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书利/周恩波/李守国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济南部队某团党委举办排以上干部学习班，围绕党的现行政策，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端正思想路线，提高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这个团党委在深入部队调查中了解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多数干部对党中央为适应工作重点转移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认识是正确的。
但是也有一些同志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对头，人云亦云，是非不清；
或只看到一点现象，就主观论定；
或以老框子套新情况，少见多怪。
团党委分析认为，这些错误的思想方法，是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推行唯心主义认识路线造成的恶果。
因此，在进行政策教育中，不能单纯地就事论事，必须首先端正思想路线，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论武装大家的头脑。
于是，团党委举办了排以上干部学习班，组织大家联系实际，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从三个方面破除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
不凭道听途说衡量党的政策。
不以主观的片面认识衡量党的政策。
不以老框子来套新形势下党的政策。
这次学习班，使这个团广大干部受到了一次生动实际的辩证唯物论的教育，在认识问题的方法上带来很大转变。
大家反映：思想方法对头了，认识问题准确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了，对党的方针政策理解加深了。
（王书利、周恩波、李守国）
版面：头版
新华社八月二十日讯 华国锋总理今天下午会见马耳他共和国议会议长卡尔西东·阿吉乌斯和由他率领的马耳他共和国议会代表团。
阿吉乌斯议长转达了安东·布蒂吉格总统、多米尼克·明托夫总理对华国锋总理的敬意和问候。
华国锋总理说，马耳他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马耳他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马耳他人民的胜利是经过长期的斗争的。
我们两国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我们应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华国锋总理请阿吉乌斯议长转达中国政府和他本人对布蒂吉格总统、明托夫总理的热情问候。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武新宇、委员刘大年，外交部长助理宋之光，中国驻马耳他大使程子平，参加了会见。
华国锋总理会见马耳他共和国议会议长卡尔西东·阿吉乌斯和由他率领的马耳他共和国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版面：头版
新华社八月二十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今天上午前往看望黄文欢同志。
叶剑英同志和黄文欢同志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
今天，他们聚在一起，谈得分外亲热。
叶剑英同志亲切问候黄文欢同志的健康。
黄文欢同志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叶剑英同志说：“应该的，我们是同志加兄弟嘛！”
黄文欢同志说：“我的身体比刚来时好多了。”
叶剑英同志说：“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他希望黄文欢同志好好休养，并祝他早日恢复健康，继续为革命作出贡献。
陪同前往看望的有中联部副部长乔石等。
中共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亲切地看望黄文欢同志。
（照片）
作者：李治亭/李景荣/姚国安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济南部队负责同志最近用五十多天时间，带领工作组下到部队，亲自同几十个领导干部谈了话，还多次召开了师团领导干部座谈会，引导他们继续学好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端正思想路线，带领部队很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济南部队负责同志先后到了十多个师以上单位。
在同干部交谈中了解到，通过传达贯彻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各级领导干部不断冲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思想逐步解放，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不断加深。
同时也看到，有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路线还没有解决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
部队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同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有直接关系。
对这个情况，济南部队负责同志十分重视，并注意加以解决。
首先，济南部队负责同志对于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注意认真解答，引导干部把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肖望东政委在和某守备区领导干部集体谈话时，强调了继续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性。
他说，深入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就是要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思想路线不端正，就不可能正确理解、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只有继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才能够端正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牢固的思想基础。
这个讨论的意义和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部队建设的需要，看得越来越清楚。
在谈到如何看待党的某些现行政策时，有一位干部感到，看看实际情况，这些政策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从理论上讲不清楚。
肖望东同志指出，看问题就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如果把革命的理论当成僵死的教条，到处死搬硬套，套上就认为好理解，套不上就想不通，这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许多同志反映，领导谈话，就象交给了一把钥匙，开了思想上的锁。
济南部队负责同志在谈话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学好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重要文件。
指出领导干部思想路线是否对头，思想是否解放，对部队有直接影响，关系重大。
必须用三中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带领部队同心同德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保卫四化，建设四化。
烟威警备区最近组织营团干部进行军事集训，济南部队负责同志对他们建议说，学习军事非常必要，但不能忽视端正思想路线，应该增加学习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
烟威警备区领导机关及时调整了集训队的学习计划。
（李治亭、李景荣、姚国安）
栏目：编后
版面：头版
济南部队负责同志用五十多天时间，下部队同几十个领导干部谈心，召开多次座谈会，引导大家继续学好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以端正思想路线，同心同德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这种做法，值得提倡。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一讲路线问题就搞“政治运动”，乱扣帽子，无限上纲，把人们搞怕了。
现在我们情况大不同了。
领导同志下去抓思想路线教育，用的是和风细雨的方法，耐心说服的方法，帮助干部战士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奔四化。
在学习中，对于继续坚持林彪、“四人帮”的思想观点的人，我们当然要加以批评。
但是对于大多数同志来讲，主要是一个自我教育提高认识的问题。
从一些部队的实践看，领导干部下部队抓思想路线教育，有几件事必须认真搞好：一是认真调查分析部队的思想动向。
二是组织部队学习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学好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领会精神实质。
三是组织部队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
四是开展真理标准的学习和讨论。
此外，还要把思想路线的教育和学习，同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帮助干部战士站在党的政策的立场去观察和处理各种实际问题，成为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和捍卫者。
作者：黄群桂/赵可铭/吴世斌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战斗英雄梁英瑞生前所在连，根据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经验教训，加强一兵多能训练。
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人人都学会了使用四、五种武器，全连十一种火器已被干部战士基本掌握，能够进行协同作战。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后，这个连队驻守在广西边防第一线，与越军前沿阵地对面相持。
上级根据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经验和该连执行任务的需要，给他们配备了三种火炮、三种机枪以及反坦克火器等十一种轻重武器。
从干部到战士对新配的火器从没摸过，现在要求在不长时间内熟悉掌握这些火器，有的同志产生了畏难情绪。
针对这个情况，党支部引导大家联系亲身经历，回顾对越作战的经验教训。
这个连队在攻占那行七号高地时，缴获了敌人两门六○炮和几箱炮弹。
当时残敌正在拚命逃跑。
由于距离较远，用枪已打不着，战士们搬起六○炮摆弄了半天，也不知怎么打法，眼睁睁地看着敌人跑掉了。
他们还对比一个兄弟连队在一次战斗中，缴获敌人的重机枪后，掉转枪口痛歼逃敌，扩大了战果。
这些用血换来的经验教训，使干部战士懂得了一兵多能的重要性。
大家说，战场上需要什么，平时就要练好什么。
无论多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克服。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一兵多能的训练很快在全连开展起来了。
为了解决缺少教员的问题，党支部采取派出去学、请进来帮的办法，培养了十多名小教员。
班长江耀权原是冲锋枪手，对火炮一窍不通。
他虚心向兄弟炮连的同志求教，白天跟班见学，不懂就问，晚上认真整理笔记，对照教材，反复钻研火炮的射击原理，很快掌握了三种火炮的操作要领和射击指挥的基本知识，成了连队的炮兵小教员。
现在，配属到班排的火炮，本班战士都能熟练操作。
全连先后进行两次实弹射击，都取得良好成绩。
这个连担负的守卫任务很重。
为了解决执勤与训练的矛盾，党支部发动群众献计献策，改革过去那种按部就班，新老兵“一锅煮”，全连“一刀切”的训练方法，根据原有的基础，突出重点，抓住难点；
同时，号召大家向英雄梁英瑞学习，拿出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挤出时间刻苦练习。
六班是梁英瑞生前所在班。
他们在进行高射机枪和六○炮射击训练中，回忆了梁英瑞当喷火兵时苦练基本功，成为一名优秀喷火手和战前练习爆破技术手臂磨破了仍然坚持训练，成为出色的爆破能手的事迹，训练热情十分高涨。
大家不怕炎热，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很快掌握了高射机枪和六○炮的射击技术，实弹射击取得优秀成绩。
最近，领导机关在这个连队召开一兵多能训练现场会，推广了他们的经验。
（黄群桂、赵可铭、吴世斌）
版面：头版
本报讯 由基建工程兵某部承建的湖北化肥厂，最近已胜利建成。
七月二十八日投料，八月十日出产尿素，一次试车投产成功。
基建工程兵领导机关发出贺电，表彰他们为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这个厂是我国从国外引进的十三套大型化肥装置之一，年产合成氨二十四万吨，尿素三十八万吨。
这些化肥全部用于农业，预计可增产粮食四十多亿斤。
这个化肥厂的设备，体积庞大，结构复杂，精密度高，具有七十年代先进水平。
基建工程兵某部指战员虚心向外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同他们密切配合，坚持把质量检验贯穿施工全过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焊接、砌筑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施工方法。
为了解决施工机械不足的问题，施工部队大搞技术革新，自制出二百六十多台（件）机具设备，实现较大的技术革新七十多项。
在施工过程中，指战员发扬“攻关不畏难”的精神，先后攻克了超高超重设备运输吊装关、大功率高转速的传动设备安装关、高温高压合金管道的焊接关、高自动化集成电路仪表的安装调试关。
不少施工项目达到高速优质，在速度和质量方面走在全国同行业的前列。
（新闻科）
作者：师长王引生
栏目：老兵新话
一个合成军指挥员，在作战中怎样实施正确的指挥，才能保证部队合得成、联得上？
通过这次自卫还击作战，我尝到了这方面的一些甘苦。
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
一是突破红河之战。
发起进攻的那天。
我们师所有的人员、火炮、车辆、骡马隐蔽在红河岸边，待先头部队偷渡红河成功，占领二三○高地后，再通过架设在红河上的浮桥。
当时，我脑子里考虑的只是步兵如何快打快插，忽视了对炮兵和坦克的使用。
步兵都拿下了二三○高地，向二○五、一四一高地发起进攻了，炮兵还弄不清步兵到达的位置。
结果，互相脱节，炮兵不能有效地支援步兵战斗，使得步兵增大了伤亡。
另外，由于只琢磨着如何指挥步兵战斗，没有事先派出工兵为坦克开辟通路，致使坦克刚一上路，就碰响了敌人的地雷，造成了损失。
第二是柑糖之战。
这次由于吸取了突破红河之战的教训，尝的甜头不少。
战斗发起前，我们仔细分析了敌情，认真研究了各兵种之间的协同和组织指挥。
二月二十三日，我师向柑糖守敌发起了进攻。
我先今炮火进行二十五分钟的急袭，然后命令两个步兵团担任正面主攻，两个坦克营在前面为步兵引路，通信、防化、侦察等专业分队努力为战斗做好保障工作。
在各兵种的密切协同下，战斗发展十分顺利，我师于二十四日上午十时胜利攻占了柑糖市，取得了毙敌九百余人的战果。
协同指挥上的甘苦给人的启示是深刻的。
事后，我老是在琢磨：作为一个合成军指挥员，头脑里没有合成观念，不懂得协同指挥，这个仗确实没法打。
但是，这实实在在又是我们的薄弱环节。
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林彪胡说什么“团师军合练没有必要”，是“劳民伤财”，大砍诸兵种协同训练，使得一些指挥员长期缺乏协同作战组织指挥的知识。
其次，部队的训练体制也不大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基本上是单一兵种编制，各兵种之间互不相干。
训练方法上，协同训练搞得少，训练的方法又不一致，各兵种和专业分队总是各训各的，各练各的，互不通气。
再就是单一兵种思想的影响，指挥员多数是步兵“出身”，不习惯于抓协同训练，又很少进院校学习，以至于协同指挥的能力长期提不高。
就拿我来说，一当兵就在步兵连队，手里端着步枪，腰里别着手榴弹参加战斗，当了排长、连长，也是把手枪一举，高喊一声“冲啊”，就带头杀人敌阵，那个仗也简单。
建国后，我担任了营长、团长，加强的兵力兵器多了，但脑子里考虑的仍是如何拨拉几个步兵连队，对于其它兵种过问的则不多，学习的也不够。
一说抓军事训练，想到的就是抓步兵，抓刺刀、手榴弹。
至于专业分队的训练，总是引不起重视。
正是由于缺乏合成观念，所以老是在习惯的圈子里面踱方步，多少年过去了，职务在变动，指挥水平却没多大提高。
打了这一仗，使我看到了自己在协同指挥上的差距。
看来，迅速提高指挥员的协同指挥能力，以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是当务之急。
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切实纠正重步兵轻特种兵、重技术轻战术、重单一兵种训练轻协同训练的偏向。
作者：朱广亮
二月二十日，我广西边防部队某师攻下越南复和县城后，乘胜前进，追歼高平之敌，却被复和镇以北四百米处的天然屏障——平江挡住了去路。
穿插过去的小部队已有几天没吃饭了，弹药即将耗尽，伤员也无法后送，因此，迅速克服平江障碍成了燃眉之急。
我军虽已占领了复和镇，但它的后翼、周围山洞里仍有敌人的很多火力点，封锁着交通要道。
平江渡口三面环山，越军占领了三座山的制高点，凭借明堡暗洞，构成了交叉火力网，妄图阻止我军过江，以达到固守高平、消灭我穿插部队的罪恶目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程兵某部舟桥三营接到师联合指挥所的命令：“立即开赴平江渡口，迅速架起复和浮桥！”
三营指战员立即乘车向架桥点进发，在我炮兵强大火力掩护下，很快穿过了敌人的两道封锁线，按时到达渡口，冒着敌人炮火，迅速展开作业。
这时，一个步兵营奉师首长命令迅速赶到了桥头掩护架桥，两个炮兵营也受令捕捉敌火力点，及时实施猛烈射击，给了舟桥三营以有力的支援。
三营指战员紧张奋战，只用了两小时四十六分钟，就在水深流急的平江上架起了四十四米长的五十吨载重浮桥，保证了大部队数以千计的坦克、火炮、车辆及时通过，为围歼高平之敌作出了重要贡献，全营荣立了集体二等功。
这是一个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成功战例。
从这个战例中应当吸取哪些教益呢？
三营干部战士和负责这次战斗指挥的某师李师长认为：
第一，要明确认识协同作战是现代战争的突出特点。
第二，战时要组成有诸兵种首长参加的联合指挥机构，统一部署和指挥。
第三，各兵种干部战士一定要树立一切为了战斗胜利的全局观念。
朱广亮
作者：冰岩
栏目：战评会
一位参加自卫还击作战的老同志，把越军和过去打过的国民党军队作了个比较，说：“打正规战，越军不如国民党军队；
打游击战，越军比国民党军队强。”
一句话，道出了越军战术上的长与短。
为什么越军只会打运动游击战，而不善于打正规战呢？
这里除了他们作战的地形条件、军队装备和国内落后的经济技术条件之外，也与其传统的战术思想、军事素质有关。
恩格斯庄《反杜林论》中曾以拿破仑与埃及骑兵作战的力量对比变化，去说明质量互变规律的普遍意义。
拿破仑说：“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
如此具体地按数学比例来分析两军战斗力的对比，把质量互变规律应用于战术研究，是有其科学根据的。
这个根据就是马木留克兵善于单兵格斗，他们的马匹和骑术剑法比较精。
但其弱点是，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和机动作战的能力都非常差，士兵都不善于大兵团作战。
与此相反，法军的单兵战术虽不如马木留克兵，但军队在集中指挥、统一调动、组织纪律性和机动能力方面都比较好。
拿破仑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非常重视集中兵力，进行大兵团的正规战，充分发扬自己的长处，暴露敌人的短处。
比古论今，借此研究越军战术的长与短。
他能跑善钻，且有一专多能、分散作战的能力，应该说这是个长处；
但部队松散，指挥呆板，只会各自为战，而不注意互相支援和协同作战，也确实是他的短处。
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固然要研究挖“地老鼠”的游击战术，与此同时，我想同样需要研究一下如何创造和捕捉战机，迫使敌人和我们进行正规战，让“地老鼠”成为“过街老鼠”岂不妙哉！
由此我又联想到对付大霸。
“北极熊”和“南方狼”是有区别的。
从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以及其对外扩张的政治目的来看，以重兵集团同我进行现代条件下的正规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同时，苏军的战术思想、传统战法和平时训练，也都是拉开架式打大规模的集团军作战。
你想，那苏军的坦克车等现代化兵器，都是些有利于正规作战、集中使用之物，倘若将其分散开来，它互相失去协同支援，其战斗力不就大大减低了吗？
所以说，对付这样的敌人，我们倒需要用分散作战、游击战术来对付，在敌人集群坦克入侵的广大地区，组成许许多多能够独立活动的反坦克小分队，配合坚守防御的部队，通过游击战法进行打、炸、阻、拦，迫敌分散兵力和我“单个教练”，是否更有利于我以劣胜优、扬长击短？
作者：徐选礼
栏目：自卫还击作战经验选登
二号高地位于禄平县城东北四公里处，是禄平的一道重要门户，敌人重点设防各种火器交叉配置，有一个加强排在此防守。
六连第一次进攻，由于敌情和道路不明，吃了一点亏。
之后，他们总结失利的教训，获得了成功的经验：
出敌不意的进攻方向。
高地的东、南面是缓坡和密林；
北面地势平坦而光秃；
西面坡陡，火力最猛。
选择哪个方向进攻为好？
连长聂仁贵权衡利弊，定在了西面。
他认为，东、南面坡缓易冲击，虽有密林便于我荫蔽接敌，但敌既早有准备，必然是防守重点。
这样，于我有利的地理条件就不复存在了。
北面显然不行，两挺机枪一架，便无法前进。
而西面，敌火力虽然凶猛，但火力点大都设置在山脊一线，坡陡死角大，只要运动接敌有方，不但可完全避免敌火杀伤，还可收到奇袭之效。
这样，一个出敌不意的方案产生了。
示假隐真的用兵方法。
我八二无后座力炮把对我威胁最大的敌高射机枪阵地摧毁后，重机枪迅速抢占射击阵地，掩护步兵接近山脚。
随即，六连兵分三路，一部在北牵制，一部在南佯攻，担任主攻的五、六班则从西面悄悄往上摸。
为了不使敌人摸清我们的意图，三挺重机枪实施不停息的猛烈火力压制。
这样一来，使得敌人就象热锅上的蚂蚁，慌成一团，只听到枪在响，不知人从哪里来。
突然，南面枪声大作，敌人赶紧调转枪口向南，削弱了西、北面的戒备，给我正面进攻的五、六班造成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疾如闪电的战术手段。
五、六班贴着地面飞速匍匐前进，距敌堑壕只有十来米了，我重机枪只得停止超越射击。
枪一停，一个敌人探头窥见我主攻快接近堑壕，手指压住了扳机，真是千钧一发！
这时，六班机枪射手白文坡、五班机枪射手曾春荣眼疾手快，一个点射，将其击毙，并立即封锁了整个正面。
堑壕里的敌人一面向南呼救，一面死命向堑壕外扔手榴弹。
六连的同志们勇猛无比，他们踏着“吱吱”冒烟的手榴弹，一个劲往上冲。
敌人的手榴弹在他们的背后开了花，而战士们的手榴弹却一齐飞向敌堑壕，直炸得敌人脑迸肠流。
西面被我突破后，大部敌人还在南面守着一箱箱开了盖的手榴弹妄图作困兽之斗。
高地当天被我攻克，敌人的援兵第二天上午九时才赶到，进了我们的伏击圈。
由此可以推断，这高地上的敌人在成为我们的战利品之前，还没来得及向上司“告急”。
末了，连长清点了一下人数，从第二次进攻发起，全连共伤亡三人，而敌人则付出了三十四人之多的昂贵代价。
战后，这个连队荣立集体一等功，军授予他们“英勇冲杀”锦旗一面。
徐选礼
作者：鲁迅承
作者：袁吉华郑茂生
栏目：一事一议
崇武半岛顶端的东山上，屹立着一个观察所。
最近，那里的战士向我们报告了一个喜讯：他们盼望了三年的观察台，三天就赶制出来了。
一九七六年夏，战士们进驻观察所后，立即架起观察镜，日夜机警地望着大海。
观察所里没有一张观察台，战士们查海图、标符号、搞记录，都是用膝盖当桌子。
这样，平时还凑合，一旦有紧急情况就要误事。
于是，观察所就向上级打了个要求解决观察台的报告。
首长看了报告，便把任务交给了后勤部，后勤部感到这是观察部门的事，就推到了司令部；
司令部认为这应当是营房科负责，又推到了后勤部。
就这样，观察台这个“皮球”，你一脚我一脚，一直踢了三年。
战士们感慨地说：不知啥时春风才能度过玉门关！
春风送暖。
随着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师后勤部党委进行了作风整顿，他们心里有了海防，想到了战士，也想起了观察所的那个报告。
很快，一支由领导和机关干部、战士、职工组成的海防服务工作队翻山越岭，来到了观察所。
战士们见了，个个笑逐颜开。
观察所门宽仅有七十厘米，面积不过八平方米，在外面做好观察台是抬不进去的。
海防服务队的邵副科长和木工组的同志，开动脑筋想办法，按照观察所的要求，克服了不少困难，在小小的观察所里奋战了三天三夜，赶制了一张适用的观察台。
战士们三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袁吉华 郑茂生
作者：华生宗建
栏目：一事一议
做一张观察台，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我推给你，你推给我，就是谁也不去办。
这里就很值得研究：是不重要吗？
不是。
前沿海防哨所担负着重要的战备任务，而观察台又是战备工作不可缺少的东西，弄不好打起仗来要误事。
是办不到吗？
也不是。
此类事情司令部可以办，后勤部也可以办，只要肯办，谁都能办成。
但是，这个“皮球”踢来踢去却踢了三年。
什么原因呢？
就是这些同志的头脑里打仗的观念很差。
我们天天讲加强战备，光挂在嘴上不行，重要的是要抓落实。
如果有了时刻准备打仗的观念，这类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有一支部队急需配备一种武器，司令部和后勤部知道后，争先恐后帮助解决，很短时间就从几千里外把这种武器运到了部队，及时保障了战时的需要。
在这种时候，如果司令部和后勤部互相推来推去，谁也不愿揽这个任务，怎么能保障部队打胜仗呢？
有的同志不认真解决边海防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战争的紧迫感，忘记了自己的责任。
边海防斗争复杂，随时都可能发生预想不到的敌情，我们不抢时间帮助边海防部队解决实际问题，抓好战备工作，一旦有事再临阵磨枪，那就来不及了。
今天，有必要对这种“踢皮球”作风来一个清扫。
应当提倡迈开双脚到边远连队，到海岛哨所，去一个一个解决问题。
如果都这样做了，我们的干部战士就会更加热爱边海防，扎根边海防，战备工作就会做得更加扎实。
只要各级领导象战争年代抓战前准备那样对待边海防建设的问题，好的风气就一定能形成，踢来踢去的“足球”就会变成人人都抢的“篮球”。
作者：许国泰/雷有亮
本报讯 基建工程兵驻京部队在担负首都地下铁道和市政建设中，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了一大批古代建筑，出土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物，受到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好评。
担负首都地铁及市政建设任务的基建工程兵部队，从一九六五年在北京施工以来，妥善处理建筑施工与保护古建筑的矛盾，把文物保护工作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
在开挖地下铁道中，这个部队宁愿多费事，多出力，改变设计，也不损坏古建筑。
某大队的开挖地段要从国务院重点保护的康熙三十三年修建的雍和宫下经过。
为了不使这座殿宇下沉和震裂，他们精心研究施工方案，成功地保护了雍和宫。
除此之外，在他们施工地段内的古天文台、北海公园、中山公园以及五棵松、八宝山等处的文物，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一九七二年某大队在西直门开挖地铁土方工程时，发现一个古代火炕，及时报告文物管理部门，并出动人力、机械协助开挖，从而较完整地发掘出十三世纪世界著名大城市——元大都遗址。
几年来，这个部队五次参加地下文物的发掘工作，出土文物计有千余件。
（许国泰、雷有亮）
作者：宋书文
本报讯 在内蒙古自治区潮格旗地区进行水文地质普查的基建工程兵某部一区队，不久前发现有重大科学价值的中生界生物化石。
今年五月底，一区队在潮格旗川井公社布尔罕托大队附近的粉砂岩中，挖出比较完整的恐龙骨架及牙齿。
经鉴定，为鸟臀目鸭嘴龙。
六月十四日，又在宝音图公社罕塔庙大队附近发现一批原角龙、龟鳖、鳄鱼等化石。
其中一个大型龟鳖类化石保存完好，长六十一厘米，宽四十五厘米，厚三十五厘米，石化程度高，表面细纹都很清楚，是过去很少见的。
同时还出土不少原角龙牙齿、蛋类、鳄鱼头骨等化石。
经有关部门鉴定，这些化石，系晚白垩世地层形成，距今约八千万年。
这说明今天的宝音图、井川两盆地，曾是一个内陆淡水湖。
这些化石现已运往内蒙古博物馆。
这些化石的发现，对内蒙古西部地区地层的划分，古生物研究，寻找地下水源及找矿，都将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宋书文）
作者：陈必龙
一谈到阶级斗争已不是我国目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各项工作的“纲”，有的同志就提出疑问：“那么，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呢？”
从这里，可以看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是什么，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否只是阶级斗争，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必须澄清。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把阶级斗争看作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百年前《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就称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七四页）。
毛泽东同志也说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但是，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谈到了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对人类历史的推动作用，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正是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所推动。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八二——八三页）马克思的观点非常明确，生产力不但决定生产关系，而且最终决定全部上层建筑，它是引起社会变革的最终原因。
恩格斯也曾经精辟地论述过生产力最终决定社会发展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他在论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指出：“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五○六页）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十分重视一切科学成就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对于科学领域中每一个新发现，特别对于那些会立即对现代工业产生影响的发现，总是感到极大的喜悦，给予高度的评价。
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七五页）毛泽东同志在研究社会发展动因时，也没有局限于阶级斗争一项，他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实践论》）后来还把社会实践概括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实践。
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还认为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且认为生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根本动力。
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粗暴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科学原理，硬是把阶级斗争说成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并把它同生产斗争这个根本动力完全对立起来，动辄给一切重视生产的人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
在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欺骗宣传下，有的同志就相信了他们的这种谬论，把阶级斗争看做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把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则看得无足轻重。
为了拨乱反正，有必要弄清楚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般关系。
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等的，而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看，生产斗争这个根本动力决定着阶级斗争这个动力。
第一，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我们知道，在使用石器工具的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只能产生原始公社制的生产关系，这时并没有什么阶级。
在以青铜、铁器工具为主的生产条件下，才出现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人类社会才产生了阶级。
而“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一○八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又要归于消灭。
可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它只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的短暂的一段，而生产斗争则贯串于人类社会的全过程。
第二，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最终决定一定阶级兴亡成败的历史命运。
拿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封建制度来说，当资产阶级刚刚取得政权、大机器工业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时候，封建地主阶级曾经反复地进行过复辟活动，以至实现过一时的复辟。
而到了大机器生产大规模发展、产业革命获得胜利的时候，即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便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封建复辟也就成为不可能了。
又如在我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农民武装起义，但结局都是悲壮的，不是失败，就是胜利果实被地主阶级篡夺。
原因就是那时还未出现新的社会生产力，农民的牛犁、锄头是推不翻封建制度的。
新兴的阶级所以能登上历史舞台，归根到底是因为它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
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最终必然在全世界获得胜利，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直接承担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第三，一切阶级斗争都根源于经济利益。
恩格斯说：“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四七页）所以，不能把阶级斗争看成是可以离开经济解放、发展生产而孤立进行的东西。
阶级斗争之所以能够成为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正因为它能为经济解放开辟道路，推动生产的发展。
离开这一点，空谈阶级斗争的动力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四，并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没落阶级向先进阶级的斗争，不但不是动力，而且是阻力。
蒋介石反动集团叛变革命，举起屠刀向人民杀过来，造成旧中国百业凋零、人民涂炭。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阶级斗争，颠倒敌我，弄得国无宁日，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些反动阶级向进步的、革命的阶级的斗争，不可谓不激烈，但推动历史前进了没有呢？
没有！
结果是使历史倒退了。
如果说反动阶级对革命阶级的斗争也是“动力”的话，那只能从它促使人民觉悟、最终起来推翻反动阶级这个意义上讲，也就是起个“反面教员”的作用。
革命阶级向反动阶级的斗争，一般说来，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的。
但是也必须正确地进行斗争。
如果进行得不正确，路线、政策、方法有错误，比如打击面过宽了，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了，等等，那也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起不到动力的作用。
总之，生产斗争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发展变化和消灭的基础和决定因素。
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
如果说阶级斗争是新社会的产婆，那么新的生产力就是新社会的胚胎。
没有产婆，新社会固然难以诞生；
但如果没有新的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等于肚子里没有婴儿，这样，阶级斗争这个“产婆”纵有天大的本领，也不可能“接”出一个新生婴儿来。
由此可见，阶级斗争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更不是根本的动力。
即使在阶级社会中，也是如此。
它仅仅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
马克思主义者所以认为阶级斗争是新社会的产婆，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是因为，阶级社会里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直接表现为阶级对抗，只有通过新兴阶级对没落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解决。
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直接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矛盾。
只有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通过革命，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新社会。
在这里，阶级斗争对生产斗争的作用就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一种重大的反作用。
离开革命阶级向反动阶级的斗争，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不可能得到改变，生产力就不可能顺利向前发展。
所以，在阶级社会中，当着一种旧的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突变时，阶级斗争的作用显然是巨大的，必不可少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那么，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消灭阶级的过程，它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
根据我国的情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由于无产阶级面临着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任务，这一任务是在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实现的。
因此，在这个阶段中，阶级斗争对于解放生产力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应该说是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的作用。
但是这种阶级斗争是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对资产阶级实行了赎买政策。
时至今日，作为剥削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
阶级斗争现在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也就不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或直接动力了。
因此，也就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了。
当然，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存在，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影响还存在，因此，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我们决不能够麻痹，放松警惕。
但无论如何，今天，能够推动我国这个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向着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前进的主要的动力，已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
这就是我们转移工作重点，用主要精力搞四化建设的客观依据。
作者：梁长峨
古人把“太岁”当作极厉害的东西，说谁如动了它就会倒霉。
但“太岁”究竟是何物，并不清楚。
见之古籍，有“太岁在甲”、“太岁在寅”的说法，说它是一个神，是天上的一颗星。
它所在的方位，就是凶方。
“太岁”当头，动不得土，盖不得房，成不得亲，搬不得家，倘使冲犯，就要大难临头。
虽然一千八百多年前有个硬汉子王充写过《难岁篇》，开宗明义说，世界上没有“太岁”这东西，只不过是“俗人险心，好信禁忌”，而“实无凶祸”。
但人们总是信其有，为保合宅平安，宁可家门不出，澡也不洗（旧历书上就有“不宜远行”、“不宜沐浴”的禁忌）。
弊则多矣！
然而“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
今天，我们革命同志自然不再信鬼神之类的“太岁”了，但却还有一些藏在思想里的“太岁”，纠缠人的头脑。
得了这种病的，也会有数不清的禁条忌讳，无尽的恐惧疑虑。
例如：一看到现代化的步伐冲击一些老框框、旧条条，就摇头不迭；
一想到用实践这把尺子来衡量过去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情，就疑问多端；
个别的甚至一听到与前些年林彪、“四人帮”的鼓噪不相同的声音，就口拙心悸，步履艰难，犹豫不前，虽三思而不行。
社会上出现一种错误思潮或工作中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些同志就说：“看，我早料到了。”
仿佛有了什么根据，说明动土、盖房、成亲、出门、洗澡都不吉利，只有坐在家里，恪守“诸事不宜”，才是最牢靠的。
鲁迅曾经指出：“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
于已成之局那么委屈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但这种现象为什么在我们一些同志身上还会出现呢？
这里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旧中国所以贫穷落后，而又停滞不前，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长期是落后的小生产，因此，守旧思想把人们束缚得太厉害了。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人们的精神得到了解放，可是由于对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旧束缚没有来得及彻底清理，再加上林彪、“四人帮”在一个长时间里又给人们制造了许多新的精神枷锁，致使一些人的头脑里被“太岁”之类的东西挤得满满的，思想僵化，眼光短浅，安于现状，迈步艰难。
试想，这样的精神状态如不改变，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又从何谈起？
无产阶级必须与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必须在搜索和克服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中前进。
对过去正确的东西，要认真坚持、继承，错误的东西，要坚决纠正、抛弃；
同时又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勇于创造，独寻新道。
墨守成规，决不会有什么出息。
前人并没有给现在和未来创造一切。
前人的建树，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我们都要认真接受。
但在某一方面，如果前人没有创造，甚至连教训也没有留下，无可师法，那我们就应当全靠自己开辟通道。
不然，永远无动静，无改革，无发明，无创造，守着祖宗的山坟，抱着已有的一切自我欣赏，那就会被时代被世界远远抛在后头。
自然界的长江大川，除了有奔腾向前的主流以外，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支流；
尽管“江流曲似九肠回”，但这洪流终归大海却是不可逆转之势。
我们既不能企求长江大川直泻东海，也不能因其迂回曲折而否定总的趋势和主流。
社会革命也是一样，大的趋势是向前的，但也不可能设想总是一帆风顺，马到成功。
发扬民主，带来了人们思想的活跃，领导作风的改进，也会出现少数人的无政府表现；
解放思想，打破了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也会出现一些思想问题：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出现了市场的活跃，经济的繁荣，也会有少数人搞弃农经商，投机倒把；
向外国学习，开阔了视野，促进了四化，但也会有一些人盲目模仿外国，甚至追求西方的消极的东西，等等。
但这里积极的东西是主流，消极的东西是支流。
我们不应当把支流当作主流，把开头看作“过头”，从而抡起大棒，想把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再给打下去。
鲁迅说得好：“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
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
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
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
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
我们不要杞人忧天，也不能因噎废食。
只能在识利弊、权大小中开辟出前进的道路。
守旧，迷信，自大，奴性，安于现状，害怕民主，喜欢专制，等等，都是缠在人们头脑中的“太岁”。
破除这类头脑中的“太岁”，实是我们事业发展昌盛的要着。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既已确定，我们就要一往无前，全力去实现它，苟有阻碍，就应设法加以克服、扫除。
不然，“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呢？！
作者：燕钧/孟甫
栏目：真理标准问题辅导材料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教育中，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疑问：强调实践检验真理，是否会降低理论的权威，贬低理论的指导作用？
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实践检验真理，同理论指导实践，这两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是一致的，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毫无疑问，我们共产党人十分重视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鼓舞无产阶级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的旗帜，是我们探求真理，预见未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无产阶级才联合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形成不可抗拒的革命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离开了她的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正如革命导师所指出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但是，革命理论之所以具有这么重大的指导作用，恰恰是因为，它是从实践中来，并被实践证明为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
只有这种为实践所证实的正确理论，才能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胜利地达到目的。
离开实践的检验，就无法判定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就分不清正确理论和错误理论，就会为各种伪科学和假马克思主义的谬说大开方便之门，不仅会损害革命理论的权威，而且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重大损失。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形：由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被颠倒，实践标准被否定了，人们丧失了判断真伪、是非的正确标准，结果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原则被玷污、践踏，而林彪、“四人帮”那套“左”得出奇的假马克思主义谬论，却得以借机售奸，肆意横行。
结果，才真正是扼杀、破坏了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严重危害革命事业。
有一种议论，就是把坚持实践标准与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认为强调实践标准会导致怀疑四项基本原则。
似乎前一时期社会上出现怀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是由于讨论实践标准引起来的。
这种责难是不符合实际的。
前一阶段出现的怀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
在这股思潮中，有一小撮人是敌对分子——诸如“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其他旧剥削阶级的残余、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坏分子等，他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他们阶级本性的表现。
而另外的大多数人，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则是因为对林彪、“四人帮”那套冒牌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满；
而又分不清真假马克思主义，误以为林彪、“四人帮”那套极左的货色，就是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因而对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发生了怀疑、动摇。
显然，为了克服这股右的思潮，我们不但要狠狠揭露和打击一小撮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而且要对受这股思潮影响的人进行教育和引导。
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教育、引导工作的重要一环。
只有掌握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我们才能正确区分哪些是林彪、“四人帮”搞的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什么是我们应该坚持的真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
这样，才能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否则，不但有人会把四项基本原则当做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去怀疑，还会有人把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极左的货色当做四项基本原则去坚持，自觉不自觉地回到林彪、“四人帮”的道路上去。
所以，坚持和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不是产生“四个怀疑”思潮的原因，恰恰是我们克服“四个怀疑”思潮的有力武器，是正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和条件。
在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同在实践中检验理论，总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是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我们运用革命理论指导实践，决不是简单地照搬一下革命导师的语录就行了的，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当前我国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践结合起来，使之具体化，找出适合当时当地条件的方针和措施来。
而在这个过程中，理论也就接受了新的实践的检验。
譬如：我们为了打好某一仗，就要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某些原则，分析当时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拟订出作战方案来；
然后，把它贯彻到战斗实践中去。
一般来说，如果仗打胜了，就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这些原则在当前情况下仍然适用，证明我们应用这些原则分析客观实际所制订的作战方案是正确的；
同时，也就表明，理论对战斗的实践起到了指导作用。
如果战斗中碰了钉子，认真分析一下，就可发现，是否这些理论原则已不适合当前情况，需要加以修正，或是对这些原则的运用不当。
可见，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的过程。
运用一次理论，理论就接受一次检验。
这两件事是分不开的。
总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会削弱理论的指导作用的；
相反，它正是肯定和加强了这种作用。
因为：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可以使正确理论的真理性获得充分肯定，使人们更加信赖和拥护它，更加增强运用它来指导革命实践的自觉性。
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可以使真理性比较完善的理论，不断地得到补充、丰富和发展，更好地发挥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也可以使一些不正确的理论或者真理性不完善的理论，纠正其错误或使其逐步完善起来。
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九五八年，在毛泽东同志的主持下，党中央曾经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确定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一些原则。
但是，全国各地区贯彻执行的实践证明，这些原则超出了我国农村现阶段生产力的水平和群众的觉悟程度。
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主持中央全会及时修正了这个决议，做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新的决定。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才比较符合于客观实际，能够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指出，一个正确认识，往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
这就是说，要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要根据多次检验的结果一再修正，才能完成。
所以，理论要达到正确，要达到能够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实践的检验。
说有谁是话一出嘴，就“句句是真理”，不用检验，只须照办，那是骗人的谬论。
当前，我们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迫切需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的指导。
但是，这种指导绝不能象有些人主张的那样，不走样地照搬，搞两个“凡是”，而是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以实践为标准，提出适合新情况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来。
这样，才能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就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持实践标准，总结我国近三十年的正反经验，根据新的形势，实事求是地制定出来的。
它既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又适应我国现阶段客观情势的要求；
因而，它充满蓬勃的生机，有力地指导着我们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当然，在今后的实践中，也还要经过反复检验，使它不断地改进和更加完善。
列宁说得好：“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三九八页）理论愈经过实践的检验，就愈正确，愈彻底，愈能把握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来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向前发展，不断发挥它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把我们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
（燕钧、孟甫）
栏目：要闻简报
华总理电贺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会议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八月十九日打电报给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祝贺会议的召开。
电报说：“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我们希望，这次会议能够为科学技术促进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进各国科学家和各国人民在科技领域的友好合作，推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作出积极的贡献。
预祝会议成功。”
埃及新任驻华大使向邓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新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伊兹·阿拉卜·阿明·易卜拉欣，八月二十日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递交了国书。
耿飚副总理会见日本自民党参议员岛崎均一行
耿飚副总理八月二十日下午会见日本自民党参议员岛崎均、龟长友义、远藤正夫、真锅贤二，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均据新华社）
作者：聂荣臻
邓拓同志饮恨离开人间，已经十三年了。
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在我的脑际萦回。
每当我想起这位并肩战斗过的亲密战友，一种悲愤之情便不可遏抑。
今日沉冤已雪，欣慰之余，仍不免心有余痛。
我和邓拓同志早在一九三七年秋冬，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创之初就相识了。
那时，他同十几位知识青年跋山涉水，远道从太原赶来五台。
一见面就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位朝气蓬勃、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
一经交谈，甚是投机，我很喜欢他那种爽朗的性格。
他首先告诉我，他已经学会了识别和采集很多种野菜，为的是日后困难时能借此充饥。
可见他已经作了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他的革命决心是多么坚强，革命的乐观精神又是多么充沛！
邓拓同志对待工作和学习，非常严肃认真，且毅力很强。
那时敌寇“扫荡”频繁，无所谓前方后方，大家都在戎马生活之中。
他带领报社，越风雪山林，渡深谷寒水，一面与敌人周旋，一面坚持出报。
他经常骑在马背上构思，一到驻地，立即布置侦察警戒，然后动手编写文章。
尽管敌人采取“铁壁合围”，反复清剿，在整个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从未停刊过，这和他的勤奋也是分不开的。
而且他很注意新闻宣传的时效。
重要的社论起草后，那怕深更半夜，他也单身匹马赶到我的驻地让我过目，共同研究定稿。
他还有一套传递日报的组织和办法，保证日报及时传到群众手中。
我记得他有一首《勖报社诸同志》的诗：“笔阵开边塞，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抗敌气如虹。
发奋挥毛剑，奔腾起万雄。
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
于此，也可看到他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战斗豪情。
邓拓同志长时期住在阜平城南庄附近的马兰村，这是报社的据点。
他在那里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群众很喜欢他，待他亲如家人。
他后来取“马南村”的笔名，也是对老根据地群众的怀念。
一个知识分子同劳动群众有这样血肉般的联系，是很可贵的。
邓拓同志为人，一向谦虚诚恳。
他知识丰富，对历史典故知道得很多。
同志们都喜欢和他接近，愿意和他畅谈。
我和他的工作关系、个人关系都很好。
在烽火连天的日子里，有空时，我们在一起畅叙心怀，谈古论今，也是一大乐事。
他很喜欢作诗填词，在艰苦的战争年月，他的雅兴还不小，居然组织起“燕赵诗社”，团结了不少朋友，并把我也拉进这文雅的组织里来了。
邓拓同志从一九三七年到晋察冀边区，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进城后，他都是搞报纸，搞宣传。
他毕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努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
一九四四年五月，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领导下，他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这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同志的选集。
他为这部选集写了《编者的话》，满腔热情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对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作用。
多年来，邓拓同志还为党培养了大批的宣传干部，也是他的一大贡献。
他还积极参加领导了华北革命战争史的编写工作。
他是有名的报人、历史学家和诗人。
他博学多闻，才华出众。
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他耿直不阿，正大光明，坚持真理，嫉恶如仇。
可惜这样一位好同志，年仅五十四岁，正是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为党作出更大贡献的壮年时期，竟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奸人迫害致死。
每当忆起邓拓同志，总令人惋惜和难过。
现在继《燕山夜话》重版，又将他的诗集问世，这对热爱他的读者和同志们，该是一个很好的安慰吧！
写上这些话，也表示我对邓拓同志的怀念。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
栏目：学全国人民
老工人姚连玉被誉为“当代愚公”
辽宁省新金县土杂公司缸厂老工人姚连玉，利用业余时间苦干三年，挖掉了厂里的四座小石山，刨下沙石四千多立方米，扩大商品存放场地一千多平方米，为国家节省费用开支一万二千多元。
人们称赞他是“当代愚公”。
姚连玉是个更夫。
他看到缸厂每年都要花三千多元租借货场，放缸、盆等产品，而本厂院里四座石头山却占了很大一片场地。
就决心在退休前把这几座小山挖掉。
他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坚持晚上值夜班，白天少休息，每天挖山不止。
三年来刨秃了九把尖镐，挖坏了十四把铁锹，硬是在退休前把四座小山全部铲平了。
他和同志们一道，用挖下来的碎石和沙土垫平了两个大院，还修了路。
为了表彰姚连玉的事迹，新金县土杂公司授予他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并发给他奖金一百二十元。
新金县和旅大市革委会分别评他为先进工作者。
特别能战斗的矿工——吴全喜
全国煤炭战线劳模、二十三岁的共青团员吴全喜当矿工四年多，没歇过一个班，没休过一个节假日，没有一次迟到早退，光加班延点就是一千多个工日，四年干了七年的活。
人们称他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的人。
一九七四年，吴全喜初中毕业后，就在内蒙古自治区红旗煤矿当了采煤工人。
他经常是第一个下井，最后一个升井，年年出勤达六百多个工日。
吴全喜哪儿活重，他就到哪儿干；
哪儿出现险情，他就往哪儿冲。
在一次夺高产的战斗中，他饿了就啃几口干粮，坚持连续干了五十六个小时。
他说：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只有今天握紧锹把多流汗，把生产搞上去，才能使现代化早日实现。
（本栏均据新华社）牛明汉插图
热爱理发工作的女青年马玉文
今年三月十五日，在呼和浩特市的劳动模范授奖大会上，一位二十八岁的女青年，戴着红花，接受市委书记布赫同志发奖，她就是呼和浩特市的理发员、一级劳动模范马玉文。
马玉文已当了九年理发员。
她把为顾客理发，看成是通过自己的双手，把党对群众的关怀送到人民心坎里的崇高职责。
从一九七六年起，马玉文取消了自己的公休假，就是大年初一，也从不休息。
春节前的一个星期，理发的顾客很多，她从早晨七点钟，一直干到半夜一点多。
次日，她又六点起床，照常上班。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生病住院，不能来理发。
马玉文每隔二十多天，就主动到老大爷的住处，实行定点理发。
谢玉珍售票九十四万张无差错
西安铁路局西安车站售票员谢玉珍，从一九七二年一月到今年四月，售票九十四万张没有发生差错，创造了全国铁路售票的最好成绩，先后受到西安车站、西安铁路局和铁道部的十多次表扬和奖励，共青团陕西省委授予她“红旗标兵”的称号。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女饲养员
黑龙江省安达县先锋牧场八一分场的女饲养员徐亚云，去年饲养的二百三十四头新生犊牛的成活率达到百分之百；
今年第一季度饲养的五十八头新生犊牛，仍然保持了全活全壮的纪录。
徐亚云为了养好新生犊牛，她一年四季坚持清晨二点半上班，下午六点下班，她每天按时除粪清圈，给犊牛创造一个清洁舒适的生活环境；
还定时、定量给犊牛喂奶饮水，对病犊她更加爱护。
徐亚云多年来一直这样全心全意养牛，受到领导和全场人员的赞扬。
作者：丁永宁朱有智
今年八月二十三日是罗马尼亚解放三十五周年的光辉纪念日。
三十五年来，特别是一九六五年以来，由于以齐奥塞斯库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本国特点，制定了独立自主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罗马尼亚在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九五一年——一九七七年期间，罗马尼亚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二点九，这使罗马尼亚成为世界上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同期，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四点六，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九点七。
一九七八年的工业总产值比战前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八年增长了四十一倍。
农业总产值增长二倍多，国民收入增长十二倍。
一九七八年，罗马尼亚平均每人生产半吨钢、八百六十八公斤粮食，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从一九三八年的八十美元增加到一千四百多美元。
罗马尼亚电力工业在一九五一——一九七七年期间平均以每年百分之十四点九的速度增长，而同期整个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二点九。
一九七七年全国总发电量为五百九十八亿度，比一九五○年增长了二十七倍。
同期，冶金工业平均每年以百分之十二点九的速度增长。
钢产量已由一九三八年的二十八万吨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一千一百七十多万吨。
近十五年来，机器制造工业的产值增长了四点五倍。
电气、电子、精密机械和光学仪器工业的产值分别增长九点五倍、二十一点四和二十一点七倍。
化工是罗马尼亚发展最快的工业部门。
一九五一——一九七七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十点四，一九七七年比一九五○年增长了一百四十八倍。
目前，罗马尼亚已能制造万米石油深井钻机、十五万吨级油轮、七千马力和二万马力船用发动机、四千马力电力机车、四千马力电传动柴油机车、十六米立式车床、海上钻探平台等。
罗马尼亚重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强调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重要性。
一九七七年，纺织品、针织品、鞋类按人口平均的产量分别为四十九平方米，十二件，五双。
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数量有了显著增加。
一九七七年产量每一千人分别为三十四台，二十二台，十台和十九台。
在罗马尼亚，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五。
一九七八年底，全国农用拖拉机总数已达十五万三千多台，平均每六十八公顷耕地拥有一台拖拉机。
目前，除玉米收割尚未全部实现机械化外，其他主要农作物的播、耕、收已全部机械化。
每公顷耕地施用的化肥从一九六五年的二十七公斤增加到一九七七年的一百六十公斤。
近十多年来，罗马尼亚通过有计划地修建大型灌区，使灌溉面积从一九六五年的二十二万公顷扩大到一九七八年的二百二十万公顷。
一九五一——一九七七年，罗马尼亚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四点六，成为世界农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一九七八年按人口平均主要农畜产品产量，粮食八百六十八公斤，甜菜二百六十七公斤，土豆二百零四公斤，肉一百十一公斤，牛奶二百四十八公升，鸡蛋三百零四个。
随着生产的蓬勃发展，罗马尼亚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由一九五○年的三百三十七列伊（罗币）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千零十一列伊，增长近五倍。
同一时期，农村社员的实际月收入从一百六十七列伊增加到一千二百六十八列伊，增长了六点五倍。
农村社员也同国家干部一样，享受公费医疗和退休、休假、儿童补助等福利。
目前，罗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差别已由一九五○年的一比二十三降为一九七八年的一比五点五。
罗马尼亚人民的居住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
三十年来，全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住进了新居。
目前，城市居民每人平均居住面积（不包括辅助面积）为十平方米左右。
（新华社发，本报有删节）丁永宁 朱有智
罗马尼亚布拉索夫拖拉机厂为罗马尼亚实现农业机械化作出了贡献。
该厂每年生产的拖拉机占全国拖拉机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并向八十四个国家出口。
图为布拉索夫拖拉机厂生产的拖拉机。
新华社记者 刘少山摄
罗马尼亚戈尔日县罗维纳里露天煤矿一角。
该矿每小时开采量为一千八百吨。
罗马尼亚通讯社稿（新华社发）（照片）
新华社八月二十日讯 正在美国旅行的台湾青年女记者陈婉真，为抗议台湾当局查封她在台湾主编的刊物《潮流》并逮捕其承印人杨裕荣和监印人陈博文，八月九日下午二时起在台湾驻纽约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门前静坐绝食，迄今已有十一天。
据合众国际社今天报道，现在陈婉真的身体十分虚弱，已经不能讲话。
她的生命已处在危急之中。
据台湾和海外报纸报道，陈婉真今年二十九岁，曾在台北《中国时报》任六年记者，后因遭排挤被迫辞职。
去年十二月，她曾在台北准备竞选“增额立法委员”，这一竞选活动后被台湾当局借口中美宣布建交而下令停止。
今年四月，她同另一名记者一起在台中创办《潮流》。
这个刊物从四月二十七日开始用手抄影印出版发行第一期以来，在台湾流传甚广，很快就出版发行了四十五期。
台湾当局对这个刊物非常忌恨，一直在伺机取缔它。
八月七日晚，台湾当局查封了这个刊物，并逮捕了承印这个刊物的印刷厂负责人杨裕荣和监印人陈博文，理由是它“言论荒谬，有意制造纷乱”。
陈婉真是在一个月前以旅游者的身份到美国的。
八月九日下午，她在得知《潮流》被查封和杨裕荣、陈博文被捕的消息后，当即前往台湾驻纽约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递交她写给蒋经国的抗议信，抗议台湾当局压制新闻自由，逮捕无辜受害者，要求释放杨裕荣、陈博文二人。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拒绝接受陈婉真的抗议信，她就开始在这个机构的门前静坐绝食。
据报道，陈婉真开始静坐绝食以来，已有不少旅美的台湾籍人士和国际民主人士前往探望她，对她的行动表示支持。
陈婉真向前往探望的人士和新闻记者们表示：“不是台湾放人，就是我饿死倒毙在这里。”
新华社上海八月二十日电 英国苯克轮船公司路德苯克轮救起的越南难民，在上海港停留期间，受到上海市红十字会的热情款待和医疗照顾。
我国租用的路德苯克轮于八月四日在海上救起了一百二十三名越南难民。
在这批被越南当局迫害逃出的难民中，有半数是儿童。
当他们在惊涛骇浪中被救起时，已经在海上漂流了七天，船上的淡水、食物都已吃完。
难民们靠喝海水和尿水维持生命，一部分人不省人事，大部分人处于半昏迷状态。
有两个小孩因喝了海水和尿水，在救起后不久就中毒而死，另有两名青年因患重病，在该轮途经香港时被送往香港治疗。
十一日晨，路德苯克轮刚刚停靠上海港码头时，上海市红十字会的代表就登轮拜访了该轮船长西·维·戴维斯，对他们救护越南难民的人道主义行为表示赞赏；
接着又会见了五名越南难民代表，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戴维斯船长说：这批难民被救上船时，几乎一无所有，如果在海上再漂流两天，他们将有全部死亡的危险。
在海上航行三十六年的戴维斯船长还说，越南当局最近说已经停止输出难民，其实并未停止，在南中国海航行，常可看到难民的尸体，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惨景。
据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被会见的这批越南难民代表，表示要到西方国家去。
在同我医务人员、翻译人员的接触中，有些难民还拿出他们居住在美国、英国、法国的亲友照片，表示要到这些国家去避难。
根据越南难民提出的要求，上海市红十字会于十一日下午派出了包括眼科、皮肤科和儿科的医疗小组，登船为越南难民检查身体，进行治疗，并为他们提供了一批药品及血压计、听诊器等小型医疗器械。
十二日，上海市红十字会又向越南难民每人赠送了衣裤和生活日用品等。
对此，越南难民十分感激，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的关心和支援。
戴维斯船长也对该轮在上海期间得到上海市红十字会的协助感到高兴。
他说：“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对越南难民的态度非常真诚，你们作了最大的努力，尽到了责任。”
栏目：简明新闻
日本群众集会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
日本促进归还北方领土全国协议会会长坂本德松八月十九日中午在纳沙布地角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话说：“收复北方领土是捍卫日本独立与主权的运动。”
集会是在纳沙布地角的“望乡阁”前举行的。
与会者清楚地看到了北方领土的岛屿，也看到了两艘苏联船只在耀武扬威地游弋。
此情此景，使与会者义愤填膺。
他们响亮地高呼：“强烈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
“坚决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苏联从北方四岛滚出去！”
印度总理查兰·辛格宣布辞职
新德里消息：印度总理查兰·辛格在执政二十四天之后，八月二十日向总统雷迪提出辞职。
捷经济面临困难
一九七三年以来，世界市场上燃料、原料和食品价格上涨给捷克斯洛伐克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今天面临一九四五年以来最困难的任务。
在一九七六至一九七八年中，不得不进口四百万吨谷物，而且大部分需用自由外汇偿付。
由于今年农业减产已成定局，还要进一步进口粮食。
（均据新华社）
本报讯 旅大警备区离职休养干部、原八三疗养院政治委员陈守昌同志，因病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在沈阳逝世。
陈守昌同志一九三七年一月入伍，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年六十岁。
栏目：外论摘要
关于战争问题，最近在西方军界首脑人物和舆论界中议论纷纷。
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于未来战争进行了分析判断。
但其中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随着苏美争霸的加剧，特别是苏联加紧推行其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战争的因素正在明显增长。
下面摘登两篇外论，供大家参考。
——编者
日本军事评论家村上熏在他所写的《八十年代的世界军事形势》一书中推出：
可以认为，今后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的这个时代，将是美苏两国为重建世界秩序的争霸达到顶峰的时代。
就八十年代的世界和平与安全来说，关键当然在于苏联的动向。
苏联为了消除估计将于八十年代发生的国内经济危机，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向外扩张。
当前，五角大楼和北约组织等西方军事专家最关心的正是这一点。
八十年代的苏联经济前景是非常暗淡的。
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了二千万人，留下了尾巴，面临着慢性劳动力不足。
原来每年有二百七十万新的劳动力，到八十年代将锐减到每年只有三十万人。
这样，生产率就不免要大大下降。
再加上粮食欠缺：一九七二年和七五年，苏联遭到两次歉收，由于缺乏饲料，不得不大量屠宰牲畜。
很明显，苏联正受到现在袭击全球的反常气象的严重影响，它的缺粮现象可以说正在变成慢性症状。
然而不管怎么说，对苏联经济有决定性影响的是石油产量越来越少。
最近苏联石油生产的前途开始出现了浓重的暗影。
预料一九八五年以后，甚至会出现美苏石油之争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的那种危险局势。
苏联最近以中近东为中心，在波斯湾、红海、印度洋、地中海，远至非洲大陆，一直进行着可怕的军事扩张。
与此相对应，美国方面正在进行强有力的反抗。
苏联在这些地区开展远远超过帝俄扩张政策的战略，原因是不用说也知道的：这个地区是左右世界政治的石油产区，而且是毗邻的重要战略地区。
在中近东，形势已超过历来的阿拉伯和以色列对抗的格局，甚至升级到连黑非洲也包括在内的美苏两大势力相对峙的危险阶段。
一针见血地说，苏联在这个地区正在慢慢地实行四面包围的战略。
同时，在中东，苏联的军事扩张也已在扎实地进行。
假如将来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就先发制人，用导弹攻袭美国的生命线沙特油田。
这就是苏联的战略部署。
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罗伯特·莫斯写的《苏联计划夺取印度洋；
俄国和阿富汗》一文中指出：
在美国人逐步取消在波斯湾进行军事干预的应急计划的同时，五角大楼的分析家们就苏联在印度洋的野心起草了一项报告。
这项报告的主要结论是：
一、苏联继承沙皇的衣钵，决心建立一条经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达印度洋上一个或一个以上重要港口的陆上通道。
二、尽管苏联领导想利用当地的纠纷达到这个战略目标，但是它将不得不向阿富汗派出大批俄国军队。
俄国还“可能”向巴基斯坦派出军队。
三、一旦俄国人确保能使用印度洋沿岸的各个港口，据料他们就会建立一支新印度洋舰队。
这个舰队不仅将被用来保障苏联同它的非洲盟友的交通线，而且将成为帝国主义扩张新阶段的工具，威胁西方（尤其是美国和日本）赖以运输从中东进口的石油的重要海上通道。
这些海运线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因为（既然伊朗海军已停止了巡逻）每天载着二千万桶石油的各种油船经过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没有可靠的保障。
众所周知，莫斯科在印度洋上寻求不冻港的努力，很容易用地理原因来解释：苏联要进入印度洋，得走海上路线，而这一海上路线在战争期间可能被美国和英国的海军所控制。
但是，假定苏联能进入印度洋沿岸的各个港口，印度洋就是莫斯科可能现实地希望占领的一个地区——通过在印度洋地区那些还没有受到苏联一定程度影响的国家制造动乱的办法来夺取印度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