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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总统说，美中两国新关系可以为和平事业服务，特别是为亚太地区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
邓副总理说，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
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二十九日电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夫人罗莎琳·卡特今天晚上在这里举行国宴，欢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
卡特总统在祝酒时说，美国同中国之间的新关系可以为和平事业服务，特别是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
邓小平副总理在祝酒时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
宴会厅里装饰着特地从卡特总统的故乡——佐治亚州运来的各种颜色的山茶花。
参加这次宴会的一百五十多位主人和客人在十分热烈与友好的气氛中欣赏了乐队演奏的美中两国的民间乐曲。
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三家美国电视台转播的这次宴会，被人们称之为：“全世界多数人今晚所注视的筵席”。
美国总统卡特在宴会上祝酒时说：邓副总理的访问“在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卡特总统接着说：“自从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今天是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之间首次在最高一级水平上开始会谈。
我们的会谈是富有成果和建设性的，因为我们双方都敏锐地意识到，我们现在所做的将成为今后的和平合作的先例。”
他说：“我们进入这种新的关系不是为了短期的利益。
我们对一个由多样化的和独立的国家组成的世界共同体负有长期的义务。
我们相信，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国将在这个共同体中起一种合作的作用。
我们的新关系特别能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卡特总统说：“去年一年里，有一百二十多个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访问了美国，而访问中国的美国团体为数更多。
在自然科学、空间、农业、医药和其他领域内的交流已经开始。
现在，随着正常外交联系的建立，这种交流的探索性质可以让位给一种更加有价值的和持久的关系。
这将为我们两国的利益服务，并将为和平事业服务。”
他说：“你们的国家，同我们的国家一样，是由普通男女的艰苦劳动创建起来的。
尽管我们在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很多东西有待我们共同去建立。”
他说：“在争取自由的革命中诞生的美国是一个只有二百年独立历史的年轻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在继续生效的成文宪法。
有四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还是很年轻的。
我们能够互相学到很多东西。
“（在美国）有数十万中国血统的美国人，而他们对我们社会所作的贡献比这个数字所能表明的要更大。
中国血统的美国建筑师、艺术家和科学家——包括近年来三名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他们的工作丰富了我们的国民生活。”
卡特总统接着说：“象您，副总理先生一样，我也是一个农民；
而且，同您一样，我过去也是一名军人。
当我长大的时候，在我那个小小的农业村社里，农业生产方法和生活方式同几个世纪前并没有多大不同。
我走出了那样一个世界而参加了一艘核潜艇的计划和安装工作。
当我回到故乡时，我发现，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已在短短的几年内改造了农业。
“我了解到那种变化所带来的震动，变化所要求的有时是痛苦的调整，以及变化对个人和国家可能带来好处的巨大潜力。
“我也知道，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抑制不住变化。
使科学技术的进步适应我们的需要——学会控制它们——在尽量缩小它们潜在的不利作用的同时从中得到利益，这样就更好了。
“我知道，中国人民和您、副总理先生，十分理解这些事情。
你们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现代化的工作证实了这一点。
美国人民祝愿你们的这些努力取得成功，并且盼望同你们进行合作。”
邓小平副总理在祝酒时说：“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春节，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作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而欢庆的节日。
此时此地，我们同在座的美国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邓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代表华国锋总理，并且以他个人的名义，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良好的祝愿。
他说：“我们两国曾在三十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
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了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我们也自然地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作的努力。
我们高度评价卡特总统、万斯国务卿和布热津斯基博士为两国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所作出的宝贵贡献。
“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
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双方顺利地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不仅如此，双方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
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
出席这次宴会的还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夫人殷森、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和夫人李友锋、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以及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夫人，部分内阁成员、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以及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夫人出席了宴会。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美国各界知名人士。
中美两国领导人第一次在美国首都举行会谈。
这是一月二十九日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在白宫首次会谈前交谈。
新华社记者郭占英摄（传真照片）
作者：林兆义/孙扬钦/吴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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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
邓副主席在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减轻单兵负荷量以后，这一问题至今并未得到很好解决。
据广州部队一个团的情况调查，即便按轻装开进要求（不带背包），包括枪支弹药、防毒面具、水壶、干粮袋、圆锹、砍刀、雨衣、挂包，步枪手的负荷量仍有四十六斤，轻重机枪手为四十九斤，炮手（八二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为五十二斤。
另一个团的情况大体相似：步枪手为四十三点四斤，冲锋枪手为四十三点七斤，轻重机枪手为四十九点五斤，炮手为六十一点三斤。
战士们说：背上这么沉的东西，连续行军几天，就可能造成某些非战斗减员。
此外，背带（袋）太多。
一个战士身上，有子弹带、防毒面具带、水壶带、挂包带、干粮袋、手榴弹袋、圆锹（镐）带、饭盒袋、雨衣袋、砍刀袋，少则八条，多则十条。
战士把这些背带左捆右绑，影响了呼吸。
尤其是在山岳丛林地带行军，这些背带更显得是极大的累赘，对部队的行动带来许多不便。
本报记者 林兆义、孙扬钦、吴顺祥
作者：指导员邓子华干事杨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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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曾提出过一个尖锐问题：哪一天能解决战士身上背的减少一、二十斤？
时间过去了三年多，现在怎么样了呢？
战士的负荷量我们很清楚，确实很重。
半自动步枪手负荷五十三斤，冲锋枪手负荷五十六斤半，轻机枪手则要负荷五十八斤半。
加上子弹，步兵班平均每个人负荷六十一斤多，火箭筒班平均每人也负荷五十多斤。
再加上被服、教材、书和干粮，那就更重了。
战士的负荷太重，严重地影响部队圆满完成战备任务。
我们七连在最近的一次战备行军中，一天只走了四十五公里。
一路上，连长、指导员边走边做思想工作，给大伙加油鼓劲。
可是战士们却说，不是我们怕苦怕累，而是背得太重了。
一天行军结束了，百分之七十的人脚上打了泡，掉队的人就占百分之二十八。
到了宿营点，不少同志脖子象落枕一样难受，两个肩膀被带子勒得红肿，臀部磨破了皮，背包一放，躺下就不想动了。
减轻战士负荷量的事，太使人焦心了，再也不能拖了。
为这个事，我们不止一次问过有关领导，可是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件事到底由哪个部门负责，什么时间能够减轻战士的负荷量。
邓副主席及其他军委领导同志要求我们想方设法减轻战士负荷，我们有关的领导部门和科研部门就应当做到千方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再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了！
指导员 邓子华 干事 杨南平
栏目：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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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封来信，对教们领导机关来说，无疑是“将了一军”。
但是，这一“军”不应该把我们将死，而应该将活。
它至少可以在四个方面打破我们的思想僵化：
一、一个实际步骤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减轻单兵负荷，提出有三年多了。
进展是快还是慢，步子是大还是小，实践已经作了初步的检验。
现在战士身上背的同三年以前相比较，重量差不多。
“四害”横行的年月，减重工作很难搞，可以理解；
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工作仍是很少起色，那就不好交代。
看来什么事情都一样，再好的锦囊妙计，如果不采取措施去兑现，去落实，那始终不过是“皇帝的新衣”。
军队已经开过了军委扩大会议、军委会议和全军政工会议，军队工作的有关方针、原则、政策都有了，现在不是再提出什么新的章程，而是要扎扎实实地抓落实。
象减轻单兵负荷这一类的问题，如果缺乏紧迫感、责任感，缺少象战士那样的深切感受，又拿不出定人定时保质保量的实际措施，再喊上几个三年也无济于事。
二、各行各业的现代化都有自己的指标。
有的同志说，地方搞现代化指标很具体很明确，我们搞现代化指标不明确。
事实无情地驳倒了这种论点。
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提出的“我们总后到哪一天能解决战士身上带的能够背得动、走得动，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哪一天能解决战士身上背的减少一、二十斤”。
这不就是指标吗？
能说这个指标不具体不明确吗？
单兵负荷问题不过是其中一例。
我们许多工作都已经提出了具体要求，拿“指标不明确”作为裹足不前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的。
三、要共同负责，不要互相推诿。
单兵负荷量虽然看起来是一件非常具体的事，但它却是多项科研成果在一个战士身上的综合体现，是总部有关领导机关通力协作，共同负责的结晶。
如果共同负责变成都不负责，党委决定的东西，各方都不去办，部门与部门扯皮，科研与生产脱节，那么，减轻单兵负荷量这件事就还是可望而不可即。
有关部门不去落实，难道还要让邓副主席去抓一斤一两往下减的具体工作吗？
四、要有一个抓总的。
减轻单兵负荷，不仅涉及到军械弹药和军需装备品的减重，制式装备的标准，也涉及到国家的经济水平。
要使这项涉及面很广的工作迅速开展，早见成效，很需要全面规划，组织协作，加强统一领导。
如果没有一个抓总的，组织形式不适应工作任务的要求，只是在那里各自为战，“单个教练”，那就很难打好现代化之仗。
作者：宋伟/王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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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沈阳部队某师的五十多名师、团干部和七十多名机关干部，纷纷下到连队，和战士一起欢度新长征中的头一个春节。
晚上九点多钟，师政委侯德刚等来到了某团三炮连。
这是个新组建的连队，许多同志来自各个单位，有些战士还是互不相识；
营房也是刚修建的，室内还没有安装上电灯。
当侯政委向他们祝贺春节时，战士们赶紧挪过蜡烛，围拢来，请老首长讲故事。
眼前的情景，使侯政委想起了抗美援朝战争时的一个除夕。
他给战士们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连队在坑道里过春节。
除夕那天晚上，洞外有敌人炮火封锁，头上有敌人飞机轰炸……可是战士们的春节照样过得欢快，大家啃着干粮，就着雪块，当作会餐，边吃边评论敌人献来的迎春“爆竹”。
侯政委的故事讲得战士们喜笑颜开，豪情满怀。
炮团五连刚刚装备上新火炮，干部战士都把它当作一件大喜事来谈论。
在这个团当过兵的师副政委史聚舟和战士们在一起过春节。
他给大家讲述了他当兵时的情景：那时全连只有缴获敌人的两门山炮，战士们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
有时新兵训练中损坏一个零件，大家都心疼得掉泪。
那时候，我们多么盼望有更多更好的大炮装备连队呀！
如今，部队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
战士们纷纷向老首长谈了自己学科学、学文化的计划。
今年补入的新战士头一回在部队过春节。
此时此刻，他们在思考什么呢？
这是师、团领导干部特别挂念的一个问题。
某团政委唐延增和政治处副主任刘景文来到一连，把二十四名新战士召集到一起拉开了家常。
来自黑龙江省反修前哨的李明说：“苏修新沙皇亡我之心不死，经常在我国边界捣乱，家乡的人民都恨透了那些坏蛋。
我报名当兵就是想多学过硬本领，随时准备狠狠打击豺狼。”
和李明来自同一地区的王立辉也表示，一定努力学习军事，争取早日把立功喜报寄回家。
新战士们的愿望使唐政委十分高兴，他勉励大家努力学习政治，刻苦钻研技术，一齐攀登现代军事技术高峰。
（宋伟、王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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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三十日电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一月三十日上午在白宫继续进行会谈。
这是邓副总理在华盛顿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的第三次会谈，也是最后一次会谈。
双方的高级助手参加了会谈。
据悉，今天的会谈着重讨论了双边关系问题。
在昨天举行的两次会谈中，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国际形势。
他们就涉及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稳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卡特总统在昨天晚上的国宴祝酒时说，这两次会谈是“富有成果和建设性的”。
记者获悉，中国方面也有同样的看法。
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二十九日电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在白宫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出席首次会谈的中、美两国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谈。
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二十九日电 本社记者获悉，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会谈是十分重要而又很有成效的。
双方在很友好的气氛中概括地回顾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就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稳定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邓副总理代表华国锋总理和中国政府邀请卡特总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到中国访问。
卡特总统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卡特总统也邀请华国锋总理访问美国。
邓副总理很愉快地代表华国锋总理接受了邀请。
具体访问时间将在以后商定。
在会谈开始时，卡特总统再次对邓副总理访问美国表示欢迎。
邓副总理表示，这次来访，不仅他个人很高兴，而且全中国人民都高兴。
他还说，他一踏上美国国土，就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欢迎，感到亲切温暖，使他预感到这次访问会获得良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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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二十九日电 据此间今天获悉，美国总统卡特和中国总理华国锋将互访。
在今天上午白宫欢迎仪式后举行的会谈中，中国副总理邓小平邀请美国总统卡特在他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卡特总统接受了这一邀请。
同时，他邀请华国锋总理访问美国。
邓副总理代表华总理接受了这一邀请。
作者：李广生/刘国厚/张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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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陕西省军区某团九名领导干部分头下到连队，同战士一起欢度美好时刻。
团的领导到连队后，和战士们同吃“迎春面”，同包“送年饺”，共开娱乐会，还分头到班、排同战士们促膝谈心，畅谈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大好形势，看望来队家属。
除夕，八连伙房里阵阵欢声笑语，政治处魏主任同炊事班一起忙着切菜做饭，还特地为少数民族战士做了一顿家乡风味菜，战士们反映：“这顿饭格外香。”
特务连召开了一个革命故事会，战斗英雄、副参谋长李光岐讲述了他所在部队一九四八年除夕巧袭敌团部，活捉敌团长的故事。
他联系揭露当前苏、越大小霸侵略扩张的罪行，启发大家节日不忘战备，随时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初一早上，梁副团长在二连教南方籍战士包饺子，一面包一边拉家常。
一连的迎春娱乐会更是热闹，左政委和营连干部、战士登台演唱了精彩节目。
二十四名新战士手挽手高唱着：“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我来自内地，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
战士栾重明编了一段快板：“打竹板，上台前，说说政委和咱过新年，领导和咱心贴心，实现‘四化’有干劲……”
（李广生、刘国厚、张继芳）
作者：朱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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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明琪
编者按
为了追求见报数字，报道人员带着同一篇稿子，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奔走于几个编辑部之间。
明明是在一稿多投，却向人家保证“未寄送其它报刊”；
露出马脚时，又继续采取欺骗手段，甚至不惜把为这篇稿件提供素材的同志诬蔑为“有攻击总理的言论”。
这哪里还谈得上无产阶级的新闻道德和作风！
对这样的歪风，我们应当严肃对待，不能再听之任之了。
据称，这位报道人员的这些做法，是得到该部政治机关支持的。
林彪、“四人帮”见报第一的流毒，严重地毒害了我们一些新闻报道人员，这些流毒在一些单位至今还颇有市场，是很值得从领导身上找找原因的。
去年十一月下旬，山东省昌潍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高同志来北京，到《中国青年》杂志社送了他写的题为《婚礼》的稿件。
编辑同志看了此稿内容是写十五年前周总理参加人民大会堂服务人员婚礼的事，决定采用。
次日，打电话约高来编辑部，先问他此稿是否还投其它报刊，高说，只投过《光明日报》，该报说因为稿件挤，不用了。
于是当面说定，这篇稿件由《中国青年》杂志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上刊用。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国青年》杂志突然接到高同志给编辑同志的来信，信中说：“上次去北京，曾去您处，送上拙作《婚礼》，当时您说勿与其它报刊联系。
可是，前几天，一家报纸寄了编发的小样来，问了一下，是我在京工作的一位同学转寄的。
我跟领导同志汇报了一下，领导的意思是报纸刊用可以统计稿件，刊物不统计稿件，还是报纸用好。
……因此只好请您谅解……”但因为《中国青年》杂志已在十二月十五日将这篇稿子发排、制版，并请人画了插图，感到很难处理。
于是打加急电话给高，请他向领导讲一下：不能光看投什么报刊能统计稿件，因早已同《中国青年》杂志说好，且此稿内容宣传晚婚，更适于在青年杂志上用，现又投其它报纸，尽管是一位同学转投的，也不太好，可否同那家报纸联系一下，说明情况，请他们谅解，并望把联系结果速电告《中国青年》杂志。
可是《中国青年》杂志却迟迟得不到答复。
十二月二十日日，《中国青年》杂志直接打电话向《人民日报》询问情况。
《人民日报》的同志说，他们确实在十一月底前后，收到高同志送来的这篇稿子，接着进行了调查核实，准备见报。
经过了解，这才知道作者是有意一稿双投的。
作者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给《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信中说：“……鉴于文艺稿一稿不能两投，未寄送其它报刊。”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之后作者又对双方都说，稿件是同学违背他的意愿转投的，但据了解，《中国青年》杂志同《人民日报》一样，除了只见到作者本身以外，从未见过那位同学。
为了解决作者一稿双投所造成的矛盾，《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同志考虑到《中国青年》杂志稿子已发排、制版，同意此稿让他们用，《人民日报》不用了。
谁知到了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中国青年》杂志付印签字的前一天，又收到山东昌潍军分区政治部的加急电报，电报说，“《婚礼》经核实有些情节有出入，请停用。”
本来作者送来此稿件时，就盖了昌潍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的图章，注明“内容真实”。
之后在进一步核实中，昌潍军分区政治部的来函称：高同志“根据原人民大会堂服务、工作人员的回忆写的歌颂周总理的稿件《婚礼》，经回忆者及所在单位领导审查，内容真实。
军分区政治部领导同志也审阅了此稿，同意发表。”
当天晚上，《中国青年》杂志又给昌潍军分区政治部去电话，询问这篇稿子到底哪些情节上有出入？
高同志答复不出，却说：为此稿提供大量素材的高原同志有问题，最近看了他的档案，发现有攻击总理的言论，经请示领导，怕出问题，不同意发表了。
《中国青年》杂志又查了前不久对高原的调查材料。
山东昌潍农业机械研究所于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寄来的盖有公章的证明信中说：“我所高原同志原系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现系我所工人，自来我所工作以来，政治表现和工作表现都很好，他提供的情况属实，他的名字也可以见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十二月三十日，在刊物即将签字付印的早晨，《中国青年》杂志又派人乘车去人民大会堂作进一步了解。
接待者是人民大会堂政治处干部任文才同志，他说，“高原是位好同志，他调离人大会堂时，是我发的档案，说他档案里装着攻击总理的材料，全是胡说。”
为什么一个个调查材料均与军分区政治部和高同志来的电报、电话不相符合呢？
《中国青年》杂志又派人带着疑团走访《人民日报》文艺部，这才真相大白。
就在昌潍军分区政治部十二月二十九日给《中国青年》杂志发来加急电报的当天，高同志先后两次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要求用他这篇稿子。
《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同志批评了作者一稿多投的错误做法，并说此稿已让与《中国青年》杂志刊用，《人民日报》不用了。
高又表示要《人民日报》用，还说他已经和《中国青年》杂志社讲了，不让他们用。
这就是他们发“停用”电报的目的。
鉴于这种情况，经过认真考虑，在刊物付印的最后时刻，《中国青年》杂志决定撇下了《婚礼》这篇稿子。
可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高同志又分别给《中国青年》杂志打电话和写信说：《婚礼》稿子又经过核实，事情是确凿的，可用，还说“上次我说的高原，应为高峰。”
这是当他们得知《人民日报》拒用该稿后，又要《中国青年》杂志刊用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据了解，他们为了投这么一篇两千字左右的稿件，光用在搞小动作上（打长途电话、加急电报）就达四、五次之多，而一个电话打来，引起的连锁反应，回电话，搞调查，造成的浪费损失，就更不用说了。
我认为，积极向党团报刊投稿，是值得提倡的好事，应当欢迎。
但这是一件对人民负责的严肃的工作。
高同志这种做法实在要不得。
我们希望昌潍军分区领导能对高同志进行批评教育，并从中吸取教训。
徐明琪
作者：赵刚孙寿海赵达理
取消不准开小灶的规定
五四五七三部队某团党委前年在学习硬六连“不准开小灶”等“六不准”经验时，针对本单位有的干部因家属来队开小灶侵占了战士利益的问题，作出了一条规定：“干部家属来队，一律在本单位食堂就餐，不准开小灶”。
规定一宣布，许多干部就议论纷纷，要求取消这条规定。
他们说：
“开展‘三学’运动，是为了调动积极性，加速部队两化建设。
团党委不关心群众生活，我们的积极性从何而来？！”
“硬六连的干部不开小灶，有他们的条件和实际情况，我们不看时间、地点和条件，照葫芦画瓢，生搬硬套一些具体做法，这不是真正学硬六连。”
……
听到干部的这些议论，团党委也觉得有道理。
但怕取消不准开小灶的规定，会被别人说成是否定了硬六连的经验，就硬是顶着要下面执行。
全军政工会议后，党委通过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讲话，广泛深入地到连队听取基层干部战士的意见，发现实行那条死规定，确实有许多实际问题：干部家属来自天南海北，生活习惯不同，年龄有老有小，都吃一样的饭，身体好的和没有小孩的家属还能凑合，带孩子的家属就难办了。
有的孩子小，在家都是喝面胡、米粥，到连队吃大锅饭很不适应。
有的孩子一天需要吃四、五餐。
有些孩子早晨起床晚，赶不上连队开饭时间，常常吃不上饭。
有的家属一般都是打回来吃，招待所离连队比较远，冬天常常吃凉饭。
同时，都在食堂就餐，每人每月交十四、五元，给干部经济上也增加了困难。
特别是有病的来队家属更犯愁，为吃饭问题向连队提吧，怕麻烦连队；
不说吧，又没办法。
指挥连有个干部的家属来部队休病假，就因为吃饭问题不好办，没住几天就生气走了。
临走时，她掉着眼泪对这个干部说：“我们一年只有这么一点时间在一起生活，还让我们为吃饭发愁，你们部队这样做，太缺乏感情了。”
团党委针对这些问题，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大家认为：关心照顾好来队家属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原先有的干部因家属来队开小灶侵占了战士利益，我们应当从加强教育和管理上来解决。
硬六连“六不准”经验的实质是加强干部的思想革命化，杜绝干部侵占士兵利益的问题。
我们团与硬六连所在团的情况不同，向他们学习，应当学他们的根本经验，不能不顾客观情况，照搬一些具体做法。
团党委解放了思想，公开宣布：取消原来一律不准开小灶的规定。
规定取消之后，团党委和机关、连队做了三项工作：一、凡干部家属来队需要开小灶的，粮、油、肉等，一律由团招待所供给，不得在连队购买主、副食品；
二、添置了一部分炉子和锅碗瓢勺，供干部家属来队开小灶时使用；
三、加强对家属来队干部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艰苦朴素、勤俭持家。
实践证明，这个团党委取消“干部家属来队一律不准开小灶”的死规定，大得人心。
大家说：团党委这样关心我们的“小家”，我们更要热爱连队这个“大家”。
（赵刚、孙寿海）
通报批评变为通报表扬
不久前，湖南省新宁县武装部党委作出决定：撤销一九七七年夏天的一个事故通报，另行颁发关于表彰谭清贤同志忘我救护民兵的事迹的通报。
改通报，是这个武装部党委学习空一师，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成果。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次，丰田公社武装部长谭清贤组织民兵手榴弹实弹投掷。
一个民兵把手榴弹投出去后，没有及时荫蔽。
谭清贤同志奋不顾身，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将民兵按倒，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阶级兄弟，使阶级兄弟得免于难，而自己却负了重伤。
事情发生后，县武装部党委把造成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归罪于谭清贤思想麻痹、组织不严，并通报全县。
没料到，通报一发出，下面意见很大。
谭清贤所在区的刘部长更有气，把通报退回了县武装部。
群众的反映，使党委震动很大。
部长康奎亲自带着调查组到丰田公社调查。
他们既找参加那次训练的民兵了解，又向引起事故的那个民兵询问；
既征求当地党委和群众的意见，又找谭清贤谈心。
以后，武装部政委关世廉下乡检查民兵工作，也就这件事进行了调查。
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党委再次进行具体分析，认为主要责任是那个民兵违犯操作规定。
作为现场指挥的谭清贤在危险时刻当机立断，奋不顾身，这种精神应该充分肯定和赞扬。
那么，当初为什么把这件事作为事故通报呢？
分析中，康部长深有感触地说，关键是我们头脑里有形而上学观点，认为训练伤了人，就是事故，既然是事故，就要作事故来处理。
而没有坚持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而，看不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主流，把问题的性质搞颠倒了，错怪了好同志。
党委统一了认识，在区社武装干部会议上，肯定了谭清贤舍己救人的好思想，并作了自我批评。
可是，群众对党委的自我批评还不满意。
整党整风时，部里干部和区社武装干部又对党委提出批评，说党委纠正错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
原来党委有的同志担心党委作的决定又推翻，文件发出又作废，影响党委和机关的威信。
因此，虽然承认错了，但只是在会上说说就算完事。
党委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示，学习空一师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事迹。
大家说，实践已证明我们那个决定、文件错了，就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和推倒。
这样做，党委和机关的威信只会提高，不会降低。
于是，党委一致决定：撤销原通报，另行颁发关于表彰谭清贤同志忘我救护民兵事迹的通报。
谭清贤过去曾憋了一肚子气，心情不舒畅，党委决定撤销原通报，他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一再向党委表示决心，要发扬成绩，提高管理水平，把武装工作干到底。
广大武装干部也称赞这件事：把批评通报改成表扬通报，做得完全正确。
（赵达理、粟登亩）
作者：张康太/刘云龙
栏目：三学新貌
最近，我们下连队调查实事求是的作风恢复得怎么样，干部战士高兴地给我们谈起了“火炉再生”的事。
过去，这个部队每个班都有一个烤火炉，每当天冷时节，战士们取暖、喝开水、用热水都很方便，下雪天训练时，衣服鞋袜搞湿了，也有地方烘干。
但由于使用火炉煤灰多，墙壁容易熏黑，煤饼又黑又脏，影响内务卫生，因此在前年四、五月间贯彻三个条令时，有的领导同志片面强调整齐划一、形式统一，通知各单位把火炉扒掉。
不几天，整个部队的火炉呼呼啦啦就扒了个一干二净。
一进冬天，没有火炉，战士们不仅不能取暖，喝水、用水都成了问题。
随之病号也增多了。
战士们说：“毁掉了火炉，苦了我们战士，形式主义害死人哪！”
去年十月，部队党委结合学习全军政工会议精神，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联系扒掉火炉一事，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分析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贯彻三个条令，搞好内务卫生，目的是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
我们片面强调形式上的统一，不顾实际地下令把烤火炉全部扒掉，表面上看起来是整齐干净了，实际上不仅浪费了大量钱财，更重要的是对战士身体健康不利，影响了战斗力。
我们要象空一师党委那样，把群众生活问题时刻放在心上。
党委立即作出决定：把整个部队的烤火炉迅速重新砌起来。
部队长和后勤处的领导同志深入到连队亲自督促检查，指导施工，还从外地专门请来两名泥瓦工，连续干了一个多月，使每个班都用上了烤火炉。
战士们高兴地说：火炉再生，不仅暖了我们的心，更重要的是党委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
（张康太、刘云龙）
栏目：新长征路上鱼水情
为开滦矿工建起新住宅
本报讯 ○○二一九部队为开滦煤矿新建二十四幢住宅，两百户家属和五千二百多单身职工已在元旦前住进新居。
这支部队于去年下半年陆续投入开滦林西矿、唐家矿和开滦发电厂的职工住宅建设。
他们艰苦奋战，推广新技术，进展很快，建成的住房总面积达五万二千六百多平方米。
除已住进的职工家属外，还有三百户家属可以在春节前搬入。
这些住宅能抗震，质量符合国家验收标准。
（刘长春）
支援国家重点工程施工
本报讯 连日来，浙江省军区某团派出所大部分兵力，支援国家重点工程亭下水库建设施工。
亭下水库位于四明山区的奉化县境内。
计划蓄水量一亿多立方米，用以建设一座规模仅次于新安江的发电站，对这个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关系极大。
团党委极为重视支援水库建设，分工邢团长亲自指挥。
干部战士大干苦干，三天里就挖土两千多立方，采石三百多立方，筑起一段长四十多米、宽六米的临时公路，加快了工程进度。
（汪邦明、杜文和）
大力帮助地方植树造林
本报讯 驻徐州市某团最近出动五百人帮助徐州林场挖埋树苗近十万株。
徐州云龙山过去是一片乱石坡。
毛泽东同志曾视察过徐州，登上云龙山巅，发出了绿化祖国的号召。
从此云龙山的荒山秃岭上造出了绿林。
最近，某团得知市林场有大批树苗急需挖栽时，便主动承担了这项任务。
团的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五百名干部战士大干四天，播植近十万棵树苗，质量达到规定标准。
（郑承尧、夏之火）
协助发掘古墓做出成绩
本报讯 武汉部队炮兵某师协助地方发掘古墓做出成绩，三名同志立功，七个单位和十名同志受奖。
去年，这个师奉命派出人员和车辆，协助湖北省文物考古队在湖北省随县发掘两千多年的擂鼓墩一号古墓。
干部战士吃苦耐劳，清理游泥时曾连续加班四十多个钟头。
他们认真细致，开吊车的起吊文物一千多件，安全无损。
由于干部战士对文物的出土、运送、保管、摄影、配乐、警卫等工作都配合得很好，根据省文化局建议，师党委最近发布了给参加这项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记功或嘉奖的通令。
（魏远安）
作者：北京部队政治部理论组
栏目：思想战线
鲁迅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
几千年来，反动统治阶级依靠安贫乐道的说教，确实造成了一批俯首帖耳的奴隶，任他们剥削和宰割。
林彪、“四人帮”师承了封建帝王的衣钵，对这个“大经络”更是心领神会，加意鼓吹。
你看，我们国家已经被他们搞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了，还硬要说“形势大好”，逼着人们歌舞升平。
谁要是要求提高生活水平，谁就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忘本”、“背叛”；
谁要是抓一下人民生活的改善，谁就是“腐蚀群众”、“复辟资本主义”。
安贫乐道的破旗一竖，既可以作为“贫穷牌社会主义”的遮羞布，为他们破坏国民经济的罪行开脱；
又可以作为麻痹群众的精神鸦片，要人们“安贫”，由他们去享受；
还可以当作一根打人的棍子，把一大批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艰苦奋斗的领导干部打成“辛辛苦苦的走资派”。
真是一箭三雕！
现在，这帮虚伪的“安贫乐道”的鼓吹者，已经被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幸福的历史潮流席卷而去了。
但是，安贫乐道的流毒还在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里作怪，妨碍着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军，不可不加以肃清。
我们国家是穷还是富？
说来好象不成问题：当然还很穷。
可是，也有一种看法，认为不算穷了，应该满足了。
毫无疑问，同解放前相比，日子是好过得多了。
但若同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水平来比，我们还很穷，就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是属于贫困的一部分。
现在有的国家每年钢产量达到每人半吨，粮食每人两千斤；
而我国钢产量每人平均才几十公斤，几亿人搞饭吃，粮食还过不了关。
有的国家早已普及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我们还视为高级奢侈品。
林彪、“四人帮”大搞闭关自守，推行愚民政策，只准人们和过去比，不准同应该达到的目标比，不准同国外的先进水平比。
你要同外国比吗？
你就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
结果，弄得我们一些同志眼界狭窄，孤陋寡闻，只看到鼻子底下那么一小块地方，不知天外有天，夜郎自大，以穷为富。
这岂不是笑话！
我们一定要正视自己的现状，承认贫穷落后。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有很大成绩，也不过是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还谈不上富。
只有去掉盲目的满足感，我们才能奋发图强，急起直追。
穷是不是比富光荣？
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糊涂观念的。
无产阶级似乎就应该一无所有，穷似乎就是无产阶级的本色。
如果吃好一点，穿好一点，就是贪图享受，就是向资产阶级看齐。
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误解。
在旧社会，穷和富，确实是两种不同阶级地位的反映。
那时候，能过上鲜衣美食生活的，只能是地主、资本家这样的剥削阶级，这种富当然是可耻的；
而受到残酷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只能在穷困中呻吟，这种穷在联系到人们的阶级出身时也可以说是光荣的。
新社会，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应该说越富越光荣。
越富，越说明我们劳动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相反，如果我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却依然很穷，那就对不起为祖国繁荣富强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那就是给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我们勤劳、智慧的八亿人民就抬不起头来。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说过：“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
“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二九六页）这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我们的国民经济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拉大了，这就不但不那么光荣，而且简直是一种耻辱。
我们应当知耻，还应当下决心雪耻，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
是不是越穷越革命呢？
在旧社会，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最穷，受压迫最深，所以革命性最强。
是不是可以认为，在今天，也只有继续穷下去，才可以保持革命性；
如果富了，革命性就会削弱，甚至会变修呢？
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看法，是“四人帮”“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流毒。
穷引起了革命，但革命的目的，正是为了消灭贫穷，变穷为富。
假如革命的结果依然让人们过穷困的生活，那么，还要这种革命干什么？
谁还想继续革命呢？
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后，就应该也能够率领广大群众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大幅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从切身利益中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紧紧联在一起，越干越有奔头，越干越有劲头。
所谓富则变修，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
“四人帮”硬要给群众套上穷困的枷锁，却还在高唱“越穷越革命”的高调，他们这种革命就只能是一种冒牌货，群众奋起革他们的命，象打倒地主资本家那样把他们埋葬，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一九五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
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介绍一个合作社》）毛主席这段话是赞颂穷吗？
不是的。
恰恰相反，这段话正是对安贫乐道的最好的批判。
毛主席对穷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首先指出穷是坏事，但又可以变好事，变的条件就是要“思变”、“要干”、“要革命”。
穷则思变，穷则思富，用我们的双手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才是毛主席这段话的核心思想。
如果光抓住“穷是好事”这几个字，甚至要把穷永远保持下去，那才是极大的歪曲和篡改。
我们一定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主席的指示，彻底肃清安贫乐道的流毒，树立穷则思变的思想，并以此作为我们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披荆斩棘、阔步前进的巨大动力。
作者：孔令铜
栏目：思想战线
近来，有人提起胡服骑射的故事，觉得意犹未尽，也想说几句。
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叫大家穿胡人的紧身短服，学习骑马射箭，以防胡马南下秦军东进，这一大胆变革在古代军事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这以前，中原各国袭用传统的车战，在马驾的战车上交锋，衣着宽袍大袖，战斗行动拖泥带水。
赵武灵王看到胡服骑射有利于国防，便坚决提倡。
各国见赵国行之有效，也纷起仿效，致使中国的战术出现了一次重大的飞跃。
本来，穿什么衣服，采用什么战术，完全应该从实战需要出发。
可是赵武灵王的主张却遭到一班迂腐守旧的贵族们的反对，认为只能是别的部族向自己学，而万万不可袭奇辟之服，近蛮夷之行。
赵武灵王驳斥了这些夜郎自大、管窥蠡测的见解，毅然付诸实施。
这种敢于向自己的敌人学习的做法，实在是对传统习俗的难能可贵的挑战，没有一点勇气是办不到的。
其实，中华民族的文明从来就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
西汉时张骞通西域，就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而丝绸之路的开辟，更拓宽了我们民族的眼界。
那时，我们的祖先对异国事物是极感兴趣的。
艺匠每以西洋物事作为创作体裁，葡萄、苜蓿在汉家落地生根。
到了唐代，各国使臣纷至沓来，长安几乎成了国际社会。
人们竟然至死也向往着异国情趣，在墓地里雕出许多洋兽。
唐太宗陵前不就有一只在北非草原和沙漠中才有的鸵鸟吗！
足见他们对于世界上的新鲜事物是何等地毫不拘忌，可惜，宋代以来，汉、唐祖先的豁达闳大之风逐渐为腐败保守的国粹气味所淹没，结果弄到以锁子甲对金人箭弩、以天灵盖对金人狼牙棒的荒唐滑稽的地步。
自此以后，“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而外国东西则简直如洪水猛兽，每遇便呈现出“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的狼狈相。
中国是那样一个最先崛起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到后来竟远远地落伍于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但是，闭关自守，失却了我们祖先对外国事物“自由驱使，绝不介怀”的豪放气概，不能不是一条重要原因。
毛主席深刻总结了中国历史的教训，一再强调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建国以来，我们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可惜，这个问题也被万恶的“四人帮”搅乱了。
他们把锁国愚民政策作为既定方针。
一方面，他们自己对于西方的舶来之物垂涎三丈；
一方面却振振有辞地诬蔑吸取外国的先进事物是“崇洋媚外”。
似乎要维护马列主义的纯洁，就只能学穴居野人，要自力更生，就必须去当鲁宾逊。
如今，这种伪社会主义的高调虽然销声匿迹了，但其流毒对于我们思想的腐蚀，却还时时表现出来。
这也不奇怪。
多年来，“四人帮”宣扬一点论的东西太多，确实使我们的思想僵化了。
再加上“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的病态心理，又怎么能不使我们的一些同志对这些现代西洋景表现出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呢？
话题还是回到胡服骑射上来。
当前，为了尽快实现四化，各条战线都有个进一步解放思想，学习胡服骑射的问题。
我们军队也不例外。
就说“服”吧，如今还在打背包，把大量时间浪费在“三横两竖”上的，恐怕世界上的军队已经独我一家了。
制服、帽子，各国军队都在不断改进，我们却还是沿袭着几十年前的老样子。
北方寒区的“四皮”，穿戴起来，别说全副武装，就是徒手冲锋也笨重不堪。
至于说到“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必然要导致作战方法的一系列变化。
然而我们却把很多可贵的训练日消耗在练“刺刀见红”，突“五十大关”上。
放几部敌军演习的参考影片，也怕被说成“恐怖教育”、“唯武器论”，致使很多干部战士对于自己未来的作战对象不甚了了。
美军新的野战条令——《作战纲要》的问世，引起了世界各国军事界的普遍重视，其中是不是有些道理呢？
我们暂且不去评论其内容如何，那文图并茂、用形象图解来阐明原则的办法就比我们的条令写得活泼。
此外，关于战役学，军制学，装备的选型、更代，电子作战与指挥自动化，院校训练等等，凡是外军好的、对未来战争有用的东西，不是都可以学一学吗？
当然，由于社会制度、建军宗旨不同，我们决不能一切照搬外国，把经过几十年血战换来的经验和传统丢掉。
但是，在军事科学、治军打仗方面提倡“洋为中用”还是十分必要的。
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
在某些领域我们没有实践过，别国军队实践过了，为什么不学一学呢？
比如中东战争的经验，作为现代战争的最新总结，为什么不能发动更多的人研究研究呢？
正象喝了牛奶绝不会变成奶牛一样，学习外军的先进事物只会有利于我们国防的现代化，而不会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
这一点，只要我们把握得好，大可不必耽心。
如果因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提胡服骑射而引出一些“唠叨的碎话”，也只好借用赵武灵王的话回敬之：“子其勿反也！”
作者：王存铸
当领导的，都希望话出众人听，令出众人行，登高一呼，马上有很多人响应。
有这种愿望好不好呢？
好。
谁能在群众面前“一呼百应”，表明谁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
而有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就没有办不好的事情，他所领导的那部分事业，就有成功的保证。
但是，必须明白，领导者的“一呼”能否得到“百应”，不在职务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而在于是不是“呼”出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你所“呼”的是群众之所想，群众之所急，群众之所需，自然就会扣响群众的心弦，产生强烈的共鸣，一呼而百应。
如果你所“呼”的并非群众心中所有，就是喊破嗓子也不会有多少人响应。
因此，这里的关键就在于领导首先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群众的呼声。
你首先做到了“百呼一应”，才会有“一呼百应”。
既想“一呼百应”，而又不肯倾听群众的呼声，不管是那个人，这个“一呼”，也只能永远在空中飘荡，而不会落地有声。
有的同志喜欢强迫群众响应自己。
“一呼”之后，应者无几，就浑身不自在，不是埋怨，就是指责，甚至大发雷霆，硬要人们齐声响应。
岂不知，按倒牛头强喝水，不管是压是吓，喝了水，就高兴，不喝水，就训斥，如此得来的“百应”，不叫“应”，而叫“诺”。
喜欢“一呼百诺”的人，不是把群众看作决定自己命运的主人，而是看作唯命是从的群氓。
你的呼声，我可以充耳不闻；
我的呼声，你必须洗耳恭听。
这种把人民交给的权力视为个人权势的官老爷作风，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不仅为群众所厌恶，也不可能真正办成什么事。
领导心中有群众，群众心中有领导。
领导听群众的，群众也就听领导的。
毛泽东同志说得好，首先是跟人民走，然后人民跟我们。
当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呼”为什么会应声遍九州？
就因为这个决定集中了群众的呼声，反映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我们的力量，是从这里产生的，我们的胜利，就是这么得来的。
所以，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想真正带领群众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做好本单位的工作，首先也必须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做到对群众的情绪、愿望和要求了如指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定计划，发号召，提要求。
这样，才能出现“一呼百应”，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跃进局面。
作者：高增德
人们常常把那些对某件事情发生浓厚兴趣，以至于废寝忘食的劲头，叫做“入迷”。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需要提倡的“迷”劲，不是迷于打扑克、迷于小家庭的建设，而是废寝忘食地想现代化，钻现代化，干现代化。
也就是说，要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同社会主义现代化联系起来，为大搞现代化建设倾注最大的心血，投入最大的精力，只要是现代化建设需要，能舍得自己的一切。
入迷才能出成果。
古语说：“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
大凡有作为有建树的人，无一不是有很大的“迷”劲。
外国的牛顿、达尔文、爱迪生、巴甫洛夫等等，中国的李时珍、祖冲之、张衡、沈括等等，莫不如此。
面对着现代化这座堡垒，没有废寝忘食、锲而不舍的“迷”劲，怎么可能攻破？
无数事实表明，你的迷劲越大，你从现代化那里得到的东西就越好越多。
大家熟悉的白求恩大夫，就是一个很有“迷”劲的人。
一次，他的夫人让他下班后顺便买点香肠和猪肝带回来。
可是，他下班回家又一头钻进了工作室。
夫人问：“香肠和猪肝放在哪里？”
他顺口回答：“在电冰箱里。”
夫人打开电冰箱，吓了一跳，原来里面放的却是白求恩准备作解剖实验用的人的肠子和肝。
白求恩大夫的医疗技术是有口皆碑的，毛主席赞扬他对技术精益求精。
这里的“精”，正是来自他天长日久的“迷”。
“迷”劲同空话是对立的。
有一个青年，纠缠爱因斯坦，向他请教成功的“秘诀”。
老科学家幽默地写了一个方程式：A=X+Y+Z，并解释说：“A代表成功，X代表艰苦的劳动，Y代表正确的方法，……”青年急切地问：“Z代表什么呢？”
爱因斯坦答：“代表少说空话。”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和事业，只有入迷般的专心致志和坚持不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靠耍嘴皮子、靠投机取巧，必然一事无成。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迷”劲要持久下去，就要同明确的目标联系起来。
有了明确的目标，才能一个劲地奋斗下去。
这就是说，要对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着炽烈的热爱。
只有热爱，才能产生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崇高的献身精神，才能产生无穷的力量，不畏艰难，不怕挫折，持之以恒，百折不回。
邓副主席说得好：“如果为了科学上和生产上的必要，有人连续奋战七天七晚，那正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的崇高表现，我们对于他们只能够学习、表扬和鼓励。”
如果我们认真学习这种“七天七晚”的“迷”劲，既有雄心壮志，又能苦干巧干，那么，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就会被我们踩在脚下。
作者：张海祥
在我们工程部队中，有的干部对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兴趣不大，甘心守着他那老套套。
他们放着现代化的风钻、凿岩台车不用，却只知道让战士们抡锤打眼，搞笨重的手工操作；
明明有高效率的装岩机、电机车不开，偏偏让大家挑着土箕、推着矿车吃力地奔跑。
结果，战士们天天从事着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大批的机械设备反而在那里闲着，听任风吹、雨淋、生锈、报废。
谁要是提出充分发挥现有机械设备的作用，或者要搞点什么技术革新，那就是“怕苦怕累”、“想偷懒”，似乎只有用拚体力、加班加点的办法完成生产和施工任务，才叫“艰苦奋斗”，才是莫大的光荣。
这真是一种奇特的逻辑。
几千年来，人类千方百计发展业产力，就是为了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
这同怕苦怕累是两码事。
我们在劳动中并不怕苦怕累，但我们劳动的目的，却是要逐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摆脱这种“苦”和“累”。
要不，我们造机器干什么？
以工程部队为例，一台风钻可以代替几十个人的工作，一架凿岩台车能完成近百人的工作量，一台电动装岩机，就抵得上一个班的战士出渣。
我们花那么多钱装备这些机械，不就是为了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吗！
今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防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大规模、高速度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终究要取代笨重的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
这是我们的方向。
怎么能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作的种种努力说成“怕苦怕累”呢？
艰苦奋斗还要不要？
要的。
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干哪一种工作，都不能丢掉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但是，艰苦奋斗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完成革命任务的一个条件。
艰苦奋斗也不单单是出大力、流大汗，它也应该包括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化技术设备。
科学技术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没有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不付出一番艰巨的劳动，是学不到手的。
目前，我军大多数干部战士的科学文化水平比较低，为了适应部队现代轻建设的需要，我们尤其要鼓励大家努力学习科学、钻研技术，发扬为掌握先进技术设备而刻苦钻研的精神。
怎么能把充分利用机械设备或者搞技术革新说成是“怕苦怕累’呢？
反过来说，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肯花气力去组织战士学习和掌握技术装备，却图省事，怕麻烦，宁愿老牛拉破车，这倒恰恰是一种“怕苦怕累”的表现。
奉劝这些同志，还是好好清理一下自己与四化不相适应的陈腐观念吧！
作者：仲乐平
栏目：星火小集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谁都懂得这是我们对待批评的一个原则。
但是，有的同志却只重视“有则改之”，而忽视“无则加勉”，认为无就是无，有何可勉？
其实，“改”与“勉”都很重要。
人家指出你的缺点，当然应该改。
人家指出的问题，自己没有，或者不明显，也可以引起自己的注意，做到警钟常鸣，防微杜渐。
有的同志犯错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平时的“无则加勉”，放松了警惕。
平时多“勉”，其实是最积极的自我改造。
我们决不可满足于被动的“有则改之”，还要主动地、经常地“无则加勉”，从别人的各类批评中吸取政治营养，增强改造思想的自觉性。
作者：黄吕来
栏目：星火小集
有这样一种人，既要人家给他开后门，又要咬咬耳朵说：“可别声张，注意影响！”
你搞歪门邪道，总要接触一些人，怎么可能不产生影响呢？
纸包不住火，想遮住群众的耳目也办不到。
明知自己做的事见不得人，还不准这个说，不许那个讲，只会造成更坏的影响。
我们是要注意影响的，但不能在嘴巴上“注意”，而要在行动上注意。
不利于人民的事坚决不做，符合于党的利益的事拚命去干，这才是真正的注意影响。
据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二十九日电 正在这里访问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今天晚上在肯尼迪中心观看了美国艺术家的精彩表演。
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以及许多其他美国知名人士同中国客人一起观看了文艺表演。
今天晚上确实是一个充满了真正友谊的夜晚。
美国的许多优秀艺术家专程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为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客人们演出。
每一个节目都由著名的作曲家、演出者、创作者，或前宇宙航行员向观众介绍，他们说，邓副总理访问美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的参议员约翰·格伦得知邓副总理喜爱观看篮球比赛，特地介绍了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六名篮球表演者。
他们在舞台上表演了精彩的控球技术。
当二百名华盛顿儿童用汉语唱起《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支歌曲时，晚会达到了高潮。
这些儿童为进行这次演出准备了两个星期。
演出结束时，邓副总理和夫人在卡特总统和夫人的陪同下走上舞台，向演员们表示感谢。
卡特总统和邓副总理还向观众讲了话，他们表示希望两个伟大国家的歌唱家、艺术家和表演者之间有更多的交往。
演出结束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为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举行了招待会。
据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二十九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在美国国务卿万斯为他举行的午宴上祝酒时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胜利，因为它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而且对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十分重要”。
他表示，“两国政府和人民将继续努力，卓有成效地发展中美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万斯在祝酒词中说：“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并且建立了完全的、正常的关系，这一成就是卡特总统、华主席和你本人领导的结果。”
他说，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有许多共同点。
在邓副总理和卡特总统的重要会谈中，“对已有的共同点，我们将有进一步的领会，对那些有不同意见的问题，我们将探讨缩小分歧的可能性”。
他强调说：“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我们必须设法增进我们的互相谅解和合作”。
二十九日中午，万斯夫人为邓副总理夫人卓琳举行午宴。
同天早晨，卓琳在伍德科克夫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国家档案馆。
据新华社华盛顿一月二十九日电 方毅副总理今天下午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举行了会谈。
据新华社一月三十日讯 “我们要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奋发图强，创造一个影坛上的群星灿烂的年代。”
这是胡耀邦同志今天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举行的春节茶话会上向电影界提出的要求。
茶话会由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负责人袁文殊同志主持，电影演员、导演、编剧、摄影、美工，文艺界其他方面知名人士，文化、宣传部门领导同志等三百多人出席了茶话会。
大家欢聚一堂，共度佳节。
问候声，笑声，响成一片，新侨饭店里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
香港著名电影演员夏梦也出席了茶话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同志应大家请求，首先在茶话会上讲话。
他概述了我国电影发展过程以后说，回忆过去，我们有欢乐的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指引下，影坛上百花盛开，但也有悲愤的时刻，许多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还有不少人失去了生命。
这些对影坛上作过贡献的同志，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们，深深地纪念他们。
胡耀邦同志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放眼未来。
他说，往后看，不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我们的方向。
我们的党是掌握未来的，创造未来的。
胡耀邦同志说：今后的几十年要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党、国家、民族、人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要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不仅要生产丰富的物质财富，也要生产丰富的精神财富。
怎样使我们电影创作繁荣起来？
要走群众路线，要把思想搞得活跃一些。
胡耀邦同志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所打断。
文艺界老前辈周扬、夏衍也在茶话会上先后发了言。
他们用自己过去领导电影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鼓励电影工作者有信心去克服林彪、“四人帮”对电影事业的严重破坏所造成的困难，要加强团结，虚心学习，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电影艺术的世界先进水平。
黄镇同志在即席讲话中指出，目前电影离党中央、人民群众的要求差距很大。
我们承认落后，但不甘落后。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要发扬民主，开动机器，解放思想，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把电影搞上去，影坛上群星灿烂的年代一定会出现。
茶话会上，当黄镇同志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夏衍同志为文化部顾问时，掌声四起，文艺工作者对这位文坛老将表示热烈欢迎。
据新华社一月三十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一月三十日广播，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高军事委员会一月二十九日写信给柬埔寨革命军，号召他们坚持人民战争，狠狠打击越南侵略者，争取抗越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信中指出，越南侵略者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举入侵柬埔寨领土以来，对柬埔寨人民的田园和财产、寺庙、吴哥古迹和文化遗产大肆破坏，犯下了野蛮罪行。
信中说，越寇及其苏联主子依仗他们兵多、武器和军用物资多的优势，妄图一举吞并柬埔寨，进而安稳地统治柬埔寨。
但是，英勇的柬埔寨军民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他们白天打，晚上打，大规模地打，分散地打。
他们既使用现代化武器，也使用原始武器，利用地雷，利用各种有利地形，同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侵入柬埔寨的十多万侵略军已陷入柬埔寨军民的人民战争之中。
信中高度赞扬柬埔寨革命军在西南、二号公路、三号公路、四号公路、磅逊、戈公、金边周围等战场上取得的重大胜利。
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来，柬埔寨革命军已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击毁击伤了敌人许多坦克和军车。
信件强调说，这充分说明，柬埔寨的神圣土地不是越寇及其苏联主子的“乐园”。
相反，他们所占领的柬埔寨领土是一座正在沸腾的火山，是将要彻底埋葬他们的坟墓。
信中说，柬埔寨革命军所取得的胜利，使越南在柬埔寨战场上，在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和外交上陷于不可自拔的境地。
信中号召柬埔寨革命军在打击越南侵略者的人民战争中在各方面锻炼自己，使干部、战士和各部队单位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技术上更成熟起来。
要建设、巩固和扩大柬埔寨革命军，同时，要巩固、扩大人民力量和革命政权，并使之不断加强。
据新华社河内一月三十日电 春节期间，越南一些领导人以“祝贺春节”为名四出活动，大力进行战争动员。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到同中国广西毗连的广宁省“祝贺春节”。
他在向广宁省各行业、各部门、各武装力量的代表讲话时，强调要广宁省居民认识广宁省所处的“重要位置”，叫嚣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防工作”，“继续牢牢地巩固边界”，“随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和活动”。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到装甲兵部队去“祝贺春节”。
他在向装甲部队各级代表发表讲话时，对装甲部队侵略柬埔寨取得的“成就”和“胜利”表示“十分高兴”。
他还要装甲部队“必须同全军一起良好地开展实现‘发扬优良本质，提高战斗力’的运动，以便在质量方面迅速地有新的转变”。
在侵柬越军的伤病员陆续运回越南的情况下，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朱辉珉到一所军医院去“慰问”伤病员。
他竭力安抚伤病员，“表彰”他们“在战斗和工作中取得了许多成绩”，并要求伤病员迅速“返回原单位”，随时准备接受“一切任务”。
栏目：祖国在跃进
一九七八年，我国农村小水电站建设取得可喜成绩。
据水利电力部最近提供的材料表明：在过去的一年里，农村新建小水电站六千多座，装机九十五万多千瓦，虽然没有完成一百万千瓦的计划指标，但是与一九七七年比，装机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八，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小水电站装机最多的一年。
到一九七八年底，全国农村已拥有小水电站八万七千多座。
小水电站，投资少，收益快，技术简便。
在国家辅助下，有水力资源的山区、平原都可以因地制宜地兴办小水电站。
去年，湖南、湖北、广西、福建、江西、山东、吉林、甘肃、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西藏等十多个省，自治区都超额和接近完成了小水电站建设计划。
湖北省去年新建小水电站九百零八座，装机十二万多千瓦，为上一年的三倍，有十多个县缓和了农村缺电的矛盾，罗田、英山两县由缺电县变为余电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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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我国西南边疆传来喜讯：云南省地质局十一地质队在滇西探明了一个巨型铅锌矿床，铅、锌金属储量达一千四百多万吨，工程技术人员已在着手编写可供工业开采设计的详细勘探报告。
最近，冶金部已决定引进先进技术，尽快开发这个矿床，把它建设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有色金属基地。
这个巨型铅锌矿床由五个矿段组成，矿区范围只有八平方公里，矿层较厚，便于采用先进技术集中进行露天开采。
这个矿除铅锌外，还伴生有锡、铊、银等稀有金属和贵重金属，规模也相当可观，按价格折算，大约相当于铅锌价值的百分之七十，可供综合利用，具有较大的工业意义。
栏目：祖国在跃进
一九七八年，北京市又有一批冶金、矿山、电力、化工、建材、机械、轻纺、化肥等工业项目建成投产。
这批新建成投产的工业项目，包括有北京照相机厂、第二热电厂三号机组、首都钢铁公司裴庄铁矿扩建工程、第一轧钢厂小型轧钢措施、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制苯工程、内燃机总厂扩建工程和北京市涤纶实验厂、北京市建筑塑料制品厂塑料壁纸车间、北京市电影洗印厂染印法车间、通县化肥厂等新建工程，以及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北京缝纫机总厂的部分扩建工程。
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使北京市的工业生产能力有了新的增加。
据不完全统计，全年可新增铁矿石开采能力二百万吨，小型钢材生产能力二万五千吨，内燃机生产能力三十万马力，苯生产能力十万吨，合成氨生产能力一万一千吨，塑料壁纸生产能力九百五十万平方米，缝纫机生产能力五万架，涤纶长丝生产能力九十吨，染印彩色电影拷贝三千万米，为进一步发展首都的生产和建设事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提供了新的条件。
栏目：祖国在跃进
作者：朱云风
栏目：祖国在跃进
作者：李学寅
栏目：地区小霸的丑恶嘴脸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九点钟左右，我们来到广西东兴县（现改称防城各族自治县）东兴公社的北仑河边。
这里叫车其滩，距县城四公里，与越南一河之隔。
对岸漆黑一片，偶尔有点亮光象鬼火似的一闪即逝。
走近水边，只听见对面人声嘈杂，慢慢向河边移动，守卫在这里的生产大队民兵营长告诉我们，自从我国政府多次揭露越南当局迫害驱赶华侨和越南居民的罪行后，他们就象蝙蝠害怕太阳一样，把这种卑劣的暴行改为漆黑的夜间在这个荒僻的地方进行。
这几天来，每天都有一千多越南居民被武装押送强行驱赶过来，据头天过来的人说，今晚被驱赶过境的大会更多。
我们张望着河对岸。
河面约百十米宽。
九时半，被越南武装人员用枪支威逼驱赶的越南居民开始涉水过河到我国境内。
河面上呼儿唤女，哭天喊地，响成一片。
人群象旧社会逃兵荒一样，恐慌地涌过河来。
女人们身上背着小婴儿，手里拖着大些的孩子，肩上还挑着行李，哭哭啼啼；
老人们胳膊上挂着包袱，手里拄着棍子，一步步蹒跚着在水中移动，唉声叹气；
男人挑着破破烂烂的家什，骂声不绝。
许多老人、孩子摔倒在水中。
河水冰凉，难民们全身湿透了，孩子哭喊妈妈，爷爷泣呼孙子。
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肩上挑着沉重的担子，哭喊着艰难地登上河岸，把挑子一摔，又向河中冲去。
一问，原来是他三岁的小孙子摔倒河中被水冲走了……。
哭声、喊声、唾骂声、趟水声，在茫茫的黑夜中交织成一片，凄厉不堪，裂入心肺，令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
翌日上午，我们再次来到这里，河滩边黑压压挤满了昨夜被强行驱赶过来的越南居民，共一千五百多人，有的坐着，有的躺着。
我走近一位身穿旧军装的年青人身边，询问他们是怎样被驱赶过来的。
这位曾在抗美战争中服过役作过贡献的华裔年青人，愤怒地控诉说，他是越南广宁省人，越南当局为了加紧反华备战，“净化”边境，诬蔑华裔越南居民是“内奸”、“第五纵队”。
最近，这个省的党政军头头组织专门领导机构，命令各级党、政、军部门，要把驱赶当地华侨和华裔越南人作为一项紧急战备任务来抓。
他们被越南公安人员和民兵用车辆、船只运到边界，一路上不断遭到勒索和抢劫。
他家五口人，就被重重关卡搜刮走了上千元越币的“买路钱”。
越南武装人员在用机枪、步枪、木棍威吓强迫驱赶他们冲过界河的时候，还趁天黑抢劫了他家的东西。
越南当局还在过河时规定，每人只准挑一担东西，只能向前冲，不能往回返。
越南公安人员叫嚷：“谁往回走，就用机枪打死谁！”
向对岸望去，只见越方一侧的山坡上战壕纵横，暗堡、机枪举目可见，河边的一些地段插上了竹尖桩、拉上了铁丝网。
看着这张牙舞爪的架式和越南居民的凄惨情景，我们抑止不住内心的愤怒：越南反动当局如此残忍狠毒，真是可恨可恶！
不平静的北仑河呀，昔日，你是中越人民传统友谊的美好象征；
今天，你是越南当局破坏中越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
多行不义必自毙。
历史必将给越南反动当局以无情的惩罚！
（李学寅）
图为被越南反动当局驱赶涉水趟过北仑河的小孩。
邓钧照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