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面：头版
会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增选了胡耀邦、赵紫阳两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和通过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十一位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决定为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撤销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免除或提请免除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建议人大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九日讯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召开。
到会中央委员二百零一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八人。
另有各地方各部门负责同志三十七人列席会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由华国锋同志主持。
五中全会的大部分议程是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这部分议程包括：（一）讨论和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二）增选中央政治局常委；
讨论和通过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
（三）讨论和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四）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全会认为，党的十一大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外形势都有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
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始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
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确定的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广泛地深入人心；
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反革命罪行，他们所推行的极左路线和他们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受到进一步的揭发批判；
历史上遗留的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党的各项政策在全国广泛地得到落实。
在这个基础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实施，艰苦奋斗，使农业、工业、财贸、教育、科学、文化、政法、国防、外交等各条战线上捷报频传，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正在发展。
这些事实证明，党中央所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国家已经从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所造成的严重混乱状态，基本上转变成为有领导、有秩序、有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有胜利的条件和信心的局面。
这是我们党克服了巨大困难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全会指出：全国各族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实践，现在向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不失时机地加以迅速解决的重大问题，包括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
随着国内形势内转变，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思想上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需要作相应的解决，以利于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发展和巩固，以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为了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都要求中央委员会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决定，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具体时间，由中央政治局决定。
五中全会认为，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必须努力吸收那些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领导工作。
这不仅是为了适应现代化事业的繁重工作的需要，而且是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的需要。
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并且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两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以姓氏笔划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十一位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会认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增选，中央书记处的建立，是党的重要决策，它表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生机蓬勃，人才辈出。
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加强，将对全国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发展巩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全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这个文件，根据全会意见修改以后，即将发到全党广泛讨论，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再加修改，提请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党章修改草案对党员条件规定了严格的要求，同时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完善的规定。
党章修改草案总结历史经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需要，对党的干部制度作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包括废止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
全会讨论和一致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这个《准则》共有十二条，它的草案在一九七九年二月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三月以后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几次修改，由中央政治局再次通过后提交五中全会讨论。
全会认为，这十二条准则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它对发扬党内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全会决定在会后公布这个《准则》，并在全党执行。
全会要求，在贯彻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过程中，结合对党章修改草案的讨论，在全党进行一次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性纪律性的思想政治教育。
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对照准则的规定，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凡是违背准则的规定的，必须及时地、切实地纠正过来，个别党组织和某些党员的无组织无纪律、继续闹派性和各行其是的现象，必须彻底改变。
全会重申，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就能使全党在中央的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主要议程。
全会认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文化大革命前夕，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断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成立的。
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种情况，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
近一年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针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同志的各项“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材料，向中央作出了详尽确切的审查报告。
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审查报告，据以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
全会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这个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
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全会的决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传达，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鼓舞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充满信心地献身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
五中全会庄严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表明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贯彻在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的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
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被反革命阴谋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利用，造成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果。
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同时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一一进行平反。
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五中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四位同志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严肃而又恰当地处理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反映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愿望。
全会要求各级党组织，本着这一精神，积极负责地继续解决类似的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并教育党员和群众，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密团结，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前途努力奋斗。
全会认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对党政领导提出建议和进行批评，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但是经验证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即所谓“四大”，不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好方法。
“四大”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反而妨碍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为了有利于消除不安定的因素，全会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予以取消。
十一届五中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后的又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最重要保证。
会议没有专门讨论经济工作，这是因为，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举行的全国计划会议，已经制定了一九八○年国民经济计划，并且在今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同志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以后，李先念同志又在二月十日作了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
现在全国经济战线的中心任务，就是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方针，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很明显，一九八○年全党在各条战线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十分繁重的。
完成这些任务，将对胜利召开党的十二大发挥巨大的作用。
十一届五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同全国人民在一起，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万众一心，紧张努力，在各条战线上创造出优异的成绩，来迎接党的十二大的召开。
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和胡耀邦、赵紫阳同志在五中全会上。
新华社记者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
图为五中全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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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五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同全国人民在一起，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万众一心，紧张努力，在各条战线上创造出优异的成绩，来迎接党的十二大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新华社二月二十九日讯 中共中央就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
座谈会于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近一百人出席。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出席了二月二十四日上午的座谈会，并代表中共中央就五中全会的各项议程作了说明。
文化大革命前，党有个很好的传统，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与党外同志协商讨论，以便集思广益，把事情办好。
粉碎“四人帮”后，党恢复了这个传统。
华国锋同志在座谈会上指出，在座的许多同志有同党几十年合作的历史，同党一起经历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也经历过一些严重的困难和考验。
他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之间的政治基础更加牢固了，相信在新的长征中，我们一定能合作得更好。
他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对五中全会准备解决的问题充分发表意见。
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主持。
在四个上午的座谈中，大家心情激动，精神振奋。
荣毅仁、王昆仑、胡子婴、董其武、许德珩、孙起孟、史良、朱学范、严信民、刘仲容、胡厥文、胡子昂、赵宗燠、屈武、甘祠森、孙晓村、王雪莹、罗叔章、阿沛·阿旺晋美、徐萌山、黄鼎臣、朱蕴山等在会上相继发言，叶圣陶、钟惠澜、易礼容、周士观等作了书面发言。
他们一致表示，完全赞同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解决这些问题，热烈拥护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
他们说，五中全会考虑解决的问题，都是人们十分关心并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
刘少奇同志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是党和国家主要的、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
五中全会解决的问题，大得人心，一定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他们认为，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对于加强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于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他们表示，决不辜负共产党的信任，一定要奋发努力，为四化建设，为争取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座谈会结束时，乌兰夫同志对大家就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发表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
他说，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对党很有益处，一定把它反映到五中全会上去。
他希望大家今后继续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同心同德，共同为我国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二月二十九日电 南通社今天中午发布的铁托总统病情公告说：“尽管采取了必要的积极的医疗措施，铁托总统总的健康状况仍未出现好转的迹象。”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不好，大气中有毒有害物质含量很高，降尘量每月每平方公里高达几十吨；
许多大城市的地下水被严重污染；
长江、黄河等二十多条主要河流及湖泊内海，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与环境有关的癌症等疾病的发病率有所增长，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我国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很严重。
土地资源在不断丧失，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六分之一，黄河中游的河床每年增高三寸，长江中的泥沙也在逐年增多。
土地沙化，草原沙化、碱化，退化、森林面积逐年减少，使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破坏。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我国许多干部、群众不大懂得环境科学，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只有生产观点，很少有生态观点；
只注意发展生产，不注意保护环境，只算本单位眼前经济帐，不算社会长远的经济帐，甚至把生产建设与保护环境对立起来。
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在“全国环境保护宣传月”活动中，全国主要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宣传单位，将运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环境保护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介绍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的关系，生产、生活与生态的关系，人口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宣传加强环境管理、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科学知识以及有关的经济政策。
通过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逐步掌握环境科学知识，自觉地遵守环境保护法，齐心协力，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这三项世界新纪录是：洪伟、董志斌以九小时五十八分四十二秒的成绩打破美国运动员理查德·韦伯于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创造的活塞式发动机无线电遥控水上模型飞机留空时间九小时零七分三十七秒的世界纪录；
陈志健以四千四百米的成绩打破我国运动员朱耀周于去年八月六日创造的发动机水上模型飞机飞行高度两千七百四十米的世界纪录；
叶家锭以三千二百八十四点零二米的成绩打破我国运动员敖维训、崔仁智于去年八月一日创造的无线电遥控模型直升飞机直线距离二千八百五十四点七七米的世界纪录。
这三项世界新纪录是第四届全运会以后在上海、陕西、广东等省、市举行的航空模型比赛和纪录飞行测验中创造的。
新华社上海二月二十九日电 上海科技工作者取得的十项具有七十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新近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召开的科研成果授奖大会上获得了一等奖。
上海农药研究所研制成功的井冈霉素，是我国首创的一种防治水稻主要病害的农用抗菌素，每亩农田施药成本只需一角几分，就可增产稻谷七十斤。
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研制的用于微细加工的离子束刻蚀机，最高精密度达到一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六十分之一，为我国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微细加工创造了独特的技术设备。
一种航天、航空、现代国防和冶金化工部门广泛应用的稀有金属钛，国外都用镁或钠还原法生产。
上海第二冶炼厂和上海工业大学等单位研究成功与国外不同的制钛新工艺——四氯化钛熔盐电解制取金属钛，为制钛工业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此外，能够延长黑白电视机显象管寿命的消气剂、广泛用于石油化工生产的甲苯歧化催化剂，成功地从含有贵重金属铂铑的废料中回收纯度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五的铂铑合金的“纯碱烧结法”等六项科研成果，都对科研和生产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上海师范大学的一项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原生动物细胞“核质关系”的研究上有着独创性的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获得了一等奖。
在授奖大会上，上海市还有八十九项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四百三十八项属于国内首创或国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分别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
这次获奖的科研成果，是从上海市近两年来取得的一千二百项科研成果中评选出来的。
作者：樊如钧
栏目：简明新闻
泰国总理江萨宣布辞职
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二十九日上午在泰国国会特别会议上宣布辞职。
江萨总理在国会发表了长达二十多分钟的讲话。
他说，二月十一日的泰国内阁改组，使得政府和国会内部发生了矛盾并且趋向激化，以致政府无法按照既定的目标执政。
为了维护议会民主制度，他决定宣布辞职。
美提出保证阿富汗中立的前提是苏撤军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二月二十八日说，阿富汗中立化的先决条件是必须从阿富汗撤出所有苏联军队。
美国“想要作为一个政策问题重申，前提条件必须是从阿富汗撤出所有苏联军队”。
苏军在喀布尔机场部署地对空导弹
据路透社二月二十八日报道，苏联在喀布尔机场部署了地对空导弹。
五个导弹群是沿着机场跑道排列的，每个导弹群有四枚导弹。
跑道的尽头是一个重要的苏军兵营。
人们还不清楚苏军部署这些导弹的目的。
（均据新华社）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一九八○年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九日）
近几天来，在苏联重兵把守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示威和罢市，给苏联侵略者和卡尔迈勒政权以沉重的打击。
喀布尔的局势，表明阿富汗人民反抗苏联占领的斗争正向更加广泛深入的阶段发展。
据报道，二月二十一日开始，喀布尔商店关门停业，政府职工拒绝上班。
广大市民拥上街头，举着反苏旗帜，高呼“俄国佬该死”、“俄国佬滚回去”、“打死俄国人！
打死卡尔迈勒！”
等口号，举行游行示威。
成百成千的群众夜晚登上房顶高呼反苏口号。
活跃在市区的地下游击队则机动灵活地对苏联占领军进行袭击。
这种全市性的大规模罢工罢市，在喀布尔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目前，斗争仍在继续坚持。
喀布尔斗争爆发前后，在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北部的巴格兰，西部的赫拉特、法腊，东部的贾拉拉巴德、拉格曼，以及巴米安、加兹尼等城市的居民，也纷纷举行罢工、罢市和游行示威，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反抗苏联入侵的群众斗争。
尤其引人注目的，喀布尔群众斗争爆发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二日，四千名政府军拒绝执行镇压示威群众的命令，掉转枪口，向指挥他们的苏联军官开火。
随后，哗变的政府军携带大量枪炮，加入穆斯林示威者行列，同前去镇压的苏联军队战斗。
随着苏联加紧镇压阿富汗人民的反抗，越来越多的阿富汗政府军哗变起义，与游击队一起打击苏联占领军。
据估计，由于各地政府军大批开小差和参加游击队，阿富汗现政权原有的九万军队，现在只剩下不到一半兵力。
而剩下的这些军队也是“支离破碎、怀有反抗情绪的”。
有消息说，即使由苏联一手训练、装备和严密控制的阿富汗空军，在苏军入侵后也一直停飞，阿富汗陆军第十一、十九、二十一师“已予解散”。
喀布尔燃起的反抗怒火，标志着阿富汗人民反侵略斗争从广大农村扩展到全国所有城市，苏联占领者十分恐慌，调动大批军队残酷镇压示威群众和倒戈的政府军士兵。
喀布尔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枪炮声连续不断，坦克装甲车在大街上奔驰，数百名阿富汗人遭到伤亡，一些爱国的著名人士被逮捕杀害。
阿富汗各族人民是强悍不屈的。
历史上他们没有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枪炮屠杀，现在他们也决不会容忍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统治。
尽管侵阿苏军已达十万之众，但他们在农村、山区到处遭到游击队的袭击，东北四省的大部分地区已为游击队所控制，东部边防重镇贾拉拉巴德正受到围攻。
现在，侵略者在城镇也是提着脑袋过日子。
据估计，苏军入侵以来，已死伤近五千人。
外国评论指出，苏联在阿富汗的前景不妙，“要实现军事解决将是长时期的，无论是在人力上还是在物质上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由于阿富汗人强悍”，武力征服也许“永远不会实现”。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一九八○年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九日）
最近，苏联在继续增兵镇压阿富汗人民的同时，又玩弄反革命两手，发动一场新的“缓和”攻势。
勃列日涅夫二月二十二日对选民讲话时，讲了许多歪理，宣称“一旦”他所谓的对阿富汗的“外来干涉”完全停止，苏联“就准备着手撤出军队”，并再次鼓吹“加强缓和”、“裁减军备”，大声指责美国破坏缓和。
在这同时，苏联许多政界人士和宣传工具也大放“缓和”烟幕，颠倒是非，反诬别人“利用阿富汗事件破坏缓和”，等等。
莫斯科交替使用武装侵略和“缓和”攻势，本是意料中的事，而这次发动“缓和”攻势的目的，也无非是想再借用“和平”的油彩，涂抹它那凶神恶煞的嘴脸，以摆脱自己在国际上空前孤立的困境。
它妄图缓和阿富汗人民的反抗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情绪，稳住它在阿富汗的阵脚，伺机进一步南下印度洋；
它还想以“缓和”为诱饵，离间西欧和美国的关系，打消它们的联合抵制行动。
然而，莫斯科在继续屠杀阿富汗人民的枪炮声中发动“缓和”攻势，要使人上当就不那么容易了。
人们清楚看到，对阿富汗进行赤裸裸的武装干涉的不是别人，正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苏联入侵阿富汗，大大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同“缓和”是丝毫不相容的。
国际舆论指出，苏联大肆鼓吹根本不存在的它所谓的“外来干涉”，并作为“撤军”的先决条件，无异是宣布苏联压根儿不打算从阿富汗撤出侵略军。
莫斯科用这些歪道理来发动“缓和”攻势，是不值一驳的，是“一个绝望的阴谋”。
西欧各国对苏联利用“缓和”攻势施展离间之计，是有一定警惕的。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最近在一次谈话中，要求欧洲共同市场支持卡特总统对付苏联的立场。
西德总理施密特强调，苏联想破坏美欧团结是徒劳的。
最近，美国国务卿万斯访欧，就是要在美国同西欧国家之间协调抗衡苏联扩张的步调。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一九八○年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九日）
自铁托总统身患重病住院后，南斯拉夫人民经受看不寻常的考验。
他们镇静团结，加强戒备，充满信心地为保卫和发展革命成果而忘我工作。
大家知道，铁托总统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
几十年来，他领导人民在争取祖国解放、民族独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建立了光辉的业绩。
在国际上，他是不结盟运动的著名创始人之一，支持广大中小国家捍卫独立和争取解放的斗争。
如今铁托总统病情严重，自然引起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普遍的关切和不安，也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
自一月初铁托总统患病以来，从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联邦主席团和各级领导人，到广大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都表达了一个共同心愿：热切希望铁托同志能够恢复健康，同时也表示有决心有信心将铁托同志亲手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正象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多兰茨同志所说的，铁托时代的几代人不仅有能力保卫革命成果，而且还要继续朝着为实现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和彻底解放的方向发展这一成果。
在铁托总统重病期间，南斯拉夫各级党政机构继续正常有效的工作，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保持着有条不紊，局势稳定。
铁托总统病后，南斯拉夫党和政府立即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国内外形势，确定了稳定经济、加强团结和加强防御的三大任务。
二月二十日，南共联盟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青年一代在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关系方面的任务和加强共盟引导作用的决议，并确定了共盟中央今年的工作规划。
各共和国、自治省，各级议会、执委会，也相继开会制定相应的计划和落实的措施。
实际上形成了全国的“总动员”，以便同心协力地争取实现今年的各项战斗任务。
在当前国际局势明显恶化的情况下，南斯拉夫把加强战备保卫独立列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南斯拉夫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在欧洲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铁托总统曾经说过，南斯拉夫“处在风口”。
铁托总统病后，联邦主席团国防委员会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加强武装力量计划及其他迫切的全国战备问题，决心进一步加强全民防御体制，以防止敌人利用困难乘机搞乱。
当前，人民军和地方卫队正在加紧军事训练和实地演习，随时准备迎战敢于来犯的侵略者。
所有这一切表明，南斯拉夫人民是能够经得起任何严峻考验的，必将继续沿着铁托同志和南共联盟指引的道路前进，取得新的胜利。
作者：陶玉
本报讯 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李光祥，最近给即将分到连队的新战士上了一堂学习雷锋、正确对待革命分工的团课，受到新战士的热烈欢迎。
李光祥是成都部队某测绘大队制图队技术员。
他入伍四年来脚踏实地学雷锋，立足本职作贡献，成效显著，多次立功受奖，年年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去年九月，共青团中央命名他为新长征突击手。
新兵连团支部了解到，新战士特别是城镇入伍的知识青年，都愿意做一名雷锋式的战士，可是有些同志缺少立足本职苦干实干的精神。
于是，他们便邀请李光祥给团员和青年们上一堂怎样学雷锋的团课。
李光祥现身说法，讲了自己成长进步的三点体会：
一是要有雷锋那种甘当革命螺丝钉的精神，认识平凡岗位不平凡。
李光祥入伍以来，先后四次变换工作，他都愉快服从，并努力做到又红又专。
让他当地图植字员，他就刻苦钻研植字技术，成为一名战备观念强，技术精，服务态度好，一兵能多用的人；
让他当通信员，他就兢兢业业为大家服务，是队里有名的“闲不住”；
让他代理书记，他就认真完成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
让他当炊事员，他就虚心向老同志学习烹调技术，协助班长做好思想工作，尽力当好后勤兵。
当组织上因工作需要，没有让他上电视大学时，他刻苦自学科学文化，在部队统一考试时，取得了名列全部队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二是要有雷锋那种迎难而上、刻苦实践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
过去，李光祥光会植字，不会修理，他就猛攻修理技术关。
他一面熟悉各部件结构、原理、性能，一面刻苦钻研电工知识，掌握机械的电路配线。
在学习基础理论的同时，他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做到会拆会修会安装机械，促进植字技术更加熟练。
目前，他每小时能植一千三百字，质量均在良好以上，达到了一级技术能手的标准。
三是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尽心尽力为四化多作贡献。
新同志业务不熟练，他就手把手教，先后使两名新同志在较短时间内达到独立上机作业的水平；
看见厕所脏了，他就不声不响地拿起扫把打扫干净；
他还学会了理发技术，在四年时间里，为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理发二千四百余人次。
他提升为干部后，仍然坚持做好事，在军内外都有很好影响。
李光祥最后说：部队各项工作都连着四化大目标，我们只要以雷锋为榜样，把个人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就浑身有劲，处处可以显身手，作贡献。
听了李光祥的讲课，新战士们受到了很大鼓舞和教育，纷纷修订了学雷锋的计划，表示在下连分配工作时，决不挑挑拣拣，坚决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
（陶玉）
作者：章坤华/饶洪桥
栏目：记者来信
最近，我们到青岛警备区某部通信一连采访。
这个连的团支部，是共青团中央授予“新长征突击队”称号的先进团支部。
从一九七七年以来，他们开展“学雷锋，树新风”的活动，做好事三千多件，受到军内外的热情赞扬。
我们请团支部的同志谈谈这种好风尚是怎样树立起来的，听了以后很受教益，觉得有必要在报上介绍一下。
树新风人人可以有所作为
团支部书记郑旭东说，干什么工作都有个信心问题，树新风也有个信心问题。
有的同志看到林彪、“四人帮”把社会风气败坏得很严重，社会上至今还出现一些不良现象，就叹气，说：靠我们做几件好事能够改变风气吗？
好象无能为力。
实际不是这样，每个人都能在恢复和发扬新风尚中有所作为。
副支书董树玲讲了这么一件事：去年十一月底，团员史树太在收发室接到一个从小港客运站打来的电话，说是一对老夫妇来部队看儿子，但是不知道儿子在哪个分队，在码头耽搁很长时间了。
这天是星期天，小史接到电话后，心想老人家远道而来，一定又急又累，就马上骑车到码头，把两位老人接到招待所。
服务员要收费，谁知老人的钱包又丢了。
小史又毫不迟疑地把仅有的六元钱拿出来，先交了两元，把剩下的四元塞给了老大爷。
小史的行动使服务员很受感动。
第二天，小史问明了那个战士的单位和驻地，正要把老人送去，到了招待所却扑了个空。
原来，服务员早就把老人送走了。
还有一次，守机员刘秀英接到长途汽车站的电话，得知一位大娘远道来青岛找一位女军医，但不知女军医的名字，只知道她爱人在新疆工作。
小刘热情为大娘找到这位军医后，长途汽车站还就此号召全体服务员学习解放军助人为乐的精神，改进服务作风，引起很热烈的反应。
这些事例说明什么呢？
董树玲说：“一个人做好事能影响别人，大家都来做好事，可以促进新风气的形成和发扬。
我们体会到这一点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在发扬新风尚中站在前列！”
做好事应该理直气壮
电台台长王洪讲起她学雷锋树新风的一段经历，很有感触地说：“做好事虽然不是冲锋陷阵，但也得有点勇敢精神才行。”
两年前团支部组织“学雷锋，树新风”的活动时，电台的同志不敢放开手脚做好事，怕别人说是想进步，出风头。
有段时间打扫楼道和院子就是见不到电台的人。
问是什么原因？
有的同志说：在众人眼下，多不好意思。
现在这种顾虑都打消了，大家做起好事来都是落落大方，理直气壮的。
电台的同志不仅经常扫院子，只要有为别人做好事的机会，就从不放过。
一次，几个同志在街上遇到一个人拉着一车东西，由于坡陡载重，拉一步退一步，累得满头大汗。
拉车人的后面有几个青年人边看边议论，但没人上前帮一把。
这几个同志当即主动上去推车，上坡以后还送了一段路。
现在，连队的女同志经常为男同志缝补衣服，拆洗被子，守机二班去年以来就为大家缝补拆洗衣物七百六十余件。
有的女同志还学会了理发，不仅为女同志理，还给男同志理。
这种顾虑是怎样打消的呢？
董树玲同志说：我们要求大家在做好事时，先不要想人家会怎么看，而只想应不应当干，怎样才能干好。
我们还经常启发大家自问：为什么没有人说雷锋做好事是出风头？
答案是：雷锋始终如一地做好事，一心一意地帮助别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是纯洁无私的。
要不被别人议论，就要真心地、长期地做好事，只要你的动机端正，就不用怕人家议论，做起好事来就再也不会羞羞答答的了。
大道理还是要讲
有的同志说：做好事，做就行了，用不着讲多少大道理。
可团支部的同志却用事实说明：只有讲清大道理，做好事，树新风才有自觉性，才能持之以恒。
这个团支部一直重视讲清道理。
他们经常利用上党团课的机会，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讲我军的宗旨，讲学雷锋做好事对改造社会风气的意义，这对增强大家做好事的自觉性、主动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战士许加坦谈了他的体会。
他开始响应号召做好事，只能模仿人家，自己眼睛里找不到活。
以后他懂得了为同志为人民做好事是革命战士的义务，是培养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提高了做好事的自觉性。
他探家时，在列车上帮助服务员扫地、送开水；
赶集回家的途中遇到一家失火，他主动相救，费了很大气力才把火扑灭，走时谁都不知道他是谁；
护理他父亲住院时，他在医院呆了十一天，为别人端屎端尿、扫地买药忙了十一天。
这些都是他探家期间做的。
他说：“看到可以帮一把的事，不上去帮一把，心里就不踏实，觉得对不起自己戴着的领章帽徽。”
团支部的同志们说：现在全连都有这么一种风气：见人就帮，见好事就做，都感到不助人心里不乐。
这决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共产主义的思想萌芽不断发展的结果。
让助人者感到光荣
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助人为乐做好事的热心人受到冷遇，社会风气被破坏得不成样子。
通信一连的同志们说：要使助人为乐的风气重新兴盛起来，就要让热情帮助别人的人受到尊重，感到光荣，让不热心助人的人坐不住。
这个团支部是怎样做的呢？
他们对做了好事的同志及时进行表扬和奖励，为宣扬助人为乐的先进人物和事迹，各班、排、台、站，都建立了好人好事登记簿，三年来一直是坚持登记，哪个同志做了好事，他们就记到本子上，并利用黑板报、晚点名、开班务会等机会赞他、夸他。
由于好人好事及时得到表扬和鼓励，全连助人为乐的空气越来越浓，好人好事大量涌现。
为了大力扶植助人为乐的好风尚，党支部还大力提倡干部和党团员带头学雷锋、学先进。
最近两年，这个连提拔了十四名新干部，都是学雷锋的积极分子。
同志们说，雷锋同志“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在新长征的途中，我们决心把学雷锋、学先进的活动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本报通讯员 章坤华
本报记者 饶洪桥
作者：孙成林/王建华/张贵
编者按
本报讯 新战士下连后，怎样继续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
沈阳部队某炮团八连的体会是：不能光吃“大锅饭”，还要适当开“小灶”。
在新兵集训期间，新兵连进行过我军宗旨、条令条例等一系列基本教育，他们的思想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呢？
八连党支部在新同志下连后，首先就他们对分工的愿望摸了一次底。
八连是个炮兵连队，大部分同志要当炮手。
但是，二十四名新同志，只有五名志愿当炮手，四名表示听从组织分配，大多数都想当司机或学无线电。
从这里，党支部看到，新战士的思想教育工作决不能放松。
进行政治常识教育，有时他们可以和老战士一块吃“大锅饭”，但有时还需要针对他们的特殊问题，适当开些“小灶”。
针对有些新战士在分工上存在的问题，他们进行了一次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组织大家学习张思德、雷锋等英雄人物的事迹，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多数新同志表示要愉快服从组织分配。
有的新战士心里还有些疙瘩，党支部又以炊事班新战士张宝库的一封家信为教材，对大家进行了一次具体的教育。
张宝库爸爸来信中，对张宝库提出要求：“做更苦更累的工作，不要只想做条件好和优越的工作。”
党支部把他分到炊事班，他愉快服从。
新战士对照党的要求，父辈的期望和张宝库的榜样，找差距、谈感想，进一步端正了对待革命分工的态度。
新战士张宝权原来一心想学开汽车，被分到炊事班后，开始情绪不大高。
学习后，他表示要安心本职工作，最近炊事班人手少，他出力大干，受到连里表扬。
新战士的思想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八连党支部认为，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光连里开“小灶”还不够，还要依靠广大骨干多多做工作。
党支部组织正副班长和干部交流了做好新战士特别是城镇入伍战士思想工作的经验。
新兵下连后，干部和骨干除经常找他们谈心外，还注意留心他们的情绪变化，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电话班新战士罗跃辉，有一次在室外搞收放线训练，刚练了不多会，就累得满身是汗，气喘吁吁，由于天气寒冷，一停下来又浑身发冷。
他感到有些受不了，流露出怕苦怕累思想。
班长邹仕勇和老战士张万友分别找他谈心，使小罗增添了克服困难的勇气，不仅在训练中不怕苦不怕冷，取得了好成绩，而且积极学雷锋做好事，受到了大家称赞。
八连党支部体会到，对于新战士的思想教育工作，不能完全象对待老战士那样去要求，更不能操之过急，或者只抓消极的东西，一定要根据他们好学上进、思想单纯的特点，多抓积极因素，从一点一滴做起，引导他们一步一步前进。
一个多月来，他们通过树立新战士典型，用黑板报等形式宣传新战士中的好人好事，让去年从城镇入伍的老战士介绍成长进步的体会，为新战士树立学习榜样。
同时，又注重新战士的个人爱好，循循善诱地去做工作。
一班新战士陈继强入伍时就带来八册外语课本，除了操课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外语上，其它活动参加得比较少。
党支部对他这种刻苦好学的精神给予肯定，同时又提醒他注意科学安排时间，正确处理好学习和其它活动的关系。
小陈懂得道理后，不但学习抓得紧，参加其它活动也积极主动了。
党支部在全连表扬了他，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为四化多掌握一些科学文化知识。
在陈继强的影响下，许多新战士对学习科学文化更加重视，纷纷买来和从家寄来一些书籍，抓紧时间攻读。
他们高兴地说：部队真是一所培养人才的大学校！
（孙成林、王建华、张贵）
作者：吕志远/汤保卫
八一一八六部队十二连共产党员贾振刚，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入伍四年来为干部战士修鞋七百多双。
去年提升为干部后，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为同志们修鞋，受到大家的赞扬。
吕志远、汤保卫摄（照片）
作者：马文荣
作者：张静惠/赵书三
栏目：院校巡礼
本报讯 铁道兵学院为各师代训的第一批教导队教员，春节前夕返回各教导队任教。
这个学院根据许多教导队的教员新、教学经验少的实际情况，从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于去年十二月承担了代训五十名教导队教员的任务。
他们挑选一些有经验的教员，担任教学和辅导工作。
在教学中，他们根据这些教员的实际需要，选学教学理论，请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员介绍体会。
这些教导队教员经过学院培训，基本上掌握了主要教学实施方法。
（本报特约记者 张静惠、赵书三）
作者：胡元利
栏目：院校巡礼
本报讯 最近第二地面炮兵学校给十一名教学保障人员记三等功，佩戴立功奖章。
去年，这个学校从事教学保障工作的广大干部战士，坚持以教学为中心，自觉地当好“配角”，为保障教学做出很大成绩。
炮兵营指挥连测地班在班长郭景才带领下，去年保障教学一百七十多天，测点一千二百多个，准备训练场地三十七个，实弹射击场地六个，无一差错，几次实弹射击都保证了精度，圆满地完成了各项教学保障任务。
学校党委给这个班和班长郭景才都记了功。
荣立三等功的保障连战士袁希成，工作勤勤恳恳，使教学大楼始终保持清洁整齐。
他还研制成功半机械化的“擦地板机”。
（胡元利）
作者：杨子恒
栏目：院校巡礼
作者：晓北
栏目：院校巡礼
本报讯 二月初，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晋升三名教授、二十名副教授。
这些同志在多年医疗、教学和科研实践中，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撰写了不少学术论文。
心血管外科副教授李功宋曾在病人心房内成功地切除一斤多重的粘液瘤；
神经内科副教授匡培根研究的电针前后穴位肉乙酰胆碱含量变化，在第二届全国神经精神学术会议上受到好评；
副教授李维华不仅自己刻苦钻研，还注重对青年军医的辅导，成为承上启下的骨干力量。
（晓北）
作者：郑富昆
栏目：院校巡礼
本报讯 第二军医大学一月中旬晋升主管药师二十二名，主管技师二十九名。
第二军医大学党委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细致的工作，使这次晋升工作比较符合实际。
五十一名晋升的同志，都有较系统的本门学科基础理论知识、较高水平的操作技能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如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技师邱薇君，在缝制球型和蝶型瓣膜的缝环过程中，不断摸索改进，为我国第一例人造心瓣膜交换术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训练部中心实验室技师夏愿耀，精通组织切片技术，她搞的“超薄切片”独有特色。
训练部电化教学室摄影员汪长荣，熟悉彩色照片、彩色幻灯片等技术，在一九七九年中央卫生部召开的电教会上荣获奖状。
（郑富昆）
作者：马春林
栏目：院校巡礼
本报讯 总后勤部军医学校抽调有教学经验的教员，到四所医院教学，一年完成一千二百四十学时的教学任务，明显地提高了医务人员的业务能力。
这个学校了解到解放军总医院研究生班、军医提高班和其他三所医院的护训班师资力量比较薄弱，便主动地承担了部分教学任务。
他们合理安排教学计划，一个教员担任两三个教员的课时；
有的教员还利用教学间隙和晚上业余时间，到医院上课。
为了给解放军总医院研究生班讲好《免疫学》，学校抽调微生物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和两名主任教员组成教学小组。
《免疫学》是一门发展较快的新学科，原有教材陈旧，他们多次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学习，自己动手翻译四十万字的外文资料，编写了一本二十万字的新教材，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
外出教学中，军医学校注意把碰到的一些疑难问题，作为教学中的问题，认真研究解决，把在医院学到的一些新知识、新技术及时充实到教学中，丰富学员的知识，加强基础医学和临床的联系，收到较好效果。
（马春林）
作者：杨刚华/吴新华
栏目：院校巡礼
本报讯 昆明部队军医学校二月上旬把自己编印的“医教资料”第一期，发给全军军医大学、军医学校和地方的部分医学院，作为教学参考资料。
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昆明部队军医学校担负了卫生列车救护转运伤员的任务，并派出一部分人参加作战部队战地救护、卫生防疫和医院医疗护理，积累了一些战时运送和救护伤员的经验。
为了把这些经验运用于教学，学校成立了“医教资料”编写组，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搜集整理，已经把战时卫生列车伤病员转运、医疗护理、药品保障、卫生学和战伤救治和工生防疫等几个主要经验写出来，编印成“医教资料”。
（杨刚华、吴新年）
作者：本报评论员
“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
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
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的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党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和信任。
我们部队文艺战士，无不感到如沐春雨，如坐春风。
同时，也深切感到重任在肩，要更好地为四化贡献才智。
回顾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尽管文艺工作中有过缺点和错误，但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也是显著的。
什么“文艺黑线专政”，什么“军队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这些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在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文艺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三年来，文艺战线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大胆创造，主流是好的，出现了一大批好的和较好的作品，成绩相当可观。
事实证明，我们的文艺队伍，是一支无愧于党和人民关怀、信任的好队伍。
很显然，有了党和人民的关怀信任，这只能意味着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加重了，而决不是减轻了。
我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全国人民正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伟大的新长征。
我们既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既要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
春风浩荡，任重道远。
在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面前，我们部队文艺战士应当怎样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珍惜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创作权利呢？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当严肃认真地加以思考。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反过来又能动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甚至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文艺史上的种种事实，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文艺“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
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不论在我国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许多革命文艺家的优秀作品，都曾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为了争取解放和幸福而奋勇斗争的作用。
这是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我们必须发扬这个传统。
一个有政治责任感的文艺家，应该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指引下，通过作品所发挥的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情操，培养具有远大理想和崇高品质的社会主义新人。
今天，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促进安定团结，是有利还是有害，是衡量文艺创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我们必须警惕林彪、“四人帮”思想上组织上的残余，必须警惕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以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的错误倾向。
我们要运用文艺创作，抵制、谴责、反对这些动乱因素和错误倾向。
对于我们部队文艺战士来说，尤其要努力以文艺为武器，为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
谈起文艺家的责任，不能不联系到作品的社会效果。
目前，文艺界和群众中议论和争论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干预生活”或“写真实”的揭露性的作品。
对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腐朽的思想作风，对于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和歪风邪气，不是不可以“干预”和揭露。
但是，这里有个立场和态度问题，有个社会效果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坚信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坚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我们终将清除林彪、“四人帮”留下的污泥浊水，克服生活中的阴暗面。
我们部队文艺工作者，对此要看得全面些。
“干预生活”，如果是积极、正确地认识和分析生活，激励人们为争取更美好的生活而斗争，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如果抱着同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立的消极的情绪，那样来“干预生活”，就会走向歧路了。
我们一定不要把个别的、暂时的、表面的东西，加以典型化，夸大为普遍的、本质的、凝固不变的东西。
对人民内部的揭露和对敌人的揭露，也应该有严格的区别。
“嫉恶如仇”固然是传统的美德，但要注意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恶”有林彪、“四人帮”的滔天罪恶，也有自己同志的瑕疵小恶，总不能一律“不共戴天”吧！
对人民、对同志的缺点错误，揭露批评，是为了帮助其改正。
有的同志主张“写真实”。
生活中有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东西，生活的真实也决不等于艺术的真实。
我们要提倡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正确地认识生活，正确地反映生活的主流和本质。
文艺不应照相式地反映生活的真实，不应无选择地抄录生活中所有发生过的现象。
自然主义地展览生活中的伤痕，暴露生活中的黑暗，描写生活中的丑恶，是不可取的，那只能导致颓唐、悲观、堕落。
我们揭示伤痕，是为了唤起人们进行疗救。
我们暴露黑暗，必须给人以光明和希望。
雪莱就曾宣称，他的诗篇要“在读者心目中燃起他们对自由和正义原则的道德热诚，对善的信念和希望”。
老舍先生在再版他解放前的小说集时，曾认真删削了他认为“不卫生”的描写。
这两位著名的中外作家如此注意社会效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不要小看我们手中的一支笔，它会影响千千万万。
作家不是号称“灵魂的工程师”吗？
那就有责任引导人们（尤其是青年）正确地认识生活和前途，激发起献身四化的革命精神。
我们总得注重革命功利主义，不能单凭感情用事，爱怎么揭露就怎么揭露，以致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失。
“题材无禁区”，作为鼓励自由创作的口号，是对的。
但是，我们文艺战士从人民利益出发，自己在心里划个“禁区”，分清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则是深明大义的。
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全国军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也是文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重任。
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反映大干四化的沸腾生活，歌颂四化进程中的伟大胜利；
要努力塑造建设四化、保卫四化的当代英雄形象。
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
就拿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我军边防部队来说，有多少值得赞扬和学习的英雄啊！
在全军各个部队，在不同的战斗岗位上，都有英雄人物在成长。
我们部队的文艺创作，可以也应该创造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但要十分重视塑造好英雄形象。
要表现他们的革命理想和献身精神，表现他们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表现他们在实现四化的伟大斗争中的艰苦创业精神和战斗风貌。
这是时代的需要，是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的需要，是实现四化的需要，是教育青年、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需要。
当然，这并不摈斥题材和形式的多样化。
春光浓，花似锦。
今天，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中，党和人民殷切期待着文艺工作者为实现四化作出更大贡献；
要求我们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
我们部队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嘱托，充分认清自己肩负的光荣使命，不可疏忽，不可懈怠。
我们要和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团结一致，精心创作，为大干四化的九亿人民奉献出更新更美的社会主义文艺鲜花。
作者：秦基伟
部队的文化工作作为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从建军开始就明确规定了的，也是历来受到党的重视和关心的。
文化工作在我军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战争年代，部队的文化工作对于提高指战员的觉悟，激励斗志，鼓舞士气，激发指战员英勇杀敌，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红军时期起，文化工作就很活跃。
那时物质条件虽差，可是文化工作做得生龙活虎。
行军累了，肚子饿了，锣鼓一敲，快板一打，劲头就来了，山就翻过去了。
那是很生动，很起作用的啊！
在战场上也是这样。
战前动员，战场鼓动，宣传队员唱着战歌，跟着部队一块冲锋，那是很受指战员欢迎的啊！
那时，干部战士在一起搞文化娱乐工作，很多领导干部都亲自登台演戏。
象聂荣臻同志、罗荣桓同志、罗瑞卿同志、陈赓同志都演过戏。
部队一集合就拉歌，这个连拉那个连，非常活跃，情绪非常高。
一个部队若是死气沉沉，就不可能有很强的战斗力。
生龙活虎的部队，往往在敌人面前非常厉害，天不怕地不怕，有那么股劲。
过去我在太行一分区工作时，有个政委是个知识分子，他能边开会边写歌，写出来自己教，会开定了，歌子也学会了。
歌词都是配合当时的斗争，跟会议要解决的问题结合得很紧密，唱起来很带劲。
散会以后，把会议精神带回去了，歌子也带回去了。
过去战争年代，干部能处处和群众打成一片，叫唱歌就唱歌，真是活跃得很。
现在，我觉得有些干部不象过去那样了，虽然文化程度高了，可是要叫他唱个歌，恐怕会面红耳赤的。
让我们有些干部上台唱支歌，太难了，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不象战争年代那么活跃。
我们说“四句话”（即“处处有歌声，人人搞体育，节日有晚会，假日有活动”）要普及，首先是要普及干部，先从干部做起。
干部带头，战士就好办了。
如果你连长、指导员能够带头实行“四句话”，这个连就没有问题了。
一个团，团长、政委要带头。
光靠文化处（科），光靠几个文化干部，那不行。
你不能命令师长、团长去唱歌打球。
部队的头头都活跃不了，部队能活跃吗？
“四句话”是我军的老传统，要把这个老传统恢复起来，把部队活跃起来。
带兵能把连队带得生龙活虎，嗷嗷叫，这个连长、指导员保险不错。
把战士们带得愁眉苦脸的，这个连队的工作还能说是好的吗！
所以不要小看这件事。
“四句话”要落实，干部这一关不突破不行，光党委重视还不行，要抓干部。
一个连把连长、指导员动员起来，他们带了头，这个连就好办了。
美国作家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就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
他对我们的文化工作的评价是很高的。
我们这一套，资产阶级军队是根本办不到的，他们那里是统治被统治的关系，开口就骂，举手就打，怎么能活跃得起来呢？
我们是新型的人民军队，大家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生活是民主的，应该是很活跃的，亲密无间的。
部队活跃了，政治思想工作，好多工作都好办。
青年人唱唱闹闹的，思想问题就可以减少。
一天搞得愁眉苦脸的，脑子里头就想别的，想家，服役长了一点还想对象。
所以不要把文化工作看成是小事。
我希望我们部队团以上各级党委、领导干部，大家都应该积极领导，带头参加文化活动，保险会受到大家欢迎。
有位同志要到连队去当连长，我就告诉他：你当连长，第一要关心大家的伙食，把物质生活搞好；
第二要把文化生活抓好，搞得生龙活虎的；
第三要把干部（包括班长）团结好。
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当然要搞好，但生活搞不好，大家吃不饱，吃不好，这样的连队你能搞好吗？
把连队搞得死气沉沉的，连星期天也占了，想打个球也没时间，这怎么能行呢！
该紧张的时候就紧张，该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你这个连长保险受欢迎。
现在我们有些青年干部不懂得怎么带兵，要不就是不敢管，要不就是简单化。
要教育为主，是非分明，需要给战士的就要保证给他，叫他吃饱、睡好，有丰富的文化生活，再去严格要求，那才行。
文化生活是大家的要求，特别是战士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更迫切。
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节假日，星期天，不能占。
再忙，再紧张，这个时间也要让大家去搞文体活动，有搞双杠的，练节目的，教唱歌的，练画画的，这样该有多好。
不要一天到晚把战士搞得疲疲沓沓的。
今年大家都在大干快上，越是这样，越要把文化生活搞好，有劳有逸，工作要有节奏。
大家都要重视文化工作，积极搞好部队的文化工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作为政治工作一部分的文化工作，当然也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很明确地规定了部队文化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活跃连队的文化生活，兴无灭资，鼓舞士气，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我们要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把部队的文化工作抓紧，抓好。
这是关系到提高部队士气的大问题。
各级党委要把文化工作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
党委分工要有人管，政治机关要有人抓，团里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干事要落实。
文化工作还要有时间的保证。
不要把它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或者把它和别的工作对立起来。
活跃部队文化生活是对其他工作的促进，是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的。
节假日一定要让干部战士休息好，多搞一些文化活动。
连队俱乐部要把这个工作组织好。
从连队到团，都要有计划地安排文化活动。
有标准，有计划，有要求，而且有检查，有督促，这样才能落实。
光开会号召不行，一定要有具体措施，狠抓落实。
如果所有的部队把“四句话”都普及了，部队的精神面貌就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作者：王颖
是燃烧在战场的熊熊烈火，点燃了诗人的满腔激情，这激情又凝成了这本诗集——《在燃烧的战场》。
行动是那样快，成果是那样显著。
当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枪炮声还没有沉寂，诗人就已经拿起了他那支才思奔涌的笔，开始了创作；
而在这场战争胜利一周年的前夕，李瑛同志已将他的带着浓烈硝烟味的新诗集捧献在读者的面前。
李瑛同志步伐匆匆，却到处都能开掘出诗的甘泉。
你看，他足迹所至，那山，那雨，那雾，那祖国的炊烟，都被巧妙、贴切地纳入他的诗里；
而诗人又使它们——赋予战士的感情和气质，来向人们讲述这次正义战争中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
你看他写《南方的山》，是何等气势磅礴。
“我们的千山被激怒了，萧萧草木呵，同声呼喊，我们的群峰被激怒了，奔腾呼啸，似狂澜拍天！”
他在写山吗？
不，是在讴歌我们不屈的人民——
对入侵的贼寇，这里没有一块怯弱的石头，没有一根颤抖的枝条，没有一张飘零的叶片……
同时，诗人巧妙地将山比山，并以山为象征，点出了我们的革命传统，“不愧是和井冈、太行、五岭、六盘同一的血缘……”。
有了这样的人民群众和革命传统，我们必然无往而不胜！
诗人不只是在写雨、写雾、写夜，他是在写这样环境下英勇战斗的人。
他《歌一名机枪手》，《歌一名喷火手》，又去《歌民兵排长》；
他写了干渴得能喝下江河湖海的战士，为了严惩敌人，不惜用水壶中的水“浇我那打红的枪管”！
他写了肚肠被打出来的抬伤员的民兵内心在呼喊：“快，再加快！
死亡和速度在作生死较量”。
他写了把生命献给人民的英雄李成文，他写了脱下黑统裙铺担架的傣族姑娘，……那战场上许多闪光的行动都被他摄入了诗中。
同时，诗人又不只是写人，而主要是写情，写战争中人们的特殊感情。
在这一点上，李瑛同志是卓有才能的。
他的感情总是那样饱满、充溢，而又那样细腻、深沉。
《记一位勇士》中，他描写了一个“消灭了第三个强盗”而被“炸断了双腿”的勇士的特殊情感：
昨夜，我听见他不住地自语：
祖国，请原谅，我过早地失掉了双腿，
眼下，消灭的敌人仍未免太少，
回到祖国，又无法请求宽恕，向你下跪！
这形象是何等感人，何等高大。
读了，真叫人潸然泪下。
李瑛同志的诗大都有新颖、生动的艺术构思，这种构思里又注入他的浓情深意，往往能使两者相得益彰，效果倍添。
《祖国的炊烟》中，他选取了一个最佳的观察角度。
他通过一个攻下了敌人高地的战士“回身望祖国”，看到“那鸡鸣起处的峡谷，正升起一缕淡淡的炊烟。”
而开始抒情：“呵，炊烟下，定然有一间茅屋，茅屋里，定然有张慈祥的容颜。”
这战士仿佛看到了帮他补衣、烤鞋的阿妈、阿爸，看到了被火焰映红的小弟弟小妹妹们。
写到这里，诗人突然笔锋一转：
说不定：这茅屋，这火塘，这亲人，
早装进敌人大炮的瞄准镜里边。
若不是祖国命令自卫还击，
这里哟，恐早已变成了废墟一片。
敌人的暴行，人民的深情，祖国的命令，以及战士的大爱大憎，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寥寥几笔就描绘得有声有色。
这里有对比有联想，有实有虚，景物情理，熔为一炉。
值得指出的是：李瑛同志的诗向来以部队生活作为主要的题材，把讴歌我们伟大的军队和可爱的战士作为自己的职责。
去年，他又走遍了西线战场，用最快的速度写出了这个集子。
我们不能不佩服诗人为兵服务的高度责任感和充沛的革命激情。
作者：李翔
近日翻阅旧《文艺报》，看到作家柳青一九六○年写的一篇短文：《谈谈生活和创作的态度》。
文中谈起这样一件事：“三年前，我和一个西欧的资产阶级作家谈过话。
他说，他只写他看到的，不管正确不正确。
他只想写得越感动人越好，至于他的读者里头，有人看过他的作品以后自杀了，他不负责任。
他说这反而证明他写得成功。”
柳青愤怒地斥责道：“请看！
这是多么令人发呕的资产阶级腐朽透顶的文艺思想！”
看了这段话，马上就联想到鲁迅先生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记述的另一件事：“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
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
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
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
这真是两类作家，两种判若天壤的创作态度。
那位资产阶级作家不惜读者自杀以证明他的“成功”，鲁迅先生则怕伤了青年的心而“迟疑不敢下笔”。
鲁迅先生这种对读者负责、为青年着想的精神，不正是我们今天应该提倡的么？
而那位资产阶级作家利己主义的写作动机，相比之下，又显得多么的低下。
在我们的作家队伍里，和那位西欧资产阶级作家有着相同文艺观点的人，恐怕是难以寻觅了。
不过，却常有这样的现象，有的作者往往过多地、片面地考虑作品的直接艺术效果，就如一位演员一味地追求观众的掌声、笑声，反而对它的社会效果忽视了。
为了追求强烈的戏剧性，把故事编得曲折又曲折，离奇又离奇；
为了挤观众的眼泪，似乎把事件描写得越悲越好，越惨越好……结果适得其反。
在捧腹和落泪之后，它又使深思者摇头，浅薄者忘却，无知者模仿。
这样的作品，教育作用很难谈上，娱乐作用也是勉强的；
而娱乐之后如果还有毒害，那样问题就更大了。
有人会说：我只歌颂生活中的光明面，我的作品就不会产生不好的效果了。
这是一种误解。
生活中有光明、美好的东西，也有黑暗、丑恶的东西。
对前者应该热情歌颂，使人们感奋起来；
对后者应该坚决揭露，使大家提高警惕。
但是，歌颂不能粉饰现实，掩盖矛盾，使人们麻痹；
同样，揭露不是展览，不能把现实描绘得漆黑一团，使人见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
无论歌颂光明，或是暴露黑暗，都要求作家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紧紧围绕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维护和促进安定团结，同各种妨碍四化建设的思想习惯作坚决的斗争。
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还是有害，应该成为衡量作品社会效果好坏的最根本的标准。
柳青在讲完了那位西欧资产阶级作家的故事之后说：“我们革命作家写作时，永远不要忘记认真地考虑三个问题——我看见的是什么？
我看得正确吗？
我写出来对人民有利没有利？”
我们的作家在下笔之前，如果也象鲁迅先生那样“迟疑”一下的话，将会是非常有益处的。
作者：曹欣
曾经有机会接触一些国外的军事文艺作品，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不少国家都在利用文艺，特别是电影，总结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各自的意识形态灌输给青年，准备着未来的战争。
凡是能够充分反映自己军事主张的作品，各个国家都是不惜工本作为重点进行制作，不遗余力地动用各种宣传手段去吸引青年，影响青年。
苏联的《解放》把苏联当局打扮成东欧的解放者，理所当然的霸主。
美国的《巴顿将军》在遗憾着没有接受这位名将的主张，把战争继续打下去，消灭自己的对手。
南斯拉夫的《雷内特瓦战役》针锋相对地表现了与苏联霸权主义者完全不同的思想。
它告诉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还没有到达边境的时候，铁托元帅就带领着游击战士进行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歌颂了南斯拉夫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有力地回击了苏联的歪曲宣传和勃勃野心……
由此可见，各个国家为了自身政治的需要，都在积极地用文艺进行军事教育，把各自的主张灌输给青年一代，以做好对未来战争的精神准备。
一个进步的日本电影工作者告诉我，这些影片对青年思想意识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作用。
《啊！
海军》实际上是宣扬了“出门忘家、出国忘妻、战场忘我”的武士三忘的品格。
它鼓吹日本要强盛起来，只有向外杀出一条血路。
它把武士道精神溶化在现代生活之中，把平田一郎之类为日本军阀卖命的青年军人描绘成“可亲可敬”的形象。
八十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和危险的年代。
我们不能忘记北面有熊，南面有狼。
苏联在一九八○年的开端，就已经张牙舞爪，举兵南下了。
国外军事文艺的动态和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深思。
一旦有人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人民就有权询问文艺工作者，你们为反侵略战争作了什么舆论准备，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尽了什么努力，是用什么精神去影响教育青年的？
我国军事题材文艺是有优良传统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了大量表现革命战争和我军战斗生活的现代军事文艺作品，如《八一风暴》、《红色娘子军》、《钢铁战士》、《南征北战》、《上甘岭》、《英雄儿女》、《雷锋》等，深受人民的喜爱。
对越自卫还击战所以能造就那么一大批英雄，这与他们通过军事文艺，头脑里深深地刻印着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王成等崇高形象是分不开的。
军事文艺和英雄形象的教育作用，从来不仅仅局限于军队，在广大青年中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是为保卫祖国、保卫和平而战。
真理和正义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不需要象别人那样去编造谎言，把谬误说成真理来欺骗青年。
只要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在我军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探求其本质，塑造出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去感染和影响青年，就能够起到推动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来，军事题材文艺有了新的收获。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登上了银幕与舞台；
《陈毅出山》、《曙光》等反映历次革命战争的作品，大放异彩。
同时出现了一些反映我军现实斗争生活的好作品。
如话剧《向前！
向前！
》、《这里通向云端》，歌颂了行进在四化道路上的一代新人，满腔热情地批评了思想僵化的同志；
针砭了林彪、“四人帮”影响下残留的时弊。
把歌颂、批评和揭露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们看到了部队的本质、主流与发展方向，看到了克服种种矛盾后欣欣向荣、阔步前进的人民解放军的英雄面貌，也提出了四化建设中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新课题。
它塑造的人物是时代的典型，它的创作经验有着广泛的启示作用。
经过十年浩劫，我们理应用文艺这个战斗的武器来揭露林彪、“四人帮”给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从而提高人们识别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能力，鼓舞人们来恢复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改善我们党的领导，健全我们的社会制度，不使历史重演。
但有个别表现部队题材的作品却忽略了深刻揭露林彪、“四人帮”政治上的反动本质，不顾及社会效果地描绘残酷、污秽和犯罪行为，歪曲描写军队领导干部的形象，使人看不到光明与希望。
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我们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应该大力宣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批判、消除四化道路上的阻力和障碍，用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青年；
而不能散布那些消极、颓废、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
一切创作，都要有利于鼓舞指战员的斗志，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利于增强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和军政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有利于四化建设。
我军的战斗生活是非常丰富的，军事题材是十分广阔的。
只要我们端正立场，深入生活，满腔热情，狠下功夫，就一定能使军事文艺这朵花开得更加茂盛，为文艺百花园的繁荣作出贡献。
作者：潘耀斌
人们爱把革命作家誉为时代的鼓手，把他们的作品比作时代的号角，这是不无道理的。
一个真正的革命作家，必然对人民充满感情，对生活充满理想，总是力图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反映生活、影响生活，让读者从中陶冶情操，愉悦精神，启示觉悟，鼓舞斗志，从而激起对美好未来的热切向往，对创造新生活的无比热情。
每当我们唱起《国际歌》，总止不住心潮激荡，团结战斗到明天的坚强信念，激励我们永远向前。
我们朗读高尔基的名篇《海燕》，就会对那些害怕革命、畏惧暴风雨的企鹅投以鄙视，而渴望自己象勇敢的海燕那样，投身到时代的风雨中去。
我们学习鲁迅的杂文，耳边呼啸而过的是刺向旧世界的投枪和匕首，心中铭记的是为真理而奋然进击、永不休战的誓言。
著名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优秀电影《英雄儿女》，又把我们带到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教我们懂得了什么样的青春最壮美，什么样的感情最珍贵，随之也产生了学习、效法英雄之意。
这样的作品调子昂扬，乐观向上，犹如号角震撼人心，宛若战鼓催逼征人，革命文艺的感染力何等强烈！
时代不同，文艺作品的基调和色彩也迥然不同。
中外文艺史告诉我们，凡处奴隶制、封建阶级、资本主义上升兴盛时期的文学艺术，无不显示出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英姿。
因为作家及作品代表了新兴阶级的意志和愿望，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和方向，确实起到了为阶级和时代鸣锣开道的鼓手和号角的作用。
与此相反，没落阶级在它日趋衰亡、走向坟墓的时候，为之立言的文学作品所涂抹的色彩和发出的音响，只能是灰色和阴暗，低沉和绝望。
我们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希望的阶级，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诚然，社会主义正在实践，困难和挫折不可避免，但真理在我们手中，我们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因此，我们的文艺作品理所当然应是昂奋、明朗的，催人进取，激人向上。
尤其是部队的文艺创作，必须为培养干部战士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服务，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作为一个对自己的阶级和人民负有使命的作家，应该用自己的作品擂起时代的战鼓，吹响进军的号角，在历史的征途上，和人民一道冲锋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