外长
中马两国外长会谈对重大国际问题有着一致和近似的看法
新华社吉隆坡03月16日电
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奥恩今天接见了中国外长黄华。
侯赛因同黄华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双方满意地回顾了中马两国的双边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包括印度支那和西南亚的局势交换了意见。
侯赛因总理说：
我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是必要和有益的。
他祝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接见时，马来西亚外长里陶丁和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叶成章等在座。
新华社吉隆坡03月15日电
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里陶丁15日举行宴会招待中国外交部长黄华。
两国外长在宴会上讲话时表示，他们有机会友好地交换意见，这将有助于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加强两国的关系。
里陶丁外长在讲话中强调目前国际局势紧张，并认为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目标，“特别是按照各国人民有权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并在尊重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以及不干涉、不颠覆、不使用武力解决纠纷的基础上，作出一切努力，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
他说，东南亚“仍然存在着一种非常现实的危险，印度支那的冲突可能扩展到邻近的国家，并爆发成为一场范围更加广阔的大火。
马来西亚的立场是，准备帮助寻求一种为冲突各方所能接受的和平解决办法”。
在谈到阿富汗局势时，里陶丁强调马来西亚不能无视在阿富汗发生的大规模的外来武装干涉对这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对国际和平和安全造成的严重威胁。
里陶丁外长对马、中两国建交以来关系的持续发展表示高兴。
他说，“马来西亚愿意使我们的关系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
黄华外长在讲话中说：
“中国人民和马来西亚人民一样，热切地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好致力于各自国家的经济建设。
但是，严峻的现实告诉人们，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安宁。
一些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接连遭到粗暴的践踏，千百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特别是去年来，民主柬埔寨遭到了外国军队的野蛮侵略和占领。
阿富汗人民遭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残酷镇压。
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他说：
“面对这一形势，马来西亚和东盟各国，坚持原则，伸张正义。
积极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坚决反对侵略和干涉，博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评价。”
他指出：
“联合国大会和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通过了决议，强烈谴责侵略者，要求外国军队全部撤走，反映了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正义立场。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为实现上述决议而努力。”
黄华外长强调指出了马来西亚几年来为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区所进行的不懈努力。
他说：
“东南亚国家联盟已经成为维护东南亚地区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政府和人民真诚希望东盟国家繁荣、稳定，在保卫和平的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据新华社吉隆坡03月15日电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里陶丁今天举行会谈。
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两国外长讨论了中、马双边关系以及国际的和区域的问题。
双方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并对国际重大问题有着一致的和近似的看法。

世界最早的银币
世界上最早流通的银币，据认为是一四八六年罗马帝国泰勒尔省的大公西格斯蒙德命令铸造的，它也是第1枚铸有公元纪年的银币。
这枚银币一面铸有西格斯蒙德大公骑马披甲的形象和“1486”的字样，外围装饰着一圈盾牌；
背面是西格斯蒙德站在一头狮子和一顶头盔之间。
这枚银币保存在美国华盛顿史密斯森国家历史和技术博物馆。
　顾健（附图片）

劲松傲冰雪寒冻独舒妍
——喜读黄文欢同志的南行诗
周寒庄
元宵佳节，我们几个曾在越南工作的老朋友去看望黄文欢同志。
他春风满面，正在灯下挥笔书写最近访问滇、桂、粤途中所作的几首汉文诗。
很自然地，我们的话题就从诗开始。
越南的老一辈革命家，许多人通晓汉文，爱作旧体诗。
黄文欢同志谈到胡主席的一首七绝《元宵》，情不自禁地就吟诵起来：
今夜元宵月正圆，
春江春水接春天。
烟波深处谈军事，
夜半归来月满船。
胡主席常以汉文诗抒发自己的革命豪情，黄文欢同志也有这种雅兴。
他摆脱黎笋一伙的控制来到中国后，已写了十几首汉文诗，有的曾在报上发表，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这次会见，我们又有机会读到他在南行期间的几首新作。
滇池忆昔
黄文欢同志到达昆明时，北方已是千里冰封，昆明却仍温暖如春，茶花怒放。
他重游大观楼，登高远眺，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四十年往事注到心头，于是即兴写了一首《游大观楼》：
四十年前一叶舟，
寻师泊过大观楼。
恭聆指点长征路，
路既昭然走到头。
1939年，黄文欢同志第1次来到昆明，作为印度支那共产党海外部三个领导成员之一，在越侨中进行革命活动。
次年春天，胡主席也到这里，直接指导海外部工作。
一天，黄文欢同志和几个刚从越南来的青年，在滇池的一叶扁舟上，聆听胡主席意义深远的教诲。
四十年过去了，越南革命在胡主席指引的道路上，走过艰难曲折的漫漫长途，取得了胜利，但又遭到黎笋一伙的破坏，革命成果转眼烟消云散。
抚今追昔，怎不激起这位老革命家的无限感慨。
他用诗的语言，表达自己不可动摇的革命决心。
旅居昆明的越侨，有的是黄文欢同志当年的老朋友，有的是早就渴望见到这位革命老人的年青一代。
在一次感人的会见中，他们心情激动，纷纷向黄伯伯诉说黎笋一伙在昆明的总领事馆对越侨的敲诈勒索，诉说他们回国探亲时看到亲友遭受迫害的惨状。
一位中年妇女越说越难过，失声痛哭，引起在座越侨的极度悲愤。
有人泣不成声，有人激动地站起来，表示要坚决同黄伯伯一起继续进行革命，打倒黎笋一伙，挽救垂危的祖国。
此情此景，深深激动黄文欢同志。
他又写了一首《与侨胞会面》的七绝：
久别今朝再聚逢，
亲情洋溢尽由衷。
寒暄话里多慷慨，
乐见心坚又志同。
邕江情深
广西是黄文欢同志极其熟悉的地方。
早在二十年代，为了寻求救国的道路，他第1次越过边界进入中国，就首先来到这里，开始踏上革命征途。
四十年代初，他又从云南来到广西，在胡主席直接领导下，聚集越南革命力量，转回国内建立革命根据地，为08月革命夺取全国政权打下基础。
越中边境，两国人民同饮一江水，同烧一山柴，两国革命者互相支援，休戚与共。
黄文欢同志曾多次往来于这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越中战斗友谊就象邕江和越北的奇穷河，一脉相通，长流不息。
对此，黄文欢同志感受至深。
这次重游邕江，触景生情，他对黎笋一伙破坏越中友谊的罪恶活动特别愤慨，写了《游邕江有感》：
邕江江水贯奇穷，
中越长流一脉通。
几块顽礁横水面，
那能阻塞大江洪。
粤海抒怀
谈到越中两国革命者的传统战斗友谊，黄文欢同志给我们看了他南行期间在广州发表过的两首诗，并特别就赠《南方日报》的七言绝句，作了动人的解释：
1926年，他和一批越南青年来到广州，进胡志明主席创办的“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学习。
当时越南青训班同毛主席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关系密切。
讲习所有许多教员给青训班讲过课。
说到这里，黄文欢同志深情地谈起一件事：
1950年，胡主席访问中国，毛主席设宴欢迎。
席间，刘少奇同志对胡主席说，中国大革命时期，他曾在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讲过课，并问现在还有哪些学员在？
胡主席指着黄文欢同志说：
“他就是。”
胡主席随即叫黄文欢同志向老师敬酒。
黄文欢同志斟了满满一杯，走到刘少奇同志面前。
他们十分高兴地一饮而尽。
黄文欢同志还谈到周总理。
他说，周恩来同志二十年代也在广州，从那时起就很关心越南革命。
多少年来，中国援越，事无大小，周总理都亲自过问。
他同周总理常常见面，结下了极其深挚的革命情谊。
黎笋篡夺了越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后，出卖国家利益，把越南的独立主权拱手奉送给外国，使越南国内民生凋蔽，贪污盗窃成灾，公安特务横行，人民极端痛苦；
革命战争时期龙腾虎跃的大好局面被葬送了，当年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忽然盘涡倒卷，波沉浪寂。
当时黄文欢同志身在国内，痛心疾首，特别想念周恩来总理，曾写了一首《寄周恩来同志》：
摇笔临书感慨深，
南天晴忽转为阴。
亲秦早中张仪计，
亡楚何伤靳尚心。
狐鼠纵横城社冷，
鱼龙寂寞浪波沉。
何当共把青香盏，
畅叙春秋一寸忱。
这首诗，不仅抒发了他对周总理的一片深情，更表达了他对越南风云变色的忧愤。
人们可以从这首充满激情的诗篇，看到一位对越南人民解放事业忠贞不渝、奋战不息的老革命家的胸怀。
通过他所谈的这些往事，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他在广州所写的下面这些诗句的丰富内容和深刻意义：
顺路南行访五羊，
情弥亲密义弥彰。
原来同志加兄弟，
越秀山高珠水长。
青松傲雪
胡主席早年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篇：
古诗偏爱天然美，
山水烟花雪月风；
现代诗中应有铁，
诗家也要会冲锋。
黄文欢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诗家。
我们曾读过他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一些诗，深感诗人的心总是同越南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
他的诗是人民斗争洪流中飞溅起来的一簇簇浪花。
这次来到中国后，他的许多新作，战斗性更加明显了。
他把黎笋一伙比作古代给鲁国造成长期灾难的庆父、横陈水面妄图阻挡江洪奔流的顽礁、缘槐的蚂蚁、撼树的蚍蜉，谴责他们“引狼入室”、“以友为仇”，断言历史将不会饶恕他们祸国殃民的罪行。
这些生动的形象和比喻，是对黎笋一伙的无情揭露和鞭挞。
黄文欢同志的一首诗，就是声讨黎笋一伙的一篇短小精悍的檄文；
对苦难深重的越南人民，是激励斗志的战鼓，照亮黑夜的明灯。
对中国睦邻友好，是胡主席的根本方针。
黄文欢同志说，黎笋一伙背叛这个方针，以中国为敌，是造成目前越南人民一切灾难的总根源；
因此，维护越中传统的战斗友谊，是关系到越南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
正当黎笋一伙猖狂反华的时候，作为胡主席革命事业的捍卫者，黄文欢同志挺身而出，以维护和发展越中友谊为己任。
他把中越传统的战斗友谊比作凌空高耸的越秀山和源远流长的珠江，比作冲开顽礁奔腾向前的大江洪。
吟咏这样的诗句，中越两国人民的心更加亲近，而反华叫嚣更显得卑鄙无耻！
黄文欢同志的汉文诗，在艺术技巧方面自有其独特的风格，通俗易懂，又常巧妙地运用中越两国人民所熟知的典故，结合现实斗争，寓以新的含义，使读者获得极其深刻的印象。
告别黄文欢同志时，我们想起他早年写的几句诗：
劲松傲冰雪，
寒冻独舒妍。
砥柱屹中流，
波涛自枉然。
革命要大革，
先觉必当先。
这些诗句，是黄文欢同志对革命者高尚品德的颂扬。
今天读来，我们感到，这不正好是黄文欢同志的写照吗！
（附图片）
黄文欢同志在广州挥笔赋诗赠《南方日报》。
潘家珉摄

山国旅游引人入胜
尼泊尔是个内陆山国，境内山高雪厚，河流湍急，森林茂密，山花烂熳。
旅游业自1951年开办以来，发展较快。
外国游客1966年为一万多人，今年将达二十万人。
旅游外汇收入占全国外汇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外国游客到尼泊尔大多为了一睹雄伟的喜马拉雅雪山，观赏拉帕底河谷的天然动物园，或租直升飞机到如来佛诞生地游览。
（吕）

新兴的蚯蚓养殖业
沈于
美国蠕虫养殖销售协会曾估计，全世界蚯蚓养殖业一年的交易额达十亿美元之多。
在美国有不少人靠养殖蚯蚓起家。
卡特的堂兄弟休·卡特，从第2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利用一口旧棺材养殖蚯蚓，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到每年销售价值一千五百万美元的蚯蚓。
美国鱼饵业协会主席罗纳德·盖迪从1967年起，用二十美元的资金养殖蚯蚓，十年后发展到拥有三十多名推销员的规模。
这个新兴行业之所以发展得如此迅速，是因为人们不断发现蚯蚓的新用途。
蚯蚓能松土，被誉为“活犁”，用这种“活犁”松土，不会损伤一颗幼苗。
蚯蚓的排泄物含有丰富的氮、磷、钾化合物，可以称为最好的天然有机肥料。
伦敦郊区的家庭小花园协会有一处苗圃，过去要由人工耙锄松土，现在已利用蚯蚓代替，既可松土，又为苗圃增施肥料。
蚯蚓不仅可以做鱼饵，也可以作家禽饲料。
据测定，干蚯蚓所含蛋白质达百分之七十。
在美国曾有人用切碎的蚯蚓加苹果汁制成蛋糕，味美可口，创始人因而获得五百美元的奖金。
此外蚯蚓还可作药材，中药名为地龙。
蚯蚓的用途最受重视的是它有清除垃圾的本领，甚至还有变废为宝的神通。
加拿大安大略的克劳克，在1970年说服当地环境保护机构提供给他一千美元作资金，试验用蚯蚓来消化垃圾。
现在他饲养的蚯蚓每周可消化二十吨垃圾。
美国有人把七吨半捣碎的垃圾运到蚯蚓养殖场，不到一个月就被一百万条蚯蚓消化掉。
后来又运去十吨未经捣碎的垃圾，除玻璃、金属、橡胶、塑料外，全部垃圾只经过七十八天都被蚯蚓消化了。
蚯蚓这种消化垃圾的能力引起比较关心环境污染问题的日本企业界的注意。
日本一家造纸厂为了清理纸浆残渣，每年要耗费四十万美元。
他们决定从美国进口一百二十五吨蚯蚓来解决这个问题，把纸浆残渣变成农用肥料。
引进的这批蚯蚓，只要注意护理，不被鸟、蛇、蛙等吞食，一年就可赚回购买蚯蚓的费用。
据估计，利用蚯蚓每天处理一百五十吨垃圾的设备费用约为一百五十万美元，但是这些蚯蚓每年可以生产一万八千吨肥料，外加二千五百吨增殖的蚯蚓。
因此，有人设想，也许有朝01日可以利用蚯蚓来处理数以万吨计的城市垃圾。

日本的住宅建设
第2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住宅大量毁于战火。
战后，在近一亿人口中约有两千万人、四百二十万户缺房，情况相当严重。
此后，住宅建设逐步发展，到1968年，已拥有住宅二千五百五十九万套，与全国二千五百三十二万户数相比，已略有多余。
从全国范围的房荒到情况基本扭转，经历了二十多年。
发展速度先慢后快四十年代后五年建造住宅七千四百五十万平米，五十年代为一亿六千六百八十万平米，六十年代五亿零八百九十二万平米，七十年代前九年十一亿五千零三十万平米。
这反映了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
所占比重由低到高一九五一到一九七○这二十年中，日本新建住宅的面积，占全部新建筑面积的比例，除一年略低外，一直保持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但比西欧、美国仍有相当差距。
例如美国1960年至1973年平均为百分之六十一点八；
法国1960年至1970年平均为百分之七十点七。
但是进入七十年代后，日本的平均数已上升为百分之五十九点二。
每户面积从小到大战后几年为了应急，日本住宅的平均面积只有四十一平米。
五十年代平均为五十七平米，六十年代平均六十平米，七十年代前九年上升为每户平均七十七平米。
当然，这个数字仍低于西欧和美国。
重视发展传统建筑在大力发展各种新材料、新技术的同时，重视传统建筑的发展。
日本住宅，尤其是农村住宅，大部分是传统的木造低层小住宅。
1977年新建的一亿一千八百万平米住宅中，木结构占百分之七十一。
近年，以钢筋混凝土大板、钢结构构件、钢结构的盒子式房间，以及木结构屋面、壁板、楼板等商品化构件建造的装配住宅，已占新建住宅的百分之十。
林之群（附图片）
日本新建的城郊住宅

泰国的廉价旅游
泰国宣布，1980年为旅游年。
今年，在大力接待外国游客的同时，还要推广国内旅游事业，为学生和收入较低的青年职工开办廉价的旅游活动。
泰国旅游局鼓励各旅行社尽力发展国内旅游事业，为年轻的旅游者提供廉价的食宿和交通工具，印制各种导游资料和供应旅游纪念品。
他们特别强调旅游从业人员必须以热情好客的态度，接待来自外地的游客。
泰国内阁已指示交通部门，在1980年旅游年内，民航、铁路和公路交通部门都要给国内旅游者以特价优待。
在政府的号召下，泰国国内旅游事业正在迅速发展。
各省都在增建饭店、旅馆，增辟旅游专线，修缮名胜古迹。
泰国民族文化委员会正在许多省建立文化中心，发展地方的民族文化艺术和娱乐、体育活动。
正汶

观瀑记
清晨，从加拿大第1大城市蒙特利尔出发，我们前去游览有“天下奇景”之称的北美尼亚加拉大瀑布。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
沿途金黄色的田野，苍翠的山峦，忽闪而过。
当我们抵达目的地时，已是薄暮时分。
尼亚加拉瀑布所在地，是一个约有七万人口的城市，就叫尼亚加拉瀑布市。
为了尽早看到大瀑布的夜景，我们当天就来到尼亚加拉瀑布的上游。
宽阔的尼亚加拉河，水流湍急，浪花四溅。
落日的余晖，把大地涂上一层淡淡的桔黄色。
远山近水，宛如一幅美妙的水彩画。
天际，珠幔般的水花如烟似雾，在夕阳照射下，恍如一片七彩虹霓，灿然入目。
彩虹下面，发出雷鸣般的巨响。
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真所谓“未见其面，先闻其声”了。
华灯初上，观看瀑布夜景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扶老携幼，熙熙攘攘。
我们来到了马蹄形瀑布旁，凭栏眺望，但见瀑布以雷霆万钧之势，飞泻而下，瀑声轰吼，好象战鼓雷鸣，慑人心魄。
微风吹来，雨点阵阵。
这是由瀑布蒸腾的水气凝成的水滴。
马蹄形瀑布水量大，溅起的浪花和水气，有时高达数十米。
要是你走到瀑布近处，浪花会把你溅得一身是水。
尤其是夜晚，凉风越吹越猛，把水花愈吹愈远，在离瀑布几十米的地上全是“雨水”，初来的人还以为天在下雨呢！
置身此处，真可使人倦意全消，别具一番情趣。
晚上九点多，在加拿大这边特地用各种颜色的聚光灯，从不同的角度照射瀑布，每隔不久，又变换一种灯光，景象也随之千变万化，五光十色，迷离神奇。
因此，夜景的瀑布比白天显得更加多姿多彩。
翌晨，我们又来到尼亚加拉大瀑布前。
白天的瀑布又是另一番景象。
游客可以下到河谷岸边观看，也可乘船在河上游览。
我们乘电梯到地下室，从通道走到瀑布的“腹部”。
那里开辟了一个洞口，哗哗的水声从洞外传来。
从洞口往外看，只见白茫茫的一片，串串水珠挂在洞前，真有点象西游记里描写的花果山水帘洞哩！
从原道折回，转个弯，顺阶下行，出洞口，就到尼亚加拉河边的观瀑台。
扶栏仰望，只见河水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冲而下，令人惊心动魄，大有“水从天上来”之感。
返回地面时，太阳升高了，游人也多起来。
靠近马蹄形瀑布不远的小山岗上，有一座斯凯伦塔，共三十一层，下面二十四层为骨架，从第25层往上，是一个多角形的“塔”和卖纪念品的商店，最高一层是天台。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游客可乘塔内电梯直升塔顶，登高望远。
此时晴空万里，可以看到远处的多伦多市、伊利湖、安大略湖和美国的水牛城。
瀑布旁边有很多花园和公园，有名的如“彩虹花园”，植有多种奇花异卉。
漫步在草坪上，观瀑时那种扣人心弦的紧张之感，顿然消失。
尼亚加拉瀑布水量多，冲力大。
安大略省政府在这里建了一座规模巨大的水力发电站。
在大瀑布不远处的斜坡上，建了一个大“花钟”，面积达一千多平方英尺，圆形钟面是用二万四千棵花卉“植”成的。
每小时发出悠扬的报时钟声。
当我们怀着依依惜别之情，告别尼亚加拉大瀑布时，花钟的时针正指着上午十时三十分。
劳崇聘　文并画（附图片）

他奋斗了一生
——深切悼念我的爸爸蔡楚生
蔡晓云
在1949年全国第1次文代大会期间，毛主席曾给我的爸爸蔡楚生写了“奋斗”的题词。
这两个字概括了爸爸毕生的实践。
他为人民的电影事业兢兢业业地奋斗了四十多年！
爸爸自小好学。
十二岁离开广东省潮阳县农村，到汕头市一家小杂货铺当学徒时，他就以包货的旧报纸当课本，以广告画、商标纸为美术老师，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
后来爸爸到了上海，在几家影片公司做事。
从此，电影工作成了他终身的职业。
在共产党的指引下，他的思想和创作不断地变化，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贫穷的下层社会，把刀和剑指向腐朽黑暗的统治阶级。
1933年以后编导的《都会的早晨》、《渔光曲》、《新女性》等影片，揭露和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讴歌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正直的高尚品质和他们的觉醒。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爸爸投入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并以电影为武器，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创作了《孤岛天堂》、《前程万里》等影片，歌颂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斗争。
在香港的几年里，他曾在渔区住过一段时间，目睹了渔民在日寇铁蹄下的悲惨生活，把渔民在怒涛汹涌的海洋上和敌人作殊死斗争的事迹，写成了《南海风云》的剧本。
当时没有拍成电影。
但它为后来的《南海潮》准备了基本的素材。
抗战胜利不久，爸爸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回到上海。
在党的领导下，和阳翰笙、史东山、司徒慧敏等同志一起组织了昆仑影片公司，创作了《一江春水向东流》。
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政治上根本无自由可言，物质上更是十分困难。
那时，爸爸正患着严重的肺病，不时咯血，但他还是日夜工作，有时因病不能到拍摄现场，他就把郑君里、朱今明等同志请到家里来研究摄制方案。
在《一江春水向东流》第1次试映时，爸爸和观众坐在一起，当人们为影片中素芬的遭遇而泣不成声时，爸爸也涕泪俱下。
他为自己的作品能够感动观众而感到自慰。
开国前夕，爸爸怀着喜悦的心情，来到了解放后的北京城，投入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创建工作，为人民的电影事业倾尽了自己全部心力。
平日工作繁忙自不必说，即使在病中，他也不放弃思考，有什么想法或意见，就随手记在床头预备好的本子上。
爸爸特别关心电影剧本的创作，凡是送给他审阅的剧本，他都是认真地阅读、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部国产影片上映，爸爸总是问我们看不看得懂。
他常说，一部影片，首先是让人看得懂，然后才能起到教育作用。
1956年爸爸入党了。
他激动地说：
“我奋斗了大半生，今天才真正找到了归宿。”
此后，爸爸更勤奋了，他体弱多病，经常离不开药，但精神总是那样乐观坚定，对将来充满信心。
除了坚持繁杂的行政工作外，1958年以后爸爸又深入南海渔村，和王为一、陈残云同志一起编导了影片《南海潮》。
1966年初，爸爸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曾以“六十要当十六过”这样的诗句，抒发了他的壮志豪情。
那时他正在疗养，尽管身体还有病，他仍然雄心勃勃地计划深入广西农村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
正在这时，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中国，文艺界首当其冲，爸爸被召回北京“集中学习”。
从此工作、创作的权利被剥夺了，生活失去了常轨。
长期残酷的折磨，使他病情一天天恶化。
敬爱的周总理得知爸爸病重，指示马上住院治疗，爸爸这才得以送进医院。
但是，那时的医疗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
爸爸进了医院，却住不了病房，更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就这样含恨死在医院的走廊上！
这是1968年07月15日。
临终前，他留给我们最后的一句话是：
“你们要跟着党革命到底！”
爸爸是个勤勉细心的人，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他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
他已经着手进行整理和总结。
没想到，一场浩劫，这些手稿、资料，竟片纸无存！
今天可以告慰爸爸：
你所热爱的电影事业，经过了严冬的摧残，现在已经复苏了！
她在新老电影工作者的心血浇灌下，必将新枝竞发，开出鲜艳的花朵。

俩对俩
何大理
公安局兼管户口的股长找着劳动局局长央求说：
“我那两个大孩子，集体单位不想去，缠得我也没办法，怎么样，局长给照顾两个全民制指标吧！”
局长同情地说：
“孩子的事，也怪让人揪心的，我尽量想想办法吧。
不过，这事也不易。
我有两个孩子，都二十几了，户口还在农村没上来，恐怕还得麻烦你，想法帮忙解决两个户口。”
不几天，局长来告诉股长：
“我给你弄了一个全民制指标，那一个下次再想法解决吧，我那两个孩子的户口就……。”
没等局长说完，某股长就接了话：
“多谢局长关照。
我给你先上一个户口，那一个下一次一定想法解决。”
局长在回家的路上想：
某股长这人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过有了一对一，就可以俩对俩嘛！

先尝一口
刘金瑞
轻工业局副局长下班回家，手提包里又装了不少“试销货”：
两瓶没贴商标的白酒、一条简装飞马烟、三双尼龙袜、两支八瓦日光灯管、一对色泽鲜艳的玻璃花瓶。
爱人接过提包问道：
“花了多少钱？”
“试销品……”副局长说着，又从衣袋里掏出一盒十二色彩色的铅笔，递给正在写作业的孩子小勇。
“我不要！”
小勇不满地说：
“爸爸，你又占公家便宜了！”
“毛孩子，懂啥？”
副局长用教训的口吻说：
“从前我跟着你爷爷串街卖五香花生米，你爷爷常喊先尝后买，知道好歹！
不先尝一口，你知道这玩意是啥滋味？”

山乡春色〔套色木刻〕郑叔方

美国点滴
萧乾
一、差距
在美国，即便是中等城市，给自己的汽车找个合法栖所也不是容易事。
好几次，汽车明明已经开到要去的剧院或旅馆门前，只是由于车场没有空位，朋友只好眼睁睁地开过去，然后焦灼地围着这地方转，直到为汽车寻着一席之地，才好下车。
可是那天开进德梅因市中心时，情景大不一般，足有半个足球场那么长一块空地，却一辆汽车也没有。
朋友象中了头彩那么高兴。
他灭了火，正要打开车门，交通警过来了。
他挥了挥手，蹙着眉头说：
“这儿停不得呀！”
朋友问：
“为什么？”
交通警指了指空场尽头一座二十来层的灰色建筑物说，再过两个小时它就不存在了——那时是十一点半。
我们只好另外找地方停了车，才去赴宴。
多巧，宴会厅正对着那座灰楼。
一点钟左右，我们吃完甜食，只见空场两边人行道上已经聚拢了一簇簇路人，都驻足望着那幢即将消失的建筑物。
一时，空地俨然成了刑场，高楼宛如一名待上绞架的犯人。
骑了摩托卡的交通警开始沿着白色安全线巡逻起来，特别约束着好奇的娃娃们。
灰楼两边的市廛还在若无其事地照常营业着。
我边呷着咖啡，边盯着腕上的表针。
同来赴宴的宾客们议论开了。
有的追溯那座楼的历史，有的讲起“定向内爆”的科学原理，何以一块砖头也飞不出圈去。
这时，灰楼里边自然早已空无一物了，全座楼的窗玻璃却都整整齐齐。
围观的人们在那里指东划西。
我们个个则在庆幸着：
多巧，宴会厅座落在这奇景的正前方，相当于电影院中央的前七八排。
一点一刻，摩托卡巡逻得更加紧了。
灰楼前面一片沉寂。
电子表的秒针在人们手腕上有节奏地跳跃着：
1：
20……1：
25……1：
29。
当分针指到1：
30时，只见——因为并没有我所预料的一声震天巨响，只有一声深沉的震响——那座灰楼的每块砖好象同时都裂了缝，驯顺地、有条不紊地在我们面前酥了，散了，瘫了下来。
紧跟着一股蘑菇云就遮天蔽日地朝半空滚滚升起，活象银幕上的世界末日。
十来分钟后，尘埃落尽，躺在那里只剩高高一堆废墟。
据说那废墟不要几天就会消失，因为从拆旧楼到建成新楼，期限都是严格规定的，迟误要按日罚款。
08月底过广州时，住所旁边正在拆一座三层楼房。
01月上旬回来时，已经拆到基础部分了。
一位叼了烟斗的老师傅带领五六个小伙子在拆，工具是两把十字镐。
抡十字镐确实是把力气活儿。
地基是砖石同混凝土的结合体，顽强极了。
看那穿蓝色运动衣的小伙子双手把镐举到半空，然后使出吃奶的力气朝下猛砸。
一镐下去凿不多深，迸起的渣屑兴许还会擦破同伴的眼皮呢……
联想到在美国机场、公寓、街上所见过、使用过的一些用电子或激光控制的自动化设备，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要不得的“关系学”
奚巍鸣
大概还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的时期，“关系学”这个名词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了。
要说“关系学”就是始于林彪、“四人帮”，那倒也不尽然。
这门“学问”在阶级社会产生后就存在了，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对此常有描述。
一部《红楼梦》中，不正是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关系学吗？
那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已是人所共知，就说贾雨村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王熙凤之所以能够成为荣国府中的女当家，薛宝钗之所以能够登上二奶奶的座位，不正是和精通关系学有关吗？
也有贾宝玉和林黛玉想冲破“关系学”的牢笼，结果一个病死于潇湘馆，一个出家了事。
茅盾的《子夜》，写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许多“关系学”。
吴荪甫、赵伯韬、杜竹斋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无不想击败对手，使自己成为独步于十里洋场的百万富翁。
小说中有个冯云卿，此人想学“关系学”，但没有学好。
他指使他的十七、八岁的女儿冯眉卿到大资本家赵伯韬那里去，企图采取美人计窃取商业行情，结果，落了个“赔了女儿又折兵”的悲惨结局。
林彪、“四人帮”及其大小党羽，他们无不对“关系学”深有造诣，对捧、拉、打、杀等权术都甚为精通，在这帮家伙的支持与庇护下，一些资产阶级政客、两面派、市侩、流氓、无耻文人，不是各个施展其手腕，应运而起，一度红得发紫吗？
当然，这些都不过是政治舞台上来去匆匆的小丑，但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留下的乌烟瘴气，是决不能低估的。
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所及，至今仍有一些人热衷于“关系学”。
他们采取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等手法，利用手中的一份权力，努力把许多关系搞好，特别把决定自己前途和命运的关键人物的关系搞好，为己服务，以谋取各种私利。
这种恶习，被绝大多数正直的革命者所鄙视，他们深知，如果学了“关系学”，就让资产阶级的庸俗、腐朽、自私的习气伤害了自己的灵魂，磨去了革命者的意志和锐气，也腐蚀了党和革命队伍的肌体。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地宣布：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奉劝有些人千万不要让无形的锁链将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
一切爱国爱民的同志、战友啊，千万莫学“关系学”，务必常读真理篇。

门帘的故事
丁元
唐代李肇著《唐国史补》中《李廙有清德》一则，全文曰：
“李廙为尚书左丞，有清德。
其妹，刘晏妻也。
晏方秉权，尝造廙宅，延至晏室，见其门帘甚弊，乃令潜度广狭，以粗竹织成，不加缘饰，将以赠廙。
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
尚书左丞是唐代中央机关尚书省的长官之一。
李廙做了大官，并不认为自己的住处就此应该布置得富丽堂皇，所以客厅仍挂着很破的门帘。
足见为官清廉，生活简朴。
刘晏也是个大人物，历任唐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大臣。
“方秉权”，大概是指他在肃宗朝做户部侍郎的时候。
他命人悄悄地量了尺寸，用粗糙的竹子编织了一个门帘，也不用布滚边，想要送给内兄，表示一点妹夫的关切。
但是结果“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了。
两位高官，又是郎舅之亲，何以在一个微不足道的门帘上如此费神？
我想，那原因就在李廙“有清德”。
而刘晏对此深深敬重，生怕即使是粗糙的竹帘也可能有损于内兄的清德。
事有凑巧，敬爱的彭老总也有一个门帘的故事。
习仲勋同志的革命回忆录《彭总在西北战场》写道：
同志们看见彭老总通夜站在窑洞里的地图下太冷，于是给他缝了个布门帘。
彭老总说：
“部队有人连干粮袋都没有，还做什么门帘？
我们要想着群众和战士过着苦日子啊！”
在“群众和战士过着苦日子”的情况下，彭老总并不认为他有权享用即使是一个布门帘。
因为“他身居高位，但对特权却深恶痛绝，认为那是旧世界留给我们的最丑恶的东西。”
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对“特权”这个“最丑恶的东西”“深恶痛绝”，有的人则反而是爱不释手，这些人是在拣拾旧时代的渣滓，还当作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