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光声/张培才/张文龙
版面：头版
本报讯 硬骨头六连重视抓好知识青年战士的思想教育工作，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在连队建设中发挥作用。
今年以来，这个连一九七八年以前入伍的四十一名高中文化程度的战士，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在教育训练中做出了显著成绩。
“三打三防”训练是步兵分队的新课题，连队领导大胆使用知识青年战士，让他们挑重担。
他们当中有两人参加了训练计划组，参与制定了用现有装备进行“三打三防”训练的计划三份；
五人参加了外军资料组，研究和整理了外军现代兵器资料，给全连上了五次课；
四人参加了教材教案组，编写了各种教案十八份；
二十三人参加了器材革新组，绘制了教学挂图四十张，制作训练器材一百八十件。
在组织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中，连队组织了以高中毕业的战士为主的科学文化教研组，分别担任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班的教学。
这些兼职教员精心备课，想尽各种办法进行直观、形象的教学，深入浅出地传授各种知识，并利用假日和课余时间认真批改作业，给缺课人员补课，使教学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在总任务和基础理论教育中，这些知识青年成了领导的得力助手。
今年，在进行保卫四化的教育时，知识青年战士尹学胜等同志多方搜集新老沙皇侵华罪行的图片和越南当局排华反华、挑起边境流血事件的资料，分别举办了两个展览，并组织阅读我边防部队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的英雄事迹，激发了全连苦练现代作战本领的热情。
为了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连里准备举办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基础知识讲座，赵百贤、童吉新、夏杰等七名文化程度较高的战士，分别承担了专题的讲课。
六连重视发挥知识青年战士的作用，关键是连队干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知识青年战士孙旭东去年参军后，把数理化书籍带到了部队，抓紧课余时间学习，不料却受到有的干部的非议，于是他把书籍锁进了仓库。
全连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全面展开以后，领导请他担任初中班数学教员，他立即奋战三个晚上，编写了初、高中班全年的数学教学大纲。
孙旭东的一冷一热，使党支部很受启发。
在讨论一九七九年连队建设规划时，党支部分析了部队工作重点转移后，必然出现的“三个变化”和“一个趋势”：军事技术，由过去的主要靠体力就能练好的五大技术，变成了既要靠体力，又要靠脑力才能练好的“三打三防”；
文化教育，由过去的单纯扫盲，变成了要学习中学课程和科学知识；
政治教育，由过去的主要是背警句、抄语录，变成了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基础理论。
随着部队武器装备的不断改善，必将出现需要更高的科学文化水平的趋势。
通过分析，干部更加清晰地看到，知识青年战士正是适应这“三个变化”和“一个趋势”的有用之才。
大家说，知识青年战士有短处，但更多的是长处。
我们只见“短”不见“长”，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小生产的狭隘思想在作怪。
六连干部清除了思想上的偏见，加深了对知识青年战士的感情，注意发挥他们各自的专长，做到才尽其用。
今年提升的十二名正副班长，有九名高中生：提升的三名排长，有两名高中生。
排长朱喜才，过去对待文化程度高的战士有三条：分兵时尽量不要；
配骨干时尽量少用；
复员时尽量多走。
今年党支部要把他排里的高中生李龙平调到别的排，他却舍不得给了，最后由于党支部已经决定，才不得不服从。
同志们都说：“朱喜才真正‘喜才’了！”
玉不琢不成器，刀不磨不锋利。
六连党支部认为，知识青年战士有长处，也确有短处，要取长补短，就必须分清长短，正确引导。
六连过去出现过这类现象：知识青年战士爱学习，肯钻研，往往被说成“大学迷”，“想成名成家”；
勇于负责，敢挑重担，往往被看成“动机不纯”，“想出风头”；
爱发议论，爱提意见，往往被当成“骄傲自满”，“身上长刺”。
这些不正确的看法，挫伤了这些同志的积极性和上进心。
后来，干部们接受了这个教训，对肯于钻研、敢挑重担和爱提意见的知识青年战士不是进行挑剔，而是热情鼓励和支持，使他们的长处得到了较好发挥。
六连党支部还认为，对知识青年战士的短处，要分析由来，区别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
而变短为长，更要在思想上严格要求，循循善诱。
战士邵刚，去年入伍后，情绪低落，产生了提前复员的念头。
指导员齐有为两次利用到机关开会的机会，进行家访，了解到他在家是“小画家”，原来希望“投入沸腾生活，磨砺手中画笔”，一到连队过上紧张的生活，就觉得希望落空了。
于是，齐指导员对症下药，首先帮助他端正入伍动机，同时也给他安排适当的习作时间，给他送去美术资料。
邵刚很快转变了思想，他不仅在军事训练中自觉从严，取得了优等成绩，还利用自己的专长，为“三打三防”训练绘制了十多套教学挂图，抓紧业余时间搞反映部队生活的创作，其中一幅速写已被选送到北京参加战士画展。
（廖光声、张培才、张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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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节约挖潜力 艰苦奋斗搞四化
作者：卓福田/王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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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基建工程兵某部三中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大搞收旧利废，解决原材料供应紧张的困难，保证了施工任务的完成。
去年和前年分别提前七十多天完成施工任务，今年又提前十五天完成第一季度施工任务，两年多来为国家节约资金十三万三千六百多元。
三中队党支部经常教育干部战士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寸材必用，寸铁不丢，精打细算，物尽其用。
钢锯条是钻机上常用的工具，他们在使用时小心谨慎，使每根钢锯条的寿命延长了一至两倍。
机油供应比较紧张，战士们在操作中适当控制油量，平时用过的机油，收集起来，过滤再用。
党支部还发动群众，大搞收旧利废。
去年，干部战士利用休息时间，从废料堆里拣铁丝，长一点的，用来固定塔布，短一点的，就截成一节一节，投入钻孔内，卡取岩芯。
钻机生产需要大量的元接手、锁接手都是高级钢材。
中队党支部就组织干部战士四处收拣废料，还专门派人到一百多里外的后勤仓库废料堆里寻找，经过大家努力，找回废旧接手三百多个，机修班的同志加班加点翻修，解决了全中队六台钻机的急需，为国家节约了三千多元。
过去，这个中队每台钻机的机台木是用十根六米长、二十二厘米高、二十二厘米宽的木头组成的，不但价钱贵，而且不容易买到。
为了保证生产，减少开支，他们用报废的岩芯管焊接起来代替。
两年来，改装了五台钻机的机台，为国家节约三千多元。
（卓福田、王少春）
作者：李任斌/澎洪滨
版面：头版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汽车团加强车辆管理，去年为国家节约油料、材料费二十九万多元。
这个团过去由于不大重视车辆科学管理，给国家造成了不少经济损失。
去年，他们发动干部战士找问题，查原因，挖潜力，制订改进措施。
一是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和战士的业务技术水平。
团营组织连队车管干部学习汽车技术，熟悉车辆管理规则和方法，对驾驶员加强技术训练。
二是建立经济核算制度。
对车辆完好率高、出勤率高、油材节约多的司机，给予表扬和物质奖励。
三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团半年、营季度、连每月坚持普查一次车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修理人员及时对车辆进行一、二级保养，驾驶员严守操作规程。
四是鼓励干部战士学文化，钻技术，搞革新。
十二连大胆探索延长电瓶使用寿命的新方法，使全连四十五对电瓶的使用年限延长到四年以上（一般只使用两年），加上其它材料费，去年为国家节约两万多元。
全团还修旧利废六百七十多项，价值七万多元。
（李任斌、彭洪滨）
作者：张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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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福州部队某部船运大队修理所开展修旧利废、技术革新活动，节约资金三十多万元。
这个修理所经常进行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及时纠正了“缺东西就买，少材料就领”的大手大脚现象。
党支部对每项制造和修理任务都过问计划，了解措施，组织挖潜，教育有关人员严格把好材料出库、经费入账和零件采购等关口。
同时，他们还注意养成收集边角料、废旧料，量体裁衣巧安排，见缝插针细使用的好风气。
过去，浇铸车间化一炉铜要用五十公斤优质焦炭和十五公斤引燃木柴，费用较高。
他们就自己制造了一座废油化铜炉，用旧油桶改成油箱，用旧油泵改装成射油泵，用废旧的割枪头当喷油头，用报废的电动机修复做动力。
现在，已经投入使用的废油化铜炉，化一炉铜只需十五公斤废柴油，降低了费用，缩短了工时。
去年八月，上级批准大队修建一座新码头，需要制造钢质趸船。
过去，趸船都是由地方造船单位制造的，这次为节省施工开支，修理所决定自制趸船。
在地方单位的帮助下，他们精心设计，改革工艺，连续奋战四个月，使这艘趸船提前下水。
仅这一项就为国家节约了六万多元。
几年来，他们共完成了二十六项大的革新项目，制作工具五百多件，既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经费，又保证了各项战争任务的完成。
（张新国）
作者：方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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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四月十九日讯 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结束了对日本的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邓副委员长的这次访问在日本人民中间引起了热烈反响，取得了圆满成功，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新的贡献。
她的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将载入中日两国的友好史册，永远留在两国人民的美好记忆中。
下午四时三十分，代表团乘坐的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
在一片掌声中，邓颖超副委员长和代表团其他成员满面笑容地走下飞机。
邓小平副总理等我国领导人同邓颖超副委员长热情握手，祝贺她这次访问取得丰硕成果。
邓颖超副委员长见到前来迎接的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和夫人时，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她对佐藤大使说：“我们在日本受到日本政府和人民的隆重、热情的接待。
我们一直生活在两国人民的友情之中，过得很愉快，一点也不感觉得疲劳。”
到机场欢迎代表团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廖承志、姬鹏飞，国务院副总理耿飚、陈慕华，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副主席黄甘英，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仲曦东，人大常委会委员罗叔章、武新宇、王昆仑、陈逸松等。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到机场欢迎。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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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如何，要不要加强，怎样加强，这是目前大家议论较多的一个问题，也是实际工作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论对于当前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是今后长时期的四化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共产党人做任何事情，都坚持一条，就是重视思想教育，提高人的觉悟。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不用革命的思想、革命的道理、革命的理想、革命的精神来武装人们的头脑，也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
这个用革命思想、革命精神武装人们头脑的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传统。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积做投入战争，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无论是进行三大改造，还是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我们同样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保证了这些任务的胜利完成。
几十年的经验证明，我们党领导的任何一场革命斗争、任何一项革命工作的成功，都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
越是历史的转折关头，越是面临艰巨复杂的任务，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但是，在当前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却有一些同志认为，既然今后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不搞什么政治运动，思想政治工作就不那么重要，甚至可有可无了；
既然今后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思想政治工作就无所作为了。
有的单位为了从实际情况出发，改进政治工作而取消了政治部，有些同志就以为思想政治工作也可以取消了。
思想政治工作还灵不灵，还要不要，似乎成了问题。
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确实削弱了，对重点转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这种情况说明，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政治工作的传统，歪曲政治工作的作用，歪曲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流毒还没有肃清；
也说明我们某些同志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
这次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我们党由战争环境转到和平环境、由农村进入城市以来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但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而且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要求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这种改变涉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各行各业，涉及每一个人。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广泛而深刻的大革命。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必然会出现许许多多新情况、新课题、新矛盾，也必然会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各种不同的反映。
思想政治工作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十分重要，不但不能减弱，而是更要加强。
华国锋同志指出：“我们要在全国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一切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
具体说来，就是要通过宣传教育，使人们的思想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动员和组织群众一心一意搞四化，同心同德搞四化。
人们说得好，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首先要求思想转移。
思想落后于形势，是经常会发生的，在形势急剧发展的时候尤其如此。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家都是拥护的。
但是有些同志由于没有完全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由于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由于思想不够解放，不善于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他们虽然赞成重点转移，却不能适应这种转移。
例如，过去熟悉的搞政治运动的一套东西，现在用不上了，有人就感到迷惘。
过去一些说惯了听惯了的口号和提法，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有人就觉得不好理解。
一些经过实践证明为正确而被林彪、“四人帮”当作谬误加以批判的方针、政策要恢复起来，还要根据新的情况采取一系列的新政策和新措施，有人就心存疑虑。
那些反映了落后生产方式的规章制度、体制机构，要用新的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体制机构加以代替，有人就感到不习惯。
在某种改革牵涉到某些个人或局部的利害关系的情况下，甚至会产生一些阻力。
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理论联系实际，有充分说服力的思想教育工作，解决好干部群众在转移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特别是思想僵化半僵化问题，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引导人们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路线前进。
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按照这个原则，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一心一意搞四化，同心同德搞四化。
我们一定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国八亿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本出路。
在当今的世界上，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搞现代化，是站不住脚的。
不尽快实现四化，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包括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全都谈不上。
实现四化，是八亿人民的切身事业，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爱国的公民都要以实现四化为己任，想四化，学四化，干四化，一心扑在四化上，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毫无保留地贡献给这个伟大的事业。
一定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实现四化必须保持长时期的安定团结。
这就要求举国上下同心同德。
党、政府和人民要同心同德，领导和群众要同心同德，全党要同心同德，人民群众之间要同心同德。
没有安定团结这一条，实现四化是没有指望的。
在当前这个时候，党的工作重点正在转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成堆困难尚待克服，国民经济在前进中还要进行涉及面很广的调整，尤其要强调上下一致，同心同德；
强调国家关心人民疾苦，人民体谅国家困难；
强调顾大局，识大体，朝前看，以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能迈出稳健有力的步伐。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做到这四个“坚持”，没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来保证是不行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仍然要坚持兴无灭资的方针。
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反对林彪、“四人帮”散布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一派胡言，但是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已经没有了。
我们不仅要看到现在社会上确实还有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而且要看到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存在，看到两种思想争夺青年的斗争的存在，看到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也会增强，看到社会上总会有极少数人散布怀疑和反对上述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一个客观存在，必须如实地看待它。
当然，这种矛盾，只有极小部分属于敌我矛盾，对于罪证确凿的敌人是要坚决实行专政的。
而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就要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
兴无灭资还将是思想战线上长期的任务，我们对广大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决不可以放松。
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战胜各种错误思潮和反动思潮，用正气压倒邪气，善于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轨道上来。
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四个现代化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为了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扩大经济手段的作用，实行按劳分配和奖励制度，保证多劳多得。
这是完全必要的，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
但是采用经济手段，实行奖励制度，决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或削弱思想政治工作。
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地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我们既要坚持按劳付酬、多劳多得，又要强调各尽所能，教育劳动者树立不计时间、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否定物质利益原则，不讲物质鼓励，不是马克思主义；
否定精神的力量、精神的作用，不重视用先进思想掌握群众，也不是马克思主义。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人是要有理想的。
人是要讲风格的。
唐代诗人杜甫在《望岳》一诗中写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站在泰山之巅往下看，周围的群山就显得矮小了。
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向人们灌输革命的思想，开阔人的眼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使人站得高，看得远，能够从全局、从整体、从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上来考虑问题。
在我们这样一个底子薄、人口多的国家，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个十分艰巨、十分繁重的任务。
还是要讲胸怀祖国，要讲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要讲振奋革命精神，要讲争挑重担，要讲勇攀高峰，要讲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手段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并且保证经济手段的正确实施和收到好的效果。
斯大林说过：“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
两者共同存在，共同起作用。
谁想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以削弱政治工作为代价来加强经济工作，或者相反，以削弱经济工作为代价来加强政治工作，那他一定要碰钉子。”
多年来，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我们有处理得好的时候，也有处理得不好的时候。
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弄得混乱不堪，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
现在我们要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更自觉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新的历史时期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要渗透到经济工作中去。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
这就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载四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作者：张正阳王琦/林兆义袁良李启科
气壮山河的英雄行为
当激烈的奇袭六一二高地战斗结束，战友们走下两百多米高的悬崖时，他们的面前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壮烈情景：战斗中抱住敌人滚下悬崖的战士吴建国，侧卧着身体，两只粗壮的手臂弯曲着，还保持着和敌人英勇格斗的姿势。
在他身体下方的不远处，躺着敌人的尸体。
他们都为战友吴建国的英勇牺牲而深深感动。
二月十七日拂晓，自卫还击作战打响了。
吴建国所在的七连，担负着奇袭六一二高地的重任。
一排是主攻排，三班在前，二班居中，一班在后。
吴建国眼看着三班的战友们沿着悬崖峭壁，手抠脚蹬地摸进了敌阵地，心急火燎地催班长说：“快上吧，快上吧，要不就晚了。”
当吴建国他们登上六一二高地时，二、三班在排长带领下，已经冲进敌人第三道堑壕，与敌人接上了火。
一班也飞快地朝着枪声激烈的地方奔去。
在路过第一道堑壕时，吴建国发现二班长吴玉林身负重伤，已经不能继续战斗了，便一把将他的冲锋枪抓在手里，冲着本班副班长周培志说了声：“我上去了。”
转身就朝战斗最激烈的第三道堑壕冲去。
他刚转过一道弯，碰上三班战斗小组长金贵仁在向一班长王松山介绍敌情说：“前边茅棚下是个A型工事，里面可能有敌人。”
“我去搜索！”
不等班长下命令，吴建国便纵身冲了过去。
王松山怕他独自去搜索有危险，急忙跟过去掩护。
吴建国端着冲锋枪，勇敢机智，一连消灭了三个敌人。
他搜索完毕转来时，正碰上在左边压制敌人火力点的一个战士向排长要求支援。
吴建国高声喊道：“排长，我去！”
“好，注意荫蔽。”
吴建国一个箭步冲了过去。
这个战士告诉他，敌人躲在一个拐弯的A型工事里，已经被打死了三个，还有两个在负隅顽抗，要吴建国掩护他去炸掉敌人的工事。
吴建国跃出战壕，前进到了掩护位置。
当他正端枪射击的时候，从六一二高地主峰上打来一梭重机枪子弹，吴建国身上八处负伤，倒了下去。
这时，工事里的敌人，听到枪声停了，一齐钻出来企图夺路逃命。
吴建国苏醒过来，发现一个敌人要从他身边逃走，但开枪射击已经来不及了。
决不能让一个敌人跑掉！
正在工事另一侧为战友压子弹的大腿负了重伤的新战士梁军，看到面前出现了一个壮烈的场面：身带重伤的吴建国猛地跃起身来，扑向逃命的敌人，狠狠地把敌人压倒在地。
敌人见吴建国负了重伤，便又推又蹬又咬，妄图把他推开。
吴建国的两只手臂，象铁钳一样，死死配住敌人不放，拚命朝悬崖边滚去，和敌人一齐滚下了两百多米高的悬崖。
理想的火焰为祖国燃烧
吴建国的英雄行为，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
这基础，就是他对伟大祖国的无比热爱。
一九七八年夏天，吴建国高中毕业了。
他很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是做一个技术工人，一个有文化的农民，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为四化建设，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出力。
就象所有即将开始新的学习或斗争生活的革命青年一样，吴建国的心胸燃烧着理想的火焰。
就在这个时候，越南扩张主义者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怂恿支持下，驱赶我华侨，侵犯我领土，枪杀我军民，掀起阵阵反华恶浪。
有一天，吴建国在报纸上看到越南当局推行反华侵略政策的无耻狂言：“凡是长木棉树的地方，都是越南的领土”，“洞庭湖以南，都属于越南”等等，他顿时满腔怒火。
斗争的现实使吴建国懂得了，要实现四化宏伟蓝图，不仅需要用聪明才智去建设，还需要我们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
理想的火焰要为祖国燃烧！
吴建国毅然下定决心：参军去！
拿起枪杆子惩罚侵略者！
去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吴建国从他的家乡湖南省望城县入伍来到了边防某部七连，一班长王松山带着全班同志跑到连部，高高兴兴地把他和另外几位新战友迎到班里。
吴建国一见枪架上的枪，马上跑过去，拿起这支看看，又端起那支瞄瞄。
副班长周培志见他那么喜欢枪，便故意说：“喂，枪是不能乱动的哟。”
吴建国脸上布满了笑纹：“我就是想早点学会打枪。”
“那好哇！
我明天就教你。”
以后一连几天，只要一有空，吴建国真的拉住副班长不放：“教教我，瞄准要掌握些什么要领？”
周培志讲一遍，他就照着做一遍，做完了又要求再讲。
这天上午，吴建国终于领到了一支崭新的半自动步枪。
他是多么高兴啊！
他抱着枪，掏出新手绢，一个劲地擦拭，仿佛擦的次数越多，将来消灭的敌人就越多。
他正擦着枪，抬头发现副班长趴在桌上写什么，忙问道：“副班长，写什么？”
周培志用手捂住，说：“没什么。”
吴建国说：“我早知道了，一定是在写请战书，对不对？”
周培志知道瞒不住他，便一本正经地逗他说：“请战是老兵的事，你们新兵还是留下看营房吧！”
吴建国说：“打仗还分什么新兵老兵，战争年代，入伍三天就打仗当英雄的，多着哩！”
吴建国放好枪，也趴在床上写了起来，周培志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偷偷瞄了一眼，只见一张横格纸上，赫然写着三个醒目的大字：“请战书”。
这天下午，吴建国把请战书交给了班长王松山，上面写着：“请党考验我，把最艰苦、最危险、最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为了保卫我国领土完整，为了人民的幸福，我愿洒尽我（的）鲜血。
敬爱的党，请在战场上看我的行动吧！”
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临战训练开始了。
吴建国把保卫祖国的坚强决心落实在行动上，没日没夜地学习军事技术。
一天，做持枪卧倒、起立的动作，吴建国的左手掌擦破了一块皮，流着血。
班长要找卫生员给他包扎，他说：“这点小伤算个啥，再来。”
说完又一个劲地练开了。
这天雨后练匍匐前进、滚进堑壕的战术动作，别人做一遍，吴建国做两遍，滚得浑身上下都是泥，排长让新战士休息一会儿，看几位班长做示范动作。
吴建国觉得边看边练更能搞扎实，便卧倒在班长们身后，学着他们的动作，练个不停。
一天下午，二班长吴玉林和几个战士议论说：“打起仗来，压子弹要快，有时早一秒钟压好，先敌开火，就能消灭敌人。”
要强的吴建国听了说：“咱们比比试试。”
比赛结果，吴玉林压完十发，吴建国才压进两发。
吴建国认了输，但没有泄气。
他找来两发教练子弹，有空就练。
一天夜里，班长听见吴建国被子里老是咯嚓咯嚓响，猛地掀开被子一看，原来他正在练压子弹哩！
没几天，他又去找二班长比赛，居然赶上了二班长压子弹的速度。
在一次训练休息时，吴建国羡慕地望着副班长周培志手中的冲锋枪，想：打起仗来要是有支冲锋枪，哒哒哒，一扫一大片，多来劲啊！
于是他对副班长说：“咱俩换换枪行不行？”
周培志说：“上面发的枪，咋能随便换。”
吴建国说：“那么打仗的时候，我缴获了敌人的冲锋枪，能不能换？”
周培志说：“只要你能缴到，当然能换。”
“那好，把你的枪先借给我练练，以后缴到了才会使用。”
说罢，他拿过周培志的冲锋枪，就练起来了。
按照战时执行穿插任务的要求，吴建国和副班长周培志编在一个战斗小组，携带一根爆破筒。
吴建国反复动脑筋考虑，如何肃静地携带爆破筒接近敌人，炸毁碉堡。
他提出用一根绳子拴在两头，跑着前进时杠在肩上，匍匐前进时绳子挂在脖子上，再用两腿夹紧爆破筒。
当场试验，果然不错。
吴建国对周培志说：“副班长，咱俩一言为定：打仗时，你掩护，我去爆破，保证完成任务。”
停了停又说：“穿插时，这爆破筒归我打，我是山区长大的，爬山有劲儿。
你别看我是个新战士，咱俩可以比赛，看谁消灭的敌人多！”
看着他那认真的样子，周培志心里十分激动。
自卫还击作战的命令下达了，吴建国兴奋的心情无法形容。
他找到班长王松山，笑着说：“忘记告诉你了，我昨晚做了多好的一个梦啊！”
班长问：“是不是梦见妈妈了？”
吴建国忙摆手说：“不是梦见妈妈，是梦见我上了战场，消灭了很多敌人，立了功，指导员给我挂上了个奖章。”
班长说：“这梦真好啊，我相信你的愿望一定可以实现。”
战斗打响的头天上午，吴建国一直在琢磨着如何才能打好第一仗。
他找到排长宋宗贵，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末了，吴建国靠近排长，问道：“排长，你看我象不象个共青团员？”
排长忙点头说：“象，象得很”。
吴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入团申请书”，神色严肃地交给排长，说：“请团组织在战斗中考验我吧！”
我们的英雄战士吴建国，为保卫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献出了他的壮丽的青春。
愿祖国千千万万青年，都象英雄那样，让自己美丽的青春放射出更灿烂的光辉吧！
本报通讯员 张正阳 王琦
本报记者 林兆义 袁良 李启科
作者：孙明
栏目：英雄赞
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战火冶炼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李成文舍身炸毁敌碉堡的雄姿，傅越强奋勇扑向敌机枪的身影，何学高陷身敌群拉响手榴弹的气概，吴建国抱住敌人滚落悬崖的壮举，把董存瑞、黄继光、杨根思以及狼牙山五壮士这些久为人们熟知、深得人民敬佩的革命英雄形象，再现于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面前。
英雄血灌英雄花，英雄花开永不致。
人们常以“一个英雄倒下去，千万个英雄站起来”这句话，形容和概括前赴后继、英雄辈出的革命事业，而在从“一”到“千万”的发展里面，就包含着榜样的巨大力量。
当年引导董存瑞走上革命道路的区委书记王平，以身陷重围后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的壮烈牺牲，为董存瑞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雄形象，又鼓舞着杨根思在关键时刻抱着炸药包冲入敌群。
欧阳海入伍后第一次上街，别的什么也没买，只买了本《董存瑞舍身炸碉堡》。
王杰还在当新兵的时候，就把黄继光的照片端端正正剪贴在日记本的扉页上。
至于那本跳跃着青春火焰的《雷锋日记》里面，更是处处洋溢着向英雄学习的热情与决心。
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英雄们所走过的道路，也不例外。
正是学英雄、做英雄的渴望与志向，使他们懂得了勇敢、胜利和光荣，更加理解了生命的真实意义。
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们甘愿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实践战斗的誓言：冲锋，勇往直前；
献身，气壮河山！
英雄人物为祖国献身尽忠的思想，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平时的锻炼与改造，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尽心尽职，为实现党在各个时期的目标而多做贡献。
平时贪图安逸的人，不可能在战场上视死如归；
没有坚持刻苦改造的“思想蓄积”，就不会在特定条件下爆发出耀眼的“思想火花”。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次目标宏大的进军，它需要保卫祖国的勇士，也需要和平建设的能手。
新长征的道路并非宽广笔直的坦途，只有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攀登者，才有可能达到胜利的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雄的壮举不仅仅表现在战场上，立志献身四化的人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照样需要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攻关克险，大显身手。
雷锋同志说得好：“革命需要我烧木炭，我就去做张思德；
革命需要我去堵枪眼，我就去做黄继光。”
象这样把自己的岗位和具体的工作作为学英雄、做英雄的基本阵地，何愁“英雄无用武之地”！
榜样在前，战斗未息。
学习自卫还击战的英雄，奋发图强地建设和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每个革命战士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应该勇于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在英雄洒血浇灌的新长征路上，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我能不能用实际行动向党、向人民献上一朵红艳艳的英雄花？
带头攻关没有错
我们连是专业修理分队，修好战车是连队的中心工作。
营里要我带领一个革新小组，试验应用低温镀铁新工艺，闯出一条修理坦克的新路子，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想：这是抓好连队中心工作重要的一环。
领导搞这项革新，不能站在外面空喊，一定要钻到科学技术里去，用模范作用影响大家，在实践中了解同志们不断产生的思想情况，具体地做思想工作，保证完成这个任务。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听到有的同志说我“不务正业”。
我沉不住气了：辛辛苦苦弄了一身骚，行苦哩！
思想一抛锚，钻研科学技术的热情不如过去高了。
营的领导和指导员找我谈心，帮助我提高了认识。
前些年，政治干部把自己创在业务技术工作的圈子外面，只抓“纲”和“线”，抓“大事”，不过问业务技术工作。
结果，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两张皮”，没有去促进中心工作，修车任务完不成，修理质量上不去。
今天，搞现代化建设就是连队的中心工作，政治工作要为中心工作服务不是一句空话，是有实在内容的。
政治工作干部只有钻到业务技术里去，才能摸清干部战士在执行各项任务时的思想情况，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活、做好，保证中心任务的完成。
我认识到钻进去没有错，又鼓起了搞低温镀铁试验的劲头。
我下功夫研究有关技术资料，在车间和同志们一起攻难点。
试验进入紧张阶段时，我班班到场，了解同志们的思想情绪，及时做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大家搞试验的积极性。
在革新小组群策群力下，利用低温镀铁新工艺修复坦克终于获得了成功。
对我这个政治干部来说，也摸索了政治工作如何结合业务技术去做的经验。
副指导员 李保都
这是“井水犯了河水”吗？
李副指导员钻研低温镀铁新工艺，全连大多数同志是支持的，但是也有的同志不怎么理解。
在一次民主会上，有的同志说：副指导员钻科学技术，抓革新，这样还要连长、副连长干什么？！
言下之意，政治干部钻科学技术，是“井水犯了河水”。
我听到这种反映，心里寻思：对政治干部钻研科学技术还有这种责备，说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很深。
固然，军政干部的工作应该各有侧重；
但是，“侧重”并不等于“分家”。
我军历来强调政治干部要做军事工作，军事干部要做政治工作。
军政干部密切协同，是带领部队胜利完成教育训练和各项任务的基本保证。
如果还是象前几年那样“井水不犯河水”，政治工作和其它各项具体工作“两张皮”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没有给李副指导员泼冷水，而是关心、支持他搞革新。
坦克零件是合金钢材，损坏了很不容易修复，李副指导员钻研技术革新，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我们连完成修理坦克这个中心任务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在现代化建设中，李副指导员作为政治干部发挥了模范作用，对我们军事干部是个促进。
连长 吴俊宝
只有内行才能说内行话
李副指导员入伍后，在师里文艺宣传队干的时间很长，科学技术不在行。
他能不能领导大家搞好低温镀铁试验，同志们信心不很足。
革新小组的同志还在后面议论：低温镀铁不是喊几句政治口号能喊出来的。
战士们的议论，对李副指导员触动很大。
从此，他抓紧时间学习专业技术，努力变外行为内行。
他先后阅读了《化工辞典》、《电镀原理》和关于表面处理等五十多本技术书籍，还学了金属材料学、金相学、热处理知识、机械常识等技术资料，重读了初中的化学课程，自修了高中的物理课程，学会了六种机械实际操作技术。
随着业务技术的提高，李副指导员在试验低温镀铁中有了发言权，碰到难点，他与战士们一道攻关，战士们不懂技术，他手把手教。
这一下，战士们佩服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李副指导员懂得了低温镀铁的客观规律，天天与战士相处，真正掌握了战士们在革新中的思想脉搏。
试验受挫时，张三咋想，李四想啥；
试验顺利时，谁在考虑什么，心中都有个“底”。
这样，做政治工作再也不是大轰大嗡，只讲一般的道理，而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讲实实在在的东西，战士们听得入耳，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在技术革新中的威力。
李副指导员的这段经历使我受到许多启发。
象我们这样技术性比较强的单位，很多思想工作是同业务技术结合在一起的。
政治干部只有懂得技术业务，才能取得战士的信任，才能按照业务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去做政治工作。
否则，政治工作渗透到现代化建设中去、为它服务，就是一句空话。
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战士的婚姻恋爱等等经常性的思想工作，政治干部也要花精力把它做好。
指导员 王志敏
应该给他记功
根据上级的指示，要评选一批技术革新能手报请上级记功。
三连评选一开始，党支部成员就围绕着要不要给副指导员李保都报功的问题争论开了。
不少同志说，李保都在技术革新中做出了成绩，应该报功。
有的同志不大同意，理由是：一个副指导员应该集中精力做政治工作，钻研修理技术，试验低温镀铁，是“不务正业”，不宜提倡，暂时不记功为好。
三连的争论，很快反映到了营里。
我们在一起议论：李保都带头钻研科学技术搞革新，取得了明显成绩，就评选技术革新能手这一点来说，是应该报请上级给他记功的。
至于说他“不务正业”，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
李保都带头钻研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工作，就是对林彪、“四人帮”鼓吹的空头政治的有力批判。
李保都在钻研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保证了任务的完成，应该提倡。
我们还谈到，前几年，林彪、“四人帮”极力歪曲宣传“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的口号，反对政治干部跟班作业，致使我们不敢过问政治干部的军事、业务、技术情况。
衡量一个政治干部好不好，往往只看所谓“三个觉悟”高不高，对政治运动抓得紧不紧，造成一些政治干部以长期当外行为荣，做政治工作就做不到点子上去。
因此，必须鼓励政治干部学习一定的科学技术，结合业务工作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我们统一认识后，来到三连，和支委们就要不要给李保都记功的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大家很快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李保都同志作为技术革新的先进代表出席了上级召开的大会，荣记了三等功，这对全营政治干部学习技术业务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营长 田士林 教导员 史雪兴
作者：李友诚
作者：史凌
廖政国同志的心脏停止跳动，至今已整整七年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万恶的“四人帮”，才使政国同志的沉冤得以昭雪。
在欢庆胜利的凯歌声中，我忘不了政国同志几十年中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跃马疆场的日日夜夜，更忘不了他在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中备受折磨，直至献出生命的那些悲壮的日子。
东海之滨迎战恶浪
一九六五年，廖政国同志奉命第四次来到他十分热爱的我国东海前哨，担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
那时第一政委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同志。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王洪文这些反革命分子纷纷跳了出来，首先把矛头直指上海市委，残酷揪斗陈丕显、曹荻秋等上海市党政领导同志，全盘否定上海市委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巨大成绩，胡说什么修正主义路线在上海占主导地位，疯狂打击迫害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把上海的生产秩序、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全部打乱。
面对林彪、“四人帮”煽起的这股反革命逆风恶浪，政国同志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一贯教导，陷入了沉思之中。
电闪雷鸣，传来了敬爱的周总理洪亮的声音：“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这声音，顿时使政国同志的心里亮堂了起来。
“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就要保卫革命的上海市委！
从此，他就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积极行动。
当林彪、“四人帮”刮起“全面夺权”黑风的时候，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大部已被抄家，许多领导干部被日夜轮番批斗，游街示众，已没有栖身之地。
警备区机关也不断受到冲击。
一天深夜，“全面夺权”黑风刮得正紧，正在批阅文件的政国同志怒不可遏，拍案而起，愤慨地说：“我只见过农民群众把土豪劣绅游街示众，可从来没有看见过革命多年的老干部要经受这样残酷的斗争！
这样下去，还要不要共产党领导？！”
为了保障市委的工作，保卫市委领导干部的安全，他默默地作了周密的部署：安排能够举行会议的场所，为被斗得无处安身的领导干部提供休息地点；
按照上级指示，命令部队派出干部到市委所在地，徒手向群众宣传，排除一小撮打砸抢者对市委的围攻……。
在上海“一月夺权”黑风中，政国同志始终屹立着。
当他得知张春桥、王洪文和林彪、陈伯达、江青朋比为奸，一手制造了“安亭事件”，反过来陷害上海市委的时候，他极其愤慨，说：“革命哪有这样革法？
还要不要党纪国法？”
当时，陈丕显同志经中央批准，正在治病，也被冲击得无法住院治疗。
政国同志知道后，马上对我说：“阿丕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他现在还是我们部队的政委，没有上级的命令，是不能任意打倒的。
你们医院要设法帮他治病。”
并且在警备区召开的第四届党代会上，坚持将因处境困难未能出席会议的陈丕显同志列入主席团的名单。
那时，毛泽东同志曾经一再指示，要把被游斗的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可是，张春桥却公然对抗，说什么，上海一千万群众不答应，继续把陈丕显同志无理扣押在上海。
政国同志听到以后，马上拆穿了张春桥的谎言，对人揭露说：张春桥根本没有在上海讨论过让陈丕显同志去京的问题，更没有征求过群众的意见。
张春桥所谓的“群众不答应”，完全是一派胡言。
政国同志并且向陈丕显同志的儿子转告了中央已派飞机来接的真相。
可是，这时张春桥一伙已篡夺了上海的党政大权。
由于他们的无理阻挠，使陈丕显同志被无理扣押达八年之久。
林彪、“四人帮”刮起的“一月夺权”黑风，把上海工交系统打乱了，使郊区十个县委瘫痪了，工农业生产处在危机之中。
政国同志断定把上海搞乱决不是党中央的意愿。
果然，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南京部队领导同志开会传达了敬爱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的指示，要求抓紧春耕，命令部队协助地方抓好这件工作。
政国同志听到这个指示，极其振奋。
一回到上海，他就激动地说：“这伙文人（指张春桥一伙）就是靠写几篇文章，今天揪这个，明天打那个。
这样下去搞得工人不生产，农民不种地，那不是要叫人民喝西北风了吗？
到那时看他们用这些文章当饭吃！”
政国同志怀着对党的事业、对上海人民高度负责的责任感，经过警备区党委讨论，果断地派出一些部队同郊区各县人武部一道，大力协助各县抓紧春耕。
在这前后，还派出了大量的干部、战士到车站、港口、码头和要害部门，协助工人和干部维护秩序、维护治安，尽可能减轻张春桥一伙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这一切，使那个鼓吹“颗粒无收也不要紧”的张春桥，感到大乱上海受到了阻碍。
他就诬陷这是部队在“搞兵变夺权”。
这预示着，林彪、“四人帮”在篡夺了上海党政大权之后，要大乱上海部队，进而篡夺上海的军事大权了。
面对这种险恶的形势，政国同志光明磊落，成竹在胸。
他镇定地说：“过去为革命同反动派斗，不怕掉脑袋。
今天，同这伙阴谋家斗争，乌纱帽可以丢，但原则不能丢！”
赤胆忠心卫我长城
为了稳定上海警备部队，保卫钢铁长城，政国同志又同张春桥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要不要稳定军队，是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林彪、“四人帮”进行生死搏斗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过坚决的斗争，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志批准了军委八条命令，以稳定军队。
在军委命令下达以前，张春桥一伙已向警备区伸出了黑手，大叫批“带枪的刘邓路线”，诬蔑“军队资产阶级化了”，煽动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干部，并两次抄了我们的家。
当时，政国同志老伤复发，病情严重，已不得不躺在床上。
一些人就强行把他架到会场揪斗。
他是个“宁断不弯腰”的人。
一到会场，他就咬紧牙关，坚持站了起来，决不低头！
不久，军委命令下达。
“军令如山”，几十年的军队生活，炼就了政国同志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赤胆忠心，锻炼了执行上级命令毫不含糊的原则坚定性。
他一接到军委的八条命令，就象战士得到了武器，雷厉风行，坚决贯彻。
但是，张春桥竟公然对抗，气势汹汹地对政国同志说：“你们部队不要怕乱，目前是乱得不够，乱得不透，乱透了也就好了！”
政国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他：“我们军队要按军委命令办事！”
接着，不顾张春桥一伙的威胁，他在部队广泛宣讲军委命令，对指战员们说：“无产阶级的军队是一支具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的战斗队。
部队的战士都持有武器，一乱就糟，不用敌人来进攻，自己就可以把自贱的部队砸烂。”
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这一年的三月八日，部队党委通过讨论，坚决按照军委命令进行纪律整顿，对严重违抗军委命令的行为采取断然措施，从而稳定了部队。
但是，这样一来，却大大戳痛了张春桥一伙的反革命神经。
张春桥见威胁不成，就指使那个掌管上海文教大权的“四人帮”余党，又是秘密串连，又是接见什么“代表”，妄图煽动部队大乱。
他通过爪牙收集了几页黑材料，就亲自打电话威逼政国同志，声称要“派人到部队帮助工作，。
他在部队没有任何职务，有什么权力“派人到部队帮助工作”？
政国同志凭他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完全知道这是在搞阴谋，施诡计，迅即断然拒绝。
他说：“部队的问题，我们自己可以处理，也能够解决好！”
那个余党仍不甘心，要求政国同志再次考虑。
政国同志干脆回答：“我们不需要！”
话音未落，就气愤地挂断了电话。
“四人帮”是一伙诡计多端的蟊贼。
他们在处心积虑地大乱军队，狂呼“军队不可靠”的同时，就迫不及待地经营他们的反革命武装，搞了个“文攻武卫”指挥部。
但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没有武器。
他们想收缴原来民兵的武器。
可是，在一九六七年，当全面内战开始在各地蔓延之时，政国同志为了防止有人利用民兵武器搞武斗，经请示后，早就命令将民兵武器暂时由部队集中保管了。
张春桥为了夺取这一部分武器，不断地向政国同志施加压力，他说：“我看可以用‘文攻武卫’代替民兵组织嘛！
民兵的武器可以交给他们！
’政国同志机智地嘲弄他：“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你看民兵的体制能改吗？
况且‘文攻武卫’的队伍也不纯，武器能发吗？”
这一问，使张春桥理屈词穷，把他问哑了。
张春桥一伙要搞“第二武装”，这不是一件小事。
政国同志一面向上级汇报情况，一面在部队不断揭露张春桥一伙的阴谋，一再说：“如果对‘文攻武卫’发放武器，不是要变成第二武装了吗？”
这些话传到了张春桥的耳里，逼得他赶紧出来表白：“有人（指政国同志）说对‘文攻武卫’发放武器是要搞第二武装，这又不是我张春桥的个人武装。”
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第二武装”，不正是张春桥一伙严密控制、阴谋发动叛乱的武装力量吗？
“四人帮”阴谋搞乱部队，目的是要篡夺上海的军权。
一旦夺到了军权，他们就妄想把军队变成保护他们一小撮的工具。
但是他们的美梦破产了。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人民奋起声讨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
这时，张春桥勾结林彪，已窃取到警备区第一政委的权力。
他在广大群众的愤怒声讨中，色厉内荏，竟想动用部队，镇压人民，保他过关。
他接连两次慌慌张张地找到政国同志，一面故作镇静，一面大耍流氓手段，用威胁的口气说：“你们的政委被打了，你这个司令怎么办？”
政国同志严正地回答他：“部队怎么办，要请示中央！”
一回到部队，政国同志就一再指出：“没有上级命令，任何人无权动用部队！”
“张春桥休想动用上海部队的一兵一卒保护他过关！”
并且命令部队坚守岗位，服从命令，加强警备。
这就使警备部队稳定地守卫在上海，成了林彪、“四人帮”实现全面控制上海的一大障碍！
最后关头宁死不屈
廖政国同志在上海期间，尽管困难重重，但他是一个从来不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人，一直充满信心。
他不知道，就在他的背后，林彪、“四人帮”已为他设下了陷阱。
一九六八年“四·一二”以后不久，张春桥就定下了陷害政国同志的阴谋诡计，两次要政国同志到北京去办“学习班”，解决什么“稳军”与“乱军”的问题。
政国同志知道这是张春桥大乱上海部队的一个阴谋，因而两次加以拒绝。
张春桥见阴谋不能得逞，就勾结林彪，由林彪出面，在一九六八年九月，突然命令政国等上海部队的一些同志，到北京去办“学习班”。
这个“学习班”是林彪、张春桥和中央文革的那个“顾问”直接控制的。
那个“顾问”和张春桥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和三月九日，两次亲笔作了“批示”，霎那间，“点名批廖”的恶言毒语、诽谤诬陷，就象一阵阵黑风浊浪，向政国同志扑了过来！
在“学习班”中，林彪、“四人帮”和他们的几个亲信，把事实、黑白都颠倒了：明明是政国同志在“一月夺权”，黑风中尽其所能保护被残酷揪斗的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却变成了“坚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一月革命”；
明明是政国同志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整顿部队，却变成了“紧跟二月逆流”，“刮起三月黑风”；
明明是政国同志在“四·一二”事件中保护上海人民、坚决抵制张春桥派兵镇压的阴谋，却变成字“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但是，这一切根本压不倒这个坚强的红军战士。
他理直气壮地驳斥了中央文革那个“顾问”和张春桥一伙鼓吹的“稳定部队是错误路线，乱军是正确路线”的无耻谰言，坚定地指出：“部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不保持部队稳定是不行的！”
“稳定部队就是执行正确路线！”
“打倒我没有什么了不起，部队一定不能乱！”
这些义正词严的话，表达了这位曾经爬雪山，过草地，抗日寇，歼蒋匪，抗美援朝打美帝，负伤身残志更坚的老战士，对我党我军的耿耿忠心！
当时，我也被视为政国同志的“同谋”。
一天傍晚，我们偶然相遇。
他怕我为他焦虑，坦荡地宽慰我：“上海的情况，一下子搞不清楚也不要紧。
一九六七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
我警卫他老人家的时候，当面汇报过。
他老人家是非常了解的……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他沉思片刻后又说：“他们（指张春桥一伙）想叫我昧着良心跟他们走，把矛头指向我们的老首长，这是做梦。
我豁出一条命，也要斗到底！”
说完就走了。
我熟知他，过去每当激战的前夜，是常常要下这样的决心的。
他这种在斗争中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性格，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林彪、“四人帮”一伙在“学习班”上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终于被敬爱的周总理知道了。
周总理严肃地对这一伙野心家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予了一针见血的批判。
但是，这一伙人那里听得进去。
他们还是无休止地斗、斗、斗！
“学习班”中八个月，政国同志都是在围攻、辱骂、监控中度过的。
这种折磨给他造成多大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
他，终于爆发了大叶性肺炎等严重疾病。
但是他们还不给住院！
当请示到敬爱的周总理那里，总理立即指示：“有病就应当治疗！”
这才被迫把政国同志送到医院。
政国同志在南京治病期间，南京部队党委多次决定让他仍返上海工作。
但是，林彪、“四人帮”本着“不把廖政国打倒，也要把他打跑”的既定方针，由张春桥出面发出指令：“此人（指政国同志）不宜回上海，回上海是不利于团结的。”
一九七○年五月，林彪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悍然下令将政国同志撵出上海，实现了他们“打不倒就赶跑”的恶毒计谋。
政国同志被迫离开了上海，但是他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唯一挂念的是由于他的问题而受到株连迫害的同志。
离开上海不久，他的病情就日渐恶化。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一位老首长长叹一声：“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就是一口气咽不下……。”
不久，他就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饮恨而亡！
政国同志在受到迫害的年月，在严重疾病折磨的日子里，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一直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切关怀，这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
特别是在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尽管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但他坚信，继粉碎林彪反党集团之后，我党同张春桥一伙的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
他说：“不管是谁，对党和人民作过恶，欠账总有一天要清算，冤债总有一天要偿还。
林贼不是已经自我爆炸、粉身碎骨了吗！”
直到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立誓要同张春桥一伙进行斗争。
他说：“如果我能重返上海，我一定要同张春桥斗到底！”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今天，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新的长征开始了。
政国同志，我们将象你当时万里长征和对敌斗争中那样坚定，记住你生前对我和儿女们的严格要求，奋勇地走上新的征途，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这将是对你最好的怀念！
（原载《文汇报》，本报有删节）
连长何建新——
打一仗进一步
广西边防部队某部三连，如疾风急流，向敌后穿插，去切断同登守敌越军“英雄团”的逃路。
他们赶到苦大村左后侧，与敌人一个加强连遭遇，受到三面火力夹击，情况危急。
一位年轻指挥员当机立断：既要消灭当面之敌，又要按时赶到三八六高地，那里关系着战斗的全局。
他拿起报话机命令：
“八班消灭右侧敌火力点！
九班把左后方火力点干掉！
七班、炮班、重机枪、火箭筒集中打敌正面火力点！”
“蒋副连长带一排继续向三八六高地前进！”
话音刚落，英勇的战士们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把左右两侧敌火力点打哑了。
正面敌人的火力还很猛烈。
这位年轻指挥员命令重机枪挂上燃烧弹，把敌人的茅棚打燃，熊熊烈焰迫使敌人钻进了暗堡。
这时，他指挥炮班、火箭筒班趁机接敌，作抵近射击。
随着一连串的巨响，暗堡里的敌人全部报销了。
经过一场激战，三连不仅歼灭了途中遭遇的敌人这个加强连，而且蒋副连长带领的一排也提前插到三八六高地背后，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实现了上级的作战意图。
指挥这场出色战斗的，就是二十六岁的连长何建新。
这次战斗结束后，三连荣获“插得猛，打得顽强”的锦旗，全连七十多人立功，何连长也荣立二等功。
首战告捷，战士们都沉浸在欢乐中。
何建新想得更深一些：仗是打胜了，可自己也有伤亡。
如果敌情侦察得更清楚，组织指挥更周密，伤亡会更小，胜利会更大。
更大的战斗还在后头，下一仗应该打得更好。
他向党支部建议，利用短暂的战斗间隙，发动全连及时总结第一仗的经验。
何建新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按照战斗发展过程，一步步分析研究，从敌情判断，敌人战术特点，到我们的战斗队形、火力运用、步炮协同等，总结出具体经验。
这样一总结，何建新和战士们都觉得自己更聪明了。
攻克谅山的战斗很快又打响了。
三连和兄弟连队一起，担负攻克大、小石山的艰巨任务。
何建新和战士们认为，正面是一片开阔地，虽然进攻路线短，但易受敌人交叉火力的杀伤；
如果从左侧进攻，运动路线虽然长一些，但地形有利，敌人不易发扬火力。
师团首长经过观察前沿敌情，同意了他们的方案。
结果在我强大炮火支援下，他们只用一小时二十分钟就拿下了大、小石山，炸毁敌人十二个洞子，歼敌一个连。
象何建新这样的优秀年轻指挥员，我们在前线见到了许许多多。
看到这新一代在身经百战的老将带领下，沉着果敢，指挥若定，我们感到由衷的喜悦！
有这样智勇双全的新一代，又有威武赛当年的老一辈，我们伟大的军队将无敌于天下。
（赵可铭、黄群桂）
连长辛正建——
果敢指挥 巧斗顽敌
某部一连连长辛正建，一九七七年入伍，今年只有二十一岁。
在攻打禄平的战斗中，他率领自己的连队，打得机智果敢，全连荣立集体一等功。
辛正建的事迹再次告诉人们，新一代的年轻指挥员，完全可以让党和人民放心。
在这次战斗中，一连的任务是穿插迂回，断敌退路。
二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穿插开始，辛正建带着一个班和一挺重机枪，从某高地西侧绕到前方一条河边，占领了一道土坎。
敌人的轻重火器一齐打来，阻止了他们前进。
辛正建急中生智，把一个战备盆一扔，正好挂在一棵树枝上，立即把敌人的火力吸引住了。
辛正建趁机指挥战士们撤离土坎。
等敌人发现后，他们已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接着，一连在炮火支援下，迎着最后一排炮弹的尘烟，奋勇出击，迅速占领了敌阵地，插向上级指定的地点。
下午四时，上级命令一连从后侧进攻二号高地。
辛正建带领着突击队，象尖刀一样直插山顶。
高地西南侧一个暗火力点的敌人，向他们疯狂扫射。
辛正建沉着地观察了一下地形，就带着队伍避开了敌人的火力，顺山坡一条小沟匍匐前进，迅速接近了敌人。
他命令喷火器，在二十米距离上对准暗堡喷火，烧死了里面的敌人。
他们一举攻克了二号高地，歼灭了守敌。
一部分敌人龟缩到村庄，凭着明碉暗堡和堑壕负隅顽抗。
辛正建带着突击队向这股敌人发起攻击，迅速占领了村庄前无名高地。
这时，敌人的暗堡一齐开火，阻击一连前进。
辛正建立即组织火力掩护，并指挥战士们交替地单个跃进，通过开阔地，占领了左前方的土坎。
这时，左侧敌人一个火力点对一排威胁很大，同时还封锁着三排的进攻道路。
辛正建果断指挥火炮，首先摧毁了敌人这个火力点，接着又打掉了正面和右侧的火力点。
通向村庄的门户打开了，辛正建立即命令部队进攻。
一排长汪金渔带领二、三班，急速抢占村庄后面的高地，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和敌军的增援，村里的敌人陷入了灭顶之灾。
在整个战斗中，辛正建沉着镇静，指挥果敢，带领部队冲锋陷阵，歼敌六十余名，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一连荣立集体一等功。
（李兴咏）
连长邓多典——
有勇有谋 克敌制胜
二月十七日凌晨，云南边防部队某部四连奉命向敌纵深十五公里的船头穿插。
他们借着夜雾的掩护，渡过齐腰深的藤条河，翻越高一千多米的大山，来到山叉口。
在一片纵横几百米的斜坡上，覆盖着一人高的藤条、芦苇，阻住了前进道路。
穿过去，有困难。
绕道走，两边都是深沟，更不行。
怎么办？
全连同志急切地望着连长拿主意。
年轻的连长邓多典急中生智，双手往胸前一抱，大喊一声：“跟我来！”
躬身滚下去。
四排长袁中龙、工兵班长黄平义学着连长的样子，也一气滚下去，道路开通了。
副连长张显文带领一排直插船头，抢占了主峰，并来到了山脚下的公路旁。
这时，他们发现左面是敌人一个火箭炮发射阵地和一个步兵连，公路对面和右面都有敌人约一个连的兵力。
四连犹如神兵天降，突然插入敌心脏，这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战机十分难得。
张副连长一边派人火速向连长报告了敌情，一边调整了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
他端着轻机枪，一声喊“打”，全部火器一齐向敌人猛扫。
敌人一排排地倒下，受伤的鬼哭狼嚎。
敌人清醒过来后，仓皇组织力量反扑。
这时，邓连长带着部队火速赶到，并命令一排隐蔽接敌。
离敌人只有二十多米了，邓连长一声令下，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各种火器一齐向敌射击。
敌人被打得丢下许多尸体，狼狈溃逃。
船头一仗，历时两个小时，四连共歼敌七十三名、俘敌八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被装物品。
（蒋绍科）
栏目：要闻简报
李先念副总瑰宴请亚拉杜瓦少将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四月十九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最高司令部参谋长谢胡·穆萨·亚拉杜瓦少将和随同来访的尼日利亚其他贵宾。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外交部长黄华出席宴会。
在宴会上的讲话中，李先念副总理对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
亚拉杜瓦少将指出，尼日利亚和中国对当今世界的许多国际问题有着一致的看法。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访华团
邓小平副总理四月十九日上午会见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率领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就广泛的国际问题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问题，同美国客人交换了意见。
全总发出关于“五一”节纪念活动的通知
中华全国总工会四月十九日向全国各级工会发出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的通知。
通知说：今年纪念“五一”节，要检阅我们工人阶级从粉碎“四人帮”以来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认识我们面临的新的战斗任务，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均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南京四月十九日电 中共江苏省泰州市委纪律检查部门在市委的支持下，坚持党的原则，排除各种干扰，同违反党纪、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进行斗争，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
去年六、七月间，泰州市连续发生两起违章建房的事件。
市房产部门和建筑部门的少数党员干部为了扩大自己的住房，利用职权弄虚作假，或借公家征地之名占用农田，或拿建筑材料做交易，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这样的事要不要过问？
有人说，这些“实权派”得罪不起，要“多栽花，少栽刺”。
纪律检查部门的同志认为，不能允许党员违反党规党法，应该狠煞这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歪风。
他们会同市信访部门，对违章建筑住房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向市委作了报告。
为了教育党员，并挽回影响，市委决定责成有关人员作公开检讨，将非法占用农田所建的两处新房全部拆除，重新种上蔬菜还给农民。
一次，泰州林业机械厂的领导干部要女工栾必成为一家小厂加工一批不符合磨床加工要求的工件。
栾必成提出这样做会损坏磨床，但这个领导干部对她的意见置之不理，一定要她加工。
结果，在加工当中发生了事故，这位女工也因当场受惊害了病。
事情发生后，工厂和车间的一些领导干部不仅不承担责任，反而把事故责任推到栾必成身上，对她进行批评，扣发了她在病假期间的附加工资，甚至在她的孩子高考时，还出具颠倒是非的政审证明材料。
栾必成不服，多次向市里有关部门申诉，但一直未得解决。
市纪律检查部门受理这个案件后，十分重视，立即组织力量到林业机械厂调查。
由于这个厂的党委袒护犯错误的党员领导干部。
调查组进厂后，工作中碰到了很多困难。
但是，泰州市纪律检查部门的同志认为，这是关系到保护工人的正当民主权利，制止有些党员领导干部随意打击伤害群众的原则问题，一定要调查清楚。
调查研究的结果证明，按照中央有关部门颁布的机床操作规程，工人栾必成不愿接受那项任务正是按制度办事，而且这台磨床本来就不适宜加工这种毛坯工件。
纪律检查部门的同志把调查结果向市委汇报，并在市委的支持下，用事实对厂党委领导同志进行耐心帮助，使他们认识了错误，在全厂党员大会上作了检查。
以后这些厂领导干部又主动到栾必成家登门道歉，恢复她的名誉，赔偿了她在经济上的损失。
工人们看到市纪律检查部门为了一个普通工人遭受压制的事反复奔走调查，都很感动。
市委把这件事的处理情况通报全市后，一些单位发生的侵犯工人民主权利的现象也迅速得到纠正。
泰州市人口不多，干部们彼此大都熟悉。
纪律检查部门在处理问题时，往往有人出来讲情。
纪律检查工作者坚持原则，努力做到不徇私情。
去年春天，市级机关一位党员副局长为儿子结婚大办筵席，并且利用职权少付费用，又开后门购买某些商品，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
市纪律检查部门刚着手调查，就有人出面讲情，说粉碎了“四人帮”，大家心情舒畅，喜事办过头一点，就不必追究了。
市纪律检查工作部门的同志没有徇情包庇，坚持把这件事调查清楚。
经市委批准，那位大办婚事的党员副局长受到了必要的纪律处分，少付给饭店的酒席费用和所收的礼金全部退还。
这件事在全市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一些党员干部把市委关于这件事的通报带回家中，给准备结婚的子女阅读，教育他们勤俭办婚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纪念大会是在萨瓦中心会议大厅举行的。
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
主席台正中，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标语下悬挂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
主席台右面，挂着铁托同志一九三七年的画像以及党旗和国旗，左侧悬挂着南斯拉夫六个共和国的国旗。
上午十时正，八十七岁高龄的铁托同志健步走上主席台。
这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铁托同志宣布开会后，合唱队高唱《国际歌》。
接着，全场起立为在南斯拉夫六十年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
铁托同志以清晰而又宏亮的声音作了五十五分钟的长篇报告。
铁托同志在这篇题为《南共联盟革命斗争六十年》的报告中回顾了南共联盟六十年来的斗争历史以及南斯拉夫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他说：“我们依靠了自己的力量，不接受任何人要我们沉默和等待的指示，我们制定了自己的战略，不是在办公室里而是在行动和反攻之中，我们一寸一寸地解放了自己的国家，并最终获得解放。
我们通过自己的力量，赢得了自由和独立，奠定了新的社会制度的牢固基础，但我们也不低估别人的援助”。
他说，“很清楚，战后任何人也未能把指挥棒强加给这样的人民，今后任何人也永远不会得逞”。
“那些还在幻想通过宣传、各种压力和恫吓可以改变南斯拉夫立场的人应该懂得，任何东西也不能使我国和我国人民动摇的。
社会主义的、自治的和不结盟的南斯拉夫，尽管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是个小国，但它有能力并且决心击退对我们成果的任何可能的侵犯。”
在铁托同志讲话过程中，全场数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新华社四月十九日讯 正当中越两国副外长级谈判在河内开始举行的时候，越南当局继续狂热地煽动反华仇华情绪，加紧进行战争动员，毒化谈判气氛。
据越通社四月十七日报道，越共中央书记处最近发布的一项纪念“五·一”等节日的指示，诬蔑中国正在“加紧准备力量，继续进行新的冒险”，“威胁越南”。
这项指示公然号召要继续“对全党、全军、全民进行教育”，开展“提高各武装力量的战斗力”的运动，“决心打败北京反动当权者”。
四月十六日，越共中央委员潘仲慧在河内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话，一方面表示越南当局愿意“同中国方面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另一方面又煽动反华，诽谤中国“在越南和老挝边界继续增派军队，准备新的军事冒险”。
四月十八日，即中越副外长级谈判举行第一次会议的同一天，越南《人民报》发表社论，再次重弹破产了的滥调，造谣说中国的“军队仍然占据着我国（越南）领土的一些地点”，并无理要求中国政府把根本不存在在越南领土上的“军队全部撤回国”。
社论威胁说，如果中国不这样做，中越副外长级“谈判就不会取得结果”。
据新华社四月十九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四月十九日打电报给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就阿尔巴尼亚发生强烈地震，向阿尔巴尼亚政府和灾区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据新华社平壤四月十八日电 四月十八日，民主柬埔寨驻朝鲜大使辛松为庆祝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四周年举行宴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朴成哲、政务院副总理郑浚基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辛松大使和郑浚基副总理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辛松大使在讲话中强烈谴责了越南侵略者对民主柬埔寨进行明目张胆的侵略，赞扬了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光辉成就。
他表示相信朝鲜人民必将在金日成主席领导下取得祖国自主和平统一。
郑浚基在讲话中说，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正在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荣誉和自主权而进行艰苦斗争。
“我们只承认得到世界许多国家承认的自主独立国家、不结盟运动成员国——民主柬埔寨。
不管柬埔寨人民的敌人如何疯狂，也压不倒英雄的柬埔寨人民和他们的正义的斗争；
柬埔寨人民必将在艰苦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朝鲜人民完全支持和坚决声援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正义事业。”
他说：“我国人民珍视在反帝共同斗争中同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建立的紧密的友谊和团结，并将使它得到进一步加强。”
新华社四月十九日讯 民主柬埔寨电台四月十九日广播说，柬埔寨革命军和游击队在一些战场继续奋战，使越寇遭到伤亡。
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五日，柬埔寨革命军和游击队在五号公路沿线的沙拉雷波兰和特莫戈等地不断袭击越寇，打死一百六十八人，打伤多人，击毁军车十一辆，缴获一部分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革命军在四号公路战场一些地区袭击越寇和越寇车队，打死一百六十五人，打伤一批，击毁击伤军车六辆，缴获一批武器。
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五日，革命军在菩萨战场和磅同战场的卡哥等地多次袭击越寇，打死一百三十六人，打伤多人，并缴获一批军用物资。
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革命军在西南战场一些地区打击越寇，打死四十五人，打伤一批，击毁水陆两用坦克两辆，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栏目：今日越南透视
一些被俘越军官兵揭露，越南当局为了对外扩张侵略，加紧推行穷兵黩武政策，在国内疯狂抓兵，引起越南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
越南各族群众中经常发生抗拒征兵的事件，越军士兵逃亡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越军三师、三四六师被俘的一些官兵说，他们所知道的八个连队中，从去年一月到今年二月上旬，他们说得出姓名的曾经逃跑的士兵就有二百零一名，几乎占这八个连队士兵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些被俘官兵还说，士兵逃亡事件，在越南其他部队同样大量发生。
如高平省河广县地方部队的一个连，共有士兵九十六名，去年下半年曾有四十七名士兵逃跑。
据入伍时间较长或复员后再次被征入伍的被俘越军官兵对记者说，前几年，越军中没有发生过象最近一年来士兵大量逃亡的现象。
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越南当局奉行对外扩张侵略政策不得人心。
他们说，越南南北方统一后，人民希望重建家园，过和平生活，但是越南当局倒行逆施，派兵侵吞柬埔寨，控制老挝，又把中国当作“头号的敌人”，大搞反华战争动员。
一些越南扩张主义的狂热分子，甚至公开说，越南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将来还要去打泰国、马来西亚……这一切，引起越南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愤恨。
一个被俘越军士兵说，有一位京族老人，有五个儿子，长子和次子参加了越南军队，在抗美战争中牺牲了。
去年，越南当局疯狂抓兵时，这个老人把剩下的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说：“现在国家南北统一了，政府不搞生产建设，却到处去打别的国家，这是什么道理？
我和你们讲清楚：只要我还活着，你们谁都别去当兵。
你们谁去当兵，就不是我的儿子！”
此后不久，县里通知他的一个儿子参加征兵体检，老人不怕恫吓威胁，硬是顶着不让儿子前去。
尽管老人是两个烈士的父亲，越南当局还是把他拉去坐牢了。
许多被俘越军士兵以他们的亲身经历揭露说，越南当局不择手段搜罗炮灰，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
一个被俘的越军侬族士兵说，他家中有七十多岁的残废妈妈、多病的妻子和五个未成年的儿女。
全家主要靠他参加农业劳动维持生计，每年缺粮三、四个月，被迫到山上挖野生植物充饥。
去年五月，越南官员逼迫他去当兵。
他拒不当兵，就被抓去坐了九个月的牢。
在此期间，家中一个孩子活活饿死，其他人也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直到今年二月初，地方官员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仍然强迫他当了兵。
另一个被俘的越军岱依族士兵告诉记者，他家中有八十多岁的祖母、多病的双亲和几个年幼的弟妹。
全家主要靠他务农维持生活。
他曾先后三次被押送到县里去当兵，每次他都设法逃跑回家。
最后一次，越南公安人员追到他的家里，把他和他的父母一起拉到县里，一个官员拍着桌子大骂：“你的儿子还跑不跑？
再跑，断绝你们一家的口粮，你们一齐坐牢。”
然后，把泣不成声的两个老人赶出门外，把这个青年送进兵营。
被俘越军官兵揭露说，越南当局采取种种高压手段，企图制止日益增多的士兵逃亡事件。
他们在营地层层设卡，监视和堵截士兵开小差。
每当发现士兵逃亡，就通知沿途军警截捕，并由逃兵家乡的政府、公安机关强行撤销逃亡士兵全家的户口和粮食关系，把逃亡士兵的家长投入监牢。
逃兵被抓回军营后，受到各种残酷的体罚。
这种种法西斯式的暴行，激起越军士兵的更加不满。
（据新华社）
作者：梁廷坤
栏目：今日越南透视
在越南，军人草菅人命已是常事。
产妇冯亚娇惨遭毒手就是一例。
冯亚娇是广宁省芒街县端静乡金星合作社女社员。
一九七二年秋天，她生小孩未满月，身体有病。
由于国营药店根本没药，黑市药价昂贵，准备过境到中国东兴镇买药。
一天，她来到芒街渡口，刚踏上渡船，突然一群拿着警辊的边防军包围过来。
船上青年男女纷纷跳水，游过中国一侧，只剩下六十多岁的船工、冯亚娇和她的一个五十多岁的亲戚。
这帮边防军一跳上渡船，就朝船工头上猛击一棍把他打昏。
冯亚娇和她的亲戚见此情景，哭着求饶，结果也未能幸免，被这帮家伙猛击头部，推入水中。
产妇冯亚娇和她的亲戚就这样惨遭杀害。
冯亚娇的丈夫陈文才闻讯后，想赶到现场看一眼。
无奈通往渡口的道路都被军警封锁，拚了一天，也无法接近，只好含恨回家。
第二天，陈文才到省政府去控告，却被无理地赶出大门。
陈文才有冤难诉，只好把妻子被害的经过写成材料，丢下七个孩子，历尽艰辛，到河内向最高法院告状。
最高法院的头头一面假惺惺地答应了陈文才提出的翻尸检验的要求，一面密令公安部门严格挑选验尸医生。
公安部门派出的医生到现场后，根本不看尸体头部，割开喉部发现了几粒沙土，就作了结论：身无内外伤，属于“水淹死”。
陈文才还能到哪里去说理呢？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陈文才申冤告状不仅没有打赢官司，连一分钱的安葬费也没有得到，反被定了一个无理取闹的罪名，被开除了越南劳动党的党籍，撤销了端静社主席职务。
（梁廷坤供稿）
栏目：今日越南透视
据泰国报纸四月十九日报道，入侵柬埔寨的四名越军官兵四月十七日携带所有武器，越过柬泰边界逃到泰国。
这天上午，这四名越南官兵逃入泰国巴真府塔帕亚县境内。
他们在枪头上系着白布，要求泰国边防当局收留他们。
他们当中一名是中尉，一名是上士，其他两名是中士。
这四名越南官兵说，他们是被越南当局派去攻打马德望省的波贝的，后来又被命令到柬泰边境地区“扫荡”柬埔寨革命军。
他们由于厌恶战争，反对侵略柬埔寨，因此逃到泰国，并要求途经泰国去加拿大避难。
（据新华社）
作者：雪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