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文化和水力发电两个协议在京签订
华总理出席签字仪式 邓副总理和蒙代尔副总统签署并致词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邓小平副总理和蒙代尔副总统今天下午在这里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1980年和1981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和中美两国政府水力发电与有关的水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
华国锋总理出席了签字仪式。
他对这两个文件的签订表示热烈祝贺。
签字完毕，出席仪式的中美双方人士热烈鼓掌。
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具体规定了明后年中美之间在文化艺术、教育、广播、图书资料、园林和建筑、文化考察、体育、社会科学、翻译出版等方面的交流项目，以及财务规定。
水力发电和有关的水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规定：
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促进和建立双方在水力发电和有关的水资源利用领域内的合作活动，并对具体合作活动作出适当安排，予以鼓励和提供方便。
根据议定书，合作活动包括双方交换和提供情报，共同从事试验和研究，互派专家和培训技术人员，以及提供规划、工程设计、技术问题的咨询和施工管理等。
邓小平副总理在签字仪式上致词说，这两个协议的签订，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又一新成果。
这两个协议必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增进两国之间在文化、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
他指出，蒙代尔副总统这次来访，又使中美关系向前推进了一步。
对此，中美两国人民肯定是会感到高兴的。
蒙代尔副总统说，今天下午签订的这两个协议将使两国之间的关系获得新的推动力。
他说，这两个协议将加强美中之间的纽带并有助于使两国之间经济合作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蒙代尔副总统说：
“对我们两国来说，一个更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国将对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图片）
华国锋总理出席中美文化交流执行计划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新华社记者摄

人民大会堂已对外开放
07月15日以来接待了二十一万人参观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人民大会堂从07月15日起对外开放，供人民群众参观。
到目前为止，已接待观众二十一万人，其中外宾、华侨、港澳和台湾同胞有四千六百多人。
参观过的外国朋友说，人民大会堂确实是一座非凡的大厦，我要告诉我熟识的人，到中国一定不要忘记参观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是首都宏伟的建筑物之一。
它的设计，突出了人民性，庄严雄伟，适宜群众集会活动。
大会堂里采用无梁柱结构的万人大礼堂，气魄宏大。
宽敞的宴会厅，可举办五千个坐席的盛大宴会。
三十个以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湾省的名称命名的休息厅，都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或独特的民族风格。
目前，大会堂的主要部分，包括九个厅、室，都向参观者开放。
参观时，有专人导游、讲解。

华国锋总理会见蒙代尔副总统
愉快地接受了卡特总统提出的访美邀请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华国锋总理今天愉快地接受了访问美国的邀请。
这个邀请是卡特总统给华国锋总理的信中提出的。
今天下午，华总理会见蒙代尔副总统时，蒙代尔副总统转交了卡特总统的信。
华总理表示，他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美国。
华总理也邀请卡特总统在他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中美两国领导人今天的会见持续了两个小时。
据有关人士透露，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问题和发展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位领导人表示，双方将为推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在广泛的领域内进行合作。
谈话前，华总理同蒙代尔副总统和夫人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一起照了像。
参加谈话的美方人员还有：
美国驻中国大使伍德科克，副总统办公室主任理查德·莫，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戴维·艾伦，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丹尼斯·克利夫特，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工作人员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等。
参加谈话的中方人员有：
外交部长黄华、副部长章文晋，中国驻美国大使柴泽民等。
（附图片）
华国锋总理会见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
新华社记者摄

各级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探索农业内部关系
贵州确定治山造林保水保田
据新华社贵阳08月28日电新华社记者刘扬琛报道：
贵州省第1次把治山造林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
中共贵州省委已经确定：
在贵州调整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要把治山造林摆在同治水、改土同等重要的地位。
贵州省是在大批干部下到山区农村探索了贵州由穷变富的道路，并在总结了贵州近三十年来发展农业的经验之后，作出上述决策的。
各级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贵州农业内部比例失调的情况是严重的。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这“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许多干部两眼盯着“一分田”而忘掉了“八山一水”，甚至为抓“一分田”而破坏了“八山一水”，从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贵州必须重视治山造林的一个明显例子是，今年上半年全省大多数地区严重干旱，而省委第2书记池必卿等05月下旬来到黔北山区调查时发现，在林木葱郁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盛产杂竹的铜仁六龙山，以及楠竹著名产地赤水县尖山，因为植被面积大，小区气候好，仍然风调雨顺，流水潺潺，林业对农业发挥了非常明显的保障作用。
相反，在森林、草坡和水面遭受严重破坏的地方，土地越来越瘠薄，石头越来越大越多，旱涝灾害频繁，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
省委从这些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中，从“天无03日晴”到“三年两旱”的变化中，加深了对发展林业重要性的认识，决心用治好“八分山”来保住“一水一分田”。
在贵州如何发展林业生产？
省委认为关键是封山育林、封山护林，把现有的山林保护好。
因为这里的气候、雨量、土质适宜林木生长，有的社队封山育林十年，森林覆盖率就可以达到百分之六、七十。
这样，可以不花或少花投资，而收到较好效果。
为此，要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毁林开荒、放火烧山、铲草皮作肥料等落后习惯，要加强护林防火工作。
在搞好封山护林的基础上，要狠抓人工造林。
省委强调要把发展用材林和经济林结合起来。
根据山区的经验，在发展经济林的山顶和山脚种植一些用材林，有利于控制水土流失。
贵州省是油桐、油茶、生漆、乌桕、棕树等经济林木的重要产地，各社队只要从当地条件出发，各具特色地发展一两项大宗的经济林，就能很快地改变穷困面貌。
贵州宜牧草坡约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但目前载畜量很低。
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省委强调要充分利用草坡，大力发展草食动物。
西部高寒地区要发展绵羊，其余地区凡是有条件的要发展山羊。
全省各地都要积极发展牛和兔。
省委针对贵州劳力多、耕地少、粮食占有量低的情况，还提出今后要逐步增加复种指数，努力提高单产，因地制宜地多种植些夏收作物。
同时，根据实际可能，调整好农业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适当地确定农田基本建设的规模，而且要把林业放到重要位置上来。

新长征火炬接力队伍经延安抵西安
将于09月12日到达北京
新华社西安08月28日电第4届全运会新长征火炬接力队伍27日到达西安。
这支火炬队伍是由宁夏进入陕西境内的，于25日到达延安。
延安是中国革命根据地之一，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这里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火炬队伍到达延安后，26日在杨家岭举行了五千人的大会，陕西省和延安地区的负责同志到会并讲了话，新长征突击手、延长油矿四零三钻井队队长王景芳接过火炬。
会后，青年们举行了火炬接力跑。
火炬于07月01日在上海点燃后，这支火炬队伍先后经过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甘肃、宁夏、陕西十一个省、市、自治区，途经井冈山、韶山、百色、遵义、重庆，跨过金沙江、大渡河，穿过雪山、草地，再过腊子口、六盘山，行程已近一万公里。
火炬队伍于明天从西安向山西进发，将于09月12日到达北京。

蒙代尔副总统在京举行告别宴会
蒙代尔副总统祝酒时指出，他的访问为八十年代美中关系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副总理祝酒时说，双方之间的会谈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美国副总统沃尔特·弗·蒙代尔和夫人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宴会。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余秋里，外交部长黄华，外贸部长李强，水利部长钱正英，文化部长黄镇和夫人，中国驻美国大使柴泽民和夫人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蒙代尔副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先后在宴会上祝酒。
蒙代尔副总统在祝酒时指出，他的访问为八十年代美中关系奠定了基础。
他说，他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开诚布公和轻松的，平等和互相尊重的。
他提议为美中两国人民的持久友谊干杯。
邓小平副总理在祝酒时说：
蒙代尔副总统在北京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访问。
双方之间坦率而有益的会谈增进了相互了解，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他说，这次访问加强了我们的信念：
只要双方严格执行中美建交协议的原则，坚持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平等互利，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会朝着两国人民所希望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
在此情况下，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邓小平副总理说，实践将会证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富有生命力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他请蒙代尔副总统回国后向卡特总统转达华国锋总理以及他本人的问候，并向美国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务院有关部门、全国妇联、对外友协、外交学会、贸促会、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等单位的负责人，以及访问过美国的各界人士等。
美国驻中国大使伍德科克和夫人以及蒙代尔副总统的其他随行人员，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邀请来中国任教的美籍学者，出席了宴会。
今天，蒙代尔副总统的夫人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蒙代尔副总统在京举行告别宴会
蒙代尔副总统祝酒时指出，他的访问为八十年代美中关系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副总理祝酒时说，双方之间的会谈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美国副总统沃尔特·弗·蒙代尔和夫人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宴会。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余秋里，外交部长黄华，外贸部长李强，水利部长钱正英，文化部长黄镇和夫人，中国驻美国大使柴泽民和夫人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蒙代尔副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先后在宴会上祝酒。
蒙代尔副总统在祝酒时指出，他的访问为八十年代美中关系奠定了基础。
他说，他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开诚布公和轻松的，平等和互相尊重的。
他提议为美中两国人民的持久友谊干杯。
邓小平副总理在祝酒时说：
蒙代尔副总统在北京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访问。
双方之间坦率而有益的会谈增进了相互了解，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他说，这次访问加强了我们的信念：
只要双方严格执行中美建交协议的原则，坚持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平等互利，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会朝着两国人民所希望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
在此情况下，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邓小平副总理说，实践将会证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富有生命力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他请蒙代尔副总统回国后向卡特总统转达华国锋总理以及他本人的问候，并向美国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务院有关部门、全国妇联、对外友协、外交学会、贸促会、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等单位的负责人，以及访问过美国的各界人士等。
美国驻中国大使伍德科克和夫人以及蒙代尔副总统的其他随行人员，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邀请来中国任教的美籍学者，出席了宴会。
今天，蒙代尔副总统的夫人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谭启龙同志到海南牧区同干部群众讨论加强牧区建设措施
加速发展畜牧业让牧民尽快富起来
据新华社西宁08月28日电中共青海省委第1书记谭启龙从07月下旬到08月初到海南藏族自治州牧区进行调查研究，同当地基层干部和群众探讨了加速发展畜牧业生产问题，并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几项措施。
青海省是我国的五大牧区之一，全区有五亿亩可利用的草原，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谭启龙同志这次在海南走访了一些牧区县、人民公社和国营牧场，感受颇深。
他最近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青海发展畜牧业的潜力很大，完全有条件让牧民尽快地富起来。
在谈到如何使牧民尽快地富起来时，谭启龙同志说，从他这次实地调查的情况来看，青海牧区尽管现在的生产力很低，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自然灾害频繁，草原建设没有大规模地开展，但牧民的生活水平还是比全国农业社员的平均水平高。
如同德县每个社员去年从集体分配部分的平均收入是一百四十元，贵南县是一百四十八元，每个劳动日值一般都在一元以上。
机械化水平比较高、草原建设已有一定基础的国营贵南牧场，去年每个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将近八千元。
如果牧民普遍达到国营牧场的生产水平，生活就很富了。
谭启龙同志和基层干部算了一笔帐：
随着人工草场的建设，再加上其它一些措施，如果全省每年冬春少死一百万只羊，即可增加四千万斤羊肉；
每年宰杀的一百万只羊，如能在秋肥时及时屠宰，又可增加羊肉一千万斤。
仅此两项，每年可增加商品肉五千万斤，使每个牧民平均增加收入二十五元。
谭启龙同志说，由此可见，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所说的“青海地广人稀，资源丰富，潜力很大，大有希望”，是完全正确的。
谭启龙同志说，关于如何加强牧区建设，提高畜牧业商品率的问题，他和州、县委干部进行了讨论和研究，一致认为在最近几年内，应分别不同情况，着重抓好以下几件事：
一、进行土壤普查。
要组织力量对本地区的天然草场进行普遍地、系统地调查研究，制定以基本草场为中心的综合治理规划。
二、有计划地建设人工草场。
这和农田基本建设一样，是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要在气候比较温暖、水利条件较好的地方，建设高产稳产的饲草饲料基地。
和种粮食一样，种植优良牧草，逐步做到每头牲畜有一亩基本草场。
在建设人工草场的同时，建设牧民定居点，逐步做到每个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的牧民有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使牧民的文化、教育、卫生和商品供应等条件得到改善。
三、保护天然草场，合理利用大量自然生长的牧草。
通过四季轮牧，掌握适当的载畜量，使牧草得以休养生息，防止草原退化，并防治鼠虫害。
四、处理好牧业、农业、林业三者关系。
在牧区要坚决贯彻以牧为主的方针，但不能搞单一经济。
在有条件的牧区，要生产一定数量的粮食和油料。
坚持种植业为畜牧业服务，两者又互相促进。
坚持精耕细作，防止滥垦草原。
同时，在不与牧业争地的情况下，大力植树造林，建立防护林带，以林育草，林牧结合，促进畜牧业发展。
五、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品种改良和逐步实现畜牧业机械化。
当前科研的重点，一是改良畜种，二是培育优良牧草，三是检疫防病。
畜牧业机械化，当前主要解决建设人工草场急需的种草、收割、运贮、加工的机械，和解决就地宰杀牲畜的冷藏、运输以及小型加工的机械设备。
六、改变畜群结构，提高适龄母畜比例，适时屠宰肉畜，提高商品率。
根据目前草原载畜情况，不宜再以年终存栏数、净增率作为衡量草原畜牧业生产力的指标，应主要考核畜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商品率。
因此，必须对每年新产仔畜中的母畜全部保留，作为后备母畜；
对适龄母畜进行保护；
除选留适量的种公畜外，其余公畜全部阉割、育肥、宰杀，并逐步试行屠宰当年育肥的公羔。
同时有计划建设畜牧业基地，作为畜牧业现代化试点。

为了增产粮食
——福建农业科学家刘中柱和“球肥深施”法
去年09月，在菲律宾举行的国际“氮与水稻”学术讨论会上，中国专家刘中柱的报告吸引了来自二十三个国家的九十多位科学家。
他的报告刚结束，人们纷纷上前向他表示祝贺，对他在报告中介绍的提高化肥利用率有显著增产效果的施肥新技术——“球肥深施”的科研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国际肥料发展中心副主任斯登戈博士说：
“我们正在对化肥造粒与深施技术进行研究，想不到你们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进展。”
最近，斯登戈还给刘中柱写信说，他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看到福建农科院送给该所的球肥机和深施机很感兴趣，认为这个技术有可能在国际著名产稻国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得到应用。
这位深受欢迎的中国专家刘中柱，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土肥研究所所长。
他之所以在科研中取得这样的进展，是因为他有着对科学的献身精神和惊人的毅力。
他今年已经四十九岁了，还在农学院当学生和研究生的时候，就立志要为加快我国农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可是，在林彪、
“四人帮”摧残科学、毁灭人才的那些岁月，他被批判审查了好几年，直到1970年夏天，才被宣布“解放”。
那时农科院撤销了，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无影无踪了，连自己的书籍和资料也下落不明。
怎么办？
他坚信生产需要科学技术，群众需要科学工作者。
于是，他来到了位于福州远郊的岭头公社贵洋大队吾洋生产队，决心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农村。
刘中柱到了这里，白天，他同社员一起，顶着烈日，在稻田里除草、治虫。
晚上，他不顾疲劳，向社员传播科学种田的知识。
他在劳动中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同时帮助生产队落实科学种田的措施，解决生产中的一些问题。
这年晚季，他和一位农民技术员在一丘串灌田里做了一个水稻不同密度和肥料关系的对比试验。
结果发现，即使一亩田追下二十多斤尿素，一个多月后，稻株照样封不了行，禾苗依旧又黄又瘦。
这说明，山区串灌田，化肥随水流失相当严重，化肥利用率不高。
如何提高化肥的利用率呢？
刘中柱记得以前读过的一些文章里，提到别的国家正在研究扩大化肥肥效的问题；
他又想起福建山区有些地方插秧时，把秧根粘上草木灰猪牛粪等以增加肥效。
看来，要做到科学用肥，改化肥表施为深施是一条路子。
要闯出这条路子对刘中柱来说并不容易。
他原是从事生理生化基础科学研究的，对土壤肥料这门学问还不够熟悉。
而要解决提高化肥利用率的问题，必须掌握这门学问。
刘中柱靠坚强的毅力，迎难而进；
研究资料，勤做实验，取得了化肥深施的许多科学数据。
接着又研究出把化肥做成球粒，施到二寸左右深度的土壤中去的“球肥深施”法。
这种施肥方法可以防止肥料挥发流失，能把化肥集中施在根系吸肥最有利的部位，扩大作物吸收范围。
这样可提高化肥利用率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提高作物产量百分之十至十五。
在试验推广球肥深施的地方，他听到社员群众反映说：
“球肥深施好是好，就是太费工，种田人又多了一次弯腰。”
这说明，要把球肥深施真正应用于生产，靠笨重的手工造粒与深施是不行的，必须解决机械造粒和机械深施的问题。
省农科站土肥组对要不要搞造粒机械、深施机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的认为这是不务正业。
有的认为机械这玩意我们不懂，怕吃力不讨好。
刘中柱说：
“我们搞农业科学研究，要为生产服务，不攻下机械造粒这道关，球肥深施就难以推广。
我们对机械虽然是外行，可以向内行请教呀！”
他终于说服了大家，把研制球肥造粒机与深施机作为全组的主攻课题。
他们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成功地研制出球肥造粒机。
试验结果，这种机具比手工造粒提高工效上百倍。
经过几年来的不断试用改进，现在已经定型成批生产。
目前，福建省已拥有球肥造粒机、深施机六千多台，还为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提供了四百多台样机和八百多份图纸。
刘中柱和他领导的土肥所为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化肥深施作出了贡献。
现在他们正在进行多元素复合球肥造型和深施的研究。
荣誉不负攻关人。
去年，球肥深施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了成果奖。
国际水稻研究所现在已开始仿制试用这两种机具。
目前，刘中柱和土肥所的同志们，正在向土肥研究领域的另一座高峰——“周年养萍”挺进。
刘中柱说：
“球肥深施是节流，周年养萍（即在同一块稻田里将红萍与水稻进行较长时间套养）是开源；
解决好肥料的开源和节流问题，是四个现代化对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要求，也是我们土肥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报记者肖辉家

南京、无锡、苏州加强对闲散人员的组织领导
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重新活跃起来
据新华社南京电新华社记者张力、姚燕戈、魏辅政报道：
最近，在江苏省南京、无锡、苏州三个城市，多年来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又重新活跃起来。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花色品种多样，经营方式灵活。
有的穿街走巷，上门服务；
有的随到随修，立等可取；
有的加工费和修理费按件议价，双方还可以讨价还价，做到双方满意。
盛夏季节，大人小孩都喜欢戴顶草帽遮遮烈日。
可是在国营商店里，大都是几十年不变的老式样，缺少新颖的款式。
我们在苏州的街头上却看到了另一种景象，一些做工精巧、色彩鲜艳的草帽十分畅销。
有人说，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就会钻这种空子，做冷门生意。
我们看这正好是发挥了他们的长处。
他们为调节市场补充了各种小商品，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把市场搞活了！
有些事情，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不易办好，个体户可能办得好些。
无锡就有一个例子。
居民都喜欢吃螺丝，过去是由个体商贩经营。
因为他们会经营，螺丝弄得又新鲜又干净，群众乐于买。
有一个时期为了限制个体户，把螺丝交给水产公司经营。
结果，由于周转环节多，经营不得法，大部分螺丝活的变成了死的，死的又变成了臭的，最后变成了垃圾。
这三个城市，都办了不少国营和集体的修旧门市部，承担了城市中大量的修旧任务，贡献是很大的。
但是，群众要修个棕绷床或藤椅之类的大件家具，就感到很为难。
既不能带着它去挤公共汽车，又很难找到车辆拉到修理站。
自从有了一些穿街走巷登门上户修理的个体户后，居民就方便多了。
正是由于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有这些特点和优点，所以多年来虽然将它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但是割掉了它又生了出来。
为什么有些同志对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总是害怕呢？
主要是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担心“出资本主义”。
据我们向这三个城市有关部门了解，1956年以来还没有发现有个体户暴发成资本家的事例。
经批准营业的个体户，在货源和价格方面有一定的限制，加上本小利薄，一般说来，他们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但是，他们风里来雨里去，所付出的劳动是有益的，对商品的流转和网点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给人民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
对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加以帮助，加以组织领导，让他们在健康道路上发展，还是安排社会闲散人员就业的一个门路，也是消除不安定因素的一个重要措施。
在我国目前经济情况下，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是割不掉的“尾巴”，也是不应割的“尾巴”。

因地制宜调整农业布局加速发展农林牧副渔
浙江农村出现五业兴旺大好形势
据新华社杭州08月26日电新华社记者郭说传、沈世纬报道：
中共浙江省委从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实际出发，采取措施调整农业布局，加快山区、渔业建设，促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素称“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浙江省，茶叶、蚕茧、柑桔、络麻等产品在全国一向占有重要地位。
但是，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加上实际工作上的缺点，多种经营生产受到严重摧残。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浙江省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虽然比较快，但是，农业内部各业比例失调的状况并未扭转过来。
1978年，全省的农林牧副渔总产值中，林业只占百分之二点六，牧业只占百分之十二点五，渔业只占百分之四点六。
针对这个情况，浙江省委从去年开始就注意调整农业布局，强调各级党委都要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把林、牧、副、渔各业，把多种经营生产搞上去。
为了促进山区经济发展，今年，省革委会适当调整山区粮食征购指标，并拨出三亿斤粮食帮助部分山区逐步停耕还林。
为了调整好农业布局，省委要求各地从实际出发，努力按照自然规律办事。
在省委、省革委会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下，各地按照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对布局不合理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进行合理调整，建设一批生产基地。
目前，全省木材、毛竹生产主要集中在龙泉、庆元等八个县，络麻生产主要集中在钱塘江两岸的五个县，蚕茧生产主要集中在杭嘉湖和绍兴地区的十二个县，茶叶生产主要集中在二十个县，棉花生产主要集中在八个县。
另外，充分利用山区牧草，大力发展各种草食性动物，建设一批山羊、奶羊、菜牛、兔子等生产基地。
多种经营的生产基地建立后，各地采取措施，加强领导，逐步实行种植、饲养、加工相结合的一条龙生产体制，以综合利用各种资源。
为了加快浙江农业全面发展的速度，省委在积极调整农业内部布局时，还强调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
从去冬开始，省委先后组织有关部门对林区、渔区和经济作物集中产区的社员口粮、若干农副产品的价格和奖售标准等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着手加以解决。
过去棉农的口粮偏低，“扩粮挤棉”的现象比较严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省革委会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降低棉区春粮定产指标，给棉区增加销粮指标，使重点产棉区社员的口粮水平不低于附近产粮区。
今年，一个五业兴旺的大好形势已经开始在浙江省农村出现。
全省春粮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二以上，油菜籽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八点五，早稻总产和亩产比丰收的去年有新的增长，春茧产量高于去年，春茶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九点四，猪、牛、羊、禽、蜂发展都很快。
渔业得到了恢复。
全省植树造林、育苗和桐油套种进度均超过去年同期。

实行利润留成政策发挥集体所有制优越性
成都塑料薄膜厂全员劳动生产率居全省前列
新华社成都电本社记者贺晓林报道：
成都塑料薄膜厂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去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六万三千元，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的七倍多，居全省首位。
平均每个职工创造利润九千多元，在全省也是屈指可数的。
今年上半年，这个厂全员劳动生产率为二万八千二百元，仍居全省前列。
成都塑料薄膜厂为什么能创造出这样高的劳动生产率呢？
主要原因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经营的好坏，同企业和职工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
搞得好，企业多受益；
搞得不好要吃亏，用这个厂职工的话来说，叫做“后面有鞭子赶，前头有糖吃”。
这个“鞭子”和“糖”，就使企业有了内在的动力。
所谓“有糖吃”，是指去年成都市二轻局规定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完成利润计划后，企业留成百分之二十，超过计划部分的利润留成百分之五十的政策。
去年，成都塑料薄膜厂从利润留成中共得五十万元。
由于有内在动力，这个厂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有不少好的经营管理方式。
首先，在干部使用上十分灵活。
厂里的管理机构采取基本定员，遇到工作紧张时从车间借少量人员突击，完成任务后立即回去的办法。
因此，全厂行政管理人员比较精干，包括技术人员和十几名半脱产的车间干部在内，只占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六。
这个厂的财务管理除了搞好各个生产环节的成本核算外，还十分注意杜绝任何加大成本的因素，努力增加利润。
包装原料的牛皮纸袋，卖给废品站按废纸价格每斤只有四分，他们就跑远一点卖给街道生产组做纸制品，每斤可卖一角二分，仅此一项，全年就收入一万元。
这个厂还十分注意提高产品质量，获得用户的信任，使生产任务经常保持饱满，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由于发挥了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企业的积累多，职工的待遇和福利不断提高。
目前，这个厂的职工奖金已高于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职工的退休金、粮食补贴、病假、探亲假期间的工资待遇、医药费用和家属看病等福利，都赶上了全民所有制企业。

有益的试验
——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经济协作片的调查
编者按：
人民银行江陵县支行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在一个城乡经济密切联系的地区组成协作片，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和进行协调，使整个协作片象一部有调节装置、可以自动运转的机器。
这个协作片，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人民银行遍布全国，与每个单位都有经济联系，是一个十分灵敏的晴雨表，在客观上具有组织经济协作的力量。
全国县属的镇有二千八百多个，这些地方的经济计划程度一般都比较差，如果能象郝穴镇经济协作片那样，通过银行逐步把城乡经济有机地组织起来，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就大了。
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经济协作片，是郝穴镇和周围四个公社的经济协调组织。
它是由人民银行江陵县支行在1975年促成，并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由银行负责主持的。
几年来，它对于沟通城
（镇）乡关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活跃市场，起了明显的作用。
实践证明，它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组织经济工作的一种好形式。
郝穴镇是个内河港口，南临长江，北靠内荆河，历史上就是工农业产品的集散地。
它与附近的熊河、白马、普济、沙岗四个公社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
每年有价值近二千万元的工业品从这里运往四社，四个公社也有二千多万元的农副产品运到郝穴镇。
这一镇四社是平行的，过去没有一个部门统一领导和调节，它们之间的经济存在着脱节现象。
1974年，郝穴镇麻纺厂因买不到原料而停产，使用的贷款陡然下降十万多元。
普济、熊河两个公社收购的黄麻却因为麻纺厂生产情况不好大量积压，调不出去，占压银行贷款二十多万元。
熊河、郝穴镇到处是甘蔗，附近只有一家小糖厂，产量很少，市场上长期买不到糖；
因为缺糖，食品厂的糕点产量减少，商业销售额下降。
人民银行江陵县支行根据这些情况，决定打破行政区划，为黄麻的购销穿针引线，并组织食糖生产。
在银行的帮助下，麻纺厂调进了四十万斤黄麻，当年麻袋产量比1973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三，扭亏为盈。
郝穴镇副食加工厂用一个月时间准备了生产食糖的设备，收购了一百多万斤甘蔗，到年底产糖九万多斤，加工糕点二十万斤。
这两件事，引起了当地党委和银行的重视。
郝穴镇办的企业有二十四个，社队企业有四百零七个，没有一个列入国家计划，产品列入地方计划的也只有七个。
这些企业的供、产、销怎样管好？
农村社、队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之后，还有剩余的农副产品可供加工，也有大批劳动力可以利用，这方面的潜力怎样发挥？
郝穴镇和四个公社所需的商品，有一些经常供应不足，怎样解决？
他们议论，如果有个组织从中穿针引线，沟通一镇四社的联系，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可以使这些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就银行来说，对生产的支持，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变成“修理行业”，必须从经济区发展的整体上疏通供、产、销的渠道，使他们衔接起来，能够自动运转。
于是，包括一镇四社的经济协作片在1975年初应运而生了。
协作片的领导小组由一镇四社负责财贸工作的领导同志组成，下设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几个协作小组，办事人员由银行信贷员兼任。
他们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了六条协作线。
一是甘蔗线。
四个公社生产一定数量的甘蔗，供给郝穴镇食品厂制糖，用甘蔗渣酿酒，余渣送给造纸厂造瓦楞纸，再由纸箱厂糊成纸盒。
二是黄麻线。
收购的黄麻在完成上调任务后，剩下的交给麻纺厂织麻袋，次麻交给公社麻绳厂制绳，社队还组织人力将麻梗打成可以造蚊香、炸药的麻梗粉。
三是稻草麦草线。
公社供销社收购稻草、麦草，供给造纸厂造草纸、瓦楞纸，供给草袋厂织草袋。
四是油脂线。
收购棉籽，榨食用棉籽油，废油脚用来做肥皂。
五是犁铧线。
关闭熊河犁铧厂，由设备、技术条件较好的郝穴镇和普济公社的两个犁铧厂生产犁铧；
四个公社供销社回收的旧犁铧全部交给这两个犁铧厂。
六是农机修理线。
郝穴镇的机械厂、轧花厂、农具厂、工具厂负责四个公社的农机修理，并提供设备和技术，为四个公社建立以农机修理为主的农具厂。
1976年，协作片又帮助镇办企业和社队企业挖掘潜力，组织了包括日用竹器、家具、学生课本、线袜、副食在内的小商品生产，共有十一大类，上百种产品。
协作片具体帮助企业与商店、供销社直接挂钩，订立产销协议书，打通供销渠道。
各条协作线从集镇延伸到农村，把镇办企业和社队企业，工业和农业，以至商业、运输业，都沟通联系起来。
没有原材料——主要是农副产品，协作片组织四个公社安排生产；
没有设备，主要由郝穴镇组织生产或支援；
缺乏资金，人民银行酌情给予贷款。
几年来，在协作片的组织和协调下，一镇四社的经济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首先是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工业基础较强的郝穴镇，获得了比较充足的原料，生产发展速度比过去快得多。
组织经济协作以前，一九六五到1973年九年内，全镇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二；
而近五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七。
1973年有各种产品一百五十项，1978年增加到三百九十七项。
镇上居民的就业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四个公社有了郝穴镇的支援帮助，工厂企业从1974年的七十七个，增加到1978年的四百零七个；
工业产值从一百九十五万元，增加到一千二百三十九万元；
利润从三万元增加到一百六十二万元。
以白马公社为例，1974年以前，这个公社说起来有榨油、养鱼、被服、加工、铁木器生产等九个企业，实际上连板车都不能修理，全年产值七万元，利润才六百元，只相当于卖四、五头肥猪。
组织协作以后，郝穴镇支持白马公社十台车床，替他们培养了二十四名技术工人，还把有的产品扩散给他们生产。
到1978年，这个公社有工厂企业十三个，工人六百八十人，年产值达到一百五十六万元，利润上升到十万八千元，是1974年的一百八十倍。
经济协作也很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白马公社每年需要上万个犁铧，过去到处求人，也不能及时解决。
一九七二、七三年，他们硬着头皮自己生产，一没有生铁，二没有焦炭，三没有技术，一年多时间赔了九千元，只好关厂。
建立经济协作片以后，他们需要的犁铧，由郝穴镇犁铧厂保证供应，而且质量好，不误农时，过去一个犁铧每天只能耕六至八亩地，现在可以耕十几亩地。
1977年07月，普济公社两万多亩棉花发生蚜虫，公社负责人给郝穴镇打了个电话，当天就运来了药剂，很快控制了虫害的蔓延。
农业机械的修配力量也增强了，基本做到了一般农机具小修、中修不出公社。
经济协作还为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熊河等四个公社1973年多种经营的种植面积是三千九百多万亩，到1978年扩大了一倍多，许多闲散土地被利用起来了；
社队多种经营的收入，也从二百八十六万元增加到四百七十二万元。
组织经济协作以后，农村供销社的购销业务显著活跃。
如普济公社供销社每年仅收购过去从未收购过的稻草、麦草就将近一百万斤，扩大收购额三万元。
协作片每年还要开两三次物资交流会，更加提高了商品零售额。
据统计，1977年的商品零售额比1976年上升百分之二十，1978年又比1977年上升百分之十一。
郝穴镇与几个公社之间的物资交流频繁，镇、社的各种车辆被调动和组织起来，较好地发挥了效能。
由于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财政收入也有显著增加。
1978年郝穴镇上缴税款一百四十多万元，比1973年增加一点九三倍；
四个公社增加百分之四十八。
而江陵县的国营企业去年不仅没上缴一分钱的利润，反而要国家弥补亏损六十七万元。
本报记者鲍光前

共产党员“特殊”在哪里？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饶阳县常安大队党支部书记宋欣茹
我是1939年在白色恐怖下入党的。
那时村里的党组织还是秘密的。
入党那天，党组织负责同志说：
“宋欣茹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要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但又不能把自己看成是高于老百姓的‘上等人’，搞特殊脱离了群众。”
这句话象刻到脑子里一样，四十年来一直要求自己照着这样去做。
抗日那会儿，我在村里当妇救会主任，白天藏在青纱帐里打游击，夜晚进村惩办日伪汉奸，宣传革命道理。
那时，我怀了孕，炮火连天，东跑西颠，心里很着急。
可是，一想到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劲头就来了，照样和同志们一块去破路、割电线。
我有两个孩子，就是这样死在肚里的，还有一个孩子是因为得病没空照顾死的。
我公公和丈夫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去世了。
那时，我才二十九岁。
贫下中农替俺难受，阶级敌人却幸灾乐祸，说：
“叫她整天革命，不到一年死了两口，看她还革命不！”
听到这话，我擦干了眼泪说：
“革命革定了！
共产党员誓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决不能为自己的小家庭才活着。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再豁上俺这条命也心甘情愿！”
战争年代，那些抱着私心眼儿入党的人，经不起严峻的考验，投敌叛变了。
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的许多党员担负着各级领导职务，有权先办哪家事？
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
这种考验也是严峻的。
我在大队里掌权，招工、招生、当兵都得走大队这道门坎。
我想，荣誉和权力是党给的，是人民给的，如果用来为个人的三亲俩厚开绿灯，就要损害党的崇高威信，玷污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一次，我的一个外甥女听说县被服厂招工人，就兴冲冲地找来说：
“姨，你是老模范，跟县里领导熟，说句话让我去吧！”
我一听就腻味了，说：
“老模范是带领群众干社会主义的，可没担负着给你走后门的责任！”
外甥女一听就哭着走了，回去对她妈说：
“俺姨文化大革命叫人家折腾得那个样儿，咱那么疼她，这会儿她官做大了，一点事也不给俺办！”
接着，俺姐姐来了，我说：
“不是不给办，而是不能办。
因为搞特殊，就要脱离群众呀！”
凡是亲戚朋友托俺走后门、办私事，俺都一概拒绝。
我想，一人做官，一家子又找工作又上大学，连扁担勾子挂犁楔的亲戚也跟着沾光，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不跟旧社会的赃官一样了吗？
我还常琢磨，一个人职位高了，“官”做大了，不是人也“大”了，而是担子重了，责任重了。
一个党员干部，不论职位多高，在党内也是个普通党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丝毫不应当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要说有点特殊，就应当象羊群里的“羊呼噜”，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着大伙前进！
我们有些同志犯错误，就是因为把自个跟群众的位置摆颠倒了，觉着自个“大”的不得了，吃公家的，拿集体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群众顶看不上这号不值钱的人。
社员都知道我的脾气，不管是来检查工作的领导，还是下乡的干部，我没陪着在大队吃过一顿饭。
去年麦收，县里的工人老大哥下乡支农，队上给炸的油条，炊事员见我去了，就挑了一个又酥又香的拿来，说：
“老社长，你不吃？
尝一尝吧！”
我说：
“尝什么！
又不是没吃过，咱常安千数口子都来尝尝行吗？”
我今年六十七岁了，在新长征中，要继续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河北《共产党员》杂志供稿）

对上对下都有交代
段君毅同志亲自检查阅批的人民来信的处理情况
本报讯最近，中共河南省委第1书记段君毅同志亲自检查了从去年10月到今年04月经他阅批的四十七件人民来信的处理情况，其中有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批转给他的十五件。
在省委信访部门逐件了解、处理情况的基础上，段君毅同志直接听取了省直七个单位对二十四件来信的处理情况，并派人到开封、南阳、许昌地区对部分信件的处理进行了核实。
经过检查，在四十七件信中，所反映情况属实或基本属实的三十九件，情况不实或主要情况不实的八件。
已处理的四十三件，正在处理的四件。
对于已处理的信件，凡署名的，一般都听取了本人的意见，少数同志还有意见的，又进一步做了工作，力求基本满意。
这四十七件信，主要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给省委和省委少数领导同志提出批评建议的七件。
这些信件，都由省委各书记或有关书记作了传阅，一些重要内容的信件还在一定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借以改进工作。
二、反映领导班子和揭批查遗留问题的十三件。
对这类信件，一般都在上级党委派人查明情况的基础上，结合组织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整顿领导班子，解决遗留问题。
如对洛阳地委清查办部分同志反映原地委第1书记张学清同志在揭批查中捂盖子的问题，在省委派人摸清情况后，对张学清同志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帮助，并将其调离了工作。
三、要求解决冤、错、假案和复查历史遗留问题的十五件。
对这类信件，一般都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凡情况属实的，都迅速予以解决。
如去年10月，郑州市张雪藜等三人给段君毅同志写信，反映他们因1976年清明节写诗悼念周总理而被打成“反革命”。
省委责成郑州市委查明属实后，迅速召开了平反大会。
四、控告干部违法乱纪、包庇坏人坏事的四件。
其中两件经过查证落实作了处理，另外两件正在查证处理。
如新乡地区地方铁路局黄继庚来信反映，他家曾遭受该局柯应亮组织人毒打，其子被打致死后，其女多次来省上访，要求惩办打人凶手，问题得不到解决，于1975年11月在省委门前自杀。
这一案子情况复杂，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中与个别领导干部有关。
最近，省委主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同志亲自抓，经过新乡地区检察院和法院查证落实后，已对三个打人凶手依法判处。
五、反映工农业生产问题的三件。
如李先念同志批转来的反映河南棉花、蚕业生产下降和谷牧同志批转来的反映文峪金矿资源遭到破坏的信件，省委都责成有关部门作了调查研究，制定了改进措施。
六、要求调动或安排工作的五件。
对这类信件，经有关部门查清情况，要求合理、条件允许的，都予以适当解决。
通过检查说明，大部分来信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多数部门和单位处理这些信件也是严肃认真的。
但也有个别单位对处理群众来信重视不够，作风拖拉，有的层层照转，不查不办，以致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或者处理过程中兼听各方面意见不够，没有同本人见面，问题解决后本人还有意见。
这些问题，在检查中发现后，都及时进行了纠正，改进和推动了信访工作。

“老坎”书记
有人称那些认真、老实、克己奉公的人叫“老坎”。
四川省汽车运输十二队党总支书记熊志文同志，就是这么一个很有点儿“老坎”的书记。
有人说开汽车是一个“吃香”的工作，“马达一响，黄金万两”，“走拿一路，坐吃八方”。
十二队有一百多辆汽车，运行八县一市，左钩右挂有上百个城乡单位，可算是远近“兜得转”的了。
然而，熊志文同志从不拿汽车为自己办私事，也不允许别人拿汽车去捞便宜。
他常讲：
汽车是人民的，只能替人民办事。
因此，不管是谁开“家乡车”、“亲友车”、“协作车”、“后门车”，他都坚决抵制，不怕得罪人。
有一次，熊志文跟一个在贵阳采运汽车配件的同志通长途电话。
刚要说完，正在旁边的一位公司领导干部伸手拿过话筒：
喂！
老李吗？
你们搞两箱香烟回来，香烟！……不好搞？
想办法嘛，你们有汽车开去，灵活一点嘛……。
熊志文越听越不是滋味，急忙一把接过电话筒：
喂，老李，刚才说的香烟，不能搞，对，不能搞。
不要去开后门，乱搞协作，影响国家正常的商品供应计划。
“叭”的一下，把长途电话挂上了。
多年来，熊志文硬是坚持至亲好友乘车一律按章购票，一丝不苟，自己的爱人、孩子也不例外。
1967年，他的老伴第1次来车队，熊志文同老伴见面没有来得及问别的，就问：
“你买车票没有呀？”
老伴赏了他一句：
“好笑人，不买车票咋个来得了嘛！”
“把车票拿来我看。”
熊志文看过车票，放心了，才没有多言语。
“不能拿‘书记’的招牌去揩公家的油，占国家的便宜。”
熊志文经常拿这句话来要求自己，告诫亲友。
有个老朋友找熊志文介绍搭车，说：
“你写个二指宽的纸条就行了嘛！”
熊志文实在推不过，就答应了——自己拿出四元一角钱，买好长途汽车票，送到老朋友的手里。
以后，这个老朋友再也不好意思找他搭车了。
先进单位喜事多。
十二队人来客往，一年到头少不了几十起，一、二百人。
有领导来队检查工作的，有外地来参观学习的，但这个队有个老章程，叫“热情接待，概不陪吃”。
一次，从外地来了一个参观团。
中午，熊志文带客人进了职工食堂，忙着擦桌子、摆筷子、端菜、盛饭。
客人都已上桌了，但熊志文却不落座，客人向他招呼：
“熊书记，怎么呐，一起吃嘛，一起吃嘛！”
熊志文象往常那样连声回答：
“不啦、不啦，一样、一样。”
便转身走向职工队列，排到最后一名，掏出饭菜票，买来饭菜，同职工们坐在一桌吃了起来。
“罗汉请观音，客少主人多”。
熊志文十分鄙视这种慷公家之慨的吃喝风，吃过去，吃过来，吃了公家，吃了群众，怎么要得呢？
炊事班的老师傅说：
“熊书记来车队十六年了，迎来送往，不晓得有多少客人，可他连葱花儿也没有沾一点哟！”
在熊志文的带动下，这个队从领导到办事员，个个照办：
热情接待，概不陪吃。
本报通讯员何承惠

身居领导岗位不当特殊党员
——北京部队某部领导同志坚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
北京部队某部领导同志，多年来坚持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支部和小组过组织生活，不以“特殊党员”自居，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有效地增强了党的观念，密切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这个部队的领导成员，都是有三十年以上党龄的老同志，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养成了坚强的党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
多年来，他们只要在机关，接到党支部、党小组开会的通知，都能自觉参加，有时因开党委会参加不了，就事先请假，事后主动询问有什么决议、要求，以便贯彻执行。
今年04月，潘宗道同志从外地养病回机关，主动找到党小组长进行详细的汇报。
陈一鸣同志分配在组织处小组过组织生活。
有一段时间，党小组看他工作很忙，身体又不好，有几次开会没有通知他。
他发现后，及时向党小组长提出，在这些问题上不能迁就照顾。
在交纳党费这个问题上，他们也从不马虎。
今年05月，阎川野同志下部队刚回机关，要去交党费，身旁的一位机关干部建议让公务员送去。
他说，交党费不光是几个钱的问题，是个组织观念问题。
他坚持亲自把党费送到了党小组长手里。
这个部队的领导同志在参加支部、小组过组织生活时，自觉做到不把行政身份带到党内来，不做结论性发言，不以领导口气提要求、做指示，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和大家讨论问题，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
去年下半年，各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时，叶金刚同志向党小组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决不计较地区环境、生活条件好坏和职务高低。
蔚锦茂同志，在“四人帮”横行时，对批判、迫害老干部的极左做法深为不满，曾一度产生年纪大了，身体差了，早点退休算了的想法。
粉碎“四人帮”后，他解开了思想疙瘩，表示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这些思想变化的情况，他都毫不隐讳地在党小组会上说了。
潘宗道同志在参加干部处党小组的一次党的生活会上，有的同志提出他在工作多、任务重的情况下，往往有急躁情绪，批评同志不大注意方法。
潘宗道同志诚恳地接受批评，认真作了检查，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克服得比较好。
这个部队的领导同志，对基层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愉快承担，坚决完成。
几年来，机关每次讲党课的任务，不论分配给哪位领导同志，都能认真准备，圆满完成。
刘祥之同志每次讲课前都亲自作调查，亲自写讲稿，使党课讲得联系实际，针对性强，效果较好。
他们对所在党组织的支部和党员队伍建设十分关心，主动多作工作。
蔚锦茂同志在装甲兵处一次党小组会上，发现有一位参谋对工作调动思想不大通，小组对他进行帮助后效果不明显，就主动承担起做这个参谋的思想工作的任务。
通过多次谈心，终于使这个同志愉快地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郭修真的“三把火”
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郭修真同志是今年03月到职的。
四个多月来，他从整顿党委领导班子作风入手，做了三件好事。
同志们反映这“三把火”烧得好！
一次无声的教育
郭修真同志到铁路局后，经常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有时还骑着自行车到下边去。
有一次，北京分局召开领导干部会议，请他去讲话。
他骑着自行车提前赶到会场。
这对一些坐着小汽车来听报告的基层领导干部是一次无声的教育。
大家看到“一把手”这样严肃地对待生活细节，开始注意改变这些“小不在意”的作风问题。
北京分局的领导干部基本上做到私事不用公家小汽车，有的分局长也骑着自行车下基层。
路局一个常委是工人出身的新干部，过去经常要车接送。
郭修真同志就主动找他谈心，指出只有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永远不脱离群众的道理。
这个常委听后很受启发，在生活作风上对自己要求严格了。
过去因为机关车少人多，司机班工作很紧张。
现在情况变了，司机班也能抽出人员学习技术和保养汽车了。
科研人员办公的困难解决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局科研所技术队伍扩大了，但是一直解决不了办公房间拥挤的问题。
五十七名工程技术人员，只有三间半房子，每人平均不到两平方米，两、三人合用一个办公桌，一些人只好背着书包搞科研。
郭修真同志听到这个反映以后，心想：
科研所连办公房子都没有，怎么搞科研？
科研是关系铁路现代化的一个不容拖延的问题。
于是，他首先自己从带套间的大房间搬出来，并适当调整了个别副局长和局办公室干部的房子。
结果腾出了三个办公房间，初步解决了科研所的房子困难。
敢于纠正不正之风
短短的几个月，郭修真同志走遍了三个分局的主要基层站段，还找了机关处室干部座谈，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
他发现，当前一些干部、群众积极性所以调动不起来，原因很多，而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搞特殊、走后门，对群众情绪影响最大。
因此，他下决心从局党委领导班子抓起，从群众最关心、意见最大的问题上抓起，对准林彪、“四人帮”留下的不正之风，再一次点了火。
他先从自己做起，对找上门来要求解决子女工作的同志进行说服教育，堵死后门。
又主持开了党委常委生活会，把机关和基层党员对局领导干部提出的批评意见一条一条地摆到桌面上，组织大家检查认识，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并付诸行动，把两个走后门上“七·二一”大学的党委常委的子女退了回去。
大家针对存在的问题订出了一些改进措施。
现在党委常委和副局长都参加了处、室的党小组，按时过组织生活，接受党员的监督；
改正和防止了分配住房、乘坐汽车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发影戏票、买东西方面的特殊化毛病也得到了纠正。
在最近全局领导干部会议上，郭修真同志向到会干部汇报了局党委领导班子整顿党风的初步情况，宣布纠正不正之风的初步措施，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艾振远

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审批案件中，认真听取受处分党员的意见
切实保障党员的申诉权利
编者按：
审查党员案件的时候，认真听取本人的意见，是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坚持实事求是，保证处理正确，避免造成冤、假、错案的一项必要措施。
中共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处理案件的作法是好的，值得提倡。
中共浙江省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审查处理党员的过程中，切实保障党员的申诉权利，认真听取被审查党员的意见，受到全县党员的好评。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发下后，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志反复学习，并总结过去审查处理党员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保障党员的申诉权利，耐心听取本人的意见，这一条十分重要。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由于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破坏，这个县在审查处理党员时，不听取被审查党员的意见。
本人对处分决定一表示不同意见，往往就被斥责为“态度不老实”，甚至给戴上大帽子，罪加一等。
那时处理党员，一般上纲过高，处理偏严，处理面也比较大，有不少冤、假、错案。
现在，他们改变了那种审批案件仅凭上报材料签署意见的做法，坚持找被处理的党员谈话，把基层党组织报来的处分决定同本人见面，认真听取本人的意见。
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志在实践中体会到，听取被审查党员本人的意见，有个真听和假听的问题。
真听，就要真心实意、诚恳认真，决不能看作是例行公事，敷衍塞责，或者歧视、厌恶。
他们总是耐心地让被审查者把话讲完。
遇到有的人有顾虑，不敢讲出自己的真实意见时，就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帮助打消顾虑。
望春粮管所凤岙粮站有个党员干部，因为贪污公款，党支部上报要将他开除党籍。
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志在找这个党员干部谈话时，发现他担心如果对党支部的处分决定表示异议，会被说成是态度不好，加重处理，因而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纪律检查委员会针对这种思想，帮助他端正认识。
他打消了顾虑，大胆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根据调查证实，党支部上报的材料与事实有出入。
再者，他已积极作了退赔，表示要改正错误。
经与党支部反复商议，决定将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两年”。
这个党员感动地说：
“我犯了严重错误，党组织不嫌弃我，而是满腔热忱地挽救和帮助我。
我一定要痛改前非，争取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做到三看：
一看事实是否准确，二看处分决定是否恰当，三看组织手续是否完备。
在取得确凿证据、材料准确的基础上进行处理，做到定性准确，结论恰当，处理正确。
他们特别注意纠正那些搞逼供信造成的冤、假、错案，以及借机整人、打击报复等案件。
通过听取本人意见，如果发现处理党员的组织手续不符合规定，例如，在通过处分决定时，没有通知本人出席会议，没有听取本人意见，没有经过本人签字等，就要求重新办理这些手续。
邱介公社张家行大队党支部，在召开通过处分一个党员的支部大会时，没有通知本人出席会议。
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批此案时，在同本人谈话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就要求大队党支部重新召开支部大会，让他到会申述自己的意见。
根据他的意见进一步调查，证实原审查报告中关于他所犯错误的主要情节与事实有出入，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不在他身上，原来的处分决定显然过重，于是决定实事求是地减轻处分。
经过调查、复议后，如果党员本人还有不同意见，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明确宣布，允许他们保留意见，并可以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申诉，决不扣压和打击报复。
今年以来，鄞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批的二十一个案件，都是按照上述原则办理的，不仅防止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制止了打击报复，也有利于分清功过是非，对被处分的人和其他党员都是很好的教育。
不少党员高兴地说：
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又回来了！
本报记者吴克强

《啊，台湾》等四部彩色纪录影片在京上映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以今日台湾和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生活情景等为内容的《啊，台湾》，《阿敏的故土》，《骨肉亲》，《爱国一家》等四部彩色纪录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毕，08月28日起在北京市上映。
影片《啊，台湾》在优美动听的歌声中开始，画面上首先出现了台湾的海边景色、森林、农田、渔港、阿里山云海、日月潭风光等地理风貌；
接着，台湾的香蕉、稻米，世代开发宝岛的汉族、高山族同胞也摄入了镜头；
影片还拍下了造船厂、炼油厂厂房、加工出口区制作车间、渔民捕鱼作业、城市建筑群和街道之夜等景象。
同时，影片还以丰富的史料说明台湾历来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影片《阿敏的故土》，介绍电力工程师蔡文庆、甘蔗专家钟维望、年轻的科学家吴国祯等三位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幸福的生活，及他们对台湾亲人的怀念。
这部影片还纪录了1977年旅日台湾同胞棒球队和旅美、旅加拿大台湾同胞篮球队回国省亲的情景。
《骨肉亲》纪录了大陆渔民热情接待、帮助台湾遇险渔民的动人场面。
《爱国一家》反映了爱国人士董其武、程思远、黄维、杜聿明等工作、生活近况。

戴着枷锁攀登
编者按：
这篇通讯是对年轻的地质科学工作者杨联康顽强的革命精神的颂歌，也是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控诉。
杨联康无辜被判处十年重刑，带着沉重的枷锁，受着种种凌辱，过着非人的生活。
但是，他为了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奋不顾身地学习、研究、写作，平反出狱的时候，把二十多万字的学术论文和科普文章奉献给党和人民。
他的先进事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激励和鞭策！
在我们面前摆着一堆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纸片，有的是又粗又厚的草纸，有的是铅皮一样的水泥袋纸，还有许多已经认不出是什么种类的碎纸。
在这些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中文字、外文字，有的还画着表格和地质草图。
因为字迹太小，人们必须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
这并不是一堆废纸，而是二十多万字的科学普及读物和学术论文的原稿，是一个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而被判处十年重刑的人，在牢房里花了五年时间写出来的。
这个人的名字叫杨联康，是甘肃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的技术员。
去年12月，他带着这包文稿平反出狱时，才三十九岁。
横遭迫害
杨联康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貌专业1961年的毕业生。
在中学时代他就立志做个地质工作者。
上大学的五年里，他省吃俭用，积攒下一些钱，利用假期旅行了二十多个省市，考察名山大川，收集各种岩石标本。
他在班上年龄最小，却成绩优良，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科学小品。
同学们亲切地称呼他“旅行家，音乐家，诗人，第四纪地貌学家”。
杨联康毕业那年才二十二岁，他怀着建设祖国大西北的激情，自愿到甘肃工作，目的是要研究黄河发育史，进而探讨西北四十万平方公里黄土高原的改造途径。
他在参加工作两年以后，果然不负所望，取得了不少第一手的地质资料，在别的同志协助下，写出两篇学术论文：
《兰州—临夏一带第四纪地层》和《宝鸡附近第四纪地质》。
1964年10月，全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在陕西蓝田召开第2次学术会议，会前，杨联康收到了这次会议的一本论文集，其中有他的那两篇论文。
杨联康要求参加这次会，领导上不准他去，他据理力争，结果被扣上“不服从组织”的大帽子，在大会上宣布停职反省，还扣发了他的工资。
接着，队上开展“四清”运动，杨联康被当做重点批判对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多少无辜的人被整，杨联康更是逃脱不了。
他被当作“旧学校培养出来的修正主义苗子”，定为重点批判对象中的重点。
加在他头上的罪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荒唐可笑：
1961年，他曾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过一篇介绍燕山历史变迁的题为《夜话燕山》的科学小品，就被扣上“邓拓的孝子贤孙”的大帽子；
他在北京大学毕业聚餐时，正好坐在陆平校长的旁边，就说他是“陆平的忠实门徒”。
后来给他捏造的罪名越来越可怕了：
“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向他压来，对他进行无情的批斗。
他到处上告、申诉。
但那年头申诉就是翻案，翻案就罪加一等。
1972年10月31日，杨联康被扣上“搞翻案活动”的罪名，五花大绑，非法送进了公安局的收容审查站。
高深的院墙，严密的看守，他再无处上告，只有用绝食来进行无声的抗议。
连续七天过去了，杨联康水米未进。
审查站的人把橡皮管子强行插入他的喉咙，给他灌食。
由于橡皮管戳破了食道，杨联康口吐鲜血，审查站不得不把他送进医院急救。
在医院里，他继续绝食。
“四人帮”刮一阵祸害全国人民的妖风，杨联康的“罪过”就加重一等。
1974年03月09日，在批林批孔、反复辟的恶浪中，杨联康这个十年前的“思想犯”又凭空被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在医院的病床上被捕了。
由于长期绝食，当他被抬进看守所的牢房时，已经奄奄一息，全身只是一副骨头上贴着一层皮，几乎连脉搏也摸不到了。
两条腿因为缺乏营养，肌肉萎缩，已经完全瘫痪了。
铁窗著书
深夜，牢房里一片黑暗、阴冷。
杨联康蜷缩成一团，坐在地上，两只越来越大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铁窗。
一连串的往事，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1961年08月10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陈毅副总理双目炯炯，精神抖擞，象当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作战斗动员那样，向首都近万名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发出新的进军号令：
“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就是表现社会主义政治的。
这就是党交给你们的最大政治任务……一定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好！”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
为了永远纪念这一天，他一直珍藏着那张奶黄色的入场证，可惜在入狱前被抄走了。
杨联康想起了和他的密友的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一个人活着就要为后人留下点有益的东西，决不能在人世上空手而过，……”
十三年过去了，我做了些什么呢？
难道三十五岁的年轻生命，就如此结束了吗？
不，不能。
我还没有为人民做什么事情，我无权轻视自己的性命。
在黑暗的牢房里，顽强的生命，重新燃放火花。
杨联康决定不再绝食了，他要重新工作。
他蜷曲着身子，艰辛地拿起了看守给他写交代的纸和笔，他要写一本介绍自然科学基本常识的书。
杨联康要写的这本小册子，并不是只向人们介绍一般的自然科学常识。
正如他在出狱后为这本小册子所作的序言中说的，“由于人民缺乏科学知识，从而使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者乘机以售其奸”，推行“愚民政策”。
他作为一个第四纪地质地貌学研究者，也就是研究人类出现以后地球变化的人，有权利，也有义务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正确地告诉人们。
他深深相信，只要人民有了科学知识，一切谎言、欺骗、伪造、迷信、专横，包括象他那样的冤案、假案，一定会被戳穿。
他，要学习哥白尼、伽俐略向中世纪至高无上的教会挑战的大无畏精神，向林彪、“四人帮”搞的现代迷信、现代宗教挑战。
他奋笔疾书，每天工作到日尽灯灭。
四个月之后，初稿写完了，没想到，全部文稿被看守所的人抄走了。
杨联康象母亲失去了孩子一般，心痛欲裂。
杨联康并不气馁，他毅然决定重写，而且还要写一本介绍人类过去和未来的著作。
他打算从二三百万年前古猿怎样变成人写起，一直写到公元三千年，甚至公元五千年的人类又是怎样发展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1974年的07月08日，杨联康被兰州市七里河区法院正式判处了十年徒刑。
杨联康上诉被驳回，定为“终审判决”。
接着被投入了甘肃省第一监狱。
杨联康坚决不承认自己是罪犯。
监狱叫他填写“在押犯人登记表”，他把这个表的名称一笔抹掉，改为“无罪非法被判控告表”。
在“案由”一栏里，他严正地写上：
“我无丝毫问题，非法对我迫害。”
他抗议按犯人口粮标准吃饭，拒绝穿囚衣。
他仍然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地质工作者，象在入狱前那样，每周要作个工作计划，把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
监狱里没有笔，没有纸，也没有墨水。
他用自己仅有的一床棉被，向别人换来一支只能蘸着墨水使用的破自来水笔。
没有纸，他把发给自己的草纸节省下来用，草纸写完了，就两手撑着木块，拖着僵硬蜷曲的双腿，在院子里挪来挪去，收集碎纸片。
监狱用青霉素药瓶装点墨水供犯人写检查，他偷偷地积攒起来。
不多久，破自来水笔给别人偷走了，他爬到厕所里折下扫帚上的细竹竿，又在小木箱上扯下一条铁皮，偷偷地磨成刀片，把竹枝削成蘸水笔用。
不久，竹笔也给偷走了。
他发现厕所旁扔的一些苇箔，有取之不尽的苇秆，可以削成苇笔，简直欣喜若狂。
从此，不必为丢笔而发愁了。
他吸取上次稿件被偷的教训，白天不论走到哪里，都把文稿挟在腋下，晚上则把它
当枕头。
夏天，杨联康不顾监狱里成群的蚊子、臭虫叮咬，在那破纸片上，写了这面写那面，写满了一片又一片。
冬天，铁窗外挂着一尺长的冰柱，牢房里不生火，象一座冰窖。
杨联康只穿一身单裤褂，披一件千疮百孔的老羊皮袄，用冻得麻木的手坚持写作。
芦苇秆做的笔从手指缝间滑下来，他活动活动手指头，再把它拣起来，继续写下去。
1975年隆冬，他正在写《物质的层状结构》，阐述他对自然界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一切物质进行科学分类的一种新的设想。
为了配合写作，他爬到冰天雪地里，找来冻土，用满是冻疮的双手，把冰冷的水和泥，捏成浑天仪、地球仪、原子模型和层物模型。
模型和仪器做好了，文稿写完了，杨联康的双手，烂得几乎连碗筷也拿不起来了。
坚持斗争
杨联康同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
他发出的一封封申诉信、抗议信，都被扣下了。
朋友们和亲属们，谁也不知道他的死活。
1975年04月初，在北京一家工厂当电焊工的杨联康的弟弟杨联仪，突然收到哥哥寄来的一个小纸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联仪，见信速来兰”。
联仪辞别了双亲，匆匆启程去兰州。
那是一个黄沙弥漫的日子，联仪一下火车就按照人们指点的地方奔去。
他来到黄河北岸的大沙坪，高高的墙头，密布的铁丝网，遮住了他的视线，只见警卫森严的大门上挂着一块“甘肃省第一监狱”的牌子。
看到这个情景，联仪眼前一阵发黑，瘫倒在地上。
经联仪再三请求，监狱允许他见哥哥一面。
只见从牢房里推出了一辆送煤的小车，车上坐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这个人形容枯槁，两条腿紧紧地蜷曲着。
联仪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他那健壮而又活泼的哥哥。
杨联康看见弟弟，忘记了自己两腿已经瘫痪，他张开两臂想一下子抱住弟弟，结果却翻身从车上滚下来。
他一把拉住弟弟，喊着：
“联仪呀，你到党中央告他们去！
我杨联康究竟有什么罪！
他们为什么迫害我，不让我工作啊！”
联仪强忍住泪水，但说不出话来。
他打开背包，拿出妈妈买的罐头和点心给哥哥。
杨联康猛一挥手，罐头和点心全部洒落在地上。
“我要的是平反，你听见了吗？
告他们去，为什么不让我工作！”
忠厚老实的弟弟，害怕哥哥这么大嚷会招来苦头，满含着眼泪劝哥哥冷静一点。
“不，不对。
你现在就去党中央控告他们！”
周围的人围上来了。
“联仪，你一定要去党中央控告他们，你一定要去啊！”
杨联康两眼深陷，消瘦的脸面，由于激怒而抽搐着。
见面不到十分钟。
看守指挥着一些人，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上小车，急急忙忙拉走了。
顽强学习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到了监狱。
对他的监禁，没有过去那么森严了。
1978年02月，五届人大召开了，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令，杨联康激动得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
他的脑子里浮现出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个等待治理的荒坡，一座座渴望绿化的秃山，一块块急需改造的塬区。
他奋笔疾书，赶写着《关于建设西北黄土高原的意见》。
“十多年来我对黄土高原近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早想用我所学知识为哺育我的二千四百万高原人民贡献一点力量。”
从写在意见书前面的这一段话里，人们看到的是一颗对党对人民赤诚的心。
他在这份意见书中，建议对黄土高原采取按部位分区发展的方针，除了川区和塬区发展农业之外，其余地方应当大力发展林业和牧业，锁黄龙于绿色长城之外，建草场于荒坡野滩之上。
在他的心目中，黄土
高原那种百业兴旺、五彩缤纷的美好前景，似乎就在
眼前。
1977年09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
它象一股春风吹进了监狱，吹进杨联康的心房。
尽管当时他仍然身系囹圄，他却在加紧赶写《关于研究黄河发育史的建议》，向我们祖国有史以来的第1次科学盛会献上一份礼物。
黄河发育史，是中外学者经过长期努力而尚未揭开的一个谜，它很早就深深地吸引了杨联康。
他知道，这个课题的意义实在太重要了，不搞清黄河的生长发育历史，就不可能改造黄河，也不可能改造黄土高原。
而改造黄河，是中华民族从夏商开始就为之奋斗的宿愿，是造福子孙万代的大业。
因此，从1961年杨联康到甘肃工作时起，他就为之付出过艰苦的劳动。
为了追寻黄河中大量泥沙的来源，他曾经冒雨爬进一条深沟中去观察，几乎被淤泥活埋。
为了摸清黄河河底的岩层，在兰州的八年中，他曾经在每年05月到10月间，不管风吹雨打，几乎每天都横渡黄河三四次。
杨联康是多么迫切希望飞出牢房，扑向黄河。
他甚至要求监狱为他安排一次科学讲座，他要讲黄河……
人们以为他疯了，杨联康的父母也以为他疯了。
1978年一个深秋的夜晚，家里收到他从监狱寄来的一封信。
信中出人意外地提出，他要报考研究生。
他在信上解释说，今年他已经三十九岁了，再过一年就超过了规定的年龄，让家里赶快给他寄些学习材料。
老母亲看到这里，眼泪止不住簌簌地落下：
“这孩子疯了，他现在还在坐牢，身体也残废了，怎么还想考研究生？”
不，杨联康没有疯！
他是在发疯似地要学习，要工作，要为祖国出力。
他曾经学过四种外文，为了不至荒废，他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在不允许犯人讲外国话的监狱里学外文。
他从监狱里借到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把书后面的注释和人名索引中的三千一百个外文单词摘录下来，在一张案板大的废纸上编成《主要欧洲文字词汇索引》。
他用这种方法，对几种欧洲文字从章法、句法到词法进行反复对照比较，不仅复习了过去学过的英、德、俄、日几种外文，而且初步学习了法文，丰富了自己的欧洲文字知识。
* * *
1978年11月间，杨联康亲属的申诉信，终于送到了甘肃省委第1书记宋平同志的手中。
宋平同志非常重视这个案子，立即派省委组织部和办公厅负责同志前去调查处理。
1978年12月15日，杨联康接到了平反出狱的通知。
这一天，杨联康兴奋地在一张纸上写了如下的几句话：
12月15日：
感谢华主席、党中央。
第2次生命不属于个人。
随时听从党的召唤，为四化倾注全部心血。
这一天，杨联康交给党组织一份入党申请书。
同时带出了他称之为《狱中论文集》的写在一大堆碎纸片上的文稿，目录有：
《人类历史纲要》（附《人类总数》）、《物质的层状结构》、《二三百万年以来的兰州》、《关于研究黄河发育史的建议》和《关于建设西北黄土高原的意见》。
面对着这位年轻地质科学工作者，在非人生活下奉献给党和人民的这份礼物，中共甘肃省委的几位双鬓斑白的老同志不禁热泪纵横。
一位大学校长翻着这堆文稿，为“四人帮”如此摧残人才而义愤填膺。
在松柏掩荫下的北戴河地质疗养院，记者最近去看望杨联康。
可喜的是他已能够站立起来，架着拐杖在院子里行走了。
他仍然每天五点半就起床，除了吃饭、治疗之外，按照一个地质科学工作者的要求，用工作和学习把时间填得满满的。
新华社记者张家炽王作言姬乃甫
（本报有删节）（附图片）
杨联康1978年12月平反出狱后，又全力投入学习和整理修改文稿。
新华社记者杨武敏摄

《辅导员》杂志复刊
据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共青团中央主办的《辅导员》杂志在被迫停刊十三年之后，最近复刊，新出版的第1期将于09月01日起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辅导员》杂志是共青团中央指导少先队工作的刊物。
它的任务是：
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党的教育方针，报道少先队工作的经验，报道优秀辅导员的事迹。
《辅导员》辟有《少先队工作研究》、《教育札记》、《阅读与欣赏》等专栏。
《辅导员》杂志现为季刊，从明年01月起改为月刊。

邓副总理会见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
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离开北京
李先念副总理、姬鹏飞副委员长等到机场欢送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前往宾馆会见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陛下，并同他们共进早餐。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驻尼泊尔大使彭光伟，尼泊尔外交大臣沙希、驻中国大使卡纳尔等，会见时在场。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 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陛下和王后艾什瓦尔雅·拉吉雅·拉克西米·黛维·沙阿陛下，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哈瓦那，出席第6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陛下一行将在乌鲁木齐停留一夜。
到机场欢送尼泊尔贵宾的有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姬鹏飞副委员长，韩念龙副外长，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彭光伟等。
机场上举行了欢送仪式。
军乐团奏尼泊尔王国国歌和中国国歌。
比兰德拉国王由李先念副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比兰德拉国王在登上飞机前，同李先念副总理热情握手告别。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卡纳尔和夫人陪同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陛下到乌鲁木齐。
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在北京的其他尼泊尔朋友，一些国家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和比兰德拉国王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邓小平副总理同蒙代尔副总统继续会谈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美国副总统沃尔特·弗·蒙代尔今天上午举行了第2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
据悉，两位领导人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今天上午的会谈开始以前，邓小平副总理对蒙代尔副总统说，你昨天在北京大学发表的演讲大家听了以后很高兴。
蒙代尔副总统说，我能有这次史无前例的机会对中国人民发表演讲，感到十分兴奋。
我代表美国政府和卡特总统为此向你表示感谢。

上海和旧金山决定结为友好城市
陈丕显率湖北省代表团访问美国
新华社旧金山08月27日电以王炳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访美代表团今天上午抵达旧金山，拜会了旧金山市长黛安·范斯坦，并转交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彭冲致范斯坦市长的信。
信中通知他上海市革委会已通过决议，同意上海市与旧金山市结为友好城市。
今年06月，范斯坦市长访华时曾与上海市领导人就结成友好城市事进行原则商谈。
这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结成的第1对友好城市。
双方都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这一喜事表示庆贺。
新华社哥伦布08月27日电由陈丕显任团长的中国湖北省代表团在结束对美国俄亥俄州的十天访问后，27日下午离开哥伦布前往衣阿华州的得梅因。
08月26日，在美国著名工业家约翰·加尔布雷思为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陈丕显指出，詹姆斯·罗兹州长不久前对中国的访问和湖北省代表团这次对美国的访问是俄亥俄州和湖北省建立友谊关系的重要步骤，已为双方发展广泛合作和进行经济、贸易、科学和教育交流奠定了基础。
他说，“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可以做许多事情。
我相信湖北和俄亥俄州的友谊之花是会结果的。”

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即将召开
巴西外长指责古巴起草的会议文件体现了苏联的授意
据新华社哈瓦那08月27日电座落在哈瓦那郊区的何塞·马蒂国际机场这些天来一派繁忙景象，世界各地的不结盟国家的高级官员们正在陆续到达。
座落在市区西部新建的会议宫里，正在试验电讯装置，并作最后安装。
民族饭店里住满了操着不同语言的新闻记者。
这一切预兆着第6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很快就要在09月03日在这里开幕了。
这届会议将讨论国际形势以及不结盟运动目前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出席这次为期五天的会议的将有几十位国家和政府首脑和许多高级官员，至少已有九百六十名记者来到这里报道这一重大事件。
在首脑会议之前，将先举行两天的协调局国家大使级会议，然后再举行三天外长会议，以通过首脑会议的日程。
为了筹备这次首脑会议（这次会议后的三年内协调局主席的职务将由古巴担任），大批古巴高级官员，包括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和部长会议副主席曾到亚、非、拉美和欧洲十几个不结盟国家的首都进行活动。
古巴政府还拨出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
苏联也为此赠给古巴一架伊尔—六二型飞机。
据说在过去两年内，一大批译员、司机和酒吧间招待接受了新的训练。
据悉，这次首脑会议广泛的议程将包括加强不结盟运动的作用，改革这一运动的领导机构和运动内部民主化，包括东南亚、中东和南部非洲形势在内的国际形势，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和平解决成员国之间的纠纷等等。
此间观察家认为，首脑会议上一个引人注意的焦点可能将是坚持这个运动的原则和目标，并且维护它独立、自决和不结盟性质的必要性。
据透露，在这方面，古巴为首脑会议起草的最后宣言引起许多不结盟国家的异议。
例如，埃及就提出了十六页的修正案。
这里的观察家特别感兴趣的是，古巴将怎样对待这些建议和批评。
观察家们预测，另一个可能要激烈讨论的重大问题是运动内部关系的民主化问题。
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案，其中包括扩大协调局成员，设立副主席的职务，保证所有成员国在作出重要决策时有平等的发言权。
外国观察家们还预见到在审议柬埔寨代表权问题、印度支那形势以及整个东南亚形势问题时的复杂性。
民主柬埔寨的一个先遣代表团已于昨天下午到达这里，在竭力争取他们参加不结盟首脑会议的合法权利。
但是不需要特别敏感，人们就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会议开始的前几天，金边伪政权驻古巴的大使向驻在国呈递了国书。
尽管在会议上可能会出现这些困难和分歧，观察家们相信，那些希望遵循不结盟原则的大多数不结盟国家将为这次首脑会议的成功作出努力。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巴西利亚消息：
据《巴西利亚日报》08月26日报道，巴西外长萨赖瓦·格雷罗指出，由古巴起草的第6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基本文件“明确体现了苏联的授意”。
这位外长说，文件远远脱离了不结盟的基本原则而谋求同苏联的原则结盟。
他说，作为会议的观察员，巴西无疑“可以对它进行批评”。
《巴西利亚日报》同一天发表的一篇题为《巴西将不同意古巴的观点》的评论说，古巴认为苏联是不结盟国家的“天然盟友”，甚至劝说不结盟国家同苏联集团结盟。
而大多数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不论是正式成员国还是象巴西这样的观察员，都不同意这种立场。
这些国家主张不结盟运动保持它的独立性，而不同任何集团结盟。

中朝国境铁路例会议定书签字
新华社沈阳08月28日电1979年度中朝国境铁路例会议定书今天下午在沈阳签字。
中国铁路代表团团长、沈阳铁路局副局长田洗文，朝鲜铁道代表团团长、价川铁道局副局长金泰植分别在议定书上签字。
在这次例会上，双方就有关中朝两国国境铁路问题进行了会谈。
会议期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胡亦民会见了双方代表团成员。

前往古巴参加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乔森潘主席在南、奥作短暂停留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8月27日电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在前往哈瓦那出席第6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途中，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进行了短暂的逗留和访问。
乔森潘主席和他率领的民主柬埔寨代表团在贝尔格莱德逗留期间，同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委员武科·德拉加舍维奇进行了会谈。
德拉加舍维奇设午宴招待了乔森潘主席一行。
乔森潘主席27日下午离开贝尔格莱德时，德拉加舍维奇和南联邦外交部部长助理沃伊斯拉夫·佩基奇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维也纳08月27日电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今天在这里说，“我们是怀着不结盟会议将承认我国人民正在为反侵略而斗争的深刻信念前往哈瓦那的。”
乔森潘主席是在前往哈瓦那参加第6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途中在到达奥地利维也纳机场时向记者发表上述谈话的。
他说：
“金边的韩桑林政权是越南侵略者用武力扶植起来的。
没有河内的支持，这个政权根本就不能存在。
柬埔寨人民热爱独立。
只要越南军队撤走，我们的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他指出，柬埔寨的形势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利于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的斗争。
他还说，他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在几天前离开柬埔寨。
应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安德烈的邀请，英萨利将访问罗马尼亚。

南报评苏联从集团地位出发宣传不结盟运动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贝尔格莱德消息：
南斯拉夫《政治报》和《战斗报》最近几天发表了一些报道和文章，对苏联和另外一些国家关于即将在古巴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宣传进行了评论。
《政治报》08月26日刊登的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发回的报道说：
“二十年来，苏联从未象今天，哈瓦那第6次不结盟会议前夕，如此感兴趣地注视和评价过不结盟国家和整个不结盟运动的活动。”
报道说，这首先是因为苏联不能回避不结盟运动正在加强它在世界一切事务中的作用这一事实。
但是，报道指出，莫斯科也“从来没有如此大肆宣扬过不结盟运动受到了象现在这样的外来威胁，从来没有如此大肆宣扬过外来威胁的主要根源是中国和美国”。
这位记者接着说：
“根据苏联的看法，这种外来因素的目标是从内部分裂不结盟运动，使它脱离它的‘天然盟友’，即脱离‘世界反帝力量，首先是脱离社会主义世界’。
这几乎等于说，世界反帝力量和社会主义世界是在不结盟运动之外的，因此，不结盟运动必须到自己的队伍以外的某个地方去寻找‘天然盟友’，实际上是到集团和大国对抗中去寻找。
可以说，这里对不结盟政策的非集团本质的理解达到了最低点。”
这位记者说，莫斯科不指名地谴责不结盟运动中有人致力于同所有人保持“等距离”。
他指出：
“这种狭隘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大概最有碍于苏联的作者们认识不结盟国家以及整个不结盟运动的实际利益，因此，这大概是他们过多地玩弄诸如‘天然盟友’、‘天然支柱’、‘集团的不同性质’、‘等距离’之类的概念的原因所在。”
这家报纸08月28日的一篇评论还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评论员关于“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支持和它对国际局势的影响，不结盟运动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重要地位”的说法指出，作为一支不断壮大的力量，不结盟运动有它自己的原则。
它始终是根据自己对事务的独立估价和置身于集团之外来行事的。
《战斗报》27日发表评论说，世界报刊突出报道了即将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这表明“不结盟政策和不结盟运动是强大的、重要的和有威望的”。
然而，对这次会议作出反应的不仅有对不结盟运动的真正性质和重要性有进一步了解的因素，而且也有怀着某些特殊关心的因素，而这种关心同不结盟政策和运动的任务和目标毫不相干。
他们关心的就是期望不结盟国家之间产生“分歧”。
评论接着说，这一点尤其反映在企图谋求改变不结盟的方向上。
为达到这一目的，有人不仅对个别国家的立场（南斯拉夫成了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而且对不结盟运动的性质和主要方向大肆歪曲，甚至捏造。
这家报纸在提到苏联塔斯社和华沙条约其他一些国家的某些新闻机构的评论时指出，这些评论由于歪曲和捏造一些国家的立场而颇为引人注目。
所有这些评论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从集团地位出发的，而且有类似保护人的性质”。
《战斗报》的评论还说，没有人否认不结盟运动内部存在困难，这正说明不结盟运动的成长和国际关系的复杂，但是也表明了外界的干涉，首先是集团的干涉。

姚依林会见美国肯尼迪学会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姚依林副总理今天下午会见了美国肯尼迪学会访华团。
肯尼迪学会由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家族建立于乔治顿大学。
访华团成员有科学家、医生、律师、神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
团长萨金特·施赖弗是肯尼迪学会的最高顾问。
会见时，姚副总理就中国的人口问题、宗教政策、民主制度、医疗卫生和中美贸易等问题，同访华团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我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递交国书
据新华社塔那那利佛08月27日电中国新任驻马达加斯加特命全权大使甘野陶，今天上午在这里的国家宫向迪迪埃·拉齐拉卡总统递交了国书。

方毅会见美籍学者丁玉澄和夫人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今天下午会见了美籍学者丁玉澄和夫人陈月娥以及他们的子女。
丁玉澄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生物遗传学教授，主要从事玉米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对玉米染色体的研究有丰富的经验。
他曾三次来华进行学术交流。
这次，丁教授是应中国科学院邀请于06月10日来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进行短期工作的。
在亲切的谈话中，方副总理和丁教授都表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中美两国的科技合作和农作物优良品种的交换。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李苏、遗传研究所所长胡含参加了会见。

企图通过古巴改变不结盟运动方向为苏联霸权主义服务
苏联报刊为什么对不结盟首脑会议如此“关切”？
企图通过古巴改变不结盟运动方向，为苏联霸权主义服务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新华社记者报道：
在第6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召开前夕，苏联报刊就不结盟运动和这次会议发表了大量文章和评论。
苏联并非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却对这次会议表现了特殊“关切”。
这场宣传运动首先是打着“反帝反殖”的旗号，标榜苏联是不结盟运动的“天然盟友”。
它宣传“反帝反殖”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任务”，强调西方大国对不结盟国家的危害，而只有苏联才是“可靠无私的盟友”。
《苏维埃俄罗斯报》的一篇文章写道：
“不结盟运动之所以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不结盟’因素，只是因为存在着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力量。”
最近一期的《国际生活》杂志甚至说：
“只有依靠社会主义，不结盟运动才能存在。”
“天然盟友”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过去几年里，不结盟运动中一些坚持运动的独立和非集团方向的成员国一直在抵制由古巴出面在运动内部兜售的这种私货。
它们指出，要不结盟运动接受“天然盟友”论，就是想使运动背离它的正确方向，使它转而为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服务。
人们注意到，在古巴为本次首脑会议起草的最后宣言草案中，已经不见“天然盟友”的字样，但是却出现了不结盟政策“同其他和平、民主和进步力量一道”之类的提法。
莫斯科这次站出来重弹旧调，恰好为古巴的这种新提法作了注解，说明它不过是“天然盟友”论的变种。
它证明苏联和古巴一道并没有放弃通过哈瓦那首脑会议改变不结盟运动的独立和非集团方向的图谋。
一些不结盟国家已经指出，古巴起草的文件实质上是一项转向莫斯科的“结盟宣言”。
苏联报刊的另一个宣传内容是影射攻击一些不结盟国家对东西方集团实行所谓“等距离”政策。
它们说：
“在目前条件下接受这一概念只会削弱不结盟国家同他们可靠的朋友——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破坏年轻国家同它们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地位”；
“‘等距离’口号完全符合新殖民主义的利益”……，等等。
事实上，不结盟运动及其成员国的任何文件从来没有提出过所谓“等距离”的说法。
莫斯科在这里攻击的，实质上是大多数不结盟国家主张保持不结盟运动的独立性、反对倾向或依附于任何一个集团的立场。
为了替苏联干涉和改变不结盟运动的正确方向的阴谋扫清道路，莫斯科的宣传机器同时还反复攻击中国是威胁不结盟运动的“巨大危险”。
它们甚至无中生有地造谣说，中国正在“竭力向不结盟运动渗透”，并正在“谋求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直接成员”。
中国一贯尊重和支持不结盟运动，支持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坚持维护运动的独立与非集团方向，以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诬蔑和造谣丝毫无损于中国的这一举世周知的立场。
至于莫斯科的宣传机器为什么在哈瓦那会议前夕发动这场大规模的宣传运动，看来，这同下列情况是不无关系的，即古巴是本次会议主席，苏联认为这有利于它推进干涉和控制不结盟运动的图谋。

英国著名将领蒙巴顿逝世
新华社伦敦08月27日电英国著名海军将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今天在爱尔兰共和国斯莱格县马勒格摩尔因所乘游艇爆炸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蒙巴顿在英国皇家海军中服役五十二年。
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任英国第5驱逐舰队司令，这支舰队在初期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
1943年，他出任新建的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
1959年蒙巴顿就任英国防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主席，1965年退休。

蒙代尔副总统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
美中关系进入一个重要新阶段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蒙代尔副总统今天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这次对中国的访问以及同中国领导人举行的会谈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阶段。
他指出：
一个安定的现代化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正如一个繁荣的美国是符合中国的利益一样。
我们之间的纽带越牢固，国际社会就越稳定。
蒙代尔副总统在一项准备好的声明中说：
我们已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上，我们第1次承担义务，不仅要建立友谊，而且要建立一种平等、互惠和相互尊重的关系。
他说：
只要以这些价值观念作为我们关系的核心，我们相信我们的共同利益一定会繁荣发展。
他指出：
美中友谊不是针对任何人的。
它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一个和平和繁荣的世界。
蒙代尔副总统还回答了记者所提出的问题。
他在回答关于越南问题时说，除非越南改变它的某些现行政策，诸如用武力把本国公民驱逐出境，非法占领柬埔寨，否则，我们不打算承认越南，甚至也不打算就此事同越南进行谈判。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蒙代尔说，美国已经通知台湾，美国打算把它过去同台湾签订的正式民航协定改为非正式的安排。
他还说，美国今年内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今后也只出售有限的防御性武器。
他在谈到美国对待柬埔寨问题的立场时说：
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必须包括从柬埔寨撤出全部越南占领军。
我们已经一再申明，我们不承认柬埔寨的韩桑林傀儡政权。
它是由越南占领者建立的，因而没有任何的合法性。
他说，我们希望柬埔寨各方面的代表能够组成一个广泛的联合，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他说：
美国目前的立场不是要选择一个领袖。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一项解决的办法，建立一个公认的合法和负责的政府，从而消除柬埔寨的悲惨局面。
蒙代尔副总统宣布，美国即将在广州和上海开设领事馆，以扩大两国间的贸易和技术合作。
中国方面也将在休斯顿和旧金山开设领事馆。
蒙代尔最后谈到了他这次访华的印象。
他说，他对美中两国关系的前景充满了乐观和信心。

谷牧会见日本朋友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谷牧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冈崎嘉平太一行，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土光先生、冈崎先生一行是自费来中国旅行的。
他们于08月17日到京后，曾前往兰州、酒泉、敦煌、西安、成都参观游览，观赏了中国古代灿烂的历史文化遗迹。
会见以后，谷牧副总理设午宴招待日本朋友。

费城的国家独立历史公园
美国东部的费城，在美国历史上占有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
美国政府的基础——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就是在这里起草制订的。
当时，费城是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中最大的一个城市，也是世界最大的淡水港。
从美国建国到一八○〇年，费城一度作为首都。
她被美国人自豪地誉为“万古不朽的美国诞生地”。
1948年，国会通过法案，将旧费城中心独立厅周围所有的历史性建筑加以保护并成立国家独立历史公园。
独立厅建于一七三二——一七五六年间，原为宾夕法尼亚州的议会。
一七七四年09月，第1次美洲大陆会议在此召开，上书英皇，抗议英国压迫北美殖民地的政策，要求享有与英国公民同等的权利，并号召抵制英货，但均无效果，反而使殖民地与英国的矛盾更加激化。
一七七五年05月，第2次美洲大陆会议在独立厅开会时，在克来星顿，独立战争的枪声已经打响。
一七七六年07月04日，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在这里向公众宣读。
美国独立战争的八年中，除英军占领费城时期外，国会均在独立厅指挥战争，并在这里进行了创建联合政府、订立北美合众国永久性联邦条例的活动。
独立战争后，因联邦条文有欠缺，中央政府对各州的控制难以实行，于是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草拟新的政府组织纲领。
一七八七年05月25日，十三州代表来独立厅开会，华盛顿亲自主持各项秘密会议，让代表充分交换意见。
会议历时四个月，终于在同年的09月17日通过美国宪法，由各州代表签署。
这一宪法及其修正条例，迄今仍是美国国法的基础。
独立厅的陈设保持原样。
十三张会议桌上铺着绿色丝绒台布，零散的纸张、书籍摊在桌上，好象代表们刚刚离去。
桌前文具盒上插着白色羽毛笔，每张桌上还放着一个蜡烛台。
夜晚，在烛光中游览独立厅，使参观者增添庄严、肃穆之感。
贝特西·罗斯屋是公园里另一幢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
在这座红砖墙上镶着白色门窗的两层小楼里，一位爱国者，女裁缝罗斯夫人制作了第一面美国国旗——十三条红白相间的条纹为底，左上角的蓝色方框中，由十三颗星组成一个环形。
一七七七年在国会上被正式采用为国旗。
罗斯夫人的家也因此被称为“古老的光荣诞生地”。
美国第1银行建于一七九五年至一七九七年间，是美国最老的银行大厦。
第1银行在这里营业至一八一一年。
此外，还有：
华盛顿总统一七九三年——一七九八年暑期的寓所；
富兰克林任职美洲大陆会议、宪法会议主席及宾州州长时的住宅；
哲学厅、国会厅、旧市政府和安葬着七位独立宣言签署者的基督教堂坟地，以及在革命战争中，为美国的独立、自由牺牲的“无名战士墓”等。
公园里一件著名的文物——自由钟，是一七五一年为庆祝费城的创建者威廉·潘发起的民主宪章五十周年，特地在英国定做的一座巨钟，重一千多公斤，高约一米。
不幸，试用时就发生裂纹。
后经两次重铸，安放在州议会的屋顶钟楼上。
大陆会议开会，第1次当众宣读独立宣言时，都是鸣此钟召集的。
独立战争中，英军即将占领费城时，美国军队用火车的行李车将自由钟运至阿伦镇隐藏起来，直到英军撤退。
自一八三五年起，此钟正式作为费城公共集会的鸣钟。
后来，在为美国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的葬礼敲丧钟时，再度破裂。
但因为它是与美国独立战争历史相关的文物，没有再重铸。
稍加修补后，原样展出在独立厅中。
这座自由钟在美国独立二百周年时，移至国家独立历史公园的中心草坪上，并专门为其制做了玻璃屋。
参观者走近巨钟，在旁边设置的小孔中投进硬币，即可听到关于自由钟和国家独立历史公园的录音介绍。
·风光·（附图片）
左图为独立厅，是美国独立宣言通过和宪法起草的地方。
右图为建于一七○〇年的贝特西·罗斯屋，传说它是美国国旗诞生地。

邓颖超谷牧出席冈崎的答谢宴会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日本朋友冈崎嘉平太今天晚上在这里举行答谢宴会。
邓颖超副委员长、谷牧副总理应邀出席了宴会。
同冈崎先生一起来华的土光敏夫先生出席宴会作陪。

一面象征团结战斗的农会旗
广东省博物馆杨森黄道钦
在海丰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里，有一面彭湃同志制定的农会旗（见图）。
这是海丰县第一面农会旗，是用红黑两色布分四块联合缀成的。
为什么要用红黑两色呢？
在1895年，农民起义首领洪亚重领导的“黑旗帮”与陈宗富领导的“红旗帮”因意见不一，在大嶂山发生了摩擦，最后破裂。
打这以后，海丰各乡村各姓氏有了红、黑旗之分。
军阀陈炯明和在海丰的反动派，为了巩固其在农村的统治地位，就利用和操纵红黑旗两派，肇事生端，造成相互对立，互相残杀。
彭湃同志为了使红、黑两派的农民消除隔阂，团结一致，打倒共同的敌人，在制定农会旗帜时，既不用红旗，也不用黑旗，而是用红、黑两色制作新的旗帜。
在彭湃同志的领导下，海丰广大农民群众高举这面团结、战斗的农会旗帜，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伟大斗争，并且迅速向东江各县发展扩大。
陆丰、惠阳、紫金、五华等县也相继成立了农会，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
毛主席曾多次对彭湃同志和海丰农民运动作过高度的评价。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谈到共产党人应该联系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时，赞扬彭湃同志是农民运动的大王。
（附图片）

关于你，祖国（外二首）
〔罗马尼亚〕米哈依·奈古列斯库
我们所看见的都是爱，
是祖国；
伟大的土地啊，
将我们化为春天吧
让我们变成那迎风摇曳的枞林
让我们纯结的心灵长出
芳草——
在言语间，在夜晚，
在山泉间
都有道路通向未来之门……
在生命离去的时候，
对你的爱却要返回
在那无语的石上我默默地刻写着你……
晚上
我不曾是您忠诚的孩子，
我不懂得将您的墓地的十字架
铭刻在我的心里……
您不要将那秋天的狗
唤来跟在我的身后吧。
那是我的过错
在人世间我身边只有黄昏的余辉，
在这个严酷的冬天夜晚
我这个不肖的孩子
嚎啕着呼唤您的名字。
永远是
有一个词儿
人们永远只能理解到它的一半意义；
它的一半总是飘忽的风
永恒的二分之一。
有一条边界线
人们永远只能用想象力通过去，
那是诱人的领域，它痛苦地燃烧着
剩下的是怀念的灰烬
——爱情……
〔毛春普译〕

战斗者的一生
——追念我们的父亲邵荃麟
邵小琴邵小鹰邵小鸥
一、抉 择
1926年，上海黄浦江畔。
一艘开往日本的大邮船即将启航，码头上熙熙攘攘。
二遍锣响过，送行的人纷纷离船上岸。
这时，从轮船的另一头匆匆走出一个手提小皮箱的青年人，帽子压得低低的，避开送他出洋留学的亲友们的视线，混在送人的人群中上了岸。
一会儿，轮船缓缓地移动了，那青年目送着它驶向辽阔的东海，反转身来，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去。
他就是我们的父亲——青年时代的邵荃麟。
父亲于一九○六年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富商家里，在父母的钟爱和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1925年他中学毕业后，考进复旦大学经济系。
完成学业，继承家产，跻身于社会上层这样一幅当时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前景，已经很现实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然而，这时的上海已不仅仅是中外冒险家的乐园，这时大学也早已不再是苦难国土上的世外桃源了。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重重压迫下，革命思潮正在传播，人民革命运动已经兴起。
正在大学读书的父亲也被卷进了时代的激流。
他悉心阅读了大量书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还是无政府主义的。
地下党组织注意到他，便派人接近他，借给他一些小册子看。
在党的帮助下，他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经过反复思考之后，终于得出了结论：
“看来看去，还是马克思讲的有道理。”
他立即投入现实斗争，参加了学生运动。
父亲在回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一段探索过程时，曾这样对我们说：
“印度巡捕的橡皮裹着钢丝的鞭子把我敲得更清醒了。
中国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
1926年01月他参加了共青团，同年0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中国人民雄伟壮丽的革命事业。
入党后他担任共青团复旦大学小组长，后调任团江湾区委书记。
在一次机智地躲过了反动军警的大搜捕以后，他被开除学籍。
那以后他便以全部精力和时间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担任团浙江省委和江苏省委书记，党的浙江省委常委。
然而，被学校开除的消息却震动了他的家庭，为了阻挡他投身革命的洪流，家里决意送他留学日本。
但这时的父亲已经属于另外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了。
他躲开送行的亲友，跳下了轮船，也就同时彻底摆脱了家庭的羁绊。
如果说父亲在他选定自己的人生道路时曾经历过激烈的乃至痛苦的思想斗争，那么在那以后的几十年中，在革命征途上，在种种严峻的考验面前，他付出的是全部精力和心血，而最后是生命。
敌人的恐吓、盯梢、追捕和审讯，叛徒的出卖，秘密绑架，还有来自革命营垒内部的诬陷中伤，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负担，疾病的折磨，死亡的威胁——这一切接踵而至，几乎没有间断过。
父亲选择自己的道路不是出于一时热情，而是经过了严肃认真的思索，因此一经选定，他就义无反顾，哪怕千难万险，也要走到底。
1934年04月，他在上海任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宣传部长时，由于叛徒出卖被捕。
敌人对他进行了秘密审讯，又妄图利用叛徒的对质迫使他屈服，父亲义正词严的驳斥，使敌人的阴谋诡计一一破产。
父亲后来曾对我们回忆起当时听到要解往雨花台的消息后那种异常平静的心情，他说：
“那时我真的体会到什么叫‘视死如归’”。
他也曾一度因受到诬陷而调动工作，但他总是以革命事业为重，顾全大局，置个人荣辱、利害、恩怨于度外，尽管遭到冤屈和打击也始终如一地辛勤工作，没有躲开、躺倒，一直到周恩来同志代表党纠正了错误，严肃处理了诬告者。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就身处逆境，尽管有许多事情无法理解，他却以坦荡的襟怀向我们表示，坚信党的事业最终必将胜利。
在身陷囹圄，生命垂危的时刻，他没有向身边唯一可以表白衷情的战友诉说他对妻子儿女的嘱托和对自己旦夕光阴的留恋，而是恳切地请那位同志帮助他剖析自己“革命几十年来有什么对不起党的地方”。
父亲至死怀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贞信念，从没有丝毫后悔，始终无愧于自己在中国革命最动荡的岁月所作出的抉择。
二、历 程
漫长的革命生涯对于象父亲这样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极为严峻甚至痛苦的改造过程。
他自觉地磨练自己，一刻不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早在1927年，父亲就在周恩来同志直接指挥下参加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
“四·一二”事变后，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关头，他被党派到上海杨树浦区和法租界区担任书记，在腥风血雨中坚持同敌人斗争。
此后，他调任浙江省委委员、团省委书记，亲身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教诲。
由于斗争生活十分艰苦，父亲得了严重的肺病，经常吐血。
但这并未使他稍有懈怠。
记得妈妈告诉我们，一次爸爸在对工人演讲，突然吐起血来，跑到水龙头边漱漱口，又继续讲下去。
晚上躺在客店床上，一阵阵剧咳，他的血甚至喷到蚊帐顶上。
后来组织上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同意他与家庭取得联系，以便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
他的父亲看到多年奔波在外的儿子，高兴极了，指望他从此回心转意。
谁知时隔不久，身体刚刚有些恢复，他就又“失踪”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在杭州、龙泉、金华等地从事抗日宣传与组织工作。
当地山乡的一些老人还都记得，那时他身着灰军装，腰间扎着皮带，清瘦的面颊上长着胡子，骨架单薄却精神抖擞，没日没夜地工作着，为新四军输送了大批青年。
他自己也几次通过敌人封锁线，到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
皖南事变后，父亲按照党的指示在桂林领导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规模最大的一个进步出版社——文化供应社。
1941年，主持创办了综合性刊物《文化杂志》。
当时，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刚刚问世，父亲立即撰文在这个杂志上宣传解释，在国统区起了很大影响。
1944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衡阳，逼近桂林。
当时父亲是党在桂林的文化工作组组长，当日寇即将占领桂林的紧急时刻，根据党的指示，他和同志们把党的资助和温暖送到许多人身边，又在拥挤的逃难人群中奋力送走一批又一批人员。
在那样的大混乱中，一些好心的朋友劝父亲早点离开，因为他身体很坏，身边又有家小。
但他坚持送走了所有的进步文化人士才撤退。
实际上那时几乎已经走不了了，敌机加紧了对桂林的轰炸，火车站里车上车下都挤得水泄不通。
偏偏父亲的肺病又发作了，发着高烧。
母亲背着刚满周岁的小鹰，搀着病重的父亲，四岁的小琴牵着妈妈的衣服，真是寸步难行。
母亲拚命才算把我们拉上一节敞篷货车的尾卡上。
正在这时，敌机又来轰炸，人们四散逃命。
日寇的飞机用机枪追着人群扫射，我们在枪林弹雨之中幸存下来。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下，我们的生活十分动荡不安。
为了斗争需要和摆脱特务盯梢，父亲经常带领全家抛弃全部家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记得最后一次是1949年，父亲在香港动员了一大批同党还有一定距离，但又不愿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民主人士，乘船回到祖国的怀抱。
那一天，当旅大港的轮廓展现在地平线上时，父亲是多么激动啊。
这一次迎接他的已是人民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正在召唤着他！
解放后，父亲在文化界担任领导工作，接触工人、农民的机会较少，深感这方面的不足。
1958年以后，他不顾身体虚弱，几次下到农村去。
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十分珍视到基层视察的机会，努力向人民学习，把倾听群众意见作为党交给自己的重要职责。
一次，他在浙江听取传统戏老艺人的意见，午饭开过了一个多钟头，艾芜伯伯多次催他吃饭，他还在继续和老艺人们交谈，认真地作记录，疲劳使他的声音微弱到别人难以听见的程度。
即使是到外地专事养病，他也总是尽量广泛接触群众，了解当地实际情况。
所有同父亲接触过的同志都知道，他的身体非常差。
他的肺部X光片显示出很多的钙化点，而且还有空洞。
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长久地坚持工作呢？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父亲对小琴入党时的赠言：
“把革命红旗举到底”。
正是这种信念鼓舞着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事业。
1965年，他因为所谓“中间人物论”的问题，受到严厉的批判。
也正是在这时，他以自己入党后第1个党小组中每个成员的经历告诫小琴：
在革命的征途中，会有人光荣牺牲，会有人落伍开小差，会有人变节当叛徒，也会有人胜利后止步不前，革命到底是不容易的。
父亲的这一席肺腑之言，我们终生难忘。
三、品 格
熟悉父亲的同志，都对他的襟怀坦白、忠实积极的品格留有极深刻的印象。
从建国之初起，父亲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的职务。
他积极团结同志，尽最大努力帮助一切对人民和革命有过贡献的作家，发挥他们的作用。
他热爱作家，尊重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独到见解和艺术上的创新精神。
他对我国的作家，是那样的熟悉和热爱，时常如数家珍地谈起他们的创作和生活。
我们记得那时家里的客人常常络绎不绝，有老作家，也有青年人。
父亲总是那么认真地听他们讲述心得体会和创作甘苦，倾心地同他们交谈。
“口无恶声，胸有成算。
急人之急，损己利人。”
这是聂绀弩伯伯对他的评价。
我们想，唯其如此，同志们才能把自己的心声向他倾吐。
身为作协领导人的父亲，深知在几十年的中国革命中造就的这样一大批作家是多么的可贵，因此，当激烈尖锐的群众运动到来往往要发生一些“左”的错误，误伤一些好同志的时候，父亲在多数情况下能保持冷静的头脑，一方面坚持原则，一方面尽一切努力保护有可能受不公正待遇的人。
有人曾形容他是一棵老树，把自己摆在防风前哨上，努力减轻着身后树木和幼苗的灾难。
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他不顾自己正发着高烧，多次和一个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的老同志长谈，最后又抱病撰写长文，对这位同志进行了全面分析，在极困难的处境中帮助他避免了更大的不幸。
反右派运动后，有些同志在政治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父亲仍旧把他们看作朋友，热诚相待。
他曾打听被错划成右派的青年作家的命运；
也曾不避嫌疑和一些被错划成右派的伯伯、阿姨来往。
他在谈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曾说：
“评价一部作品，应看其政治和艺术的效果，不能因为作者某一时期的经历遭遇而否定他们的艺术成就。”
说这些话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父亲对专业作家和业余文艺爱好者都抱着极大的热忱。
《红岩》出版前，他多次把作者请到家里来逐章逐节地讨论。
他也熟悉《创业史》的创作过程。
由于他热爱作家，大量地阅读他们的新作，所以能用生动的语言描绘出许多作家的风格。
对于一些青年作者，他甚至熟悉他们的身世。
有一次他拿着《苦菜花》这本书，很有感情地对我们从主人公冯大娘一直讲到作者冯德英。
即使对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父亲也一样热情相待。
记得有一次，一位战士给他来了一封长信，向他提出了各种文艺问题。
不久，父亲就抱病给这位战士回了一封长达八千余字的信，鼓励他走上文学道路。
父亲忘我地工作，完全置自己病弱的身体于不顾。
尽管妈妈和许多老朋友无数次地劝告他，但他却总是放下笔又拿起书，即使在养病时也不能改变紧张的工作习惯。
他的精力全部放在工作上，极少过问家庭琐事，甚至连我们到底上几年级了都搞不清楚。
他对子女的要求是严格的。
小鸥高中毕业时，老师到家里来征求意见，准备送他出国留学。
父亲却提议让他先在国内锻炼几年再说。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从没逛过商店，这么多年来只亲自给我们买过两样东西：
一个书夹子和一盒冻疮药膏。
他从解放初就许愿带我们去一次故宫，但这个诺言却一直没有实现。
只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父亲在文联大楼的小吃部里请我们吃一顿小笼包子，我们都高兴极了，因为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请我们的客。
但对从外地来的一些老同志老朋友，特别是过去同情过革命，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的民主人士，父亲总是忘不了请他们吃饭。
四、斗 争
今天真相已大白于天下。
林彪、江青一伙炮制那个《纪要》，决不仅仅是为了文艺问题，而是要把它作为他们向全党全国开刀的一把利剑。
无论如何，文艺界成了他们打击的第1个目标，而父亲也难免于在这场浩劫中首当其冲。
早在1963年04月，父亲在中宣部召开的一个会议上作过系统的发言，对张春桥、姚文元反对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十三年要写，一百○八年也要写”的指示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从张春桥杀气腾腾的讲话中意识到这场斗争的严重性，但是他不但没有沉默，而且同张春桥一伙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
这场斗争种下了这伙阴谋家必欲置父亲于死地的种子。
作为党的一名文艺战士，父亲从五十年代末期起就对“左”的错误潮流进行了抵制，他坚信只有“百花齐放”的方针才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道路。
坚强的党性和长期的经验使他看问题不能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他的看法同当时的一些潮流和口号、同某些错误的“长官意志”大相径庭。
1962年0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经中央批准，由作协召开
“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父亲主持了这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作家们以极大的责任感深入探讨了许多新问题。
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是大有裨益的，然而这样一个会议却被“四人帮”打成了“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的黑会”。
父亲在会议上针对人物创作上的简单化问题，提出了在写英雄人物的同时，也要注意描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强调了革命浪漫主义要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的意见。
这些意见竟被“四人帮”列入所谓“黑八论”。
父亲因此被打成“坚持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方向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相信这是一场群众运动。
在他受到日复01日的“批判”时，对报上每篇关于他的文章都认真看，并把它们剪贴起来，集成厚厚的一本。
我们几个孩子，看到敬爱的父亲成了“黑帮”，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有疑问，又非常难过。
父亲批评我们软弱，教育我们不要抱怨，要正确对待群众的冲击，要相信党。
可是他哪里知道，这阵冲击的恶浪会一直把他冲上死路呢？
父亲在挨批斗回家后，总是看书沉思，他想不通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他的所谓“中间人物”论的罪状。
他用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反驳他们的诬陷。
父亲有满腔的话要说，但却没处去说，只好让小琴作假设论敌，她学着报上的观点来批判他。
然而每次“批判”，女儿总是败下阵来。
我们心里越来越明白了，父亲的观点是被人肆意歪曲的。
小琴再也不忍细看父亲那严峻的、日益削瘦的面孔，额角上隆起的青筋和瘦骨嶙峋的双手，那手指被一支接一支的烟卷熏得焦黄，烟灰一段一段地掉落在地上……。
然而，父亲那雕像般沉思的形象，永远铸进了儿女们的心灵。
时隔不久，父亲被抓走了，在狱中，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
对他精神的侮辱，肉体的摧残令人发指。
他的病弱之躯，得不到及时治疗，时常以难于下咽的食物充饥。
仅从1967年12月25日至1968年01月25日一个月，就对他进行了三十一次法西斯式的审讯，由此可以看出林彪、“四人帮”的穷凶极恶和父亲不屈不挠的精神。
1971年06月10日，我们热爱的父亲戴着强加在他头上的“叛徒”帽子，负屈含冤，病死狱中。
父亲死后，我们只得到了一个简单的通知，并被蛮横地剥夺了为他办理后事的权利。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八年了。
他没有留下任何遗产，甚至连他的骨灰，我们也无从查找。
他用几十年的心血写就的大量手稿、笔记全部被抄得片纸无存。
他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个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奋斗终生的战士形象和那些谆谆教诲。
父亲得到平反昭雪的消息传出后，我们收到了大量饱含阶级情谊的来信，接待了许多父亲生前的战友。
龙泉山乡八十岁高龄的老人获悉父亲死的消息之后，彻夜不眠，挥泪书写祭文；
与鲁迅同时代的老作家写下痛悼父亲的挽诗；
青年诗人写下了诉说着自己的怀念的诗篇……。
我们从这些来信、谈话中，看到的是对林彪、“四人帮”的强烈仇恨，和对真正革命者的深情。
父亲的音容永不淡漠！
他的教诲刻骨铭心！
为了人民的事业，包括父亲在内的多少先驱者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的血不会白流。
他们会看见，在祖国大地上，鲜花正在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