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滑俊、王昂荣获“科研试飞英雄”称号
军委号召全军指战员向英雄学习，加速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
中共中央军委最近发布命令，授予人民解放军空军某团副团长滑俊、王昂“科研试飞英雄”的荣誉称号。
命令说，滑俊、王昂二同志在科研试飞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敢于闯禁区，攻难关，圆满地完成了各项试飞任务，为发展我国的航空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滑俊从1950年开始飞行以来，一心扑在飞行事业上，先后在三种国产歼击机上进行了三百三十五架次、一百八十九小时的科研试飞，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受嘉奖多次，出席过军和军区空军的先进分子代表会议。
王昂在试飞中沉着机智，胆大心细，多次化险为夷。
他先后在四种国产歼击机上进行了五百七十八架次、三百二十七小时的科研试飞，曾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被评为某科研所工业学大庆标兵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先进工作者，出席过省先进分子代表会议和空军科技大会。
命令号召全军指战员特别是科技工作者，都要向滑俊、王昂二同志学习。
学习他们热爱本职工作，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忘我工作的高度革命事业心；
学习他们努力钻研业务技术，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的科学态度；
学习他们不畏艰险，知难而进，刻苦攻关，不断创新的革命精神，努力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和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进一步把各项工作搞好，为保卫祖国，保卫四化，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附图片）
滑俊王昂

严格财经纪律是实现四化的重要保证
本报评论员
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部门认真整顿财经纪律以来，总的形势是好的。
但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有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继续发生，其主要表现有：
一、擅自改变国家规定，挖走国家财政收入，计划内基建明减暗不减，继续拉长基建战线；
二、化大公为小公，例如把赚钱的企业放到预算外，归自己支配，把亏损的企业放到预算内，由国家补贴，或把国营企业的设备、车间甚至整个工厂无偿转为地方集体所有制企业，变相截留应当上缴给国家的税款和利润；
三、乱挤企业成本费用，抽调生产资金，搞计划外基建，甚至挥霍浪费，等等。
这种情况说明，严格财经纪律，同经济工作中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作斗争，这是财政金融战线上的一项十分紧迫、艰巨的任务。
“搞建设，办事业，方向是正确的，违反一点财经纪律不算啥。”
说到正确的方向，在经济工作方面，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当前，就是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国家的财经纪律是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计划的保证。
在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中，要把原来“重轻农”倒置的状况调整到“农轻重”的轨道上来，要把基本建设项目过多、战线过长的状况调整到国家财力、物力许可的范围之内，并且逐步解决劳动就业、职工工资、公用事业、职工住宅等人民生活方面遗留下来的许多“欠帐”问题，更加需要强调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更加需要强调维护财经纪律的严肃性。
如果只顾本地区、本部门建设搞得快一点，口子开得大，资金抓得多，而不顾国家财经纪律，甚至随便挖走国家收入，挪用国家资金，那就必然打乱国家计划，破坏财政平衡。
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财经纪律框框太多”。
的确，国家的财经纪律是很严格的，什么事情允许办，什么事情不允许办，界限规定得很明确；
超过一定的界限，都是明令禁止的。
比如，必须划清全民所有制资财和集体所有制资财的界限，全民所有制不许平调集体的，集体所有制也不许占用全民的；
必须划清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界限，不许随意拿银行的钱搞财政性开支；
必须划清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的界限，不许随意拿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等等。
如果这些资金可以随意混着用，势必造成经济生活的混乱。
多年来，基本建设到处乱挤规定专门用途的资金和各项事业经费，使得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实现不了，生产上不去，城市建设搞不起来，职工生活也改善不了，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
“我们并不愿违反财经纪律，许多事情是上级机关逼出来的。”
对这种说法要作分析。
有“不自愿的”，也有“自愿的”，不可一概而论。
拿“不自愿的”来说，在经济工作中，多年来确有这样一种不正常情况：
有些地方和部门任意侵犯企业的自主权，向企业摊派和抽调资金，把本来应当由企业支配使用的资金调走，逼使企业乱挤成本费用，或者截留国家的税款、利润。
这类违反财经纪律的事，不能完全怪企业，上级机关应负主要责任，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面对这种情况，企业的同志应当怎么办？
应当坚持原则。
一切被迫违反财经纪律的企业，以及经营管理自主权受到侵犯的企业，都要坚决顶住任何地方和部门搞
“摊派”、“抽调”等不正当的行为，并同这类现象进行不懈的斗争。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财经纪律。
在一切经济领域里，我们不仅要加强财政监督，把财政、银行部门和企业财务的专业监督同依靠广大职工群众监督结合起来，而且要建立和健全财政制度和监督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章必循，违章必究。

华北油田负责人无视国家财经纪律
兴建高标准俱乐部招待楼严重浪费编辑同志：
华北油田负责人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在1979年兴建俱乐部十座，计二万四千一百九十三平方米；
招待楼四栋，计一万一千九百平方米。
这十四项工程共计三万六千零九十三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二百多元，总投资八百余万元。
华北油田所属的“二级单位”，大多集中在总部周围，方圆不过十余里，有的单位只有一墙之隔，兴建这样多的大型俱乐部和招待楼完全没有必要，是极大的浪费！
这十四项工程都是规模大、造价高的高标准建筑。
其中总部机关、油建一部、油田指挥部、设计研究院四座俱乐部，面积都在三千平方米以上，有一千八百多个座位，规模最小的也有一千个座位。
这些工程的造价
（不包括水、电、通风、座椅和舞台设施），据匡算，仅土建部分每平方米平均二百五十元左右，超出当地一般民用建筑标准一倍多。
俱乐部和招待楼都有大面积的水刷石、水磨石，个别的地方还用了马赛克。
室内备有暖气（部分有冷气）、折叠坐椅、大型地板舞台、高级丝绒幕布。
水电指挥部的俱乐部因为装饰用的绿石子买不到，就以每个一角五分的价格收购绿色酒瓶砸碎代替。
1978年，国家计委、建委和财政部在“关于楼堂馆所和一般房屋建筑的界限”中规定：
“大中型企业或工矿区建设低标准的办公楼、简易招待所，以及劳保福利用房和文化福利设施……，必须按隶属关系报经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纳入国家计划，才能施工。
这类项目的审批权限，不能层层下放。
这些房屋的建筑标准，应严格控制在当地一般民用建筑标准范围以内，不得超过。
如超过标准，应按楼堂馆所处理。”
规定还明确指出：
“不论任何单位，不得用任何资金，借任何名义擅自进行楼堂馆所的新建、扩建和改建。
如有特殊原因必须建设的，应报国务院批准”。
华北油田公然违反这一规定，他们违章兴建的十四座俱乐部和招待楼的投资，大大超过当地一般民用建筑标准。
这些工程在建设中浪费十分严重。
其中有五个俱乐部是以餐厅、食堂、小吃部的名义逐步加码搞起来的，造成了很大浪费。
例如供应指挥部的俱乐部，原来吊顶按白灰拉毛设计施工，工程完成百分之五十时，又改为隔音板吊顶。
华北油田1979年基建预算拨款，到去年09月底已全部花完。
他们搞这些高标准俱乐部、招待楼，主要是挪用油田维护费。
而国家规定油田维护费只能用于维护油田的生产性建设，而不能用于基本建设开支。
他们的做法显然是严重违反国家的财经纪律。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予以处理。
我们认为，新建油田有计划地搞一些文化福利设施是必要的，但应当遵守国家财经纪律，按照党的有关政策办事。
油田第1线的钻采工人分散在几十里、几百里以外劳动，集中在一个地区搞这样多高标准的俱乐部、招待楼，是很少为钻采工人服务的。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华北石油专业分行拨款员
刘庆祥　尚书明　刘增柱
罗桂年　马荣先
张文祥　冯树海

广州至香港海上客运航线通航
新华社广州01月11日电为了方便国际人士、海外华侨、港澳同胞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广州至香港海上客运航线今天开始通航营业。
航行于这条航线的是广东省港澳航运公司所属的“星湖”轮。
“星湖”轮总排水量为三千六百多吨，可载旅客七百多人。
轮上设有贵宾房、特等客房、一等客房和二等客舱，房间铺位舒适。
所有客房均附设有卫生间、播音系统、电话和空气调节设备。
船上还设有游泳池、酒吧间、大餐厅、小卖部，以及阅览室、电视室和医疗室。
这艘船还装有防摇装置，可减轻船身的摇摆程度。
“星湖”轮从广州至香港航程约七个小时。
每逢单日从广州开往香港，双日从香港开回广州。

德安县共青垦殖场实行综合经营
每个职工创产值超万元
本报讯
据《江西日报》报道：
德安县国营共青垦殖场，坚持走农工副相结合的道路，实行农工林牧副渔并举，综合经营，全面发展，成效显著。
1979年，全场总产值达一千九百五十多万元，比上年增加四百多万元，盈利两百多万元，职工平均每人创产值超万元。
这个农场一千九百多名职工，搞工副业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务农的已由过去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下降到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因为，用场办工业的利润装备了农业，农业已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粮食单产已超过了一千六百斤，全场粮足钱多。
场里不论干部、职工，不分务农、务工，都有定额，都建立了生产岗位责任制，而且实行了超利润分成奖。
场里的职工，既拿工资又不拿固定工资，实行了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既为本场需要创造财富，又为国内外市场需要努力生产。
1979年，全场外贸出口产品有食品、轻工、畜产等十三种产品，为国家创外汇一千二百多万元。

机械岁修黄河下游堤
既减轻沿河群众负担，又加快治黄步伐
新华社郑州01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获悉：
今年开始出现由机械化专业队施工，代替沿河群众的手工劳动岁修黄河下游大堤。
目前，河南、山东两省黄河河务局的机械化施工队已发展到八千多人，拥有铲运机、挖掘机、吊车、汽车等动力机械一千多部，吸泥船二百五十只。
这支机械化施工队正在或积极准备加高培厚黄河大堤。
今年他们担负的施工任务占治黄总任务的三分之一以上。
三十年来，治理黄河下游堤、坝、闸一直是沿河群众用手工劳动进行的。
虽然年年确保黄河大堤安全无恙，但是，由于治黄任务大，每十年要加高加宽一次大堤，每次复堤，多者动员六、七十万名青壮劳力，少者也得三、四十万，沿河县、市负担很重。
组织专业队实行机械化施工，既减轻了沿黄两岸农民的负担，又加快了治黄步伐。

根据自然条件安排作物种植
新疆农垦总局实行区域化专业化生产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01月14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去年在五十一个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国营农场实行区域化、专业化生产，取得初步效果。
这五十一个农场中，有十七个是以生产粮食为主，十九个以生产棉花为主，六个以生产油料为主，八个以生产甜菜为主，一个是葡萄生产基地。
塔里木盆地气候炎热，日照时间长，适宜种植长绒棉。
农垦总局就把这里的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团等三个农场划为长绒棉基地。
去年，这三个团场种植长绒棉七万多亩，比前年扩大两万亩。
坐落在准噶尔盆地南缘的石河子垦区，土质肥沃，昼夜温差大，适宜甜菜的栽培。
农垦总局把距石河子糖厂较近的五个团场划为甜菜基地，种植甜菜十四万四千亩，扩大了种植面积四万三千多亩。
由于实行了区域化、专业化生产，各农场农作物的商品率都显著提高，成本大大下降，上交利润也比上一年增加。

祝贺国际军体理事会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华总理会见五十六个国家代表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华国锋总理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第34届代表大会的代表时，代表中国政府热烈祝贺大会的圆满成功。
华国锋总理说，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成立三十多年来，对促进各成员国军队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各国军队体育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说，通过友好协商和积极接触，这届大会对进一步促进各成员国军队体育运动的发展，增进各国军队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维护世界和平，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请各位代表回国以后，向本国的领导人转达他的问候。
华国锋总理在谈到苏联最近对阿富汗进行的野蛮侵略和占领时指出，这一霸权主义行径，比当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更为恶劣。
这是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真面目的进一步大暴露，是对外侵略扩张的升级，是对亚洲和世界人民的疯狂挑衅，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
苏联的这一罪恶行径已经激起阿富汗人民的英勇抗击，引起很多国家的强烈谴责。
国际军体理事会新任主席、突尼斯的莫卡登将军对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
被会见的有来自五十六个国家的代表和他们的夫人共二百多人。
他们当中还有国际军体理事会前任主席、意大利的马萨里尼将军，理事会副主席迪克森上校（巴西）、白拉密将军（法国）和摩克里·姆巴波少校（喀麦隆）；
执委会委员贝卡·阿卜德—努尔少校（阿尔及利亚）、莱德斯玛海军少将（阿根廷）和新当选的执委会委员韩复东（中国）、沙克巴佐夫准将（叙利亚）、策希纳中校（奥地利），常任秘书长莫莱（比利时），以及为理事会的创建发展作出了贡献的人士。
参加会见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徐向前，副总理耿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国防部副部长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总后勤部政委王平，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国家体委副主任路金栋，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等。
（附图片）
华总理会见国际军体理事会代表大会的代表。
新华社记者摄

绥滨农场十五连整顿劳动组织
每个农工生产粮豆十三万斤
新华社哈尔滨01月14日电黑龙江省绥滨农场十五连，去年三十四名农业工人耕种一万六千二百亩土地，生产的粮食和大豆总产量比上一年增加五成，平均每个农业工人生产粮豆十三万斤，向国家提供商品粮十万零七千斤。
如果按每人每年口粮五百斤计算，每个农业工人可以养活二百多口人。
全连还饲养仔猪一千一百多头，上交肥猪四百多头，生产白酒五万斤。
平均每个职工实现利润二千五百元。
这个连队拥有五台联合收割机，八台拖拉机和一批相应的配套农具。
每年除从事粮食生产外，还要完成养猪种菜、制酒作粉、兴修水利、装卸运输、房屋维修、植树造林等多种生产任务，劳动力十分紧张。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党支部对原来的劳动组织进行了整顿和改革，采用一人兼多职的办法，压缩连部和后勤人员，使非生产人员从二十八人减少到十九人。
每台拖拉机由配四名驾驶员改为二人。
同时，还把干部按各自分管的工作，编入各个生产班组，同工人一样接受劳动考勤，完成连队统一下达的劳动定额。
正连长、副连长分别兼任各作业班、组的班、组长，会计负责人力、机械的调整。
在调整劳动组织的同时，十五连党支部还注意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实行定额管理，使每个职工完成的作业量、质量和个人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起来，调动每个职工的劳动热情。
前年夏锄，全连用工四千八百个，去年，由于实行科学管理，全连仅用工六百四十个，只相当于上一年的十五分之二。
农业生产季节性强，农忙和农闲的劳动强度相差悬殊。
十五连还从实际出发，实行“区别忙闲，分等记酬”的方法，把超产有奖与出勤天数结合起来，明确规定一个月出勤不足二十六天的，当月不得奖，全年出勤不到三百天的，不参加连队的超产利润提成分配，较好地解决了农忙出勤的问题，保证不误农时搞好生产。

邓副总理会见并宴请海外科学家
祝贺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获满意结果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晚会见并宴请参加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的李政道、杨振宁、陈匡武、潘国驹、陈耀华等四十多位海外科学家。
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陪同会见。
在充满欢乐气氛的宴会上，邓副总理讲话。
他说，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在粒子物理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取得了大家认为满意的结果，并增进了海内外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这是值得祝贺的。
这次讨论会之所以成功，是和海外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
李政道、杨振宁教授为筹备这次会议做了不少工作，对于他们的努力和贡献表示真诚的感谢。
在谈到我国粒子物理理论的研究工作时，邓副总理说，中国粒子物理理论研究在六十年代做过一些工作，提出了层子模型理论，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中断了好多年。
现在看，不论是深度和广度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都有相当差距。
为了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一方面要抓紧研究工作，同时要经常吸取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海外学者的先进经验。
我们可以派人出去学，也非常欢迎海外学者们来进行学术交流，你们什么时候来都欢迎。
杨振宁教授在宴会上讲话。
他说，这是一次合乎国际水准的盛会，会议期间海外学者和国内同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他称赞中国科学家在粒子物理理论领域里取得的成绩，并且说，他非常钦佩中国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的精神，觉得他们的精神值得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赞许。
参加会见的海外学者还有（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绍强、王乔玲丽、刘克非、卢遂现、冯润棠、冯戬云、李灵峰、吴大峻、吴汝哲、吴锦鋐、余永贤、杨炳麟、张帆、张绍进、陈方正、陈载澧、孟大中、周尚真、郑大培、段三孚、胡比乐、胡祖协、胡斑比、姚若鹏、章义朋、章礼南、徐一鸿、谢家雄、蔡天赐、戴自海等，以及他们的夫人。
会见时在座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著名科学家有：
李昌、周培源、严济慈、钱三强、胡克实、郁文、秦力生、钱学森、朱光亚、高登榜、章文晋、黄辛白、王淦昌、张文裕、王顺桐等。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并宴请参加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的海外科学家。
新华社记者摄

从实际出发建立生产责任制
建瓯县委主动纠正不许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错误，干部群众欢迎，生产掀起热潮
新华社福州电
新华社记者赵华胄报道：
中共福建省建瓯县委，最近主动纠正不许生产队实行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的生产责任制的错误，受到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拥护。
建瓯县委对待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的生产责任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去年春天，县委如实地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生产队自由选择三种责任制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全县很快有百分之八十六的生产队选择了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的责任制。
三、04月间，社会上刮起一股风，说什么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的生产责任制会“削弱集体经济”，“产生两极分化”，“滑到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上去”等等。
建瓯县委顶不住这股风，派工作组到社队去“纠正”。
从这以后，大约有近五百个生产队被迫“纠正”了，还有一千一百多个生产队“明纠暗不纠”，继续实行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
将近一年的实践表明，坚持实行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的一千一百多个生产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增产，增产幅度普遍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去年全县粮食共增产二千六百多万斤，大部分靠这些生产队。
玉山公社六十八个实行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的生产队，有六十七个增产。
而被“纠正”的二十一个队，有两个平产，十二个减产，减产粮食达十五万五千斤。
就是在同一个队，上半年被迫“纠正”，下半年又恢复过来的，效果也不同。
南雅公社集瑞大队，上半年取消了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的生产责任制，虽然风调雨顺，早稻只落了个平产；
下半年恢复了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的责任制，在不利的气候下，晚稻却增产三十多万斤，是全公社晚稻增产最多的一个队。
将近一年的实践还表明，那些对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责任制的种种非难，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在全县实行这种责任制的一千一百多个生产队中，没有一个“滑到”包产到户的，也没有一个分田单干的；
绝大多数生产队生产发展，积累增加，集体经济壮大，社员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迪口公社下庄大队有十四个生产队，十三个实行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去年不但粮食增产六十多万斤，而且添置了大批固定资产和生产资料。
其中大件的就有汽车一部、手扶拖拉机三台、仓库三幢、耕牛八头。
小桥公社阳泽大队第15生产队，去年一年翻了身，粮食总产量增加三成八，分配每人平均增加四十元，口粮增加一百斤。
另外，每个劳动力平均还可分超产奖励粮一千五百斤。
这个队不论劳动力强的户，还是弱的户，生活都比往年显著改善。
不久前，建瓯县委负责人花了四十多天时间，走遍全县十四个公社，进行调查。
在了解了上述情况以后，他深深感到，县委前一时期不许生产队实行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的生产责任制的做法是错误的，决定按中央文件指出的三种形式同时并存，互相竞赛，由社员从实践检验中进行选择。
建瓯县委改正错误的正确态度，已经收到好的效果。
目前，全县农村热气腾腾，正出现一个整地、积肥、造林、兴修水利和发展副业生产的热潮。

农业管理的一项重要改革
——晋县试行产、购、供、销合同收到明显效果
河北省晋县从1979年开始，国家企事业单位与社队之间，试行了粮棉定产、定购合同、部分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合同和农工副产品、土特产品帮销合同，逐步做到以经济手段管理农业，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果。
晋县地处冀中平原，生产条件较好，增产潜力很大。
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却出现了粮增棉减，群众收入下降的不正常现象。
近两年经过调整，情况虽然有了变化，但棉花产量仍继续下降。
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
晋县县委、县革委会进行了认真总结。
他们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过去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总觉得国家对集体管得越多、统得越死越好，不承认社队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单纯用行政手段管理农业，由此出现了很多弊病。
他们解放思想，决定改革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在国家企事业与集体之间试行合同制，逐步做到用经济手段管理农业生产。
试行产、购、供、销四个合同
去年初以来，县直有关部门与社队分别签订了产、购、供、销合同。
各项合同的制订办法和执行情况是：
定产合同。
本着保证粮棉增产同时有利于发展经济作物的原则，国家只给社队定粮食总产和征购任务，不再规定种植面积，棉花则定种植面积和总产。
粮、棉定产合同的依据，是各社、队六年的平均产量，再加当年增产比例，作为定产数，由县粮食局和棉麻公司，分别向全县各公社、队签订粮、棉定产合同。
1979年，全县粮食大大超过定产，比上年增加一百六十八万斤。
棉花总产九百八十四万斤，因灾没有完成定产，但比上一年增产六成。
定购合同。
以定产为依据，按照中央关于“一定五年”不变的精神，把粮棉征购任务一斤不加地分配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为各社队完成购粮任务的基数。
如遇上级给全县增加或减少购粮数量，在一定五年的基数上，按增减比例分配给各社队。
人们叫这种办法是“死基数，活比例”。
这样可以避免“鞭打快牛”、“先进吃亏”的弊病。
去年晋县在完成粮食包购任务外，又超额完成合同外任务二百多万斤。
棉花定购合同的依据是，由实产减去国家规定的社员自留棉和生产队用棉，其余全部交售给国家。
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合同。
这是实现前两个合同的物质保证。
目前订立合同的物资包括化肥、农药和农机用油三项，由县生产资料公司、燃料公司、基层供销社同全县各生产队和农业科学试验单位分别签订。
农工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帮销合同。
由县各有关企业部门和社队签订。
去年县直五个局所属的十个公司和社队分别签订了二千一百多份包销或代销合同。
一年实践初见成效
一年实践，晋县的合同制，已经收到明显效果。
首先，开始改变国家机关、国家企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社队的自主权得到一定的保障。
县里不再把国家计划作为行政命令下达到生产队，而是通过合同使国家计划得到保证。
社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安排种植计划，采取增产措施，制订分配方案，购置生产资料和推销农副产品。
去年上级给他们增加一万亩棉花种植任务，各社队因地制宜，扩大经济作物面积一万九千亩，增加收入五百七十万元。
由于采取了有效的增产措施，粮田面积虽然减少了一些，但实际产量却大大超过定产。
化肥、农药、农机用油等生产资料供应及时，使用合理，每亩粮棉费用预计比上年下降八元，全县纯收入预计可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四左右。
前些年，有的超产多的公社吃粮标准反而低于全县平均水平。
现在不存在这个现象了。
超产多、产量高的大队按比例交售增购任务，口粮标准由自己决定，一般都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公共积累，社员收入都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当初，有些领导干部担心，不定粮食种植面积保不住总产量，完不成征购任务，一年的实践打消了这些顾虑。
合同制的建立，打通了产、购、供、销渠道，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1979年，晋县不光恢复了许多传统的多种经营项目，还增加了一百一十八个品种的商品生产，社队多种经营纯收入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在销售合同的推动下，县直十个公司积极扩大业务经营范围，改变“坐等成交”的官商作风，企业本身也增加了利润。
社队再不用为找化肥、农药、柴油四处奔波，找熟人、走后门、请客送礼，也不用发愁多种经营产品没有销路。
周头公社周头大队生产的十吨清漆、调合漆，积压了一年多找不到销路，去年县地方产品公司和他们签订了帮销合同，上半年就全部销了出去，为大队增加收入四万五千元。
社员们都高兴地夸赞合同是“定心丸”，是医治农业经济“半身不遂”症的好药方。
合同制还促进了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和领导作风的改进。
试行合同制以后，大量经济管理业务由党组织和政府机关转向专业公司。
县委腾出手来抓落实党的政策和改进经营管理，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晋县在劳动管理、财务管理、机务管理、畜牧管理和社队企业管理等方面，都制订了规章制度。
随着任务的加重，各专业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机构设置也都有所改进。
二轻局增设了地方产品公司，商业局增设了贸易货栈，各专业公司服务上门，帮助社队增加商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力求产销对路，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晋县的产、购、供、销合同制，试行仅仅一年，制度尚不完善，执行中问题也还不少，其中有些是在一个县范围内不可能解决的。
例如，国家还没有经济立法，还没有监督执行合同的机构，国家超购任务不能一次确定，生产资料分配没有定额，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各系统还有种种不利于合同制的限制等等。
如果省、地、县都实行合同制，农、工、商都用合同连结起来，国家计划的完成将会更有保障。
就目前晋县的合同制本身而言，也只是在上级规定的现行供应和收购政策下发挥作用，合同所规定的奖惩制度，也仅是象征性的，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
王俊伟　杨英波　申建国　骆进华

合同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兴义县经济作物生产蓬勃发展
新华社贵阳电
贵州省兴义县对油桐、桔子等主要经济作物实行了生产合同制，生产开始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形势。
兴义县是贵州省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区之一。
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许多传统经济作物产量严重下降。
1978年，同历史最高年产量相比，红桔下降了百分之九十，油菜籽下降了百分之七十，油桐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七。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兴义县委结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狠批极左路线，决心把经济作物抓起来。
经过调查，县委把全县大体划分为五种经济生产区域，即：
经济林主产区、糖蔗主产区、以生产棕片为主的土产杂品主产区、蔬菜主产区和其它经济作物区。
县农林、供销、粮油、外贸等部门分别同列为经济作物主产区的生产队签订生产合同。
合同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种植规格以及必须做到的生产措施；
国家有关部门给生产队以技术指导、物资支持，国家对有些作物给予生产队调减粮食征购任务的数量；
经济作物产品交售给国家的比例；
完不成合同规定，各自应担负的经济责任。
通过专业会议等形式，全县有一千六百三十一个生产队与有关方面签订了合同，纳入合同的经济作物面积达十一万亩。
由于县委从实际出发，安排经济作物生产，并采取合同制和必要措施保证经济作物的发展，调动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仓更公社计划种植七千亩油桐，到去年10月底，就栽种了五千亩。
全县种植柑桔的一百三十五个生产队，在签订合同后的半个月时间里，已对原有的桔树进行了修枝和深耕追肥。

河北省晋县实行了生产合同制，农业获得丰收。
这是张庄二队社员在领取超产奖金。
李振庄摄

广州郊区生产名牌蔬菜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州市郊区各社队逐步恢复和发展了萧岗菜心、铁线青豆角、06月子姜、柯子岭槟芋等名牌蔬菜的生产。
这些名牌蔬菜经过菜农的精心栽培，风味别具一格，再经过名厨师的匠心巧制，便成为餐桌上脍炙人口的佳肴。
现在，来往于广州市的国内外旅客，又可以在各个宾馆、酒家，享受具有南国风味的菜远蚝油牛肉、竹影兰地、琶洲茄和姜芽鸭等名菜了。
广州市郊区水土条件好，菜农有丰富的栽培经验。
前些年，这些名牌蔬菜大都濒于绝境。
去年，郊区各级领导落实党的有关政策，积极帮助社队解决肥料、种子等问题。
外贸部门和一些宾馆、酒家，也采取直接与产地挂钩和优质优价收购的办法，因而使名牌蔬菜的生产又得以恢复和发展。

广昌县委及时解决联系产量计酬中的新问题
责任制扎下根　社员放了心
本报讯
中共江西省广昌县委加强领导，进一步完善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发动群众，总结经验，针对遇到的新问题，培训队干部，整顿作业组，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制订今年的生产计划和增产措施。
社员们说：
“责任制扎下根，我们就放了心，夺取新丰收更有劲！”
广昌县有百分之七十八的生产队推行了联系产量计酬的生产责任制。
这些生产队比别的队多增产百分之十五左右，经济效果很明显。
但是，在建立了作业组的一部分队里也存在一些问题：
部分作业组的劳力、土地搭配不大合理，组与组之间争水、争肥、争农具；
作业组成立后，没有相应地搞好劳动定额管理，由吃“大锅饭”变为吃“中锅饭”；
生产队没有随着建立作业组把财务、物资管理工作跟上去，统一领导和发挥作业组的主动性也不够好。
广昌县从妥善处理1979年划组和执行协议中的问题入手，进行了整顿，重点做好作业组的“四固定”（土地、耕牛、农具、劳力）和确定“三定一奖”（定工、定产、定成本，超产奖励）的工作。
“四固定”一般都以去年的协议为基础，经过群众协商，对不合理的部分作适当的调整，一般不做大的变动，以利于改造低产田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对于今年的“三定一奖”指标，坚持积极可靠的原则，让作业组经过努力，有产可超，有奖可得。
奖赔比例由群众讨论决定，县委不再作统一的硬性规定。
对于林、牧、副、渔作业组，县委宣布：
在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下，允许采取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不搞
“一刀切”。
增产不多的作业组，主要原因之一是组内还吃“中锅饭”，大家干多干少一个样。
广昌县在整顿中，加强了作业组的劳动定额管理，对1980年各项主要农活，制订了一套定额记分的管理方案，实行定额计酬。
同时，结合年终分配工作，开展“一清”（清财核资）、“二补”（增补必要的帐簿册表和追补尚缺的财务手续）、“三建制”（建立财务收支、现金管理、物资管理的制度），并健全了生产队和作业组之间的经济来往手续。
有人说，建立了作业组，生产队长架空了。
广昌县委作了调查，发现所谓“架空了”，大体是两种情况：
一是生产队长和作业组长的职责范围没有划分清楚；
二是生产队长习惯于过去“出工吹哨子，收工敲敲钟，人到齐了分分工”的领导方法，现在这些事由作业组管了，便说“没有权了”。
针对这些情况，县委采取了几条措施：
第1、帮助生产队长和作业组长明确职责范围。
队长主要把好“五统一”（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统一核算）的关，抓好生产措施的落实；
组长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具体组织生产。
第2、各公社举办短期训练班，组织生产队长学政策、学管理、学技术。
第3、全县十五个公社都建立了经营管理站，每个站配备了三至四名熟悉经营管理的业务人员，专门辅助生产队的干部搞好经营管理。
第4、由社员民主选举，对少数不称职的生产队长进行了调整。
刘天开

新疆核桃良种调运各地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新疆供应各省、区的十二万斤核桃良种，正源源往各地调运。
从1962年到1978年，新疆供应全国的核桃良种共达五百多万斤。
不少省区反映：
新疆核桃适应性强，结实早，产量高，很受欢迎。
新疆是我国的核桃故乡，目前，年产核桃一千二百万斤左右。
自治区林业工作者从1976年以来，开展了对良种核桃树的调查选优工作。
他们同当地的维吾尔族果农一道，精选出一百二十株不同类型的优良树种。
其中有隔年结果、桃大仁厚、单株年产四百多斤的“早实丰产核桃”，有壳薄如“纸”的“薄壳核桃”，有外皮退化、露出果仁的“露仁核桃”，还有每穗都长十七、八个果的“穗状核桃”和含油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九的“油核桃”等等。

有责任制就万事大吉了吗？
我们公社一百九十八个生产队中，目前已经有八成多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酬的责任制，群众很欢迎。
有了群众欢迎的责任制就万事大吉了吗？
我们曾经认为没什么问题了，事实并不是这样。
前年，我们实行联系产量计酬的责任制不久，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有的队分组包产后，一些同志就认为权力下放了，什么事都自己说了算，不服从生产队的领导；
有的作业组本来包的是粮食作物，却擅自抽人外出搞副业，这样就有可能造成作业组单独进行分配；
有的队搞全奖全罚，影响到奖罚兑现……。
而有些同志却不愿正视这些问题，不去及时加以解决。
因此，一些生产队春天搞起了责任制，不到夏收就塌台了。
我们吸取了放松领导的教训，推广责任制的工作才走向正轨。
贯彻任何规章制度，都要做好工作，加强领导。
一年来，我们就碰到了不少新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例如奖罚怎样既合理而又能够兑现？
我们开始觉得奖得多、罚得狠，才有利于调动积极性，于是搞全奖全罚。
实践证明，这样做不利于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而且也很难兑现。
我们就根据群众意见，改为重奖轻罚，实物奖励不宜过多，一般不搞全奖全罚，更不搞投标包死产。
这样，效果就好多了。
还有一些同志，在建立了责任制以后，往往忽视政治思想工作。
星山大队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队里把二十头肉猪包给一户社员养，干部就什么也不管了。
结果不到三个月，猪死了三头，其余十七头也越养越小，集体亏了一千多元。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有了责任制，还要根据新的情况不断改进，不断完善。
广东省开平县大沙公社党委书记
伍庭相

要逐步完善生产责任制
广昌县改进和完善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酬的责任制以后，社员们高兴地说：
“责任制扎下根，我们放了心，夺取丰收更有劲！”
这说明，不断健全生产责任制是群众的迫切要求。
一些地方实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酬的责任制，经过一年的实践，大多数生产队夺得丰收。
这种办法把社员的个人利益和集体生产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使群众不只是关心自己的工分，也关心作物的产量，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增强了责任心，这是获得增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也要看到，不论是增产多或增产少的生产队，都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正视和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是把今年的农业生产搞得更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六十年代初期，有些地方曾经做过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酬的试验，但是后来被当做右倾批判了。
直到党的三中全会，这种计酬办法，在政策上才有了明文规定。
许多地方一开始试行，立即受到群众的欢迎，这说明它是符合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水平的。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经营管理长期混乱，开始实行这种生产责任制的时候，产生一些矛盾，甚至出点毛病，是难免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
集体经济的劳动管理是件很复杂的事情，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有些同志对这种责任制本来就有怀疑，一看到出现一些问题，就觉得自己有理了，认为这种办法就是行不通，打算趁机一风吹掉。
另一种态度是，既然群众欢迎责任制，又增产了，便以为已经万事大吉，对于出现的问题，不愿正视，不去认真解决。
无论是一发现问题就持否定态度，还是放弃领导、放任自流，都是不对的。
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酬的责任制，是一种新的经营管理方法，我们既要满腔热情地支持，又要实事求是地解决存在的问题。
应当象广昌县委那样，及时地帮助基层干部和群众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使责任制逐步完善起来。

青海淡水湖引进新鱼苗
据新华社西宁电
地处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的可鲁克湖，引来南方鲤、鲫等鱼类，繁殖获得成功。
柴达木盆地湖泊众多，大多数是盐湖或咸水湖。
可鲁克湖是唯一面积较大的淡水湖，海拔两千八百多米，养鱼水面达六万多亩。
这里日照时间长，湖内年平均水温高于青海高原其它湖泊；
同时，湖内可供鱼类觅食的水生植物、动物品种繁多，这就为引进饲养和繁殖南方鱼种提供了条件。
1973年，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农牧局，从江苏、安徽、湖南等省引进了鲤鱼和鲫鱼鱼苗，投放到可鲁克湖试养。
试养成功后，于1976年正式建立了可鲁克湖养殖场。
以后几年，又从南方一些省引进了鲤、鲫、鲢、青、草等鱼苗。
去年，这个养殖场开始进行生产性捕捞，年产量达到二万多斤。

产量大幅度上升　质量有较大提高
我国小氮肥工业发生可喜变化
据新华社杭州01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高鹏报道：
我国小氮肥工业自去年以来，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
一是产量大幅度上升。
去年全国小氮肥厂共生产合成氨七百三十一万吨，比1978年增长百分之十一。
其中浙江、江苏、北京、四川的增长幅度都在二成以上。
目前，小氮肥厂产量已占全国氮肥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占化肥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五。
二是消耗和成本显著下降。
据到去年11月底的统计，小氮肥厂每吨合成氨的平均煤耗为二千七百五十六公斤，电耗为一千六百度，每吨成本为四百三十二元。
分别比前年降低煤耗四百七十二公斤、电耗一百七十四度和成本三十四点一八元。
浙江省绍兴、嘉兴两个地区的十二个以煤为原料的小氮肥厂，厂厂煤耗都在一千九百五十公斤以内，创造了全国小氮肥能源消耗最低水平。
三是扭亏增盈。
去年以来，尽管煤炭提高了价格，但全国小氮肥厂的亏损却进一步减少。
目前，全国已有五百九十五个小氮肥厂盈利，其中盈利超过一百万元的有三十七个。
全国小氮肥行业盈亏相抵，加上国家定额补贴，已基本做到不亏损。
四是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
去年，全国有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小氮肥厂生产的碳铵和氨水，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级品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五是涌现了大批先进典型。
浙江桐乡化肥厂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先进企业，还有上百个小氮肥厂分别成为各省、市、自治区和全国化工战线的先进厂。
当前我国的小氮肥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消耗偏高，有一部分企业至今仍然亏损。
因此化工部提出了调整小氮肥工业的具体原则：
“整顿提高，择优改造，不布新点”。
现在已有不少省区根据这一原则，已停并了一批原材料、动力和运输条件太差，又无法解决的工厂；
有些则限期改进。
对管理水平高，各方面条件好的，择优改造，逐步使各项经济指标接近和达到中型氮肥厂的水平。
各地都在继续降低小合成氨厂的煤耗和电耗，大搞综合利用和多种经营，提高化肥质量，努力把小氮肥厂办得更好，为支援农业作出新贡献。

产销直接见面没有什么不好
周国祥同志在“对‘产销直接见面’的一些看法”一文中，（见本报去年11月19日第2版）认为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实行产销直接见面，会在全国出现新的“混乱”，并断定生产资料“产销直接见面”是不好的，也是不可能的。
这一看法，值得商榷。
三十年来，我们所实行的机电产品由物资部门收购、统一分配的管理体制，弊病不少。
全国机电产品严重积压，究其原因，无不与现行的物资分配体制有关。
这种物资分配体制不改革是不行的。
最近四川省对机电产品产销直接见面作了尝试。
在省委支持和鼓励下，我局和省物资局联合召开了1980年机电产品订货会，后又发展为展销会，对机电产品实行敞开供应，看货选购，并且运用价值法则允许价格浮动，产销双方普遍反映很好。
特别是用户单位，能够在社会主义企业比质、比价、比服务的竞争条件下，按照自己的需要，直接买到需要的产品，感到有了自由选购的主动权。
解放军某部与我局电站公司签订四十二套小水电设备的合同后，十分满意，深有感触地说：
“原来不知道四川有这么多产品，这下用不着到处跑了。”
简阳县红塔化肥厂的同志说：
“这样做太好了！
过去买点维修用的设备、配件，跑遍上海、广州等地都得不到解决，现在除个别产品外，一个上午就解决了生产急需的问题”。
物资部门的同志也认为，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解决了物资部门多年想解决而又未能解决的“物资一面严重不足，一面又严重积压”的矛盾。
这次机电产品的展销会是在1980年国家计划尚未确定和下达的情况下进行的。
它所取得的成果说明，实行“产销直接见面”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从去年上半年开始，我省一些机械工业企业，由厂长带队，技术、供销人员参加，组成用户访问小组，到各地区，各部门访问用户，服务上门，承接订货，产销见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十四家生产小型电站设备的工厂，分别到十三个省、市直接与用户洽谈，已签订的1980年供应成套小水电设备合同，相当于1979年生产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五。
这样，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有机地紧密结合起来，企业生产计划更准确地反映用户需要，逐步做到以销定产。
我们认为，机电产品实行“产销直接见面”，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改革。
我们的实践说明，产销直接见面，根本没有发生“混乱”，也没有冲击国家计划，恰恰相反，收到了人们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这也说明机电产品、材料积压那么多，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计划控制太死，产销脱节。
所以，我们认为物资部门要转向商业，实行企业化。
当然为了保证重点需要和地区调节，物资部门可以经营收购一部分产品。
四川省机械工业局调查研究室

最近，武汉锣厂制成一面直径一百三十二厘米特大铜锣，重四十五点五公斤。
它是为西德柏林交响乐团总指挥卡拉扬订购特制的。
图为工人正为大铜锣定音。
新华社记者　花皑摄

坚持变废为宝
吉林省洮安县土产公司废品保管员刘绍亭是位有心人，一点一滴地从自己保管的废品中轧出“油水”来，为国家增加了收入。
土产公司收购来的青链霉素小瓶，瓶口上带着铝封皮和软胶盖，刘绍亭利用业余时间，一个一个地抠下来。
日积月累，从十几万只小瓶上取下铝封皮五十三斤，软胶盖二百一十斤。
十三年来，刘绍亭还从杂骨中熬出八千多斤油；
修理旧绳套一万多斤、农具三万多件，支援了工农业生产。
吉林省授予他特等劳动模范称号。

多搞些为少数民族服务的事业
本报讯
记者杨立本来信反映少数民族群众进城吃、住、行和办事难，并建议开设相应的旅馆等。
到草原采访，常常听到少数民族牧民诉说进城有四难，住难、吃难、行路难、办事难。
在西宁、兰州等城市，常可以看到一些藏族和蒙古族群众在街头吃自带的食物，在车站的候车室过夜。
这说明，城市为少数民族服务的事业太少了。
以少数民族人口占百分之三十七的青海省为例，西宁市只有三家民族旅店，二百多张床位，用来接待藏族和蒙古族住客，虽有一些清真饭馆，但没有藏族或蒙古族的饭馆；
原有的民族用品商店撤销后至今没有恢复。
有的藏族、蒙古族牧民进城，因不识汉字，在街上找不到公共汽车站和厕所，进医院找不到取药处，到车站找不到售票室。
记者从民族干部和群众中了解到，他们在这方面的要求有以下几点：
——在少数民族来往较多的城市，开设相应数量的民族旅社。
这种旅社最好有适应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的卧具、用具、炊具等必要设备。
每逢民族或宗教节日，少数民族进城较多时，要增设临时接待点。
——希望设民族饭馆，让少数民族人民能吃到本民族风味的饭菜。
——开办专门出售民族特需用品的商店。
在上述服务单位中，应配备少数民族服务人员。
——在公共场所如车站、医院等处，设置民族文字的指路牌、说明牌。
——某些接待少数民族参观、游览较多的地点，应配备专人翻译、导游和讲解。

小氮肥工业
我国的小氮肥工业开始于1958年，由于客观上需要，发展很快。
目前已星罗棋布，遍及全国，成为我国化肥工业的一支生力军。
据统计，到1979年底，全国有小氮肥厂一千五百三十三个，其中年产合成氨万吨以上规模的有二百多个。
由于小氮肥厂的发展，我国每亩农田的平均化肥施用量（折合标准化肥）从1958年的一点七公斤提高到1978年的二十九点三公斤。
1979年的施肥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
小氮肥的生产工艺是我国的独创，它不象目前从国外引进的那种大化肥要用石油或天然气做原料，也不象多数中型氮肥厂要用好的无烟块煤，小氮肥厂可以很好地利用各种无烟粉煤作原料；
基本上不用特殊钢材；
而且流程短，工艺简单，投资省，建设快。
产品碳铵又容易为土壤吸收，不使土壤板结。
同时，各地的小氮肥厂多数靠近农村，或建在农村，产品就地销售，避免了长途运输，方便了农民。
小氮肥厂还为各地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新疆有二百四十九名司机行车百万公里安全无事故
本报讯
新疆有二百四十九名汽车司机行车百万公里以上安全无事故。
新疆幅员辽阔，公路线长，地形复杂，气候多变。
要作到安全行车百万公里，需付出极大的劳动。
这些优秀的汽车司机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严守交通规则，练就高超的驾驶本领和保养车辆的技能，长年累月，穿行黄沙戈壁，翻越冰雪达坂，迎击风暴雨雪，为边疆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最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安全行车百万公里驾驶员颁奖大会，授予二百四十九名驾驶员奖章各一枚，并给予物质奖励。

江西省委领导干部深入工厂
同职工探讨发展轻纺工业门路
据新华社南昌01月12日电
新华社记者王毅报道：
中共江西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新年前后深入工厂调查研究，探索因地制宜发展轻纺工业的门路，让江西轻纺工业打一个翻身仗。
新年的第3天，省委第1书记江渭清来到南昌针织内衣一厂。
他到各车间，同干部、工人一起，边走边看边议。
他发现，这个厂无论是产量、质量、花色品种，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消耗，都大有潜力可挖。
接着，江渭清坐下来，同一部分干部、劳模、工人座谈增产节约和广开生产门路的办法。
参加座谈的职工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其中一条重要建议是，根据江西的棉花生产和市场消费情况，可以暂时不生产或少生产高支纱内衣，但可以增加一种三十二支精梳纱的内衣。
这种产品比高支纱少用棉花，比普通内衣舒适耐穿，价钱比较便宜。
江渭清同志当即支持了这个建议。
事后，省轻化局立即安排江西棉纺织厂作好生产精梳纱的准备。
针对江西省有些在建的轻纺工业项目迟迟不能竣工投产，有些轻纺工业企业设备、技术力量都比较雄厚，但经济效果不理想等问题，省委常委书记、省长白栋材，省委书记、副省长傅雨田，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昭荣等分别到南昌手表厂、缝纫机厂、自行车厂、肉类联合加工厂和江西棉纺织印染厂调查研究，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江西省党政领导同志通过实地调查，深感到江西的轻纺工业虽然比较薄弱，但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完全可以因地制宜，广开门路，打一个轻纺工业的翻身仗。
他们建议有关部门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通过挖潜、革新、改造，充分发挥现有轻纺工业的生产能力；
二、大力发展有特色的名牌产品，如景德镇的瓷器；
三、发挥江西山林资源丰富、土特产品繁多的特点，发展造纸等工业；
四、尽快把正在兴建或收尾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厂搞上去。

祁连山下的“牛背商店”
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区，位于祁连山北麓，这里地域辽阔，道路崎岖，气候多变，平均海拔三千多米。
全区六百四十多户裕固、蒙古、藏、回、土、汉各族人民，分布在二千四百多平方公里的万山丛中，牧民们到供销社买一次东西，少则一天，多则五、六天，很不方便。
二十年前，贺国耀来到康乐区供销社，看到牧民“买货难”，便从淘汰牲畜中挑选六头能使用的牦牛，驮上日用百货，建立了流动贸易组。
他不顾烈日、风雪，不怕暴雨、冰雹，穿过深山密林，坚持常年送货上门，服务到家，凡有群众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一次，在给山后地区送货途中，到了海拔三千多米的天涝池顶，发现有三户牧民没来买东西。
他算了一下，他们的食盐和茶叶该用完了，于是，他背上食盐和茶叶连夜向这三户牧民的帐篷走去。
这三户正忙于生产的牧民，见贺国耀半夜送来了他们所需要的商品，激动地说：
“老贺为我们吃尽了苦、操碎了心啊！”
贺国耀二十年来赶着“牛背商店”流动售货，行程十五万五千多里。
一面送货，一面调查了解用户需要，不断增加供应的商品。
现在，这个“牛背商店”已由原来六头牦牛增加到十六头，经销的商品也由一百一十种增加到二百四十多种。

要重视鸭鹅毛的收购和加工
这篇报道生动地说明，鸭鹅毛是“弃之为废，收之为宝”。
我国许多农村都喂养鸭鹅，但鸭鹅毛大都分散在千家万户，有相当数量被丢掉了。
这是很大的浪费。
搞“四化”要广开生产门路，鸭鹅毛也应该充分利用。
希望有关部门重视鸭鹅毛的收购和加工工作，为国家换取更多的外汇。

送煤上门二十年
广州市红山柴煤店售货员廖敬甜，二十年坚持走街串巷，送煤上门，群众把她称为信得过的亲人。
不少双职工户，还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她。
有一天，廖敬甜心里盘算着：
工人新街贾大娘的煤该用完了，为什么不见她来买煤呢？
她立刻去探望。
原来贾大娘忙于工作，早出晚归，没有时间来买煤，她就和柴煤店职工商量，由她代办购煤手续，主动把一百二十多块蜂窝煤送去。
二十多年来，廖敬甜不管酷暑严寒，刮风下雨，也不管路途多远，楼多高，总是按时把一担担煤送到千家万户。
有时工作时间送不完，就在下班以后送。
人们都称赞她：
“肩挑千担煤，温暖万人心！”
（据新华社）

造纸芦苇原料基地不宜划归社队管理
最近，一些地方如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吉林省等已经或准备把国营造纸芦苇原料基地划归社队管理。
这样做，势必影响芦苇的生产，更不利于芦苇基地的发展，应当坚决制止。
不然，会给造纸工业的生产和发展造成严重后果。
多年来，由于芦苇管理体制多变，机构不稳定，造成了“只割不育，只用不管，只毁不建”，面积大减，产量下降，影响造纸生产的发展。
据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重点芦苇区统计，建国初期，约有芦苇面积一千四百万亩，目前芦苇面积仅有四百七十九万亩，全国苇浆占全部纸浆的比重，比1957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六。
辽宁省盘锦苇田，原有一百六十万亩以上，1955年和1968年两次由轻工业部门转给农业管理，结果八十六万亩苇田被毁掉，使营口、金城、丹东苇浆厂生产长期吃不饱。
湖南省沅江县1958年建立国营苇场，1959年芦苇产量比上年度增长一点零八倍，1960年苇田下放到社队后，毁掉芦苇种田，芦苇几乎搞光，芦苇产量一年下降百分之八十，两个苇场发生亏损十万元。
1965年县里把下放的苇田又收归国营苇场经营管理，1966年芦苇产量又比1965年增长一点零三倍。
可见，专业化集中管理，比社队分散管理优越得多。
轻工业部造纸局生产处

鸭鹅羽绒是个宝　外贸市场急需要
芜湖天河羽绒厂每个职工创汇近三万美元
本报讯
记者刘谓福报道：
在江南名城芜湖市有家天河羽绒厂，以鸭鹅毛作原料，生产出口标准羽毛和鸭绒被、鸭绒枕等羽绒制品，1979年为国家换取外汇一千七百六十四万美元，平均每个职工创汇两万九千多美元，为“四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随着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安徽广大农村特别是江南水乡，到处鸭鹅成群。
这是天河羽绒厂所需要的鸭鹅毛原料的“仓库”。
截至去年11月底，这个厂已收购鸭鹅毛五百四十万斤，是历年来的最高数字。
此地出产的鸭鹅毛毛花大，绒朵厚，色泽好，弹性强，是国内同类原料的上品。
这个厂用这些鸭鹅毛精心加工出来的标准羽毛和羽绒，看上去质地洁白，飘忽欲飞；
生产的羽绒制品，抓在手柔软轻盈，顿生暖意。
因此，这些产品能过海越洋，远销亚、欧十七个国家和地区。
天河羽绒厂的职工，把产品质量视为工厂的生命，用他们的话讲，就是“说什么也不能倒牌子”。
鸭鹅毛加工时，要经过分毛、除灰、水洗、消毒、烘干等工序。
他们对每道工序都细心操作，严格要求。
对鸭绒被等羽绒制品的选料、剪裁、缝制，严格按照外商的样品要求精心加工。
对外商提出的意见，他们认真听取，及时查明原因，加以改进。
去年这个厂的产品全部符合出口标准。

加强民族团结　促进四化建设
——在京民族工作者座谈学习周总理讲话的体会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联合报道：
1979年12月31日，本报发表了周恩来同志1957年08月04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最近，在京的部分少数民族的同志和民族工作干部举行座谈，学习周恩来同志讲话的心得体会。
国家民委副主任江平主持会议。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在跨入八十年代的时刻，发表周恩来同志的这篇讲话，是民族工作战线上的一件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大事。
现将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如下：
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瑰宝
伍精华（国家民委副主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彝族）、云北峰（全国人大民委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蒙古族）等同志都强调了讲话的重要意义。
他们说，周总理的讲话科学地分析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特点，总结了我们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实践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民族观，论述了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国家进一步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方针和政策。
周总理讲话已经二十二年了。
实践证明，这篇光辉著作所表明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没有执行中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始终遵照讲话的精神办，那么，今天我国民族工作的成果，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肯定会是另一种新的面貌。
周总理讲话的公开发表，是党中央对民族工作和少数民族人民的重视和关怀，是对多年来在民族工作方面的错误作法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为我们沿着党的正确路线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讲话对当前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安定团结，调动各民族的积极因素，加速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
德林（民族出版社副社长　锡伯族）说，回顾周恩来同志讲话的当时，部分干部对处理民族问题的几个原则性问题存在着不少错误思想。
我记得，解放初期，经常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反对过两种民族主义倾向。
有些同志不大服气，总以为自己的看法多少有些道理。
到酝酿区域自治的时候，有人担心区域自治权限过多过大，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而另一些人则想照搬苏联的做法，要求成立民族共和国，采用“斯坦”之类的名称。
周总理的讲话起了对症下药的重大作用。
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志，包括有过错误言论，思想不通的一些同志，都心服口服了。
周总理的讲话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呢？
我觉得，除了讲话本身是民族问题方面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总理那种真正尊重少数民族的模范行动所起的感染作用。
要认真克服大汉族主义
哈米提（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副主任　维吾尔族）说，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特别是要反对大汉族主义。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
但是，后来遭到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讲话精神没有得到完全贯彻。
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认真反对大汉族主义。
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也没有遵循讲话所规定的原则，搞了扩大化，结果很坏。
这都是因为离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共同的目标。
现在，不少同志对加强民族团结的意义认识不足，特别是反对大汉族主义有阻力。
我们一定根据讲话精神，认真解决好这个问题。
马寅（国家民委三司副司长　回族）说，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不是并列的。
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
这是因为：
一、历史上汉族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兄弟民族被挤到边远寒苦地区。
这种历史的痕迹，造成汉族的优越感。
二、今天，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经济文化发展快，在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
汉族干部和群众中的大汉族主义，更加影响民族政策的贯彻，损害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信任。
只有首先克服大汉族主义，才有利于帮助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平等。
三、林彪、“四人帮”在民族工作方面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民族政策，流毒至今没有完全肃清。
在实际工作中，大汉族主义已经成为损害民族关系的主要倾向。
因此，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必须以反对大汉族主义为重点。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对待这个问题。
汉族同志不要把少数民族同志中由于历史、社会、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一些怀疑和不信任，都说成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也不应该简单地任意指责某些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而是诚恳地帮助他们了解产生这些倾向的根源，提高他们的认识，消除他们的怀疑。
少数民族同志对汉族同志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也要进行具体分析，如果确实有大汉族主义倾向，就批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而不要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指责，不要对汉族的整体产生怀疑和不信任，这一点非常重要。
江山（中央统战部二局副局长）说，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各族人民团结的基础。
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必须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共同目标出发。
如果离开这个基础和目标，汉族同志站在汉族的立场上去批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就容易产生歧视少数民族的错误；
少数民族同志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上去批评大汉族主义倾向，就容易产生民族对立的倾向。
这两种做法，都解决不了两种错误倾向。
只有各民族团结起来，互助合作，共同发展，把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才能使这两种民族主义的错误倾向逐步减少，以至逐渐消逝。
尊重民族自治权利　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
江平同志说，我国解放以后在民族问题上实行的一个根本性的政策，就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个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
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
从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从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几乎都成立了相当的自治单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权利。
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
这个制度是完全成功的，受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究竟是民族繁荣的时期，还是民族消亡的时期，这是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问题。
在民族政策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根本不同。
我们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
我们要帮助各兄弟民族发展、繁荣。
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
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
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
由于历史给我们遗留下了很多对民族繁荣不利的因素，所以，为了民族繁荣，必须进行社会改革。
这一点在我国各民族中早已胜利实现了。
现在，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将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在民族工作中一方面要团结各族人民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共同奋斗，一方面又要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少数民族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逐步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
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高度发展，而让兄弟民族地区长期落后下去。
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都要现代化。
这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一定要逐步实现这个艰巨的任务。
黄光学（国家民委一司副司长　朝鲜族）说，最近，我走了几个地方，作了些调查，觉得民族自治权利问题必须重视。
特别是自治地方干部民族化，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解决民族自治的一个关键，也是我们做好民族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
目前，少数民族干部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符合健全民族自治制度的要求。
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而少数民族干部只占百分之四点八。
个别自治地方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占比例极少。
因此，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要派好的干部到中央、省的党校、民族院校学习，还要多把好的干部派回去，逐步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
许多汉族干部在民族地区坚持工作，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应当表扬和鼓励。
东嘎·洛桑赤列（中央民族学院副教授　藏族）说，建国初期，到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汉族干部，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处处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办事，事事为藏族人民的利益着想，因而赢得了广大藏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信任，民族关系很密切。
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很多的新成就，藏族人民生活日益提高。
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和影响，有些新干部和新进藏的同志，没有认真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忘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滋长了一些大民族主义倾向，不尊重藏族人民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不尊重藏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
在拉萨，机关里发文件，门口挂牌子，大多是汉文。
甚至写介绍信、饭馆的菜单，几乎全是汉文，这些都不符合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应当迅速改变。
民族工作的典范
田富达（台盟总部副主席、国家民委委员　高山族）说，作为出席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的高山族的代表，我荣幸地聆听了周总理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党中央正在开会，周总理十分繁忙，可仍然为座谈会作了总结发言，这充分证明党中央、周总理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
周总理十分关怀台湾各民族人民，其中包括高山族同胞。
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1956年，周总理在怀仁堂接见台盟的几位同志。
当总理知道我是高山族人后，非常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询问台湾高山族同胞的各方面情况，并指示说：
要注意培养大陆上的高山族同胞，给他们学习的机会。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中央民族学院办了高山族同胞学习班。
经过培养，许多高山族同胞担负了重要工作。
1972年以后，总理先后八次接见从美国回国访问的台湾留学生，听取他们的意见，商谈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
他每次接见时间都很长，并且一再深情地说：
台湾一定要归回祖国，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我是看不到这一天了，但你们可以看到。
当时，学生们并不知道总理已经身患重病。
直到总理逝世后，他们才明白了总理在说这句话时所包含的对台湾各族人民的无限关怀之情。
台湾各族人民决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殷切期望啊！
伍精华说，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
我国的民族团结事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特别是经过民主改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发展。
作为一个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彝族干部，对此有特殊的感受。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彝族人民被当作“蛮子”受到歧视，有的被长期关进监狱“甚至大批彝族人民轮换坐牢”。
毛主席、周总理在长征途中特别尊重少数民族，把关进牢里的彝族人民解救出来，实行民族平等。
刘伯承同志的凉山结盟，争取了彝族头人，使红军队伍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并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我本人就是在当年留下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启发下走上革命的道路。
全国解放后，我们党坚决贯彻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政策。
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尊重少数民族权利的榜样。
加强维护民族权利的法制建设
云北峰同志说，周总理的通篇讲话，贯彻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
他指出，民族自治权利必须受到尊重。
凡是宪法上规定了的民族自治权利，以及根据宪法制定的有关民族自治权利的各种法规、法令，统统应该受到尊重。
这就告诉我们，民族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不是可尊重可不尊重，而是必须受到尊重。
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政协的《共同纲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到第1届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宪法，对我国少数民族的平等自治权利，有很多重要的规定。
这些法律、法规和法令，对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对社会主义法制认识不够，民族法制不够健全、不够完备；
另一方面，由于林彪、“四人帮”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任意践踏民族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造成在民族法制方面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混乱状况。
因而使宪法和其他法规、法令有关少数民族权利的规定，统统被抛弃和否定。
今天，我们一定要继承周总理的遗愿，加强民族法制建设，用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

国防部招待参加国际军体理事会会议的代表
徐向前部长出席祝贺会议圆满成功
据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祝贺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第34届代表大会圆满成功，欢送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
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在招待会上祝酒。
他说，这次会议的圆满成功，将为发展各成员国军队的体育运动，为增进各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积极的贡献。
徐向前部长在谈到最近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和占领时重申，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坚决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为共同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
徐向前部长说，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定地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遵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个国家的友好关系。
我们愿意通过与各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好交往，增进了解，发展友谊，保卫和平。
他希望朋友们回国以后，向各国人民和军队转达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亲切问候。
国际军体理事会新任主席、突尼斯的莫卡登将军在招待会上致词，他感谢中国为这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所作的一切努力。
国际军体理事会副主席：
巴西的迪克森上校、喀麦隆的摩克里·姆巴波少校、法国的白拉密将军，理事会的常任秘书长、比利时的莫莱先生和原任主席、意大利的马萨里尼，以及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五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今晚的招待会。

国际军体理事会第34届代表大会闭幕
突尼斯的莫卡登将军当选为理事会新的主席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
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第34届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闭幕。
突尼斯的莫卡登将军当选为这个理事会新的主席，法国的白拉密将军当选为新的副主席，原副主席、叙利亚的沙克巴佐夫和奥地利的策希纳、中国的韩复东当选为新的执委会委员。
原副主席、巴西的迪克森上校和喀麦隆的摩克里·姆巴波少校继续留任。
这届代表大会，历时六天。
在执委会的领导下，各国代表团讨论了进一步发展国际军事体育活动的有关问题，部分改选了国际军体理事会的领导人，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闭幕式上，国际军体理事会主席莫卡登在讲话中代表与会成员对中国方面为大会的成功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祝愿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粟裕在闭幕式上讲话，热烈祝贺大会胜利闭幕。
他对国际军体理事会不断发展壮大感到由衷的高兴，希望它日益发挥积极的作用。
他表示相信，在新任主席莫卡登将军的领导下，国际军体理事会将会得到新的更大发展。
国际军体理事会领导人和全体代表出席了闭幕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和外交部、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应邀出席闭幕式。
闭幕式上，粟裕副部长代表国防部向莫卡登主席赠送了礼品，国际军体理事会领导人向应邀出席闭幕式的中国方面负责人赠送了礼品。

装甲兵某学院集会
庆祝柬埔寨国民军建军十二周年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某学院今天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柬埔寨国民军建军十二周年。
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毕姜应邀出席庆祝大会，并向一千多名师生作了报告。
学院政治委员王广德首先在会上讲话。
他说，柬埔寨国民军，过去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取得了解放全部柬埔寨的伟大胜利。
现在又担负起抗击越南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和维护国家独立的神圣任务。
王广德说，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是全世界反霸斗争的组成部分。
这种斗争已经赢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了解、同情和支持。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并将进一步为加强中柬两国人民和军队的战斗友谊作出贡献。
毕姜大使在报告中介绍了柬埔寨军民为反对越南侵略者所进行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并谴责了越南黎笋集团在柬埔寨犯下的滔天罪行。
他说，一年来，民主柬埔寨军队和人民一起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越寇“速战速决”、一口吞并柬埔寨的战略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他指出，这一胜利是柬埔寨军民在战场上同越寇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维护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鼓励和同情分不开的。
毕姜大使说，为了拯救柬埔寨民族和人民，柬埔寨国民军决心在民主柬埔寨政府的领导下，完成我们民族所赋予的使命，打败越南侵略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林彬参加了庆祝会。

轻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五届人大代表
谢鑫鹤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送花圈
据新华社北京01月07日电
轻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五届人大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长谢鑫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9年12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谢鑫鹤同志追悼会01月07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方毅、纪登奎、吴德、余秋里、胡耀邦、赵紫阳、聂荣臻、陈慕华、谷牧、康世恩、肖劲光、薄一波、姚依林、姬鹏飞、宋任穷、荣毅仁等同志送了花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单位也送了花圈。
李先念同志等曾向谢鑫鹤同志的遗体告别。
纪登奎、吴德、余秋里、陈慕华、康世恩、薄一波、姚依林、宋任穷同志等参加了追悼会。
轻工业部党组书记、部长梁灵光同志主持追悼会，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韩培信同志致悼词。
悼词说，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谢鑫鹤同志，是山东茌平县人，1931年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谢鑫鹤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和地方革命政权建设。
在斗争和工作中，他不畏艰险，勇敢斗争，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巩固发展鲁西北革命根据地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悼词说，全国解放以后，谢鑫鹤同志长期在科技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工作。
他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善于团结科技人员做好各项工作。
他积极组织调查研究，促进日用工业品生产的发展。
特别是在领导我国工艺美术工作中，他坚持原则，旗帜鲜明，顶住“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推动了工艺美术事业向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本面向农村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出版
为适应农村需要而编写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社会主义部分）一书，最近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此书通俗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特别是农村实际，讲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农业为基础、农业机械化、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等问题。
本书的显著特点是简明通俗，联系实际。
比如，讲述巩固和发展集体所有制时，强调指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巩固和发展集体所有制的根本物质条件，同时强调，要使生产发展快，经营管理好，收入水平高的社队先富裕起来。
作者明确指出，那种抽肥补瘦，削高就低，好坏拉平的平均主义作法，是不利于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
在讲述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时，强调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既要反对那种分光吃尽的做法，又要关心群众生活，使广大群众切身体验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致性。
书中还总结了人民公社的一些历史经验和问题，详细地讲述了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性质、原则、内容和措施。
　（青山）

“八七”会议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
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
“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过去对于这次会议是谁主持召开的，却从不提及。
这次陈列（指最近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展出了会议参加者的全部名单，而且说明“会议是在瞿秋白同志主持下召开的”。
“八七”会议过去一说是在九江召开的，经过调查核实，找到了会议旧址是在汉口三教街四十一号，即现在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一百三十九号。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有：
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李维汉、张太雷、陈乔年、罗亦农、顾顺章、蔡和森、瞿秋白，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李振瀛、陆沉，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等。
关于瞿秋白，在陈列中还展出了他为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革命》一书（即当时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所写的序言。
序言写作的日期是“1927年04月11日夜二时”，其中热情歌颂和支持农民运动，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为广大农民说话作事的精神。
这些都是实事求是地重新肯定了瞿秋白同志在当时的作用。
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在反革命的严重白色恐怖下，全党都在探索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找到了一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
当时有些人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楚，只看到搞武装暴动，打大城市，争取工人，而看不到农民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甚至诬蔑毛泽东同志为右倾、流寇主义，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但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道路，也是从实践过程中逐步总结出来的，比如过去讲秋收起义，不提起义后攻打长沙的计划，现在展出了中央09月19日给湖南省委关于攻打长沙的通知，说明毛泽东同志是在起义受到挫折以后，才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上了井冈山的。
过去为了突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只讲井冈山的斗争，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和各个革命根据地都摆不到应有的位置上，因而也不能如实地反映这个时代英雄辈出、群雄四起的宏伟局面。
在这期间，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广州起义，标志着我国革命进入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从1927年到1934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建立起十几块革命根据地。
“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在潮汕地区受到严重挫折，保存下来的部队由朱德、陈毅率领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立红四军，扩大了井冈山的斗争。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与郭滴人、张鼎丞、邓子恢发动的农民起义队伍一起，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到1931年与赣南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928年07月，彭德怀等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组成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留下的部队向鄂东南发展，以后扩建为红八军，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地区弋阳、横峰农民起义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30年秋成立红十军。
以后赣东北和闽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合并，形成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湖北黄安、麻城的农民起义队伍，创建了鄂东根据地，以后又与豫东南、皖西连成一片，形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红一军，在徐向前等领导下，曾发展到四万五千人。
1932年秋，主力转移到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留下的部队在徐海东、吴焕先率领下成立红二十五军，坚持斗争，长征到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
在洪湖和湘鄂西，贺龙和周逸群领导的武装力量分别成立红二军和红六军，后转到湘鄂川黔地区。
在广西左右江地区，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成立了红七军，1930年02月邓小平领导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八军。
在陕北，谢子长、刘志丹领导渭华起义，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在海南，在海陆丰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到处燃起了革命烽火。
修改以后的陈列，使人们亲切地感到，正是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缔造了人民的军队，创建了革命的根据地，指挥了长期的革命战争。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艰苦的，尽管遭到“左”倾路线的极大损害，党的事业却在兴旺发展。
（摘自《百科知识》1980年第1期，作者韩仲民）

《农政全书校注》出版
我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农政全书》的校注本——《农政全书校注》，最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此书共一百多万字，比《农政全书》原本清晰易读，一般人借助校注均可看懂原著。
它为研究中国农业史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史提供了系统的历史资料。
《农政全书》是明末著名学者徐光启撰著的。
但由于内引文献很多，作者又未来得及校阅，定稿人增删时错误很多，有些地方很难读通，人们早就希望对原书作重新整理。
1955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石声汉教授承担了这一任务。
他通过探始溯源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写出了七十万字的注文。
后来，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又组织人力对石声汉教授校注的原文作了大量的校核工作。
（据新华社）

学习刑法中的几个问题
1979年《法学研究》第5期，发表了陶希晋同志在中央政法干校第1期法制宣教班的辅导报告。
这个报告，回答了学员们在学习刑法中提出的一些问题。
在回答“法律既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当前我国阶级状况已发生了变化，被统治阶级是谁？
法的锋芒应该指向哪一个阶级”的问题时，陶希晋同志指出，关于我们刑法的打击锋芒和惩罚对象，从条文的规定看，很明显，它是针对反革命和其他犯罪行为的。
这句话本身就包括两类矛盾，不是专门针对敌我矛盾的，人民内部有人犯罪也是要依法处理的。
而且从现在刑事案件的比例数字来看，多数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犯罪。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
目的就是为了打击敌人，惩办犯罪，保护人民，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因此，我们的刑法，既是对敌专政的，同时又是保护人民民主权利的。
制定一部刑法，无非是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犯了罪要受哪些惩罚，使人们明白哪些行为是犯法，是法律所禁止的，告诉你不去做，并且监督别人也不去做，这样就使全国人民获得更大的自由。
有的同志说：
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拿刑法来说，那更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了。
这是一个过去习惯的说法，对不对？
法是有严格的阶级性的，因此它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说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当然是对的，不能说有错。
但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法，难道它不保护人民，不为社会主义民主服务？
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因此我认为，所谓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句话恐怕是说得不完全，我看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或者说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这样全面一些。
与此相联系的，就是把我们的执法机关也常常仅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习惯称之为专政机关。
这个说法也不能说有错误，但同样是不完全的。
我们公检法这些执法部门，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说，它同样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
把法仅说成阶级斗争的工具，把我们的公检法机关仅说成专政机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问题，实际上是包含着一个模糊的观念。
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来讲，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执掌的国家政权，对剥削阶级反抗的镇压，只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一种，而不是全部。
关于阶级斗争的状况，现在确实是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全国范围内右派摘帽了，错划的改正了，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摘帽了，中央已经宣布，地主阶级、富农阶级以及资本家阶级作为阶级都已不再存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
在我们国家当前这种新的政治形势下，如果我们还抱着法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老观念来看新的法律和新的形势，那就很自然地不能正确理解贯穿在刑法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也不能正确理解它打击的锋芒是什么。
其实，中央在宣布这一历史性的胜利的同时，又强调我国还有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以及剥削阶级的残余，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同时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强调建立法律秩序，这也就是说，今后要在国家规定的法律秩序中来搞阶级斗争。
因此，把剥削阶级的消灭，看作是整个阶级斗争熄灭的观点，或者仍是强调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这两者都是错误的。
陶希晋同志说，同志们提出一些关于什么叫犯罪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抓住了学习刑法最主要的问题。
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不管是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公安人员，还是人民律师等，如果对什么叫犯罪的问题没有弄通，尽管他能背熟刑法的所有条文，实际上对刑法还是没有学好，将来在司法实践中就难免不犯错误。
因为你对于罪与非罪的界限划不清，怎么能正确处理案件呢？
我们知道，社会上有了犯罪才产生刑法，如果社会上没有犯罪，要制定刑法干什么？
正因为如此，贯穿在整个一部刑法中的不是别的，就是用刑罚来同各种犯罪行为作斗争，准确地打击犯罪，防止冤枉好人，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权利。
同犯罪作斗争有没有成效，打得准不准？
主要是看我们对罪与非罪的界限弄清楚了没有，并且是否能正确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去。
所以说，犯罪问题是一部刑法的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除自己弄通以外，还要用通俗的语言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告诉群众什么是犯罪。
宣传刑法，不一定向老百姓讲那么多条文，最重要的是讲清楚什么是犯罪。
什么叫犯罪？
这在我们的刑法上说得很明白，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
这就是说，危害社会同时又犯法的行为，就是犯罪。
危害社会的行为，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上有危害社会的行为，包括已经造成了实际危害或可能造成危害，主观上是不是蓄意要这样做的。
一定的动作行为，他总有一个动机。
就动机与效果来说，动机是主观愿望，效果是社会实践。
毛泽东同志讲，我们应该是动机与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论者。
但是，对这个话，有的同志认为，什么动机不动机，就看他的行为就行了。
他写反动标语，就是反革命；
他攻击了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反革命；
而根本不问动机如何，也就是只看客观，不看主观。
我们在办案时，不能只看效果而不问他的主观愿望和动机如何，也不能只问动机而不看客观上可能或已经造成的社会危害。
总之，要具体分析主客观情况，不能只看一面。
所以，判断是否犯罪，具体地通俗地来说，要看三条：
一条是在客观上有危害社会的行为；
二是主观上的情节（是故意或过失）；
三是刑法上规定应受刑罚的。
这三条就是犯罪必须具备的基本因素。
对于每个刑事案件，如果严格细致地按照这三条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具体分析案情，我想大体上关于犯罪问题的判断就不会有大的错误。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就根本不讲这三条，不仅有的不顾客观事实，更不问思想动机和具体情由，动辄无限上纲，这就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陶希晋同志说，同志们在讨论中，对在法律面前是否能真正做到人人平等，表示关切和担心。
我认为这是正常的，面向现实的，说明同志们是准备要为此而斗争的。
什么叫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按我们中央的指示精神，就是无论被控告者社会政治地位、社会成分和政治历史有什么不同，不论被控告者是否犯罪或者是否属于敌我矛盾，在应用法律上必须一律平等。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原来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时候提出的。
它在当时曾起过进步作用，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得人心的战斗的旗帜。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表面上虽然把这个口号加以法律化，实际上它不可能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无产阶级把这面旗帜夺过来，赋予它以新的革命的内容。
中央明文指示，从党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组织，从党中央主席到每个党员，都必须一体遵行国家法律，绝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口号同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结合在一起。
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民主，这是我们国家不可动摇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
中央号召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事业中，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华国锋同志说：
“这四项原则都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民主。”
可见，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也是我们刑事立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我们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很鲜明地具有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
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在我们执政的共产党内没有健全的民主生活，不坚决刹住目无党纪国法的一切歪风邪气，也就谈不到和不可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你们所举的当前存在的一些在法律面前很难做到平等的事例，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不完全是法律问题，而更多的是民主问题。
对于这类具体的司法工作所面临的阻力，能否顶住？
同志们说，就怕顶不住，而且说有的不等你顶，早就给你小鞋穿了。
我看这种情形，是可以理解的。
在“四人帮”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的情况下，不就是如此吗？
但应该看到，现在情况不同了，既有逐步完备的法，又有党中央的大力支持，阻力会逐步减弱和克服的。
从我们司法机关本身来讲是否可以这样办：
一、遇着这类问题，公开提出来议论，通过我们公检法单位的集体领导来顶，发扬我们司法机关应有的民主集中制来正确处理这类问题。
二、依照我们现在法律规定的司法程序，可以把问题提到上级或转到党内进行审议。
三、更重要的是要接受群众的监督。
叶剑英同志说：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法律的权力属于人民，贯彻执行法律也要依靠人民。”
依靠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陶希晋同志在谈到法与政策的关系问题时说，法与政策，在我们国家都是体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的不可缺少的东西。
当着法还不完备的时候，只能依照政策办事。
当着有了法之后，就必须依法办事。
政策是比较灵活的，它随时反映现实的经济、政治情况。
根据情况的变化，可以及时制定新的政策来领导斗争，指导工作。
但是，党的决议、指示等等，都必须有利于法律的执行，不能与法律相抵触。
如果某些法律的某些内容确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那末，应当及时地经过法定程序加以修改或补充。
陶希晋同志说，关于惩罚与教育相结合问题，是毛泽东思想法律观中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我们刑事立法的指导原则之一。
就拿刑法来讲，不仅是打击惩办犯罪分子，更重要的还是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刑法具体规定了什么是犯罪行为，这本身也包含着对人民进行法制教育，使人们知道何种行为是违法犯罪，就可以做到预防犯罪。
预防犯罪，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我们的法律，是集中了人民的意志，是来自人民，又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教育人民守法，并监督法的执行。
为此，要做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这种广泛的法制宣传教育本身，也就是教育人民预防犯罪。
正因为这样，所以不仅在立法工作中要贯彻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在司法实践的办案过程中也应如此。
首先在我们的预审工作中，就应该注意这个问题，谨慎地过细地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
弄清一个人有罪或无罪，使一个有罪的人能认罪，都必须有一个很耐心的教育说服的过程，不能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
搜集证据，鉴定证据，这也是对人民大众有教育意义的。
我们采取公开审判的制度，人民陪审制度，辩护制度，目的都是为了在办案上把惩罚和教育结合起来，也就是同预防犯罪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对于犯罪和犯错误的人，从来反对惩办主义，主张教育改造。
强调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分清犯罪与犯错误的界限。
对于犯罪的，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可杀可不杀的不杀。
即使给以必要的惩罚，目的还是为了教育，使之改过自新，改造成为新人。
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劳改工厂，劳改农场，不能以生产为第1，要以政治改造为第1，要做人的工作。
陶希晋同志说，刑法分则只有一百零三条，法定的罪不到二百种，还有不少的罪行没有作明文规定，例如你们说的医疗事故，以及经济建设方面的瞎指挥和严重官僚主义造成经济事业上的重大损害等等，都没有作追究刑事责任的明文规定。
现在遇到这类犯罪怎么办？
如若是严重的罪行，非追究刑事责任不可，可以类推处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立法是倾向于罪刑法定主义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四人帮”横行霸道，无法无天，以言代法，搞得你乱七八糟十多年，现在要彻底拨乱反正，肃清流毒，所以强调一下罪刑法定是很有必要的。
只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大，情况复杂，法定罪行不宜定得过细、过死，所以，采取必要的类推。
但是，对类推应当是很谨慎的，并且必须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刑法生效付诸实施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注意积累案例，这样，就可以一步一步丰富我们办案工作经验，将来在必要时也可以对刑法加以修改、补充；
即使刑法不修改补充，案例也可以有法律效力。
但是案例起法律作用，必须经过国家法制机关或司法部门认可。

“清代前期历史地位”讨论会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学术讨论会，就清代前期（从满族统治者入关到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地位展开热烈讨论。
大多数同志认为，清王朝在疆域辽阔的中国国土上，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
这个政权在抵御外国侵略、统一祖国、加强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事业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如平定三藩之乱；
统一台湾；
抗击沙俄侵略军，并且取得平定在沙俄支持下准噶尔部噶尔丹民族分裂势力的胜利；
加强了对外蒙古和新疆地区的行政管理；
改革西藏行政体制，密切西藏和中央的关系；
对西南一些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管辖，等等。
清代前期对边疆各地区，执行了就封建社会来说是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加强了中原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对于清代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些同志认为，明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生变化的时期，清代前期尤为突出。
它在社会经济方面的重要特征：
一是工农业生产发展基础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一是封建所有制，特别是土地关系中封建宗法关系趋向松懈。
清前期提出以“休养生息为首务”，实行“奖励垦荒”、“轻徭薄赋”、“除贱为良”、“兴修水利”、改革赋役制度等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使清代经济在当时生产关系允许的范围内得到很大发展。
总之，清前期二百年，在国家统一、经济文化发展方面，与我国繁荣的汉、唐、宋、明时代相比并无逊色。
它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了前代所做不到的许多业绩。
但是，清朝为了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大兴文字狱，压抑工商业，对外闭关锁国，拒绝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等等，加大了我国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清王朝建立后的政策措施，无疑给濒于灭亡的封建制度注上几针强心剂，从社会发展总趋势来看，实际起着阻碍社会前进的作用。
有的同志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到明朝末年，历史提出了三大要求：
第1，资本主义萌芽需要进一步发展；
第2，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第3，个性解放和思想解放。
清代前期，如果这三大要求得以逐步实现，中国决不会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
如果不从解决三大要求这个根本入手，终于摆脱不了落后挨打的地位。
二百年的清前期经济，也并没有发展到应该发展的地步。
统治政策起了阻碍作用，清王朝应负主要责任。
但有的同志指出，这些不能完全归咎于清王朝的政策措施，还应考察整个社会结构和历史传统。
当时中国并不具备进入资本主义的条件。
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和专制政治制度，不是任何一个人、一种政策所能突破的，我们可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要求历史人物或王朝做它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可以超越历史条件的许可，去苛求历史人物或王朝做它所做不到的事情。
清代前期有它光辉灿烂的功绩，同时有它专制落后的烙印。
这两方面互相联系，互为条件，在许多场合，它的伟大正是以它的落后为基础的。
所以，不要因为它完成国家统一，便绝对无条件地肯定，也不要因为它专制落后，连统一也加以否定。
（季研）

亡羊应补牢
从报上看到苏联在入侵阿富汗中使用了利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卡车的消息，颇有所感。
美国向苏联提供先进技术和设备，养虎贻患，这可以说是小小一例。
据史书记载，三十年代希特勒发动侵略时，纳粹军队就曾乘着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制造的装甲车开进波兰。
人们总是把这件事情作为当年的绥靖主义者自食其果的例证。
没想到历史竟会如此相似地重演。
可叹，可叹！
不知今天驰骋在阿富汗土地上的苏联卡车，能对华盛顿的当权人物起一点清醒剂的作用否？
如果能够这样，则亡羊补牢，尚未为晚也。
天津　李明轩

埃塞俄比亚外交当局吹捧苏联侵阿
据新华社北京电
亚的斯亚贝巴消息：
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言人01月08日发表声明，称赞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行径为“援助”。
他把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说成是“并不存在的问题”，还指责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阿富汗问题是“不合逻辑的”。
与此同时，他却攻击中国是“霸权主义”，对阿富汗“策划了许多侵略和颠覆行动”。
众所周知，迄今，在埃塞俄比亚仍驻扎有一万数千名苏联和古巴军事人员。

德赛和拉姆指责甘地为苏联辩护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
据印度联合新闻社报道，前总理德赛和前副总理拉姆01月13日指责英迪拉·甘地在阿富汗问题上支持苏联损害印度的利益。
拉姆在孟买举行的一次大规模公众集会上讲话时说，发出反对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犯的呼声，是印度从尼赫鲁时代以来的政策。
他说，英迪拉·甘地现在把它歪曲了。
他要求立即从阿富汗撤出苏联军队。
他说，以任何借口派遣军队到任何国家去的理论都是危险的理论。
德赛说，英迪拉·甘地在阿富汗问题上不应当为苏联辩护。
据报道，德赛在新年前夕曾召见了苏联驻印度大使，对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表示关注，并要求尽可能早日从阿富汗撤出苏联军队。
但是，在英·甘地的指示下，印度在11日联合国大会就阿富汗问题进行辩论时竟改变了对苏联的立场。

意共要求欧洲议会谴责苏联侵阿
英共发表声明要求苏联从阿撤军
本报讯
意大利共产党11日向欧洲议会提出紧急议案，谴责苏联干涉阿富汗是“公开违反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原则”，要求在下星期举行的欧洲议会会议紧急讨论这项议案。
包括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在内的意共二十四名欧洲议会议员都在这项议案上签了名。
意共的这项议案指出，由于阿富汗事件，“国际局势严重恶化……有恢复核武器竞赛和一笔勾销来之不易的赫尔辛基协议的结果的危险”。
这项议案要求欧洲共同体九国“奉行谈判、不报复、不加剧紧张局势的路线”，以挽救“缓和的进程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
它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
据意共发言人说，这项议案将在16日由贝林格提交欧洲议会。
另外，据报道，意共领导机构成员巴叶塔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我们将不同苏联同志们讨论他们是否应苏联—阿富汗条约的要求，也不讨论代表喀布尔的人或当时出面要求军事干涉的人是否合法。”
“我们在谴责苏联干涉中，在毫不含糊的宣布我们同苏联和其它国家共产党人的分歧中，解释我们的国际主义，解释我们本着我国和全世界的利益来挽救和平的固有的义务，是没有任何担心或犹豫的。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毫不犹豫地揭露帝国主义的行动和帝国主义所代表的危险。”
新华社伦敦01月13日电英国共产党今天在一篇声明里说，“我们不同意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并敦促撤出这些部队。”
声明说：
“苏联的行动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问题，并对世界和平有着严重的后果。”
声明指出，“阿富汗的革命面临着复杂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能证明另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干涉是正当的。”

穆斯林国家的共同敌人
本报记者　李云飞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是穆斯林国家，苏联占领军对阿富汗穆斯林犯下的残暴罪行，激起了巴基斯坦人民的义愤和谴责，这本来是很自然的。
但是苏联驻卡拉奇的领事却公然给一家巴基斯坦报纸写信，指责这些报纸煽动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反对苏联。
这封信提不出任何一点苏军在阿富汗的“德政”，却举了一些列宁在10月革命后对苏联穆斯林采取的民族政策来为现在莫斯科当局入侵阿富汗作掩饰。
但苏联领导集团早就背叛了列宁的事业，因此，这种掩饰只能说明苏联政府理屈词穷到了何等地步。
苏联侵占阿富汗清楚地暴露它是全世界穆斯林国家的共同敌人的凶恶面目。
苏军在阿富汗屠杀无辜人民，镇压穆斯林游击队，焚烧、砸毁清真寺，使阿富汗烽火遍地，民不聊生，数十万人被迫离开家园。
据哈克总统13日在白沙瓦宣布，仅进入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就已达五十万之多，而且每天都还有大批的人进来。
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山高路险，冰雪覆盖，难民们背井离乡，衣食无着，境况凄惨。
巴基斯坦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阿富汗的穆斯林兄弟提供最起码的食物、帐篷等救助。
但苏联政府竟不断攻击阿富汗难民是“反动派”，指责巴基斯坦干涉阿富汗“内政”。
这里的人士指出，由于苏联政府推行大俄罗斯主义，苏联本国的穆斯林也备受歧视和压迫。
近年来，在中亚和高加索等穆斯林聚集地区，穆斯林反抗活动，包括杀死阿塞拜疆共和国警察部长事件，不断发生。
苏联占领军镇压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时，已有十四名来自塔吉克的苏联士兵站到了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一边。
01月13日的《每日新闻》在社论中指出：
“本地区事态应该特别使穆斯林国家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
除非这些国家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团结，否则他们将会成为热衷于在动乱中利用并占领小国的超级大国的最悲惨的牺牲品。”
目前，穆斯林国家正在行动起来，对付苏联的威胁。
在孟加拉国的倡议下，经过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等国的努力，将于本月26日在伊斯兰堡召开穆斯林国家外长紧急会议，研究苏联占领阿富汗引起的局势，商讨维护本地区独立和安全的对策。

苏联侵略扩张应受惩罚
西方一些国家继续采取制裁措施
综合新华社消息　西方一些国家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制裁苏联对阿富汗的野蛮侵略。
美国拒绝批准八起对苏贸易
美国商务部11日宣布，拒绝批准八起对苏联的出口贸易。
商务部长克卢茨尼克说，这八起出口涉及的货物包括计算机、地震资料处理设备、用于发展微波半导体的研究设备和兴建电讯器材厂所需的技术资料和设备。
这批出口价值在十亿美元以上。
英国限制苏驻英外交官活动
英国外交部11日又采取两项措施，对付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
两项措施是：
将英国驻阿富汗大使召回国进行“磋商”，限制苏联驻英国大使馆外交官的活动。
英国政府10日在举行内阁会议以后宣布，完全支持美国为对付苏联侵略阿富汗所采取的措施。
意大利不让苏联海洋考察船进入领海
意大利热那亚港口当局12日根据意大利外交部的指示，禁止苏联“格奥尔基·乌沙科夫”号海洋考察船进入意大利领海和港口。
意大利方面不予批准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
但是，西方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对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的反应。
加拿大停止对苏信贷限制出口谷物
加拿大总理乔·克拉克11日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加拿大“政府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行动，并且不安地向苏联当局表示，这种行动不能不受到惩罚”。
克拉克总理说，加拿大政府今天在再次讨论了这一问题后决定：
“加拿大支持卡特总统04日宣布的限制向苏联出售谷物的决定”，“加拿大向苏联出售谷物将不超过正常的和传统的水平。”
克拉克呼吁主要的谷物出口国协调它们的行动。
他宣布，加拿大已经停止了对苏联的出口信贷。

苏联在阿富汗搞的三次政变
问：
报纸上说，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苏联在阿富汗搞了三次军事政变，干掉了三个国家元首。
请说明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答：
苏联为了控制阿富汗这个战略要地是不择手段的。
从1978年04月至1979年12月，苏联先后策动了三次政变，而且，手段一次比一次更卑鄙、更露骨、更恶毒。
1978年04月27日，在苏联支持下，亲莫斯科的阿富汗军人推翻了达乌德总统并杀死了他。
苏联支持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塔拉基、打入阿富汗军队的人民民主党领导人阿明和“旗帜派”的头目卡尔迈勒在政变后分占了阿富汗政府的重要职位。
应该说明的是，达乌德也是在苏联支持下于1973年推翻查希尔·沙阿国王而上台的。
在达乌德执政期间，苏阿关系是密切的。
达乌德虽然是亲苏的，但想从苏联以外的地方寻求援助。
莫斯科对此有所不满，而这就是苏联后来策划干掉达乌德的重要理由。
去年09月14日，当时的主席塔拉基打电话召见阿明，阿明表示不愿意来，在塔拉基办公室的苏联大使当场保证阿明的安全。
阿明走进主席府时，却遭到了枪击，但没有打中，阿明逃走了。
阿明的支持者和塔拉基的支持者互相射击。
塔拉基被打死，阿明接替了他的一切职务。
据外电报道，09月10日塔拉基访问苏联时，勃列日涅夫曾同他密谈。
莫斯科告诉塔拉基说“有人企图把他推下台”，暗示塔拉基要先下手。
结果塔拉基下手时反被阿明干掉。
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苏联不得不表示支持阿明，但是暗中却在为搞掉阿明作准备。
这就为第3次政变埋下了伏笔。
阿明上台后，苏联加紧向阿富汗派军事顾问，不断增运武器弹药。
去年10月底阿明要求苏联召回苏联大使普萨诺夫。
不久，苏联向阿明发出了“访问莫斯科”的邀请。
阿明对莫斯科的意图有戒心，拒绝了邀请，以防苏联乘他不在国内时把他干掉。
上述两件事便成了莫斯科决心除掉阿明的导火线。
去年12月下旬，苏联大举增兵喀布尔，仅二十四、二十五、26日，苏联就出动二百架次的大型运输机，向喀布尔突击运送了五千多人的军队、三百辆装甲车和几十辆坦克。
27日晚，苏联动用了近万人的兵力，向喀布尔发动了进攻。
苏联军队同阿明的部队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后，阿明被处决。
“旗帜派”卡尔迈勒充任阿富汗新的领导人。
（附图片）
达乌德塔拉基阿明

苏联炮兵少将雷斯金突然死去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
据法新社从莫斯科报道，苏联《红星报》01月13日刊登了一条关于苏联炮兵少将根纳季·雷斯金突然死去的消息，但这家报纸“没有说明雷斯金的死亡地点和原因”。
“据传，他是在阿富汗死去的。”

警钟敲响了
观察家
在联合国大会第6届紧急特别会议上，许多国家强烈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要求苏军立即撤走。
从各国代表的发言中可以看出，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竟然不顾一切国际关系准则，在向外扩张中跨出这样一步，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全世界都在严重关切的问题。
然而不仅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竭力进行无理狡辩，而且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马，以答《真理报》记者问的形式，公然攻击联合国“粗暴干涉”阿富汗内政，而把苏联打扮成阿富汗主权的“捍卫者”。
这种企图把强盗打扮成警察的伎俩，是很可笑的。
勃列日涅夫对于苏军为什么进入阿富汗，除了重复那些不值一驳的“应邀出兵”之类的老调以外，拿不出任何能够使人信服的理由来。
他还想要人们相信苏联这样做对大家是无害的，说什么“阿富汗事件一点未涉及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或安全”，“阿富汗事件不是目前国际形势复杂化的真正原因”，因此全世界的谴责和愤慨似乎都是毫无道理的。
这完全是瞪着眼睛撒谎。
苏联军队把一个主权国家置于他们的占领之下，而且已经摆到巴基斯坦和伊朗边境，能说这不涉及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吗？
能说这不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吗？
勃列日涅夫这样强词夺理，充分暴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蛮横和霸道。
勃列日涅夫只说了一句真话，这就是苏联在七十年代的最后几天演出这样一场“压轴戏”，“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
苏联当局深知，它跨出这一步，关系十分重大。
1968年苏联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以来的十一年中，它在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普遍采取了利用代理人和雇佣军进行侵略扩张的方式。
现在它在“大家庭”之外亲自动手，这必将引起严重的后果。
是什么因素使得苏联改变了对它说来比较稳妥的做法，在阿富汗赤膊上阵呢？
阿富汗的局势极其不稳，无疑是一个原因。
自从苏联指使塔拉基消灭阿明反而被阿明干掉了塔拉基之后，莫斯科和阿明之间就貌合神离，互不信任。
同时反对苏联控制的反政府武装的活动日益扩大。
为了不使它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据点阿富汗从手中溜掉，苏联只有采取公开干涉的下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搞掉阿明，占领阿富汗。
苏联当然估计到它这种公然的侵略行径要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但是它认为只要硬着脖子挺一下就可以过去。
莫斯科的当权者看到，美国十多年在苏联扩张攻势面前忍让退缩，现在又陷于伊美危机之中无暇他顾，深信它侵略阿富汗不会引起同美国的直接对抗。
越南侵略柬埔寨而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也使它壮了胆。
在苏联看来，侵占阿富汗带来的战略利益，远远超过它在政治和道义上受到的损失。
阿富汗是西亚和南亚之间的必经之路。
在中东和波斯湾地区成为世界石油生产中心的今天，阿富汗的战略地位更形重要。
它邻接巴基斯坦和伊朗，距印度洋不过四百多公里。
从阿富汗起飞的军用飞机可以到达波斯湾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
而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伊朗两个邻国之间，又存在着可资利用的民族和边境纠纷，苏联随时可以找到挑起事端的借口。
侵占了阿富汗，苏联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部署就大大前进了一步。
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通枢纽马六甲海峡以东，苏联利用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机会，把它的海空军从海参崴推进到了南中国海和暹罗湾，接近马六甲海峡的东门口。
在马六甲海峡以西，苏联现在在红海及其南端出口曼德海峡已经建立了海空基地；
入侵阿富汗又使它处于随时可以西向伊朗、东向巴基斯坦作战略跃进的态势。
一旦它的军事力量到达印度洋的暖水港或霍尔木兹海峡，它对西方重要石油供应基地沙特阿拉伯的钳形包围就告完成。
在这一钳形攻势同它在东南亚的攻势配合下，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次大陆就成了它的囊中物。
从非洲东海岸到澳大利亚，整个印度洋将成为苏联海军横冲直撞的场所。
如果苏联走了这一步，从波斯湾通往西欧、日本和美国的石油运输线就将落入苏联的掌心。
苏联随时可以用掐断这条生命线来迫使西欧、日本听命于它，孤立和削弱美国。
所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从战略意义上来说，是苏联从侧翼迂回包抄西欧的一个重大步骤。
而且，苏联估计美国同它的盟国之间，由于许多复杂的因素，在对待苏联侵略阿富汗问题上可能出现分歧，这是它可以用来分裂西方的好机会。
勃列日涅夫在谈话中用很长一段话谈论欧洲局势，攻击美国“压制”西欧盟国，显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苏联在喀布尔的所作所为，也是预示它在八十年代将向亚非地区加紧扩张的一个重要信号。
这表明，苏联在进行扩张时可以利用任何借口和任何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武装侵略。
目前巴基斯坦、伊朗已经受到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不少亚非国家提出了下一个将轮到谁的问题。
而那些同苏联订有所谓“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的国家，更有可能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标志着苏联的全球扩张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自恃已经拥有军事上的优势，可以无所顾忌地直接使用武装力量进行侵略扩张了。
苏联用武力直接干涉和侵略阿富汗，使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世界战争的危险大大增长了。
中东、波斯湾地区的局势将更加动荡，紧张和不安将向印度次大陆、欧洲和日本蔓延。
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中，不知道哪一个将成为苏联空运部队的下一个着陆目标。
第3世界各国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将被苏联利用来进行侵略扩张。
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这个时候大肆宣扬苏联在阿富汗的行为是支持“革命”，并且声称“改变某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现状同破坏缓和根本不是一码事”。
苏联新闻社的评论员格拉西莫夫有意吹风说，他不能说不会再发生对阿富汗那样的入侵，“这取决于那时的形势”。
喀布尔枪声未停，莫斯科就发出这种预兆不祥的叫嚷，绝不是偶然的。
当前世界局势中潜伏着的危险，只有二次大战前希特勒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的时候差可比拟。
联合国在这个时候召开紧急会议，谴责苏联这种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径，要求采取措施加以制止，这是完全必要的。
对于苏联用武力占领一个国家，采取容忍、无所作为的态度，决不是维护和平之道，而是通向战争之路。
世界和平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
警钟已经敲响。
一切关心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协调行动，进行扎扎实实的工作，认真对付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全球扩张政策，抵制和反对苏联的每一个侵略行动，以推迟战争的到来，维护世界的和平。

阿富汗事件的教训
喀布尔的炮声惊醒了陶醉在“缓和”的柔情旋律中的人们。
他们透过弥漫的硝烟，终于看清了苏联霸权主义者的狰狞面孔，识破了它在“缓和”烟幕下的险恶用心。
阿富汗的教训必须认真吸取，它比苏联侵捷事件更具有启发性。
霸权主义对阿富汗的公然入侵，表明“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应用已越出了“大家庭”的范围。
如果把霸权主义者向古巴派驻苏联旅的行动看成是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胆量和力量的试探，那末对阿富汗的入侵就应视为对第3世界和不结盟国家以及世界和平的挑战和威胁。
在这种直接挑战面前，一切主持正义、热爱和平的国家都应抛弃姑息，采取切实有效的遏制措施，给苏联霸权主义者以迎头痛击。
一机部　金华森

阿富汗游击队不断袭击苏联侵略军
游击队迅速发展到几万人，活跃在战略城镇周围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阿富汗各地人民正在广泛开展游击活动，打击苏联占领军。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阿富汗游击队最活跃的地区目前主要在苏军占领的战略城镇周围地区和公路沿线。
由于阿富汗没有铁路，游击队控制和切断公路已给苏军造成很大困难。
在多山地区，游击队已迅速发展到好几万人。
在东部楠格哈尔省的贾拉拉巴德地区，阿富汗游击队一直在坚持战斗。
在这座城镇西南的苏尔克鲁德，游击队近几天来不断袭击苏军。
在苏联重兵占领的贾拉拉巴德城内，一到夜间枪声不断，据报道已有四名苏联顾问被打死。
西方通讯社13日引用一位外国人的话说：
“每天晚上贾拉拉巴德地区都有战斗。……那里的人白天工作，到了夜里，他们就是游击队员了。”
人们称赞游击队说“他们打得好。
当他们受到压力时，他们就进入山里，不见了”。
据报道，游击队还破坏了从喀布尔河至贾拉拉巴德水电工程的输电线路，造成这一地区停电五天。
游击队在喀布尔以北的萨兰山口至靠近苏联边境的昆都士之间的战略公路上袭击在路旁搭帐篷建立营地的苏联士兵。
他们还炸毁了北部巴格兰市附近的一座大桥，并在几个地区切断了通往喀布尔的公路。
在阿富汗东北部靠近苏联和巴基斯坦边境的一些省，游击队和部族人民猛烈抗击苏联占领军。
他们控制了兴都库什山和努里斯坦的广大山区和巴达赫尚省省会法扎巴德等重要城镇。
在东部邻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帕克蒂亚省，阿富汗游击队最近在沙赫里瑙县和贾吉县，同苏军进行了两次激战，打死打伤了大批苏军士兵。
中部巴米安省省会巴米安附近地区，一千多名游击队袭击苏军，使侵略者遭到重大损失。
南部坎大哈地区，游击队袭击了开向坎大哈市的一支苏联装甲部队，击毁了几辆坦克和装甲车。
苏联军队在各地残酷镇压居民和游击队。
有消息说，在坎大哈市，苏军出动武装直升飞机，扫射11日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苏联侵略的居民，打死打伤了几百人。
在巴达赫尚省，苏军出动轰炸机炸毁了几百栋居民住房和一些清真寺，炸死了居民数十人。
（附图片）
01月11日，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乘马出发去袭击防守在赫拉特附近的苏联侵略军。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马歇替苏联辩解　法共党内有异议
本报讯
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11日在莫斯科对苏联中央电视台发表讲话，为苏联侵略阿富汗辩解，并承认法共同苏共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
同时，法共党内一些人则指责苏联侵略阿富汗，不同意总书记马歇袒护苏联。
马歇是在参加了刚刚结束的苏共和法共两党代表团会谈后发表这一讲话的。
他说，由于帝国主义干涉阿富汗内政，结果苏联为了履行它与阿富汗签订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的条款，向这个国家提供了援助。
最近外来武装干涉大大加强，要是苏联政府不对向其提出的请求作出回答，这将意味着它没有履行所缔结的条约。
但是，塔斯社10日发表的苏共和法共代表团联合公报中只字不提阿富汗局势。
西方分析家认为，这是一个迹象，表明“法国人和苏联人在入侵亚洲这个国家这一棘手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
马歇说，“我不隐瞒，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但是他没有具体谈这些分歧是什么。
在此同时，法新社从巴黎发出的一则报道说：
法国共产党“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让·埃兰斯坦01月11日晚上在全法电台一次节目中说，苏联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干涉，就是“推行着帝国主义那样的霸权和统治政策。”
他指责“苏联领导人穿着沙皇的靴子，推行着相似的扩张主义政策。”
法共社会出版社领导成员斯皮尔在同一次广播中发表了讲话，批评马歇把所有谴责苏联军队进入喀布尔的人都归于帝国主义阵营，这是“把事情简单化了”和“欺骗党员”。

世界上财富分配不均
据世界银行最近发表的统计资料，世界上百分之十五最富的人口占有了全世界整个收入的近百分之六十，而百分之二十最穷的人口只分摊到不足百分之二。
在1977年，约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二十一个国家个人平均收入只有二百美元或更少，而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二十九个国家个人平均收入为五千美元。

从开罗看埃及
本报记者　林皎明
开罗是埃及的窗口。
从开罗可以摸到一点埃及的外貌、精神和脉搏。
尊严
“我的祖国，我的祖国，
你是我额上最昂贵和耀眼的珍珠，
忠诚、坚贞的儿女奉献出对你全部的爱，把握你的未来”。
在开罗的广播和电视节目中，经常可以听到这首五十年代就已经传到中国的歌曲。
在1948年第1次反击以色列侵略时，它曾鼓舞阿拉伯的勇士们坚守加沙的最后一个堡垒。
前不久，埃及已把这首歌选为自己的新国歌。
在从以色列手中收回西奈山地区的升旗仪式中，这首歌曾拨动了多少埃及人的心弦，激发出多少晶莹的泪花。
它象征着埃及的尊严。
埃及人的民族自尊心是很强的。
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被埃及人民视为再也不能丢失的珍宝。
相形之下，金字塔都黯然失色。
谁要是不熟知埃及被欺侮的历史，谁要是不尊重埃及的主权和尊严，就必然要碰得鼻青脸肿。
苏联企图用卢布骗取埃及的主权尊严，那是多愚蠢。
埃及人对霸权主义的反对，对苏联在中东扩张的愤恨，对尚不能识别苏联面目的兄弟的恼怒，每每溢于言表。
这种感情有时会被人误解，但它确实来自埃及多年痛苦的经验。
节奏
你见过沙漠中的骆驼吗？
它走起来是那么从容而又坚定，一步一步地穿过茫茫沙海。
打个可能不恰当的比喻，开罗生活的脉搏有点象骆驼队在沙漠中行进。
这里一般政府职员上班时间是从上午九时到午后三时，中午坐在办公室里，利用闲聊的时间，吃两块面包，喝一杯甜茶，就算一顿“午餐”。
缓慢的节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中。
除了每星期的休息日之外，据不完全统计，官方规定的全国性的节假日有三十七天之多。
斋月期间，全国就处于半工作状态。
你外出办事，经常得到的回答是：
“对不起，过两天咱们再联系”。
如果你不耐烦，主人会风趣地对你说：
“难道你不愿意咱们多见几面吗？”
如果你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开罗人一过中年，多半比较肥胖，走起路来稳重、缓慢，不象欧洲人那样急急匆匆。
当然，坐在茶馆里几个人轮流共吸一壶“西西”（水烟）的人们就更不着急了。
甚至阿拉伯的歌曲也总是哼着长长的尾声，低沉、悠扬，是一种慢板的音乐。
不过，这种从容不迫的脉搏正随着埃及现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而逐渐改变。
在高速公路上，你把车开到时速一百五十公里，后面还会有小伙子要超车。
这似乎象征着：
尽管埃及停滞过，但现在埃及也要高速前进。
健谈
开罗人热情，尤其健谈。
有句谚语说：
“希腊人的头脑，阿拉伯人的舌头，中国人的手”。
一见面，光是问候的话就有十多种说法。
稍有接触，话就天南海北，滔滔不绝。
这个特点反映在电影中对话多，电视中座谈多；
讲的人不累，听的人不烦。
开罗人说起话来，声调抑扬顿挫，表情千变万化。
这是有原由的。
阿拉伯人历来擅长诗歌，阿拉伯语的词汇非常丰富，据说仅“狮子”一词就有九十多种同义词。
可想而知，当一位开罗人演说时，有多么广阔的天地任他驰骋。
可是，对于那怕是精通阿拉伯语的外国人，却有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土语。
在东起两河流域，西至马格里布的阿拉伯世界，虽然阿拉伯正规语仍然是交流思想的有效语言工具，但各自又有自己的土语。
其差别之大，即令是阿拉伯人自己也要皱眉头。
差异
虽然任何社会都存在差异，开罗社会的差异却别具一格。
去开罗郊外，仰望库孚金字塔，远眺遍野荒沙，欣赏贝都因人的服装和打扮得花花绿绿的骆驼，仿佛置身于三、四千年前法老时代。
信步走进开罗中心商业区，满目耀眼的霓虹灯、鲜艳的大幅美国电影广告，浓郁的巴黎香水气味和嘈杂的“迪斯科”音乐，又使你觉得好象到了巴黎的一个街区。
冒出尖顶的清真寺传出召唤人们祈祷的宣告，静静的田园和蒙着面纱的妇女，引起你对《一千零一夜》的浮想。
尼罗河畔的豪华洲际旅馆和立体交叉公路，又使你觉得颇有先进工业国的气魄。
时代和地理的差距被压缩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中。
开罗人的衣着打扮，生活习性，兴趣爱好，真是千差万别。
由于收入的多少不等，一位私营开业医生为女儿出嫁办得起价值六千埃镑的酒席，而路边擦汽车的小孩一天充其量只能收进二、三十个皮阿斯特（一百皮阿斯特为一埃镑）。
这种现象也已经引起许多政府官员的注意。
几个月前，萨达特总统指示政府压缩讲排场等方面的开支，规定政府只向部长级以上的官员提供专用汽车，其它官员一律不再享有公家汽车和汽油补贴，以减轻相当可观的财政赤字给埃及经济带来的压力，这显然是明智的做法。
埃及早在公元前就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枢纽。
近代殖民主义的统治将开罗演化成一个消费社会。
这样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怎能不留有旧时代的遗迹，又怎能不在原有的根基上找寻自己的道路，开创自己新的文明！
（附图片）（插图均为苗地画）

印尼开放史前期公园
位于印尼南苏拉威西省玛罗斯县的“列昂列昂”史前期公园于01月09日开幕。
这座公园由四个钟乳石窟组成，内有各种化石、石器和壁画。
据专家们推测，在石窟内发现的古代遗物是五千年前遗留下来的。

基辛格主张美国制定长远政策对付苏联扩张
据新华社华盛顿01月13日电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今天说，鉴于最近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美国应该制定一项长远的外交政策以对付苏联的扩张主义。
基辛格是在全国广播公司《会见新闻界》节目中说这番话的。
当被问到，美国在过去几年的外交政策中发生了什么差错致使苏联认为“有干涉阿富汗的豁免权”。
基辛格说，美国在过去几年中从越南战争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
人们看到古巴军队出现在埃塞俄比亚、南也门，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占领柬埔寨以及阿富汗的政变，“所有这些事件一定给苏联以及某些受威胁的国家对美国的决心以及美国对地理政治的理解造成了印象”。
基辛格指出，“现在认识到我们面临着严重危险，并需要一个长远外交政策，这是十分重要的”。
他说，“这项政策要明确表示我们将严肃地对待扩张主义问题，我们要无限期地坚持这一点，并且不要在对我们是如此危险的自我争论中再度分裂。”
在谈到对巴基斯坦进行军事援助时，他认为，现在增加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是当务之急，但是这同样必须同美国的全局战略联系起来考虑。
他表示支持卡特总统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的决定，并且指出，“这应该是重新考虑（对苏联的）全面政策的第1步。”

安理会没有通过对伊朗经济制裁决议草案
我国代表没有参加投票强调应避免使矛盾激化
新华社联合国01月13日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今晚就美国提出的要求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表决。
安理会十五个成员国中，十个国家的代表投了赞成票；
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投票反对；
墨西哥和孟加拉国代表弃权；
中国代表没有参加投票。
由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苏联代表使用否决权，这项决议草案被否决。
在安理会投票表决前，中国代表陈楚在会上发言，解释了中国决定不参加投票的原因。
陈楚说，“我们完全理解和同情美国人民对被扣留人质命运的严重关切。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贯主张，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外交豁免权应该受到普遍尊重。
我们主张，安理会第四百五十七和第四百六十一号决议中关于要求伊朗立即释放美国被扣留在伊朗的人质的条款应该得到执行。
但是迄今为止，这两个决议仍未得到执行，中国代表团对此不能不表示遗憾。”
陈楚说，“当前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不见得一定能导致缓和紧张关系和释放人质。
而且，从近几天的事态发展也可以看出，现在仍然存在着通过耐心协商和谈判导致问题解决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值得进一步加以探索。
因此，我们吁请各方采取克制态度，避免采取使当前存在的矛盾激化的行动，不要杜绝任何可以导致释放人质的协商和调解的渠道。”
陈楚说，“在这里，我们还不能不指出，苏联正在大规模武装侵略阿富汗，对伊朗的独立和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安理会当前所审议的问题上的表演说明，它是想利用美伊关系的危机，装成伊朗的‘保护者’和伊斯兰国家的‘天然盟友’，捞取廉价的政治资本。
我们相信，伊朗人民和伊斯兰世界各国人民必能识破苏联的阴谋诡计，不让它这种挑拨离间、混水摸鱼的伎俩得逞。”

巴拿马外长重申不同意引渡巴列维
新华社北京01月14日电
巴拿马城消息：
巴拿马外交部长卡洛斯·奥索雷斯13日重申，巴拿马政府不能同意伊朗政府关于引渡前国王巴列维的请求。
奥索雷斯说：
“任何一个接受了某人作为政治避难者的国家都不会把他交还给那个对他判处死刑的国家。”
奥索雷斯是在内阁会议前不久讲这番话的。
据报道，伊朗政府12日曾宣布，伊朗外长戈特布扎德已经第2次提出了引渡巴列维的要求。

改组内阁摆脱不了困境
古巴在最近一个月内发生了两次内阁改组。
10日一次大改组撤换的政府部长之多，在卡斯特罗政权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与此同时，有消息说，古巴警察在国内进行大逮捕，几天之内就抓了二、三千人。
这是古巴国内局势日益动荡的反映。
长期以来，古巴在苏联的控制下，经济畸形发展，生产锐减，供应紧张，外债激增。
古巴当局一意孤行，派出数以万计的军队到非洲等地去为莫斯科卖命，更激起了古巴人民的强烈反对。
最近，哈瓦那街头连连出现的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传单和标语，就反映了这一点。
卡斯特罗集团甘心为苏联霸权主义充当马前卒，在国际上名声很坏。
去年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古巴企图把不结盟运动纳入苏联轨道的做法受到很多国家的抵制。
最近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古巴不得不放弃对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竞选，表明它的国际处境更加孤立了。
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古巴政府进行了改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改组后，卡斯特罗亲自兼任四个部的部长职务，部长会议副主席罗德里格斯也分管了大批政府部门。
这表明，卡斯特罗集团的支持者进一步减少。
出卖民族利益必然导致众叛亲离，这是完全可以预料得到的。

新倡议
朝鲜北方和南方，由于人为造成的藩篱，仍以分裂的局面跨入了八十年代。
为了打开国家分裂所造成的这一僵局，01月11日，金一副主席和李钟玉总理向南朝鲜当局建议尽快会晤，共商统一大业。
这一新倡议，反映了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迫切心愿。
在这次的信中，朝鲜北方除了重新阐明召开广泛的南北政治协商会议等合理主张外，还提出了旨在打破目前隔绝状态的新的具体建议：
愿意同南朝鲜执政党民主共和党总裁金钟泌、在野党新民党总裁金泳三及南朝鲜“国务总理”申铉碻等直接见面，相互交换意见。
接触地点，除了板门店、平壤或汉城外，也可以在第三国。
众所周知，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主席一贯积极倡导南北接触和对话，为和平统一祖国铺平道路。
去年10月，朴正熙毙命后，朝鲜北方主动提出“以合作、团结、统一来打开民族的出路”的主张，并建议：
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实现多方面的合作。
这一系列建议，完全符合朝鲜民族的愿望和各阶层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促进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但是，南朝鲜当局至今没有拿出任何与之相应的实际行动，而且仍然对要求民主、自由和主张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实行镇压。
这种倒行逆施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南朝鲜当局理应正视目前正在变化的新形势，积极响应朝鲜北方的新倡议，使朝鲜的和平统一得以早日实现。

施特劳斯主张西方采取新全球战略对付苏联
新华社波恩01月13日电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联邦总理候选人施特劳斯说，西方有必要采取一项包括经济措施在内的全球战略，以便让苏联领导人明白，他们是走在一条超过一定限度就无法回头的道路上。
施特劳斯是01月12日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波恩召开的安全政策会议上讲这番话的。
施特劳斯强调了该党防务政策发言人韦尔纳有关北约组织应采取一项新的对苏政策，以及北约在地理上的限制已经过时的意见。
施特劳斯要求西方联盟内部进行分工，西欧应更好地承担起落在其肩上的任务。
他呼吁西欧、特别是西德在各方面加强同美国的团结，并指出，这种大西洋两岸的团结是八十年代解决问题的唯一可以设想的办法。
施特劳斯在讲话中主张采取现实的缓和政策，而不是把缓和政策看成是一种玄妙的教条。
他认为，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是一种错误的缓和政策的结果。
他说，他既不赞成使局势紧张和尖锐化的政策，也不赞成冷战的政策，但是他反对打瞌睡的政策。

法国发现史前人头盖骨
法国考古学家最近在东比利牛斯省发现一个史前人的部分头盖骨。
这是第3次发现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头盖骨。
1971年，法国考古学家在那里第1次发现了西欧最古老的史前人的头盖骨，据科学家考证，它是五十万年前的人的头盖骨。
最近这一次他们是在公麝牛、马和鹿的骨头中发现史前人头盖骨碎块的。

澳大利亚发现大钻石矿
据里奥·廷托公司01月09日在一份报告里宣布，在澳大利亚西北部发现了一处可能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的钻石矿。
这钻石矿的管状脉面积有四十五公顷。
在管状脉附近的淤积物中，每一百吨砾石中可取得一千一百九十九克拉钻石；
管状脉本身，从每一百吨砾石中可取得一百五十克拉钻石。
1979年圣诞节前不久，在澳大利亚还发现了一粒重七点零三克拉的钻石，这是澳大利亚已发现的钻石中最大的一粒。

简明新闻
阿尔及利亚内阁部分改组
据阿尔及利亚新闻社13日报道，阿尔及利亚内阁进行了部分的改组。
阿卜杜勒·加尼继续担任总理，但不再兼内政部长。
内政部长的职务改由布阿勒姆·本·哈穆达担任。
两名总统部长级顾问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和艾哈迈德·塔列布·易卜拉希米被解除了职务。
布特弗利卡在去年03月出任顾问之前，曾担任过十多年的外交部长。
印度新政府正式就职
以英迪拉·甘地为首的印度新政府14日在总统府正式就职。
新内阁的十四名部长当中有七名曾在1975年06月到1977年01月英迪拉·甘地实行紧急统治时期担任过部长。
新任外交部长纳拉辛哈·拉奥曾任安得拉邦首席部长。
他是第1次在中央政府任职。
国防、工业等部的部长尚未任命。
意大利政府进行部分改组
意大利政府14日进行了局部改组。
改组是由于外交部长马尔法蒂因病于两天前辞职而引起的。
阿蒂利奥·鲁菲尼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阿多尔福·萨蒂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以代替鲁菲尼；
原内政部副部长克莱利奥·达里达被任命为负责同议会联系的不管部长，代替萨蒂。
安第斯条约外长理事会会议开幕
安第斯条约外长理事会会议14日在玻利维亚圣克鲁斯城开幕。
外长理事会是去年11月为加强成员国的政治合作、保卫小地区利益而决定成立的。
这是它的第1次正式会议。
据报道，召开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是为了讨论加强同拉美国家、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以及加强安第斯小地区的民主问题。
莫桑比克恢复同罗得西亚交通
在宣布取消对罗得西亚的经济制裁和重新开放两国边界后，莫桑比克已经恢复同罗得西亚的交通运输。
两国间的国际班机13日已经开始通航。
位于莫桑比克马尼卡省马希班达同罗得西亚连接的铁路线也于12日正式通车。
两国之间的公路运输将于14日恢复。
西德成立提倡环境保护的新党
西德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环境保护提倡者13日在卡尔斯鲁厄成立了一个全国性党派——绿党。
据报道，绿党目前约有成员一万人，其目标是提倡环境保护和打破目前西德政治生活中大党控制的局面。
（据新华社）

西德展出电视报纸
西德在1979年西柏林电器展览会上首次展出电视报纸。
这种电视报纸是将报纸版面拍摄下来，储存在电子计算机中，用电话线与电视机相连接。
读者坐在家里便可选看任何一家报纸的消息。
周正安摄（新华社稿）

伍豪之剑
峻骧
十一、金指金一郎
张英回到青岛，在李村路得胜里找到王景瑞，战友重逢，悲喜交集。
悲的是傅大姑娘生死不知，喜的是张英虎口逃生。
景瑞见张英遍体鞭伤，就让他藏在自己家里养息。
不久消息传来，王昭功、王永庆等锄奸组的同志都被捕了。
王景瑞在青岛也不安全，党组织决定调他去淄博工作。
浑身是伤的张英怎么办呢？
景瑞想到省委交通王科仁同志的姐夫，在青岛邮政局局长、日本人金指金一郎家当厨师。
那是独门独院的花园洋楼，门口又有日文金一郎的名字，是唯一安全可靠之处。
这时，凶恶的叛徒王复元又来到青岛，勾结伪市党部、警察局和胶济铁路警务处组织了捕共队，加紧在青岛迫害我地下党干部。
青岛党组织研究，本想送张英同志回上海养伤。
张英表示：
不诛叛贼决不离开山东。
同志们见张英意志坚强，而且武艺确实惊人，脱铐越墙已使敌人胆寒，料也无妨。
组织上就决定让王科仁向张英同志学习保卫技术。
决定利用金指金一郎的癖好，让张英在他家中安下身来。
王科仁找他姐夫商量，曲厨师虽然不是党员，却同情我党，慨然答应，让张英充当他的下手。
这金指金一郎是个中国通，而且素爱中国的武术和烹调。
他在大连任职时向中国武师学了一套螳螂拳，到青岛后又跟崂山上清宫的道士学了鹰爪力，每天早晨在院子里面对大海朝阳，用拇指、食指和中指，一手捏住一个五磅重的铁球运气练螳螂拳，练完之后，才到厨房洗手吃莲子粥。
这天他来到厨房，正要洗手，忽见厨师卧室坐着一个细腰乍臂、光着上身，满是伤痕的人，正在与厨师说话。
金一郎怒冲冲地进来：
“他的什么人？”
曲厨师赶忙起身笑道：
“局长先生，这是我师兄弟，也是个练家啊！”
金指金一郎瞅着他浑身伤痕疑问地
“嗯”了一声，厨师急忙说：
“局长有所不知，这才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这是练扎腰、练金钟罩铁布衫，让师兄弟给打的，真是吃饱没事干，自找苦吃。”
说着故意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给张英擦洗伤痕。
金一郎是个武术迷，早听说中国有金钟罩，就问：
“你练的是哪家拳术？”
张英眼皮不抬地说：
“螳螂拳！”
金一郎听说是同门，就考问道：
“你可知道螳螂拳何人所传、共分几派？”

功德无量的工作
——祝《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复刊
陈福康
四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排除重重困难编印《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他在版权页上写了“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解放后，范文澜同志在谈到“必须特别重视资料工作”时也说过：
“这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工作啊！”
当我抚摸着最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复刊号）时，不由地想起了他们的话。
以系统编印出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和研究著作为特色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六十年代初曾先后出版过三辑《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受到现代文学研究者、大专院校中文系师生及广大读者的欢迎。
它提供的有关鲁迅、“左联”及其他中国作家、社团、刊物等史料和论文，曾被有关研究者广泛引用。
但是它一停就停了十六年。
在文艺的春天里，它又复刊了。
打开复刊号，便见到精致的图版插页，内容是德国进步木刻家梅斐尔德的七幅黑白木刻连环画《你的姊妹》和鲁迅为它亲自设计的封面。
这是鲁迅生前想影印出版终于未遂而由他珍藏着的版画。
在四十九年后它第1次与中国广大读者见面了，这算是完成了鲁迅生前的一件遗愿。
在鲁迅和郭沫若研究方面，这辑发表了二十多篇资料和考证文章。
其中有第1次发表的《中国小说史大略》
（最初的油印讲义稿），这是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的祖本。
此稿收藏者、西北大学的单演义先生写了说明，小说戏曲史专家赵景深先生还带病为稿本的标点等作了校改。
还有，《丛刊》第3辑曾发表海英《郭沫若留学日本初期的诗》一文，在这次复刊的第4辑中，又全文发表了海英当年转译但没能找到的郭老的《自然底追怀》的中文原文。
等等。
本辑《丛刊》还发表了闻一多佚诗五首、吴似鸿等关于左翼美术运动史的文章两篇、《蒲风日记》的摘抄、《1942—1945年解放区话剧、歌剧编目》初稿、《阿英著作目录》、《蒲风遗著索引》，以及《浅草》、《沉钟》、《文艺战线》等刊物的总目录。
于伶同志在本辑《笔谈》中说得好：
“现代文艺资料本身的说服力是最雄辩的。”
我们热切地希望《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同《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书刊一起，为文艺园地的百花齐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为澄清与明确历史的本来面目，作出更多更好的“功德无量”的工作吧！

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木刻〕　傅琳

想起林老董老在阳泉
愚夫
山西阳泉市几个领导干部长期住吃在高级宾馆挥霍人民财富的事，受到报纸上公开批评，群众是赞许的。
这件事使我回忆起三十二年前发生在阳泉的两件往事：
1948年，在我军围攻太原期间，林伯渠同志由晋西北赴河北平山西柏坡，路过阳泉市。
当时的阳泉，虽然是华北人民政府的直辖市，可是，市里不但没有什么高级宾馆，连一个普通的招待所也没有，只有一个小小的为过路革命同志服务的接待站。
站里只有几盘土炕，炕上铺的是用高粱秸皮子编制的炕席，没有被褥，来往的同志都是自带背包。
至于市委机关，也没有高楼大厦，从市委书记到炊勤工作人员，办公、吃饭、睡觉都挤在二十几间破旧的平房里。
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接待林老这样人们所尊敬的中央领导人，怎么办呢？
市委书记便把自己办公兼住宿的一间普通房间让给林老住，并叫伙房准备几个普通菜，给林老下饭。
林老看到我们为他腾房、备菜，就严肃地对我们说：
“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不要招待！”
这几句言简意深的教导，说得我们面面相觑，脸红耳赤，其铿锵之声，至今尚回绕在耳际。
林老走后不久，因为国民党军队妄图偷袭石家庄、平山，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同志和好多位年高德重的领导人撤到阳泉，他们都住在普通的窑洞或平房里，与人民群众、一般干部同甘共苦，毫不特殊。
请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朴素的作风是多么高尚，而那些爱住高级宾馆、专门追求个人享受的人，该不该感到卑下！

永志勿忘
甘惜分
有些往事如过眼烟云，瞬息忘却；
而有些往事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四十年前，延安还没有经过日寇的狂轰滥炸，面貌十分完整。
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男女青年使这座小城变得格外年轻了：
到处在开会，在上课，在出操，在三五成群地讨论，到处飘扬着豪壮的歌声……
城里有一处所在，叫做“府衙门”。
这名字好象很威武，实际上不过是几排瓦房，一块空旷的院落，院里有一座比平地略高的戏台，如此而已。
但这个大院，那时要算延安城内最大的广场了。
抗日军政大学校部曾驻在这里，抗大学生常在这里集会，有时也在这里的戏台上搞文艺演出活动。
现在我国戏剧和音乐界的知名人士，很多当年都在这个土台上表演过。
毛泽东同志常常来到这里，多是发表演讲。
他那雄辩的逻辑，通俗的语言，抑扬的声调，生动的姿态，给人印象很深，至今如在眼前。
演讲中间休息几分钟，青年学生们往往蜂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掏出小本，要他签字签名留念。
主持大会的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同志便不得不向台下发出大声呼吁：
“同志们，让毛主席休息一下好不好！”
一个星期六的夜晚。
府衙门的大院里乐声悠扬，成千的抗大师生坐在地上聚精会神看台上的一场精采演出。
毛泽东同志来了，一个警卫员领着他挤进人群，在戏台下找个空地就地一坐。
警卫员为了使毛主席坐得舒展一点，好看戏，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条长凳。
他把凳子横躺在地上，让毛泽东同志坐在凳子的棱上。
这样一来，这个“座位”比地面高出四五寸，正好看清舞台。
这时台上红进黑出，热闹非凡。
毛泽东同志看到高兴处，不时回头来对我们这些学生说：
“演得好啊！
演得好啊！”
可是不久后面忽然发出了喊声：
“前面同志坐低点！”
“凳子放下！”
这喊声重复了几次，毛泽东同志有所感觉，回头看了一下，毫不迟疑地推开板凳，坐到满是尘土的地上。
毛泽东同志身材高大，又坐在凳子的棱上，比别人更高出一截，挡住了后面同志的视线。
后面的人看不清前面坐的是谁，于是发出喊声。
如果他们知道前面坐的是毛泽东同志，他们一定不会喊叫的。
可是我们的毛主席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群众的意见，坐到了地上。
毛泽东同志兴致勃勃观看演出，有时还和左右的同志议论几句，一直看到演出结束。
毛泽东同志坐在我们中间一起看演出，是延安民主生活的缩影。
在延安，人与人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同志关系，大家都一样住土窑洞，大家都坐在地上看戏。
四十多年过去了。
今天我们有了宏丽的大礼堂，不是住土窑，不是一屁股坐在地上看戏了。
但是我们似乎也丢掉了许多不应该丢掉的东西。
毛泽东同志那种对群众平等相待、倾听群众意见、与人民同甘苦的伟大风范，应当永远为我们继承下来。

注意手的卫生
决风
人们的双手总是带有病菌的，因为我们的手经常接触钞票，抚摸公共汽车的扶手、门把，打公用电话等等。
在这些东西上，就沾有人眼看不见的病菌。
用带菌的手拿食物吃，就容易生病。
当然，人的皮肤具有天然的杀菌能力，因为皮肤的分泌是酸性的，病菌在这样的环境中，是不太适宜于生存的。
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把伤寒菌放在一双脏手上，十分钟后，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病菌仍然存活；
如果把同样多的伤寒菌放在一双洗净的手上，在同样的条件下，只有百分之十五的病菌存活。
可见，干净手对于消灭病菌有多重要。
洗手的学问要讲究。
最好用流水（自来水）冲洗，擦肥皂，使病菌容易被冲洗掉。
几个人同洗一盆水，不仅不能洗干净手，反而造成互相污染的机会。
手指甲要勤剪，剪短，免得它“藏污纳垢”。

不似那随风的垂柳，
弯腰在亭畔湖上，
不似那低矮的灌木，
杂生在河边沟旁，
你是一株笔直的白杨，
你是一株翠绿的白杨，
无论是黎明还是黑夜，
总把无畏的歌声轻唱。
啊，白杨！
我没有勇气打扰你，
多少次悄悄走过你的身旁。
但，从此后，
我不再犹豫，也不再彷徨，
因为我们有着一样的土壤。

编后小语
毛主席同抗大普通学员一起坐在地上看戏，朱总司令和老乡一起推碾，林老、董老住普通的窑洞和平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类以普通劳动者、普通战士自居的崇高品德，还可以举出很多事例。
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传统，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千秋万代永放光芒的传家宝。
这个珍贵传统，为什么到某些以摆阔气为荣、以特殊化为乐的同志身上，就戛然而止了呢？
“现在不比那个时候了”，这是一种常见的遁词。
难道条件好了，就可以只顾个人享受、不顾群众疾苦了吗？
在少数人的思想意识里，还有一句“潜台词”：
“老子为革命流血流汗（按：
其实也未必尽然），享受一下不应该吗？”
这是向党向人民算账讨债来了。
那些向党伸手要官要特权的人，常常也是从算账讨债开始的。
林老当年说：
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这真是语重心长，值得我们三思，如果把它当作座右铭，悬在墙上，又见之于行动，就更好了。

陶瓷挂盘设计　朱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