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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当局疯狂侵略柬埔寨，是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苏联争霸亚洲和远东的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越南侵略野心得逞，将严重危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柬埔寨所面临的严重局势十分关切。
我们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把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一月七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
最近，越南反动当局悍然出动十几个师在大量飞机、坦克和大炮的配合下，向民主柬埔寨发动了新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侵占了柬埔寨大片领土，越南对柬埔寨进行狂轰滥炸，烧杀掠夺，使柬埔寨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越南侵略者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这是越南霸权主义者对柬埔寨明目张胆的军事侵略，是对东南亚各国、亚洲、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各国的严重挑衅，是对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严重挑衅。
众所周知，越南当局如此疯狂地侵略柬埔寨，是为苏联的扩张主义战略计划服务的。
越南凭恃武力妄图侵吞柬埔寨，建立由它一手控制的所谓“印度支那联邦”，是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苏联争霸亚洲和远东的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越南的侵略野心得逞，不仅印度支那各国人民遭受奴役，东南亚各国面临苏越的直接威胁，而且将使苏联争霸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行动联成一体，严重危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当前，柬埔寨全国军民正紧密团结在民主柬埔寨政府周围，同仇敌忾，英勇顽强，为捍卫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同越南侵略者进行着顽强的搏斗。
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赢得了亚洲和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历史证明，一切侵略者，最终总是要走向其反面，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侵略者得势之时，正是它走向失败的开始。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柬埔寨所面临的严重局势十分关切。
我们一贯支持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反对侵略的正义斗争。
我们坚决支持民主柬埔寨政府一月二日声明的正义立场，支持柬埔寨政府要求紧急召开安理会，要求联合国进行干预的合理主张。
我们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把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进行到底。
我们希望，一切关心东南亚、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家和人民，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制止越南当局对一个主权国家的野蛮侵略。
=====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亲王揭露了越南侵略柬埔寨的严重罪行？
邓副总理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反抗越南侵略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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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月七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下午亲切会见了民主柬埔寨政府高级代表、民主柬埔寨代表团团长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西哈努克亲王在谈话时，揭露了越南侵略柬埔寨的严重罪行，表示了柬埔寨人民抗击侵略、保卫祖国的决心。
邓副总理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反抗越南侵略的斗争，支持民主柬埔寨政府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谴责越南侵略的严正立场，相信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将会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宾努亲王、秀蒲拉西大使、吉春大使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耿飚副总理、黄华外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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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溢着中柬两国人民团结战斗气氛的宴会上宾主先后讲话
邓副总理指出：越南当局竟敢如此明目张胆进行侵略，是由于得到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唆使和支持。
越南已成为亚洲的古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远东的代理人
据新华社北京一月七日讯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晚上在这里指出：“越南当局竟然敢于如此明目张胆进行侵略，是由于得到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唆使和支持。
越南已成为亚洲的古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远东的代理人。”
邓小平副总理的这番话，是在他和他的夫人卓琳为欢迎民主柬埔寨政府高级代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由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民主柬埔寨代表团而举行的宴会上说的。
邓副总理说，越南当局野心很大，妄图凭恃苏联的支持，在用军事力量控制老挝之后，进一步吞并柬埔寨，建立完全由它统治的名为“印度支那联邦”的殖民帝国，配合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进而向东南亚扩张，实现它的地区霸权主义的迷梦。
他说，越南侵略柬埔寨是为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需要服务的，是苏联全球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步骤。
邓副总理指出，越南侵略柬埔寨已经日益引起亚太国家和人民的警惕。
“他们懂得，柬埔寨人民流血牺牲，坚持战斗，不仅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同时也与亚太地区各国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紧密相关。
亚太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完全在柬埔寨方面。”
邓副总理说，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人民一边，并坚信柬埔寨人民一定能够打败侵略者。
他说，我们坚决支持柬埔寨政府要求紧急召开安理会，以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越南侵略的主张。
我们认为联合国有义务维护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邓副总理在讲话中还赞扬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为柬埔寨的民族解放大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国际熟知的政治家和杰出的爱国者。
他说，这次，西哈努克亲王又亲自率领代表团前往联合国，为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尊严进行英勇的斗争。
中国人民对西哈努克亲王的崇高爱国主义立场和坚持正义斗争的精神表示十分钦佩。
西哈努克亲王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
他说：“在越南扩张兼并主义、苏联霸权主义和华沙军事同盟的这一罪恶侵略行径面前，柬埔寨人民绝不屈服。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柬埔寨整个民族和全国人民决心永远高举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旗帜，永远高举民族尊严和柬埔寨种族的旗帜。”
西哈努克亲王强烈谴责越南当局忘恩负义。
他说，为了援救越南摆脱危亡处境，柬埔寨人民曾经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向他们提供庇护所、粮食，开放运输线、港口等。
他说，越南获得解放和统一以后，河内当局却对民主柬埔寨进行颠覆、欺诈和侵略。
他说：“我们柬埔寨人民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保卫自己的国土。
我们柬埔寨人民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并对自己的正义事业的胜利充满着信心。
因为我们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共产党及其领袖波尔布特书记阁下的领导下，在一九七○年——一九七五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曾创造过伟大的战绩。
“我们柬埔寨人民非常团结，对越寇及其主子有满腔怒火，决不甘心让它吞并柬埔寨领土。”
西哈努克亲王指出，独立的柬埔寨是越南地区扩张主义者和苏联国际扩张主义者在东南亚继续扩张的障碍。
柬埔寨的独立，是有利于东南亚国家、亚洲国家和全世界的。
所以，柬埔寨人民的正义事业得到了上述国家的各种形式的支持。
他说：“为了不让越南和苏联继续在柬埔寨进行罪恶活动，不让他们国际化的侵略战争继续威胁东南亚、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独立、稳定，我们认为：只有联合国和全体热爱和平、独立、自由和正义的国家谴责他们对柬埔寨的侵略，支持除要求独立、和平地生活之外，别无奢望的正直的民主柬埔寨。”
西哈努克亲王在讲话中向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苏越侵略的所有国家、民族和人民，特别是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最热忱的感谢。
邓小平副总理和西哈努克亲王的讲话，不断激起热烈的掌声。
今晚的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
宴会厅里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悬挂着民主柬埔寨国旗和中国国旗。
宾努亲王和夫人，秀蒲拉西大使，吉春大使，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勇燕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余秋里、张延发、胡耀邦、耿飚、陈慕华、姬鹏飞，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粟裕，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康克清，外交部部长黄华，交通部部长叶飞，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
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是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
今晚故友重逢，格外亲切。
席间，军乐团演奏了中柬两国歌曲。
当大厅里响起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创作的、中国人民熟悉的《怀念中国》的乐曲声时，人们沉浸在友情之中。
这支曲子一演奏完，西哈努克亲王高兴地从座位上站起来鼓掌。
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中柬两国人民兄弟情谊、团结战斗的气氛。
作者：张力生/黄代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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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后，海军直属机关的干部着重学习讨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革命化和现代化关系的问题。
大家指出，这个问题不弄清楚，难以迈开向现代化进军的步伐。
大家首先针对林彪、“四人帮”在革命化问题上散布的谬论、制造的混乱，对什么是革命化的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
海军政治部宣传部副处长朱力人说：革命化并不是象林彪、“四人帮”吹唬的那样虚无缥缈，它是实实在在的，有具体内容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革命化的问题就是指的对待革命的态度和革命事业心的问题。
林彪、“四人帮”离开革命事业，离开人民利益去侈谈革命化，让人们成天坐在屋子里，“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那不是什么革命化，而是骗人的鬼话。
他还谈到：革命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否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而英勇战斗，是检验一个人革命化好不好的标志。
在现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革命最迫切的任务，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头等大事。
因此，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一心想现代化，刻苦学现代化，拚命干现代化，就是革命化的具体表现。
在学习讨论中，他们还强调指出，革命化必须落实到现代化上。
海军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康英才说：革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就是政治与经济、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它们是辩证统一的。
如果经济、军事、业务工作脱离了无产阶级政治，就会迷失方向，走上歧途；
如果政治脱离了经济、军事、业务工作，政治这个“统帅”也就成了光杆司令。
林彪、“四人帮”一伙搞假左真右，鼓吹“精神万能”，贩卖从精神到精神的空头政治，胡说什么“只要心红，赤手空拳也可砸碎铁坦克”，“鱼雷发射不出去，可以用红脑袋顶出去”等等，真是荒谬至极。
当前，革命化必须落实到现代化上，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因为只有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如果不搞现代化，国家就要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
落后就会挨打，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海军司令部训练部部长张序三说：革命化要落实到现代化上，就要明确树立以教育训练为中心的思想，围绕这个中心统筹安排各项工作。
用训练的成果，技术战术水平提高的程度，作为检验革命化高低、政治思想好坏的尺度。
军队是要打仗的，只有训练搞好了，才能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离开了这一点，便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革命化也就无从谈起。
康英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革命化的标准。
恩格斯说过：“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
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五七九页）看一个人思想革命化搞得好坏，就要看他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是否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是否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钻研业务，埋头苦干，做出了贡献。
海军装备技术部科技部副部长姚希文还谈到：把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搞现代化就成了全党工作的中心。
只要不发生战争，这个中心是不能变的。
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就是最大的政治。
这就要求包括政治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现代化这个中心，并服务于这个中心，当前，政治工作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努力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扫除各种思想障碍，调动广大群众学现代化、干现代化的积极性，迅速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海军司令部雷达声纳部处长兰文长、海军装备技术部订货部工程师韩惠康说：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对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政治工作”不行了，靠大轰大嗡、满足于照抄照传的办法行不通了，随意让生产、军事、科技工作给政治工作“让路”的事干不得了。
政治工作要实打实地、卓有成效地结合经济工作、军事工作、科技工作一道去做，使之真正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证。
海军政治部组织部副处长陈锋说：要达到这些要求，政治工作干部除了要学习和熟悉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外，还必须学习现代化知识，否则就不可能把政治工作渗透到现代化建设中去；
就不可能洞悉干部战士在干现代化中反映出来的各种问题，有的放矢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就不可能正确考察和使用干部，一句话，就不可能起到促进的作用，甚至还会起到促退的作用。
（本报记者张力生、黄代培）
作者：赵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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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近，全军爱卫会召开了驻京部队、机关爱国卫生运动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驻京部队、机关广大指战员立即行动起来，大力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实现北京市革委会提出的“奋战一年，恢复首都‘无蝇城’的荣誉，用‘四无、五洁’（无蚊、无蝇、无鼠、无臭虫，街巷、公共场所、室内外、厕所、厨房清洁）的优异成绩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的号召。
总后勤部副部长贺彪，全军爱卫会副主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张汝光，以及驻京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驻京部队、机关代表共一千五百多人。
会议指出，一九七八年驻京部队、机关的爱国卫生运动蓬勃开展，卫生面貌大改观，“四害”密度降低，发病率下降，部队健康水平有所提高，涌现了北京卫戍区某部炮团和铁道兵机关大院等卫生先进单位。
但运动发展还不平衡，有些部队、机关没有处理好垃圾和粪便，不仅污染环境，而且孳生苍蝇，传播疾病。
为此，会议要求驻京部队、机关在今年国庆节前要彻底整顿营区环境卫生，大搞“两管”、“五改”卫生设施建设，抓好饮食卫生，把住“病从口入”关，达到“四无、五洁”的要求。
会议还要求各级领导充分认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义，切实抓好这项工作，以适应加速实现四化的需要。
要充分发挥各级爱卫会的作用，有关部门要密切协作。
驻京部队、机关广大指战员一定要模范遵守北京市《关于城市卫生管理的试行规定》。
（赵金光）
作者：栗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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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守卫在中越边境云南省都龙地区的边防某部二连的指战员们，连日来，用耳闻目睹的事实，愤怒控诉越南扩张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决心加强军民联防，提高警惕，时刻做好战斗准备。
边防二连长年守卫在都龙地区边防线上。
过去，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解放斗争的情景记忆犹新。
今天，越南扩张主义者忘恩负义、反华排华的罪行历历在目。
在报告会上，指导员颜士辛拿出越方人员侵入我下房田生产队插的三根长短不同的竹签，长的有一米，短的筷子一般，竹签中部修成倒挂钩。
这三根竹签，是去年十一月底，战士们帮助群众上山打柴，被竹签群扎伤后取回的。
类似的情况，在二连防区内已多次发现。
颜指导员指着竹签愤怒地说：这就是越南扩张主义者侵犯我国领土，威胁我边民安全的铁证。
连长刀永祥在报告会上，控诉了越南扩张主义者毁坏两国边境标志，妄图蚕食我国领土的罪行。
在我境内下房田生产队地区有一棵独立大树，挺立在两国交界的山头上，已有百余年历史。
它是两国分界的一个标志，也是两国边民相互探亲访友经过时乘凉歇脚的地方。
可是，去年三月到八月，越南当局先是砍伐了树干，后又放火烧掉了树根，阴谋蚕食我国领土。
在报告会、座谈会上，许多同志以大量事实揭露了越南扩张主义者是一伙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贪得无厌、不择手段的流氓。
越南当局加紧驱赶和残酷迫害华侨，这是去年四月以来边防二连指战员在开展群众工作时，几乎每天都接触到的事情。
三班长陈志强的日记里记载着回国难侨王字玉的控诉。
一九七○年，王字玉是越南戈丕县运输队的汽车司机。
当时，他同越南北方的许多汽车司机一起，夜以继日地从中国装上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各地。
他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是怎样无私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的。
然而，越南扩张主义者出于其内外政策的需要，肆意践踏中越人民的传统友谊，翻脸无情，可耻可恶。
边防二连的指战员通过对越南扩张主义者滔天罪行的控诉和揭露，更深刻地认清了越南当局背叛越南人民的反动本质。
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布下了战争的阴云，彻底暴露了它追随苏修，妄图实现小霸野心的罪恶图谋。
二连指战员守卫在祖国的前哨，他们热爱这里的一山一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
越南扩张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一桩桩罪行，成了绝好的反面教材，引起了我边疆军民的高度警惕。
指战员们深深懂得，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是我军的神圣职责。
如果越南扩张主义者胆敢侵犯我国领土，破坏我国人民一心一意搞四化的大好形势，那么，我军民联防的铜墙铁壁将使侵略者碰得头破血流。
（本报记者 栗瑞华）
作者：薄一波
三年前，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早晨，孩子们从收音机里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含着眼泪来告诉我：“总理逝世了！”
这个消息象沉雷一样打在我的心上，无比的悲痛使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当时，我已经“解除监护”，住在一个招待所里。
我要求去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得到的答复是：“你没有这个权利！”
我只好让孩子们去做几朵白花，又把孩子的一件黑衣服裁开，一家十口人都戴上黑纱，默默地哀悼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一
大革命时期，我就听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名字，知道他一九二四年从欧洲回国后，就由党中央派到广州，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我才在太原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党的卓越领导人。
那是在一九三七年，八路军从延安开赴抗日前线。
周恩来同志率领八路军高级军政干部徐向前、萧克、彭雪枫等同志来到太原。
当时，党派我在阎锡山那里做统战工作，我是以抗日工作者的名义在山西活动的。
阎锡山虽然同我党有统战关系，但是，在太原召集群众大会，由共产党的领导人公开出面讲话，还不大可能。
于是，党组织决定由我出面，组织山西军政训练班和民众运动训练团的约四千学员，在国民师范大礼党开会，请周恩来同志作政治报告。
这个大礼堂最多只能容纳一千五百人，而学员就有四千人，还有成千的群众得到消息也来了。
只见人山人海，礼堂里和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
那天上午，周恩来同志来了，徐向前等同志也来了。
周恩来同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台。
当时，周恩来同志只有三十多岁，风华正茂，仪表堂堂。
为了让听众能够听好这次讲话，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个扩音器放在讲台的桌子上。
可是，他把扩音器推到一旁，就开始作政治报告。
他的声音高昂、宏亮而清晰，不仅礼堂内的听众听得清清楚楚，院子里的听众也都能听得清楚。
周恩来同志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讲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讲了目前是战争的开始阶段，敌强我弱，失掉一城一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的抗日战争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决定于我们能不能持久，能不能坚持抗战到底，只要能坚持下去，就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化，到头来，必然是敌弱我强，直到我们反攻，取得最后的胜利。
他还号召大家脱下长衫，换上短衣，走上前线，去工作，去战斗，去打击敌人。
周恩来同志足足讲了三个钟头。
人们被他那既有鼓动性又有说服力的讲话征服了，台下鸦雀无声，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象大海的涛声，激荡在五千多听众的心头。
为了加强党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太和岭口阎锡山的指挥部，同他进行谈判。
当时雁北十三县已经失守，留在敌后的只有八路军。
在谈判中，周恩来同志同阎锡山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给他分析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虽然目前是敌强我弱，可是打下去，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鼓励阎锡山坚持抗战。
阎锡山显然是被说服了，谈判后，阎锡山对我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
阎锡山还要求周恩来同志给他写个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
周恩来同志仅用一天的时间，就把作战计划写好了，送给了阎锡山。
阎锡山看了很吃惊，连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
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
他慨叹“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
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当时，周恩来同志还提出了一个在沦陷区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的条例。
这个条例规定，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参加，共同组成，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
阎锡山看到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这一条，不大高兴，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如果让了，山西失陷的地方，今后就没有了。
关于“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问题，周恩来同志估计到阎锡山可能不同意，因此，找我们事先作了研究，如果阎锡山不同意的话，让我去说服他。
我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对阎锡山说：“现在把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因为那些地方是共产党、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怎能不让？
如果不让，连个人情也落不到。”
阎锡山想了想，也只好如此。
周恩来同志在这次谈判中考虑周到，工作细致，善于分析问题，说服对方，使谈判十分成功，加强了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
二
周恩来同志在太原逗留的不长时间里，他的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在延安学习期间，这种印象就更加深刻了。
一九四四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周恩来等同志参与下写成的，而且大部分是毛主席亲自写的。
这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项重要历史文献，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时，毛主席委托周恩来同志征求意见，我也参加了。
没有想到，周恩来同志还跑到我的面前，详细询问我在山西组织新军的情况和经验。
他和蔼地问：“你在山西搞新军有些什么经验？”
我说：“我不行。
我不会打仗，谈不上搞新军的经验。
我只不过把新军中阎锡山的旧军官搞出去，换上我们的人，使这支军队成为一支抗日的新军。
开始搞新军的时候，旧部队的师、旅、团、营、连、排，还听说过。
我当了政委，连给各级政工人员定个什么名称，都搞不清楚。
团，就叫政治部主任；
连，就叫连指导员；
排，就叫政治工作员；
班，就叫政治战士；
营呢？
就叫大指导员吧！
……”
听到这里，周恩来同志笑了，连声说：“不错，不错，比八路军还多一点呢！”
并且鼓励我说：“做政治工作，就是要掌握军队，不要让军队落到阎锡山手里。”
我又向周恩来同志报告：“我们还提过一个口号，要做到三个‘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
说完，我又加了一句：“不一定对。”
周恩来同志仍然鼓励我说：“抓得不错，很好！”
我觉得自己在山西搞新军，只不过做了一点工作，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可是，周恩来同志却很细致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并且给了很大的鼓励和亲切的教导。
他对一个干部的关心和帮助，使我非常感动，终生难忘。
三
解放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同周恩来同志接触得多了，越来越感到他在工作中最善于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最善于体现毛泽东思想。
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气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站得高，看得远，在关键时刻，能够提出方针性的意见和具体措施，大胆而又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一九四九年进城后，我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在中财委做些具体工作，经常跟随陈云同志去向周总理汇报工作。
周总理对财经工作非常关心。
每个阶段，每个关键时刻，他都给我们指示，支持我们的意见。
一九五○年，七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三年恢复时期。
因为经过长期战争，刚刚解放，物价十分混乱。
当时，陈云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正确地提出稳定物价的方针和政策，得到周总理的大力支持。
这一方针和政策，对三年恢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五三年，中央组织会议以后，在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下，分配我主持工业、交通和运输工作，这时，我仍然是在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
从这一年开始，陈云同志抓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苏联援助我国的一百五十六项骨干工程。
当时，陈云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要把一百五十六个项目一项一项地摸清楚，一项一项地向中央汇报，我也参加了这个汇报。
当时，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都曾经提出，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但是，对于苏联对我国援建的项目，必须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
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也要实事求是，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办理，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把它搁置起来，以后再说，绝不要照抄照搬。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几个月里，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
毛主席从汇报中察觉到一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写了一篇《论十大关系》。
当时，我是带领工交各部门向毛主席汇报的。
周总理很关心这次汇报。
他工作非常繁忙，不能来听取汇报，但他总是抽空从电话中，或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详细询问我们汇报的情况：“你们汇报时，主席有哪些指示？”
这个时期，周总理还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提出建设工业应当做到“多、快、好”。
一天深夜，总理带我一起去向毛主席汇报。
汇报后，毛主席说：“多、快、好，提得好”，指示我并且组织工交各部门负责人立即去各地传达。
以后讨论时，李富春同志又加了一个“省”字，向主席报告，主席说：“好，赞成。”
后来，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多快好省”发展成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周总理还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大跃进。
他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可以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跃进？
有一次，毛主席见到我们，问我们大跃进是谁发明的？
还很风趣地说，要颁发奖章。
总理笑了笑，没说话，同志们讲是周总理在一个报告中提出的。
毛主席很赞赏。
当然，后来在大跃进中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做法，周总理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经济怎么才能恢复起来？
当时，陈云同志主张，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要适当地退下来，要退到适合于我国财力物力的现状。
总理也完全支持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且指出，要把当时吸收进城搞工业的过多的农民退回农村，加强农业战线。
一九六一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总理指示我们，要做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为的是休养生息，以利再战。
从此，我们进入了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的三年恢复时期，我们的国民经济按照八字方针进行调整，迅速地恢复起来。
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八·一八”那天，我最后一次上天安门。
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周总理，他那时心情也很沉重，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一波啊，一定要经得住考验！
继续革命嘛。”
十二年来，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一九六六年八月，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人，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案”，掀起了“揪叛徒”的黑风恶浪。
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当他们指使一伙人到处要揪斗我们这些人时，我正好跌伤了，我的秘书给我写了一个病假条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立即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实际上这是想要保护我。
同年年底，西安又有人要揪斗刘澜涛同志，西北局请示周总理办公室，得到电话回答说，总理正起草回电，送毛主席看后即发；
当晚得到总理回电：刘澜涛同志出狱一事，中央是知道的。
当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就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同志被作为叛徒揪斗一事，电话请示周总理时，总理亲自作了同样明确的回答。
周总理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是尊重历史的真实，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问题的。
文化大革命中，当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党的老干部时，周总理却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予以保护。
我在被“监护”期间，因长期受折磨，身体十分衰弱。
这时，周总理指示，把我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使我得以逐渐恢复健康。
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我也许早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了，哪里还能有今天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呢！
可是，周总理却因积劳和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与我们永别了！
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竟无法再见到他一面，这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憾事，也是最大的痛苦。
五
周恩来同志从来都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
解放后一进城，有些部门要求盖楼堂馆所，周总理坚决不赞成。
他曾经对我们讲，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华厅、西华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
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
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务院大楼。
他在中南海的住房总是不让修。
有一次，他出国去了，有人觉得他的住处厕所不太方便，就给修改了。
他回国后，对这件事提出严厉的批评。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随时随地都会得到总理的关心和帮助。
周总理做事周到细致，精力充沛，常常不厌其烦地启发你、帮助你研究问题，弄清情况，解决问题。
我是好说长话的，经常晚上打电话向总理汇报情况，有时长达一两个钟头，总理总是十分耐心地倾听我的意见，如果感到我讲得不对，他就问我：“这个问题研究过了没有？
研究清楚了没有？”
总理经常用这样的话提醒我，使我少犯了许多错误。
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干部的学习和成长。
我的爱人胡明同志在延安时，在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身边工作过。
他们都很关心胡明的学习。
到北京后，周总理还常对我说：“你要帮助她好好学习。”
有一次，胡明从建筑工业部机械局调到第二轻工业部担任工艺美术局局长，有人提议胡明担任副部长，征求我的意见，我和胡明同志都没有同意。
这件事传到周总理那里，他和邓大姐见到我谈起这件事，都说，你这样处理很好。
并且特意关照说，我们进城后，更要好好学习，好好做工作，不是要升官。
胡明同志还很年轻，还要多锻炼。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周年了。
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同时，被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了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外交工作也得到了重大的进展。
刚刚胜利结束了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热烈欢迎这个伟大的转变，热烈欢呼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取得的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怀念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三中全会还认真讨论和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
我衷心地感激党中央对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的关怀。
我决心以有生之年，同全国人民一起，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新的长征，为把我们的祖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毛主席、周总理生前的夙愿，竭尽我的力量。
（载一月八日《人民日报》）
作者：刘佳王一之
三十多年前，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在河北省平山县夹峪村，接见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的全体同志，作了非常亲切的讲话。
我们有幸参加这次接见的同志，至今对周副主席的指示记忆犹新。
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我军转入了战略进攻。
在华北战场上，继取得清风店、解放石家庄战役胜利之后，又先后胜利进行了察南、绥东和临汾等战役。
我们抗敌剧社在华北随军转战，进行创作、演出、做宣传工作和战勤工作。
随着战局的发展，党中央和总部于五月迁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不久，剧社接到上级给予的光荣任务：给党中央和总部去作汇报演出。
听到这个消息，剧社全体同志莫不欢欣鼓舞，兴奋异常，立即连夜准备。
第二天，大家带上演出所需的简便器材，从石家庄郊区驻地出发了。
六月二日晚上，我们在中央机关所在地夹峪村支起“篷帐舞台”，向党中央和总部同志，以及当地的乡亲们演出了歌剧《不要杀他》、话剧《喜相逢》和秧歌剧《大庆功》。
敬爱的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群众坐在一起看了我们的演出。
翌日早晨，我们接到通知：周副主席要在当晚八点钟接见剧社全体同志。
这是多么大的喜讯啊！
大家急切地期待着这个幸福的时刻快些到来。
傍晚，我们匆匆吃罢饭，列队走到夹峪村。
接见的地方是在一家老乡的院子里，院里已点上汽灯，摆好了一排排小凳。
我们还没有坐好，周副主席已在总政治部傅钟副主任和李伯钊等同志陪同下来到我们中间。
热烈欢快的掌声立即爆响起来。
剧社中到过延安的同志为又见到周副主席无比欣喜；
一直战斗在敌后的同志第一次见到周副主席，高兴的心情更是难以形容。
周副主席微笑着说：“昨天晚上看了你们演的戏，今天谈一谈，也是来看望同志们。
十年来你们坚持在晋察冀，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辛苦了！”
顿时，掌声又响起来。
周副主席安详地坐在一张老乡家普通的圈椅里，明澈的目光亲切地环顾着大家，象是要把每个人都记在心底。
周副主席问了不少问题，剧社有没有红军时代的同志？
抗战时期参加的同志有多少？
《不要杀他》是谁写的？
谁作曲？
谁导演？
戏里演父亲、母亲的演员是谁？
我们站起来一一作了回答。
望着周副主席慈祥的面容，听着他亲切的话语，大家走进院时的紧张拘束心情完全消失了，连骑在院墙上的老乡的孩子们，也跟着我们鼓起掌来。
周副主席接着说，“我着重谈谈《不要杀他》这个戏。”
本来，大家都以为周副主席很忙，能来接见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现在他要具体地讲一个戏，谁心里能不激动、高兴呢！
《不要杀他》这出歌剧，写的是部队要处决一名枪杀向导的战士，受到群众的拦阻和宽恕，要求他带罪立功，这出戏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和子弟兵的血肉关系。
周副主席朗声地说：“戏里死者的父亲说‘十年了，八路军给我挣了这个家’。
这句话非常有力量。
十年的考验，十年英勇的战斗，八路军得到了人民的信任。
人民把八路军当成亲儿女，这是十年间军民血肉相连的深刻反映。”
周副主席扫视一下在场的人，又说：“戏里反对的倾向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当然，象这样杀人的现象是极个别的。
不过，现象虽是个别的，但可以通过艺术的形式来揭示它。
艺术要集中概括。
生活中许多事件本身可能并不完整，艺术家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个别的现象集中起来。
你们这个戏的主题是，为什么人民会宽恕这样犯严重错误的八路军战士。
这个问题完满解决了，也就完成了这一主题。
这个剧本提倡的是群众中萌芽的新思想，描写了值得人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很有预见性。
有预见的艺术是创造性的。
否则，人云亦云，就不是创造，只是跟随。”
谈过总的看法以后，周副主席站起来走了几步，又谈对戏的具体意见。
他说：“在第三场里，老妈妈（戏里的董母）的行动和整个戏不够协调。
戏表现人民宽恕了战士的错误，而老妈妈却总是哭哭啼啼，这就对整个戏起了破坏作用。
张主任（指戏里的团政治处主任）应是遵循毛泽东思想并执行人民军队纪律的干部典型。
但写得还不够，没表现出他为什么要执行纪律，并且要有说服力。
有说服力就要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否则这个人不会受欢迎。
这一点刻画得不够。”
《不要杀他》的音乐，有的场吸取河北梆子的形式，有的场则吸取河北民歌的形式。
周副主席说：“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感到整个戏的音乐不统一，最好把许多只是自己喜爱、但不协调的东西割掉。”
接着，周副主席又强调指出：“文艺要有中国的传统、情调和气派。
成功的文艺要能激动人的思想、情感，引起共鸣。
你们要深入群众，用文艺把部队活跃起来，部队需要战斗的文化，在艰苦的斗争生活中，特别需要。”
周副主席讲到这里，微笑着停顿了一下，看我们有的在本子上记录，有的在静静地听，语重心长地又讲：“二十年来的部队文化工作，经过了革命的四个时期，从萌芽到发展，到现在，该是收获的时候了。
总政要总结这一工作。
今天请傅钟同志来，也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里，周副主席站起来，轻轻挥动一下左臂：“给你们三个任务：一、努力创造部队便于演唱、喜闻乐见的各种艺术形式；
二、推荐十个上下的好剧本，流传、推广开去；
三、写出些经验，互相交流。”
周副主席的话音未落，大家再次热烈、经久地鼓掌。
如果开始时的掌声，是表达同志们对周副主席的衷心敬爱，那么这时的掌声则体现着大家对周副主席关怀的深深感激。
接见结束了，参加接见的全体同志却久久不能平静，大家长时间沉浸在巨大的鼓舞和感奋之中。
周副主席这次讲话，至今，整整三十年了。
周副主席去世，也已三个年头了。
三十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周副主席对文艺工作历来是那样关心，对部队文艺工作更是寄予莫大的期望。
今天重温他的谆谆教导，仍然是那样亲切，他向我们提出的三项任务，仍然是我们继续努力的奋斗目标。
让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创作和演出更多更好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作品，来纪念和告慰我们深深敬爱的周副主席吧。
作者：兰曼
栏目：长征
柚子花盛开的时节，我回到了这座庄严、瑰丽的山城——重庆。
当最后一道红彤彤的晚霞，从嘉陵江面隐去之后，我登上红岩岭，凝望着这山城繁星般的灯火，心绪万千。
我好象一个久别家乡的孩子，一进家门便扑到母亲温暖的怀里，望着记载母亲辛劳岁月的纺车，望着夜夜陪伴她缝补的油灯，把头紧贴在她的胸前，倾听着母亲突突的心跳，但不知要说些什么。
人们在母亲的身边永远是个孩子；
母亲在孩子们的记忆里永远年轻！
晚风拂拂，轻轻撩着我鬓边的白发，它送来一阵阵柚子花香，也给我吹来了片片回忆：
我离开这座山城的时候，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三十八年前的山城，是多么冷落、凄凉，从早到晚笼罩在浓雾之中。
天空中，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日夜连续轰炸，对我国人民进行血腥屠杀；
在地面上，猖獗着国民党的特务，搜捕、迫害抗日救亡的志士。
山城，灾难的山城！
流血的山城！
那时，就在这座山城中，不知有多少有为的青年呵，他们每当最后一道晚霞隐去之后，便三三两两来到这碧澄的嘉陵江边，围坐在一起，倾心相谈，抒发着自己的胸臆。
山河壮丽的祖国呵，将走向哪里？
勤劳勇敢的人民呵，将走向何方？
他们为祖国的未来，为人民的命运而担忧。
隔江望去，在那浓雾弥漫的山城中，寻觅那红岩村的小楼，寻觅小楼上一面窗上的灯光。
在这窗里的那盏灯光，常常是彻夜长明，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每晚就在这盏灯下办公。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了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为了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战斗……历尽艰险，备受辛劳。
在那苦难的年代，这盏灯象熊熊的火炬，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灰蒙蒙的山城，照亮了人民的心。
它把千千万万的青年领上了革命的路程！
当年的伙伴，青年时代的朋友们，现在你们都在什么地方！
你，人们当时都唤你：小鹰雏儿。
当你在嘉陵江边谈起你那远飞的理想，你那满含稚气的眼睛便闪闪发亮。
你沿着红岩灯火照亮的方向，奔向江南新四军。
你风里露营，雨中行军，转战在敌人后方。
皖南事变发生了，周恩来同志悲忿地题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八个大字，刊登在《新华日报》上，对反动派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在这次事变中，听说你勇敢顽强地跟敌人进行过战斗。
你的翅膀硬了，小鹰雏儿已长成为万里翱翔的雄鹰了。
可是呀，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你的信息。
你，大家都称你温存的大姐。
你勇敢地逃出了封建家庭，躲过国民党特务的眼睛。
红岩灯火温暖了你的心，你走到革命圣地——延安。
你曾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还是一位延安业余合唱队的队员。
周恩来同志曾听过你们的演唱。
以后，你怀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离别了雄伟的宝塔，离别了日夜在校门前流过的延河，深入敌后。
我还记得，在艰苦的斗争中，人们曾唱过你谱写的战歌。
后来，知道你出关到了东北，曾参加了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
听说你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
你呵，我们当时都喜欢称你：青年诗人。
在嘉陵江边，你站在一块大石上，双手紧紧地抚在急促起伏的胸前，昂首仰望着红岩村小楼上的灯光，轻声朗诵你那稚气芬郁的战斗诗篇。
你是写着战斗的诗歌，举着红岩灯火走上革命道路的。
你到了延安，进了抗大，学习了毛主席的军事著作。
于是，你放下写诗的笔，拿起了枪杆子，奔向前线，立过许多战功。
经过战争的考验和锻炼，你从一个普通的战士，成长为一位优秀的指挥员。
文化大革命中，一直不知道你的下落，上个月才在报纸上读到为你昭雪的报道：你怒斥了“四人帮”诽谤周总理的罪行，因而遭到残酷的迫害……
美丽的嘉陵江呵，碧澄的江水滔滔不绝，流过了三十八个春秋，但是呵，江水越是流得久远，我的记忆就越加深沉。
我怀念青年时代的伙伴；
我更怀念那红岩小楼上的灯光！
深夜，我站在红岩岭上，向着山城久久凝望：在蔚蓝的夜空里，繁星万千；
在清澈的嘉陵江面上，灯影点点；
山城的灯光象珍珠泼洒到漫山遍岭……
这天上的繁星，水面的灯影和山城灯火连成一片，好象永远挂在天空的节日礼花。
它五彩缤纷，光辉灿烂，把整个的山城打扮得十分瑰丽。
在每盏灯下，我好象看到一张张欢庆“十月”胜利的笑脸；
在每盏灯下，我好象听到一颗颗为“新长征”的号召所激奋的心在跳动。
啊，正是在柚子花开的时节，我又回到了这令人难忘的山城！
人们都说，故乡最令人怀念。
山城不是我的故乡，可是，我怀念山城胜过怀念我的故乡，因为那里有一盏永远在我心中闪烁，催我永远前进的红岩灯火！
作者：孟伟哉
栏目：长征
乌苏里江航行抒情
一
万里到乌苏，
江水满大杯。
饮恨百年事，
风搅心头雷。
二
船在江上行，
心在月上飞。
探今复访古，
思之不能寐。
三
鸟儿有故林，
人岂无国陲。
寸土犹血肉，
何论半江水？
（注）
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无视国际惯例，竟不认主航道为两国之分界线，说什么一江之水皆属于它，恶霸嘴脸，令人气愤。
祖国的眼睛
——访乌苏里江边了望哨
铁塔冲天起，
小楼云中立。
雷击心不颤，
风狂目不迷。
耿耿守边陲，
一年复四季。
识得鸩鸷影，
辨得魑魅迹。
松涛似号角，
江涛犹马蹄。
日落星满天，
时刻都警惕。
问讯战友何方人？
挥手遥指黄河西。
问讯战友几多岁？
两人相加四十一。
再问战友可有言，
托我捎回故乡去？
战友手抚望远镜，
每人讲两句：
一线牵北京，
此心连九亿。
枕戈国门前，
立誓斗熊罴！
作者：李谦
栏目：长征
有些同志在谈到青年干部时，常有“嫩竹扁担——挑不起重担”之说。
猛一听，似乎是这么回事；
细一琢磨，又觉得大谬不然。
把年轻干部和嫩竹子扁担相比，这本身就很不恰当。
嫩竹青青，没有很好地木质化，所以纤细而不坚韧。
一旦做成扁担，就不能再成长发育，永远是那么脆弱。
挑的重了，必然会要折断。
人则不同。
在我们家乡，能挑二百斤左右的小伙子多的是。
他们的铁肩是天生的吗？
当然是练出来的。
开始时，他们只能挑四、五十斤，以后逐渐增多，以至成为“铁肩膀”。
那一成不变的嫩竹子扁担，是不能同人相类比的。
人根本不同于嫩竹子扁担的，在于人有主观能动性。
青年人，只要虚心好学，勤于实践，就能象老同志那样有所作为。
三国时，东吴大将吕蒙，十五、六岁就当了中郎将。
起初，他能武少文，被人看作粗莽武夫。
后来在孙权的教诲下，立志学习，大有进益。
一次，大臣鲁肃路过他的防地，同他议论起对付蜀国大将关羽的事。
吕蒙对两军形势作了清晰的分析，又提出了五条应敌之策，讲的很有见地。
鲁肃听了，非常叹服，惊喜地说：老弟“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
以后，吕蒙跃马疆场，屡建伟功。
历史上，象吕蒙这样在军事指挥方面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是不乏其人的。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更能够造就千千万万大有作为的年轻人。
我们军队的许多老前辈，不也是在二、三十岁时，就已经带领一个团、一个师，甚至更多的部队，经历了多少战阵，立下卓著功勋了吗？
如果那时都把他们当作嫩竹子扁担看待，中国革命就不知要蒙受多大的损失。
古人说：“宝剑锋自磨砺出”，“不经几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培养革命事业的栋梁之材，决不能象“四人帮”搞什么假“左”真右的“喷气式”、“火箭式”。
但是，在实际斗争过程中，小步快跑而又放心大胆地让年轻干部挑起重担，在实际斗争中去摔打磨砺，则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不攻庸俗进化论者，并不认为凡年轻的都比老的好。
但决不能因为有了瑕点，就把美玉抛弃；
生了斜枝，就把幼树挖掉，孩子学步摔了一个跟头，就把他禁锢到床上去。
持“嫩竹子扁担”论的同志，似乎是对革命事业负责，岂不知，其后果十分有害于革命事业的发展。
长江后浪推前浪。
青年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生力军。
如果总不让青年干部担当重任，革命事业就会后继无人。
特别是军队，如果不培养、提拔大批青年干部，一旦战争爆发，需要青年人带兵上阵的时候，倒真会要出现嫩竹子扁担——挑不起重担之忧了。
所以，放手让青年人挑起重担，在复杂的斗争中去锻炼成长，实在是当务之急。
作者：李金洲
栏目：长征革命文物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使我国工农业生产向机械化进军，加强国防建设，发出了大办钢铁的号召。
全国人民热烈响应。
革命老根据地麻城县兴办的凤凰窝钢铁厂，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
周总理在武昌参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在十二月十三日，和陈毅副总理亲临麻城县视察，先后参观了农村人民公社和凤凰窝钢铁厂。
视察凤凰窝钢铁厂，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与工人一块参加劳动，同“三八”炉青年女工一起拉风箱，同“八一”炉的工人一起用木制风箱鼓风，在锻压车间还亲手制作了两颗铁钉。
周总理看到有不少工序是手工操作的，就鼓励工人们要向机械化发展。
当来到炼低炭钢炉时，他和陈毅副总理一道接过工人手中的铁钳和十八磅的铁锤，顶着高温打起铁来。
工人们看到周总理打铁、掌钳是那样的熟练、有力，十分敬佩，都随着铁锤的叮当声报以热烈的掌声。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用过的铁锤和铁钳已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现在陈放在“周总理视察凤凰窝展览馆”里。
它将激励我们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愿，努力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栏目：长征艺苑拾零
盖叫天是我们熟悉的著名京剧演员，陈老总曾誉他为：“江南活武松”。
一九四三年，盖叫天四十七岁，在上海演《狮子楼》时折断了右腿。
当时腿骨穿靴而出，痛彻心肺，但他为了不损伤武松的英雄形象，忍剧痛坚持用左腿以“金鸡独立”姿势站立，直挺到闭上幕布。
更不幸的是医治时竟被庸医将腿骨接错，变成畸形，不能再登台演出。
他为了保持自己的艺术生命，责问医生有什么办法纠正。
医生挖苦地说，除非等腿骨再断了再接。
盖叫天立即咬紧牙关，抓住刚接错的腿在木床上猛力一击，腿骨复断，便重新请医生接好。
他在贫病交迫中疗养了两年，才获得重上舞台的条件。
周总理曾称赞盖叫天：勤学苦练，几十年如一日，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者：翟水
栏目：长征
“本来战斗几欢娱，战斗欢娱那样多？
夫是英雄儿好汉，一同血染救山河。
鬓须欲秃眼未花，历苦茹辛哪样差？
别却针头拿笔杆，要将余力献中华。”
当我坐在八十六岁高龄的革命老人陶承同志面前，听她用琅琅的声音，吟咏谢觉哉同志赠给她的这首诗的时候，我的心里油然涌起了崇敬的激情。
你看她，白发苍苍，但精神矍铄，几十载革命的暴风雨，磨练了这位老人不衰的筋骨和坚强的意志。
听着她那富有韵味、感情深沉的吟咏，唤起了我多么清晰而遥远的回忆。
话题还是从《我的一家》这本书谈起的。
我说我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就不只一次地读过这本书，并且给了我极为深刻的教育。
读者都十分感谢你呢！
陶承同志笑了笑，神情逐渐由欣慰转为严峻，她说：“对这本小书，有很多人是欢迎的，可是也有人时它极端仇恨，甚至还有人说我是个‘骗子手’哩。
你大概不知道吧，为这本书，我整整坐了五年半牢房！”
我惊讶得简直说不出话来。
陶承同志沉默了半晌，接着又对我讲起这本书和她这几年的遭遇——
“《我的一家》这本书，是在轰轰烈烈的一九五八年出版的。
当时，谢老听到了这本书要出版的消息，立即兴奋地主动写来了‘序言’。
谢老在‘序言’里说：‘这是一本好书。
不止是叙述了她（指陶承）的一家，而是通过她的书，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是何等的残暴和黑暗。
看到工人阶级的儿女、贫苦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为着推翻黑暗统治、解放被压迫阶级以至全人类，艰苦奋斗、前仆后继：丈夫倒下了，妻子更坚强起来；
父亲倒下了，年轻的儿女更勇敢地跑上前线。
这是具有何等的高贵品质！
’正因为如此，读者很喜爱这本书，很短时间内就发行了六百多万册。
看到这本小书能对青年们有所帮助，我也感到很高兴。
可是，万万没想到，那个同林彪、‘四人帮’关系很密切的人却对这本书又恼又恨。
他血口喷人，说我是‘骗子手’，说这本书‘不真实’。
于是便下令禁止出版发行，并且还要‘追查责任’。
就为这，后来就把我关进了监牢，一关就是五年半。”
老人谈到这里，情绪越来越激动。
我请她休息一下再谈，她说：“不要紧的，我要痛痛快快地说说心里话。”
她呷了一口茶，又接着说下去——
“对一本书，如果是进行正常的文艺批评，那说什么都可以，即使说错了也没关系。
但这不是正常的批评，而是打棍子、扣帽子，是别有用心的诬陷，是强辞夺理的攻击。
他说我写的这本书‘不真实’，到底哪里不真实？
有什么根据？
他一句也说不出来.你可以看看徐老（特立）给这本书写的‘序言’。
‘序言’一开头就指出，这本书反映的是‘我们的党对敌斗争的真实故事’；
王震同志曾发表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的《一家为大家》的读后感，介绍梅生（即陶承同志的丈夫）曾担任过他的政治教员，稚鹤（即陶承同志的小儿子）曾在他的部队里当过青年股长，是在同蒲铁路线上顽强战斗牺牲的。
书中写到了邓颖超同志的一段往事，当编者找到邓大姐核对时，邓大姐也肯定地说：‘确有此事’。
立安为革命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上海的龙华公园的烈士墓碑上，明明镌刻着他的名字嘛，怎么会是假的呢？
我要说，《我的一家》中写的全是真实的事情，没有任何虚构。
关于这一点，很多老同志，很多历史资料，都可以证明。
那个诬蔑这本书不真实的人，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胡说。”
讲到这里，老人长嘘了一口气。
稍停了一会儿，她以无限欣慰的语气说：“书出版以后，我的一家又增添了许许多多新的成员呢。
你看过电影《革命家庭》吧，扮演母亲的演员于兰同志，就是‘我的一家’的新成员。”
我向她了解有关电影《革命家庭》的一些情况，她风趣地说：“我说不来，这你得去访问一下那位‘母亲’。”
在于兰同志的家里，我坐在这位银幕上的革命“母亲”的对面，听她讲述拍摄影片《革命家庭》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况。
于兰同志说：“陶承同志的自传体小说《我的一家》，强烈地拨动了我的心弦。
我想：一个普通的妇女，当丈夫投身革命的时候，能跟着一起干革命；
丈夫牺牲后，又能带领儿女们继续前进；
儿子牺牲了，她把悲痛化为力量，更积极地为党工作，这是对革命多么忠诚的一颗心呵。
要是能把这位母亲的形象搬上银幕，该多有意义！
所以当我知道《我的一家》要拍电影时，就来了一个‘毛遂自荐’，主动要求承担扮演‘母亲’的任务，因为我太喜爱这个人物了。
影片拍成后，毛主席、周总理都看过。
有一次，是在中南海举行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总理走过来，高兴地对我说：‘于兰同志，那个《革命家庭》你演得很不错。
这部片子很好，主席也看了，认为不错，只是说湖南的地方特色不太够。
’主席的指示很正确。
当时由于时间的限制和经济方面考虑，没有到长沙去拍外景，就造成了这个缺陷。
还有一次，总理握着我的手，称赞说：‘你演了一个好戏，演了一个革命母亲，演得不错嘛。
’这说明，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广大观众对这部影片都是肯定的。
“但是，那个同林彪、‘四人帮”关系很密切的人却对拍摄这部革命影片百般阻挠，大泼冷水。
在这部影片筹备拍摄过程中的一次会议上，他对改编者夏衍同志说：‘改编《我的一家》，你可要小心。
那个时候，我也在上海，怎么就不知道有陶承这个人？
你们改编这个戏是在美化王明路线！
’夏衍同志据理力辩，特别说明了这部影片不只是表现陶承同志一家人的革命斗争生活，而是集中概括了许多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事迹。
因此，大家还是坚持把影片拍出来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人和叛徒江青一唱一和，胡说这部片子是什么‘歌颂错误路线’呀，‘歪曲历史事实’呀，稀奇古怪的‘帽子’一顶接一顶地扣过来，把《我的一家》这本书和电影《革命家庭》，统统打入十八层地狱，作者、导演、演员连同有关的同志，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叫‘歌颂错误路线’？
是不是错误路线统治时期的革命斗争历史统统不能写？
写了就是‘歌颂错误路线’？
为此，我反复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重要文件。
《决议》指出：‘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这就是说，错误路线当然是要批判的，但革命人民的英勇斗争还是应该大力歌颂的。
林彪、‘四人帮’一伙把错误路线统治时期的革命斗争生活一律划为‘禁区’，谁也不准写，写了就说谁是在‘歌颂错误路线’，这是根本违背党的决议精神的。
他们这样干，就是妄图抹杀我们党的革命斗争历史。”
革命的历史是抹杀不了的，企图抹杀历史的人，到头来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陶承同志和于兰同志兴奋地告诉记者，当她们获悉《我的一家》要再次出版，电影《革命家庭》要重新上映的消息时，打心眼里感激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粉碎了“四人帮”，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使假的和丑的显出了原形，使真的和美的更加放射出光彩。
她们都表示，一定要踏着烈士们的足迹，在新的征途上勇往直前，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报记者 翟水
作者：董辰生
作者：刘少山
据新华社一月七日讯 连日来，东盟国家舆论强烈谴责和揭露越南在苏联指使下对柬埔寨进行野蛮侵略，并指出，东南亚各国对此要提高警惕，加强合作，制止越南的侵略和扩张。
泰国《星暹日报》一月六日的社论说，越南侵略柬埔寨，“是扩张主义者在幕后策划的事件，其真正目标不仅在于征服高棉，而是企图控制整个东南亚。”
社论指出：“重新估计印支形势的发展趋势，并迅速采取防止扩张主义蔓延东南亚的有效对策，这是东盟组织和有关方面绝对不容忽视的问题”。
《印度尼西亚时报》揭露说，越南诡称柬埔寨国内的战事是由所谓的“救国民族统一阵线”所发动的说法，“只有无知的人才会相信。”
报纸指出，“这的确引起了东盟国家的疑虑”，因为范文同不久前曾向这些国家作出不干涉别国内政的许诺，但现在越南对柬埔寨的行动“是难以被理解为不干涉（别国内政）的”。
泰国《新中原报》一月七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河内企图制造一个柬埔寨傀儡政权作为其侵略的借口，但这丝毫遮不住世人的耳目。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并非什么内战，而是越南张开血口，想强把柬埔寨吞下去。”
文章指出：“莫斯科和河内拟订的蓝图，当吞下柬埔寨而建立‘印支联邦’之后，是否肯到此为止？
这倒是今天东南亚国家的领袖们所应急切深思熟虑的事。”
《泰商日报》一月五日发表的文章指出，“越南即使把金边打了下来，甚至进一步征服全部高棉领土，未来日子又将如何？
对外来说，这种局面，肯定使越南本身自绝于世界所有爱好和平、要求安定的国家，进一步陷入孤立无助之境。
对内来说，高棉人一定奋起，以游击战争对入侵者长期进行骚扰，使越南人防不胜防，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沼，直到被拖垮。”
文章接着指出：“如果征服者能够安享太平的话，当年侵华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现在仍安安乐乐地在中国享福，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也不致垮台。
愚蠢的人总要去走那注定灭亡的历史老路！”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的报纸最近强调，东盟国家要加强合作，警惕越南扩大侵略。
新加坡《南洋商报》担心柬埔寨在越南控制下，“将有一场长期的动乱”。
报纸说，这对于整个东盟是一个威胁。
东盟各国“必须随时准备，毫不犹疑地挺身保卫自己”。
菲律宾外长罗慕洛最近在谈到东南亚的局势时说：“东盟必须更加小心提防苏联在这个地区的活动。”
新华社曼谷一月七日电 泰国副总理汶猜·班伦蓬一月六日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泰国支持以波尔布特为总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
汶猜说：“波尔布特政府是柬埔寨的合法政府。”
他认为，河内支持叛乱分子入侵柬埔寨以便实现它建立“印支联邦”的梦想并进而威胁泰国是可能的。
他还说：“这场战争肯定会影响泰国，因为我们同这些国家相邻。”
他指出，泰国已经在泰柬边界加强了安全措施。
他还说，泰国正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趋势，将对这个地区的形势作出判断。
栏目：要闻简报
邮电部召开座谈会响应人大常委会号召 愿与台湾邮电部门尽快商谈通邮通电
邮电部一月七日召开座谈会，畅谈对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的感想，积极建议与台湾邮电部门尽快进行通邮通电的商谈。
王子纲部长在座谈会上说：“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通信联系，已经人为地中断三十年了，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使大陆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互通信息，互相往来，增强了解，消除隔阂。
为此，我们邮电部门积极建议尽快与台湾邮电部门进行通邮通电的商谈，建立直接的通邮通电联系。
我们随时准备与台湾邮电部门洽商大陆、台湾通邮通电的具体办法，并将为通邮通电提供一切方便。
我们衷心希望台湾当局也能出于诚意，早日实现通邮通电，为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贡献力量。”
西藏自治区成立接待藏族同胞归国和参观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接待藏族同胞归国和参观委员会六日在拉萨成立。
在有西藏各界人士五百多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上，人们在发言中，希望在国外的藏族同胞，包括达赖喇嘛在内，回到祖国怀抱，与各族兄弟一起，同心协力，建设可爱的家乡新西藏，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接待委员会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天宝任主任，巴桑、陈卓、李传恩、帕巴拉·格列朗杰、陈竞波、德格·格桑旺堆、桑顶·多吉帕姆、拉乌·土登达旦、江村罗布任副主任，任昌任秘书长，多吉、于益成、杨世喜任副秘书长，门堆巴·洛桑旺堆等二十七人为委员。
全国铁路部门大力做好春节旅客运输工作
从一月八日起，全国铁路部门开始接送春节期间休假、探亲的旅客。
各铁路局为做好这一工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为了及时、安全地将这些旅客送往各地，全路将增开二百零六对临时客车，其中有：上海到黑龙江嫩江，上海到黑龙江龙镇、福利屯，沈阳到北京的临时直通快车；
还有黑龙江三棵树到济南，郑州到西安，南昌到上海，包头到北京的临时直通客车。
由兰州、西宁到南京西站的直通快车，春节期间将延长到上海。
为了保障春节旅客运输的安全，铁道部重申，严禁旅客随身携带鞭炮、汽油、煤油、雷管、导火索等易燃易爆危险品进车站、上列车，并决定对违章者将给予必要的经济制裁。
反映周恩来同志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越剧《三月春潮》在上海公演
反映周恩来同志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越剧《三月春潮》在沪公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当年参加过起义的老工人，有的拄着拐棍，有的由亲人搀扶，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剧场观看演出。
他们含着泪水说：“周总理又回来了，又在指挥我们战斗了。”
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我们党的历史光辉的一页。
周恩来同志是这次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指挥者。
越剧《三月春潮》比较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历史事实，塑造了周恩来同志的光辉形象。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一月七日讯 民主柬埔寨电台六日广播，宾努亲王写信给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表示支持柬埔寨政府二日发表的声明。
信中说：“我完全支持这一重要声明，并愿意同全国工人、农民、英雄的柬埔寨革命军和以波尔布特书记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以波尔布特为总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站在一起。”
信中指出，越南侵略者和苏联国际刽子手野心勃勃，妄图吞并柬埔寨，灭绝柬埔寨种族，以便最终实现它们称霸东南亚、亚洲和全世界的野心。
“我对以上敌人对我们柬埔寨民族、人民和革命所犯下的罪行非常愤慨。”
宾努亲王表示深信，伟大的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会取得胜利。
据新华社一月七日讯 日本《东京新闻》一月一日刊登最近曾到中越边境地区访问的该报记者青木周三写的一篇报道说：“只要看一下友谊关和东兴镇的状况，给人的真实印象是，至少现状表明，越南方面频频挑衅，中国方面一味克制。
然而，这种克制正在逐渐接近极点。”
报道说：“友谊关——好象巴黎凯旋门的缩影，至少在一年多以前，它曾是中国和越南友谊的象征。
但是，今天，它已不是友谊之地了。”
“在一个星期之前，从越南境内左右两个山岗上飞来石块，使到此来访的外宾不能接近界碑。”
报道说，通向河内的道路，被越南筑起防栅完全阻断了。
越南在稍靠左边的山岗上建起了哨所。
哨所周围是战壕和铁丝网。
可以看见越南的士兵隐藏于暗处。
士兵弯着腰，手里好象攥着什么。
在东兴镇“从中国方面用望远镜向下游看，可以看到越南方面，在一座稍高一点的小山岗上战壕交错。
可以看到有五、六个越南兵。”
报道说，“自去年十一月三日越南与苏联缔结友好合作条约以来，在边境上的越南士兵增加了，入侵和炮击事件更加频繁了。
越南方面似乎意在骚扰中国的边境居民，使其不得安宁。
浦寨生产队距友谊关八公里。
这个生产队的一位社员因踏上越南方面埋的木制地雷，被炸掉一只脚。”
三、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
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农业、工业、科学、财贸大会和其他的一些重要会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把广大群众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激发起来的积极性引导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使我国的国民经济从濒于崩溃的边缘走上了持续跃进的轨道。
一九七七年，抓纲治国初见成效，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十点七，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十四点三，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十六点四。
在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国家财政状况好转的基础上，有近百分之六十的职工增加了工资收入，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也比上年增加。
一九七八年以来，我国各条战线乘胜前进，又取得了新的成就。
农业战线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夺得了好收成。
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持续上升。
财贸战线景象喜人。
科教事业迈出了新步伐。
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是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丰硕成果，也是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十分重要的条件。
四、我国外交政策取得了重大进展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政府坚决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的伟大理论，积极开展对外工作，在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
一九七八年，是我国对外关系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
国际形势的发展，对我们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十分有利。
总览国内国际形势，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极关紧要的历史时机。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抓准时机，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表现了卓越的马列主义领导艺术，非常英明，大得人心。
这一决定，必将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