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彬生孙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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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讲话中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我们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就要把心思和精力都集中到四化上。
叶剑英同志在国庆讲话中还指出：“老干部久经考验，经验丰富，他们的大多数在各方面体现了党的忧良传统，是我们事业的领导骨干。”
李俭珠、郑统一、范才等同志的事迹再一次表明，我们大多数老干部、老将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继续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作员，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艰苦奋斗。
我们相信他们一定能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搞好传帮带。
全军上下要共同奋斗，当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
在沈阳部队炮兵某师的营建工地上，年已半百的师副参谋长范才边干边指挥。
只见他，光脚穿着解放鞋，军衣军裤上溅满了泥浆点子，长茧的双手沾满了沙浆，汗水不断地从额头上流下来。
在一百五十天中，他天天和战士们战斗在施工第一线。
这位当年的战斗英雄，今日被干部战士称赞为新长征路上的实干家。
老英雄自己说——
“我现在气顺了，干实事有使不完的劲”
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范才作战英勇顽强，五次立大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解放后，他被大家誉为“实干家”。
他担任后勤处长时，后勤处成为沈阳部队的先进典型。
可是，在“四害”横行时，大干社会主义的人被说成“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一时，“实干家”称呼不光彩了，成了觉悟不高的代名词。
这使他又憋气，又窝火。
除了“四害”，老英雄的“实干家”的称呼又重新叫响了。
党中央发出新长征的号召后，他展望未来，心情激动地说：“我现在气顺了，干实事有使不完的劲！”
去年，部队驻地遇到几十年罕见的大旱，全县大部分水库、塘坝干了，严重地威胁着第二年的春种春播。
部队领导决定让范才带领干部战士帮助地方修水库。
范才每天第一个来到工地，最后一个离开。
他和战士一样，抢重活干，一身泥巴，一身汗水，和群众一起建成了水库，使今年春播受了益。
贫下中农写诗赞扬他说：“打仗是英雄，劳动当模范，革命永不停，四化立新功。”
地方建设有老英雄的汗水，部队建设更有他用心血浇灌出来的成果。
部队地处寒区，一年只能吃四个月的青菜。
每年开春，贮藏的菜吃完了，只好啃咸菜；
肉也吃得很少。
师党委把解决部队吃菜、吃肉的任务交给了他和另一个负责同志，他接受了任务，浑身是劲，到外单位学习建塑料大棚的经验，亲自动手在运输连搞试验田，然后又召开全师范围的现场会介绍。
他还跑了两个团具体帮助连队搞塑料大棚，使连队在当年五月就吃上了鲜黄瓜。
如今，塑料大棚已经普及全师。
他还和干部战士奋战两个月，搬掉一座小山包，建起了养猪场，现在已有肥猪二百八十头。
今年三月底，部队党委决定让范才负责修建一座教导队大楼。
他接受任务后，就象战场上战士听到冲锋号一样，奋起冲锋……
战士们夸老英雄——
“一百五十天，上了三百多个班”
营建从四月备料以来，范才的老伴遇到了一件头痛的事：“老头子吃饭时间没个准头”。
清晨，老伴还在梦中，他就悄悄地起床走了。
老伴做好早饭，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只好把饭留着，自己去上班。
中午，老伴回来做好饭，坐在炕上等来等去不见人影，不知不觉睡着了。
醒来一看，饭没有了，不知啥时候老头回来，吃了凉饭又走了。
过后，老伴又生气又心疼地说：“你抓紧时间盖大楼我支持，可是得按时吃口热饭啊！”
他“哎、哎”地满口答应，但行动还是照旧。
范才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工作上去了。
负责营建工地站岗的三个战士说：“老英雄从四月份开始，每天早上三、四点就来到工地，忙着做一天开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的战士说：“老英雄每天都干到晚上七点，有时夜战到十一、二点，甚至连轴转。”
战士们数着手指头对笔者说：“老英雄每天干十六、七个小时，一天上两天的班，从四月到八月一百五十天，上了三百多个班。”
大家劝他注意休息，他说：“我今后在部队的时间少了，要一天当两天干。”
范才这样干，还觉得自己贡献少，常常把节假日也作为工作日。
四月三十日晚上，工地上还有些石头没有搬，“五一”节后会影响推土机作业。
于是，节日那天，范才冒着小雨和干部战士搬了一上午石头。
下午，有五十立方米木头要运到车站，他又和战士们一起冒雨抢运，直到修上八点多钟才运完。
工人师傅赞叹地说——
“老英雄可真不减当年勇啊”
范才在战争年代挂过三次花，是三等甲级残废。
干四化，他就象打仗负伤不下火线一样，有一股拚命精神。
工人师傅见他整天战斗在工地上，议论说：“按老范头的职务、功劳、资历，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指挥指挥，三天两头到工地转转，革命姿态就够高了。
可是人家有办公室不坐，一百五十天里办公室跟着人跑，走到哪里，问题就在哪里解决。”
盖大楼，开始他也是外行，但是，他天天深入施工第一线，拜工人为师，虚心学习，手里还经常拿着一本《土木工程》，边学边干，外行变成了内行。
工人师傅说：“谁干活马虎一点，也逃不脱老范头的眼睛。”
他对备料、施工进度等了如指掌。
工人说，这位老英雄连每间房子需要多少砖瓦木料，几个挂钩，都装在心上。
由于范才等同志组织指挥得好，整个工地忙而不乱，紧张而有秩序，施工做到了优质、节约、高速度。
范才平时和战士、工人一起干，会战时他回回不拉，四次材料车皮到站，他都到现场参加搬运。
三次打圈梁会战，都赶上下雨，他和大家冒雨大干十六、七个小时。
七月二十八日，他和战士们从早上三点钟开始打三楼的圈梁，后来下起了瓢泼大雨，有的人想走，但看到老英雄站在高处干得正欢，也冒雨干开了。
战争年代给范才留下的残疾，每天需要打针治疗。
营建以来，他只顾大干，时常忘了打针。
工人师傅感动地说：“老英雄可真不减当年勇啊！”
他老伴说范才——
“干‘大家’的事忘了小家”
范才的老伴笑着对笔者说：“自打部队盖大楼，我那老头子就好象得了‘健忘症’，干‘大家’的事忘了小家，说起来你们可别笑话。”
接着她就讲起了一张电影票的事。
从四月份以来，范才的老伴很少看电影。
她看到左邻右舍的家属都去看电影，心里很纳闷：别的家属发票，怎么不发给我呢？
七月二十四日，部队放电影，她就回老头子：“今天演电影，怎么不发给咱票呢？”
老英雄猛地想起来，连声说：“有，有。”
伸手掏出票放在老伴手里。
老伴一看，有四张不同颜色的票，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每次的电影票，都让你给扣下了！”
老英雄陪笑说：“忘了，忘了。”
范才的老伴说，他是忘了，把家里的事忘得差不多了。
你看，让他去暖窖买菜，他忘了；
让他去豆腐房买豆腐，他忘了。
老两口有两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
今年每人都来过十多封信，盼望爸爸回封信，老伴也几次催他，他总是“哎、哎、哎”地答应着，可至今一封信也没给孩子写。
孩子来信埋怨说，“爸爸可能把我们忘了吧。”
范才把小家忘了，但对集体的事，他的脑子却特别好使。
搞营建，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多少人去拉沙子，哪里缺灰，哪里少石，他都清清楚楚。
五月二十四日后半夜，他醒来得知外面下雨了，一下子想起了工地上还有几十袋水泥没盖，便一骨碌爬起来，打着伞赶到工地。
当看到有一口锅装着散水泥时，就把伞盖在锅上，然后把连队战士找到，用帆布把水泥盖好，使水泥一点也没受损失。
群众的生活，他时刻挂在心上。
施工连刚组建，家底薄，为了使战士们过好“五一”节，他顶着雨到养猪场给大家领来三个猪头，两挂下水；
连队没有猪，他就把小猪送到连队；
连队缺少细粮，他向领导上反映，给连队补助了白面。
战士们感动地说：“老英雄干四化把家忘了，却事事把我们挂在心上，这样的实干家越多越好！”
张彬生 孙宝文
作者：王全大/武漫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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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守备部队五连指战员，百倍警惕地守卫在边防线上，为保卫祖国、保卫四化日夜巡逻。
王全大、武漫远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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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 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 做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
作者：苏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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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抚州军分区最近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联系实际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分清真假“高举”，增强了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学习讨论中，大家对照叶剑英同志的讲话，分析了自己的思想和部队的状况，深深感到，当前仍有一部分同志的思想不够解放，习惯于从本本出发，照搬照抄，用老眼光看新问题，用老框框套新事物。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同志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分不清真假高举。
为了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志们围绕着朴素的感情同科学的态度，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句句照办”，肯定领袖的伟大功绩同实事求是地总结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许多同志谈到，对待革命领袖和他们的理论，不能停留在“朴素的阶级感情”上。
光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不能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
现在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情况变了，任务变了，条件变了。
党中央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根据新的情况提出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对过去那些已经不适应今天情况的方针、政策、口号和提法加以改变，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这样做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进一步端正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加深了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聚精会神搞四化的信心更足了。
（苏永青）
作者：夏建敏/张宽明江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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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使南京都队某团副团长李乾元刻苦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名著，从而摆脱了孤陋寡闻的状态。
十月二日，记者在李副团长家里看到了几十部从孙武到克劳塞维茨的古今中外军事名著。
这些书籍大多数是他一年多来阅读过的。
记者顺手翻了几本，只见书上有密密麻麻的批语。
李副团长还写了约十几万字的笔记。
他微笑着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把书中精辟的话和自己的体会随手记下来，有好处。”
我们问李副团长：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不准干部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以外的军事书籍，干部军事学习的面很窄，把干部搞得机械呆板，孤陋寡闻。
他是怎么从这种状况中跳出来的？
李副团长念了一段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战士编的顺口溜：“糊涂官，糊涂兵，糊涂讲，糊涂听，仔细一想不放心。”
接着说，由于干部不学无术、孤陋寡闻，在训练中发生了许多问题。
比如在连防御战术演习中，想定的假设敌三倍于我，有人提出异议，干部答不上来。
在打法上，个别干部死守近打的原则，不加分析地搬用毛主席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二百米不打，一百米不打，五十米、三十米打。
战士问：“敌坦克、装甲车冲击速度是多少，三十米才打还来得及吗？”
因为干部们平时闭目塞听，不了解外军情况，搞得瞠目结舌，非常尴尬。
李副团长说：“现在听来可笑，那时候这类笑话我自己也闹过。”
实践使李副团长开始感到这种孤陋寡闻状态不变不行了。
但前几年由于思想不解放，有感触，缺勇气。
去年，邓副主席在全军政工会议上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问题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李副团长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
他从部队训练中的死搬硬套想到军事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看到林彪那套谬论的危害。
他进一步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清楚看到其中引用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战例，说明毛泽东同志本人就是善于学习百家之说的典范。
从此，李副团长决心扩大学习范围。
李副团长说，扩大学习范围有三条好处：第一，可以加深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解。
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个原则来说，读了孙武、孙膑、克劳塞维茨的论著，研究苏军、美军的战术思想，再理解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的论述，就不是几倍几倍的抽象概念，也不是形而上学地认为兵力集中得越多越好，而是懂得了要量敌用兵，集中到要处，方法要多变，不仅要有数量上的优势，还要有深思而熟练的指挥。
第二，可以吸取精华，为我所用，改进作战和训练。
比如，通过研究美军作战纲要，人家特别强调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这一点，就很值得借鉴。
李副团长谈到他已向团党委建议，组织干部学习参谋业务、军兵种知识，加强干部的指挥训练。
第三，可以更好地了解敌军，知敌而制敌。
现在战术演习，我们再不闹用我们的作战原则去设想敌人的战术特点那样的笑话了。
（本报通讯员 夏建敏、张宽明 本报特约记者 江永红）
作者：马计柱/王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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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部队装甲兵某师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在原有驾驶技术的基础上，又经过五十多个小时的训练，大部分已能开坦克、装甲车、汽车、摩托车四种机动车辆，并达到良好成绩。
师的领导干部九名中已有七名、机关干部中有百分之八十会驾驶四种车辆，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在驾驶训练中，他们打消了怕出事故的顾虑，抽出四辆坦克、两辆装甲车、八辆汽车、两辆摩托车，挑选了十六名优秀的驾驶员和五名有训练经验的干部组成教学组，积极投入训练。
师长带头刻苦练习。
政委学会开四种车仍不满足，又着重熟练开汽车的技术。
一九三七年入伍的郝副政委，身体不大好，也坚持上车训练。
机关干部把日常业务工作放到其它时间去完成，挤出时间参加训练，妥善解决了工学矛盾。
（马计柱、王建忠）
作者：朱平盛晓鸣朱勇方国富
在人们生活中，有些偶然巧合的事情，往往会给人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今年暑假，我们有幸在黄山见到了邓小平同志。
这些幸福的情景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黄山气势磅礴，奇峰摩天，不仅风景秀丽，而且还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历来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四海宾朋。
经过跋涉，我们同学四人于七月十一日到达黄山脚下，望着奇丽多姿的峰峦，心情无比兴奋，恨不得一气登上山顶，高瞻那壮丽的景色。
这时我们得知邓小平同志也在山上的消息，激动得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多么想见到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啊！
可是为了邓小平同志的安全，做好保卫工作，我们一行暂时被阻上山。
这时候，我们急得心如火燎，完全忘记了到黄山玩赏，心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盼望能亲眼见一见他老人家。
邓小平同志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
他发觉这一情况后，便指示警卫人员“要让群众上山游览，不要搞得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这生动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平等待人的崇高品德。
我们听到这一消息，都为之更加感动。
他是多么受人尊敬啊！
十五日，邓小平同志特意与北海宾馆全体同志合影留念，这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十分羡慕。
我们等待着，当他们合影一完毕，我们便围上前去，请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合影留念。
邓小平同志微笑着答应了。
我们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蹦了出来，浑身感到热呼呼的。
我们迅速整了整衣容，站好了位置。
我们幸福地笑了，邓小平同志也笑了。
就在这美好的时刻，摄影记者摄下了这珍贵的镜头。
在下山的路上，我们再次和邓小平同志相遇。
邓小平同志精神很好，七十多岁年纪还兴致勃勃步行下山。
我们望着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健康的身影，从心底里感到，有这样健康的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我国四个现代化就大有希望。
休息时，邓小平同志同我们亲切地攀谈起来，他问我们：“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学的是哪个专业？”
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
当邓小平同志得知我们是经过高考入学时，高兴地笑了。
他亲切地勉励我们，好好学习，为祖国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亲切的话语，殷切的期望，深深铭记在我们每个同学的心中。
短暂的交谈结束了，我们四人不约而同地拿出了早已准备了的学生证、笔记本、旅游册，请邓小平同志为我们签名留念。
这时保卫人员走了过来，对我们进行解释，可是邓小平同志微笑着说：“给大家都签个名吧！”
邓小平同志为我们一一签了名。
他那苍劲隽秀的字迹，留在我们的学生证上，笔记本上，旅游册上，而且永远留在了我们心上。
归途上，我们默默地思考着，四个人都在思索着同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不辜负邓小平同志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为四化而勤奋学习。
……
（载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原载十月七日《解放日报》）
作者：李崇安朱渊元刘波
栏目：来自边海防的报告
初秋时节，我们驱车奔驰在内蒙古草原的千里边防线上。
那“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卷，使我们赏心悦目，怡然陶醉；
然而，边防连队那一座座崭新的营房，更使我们流连忘返，赞叹不已。
这些营房，有的顺山拾级而上，远望象一座红楼；
有的以四合院形式坐落在榆林、沙枣丛中，绿意盎然。
同行的一位副团长感慨地对我们说：“这和三年前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一
三年前，边防一线连队刚开上阵地时，多数住的是帐篷、地窝子或铁架房。
夏天，草原上烈白当头，帐篷里热得象蒸笼。
一下大雨，屋里漏得一滩稀，没法睡觉，战士们只好坐在铺盖卷上打盹。
隆冬，气温降到摄氏零下四十度，就更难过了。
碰上“白毛呼呼”，风雪直往屋里钻，被子上冰花一层，墙壁上白霜一片。
睡觉如过关，战士们先得把被子拿到火炉旁烤暖，再用皮大衣盖一会儿，才敢往里钻；
夜里下哨回来，又冷又困，可又不敢马上钻被窝，就坐在炉边取暖。
常常是烤着烤着“迷糊”着了，棉裤烧个窟窿。
……
谈起这些，连队的干部们说：“前几年，为着住房问题，该费多少口舌啊，光是叫战士扎根，连个地儿都没有，怎么扎？”
住房问题，事关部队的战斗力啊！
二
边防连队的住房问题，很快提上了北京部队党委的议事日程。
一九七六年初夏，北京部队副司令员傅崇碧、刘海清来到内蒙古边防某部驻地，详细地听取了部队的汇报，查看了一些连队的住房，征求了部队同志的意见。
不久，北京部队党委决定：边防一线连队的住房，全部改建成砖木结构。
要在茫茫草原上兴建几十座全新的砖瓦房，真是谈何容易！
然而，北京部队党委和内蒙古军区党委决心下定了：先边防，后内地，三年之内，一定要让边防战士全部住进新房！
钱从哪儿来？
北京部队领导同志说：“钢要用在刀刃上，上级机关帮助解决。”
盖房所用的材料，大部分要从千里之外运来，加上运费和自然消耗，每平方米实需一百八十元，相当于内地连队营建标准的三倍多。
超支的经费，上级机关都迅速地给予解决了。
需要车辆，北京部队领导机关先后抽调三百辆卡车，日夜为边防连队运输建筑器材。
人力不足，北京部队立即从所属各野战军调出建制连队，开赴北疆，接替边防部队构筑工事的任务，让边防一线所有连队全部投入营建施工。
……
党委拍了板，事情就好办。
三千里边防线上，红红火火的营建大会战很快展开了。
三
边防线上的座座营房，倾注着各级领导同志的关怀，也凝结着业务部门同志的心血。
当提出为边防连队建造砖瓦房时，内蒙古军区后勤部营房处的同志们，便迎着烈日风沙，走遍三千里边防线上的所有连队。
哪个连队需要多少建筑面积，盖什么样式较为合适，都一一征求意见。
营房处设计北走廊的故事，至今仍在边防连队广为流传。
开始设计营房图纸时，一位领导同志告诉他们：“房子的北墙，一层砖难挡风寒，要想办法解决。”
营房处经过一番讨论，设计出三种样式：一是在北墙外加垒一层土坯，增加厚度；
二是垒双层空心墙，中间填木屑，以挡风保暖；
三是在床铺下面盘“火龙”，提高室内温度。
三种样式，哪种最适用呢？
他们又带替图纸，到连队请大家评头论足。
战士们看了后，觉得这三种样式都不够理想。
有的说：“土坯不结实，怕是几场风雨就给淋坍了。”
有的说：“空心墙能挡风，也干净，就是不牢固。”
有的说：“盘‘火龙’是暖和，就是烧起来口干舌燥，室内外温差太大，容易感冒。”
为了让战士们称心如意，营房处的同志们又走访“老边防”，请教当地有经验的群众，经过反复比较，最后决定加设北走廊。
这个方案一拿到连队，战士们都翘起大拇指说：“赛音（蒙语：好）！”
边防战士想到的，营房处想到了；
边防战士没想到的，营房处也给想到了。
边防连队的饭堂，是冬季开会、看电影，集合点名的地方，他们就主动提出扩大饭堂的面积；
边防连队常来上级机关的人员，一来人就要挤得战士们“打游击”，他们就给每个连队增加了八十平方米左右的招待所；
边防连队洗澡困难，他们就给每个连队设计了一个挺象样子的澡塘；
为了给边防战士创造安静的学习环境，他们又决定给每个连队增设一间阅览室。
……当一张张凝结着阶级深情的图纸送到边防连队时，战士们围拢过来，眉开眼笑地说：“不要说等住上新房了，一见这样的图纸，我们就浑身热呼呼的！”
四
我们访问营房处时，情不自禁地称赞这些后勤战士为边防连队想得如此周到，连队再不用为住房的事操心了。
他们却说：“咋不操心？
一听说造价高了，都心疼国家的钱呀。
为了少花钱，多办事，部队同志可是动了心机哩。”
的确动了心机啊！
某团营建所需的大砖，要从包头砖厂运来。
出厂价格是每块七分钱，运到施工现场，加上运费和自然消耗，就增至三角一分。
团里领导一算账，心里很不平静。
他们说：“党和人民爱护我们，各级领导关心我们，我们更应该为国家着想啊。”
他们自力更生建起小砖窑，自产的砖每块才九分钱左右。
头雁先飞，群雁随行。
这个团的路子一闯开，其他单位也跟上来。
“艰苦奋斗，就地取材”，成了营建大会战中的响亮口号。
某部多数连队驻地靠山包，他们就发动战士自采石头，自烧石灰；
某部驻地细砂较多，他们就开辟出几个采砂场，减掉了买砂这一项。
某部驻地没有资源可利用，他们就在房瓦上找门路。
原先部队用的房瓦，每片出厂价格为一角三分，运来之后增至三角八分。
他们办起一个制瓦厂，使房瓦每片降到一角九分。
就这样，边防部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仅是砖、瓦、灰、石这几项，就为国家节约资金一百四十八万三千多元。
五
不到三年，三千里边防线上，一幢幢崭新的营房拔地而起。
如今，内蒙古边防所有的第一线部队，都有了称心如意的砖瓦房。
边防战士们说：“连队的新房暖，我们的心房更暖。”
在边防线上访问的日子里，我们曾仔细观祭过某团四连的营房。
这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四合院。
铺了细沙的院子，平展整洁又宽敞。
正房在一座高台上，台下两排厢房，红砖青瓦，非常和谐。
走进宿舍，只见青砖铺地，白灰喷墙，阳光透过明亮的大玻璃窗，照射在整齐洁净的床铺上，显得是那样温暖、豁亮和恬静。
环顾营区，招待所、娱乐室，澡塘、车库、马厩、猪圈和鸡舍，一应俱全。
马儿在安闲地吃草，母鸡在草地上啄食。
温室里，水灵灵的西红柿、青茭逗人流涎；
花池里，牵牛花、野金菊、扫帚梅，以质朴的笑脸迎接着远方来客。
如果不看方圆百里不见人烟的茫茫草原，谁能相信是进了边防连队的营地呢？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战士们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我们常常看到，每当披着满身风尘的巡逻战士回到营房，脸上就会升起幸福的微笑。
在四连，我们还遇到司务长新婚的妻子。
谈起边防的条件，她笑着对我们说：“过去听说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真想叫他早点回去。
现在，我放心啦。”
本报通讯员 李崇安
本报记者 朱渊元 刘波
作者：韩忠智唐明达
新疆驻军某部战士们宿营在老乡果树下，把被风刮掉的果实拣在一起送给老乡。
韩忠智摄
兰州部队第二十五医院牧区医疗队，送医送药到蒙古包，受到群众的欢迎。
唐明达摄（照片）
作者：永岩正隆
栏目：烽火集
然而，“天（津）南（京）海（上海）北（京）任党栽，就是不在边疆呆”，不也是一些同志自我遵循的“原则”吗？
在他们看来，生活只是一场睡眠，如果这场睡眠是睡在既柔软又温暖的沙发床上，那便十分心满意足了。
对于这些同志，有必要拍拍他们的肩膀，请他们头脑清醒一下，看看北京部队守备一师，看看我们的边疆战士。
他们有的在“岭积千秋雪，花飞六月霜”的高寒地带，有的在“鸟道行云认，边哨冷月知”的偏僻环境中，经常“夜卧雪中雪，晨餐河中沙”。
苦不苦？
当然苦。
但战士们说：“莫道塞外环境苦，紧连亿万幸福家。”
为亿万人的幸福吃苦，苦中有乐，苦中有甜，苦得光荣。
这就是革命战士的胸怀和情操。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这支歌，过去曾鼓舞多少人走向边疆，去开辟沙漠荒洲；
今天，在新长征的路上，我们还要继续高唱这支歌，为建设繁荣的边疆、巩固的边防而奋斗。
作者：铁壁祖清
栏目：来自边海防的报告
岛上七户社员家共三十二口人，只有十来个男女劳力，种着一百五十多亩地，平时劳力很紧，一到农忙更是“顾了吹笛，顾不上捏眼”。
战士们自觉地把十三个人的小集体作为岛上的第八户，经常帮助群众劳动。
栽白薯季节就要过了，可是生产队刚刚买来白薯秧子。
社员们真心焦。
但是第二天，战士们一早便来到了地里。
他们和社员一道起早贪黑，一连干了五天，终于把十几亩白薯及时栽上了。
过去，岛上军民都是点煤油灯，后来部队搞了一台发电机，战士们的宿舍里亮起了电灯，也给每户社员家安上了电灯。
战士们把七户社员作为自己的亲人，七户社员也时刻关怀着“第八户”的战士们。
小岛离连队有三四十里，却没有条船。
生产队也只有一条小渔船。
但是，为了方便战士们，生产队每周为战士们运一次粮食、蔬菜、生活必需品和报纸信件；
平时，战士探家，家属来队，外出办事，只要生产队知道了就主动迎来送往。
铁壁 祖清
作者：孙承强刘德亮
栏目：官兵之间
孙承强 刘德亮
作者：任喜民
本报讯 九月二十日，兰州部队某团八连在帮助兄弟连队完成被复施工任务后，全部完成了今年的施工任务。
战士们高兴地说：要不是解放思想，大胆采用新技术，那有这样的高速度。
锚喷支护是地下工程被复作业的一项新技术，它具有高速、优质、低消耗的优越性。
去年，八连有些同志也想采用这种先进技术被复，但由于过去部队没有这样干过，连队觉得不“保险”，没有大胆采用。
今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八连同志解放了思想，冲破了旧习惯的束缚。
七月中旬，连里派出五名同志到外地学习取经，回连后向大家介绍了采用锚喷支护的先进经验。
连队还组成了以排长李道明为组长的专业技术小组，带头攻关，摸索经验。
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对八连这一改革给予大力支持，帮助他们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解决了缺少设备的困难。
自八月初开始，他们采用新的支护技术，被复了四条全长六百米的坑满，节约了二千四百多个劳动日，工期提前了两个月，节约的木材、水泥、砂石等，价值达三万多元。
在此基础上，他们从九月中旬起，又主动请求任务，帮助兄弟连队进行锚喷新技术被复作业。
为在施工部队中普遍推广、采用这一新技术，兰州部队工兵部在八连召开了经验交流现场会。
（任喜民）
作者：旭国/引田
本报讯 九月五日，兰州部队某军针对营、连指挥员缺乏各种兵器知识，在合成训练和演习中不能指挥专业分队的问题，专门在某炮团举办一次兵器观摩会，展出了本部队装备的坦克、火炮等各种轻重火器和工程保障，三防、通信器材等。
组织本部队连以上各级指挥员参观学习。
在几天的观摩学习中，他们详细地了解了各种火器器材的性能、特点和使用方法，参观了各种火炮的实弹射击和工程保障器材的实地操作，以及三防器材、通信器材的使用表演，使大家增长了军兵种知识，提高了协同作战的指挥能力。
（旭国、引田）
===== 给后代留下什么？
-——记优秀共产党员伍云甫同志的“遗产”
作者：杨志杰束扬
栏目：长征
这是一篇激动人心的文章。
它记述了一位奋斗几十年如一日的共产主义战士，终生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在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坚持为真理而斗争，并将全部存款交作党费，把遗体献给祖国的医疗事业，为后代留下一份宝贵“遗产”的事迹。
在建设社会主义，向四化进军途中，我们的每个干部，每个共产党员，多么需要发扬这种精神啊！
我们要向伍云甫同志学习，真正做到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比一比过去，比一比劳动人民，生活得象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把新长征中的艰巨任务完成好！
——编者
“父有多大权，子有多大产。”
这本来是封建社会官僚阶层的痼疾。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今天，这种毛病，却在有的共产党员身上复发了！
目睹这种令人痛心和忧心的现象，我们抱着十分怀念的心情，回忆起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优秀共产党员伍云甫同志为后代留下的宝贵“遗产”。
这是真正共产党人的遗产，现在我们把它公诸于世，但愿我们党的干部同志能够看一看、比一比、想一想……
一份左手写的遗嘱
伍云甫同志生前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常委、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兼党组书记。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林彪、“四人帮”那个顾问亲自策划下，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这位参加革命四十七年的老共产党员终于被折磨成半身瘫痪，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不治而死。
临终前，他唯一的儿子冲破阻拦从千里之外的干校赶回来，和父亲见最后一面。
可是，等儿子赶到家里，父亲讲话已经很困难了！
伍老看见爱子，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吃力地抬了抬左手，示意想写点什么。
望着父亲瘦骨嶙峋的手，儿子禁不住心如刀绞。
这是一只长征途中负过伤的手啊，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病以后，伍老的右手瘫痪了，便坚持用留有残疾的左手练习写字。
一次，有人企图用逼供信的办法迫使他“证明”一个老同志是“假党员”。
伍老义正辞严地驳斥道：“不，他不是假党员，是我介绍他入党的！”
当天晚上，他便用左手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个实事求是的证明。
就是在瘫痪之后，伍老还抱病接待了外调千余人次，用这只负过伤的左手，写了不知多少证明材料。
他白天挨“疲劳轰炸”，晚上还坚持练字。
有时，一个材料，他写了改，改了抄，为了使同志免受不白之冤，常常彻夜不眠。
……当儿子看到父亲用最后的一点力气索笔写字的时候，急忙俯到他耳边轻轻地说：“爸爸，你现在不能写，等好一些再写……”伍老摇摇头，仍然吃力地打着手势，儿子终于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他已经写好了一份东西，藏在一个不易找到的地方！
伍老去世以后，他儿子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找到了父亲写的东西，是一份用红笔写的遗书。
伍老生前曾说过：“按照我们民族的习惯，写信是不能用红笔的，用红笔写的是‘绝命书’！”
他儿子手里捧着父亲的遗书，禁不住泪如雨下，他从每一个苍劲有力的红字里，都看到父亲那颗激烈跳动着的心。
遗书上这样写着：
“我相信党和群众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自己心中无鬼，自己心中有底，心安理德（得），问心无愧。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
许多烈士，已英勇牺牲了，自己是幸存者。
比一比过去，比一比劳动人民。
……”
儿子手捧着遗书，父亲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一幕幕展现在眼前——
是的，在革命老前辈中，伍云甫同志虽然不是以叱咤风云、南征北战著称的将领，但却是一位名符其实、埋头苦干的英雄。
自从一九二三年在湖南衡阳第三师范参加学运、投身革命那一天起，他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的事业。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积极从事工运和农运的组织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秋收起义和湘南起义，又做过兵运工作。
红军长征途中，他做无线电通信工作，跟随朱德同志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合起过重大作用；
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期间，他领导所属人员及时而巧妙地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毒辣阴谋，一次便营救了我方西路军被俘人员一千余人。
一九四六年，他奉命在上海设立“解放区救济总署”办事处，经过许多艰苦斗争，运进解放区医药、被服等物资价值达三千五百多万美元。
全国解放以后，他在领导新中国红十字总会过程中，为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强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建立了巨大的功绩。
这样一位一心为公，忠贞不渝的好同志，却被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
伍云甫同志逝世以后，这帮无耻国贼仍然没有停止对他的残酷迫害：不准开追悼会，不准为遗体整容，甚至连他交最后一次党费的收据上都不称同志。
后来，还是经过敬爱的周总理批准，才把他的骨灰盒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四人帮”可以夺去革命前辈的生命，但却不能夺去革命前辈的精神，伍云甫同志的遗嘱，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对革命的耿耿忠心。
这种精神，是革命前辈留给后代的宝贵遗产！
一张特别收据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除遗书之外，伍云甫同志就没有给后代留下别的遗产吗？
比如，被有些人视为万能、当成宝贝的金钱。
钱嘛，有，而且为数还不少。
不过，伍云甫同志留下这一笔巨款，不是让儿子筑安乐窝，而是另有重用。
他在遗嘱中说得明白：要把多年来节余的工资，全部交公，作为他最后一次党费。
我们的伍老，留给了后代这样一张收据：
伍云甫存款交党费贰万元整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行政处（章）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七日
这是一张平凡的收据，又是一张特别的收据。
它不过是一张小纸，但从这张小小的纸片中，却可以看出伍云甫同志向党和人民献出的一片诚心！
那时，伍老的夫人熊天荆同志也正被“专政”，每月仅发生活费二十元。
当时，有同志劝熊妈妈不要为伍老交那么多党费了，还是留一点备不时之需为好。
熊妈妈谢绝了好心的劝告，毅然把所有的存款都交给了党组织。
伍老夫妇的工资，加起来每月有五百多元，如果不是另有“额外开支”，他们家十几年来的节余，会远远超过二万元。
但是，他们的“额外开支”，不购置高级家俱，也不买贵重衣料，更不大宴宾客。
而是经常几十元、上百元地接济生活困难的同志，支援家乡和老区的人民群众。
他们全家，都把这种“额外开支”当成份内的事情而习以为常，而他们自己日常生活的标准，却按照伍老规定的数字：每人每天一般不得超过五角。
……
是的，伍云甫同志最后把全部存款二万元都交了党费，并未给子女留下什么物质财富；
但是，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的价值，却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
这种精神财富，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廉洁奉公。
伍云甫同志的一生，是廉洁奉公的一生，是艰苦朴素的一生。
这平凡而伟大的革命精神，象一条红线，贯穿伍云甫同志整个的生活历程。
远在一九二六年，他刚入党不久，组织上命令他放弃每月薪金四十余元的教员职务，改做每月只有十二元生活费的职业革命工作，当时因为家境困难，父母坚决反对，伍云甫同志却坚决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全力投入工作，被县委誉为“难得的知识分子”。
在上海“救总”办事处工作期间，他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为解放区购买并输送物资，他身上带着大量首饰和美金，自己却常常饿肚子、吃咸菜，为党节省每一个铜板。
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这位“少将”衔的处长的唯一私产，就是一床又短又破的被子，睡觉时还需要用绳子把脚头扎起来。
这床短被，他一直盖到结婚，用到解放，保存到去世以前。
解放了，进城了，“派头”该“大”了吧？
不，他一直不改艰苦朴素的本色。
刚进城的时候，有的同志做了冰激凌请他吃，他知道因做冰激凌用了二百元钱，五加仑汽油，心痛地说：“现在前方战士正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打仗，这东西，我吃不下去！”
在他的宿舍里，从来没有用过地毯，进城二十年，他一直睡着一张陈旧的木床。
有同志建议在他住的平房里安装暖气，他制止了，说：“用炉子不是很好吗？
装了暖气就要用一名锅炉工，国家就要多一个人的开支。”
伍云甫同志虽然参加革命很早，为人民立下的功勋也不可谓不高。
但是，他从来也不计较级别和待遇。
一九五五年评级定薪时，所在机关为他评了四等一级（相当于行政八级），他自己却要求定为四等二级（相当于行政九级）。
后来上级根据他的资历和能力经过评定，给他定了三等三级（相当行政七级），对此，他心中始终感到不安。
虽然他可以算是很不小的“官”了，但这位大“官”却与民心息息相通。
有一次，司机要为他的车子安窗帘，他不同意，笑着说：“这何必呢？
安上窗帘，我就看不见群众了，群众也看不见我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都是些生活小事。
但就是这样的生活小事，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却为什么做不到呢！
伍云甫同志的遗嘱里讲得多么好呵：比一比过去，比一比劳动人民！
履历和病历
伍云甫同志一生不忘人民群众，直到临终前，他还再三嘱咐，要求把他的遗体送给医院作医学解剖之用，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贡献。
现在，他的大脑还保存在北大医院里……
遵照伍老的遗嘱，对他的遗体进行了解剖，从解剖的结果看，他最后所患的疾病，竟然多至系统性动脉粥样硬化、心肌梗死等十几种严重病症！
望着伍老留下的最后一张病历，再看看他生前写下的一份履历，我们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这十几种疾病啊，不正是伍老几十年为革命辛勤操劳的结果吗！
伍老从一九二三年参加革命起到一九六九年被折磨病逝止，四十七个年头的革命生涯中，他的工作变换了不下几十种，几乎转战在我党的各个战线：从农民协会的秘书长，到中央军委的秘书长；
从红军的无线电通信部队的政治委员，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从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到中央卫生部副部长；
从深入敌人心脏的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到我党首脑机关的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长……几十年来，他一直象一头革命的老黄牛一样，走到哪里，就辛勤地耕耘到哪里，正如经中央审定的悼词中所评价的：“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几十年如一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忘我地工作和战斗。
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解放后的和平环境中，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白区，伍云甫同志总是以革命利益为重，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党需要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这就是伍云甫同志给后代留下的遗产！
他留下的“遗产”，不是父传子继的特权，不是能变本加厉的金饯，而是最平凡，但却是最可贵的精神——革命传统！
现在，伍老留下的“遗产”，已经为他的夫人和孩子们继承下来，正在这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家庭里生根开花。
当某些同志对自己的住房感觉不满足的时候，伍老的夫人熊天荆同志，这位也是一九二三年参加革命的老前辈、民政部顾问和党组成员，却仍然住在普通干部的单元房子里。
她说，现在我们家的生活已经比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高得多。
当有的领导正在用“品茶划圈”的方式办公的时候，七十八岁高龄的熊妈妈正在坚持全日上班，她不顾自己年老多病，一直和年轻人一样加班加点，经常出差到灾区、山区和老根据地调查研究，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
……伍云甫同志只有一子一女，他们一九六七年以前一直住在学校或机关里，过着集体生活。
现在，他们正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工作，仍然和父亲在世时一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伍云甫同志留下的，是平凡而又宝贵的遗产，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高尚的品质。
在革命前辈中，这种平凡而高尚的人何止成千上万，愿他们把这种光荣的革命传统一代代交下来，作为新长征的伟大动力！
作者：徐恒进
栏目：长征文艺短论
深夜读《重放的鲜花》，思绪翻滚，久不能寐。
书中的作品如《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等等，以前都看过。
但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读了仍禁不住万分激动。
二十多年前，正是这样一批“干预生活”的文学作品，以战斗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勇敢地正视生活，把笔触深入到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内部矛盾，批判了那些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的思想作风。
但是不久，这些作品却遭到残酷的围剿，作者也未能幸免。
干预生活，何罪之有？
二十多年来的文艺实践充分证明，干预生活这一战斗口号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文学基本原理的，体现了文学的党性原则。
现实生活总是充满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
这就是说，矛盾的形式大量表现为人民内部的。
干预生活，就是要求作品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尤其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
敢于揭露阴暗面，并且对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提出深刻的见解，启发人们正确地认识生活，对待生活，增强斗争的勇气和对生活的信心。
《重放的鲜花》以及打倒“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些切中时弊的作品，正是大声为人民而呐喊的，起到了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
有人说：“干预生活，就是暴露黑暗，歪曲现实。”
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有个寓言说：花园里到处是色彩缤纷、香气四溢的花果。
黄莺、紫燕飞来了，大唱赞歌。
啄木鸟也飞来了，它不会唱歌，只会这里敲敲，那里打打，找害虫，捉来吃掉。
于是在美妙的乐曲声中，不时加进几下梆梆的敲打声，这似乎不大和谐。
如果有人指责啄木鸟夸大了果园的阴暗面，歪曲了果园的现实，这不是很荒唐吗！
虫子不捉，有一天整个园子都可能要毁掉的。
实际上，不对黑暗的假恶丑进行暴露，也就很难对光明的真善美进行歌颂。
作家应当既是歌手，又是医生；
既是新事物的扶植者，又是旧势力的揭露者、鞭挞者。
如果对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东西，不揭露，不批判，听之任之，甚至还美化歌颂，一味去粉饰生活，歌舞升平，这倒是失去了一个革命作家的党性。
“干预生活，风险太大。”
不少同志仍心有余悸。
今天，粉碎了“四人帮”，“双百”方针正得到贯彻，艺术民主正得到发扬。
“干预生活”已不再是大逆不满了。
当然，作家的责任是要面对现实，为真理而斗争。
许多花是带刺的，花的刺有何作用，我还不大清楚，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别有韵味却并不影响观赏，至少是无害的。
而艺术之花的刺，它能刺昏聩，挑脓疮，例会对社会大有益处。
作者：叶晓山
栏目：长征
横贯兴安岭的铁路修通了，
战士背起行装向新区报到，
留下什么作为临别纪念？
这里的山山水水早已知晓——
扳下云峰高傲的头颅，
填平虎啸狼嗥的沟壑，
搭起人间壮丽的彩虹，
压低洗云涤星的波涛。
摘下夜空似锦的繁星，
串起五颜六色的“玛瑙”，
挂在深山明净的窗户，
接替落日余晖的夕照。
采下蓝天美丽的朝霞，
铺成万张火红的喜报，
贴在崭新铁路的两旁，
映红旅客心中的花苞。
那气势雄伟的翼形月台，
我们送走了十五个通宵；
那矗立霄汉的新式站房，
我们迎来了五十个清早。
留下根根枕木散发着清香，
留下声声风笛亲切地问好，
闪闪银轨是我们一根根连接，
幅幅画卷是我们用心血细描。
呵，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总感到留下的纪念实在太少，
四个现代化正如大鹏展翅万里，
我们呀，多想给它添一根奋飞的羽毛！
作者：夏仁胜
栏目：长征小品文
夕阳西下。
某部招待所值班员小刘抱住本《东方》，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
这时，刚下火车的张干事来到服务台前，轻轻地连唤三声“同志”，小刘方抬起眼睛，懒洋洋地问道：“干啥哩？”
张干事赶忙掏出介绍信，笑脸递上：“我是出差来的，今晚想在您这儿住下。”
小刘瞟一眼介绍信上那鲜红的印章，不加思索地回答：“没地方！”
张干事眉头微锁，踌躇片刻，忽又转念，道：“同志，听口音，您老家好象是河南？”
“那当然。”
小刘眼不离小说，带理不理地应道。
“嘿！”
张干事喜不自禁地叫起来，“咱们还是老乡咧！”
“老乡？”
小刘闻听立即起身，“你是哪个县的？”
“济源县。
您是……”
“啪”地一响，小刘撂下小说，一步跨过来，亲热地拉起张干事的手说，“我也是济源县的！”
“巧极啦！
太好啦！”
张干事连连抖着小刘的臂膀，“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啊！”
“哈哈……”因为是老乡，两人瞬间便笑在了一起，乐到了一堆儿。
“哎！
老乡。”
笑罢，小刘关切地问张干事，“您吃过晚饭没有？”
“没住得下，”张干事不再客气地说，“哪有心思吃晚饭哩！”
“那中！”
小刘拿起一串房间的钥匙，说，“走，先住下再说。”
“有地方吗？”
“别人住没地方，老乡住还能没有？”
“这可麻烦您啦！
老乡。”
“您别见外，咱们是……”
夜虽静而声不止，微风送来同乡人的阵阵话语，使人一时难以安眠，禁不住想了好久好久。
作者：曾勋
栏目：长征舞台的春天
“长相知”原题《上邪》，出自汉乐府，是一首感情真挚的爱情民歌，它连续用了“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五个鲜明强烈的比喻，形容爱情的忠贞不移。
曹禺同志在话剧新作《王昭君》中，匠心独运，不仅赋予这首两千年前的民歌以新意，而且把它作为构思戏剧冲突，阐发戏剧主题的一个主要因素。
一曲“长相知”，不仅唱出了王昭君对爱情生活的大胆追求，也唱出了汉匈两族人民要求和平安定的强烈愿望。
在这首民歌的优美旋律声中，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加强民族团结的政治理想做出贡献的、符合历史真实的王昭君，而不再是千百年来文艺作品中以讹传讹所描写的那样一个满腹委屈、悲切凄惨的王昭君。
如果说，王昭君的思想感情，在剧本中被表达得脉络分明，波澜迭进，那么，“长相知”这支插曲，也许可以说是探索她内心世界的一条线索。
王昭君的母亲，盼望远戍边塞的征夫归来，曾夜夜低吟着这首歌；
在歌声中长大的昭君，终于懂得了父亲生前的愿望：汉匈修好，让两族人民有和平安定的生活。
因此，当她看到长锁深宫，等待皇帝宣诏已经等白了头发的孙美人，激愤地唱起“长相知”，就不仅是表达了她不甘沉沦苦海，勇于追求自由生活和真正爱情的坚强意志，同时也是为了选择生活道路、从中汲取决定“自愿请行”的力量。
在觐见汉元帝的这场戏中，她拒绝演唱皇帝钦点的《鹿鸣》，却冒“侮慢圣听”之罪，唱出一曲“长相知”，致使人人震惊，相顾失色，这比她仰望天子，以光艳照人的丰姿，使“满朝上下变成了庙里的泥胎”更富于戏剧性。
尤其是，这个胆识过人、才华洋溢的王昭君，竟然从这首民歌中发隐抉微，侃侃然道出一篇政论：
“……于今，汉匈一家，情同兄弟，弟兄之间，不就要长命相知，天长地久吗？
长相知，才能不相疑；
不相疑，才能长相知。
……长相知啊长相知，这岂是区区的男女之情，碌碌的儿女之态哉！”
正是在昭君的一番崇论宏议的启示之下，汉元帝以好言消释了匈奴单于呼韩邪的疑虑，排除了温敦的干扰和破坏，因时成事地揭开了汉匈和好的序幕。
随着昭君出塞远嫁匈奴，在王昭君、呼韩邪和温敦等人之间，围绕着相知相疑，展开了复杂的戏剧冲突：阴险狠毒的温敦，咬牙切齿地嚎叫“看你们相知到几时”，设下了一连串破坏民族团结、边塞安定的阴谋。
而王昭君却从汉匈和好的大局出发，以她特有的温柔、体贴和机警、细心，解除了呼韩邪在尖锐复杂斗争中的种种困惑和痛苦，挫败了温敦一次又一次挑拨汉匈关系的毒计。
几经波折，历尽艰辛，终于在最后一幕，我们听到了这样深情相爱的对话：
呼韩邪：……你还记得你唱的那首歌吗？
王昭君：记得。
呼韩邪：只有你是配唱那支歌的。
王昭君：只有你听懂了。
接着，呼韩邪把象征权力、调动军马的宝刀交给昭君保管，昭君为抚慰他的疲倦和自疚，再次为他唱起了“长相知”……。
相知相疑，其中的道理颇为耐人寻味。
作者很注意人物所必须拘守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让王昭君解释“相知”时，用了一套“礼发于诚，声发于心，行出于义”的“古训”作为论据，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巧妙地通过人物的命运，剧情的发展，使这支民歌产生了远为丰富微妙的意蕴，它不仅使人想到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且对于在人民生活之中，在革命队伍内部所需要的互相关心了解和体谅，也提供了某种借鉴。
一曲“长相知”，满篇颜色新。
应该感谢剧作家曹禺同志这种创造性的劳动，他在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中，坚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又一次做出了富有启示性的贡献！
作者：赵修柱
栏目：长征
新华社巴黎十月十三日电 法国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华国锋总理十月十五日到法国作为时一周的国事访问。
法国是华总理这次出访西欧四国的第一站。
为迎接华总理来访，法国政府在暑假以后就大力进行准备工作。
各方面的筹备周密而有效率。
现在，华总理的访问日程、参观项目都已安排妥当。
在巴黎市中心从协和广场到凯旋门的爱丽舍田园大街两旁已挂满了中、法两国国旗。
十月十一日，法国总统府发言人亨特专门组织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法国和外国记者介绍了华国锋总理访问法国的重大意义及日程安排。
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华国锋总理访法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
十月十二日，法国外交部长弗朗索瓦·蓬塞向参加外国记者协会午餐会的记者们指出，中国总理华国锋对法国的访问“具有重大意义”。
他还说，“这是中国首脑第一次访问西方。
这是法国感到特别高兴的日子，因为法国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在一九六四年起了积极的作用”。
巴黎戈德弗鲁瓦旅馆是周恩来同志二十年代在法国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
这次华总理将在旅馆前为纪念周恩来同志而建立的纪念牌揭幕。
这是法国政府所倡议的。
巴黎市政府在半个月前组织人力对旅馆的门面进行了整修。
周总理住过的小房间也由旅馆重新粉刷一新。
旅馆的经理对新华社记者说，在这里建立纪念牌，是旅馆的荣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三十年和华总理来访之际，法国的报刊、杂志相继发表文章，电台、电视台也组织专题节目，向法国人民介绍中国的工农业、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建设成就以及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受到了法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一些电视观众还纷纷向中国驻法大使馆和其他有关单位写信和打电话，表示热烈欢迎华总理访问法国，有的观众还要求向他们提供有关介绍中国的材料。
法中友好协会与蓬皮杜文化中心合作，除了举行“在中国所见”的摄影展览外，还将举办许多座谈会、报告会，介绍中国的文艺、卫生、教育、农村经济、少数民族情况，其中一次将由最近访华的作家韩素音作报告。
新华社成都十月十四日电 《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一书最近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记叙了周恩来同志的童年时代、学生时代、旅欧时代、大革命时代四个时期的事迹，有详细注释。
许多读者认为，这本书对人民很有教育意义。
这本书的作者怀恩，是一位从事化工科研工作的业余作者，周恩来同志逝世后不久，他即开始搜集、整理周恩来同志的生平事迹，决心把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光辉业绩编写成书，永传后世。
作者在粉碎“四人帮”前后两年多时间里阅读了大量有关周恩来同志的回忆录、史料、期刊、书报，访问了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周恩来同志的亲属、故友；
瞻仰了有关周恩来同志的纪念展览；
走访了一些史学研究单位和大专院校。
这本书于一九七七年写出初稿，经过核实、补充、修改以后，于今年正式出版。
最近，全国各地许多地方和单位认真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事实证明，进行这样的补课，对于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提高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自觉性，促进我们的各项工作，具有深刻的意义。
从今天起，本报将陆续选登一些地方和单位联系实际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报道。
（编者）
实事求是才能正确理解党的政策
中共湖南省双峰县委认真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提高了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今年以来，双峰县委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对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作了改正，摘掉了右派分子和已经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的帽子，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
但是，也有一些同志认为，前段落实政策“过了头”，在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中，心存疑虑，不很得力。
县委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这些同志思想解放不够，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够。
县委在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中，着重解决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认识问题。
一、不能凭主观印象来看待落实政策的工作。
前段，少数同志对改正错划右派有怀疑，认为“既划为右派，总有问题”。
对此，县委常委选择了十七个有代表性的材料进行审阅。
大家清楚地看到，反右派斗争确实扩大化了，比如这些材料中，有的把对个别领导人的批评意见，说成是向党进攻；
有的把少数同志在一起的正常的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活动；
有的把讲了几句错话，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的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等等。
大家联系这些情况，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都深深感到，判断人们的言论行动，都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了，就在于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复查中，就要从实际出发，做到错划多少就改正多少。
二、不能用错误的观点来判断案件。
对于平反冤、假、错案，有些同志原来也顾虑重重，怕说是“刮翻案风”。
县委从分析九个典型冤错案例入手，帮助大家分清敌我，分清是非。
例如，有个小学教师，一九六八年写标语时，因偶然笔误，将“万岁”错写成“万步”，就被定为“恶毒攻击罪”，判处十年徒刑，其家属和亲友也受了株连。
其他一些案例也是既无反革命目的，更无反革命行为，而且大多是因为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表示不满。
显然，把这类案件定为反革命案而判罪，是完全错误的。
这主要是林彪、“四人帮”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造成的恶果。
大家认识到，按照党的政策，开展复查平反工作，把受迫害的同志解放出来，这个案是翻得对的。
三、不能用个别的事例来否定党的现行政策。
有的同志把地、富分子摘帽后个别人出现的问题，当成普遍的现象，甚至错误地认为这是党的现行政策带来的后果。
对这个问题，县委在全县作了调查。
四类分子摘帽后绝大多数人感谢共产党、人民政府和贫下中农对他们的监督、教育和改造，表示要继续遵守政府法令，积极参加集体劳动。
搞帽后做了坏事的不到摘帽总人数的千分之二。
县委的同志认为看问题要全面地看，不能以偏概全。
（据《湖南日报》）
决不能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了
最近，中共浙江省金华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联系农村阶级斗争实际，讨论真理标准问题。
在讨论中，地委首先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联系农村阶级斗争实际，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把尺子，回顾总结建国以来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
大家说，多年来，农村工作中教训最深刻的是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
在经济上，往往把钱多了看作是路线偏了，道路歪了，今天“批资本主义倾向”，明天“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得人人自危。
在政治思想上，提出了“用阶级斗争观察一切，分析一切”，从上到下揪“走资派”、“民主派”，干部社员担心不知哪一天要揪到自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实践证明，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会起决定的作用，但绝不永远是一抓就灵的灵丹妙药；
乱抓阶级斗争只能给农村工作带来灾难，使农业生产遭到浩劫。
林彪、“四人帮”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对广大干部群众实行“全面专政”，年年搞政治运动，天天抓阶级斗争，搞得农民无法搞生产，社会生产力遭到大破坏，农业生产出现大倒退。
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的三年中，光粮食就减产了六亿四千万斤。
许多同志说，过去我们吃尽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苦头，今后再也不能干这样的蠢事了。
会上，还围绕为什么会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大家认为，除了主要是对阶级状况估量错了以外，还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不看阶级斗争现状，唯上、唯本、不唯实；
二是宁左勿右思想在作怪，认为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
三是认识上划不清界线，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
四是“阶级斗争”这一套搞惯了，任务一来，忙季一到，总要抓几个人来批一批，斗一斗，杀鸡儆猴。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开了人们的思想闸门。
地委决心把这一讨论推广到所有基层单位去，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夺取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据《浙江日报》）
柳州铁路局正在对黎（塘）湛（江）铁路和湘桂铁路的柳（州）黎（塘）段进行技术改造。
这两项工程完工后，将使这个铁路局管辖的铁路线路综合运输能力比原来提高百分之二十以上。
这项改造工程是去年八月开始施工的。
到今年九月下旬，已开工的十九处工程中，八处已经竣工，交付使用，四处接近完工，七处尚须过一段时间才能完工。
黎湛线长三百一十五公里，湘桂线的柳黎段长一百三十五公里。
这两段铁路是沟通西南内地和南方港口的大动脉，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
近几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两段铁路的货运量迅速增加，线路通过能力已经达到饱和状态。
为了挖掘现有铁路的运输潜力，柳州铁路局决定采取延长和增加车站股道、降低线路坡度、在个别区间修建复线和适当增设车站等措施，改造这两段线路，以提高通过能力。
（本栏均据新华社）
栏目：祖国四方
这个银矿还伴生有金、铜、铅、锌等有色金属。
它的发现，立即引起有关工业部门注意，目前正在研究开发问题。
栏目：祖国四方
北京儿童医院最近对两个孪生兄弟胡永达、胡永涛进行剑突连体儿分离术后的第二次复查，结果证明：这对四岁男孩正在健康成长。
这是我国医学界进行剑突连体儿分离术获得双活的第一例。
我国建国三十年来共做剑突连体人分离手术三例，前两例都只存活一人。
这次北京儿童医院进行的连体儿分离术，使两个孩子都成活了。
不久前，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医生，从河北徐水县农村接来永达和永涛这对男孩进行复查。
他俩爱蹦爱跳，活泼可爱，还喜欢听故事，说歌谣。
医生为他俩做了心电图、心肺爱克斯线照片和血、尿常规等检查，医生们为这对孪生兄弟智力、体力和体重、身长都达到正常儿童发育的标准，感到十分高兴。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这对连体儿诞生一个多月的时候，在北京儿童医院进行了连体儿分离术。
当时，这对连体儿面面相对，从胸部剑突到肚脐都连在一起。
内脏除肝相连外，各有自己的心、肺、胃肠和血液循环系统。
这对男孩降生时的体重一共只有三公斤，比一个正常新生儿的体重还轻得多。
这样的新生儿生活能力差，入院不久就患肺炎，严重威胁着两个婴儿的生命，如何作好这样连体儿分离手术呢？
如何使手术时间短、减少出血和损伤，达到双儿存活的效果呢？
医生们共同研究，决定采取分阶段进行手术的方案：先使两个孩子分开，作分离术；
然后对两个孩子身上的其他畸形分别再作矫正修补术。
一个多小时的分离术获得圆满成功。
手术后一年多，北京儿童医院外科医生专程把发育良好、已能走路的两兄弟接到医院进行复查，并进行了修补手术，每次手术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右边是哥哥永达，左边是弟弟永涛。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照片）
栏目：祖国四方
安徽省寿县东津公社花园大队后井生产队社员刘录明在今年八月九日劳动时，挖到了几块古代金币。
同他在一起劳动的生产队长张士亮又和他一起继续挖掘，最后共挖出十八块金币，共重五千一百八十七点二一克，已全部交给国家。
经鉴定，这十八块金币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金币，对于研究楚国的经济、文化，考查楚国晚期都城，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和线索。
同队的五保户张家鹏也把刚挖到的一枚金币献了出来。
作者：孙连生
栏目：祖国四方
作者：常庆
栏目：国际札记
美苏之间围绕苏联作战部队进驻古巴一事所发生的争吵，在卡特总统发表电视讲话之后，已由气势汹汹的对骂转入“悄悄的外交”。
虽然苏军驻古依然如故，美国当局却宣称，它在处理这场争吵中取得“成功”。
而莫斯科对卡特的讲话却报以“讥讽”和“嘲笑”，在矢口抵赖苏军驻古这一事实的同时，告诫美国政府不要再搞“这类神话”。
这场拨动美苏神经的“小小危机”，看来基本上过去了。
然而，它却象一面镜子，反映出苏美实力的变化，而且也是对美国近年来执行的外交政策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人们首先注意到，美国当局在处理这一事件中，已没有一九六二年对付古巴导弹危机时的那种气魄了。
如果说，当年在“眼对眼”的对峙中，美国依仗实力，能迫使赫鲁晓夫接受美国海军“船靠船的检查”，从古巴撤出了导弹部队；
而今天，在苏联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情况下，美国的姿态翻了个个，变得畏首畏尾，唯恐酿成大锅。
卡特政府开始仅仅要莫斯科做出小小的让步，以便了结此事，结果也遭到莫斯科的拒绝，声称“无法帮助”。
这好象俩人在角斗时，一个气势汹汹，步步紧逼；
另一个骂声喃喃，一步一让。
在今天国际事务中，莫斯科如同前者，处处表现出蛮横和攻势，而华盛顿却如后者，处处据守，表现孱弱。
美国不少政界人士也清楚地看到这点。
他们指出：“这次不象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我们示弱了。”
“它标志着在同苏联人的力量对比中，我们的力量下降了。”
“原来说这种现状是不能接受的，现在我们则接受了现状”。
他们忧虑这种状况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除了国内种种政治、经济原因以外，美国当局中的绥靖主义影响，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近年来，在同苏联的全球争夺中，美国采取把别人推向第一线而自己“不介入”或“少介入”的方针，避免与苏联直接交锋。
结果，苏联的扩张步步得逞，得分较多。
这种以肉投虎的作法，并没有使莫斯科的胃口满足，以致竟在美国眼皮底下掀起风浪。
诚然，一支二、三千人的部队对于偌大的美国，威胁是有限的。
但应看到，这是苏联派驻西半球的第一支作战部队，是对美国的一种力量显示和挑战。
正如美国舆论所说：“问题不单是古巴事件，而是人民觉得俄国人在进逼我们……”此事充分说明，美国当局既要维护美国利益，又不想得罪苏联，其实是办不到的。
绥靖政策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当然，人们也看到，美国的表现虽然软弱些，但毕竟也是超级大国，不会完全屈从苏联的意志。
卡特坦率地表明，美苏的“民族利益是互相冲突的”，因此，存在着强烈的“竞争”因素。
这次“小小危机”虽已过去，但会激起新的争斗的风波。
最近，美国对苏采取几项措施，其中包括加强对古巴的监视，建立一支特种部队，增加在加勒比海的演习，等等，就是相互争斗的一种表现。
可是，莫斯科也不甘示弱，它在大骂美国的措施是“讹诈”的同时，声称“强迫苏联接受某种国际行为准则，显然是没有前途的。”
这预示着，一番长期的、激烈的争斗还会以新的方式出现。
据新华社苏黎世十月十三日电 国际足联执委会会议今天在这里正式作出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足球联合会的合法权利，并且要求台北的足球协会改名为“中国台北足球协会”，今后不得使用“中华民国”的任何标志。
上述决定以十六票赞成、三票反对获得通过。
这项决定的内容如下：
“为了实现一九七八年国际足球联合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经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后，执委会决定：一，只要台北的足球协会将其名称改为‘中国台北足球协会’，并且以后不再使用过去‘中华民国’的标志，将保留它在国际足球联合会的会员资格。
二，根据国际足球联合会章程第三条，将重新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协会’。”
至目前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二十一个国际体育组织的会员。
新华社福州十月十四日电 最近，福建省罗源县法院对一名打击报复、诽谤致死人命的罪犯给予了法律制裁。
这名罪犯叫林仰积，捕前系中房公社叠石大队党支部书记。
被诬陷冤屈致死的是大队女赤脚医生张端翠。
多年来，叠石大队的计划生育一直推行不开，原因是林仰积等大队领导人对计划生育采取抵制反对的态度。
去年，全大队就隐瞒新出生人数三十三人不上报；
有的社员做了结扎手术，他们就挑剔毛病，大肆宣扬。
今年六月，张端翠向公社工作队如实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这就触怒了林仰积等人。
林仰积出面组织大字报，无端攻击张端翠“服务态度不好”、“经济有问题”。
七月六日，林仰积又唆使社员张训达写了一张诽谤张端翠是“蛇精”、“女流氓”、“贪污医疗站经费”的大字报，贴在医疗站门口。
张端翠看后非常气愤，当面向林仰积提出责问。
林仰积又对张端翠破口大骂，而且给她施加压力，逼她离开叠石大队回娘家去。
张端翠一时怨恨难消，于七月八日，留下一封要求公社党委昭雪冤情的遗书后，服毒自尽。
罗源县公安机关经过反复调查，证实张端翠之死，完全是林仰积等人诽谤陷害造成的。
林仰积的所作所为，已构成犯罪。
县公安局报经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将林仰积逮捕归案。
最近，经罗源县人民法院开庭公审，判处了林仰积有期徒刑五年。
参与这一事件的张训达也受到了法律制裁。
新华社十月十三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游击队消灭一批进行扫荡的越南侵略军。
九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柬埔寨游击队在磅湛省斯栋德朗县反击进行扫荡的越南侵略军。
打死打伤敌军一百多人，俘获越南士兵三人，另有三十多个越南士兵和伪军自卫队员携带部分武器向游击队投诚。
游击队解放了这个县的七个村庄。
九月十八日，暹粒省绍尼贡县游击队和当地人民一起袭击到该县三隆、戈尔等地活动的越南侵略军，打死打伤三十多人，解放了四个村庄。
九月三日和十五日，柏威夏省罗文—君克汕地区的游击队袭击驻扎在博德列和达埃两地越南士兵，打死连指挥官和营指挥员各一名，还打死打伤一批敌人。
九月一日，越南侵略军出动一个营的兵力，在三辆坦克的配合下，向奥多棉吉三隆县进行扫荡。
游击队在反扫荡中消灭敌人六十一人，击毁坦克两辆。
新华社华盛顿十月十二日电 《华盛顿邮报》今天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越南企图利用柬埔寨国内的饥荒来灭绝柬埔寨人民。
社论说，越南的这种种族灭绝的行为“决不是某个政治决定的副产品，而几乎是一种既定的决策”。
社论说：“在一年之内，越南以它的所作所为，两次为自己赢得了种族灭绝这个十分恰当的罪名。
第一次是由于河内驱赶成千上万的华裔公民而引起的，它迫使这些长期居住在越南的华裔公民乘着如同浮动棺材一般的小木船飘流在公海上。”
“在对国内的少数民族实行了种族灭绝之后，越南立即又开始了另一个种族灭绝的行动。
显然是为了控制整个印支半岛，河内把甚至是数百万的柬域寨人置于饥饿的威胁之下。
这些人被赶出了他们的家园和土地，被撵入了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越南人正在使用毁坏庄稼和剥夺粮食的策略来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
社论指出，越南还竭力阻挠国际救济机构向柬埔寨饥民提供救济，“这看来是河内的计划的一部分，它要利用所谓的‘粮食不足’来解决柬埔寨人的存在这个问题，在河内的扩张主义眼光看来，这是它所必须解决的柬埔寨的真正的问题”。
“即便是在柬埔寨那些受越南控制的地区，越南看来也并不想把那里的柬埔寨人从饥荒中拯救出来”。
社论最后说：“越南人可以不管柬埔寨人。
那么他们是否考虑到自己呢！
今后，他们将会继续切断他们同关心人的生活的人们和国家的联系。
到头来，他们将落得除了俄国人之外无人可以求助的下场。
他们正在招致世人对他们的蔑视，他们也理当受到这种蔑视。”
新华社曼谷十月十四日电 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十三日在一项新闻公报中宣布，泰国同意前几天流入泰国巴真府亚兰县边境地区的柬埔寨难民暂时在泰国居留。
这些柬埔寨难民是越南侵略军于十月十日炮击驻扎在亚兰县对面柬方一侧马莱山地区的民主柬埔寨武装力量以后进入亚兰县境内的。
据报道，到十月十三日中午，进入亚兰县空哈村一带的难民人数已由原来的一万多人增加到二万四千四百多人。
公报说，这些柬埔寨难民饥饿不堪，大部分是病人、妇女和儿童。
泰国军事当局无法将他们遣送回柬埔寨。
公报说，泰希望柬埔寨的战争立即停止，否则柬埔寨人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灭绝种族的危险。
公报呼吁世界各国向柬埔寨难民提供紧急援助。
新华社东京十月十四日电 日本外务省对越南政府最近又大量输出难民采取警惕态度。
据《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外务省十三日接到的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说，从越南流出的难民九月份又有增加。
对此，外务省提高了警惕，认为“越南政府同它在日内瓦联合国印度支那难民会议上约定的努力抑止无秩序地流出难民相反，又开始采取了流出难民的政策”。
这份难民问题报告说，九月份从越南流出的难民达九千六百人，比八月份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外务省认为，这是越南政府“有意识地放松了限制”。
据新华社讯 被多年打入冷宫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郁达夫的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俞平伯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陈独秀的论文《文学革命论》等一批作品已与或将与读者见面，这是上海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中的一部分。
这套书是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规划中篇幅最大的一部教材。
全书分《文学运动史料选》、《短篇小说选》、《散文选》、《新诗选》和《独幕剧选》五种，共十八册、八百多万字。
现在，供今年秋季开学使用的八册，共三百多万字，已经出版，其余十册正在校对中，预计明年春天可以全部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编选有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三十年间的较完备、较有系统的文学运动史料和文学作品。
《文学运动史料选》共五册，以文学运动、文学论争的发展过程为线索，按照历史顺序和专题进行安排。
《短篇小说选》共四册，编选了约百家一百七十余篇，并附录四十余部长篇选目。
《散文选》共三册，编选了约一百四十家的各类散文四百五十篇。
《新诗选》共三册，编选了约一百八十家的新诗五百多首。
《独幕剧选》共十二册，编选了四十余家五十多篇，并附有万十余部多幕剧选目。
根据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原则，在这套书里，一些多年被打入冷宫的有影响的作品重见了天日，有不少还是解放以后初次刊印：在历次运动中被批判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也不加删节地被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