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敏善/曹京柱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最近，武汉部队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和一些老干部学习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回顾选拔培养年青干部工作的情况，谈到一条体会，叫“三抛一有”，即抛弃私心杂念，抛弃保守思想，抛弃形而上学，就会有大批年青干部站在面前。
到目前为止，这个师领导班子中有三名四十三岁以下的干部，飞行团班子的年青干部达百分之四十八，飞行大队班子的年青干部达百分之七十九。
全师的飞行团长、大队长全部是年青干部。
选拔培养年青干部是要由党委和广大老同志来做的，老同志态度不端正，这项重要工作就不能落实。
因此，师党委很注意做好各级老同志的工作，帮助老同志想革命的大事，带好年青同志。
不少老同志说：我们这些人在飞行部队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应及早让年青干部来干，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空军建设的需要。
这项工作搞不好，我们脸上无光，有愧于党。
这些肺腑之言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体现。
许多老同志积极协助党委选“苗子”，满腔热忱对新干部进行传帮带。
一段时间，党委主要领导建议把一个年青副团长放在团长位置上锻炼，然后报请上级选拔进师领导班子。
可是团长的位置没有空的。
几个老副师长就积极为党委出主意，作了适当调整。
现在这个年青同志担任了副师长。
几个老副师长又鼓励他大胆工作，师长外出，由他主持军事工作。
年青干部蒲荣祥由宣传科长提到师政治部当主任。
政治部的几个副主任都是老同志，也都很注意尊重和支持他。
开始蒲主任到一些团、站检查工作或找干部谈话，有的副主任怕他遇难题不好讲话，就主动陪同他去。
蒲荣祥同志感动地说：“这些老同志给我出过很多好点子，没出过一个难题。
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好风格确实值得我们这些年青干部学习。”
前几年有的同志习惯论资排辈，对年青干部能否担起较重的领导担子信不过。
针对这种保守思想，师党委组织老同志回忆战争年代的情况。
不少同志想到自己过去刚当领导干部时年纪也比较轻，也是“嫩竹子扁担”。
但在党的培养下，通过实际斗争锻炼，担子挑起来了，路也走过来了。
现在的年青干部学习、工作的条件更优越，加上他们好学上进，成长起来也是很快的。
从全师已提拔的年青干部看，大都胜任现职。
如年青副师长杨昌忠，朝气蓬勃，工作泼辣，今年一直战斗在飞行第一线，上半年不仅指挥了二十七个场次，还飞了七十多小时。
通过这样的摆情况谈认识，去掉了一些人的保守思想。
师党委还经常教育大家克服形而上学，辩证地看待选拔年青干部工作出现的问题，毫不动摇地把这项工作抓下去。
近两年，选拔的年青干部也有的出了一点问题，有的同志就认为年青干部不牢靠，一时议论不少。
师党委及时和有关团、站党委一起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对年青干部的考察培养。
同时，在干部战士中进行教育，使大家认识到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主流有支流，不能因为个别人犯错误，而看不到绝大多数年青干部是好的这个主流。
不能因噎废食。
师党委还教育大家正确对待个别年青干部开始工作不适应的情况，要承认他们有个锻炼提高的过程，不能求全责备，应当热情支持帮助。
某团有个中队长选拔到团机关工作后，因为缺乏经验，工作往往抓不到点子上，加之对自己要求不严，威信有些下降。
师党委发现后，专门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这个同志虽然有上述弱点，但思想本质和工作的主导方面是好的，问题是组织上对他使用不当，因此决定把他放在飞行大队长的岗位上锻炼。
这个同志担任大队长后，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进步很快，担任了团的领导职务。
这个干部的成长和对他的认识过程，对许多同志启发很大，认识到考察培养年青干部不能简单从事，需要以主人翁的态度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搞好。
（马敏善、曹京柱）
栏目：短评
版面：头版
做好选拔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老同志有着重大责任。
“庙”就那么多，那么大，要进“新菩萨”，有的“老菩萨”就得让出来。
遇到这种情况，是从革命事业的发达兴旺着想，甘愿退居第二线，热情欢迎后来者居上呢，还是计较个人的地位得失，对选拔年青干部消极观望甚至抵触？
这对老同志的党性原则和革命责任感是一个考验。
选拔年青干部的工作是要由党委和老同志来做的。
作为老同志，是破除保守思想，抛弃形而上学，满腔热情，访人材荐人材，当革命的“伯乐”，还是因循保守，论资排辈，挑剔求全，有意无意压制新生力量？
这对老同志的革命胸怀和精神状态也是一个考验。
年青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以后，有个继续培养提高的问题。
老同志对他们是尊重，支持，热情地传思想、传作风、传工作经验，使年青干部迅速成长，尽快挑好担子，还是冷漠处之甚至刁难？
这对老同志的觉悟程度和革命事业心又是一个考验。
总之，老同志的姿态、热情和自觉性是做好选拔培养革命接班人工作的重要的一环。
老“兵”责任重。
为了使我们的老同志亲身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老同志应该充分看到自己的责任，担好自己的责任。
以广阔的胸怀，满腔的热情，积极的行动，过细的工作，去选拔培养革命接班人，这是无比光荣、无比高尚的事情。
作者：罗同松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最近，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联合拟定了《海军教育训练奖励暂行办法》，并已下发部队开始试行。
《海军教育训练奖励暂行办法》规定了奖励的种类和批准的权限。
奖励的种类分：教育训练优胜奖；
军训优秀奖；
优秀学员奖；
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奖；
千米游泳单位、万米游泳个人奖；
教育训练改革，训练、教学器材革新发明奖。
这个文件规定：对团以上的获奖单位颁发奖旗；
营以下的获奖单位颁发奖状；
对获奖个人发给奖品；
对获得特等、优等射手，特等、优等炮手，一级、二级技术能手，除发奖品以外，还颁发证书和证章；
对重大发明和革新者，发给奖金。
这个文件指出，实行教育训练奖励暂行办法，要坚持政治挂帅，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
评奖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反对随意降低标准。
奖励评定审批以后，要召开军人大会，宣布奖励决定并发给奖品。
个人奖的审批表格和材料（除游泳奖以外）都要存入个人档案，作为提干、晋级、晋职的依据之一。
（本报记者 罗同松）
作者：黄建生/郑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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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八三○二三部队党委认真学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法律，总结经验教训，分析特权思想的表现，增强了法制观念。
这个部队党委成员在学习中谈到，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大搞特权，践踏社会主义法制，这些流毒影响至今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因此，领导干部要在守法执法上起模范作用，非破除特权思想不可。
破“领导的话就是法”的观念，要以法律为准绳。
破“刑不上大夫”的观念，不把自己摆在法律之上。
破“人情大于法”的观念，不拿法律作交易。
破“家丑莫外扬”的观念，不能护“家”不护法。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党委成员们研究制订了破除特权思想、带头守法执法的措施。
一是把法律学习作为下半年党委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经常用法律检查自己的行动。
二是认真改造世界观，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用执法为民的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
三是把自己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定期“走出去，请进来”，听取群众的意见，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加以改正。
四是在领导干部中树立典型，扶植正气，压倒邪气，造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良好风尚。
（黄建生、郑文海）
作者：陈志海/邹海泉/廖达三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中共中央军委最近发布命令，授予江西省于都县人武部参谋胡师文以“雷锋式的人民武装干部”的荣誉称号，以表彰他奋不顾身抢救七名民兵的先进事迹。
九月三日上午，福州部队在南昌隆重举行命名大会。
福州部队政治委员、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福州部队副司令员龙飞虎，以及福州部队、江西省委和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江渭清同志在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授予胡师文同志以“雷锋式的人民武装干部”荣誉称号的命令，并讲了话。
胡师文同志是福建省长汀县人，一九六六年入党，一九六八年入伍。
入伍前是学校的好学生，公社的好社员。
入伍后，他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曾两次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努力改造世界观，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他热爱人民武装工作，坚持又红又专，刻苦钻研业务，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他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自觉地按照周总理为雷锋同志题词的四句话去做，无限热爱人民，关心同志，不怕苦，不怕死，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战友和群众，保护国家财产。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六日下午，胡师文同志在组织于都县西郊公社武装基干民兵连爆破班进行对空抛射炸药包训练中，因民兵袁德全操作不慎，带响了拉火管。
这包炸药一炸，周围几包炸药就会连炸，在场的七名民兵的生命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
危急时刻，胡师文挺身而出，一边命令大家疏散隐蔽，一边迅猛地用左手把身旁的民兵推出三米多远，抓起炸药包。
他正要往外甩时，炸药包在手中爆炸了。
在场的民兵安全脱险，而胡师文同志却失去了右手和左腿，全身炸伤一百多处。
他的英雄行为，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崇高品质。
龙飞虎同志在会上宣读了中共福州部队委员会《关于开展向“雷锋式的人民武装干部”胡师文同志学习的决定》。
胡师文同志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中央军委给予我这样高的荣誉，是对我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我能为党做点工作，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
现在，我身体残废了，决心做到身残志不残，一定永远铭记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中立新功。
会前，福州部队、江西省委的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胡师文同志及其爱人，并同与会代表参观了胡师文同志的事迹展览。
（陈志海、邹海泉，廖达三）
作者：张宝明/姜忠玉/刘世通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济南部队某师最近召开的第六届党代会开得朴实，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受到同志们的赞扬。
出席这次党代会的代表和会议工作人员共三百余人，历时四天，除伙食费外，会议用费共开支二百九十余元，平均每人不到一元钱。
这个师在筹备这一次党代会的时候，有的同志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党代会，是全师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位代表又是从基层来的，应该开得象样子一点，多花点钱也是应当的。
有的提出伙食标准可以高一点；
文化生活可以安排得丰富一点；
纪念品可以买得多一点，精致一点。
党代会究竟应该怎样筹备，怎么开？
师党委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党代会应该开得隆重点，但是开会不讲究实效，不考虑如何多解决一些问题，而是论吃喝，讲排场，想娱乐，比礼品，这不是我们共产党的作风。
他们回忆了这个师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情景。
那时，全师高度分散，执行剿匪任务。
代表们背着背包，自带碗筷到师里开会，吃粗菜淡饭。
代表们想的是如何不辜负全体党员的委托，受领最光荣最艰巨的任务。
大家说，现在条件比过去好了，但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
党中央号召我们要整顿党风，这次党代会应该给全师带出个好风气。
为此，党委决定，这次党代会除每个代表补助一斤黄豆，做点豆腐以外，伙食按上级有关规定标准办，文化生活按上级的计划放映影片。
每位代表发一个代表证、一个会议记录本子，买一些会议需用纸张，其它东西一律不发。
在整个党代会期间，代表们把全部精力用在开会上，大家认真学文件，谈思想，提建议，订措施，研究搞好部队建设的问题。
会议开得既生动活泼，又扎扎实实，到会代表都很满意。
（张宝明、姜忠玉、刘世通）
栏目：编后
版面：头版
开会本来是为了总结工作，研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
开好会，完成会议的任务，这是第一位的。
至于会议的气派、排场，以及与会人员的物质待遇，则大可不必讲究。
但是，这些年却形成一种讲排场的风气。
一些单位大慷公家之慨，吃住标准任意提高，五花八门的“奖品”、“纪念品”越搞越多，有的甚至一再组织与会议毫无关系的参观游览活动。
难怪群众讥讽说，这儿的工作一般化，会议可开得“现代化”。
我们常常讲“勤俭建国”、“少花钱多办事”，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开会。
我们党和军队历来没有开会大手大脚乱花钱的习惯。
在革命战争时期，“红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形式上朴素，解决问题却很利索。
现在条件好了，这种作风不能丢。
作者：谭先德宋刚明
栏目：图片新闻
版面：头版
战斗在东北边疆的空军某部雷达九连，经常进行国际形势教育，使干部战士牢固树立准备打仗的思想，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出色地完成了对空警戒任务。
谭先德 宋刚明摄（照片）
栏目：来自边海防的报告
一篇工作研究，一篇情况调查，来自黑龙江省军区，说的都是边防部队干部随军家属的就业问题。
文中涉及的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谈到的一些看法和做法，对于如何着眼边疆地区的特点，依据边疆地区的实际，广开门路，因地制宜地解决干部随军家属的就业问题，很有参考价值。
——编者
广开门路 因地制宜
怎样才能尽快解决好边防部队干部随军家属的就业问题？
最近，我们就这个问题，同一些边防团的领导同志、基层干部、随军家属及地方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交谈，大家普遍认为，这得从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广开门路，因地制宜。
边防部队干部家属随军标准比内地部队宽一些，随军家属数量也就多一些，驻地又多是经济不够发达的偏远地区，因此，随军家属的就业问题，在许多部队都是长时期为之头痛的老大难问题。
以某边防团为例。
这个团有随军家属一百零五人，几年来，尽管部队多方联系，地方尽力安排，也只有五十五名家属得到就业（其中六名还是临时工）。
其余的只好长期闲散在家，干部和家属要求解决就业问题的心情十分迫切。
在此期间，团党委为此也想了许多办法。
开始准备办个酱油厂，由于团部驻地距县城较远，周围居民点稀少，制出的酱油销路成问题，只好作罢。
后来又准备办个小药厂，拨了资金，安排了人员，并派干部到离驻地几百里外的一个制药厂联系原料供应和产品销路问题，结果由于距离太远，原料供应无法保证，方案也只好“流产”。
此类情况，不少边防团都遇到过。
几经挫折之后，许多人干脆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等将来边疆地区经济建设发展了才有可能，现在是无路可想。
可是我们在同许多干部、家属交谈中发现，大多数同志并不这样认为。
他们觉得，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有些同志考虑问题思路太窄，常想的门路只是两条，一是到驻地周围的国营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二是办家属工厂。
而这两条路，从目前边疆的实际情况看，恰恰都是不易行通的。
第一条路，由于边防部队的驻地一般都是偏远闭塞、交通不便的山地林区，地方的企事业单位，一则数量少，二来规模小，安置就业的能力本来就差，更何况不少单位早已人满为患。
地方怎么积极安排，所能解决的人数也总是有限，这条路子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至于办家属工厂，已有例在先，由于边疆种种条件的限制，许多问题不易解决，这也不是好办法。
很明显，如果我们总是脱离边疆地区实际情况，循着这两条路子去想问题，自然就会得出“无路可想”的结论。
要很好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把思路放宽一点。
只要放宽了思路，办法是很多的。
东北数千里边疆，资源丰饶，物产富庶，搞“多种经营”，门路就多得很。
如上所说的那个边防团，所在地区可就地取材，能搞的多种经营项目就有几十种。
养殖业，可养鹿、貂、蜂、奶牛、菜牛、猪、羊、鸡、鸭、鹅、兔；
种植业，可种人参、党参等各种珍贵药材和麻类、黄烟、白瓜等经济作物，还可人工培殖木耳；
编织业，可用秫秸、芦苇、梢条编织席帘及各种篓筐等。
其中象养兔、养蜂、养猪、养禽和种植木耳等，都具有投资少，见效快，销路好，适合于家属工作的特点。
当地负责外贸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们，单说养兔，就很经济。
兔子的饲料是青草，这里芳草丰盛，俯拾皆是，可以大规模饲养。
兔皮和兔肉都是国家大量收购的“热门货”，是用来出口换取外汇的重要物资，当地有的社员业余养兔，一户一年就收入四百多元。
县供销社一位研究木耳培殖的技术员说，在这个地区，人工养殖木耳也大有可为。
这里木材资源丰富，伐木清林清出的柞、桦木的树干和树杈，都能用来培殖木耳。
十个妇女经营的一个规模一万段的木耳培殖场，可以年产木耳五千斤以上，扣除成本，每年可以净赢利三万余元。
我们还听说，当地有一个小供销社，把三名待业青年组织起来，春天买回三十箱蜂，很快就发展到六十箱，到七月底已经割蜜六千多斤。
“门路”这么多，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想不到？
关键是因为多年来我们一些同志对就业问题形成一种“等”的观念，对从边疆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开辟就业门路想得不多，一心等着国家来安排。
事实已经证明，这种“等”的想法，自然是不对的。
只要我们从事的工作，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符合社会需要，又能长年坚持，有相对稳定的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凡是那些一时还解决不了干部随军家属就业问题的边防部队，都应当把那些待业的家属组织起来，因地制宜地发展集体的多种经营事业。
至于那些居住在前沿哨所的零散随军家属，无法集体搞的，则应当允许他们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展家庭副业。
这样做，既可以增加边防干部的家庭收入，又解决了一时还不能安置就业的困难。
在同一些边防干部、随军家属的交谈中，我们感到，组织待业家属发展多种经营虽然是可行的，但也并非轻而易举，而要办得好，还须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党委要重视，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二，要解除一些禁令。
三，上级领导机关在可能的范围内要给予一些资助。
杨连伦 明志伟 赵险峰
一百二十个柳条筐的启示
我们在某边防团调查时，发现边防连队随军家属就业有许多难处，致使不少干部家庭生活困难，影响了“四边”思想牢固扎根。
干部欠公款比较突出。
我们调查了十个边防连队，干部共欠公款六千零五十七元；
最多的一个连队，欠一千五百七十八元；
某连指导员，一人就欠四百四十元；
欠公款的干部占实有干部的百分之六十八点八。
这到底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搞了两个对比：
一是五连和二连。
五连九名干部，有五名欠公款；
而二连七名干部两名欠公款，还都是因为出差未归。
五连五名欠公款的干部，其中有四名家属随军后没有工作，呆在家里吃闲饭。
这些干部单靠自己五六十元的薪金，抚育一家三四口，加之边境地区气候寒冷，蔬菜价格较高，正常情况下，每月经济都很紧张，一有意外，更是招架不了。
而二连四名连级干部，一名家属是国家正式职工，其余的三名安排在附近生产大队工作，每年多的可收入四百余元，少的也有二百元。
二是三连指导员姚崇良家属就业前后经济情况的对比。
姚崇良家属随军后，开始没有工作，生活困难，先后借公款三百五十元。
后来家属安排在驻地附近的一个兽医站工作，每月收入近四十元，只一年多时间就还公款三百元。
这就得出一个结论：解决干部欠公款问题的最根本方法，是想方设法安排随军家属就业。
然而，这一问题对边防部队来说，又有其特殊的困难。
内地部队相对集中，一般可采取部队办家属工厂等办法，而边防多数连队驻地偏僻，连与连相距百十里，随军家属两三户居住一处，办工厂确实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我们从八连副指导员陈国军的家属编柳条筐一事中得到启示。
陈国军的爱人是今年四月随军的。
开始没工作，生活很困难。
后来，陈国军的父亲听说地方有个工厂收柳条筐做包装用。
附近山上有的是柳条，随便割取。
于是，他就上山割回柳条，两个月时间，编了一百二十个柳条筐交给国家，收入八十四元。
这件事说明，解决边防连队随军家属就业问题，应该因地制宜，广开门路。
有条件的，尽可能办家属工厂或安排在地方企事业单位；
实在没有条件的，可以有组织地搞一些手工业或家庭农副业。
边防连队干部随军家属搞一些手工业，或者搞一点家庭副业，在边疆地区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据我们调查，家属手工业或家庭农副业搞好了，不但可以解决家庭生活困难，而且有可能先富起来。
如不少边防连队驻在山区，春天，周围长满了蕨菜，外贸部门每年都动员大家采，有时完不成收购任务，只好求助哨所的战士。
今年春天，某哨所六名战士，用三天时间采蕨菜近千斤，收入四百多元，每人每天平均收入二十余元。
象这样有助出口，丰富市场供应，又有利于改善个人生活的途径还有许多。
如春季，山上有金针菜；
夏秋时节，有猴头、木耳和蘑菇等，有的地方还有榛子，各种药材更是遍地皆是。
此外，山上还有大量的橡子，可以用来养猪；
有各种杂草树叶，可用于养羊。
事实证明，只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把这些条件充分利用起来，边防连队干部随军家属生活困难的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王匡友 荆玉华 吕永岩
作者：孔令铜
栏目：烽火集
有国就有边，有边就有防。
遣将治塞，发卒戍边，古来有之。
历史上，戍边将士的生活环境极其艰苦，其苦如诗人所写：“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那时戍边一般是采取轮换制度，即所谓“一岁而更”。
这种制度，虽然可以用新锐力量不断代替那些被朔风荒沙弄得精疲力尽的将士，却不利于边防将士认真研究敌人的活动规律，潜心经营边防。
针对这种情况，晁错向汉文帝奏议：“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备之。”
意思是说，把戍边将士的家属们搬来，“为室屋，具田器”，以边为家，变频繁的往返更替为安定的长期守备。
这不但可以免去将士们的思乡之苦，而且利于开发边疆，逐步改变苍凉凄苦的生活条件。
条件改善了，无疑能促使军心的稳定。
晁错的奏议，实在是一项有战略意义的变革。
西汉末年能够“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与此不无关联。
沧桑巨变。
今日边疆已经日趋繁荣。
同内地相比，边防部队的生活条件依然很苦。
有的同志要转业，表示“天（津）南（京）海（上海）北（京）都可以，就是不去新（疆）西（藏）兰（州）”，正是这种差别的反映。
许多在内地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边防都成了大难题。
诸如家属就业、子女入学、住房、吃水、照明和用车等等，解决起来都十分棘手。
于是我由晁错的奏议产生出一点联想：是否可以拨出专门经费，针对边防点多线长的特点，在适当地方组建家属基地，办些工厂、农牧场和学校呢？
我们提倡以苦为荣，扎根边疆，并不是要让边防部队长期苦下去。
古人尚且懂得安定戍边将士之心，难道我们不应该积极主动地为他们扎根边疆多创造一些条件吗？
作者：王金先/杜汝渺
本报讯 南京部队总医院把使用、管理和维修好先进医疗设备作为医院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使这些设备在医疗工作中发挥作用。
这个总医院在装备和引进一种先进医疗设备时，坚持“技术先行”，即在设备到来之前，就着手培训使用设备的技术人员，努力做到人等设备，不让设备等人。
如病理科在装备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的前三年，就指定两位同志学习操作技术等有关知识。
临床医学实验科在从日本进口用于药物成份分析的液相识谱仪和气相识谱仪时，预先阅读研究了有关仪器的技术资料，并派人专门到上海等有这种仪器的单位学习。
这样，仪器一到，便能立即投入验收、安装、使用，使仪器很快发挥作用。
有些仪器，不仅需要培训专门的操作技术人员，而且还要让医务人员懂得工作原理和临床应用。
如在医学上应用电子计算机，必须根据计算机的特点，由电子技术人员和医学专业人员共同努力，提出解决医学问题的设想，编制应用项目的程序。
他们在装备电子计算机之前，先抓电子技术人员的培养，然后又分批组织部分院领导、科主任、军医、护士及放射、药剂、化验等各类专业人员参加电子计算机基本知识学习班，使大家初步掌握了编制数字计算程序的方法。
这样，电子计算机安装后，就顺利地投入了运转。
目前，已在疾病诊断、自动测定和诊断、实验室数据处理等方面开展了十九个应用项目。
这个总医院还十分重视搞好协作，以尽可能地发挥先进医疗设备的作用。
总医院的高压氧舱是南京地区医疗单位中首先安装使用的，他们从全局需要出发，除救治本院医疗体系内的病员外，还为外单位提供方便。
现在，他们与南京地区的军内外医院、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无线电、化工、机械工厂等几十个单位建立了密切的协作关系，基本形成了一个包括医疗设备的技术情报资料和工作经验交流、验收、装配、使用、维修以及技术人员的培训等多方面的协作网。
为了发挥先进医疗设备的作用，这个总医院还十分重视培训和配备“仪器医生”，基本上解决了先进医疗设备的维修问题。
过去，一些进口医疗设备，坏了以后，有些只得千里迢迢运到外地修理，有些只得停用，长期搁置。
现在随坏随修，十分方便。
（王金先、杜汝渺）
栏目：读者来信
最近，我们到某营部采访时，该单位的干部战士一致要求我们给报社写信，反映一下上级领导和机关干部在基层就餐不缴伙食费的问题。
据干部战士们说，上级领导和机关干部到这个营检查工作或了解情况时，大多在营部就餐。
每当上面来人，总要给他们另加几个好菜，有时伙房没有鱼肉之类，还得特地花高价到市场上去买。
但是，这些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往往光吃饭，不缴伙食费，嘴巴一抹扬长而去。
上面来人在这个营部就餐的每月有时多达二十几人次，因而给该单位的伙食造成了很大影响，干部战士对此反映强烈。
有的说：“现在我们每人每天增加了八分钱伙食费，给上面来人吃上几次就完了！”
还有的说：“周总理生前外出吃饭时，不仅坚持不搞特殊化，而且自觉按规定缴伙食费，即使喝一碗汤也要付钱。
可是我们有些人总爱多吃多占，这与周总理相比，差距多大呀！”
我们认为，基层干部战士的批评是正确的，要求是合理的，应当引起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重视。
我们希望这些同志遵守有关的制度和规定，不要侵犯基层干部战士的利益。
三二八三三部队报道组
作者：钱塘江大桥守卫部队边照兴
栏目：读者来信
我部的任务是警卫钱塘江大桥，根据需要，上级给我们配备了两艘执勤小艇。
可现在这两艘艇却变成了首长的“钓鱼艇”。
上半年，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一些首长经常坐着小汽车，带着警卫员、医务人员、职工等，来到我们艇上钓鱼。
你来他去，经常不断。
既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也在军内外造成了不良影响。
我们曾多次向上级反映，但由于这些首长职位高，反映也不管事。
首长们来钓鱼，我们感到难办的事很多：一、首长到艇上钓鱼，上下不太方便，万一掉进江里，我们负不起责任。
二、首长们钓鱼，一钓就是半天，使我们的执勤艇经常不在位，一有情况势必影响任务的完成。
同时，我们艇上几个同志要陪同首长钓鱼，业务训练也无法进行。
三、首长来艇上钓鱼，违反了我们十四个联防单位制订的在大桥两侧三百米之内禁止钓鱼的规定，其它联防单位很有意见。
而且这样一来，我们对周围钓鱼的人也没法禁止，工作十分被动。
为此，我们希望有关首长注意影响，顾全大局，多为我们的工作着想，不要乘坐我们的汽艇到禁止钓鱼的水域区钓鱼。
钱塘江大桥守卫部队 边照兴
作者：福州部队某军宣传处键铱
栏目：读者来信
军队工作着重点转移后，各级领导机关本应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抓好部队教育训练、抓好基层建设上来。
可是，由于上级领导机关不断增设机构，扩充人员，因而不仅不能做到这一点，相反给下级机关和基层带来了重重“灾难”。
现在机关的编制情况是：上头大，下头小，头重脚轻，上下级机关人员比例严重失调。
就政治机关而言，军区政治部就设有十个部，又分为三十多个科室，有几百号人。
而团级政治机关，一个股只有两三个人。
一个师政治部或团政治处的总人数还赶不上军区政治部里一个部或一个科的人数多。
一个机关既然有那么多人员，分工又那么细，打电话向下了解情况，要汇报材料，也就极为频繁。
可是下级机关本来人就不多，再除去下部队蹲点、出差、休假的，往往一两个人就要应付上面几个科的工作，整天忙得团团转。
虽说我们军机关人员比师团机关多，但也应付不了，下级机关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有时师团机关不得不抽调少数连队干部到机关帮助工作。
这样基层干部不在位的现象也就经常发生。
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上级机关干部经常下部队，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其实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因为上级机关来了人，下面既要应付汇报，又要派人陪同，牵涉精力同样很大，另外，书面的情况报告还是少不了。
难怪有的同志说：“现在部队工作重点的转移，实际是连队‘转移’到机关，下级机关‘转移’到上级机关去了。”
我们认为，如不迅速解决机关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不克服文牍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部队工作重点的转移就难以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就难以加快。
福州部队某军宣传处 键铱
作者：何腾龙
单位：五三六一三部队
栏目：读者来信
我们部队驻在海岛，一年到头，到我们岛上来的各级首长源源不断。
但是，这些首长上岛所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各不相同。
绝大部分首长上岛后，深入连队，不怕艰苦，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千方百计帮助我们驻岛部队解决教育训练、科学文化学习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对部队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看到了各级领导对海岛战士的关怀。
这样的首长，的确深受驻岛部队干部战士的欢迎。
可是，也有一部分首长不是这样。
他们上岛来，有的是游山玩水，有的是想捞点油水。
往往人未登岛，“清单”先到，什么海花、海螺，什么贝壳、龙虾，还有椰子等等，真是五花八门，有啥要啥。
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常常搞得干部战士手忙脚乱，甚至影响连队正常的教育训练。
有一次，某首长上岛要海花，但由于几天不退潮，水很冷，无法下海，只好派人去买回海花送给这位首长。
这样的首长到海岛，不但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相反还给我们添麻烦、帮倒忙，怎能受人欢迎呢？
当然，首长上岛，在工作之余，游览一下海岛风光，走时带点纪念品，这并非不可。
但专程来游山玩水、要东西，就未免有点过分了。
五三六一三部队 何腾龙
作者：王宇
作者：梅引美田
栏目：思想战线漫谈解放思想
当前，解放思想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对革命领袖的“感情”问题。
有些同志思想不解放，听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听到批判“顶峰”论和“句句是真理”等等，总觉得“感情上过不去”。
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呢？
感情不是人们生来就有的东西，而是客观实践的产物。
在我们革命队伍里，许多同志都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加深对革命领袖的感情的。
正是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革命战士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领袖所创立的革命理论，树立了对科学真理的崇高信仰，一心一意跟随革命领袖进行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斗争。
正如列宁说的：“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五五页）可见，这种对革命领袖的真诚的感情对一个革命战士是不可缺少的，是十分可贵的，对革命实践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感情也必须在科学基础上加以提高，才能发挥出经久不衰的巨大的革命力量。
如果这种感情不同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不建立在正确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我们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的觉悟，也不可能有对革命领袖真正的热爱，甚至会做出违背革命领袖意愿的事情来，妨碍革命事业的前进。
毛泽东同志曾郑重地告诫我们：“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
不能这样解释。
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
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
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
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
搞宪法是搞科学。
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
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
要破除迷信。
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
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一三一页）这里也是说的感情和科学的统一。
我们热爱革命领袖，并不是出于某种虔诚的“忠君”思想，或者出于个人的某种需要，而是因为革命领袖掌握了科学真理，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导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走向胜利。
我们热爱革命领袖，同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是完全一致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教条，而是革命的指南。
一个对革命导师有深厚感情的同志，理所当然地要遵照革命导师的教导，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指导革命实践的武器，而不是抓住其中的片言只语当作万应的灵丹妙药。
试想：列宁如果不从实际出发，拘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里同时进行才能胜利的结论，就没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何来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感情”？
毛泽东同志如果拘守俄国革命的经验，不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又何来对列宁的“感情”？
相反，王明一概以本本为依据，凡是本本上载了的就要百分之百的照搬照抄过来，结果使我们党的工作在白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在苏区损失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又能算是对革命导师有“深厚感情”么？
可见，只有科学地而不是迷信地、教条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的对革命领袖有深厚的感情，也才是真正的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在对待革命领袖的感情上，林彪、“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提供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他们自称对革命领袖“最有感情”。
但是，他们的“感情”如此荒唐，如此反动，以至变成了对革命领袖的嘲弄和污辱。
请看：他们用“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宝书台，忠字塔”等一套宗教迷信的玩艺儿，来表示对领袖的“感情”；
他们把对领袖的感情当做大棒，不断用“端正态度”、“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以至“专政”的手段，来整广大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
这哪里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感情的气味？
完全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感情”，是反动的唯心主义！
值得深思的是，他们的这套货色为什么能够找到市场，兜售出去呢？
就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一些同志对革命领袖的不科学的感情。
而时间长了，有些同志也就把他们这套荒谬的东西当做真理，好象不坚持那一套东西反而是大逆不满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
坚持这个观点，没有丝毫对革命领袖的不敬，而只能说是对革命领袖的尊重。
为什么反而“感情上过不去”呢？
正是因为头脑中掺进了林彪、“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的流毒。
当然，这些同志对革命领袖的感情同林彪、“四人帮”那种感情是根本对立的，林彪、“四人帮”完全是假的、骗人的，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服务的，而我们的同志则往往是真诚的、出自内心的。
但是，其中也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违背科学。
结果，本来十分可贵的感情，却变成了妨碍自己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的绊脚石。
因此，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教训，认真肃清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的流毒，把我们对革命领袖的朴素的阶级感情提高一步，以带动思想上的解放。
作者：李家坤
栏目：思想战线漫谈解放思想
有的同志对于“变”总是不大放心，一遇到口号变了、提法变了、政策变了，就觉得不理解：为什么要变？
会不会变偏了？
因此，有必要对“变”作点具体分析。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问题在于怎么变，向好变还是向坏变。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变得不象样子，是非被颠倒了，政策也搞乱了。
现在，我们要进行新的长征，不进行拨乱反正怎么行？
拨乱反正，就必然有所变，即改变过去林彪、“四人帮”推行的那一套错误东西，恢复被他们歪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纠正冤、错、假案等等。
这是变错误为正确，从不好向好的方面变。
没有这个变，怎么能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从大乱走向大治？
变，不仅要否定过去错误的东西，而且要改变那些在过去是正确的、但已不适应新形势的旧的口号和政策，代之以适应新情况、新任务的口号和政策。
“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七一页）党的三中全会根据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变化和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提出了一些新的口号和政策，这正是从实际出发，体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实现四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这种变，适应时代的潮流，合乎人民的需要，是前进的，革命的，根本没有什么“偏”。
如果把口号、提法、政策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明明情况变了，还要保持过去的一套，把正确的变也看成“大逆不道”，那并不是什么坚持原则，而是思想僵化的一种特征。
当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有些基本政策也要保持相对的稳定，不能把不该变的东西随意改变。
拿农村的情况来说，有些农村经济政策有了变化，这是必要的，实践效果也是好的，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并没有变，核算单位也没有变，农村的基本政策仍然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
前些时候在推行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这一正确作法的过程中，极个别地方把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也变了，那是不慎重、不妥当的。
但是，这是极个别的执行中的问题，不是主流，而且一经发现，便及时纠正，这正体现了党的政策的原则性，同样不存在什么“偏”的问题。
既然政策、口号可以变，三中全会以来一些政策、口号也变得对，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又会产生种种疑问和担心呢？
说到底，是思想还没有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还没有从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变过来。
情况变了，思想没有跟着变，主观脱离了客观，不理解是不足为怪的。
过去，天天喊反修防修，人们老是担心中国变修了。
这种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
但是，什么是修正主义？
有的同志并没有弄清楚，甚至至今仍把是否“句句照办”看成变不变修的标准。
于是，一听到过去没听过的提法、口号，一看到过去没实行过的政策，便以为是变修了。
这说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使我们的思想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仍然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作者：刘汉中
栏目：思想战线漫谈解放思想
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人，往往对初兴之事看不惯。
鲁迅曾经尖锐地批评那些安于旧现状的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
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搞四化，是中国历史上的头一回。
党中央为加速四化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许多是书上没写过，过去没干过的，是解放思想的成果，也可称作“初兴之事”吧。
对于这些初兴之事怎么看？
是热情支持、大力扶植，还是疾首蹙额、求全责备？
这是人们在新长征中都在经历的考验。
初兴之事既是“初兴”，所以难免不完善，有缺点。
然而，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尽善尽美的事情？
看清形势，热情对待“初兴之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促使它们克服缺点，使之更加完善起来，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作者：钟广成
栏目：思想战线漫谈解放思想
话剧《陈毅出山》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西安事变”后，陈毅同志向游击队司令韩山河传达党中央关于停止内战、联蒋抗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
由于韩山河与党隔绝了三年多，不了解世事变化情况，对这个英明决策极不理解，因而苦恼地说：“我想不通啊！”
今天，类似韩山河这种“想不通”的现象也是有的。
党中央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四化建设。
有的同志对此也“想不通”，个别人甚至由“想不通”发展到怀疑三中全会的精神。
这些同志可以从韩山河身上找找自己的影子。
韩山河对联蒋抗日的方针“想不通”，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还停留在三年多以前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内战阶段；
我们有的同志对党的现行政策“想不通”，原因之一也是思想还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还是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习惯了的眼光观察问题。
韩山河在陈毅同志的耐心帮助下，从“想不通”变成“想通了”，后来成了一个很好的同志。
一些同志对党的方针政策“想不通”，相信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也一定会“想得通”的。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象韩山河虚心接受陈毅同志的帮助那样，认真学习，深入思考，具有使自己的思想迅速跟上时代步伐的强烈愿望。
栏目：思想战线漫谈解放思想学习信箱
按：
过去，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我们曾批判过斯大林同志的观点，现在该怎么看？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来作具体的分析。
一九三六年，苏联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基本任务。
这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作了《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重要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由于苏联经济方面发生了这些变化，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大家知道，地主阶级已经因国内战争胜利结束而完全消灭了。
其他剥削阶级也遭到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命运。
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
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
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
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
“剩下了工人阶级。
“剩下了农民阶级。
“剩下了知识分子。
“可是，如果以为这些社会集团在这一时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譬如说，如果以为他们还是象在资本主义时期一样，那就错了。”
（《列宁主义问题》第六○二——六○三页）
过去，我们对斯大林同志的上述观点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他过早地宣布了在苏联没有阶级，犯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错误，甚至认为斯大林同志“一言丧邦”的就是这些话。
那么，今天到底应当怎样看呢？
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审查我们以往的认识，全面地分析和看待斯大林同志的这些观点。
首先应当肯定，斯大林同志从业已发生巨大变化的苏联社会实际情况出发，作出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结论，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斯大林同志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苏联的社会阶级斗争的认识，有明显的不够的地方。
第一、斯大林同志在提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的时候，没有同时指出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着阶级斗争。
第二、斯大林同志没有明确看到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不仅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存在着阶级斗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以上两个方面的错误倾向，时间很短，当时在实践中并没有造成什么危害。
第三、应当指出，到了一九三七年，斯大林同志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
他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这篇报告中说：“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就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这种估计显然不那么符合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发展的总趋势。
斯大林同志所以犯这样的错误，就是因为他严重地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样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把党内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即反对派当作阶级敌人，从而导致了三十年代末期后果严重的肃反扩大化。
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一向十分重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强调我们应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写到：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以后，无产阶级对于国内的反革命残余的斗争虽然还是必要的，但“不应该象斯大林那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而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的发展”。
这一批评，无疑是正确的。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科学论断，既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又是以斯大林同志的经验教训为借鉴而作出的，同样也是正确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
我们应当承认，过去对斯大林同志的批评是有错误的。
斯大林同志一九三六年关于苏联国内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的结论，这本来是正确的，而我们却认为斯大林同志在思想上陷入了“阶级斗争熄灭论”，从而把我国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强调到了违反客观实际情况的程度，这显然是不对的。
另外，我们虽然看到了并且指出过斯大林同志在实践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我们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吸取人家的教训，而是犯了同斯大林同志类似性质的错误。
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更把这种错误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离开了我们党对阶级关系变动后阶级斗争趋势的科学估量和处理阶级斗争问题的正确政策。
在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同时，又展开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
以后，这类阶级斗争又在不断进行，使党和国家多年处于激烈震荡和颠簸之中，人民内部长期不能团结，整个国家长期不得安定，从而造成了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人们思想的严重混乱，群众积极性的严重受挫，民族元气的严重损伤。
沉痛的教训说明：科学地、如实地分析和估量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状况，正确地对待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也是关系到能否真正做到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问题。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大胆果断地拨乱反正，根据新的情况，对我国内部的阶级状况作出了符合实际的结论，提出了处理阶级斗争问题的新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那种指责我们党现行的路线和政策是右倾的人，恰恰是那些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的禁锢中没有解放出来的人。
作者：欧阳涛崔庆森张绳祖李淳
栏目：思想战线漫谈解放思想
十三、什么是妨害婚姻、家庭罪？
怎样正确认识保护军婚的规定？
我国刑法分则第七章规定了妨害婚姻、家庭罪。
它主要包括：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重婚罪、破坏革命军人婚姻罪、虐待罪、遗弃罪、拐骗儿童罪等。
婚姻、家庭问题不仅直接关系着个人的婚姻美满、家庭幸福，而且关系到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同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作斗争，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增强人民内部团结，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实行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男女的婚姻自由得不到任何保障，“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通常的形式。
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青年男女因为得不到婚姻自由而终身痛苦，甚至含恨丧命。
在家庭里，妇女是家庭的奴隶，一切由男子说了算，实行封建家长制的统治。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旧的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实行了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民主团结、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
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统治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加上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反映在婚姻、家庭问题上，至今还有些父母包办强迫儿女的婚姻，甚至以暴力干涉他们的婚姻自由；
有的人道德败坏，玩弄女性，与人重婚，破坏他人的家庭；
还有的人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特别是对年老、患有疾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本来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
这些人的不法行为，会使受害人思想苦闷，甚至因生活无着或者不堪忍受虐待而悲观厌世，造成悲惨的自杀事件。
它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破坏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败坏了社会公德，危害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因此，我们必须同妨害婚姻、家庭的行为作斗争。
对于那些严重破坏婚姻、家庭，已构成犯罪的人，要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依法给以制裁。
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还对保护军人婚姻、家庭作了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保护军人婚姻的主要方法是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共产主义道德观念的教育和拥军优属、尊重革命军人、巩固人民军队的教育。
但是，运用刑法同破坏军人婚姻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作为革命军人，要珍惜国家对我们婚姻、家庭的保护，要用社会主义原则模范地处理好自己的婚姻、家庭问题。
要树立无产阶级的恋爱观、婚姻观，尊重、爱护自己的配偶，经常同自己的爱人保持通信联系，鼓励她（他）们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从政治上帮助她（他）们不断进步，教育她（他）们尊敬、赡养老人，抚养教育好子女，搞好家庭关系。
如果发生了破坏自己婚姻、家庭幸福的事情，不要自行处理，而应当依法行事，依靠地方人民政府和法院给予解决，对破坏军婚的犯罪分子以严肃的法律制裁。
十四、什么是渎职罪？
我国刑法对渎职罪有些什么规定？
渎职罪又叫职务上犯罪，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权违法乱纪，或者玩忽职守，严重不负责任，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这类犯罪，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方便才能构成。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不是利用职务上的方便，或者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犯罪，则不能按渎职罪来处理。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第八章的规定，属于渎职罪的主要有：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罪；
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或者介绍贿赂罪；
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保密法规，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
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
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罪；
司法工作人员违反监管法规，对被监管人实行体罚虐待罪；
司法工作人员私放罪犯罪；
邮电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等等。
渎职罪除这一章规定的以外，还根据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侵害的对象不同，而分别规定在其他章节中。
例如：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就有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犯走私、投机倒把罪；
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就有国家工作人员对人犯实行刑讯逼供罪，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等实行报复陷害罪；
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就有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罪等等。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是按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人民服务的。
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不能利用职权谋私利。
应当看到，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严格要求自己，廉洁奉公，遵守党纪国法，不徇私情，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多年来的干扰破坏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有的干部利用人民给予他的权力，鲸吞国家财产、接受贿赂；
有的压制民主，对控告人实行打击报复，极其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崇高威信。
对这种罪犯如果不绳之以法，不足以平民愤，也不可能调动人民群众建设四化的积极性。
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进行犯罪活动，必须追究刑事责任。
当然，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处理，首先必须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即划清渎职罪与行政违法的界限。
凡是危害性小，情节较轻的，是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应采取批评教育、纪律处分或者行政处分，以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加强法制观念。
凡是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则采取打击少数，争取多数，区别对待的原则，根据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依法惩处。
为此，刑法对渎职罪的处理，规定了拘役、徒刑等各种不同的刑罚。
同时也规定，对于“情节轻微的，可以由主管部门酌情予以行政处分”，也就是不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进行犯罪，比普通公民进行犯罪的危害性大，影响更坏，因而刑法也规定了“从重处罚”的条文。
（全文完）
欧阳涛 崔庆森 张绳祖 李淳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王震、乌兰夫、吴德、胡耀邦、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彭真、廖承志、肖劲光、谷牧、薄一波、姚依林、沈雁冰、张冲、刘澜涛、陆定一、王昆仑、林乎加、贾庭三等同志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新华社、教育部、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中共河北省委和省革委会、中共北京市委和市革委会、政协北京市委员会也送了花圈。
灵堂上还有邓拓同志生前友好送的许多挽联、挽诗。
李先念、胡耀邦、彭真、薄一波、姚依林、刘澜涛、王昆仑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
邓拓同志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追悼会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致悼词。
悼词说，邓拓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干部、老同志，是我们党的事业、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宣传事业的一大损失。
悼词说，邓拓同志是福建闽侯县人。
他青年时代就献身革命，一九三○年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冬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蒋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前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进入晋察冀边区，先后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党报委员会书记、《晋察冀日报》社长、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长等职务。
邓拓同志在北京解放后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一九五○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一九五八年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同时负责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
一九六○年起，他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
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悼词说，邓拓同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新闻宣传事业。
他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近三十年之久，终生紧握战斗的笔，积极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党的新闻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悼词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邓拓同志在晋察冀边区出生入死，团结同志，一手拿枪，一手握笔，在游击战中坚持“八头骡子办报纸”。
他在火线上背着印刷机打游击，在炮火下写文章，坚持办铅印报纸，这在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史上，也是罕见的。
邓拓同志和他的战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四四年，在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邓拓同志主持编辑印刷的《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同志的选集，在当时对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拓同志继续战斗在新闻第一线。
在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期间，他忠实地听从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指挥，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
他一贯遵循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和方法，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歪风邪气。
邓拓同志在办报刊和宣传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不做“新闻官”，永远是一名多产的普通的编辑、记者。
他在传播新闻工作经验和培养新闻干部方面，也是卓有成绩的。
邓拓同志在北京市委工作期间，同市委负责同志团结在一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政治立场坚定。
他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理论工作和理论队伍的建设，注意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发展各种文化事业，对首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悼词说，邓拓同志博学多才，成就是多方面的。
他于一九五五年被中国科学院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
他在历史学研究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和成果。
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等杂文是较好的随笔作品。
悼词说，邓拓同志平易近人，作风正派，光明磊落，团结同志。
他对敌斗争坚决，在工作中勇于承担责任。
他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实际，带头调查研究，他是执行党的三大作风的模范。
林乎加同志致悼词后，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邓拓同志的夫人丁一岚等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群众团体、中共北京市委和市革委会的负责人，邓拓同志生前友好，首都新闻界以及各界人士和群众代表，共一千多人。
追悼会后，邓拓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邓拓同志遗像 新华社稿
图为邓拓同志追悼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栏目：点将答卷
一、今年我国农村夏粮丰收说明了什么？
对本报八月十一日《点将台》提出的两个问题，所点单位五一○四七部队九十二分队和五五一二一部队四十七分队的同志都作了认真讨论和回答。
现将他们的答卷和择优选出的八三二二三部队六十一分队方向、八六六九一部队二大队田戈、八一三二七部队八十一分队曲绍民、八三一一四部队二分队杨正清、常正元等同志的答卷综合如下：
答：今年我国农村在战胜了多种自然灾害以后，全国五亿多亩夏熟作物喜获丰收，油菜籽的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去年增产一成以上，小麦等夏粮作物的总产量达到六千四百九十多万吨，比大丰收的去年增加五百五十多万吨，增长率为百分之九点四。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正确，显示了党在农村的现行政策，特别是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的巨大威力。
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旗帜鲜明地恢复和巩固我国农民作为工人阶级可靠同盟军的地位，在广大农村造成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夺取今年夏粮丰收的重要的政治基础。
今年我国夏粮丰收的又一重要原因，是党的现行农村政策切实保障农民在政治、经济、生产上的民主权利，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使广大农民重新成了土地的主人。
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实行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的生产责任制，使生产的好坏直接同社员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也是今年夏粮丰收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我国夏粮丰收，也是贯彻党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从各方面大力加强农业的结果。
二、为什么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巩固我国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全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也是正确进行新时期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也是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障全体人民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栏目：点将台
请五三六○○部队六十分队、五二四一四部队七十分队组织讨论和回答下列问题：
一、两个超级大国加紧争夺世界霸权，使战争危险的因素继续增长，你们是怎样理解这个问题的？
请通过一些事实简要加以说明。
二、阿富汗反政府武装斗争的发展，为什么会引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惊慌不安？
新华社哈瓦那九月四日电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在今天上午的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发言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反对集团政策和外国统治；
反对形形色色的政治和经济霸权。
我们从来不同意充当任何人的橡皮图章或后备军，因为这同不结盟政策的实质是不相容的。”
铁托总统在他的长篇发言中详尽地谈到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和它应该遵循的固有原则。
他说：“进一步肯定不结盟政策的固有理则并在这一基础上加强不结盟运动的团结、统一和行动能力，这是我们的持久利益所在和当前的战略目标。
这是我们今后行动的可靠的指导方针。”
铁托总统谈到了不结盟运动在过去十几年中取得的重要成就。
他说：不结盟运动“已经成为为争取世界和平与稳定、为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而斗争的一支真正的力量”。
谈到当前的国际形势，南斯拉夫总统指出，世界距离真正的和平还很遥远，因为今天的和平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稳定的，尽管在他看来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减少了。
关于中东问题，铁托总统说，以色列依然坚持它对阿拉伯国家领土的侵略和占领。
多年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一直被阻止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的关键。
不解决这个问题，整个地区就不可能有公正的和平或持久的安全。
铁托总统对东南亚危机的恶化和武装冲突的发生表示担忧。
他说：“首先，我们决不能听任外国通过军事干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各国人民。
这种行径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不结盟政策是完全不相容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解决危机的途径是从他国领土上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尊重那个地区各国的独立、安全与和平发展。”
铁托总统指出，缓和国际关系紧张局势的进程陷于严重的停滞状态中。
其主要弱点在于它仍然受到集团利益的限制。
这种情况产生新的对抗的危险，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关于欧洲局势，他指出：“除非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得到确保，欧洲就不可能在和平和安全中生活。”
在这方面，他表示支持为建立地中海和平区和在印度洋，拉美以及其它地区建立这种和平区的努力。
铁托总统呼吁不结盟国家展开坚持不懈的斗争，排除主要工业大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抵制，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铁托总统说，不结盟运动也遇到某些困难。
其中，“有些困难是外来影响和形形色色的方针造成的，而这有可能产生使运动分裂的危险”。
铁托总统呼吁不结盟国家和平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
他说：“不结盟国家之间的任何冲突都会为外国干涉打开大门。”
铁托总统呼吁在不结盟运动内部进一步发展民主关系。
他说：“我们必须树立民主和解和达成一致的范例。
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谋求新的工作方法以及新的作出决定和采取联合行动的方式。”
他说，协调局“必须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来进行协调和采取反映整个运动的选择和立场的倡议”。
铁托总统呼吁不结盟国家显示相互谅解和尊重，完全平等，协调分歧的良好愿望以及深切的团结一致的观念。
他最后说：“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我们所共有的一切和使我们联合在一起的一切。
我们必须努力反对任何分裂我们的事情，抵制把外来的利益塞进我们队伍的一切企图。”
据新华社九月五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四日向卡特总统汇报了他最近对中国的访问。
卡特总统宣布他接受了华国锋总理的邀请，将于明年访问中国。
蒙代尔副总统对卡特总统说，“我认为我们这次访问极其成功”。
卡特总统说，“我将设法在明年内安排一个时间”访问中国。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九月四日电 比利时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保罗·范登博埃南四日晚设宴招待正在这里进行访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及其一行。
范登博埃南在祝酒词中说，中国客人的访问将有助于增进两国军队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也将为符合双方利益的合作，为捍卫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王尚荣致答词说，他此行是中国军队领导人对比利时的第一次访问。
他相信这次访问“将为增进相互了解、发展友好关系和双边合作起良好的作用”。
比利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和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康矛召等出席了宴会。
栏目：简明新闻
中尼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圆满结束
中国尼泊尔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圆满结束。
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经过充分协商，已就全部问题达成了协议。
联合检查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曹胜功和尼方首席代表比什瓦·普拉丹于九月三日在本次会议会谈纪要上签了字。
秘鲁一些工会和政治团体领导人绝食
利马消息：据此间《晨报》九月四日报道，秘鲁三十几名工会和政治团体领导人自九月三日起开始不定期绝食，以表示对罢工教师的支持。
据报道，绝食者们要求政府释放被捕教师、恢复被解雇的教师的工作并支付教师罢教期间的工资，以圆满解决教师长期罢教的问题。
越南当局加紧向柬埔寨增兵
《曼谷邮报》九月五日报道，据泰国军方“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越南当局在柬埔寨加紧进行军事集结，表明了它要对柬埔寨军队发动新的进攻。
这则报道说，越南在两周的时间里派遣了三个多作战师到柬埔寨。
报道还说，越南在老挝北部也部署了新的作战师。
同时，苏联直升飞机将武器从万象运到北卡定，然后从那里再运送给在柬埔寨的越南军队。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伦敦九月四日电 国际战略研究所四日在伦敦发表的“一九七九——一九八○年军事均势”报告中指出，尽管签订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超级大国的（军事）能力还将继续增长。
人们必须记住，苏联是采取攻势，而北约是处于守势。
报告说，在战略武器方面，目前美国拥有一千零五十四枚洲际弹道导弹，而苏联拥有一千三百九十八枚。
苏联正在用更准确的能携带大量弹头的发射系统取代了较老的陆基导弹。
至少有二百三十枚新式洲际导弹（SS—17、SS—18和SS—19）已取代了老一代的SS—9S和SS—11S。
苏联舰队又增加了一艘新的D级核动力舰队弹道导弹潜艇，现在共拥有五艘D级2型、九艘D级3型非常现代化的大型核导弹潜艇。
报告说，由于在生产和部署新战略武器系统上的落后，再加上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所规定的新的限制，美国将需要八年到十年的时间，才能把陆基威慑力量恢复到不受损害的程度。
报告说，在常规武装力量方面，去年美国共有陆军二百零二万二千人，而苏联则拥有三百六十五万八千人。
现已证实苏联新建了四个师（一个坦克师，三个机械化步兵师）。
苏联坦克数目从一九六七年的三万四千辆增加到五万辆。
第二艘基辅级的航空母舰“明斯克号”已服役并参加了苏联太平洋舰队。
苏联空军不断得到相当数量的新式战术飞机。
报告在谈到北约和华约组织之间的军事均势时警告说：“苏联在继续部署SS—20机动中程弹道导弹，如果北约的战区核力量不增加或不使之现代化，就将极大地改变双方之间的均势，而有利于华沙条约组织。”
国际战略研究所是一九五八年在伦敦建立起来的，是专门研究世界安全、防御和军备控制的中心，有五十个国家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