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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要把我们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有许多工作要性。
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作风必须随之转变。
要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去掉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懦夫懒汉思想。
要振奋革命精神，艰苦深入，调查研究，敢于负责任、拿主意。
特别要强调实事求是、扎扎实实地去干。
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和去年的军委会议、全军政工会议，制定了方针、原则，制定了各种章程。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抓落实。
不去干，不去抓落实，那就不会有现代化，不会有高速度。
我军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认真抓落实，为大家做出榜样来。
本报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头版，曾刊登反映总后勤部领导干部改进领导作风的报道：《亲身体验战士生活，切实帮助解决问题》。
在这前后，编辑部收到了青藏线和西藏一些部队的来信和来稿，讲了总后张震部长等领导同志到青藏高原调查解决问题，把党的温暖送到高原干部战士心上的事情。
沱沱河兵站以《我们吃上了干净水》为题的信中说：我们兵站在唐古拉山下，海拔四千七百米。
这里除了奇寒、缺氧外，一个突出的困难，就是水中含有镁等多种矿物质，人吃了损害健康。
因此，我们吃水都是到老远的地方用车拉。
我们站每日食宿接待上千人次，站上只有一辆汽车，拉菜、拉煤、运人等等，都落在它身上。
用车一紧张，就要断水。
我们多么需要拉水车呀！
这个问题多次向上反映，始终没有解决。
这次总后张部长在格尔木了解到我们的吃水困难后，当即指示有关单位，调了两辆新车，并让连夜出发送给我们拉水用。
张部长给我们解决了吃水的“老大难”问题，也给我们开展“三学”运动增添了新动力。
第二炮兵某部尉忠信、陈德春、李伟三位同志的来信说：我们部队有几个单位驻守在青藏高原的一条小山沟里，那里海拔两千七百多米，气候寒冷，实际上属高寒地带。
但由于这条沟的所属行政区域是寒区，因此部队只能执行寒区的供应标准和供应办法。
由于海拔高、气压低，食物不易煮熟，供应的又是当地的青稞面和芽面，蒸出来的馒头都是粘糊糊的，很不适口。
无霜期短，不能种菜，有些连队只能天天吃咸菜，同志们的体质明显下降。
部队多次向上反映情况，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同志们说：“我们的山沟太小了，这个问题恐怕不能解决啦！”
九月份，总后张震部长带领工作组来青藏高原，对部队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立即派了一位副处长来到我们的小山沟考察。
在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以后，张部长很快就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了决定：从十月份起，部队适当提高薪金补助的标准，并实行实物供应。
小山沟里的问题解决了！
同志们吃着香喷喷的白面馒头和可口的罐头食品，感到身上增添了力量。
西藏军区某边防营五连战士们在《关心边防战士》的题目下写道：八月份的一天上午，军分区领导陪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首长来到连队。
因为汽车无法渡江，他们是坐小船过江，走了三里多山路来的。
战士们听说这位老同志是总后勤部张震部长，很高兴，忙着倒水，请他休息一下。
可是，张部长一到就忙着了解情况，当连队干部讲到连队任务重，体力消耗大，粮食超支的情况时，张部长当即指示，超支的粮食给报销。
他还鼓励连队养好猪、养好羊、多养鸡、种好菜，把伙食搞好。
张部长听说这里照相有困难，就叫随行人员给我们每人照一张相。
后来，我们从传达文件中知道，张部长来西藏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为驻藏部队解决了许多问题。
如根据张部长的指示，许多价格偏高的副食品降低了价格，蛋粉由每斤五元降为二元五角，脱水菜由每斤一元三角降为五角；
每个伙食单位增配一口高压锅，使用期限四年；
等等。
驻甘肃某汽车团团长蒋荣祥在来信中说：我们团近年来节余各种经费七百万元，为解决部队吃菜问题，想盖个温室，却不敢花钱。
张部长来我们团，知道这个情况后，就说：节余经费除了不能搞楼堂馆所和请客送礼，只要用于解决部队实际问题，都要受到表扬。
接着，他让我们拿出二百万元，盖点来队家属住房，盖种菜的温室以及打水井。
他看到部队驻在戈壁滩的风口上，水源困难，便指示我们打井，免得在吃水问题上依赖地方，与民争利。
目前我们团已经制定了盖家属房、温室和打水井的计划，正积极做准备工作，不久就开始施工。
总后某部宣传干事戴继民在来信中说：张部长在深入基层中，取消了有的单位自行规定丢失衣物不再补发的“土政策”。
原来，有些战士由于保管不善，丢失了衣物；
有的汽车兵因为出车时把背包捆在油车罐上，绳子被颠断磨断，丢失了被子。
这种情况按规定是可以补发的。
但有些部队领导怕战士把东西拿回家去（有个别战士这样做过），就干脆来了个“土政策”：一律不补发。
不仅如此，谁丢失了皮大衣还要加倍扣钱，给战士们带来了实际困难。
张部长找到这些单位的领导，对他们这种作法进行了严肃批评，指出：“确实丢了的，支部写报告，团里批准立即补发；
扣了钱的，要退还给战士，以后不准再搞土政策。”
他还说，要实事求是，对那些把东西拿回家的战士，要做思想工作，加强行政管理，这是两码事。
现在，这些“土政策”已经取消了，汽车兵都纷纷表示，领导对我们越是关心，我们越要保管好被服装备，完成好战备运输任务。
根据部队提供的情况，本报编辑走访了总后勤部赴青藏线、西藏部队工作组。
了解到张震部长一行，在青藏线和西藏一共活动了六十八天，本来可以坐飞机去，但是他们为了亲身体验沿线兵站、泵站、机务站的生活，坚持坐汽车，行程八千公里，到了数十个边防连队、仓库、医院，以及工厂、兵站、水电站、农场。
除了就地发现和解决了一些单位的具体问题外，还调查和解决了青藏高原后勤建设中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
如为了保障高原地区干部的身体健康，正式确定把生活用氧列入一项供给标准。
为保证部队吃够定量，实物供应部队的大米自然消耗率，由百分之二改为百分之四，已从去年九月执行。
张部长路过某地，得知空军雷达连以前每年所用油料，要从一千二百公里外的西宁运回，而总后输油管线就从旁边通过，当即决定雷达连用油改由总后当地加油站供应，并规定整个西藏和青藏线属于类似情况的，都按这个原则办理。
他严肃地说，总后勤部是陆海空三军的总后勤部，不光是陆军的总后勤部。
高原气候干燥，缺氧，大家不爱吃罐头肉和脱水菜。
张部长就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吃了脱水菜，亲自体验。
为使部队吃上新鲜肉和新鲜菜，他同有关单位商量，确定在日喀则、林芝建设冷库，给部队存放肉、菜。
张部长带领的工作组能扎扎实实为部队解决问题，很重要的一条，是他们的指导思想很明确：要实现国防现代化，必须搞好部队生活。
张部长多次对驻青藏高原的部队讲：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非常关心部队，邓小平同志亲自找我谈了几次，要关心战士生活，要把连队伙食搞好。
总后工作组这次青藏高原之行，正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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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副总理等到机场热烈欢迎柬埔寨贵宾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宾馆亲切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代表团在北京作短暂逗留后，将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控诉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行径。
宾努亲王和夫人同机到达北京
新华社一月六日讯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以及由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民主柬埔寨政府高级代表团，今天晚上乘飞机从金边到达北京，在机场受到热烈欢迎。
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作短暂逗留后，将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控诉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的侵略行径。
民主柬埔寨政府高级代表团团员有：秀蒲拉西大使，吉春大使。
宾努亲王和夫人也同机到达北京。
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耿飚副总理，陈慕华副总理，黄华外长和夫人何理良等，到机场热烈欢迎西哈努京亲王和夫人等柬埔寨贵宾。
在飘扬民主柬埔寨国旗和中国国旗的机场上，中柬两国战友热烈握手，亲切拥抱。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由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陪同由机场前往宾馆。
邓颖超副委员长在宾馆亲切迎接了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等。
邓小平副总理、邓颖超副委员长在宾馆休息厅里同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等一行亲切交谈，畅叙两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结成的深厚情谊。
邓小平副总理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侵略的正义斗争。
邓颖超副委员长赞扬西哈努克亲王热爱自己祖国、维护祖国独立的高尚品质。
西哈努克亲王在谈话中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柬埔寨人民的支持。
到机场欢迎柬埔寨贵宾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总后勤部副部长张元培等。
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勇燕也到机场迎接。
西哈努克亲王在机场受到邓小平副总理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崔宝林摄
邓小平副总理、邓颖超副委员长在宾馆同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赵天聘摄（照片）
作者：《人民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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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当局悍然开始了对柬埔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
越南侵略军经过长期准备和精心策划，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从柬埔寨的东北部到西南部，全面发起进攻，并已深入柬埔寨境内，侵占了柬埔寨的大片领土。
面对越南的野蛮侵略，英雄的柬埔寨人民为了维护民族独立，正在万众一心，同越南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搏斗。
越南当局不顾全世界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反对，不顾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孤注一掷地跨出大举侵略柬埔寨的这一步，充分说明这个地区霸权主义者猖狂到了何等程度。
越南当局对柬埔寨的侵略战争，是一场不宣而战的肮脏的战争。
同越南相比较，柬埔寨是一个小国、弱国。
柬埔寨为了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不愿意参加越南为控制印度支那地区而策划的“印支联邦”，不愿意同越南建立主仆性质的所谓“特殊关系”，不同意修改越南一再保证过予以尊重的柬越现有边界。
民主柬埔寨坚持了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立场，这有什么过错？
越南当局却因此兴师动众，大举入侵柬埔寨，妄图凭着它的军事实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柬埔寨，把柬埔寨变成它的附庸。
越南当局进行的这场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战争，是妄图征服一个独立的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一场背信弃义的非正义战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殖民战争。
越南当局这种在国际关系中践踏一切原则的无法无天的行径，彻底暴露了这个新起的地区霸权主义者向外扩张的极端疯狂性。
一个国家象越南那样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武装侵略一个邻国，那样恬不知耻地公然宣称推翻邻国的合法政府、吞并一个主权国家是它的“使命”，在现代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还打着应一个所谓合法政权的“请求”的幌子。
苏联为它的古巴雇佣军，也准备了这样一张“应邀”入侵非洲并在那里赖着不走的“护照”。
越南当局现在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却连这一点遮羞的东西也不要，赤条条地走上了侵略的道路，如果容许越南当局这种行径得逞，世界上还要国际公法干什么？
还要国际关系准则干什么？
在柬埔寨以后，又是哪一个东南亚国家将在越南手下遭殃？
苏联又将把古巴、越南这两条狼犬放到哪里去咬谁？
在亚洲、太平洋和世界其他地区将还有什么和平与稳定可言？
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战争，点燃了目前世界上的又一堆战火，在东南亚和亚洲造成了动荡不安的局势，使柬埔寨的东南亚邻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越南当局已经成为破坏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罪人。
如果听任越南侵略战争的火焰继续燃烧并且蔓延，就将引起难以估量的影响和后果。
因此，对于越南侵略柬埔寨，决不能仅仅作为两国之间的边界纠纷或是地区性的问题来对待，而是一个需要全世界共同对付的问题。
柬埔寨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紧急讨论越南侵略问题，这是完全正当的，必要的。
越南当局对柬埔寨敢于如此放肆地进行侵略，仗的无非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和庇护。
它以为有了一纸苏越条约，就可以放手在东南亚为非作歹、横行无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但是，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和苏联大国霸权主义者象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
它们错误估计形势，如此嚣张放肆，轻举妄动，绝对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柬埔寨人民是有反侵略的光荣传统的人民。
他们过去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并不是为了使他们的祖国沧为越南的殖民地。
他们知道，柬埔寨现在是挡住越南向东南亚扩张的一道屏障。
他们今天抵抗越南侵略者，既是为了保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的独立和生存，也是为了维护东南亚的和平与安全。
现在，越南侵略者虽然可以侵城夺地，气势汹汹，得逞于一时，但是，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战争的性质。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在反侵略战争中，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弱国可以打败强国。
柬埔寨人民加强民族团结，加强军民团结，坚持长期抗战，用人民战争对付侵略战争，就一定能打败越南侵略者，使它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陷于灭顶之灾。
坚持反侵略的柬埔寨人民绝不是孤立的，东南亚人民支持他们，全世界人民同情他们。
世界上一切要求维护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国家，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国家，应当给横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亚洲走狗屠戮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和人民以支持。
中国人民是柬埔寨人民的亲密战友，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各国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
这是中国人民责无旁贷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对于兄弟的柬埔寨遭到如此野蛮的侵略，中国人民绝不能漠不关心。
中国人民将继续给予柬埔寨人民各种形式的援助。
我们坚信，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不管可能经历怎样的艰难和曲折，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载一月七日《人民日报》）
作者：傅崇碧
周总理离开我们三年了！
我常常以深深怀念的心情，想起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年，总理领导我们同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反革命逆流作斗争的日日夜夜。
那时我负责首都卫戍工作，是同周总理接触最多的两年。
那些日子，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破坏文化大革命，打击、摧残、迫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跟随毛主席革命多年的大批老干部，掀起了阵阵恶浪。
周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砥柱中流，力排干扰，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关心和保护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今天，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看到受过周总理关心保护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紧密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带领群众斗志昂扬地迈进在新的长征路上时，怎能不深切地怀念周总理！
“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掀起打砸抢和抄家抓人的恶浪。
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肆意践踏，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对于林彪、“四人帮”煽起的这股邪风恶浪，周总理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江青、戚本禹等策动一些人，把当时中共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万里等几个负责人抓走了。
总理得知，焦虑不安。
叛徒江青得意洋洋，说：“小将们干得真漂亮！
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注的。
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司令也甘败下风了吧？”
周总理立即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
他指示卫戍区立即把人找回，要保护好被抓的人。
我们很快找到了被抓走的人，报告了总理。
总理批评了抓人的群众组织，给他们耐心地做工作，让他们把抓去的人交给卫戍区。
我们按照总理的要求，制订好方案，报总理批准，把人送到总理指示的安全的地方。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利令智昏，他们哪里会听从总理的严肃劝告！
他们煽起的打砸抢和抄抓之风有增无已。
在他们的指使、蛊惑下，有一些人竟要把重病住院的罗瑞卿同志抓走。
总理知道了，让我告诉这些人：“绝不能乱抓人！”
为此，陈伯达、江青一伙对我施加很大压力，质问我为什么不让抓？
为什么阻挠和压制“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
你对罗瑞卿是什么感情，为什么保护他？
为什么“开红灯不开绿灯”？
等等。
话是对着我讲的，实际上矛头指向周总理。
当时我回答他们：要是允许随便抓人，警卫部队就没法按中央军委批准的警卫规定执行任务了！
但是，那些人根本不听总理的劝阻，还是想方设法把罗瑞卿同志抓走了。
后来，经过总理反复做工作，才把瑞卿同志交给卫戍区。
从此，周总理更加注意指示我们加强警卫工作，提高警惕性。
有一段时间，宋任穷同志住在京西宾馆，林彪、江青一伙在辽宁的支持者带领一群人去抓他。
他们事先进行侦察和预谋活动，在夜间突然闯入宾馆，直奔宋任穷同志住室。
我们的警卫部队闻警赶去，那一伙人知道从楼道抓不走，便企图把宋任穷同志绑起来从窗口吊送到地面。
楼房那样高，宋任穷同志年龄又大了，万一有点闪失，就会粉身碎骨！
此刻，我们的警卫战士迅速赶到，才把宋任穷同志解救下来，把那伙人赶走。
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
总理非常关切地问：宋任穷同志挨打了没有？
受伤了没有？
要求我们继续做好对宋任穷同志的安全保卫工作。
不久，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
毛主席、周总理通知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来北京谈问题，让他们住在京西宾馆，实际上是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这时，林彪、江青一伙又是蒙蔽群众开大会，又是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发泄他们对在“七二○事件”中支持群众的陈再道等同志的仇恨，并煽动一些人冲击京西宾馆。
有一天，七千多人突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到楼上，情况非常紧急！
总理要我和卫戍区另一位领导同志先后赶到现场，并指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
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按事先制订好并经总理同意的方案，让陈再道等同志躲进一个不常用的电梯里，把电梯在九层与八层之间停下，告诉他们只有听到指定人给的讯号才能出来。
同时，反复地给冲击宾馆的人做工作，劝他们退出去。
但是，由于有戚本禹等人在背后捣乱，这些人仍然不走。
总理就把戚本禹找去，责令他“退兵”。
总理严肃地说：“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作出交代！”
迫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
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我们保证了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的安全，打破了林彪、江青一伙把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置于死地的阴谋。
一九六七年八月份，在一次批斗会上，林彪的一个死党目无党纪国法，打了陈再道同志两个耳光。
这一罪恶行径得到江青一伙的赏识，江青说他是造反派，有气魄。
周总理当即严肃地指出：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不能这样干嘛！
总理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打人、挂黑牌子等歪风，苦口婆心地给群众做工作，讲道理，宣传党的政策和光荣传统，对群众进行正确的引导。
“谁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
我终生难忘周总理对陈毅同志的保护。
陈毅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林彪、江青一伙要剪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煽起了一股又一股打倒陈毅同志的妖风。
周总理旗帜鲜明地同他们进行了斗争。
他们策动一些人批斗陈毅同志，想在批斗会上把陈毅同志揪走。
周总理就指示我们，警卫部队部署在主席台下边，把陈毅同志保护起来。
周总理还亲自参加大会，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
为了表明他的态度，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他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同志也离开会场。
但有一伙人居然把陈毅同志抢走了，总理立即指示我们派部队把他救护出来。
有一次，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一伙人围攻总理，扬言要拦载陈毅同志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同志，致使总理连续十八个小时不能吃饭，心脏病犯了。
总理气愤地说：“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
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由于总理坚持斗争，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揪斗陈毅同志的图谋始终未能得逞！
有一次，由陈毅副总理主持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
当时，林彪、江青一伙正煽动一些人抓陈毅同志，揪斗陈毅同志。
周总理指示我们：一定要保证陈老总的安全！
陈毅副总理对我们开玩笑说：“呵！
总理把我交给你们了！”
去北京饭店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到了饭店，我们发现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
我们便把陈毅同志的汽车停在正门，没等招待会结束，就把车子开走了，那伙人被引到车子开去的方向；
招待会结束后，我们用另外准备的车，从另外的门，把陈毅同志接回中南海。
陈毅同志笑着说：谢谢你们了！
这时，总理又查问此事，得知陈毅同志已安全返回，才放了心。
当我军杰出的领导人罗瑞卿同志遭到林彪、江青一伙残酷折磨的时候，周总理要求我们对罗瑞卿同志“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
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那股歪风，总理规定，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打人，不要挂黑牌子，不准游斗，不准抢走。
后来还指示不准体罚，不准侮辱人格，要保障生命安全，等等。
我们坚决执行了总理提出的这些保护罗瑞卿等同志的措施和要求，这就再一次触动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神经。
他们在一次会上对我横加指责，说什么“群众要求”斗罗瑞卿，这是出于“义愤”，你为什么搞条条框框？
江青破口大骂罗瑞卿同志是什么“反革命”，质问我：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懂吗？
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罗瑞卿是十九兵团的，当过你的政委嘛！
我说：我们是按中央指示办的，不遵守中央指示，我们怎样完成任务？
以后，罗瑞卿同志几次住院做手术，林彪、江青一伙残酷地摧残折磨他，伤口还没愈合，就要他参加批斗会。
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
有一次罗瑞卿同志动大手术，我们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在手术期间不宜批斗的请示，很快得到周总理和叶剑英、聂荣臻同志的批准。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早就想把罗瑞卿同志置于死地。
他们根本不顾总理一再指示，也不顾罗瑞卿同志病重身残，操纵一伙人，强行抢走，频繁地批斗，使罗瑞卿同志备受折磨。
“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呵！”
周总理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工作l许多国际友人都说他是“世界上最忙的人”。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最动乱的年代，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党和人民操劳。
他常常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有时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
我们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适当注意休息。
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呵！
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
周总理对许多受到林彪、“四人帮”凶暴批斗的老干部、老同志，总是竭尽可能加以保护。
他领导我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不仅交任务，还教方法。
听说一位老干部被批斗，他告诉我们事先怎样准备好部队，怎样准备好汽车，万一发生危及被批斗人安全的事态，立即把人抢救走。
有一次，他亲自指示我们要准备好一架直升飞机，当被批斗的同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立即运走。
周总理和聂荣臻同志曾经指示我们，给科学家们增加警卫力量。
但是，江青却说：为什么要保护“反动学术权威”？
有一次，林彪、江青一伙策动一些人批斗一位对我国国防现代化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这位科学家被接出家门时，总理要求我们向他报告情况。
随后，在到达会场时、在大会进行中、在把人送回后，又多次要我们报告情况，直到这位科学家安全地回了家，周总理才放了心。
周总理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作指示。
在林彪、江青一伙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时，有一些群众组织受这帮反革命的煽动、蒙蔽，要冲击老帅们的住地。
我们把得到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把我们找去研究保护措施，要我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那里的警卫工作，并与我们一起研究万一这些老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时，需要采取什么应急措施。
当我们把落实的情况向他报告时，他还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掀起了冲击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恶浪。
八一招待会前夕，总理告诉我们，徐向前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路上不出事！
我们把徐帅护送到招待会上，总理又嘱托我们，一定要保证徐帅在回家的路上不出事。
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三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一九六七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老同志，先后被人抓走游斗。
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指示我们派出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
还让我们把住在招待所的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立即送到卫戍区部队的一个安全的住所保护起来，并嘱咐我们要严格保密。
江青一伙听说找不到这些同志了，竟当着总理的面声色俱厉地问我，把人弄到那里去了？
接连两天吵吵闹闹。
我见总理不理睬他们，也就不吭声。
追问紧了，我就说了句：“上面知道。”
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向他报告了对这些同志的保护措施，主席赞同地说：“总理做得好！
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
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来拍着桌子追问，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去问主席吧！
他们一听，不敢再追问了，只问我为什么不早说。
我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上面指示的吗！
事后我把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爽朗地大笑起来。
那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的负责同志被保护在卫戍区部队营房以后，总理还专门指派了一位同志，每隔一天去探望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形，给他们送文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在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贺龙同志的时候，周总理亲自派人把他接到中南海，以后又亲自参观研究，给他选定一处隐蔽、清静、保密的住所，指示我们派部队把他保护起来。
总理亲自过问他的医疗和生活问题。
但是，尽管有总理的极力关怀和保护，林彪、江青一伙还是加紧了对贺龙同志的迫害，设立专案对他进行审查，有关贺龙同志的事都改由专案组负责。
他们多方刁难、折磨贺龙同志，经林彪的死党批准，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从外地派了一个脑系科护士，冒充卫戍区的医生，把原来护理贺龙同志的医生换走。
在他们的折磨摧残下，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贺老总，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万万没有想到，我按照总理指示，保护毛主席领导下的大批老干部、老同志，竟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眼中钉，他们对我也下了毒手。
我个人也亲身领受了周总理充满阶级深情的保护和关怀。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夜，林彪、江青一伙一手制造假案，我遭受政治迫害离开北京的那天，总理的处境虽然十分困难，仍然与我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吃了饭。
分别时，总理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住考验，以后有的是工作做！
他还嘱咐有关的领导同志照顾好我的生活。
一九七四年，毛主席亲自批准为我平反冤案，我回到北京，又见到了总理。
总理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见到你太高兴了！
我这个在炮火硝烟中长大的人，很少哭过，这时也禁不住流下热泪。
我后来才知道，为了昭雪我的冤案，那几年，总理不知花了多少心血。
这是多么令人铭心刻骨的关怀啊！
我回忆的仅仅是若干往事中的几件。
对于总理的关怀和保护，许多老同志都有各自的亲身感受。
我们的周总理真是大树参天护英华啊！
想起这一切，就牵动我对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
特别是当我参加一些重要会议或者一些重要活动，看到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同志们聚集一堂，共商党和国家大事的时候，就想起了总理的亲切教诲，想起了总理对老干部的关怀。
当时如果没有周总理顶着林彪、“四人帮”掀起的逆流，保护了这些老同志，他们今天会是怎样呢？
真是不堪设想啊！
我们铭记着周总理的巨大关怀，就要学习他那伟大品格和崇高革命精神，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人民日报》供稿）
傲雪 吴自强作（图片）
作者：《后勤学术情况》编辑室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正把工作的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
在这伟大历史转变的时刻，我们对时刻关心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的周恩来同志更加深切怀念。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同志就谆谆教导后勤干部战士要“为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而奋斗”。
在四届人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又代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
对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后勤部门的组织体制、领导关系、勤务建设、物资筹备，教育训练等方面的问题，他都十分关注，经常过问。
周恩来同志非常关心我军的武器装备建设。
一些重要的、尖端武器的生产，他总是亲自抓科研和试验。
一些重要的国防工程、基地、机场、港口、铁路、公路、战略仓库的修建，他都亲自审查批准，并且还常常亲自到现场察看地形，进行指导。
一次，他不顾劳累到遥远的某基地视察时，还亲自指导后勤工作的现代化建设。
他专门去看望后勤战士，鼓励他们多为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吃饭时，他还端着酒杯到伙房，向炊事班的全体同志祝酒。
第二天，又不顾气候恶劣，乘坐直升飞机去最边远的场站视察，给后勤战士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对后勤的现代化建设，周恩来同志特别强调要有高度的战备观念，要从未来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
他曾深刻地指出，“交通枢纽、桥梁、铁路等系统，特别要做好抢修和疏散转移工作，交通线炸断了要及时抢修。
交通部和总后军运部要联合起来把交通系统的战备工作做好。”
一次，黄河铁路大桥被连日的倾盆大雨汇集起来的洪水冲垮了，周恩来同志冒着酷暑，趟水踩泥，来到现场，和干部、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架桥问题。
当第一次架桥没有成功时，周恩来同志深夜又赶到现场，亲自主持召开现场诸葛亮会，用我国唐、晋等朝代在黄河上架桥的历史经验，启发大家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出解决的办法。
他寓意深长地说：“过去，我们在黄河上也架过浮桥，而且是两座，坦克也过去了。
为什么过去能架，现代化了，反而架不起来了呢？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从实际情况出发。”
周恩来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促使大家摸清了黄河的水性和地形特征，找到了架桥的办法，很快地架起了黄河浮桥。
为了加速后勤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周恩来同志经常谆谆教导我们后勤干部、战士，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我军广大后勤人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养成的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执行政策，服从全局等光荣传统和作风；
一方面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学习外国的好经验。
他利用各种机会教育我们后勤干部、战士要热爱后勤工作，全心全意为搞好后勤的现代化建设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七日，在追悼杨立三同志的大会上，他号召我们“要学习杨立三同志忠实于革命事业的精神，终身安心服役于后勤工作和财务工作的精神，和他的不计名位、廉洁奉公的精神，……为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而奋斗。”
一次，我军进口了一些装备和物资，周恩来同志亲自审定了计划，并对总后勤部作过多次指示，强调“要严格审查”，“要尽可能进口技术水平比较高的，以便节省我们赶超先进水平的时间。”
同时，周恩来同志又从部队实际出发，要求我们要艰苦奋斗，厉行节约。
他指示后勤部门要挖掘潜力，消除积压浪费现象，并且亲自部署总后和各军区后勤部门，组成专门小组清查、利用库存物资，最大限度地把物资、经费用在现代化建设上。
一次处理一项军费开支问题时，周恩来同志严肃指出：“应据实报销，不得虚报冒领，亦不得移花接木，违反规章。”
在处理边防部队供应问题时，周恩来同志考虑到部队的实际需要，亲自给总后领导写信指出：“边疆部队情形特殊，望召集有关同志议定供给标准和办法送阅。”
对那些违反党的经济政策和规定的不良行为，他及时进行严厉的批评、纠正。
他多次谆谆告诫后勤干部要一切服从全局，一丝不苟地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把后勤的各项工作都服务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广大后勤干部、战士。
周恩来同志对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的关怀，将永远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学习他的精神，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把后勤工作的重点尽快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早日实现我军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作者：阎建中/郑美才/唐平岳
本报讯 福州部队某师在“三学”运动中，重视对老典型的继续培养，帮助他们迈出新步伐。
经师以上党委审批树立的十二个先进单位和十个先进个人，去年以来，有十一个单位和九个个人都有不同幅度的进步。
这个师抓典型有过教训。
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他们对典型常常是抓一个丢一个，树一个倒一个，“不见典型开新花”，多数典型是“昙花一现”。
去年，师党委认真吸取过去的教训，要求各级党委对树立起来的先进典型，要认真帮助，有所提高。
师、团党委分工负责，经常带领工作组下到这些先进单位传、帮、带。
党委每次分析部队工作形势，都认真分析这些老典型的情况，给他们指出努力方向。
平时，还注意给他们重任务，压担子，让他们在新的实践斗争中，做出新贡献，创出新经验。
炮团榴炮一连是学习硬六连的先进单位，连队的一些干部一度“创”劲不足。
一些战士提出要学习科学文化，有的干部不支持，说什么“硬六连经验也没有学科学文化这一条”，“雷锋是用‘钉子’精神学毛著，不是学文化”。
为了使连队干部思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师、团工作组帮助连队组织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的教导，学习华主席关于“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指示，在全连开展“凭我们这点文化水平能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能不能在新的长征中作出新贡献”的讨论。
通过讨论，很多同志的认识提高了，行动自觉了。
原来连队夜校只学政治，现在也学科学文化知识；
原来关闭的图书室，现在书籍和读者又多起来了。
许多战士上街购买新书籍，从家里索取中学课本。
干部战士还把学到的科学知识，应用到炮兵训练和营建施工中去，先后改革了八项军训器材和六项施工工具，圆满完成了师交给的八个军训项目训练的先行任务。
连队投入施工以来，三次转换任务，每次都提前超额完成。
团里两次在榴炮一连召开现场会，推广了他们的新经验。
为了帮助老典型迈出新步伐，党委注意正确看待典型，不因为典型出了一些问题就甩掉。
某团一连是师、团重点抓的一个连队，前年连队工作上得很快，被树为学习“硬骨头六连”的先进集体。
可是，年底连队出了不良倾向，影响不好。
团党委在讨论去年抓典型的规划时，有的同志埋怨一连不争气，想撒手。
团党委认为，对先进典型也要一分为二，不能因为典型出了问题，就丢开不管了。
三名团党委常委先后四次带领工作组下一连蹲点，具体帮助。
一连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连队的全面建设比前年有了加强，军事训练成绩、作风培养都是全团最好的，营建施工打石头创造了全团最高纪录，农副业生产比前年多收蔬菜三万多斤。
一连这面旗子越来越红。
这个师从实践中体会到，要使典型立得稳，必须使群众信得过。
过去，有的领导听到群众对典型有些议论，总是责怪群众多，从典型身上找问题少，结果，往往是“堵了群众的嘴，拖了典型的腿”。
去年，他们改变了过去这种不正确的看法和做法，某团三营机炮连，前年被评为“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去年由全训转入营建施工，分散住在乡村的十一个点上。
有一段时间，兄弟连队的一些战士议论他们“纪律作风不怎么样，内务卫生不怎么样，那股子硬劲不怎么样”。
团领导听到群众这种反映，不责怪群众，也不当作“耳边风”，及时派出工作组，帮助机炮连反骄破满揭矛盾，对照硬六连找差距，逐个问题找原因，订措施，抓好落实，连队的薄弱环节迅速得到了克服。
全团进行作风纪律、内务卫生检查评比，三机炮连获得第一名，施工任务超额完成，群众工作也做得比较好。
全团出现了“远学硬六连，近学三机炮连”的热潮。
原来一些同志也由不服气变得服气了。
（本报通讯员 阎建中、郑美才本报记者 唐平岳）
作者：缪青民
作者：姚如华/姚克林/万德华
一年一度的复员退伍工作即将开始了，许多老战士都面临着走与留的问题。
应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
最近，我们走访了济南部队某部的几位老战士，他们的态度和行动很值得提倡。
不打小算盘 一心为连队
三机连班长唐修厚是一九七五年入伍的老战士，父母都年近六十，父亲有病，常年不能劳动，母亲也只能料理料理家务，只有唐修厚的弟弟一个劳动力，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前不久，唐修厚回去探家，有的亲友劝他争取早点退伍，好照顾一下家庭。
这个问题，在唐修厚思想上也曾引起过波动：自己当兵四年，立过功，当了班长，提干已经超龄，再干也就这个样儿了；
如今家里又有困难，干脆回家转算了。
但他又想到，自己是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老战士，是共产党员，不能老是围着个人小家庭绕圈圈，应该以革命利益为重，听从组织安排，上级叫走，就愉快走，上级叫留，就安心留。
只要还在部队，就要争分夺秒地干，为连队建设多作贡献。
探家回来后，他在工作上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劲，公差勤务和新战士一样干，战备训练从严要求自己。
班里有几个战士军事技术比较差，他就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开“小灶”，手把手地作示范，教技术，传经验，帮助他们赶队。
团支部书记不在家，他作为副书记，主动挑起担子，积极组织团员和青年开展各项活动，把团支部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技术是党给的 要听从党安排
汽车排班长王华彬，是一九七三年入伍的老同志，有一手过硬的驾驶技术。
他当兵才三、四年，家中就来信劝他退伍，他没理那个茬儿。
去年快到年底时，他爱人寄来一封封书信，劝他跟领导上谈谈，早点退伍回去，并说：“和你一起当兵的去年回来都安排了工作，开车的回到家哪里不需要？”
父母和熟人也来信让他快拿定主意回家，不要再错过机会。
可不是么，自己已经二十六七岁了，在部队还能干几年？
凭这一手技术，回到地方生活不用发愁。
这个想法刚露头，他又感到不对劲。
好几个晚上，他躺在床上反复思讨：自己掌握的技术是谁给的？
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它？
难道学了点技术就应该用它去追求个人的享乐吗？
如果大家都这样，部队建设怎么能搞好？
准备打仗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不！
不能这样做！
他下定了决心，便提笔写信做父母和爱人的工作。
他在信中说：“技术是党给的，我要听从党安排。
部队建设如果需要我继续留下的话，我决心愉快地留下来，为部队建设再出一把力。
请你们也支持我这样做。”
父母和爱人再一次被他说服了。
退伍工作即将开始了，王华彬对工作却丝毫没有放松，而且热情更高，干劲更大了。
他对班里的安全行车、思想作风建设抓得很紧，要求很严。
他还把自己在开车六年中总结出来的好经验、好方法，一点一滴地传授给新同志，满腔热忱地帮助他们提高驾驶技术。
不计个人名利 工作热情更高
通信连骑兵班班长胡王祥，是一九七六年入伍的老战士。
和他一起入伍的老乡多数入了党，有的还提了干。
起初，胡正祥有些思想顾虑：自己当兵三年了，还是个团员，如果入不了党，退伍回家怎么向亲属交账？
为此，他一度情绪不高。
党小组长周学文发现后，连续几个晚上找他谈心，同他一起学习党章，给他讲连队过去的一些老战士，在复员前正确对待入党问题，安心连队工作的事迹，帮助他端正入党动机。
在党小组长的热情帮助下，胡正祥深深感到，要争取入党，首先必须扎扎实实干好革命工作，决不能有私心杂念。
只要思想上严要求，工作上高标准，努力创造条件，组织上是会培养自己的。
就是在部队入不了党，退伍到地方，党组织的大门也同样是敞开着的。
顾虑消除了，小胡的工作劲头越来越足了。
不论白天还是夜晚，他都抓紧带领全班进行军马训练。
马笼头坏了，他就动手修好。
每天早晚他都要到马厩转几遍，精心照料军马。
一次夜间训练回来已经十二点钟了，他刚睡下，听说有匹马生病了，二话没说就一骨碌爬了起来，摸黑往返走了十多里路，将马牵到地方兽医站及时进行了治疗，事情办完已是凌晨三点多钟了。
胡正祥同志这种工作精神，使全连老战士深受鼓舞。
（姚如华、姚克林、万德华、刘胜昆）
作者：丁亚东/荣庆祥/王文杰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团政委欧阳代保到职两个月，同党委“一班人”，一反过去那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拖拖拉拉的官僚衙门作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解决部队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在短时间内为群众办了七件事。
从机关到连队，从干部到战士，无不为之拍手叫好。
这七件事是：一、发给每个连队三千多块砖、一吨石灰和炉具设备等，帮助连队搭起了火墙或地火龙，解决了连队饭堂取暖问题；
二、把上级多发的取暖费落到实处，给每个连队多买十吨烤火煤，给每户随军家属买了一车引火柴，并送到家门，改变了连队烤火煤不足，家属缺少引火柴的问题；
三、采取措施，帮助部分连队解决了吃水困难；
四、为全团修复了一百八十九个门窗，安上了五百五十平方米的玻璃，连队营房保暖了；
五、抢时间为三个连队盖了永久性菜窖；
六、修缮了礼堂门窗、天窗，使同志们冬天在礼堂集会或看电影不再挨冻了；
七、增设服务社营业项目，部队、家属不用外出买盐、买醋了。
欧阳代保政委关心群众生活，有一种敢当家、敢作主的勇于负责的领导姿态。
他在解决群众生活的问题时，对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提交党委会集体研究，对一些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能够决定的事，就果断作主。
冬季连队饭堂冷，主要是缺乏材料没法建取暖设备。
欧阳政委考虑团里还有一部分建筑材料，虽然营建很需要，但是，解决饭堂取暖问题，使战士们吃好饭，保证身体健康，比之别的营建更加需要，应该把这些材料里在刀刃上。
他当机立断，马上找负责后勤工作的李副团长具体商量，和业务部门共同努力，很快把四万多块砖、三十多吨石灰、五立方木材分发给连队。
欧阳代保政委解决群众生活中的问题，有一股一抓到底的精神。
他发现全团有几个地势较高的连队，由于水塔压力不足，三天两头断水。
一到冬天，还有两个营常常吃不到自来水，只好挑水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找负责抽水的战士了解情况，亲自到水井作了观察，和军务股郭股长商量，决定从七连再调一个战士到水房。
接着，欧阳代保政委又特意赶到水房，找负责抽水的三个战士谈话，鼓励他们积极工作，多吃点苦，解决全团的吃水问题。
三个战士很受教育，昼夜抽水，任劳任怨，使水塔的正常蓄水量由原来的七十吨上升到一百二十吨，基本解决了全团用水。
为了防止管道冻结，他还让业务部门抓好管道的检查，组织各连队在管道较浅的地方加厚土层。
连队都能吃到水了，唯独离水塔最远、地势较高的三连还不行。
他又组织水工破土查管道，发现有一段管道锈蚀漏水，便及时换上了新管道，保证了三连的用水。
欧阳代保政委到职时间短，帮助连队解决生活问题决心大，行动快，效果显著，有效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干部战士高兴地说：“领导这样关心群众生活，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应该加倍工作，一心一意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丁亚东、荣庆祥、王文杰）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在进入这个新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
两年多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我们已经从根本上扭转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局面，扫清了阻挡我们前进的最大障碍。
实现了安定团结，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
这些辉煌胜利，为我们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两年多来，我们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作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首先在政治上打了一个大胜仗。
“四人帮”竭力反对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大障碍。
他们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地进行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打倒了“四人帮”，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确定为我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但当时还不能马上把主要精力用来搞现代化建设。
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还没有清查，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是非还没有澄清，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所造成的许多恶果还没有消除，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是障碍重重，我们身后还有许多遗留问题缠手缠足。
党中央抓住主要矛盾，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点，抓纲治党，抓纲治军，抓纲治国。
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发展得迅猛而健康，经历了三大战役，揭发、清查、批判相结合，很有秩序，很稳妥，很庆功。
粉碎了“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查清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两年多来，全国各地认真清查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粉碎性地打击了“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四人帮”苦心经营十年之久的上海，顷刻变成了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
“四人帮”以及那个“东北太上皇”在辽宁的“基地”，被革命群众彻底捣毁了。
林彪、“四人帮”插手很深的天津市，盖子捂了十八个月之久，广大群众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也把盖子揭开了！
一些揭、批、查动手晚、步子慢的地区，都陆续赶了上来。
经过两年多的奋战，全国范围的清查工作已经结束，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基本查清，“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土崩瓦解，马天水、于会泳、迟群、张铁生、翁森鹏、陈阿大等一类帮派骨干受到人民的审判，在四届人大窃取高位的那两个“四人帮”的男女亲信的罪行也得到了清算。
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各地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双打”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这是一场打击“四人帮”社会基础的斗争。
四川省把“双打”同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结合起来，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办法，在全省揭发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金额五千六百多万元，粮食四千五百多万斤。
温州地区在“双打”斗争中挖出的“万字号”贪污盗窃分子达三百三十人。
打掉了这些直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南霸天”和喝人民血汗养肥的“大老虎”，广大群众无不扬眉吐气，拍手称快。
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他们的反动思想体系，从根本上分清了路线是非
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特别是在第三战役中，我们把“四人帮”和林彪联系起来一起批，不仅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而且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挖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
各条战线紧密联系实际，抓住受林彪、“四人帮”影响最深、造成危害最大的问题，大打人民战争，把他们制造的种种混乱彻底加以澄清，把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经济战线开展了“十个要不要”的大讨论，军队进行了“十个应该不应该”的路线教育，科学教育文化战线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黑线专政”等反革命谬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扫清了障碍。
例如通过深揭狠批林彪、“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原则的种种谬论，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得到了贯彻落实，农村认真实行了“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的方法，工厂恢复了“计时工资加奖励”的制度，改变了过去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与捣乱一个样”的赏罚不明的现象，把“拉车的”、“坐车的”、“砸车的”基本上分清了，广大群众拍手欢迎，欢呼“毛主席的政策又回来了！”
去年以来，在全国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仅是一个在理论上拨乱反正的问题，而且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党中央非常重视这场讨论，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积极参加这场讨论。
通过讨论，弄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凡是被实践证明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错误的都要改正。
这无疑是最彻底的拨乱反正，最根本的思想解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进一步扫除了思想障碍，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能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各条战线都进行了认真的整顿，重点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调整和加强了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班子，我们的党组织和政权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团结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能够顺利地贯彻执行了。
以天津市为例，原来的一些负责人在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在我们同“四人帮”斗争中又犯了更严重的错误，一直卖命地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他们费尽心机捂盖子保自己，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去年六月，党中央调整和加强了天津市委领导班子，终于彻底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迅速扭转了落后局面。
再如冶金系统，这是深受“四人帮”及其在冶金部那个亲信严重破坏的“重灾户”，经过整顿，把那些震派、风派、溜派、捂派人物从领导班子中调整、清除出去，把那些热心于党的事业、懂得冶金工业的实干家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带动整个冶金工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领导班子整顿中，不仅清除了那些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同时帮助了那些在路线斗争中犯过政治错误的干部，使他们认识并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
石油战线各级领导班子普遍召开了“说清楚会”，让受林彪、“四人帮”毒害犯错误的同志把错误事实说清楚，把思想动机说清楚，把路线是非划清楚，把改正错误的决心表清楚。
说清楚的及时给予解脱，轻装上阵。
比如大庆有四百多人需要说清楚，不到一年时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宣布解脱了。
这样做了，对于纯洁领导班子，纯洁干部队伍，纯洁思想作风，都带来很大好处。
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大批冤案、假案、错案得到平反昭雪。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冤案要昭雪，假案要平反，错案要纠正。
党中央肯定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各级党组织也作了大量工作，为许多长期被迫害没有工作的干部平了反，安排了工作；
被打伤、打残的得到了治疗，被迫害致死的得到昭雪；
因身体条件不适宜工作的得到了妥善安置；
受到株连的家属和子女按党的政策作了正确处理和安排。
党中央纠正冤案、错案、假案，深得人心。
长期受诬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把平反看作党对他们的第二次解放，决心把全部身心献给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事业。
受害者的家属子女如释重负，深深感谢党中央搬掉了压在他们身上的大石头，治好了他们内心的创伤。
广大群众看到正义得到伸张，无产阶级正气得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党的政策的胜利。
二、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伟大胜利，一个最主要的标志是实现了安定团结，毛泽东同志早就期望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开始出现。
这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基本保证。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逐步恢复。
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党开始出现了大兴调查研究的空气。
一九七八年五、六月份，国务院十多个部和总局派出二千多人下基层蹲点，帮助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创建大庆式企业，其中有正副部长和总局领导同志二十四人，司局级干部七十多人，处级干部二百八十多人。
他们来到生产第一线，到钻台上，到高炉旁，到矿井下，到车站、码头，到车间班组，到工人食堂和宿舍，同群众一起劳动，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这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后出现的新气象。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同志跑遍几十个县向社员和基层干部请教，找到了四川增产粮食的办法；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解剖典型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类似这样的佳话在全国广为传颂，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欢呼：“老八路的作风又回来了！”
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发扬。
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今后各个企业的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要由本车间工段和班组的工人选举产生。”
党中央的决定，表达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多年的愿望。
现在，这种选举，不仅在工厂、社队展开，而且还正在扩大到学术机关甚至行政机关。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于十月份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民主选举，产生了研究室主任和副主任。
选举后，干群关系密切，全室科研人员情绪高涨，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大干快上。
人民群众的经济民主权力也得到了加强。
国家开始有计划地下放一些经济管理权力，使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较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浙江省委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正确处理大集体和小自由的关系，切实保护农民的正当利益。
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浙江这个“重灾区”的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出现了多年来未见过的大干社会主义的动人情景，去年战胜大旱，粮食平均亩产重跨“千斤关”。
社会主义法制开始加强。
为了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工作、学习环境的安定，我们还大力整顿了社会秩序。
全国各地大张旗鼓地公判处理了一批重大案件，造成了打击刑事犯罪的强大声势，震慑了敌人，鼓舞了人民。
遍布城乡内外的治保会和各种治安联防组织经过恢复整顿，普遍健全起来。
对青少年的教育大大加强，青少年犯罪有所下降。
一九七七年全国刑事案件的破案率达到近十年来的最好水平。
一九七八年以来，全国刑事案件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火灾损失显著减少，交通事故趋向和缓。
无产阶级正气上升，资产阶级邪气下降，全国社会秩序大为安定。
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拨乱反正，分清路线是非，整顿和调整领导班子，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好四个现代化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尽管运动发展不平衡，还有少数单位搞得不深不透，但就全国范围来看，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性任务，可以胜利结束了。
这是我们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运动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最根本的前提条件。
栏目：要闻简报
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周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纪录片再度上映
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三周年的日子里，大型彩色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从一月八日起再度上映。
总理为人民，人民爱总理。
影片将把观众带回到三年前八亿神州泪纷飞的巨大悲痛之中。
影片有关周总理的一组组极其珍贵的历史镜头，将使人们更加怀念周总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
我们从影片中还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在追悼周总理的大会上致悼词的情景。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欧洲议会议长科隆博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一月六日上午会见了欧洲议会议长埃米利奥·科隆博和他的随行人员。
在双方进行友好的谈话中，邓副总理和科隆博议长就加强西欧联合和当前国际形势等方面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李先念副总理同尼雷尔总统举行会谈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一月五日下午在国家大厦同来访的李先念副总理举行了将近三个小时的会谈。
李先念副总理向尼雷尔总统转达了华国锋主席对尼雷尔总统再次访问中国的邀请。
对此，尼雷尔总统说：“我一定去。”
两位领导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会谈。
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开始在京举行
由文化部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活动，一月份开始在北京举行。
参加第一轮演出的有六个话剧，它们是：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政治部话剧团的《秋收霹雳》、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开慧》、甘肃省话剧团的《西安事变》、西安话剧院的《西安事变》、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话剧团的《陈毅出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曙光》。
献礼演出活动将采取分批轮换的办法，十五天至二十天一轮，每轮六台戏，持续进行到十月份。
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正加紧施工
联结我国西北和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铺的路轨，已经过了青海省的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的首府德令哈，距这期工程的终点格尔木只有一百八十公里了。
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从西宁往西到格尔木全长八百三十四公里，其中从西宁至哈尔盖的一百八十一公里，已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建成通车；
从哈尔盖至格尔木一段工程是从一九七四年开始施工的，到一九七八年底，已铺轨四百八十二公里，其余地段路基已基本成型。
青藏铁路沿线经过的地方是我国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区之一。
这条铁路穿过的青海柴达木盆地，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盐、化工原料等资源。
修通了这条铁路，对于繁荣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强民族团结，巩固边防，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据新华社）
作者：任卫平
单位：五二八六九部队
栏目：国际札记
《聊斋志异》中有一则“红毛毡”的故事，说的是从一个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红毛国来了许多人，中国边防长官看见他们人多，不许登岸。
红毛人求情说，只给他们毡子那么大一块地方就行，长官便答应了。
红毛人把一块毡子搬到岸上，开始大不过容得下两个人；
又把它摊开一点儿，容下了四、五人；
就这样一边摊一边登岸，不大会儿摊开的毡子竟占了一亩多地，上来了几百个人，一齐亮出短刀子。
边关上的人没防备到这一手，被红毛人闯进几里地远，大掠一顿而去。
这则故事把那种阴险、狡诈、贪婪无耻之徒的流氓嘴脸，真是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这类“红毛人”是屡见不鲜的，并且至今还远远没有断种。
今天的越南领导人就是红毛人的徒子徒孙。
抗美战争期间，柬埔寨人民曾忍受着极大的民族牺牲，把自己的鹦鹉嘴地区作为越南军队的庇护所。
但是到了抗美战争结束以后，越南领导却恩将仇报，公然出动大批军队，越过边界线，杀向鹦鹉嘴，妄图将这一地区划入自己的版图。
也是在抗美战争期间，柬埔寨人民顾全大局，让越南通过自己国土上的“胡志明小道”向南方源源不断地运送兵员、给养和弹药。
但是，到了抗美战争结束以后，越南领导人却背信弃义，赖在那里不走，妄图永远据为己有。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
请看，当今的越南领导人，和蒲松龄笔下的那些红毛人，不是维妙维肖吗？
其实，越南领导人的劣迹，较之那些红毛人，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
红毛人施尽诡计，只不过劫掠数里之地罢了，越南当局的野心却大得多，它不仅要把鹦鹉嘴地区、“胡志明小道”赖归己有，而且要在“印支联邦”的旗号下把整个柬埔寨变成越南的殖民地，变柬埔寨人民为大越南制下的顺民。
他们拼凑了一个“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正是出于这种险恶的用心。
在他们用刺刀制造了这个傀儡组织之后，便把它顶在头上，变本加厉地向柬埔寨发动大规模进攻。
目前，越南侵略军已深入柬埔寨领土达八十多公里，侵占了柬埔寨东北大区桔井省省会桔井市，并正在分几路向民主柬埔寨首都金边进犯，大有一口吞掉柬埔寨之势。
越南领导人是否以征服柬埔寨，充当印度支那霸主为满足呢？
不会的。
他们还想充当东南亚的太上皇。
他们对曾经一度是他们进行抗美战争的大后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大搞强盗加流氓的一套，能占就占，得寸进尺。
这一切说明，蒲松龄笔下的红毛人，已经以百倍的狡诈和贪婪，在越南领导人身上借尸还魂。
但是，古往今来，一切贪得无厌的侵略者，下场都是不美妙的。
野心越来越大的新沙皇，到处侵略扩张，企图囊括全球，不是已激起全世界人民的愤怒，连它的东欧前院都爆起了反抗之火吗？
越南领导人以为有新沙皇撑腰，学着主子的样，穷凶极恶地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也正在日益暴露出它那红毛人式的丑恶嘴脸，从而使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
越南领导人如果不悬崖勒马，一意孤行下去，等待看他们的只能是彻底失败的命运。
栏目：国际札记
奥地利许多城市的人民一月五日举行示威，抗议越南当局在苏联支持下对柬埔寨发动侵略战争。
维也纳的群众在集会后举行了游行，并到苏联驻奥地利大使馆前示威。
举行了抗议越南侵略柬埔寨的群众示威的城市还有格拉茨、林茨、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和克拉根福。
这些示威活动是由奥地利共产主义同盟组织的。
示威者高呼“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越南滚出柬埔寨！”
“柬埔寨人民必胜！”
等口号。
栏目：国际札记
日本政府外务省对于柬埔寨局势的急剧变化感到极大的忧虑，正在研究包括重新考虑对越南提供经济援助在内的对策。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园田外相一月五日晚已向日本驻越南大使长谷川孝昭和驻柬埔寨大使佐藤正二发出指示，要他们向两国转达日本政府对当前局势的忧虑。
报道说：日本“外务省对于目前越南违反了园田外相同阮维桢外长达成的协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据报道，去年十二月阮维桢外长访问日本时，日本政府在附加下述条件的情况下许诺向越南提供有偿援助和无偿援助共一百四十亿日元。
这一条件是：越南贯彻自主独立路线，有助于亚洲的和平和稳定。
栏目：国际札记
日本东海大学教授林三郎一月六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谴责东南亚头号军事大国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
文章说：“越南把十几个师的兵力投入了柬埔寨战线；
在老挝经常驻有四、五万军队；
在中越边境也部署了大量的军队，同时还需要保持一支军队来对付南越的反对运动。
因此，据说越南已采取了全面总动员的体制。
为了维持这支庞大的军队需要相当数量的粮食供应。”
林三郎教授的文章说，河内打着柬埔寨救国统一战线的旗号，企图推翻柬埔寨政府，建立一个傀儡政权，通过武力把柬埔寨实际上置于它的统治之下或势力范围之内，而使自己成为整个前“法属印度支那”的主人。
河内的这种政策，只能说是一种军国主义、扩张主义。
文章说，援助越南“会产生同帮助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同样的结果。”
（均据新华社）
栏目：国际札记
海牙消息：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荷兰外交部发言人一月四日说，鉴于目前越南同柬埔寨的冲突，荷兰政府正在重新考虑它向越南提供的发展援助。
发言人说：“现在（政府）内部正在研究这一冲突对我们向越南提供发展援助带来的后果。”
据荷兰外交部官员透露，一九七九年荷兰给越南的援助预算还没有安排。
栏目：国际札记
新华社一月六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一月六日广播，柬埔寨革命军在各个战场英勇抗击越南侵略者，从一月三日至五日，共消灭有生力量近一千名，击伤击毁坦克六十九辆、军车三辆，并缴获许多军用物资。
电台说，从一月三日至五日，在北部大区，击伤击毁坦克三十六辆，消灭了坦克里的全部敌人和其他敌人近百名。
在东北大区，消灭敌人一百多，击伤击毁坦克十四辆、军车三辆。
在东部大区，消灭敌人三百多，击毁坦克十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在西南大区，消灭敌人三百多，击毁坦克九辆。
电台还说，四日和五日，越南侵略军对西南大区的茶胶和贡布进行炮轰和扫射，使那里边境地区的房屋和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栏目：图片新闻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边防战士邓铁生在广西宁明县桐棉公社板烂大队巡逻时，被越方埋设在我境的地雷炸伤，鲜血淋漓。
新华社记者刘玉生摄
去年八月三十日越方不顾中越双方达成的有关协议，将一棚车推上云南河口中越友谊大桥，在棚车前后架设铁丝网和栏杆，单方面地封锁大桥，中断铁路。
图中河流右方为中国，左方为越南。
新华社记者段文华摄（照片）
据新华社曼谷一月四日电 据《暹罗之星报》报道，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泰国渔民宋蓬的两艘渔船在公海上捕鱼时，突然有四十多名伪装成渔民的越南士兵乘船向他的渔船靠拢，并强行登上渔船，持枪胁迫他们开到越南南部的达马岛。
越南士兵不仅扣留了这两艘渔船，而且将船上的渔民全部赶到岸上，抢走了衣服和财物，然后让他们换乘小木船返回北大年。
这位渔民发现，在达马岛海湾里，停泊着被越南劫持的不少泰国渔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