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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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的伟大胜利，在许多问题上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得出了新的结论。
干部经不经过院校培养大不一样，便是结论之一。
从这点出发，有些同志开始真正懂得了院校工作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强烈地意识到非要把院校建设当作全军一件大事来抓不可。
近两年来，我军的院校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实践已经证明：通过大办各级各类院校，广大干部的建军思想更加统一、明确，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扬。
但是，要把中央军委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落到实处，真正把院校工作当作我军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和战略措施，却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有人说，“我没进过院校照样打胜仗”。
意思是说，办不办院校关系不大。
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有害的，也是林彪、“四人帮”大砍军队院校的流毒尚未肃清的一种表现。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些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也确实打过不少胜仗。
但它并不反映现代军队建设和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完全符合我军历史的实际，更不能据此得出军队院校“无用”的错误结论。
恩格斯曾经指出：“军官是不能以训练兵士的同样期限和同样方式来造就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第一五五页）一部世界近代军事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世界各国都用大力举办军事院校，培养自己的军官和各种技术人才。
在科学技术广泛用于军事领域的今天，许多国家更加重视军事院校的作用。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是强调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
但是，即使在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和我军的高级领导人一直非常重视办好军队院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战斗极其频繁，环境极其艰险，物质极其菲薄的条件下，创办了红军教导队和红军学校，培养了大批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创办了举世闻名的“抗大”（抗日军政大学），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除抗大总校外，各抗日根据地增建了十二所分校，九年间为我军培训了十几万干部；
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略区都办起了军政大学、随营学校、教导团、营，大量培训干部。
即使在战争中，大多数干部也是在上述各项训练机构学习过的，这对取得历次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
全国解放以后，为了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毛泽东同志批准了周总理亲自制定的增建军队院校的方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队院校体系。
二十多年来，几十万干部包括许多老干部，都在院校中学，到了不少现代战争知识，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和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
当前，这一大批干部成了我军建设的重要力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没进过院校的也可能打胜仗，这是事实，但不能孤立地看问题。
没进过院校的人所以有时也打了胜仗，这胜仗是在整个军队办了大量学校的基础上取得的。
就个人来说，胜仗里面也有差别。
以这次自卫还击作战为例，一些进过院校的指挥员，大多数战场活动的知识较丰富，所以判断情况比较准确，指挥比较灵活，用兵比较得当，指挥诸兵种协同作战也比较得法，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深受干部战士的欢迎。
有些没进过院校的同志遇到的困难就比较多一些。
自卫还击作战毕竟是一种特种战争。
我们还要学会对付象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那样用现代化武器技术装备起来的侵略军，这就对我军各级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懂得现代战争，不能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和组织指挥合同作战是不行的。
这种人才哪里来？
最根本的途径是把院校办好。
如果我们的同志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对这一点认识不足，缺乏战略眼光，自己既不刻苦学习现代作战本领，又不热心办好院校，那么打起仗来就要吃大亏，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进院校也学不到啥东西。”
这是一种妄自菲薄的情绪。
建国以来，我军院校经历了大办——大砍——又大办这样一个曲折过程。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军院校受到了严重损害。
当前，不少院校处于恢复和重建状态，教学水平不够高，各方面条件还比较差。
但是，即使是现在这个条件，比当年“抗大”的物质条件还是好得多，教学内容也适应现代条件而大为丰富，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就能够学到东西。
自卫还击作战的实践业已证明了这一点。
再者，进院校学习，能使干部离开繁杂的工作环境，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可以把实践经验理论化，不完整的理论系统化，院校集中了大批有一定学术水平和专业知识的教学人才，能为干部深造引路；
院校有一定的教学说备和比较丰富的学习资料，给干部开展学术研究，深钻理论，提供了方便；
绝大多数学员是来自各单位的优秀干部，各有所长，可以互相学习，丰富自己。
刘伯承同志负责院校工作时，极力提倡“教学相长”。
学员要尊重教员，教员要向学员学习，互相启发，共同提高。
特别是搞军队现代化的经验，指挥现代战争的本领，无论教员还是学员，都还是一门新课题，需要教员、学员开动机器，共同探讨，共同创造。
只要我们认真这样做，就一定能学到许多现代作战的带普遍指导规律性的东西和有关的知识、技能。
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在实践中就能举一反三，在战场上就能灵活运用，发挥很大的作用。
“把好苗子都送到院校去，影响部队建设怎么办？”
这种想法表面上似乎很重视部队建设，其实不然，因为他们把院校和部队当成了两回事。
有这种想法的同志常常把院校当作“中转站”，把不大合格的学员送到院校学习，于是学校里就出现了“公差学员”、“过渡学员”、“特殊学员”，这是很不妥当的。
院校与部队同是军队建设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办好院校，是为了搞好部队建设。
全国解放以后的经验证明，每当我军院校办得质量高的时候，部队军政素质就上升，就加强；
凡是院校受到干扰，质量低的时候，部队建设就削弱，就下降。
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恶果，不是有力的证明吗？
把觉悟高、军事素质强、身体好、比较年轻的干部送院校培养，不仅不会影响部队建设，而且只能加快、加强部队建设。
人们常说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就是这个道理。
为了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每年都要有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
五年、十年之后，很多人将成为我军建设上的骨干力量，有的将成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未来部队要由他们带，现代化战争要由他们指挥打，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个问题啊！
树人、选贤非同小可。
《管子·权修》里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意思是说培养人是个百年大计。
这在今天仍不失为至理名言。
院校是个训练机构，又是选拔、推荐优秀人才的集体干部部。
各级领导同志一定要有战略眼光，要向前看，选送优秀干部、战士进院校培养，才能使他们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否则，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院校能不能办好，关键在领导。
中央军委对军队院校的任务和办好院校的方针、政策、措施都作了明确规定。
现在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狠抓落实。
首先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要落实。
当前有很多不落实，对院校的一系列实际问题研究不够，解决不力，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如：有的院校缺少校舍，宁可领导机关盖几万平方米的招待所，也不给院校批一平方米；
有个学校教学需要一台洗消车，本来很容易解决，而长期不予解决；
有的院校为了解决教学中的后勤保障问题，多次向有关部门写报告得不到批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原因就在于有的领导同志没有真正把办院校放到重要位置上，摆到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这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我军现代化建设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是想的厉害还是半心半意地想？
如果真想，就应当认真关心院校建设。
领导机关的同志更要经常到院校走一走，看一看，帮助院校总结经验，解决实际困难，推动院校工作不断前进。
只要各级领导真正把院校当作我军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来抓，全军上下一条心，我军院校就一定能办好，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李国才苏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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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舰队某部一三一舰指战员精心维修保养武器装备，时刻准备粉碎侵略者的挑衅。
苏擎摄
沈阳部队空军地对空导弹某部指战员，刻苦学习科学技术，努力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警惕地保卫着祖国领空。
李国才摄（照片）
作者：广州部队某部团长张盛善
栏目：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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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提拔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都要经过院校的培养，这在文化大革命前，本来已成为制度。
实行这个制度，使我军干部队伍的军政素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但是，林彪、“四人帮”大砍军队院校，破坏我军建设，各种制度荡然无存，流毒所至，使一些同志对办院校的必要性都产生了怀疑。
办军事院校有没有用？
我军干部要不要经过院校的培养？
这本是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有的同志却认为干部进不进院校一个样。
真的是一样吗？
不！
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实践经验证明，进院校培养过的干部和没有进院校培养过的干部大不一样。
文化大革命前我团提拔的干部，大部分都经过院校的培养，这些同志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充分发挥了思想和技术骨干作用，为战斗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司令部参谋刘启龙，曾在步校炮兵队学习过，对步兵团属的各种火炮性能了解，技术熟练，同志们都称他是“小炮通”。
作战中，他带领团直炮兵分队执行支援步兵的任务，在地形复杂、阴雨浓雾的情况下，迅速捕捉敌人火力点，准确测定敌我距离，果断指挥火炮实施轰击，连续摧毁了敌人十多个火力点，保证了步兵分队的顺利发展，荣立了二等功，在作战过程中，广西边防部队步校派来了一批学员。
他们军政素质优良，为战斗的胜利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就拿两位在司令部帮助工作的同志来说，他们参谋业务熟悉，识图用图得心应手。
在按图行进中，虽然树林茂密，河川纵横，新道老径交错，地形十分复杂，但他们胸有成竹，沉着不乱，对图选路，准确无误。
我们团里有些同志在连队和机关工作多年，但因为没有经过院校的专门培养，虽然也能完成任务，但毕竟没有他们那样利索。
我们强调经过院校培训，并不是忽视工作实践的重要性。
但是必须看到，一个人的工作范围是有限的，难得有机会了解本职工作范围之外的军事知识。
加上部队任务繁重，不可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学习军事理论。
目前，在敌我双方都不断改善武器装备的情况下，有许多先进武器、装备需要我们去掌握，大量的敌军战术、技术也要我们去研究。
这样，单靠在职学习是不够的。
在院校里，各种设备比较完善，各种资料比较齐全，教员对战术、技术都有专门的研究，学员的学习时间可以得到保证。
这些，在部队里是难以做到的。
如果我们把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干部战士，选送到院校学习，使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样就如虎添翼了。
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我们建议应该尽快把我军提拔干部经过院校培养的制度恢复起来。
今后提拔的基层干部，都要经过初级院校的培养，中、高级干部都要经过中、高级院校的深造，只要这样做，我军两化建设必然很快出现新的可喜的局面。
广州部队某部团长 张盛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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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七月二十四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七月二十四日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就苏联边防军人七月十六日在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县铁尔沙地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国公民，蓄意制造边界挑衅和流血严重事件，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照会全文如下：
苏联驻华大使馆：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六日，二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苏联边防军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县铁尔沙地地区中苏边界上设伏，对我前往该地察看草场、进行正常生产活动的塔城县五星牧场干部李宝勤和兽医布荣布提格二人开枪射击，当场将李宝勤打死，将布荣布提格打伤，然后侵入中国境内，将李的尸体和受伤的布荣布提格劫往苏境，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挑衅和流血事件，对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卑劣手段，于七月十七日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提出口头声明，反诬中方人员越界，这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应该指出，该地段边界是清楚的，并非争议地区。
每年放牧季节，中国牧民都在这一地区边界线中国一侧从事放牧活动，苏方是了解这种情况的。
这次苏联边防军人预谋设伏、突然开枪袭击在自己领土上活动的中国公民，以及随后苏方迅速采取的外交行动证明，这次严重挑衅和流血事件，完全是苏方蓄意制造的。
还必须指出，今年入夏以来，苏联军人入侵中国领土干涉破坏中国牧民生产活动时有发生。
例如，六月三十日，苏联军用直升飞机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合奇县乌宗图什河河源地区低空盘旋，驱赶中国畜群。
苏方还拆除了中国牧民在该地区的住房、羊圈等生产生活设施。
中国方面均通过边防会晤向苏方提出交涉。
这说明苏方所有这些活动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有意制造紧张局势，威胁中国边境居民生命安全。
至于苏方在口头声明中说什么在中苏边界的其他地段中国军人掩护牧民越界放牧，都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中国政府严正要求苏联政府必须停止在边境地区入侵挑衅活动，立即交回被苏联边防军人打伤和劫走的中国公民布荣布提格，惩办铁尔沙地流血事件的肇事凶手，赔偿死者和伤者一切损失，并且采取切实措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在中苏双方正为两国关系举行谈判磋商具体安排的时候，苏方蓄意制造边界挑衅和流血事件，这不能不引起中方的严重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作者：黄明松刘树森黄金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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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军区某部七连——
支援牧区搞好草原基本建设
本报讯 守卫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黑龙江省军区某边防部队七连，积极支援牧区现代化建设。
去年，与七连朝夕相处的伊和乌拉大队，计划建设五十万平方米的永久性草库伦。
牧民们既要放牧，又要搞基本建设，人力十分紧张。
七连请示上级批准，由连长思勤带领全连同志来到牧场，同牧民并肩劳动，连续突击七天，按时完成了这项工程。
一次，有关部门给伊和乌拉大队拨来一套牲畜自动药浴机，牧民们又喜又愁，喜的是有了这么好的机器，愁的是不会安装和使用。
七连马上抽出七名懂技术的战士帮助大队按图纸施工，使自动药浴机很快投入使用，及时对牲畜进行药浴防病。
七连干部战士还积极帮助牧区发展教育事业。
驻地蒙古族牧民过去过着游牧生活，很多牧民子女得不到上学机会。
近几年建立了定居点，牧民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学校。
七连就抽调一个排，帮助牧民盖起有五间教室的草原小学。
学校缺乏师资，七连又派出蒙古族排长额尔墩图代教语文。
现在，这所小学已经发展到有五个年级，一百五十多个学生，附近的学龄儿童都有了上学机会。
（黄明松、刘树森、于庆元、张升伦）
西藏军区某边防部队一营——
积极帮助兄弟民族兴修水利
本报讯 西藏军区某边防部队一营积极帮助驻地群众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驻地藏族、珞巴族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春播时节，米林县卧龙公社一条六十多米长的空中水槽塌了。
二连干部战士得知后立即出动，风餐露宿，连续奋战七天，重新架好水槽，保证春播及时用水。
本宗公社在距雅鲁藏布江二十多里的山上凿造了两条圆木船，船体笨重，抬运困难。
一营得悉后便组织各连分段接力抬运，经过十七天的努力，帮助本宗公社把圆木船抬到江边。
他们还主动帮助驻地两个队兴修水利，军民齐心合力，共修水渠两万多米，一举改变了这两个队缺水状况，使他们的粮食亩产跨“黄河”。
一营干部战士还积极帮助驻地社队发展农业机械化，经常派出懂得农业机械技术的同志，向群众传授技术，修理农机工具。
驻地有个生产队兴建一座水电站，技术力量不足，他们便派出两名懂技术的战士帮助管理，使电站充分发挥效益。
（许国楹）
驻福建平潭岛三军指战员——
急渔民所急 帮渔业所需
本报讯 驻福建平潭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积极帮助渔业生产机构和渔民群众发展生产，为加速海岛经济建设作出有益的贡献。
一次，牛山渔场出现了鱼群。
在鱼汛大忙季节，一寸光阴一寸金，大批渔轮在海上急需补充油料，但省里派出的油轮由于吨位和潮汐的关系，不能及时靠上货运码头。
海军部队急渔业生产所急，主动腾出码头给地方使用，还抽调干部战士帮助卸油，出动油车把油料送到各个渔业码头和渔船上。
当大批鲜鱼上岸后，岛上水产站在冰鱼、腌鱼和晒鱼上都遇到困难，陆军某部及时派出十三台汽车拉水拉盐，帮助抢运了一百五十多吨鲜鱼。
驻在潭东水产站附近的四连，还主动将球场打扫干净，把一万一千多斤鲜鱼抬来晒干后，又一条不少地运到水产站。
驻岛三军指战员还通过各种方法，积极支援社队发展机械化渔业生产，帮助渔民学科学文化。
与社队挂钩的驻军连队、艇和站，先后帮助驻地办起一百三十多所文化夜校，组织渔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介绍国内外运用先进技术捕鱼的有关资料。
海军某部技术人员热情为生产服务，去年以来为渔船修理机器三百三十台（件）。
（黄金恳、郑茂生、王百琦、崔宗建）
栏目：自卫还击作战经验选登
在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参战的广大卫生人员，不怕牺牲，英勇奋斗，日以继夜，忘我工作，胜利完成了伤员救治和卫生防病任务。
在最近总后卫生部召开的自卫还击作战卫勤保障经验交流会上，有几位代表从研究几个数字入手，总结经验教训，探讨问题，提出建议，引起了到会同志的兴趣。
下面是他们的发言摘录。
据某师医院统计，这次伤员的伤死率（伤员到达医疗单位后牺牲的称为伤死）为百分之一点三，较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有大幅度的下降。
怎样才能降低伤死率？
这个师的卫生科长茹少庚说——
争取时机 尽早救治
这次作战说明，搞好战场救治，虽然做法不尽相同，但必须从争取救治时机，减少伤死这一基本原则出发，尽早救治。
我们的做法和体会是：
紧跟部队，靠前展开。
这次作战的特点是边走边打，机动频繁。
为减少后送距离，使伤员得到及早救治，我们根据山岳丛林地区交通不便，但便于隐蔽的特点，部队打到哪里，就把救护所开设在哪里。
在这次作战中，师救护所先后展开十二次，使大批伤员得到了早期救治。
攻打复和、围攻高平时，师救护所前进交通受阻。
为了跟上部队，及早救治伤员，我们只携带轻便战材，步行赶到预定位置，抢修道路，构筑工事，平整场地，及时展开救治。
另外，我们还组建了一个所和两个手术组，随时准备机动前伸，以保证主攻方向救治任务的完成。
攻打重庆时，由于敌人炮火封锁，伤员送不下来。
前伸手术组就和团卫生队一起，对四名胸部伤和腹部伤的重伤员进行了手术处理，使之得到早期救治。
加强组织，充分发挥技术骨干作用。
在伤员多，伤情复杂，又缺乏战伤救治经验的情况下，为使伤员得到及时救治，我们注意充分发挥技术骨干的作用，做到了统一编组，新老搭配，以老带新，能者为师，疑难问题集体讨论。
这样就使手术展开由平时的三台增加到六台，提高了手术率，有效地完成了伤员的早期救治任务，为专科治疗打下了基础。
为了在应急情况下救治危重伤员，我们还努力给有专科特长的技术骨干创造扩大救治范围的物质条件。
师医院除按战材标准带齐药品器材外，还有计划地筹措了气胸团式引流管、输血合血的抗凝剂、七○六代血浆等药品器材。
这些措施，在肠吻合、结肠修补吻合、气血胸闭式引流和开颅清除血肿等扩大救治中发挥了作用，有效地降低了伤死率。
掌握时机，积极做好伤员的前接后送工作。
伤员的前接后送，是使伤员得到早期优良救治，降低伤死率的重要环节。
这次作战，由于敌特袭扰，路少且窄，车辆堵塞，伤员从营连阵地后送到师团救护所十分困难。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有力措施，掌握时机，主动前接。
救护所一展开，就做好前接伤员的“三准备”（车辆、担架、救护力量），随时准备出动，千方百计地把伤员接回来。
部队进入纵深作战后，在后方医院一时没有前接的情况下，为使早期处置的伤员得到优良的专科治疗，我们组织了一定的人力运力后送伤员，并采取武装监护、严格观察护理等措施，有效地保证了后送伤员途中的安全。
据某师卫生科统计，因病减员只占总减员的百分之二点七，保证了部队攻同登、克谅山作战任务的胜利完成。
多发病地区发病少，经验是什么？
这个师医院副院长叶青说——
防病抓重点 掌握主动权
由于战区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加之部队连续作战，风餐露宿，体力消耗大，生活艰苦，容易造成传染病流行，而疟疾、痢疾、中暑又是对部队健康威胁最大的疾病。
为此，我们向广大干部战士介绍战区疫情，分析法军和日军在这一地域作战都曾因疫病流行而吃败仗的历史教训，引导大家充分认识搞好卫生防病对保护部队战斗力、保障作战胜利的重大关系。
在此基础上，我们发动各级卫生人员，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抓饮水饮食卫生。
由于战区水源污染严重，强调饮用山泉、山溪水，坚持使用饮水消毒片消毒，对可疑水源一般都进行检毒。
各部门还密切配合，想方设法前送熟食、蔬菜、水果和罐头。
这些措施对预防肠道传染病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是抓阵地立生管理。
许多连队利用战斗间隙，努力改善阵地卫生条件。
他们把猫耳洞挖成拱式长方形，然后用炮弹箱板垫在洞内防潮，或用雨布挂在洞口挡风遮雨。
大多数连队都能以班为单位，选择隐蔽安全的地方挖野战厕所，基本做到粪便有坑有掩埋。
副师长李万余率领的突击营由穿插转入阵地防御的三天内，组织部队及时掩埋了阵地前沿的七百多具敌尸，因而尽管部队连续作战，周围疫情严重，但没有发生一个传染病人。
三是抓防暑。
部队进入集结地域后，立即进行耐热锻炼，增强部队的适应能力。
同时，把清凉油、人丹和清凉盐片分发到每个战士，战中又及时补充。
因此，部队两次在气温高达三十六度的条件下连续作战，没有发生一个中暑病人。
由于抓住了防病重点，基本掌握了战时卫生防病工作的主动权。
同时，各级卫生人员还利用部队由运动进攻转为阵地防御、由直接作战转为预备队，或撤离前沿阵地到指定地点休整，以及战斗间隙等时机，开展卫生防病工作，做到在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战时防病工作始终不间断。
某团卫生队利用战斗间隙，两次组织六名卫生人员到战斗最艰苦的连队巡诊，指导阵地防病，并先后派出三十九人次，把净水消毒片、漂白粉、清凉油、人丹等药品送到营连阵地。
某团转为预备队后，团卫生队立即组织卫生人员深入连队，调查腹泻、感冒、烂脚发生的原因，开展突击治疗，并指导部队采取预防措施，使部队没有因病而发生非战斗减员。
当然，这次作战因病减员少，也与作战期间不是发病高峰季节、作战时间较短等因素有关。
某师医院成功地救治了四十一例危重休克伤员，占重度休克伤员的百分之九十三。
救治危重休克伤员的成功率这样高，靠的是什么？
这个师的卫生科长郭跃平说——
平时多练几手 战时得心应手
这次战场救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短时间内发生伤员多，而且伤类复杂，多处伤多，伤情严重，休克伤员比以往历次战争发生率高。
因此，救治技术要求高，手术处理难度大，加之是在特定条件下作战，交通不便，伤员后送十分困难，因此，救治力量必须前移，救治范围必须扩大。
三月三日晚上，师医院前伸到禄平展开，执行早期救治任务的一个救护所，接收了一名子弹从前胸进腰底部出的重伤员，他到达师救护所时血压测不到，神志昏迷，脉搏微弱，处于重度休克状态，生命垂危。
这样的危重伤员是不允许后送的，只有争取时间进行急救，才有挽救伤员生命的希望。
于是，抗休克组和手术组果断地决定边手术边抗休克。
经过近八小时的紧张手术，彻底止住了内出血，修补好了损伤的脏器七处，血压逐渐上升，伤员终于清醒了。
又经过手术后四小时的继续抗休克观察，安全后才送到后方医院专科治疗。
我们感到，能成功地救治四十一例危重伤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加强平时的野战外科训练和基础医疗技术建设，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它不仅是提高医疗质量的重要条件，也是完成战时救治任务的最好准备。
这两年来，为提高野战外科技术水平，我们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选派了八名有一定外科基础的军医、医助到部队医院和地方医院进修半年至一年，他们成了师、团两级这次战伤救治的骨干力量；
二是开展群众性的技术练兵，主要用动物作实验，练紧急气管切开、静脉切开输液、气胸缝合等三项救命手术基本功，使营、团两级军医和医助都能比较熟练地掌握战时本级救治基本技术；
三是狠抓战前应急训练，战前一个月全师共作动物实验三百六十多次，从手术操作到术后效果观察，内外科医生结合，医生、护士、卫生员搭配，反复操练。
同时，出情况处置，提问题讨论，以老带新，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从而较快地提高了战伤救治技术水平，为完成这次战伤救治任务创造了条件。
某团一连共有二十九名伤员，均由连抢救组抢下阵地，没有遗漏一个伤员。
他们是怎样组织阵地抢救的？
这个连抢救组的同志说——
因地制宜 措施具体
这次作战地处山岳丛林，山高草深，道路不熟，敌情变化大，给寻找伤员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就采取“一跟、二听、三问、四观察”的办法寻找伤员。
一跟就是紧跟连队和突击方向的主攻排；
二听就是听枪炮声最激烈的位置和四周伤员的呼唤声；
三问就是问周围的同志有无伤员和烈士；
四观察就是观察全连运动路线，敌炮火袭击地段和比较开阔的地段上有无伤亡，察看地上、草丛中有无血迹，一旦发现就要仔细查找。
二月二十日，我连向班罗地区穿插时，遭敌伏击，尖兵排九名同志负伤。
在突然与敌遭遇发生伤员的情况下，由于我们抢救组跟得紧，仅十分钟就将九名伤员全部找到，并根据伤情和地形条件，对六名轻伤员先抢后救，对三名重伤员先救后抢，这样既使伤员避免了再次负伤，又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救护。
从阵地上抢救下来的伤员，一时不可能后送很远，必须实行隐蔽救护，待营抢救组前接。
为了在隐蔽救护中确保伤员安全，我们采取了一分散、二集中、三警戒、四检查的措施，将能走的轻伤员指定到安全地带分散隐蔽，将重伤员集中到一定位置隐蔽看护，待伤员相对集中后，我们又及时派出警戒，因而全连没有一个伤员再次负伤。
同时，还不断检查包扎效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在这次作战中，我们连除充分发挥连抢救组的作用外，还积极开展自救互救。
在一次战斗中，五班副班长李发明脚部负重伤，当时战斗正激烈进行，敌人火力封锁很严，抢救组一时上不来。
为了不影响战斗，他谢绝战友互救，坚持自己包扎止血。
这次作战，全连自救四人，互救九人，卫救十六人。
在部队突然遭受敌炮火袭击，或一次战斗中发生伤员较多，或因敌炮火封锁抢救组一时上不来时，自救互救是使伤员得到及时救护的有效办法。
我们体会到，火线抢救是战时分级救治的起点，能否及时正确地从敌火力下将负伤的战友抢救下来，是减少阵亡的关键，也是激励士气的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
（这组发言摘要，由本报记者曹锦华、顾伯良整理）
广西边防部队空军某部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使用直升飞机抢运伤员，使一部分危重伤员迅速转运到后方医院救治。
喻飙摄（照片）
作者：洪智
栏目：战评会
在前线采访的时候，曾经请教过许多政工干部：“最有力量的政治工作是什么？”
得到的回答是异口同声的四个字：以身作则。
这的确是一句大实话。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通过这次自卫还击作战，很多同志对这一点有了比平时更深的体会：你要战士们勇敢杀敌，最有力的号召是自己奋不顾身，不避艰险；
你要战士们遵守纪律，最有力的教育是自己令行禁止，秋毫无犯；
你要战士们吃苦耐劳，最有力的动员是自己吃苦在先，坚韧不拔。
在战场上，许多干部就是这样做政治工作的。
不管面对死亡的威胁，还是承受饥寒的煎熬，他们常常只有一句话：“跟我来！”
带头人挺身做出了好样子，千军万马就如同百川归海，紧跟上来。
于是，再难攻的山头，攻下来了；
再难行的征程，走过来了；
再难克服的困难，克服掉了。
在这里，以身作则，胜过了千言万语！
同以身作则相对立，是光说不做：或者要别人做这做那，自己并不实行；
或者是嘴上呱呱叫，行动另一套。
这种行为，我们不妨称之为“以嘴作则”。
以身作则者的口头禅是“跟我来”，“以嘴作则”者的习惯语是“给我上”。
群众形容后种做法是“瘸子打围——坐着喊”，这样的干部不过是“嘴巴”干部。
当然，恶劣的“以嘴作则”干部在我们的队伍中为数不多，但以身作则不够的现象却并不少见。
我们总结战斗经验，很多成败得失是很可以从这里找找原因的。
以身作则，并不是不问需要与可能要求干什么都得和战士一个样。
这是一种精神，一种站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一起奋斗的精神。
一个指挥员只要在群众的眼睛里被看成是与大家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人，这个指挥员就获得了最大的权威。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把以身作则称为“无声的命令”，而把“以嘴作则”称为“放空炮”的理由。
作者：丁立江/张文富
本报讯 空军某场站党委“一班人”，自觉防止和克服特殊化，带头搞好党风，受到干部战士的称赞。
这个场站的党委“一班人”，带头执行有关制度规定，不搞“近水楼台先得月”。
场站管服装发放，但他们和普通干部战士一样执行交旧领新的制度，几年来交旧率部是百分之百。
春节前后，有关部门的同志看到站领导跟班飞行穿着棉衣比较冷，想从库存的皮工作服中借给站领导每人一套。
站领导没有同意，并说，参加飞行的部门领导和机关干部穿的和我们一样，我们不能要这个照顾。
蔬菜淡季，场站生产队的同志想到钟政委家有三个病人，几次提出多卖几斤豆腐给他。
钟政委说，大家都缺菜，我不能多买。
对此，同志们很受感动。
这个党委的革命化措施里写着“不利用职权谋私利”。
他们这样定了，就自觉照着去做。
副政委刘信的大女儿是下乡知青，一次带回一份大队、公社同意抽调她回城的报告表，说是刘副政委在地方工作的一个老战友帮忙搞的。
刘副政委考虑，女儿不符合抽调条件，和她一块下乡的场站职工的子女大部分还没抽调回来，就没有同意让女儿办抽调手续。
前不久，副站长马滨江的一个老战友来找他，想借用部队的救护车，把在省城治病的父亲接回来。
马副站长想到，虽然是老战友找上门来，也不能把保证部队飞行和抢救病人用的救护车借出去跑长途，便婉言回绝了。
这个场站党委“一班人”，不但不搞“近水楼台先得月”，还主动把方便让给部队，把困难留给自己，自觉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站领导同机关干部一起坚持过星期六制度。
为了解决临时来队家属住房的问题，他们主动把自己住的八间独身宿舍全部腾了出来。
站长吴英惠，开始和管理员、打字员、公务员住在一个大宿舍，后来因他睡觉打呼噜，才被“撵”到小房里去。
副站长林治周，和营房股管抽水的职工睡在一起。
其他的站领导，也都是几个人住在一个办公室里。
这个党委“一班人”不搞特殊化，还表现在他们自觉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接受组织的监督，不当“特殊党员”。
在机关，他们积极参加所在支部、小组的组织活动，遇有特殊情况主动请假。
下连队，他们和基层的党员一起过党日，外出开会、学习，注意向党组织汇报情况。
有时站领导干部办公会议和党支部大会的时间发生了矛盾，只要不是研究急于解决的问题，他们都服从支部的安排。
一次，站党委中心组安排下午学习，中午站直党支部通知下午上党课，中心组及时改变了原来的计划。
（丁立江、张文富）
作者：陆明华
本报讯 浙江省军区采取电费自理的办法，使生活用电量大幅度下降，既节省了经费开支，又有力地支援了工农业生产。
前些年，浙江省军区采取用电包费制的办法，出现了“用电多少一个样，用与不用一个样，节约和浪费一个样”的吃“大锅饭”现象，致使用电量年年高，电费年年超。
有的人用电炉烧饭烧水，有的人用电取暖，用大灯泡给鸡鸭“增加温度”，照明灯泡普遍“大、多、长”，所谓“大”就是用一百瓦以上的大灯泡，“多”是一个房间装几个灯头，“长”是点长明灯。
有的住户一年照明用电高达一千四百度，有的电费超过房租的三倍。
粉碎“四人帮”后，浙江省军区取消干部宿舍用电包费制，改为电费自理。
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住户从房租费中每平方米减少三分五厘钱，按用电量付费。
连队按战士每月一至一点五度，干部每月两度的标准实行电费包干，超不补，节约归自己。
从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开始，先机关后部队，逐步采取这种办法，开展群众性的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的活动。
截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全军区住户已安装电表四千八百多只，更换大灯泡八千一百三十多个，减少不必要的灯头一千四百二十多个，耗电量普遍大幅度下降。
省军区领导机关在去年下降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二十二的基础上，今年比去年同期又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三至百分之三十七，给部队做出了好样子。
最近，浙江省军区调查了实行电费自理的二千六百九十五户家庭用电情况，平均每月用电在四度以下的占百分之七十一，按干部每月两度，随军家属每月一度的标准计算，还有节余，长期用行政手段没有解决的问题，采取经济手段很快就解决了，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
（本报通讯员）
作者：耶明
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煽起的派性，流毒很广，危害甚烈，至今尚未消除。
华国锋同志最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对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还不容低估。”
我们必须教育广大干部、群众与之作不懈的斗争。
要同派性作斗争，就要首先弄清它的性质。
现在，一些报刊常把派性称做“资产阶级派性”，其实未必恰当。
派性究竟是哪个阶级的东西？
我认为，从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统治的罪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煽起的派性完全是一种封建行帮活动，是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
它的“资格”比资本主义更老，它的性质比资本主义更腐朽，它是封建帮派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展。
帮派体系、宗派集团，在我国是古已有之的东西。
毛主席说：“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一六二页）。
朋党为患，早在《战国策》中就有记载，苏秦游说六国时就曾向赵国君侯提出过“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战国策·赵策二》）的建议。
《史记》中更有“禁朋党以厉百姓”的呼声（《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但是，由于朋党、宗派根生于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中，尽管有人大声疾呼，也是禁不了的。
到了唐朝，朋党之争愈演愈烈，自唐朝中叶以后，一直闹到唐朝的灭亡。
据历史记载，其中著名的牛（僧孺）李（德裕）朋党之争，持续了四十年之久，加深了唐朝后期的政治混乱，连唐文宗都感到问题严重，曾发出“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
朋党，封建帮派，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直至后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始终是人民的一大祸害。
朋党之争是封建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相互倾轧，自然没有什么客观的是非标准可言。
他们“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誷，诬誷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晋书·卻诜传》）。
这就形成了一系列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伪造情节的历史恶习，其目的在于排除异己，安插亲信。
据《通鉴》记载，李德裕任兵部尚书第一次入见唐文宗时，就提出“方令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的问题，“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悦者”（《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纪六十）。
李德裕做了宰相，便把牛僧孺和李宗闵一派人都贬到南方；
牛僧孺东山再起之后，又将李德裕贬到更远的崖州（今海南岛海口）。
他们之间一方面不择手段地互相争斗，一方面又要美其出师之名，以掩人耳目。
牛李朋党之争，开始是以科场出身与非科场出身来“站队划线”的，继而又以是否依附宦官为“划线”的标准，随着斗争的激化，性质也在不断升级，最终发展到互相诬蔑为“奸宄”、“叛逆”，以仇视奸逆的精神来进行朋党争斗，使这一斗争发展到最高点。
其实，所谓“奸逆”，都是打击异己的口实而已。
林彪、“四人帮”为了打倒革命老干部，也搬用了朋党之争的恶劣手法，凭空造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骗一些无知的青年人去仇恨被他们诬蔑的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跟着他们去“打倒一切”。
林彪、“四人帮”为了复辟封建法西斯的专制统治，他们把封建社会朋党之争的“排除异己，报怨复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套权术全盘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还美其名曰“路线觉悟”、“斗争需要”，使得极其反动的封建主义派性随着他们的反革命活动的加剧而猖獗一时。
现在林彪、“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他们煽起的封建主义派性仍然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大障碍。
派性之源，非上溯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朋党之争所形成的传统帮派观念不可，它并不只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封建传统、封建遗毒对人民的影响比资本主义广泛、牢固得多，派性的封建色彩十分浓厚，我们在消除派性的斗争中应当对派性的封建性进行分析，从本质上揭露它，从根源上批判它，彻底铲除这个祸害。
作者：金锵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而且应当把矛盾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这个问题，马列著作里讲过，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里讲得更多。
“结合”这个提法和做法，也常常见之于我们党的许多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文件，例如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红与专相结合，人与武器相结合，工业与农业相结合，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相结合，等等。
矛盾的双方可以结合，是由它们之间存在同一性所决定的。
但是，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结合”的辩证法却被加上“折中主义”、“否定矛盾”等罪名而打入冤狱。
今天，我们在拨乱反正中，很有必要重新肯定同一性在矛盾中的地位，阐明“结合”的辩证法。
一切事物的矛盾双方，皆具有两重属性，即绝对的斗争性和相对的同一性。
同一性，就是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为存在前提，共处于统一体中，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向着对立面转化。
世界上没有只具斗争性而无同一性的矛盾，也没有只具同一性而无斗争性的矛盾。
一方面，没有绝对的斗争性就没有相对的同一性，因为，矛盾双方总是因相斗争而共处，也是因相斗争而转化的。
另一方面，没有相对的同一性也就没有绝对的斗争性，因为斗争性总是寓于同一性之中，它通过同一性表现自己，并在一定条件下受同一性的制约。
毛泽东同志说过：“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矛盾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仅有斗争性在起作用，也有同一性在起作用。
因此，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时，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正确把握统一和斗争的关系，把二者结合起来，善于在斗争中利用矛盾的同一性，为我们的事业服务。
大家知道，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没有足够力量同德国侵略者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列宁坚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通过同敌人暂时的妥协来积蓄革命力量，保卫苏维埃政权。
我国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我们党对国民党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而在同蒋介石顽固派的斗争中，又提出“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把斗争制约在防御性、局部性的界限内，从而有利于保护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同时也有利于把顽固派留在抗日阵营里，调动一切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都是在斗争中在一定条件下利用矛盾的同一性处理敌我矛盾的范例。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诱（这些就是条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迫着赞成抗日。
矛盾着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矛盾论》）至于毛泽东同志强调的利用反面教材、“种牛痘”等等，则给我们指出了在斗争中利用矛盾的同一性处理真理与谬误之间的矛盾的方法。
敌我矛盾，真理与谬误的矛盾，最终的结局，将归结为我方战胜敌方，真理克服谬论，即一方吃掉另一方。
处理这样的矛盾，尚且要注意分析在什么条件下矛盾双方的互相依赖作用有利于事物的发展，并以一定的形式巧妙地把对立面结合起来。
那么，别的一些矛盾，例如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领导与群众、民主与集中、政治与业务、工业与农业等等矛盾，我们就更应该使矛盾的双方正确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作用，推动事物顺利向前发展。
理论不与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实践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领导脱离群众，就不能担当起领导的责任，群众失去正确的领导，就不能向着一个革命目标团结战斗；
政治脱离业务，就是空头政治，业务不问政治，就会迷失方向，离开民主讲集中，就要走向专制主义，离开集中讲民主，就要走向无政府主义。
要正确处理这类矛盾，就必须不断做好结合的工作，这样，才能使矛盾的每一方都能经常利用对方的发展来发展自己。
再如，搞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结合，注重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就能改善人民生活，加快资金积累，从而促进重工业更扎实地发展；
反过来，重工业发展了，又能给农业、轻工业提供更多的先进技术装备，促进农业、轻工业的现代化。
又如，搞好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的结合，一方面，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可以保证军事训练任务的圆满完成；
另一方面，提高了军事素质，又可保证保卫祖国等政治任务的圆满完成。
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个道理，适用于处理其他许多矛盾。
总之，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掌握这种“结合”的辩证艺术，善于运用事物的同一性，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
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当然，我们讲“结合”，并不否认对立面的斗争。
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的结合，是在斗争基础上的结合，是生动的、可变的结合，而不是僵死的、凝固的结合。
在对立面互相排斥的作用下，结合总是要被突破，突破了又需要通过斗争重新建立。
从原有结合的突破到新的结合的建立，这就构成了事物的前进运动。
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来说，它们之间必须保持平衡（即按适当比例关系形成的结合），才能前进。
但平衡又是相对的，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平衡就会被打破。
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又要克服不平衡，建立新的平衡。
而每一次新的平衡的建立，都标志着国民经济进一步的发展。
又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经过实践检验理论而纠正理论的某些局限性和理论指导实践而纠正实践的某些盲目性来实现的，也是经过同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斗争而实现的。
再如人与武器的结合，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
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通过教育训练和改进武器装备，改变原有的人与武器的结合形态，使它们之间以新的形态（一方面是具有高度军政素质的人，另一方面是先进的武器装备）结合起来，形成更强大的战斗力。
历史经验证明，一切机会主义者都是反辩证法的。
右倾机会主义者只讲统一，不讲斗争。
“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只讲斗争，不讲统一，在这方面，林彪、“四人帮”走得最远。
他们竭力抹煞矛盾的同一性，把斗争的绝对性歪曲为斗争性是矛盾的唯一属性，对抗是斗争的唯一形式，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唯一动力。
所有这些，集中地表现为他们用“对着干”的哲学取代对立统一的规律。
他们搞群众同领导“对着干”，干出了个“踢开党委闹革命”；
搞政治工作同其它工作“对着干”，干出了个“政治冲击一切”；
搞自力更生同引进技术“对着干”，干出了个“闭关锁国”，搞革命同生产“对着干”，把国民经济“干”到了崩溃的边缘。
对于他们横行期间造成的严重灾难，大家至今记忆犹新。
痛定思痛，更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完整、准确地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的原理，进一步批判和摧毁作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哲学基础的只讲斗争不讲统一的哲学，对于继续端正思想路线，解放思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的精神，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吴秉元
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早期是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后来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孟什维克。
但他在一九○三年以前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重要贡献的。
列宁曾经指出，普列汉诺夫的优秀哲学著作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
普列汉诺夫在一八九八年发表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就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优秀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之一。
普列汉诺夫写这篇著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俄国民粹派夸大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主观主义观点，同时也批判一些否认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宿命论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正确地阐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首先，普列汉诺夫指出，在俄国民粹派看来，“能批判地思维的个人”的活动是社会历史的动力。
社会历史仅仅是一些英雄伟人的历史，而根本否认人类历史运动是有规律地发展的客观必然过程，他们把人民群众看作“群氓”，看作是一堆惰性的东西，不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
这种观点与十八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的观点相同，即把社会历史的一切都归因于个别杰出人物的自觉活动。
然而历史事实证明，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普列汉诺夫说，主观主义者的学说，已经显得破绽百出，好象果戈理小说中所写的阿卡吉·阿卡吉也维奇的鼎鼎大名的外套一样，根本破烂了。
普列汉诺夫赞同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在历史上活动的个人或集团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万能的。
他指出，任何英雄伟人都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的产物。
不可否认，杰出人物对社会运动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是受社会关系所制约的。
例如，曾经成为欧洲霸主的拿破仑，乃是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法国社会关系的产物，他是受当时的社会力量所支配的，即使没有拿破仑这个人物出现，也必然会有别的人出来顶替他的位置和作用。
社会运动的一般趋势，决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更换而改变。
普列汉诺夫讲得很对：“凡是有便于杰出人物发挥其才能的社会条件的时候和地方，总会有杰出人物出现。
这就是说，每一个真正显出了本领的杰出人物，即每一个成了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又说：“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虽然也能改变各个事变的个别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们终究不能改变由别的力量决定的事变的一般方向。”
也就是说，社会变更的一般方向，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决定的，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唯心史观是根本错误的。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故意把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加以神化，鼓吹现代迷信，歪曲无产阶级领袖的作用，是地地道道的唯心史观，其目的是为了使人们迷信他们自己。
普列汉诺夫又指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基佐、米涅、梯叶里等人，则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把历史上所有的一切都简单地归因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的作用，而根本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把个人看作是不值得注意的东西。
他们把历史必然性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把必然性与自由，绝对地对立起来，看作是毫无联系的根本不相容的两个东西。
他们专门注重一般，而抹煞个别。
按照这种观点，人们对历史的发展是消极无为的，只能听天由命。
这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
这种观点不懂得社会历史正是社会的人所创造的。
唯物史观不仅承认历史的一般规律的作用，对于个人作用也是予以承认的。
杰出人物的个人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事变的发展。
也就是说，偶然因素在历史事变进程中也有着相当的作用。
普列汉诺夫举例说，米拉波之死曾经影响到法国革命后来发展的进程；
一七六一年俄军与弗里德里希军队作战中，由于担任指挥的布图林优柔寡断而使弗里德里希二世得以逃出国境，担任指挥的如果是苏沃洛夫，则战争的结局便大不相同；
在文艺复兴时期，如果拉斐尔、米开兰基罗和达·芬奇不幸早年去世，那么意大利的艺术也许不会发展得那样完备，或许会对其后来发展史的许多次要特点发生很大影响。
当然，“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地方、时候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
普列汉诺夫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深刻地指出，自由是被意识到了的必然性。
人们能够认识必然的规律，人们对于社会的发展决不是毫无作为的。
当人们按照一定的必然性自觉行事时，就能表现出巨大的社会力量。
因此，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宿命论观点，也是不对的。
普列汉诺夫认为，持宿命论观点的这一学派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有规律性的发展过程，主张把研究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当作历史科学的主要任务，这当然比主观主义学派是前进了一步。
如兰普勒赫特认为，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即使在威势最高的时候，也不能把德国推移到自然经济时代去，这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宿命论学派把社会生活的一切现象，都简单地归结为必然的不可抵抗的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根本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种理论上的极端性是与最狂热的主观主义者所犯的那种极端性同样不能容许的。
为了反题而牺牲正题，也如为了正题而忘掉反题一样，同样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只有把正题与反题中间所包括的真理要素统一成为一个合题的时候，才能找到正确的观点。”
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正确地告诉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极端化，要坚持全面地正确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
关于怎样才是对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正确认识，普列汉诺夫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进程，归根到底不是由个别杰出人物的愿望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物质经济条件决定的，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
但是，“只有完全不能进行逻辑思维的人才会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替所谓无为主义作辩护的。”
他十分明确地说：“个人往往能对社会命运发生重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由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对其他社会的关系决定的。”
而社会关系又是由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
普列汉诺夫作了许多论证来说明，任何历史时代，总会产生适合其时代需要的英雄人物，这是必然的。
但是恰好是具有某种特点的某个杰出人物产生于某个时代和社会，则具有偶然的性质。
必然性的因素正是通过偶然性而表现出来。
他讲到，十八世纪末期法国最迫切的社会需要，就是以适合于法国新的经济关系的政治制度来代替陈旧的政治制度，当时象罗伯斯庇尔那样最有名望和最有益处的社会活动家，就是最能帮助满足这种最迫切的社会需要的人物。
由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一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之所以能够有力地促进社会运动的发展，当然也正是由于他们最能够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提出的任务和社会最迫切的需要，代表社会的新的前进方向。
反之，如果领袖人物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任务和需要，不能代表新的前进方向，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运动的发展。
革命领袖人物要能不断地对社会运动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就不能满足于以往的功劳，不能只靠遗产过日子，不能躺在现成的东西上面，而是必须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而前进，研究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任务、新事物，解决新问题，才能起到革命领袖人物应有的作用。
普列汉诺夫论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既注意到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又注意到杰出人物个人的特点，他们的性格和才能。
他认为：“一个人物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满足在当时经济关系基础上所产生的那些社会需要或阻碍这种满足，却要由这个人物的个人特点来决定。”
他明确指出，个人的才能要对历史事变的进程发生重大影响，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当使他比别人更加适合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如果拿破仑所具备的不是他那种军事才能，而是贝多芬的音乐才能，那他当然就不会做到皇帝。
第二，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备有恰合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特性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力。
如果法国旧制度再延续七十五年之久，拿破仑也许终身也不过是个不大著名的波拿巴将军或者上校。”
这说明杰出人物要对社会发展进程发生影响，要有社会的条件，又要有个人的条件，两者不可缺一。
普列汉诺夫还把代表社会发展一般趋势的杰出人物和群众的关系，主要杰出人物和周围其他杰出人物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杰出人物是社会发展一般趋势的优秀代表，杰出人物的力量全靠民众的同情和信任来支持，如果失去民众的同情，其积极的影响就会丧失殆尽。
象拿破仑那样的杰出人物也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在一个天才人物周围通常有整个学派出现”。
在唯物史观看来，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不单是一个，而是有一批人，但其中又有最杰出的代表。
无产阶级领袖人物来自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他们不是凌驾于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上的“救世主”，他们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们最忠实、最正确、最坚决地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
普列汉诺夫的论述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时代的最为杰出的人物去世后，那么未完成的社会任务总会有其他的杰出人物出来继续加以解决，而社会发展仍然会按照原来的一般方向发展下去，即便产生某种曲折也只能是暂时的。
普列汉诺夫指出：“伟大人物确实是创始人，因为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
他把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科学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把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
他担负起满足这些需要的发起责任。
他是个英雄。
其所以是个英雄，并不是说他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不自觉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
他的全部作用就在于此，他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此。
但这是一种莫大的作用，是一种极大的力量。”
无疑地，普列汉诺夫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我们知道，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的指南，在实践斗争中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劳动群众的根本要求，依靠着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下，并且在其他领袖人物的共同合作和支持下，才能强有力地领导着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自觉的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和建设。
总之，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内容很丰富，的确是一部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如今我们联系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来读一读这本书，是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的教益和启示的。
新华社成都七月二十四日电 在国务院于成都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今年全国工业交通方面的增产节约计划已经基本落实。
会议经过充分地研究、讨论和计算，认为发动工业战线全体职工进一步努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实现今年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八的速度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由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增长比较缓慢，下半年必须努力增加生产才能保证国家全年计划的完成。
这次会上初步落实的增产计划，比原计划增加产值约二百亿元。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认为，由于国家对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和职工工资要增加，下半年市场供应的商品需要量很大。
只有依靠增产节约加快工业生产的发展，才能保证市场供应和保证出口，使城乡人民高兴。
根据会上落实的计划，今年要增产的城乡人民生活需要的纺织、轻工、电子、手工业产品和建筑材料有：棉毛丝织品、化纤织品、自行车、缝纫机、烟、酒、钟表、洗衣粉、皮鞋、家俱、电视机、录音机、电唱机、袖珍电子计算器，电冰箱、电风扇、水泥、平板玻璃等等。
为了生活资料的增产，钢材、生铁、有色金属、煤、电等生产资料也要相应增产。
代表们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搞增产，不能单纯追求产值。
一定要把产值计划落实到具体的产品上。
增产一定要建立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的基础上，绝不要给企业下达空头产值。
同时，也不能再生产那种质次价高的产品，一面生产，一面积压。
大家认为，完成今年国家计划的潜力很大，有利条件很多。
今年农业生产形势很好，为工业提供的农副产品原料将比往年增加。
库存物资、特别是积压物资，可以大量处理利用。
企业自主权也逐步扩大，可以放开手脚大干。
但是，大家也看到，要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还有许多实际困难需要克服。
特别是要克服电、煤、油供应不足的困难。
会议认为，不仅今年实现增长速度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电、煤、油的增加上面，就是明年、后年，也只能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能源的节约上面。
要大力提高能源利用率。
我们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指标很高，也就是增产节约的潜力很大。
会议高度评价了常州市围攻电、煤、油、水这四只“拦路虎”实现增产的经验，认为这一经验在当前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应当在全国加以推广。
为了提高能源利用率，会议特别强调要大抓余热利用，确定下半年把余热利用，利用余热发电，作为全国挖潜、革新、改造的一个重点。
会议要求广东省先搞好，其它省、市、自治区也开始抓起来，明年做出更大成绩。
另一方面，也要抓好现有电站的配套、挖潜，增加现有电厂的发电能力。
代表们非常强调要加强工商协作和工贸协作，把经济工作搞活。
康世恩副总理在会议总结中指出，今年的国家计划和财政预算，是近二十年来第一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正式公布的。
今年又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的第一年，是三年调整的第一仗。
计划能不能完成，对国际国内都有重大影响。
今年只剩下五个月了，时间紧迫，任务繁重。
关于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不要再层层开会传达，最好一杆子插到底，直接和群众见面。
首先要把这次会议确定的增产节约的指标和其它各项任务，具体落实到企业，把工作落到实处，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人人明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重大意义。
领导干部要立即深入生产第一线，调查研究，抓好典型，帮助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国家经委决定从八月份起，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到各地去帮助解决问题。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在注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要注意贯彻按劳分配，注意劳逸结合、安全生产，关心职工生活，真正把广大干部群众的干劲和积极性调动起来，坚决完成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完成今年的财政上缴计划。
这次会议从七月十日开始，于二十三日结束。
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交通的负责同志和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康世恩副总理主持了会议。
新华社成都七月二十四日电 在今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国家要表彰一批先进企业和劳动模范，给他们正式授予荣誉称号，并颁发奖旗和奖章。
这一表彰活动将大张旗鼓地进行。
将在报刊、广播电台和电视上，广泛宣扬他们的英雄事迹，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
这批先进企业、劳动模范的条件和评选办法，已在二十三日于成都闭幕的全国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初步拟定并宣布。
各地区、各部门将在八月底前，按照规定把评选出来的先进企业和劳动模范的名单和事迹，分别报告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全国总工会，由全国评选委员会评定。
国务院领导同志指出：这项工作要同增产节约、学大庆、整顿企业结合起来进行。
新华社七月二十四日讯 最近，天津、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陕西、青海、新疆、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市、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分别召开会议或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组织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继续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后，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革委会都立即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传达、学习和贯彻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并且提出在学习过程中，要集中精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接受了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已成为全国人民共同行动的纲领。
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学懂弄通华国锋同志代表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的我国现阶段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以及由此提出的方针、政策和任务，是当前各条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定要搞好安定团结，使一切工作都围绕四化这个中心，动员和组织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同心同德搞四化，全力以赴打好四化第一个战役。
许多省、市、自治区的党委、革委会还要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在学习、宣传和贯彻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时，要抓住重点。
概括起来，各地强调要着重学习和弄清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各条战线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大好形势；
（二）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状况、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客观依据及其重大意义；
（三）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积极意义和当前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
（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对充分发挥全体人民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
这些省、市、自治区的党委、革委会还要求把学习、宣传、贯彻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同深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其流毒和影响，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切实解决思想上、工作上的问题，为四化建设扫清思想障碍。
有些省委、省革委会强调，各级负责干部学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一定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
我们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特别是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同志，应该在这方面作出表率。
一切国家工作人员都要以身作则，增强党性，克服派件和无政府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各级领导干部要克服官僚主义，不搞特殊化，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充分发扬民主，振作精神，鼓足干劲，在思想上、工作上和作风上，真正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搞好各项工作，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
新华社七月二十四日讯 越南当局调动大批人力、物力在全国各地构筑战斗工事和军事工程，加紧进行战争准备。
据越南报纸报道，越南全国各地，从边界到海岛，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在挖战壕、战斗工事，修军事公路、地堡和交通壕。
据不完全统计，最近一个时期，北太、永富、广宁三省和河内、海防二市向边界地区派遣“青年突击队”队员九万三千二百余人。
太平省命令每个县选派一千三百名“身强力壮”的人去“加强边界各省”。
太平省构筑了七公里长的沿海防线。
该省前海县埋设了五千多个木桩，另外还挖了许多战壕。
越南当局提出要把越南的“每一个乡变成战斗乡，县变成堡垒，省变成战斗单位，全国变成一个大战场”的口号，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学生、工人整天疲于挖战壕，修工事。
越南北方的北太、河北、广宁省在河内市的十一所大学和二十多所中等专业学校，有两万一千多名学生，干部和职工参加了构筑“战斗防线”的劳动。
胡志明市九所大学和二十所中等专业学校，有四千四百多名学生、讲师参加了构筑“保卫城市防线”的劳动。
越南当局还大力扩充民兵，加强对民兵的军事训练。
在许多地方，连白发苍苍的老人也要参加民兵自卫队和修筑战斗工事的劳动。
河山平省清威县组织的两万多人的民兵武装力量中，近两千人是老年人。
越南当局还对农民、工人、机关干部和学生每天强制进行两小时的军事训练。
山罗省在全省发动“九十天实现全民军事化、全民武装的竞赛”运动。
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的广宁省把沿海地区的民兵编成海上民兵队和海上民兵团，配合海岛上的海军作战。
新华社七月二十三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革命军和游击队紧密配合，七月初以来在五号公路沿线袭击越南侵略军，控制了从乌栋到马德望的五号公路的一些路段，解放了这条公路沿线的许多村庄。
同时，革命军和游击队还在多处切断了四号公路。
七月九日，革命军和游击队袭击了从十号公路路口到达北的六十四号公路沿线的越南侵略军，完全解放了六十四号公路及公路沿线的村庄。
新华社七月二十四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革命军和游击队在马德望战场继续打击越南侵略者。
七月十七日和十八日，柬埔寨革命军同游击队密切配合，在马德望战场十号公路沿线多次打击越南侵略者，打死打伤一部分敌人，缴获一批军用物资，解放了两个村庄，控制了从马德望到拜林的十号公路的许多路段。
七月十八日至二十日，革命军和游击队还袭击了在巴韦和拜林的越南侵略军，打死打伤一批敌人，缴获一批军用物资。
十日至十五日，革命军和游击队在普农三伯县、马德望县和蒙县打死打伤一批敌人，击毁军车一辆。
新华社七月二十四日讯 据西方通讯社七月二十二日发自马尼拉的报道：盘踞在中国南沙群岛一个岛屿上的越南军队炮击一艘搁浅的越南难民船，船上九十三个难民有八十五人被打死，其中四十五名是儿童。
据菲律宾军方人士七月二十二日讲，这次大屠杀发生在六月二十日。
死里逃生的另八名难民，在海上漂浮，被一艘轮船救起，带到菲律宾一个岛上的难民营。
这些难民说，这艘运载九十三名难民的轮船，在六月十八日离开越南海岸城市芽庄附近的一个岛屿，经过几天航程之后，在南沙群岛一个被越南军队占领的岛屿搁浅，三个男人试图把船推向深水处。
这时，越南士兵用自动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一齐向难民船开火。
惨遭杀害的许多难民正患着病，他们向越南军队恳求饶命，但是无效。
据报道，六月二十八日，盘踞在南沙群岛一个岛屿上的越南军队曾炮轰两艘难民船，打死了其中的二十三人。
据新华社平壤七月二十三日电 朝鲜中央通讯社七月二十二日就美国总统卡特宣布一九八一年以前冻结从南朝鲜撤走美军一事受权发表声明指出，这是“违背全体朝鲜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愿望、逆现时代潮流而行的公然的挑战行为”。
声明说：“卡特为使自己抛弃‘撤军’计划的行为合法化，宣称我们增强了武装力量。
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虚伪捏造。”
声明揭露美国在朝鲜增强武装力量、把大量新的军事装备和作战物资运进南朝鲜的事实后说：“美帝国主义者总是企图控制南朝鲜作为它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为实现这一侵略目的而企图永远保持对南朝鲜的军事霸占。”
声明说：“卡特这次取消‘撤军’诺言，是造成进一步加剧在朝鲜的军事对峙状态和紧张程度的新的契机、阻碍朝鲜和平与和平统一、严重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的罪恶行为。
“朝鲜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对这一危险事态的发展决不会置若罔闻。”
声明说：“美帝国主义者必须抛弃企图永远分裂朝鲜、控制南朝鲜作为殖民地和军事基地的野心，必须带着所有美军和杀人武器毫不拖延地从南朝鲜滚出去。”
声明说：“朝鲜人民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者以‘实力’威胁我们，把我们民族分为两半、永远霸占和支配南朝鲜的犯罪的阴谋活动，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下，必将以全民族团结起来的力量彻底粉碎内外分裂主义者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一定要实现国家的自主和平统一。”
栏目：简明新闻
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出部分外交人员
华盛顿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二十三日宣布，美国将从阿富汗撤出部分外交人员和外交人员的家属。
卡特说，这一决定是考虑到阿富汗目前的安全状况而采取的一种预防措施，如果情况好转，家属们将重新返回阿富汗。
苏联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速度进一步减慢
莫斯科消息：七月二十日发表的苏联中央统计局关于今年头六个月苏联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表明，今年上半年苏联工业生产发展速度进一步有所下降。
其中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劳动生产率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为百分之三点五和百分之二点五。
匈牙利提高消费品价格和燃料动力服务费用
据匈牙利报纸七月二十二日报道，匈牙利部长会议发表公报，决定自七月二十三日起提高一批消费品价格和燃料动力服务费用。
公报说，食品价格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燃料和动力服务费用平均提高百分之三十四。
捷克斯洛伐克提高能源价格和邮电费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二十日发布一项公报宣布，从七月二十日当地时间二十二点起，超级汽油、特级汽油、普通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分别提高百分之五十。
从七月二十三日起，燃料和能源的零售价格也提高百分之五十。
（均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七月二十四日讯 扼海湾地区石油出口咽喉的霍尔木兹海峡最近一片紧张，因为传说有人要在那里对经过的油轮采取恐怖或破坏行动。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上星期三美国通过国际海运当局，通知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和其他船只，要提高警惕。
据说，在七月二十三日埃及革命节这一天的前后，可能有人要在这里搞恐怖或其他破坏活动。
这一警告，引起了有关国家的紧张和严重不安。
海湾出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宽度约五十公里，是海湾产油区石油出口的重要孔道，每天有大批油轮满载石油经过这里驶往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家。
报道说，在得到警告后，在海湾的二十二艘日本油船已严密警戒，采取了防范步骤。
另有消息说，在印度洋的美国舰队和四艘法国船亦已进行戒备。
位当海峡要冲的阿曼苏丹国，已增强了它在海峡的安全部队，在水道周围加强安全措施，并要求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采取同样行动。
伊朗警卫队也在一个滨邻海湾的城镇发布警告，对任何走近油管及石油设施的可疑人物，他们将不发出警告就开枪射击。
据新华社伦敦电 英国冲突研究所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苏联一直在试图切断中东石油对西方国家的供应并将它的触角伸进中东主要油田周围的国家。
这篇报告说，如果没有中东石油的供应，“西欧在经济上将难于生存，更谈不上保卫自己和抵抗华沙条约国家的武装力量了。”
报告指出，“苏联对中东的石油储藏感到兴趣，不仅因为可以作为打击西方的潜在武器，而且因为中东的廉价石油对满足苏联本国的需求也是重要的。”
文章说，有些同志读了《政府工作报告》，对华国锋同志关于我国阶级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论断感到突然，感到不可理解。
在他们看来，似乎地主、富农、资本家这些剥削阶级永远不会发生变化。
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我们有些同志之所以对我国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感到迷惑不解，原因之一是长期受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
林彪、“四人帮”为了推行其极左路线，在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歪曲客观事实，作出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
似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愈来愈尖锐，愈来愈激烈。
他们那个顾问还肆意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的标准，鼓吹什么阶级不仅是个经济范畴，也是个政治、思想范畴，在社会主义社会，划分阶级主要看思想倾向、政治态度，而不是根据人们的经济地位、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
这就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问题搞得混乱不堪。
林彪、“四人帮”这种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流毒极深。
我们一些同志多少年来听的是这一套，学的是这一套，总认为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才是马列主义，把地主、富农、资本家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才是革命。
于是，对党中央提出为已改造好的地富分子摘帽，宣布作为阶级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阶级不再存在，就感到突然，不可理解。
我们这些同志一定要从林彪、“四人帮”唯心主义阶级估量的精神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
文章说，我国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是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就是要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终于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把地主、富农、资本家这些剥削阶级消灭了，这不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吗？
对于我们党取得的这个伟大胜利，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无不欢欣鼓舞。
但是，也有一些同志对此抱怀疑态度。
他们说，现在地主、富农、资本家人还在，怎么能说这些阶级已经消灭了呢？
提出这样问题的同志，主要是对阶级的消灭和对人的改造之间的辩证关系缺乏应有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剥削阶级要消灭，人要改造。
我们要消灭剥削阶级，不是要把这些阶级的成员从肉体上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把他们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今天，当我们已经把这些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时候，那么，这些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不是就不存在了吗？
文章说，有些同志看到不久前给资本家退还存款和恢复高薪，就认为资本家还在剥削，怎么能说资本家阶级已不再存在了呢？
我们认为，这是对党的赎买政策缺乏应有的认识。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是采取什么方式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足。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我国革命的实践，科学地分析了我国资产阶级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
我们可以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民主的方法和赎买的政策，逐步引导他们走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最后达到消灭这个阶级而改造这个阶级的人们的目的。
文章在叙述了我国由于实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才使资本家阶级通过和平改造的道路而被消灭之后指出，诚然，我们不久前退还给他们的存款，绝大部分是定息，是属于剥削所得，但是，这不是国家任一九六六年停止付给资本家定息以后发给他们的，而是在这之前，国家按照既定的赎买政策付给他们的，是属于宪法保护的合法收入。
林彪、“四人帮”违反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的政策，违反宪法，把人家的存款、财物查抄了，我们怎么能承认他们的这种违法行为呢？
坚决把这些存款退还给资本家，是维护党的政策的严肃性，维护宪法的威信，消除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恶果。
这样做，我们政治上主动，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而他们拿了这笔钱，一般也只能用于生活消费，不允许作为资本再进行剥削，所以不存在还在剥削的问题。
高薪也是赎买政策的一个内容。
我们过去给资本家高薪，促进了他们的改造，今天考虑到历史的因素，也仍以不动为好。
由于我们的国民经济还落后，国家还不富裕，广大职工的工资水平还不高，因此，有些同志拿我们职工的工资水平和资本家的高薪相比，觉得想不通。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工人阶级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先进阶级，我们要有改造社会、改造人的宽广胸怀，我们应该自觉地维护和坚持党和毛泽东同志所一贯坚持的政策，并深刻领会其政策精神。
文章在进一步阐述正确认识我国阶级状况根本变化的重要意义时指出，我国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是我们党可以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客观依据。
只有正确地认识我国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才能使我们的思想跟上当前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
随着我国阶级状况的变化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迅速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我们党的一贯指导思想。
为什么这个转变在实际生活中迟迟未能实现？
这里有这样那样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后来我们对我国的阶级状况作了不大符合实际的估计，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严重了，因此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了整整十年。
他们把阶级斗争说成高于一切，压倒一切。
他们颠倒敌我，混淆是非，到处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甚至把搞生产建设视为“唯生产力论”而横加批判，把四个现代化的设想视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而大加讨伐。
这样，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转移呢？
对于阶级的状况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估计，这就是我们回顾这一段过程所应该得出的重要的经验教训。
文章最后强调正确认识我国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的前提，分析了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些特点，并且指出要反对两种倾向：既要反对阶级斗争熄灭的观点，又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