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
编者按我们向读者特别是农村干部、社员推荐张浩同志这封来信，希望大家认真读一读，想一想，议一议。
当前，我国从南到北陆续进入春耕春播大忙季节。
我们要在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的前提下，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搞好劳动计酬工作，把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适时地、高质量地完成春耕生产的各项任务。
为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搞好劳动计酬工作，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和统一使用劳动力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这里讲的包工到组，主要是指田间管理，这是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一种劳动计酬方法，可以使干部、社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成果，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
但是，这同“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完全是两回事。
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
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
我们认为，张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吉林省南崴子公社的经验说明，只要群众真正了解了中央精神，都不会同意以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做法。
至于在劳动计酬上采取哪种方法，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听取群众的意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最近，我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听到一些有关“包产到组”的情况，介绍如下：
据有关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说，洛阳地区的不少县社，已经、正在或将要搞“包产到组”（也看到一个队正在酝酿分组）。
即采取自找对象、自由结合的办法，把生产队分成若干个组，每组四十至四十五人，按每户六、七人计，约六至八户为一组。
然后将生产资料，即土地、农具、大牲畜分到各组，包种、包产。
有的社队还把生产队的库存粮食也按组分光了。
他们说，这是第1步，下一步还要分田到户，包产到户。
听说有个地方还召开了推行“包产到组”的现场会，会后县社催得很紧，责令快分，说这是调动社员积极性的一项重要措施。
我到的一个大队和十几个生产队，除个别队顶着不愿分外，其余都已经分开了。
干部和群众对此做法持怀疑态度，他们称这种组为“互助组”。
他们知道我是在甘肃“省上”工作的，推想可能我会清楚，非常关切地向我打听：
“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不是党中央的“新精神”？
“上头”有没有通知？
你们甘肃省这样搞了没有？
河南省是不是各处都这样搞了？
等等。
我没有看到和听到党中央有此精神或文件，就照实说了，并说甘肃省没有这样搞。
他们听了很满意。
有的还说：
“我就想中央不会发这样的文件，肯定是咱们这里的土办法。”
我看农村干部、群众很关心这事，有意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我问了两个大队干部（一个支部副书记、一个支委），两个生产队干部
（一个队长、一个保管员）和不同出身的社员。
两个大队干部说：
“现阶段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已经二十来年了，实践证明是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群众也都惯了。
分田到组、包产到组肯定会削弱和动摇队为基础。”
他们表示很不理解“上头”为什么要让这样干。
他们还说：
“公社化刚搞起来时，吃大锅饭、一平二调，步子快了，那是错了。
后来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际上是人民公社的形式、高级社的内容。
再退到组，就又错了。”
两位生产队干部担心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以后，生产队将无法实行有效管理，生产计划、劳动调配不好做，现金、实物也不好分配，还可能带来混乱。
他们说：
“这个组产量是五百，那个组是四百，这个组工值是一元，那个组是五角，拉平分配肯定通不过，各分各的岂不是以组为核算单位了吗？
用这个办法来调动积极性，我们看不中啊！”
贫下中农社员直截了当地说：
“这样分田到组，怎么能搞农业机械化、现代化？”
一位六十来岁的富裕中农说：
“这样搞也许能行，就是拖拉机可使不上了。”
“拖拉机也包给个人。
一台‘四○’拖拉机，一年向队里上交五千块钱。
包给个人跑去了，还能使上吗？”
我认为：
如果从便利管理，加强责任心着眼，划分作业组是可以的，在很多地方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但作业组只是一种劳动组织形式，象上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组，已不是作业组，而有点象一级核算单位了。
现在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充分稳定，不能随便变更。
在条件不成熟时，轻易地搞大队核算，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会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
另一方面，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
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
那些干部、群众的怀疑和担心是有道理的，顶着不分是对的，应该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甘肃省档案局张浩
兴化县交售粮食五亿七千多万斤
超过国家计划二亿九千七百多万斤
据新华社南京03月14日电 到今年02月底止，江苏省兴化县已向国家交售粮食五亿七千多万斤，比1977年增加一亿九千九百多万斤，超过国家计划二亿九千七百多万斤。
这是解放以来这个县向国家提供商品粮最多的一年。
去年，兴化县粮食生产获得丰收。
全县一百四十九万多亩粮田，总产达十六亿八千多万斤，比1977年增产四亿三千多万斤，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6年增产二亿六千多万斤。
兴化县地处里下河水乡，地势低洼，水源充沛。
去年这里雨少不涝，日照足，气温高，为夺取丰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连续高温，也给农作物，特别是给水稻的扬花结实，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由于兴化县委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全县总结推广老圩公社联合大队实行定额管理的经验，对部分农活实行“四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了田间管理，克服了高温给农作物生长带来的困难，保证了丰收。
在生产布局上，去年全县适当扩大了中稻种植面积，杂交水稻增加了十八万多亩，另外，在育秧栽培等方面也推广了一些新技术。
这些对全县粮食增产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丰收以后，兴化县在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前提下，贯彻了多产多吃、多劳多得的原则。
南崴子公社党委帮助六家大队第4生产队划清政策界限
纠正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错误作法
在不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前提下，全队划分为几个作业组
本报讯据《吉林日报》报道：
怀德县南崴子公社党委，向群众全面准确地宣传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重要文件，坚持大胆领导，及时纠正了以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错误作法，帮助群众划清了政策界限，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南崴子公社六家大队第4生产队有八十五户，一百零一个劳动力，四百零四口人，一千九百多亩地。
这个队的干部和群众感到户多、人多、地多，居住又分散，不便于管理，经过商量，将这个队分成了三个作业组。
分组后，他们又决定把国家的征购任务摊派到小组，把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也平均分到三个组。
生产队由一名队长、一名会计、一名保管员，负责处理日常工作，报酬由三个组均摊。
到秋由小组自己核算和分配，生产队从三个组提取积累。
这个问题引起了来这个大队工作的公社党委书记曹慧森同志的注意。
他想，这样做不是改变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了吗？
他觉得，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群众对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没有全面地理解。
于是，他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中央两个重要文件，然后心平气和地说：
包工到组是加强劳动管理的一种好方法，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绝不能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
中央文件明确规定，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要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进行。
象你们这样搞，已经不是包工到组，实际上改变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体制。
这样不利于调动社员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发展，也不利于巩固发展集体经济。
曹慧森同志说服了群众，大家坚决按中央文件办事，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
接着，曹慧森同志又和大家一起研究了包工到组的具体办法。
在不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前提下，全队划分了三个大田作业组，一个林业组，一个畜牧组，做到“五定”、“五统一”（即：
定人员、定地块、定任务、定质量、定奖惩；
生产队统一领导，统一核算和分配，统一安排生产计划，统一支配使用劳动力，统一管理使用牲畜农具）。
这样分组以后，克服了过去那种“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帮轰，记酬卯子工”的现象，干部群众十分满意。
太仓县为受迫害干部平反
安排好适当工作，帮助解决生活困难
据新华社南京03月13日电新华社记者袁养和报道：
中共江苏省太仓县委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坚决纠正冤案、错案、假案，为一批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农村干部平反。
全县干部、群众心情舒畅，决心把农业生产迅速搞上去。
太仓县是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灾区。
多年来，每搞一次政治运动，总有一大批农村干部遭受迫害和打击。
粉碎“四人帮”以后，太仓县委十分重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从去年夏天开始，他们积极处理历次运动中遗留下来的冤案、错案和假案的复查平反工作。
他们从调查研究入手，先后深入到十八个社镇，召开了三十多次干部、群众和受害者的座谈会，基本上弄清了干部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况。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太仓县委发动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进行批判。
各社队分别召开了社员会、干部会、党员会、平反会，会上大家用活生生的事实，批判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疯狂镇压广大干部群众的罪行。
通过批判，使大家认清极左路线的反动本质，认清林彪、“四人帮”是制造大批冤案、错案、假案的罪魁祸首。
在批判极左路线的同时，县委又深入细致地做好受害人以及原办案人的思想工作，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这样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工作很快形成破竹之势。
在冤案、错案、假案平反纠正之后，县委和各级党组织又立即着手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善后工作：
一是根据受害干部的工作能力和身体条件，安排好适当的工作；
二是对被审查而造成的经济上、生活上的困难，从实际出发，帮助解决；
三是对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亲友，及时找有关单位协商，给予妥善处理。
干部的平反工作，又推动了群众中冤案、错案、假案的复查平反工作。
到目前为止，全县七千五百多人的冤案、错案和假案已有百分之九十八点八得到了平反和纠正。
为被迫害的干部平反，成了一桩震动全县的大喜事。
村上、田间、茶馆，人们到处都在热烈地议论：
“党的实事求是的老传统真正恢复和发扬起来了！”
许多干部在平反大会上表决心，发誓言，一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终生。
如今，他们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生产和研究生产上。
各社队普遍建立了生产责任制，实行了定额管理，全县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生产队集体养猪实行了几定一奖的制度。
宁夏党校轮训公社书记总结经验教训
消除极左路线影响抓好农业生产
据新华社银川03月13日电新华社记者谷忠诚报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举办公社书记轮训班，联系实际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总结历史经验，消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使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尽快适应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要求。
近两个月来，自治区党校组织参加轮训的公社书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总结分析了自己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来自六盘山区的一些公社党委书记说，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在农村大力推行极左路线，形成了在政治上随意乱批乱斗，无限上纲；
工作上搞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生产上搞瞎指挥、“一刀切”，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贺兰县习岗公社党委书记王福元说，如果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不肃清，就不能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也就无法搞好农业生产。
在学习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同时，宁夏党校认真组织这批公社书记学习经济理论，努力掌握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本领。
我国南方冶金炼焦煤基地之一
六盘水矿区一期工程基本建成
据新华社贵阳03月06日电在贵州高原西部的乌蒙山麓，我国一个新的煤炭工业基地——六盘水矿区已经初具规模。
这个新矿区的第1期工程已经基本建成，有二十一对矿井投入生产，总设计能力为年产原煤一千万吨。
目前，还有年产能力为一百八十万吨的两对矿井正在施工。
这个新矿区的第1期工程，除矿井外，还有五座大中型洗煤厂和其它配套的机械制造、修配、矿灯、火药、发电、水泥等工厂，以及高压输电线路和生活服务设施等工程。
在第1期工程中，建设者们还修建了四百几十公里的矿区铁路和许多矿区铁路专用线，与横贯煤田中部的贵昆铁路连接在一起。
这个矿区1965年开始建设，到去年年底，共为国家提供了三千万吨原煤和七百多万吨洗精煤。
六盘水矿区主要是为了配合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而建设的。
这个矿区包括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特区，总面积达二万多平方公里。
这里山高路险，对对矿井和洗煤厂的高大建筑物就分布在崇山峻岭之中。
这里蕴藏的煤炭资源比较丰富，而且煤质优良，品种齐全，是我国南方的冶金炼焦煤基地之一。
六盘水矿区的建设，得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大力支援。
我国第1座建筑塑料制品厂在北京建成
这座使用国外引进设备的工厂，目前已试制了十三个塑料墙壁纸花式样品，图案美观大方，绚丽多彩。
采用塑料墙壁纸便于擦洗、更新，耐酸耐碱，抗拉力强，安装使用方便。
这是压延工段工人正在进行生产。
新华社记者宋连峰摄
解放军各部队积极植树造林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各部队广大指战员，积极参加植树造林活动，为绿化祖国贡献力量。
03月12日植树节那天，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各军种兵种、北京部队领导机关、各军事院校的领导干部，都在这天率领干部战士参加了首都的植树造林活动。
他们精心栽培，认真验收，力争做到种一棵活一棵，受到园林工人和群众的赞扬。
驻守在祖国南方的部队行动更快。
南京地区空军到02月底已植树十二万多棵，成片造林七百多亩。
南京部队某部“临汾旅”到03月01日也植树三万三千多棵。
广州部队03月01日就在千里海防线上带头掀起了植树造林热潮。
武汉、成都、昆明等地部队也都在植树节前开始了造林绿化活动。
济南部队组成许多植树大军，活跃在胶东半岛和内地山区革命老根据地，与当地人民一道植树造林。
西藏高原，冰雪刚刚消融，边防部队指战员就组成一个个宣传小组，翻山穿林，深入驻地社队，宣传森林法，协助社队办好植树造林技术骨干训练班，推广先进造林技术，为春季大规模植树造林作好准备。
各地驻军在植树造林中注意因地制宜，选择优质树种，实行科学造林。
镇海到奉化高压线路建成
新华社杭州03月12日电浙江镇海——奉化高压输变电线路已经建成，并在最近正式送电。
这条二十二万伏高压输变电线路，全长七十五公里。
沿线建设了二百一十六座铁塔，还扩建和新建变电所各一个。
线路经过的地区，是长期缺电的浙东地区。
这条线路工程建成投产后，就把全省最大的镇海火力发电厂与整个华东电网联结起来，进一步改善浙东地区电力紧张的状况。
也谈对苏南地区耕作制度的看法和建议
——兼与熊毅等同志商榷
中共苏州地委办公室黄炳福
《三三见九不如二五得十》和《对苏南地区耕作制度的看法和建议》这两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相继发表后，在苏州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究竟应该怎么来看待双三制和大面积种植双三制以后带来的各种变化？
我走访了几种类型的社队，并查阅了有关资料，有些不同看法，提出来与熊毅等同志商榷。
一、应该怎样看待双三制
我认为，双三制是在人多地少的苏南地区提高土地利用系数的成功经验。
苏州地区是1971年开始大面积扩种双三制的，占耕地总面积百分之七八十。
据地区计委统计：
1970年以来，全区耕地每年平均减少一万五千亩左右。
改制八年，全区粮食产量的总和是五百四十八亿六千多万斤，平均每年的总产六十八亿五千多万斤；
而改制前的八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是四百二十九亿多斤，平均每年的总产五十三亿六千多万斤。
改制后比改制前每年要多产十四亿九千多万斤粮食。
再从实收产量看，每亩前季稻多用种子，出米率低，扩大了大元麦，少种了小麦，这三笔账共计差九十八斤。
八年间，前季稻按1976年最大种植面积四百万亩计算，应在每年平均增产数中扣去四亿斤。
这样，双三制比二熟制每年还净增粮食十亿九千多万斤。
改制以来，全区人口增加五十多万，而每年平均向国家贡献粮食二十二亿六千万斤，比解放初期全区粮食的总产还要多出二亿多斤。
可见“三三见九不如二五得十”的观点是片面的。
苏州地区现在双三制的发展趋势是“三五十五”、“三六十八”……。
我们还应当看到双三制带来的积极作用：
首先，农田基本建设加快步伐，提高质量。
每年04月下旬以后，三麦进入灌浆结实阶段，喜旱怕水；
而前季稻早、中茬正在相继插秧，需要大量的水。
另外，争劳力的矛盾更加突出了，对机械化的要求也更迫切了。
为了适应稻麦两种作物同时交叉生长和机械化的操作，就迫切需要改变原来田块高低不平，大小不一、分散零碎和排灌不配套的状况。
在苏州地区，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就是伴随着改制而大规模展开的。
无锡县这几年农田基本建设，从治理地面水发展到治理地下水；
从治水改土，发展到田、林、路、河、桥、村的统一规划，综合治理。
从而为农业机械化和耕作制度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其次，促进三麦稳产高产。
改制前，苏南地区的麦子品种单一，产量低而不稳。
1970年以前的二十一个年头中，只有两个年份三麦总产达到十亿斤以上。
改制以后，由于有效地控制了地面水、地下水和潜层水，为三麦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近八年中，有六个年头三麦总产突破十亿斤，去年三麦总产达到了十七亿一千多万斤，比二熟制时期麦子的最高历史总产高百分之七十。
再是，促进了科学种田。
大面积扩种双三制，带来了新的矛盾，迫使人们想办法去解决。
八年来在育秧、插秧、田间管理、作物布局、合理施肥等方面都有不少新创造。
二、怎么看待双三制带来的副作用
我充分肯定双三制，也不是说双三制没有不足之处。
应该看到双三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生产实践中去解决。
熊毅同志在文章中列举的双三制带来的副作用，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有的则是认识上的片面或值得研究的。
（一）关于土壤性质的恶化问题。
熊毅同志在文章中讲：
改制后，“使土壤性质变坏，土壤发粘、发滑或发僵。”
应该肯定，这种现象在部分社队是存在的。
但发生这种现象决不能完全归罪于双三制，而应该说是这部分社队没有重视用地养地所造成的。
事实上，绝大多数社队的干部群众从改制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用地和养地。
有些社队为了解决改制后渍水时间加长的问题，修造了地下灰土渠道和“三暗”（暗灌、暗排、暗降）工程。
搞得好的社队，象无锡县梅村公社，基本上做到了雨停田干。
为了解决有机肥料问题，又相继采用了肥料仓库、稻草还田、放养水生作物和发展猪羊等增肥改土的措施。
因此，土壤越种越肥，产量越种越高。
而不象熊毅同志所说的：
“土壤性质恶化。”
熊毅同志又讲：
“据估计，整个苏南地区，产量超过‘双纲’的高产社队是少数，多数平产社队没有超过‘双纲’，有些社队甚至三季还不到千斤。”
这个估计是不符合苏州地区实际的。
1978年全区粮食总产突破了七十八亿斤，比历史最高的1976年增产四亿多斤，稻麦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五百三十一斤。
据统计：
全区有三个县，百分之五十的公社稻麦亩产超过了“双纲”；
有十个公社、二百八十一个大队超过了一吨；
有三十八个大队、六百二十八个生产队突破了“三纲”。
（二）关于作物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问题。
改制前，稻麦品种比较单一，作物受灾的风险大。
改制后，一年三熟，一熟有早、中、晚三茬。
一年中，不可能熟熟受灾，茬茬遭殃，稳产高产的把握大。
至于熊毅同志文章中讲的一些僵苗、翘穗头等现象，广大干部、社员在实践中有的已解决了，有的正在解决。
（三）关于稻草量、冬绿肥面积、鲜草产量和有机肥料减少的问题。
首先，改制以后稻草产量并没有减少。
我按熊毅同志的谷草比率，也算了一笔账：
1978年，我区单季稻平均单产是八百五十斤，每亩产草九百三十五斤；
前季稻平均单产六百三十八斤，后季稻平均单产六百二十六斤，合计每亩产草一千零十斤。
双季稻草比单季稻草还多一点。
作为燃料，火力不如单季稻草；
如作肥料，作用基本一样。
现在，全区比1966年增加一百万人，每年多养一百一十万头猪，即使不改制，也会引起燃料、饲料、肥料的紧张。
其次，冬绿肥面积并没有大大减少，而是略有增加。
至于鲜草单产确实要比二熟制的绿肥田低一些，但由于大力放养水生作物，有机肥料大有增加。
（四）关于成本高、农业经济收益下降的问题。
这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完全归咎于双三制。
改制后，水、肥、农药、种籽、用工，都增加了一季，但成本增加有经营管理不善的问题，还有工农产品剪刀差的价格政策问题。
从目前大多数社队的情况看，双三制在经济上确实是得益不多，有的甚至得不偿失。
随着国家要采取措施缩小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社队不断改进经营管理，实行科学种田和民主种田，我相信双三制也一定可以逐步降低成本，做到增产增收。
三、我的建议
熊毅同志在文章中提议：
“根据当前的土壤条件和作物品种情况，苏南地区的大部分社队应以稻麦两熟制为主，着重提高稻麦单产。
适当地区也可以因地制宜地采用双三制，但一般面积不宜过大。”
我认为这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养地用地的建议。
熊毅同志的文章，忽视了人对自然界具有能动的改造作用。
我们不能因为在发展双三制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就退缩，而应该正视问题，并通过实践去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双三制在苏州地区已经成功地大面积种植了八年，就说明这个耕作制度是适应苏南地区自然条件的。
在同一地区，同一时间内，有的实践成功了，有的没有成功，这不能归罪于耕作制度的不好，而应该总结人们的实践经验。
我建议苏南地区目前的耕作制度，采取适当调整，稳定布局，创造条件，逐步发展的方针。
由于前几年“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些领导干部在扩种双三制中，出现过瞎指挥、“一刀切”的现象，象苏州地区的阳澄湖、淀山湖等地，田多劳力少，改制的步子确实跨得大了一些，效果不好。
现在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并应积极创造条件，摸索经验，逐步发展双三制。
而大部分条件具备的社队则应稳定布局，提高单产，增加总产，为祖国实现四化作出更大贡献。
此外，我也同意熊毅同志的一个建议，双三制面积较多的社队，要把麦稻稻单一轮作方式，改为多种轮作方式，逐步试行麦、豆、稻，麦、稻、豆，麦、玉米、稻等旱三熟，进行轮作改土。
同时，要继续大搞治水改土和增肥改土的农田基本建设，积极发展猪羊，增施有机肥，为双三制的高产更高产提供条件。
启东县实行“五定一奖”种足种好棉花
本报讯江苏省启东县是著名的产棉县。
去年，县委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实行民主种田，全县棉花丰收。
今年，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他们把中央决定中提出的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全面推广“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
县委向全县明确宣布，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计划指导下，生产规划、耕作制度、作物茬口布局、增产措施等，可由生产队因地制宜来决定。
同时，兑现了根据棉花产量奖售、返还化肥和饼肥政策，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在备耕中，启东县还突出抓了科学种田经验交流和技术队伍的培训。
02月上旬，县革委会专门邀请六十多个高产社队的代表，召开座谈会，请他们介绍科学种田创高产的经验，为今年如何种好棉花出主意。
他们还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举办了两期技术训练班，把全县八百多名公社、大队农技员全部轮训了一遍。
组织他们学习农业技术理论和先进的棉花栽培方法。
多年实践证明，江苏“棉二○三”品种产量高，衣分足，品质好，适合本地种植。
今年，他们决定在全县推广。
春节前，他们就把在几个公社定点繁育的九百多万斤良种全部调换给了生产队，使百分之六十的棉田能种上这一良种。
另外，这个县还对附近八万亩枯萎病比较严重的棉田，调配了二百万斤抗菌棉种。
拖市公社植棉不再搞“一刀切”
本报讯春耕大忙季节到了。
在棉区，按什么方式播种棉花，这是广大棉农多年来极为关心的问题。
湖北省天门县拖市公社党委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让农民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确定棉花种植方式，深得民心。
拖市公社是天门县植棉面积最大的一个公社。
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个公社在棉花种植方式上也大搞形式主义的“一刀切”、一律化，不顾人力、地力的实际情况，随意否定当地群众多年积累起来的丰富植棉经验，强行推广“三组六行、二组四行”的外地经验，带来了很大的弊病。
就拿锄草来说，由于密度大，行距只有三寸，株距只有六寸，因此只能使用三寸宽的小锄头锄草，这样，不仅棉苗的株间板结，影响棉花的生长，而且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
由于管理跟不上，全社棉花单产一直在百斤以下徘徊。
今年，公社党委明确宣布，在棉花生产中，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纠正一律化、“一刀切”的错误做法，把种植权力真正交给生产队，让广大农民因地制宜确定种植方式，制定增产措施。
全社各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普遍召开了生产民主会，落实了种植方式，以便预留棉行。
昔阳县委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县委副书记李喜慎代表县委检查虚报粮食产量，乱揪斗省地领导干部，宣传大寨和昔阳经验有形而上学，把正当副业当作资本主义批，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够全面，推广大寨政治评工“一刀切”，发扬民主作风不够充分等七个方面的问题。
出现上述缺点错误，主要在于县委思想路线不端正。
新华社太原03月07日电中共山西省昔阳县委不久以前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检查了昔阳县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县委副书记李喜慎代表县委检查了七个方面的问题。
李喜慎同志说，昔阳县1973年虚报了粮食产量。
这一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是一亿四千八百九十六万五千斤，可是，上报的数字却是两亿一千九百万斤，虚报了七千多万斤。
李喜慎同志说，这一年大旱，春天抗旱播种。
庄稼还在生长过程中就估了产。
没想到后来秋雨连绵，收获时越打越败兴。
但是为了套原来已经讲出去的“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向上报的产量就不实事求是了。
李喜慎同志讲道，文化大革命初期，即1967年，受林彪、“四人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影响，曾四次错误地把省、地委的领导干部揪到昔阳，将他们和本县原县委的领导干部一起进行批斗（其中两次是省、地区在昔阳召开学大寨会议期间搞的，昔阳很多大队都参加了）。
昔阳县搞的两次，第1次是在02月份，是最早把地委、县委领导干部揪到县里批斗的；
第2次是在08月份，在批斗中对这些领导同志进行了人身攻击。
这些作法给全省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这期间，在昔阳县各公社、各部门也都发生过乱揪乱斗的情况。
现在，昔阳县委已把本县被批斗的同志叫在一起开座谈会，向他们赔礼道歉，并退回他们当时写的检查。
同时，还计划向省委写个报告，检讨错误，并向这些被批斗的同志赔礼道歉。
李喜慎同志说，十二年来，在宣传大寨和昔阳的经验上有缺点和错误，说过一些过头话、绝对话，犯了一些形而上学的错误。
在出外开会发言时，只强调昔阳的情况，如生产队核算向大队核算过渡问题多次讲过，并影射人家。
特别是1977年底在中央召开的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上，我们发言口气强硬，质问人家：
“昔阳能办到的，别的地方为什么办不到？”
在推广大寨劳动管理制度上，也常说我们能做到，你们为什么做不到？
有强加于人的口气。
向来昔阳参观的人介绍昔阳取消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的“经验”时，也影射人家或批判人家。
李喜慎同志说，在批资本主义问题上，界限不清，单纯以农业和工、副业占用劳动力和收入比例的多少去划分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
因而把一些正当的副业，如有些社队的砖厂、编织、适当的出外运输等批掉了。
去年粮食减产，售粮少了，在现金收入、分配兑现上就暴露出问题来了。
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够全面。
对粮食生产强调的多，对发展林业、牧业、多种经营强调的少。
在粮食生产上，尤其是玉米等高产作物强调要种得多，对小杂粮和蔬菜都强调的少，影响了对国家的全面贡献，更影响了群众生活的调济。
在劳动管理上，推广大寨“一心为公劳动，一定四评，自报公议工分”经验有“一刀切”的现象，实行中走了样，搞了平均主义。
在分配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问题，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
李喜慎同志谈到昔阳县委发扬民主还不够充分这一问题时说，县委只强调了由上到下，而忽视了由下而上。
县委这种作风也影响到公社和工厂。
李喜慎同志检查说，出现上述缺点错误的根源，主要在县委身上。
在于县委的思想路线不端正，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
这些东西影响到全县干部、群众。
以至司机、采购员等外出时，也都表现得牌大气粗，权大气粗，财大气粗，蛮不讲理。
今后要坚决克服掉这些坏作风。
生活要改善先要生产大发展
首钢把经济手段和加强思想工作结合起来，提高了职工对奖金问题的认识，促进了安定团结和生产大上
编者按首钢党委围绕着职工对奖金问题的不同认识，在发放奖金之后，补做思想工作，着重讲明要改善生活先要生产大发展的道理，提高了广大职工的认识。
他们这一课补得好。
“四人帮”横行时，把物质利益当作资本主义批判，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许多地方“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很大压抑。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对于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首钢的同志们说得好：
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只能互相结合，不能互相代替。
当前，我们国家还很穷，生产水平还不高，实现四化需要大量资金，个人要力求为国家多做贡献。
因此，只能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
把当前国家还有困难的情况说清楚了，把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的道理讲明白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就会大大开阔，思想境界就会大大提高。
首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一定要学会把贯彻落实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结合起来。
在这方面，首钢的经验可供参考。
本报讯据《北京日报》报道：
首都钢铁公司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职工对奖金问题的认识，促进安定团结，保证生产大上。
去年，首都钢铁公司的各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完成得比较好，有十项指标夺得了全国冠军，六项指标跃居国际先进行列。
公司党委决定给职工发放年终奖金。
奖金的数额，除先进生产者、技术业务能手外，分为两种，一等为二十五元，二等为二十元。
开始，公司党委认为这个数额已略高于上级的有关规定，而且是多年来第1次发年终奖，大家一定会满意。
因此，没有认真做思想工作。
不料，奖金发下后，有不少议论。
有的职工看到市里有的单位奖金发得较多就发牢骚，说：
“首钢是重工业大厂，生产搞得也好，为什么奖金还不如有的小厂多？”
有的对公司领导很有意见。
针对这种情况，首钢党委召集所属单位政治处主任开会，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国家劳动总局、市经委有关发放年终奖的文件，介绍了首钢职工1978年比1977年平均每人增加收入的情况，讲了只有发展生产才能改善生活的道理，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向党员、群众做思想工作。
可是，政治处主任会议后，对奖金的议论并没有减少。
经过调查，原来除少数单位的领导把会议精神向党员作了传达外，大多数单位只传达到支部。
他们不向党员、群众传达的原因是：
有的干部本身思想就不通，认为奖金就是发少了；
有的干部怕反复，担心刚做完工作，上边又增加了奖金，自己两头被埋怨；
有的干部觉得思想工作管不了什么用，怕弄不好，群众的情绪会更大。
首钢公司党委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心认真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分清是非，稳定情绪，促进安定团结和生产大上。
要求公司所属的党组织统一思想，划清这样一个是非界限：
是不是奖金发得越多，就越是好领导？
各级干部要理直气壮地去做思想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发动群众就如何正确处理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
机械厂职工经过讨论，纷纷表示，我们搞好生产是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不少职工还算了收入账。
他们说，粉碎“四人帮”两年多，国民经济刚有了一些恢复和发展，就为我们增加收入，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工人阶级的关怀。
炼铁厂的职工还算了本厂铁产量增加，国家拨给的流动资金也要随之增加的账，说明搞四个现代化需要积累大量资金，决不能搞分光吃净。
这样一算账，一讨论，气氛大变。
这个公司所属的许多党组织同时深入细致地做好个别人的思想工作。
许多工人同志说，搞四个现代化需要大量资金，而我们国家还很穷。
目前，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改善人民生活。
要使生活大改善，首先要生产有个大发展。
广大职工以更大热情投入增产节约。
今年01月份，首钢的钢、铁、坯、钢材的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通过这件事，首钢党委深切体会到在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
有的同志说：
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只能互相结合，不能互相代替。
在实行物质奖励时，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有的同志说：
不做思想政治工作，即使发了奖金，有人也会不满意，领导也会挨骂。
前一时期，宣传了奖励的作用是完全必要的，现在该补一补思想工作这一课。
学术研究丛刊《文史》复刊
学术研究丛刊《文史》已经复刊，最近出版了第5辑。
编辑部在复刊之际表示，不仅欢迎国内的学术研究者为《文史》撰稿，而且也欢迎台湾、港澳同胞中对祖国文学、历史素有研究的有识之士投稿，以促进学术文化交流。
《文史》丛刊文化大革命前曾出过四辑，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文史》目前不定期出版，但大致每年出三至四辑，每辑三十万字左右。
复刊的《文史》丛刊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
我国农业战线的优秀领导者廖鲁言同志
刘瑞龙蔡子伟朱荣杨显东刘锡庚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我国农业战线优秀的领导干部廖鲁言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六年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出发，制造了“六十一人”的大错案。
廖鲁言同志是这一大错案中被诬陷、被迫害者之一，在长期折磨下含冤而死。
多年沉冤得到昭雪的今天，廖鲁言同志那种勤劳严谨、实事求是、明辨是非的好作风、好品德，不禁激起我们农业战线同志们的深切怀念。
廖鲁言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较老的同志，从1939年起，他就从事党的政策研究工作。
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他直接参与制定我党农村工作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中，他对如何正确对待富农和富裕中农问题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土地改革法和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提供了依据，对及时纠正当时运动中出现的“宁左勿右”的倾向，保证运动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他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后又任农业部长，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后参加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以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等重要文件。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规定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正确方针。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一度出现浮夸风、共产风，他曾经提出过不同意见。
他说：
“运动一来，往往头脑发热，什么都好；
运动一过，又什么都坏。
这种风气不好，应当冷热结合，保持清醒，作科学分析。”
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组织力量，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调整农业政策，巩固发展集体经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并亲自参加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以及《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中央的这些重要决策，对于纠正当时农村的“五风”和推动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廖鲁言同志对于农业政策问题，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
1961年07月在计划会议上，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对农业计划工作实行根本改革》的建议。
他肯定农业生产要有计划，但要尊重集体所有制的自主权，要由下而上，上下结合地编制国家的农业生产计划。
他还建议通过收购供销合同和价格政策，把农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这样做有利于农业生产计划做到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有利于克服瞎指挥的不良作风。
这个建议从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是正确的，可取的。
廖鲁言同志在1954年以后任农业部长期间，明确提出了农业部的主要任务是抓农业生产力，因此，坚持抓增产措施，抓科学技术，抓农业教育，抓经营管理。
在廖鲁言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农业部的广大干部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在推广农业增产措施和先进经验，实行农业技术改造等方面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
大家认真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在兴修农田水利，改良土壤，增施肥料，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改良农具，改革耕作制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1954年至1965年的十二年中，农业战线上培训的农业大专和中专毕业生占建国二十九年来毕业生总数的一半以上。
这期间，我国农业科学和技术推广工作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体系和制度。
集体经济也建立了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等比较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
廖鲁言同志注意依靠科学家，认真向科学家请教。
他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等决定。
他很重视农业科学研究成果和群众经验的总结，指导编写了有关农业资源、生产技术基本知识、各类作物栽培学和农牧业教材。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1958年至1960年完成了第1次全国土壤普查，初步弄清了耕地土壤情况，编制了农业土壤图、土壤肥力、土壤改良、土壤利用等概图和农业土壤志。
由于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推动我国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稳步上升和1962年至1966年期间农业迅速恢复发展起了显著作用。
毛主席在1958年的一次会议上，号召大家要学习科学技术，建议要学习威廉斯土壤学。
1959年，毛主席对威廉斯所强调的农林牧三者结合的观点表示十分赞同，指示要把这三者放在同等地位，并指出，美国是种植业和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道路。
廖鲁言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给当时各省（区）、市党委书记发送了威廉斯土壤学，并责成农业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农业一百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的文件，曾经错误地说廖鲁言同志把农业部变成了“独立王国”、“技术部”和“促退部”。
现在，党中央已经批示，对原农业部工作的这一评价不符合历史事实，是错误的，明确宣布：
原农业部工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广大干部是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成绩是主要的。
对原农业部工作的正确评价，推倒了强加在廖鲁言同志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可以告慰廖鲁言同志在天之灵！
廖鲁言同志孜孜不懈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且善于结合实际，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独立思考，处理问题。
他还经常勉励同志们说，学习要扎实，要经得起“十年寒窗苦”。
他注意调查研究，注意掌握第一手材料，解剖麻雀，抓住问题的实质，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实事求是，勇于和“左”的、右的错误倾向开展斗争。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如此，在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如此，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如此，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是如此。
1958年，当“浮夸风”、“共产风”一度泛滥的时候，他保持头脑冷静，而不人云亦云。
他放手使用干部，为他们承担责任，不文过饰非或诿过于下级。
有意见就摆在桌面上，从不搞阴谋诡计。
廖鲁言同志对毛主席、周总理无限热爱。
他的组织纪律性很强，对于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事情，无不竭尽心力，务求按时完成任务。
他反复叮咛身边的同志：
“凡是毛主席、周总理或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打来电话，不论甚么时间，都要马上叫我，千万不可误了大事。”
他还在党组会上说：
“主席、总理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向他们请示报告，一定要考虑成熟，写得明确简要；
对他们的指示要深入领会，认真落实”。
这包含多么深厚的爱戴之情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啊！
廖鲁言同志不论写报告、作总结或写文章，一贯亲自动手，不用人代笔。
他不知疲倦，常常夜以继日地写文件，一气呵成而后止。
他一丝不苟，办事严谨，遵守时间，反对拖拉。
这是廖鲁言同志给同志们留下的又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们悼念廖鲁言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轨道上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为加快农业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挂甲屯的爱和恨
高桦
北京西苑有个不大的村子叫挂甲屯，村里有个吴家花园，三百多年前是吴三桂金屋藏娇与陈圆圆游乐的地方。
1959年秋天，有位老人带着一行人来到这里，整修了颓废的庭院，清除了没径的荒草，住了下来，一直住到1965年。
六年来他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参加劳动，事必躬亲。
积肥他不怕脏累，走访他不嫌偏远。
谁家办喜事，他登门祝贺。
谁家遭不幸，他安慰周济。
谁家屋漏，逢到雨季他必去检查。
谁家有病人，他都去探视。
他给村里安了电灯，打了机井，还给邻居们修了下水道，给孩子们买文具……
村里男女老少都认识他，喜欢他，亲切地称他为老头子。
他们说：
他来挂甲屯是天意，应了地名。
老头子替老百姓说了真话，受到批评丢了官，才挂甲归田。
这是位忠臣啊！
人民敬重忠臣，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清官廉将的爱戴。
老人住下后没多久，就在吴家花园门口发现了一袋白米，还有几斤食油、几十尾鱼。
米是上好的香稻米，鱼是捞自鱼塘的鲜鲤鱼。
警卫人员报告了老人，老人派人看守了一整天，也不见有谁来领取。
后来老人接受了群众这份情意，他举箸时落下了眼泪。
这也许是这位刚直不阿的老人一生中罕见的例外吧！
文化大革命中，老乡们关心着自己熟识的老头子的命运。
然而，群众这种质朴的感情却遭到最无情的践踏，凡是和老头子有过接触的人都被株连，受到“审查”和迫害。
也许是害怕“饮水不忘掘井人”吧，连那口水井也给填死了。
然而，群众的心潮是抑不住、填不死的，他们的感情依旧倾注在这位老人身上。
现在，老人亲手嫁接的柿树和海棠犹在，亲自开垦的试验田遗迹犹存。
一位抱着孙子的老大娘对我们说：
“老头子刚来时，给这孩子他爸爸买了支钢笔，如今我儿子都有了孩子，他若活着该多喜欢啊。”
她边讲边抹眼泪，大家也不由得心酸起来。
一位中年人说：
“我结婚时，老头子送给我一对杯子。
春节时我们全家举杯，为他老人家能够平反昭雪而高兴。
可是，他不在了，好人不长寿啊……”他的话引起大家的无限感慨。
这位老人是谁？
他就是那位“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同志。
（原载《工人日报》）
“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
本报记者张万来
人们不会忘记1968年春天，北京发生了所谓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
现在，经党中央批准，已经正式平反了。
1968年03月，从23日凌晨到25日，林彪、江青等人接连召开全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和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干部战士大会。
林彪宣布：
“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
江青叫嚷：
“傅崇碧不得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允许，开了两辆汽车，浩浩荡荡，全副武装，擅自冲进中央文革所在地去抓人。”
她煽动说：
“冲击中央文革，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要抓什么人？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
当场宣布撤了傅崇碧同志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03月27日，在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江青又当众讲了这样的鬼话。
江青一伙为了实现篡党篡军的阴谋，对这一骗局又捏造了更为离奇的情节，指责北京卫戍区对“冲击中央文革的事情至今还没查清”，甚至说什么冲中央文革时，傅崇碧的秘书用皮包打她，要砸断她的脊梁骨，她的腰一直在疼；
还说“皮包里有手枪，后面车里最低限度有一挺机枪”，等等。
这真是千古奇闻。
事实究竟怎样呢？
原来，1968年03月初，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群众组织写信给江青，说是鲁迅书信手稿丢失了。
03月05日夜，江青要傅崇碧等同志去过问此事。
他们把调查的情况当面向江青、陈伯达报告，江青不相信，要傅崇碧同志派人继续查找。
傅崇碧同志和当时北京卫戍区的几位负责同志查来查去，结果还是这样：
鲁迅书信手稿原存鲁迅博物馆，后来转移到文化部；
1967年六、07月间，江青已派戚本禹和中央文革的一个工作人员从文化部取走，并且开具了收条。
这些手稿已交给中央文革的保密员保管。
傅崇碧同志为了当面汇报清楚这件事，与中央文革办事组的负责人联系好，然后带领三位同志，分乘两辆汽车赴中央文革所在地，传达室代为联系，得到允许后才驱车进入。
路上遇到姚文元，一齐走进会议室。
但是，万万没有料到，江青一进来，就气势汹汹地吼叫：
“傅崇碧，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
你懂不懂纪律？……”姚文元在一旁帮腔：
“傅崇碧，你是没有请示。”
傅崇碧同志想进一步说明情况，但根本不容他开口。
真象林冲被骗入白虎堂，一场预谋的恶剧就这样开始了。
面对江青的淫威，傅崇碧同志坚持说明了这些手稿和管理手稿的人都在中央文革。
江青却说不可能。
傅崇碧同志把写着收管手稿人名字的条子交给她，并指出手稿存放的地点。
这时，江青只好要姚文元把人叫来。
保密员一来，江青不问情由，劈头就骂：
“你是个混蛋！
你不是毛主席的兵，应该把你抓起来！”
装着书信手稿的四个箱子也抬来了。
江青说：
“当着你们的面，把箱子撬开，看看到底是不是。”
箱子打开了，正是鲁迅书信手稿。
江青随手翻阅一会，突然脸色大变，“啪”地一声把箱子关上，说：
“不看了，当着你们的面，封存起来！”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几天后，江青又对傅崇碧同志说：
“那天晚上的事情，你不要记在心里，我对你的批评是对你的关心，我们都是老同志嘛！”
可是，过了两个星期，即03月23日凌晨，林彪突然宣布傅崇碧同志调动工作，而且限令即刻离京。
第2天，又升级了，宣布傅崇碧同志犯了“严重错误”，“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撤职审查。
此后，接连四次抄傅的家，并将家属、子女赶出北京。
第3天，江青写了一封亲笔信送给新任命的卫戍区司令员。
收发室的同志不了解傅崇碧同志被撤职的情况，说，我们只有傅司令，没有别的司令，把信退了回去。
江青闻言大怒，下令当天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她要亲自传达有关决定。
接着，卫戍区的一位副司令员、一位副政委和傅崇碧同志的秘书等，先后被拘留、逮捕、隔离反省、离职检查。
03月28日，陈伯达、姚文元又下令逮捕傅崇碧同志的前任秘书，并要“询问傅崇碧和他们冲钓鱼台的情况以及他带进的厚皮包内藏的是什么”。
其实，他携带的皮包装的完全是文件和办公用品，哪里有什么枪枝、子弹？
显然，这是江青一伙预谋的一个圈套，一场卑劣的政治暗算！
在上一个预谋的圈套正在演用的时候，另一个圈套已布置就绪了。
那就是所谓傅崇碧派哈斯到北京大学封锁革命群众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问题。
03月07日，江青突然提出要看北京大学两个群众组织写给中央的一份材料。
03月08日晚上，当时在支左办公室工作的哈斯同志，带了两个同志到北大，通过军训团，找到聂元梓主持的文革办公室的人员和“除隐患”战斗队的负责人，向他们索要材料。
他们说，那个材料早已上送中央首长了。
后来哈斯同志再次带领支左办公室的两名工作人员返回北大，仍然没有找到所要的材料。
这就是所谓到北大“强行索取材料”的全部经过。
谁能想到，就在哈斯同志奉命去要材料的同时，聂元梓这个反革命分子连夜向她的主子江青告急，造谣攻击卫戍区“派人要材料是政治事件，由哈斯带领全副武装的几卡车人，冲进北大，强行搜查，使用公安手段……”。
03月11日，在一次干部会上，陈伯达与江青一唱一和，一口咬定卫戍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本不准卫戍区的领导同志申辩。
她还逼迫哈斯等同志去北大当面道歉，同时要卫戍区的领导同志写书面检讨。
半个月之后，即03月27日十万人大会上，江青把这件事又端出来，并且捏造了许多谎言。
明明她派人去北大，却硬说是“傅崇碧派去的”；
明明是要材料，却硬说是要“底稿”、要“名单”、要“交后台”；
明明是三个人坐一辆小汽车去的，却说成“几卡车全副武装的部队”；
明明是通过军训团的同志向群众组织商量要材料，却说成“强行搜查”，“使用了公安手段”。
这样，傅崇碧同志就成了对上“冲击中央文革”，对下“镇压北大学生”的“罪人”，哈斯同志成了傅崇碧同志的“黑干将”。
03月28日，哈斯一到办公室，即被隔离审查。
04月02日，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那个“理论家”在中央党校的一份材料上，给江青写了一段很长的话，其中说：
“我前几天就说过，我记得哈斯有问题，但一时记不起是什么问题。
现在党校来信，揭露哈斯问题，使我想起此人是叛徒杨献珍、孙定国反对主席的黑干将。”
“他们同杨、孙一起疯狂地反对主席的‘一分为二’和‘思维存在的同一性’。
哈斯还写了文章。
不知是谁把这个反革命分子送到卫戍区，对此人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至少要监护起来隔离审查。”
真是满纸谎言，恶毒诬陷。
人们不禁要问：
林彪、陈伯达、江青和那个“理论家”为什么挖空心思，制造如此卑鄙的骗局，必欲置傅崇碧同志于死地呢？
这是因为，傅崇碧同志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牢牢地掌握着保卫首都的军事大权，深得周总理、叶副主席的信任。
在风狂雨骤的1966年、1967年，他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多少次冒着风险保护被残酷揪斗的老干部，多少次在动乱中维护首都的安全。
他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当时社会动荡和干部遭受迫害的情况，极大地障碍着林彪、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
起初，他们妄图用谣言、恐吓、利诱的手段拉傅崇碧同志。
这一着未能得逞，他们就罗织罪名，阴谋除掉。
1968年03月22日夜，北京卫戍区八十多名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等候开会。
参加那次会议的同志至今记忆犹新：
在林彪讲话的时候，陈伯达、江青一伙象狼一样，恶狠狠地盯着周总理。
他们喊的口号多是反对一年前发生的所谓“02月逆流”。
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那个“理论家”大声插话：
“傅崇碧的后台就是叶剑英！”
当时，周总理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
会议结束，傅崇碧即刻启程，周总理送他到门口，语重心长，叮咛再三：
“要保重身体，要经得住考验。”
总理叮嘱有关人员好好照顾傅崇碧同志。
傅崇碧同志被撤掉职务，蒙受不白之冤长达七年。
七年里，他受尽折磨，多次被审。
在他被放逐的第2天，那个“理论家”就指使人要傅崇碧同志承认，他的后台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同志。
审问人甚至提出这样离奇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把贺龙送到苏联去？
你和那几个老帅是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这些问话使他百思不得其解。
老帅们包括贺龙同志，是开国奠基的勋臣宿将，对于他们，他只有尊敬和爱戴，哪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他跟着党和毛主席出生入死打江山，身上被敌人的子弹穿了七个窟窿，怎么说要反对毛主席？
七年里，尽管扣发了工资，他每个月还是如数留出党费，在票面的一角注明月份。
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里，竟没有人敢收他的党费。
七年后回到北京，他才把积下的党费交给组织。
七年里，周总理一直关怀着他，为他的问题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1974年08月，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关怀下，傅崇碧同志回到首都，终于见到了周总理。
身患重病的总理心情激动地说：
“见到你太高兴了。”
傅崇碧同志握着总理的手，哭了，总理的眼睛也湿润了。
总理问他身体怎么样，嘱咐他先检查身体、看文件，好好学习，再谈工作。
回顾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非常明白：
这是江青和林彪狼狈为奸，进行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当时，他们为了把军队控制在自己手里，制造了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又炮制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妄图打倒一大批军队的老同志，然后把他们的死党、爪牙安插到军队的要害部位。
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他们阴谋策划出来的。
现在，沉冤昭雪，林彪、“四人帮”也成为历史的沉渣。
但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我们要牢牢记住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历史教训，这是值得深思的。
《象棋》月刊复刊
深受读者喜爱的《象棋》月刊最近在广州复刊。
复刊后的《象棋》月刊第1期的主要内容是选评1978年全国象棋赛对局。
《象棋》月刊创刊于1956年05月，1966年被迫停刊。
复刊后的《象棋》月刊，由原正副主编杨官璘、陈松顺和象棋名宿覃剑秋等人组成编委会负责编辑。
（据新华社）
为参加第4届全运会
台湾省体育代表团筹备处在京成立
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届全国运动会，台湾省体育代表团筹备处已经在北京成立并开始工作。
该团将由台湾省体育工作者、教练员、运动员和居住在大陆的、港澳的、旅居海外的台湾省籍体育工作者、教练员、运动员组成。
筹备处殷切期望台湾省体育界和上述各处的体育工作者、教练员、运动员踊跃参加。
筹备处办公室机构设在北京友谊宾馆台湾省体育工作联络处。
做好科技成果的采用和推广工作
在浙江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听说日本五十年代从我国引种的柑桔优良品种“温州蜜柑”结果又大又多，产量很高。
日本的柑桔百分之八十都是这个品种，用来制造的罐头在国际市场上占了优势。
我国虽然早就培育出这个品种，但由于没有普遍推广，“温州蜜柑”的产量至今仅占全国柑桔总产量的六分之一。
到有关部门采访，发现类似“温州蜜柑”这样“开了花不结果”、“国内开花国外结果”的现象相当普遍。
许多科技成果，搞出来后长期摆在展览馆里当“展品”，或者试产少量当“样品”，送给有关单位当“礼品”。
浙江缫丝工业迄今大部分还是手工操作，工厂设备条件很差，车间里又闷又热。
而早几年有关科研部门研制出的自动缫丝机，却因几个
“婆婆”意见不一致，一直没有进行试产。
为什么成熟的科技成果不能得到及时采用和推广呢？
据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有些同志，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懂得科学是生产力，不重视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
例如，有的厂矿企业的领导认为增加生产无非是让机器多转圈，工人多流汗。
他们不注意技术改造，不研究如何用较少的人力财力获得较大的经济效果，反而认为推广新的科研成果是“多此一举”。
一些变废为宝、综合利用项目的采用和推广更难。
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从1958年起就试验从下脚废丝中提取几种在化学工业、医药工业、国防工业上具有较高价值、国家非常急需的氨基酸原料，1972年获得成功，提取出的丙氨酸和丝氨酸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合格。
据初步计算，光是把这一个厂的下脚丝和真丝炼液废水充分利用起来，不用增加很多投资和人力，一年就可生产丙氨酸近二千公斤，丝氨酸五百公斤，价值可达七百万元以上。
但是，五、六年过去了，这项科研成果至今还没有被这个厂采用。
询问不能采用的原因，有的同志回答说：
“就因为它出氨基酸，不出丝绸，而这个厂的领导只管绸，不管酸。”
二是我们目前的企业管理体制存在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科技推广机构。
要采用和推广一项科技成果，必须由科研单位、生产单位和物资供应单位密切配合。
但这几个方面现在是分家的，各归各的口，各有各的主管单位，各自只对自己的计划负责。
有的单位认为这项工作属于自己计划外的任务，可安排可不安排。
即使肯安排也一定要经过若干的周转环节，一道又一道的审批手续。
杭州市第1棉纺织厂的部分技术人员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于1977年对棉纺细纱机纱锭上的关键部件——钢领进行改革试验，把平面钢领改为锥面钢领。
采用这项改革，可加大细纱机转速，增加单位产量百分之十到十五。
改革成功后，在全国纺织系统得到一致好评，上海市纺织系统在较短时间内就在五十万个纱锭上装上了锥面钢领。
但在浙江省推广的进度却很慢，原因是在锥面钢领这个零件的制造上遇到曲折。
全省有好几家纺织机械厂，生产计划都排得非常满，钢领的生产任务难以插进去；
后来勉强落实到一个厂，又因为这个厂缺乏设备，氮化热处理问题解决不了，只好转请浙江大学实验工厂帮忙，但他们的热处理炉容量小，需要换成大的。
这样一来，资金无处出，材料供应部门又因为这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表示难以供应必要的材料。
最后，请示了省、市八个部门，打了许多报告，六位领导同志签了字，让杭州市第1棉纺织厂出两万元，历时四个月之久，才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全省棉纺系统三、四十万只纱锭，只有近一万只装上了锥面钢领。
科研成果推广不开，决不止上述两个原因。
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群众对科技成果不能很快变成生产力的现象很着急。
他们说：
现在，党中央这么重视科研工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让他们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不正是为了提高我国各条生产战线的技术水平，改变落后面貌，实现现代化吗？
科技成果得不到推广，形成不了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注意，希望有关部门作些调查研究，提出切实的解决办法来。
本报记者黄国文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书法家
于立群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叶剑英邓小平同志等送了花圈王震方毅邓颖超同志等参加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中国共产党党员、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书法家于立群同志，因病于02月25日在北京逝世。
于立群同志的追悼会，今天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追悼会会场正前方的灵台上，安放着于立群同志的遗像，四周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政协全国委员会负责人叶剑英、邓小平、王震、方毅、邓颖超、胡耀邦、聂荣臻、宋庆龄、蔡畅、廖承志、姬鹏飞、许德珩、谷牧、宋任穷、沈雁冰、史良、康克清、童第周等送的花圈，以及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国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全国文联、中日友协等单位送的花圈。
王震、方毅、邓颖超、康克清、宋任穷等同志，部分人大常委、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全国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有关单位负责人、群众，以及于立群同志的生前友好和亲属三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主持。
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郁文致悼词。
悼词说，于立群同志是广西贺县人，1916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六十三岁。
早在少年时期，她就对旧社会怀着强烈的反抗精神，背叛了自己的封建家庭，奔赴上海从事文艺工作。
她追求真理，勤奋学习，艰苦斗争，不断前进，在革命思想的薰陶下，逐步成长为一位进步的文艺工作者。
抗日战争初期，于立群同志积极投入战地救亡工作。
上海沦陷后，在地下党的组织下，她和其他革命同志一起，经香港、广州，抵达武汉。
在武汉期间，于立群同志直接受到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教导，积极协助郭沫若同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积极参加了群益出版社的创建，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大量革命文艺书籍贡献了力量。
抗战胜利后，于立群同志和郭沫若同志一起，先后在上海、香港两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事民主运动，继续从事革命书籍的出版工作，并筹备中国妇女联谊会香港小组，进行筹集经费、医药物品等支援解放战争。
全国解放以后，于立群同志积极投入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各项运动。
由于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1953年后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和心脏病。
多年来，她抱病坚持学习，认真完成组织上交给的每一项任务，协助郭沫若同志做了许多国际友好工作。
在此期间，她还精心研究书法，成为我国的女书法家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于立群同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她同郭沫若同志一起遭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忍受了失掉两个孩子的沉重打击，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郭沫若同志逝世后，于立群同志抑制着极大的悲痛，参加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与同志们一起整理郭沫若同志的作品。
在这项工作刚刚开始时，疾病夺去了她的生命。
03月06日，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于立群同志的生前友好和亲属，曾去北京医院与于立群同志的遗体告别。
全国宗教学研究会议在昆明举行
全国宗教学研究会议最近在昆明举行。
这是我国第1次召开这样性质的会议，一百多名学者、教授、教师和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
不少学者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研究佛教、喇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成果，并提出对宗教学研究的意见和建议。
在会上提出的研究论文和学术报告中，比较重要的有：
《关于宗教研究的若干问题》、《大乘佛教的起源》、《中国佛学的等级特权思想》、《近年来国外宗教方面的若干问题》、《原始基督教神学思想的起点》、《历史上的耶稣》、《伊斯兰教产生的历史背景》等。
这些学术论文都有独到的见解。
会议充满了百家争鸣的气氛。
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局局长梅益、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以及一些著名专家在会上发了言。
会议还讨论制定了1979年到1985年全国宗教学研究的规划。
会议成立了中国宗教学学会，选出赵朴初任名誉理事长，任继愈任理事长。
（据新华社）
宗教和封建迷信
最近一个时期，报社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询问“什么是宗教，什么是迷信？”
什么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宗教的自由”，什么是我们所反对以至应该取缔的“封建迷信”？
为此，我们访问了宗教事务领导机关和宗教研究部门的负责同志。
根据他们的意见，答复读者如下。
——编者
凡是崇拜超自然神秘力量的，都可以叫作迷信。
宗教是迷信，但不能说一切迷信都是宗教。
例如，各种封建迷信就不是宗教。
一切宗教，都是人类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和恐惧，而产生的一种虚幻的、错误的反映。
特别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经过剥削阶级和宗教职业者的一番加工制作，它的消极作用就越来越突出了。
它使广大劳动人民，在自然斗争、阶级斗争面前逆来顺受，听天由命。
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
宗教是麻痹人民精神的鸦片烟，是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
但是，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宗教是个同唯心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世界观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阶级的消亡和文化科学的普及与发展，是一件长期的事情。
在人们还没有彻底转变这种唯心主义的信仰之前，我们必须承认、允许和尊重人民群众的信仰，以便使他们能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通过党和政府的宣传、教育，以及信仰和不信仰、迷信和科学、唯心和唯物的相互对立的社会实践，得出正确的结论，摆脱这种精神上的枷锁。
解放二十九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这项政策是行之有效，完全正确的。
这也正是新宪法第4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出发点。
今后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项政策。
在贯彻执行这项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宗教和封建迷信区别开来。
宗教，主要是指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世界宗教。
它们一般都有经典、教义、宗教仪式和组织机构等。
这些宗教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在群众中，特别是在某些少数民族群众中，影响比较广泛。
信仰宗教的自由，首先是指对这类宗教的信仰。
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保障宗教人员和信教群众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
但是，他们必须遵守政府的有关政策和法令。
他们不得干涉别人的信仰自由（包括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不能干预政治和教育，不能恢复解放后已经废除了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制度。
更不能允许阶级敌人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其他违法活动。
为此，政府机关必须加强对宗教机构的管理。
封建迷信，一般是指诸如巫婆神汉、神水神药、占卦算命、消灾祈雨、求儿求女、驱鬼治病、相面揣骨、风水阳宅等活动。
这本来都是荒诞无稽的事情，稍有一点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是不会相信的。
解放后，这类活动在广大群众当中已经逐步失去了阵地。
但是，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在一些受“灾”较重的农村，这些东西又有所抬头。
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影响群众正常生产和生活的地步，使一些劳动人民的经济和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对于这类活动，我们不能漠然视之，必须严加取缔。
对那些靠这类活动进行政治破坏，并为个人谋取经济上的私利的巫婆神汉等，必须教育和批判，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坚决打击。
绝不能允许他们借口宗教信仰自由进行封建迷信活动。
对于在封建迷信活动中上当受骗的劳动人民，主要是教育问题。
当然，实际生活比定义和概念复杂得多。
在群众当中还有些由来已久的，比如同崇拜祖先、相信灵魂和鬼神的存在等相联系的某些活动，尽管也是一种迷信，但这些只要没有影响集体的政治和生产活动，一般也不要采取行政办法去禁止，而要通过耐心的说服，长期的文化科学教育和无神论的教育去解决。
我们在处理宗教和封建迷信问题时，要严格区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同时，要通过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更好地团结信教的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我边防部队继续撤回中国境内
受到边境各族人民热烈欢迎
新华社广西、云南边防前线03月14日电新华社记者报道：
中国边防部队的一辆辆军车，满载着头戴钢盔的边防战士，牵引车拖着乌黑锃亮的大炮，正络绎不绝地通过公路上的一座座凯旋门驶向中国境内的纵深地带。
在国门口，数以万计的各族人民排成长长的行列，热烈欢迎子弟兵胜利归来。
在广西边境的一些地方，人们迎着自南向北的队伍，在一尊尊大炮上戴上英雄花，用雪白的毛巾给战士们擦去脸上的汗水和尘土。
在云南金平县，边防部队经过的路上搭起了十道彩门，各族边民穿着节日盛装一直迎出三公里外，年轻的人们向着队伍载歌载舞，连九十六岁的老人李二也让人搀着前来欢迎凯旋的战士们。
无边的春色已经来到祖国南疆。
在边防部队奋起还击越南侵略军之后，边境地带安定下来了。
记者在广西凭祥市和水口关一带看到，赶集的壮族少女，穿着整洁的蓝褂黑裤，肩披带穗的黄巾，有的头上插着鲜花，三五成群地一路歌声笑语不绝；
小伙子们穿着洁白的衣衫，蹬着自行车你追我赶。
在公路两边的水田里，男女社员们正在忙碌地耕地、插秧，许多田块已经一片碧绿。
当凯旋的边防部队穿过田野的时候，男女老少都停下来，向着保卫了他们、保卫了祖国安全的英雄们热情地招手、欢呼。
边防战士也高兴地向他们脱帽、挥手。
边防部队在驻地受到了群众的热情慰问。
最近到达云南边防前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乐团，13日为云南边防部队作了首次慰问演出。
他们演出的《自卫还击打得好》、《胜利的节日》等军乐合奏以及歌唱自卫还击战斗中涌现的英雄人物李成文、海水干的歌曲，受到了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胸怀全局为建设边疆贡献青春
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召开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认真研究当前做好知青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
据新华社哈尔滨03月13日电本社记者杜奎昌报道：
最近，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在佳木斯市召开了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认真研究了当前做好知青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会同志表示，要胸怀全局，安心边疆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做新长征的突击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参加座谈会的有来自全省各农场的知识青年代表、各管理局负责知青工作和劳动工资部门的干部一百七十多人。
大家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文件和王震同志接见云南知识青年代表时的谈话，联系本地区知识青年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同志高兴地谈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哈尔滨等地的几十万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离开城市，离开父母，浩浩荡荡地来到北大荒，参加祖国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
知识青年工作尽管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但广大下乡青年在各级党组织的关怀和领导下，胸怀建设祖国边疆的豪情壮志，坚持和老转业官兵、老垦荒队员一起艰苦奋战，为建设祖国的边疆和发展我国的国营农场事业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涌现了大批英雄模范人物。
经过斗争实践的锻炼和考验，不少知识青年入了党、入了团，许多人担任了领导职务，当了机务人员、科研人员、教师、医生、会计、出纳、保管，成了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地处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角地带的建三江管理局的同志谈到，文化大革命前，那里只有四个农场，九十万亩土地。
从1968年以来，经过五万多名下乡青年和两万多名老职工的共同努力，先后开垦了三百七十万亩土地，新建了七个农场，十年为国家生产了三十四亿六千八百多万斤粮食。
昔日的荒草甸子变成了肥美的良田，过去人迹罕至的地方，建设起一个个村庄和一座座工厂，三江平原发生了巨大变化。
大家自豪地说，广大知识青年在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中创建的功绩，应当永远载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
与会同志回顾了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历史，讨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的问题，进一步认识到，动员和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利于加强农业这个基础，有利于边疆的建设和巩固。
他们呼吁社会各方面的干部和群众，正确对待和处理青年们的升学、招工、务农等问题，热情支持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大力宣传知识青年的模范事迹，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上山下乡务农与升学或留城从事工矿建设同样光荣的社会风气。
参加座谈会的许多知识青年代表说，当前我们知识青年中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但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大局为重。
红兴隆管理局劳资处副处长、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许英杰和弟弟都在国营农场工作，妹妹在北京郊区农村插队，北京的家庭有困难，本来是可以迁回北京的，但他舍不得离开和战友们一起建设起来的农场，又想到边疆建设的需要和国家的困难，便决心扎根边疆干革命。
青龙山农场科研连指导员、上海下乡知识青年于智浩，前段时间跟各方面进行联系，打算回上海。
在这次座谈会上，他学习了王震同志接见云南知识青年代表时语重心长的谈话，心里很不平静。
他给家里发了电报，表示甘愿留在边疆，继续奋斗。
座谈会上，代表们发扬民主，解放思想，提出了农场当前在知识青年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
大家说，最近一年来，各农场对知识青年的思想教育、使用培养、生活安排都放松了，一些该抓紧落实的知识青年政策没有抓紧落实。
农场总局的领导同志虚心听取了大家的批评，并作了自我批评，还和与会代表一起，认真研究了落实知青的招工、定级、探亲假、办病退、困退等方面的政策问题和婚姻、住房、食堂等生活福利问题。
目前，尚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和哈尔滨等省市的二十万下乡知识青年战斗在黑龙江农垦战线。
农场总局党委要求农场各级领导同志，要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政治上关心他们，生活上体贴他们，工作上帮助和大胆使用他们。
越军继续袭扰我后撤边防部队
我边防部队给以有力还击，越军狼狈逃回
新华社广西、云南边防前线03月14日电11日至13日，越军继续打枪打炮袭扰我后撤的边防部队，遭到我军痛击。
11日清晨，越军以一个营的兵力袭扰我撤向广西爱店方向的边防部队，我军当即还击，歼敌一部，余敌溃逃。
12日上午，越南特工部队一百多人又进犯我云南省麻栗坡县杨万公社某高地，我边防部队和民兵当即给以痛击，敌狼狈逃回越境。
11日以来，越军还多次向我广西友谊关、金鸡山、弄怀、爱店、峒中、滩散、东兴和云南河口地区的四连山、山腰车站后山、两条半等地开枪开炮，我边防部队立即给敌人以有力的回击。
北京市和东京都正式结为友好城市
廖承志副委员长出席议定书签字仪式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北京市和日本的东京都从今天起正式结成为友好城市。
今天下午在这里签署的关于北京市和东京都结成友好城市的议定书中指出：
为了贯彻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规定的原则精神，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北京市同东京都正式结成为友好城市，其目的是通过友好城市间的来往，为中日友好事业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议定书还规定，北京市和东京都将在经济、文化艺术、教育、体育、科学技术、市政管理和城市建设等方面，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的签字仪式。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林乎加和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在议定书上签了字。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和夫人，东京都议会议长河野一郎以及由美浓部亮吉知事和河野一郎议长率领的东京都友好代表团，出席了签字仪式。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叶林、王笑一、白介夫，中日友协副会长赵朴初、王芸生、孙平化等，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签字毕，厅内响起热烈的掌声，中日两国朋友端起香槟酒杯，互相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然后，他们满怀喜悦之情来到宴会厅，出席招待会。
今天的招待会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为庆祝北京市和东京都结为友好城市和欢迎东京都友好代表团而举办的。
由五百多人参加的招待会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
林乎加主任、美浓部亮吉知事和河野一郎议长先后在招待会祝酒，共同庆贺两国首都人民的大喜事，并决心携手努力，把两国首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正在这里访问的部分日本来宾，常驻北京的日本朋友。
同日本朋友欢聚一堂的还有：
我国政府各部门和北京市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市政协和工青妇组织的负责人，民主党派人士和各界知名人士，中日友好人民公社负责人等。
今天上午，林乎加主任等同美浓部亮吉知事、河野一郎议长以及东京都友好代表团就北京市同东京都之间进一步开展各个方面合作和交流问题进行了亲切会晤。
反华不得人心
——越南边民反对河内当局反华的几例
我国云南省马关县与越南黄连山省孟康县山水相连，两国边民祖祖辈辈就在作为界河的大梁子河里一起洗澡、捕鱼，来往亲密。
那里的越南边民对河内当局猖狂反华，不断在边境上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非常不满。
这里记述的，是越南边民反对河内当局反华的几件事。
“这两驮子地雷我们不下”
中国边防部队开始自卫还击作战前几天，越南一个寨子的几位边民来到中国一侧告诉中国边民说：
我们的一队公安兵最近跑到中国境内打死你们几个人，他们害怕你们还击，到我们寨子来组织了民兵小分队，发了枪，还驮来两驮子地雷，共有五十多个，要我们开枪打你们，并且把地雷埋到中国境内。
昨天又有三个公安兵来说：
“我们要同中国打大仗，你们要加紧挖战壕，下地雷。
你们不要怕，有苏联人支持我们。”
这些越南边民说：
“我们不愿打中国，这两驮子地雷我们不下。”
我边防部队自卫还击战斗打响后，这个寨子的两个越南民兵打着电筒为我军带路，在他们寨子负责的范围内也没有埋下一颗地雷。
“我们要锄头，不要枪”
02月17日，我边防部队自卫还击的战斗刚刚打响，有几个越南公安兵跑到孟康县的一个苗族寨子，要民兵们打中国。
这几个公安兵转身一走，全寨民兵就跑光了，躲到了寨子周围的竹林里。
他们在那里看到我边防部队炮火猛轰敌人据点，炸得越南侵略者东逃西窜，心里都很高兴。
有个民兵说：
“中国不打我们老百姓，我们不能拿枪打他们。”
在场的人都连连点头。
20日，这个寨子的越南边民把越南当局发给他们的半自动步枪、冲锋枪等枪枝用麻绳捆成一包，带着一千三百多发子弹，涉过界河，缴给了我边防部队。
我边防部队热情接待了他们，边防部队买了三十把板锄和砍刀等生产和生活用品送给他们。
越南民兵接过礼物后激动地说：
“感谢人民中国了。
你们给我们工具正合我们的意，我们要锄头不要枪，我们要发展生产才有饭吃，我们怎么都不能拿枪打中国。”
“越南领导人翻脸不认人”
越南一个苗族寨子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十分气愤地向我边防战士控诉说：
“越南领导人不把我们苗家人放在眼里，两年多没有给我们发一寸布票，我身上穿的这套衣服还是去年我兄弟死后从他身上脱下来的。”
老人的话越说越多，从过去中国支援越南的抗法、抗美斗争，谈到今天越南当局背信弃义打中国，他说：
“越南领导人真是翻脸不认人啊！”
新华社通讯员吴国雄
新华社记者雪印
林乎加主任同美浓部亮吉知事分别在北京市和东京都结成友好城市的议定书上签字后互相握手，表示祝贺。
新华社记者顾德华摄
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
中柬代表痛斥越南在苏联支持下侵柬反华
秀蒲拉西向联合国秘书长转交声明谴责越南战争升级
新华社日内瓦03月14日电中国代表安致远和民主柬埔寨代表江裕朗03月14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谴责越南在苏联支持下侵略柬埔寨和中国。
人权委员会02月12日起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中国和柬埔寨代表都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
在14日的会议上，苏联代表发言为越南侵略柬埔寨辩解，并且攻击中国和民主柬埔寨。
安致远和江裕朗据理驳斥了苏联代表对中国和柬埔寨的诬蔑。
安致远在发言中说：
“一个国家出于霸权主义的野心，武装占领另一个国家，压迫和奴役另一个民族，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妄图灭亡一个主权国家，这是对人权的最粗暴的侵犯。”
他强调说：
“越南当局在柬埔寨的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证明，侵犯柬埔寨人权的罪魁祸首就是得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支持的越南当局。
因此谈柬埔寨人权问题而不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是纵容侵略。
我们认为本届人权委员会应该讨论越南反动当局严重违反人权的现实问题，并应对越南当局这种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和制止。”
他指出，苏联是越南侵柬战争的策划者与支持者。
“正是由于苏联的唆使和支持，越南才敢于如此疯狂露骨和肆无忌惮地侵略柬埔寨。
与此同时，越南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各省也频繁挑起流血冲突、煽动战争歇斯底里，威胁我国南部边界的安全。”
他揭露说，近年来，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地区不断进行武装挑衅，侵犯中国领土，使我国广大边境地区长期陷入不安宁的紧张状态，当地居民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
越南当局还采取极其残暴的手段，迫害、掠夺和驱赶多年来同越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华侨及华裔越南人。
其中被驱赶回中国的就近二十万人，严重地违反了人权。
民主柬埔寨代表江裕朗在发言中指出：
“越南军队在柬埔寨侵犯我国人民的权利和人权是极其严重的，这种侵犯是由于对柬埔寨民族和人民推行种族灭绝政策所造成的，而不是简单的偶然事件”。
他说，越南在去年12月25日对民主柬埔寨发动了极其野蛮的侵略战争。
越南侵略军通过这场侵略战争，蛮横地践踏民主柬埔寨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联合国宪章。
这场并吞邻国的战争是得到苏联支持和帮助的，不论就这一战争的目标而言，还是就它采取的手段而言，它都威胁着柬埔寨国家和人民的存在。
他说：
“从发动战争以来，我国几十万同胞遭到在柬埔寨执行‘毁光、烧光、杀光’政策的越南武装部队的残酷杀害。”
江裕朗要求人权委员会谴责由于越南入侵柬埔寨、使柬埔寨沦为殖民地和并吞柬埔寨而引起的越南武装部队在民主柬埔寨犯下的消灭柬埔寨人民的罪行；
要求越南立即停止侵略战争，从民主柬埔寨全部、无条件地立即撤出武装部队，尊重民主柬埔寨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柬埔寨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新华社联合国03月13日电民主柬埔寨驻联合国特命全权大使秀蒲拉西03月12日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向他转交了柬埔寨革命军和游击队在各个战场继续打击越南侵略者的一份最近情况简报，以及民主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03月08日发表的一份声明，并要求把简报和声明作为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
民主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在声明中，谴责越南当局加紧征兵，企图在柬埔寨进行战争升级。
声明呼吁全世界热爱独立、和平与正义的各国人民，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各国和人民团结起来，谴责和制止黎笋—范文同集团在柬埔寨的战争升级行径，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走侵略军，制止和消除由于黎笋—范文同集团在柬埔寨进行战争升级而可能酿成包括整个东南亚在内的地区性战争的危险。
姬副委员长会见瑞典共产党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联部长姬鹏飞今天下午会见由克拉斯·布勒尔同志率领的瑞典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以后，姬鹏飞同志设宴招待代表团。
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代表团是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于02月28日到达北京的。
意大利塑料工业展览会在武汉开幕
新华社武汉03月13日电由意大利蒙特爱迪生集团主办的塑料工业展览会，今天上午在武汉展览馆开幕。
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林少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王文林出席开幕式。
意驻华大使方济曦也参加开幕式。
蒙特爱迪生集团是意大利化工产品的著名厂家，与我国已有二十多年的贸易往来。
这次展出的有塑料加工机械及用于工业、农业、包装等方面的塑料产品。
在十一天的展出期间，该展览团还将举办技术座谈等活动。
我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孟加拉国后回国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结束了对孟加拉国的友好访问，于03月14日下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副总参谋长何正文等和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莫明到机场迎接。
我奥委会主席电复国际奥委会主席
表示同意在洛桑同台湾代表会谈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钟师统03月14日复电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基拉宁勋爵，表示接受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建议，同意在洛桑同中国奥委会在台湾的那部分代表进行会谈。”
这封由钟师统签署的电报说：
“12日来电收悉，同意03月27日在洛桑会谈。”
新华社日内瓦03月13日电洛桑消息：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基拉宁03月12日发电报给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在台湾的体育组织，邀请它们的代表于03月27日在瑞士洛桑的奥林匹克委员会总部就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代表权问题进行会谈。
基拉宁在电报中，要求双方各派两名代表前往洛桑，并要求双方在03月22日晚以前对他的建议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
李强部长抵达吉隆坡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吉隆坡消息：
中国外贸部长李强及其一行03月13日由泰国乘飞机抵达吉隆坡，对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
马来西亚副总理兼贸易和工业部长马哈蒂尔和夫人以及内政部长加扎里前往机场欢迎。
前往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叶成章。
泰国报纸驳斥越南驻泰大使散布的谎言
越南只有从柬老撤军才会得到东盟的信任
新华社曼谷03月14日电《曼谷邮报》03月14日发表了题为《捏造对事实》的社论，驳斥了越南驻泰国大使黄宝山对该报总编发表谈话时声称“越南没有侵略任何国家，越南要维持东南亚的和平、独立、自由、中立、稳定和繁荣”的谰言。
社论说：
“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越南军队入侵了柬埔寨，帮助推翻了公认的政府，并以亲河内政权取而代之。
越南军队至今还驻在柬埔寨。”
社论说，黄宝山声言越南军队继续驻在柬埔寨的原因是越南同柬埔寨傀儡政权“签署了在所有领域互相帮助的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
社论指出：
“越南人进入柬埔寨的时候还不存在这种条约。”
社论在驳斥黄宝山散布的越南“维护东南亚的和平、独立、自由”等的谎言时指出：
“人民总要怀疑河内能否遵守诺言”，“因为越南的军队还呆在老挝和柬埔寨，它还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让越南在泰国的难民回国”。
社论指出，只有越南让在泰国的越南难民回国，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东盟国家才能真正相信越南要的是东南亚的和平而不是霸权”。
《民族评论》报03月14日发表社论指出：
“如果越南吸取了中国对它的教训，那么它就应该记住，它是不能欺负泰国的。”
社论说：
“作为苏联的代理人，越南忘记了它对东南亚其它国家所应负的责任，一心想成为这一地区的霸主。”
派斯博士离京回国
新华社北京03月12日电荷兰王国教育科学大臣派斯博士一行在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之后，今天下午乘飞机离京回国。
教育部长蒋南翔、荷兰驻华大使多勒曼等到机场送行。
王任重副总理会见瑞典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今天下午会见了以瑞典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贡纳·洛纳尤斯为团长的瑞典新闻代表团。
王任重副总理高兴地回答了瑞典记者所提出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国怎样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国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同自力更生的关系，以及印支局势等问题。
瑞典驻中国大使比耶尔克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秘书长郭渭。
代表团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王猛主任会见朝鲜客人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国家体委主任王猛今天上午会见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体育指导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昌善及其随行人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李昌善副委员长是03月11日上午到达北京的。
他们将于近日离京回国。
笔下生花两国春
北京著名书画家庆贺北京市和东京都结为友好城市
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北京市和东京都正式结为友好城市。
首都北京许多著名画家和书法家满怀喜悦的心情赋诗、作画，祝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史上增添了又一新的篇章。
在一幅淡青绫精裱、笔走龙蛇的行书大幅中堂上，写着《菩萨蛮》一词：
黄河之水通江户，
燕山路接蓬壶路。
对岸两相欢，
樱花似火燃。
同天风日乐，
更结金兰约。
代代弟兄情，
东京与北京。
这是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著名诗人赵朴初为庆贺北京市和东京都结成友好城市而填的一首词。
他非常欣慰地告诉记者说：
中国和日本文化来往渊源悠久深厚，历史书上记载的那些许许多多的中日两国人民往来的故事，都是人所共知的。
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是更加令人难以忘怀而值得珍视的。
1972年09月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日本前首相田中宴请周恩来总理的时候，我就想起鲁迅先生和他的一位日本朋友的故事。
那是在1934年一·二八事件以后的上海，一只鸽子飞到日本医生的家里，他把它带回日本。
一年多时间鸽子死了，他特意造了一个小塔纪念这只来自中国的鸽子，并写信给鲁迅，请他也写诗纪念。
鲁迅果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经过历史上的一段不幸，又经过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兄弟相逢重归于好了。
如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中国首都北京和日本首都东京结为友好城市，两国文化交流更加亲近而畅通，这怎么能不使我和我的日本朋友高兴呢！
老画家李可染、蒋兆和、黄胄、叶浅予、董寿平、刘继卣、白雪石和国画界的后起新人史国良、宋涤、崔森茂、吴悦石、李燕等，都以奔放的热情，绘出多姿多彩的画幅，作为北京和东京都结成友好城市的纪念。
董寿平的《苍松》，写出了松树傲霜凌雪的品格，寓意中日人民的友情能经受岁月的考验，永葆葱郁茂盛。
刘继卣的《雄鹰》，俯视群峰，气格非凡。
这是画家为这次中日友好往来的盛举连夜赶画成功的，他那传神之笔表达了对日本人民的深厚情谊。
白雪石的《漓江朔枇杷香》，是画家借祖国山河的秀丽景色，表达对这次友好城市建立的欢欣。
宋涤的北京风景画《香山红叶》，一片艳红，抒发出对发展中日友谊的炽热感情。
八十二岁的李苦禅教授说：
中日两国“同文也同画”。
我们许多画保存在日本，日本许多画也保存在中国。
在这位老画家的画案上，就放着中国印制的日本一三六七年到一六○三年间的民间版画《浮世绘木刻》和日本印制的中国《云岗石佛群》等书画集。
老画家为了表达中日两国画家的传统情谊，特意在青年国画家范曾绘制的齐白石老人的巨幅画像上题词，说明齐白石的艺术知音中间就有不少日本人，他的画作在日本展出时受到推崇。
齐白石也爱好日本的绘画，日本画家竹内栖凤来中国访问齐白石时，曾亲自为竹内先生治印，流传至今的竹内绘画上的齐白石印章，就是中日两国画家交谊的见证。
范曾是李苦禅教授的得意学生，今由他作的齐白石画像，请李苦禅题词，表达了三代人对发展中日友谊的深情。
北京琉璃厂专管碑帖墨砚的“庆云堂”，是中日两国书法家进行友好交往的场所。
中日两国许多著名书法家的墨迹，在这里同堂陈列，两相媲美，互增光彩。
这次为礼赠前来庆贺北京和东京都结为友好城市的日本朋友，
“庆云堂”特意准备了珍藏上百年的“苗金腊笺纸”，请启功肖劳、黄苗子、肖琼、李铎等挥毫泼墨。
多年来，八十四岁的肖劳曾先后数次同日本书法家欢聚一堂，相对挥笔，切磋书法。
今天，他又和自己心爱的孙女、十五岁的小书法家肖可佳一起，用行书为日本朋友题词，祖孙二人喜赋中日友好的新篇章。
篆刻家康殷精镌“北京市东京都结为友好城市纪念”一印，为这次各位书画家的新作增添了光彩。
笔下生花两国春，书画家们把中日两国首都结为友好城市的美好日子永远印记在心里，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新华社记者张慧贤
谎言抹不掉现实
季延风
关心印度支那局势的人们都在注视着越南当局如何动作。
许多国家的舆论指出：
印度支那的严重局势是由于越南的扩张野心所造成的，越南当局必须从柬埔寨撤走侵略军队，才能求得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这一主张是正义的、公正的，它指出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正确途径。
但是，河内发出的却是另一种刺耳的声音。
03月06日，越南驻法国大使狂妄地宣称，现在已经“没有、也不再有柬埔寨问题”了。
三天后，越南《人民军队报》发表评论，公然叫嚣“在柬埔寨，现在不存在侵略和被侵略的问题”，胡说民主柬埔寨政府“已经死亡”。
在河内统治者看来，民主柬埔寨似乎已被他们从地图上抹掉了，越南似乎从来也没有出兵侵占柬埔寨。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然而，谎言抹不掉现实。
十几个师的越南侵略军至今还在柬埔寨的土地上烧杀抢掠，并且通过所谓“柬越条约”打算长期赖着不走，这决不是越南当局的抵赖所能抹煞掉的；
越南侵略者天天都在遭到柬埔寨人民的惩罚，正在陷进泥潭，处于当年“朗诺政府所处的那种地位”，这也不是越南当局所能掩盖得了的。
面对这些铁的事实，越南当局为什么竟敢当众撒谎？
这当然有其难言的苦衷，良苦的用心。
在国内，它困难重重，人民怨声载道，到处都有群众讽刺性的议论：
“我们究竟在柬埔寨干什么？”
在国外，它声名狼藉，四面楚歌，世界舆论强烈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普遍认为该轮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了。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当局散布“不存在”柬埔寨问题的谎言，其目的无非是企图转移人们对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注意力，诱骗各国承认他们军事占领柬埔寨的“既成事实”，使其侵略“成果”合法化，从而拒绝从柬埔寨撤军。
越南当局的无耻抵赖恰恰暴露了它虚弱的本质，反映了它蛮干到底的霸权主义野心。
越南《人民军队报》还恬不知耻地大谈所谓“尊重”柬埔寨的“独立”，大谈对柬埔寨的“团结”和“帮助”，还说什么这是
“历史的实际，同时也是客观的要求”。
军事占领被称为“帮助”，武力吞并被夸作“团结”，颠倒黑白，莫此为甚。
但是，英雄的柬埔寨人民有抗击侵略者的光荣传统，岂能容忍越南侵略者重新扣上奴役的镣铐！
且看今日之柬埔寨，青山不屈，大河奔流，人民战争烈火熊熊燃烧；
东方古巴这匹野牛正陷入火阵，到处挨烧。
至于越南《人民军队报》说越南在柬埔寨的所作所为是“历史的实际”和“客观的要求”，这倒多少吐露了一点越南当局的真情。
越南统治集团的确无时无刻不做着昔日阮氏王朝的扩张迷梦。
对于这些做王朝梦的人，法国《解放报》最近刊登的一段话倒有助于他们清醒一下头脑。
这家报纸说：
喜欢讲历史的越南人应该记得一八一三年的先例，当时越南人打着一个傀儡国王的幌子吞并了柬埔寨，但在柬埔寨人民的斗争下，越南皇帝被迫同意于1845年恢复了柬埔寨的主权。
“这是一个今天很可能会重演的脚本”。
恩格斯早就指出：
“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
河内当权者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坚持民族扩张主义，绝不能逃脱历史的惩罚。
越南侵略者必将被柬埔寨人民赶出去。
越南当局加紧实行法西斯军事统治
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越南当局正利用“总动员令”，加紧对越南人民实行法西斯军事统治，宣布从03月15日起在全国范围实行“在新形势下工作和军事训练制度”。
这实际上是实行战时体制。
越南《人民报》03月12日刊登了越南政府03月11日就这个“制度”发出的“指示”，规定所有的干部、工人和各种合作社的社员，“每天都要工作十小时，其中八小时生产劳动或者工作，两小时用于军事训练、站岗、保卫或者进行为战斗服务的训练。”
“不参加军事训练的人要组织他们学习救护、抢救倒塌的房屋、通讯联络等，或者组织他们轮流站岗，保卫机关、企业等，以便顶替有条件参加军事训练的人。”
除小学外，各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停课一至两周，用于“紧急（军事）训练”。
指示规定，在完成了军事训练计划之后，每天仍要工作十小时，“把增加的两小时工作时间用于增加集体生产”。
指示说：
“这项工作和训练制度将于1979年03月15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
所有为工人、职员和人民日常生活服务的机关都要根据上述的时间改变工作方式和活动时间。”
越南当局为了继续推行穷兵黩武，搜刮民脂民膏，在03月05日宣布“全国总动员”，作出了“实现全民军事化、全民武装”的决定，规定“一切法定适龄公民都要按政府会议的计划加入各种武装力量”，“动用一切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保证战争的需要。
在新形势下工作和军事训练制度”的指示，就是根据“总动员令”作出的一项“具体规定。”
阿曼苏丹国首任驻华大使
向乌兰夫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阿曼苏丹国首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易卜拉欣·哈穆德·苏卜希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在场。
伊朗判处前地面部队副司令等十人死刑
新华社德黑兰03月13日电据波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法庭03月12日判处十名“前政权的叛国分子”以死刑。
这十人中包括前地面部队副司令纳德尔·贾汉巴尼，前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前波斯通讯社社长马哈茂德·贾法里昂，前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帕尔维兹·尼克哈赫，前众议员古拉姆·侯赛因·丹尼希，前监狱长瓦利·穆罕默德·赞德—卡里米。
这些人已在13日上午被处决。
伊朗妇女继续示威要求平等自由
据新华社德黑兰03月12日电上万名伊朗妇女03月12日在德黑兰大学集会和上街游行，要求权利平等和抗议限制她们的自由。
她们举着标语牌和呼口号：
“我们要权利平等”，“不要穿长袍”，“自由，自由”。
这是伊朗妇女连续第4天举行抗议活动。
临时政府副总理恩蒂扎姆在这以前发表了谈话，说并不要求妇女上工时要戴披巾，“但是她们在机关里穿着应当庄重，避免显得轻佻或暴露”。
卡特总统表示同埃以会谈取得进展
新华社开罗03月13日电美国总统卡特在他六天中东之行结束时说：
“我确信，我们现在已经把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一项和约的所有主要组成部分确定了下来，这项条约将成为全面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基石。”
卡特总统是在03月13日下午从以色列回国途经开罗机场同埃及总统萨达特举行两个半小时的会谈后向报界说这番话的。
卡特在他认为“极其重要的”这次谈话中说：
“我刚向萨达特总统全面通报了我在以色列讨论的情况。
当我在那里访问的时候，美国提出了解决一些悬而未决问题的建议。
贝京总理和他的内阁完全接受了这些建议。
萨达特总统现在也接受了这些建议。”
他说：
“根据在埃及和以色列期间讨论的情况，我还向萨达特总统和贝京总理提出了美国关于解决几个剩下的问题的建议。
今天早些时候，贝京总理同意把这些建议提交他的内阁去加以考虑。
一有机会就会这样做”。
他还说：
“萨达特总统已经仔细研究了所有这些剩下的问题，并接受了这些建议。”
卡特总统一行离开开罗机场时，萨达特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前往欢送。
据一些美国官员透露，卡特所说的剩下的问题包括：
保证将来向以色列提供西奈油田的石油；
埃及和以色列互换大使的时间；
加沙地带自治问题的细节。
另据耶路撒冷消息，贝京13日在接见电视新闻记者时说，他将把美国的建议提交以色列内阁和议会讨论，“如果议会拒绝这些建议的话……我的责任就是辞职”。
他说，如果内阁和议会通过这些建议，两周内就可以同埃及签订和约。
国际简讯
泰、印和印尼批准安达曼海域划界协定
泰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三国03月02日在泰国外交部举行仪式，批准了关于三国在安达曼海海域划定彼此疆界的协定。
协定内容包括确定三国在安达曼海海域的联接点、划定三国在安达曼海海域大陆架的界限以及承认各有关政府对所属海区（包括海床）拥有主权等。
马来西亚和印尼同意向泰国提供原油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最近同意向泰国提供原油，以帮助泰国克服目前缺油的困难。
马来西亚将首先向泰国提供一批原油，随后将达到每天供应一万桶。
印度尼西亚已同意供应泰国四万吨原油，其中一万五千吨已经启运，其余二万五千吨将在一个月内交付。
摩洛哥宣布同埃塞俄比亚断交
摩洛哥03月09日宣布同埃塞俄比亚断绝外交关系。
据马格里布阿拉伯新闻社报道，摩洛哥外交和合作部发表的公报指出，摩洛哥政府认为埃塞俄比亚承认西撒哈拉波利萨里奥阵线和“撒哈拉政府”是同摩洛哥作对，干涉摩洛哥的内政，因此摩洛哥决定同埃塞俄比亚断绝外交关系。
委内瑞拉总统宣布下届内阁名单
委内瑞拉当选总统路易斯·埃雷拉03月10日宣布了他的内阁二十五位成员的名单。
埃雷拉于03月12日宣誓就任总统，并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
此外，埃雷拉还任命了全国二十个州的州长。
利比里亚执政党选出新领导人
据《利比里亚世纪报》报道，在利比里亚真正独立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雷金纳德·汤森和克拉伦塞·辛普森分别当选为这个党的全国主席和副主席。
这次选举是在这个党原来的全国主席詹姆斯·安德森宣布辞职后进行的。
真正独立党成立于1869年，是利比里亚唯一的执政党。
瑞士举行军事演习
瑞士军队和民防组织03月05日到09日在瑞士东北部的苏黎世地区举行了代号为“核桃”的军事演习。
约三万四千名士兵、一万三千名民防组织成员以及四千五百辆机动车和二百五十辆装甲车参加了这次演习。
（新华社）
朝鲜在南北方会晤中提出四点建议
朝鲜乒协谴责南朝鲜方面破坏组成统一球队的会晤
新华社板门店03月14日电为了使朝鲜北方和南方联络代表的会晤取得进展，并解决双方联络代表名称不一致的问题，朝鲜北方联络代表权敏俊在03月14日于板门店举行的第3次会晤中提出了四点建议。
这些建议是：
一、以南北协调委员会已不复存在的事实为基础，在南方联络代表取消作为南北协调委员会汉城方面的代表的条件下，北方联络代表也不用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代表的名称；
二、双方的名称分别为北方、南方“政党、社会团体、当局联络代表团”；
三、根据新的名称，北方联络代表团由目前的朝鲜劳动党代表、朝鲜民主党代表、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参加，南朝鲜方面的联络代表团的名称及其组成也应与此相适应；
四、基于上述措施本质上不影响已经实现的双方联络代表接触这一点，认为1979年01月23日以来北方提出的所有建议和所采取的措施继续有效。
南朝鲜方面联络代表在今天的会晤中，提出终止朝鲜南北联络代表接触，改为双方工作人员接触。
会晤结束后，北方联络代表权敏俊举行记者招待会。
他宣布，由于南朝鲜方面对北方的建议未表示明确的立场，双方未能达成具体协议。
新华社平壤03月13日电朝鲜乒乓球协会代表团03月12日发表声明，谴责南朝鲜方面制造障碍，破坏了北方和南方关于组成一个乒乓球队参加第3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问题的会晤。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北方和南方乒乓球协会代表03月12日在板门店举行第4次会晤，讨论组成一个乒乓球队参加在平壤举行的第3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问题。
由于南朝鲜方面制造种种障碍，南北乒乓球协会代表会晤终于破裂。
会晤结束后，参加会晤的朝鲜乒乓球协会会长金得俊在板门店发表朝鲜乒乓球协会代表团的声明。
声明指出，朝鲜北方为组成一个乒乓球队参加第3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作了认真、耐心的努力。
但是，南朝鲜方面却提出了种种理由和借口，制造人为的困难，采取了不诚实的立场和态度。
声明说：
“南朝鲜方面决不能推卸单方面破坏双方关于讨论组成统一队问题的会晤的责任，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格林纳达发生政变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位于东加勒比海的岛国格林纳达13日清晨发生政变，推翻了埃里克·盖里总理领导的政府。
这是加勒比英语国家相继独立以来发生的第1次政变。
据报道，这次政变是反对党新宝石运动在盖里总理离开格林纳达前往纽约几小时之后发动的。
持有武器的政变分子在占领电台的同时，袭击了军营和警察局。
埃里克·盖里在获悉政变消息后，否认他的政府已被推翻。
他说，发动政变的分子同古巴有关系。
格林纳达面积三百四十五平方公里，人口约十一万，它是在1974年脱离英国控制而成为独立国家的。
埃里克·盖里领导的统一工党从1951年起曾经多次执政。
发动政变的新宝石运动是1972年成立的。
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取得成就
决定新欧洲货币体系从03月13日起正式生效
新华社巴黎03月12日电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领导人今天在这里正式宣布：
新的欧洲货币体系自03月13日起开始生效。
这一决定是在共同体九个国家和政府首脑举行的第13次欧洲理事会开幕时作出的。
首脑们说，欧洲货币体系使得除英国外的共同体国家能够依靠三百二十亿美元巨额基金的支持，稳定它们的货币之间的汇率，从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业和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产生有益的影响。
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会上讲话时指出：
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紧张在加剧和越来越多地使用武力”，“在经济方面，形势的特点是在伊朗事件后在能源价格方面出现的紧张局面和石油价格的上涨。
在这种能源价格方面的紧张局面中包含着共同体国家经济不稳定的危险”。
在这次为期两天的欧洲理事会上，九国首脑还要讨论关于能源、就业和共同体经济形势以及法国总统提出的关于召开一次欧洲—非洲—阿拉伯联盟国家会议等问题。
12日晚上，共同体九国外交部长就当前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磋商。
新华社巴黎03月13日电新华社记者报道：
有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参加的欧洲理事会今天结束了为期两天的会议。
这次会议显示了西欧九国谋求加强联合、协调政策，来应付当前动荡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决心。
当前的世界形势，如会后发表的会议“结论”所说，“包含着新的危险和巨大的不测”，“共同体内的经济、社会形势，在某些方面，也仍然难以令人满意”。
这次会议没有确定的议程，主要讨论了共同体的经济形势、能源和就业等问题。
会议最突出的结果就是正式宣布实行“欧洲货币体系”。
这是由法国和西德创议建立的，目的是在共同体范围内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稳定区，防止美元波动的冲击。
这将有利于开展共同体内部的贸易，促进共同体国家经济的发展。
能源问题是西欧各国面临的尖锐问题之一。
共同体各国所需石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依靠进口。
由于石油涨价，特别是伊朗局势动乱引起石油供应紧张，使共同体国家深感不安。
这次会议决定，把共同体1979年的石油消费量减少到五亿吨，同时要求各国加速发展和利用煤、核能、太阳能和地热。
会议还强调要与产油国对话。
这些措施，目的都在于缓和石油需求方面的压力。
就业问题目前在欧洲已成为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
由于经济停滞，共同体各国目前失业人数已超过六百五十万。
在失业的威胁下，劳动人民的罢工斗争在发展。
去年，欧洲共同体的经济增长率仅为百分之二点八，今年预计为百分之三点四，这并不能解决失业问题。
这次首脑会议提出了三项办法：
改进培训制度；
限制加班；
改善妇女就业机会。
人们认为，光靠这几项办法显然是无济于事的。
在首脑会议期间，共同体各国外长也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中东和非洲问题。
地处欧洲侧翼的中东、非洲地区，是西欧各国的能源和原料的主要供应地，也是这些国家的重要商品市场。
现在，这些地区局势紧张动荡，尤其是苏联野心勃勃地加紧向这些地区扩张渗透，这不能不引起西欧国家的严重关切。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这次会议之前倡议召开一次欧洲—非洲—阿拉伯联盟国家会议，就反映了西欧国家的这种关切心情。
在这次首脑会议上也反映了共同体国家之间的某些分歧。
如英国强烈要求改变共同体的农业政策；
英国和意大利在一些问题上互相支持，被认为形成了“客观上的联盟”。
然而，加强联合的倾向还是主流。
如会议“结论”所说，共同体要“更加强其内聚力和改善其内部平衡”，以果断地应付当前的局势。
新华社巴黎03月08日电法国政府03月07日决定改变它原有的对欧洲货币体系生效一事所持的保留态度。
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03月07日就此在内阁会议上发表声明说：
“由于参加欧洲货币体系的八国间就废除货币补偿额达成了政治协议，法国取消保留，并即将向它的伙伴建议欧洲货币体系自下周起开始生效。”
关于废除货币补偿额的政治协议是共同体农业部长理事会于03月07日凌晨在布鲁塞尔达成的。
根据去年12月举行的欧洲理事会的决定，欧洲货币体系本应于今年01月01日起生效。
但是，由于法国同其他国家在共同体国家间农产品贸易中实行的货币补偿额制度上发生分歧，因而对欧洲货币体系的生效持保留态度，使这一体系未能按时生效。
欧洲货币体系问题将是03月12日和13日在巴黎举行的下次欧洲理事会讨论的题目之一。
石油消费量增加输出国产量减少
今年世界石油供应可能短缺
去年石油输出国产量下降百分之六，西欧增产幅度较大
新华社北京电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由于世界第2大石油输出国伊朗最近局势的发展，1979年世界（除东方国家外）每天可能短缺二百三十万桶石油，相当于每日石油消费总量的百分之五点五。
由除法国以外二十个西方主要国家参加的国际能源机构估计，国际能源机构国家的石油消费从1978年每天三千七百七十万桶增加到1979年每天三千八百四十万桶，世界其他国家的石油消费从1978年每天一千三百五十万桶增加到1979年每天一千四百二十万桶。
这样，1979年总的需要量为每天五千二百六十万桶。
国际能源机构估计，由于伊朗形势变化，石油输出国组织1979年所提供的石油将低于1978年的水平，每天只能提供二千九百七十万桶，加上其他国家所能提供的，1979年总共提供的石油量将为每天五千一百一十万桶。
因此，1979年市场上短缺的石油每天将为一百五十万桶，由于每天要储存八十万吨，每天石油缺乏量共为二百三十万桶。
为了减轻石油市场的压力和在短期内制止原油价格的上涨，国际能源机构的二十个成员国已经商定把石油消费降低百分之五，即每天减少二百万桶。
据新华社北京电据英国《石油经济学家》杂志报道，1978年世界石油总产量估计为三十亿零五千六百万吨，比1977年增长百分之零点二。
石油输出国组织1978年的产量为十四亿六千二百万吨，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约百分之四十八，同1977年的产量相比，下降了百分之六以上。
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中，去年减产的有沙特阿拉伯、伊朗、委内瑞拉、阿布扎比、尼日利亚、利比亚、加蓬、印度尼西亚。
其中沙特阿拉伯由1977年的四亿五千八百四十五万吨下降为1978年的四亿一千万吨，下降了百分之十点六。
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第3大石油生产国和最大的石油输出国。
它的最高生产能力可达日产一千二百万桶左右。
但去年在10月份前，一直限制在日产八百万桶，直到去年11月开始，为弥补伊朗石油短缺而将产量提高到日产一千零五十万桶。
伊朗是世界第2大石油输出国，1977年的石油产量为二亿八千二百二十万吨，出口量为二亿五千六百万吨。
但去年因石油工人持续罢工而使石油产量大幅度下降。
去年11月份下降到日产三百五十万桶。
12月份有时日产只有三十万桶左右，不足国内消费的一半。
从12月份开始，出口完全中断。
而在通常情况下，它的日产量可达六百万桶。
去年年产估计为二亿五千五百万吨，下降近百分之十。
在减产的这些国家中，除伊朗外，减产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根据国际石油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自动控制生产，同时也为了推迟石油资源的枯竭期。
世界原油生产的首位仍由苏联保持，去年增长百分之四，达五亿七千二百五十万吨。
美国的原油生产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六，估计达四亿八千五百万吨，占世界第2位。
西欧原油生产去年估计增长百分之二十九，超过八千三百万吨。
这主要是北海油田产量有很大提高。
这个油田的英国部分的产量为五千三百五十万吨，比1977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挪威部分为一千七百五十万吨，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
墨西哥的石油生产近年来发展很快，1977年平均日产为一百万桶，到去年12月份，平均日产提高到一百五十万桶。
据报道，墨西哥去年又发现了新的储量丰富的大油气田。
美国政界人士支持政府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力量
美国希望继续同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合作
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美国政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支持美国政府最近采取的一些加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力量的行动。
副总统蒙代尔11日对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发表谈话说，美国政府“一直关注着中东地区的稳定。
我们对这个地区的稳定的关心并不是伊朗局势恶化后才开始的。”
他说，美国最近所采取的一些行动是“合法地运用美国的影响，在我们有理由这么做的地方对付挑战”。
蒙代尔说，他不认为美国在侵越战争失败后就应该成为一个“孤立主义的国家”。
他说，现在中东许多国家期待着美国的援助，“我们必须而且应该满足他们的需要。”
参议员斯通11日在全国广播公司《会见报界》节目里答记者问时说，美国同一些中东国家的共同目标是“抵抗苏联企图控制温和的中东”。
他表示赞同美国在北也门同苏联支持的南也门作战期间向北也门提供防御性武器以及派海军舰只去中东和在这个地区派驻空军力量。
苏联利用这个地区的动乱加紧渗透扩张，直接威胁到西方、特别是西欧、日本的石油供应，引起了人们的严重不安。
美国有的议员甚至主张采取军事行动以“保卫中东石油”。
参议员杰克逊说，虽然目前还不需要用美国军队去保卫中东的油田，“但我们绝对不应排除这种可能性”。
参议员贾维茨也说，美国应该宣告，它不允许中东油田“落入一些不友好的人的手中，为此即使采取军事行动也在所不惜”，因为“这些油田对世界和平、对美国、以及对任何一个工业国家都是极其重要的”。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华盛顿消息：
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汤姆·赖斯顿13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巴基斯坦和伊朗决定退出中央条约组织问题时说，美国“珍惜同那个地区的国家的合作。
我们期望，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同它们进行合作。”
他还说：
“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仍是我们在那个极其重要的地区的目标。”
但是，美国“目前不打算提出什么建议来取代”这个联盟。
美国不是中央条约组织的正式成员，而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的活动。
苏捷斯卡国家公园
苏捷斯卡国家公园不是我们一般概念中的公园。
它吸引人并不是因为它有奇花异木和珍贵鸟兽，也不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自然美景。
这个占地六万多公顷的大公园，虽然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山区，但突出的却是人们从这里可以了解南斯拉夫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和看到闪耀在山谷的英雄主义的光辉。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我们来到这个位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国家公园参观。
苏捷斯卡是万山丛中一条长仅三十多公里的小河的名字，它的河谷周围大约一万七千多公顷的地方，是国家公园的中心。
这是一个十分开阔的山谷，绿草如茵，一直延伸到半山坡上。
在这美丽的山坡上，白色的大型纪念碑象两座小山峰似的威严地矗立着。
这就是苏捷斯卡战役纪念碑。
高十九米，它看上去象是一个张开的山口。
南斯拉夫朋友介绍说，这是突围的象征，是为了纪念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最大的一次战役——苏捷斯卡战役。
那是1943年五、06月的事，德意法西斯占领者对南斯拉夫人民武装发动了第5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攻势，妄图一举消灭铁托同志统帅的人民军队的主力。
当时，人民武装战胜敌人的第4次攻势才两个月，队伍是疲惫的，而且近两万名战士中有四千多名伤病员，就是说，每五个人中有一人不仅没有战斗力，而且还需要别人照顾。
敌人从四面八方调集了十二万人，还配有飞机多架。
人民军队的武器不但简陋，而且弹药不足。
战士们的肚子也吃不饱，因为粮食困难。
就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人民战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战斗，整整打了七百二十小时，即是说，三十天中的每小时都在战斗。
人民的战士表现了非凡的英勇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当子弹用尽时，有多少战士同阵地共亡啊，当粮绝时，他们杀掉战马来充饥。
敌人的飞机还肆无忌惮地擦着山头飞过，不断轰炸和扫射。
这次战役，人民军死伤了七千多人，骁勇善战的第3师师长萨瓦·科瓦切维奇在一次冲锋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有名的师，半数以上都牺牲了。
南斯拉夫有一首男女老少都会唱而且喜欢唱的歌，就是歌颂这位人民英雄的。
歌中唱道：
“苏捷斯卡在咆哮，它被鲜血染红了。
萨瓦率领的师啊，艰苦卓绝地战斗……”这场为时三十天的战役，人民军队付出了巨大代价，最后，铁托同志率领着人民军队胜利地突破敌人的包围，粉碎了敌人的险恶阴谋。
因此，南斯拉夫同志说，苏捷斯卡战役是英雄主义的光辉典范，反映着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坚定决心。
这个山谷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石头都是可纪念的，它提醒人们，今日的幸福生活曾经付出怎样的代价。
纪念碑后边，在用水泥砌的一条条阶台上刻着当时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的名称。
从这里沿山路走十来公里，就是铁托同志在那次战役中受伤的地方。
当时，敌机轰炸了人民军队的司令部，铁托同志的左臂受了伤。
纪念碑前边，有一个很大的方形烈士墓，墓碑上刻着：
“这里安息着三千三百零一名苏捷斯卡战士”。
这是在附近所能找到的牺牲者。
山脚下，是1971年修建的苏捷斯卡纪念馆。
馆内墙上密密麻麻地刻着六千五百零八名牺牲者的名字。
纪念馆的同志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烈士姓名，如果今后发现了新的，还要继续刻上去。
除了这个大型纪念碑和纪念馆外，周围还有一些烈士墓和纪念地。
这些革命战争纪念地构成了苏捷斯卡国家公园的中心。
国家公园的同志告诉我们，这里的常客是青年。
我们在纪念馆看到的一部纪录影片里，一群群青年向英雄墓地献花致敬，朗诵悼词和宣誓的情景，是很动人的。
不仅如此，公园内的一切建筑物也都是青年们义务劳动建成的。
听说，十年来，苏捷斯卡地区充满了青年义务劳动队的歌声。
国家公园对于青年们来说，既是游览山景、远足旅行的地方，又是进行义务劳动的园地，更是学习老一辈的战斗精神和革命传统的学校。
在南斯拉夫，以铁托为首的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同时也是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建立人民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这次革命斗争中，牺牲了一百七十万人，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强。
今天，你在许许多多的工厂、农村和城镇，都可以看到烈士纪念碑和纪念像。
虽然南斯拉夫解放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每逢纪念日或节日，你会看到这些纪念碑和纪念像前都有鲜花。
南斯拉夫人民是十分珍视自己的革命战斗传统的，他们牢记今天的一切都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
去年苏捷斯卡战役三十五周年，在这个国家公园的中心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大型群众集会，全国各地都派了人来参加。
宽阔的河谷布满了人群，铁托同志亲自出席大会，向烈士墓献了花，并在大会上讲了话。
他号召年轻一代发扬“苏捷斯卡”精神，把它做为争取更加美好的生活的永不消失的激情。
高龄的铁托同志还到他当时受伤的地区巡视，会见了参加苏捷斯卡战役的老战友，同他们一道回忆了当时艰苦斗争的情景。
苏捷斯卡是个绿色的山区，但它的内容却是鲜红的；
它是个寂静的山谷，但包含着沸腾的激烈的战斗；
它是风光美丽的游览胜地，又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地方；
它是一个国家公园，但又不是一般意义的公园。
这种有意义的结合，大概是南斯拉夫人民对国家公园这种形式的特有的运用吧。
本报记者迎秀（附图片）
苏捷斯卡战役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