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我国宝岛台湾的地理风貌
中央电视台今晚播映《台湾风光》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中央电视台将在31日晚上的《祖国各地》节目中播映影片《台湾风光》，介绍我国宝岛台湾的地理风貌。
这部影片以乘车漫游的方式，介绍了台湾的主要城市、港口和风景区。
观众从影片中可以看到台湾的著名风景区日月潭。
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大湖，潭北有一个小岛，岛的南半边的湖水象日轮，北半边象月弧，因而被称为日月潭。
影片映出从台中到嘉义的火车，绕着螺旋式的路线上山，观众看到是一棵三千年的古树，这就是台湾另一个名胜阿里山的标志。

多年愿望今实现有生之年多贡献
童第周和贝时璋光荣入党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我国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和贝时璋在1979年新年前夕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十六岁的生物学家童第周，现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近年来主要从事细胞核和细胞质相互关系的科学研究。
七十五岁的生物学家贝时璋，是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正从事细胞重建的科学研究。
多年来，两位科学家都始终坚持亲自动手做实验，热心培养青年科技人员，治学态度严谨，为发展我国的生物科学作出了贡献。
中国科学院党的组织根据两位科学家的一贯表现，认为他们已经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最近批准了他们的入党申请。
在通过他们入党的支部大会上，两位科学家兴奋地表示，加入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多年来的愿望。
他们对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国人民开始新的长征的时候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感到十分激动，决心今后要本着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的精神，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在生物学方面攀登科学高峰，多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把有生之年献给党，献给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事业。

大力加强人民检察工作
第7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是人民检察院重建以来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议讨论了当前政法战线的形势和检察工作的任务；
回顾了建国以来检察工作的经验教训；
提出了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初步建议。
会议后期，与会同志认真及时地学习了党的第11届三中全会公报，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大家一致热烈拥护党中央关于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英明决策，决心带动广大检察干部，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护人民民主，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新的贡献。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发扬人民民主，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要调动亿万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必须发扬人民民主。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尤其需要加强法制。
可是，目前有些地方和单位，有些人的法制观念薄弱，依然存在着依言不依法，依人不依法的现象，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叫作“法”，把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叫作“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有的人甚至严重地目无法纪。
这种状况如不迅速改变，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很不利的。
华国锋同志指出：
“实现天下大治，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人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要进一步搞好整顿和建设。”
叶剑英同志在五届人大《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指出：
“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宪法修改草案规定设置人民检察院。”
党中央对人民检察工作十分重视，我们必须大力加强之。
林彪、“四人帮”把“公、检、法”视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巨大障碍，他们“砸烂公、检、法”，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检察战线占统治地位，否定检察工作的成绩。
他们肆意诋毁、攻击检察工作，把批捕、起诉诬蔑为“干扰对敌斗争”；
把对监狱、看守所工作的检察、监督诬蔑为“阶级投降”；
把同违法乱纪作斗争诬蔑为“矛头对内”。
在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煽动下，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冲砸人民检察机关的妖风，把大批检察干部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致使我国的检察工作中断了十年之久，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极大的危害。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
“四人帮”所以能够为所欲为，也是钻了我们这个空子。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了大治天下，加快“四化”步伐，努力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人民检察院必须恢复、重建和加强，这是当前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重要任务。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宪法赋予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同一切违法的现象进行斗争，镇压反革命活动，打击那些触犯刑律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保护人民行使民主权利，保障宪法和法律得以正确实施，以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检察机关是宪法和法律的保卫者，要在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斗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当前，根据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获得伟大胜利，全党的工作的着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
新的形势和任务，迫切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迫切要求进一步健全国家的民主生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检察机关要把整个检察工作的着重点转到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应当积极开展经济领域的检察工作，使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企业、集体的财产和劳动者的权益不受侵犯。
人民检察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对敌斗争是检察机关的首要任务。
鉴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流毒的影响，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检察机关要把同违法乱纪作斗争放在重要位置上。
这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迫切希望。
违法乱纪历来是破坏国家利益、侵犯人民权利的一大祸害，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大障碍。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为反对违法乱纪，保卫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发扬和保障人民民主，只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检察院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应当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配合起来。
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生效。
对于违犯党纪国法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法纪，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对于有严重罪行的人，要绳之以法。
当然，在斗争中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违法乱纪方面的问题大量的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一定要把严重违法乱纪的坏分子同有一般违法行为的人区别开来，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坚持检察机关同公安、法院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才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中的积极作用。
这对于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是十分重要的。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检察工作是这个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坚持这个制度的，办案的质量就高，效果就好；
削弱或者取消检察工作，就破坏了这个完整的制度，办案质量就要降低，就会造成不良后果。
林彪、“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制造大量冤案、错案，这固然是由于他们从根本上颠倒敌我关系所造成，他们砸烂检察机关，彻底破坏了检察机关同公安、法院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允许放纵敌人，也不允许冤枉好人，只要发现了冤案、错案、假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平反。
要做到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敌人，惩罚罪犯，防错防漏，不枉不纵，就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
当然，检察机关在工作中的错误，也应该由公安、法院通过互相制约和群众的监督加以纠正。
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是做好检察工作的根本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削弱。
目前，检察机关的任务很重，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建立和健全各级检察机关，加强人民检察工作，把检察工作纳入党委的议事日程。
我们的检察机关，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这样才能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
我们一定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革命威严。
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实行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广大检察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自己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努力做到在对敌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在执行法律上一定要刚正不阿，大公无私。
广大检察工作者一定要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希望归国科学家为四化大显身手
在国家科委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方毅同志和科学家们欢聚一堂，大家互祝在新的一年里获得更多成就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国家科委今天在政协礼堂举行新年茶话会招待归国科学家。
茶话会上洋溢着节日气氛。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在京的六十多名归国科学家欢聚一堂，促膝谈心，互致节日的问候，大家互相祝贺在新的一年里获得更多的科学成就。
茶话会由国家科委副主任蒋南翔主持。
出席茶话会的，有三十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或五十、六十年代从国外回来的老科学家，以及二十多位文化大革命期间陆续回国的中年、青年科学工作者。
在中年、青年学者中，有不少是台湾省籍同胞，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是从台湾省出发到美国、日本、西德、英国、法国、瑞士、加拿大等国留学，毕业后怀着极大的爱国热忱，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参加工作的，现在已成为科研工作或教学工作中的骨干力量。
茶话会上欢声笑语不绝。
大家围着圆桌，一边吃糖果，一边交谈，畅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圆满成功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安定团结。
方毅同志等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科学家们同席而坐，亲切交谈。
方毅同志祝大家节日愉快，希望科学家们在新的一年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他说，明年我们要全力以赴地大干四个现代化，这是科学家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在座的科学家都是从海外归来的。
在庆祝新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台湾同胞，我们一定要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
方毅同志说，中国是有六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科学家不比别人笨，人家能干成的，我们也一定能干成。
让我们骑上骏马，飞奔前进吧！
茶话会结束后，到会同志在一起观看了电影。

标志我国电力工业向现代化目标迈出可喜的一步
京津唐电网应用电子计算机调度电力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京津唐电网最近应用电子计算机调度电力，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用电子计算机调度电力，这是京津唐电网实行技术改造的一个重要步骤。
过去，调度人员都是通过电话来了解和掌握电网的发电、供电和用电情况，费时费事，适应不了电力生产和用电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
现在安装了电子计算机后，他们要了解电网内任何一个电厂、变电站和高压输电线路的发电、供电和任何一个地区的用电情况，只需拨一下调度台上与电子计算机相联结的有关开关，在电视屏幕上就立即显示出所需要的功率、电压、负荷、容量等数据或图象，并通过电传打字机，把这些数据打印在报表上。
这样，过去花十几分钟甚至几个小时才能掌握的情况，现在不到一秒钟就能准确地了解到，使调度人员能够及时根据电网的发电、供电和用电变化情况做好调度工作，同时也为电网的安全运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我国电网应用电子计算机这还是第1次，它标志着我国电力工业向现代化目标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这项新成果是北京电业管理局中心调度所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在有关单位协助下共同设计和制造出来的。

欢迎参加第8届亚运会的我体育代表团胜利归来
国家体委召开庆功授奖大会
王震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向代表团祝贺，鼓励大家取得更大胜利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国家体委今天在北京体育馆举行有三千多人参加的大会，欢迎参加第8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胜利归来，并为在第8届亚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二百九十五名运动员、教练员记功授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国家体委主任王猛以及副主任李梦华、陈培民、尹忠尉，有关方面负责人钟师统、韩复东、周之同、魏明、赵斌等出席了大会。
参加第8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徐寅生，副团长于步血、陈先、李文耀，也出席了大会。
李梦华副主任在大会上讲话。
他热烈赞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8届亚运会上所取得的优良成绩，同时也指出，我国的体育水平同世界上一些体育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他号召中国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工作者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精神，把注意力集中到高速度发展体育事业上来，力争在本世纪内实现“城乡群众体育大普及，全国人民体质大增强，拥有世界第一流的体育队伍，世界第一流的运动技术水平，现代化的体育设施，成为世界上体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
水球队运动员卢周潜代表参加第8届亚运会的全体同志在大会上表了决心。
女子击剑运动员栾菊杰代表参加第8届亚运会的十七个项目的运动队，向全国各运动队发出倡议：
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召，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发愤图强，大干快上，在1979年第4届全国运动会上创造新成绩，刷新纪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为加速攀登世界体育高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王震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华国锋主席，代表叶剑英委员长向参加第8届亚运会的我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祝贺和问候，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胜利。
为了表彰先进，进一步调动运动员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积极性，按照政治工作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根据运动员、教练员在第8届亚运会上所取得的比赛成绩，有四十人荣记一等功，并被授予“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有二百零九人荣记二等功；
有四十六人荣记三等功。
对记二等功、三等功的颁发了奖状。
所有记功运动员、教练员都同时获得一定的物质奖励。
今天荣记一等功的运动员、教练员有：
乒乓球队：
张立、张德英、杨莹、郭跃华、梁戈亮、李富荣、张燮林、林慧卿；
羽毛球队：
梁秋霞、郑惠明、丘玉芳、张爱玲、刘霞、李芳、汤仙虎、陈福寿；
体操队：
蔡焕宗、何秀敏、李月久、熊松良、朱政、夏德君、周济川、陈孝彰；
水球队：
卢周潜、蔡添雄、李鉴明、侯德；
射击队：
冷桂英、苏之勃；
举重队：
谭汉永、杨怀庆；
跳水队：
陈肖霞、史美琴、刘恒林、吴国村、梁伯熙、徐益明；
击剑队：
栾菊杰；
田径队：
黄健。
在热烈的掌声中，王震副总理和王猛主任等给获奖运动员和教练员发了奖。

第7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砸烂”检察机关、破坏法制的罪行，讨论检察机关新时期的方针和任务，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
胡耀邦同志到会作重要讲话，黄火青同志作了报告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第7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12月16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
检察机关是被林彪、“四人帮”彻底“砸烂”的单位。
粉碎“四人帮”后，五届人大决定重新建立各级人民检察院。
这次会议是检察机关重建后的第1次全国性会议。
会议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砸烂”检察机关、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行，讨论了检察机关在新时期的方针和任务。
同时，在总结检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讨论提出了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建议，准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加以审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书记胡耀邦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他要求政法部门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出发，抓好冤案、错案的平反工作，要做到彻底平反，善始善终。
在处理现行反革命案件和刑事犯罪案件时，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防止错捕、错判。
对罪犯要重视思想改造，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严禁虐待，根除封建的野蛮行径。
要同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社队密切配合，采取民主的、批评教育的方法，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增进人民的团结，尽量少用法律惩办的手段。
胡耀邦同志说，在当前我国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开展检察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这就要求检察干部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调查研究。
他说，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最高的党性。
我们就是要光明磊落，敢于实事求是。
这样做，难免不挨棍子，难免不担风险，但是要忠于党和人民的利益，要无所畏惧，即使因为坚持真理而牺牲了生命，人民也会永远怀念的。
胡耀邦同志要求大家在工作中不要事事坐等上级指示，而是要解放思想，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争先恐后地干革命。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
他指出，当前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检察工作的重点也需要相应地作转变。
他说，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迫切要求进一步健全国家的民主生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人民检察院是检察法律执行的专门机关，是宪法和法律的保卫者，应当在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斗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要通过同公安、司法机关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保证准确地打击敌人，防止错案。
要反对“长官意志”破坏法制，要敢于同依言不依法、依人不依法的现象作斗争，敢于摸“老虎屁股”，而不管违法者的地位高低，职务大小。
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公、检、法以外的机关和个人擅自捕人押人的混乱现象。
要使每一个群众知道，只要他奉公守法，他的权利是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
如果谁的权利受到了非法侵犯，就应当大胆地向国家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和控告。
人民检察院应当坚决支持人民群众的正当申诉和控告，依法追究打击报复、进行陷害之人的法律责任。
在谈到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检察工作的任务时，黄火青同志指出，各级检察机关要坚决同违法乱纪作斗争，大张旗鼓地处理一批典型案件，给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以沉重打击，切实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同时，结合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要平反冤狱，纠正错案。
要坚决打击现行破坏活动，扫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政治障碍。
特别是要积极开展经济领域的检察工作，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他说，今后在企业单位中也将严格实行法制，对那些严重失职渎职，弄虚作假，搞瞎指挥，造成严重恶果的人员，要追究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以保证责任制的严格执行。
经济检察工作应当着重打击那些罪该法办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和死官僚主义分子。
黄火青同志要求各级检察干部关心和积极参加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参加民主和法制问题的讨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增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努力做到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在路线问题上是非分明，在执行法律上刚直不阿，在工作作风上大公无私。
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和部分检察分院、县人民检察院参加会议的同志，讨论了胡耀邦同志的讲话和黄火青同志的报告。
大家以亲身经历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砸烂”检察机关的罪行。
大家一致认为，检察机关的重建和这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的召开，为检察工作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
党中央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专门阐述了民主与法制问题，更使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大家表示，要正确总结检察工作的历史经验，消除余悸，努力工作。
为了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以身殉职，做好工作，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不要怕农民富起来
武清县在年终分配工作中废除不合理规定
天津市武清县在今年年终分配工作中，废除在经济上限制农民的错误规定。
具体内容是：
废除社员口粮标准一般不得超过四百二十斤的规定，允许产量高、贡献大的生产队的社员口粮标准突破四百二十斤；
废除社员口粮一律按“劳二人八”的办法进行分配的规定，经过社员讨论同意，口粮标准在四百斤以上的生产队，可以采取“劳三人七”的分配办法；
废除工副业利润不得参加社员分配的规定，允许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决定是否参加分配和分配多少；
废除社员分配水平在百元以上的生产队、生产大队应向上一级提供一部分公共积累的规定，公社和生产大队今年不得再向下一级提取公共积累，等等。
武清县过去在收益分配中之所以作了那些错误规定，说到底，是唯恐农民富起来，“形成两极分化”。
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武清县委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认识到对农民在经济上限制过死的政策不是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人没有怕农民生活好起来的道理。
于是，经县委讨论，由县革委会发出文件，废除了那些限制。
正在密切注视今年分配政策的社员群众，听到了这些决定后，都说：
“这回咱们有盼头、有干头了！”
郑云生冯祥生

加速发展现代化计量科学技术
最近，国务院批准召开了全国计量工作会议，这对加速发展计量事业，使之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计量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的技术基础。
高速度地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离不开现代化的计量科学技术。
没有计量工作，量值不能统一，产品质量无法保证，劳动效率无法提高，各项经济技术指标无法考核，专业化协作生产无法进行，科学技术的交流就会受到影响，进出口贸易就会遭受损失，科学实验的准确数据也无法取得。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再没有现在这样明显了。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对于物体本身及其在运动中的长度、质量、温度、光度、时间、电流、原子量的测试要求越来越高。
例如，在一些现代工业和科学实验中，测量的技术要求：
长度的误差不得超过千万分之一米，质量的误差不得超过千万分之一公斤，温度误差不得超过万分之一度，时间的误差在三十万年内不得超过一秒，如此等等。
十八世纪著名科学家门捷列耶夫曾经说过：
“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而计量科学则是进行准确测量的基础。
可以说，没有计量的现代化，就没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没有高速度、高质量，就要拖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因此，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计量事业，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的需要，一直是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就设置了专门机构，管理度量衡。
1955年，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研究定名，成立了国家计量局，统一管理全国计量工作。
195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结束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计量制度混乱不堪的局面，明确提出了计量工作为生产服务的方针。
1969年、1971年周恩来同志又两次过问建立我国原子时标的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批准以政府的名义参加国际米制公约。
1977年，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管理条例（试行）》。
目前，我国计量制度基本统一，全国计量网正在逐步形成，国家急需的计量基准器和各级计量标准器大部分已建立起来，有的达到了国际水平，保证了全国统一量值的需要，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加上我们一些同志不懂科学技术，不尊重科学规律，不重视计量工作，我国计量事业的现状同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很不适应。
当前，农业、国防、科研、冶金、石油、化工、电力、机械、港口、贸易等方面，都迫切要求我们解决一批新的计量测试问题，都迫切需要先进的自动快速准确的计量检测技术和科学的计量管理，各方面对计量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但是，计量工作底子薄，基础差，计量队伍的水平不高，计量测试技术和装备落后，计量科学还不普及。
有的企业，生产自动化了，但计量检测仍是手工操作，甚至靠“一支笔”、“一个算盘”，靠“手摇目测”。
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对极强、极弱、特大、特小、超高、超低的计量测试问题，还缺乏一定的技术手段。
这种落后状况，必须迅速改变。
当前，首先必须抓好整顿。
整顿思想，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业务工作，使计量战线的精神面貌、工作作风、管理水平、工作秩序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在整顿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尽快建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技术先进的、经济合理的、能够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计量体系。
计量工作的根本方针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各级计量部门一定要坚持不懈，把服务工作做好。
计量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证全国量值的准确和统一。
围绕这一任务，要抓紧建立新的计量基准、标准，使我国的计量基准、标准尽快作到种类齐全，适应需要。
要搞好全国的量值传递工作，把建立起来的各项计量基准、标准的量值，尽快地传递到生产建设第1线，切实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
要积极开展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计量测试工作，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而努力。
要加强计量管理，国家发布的计量条例和法令，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自觉地维护和执行，要和违反计量法制的现象作斗争。
随着全党工作的着重点的转移，各地方、各部门的领导同志面临着大量不熟悉的新情况、新问题，计量工作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要在探索经济规律、学习科学管理的同时，研究计量工作的规律。
要加强对计量工作的领导，关心计量人员的生活，解决他们工作中的实际困难，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
要把计量事业的建设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加速计量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计量工作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
全国计量战线的同志们在现代化建设中肩负着光荣的使命，任务十分艰巨。
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只要解放思想，鼓足干劲，树雄心，立壮志，一定会把计量工作尽快地搞上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北京毛纺织厂
按质按量按时履行外贸合同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北京毛纺织厂按质、按量、按时地完成今年接受的一百五十六个外贸合同，受到国外客户的称赞，前不久被北京纺织工业系统评为质量信得过工厂。
北京毛纺织厂今年在计划和调度工作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按部就班、拘谨刻板、因循守旧的做法，根据外贸订货时间性强、变化大、批量小等特点，进行周密计划，灵活调度，统筹安排。
今年03月底，这个厂承担了一批啥味呢国外来样订货，合同规定在09月15日交货。
可是07月底忽然接到外贸部门通知说，国外客户要求提前半个多月交货。
为了不误远洋运输的船期，工厂立即灵活调度，让其它品种暂时让路，专给这个合同的产品开放“绿灯”。
结果，这批产品在08月24日及时交货，赶上了装船。

年终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编辑同志：
今年我们队增产了，年终分配也到了，按说这是社员们高兴的时候，可我们却都在担心。
我们村分两个队，今年实行“大队核算，分队管理，承认差别”的管理方法。
夏季，我们比二队多产了两万五千斤小麦，按规定，应该拿出一万斤小麦奖励我队社员。
就是说，我队每人平均应多分到二十多斤。
可是，上头见我们多产了，改变了办法，先说每人平均分配差别最大不能超过十五斤，后来又说不能超过十斤。
这样一来，我们多产了两万五千斤小麦，实际上只多得了四千多斤，其余除大队留下一部分积累外，全部喝了“和子饭”。
有的领导说，这是为了调动落后队群众的积极性。
依我们看，无论什么队的积极性都应该靠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来调动。
秋季，我们队的粮食又比二队多打十万多斤，纯收入多一万三千多元。
如果适当多留些积累，多给国家交些爱国粮，我们是高兴的。
如果仍然象夏季分配那样，搞平均主义，喝“和子饭”，用“鞭打快牛”的办法去调动落后队群众积极性，社员们的积极性必然受到挫伤，影响下年生产。
所以，我们建议党报提醒一下，年终分配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山西省榆次市郊区公社
荣村一队
杨海印张永生

广东珠海县前山公社
承接来料加工开展补偿贸易
据新华社广州12月30日电广东省珠海县前山公社根据与澳门客商签订的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合同建设起来的两家羊毛衫厂和两家手袋制品厂，已于本月初陆续投产，第1批产品已经运往澳门交货。
这些工厂从签订合同到建成投产，只用了三个月时间。
建厂速度快，产品质量合格，受到客商赞扬。
按合同规定，这些工厂的设备从澳门引进，资金由客商提供，工厂在投产后用收入的加工费分期偿还。
工厂按照客商提供的来料和款式生产羊毛衫和人造革钱包，每年收入加工费一百五十多万元港币。
预计一、二年内就可以偿还全部机器设备的资金。

我国计量部门加快步伐适应四化
恢复和充实了被“四人帮”破坏的各级计量机构，积极整顿计量传递系统，一个全国性计量网已经初步形成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我国计量部门正在加快前进步伐，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计量工作是统一国家计量制度和统一量值的科学技术工作，它同生产、建设、科研、国防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
在国务院去年颁发《计量管理条例（试行）》后，各地、各部门狠抓了《条例》的贯彻落实，大力恢复和充实了被“四人帮”破坏的各级计量机构，积极整顿计量传递系统，狠抓了统一计量制度、检测计量器具、培训计量人员等工作。
现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大部分地、县以及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都已建立和健全了计量机构，一个全国性的计量网已经初步形成。
由于全国计量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国已建立了一百多项国家急需的计量基准和标准。
长度、质量、温度、光度、时间、电流等六个基本物理量的复现精度接近或达到了国际水平。
各省、市、自治区计量部门普遍建立了长、热、力、电等方面的计量标准，并开展了量值传递，基本上统一了全国的计量制度和量值，为计量工作面向四个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为了满足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对计量工作迫切需要，全国计量工作者深入第1线，协同有关部门开展计量技术革新，已经出现一批成果。
其中有大庆油田的流量精度为千分之二的石油总外输计量站，鞍钢的电子流量计、电子轨道衡、电子吊车秤等。
上海缝纫机行业研究应用电感测量仪测量整机的平面，手表行业采用气动测量仪，实现了发条厚度测量连续自动化。
这些计量技术革新成果的出现，使计量手段进一步适应了工业生产现代化的需要。
国防工业部门的计量工作者研制成功许多高精度新技术计量装置，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的部门或单位，各级计量部门也努力做好服务工作。
湖北省计量部门组织力量对武钢引进的一米七轧机的自动化计量测试系统进行调查研究，对如何校验、使用好一米七轧机的计量测试系统提出了建议。
上海市计量部门配合有关部门对引进的大型成套化工设备的计量测试系统做好校验工作。
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对高级精密计量的要求，我国计量科研部门积极开展对激光、超导、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在计量工作中的应用研究，也取得了可喜成果。
近年来研制成功的光电光波比长仪、真空计量学天平、一百吨力基准测力机、核磁共振电流基准、计算电容、氢原子钟、双频激光干涉仪等，都已接近或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最近，国家计量总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计量工作会议。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鼓舞下，会议进一步研究了计量工作如何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问题，号召全国计量工作者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把计量工作搞上去，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煤炭“大游行”说明了什么？
新华社编者按：
只有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矿之间，为什么会发生“煤炭大游行”这样的怪现象？
因为浪费的是国家的资金，谁也不承担经济责任，于企业、于个人没有任何损失。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如果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有奖有罚，类似这种本来可以解决而长期不得解决的问题，肯定就会迎刃而解了。
最近，记者在陕西韩城县采访，听到有些人说：
咱这里稀奇事真多，煤炭还会“大游行”哩！
原来，群众这句讽刺的话，是对韩城矿务局和韩城发电厂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使国家资金受到很大损失的尖锐批评。
韩城矿务局象山煤矿、韩城发电厂均座落在县城西面的象山南麓，仅一墙之隔。
两个单位在地域上是近邻，在生产上关系更密切。
这个电厂是煤矿的坑口电厂，煤矿出产的原煤全部供发电厂使用。
按照原来的设计，只要装置一条横跨矿、厂之间的皮带运输机，煤炭经过筛选，就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发电厂，既方便，又节约。
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现在的输煤路线是：
先把煤炭用十多辆汽车运送到煤矿以东十华里远的韩城火车站，然后再装上火车又跑十里拉回到煤矿隔壁的发电厂。
每天从早到晚，汽车、火车就在这东西十里长的路线上忙忙碌碌，干着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煤炭也就毫无必要的乘车“观光”、“游行”了。
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一年五个月，至今没有改变。
许多工人、农民痛心地说：
汽车叫，火车跑，看起来热热闹闹，一想都是挥霍人民的血汗钱，我们真痛心啊！
这种极不合理的输煤路线给国家造成了严重浪费。
象山煤矿为适应汽车装煤，经常雇用七十多名临时工，每装车一吨煤给五角钱。
火车站的卸煤、装煤由县装卸队负责，每装卸一吨煤费用三角五分。
遇到矿上高产，煤炭堆积很多，还需再雇用两台推土机，每台每小时得花费十一元五角五分。
这样，单是装卸费每月就要花十四万元，汽车、火车的运输费还不包括在内。
从去年06月发电厂一号机组正式投产至今一年零五个月，白白浪费了国家资金二百三十多万元。
象山矿的原煤每吨售价是十八元三角，经过这番舍近求远的“游行”之后回到发电厂，竟变成了二十四元到二十五元。
此外，为了应付繁重的运销任务，煤矿成立了有二十五人的运销科；
电厂专门设置了两台大天车卸煤，占用了许多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
而且，汽车道路坎坷不平，运途中煤炭抛撒多，天晴时空中煤粉飞扬，下雨则到处是煤泥浆，给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也造成了不良后果。
为什么一项简便易行的地面输煤系统长期建立不起来，反而出现这种奇怪的极不合理的现象呢？
人们告诉记者：
1972年，象山煤矿、韩城发电厂开始筹建时，就确定由煤矿负责修建一条皮带运输机，解决电厂的地面输煤问题。
因为煤矿施工场地小，经上级部门同意，把电厂已经征得的一块地皮划归煤矿使用。
煤矿在开挖皮带运输机的地基时，牵涉到附近生产队十三户社员的搬家、修路、筑桥等问题，与当地社队发生争执，工程受到阻拦。
矿务局领导人不是从大局出发，千方百计地通过当地县委做好群众工作，而是以“社员不搬家”、“原煤产量达不到设计能力”和“作业场地小，没有地方排矸石”等为借口，擅自停止了修建工程。
发电厂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见地面输煤系统迟迟建不起来，就自行扩建了储煤场，改用火车专线运煤。
有的负责人还错误地认为：
反正汽车、火车的一切费用都由国家财政负担，与自己关系不大。
不仅如此，为了扩建储煤场，电厂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又追回了那块已经划归煤矿使用的地皮，迫使煤矿拆毁了已经建好的工人宿舍和图书室。
这样，两个单位从1975年07月象山煤矿投产时开始，直到去年06月发电厂投产止，扯皮达两年之久，毫无结果。
就在两个企业互相扯皮的埋怨声中，国家的宝贵资金白白地流失了二百多万元。
也有人曾经提出，在皮带运输机短时间内不能兴建的情况下，可用汽车就近把煤直接送进电厂，也能给国家节省一些费用。
由于矿、厂各执己见，强调自己的“困难”，这个合理化建议也未能实施。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浪费的数字还在一天天地增长。
这样的严重浪费事件说明了什么呢？
第1，少数的企业领导干部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丧失了起码的责任心，他们对明明摆着的浪费现象无动于衷，麻木不仁，而热中于单位之间的扯皮、斗嘴，党性、革命责任心统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第2，这件事给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教训。
本来，象山煤矿是给电厂提供燃料的，而且两个企业又只有一墙之隔。
但由于煤矿属煤炭系统管理，发电厂属电业系统管理，各自按“条条”办事，互不通气，不必要地扯皮，一些简单的小事也要层层上报，层层批准，以致长期拖延不能解决。
人们设想，假如这两个企业组成一个联合企业，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经济核算，象建立地面输煤系统这类问题并不难解决，也就不会发生如此惊人的浪费。
目前，这件事已经引起陕西省领导机关的重视，有关部门正在着手解决，但是进展不快。
广大群众强烈呼吁有关部门打破封建衙门式的办事方法，采取果断措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姜文瑞

集体靠得住了
——记中沙海大队年终分配兑现大会
1978年11月21日，山东省定陶县陈集公社中沙海大队的社员们，一大早就喜气洋洋地涌进大队会场，参加年终分配兑现、表扬劳动模范授奖大会。
大会开始了。
党支部书记沙瑞义在总结大队1978年抓纲治队的大好形势时，向社员群众宣布了一串鼓舞人心的数字：
总收入和工副业纯收入、粮食总产和亩产都比去年增加。
向国家贡献粮食超额两倍完成任务。
公共积累和集体储备粮也比去年增加。
社员平均口粮四百六十四斤，比去年增加九十二斤；
社员现金分配平均每人三十四元五角，比去年增加二十一元五角。
当沙瑞义讲到今年队队有现金分配、户户有余粮、家家能增收时，社员群众霎时间活跃起来，兴高采烈地说：
“过去是算盘响，产量长，不见多分钱和粮。
如今是大囤满，小囤流，有吃有花有干头！”
中沙海是一个回民村，几年前这里还是个低产穷队。
今年，大队党支部对照中央指示和湘乡经验，联系实际深入批判了“四人帮”，大刀阔斧地抓生产，理直气壮地抓分配。
今年夏季全队分配兑现现金二万元，有效地调动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三秋”一结束，党支部成员就走东家串西家，向社员征求对年终分配的意见。
各生产队都吸收社员代表参加，成立了收益分配小组。
在民主理财的基础上，他们兼顾三者利益，提取十万多元现金（包括夏季预分的二万元），给社员分配。
同时，还从大队公共积累中拿出一千五百八十元现金，对六个先进生产队和一百五十五个模范人物进行物质奖励。
分配兑现真叫人高兴。
全大队六百一十八户，余款三百元到八百元的占百分之十一点多，一百元到三百元的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多，一百元以内的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多，欠款的仅占百分之六点多。
许多社员领到现金后，情不自禁地说：
“过去是羊头挂在树梢上，看得见，摸不着。
现在是碾？
砸碾盘——石（实）打石（实），我们的集体靠得住了！”
分配兑现大会一结束，十七个生产队普遍召开队委会、党团员骨干会和全体社员会，总结经验，寻找差距，制订规划，研究措施，决心在明年干出更大的成绩。
本报通讯员张单生
本报记者贾建舟

《世界经济》月刊发行
本报讯《世界经济》杂志，将于1979年01月发行。
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历来重视对世界经济的研究。
1964年，我国成立了一批研究世界经济问题的机构，开展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
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本来就比较薄弱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陷于停顿了。
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和“洋为中用”的方针，党中央作出战略决策，要广泛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活动，以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全国上下都要求了解外国情况，关心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发展趋向。
《世界经济》杂志就是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出版的。
即将出版的1979年第1期《世界经济》杂志，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钱俊瑞同志题为《认真学习外国，加速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文章。
文章的第1部分以革命导师的有关理论教导和苏联在列宁、斯大林时期建设社会主义中学习外国的事实，批判了“四人帮”攻击学习外国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反动谬论，说明向外国学习是从无产阶级世界观出发、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针。
第2部分针对人们在学习外国中存在的思想与理论上的模糊认识和问题，强调学习外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敢于打破思想框框、冲破理论“禁区”，一切从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以便更好地洋为中用，促进我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3部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当前应当着重向外国学习的几个方面，如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引进资金和技术等等。
文章要求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认真宣传和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向外国学习的号召，加强对外国经济的研究，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为加速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在《外国经济管理》和《国外经济考察》专栏里，分别发表了和铭同志的《美国企业经营管理的特点》和里岗同志的《西欧五国经济观感》两篇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美国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及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在发展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等方面一些值得借鉴的作法。
这一期刊登了一组“笔谈会”稿件，对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关心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此外，还发表了《苏美两国经济实力对比变化的分析》、《经济绥靖主义的历史和现状》等理论性文章，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等方面，分析揭露了后起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性和欺骗性。
《世界经济》杂志还设有一些知识性栏目，如《世界一角》、《人物介绍》、《新兴行业》以及《书讯》等。
《世界经济》为月刊，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各地邮局发行。

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
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
发挥企业主动性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来，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我国企业的经济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建国以来，我国工业固定资产增长很快，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可是除了少数部门以外，大多数部门现有的设备利用率差，固定资产的经济效果没有很好地发挥。
许多企业的设备不配套，设备完好率比较低。
还有一些企业投产多年，却始终不能达到设计标准。
近十余年来，是世界技术飞速进步的时期，可是我国许多企业却长期拘守效率很低的陈旧工艺，原材料消耗大，成本高，产品质量差，劳动生产率低，产品生产增长的速度远低于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
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国民经济的管理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其表现之一就是企业缺乏机动权力，从而使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充分发挥。
企业的再生产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础。
在现代生产中，企业的地位十分重要。
这是因为，第1，现代工农业分成许多专业程度很高的部门，一般化的领导不能适应高度专业化的生产的要求，必须使各个企业能够根据本单位生产的特点，自觉运用有关科学技术，组织生产。
第2，现代工厂内部也有十分复杂的分工，这要求企业精密地组织各个环节和各个工种之间的协作，并随时调整，以消除不协调的因素。
第3，现代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日新月异，如果企业不作创造性的努力，就只能循着相沿成习的旧规行事，势必落后于时代。
这种情况表明，不充分调动企业的主动性、创造性，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就不可能迅速发展。
我国从五十年代初期沿袭下来的管理形式，很不利于企业积极性的发挥。
在我国的工业中，工厂的产、供、销、人、财、物和技术大权，都是掌握在远离生产实际的行政机关手中。
事无巨细，都要向上级机关请示。
没有层层上级机关首长的“点头”，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这就形成了公文旅行，效率极低，生产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长期拖延不决等状况。
企业领导人被淹没在文件、会议、报表的海洋中，企业成了上级机关拨一拨、动一动的算盘珠子。
不仅如此，企业还要负担许多“苛捐杂税”。
近几年来，企业的社会负担越来越重。
一是各个方面都向企业借人和摊派任务，二是城市许多服务性工作都要企业来承担，三是办子弟学校和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工作，也给企业增加不少负担。
不少企业反映：
“现在是社会上管啥，企业也管啥”；
“企业成了聚宝盆，谁都来伸手，要啥就得给啥。”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机构庞杂，非生产人员多，领导精力分散，怎么能发挥主动性，改进生产，改善经营呢？
承认企业相对独立性适当扩大企业权力
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这是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具有无比优越性的地方。
但是，人们对于这种优越性往往有一种误解。
拿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说，有人以为既然生产资料属于全社会的劳动人民所有，就只有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国家才能发号施令，一切经济活动都应当由国家统起来，其结果往往是统得过死。
殊不知这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表现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这种结合是在每个企业中具体地实现的。
劳动人民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决不能只是名义上的，他们有权在社会主义法制规定的范围内，对于自己所在企业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作出决定。
毛泽东同志说：
“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页）我们必须承认企业的相对独立性，正确处理它同统一性的关系。
承认企业的相对独立性，就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执行国家计划的前提下，给企业必要的权力。
目前我国企业的正当权力太少，应该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
首先，扩大企业在安排经济活动方面的权力。
现在国家给企业规定的指标过多过死，而且企业的“婆婆”很多，指标由他们分头下达，往往互不衔接。
今后一个企业只应有一个主管单位，少数重要的指标由它统一平衡后下达，企业按照这些指标，有权根据市场需要和原材料供应情况，编制切合实际的计划，上报国家批准。
为了保证计划的完成和供产销的衔接，有必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通过合同明确规定相互之间的责任。
违反合同造成损失的应该赔偿。
其次，扩大企业财务管理方面的权力。
企业的资金、设备、材料、产品或人员不得任意抽调。
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果，有必要建立企业资金有偿使用的制度，企业的固定资金要交纳使用费，多余的固定资产可以要求主管机关作价调出，收入归企业支配，用于扩大生产。
现在企业的更新改造资金太少，不仅不能适应技术改造的要求，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看来有必要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折旧费留给企业部分的比例。
同时，还应该保证企业有完成生产和基建计划所需要的物资。
再次，扩大企业在确定工资形式和奖金种类方面的权力。
企业有权在国家统一政策和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单位的情况确定职工的工资形式以及奖励的种类和标准，有权在一定范围内提升职工工资级别。
另外，还有必要给有关企业一定的直接的外贸权，有必要扩大企业在人事管理等方面的权力。
总之，凡是企业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要放手让企业主动去办，上级不要乱加干涉；
凡是应由上级主办单位承担的事情，上级单位一定要负责办好，不能推给企业。
我们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认真总结我国的具体经验，并借鉴其它国家的好经验，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给企业必要的利益严格实行经济核算
多年以来，林彪、“四人帮”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诬蔑讲物质利益就是“修正主义”，把物质利益划为“禁区”，使得在一个时期内严重地忽视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从而也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现在，这个“禁区”打破了，我们有可能正确地处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关系，保证这三方面利益的统一。
应该指出，由于长期对企业利益重视不够和研究不够，当前尤其需要提高对企业利益的认识。
是否给企业必要的利益，是承认不承认企业相对独立性的关键问题。
只有给企业必要的利益，使企业做的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对本企业和职工也有利，这样才能使企业有强大的经济动力来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
要做到使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就必须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制。
这就要求把企业的独立核算和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国家按照企业完成计划的情况，给予物质上的奖惩。
有种意见认为经济核算仅仅就是算账，不必实行物质上的奖惩。
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这样做，必然会使经济核算有名无实，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浪费。
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首先要求企业在正常情况下必须对亏损负责。
正如列宁所说：
“各个托拉斯和企业建立在经济核算制基础上，正是为了要他们自己负责，而且是完全负责，使自己的企业不亏本。”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49页）其次，要求把企业劳动者集体利益和企业经营状况密切联系起来。
华国锋同志最近多次指出，如果不是由于客观的原因，企业不能办好办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
企业办好办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现象，是再也不能容忍继续下去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要把企业的经营好坏同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
凡是经营管理好，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上缴利润多的企业，从利润中提取的企业基金应该多些，发给职工的奖金和用于集体福利的钱也应该多些。
凡是经营管理差，完不成国家计划的企业，就不给或少给企业基金，不发或少发奖金。
我国当前实行的企业基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要求，但是还需要逐步完善起来。
为了更好地贯彻上述要求，可考虑在利润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表现（做到这一点要有一系列措施配合）的条件下，实行企业自负盈亏的办法。
比如可以设想，企业在完成对全社会的义务后，其利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留给企业自己支配，职工可以分享一部分利润，企业改进技术、实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一部分也由企业支配。
至于具体办法，则需要进行周密的研究，并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国过去有的地区有的行业曾对职工实行过基本工资加利润提成的分配办法。
北京市崇文区今年08月份以来在三个单位试行基本工资加利润提成工资的办法，根据不同行业的情况，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润作为提成工资，按职工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结果改进了企业管理，提高了劳动效率，增加了职工收入，扩大了企业积累。
在一定程度上职工分享利润的做法，是完全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
我们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对全民所有制企业不能实行自负盈亏，一提自负盈亏就是私有制或者资本主义。
看来，这种观点没有分清各种自负盈亏的本质区别。
在私有制条件下，企业的盈亏是由企业主承担的，那种盈亏，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表现。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私有制的“盈亏”已经不存在了。
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自负盈亏，则是实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统一的要求，是严格实行经济核算的要求，它和私有制或者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负盈亏是不能等同起来的。
发扬民主保证职工当家作主的权利
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职工群众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
只有发扬企业的社会主义民主，保证职工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企业的权力才不致于被少数人用来谋私利，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才能有牢靠的保证，职工才会感到自己真正是企业的主人，才会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把企业的各项工作办好。
列宁说：
“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选择负责的领导者。
群众应当有权撤换他们。
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小的步骤。
群众应当有权提拔任何工人群众担任领导职务。”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4页）毛泽东同志也十分重视劳动者管理企业的权利，把它和管理国家、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一起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最根本的权利”（转引自叶剑英：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现在广大职工对企业的生产计划、经营管理、人事安排、生活福利，发言权很少；
许多领导干部处理企业重大问题，很少征求群众意见，这种情况同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相容的。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工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已经把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定为企业的基本制度。
今后，所有企业的重大问题都要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
企业领导干部要向职工报告工作，听取职工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
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要由群众选举产生。
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组织要定期评价全厂工作，提出各方面的批评建议，并有权向上级建议处分、撤换某些严重失职、作风恶劣的领导人员或管理人员。
我们一定要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证广大职工当家作主的权利，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推动四个现代化大踏步前进。

制定经济计划根本不应该留缺口
田江海梁文森
经济计划该不该留缺口？
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现实经济生活中有两种缺口：
一种是人们在制定计划时有意识留下的缺口；
一种是人们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出现的缺口。
这两种缺口的性质是不同的。
前者是人为的，后者主要是由于客观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人们的主观认识与经验的局限性所造成的；
前者是可以避免的，后者是难以避免的。
本文论及的只是前者。
制定计划留缺口往往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在下达生产任务时，只提出生产指标，不相应给足物资；
一是在下达基本建设项目时，不相应给予资金、材料、设备等足够保证。
现在，不论是对生产还是基建，物资供应上的缺口都很大。
这样作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第1，造成半无政府状态。
计划留下的缺口部分，实际上脱离了国家计划轨道，由企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去解决各自的需要。
于是，一些企业为了能够掌握物资以便同其他企业相交换，就不惜搜罗自己在生产、建设上并不需要或当前并不需要的东西，从而增加了不必要的库存，加剧国家计划调拨物资的紧张；
一些企业为了完成留有缺口的生产、建设任务，不得不用国家计划内的产品和其他企业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原材料；
一些企业没有资金，就挤更新改造资金，挤大修理基金，或任意摊入产品的成本等，结果，不仅造成增产不增收，而且也势必冲击国家利润计划和整个资金周转使用计划。
第2，流通渠道堵塞。
一些企业为搞到资金、材料和设备，不得不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打乱正常的物资供应渠道。
尽管采购人员满天飞，行程万里，耗资过千，费时经年，也常常搞不到东西，徒然增加交通、旅馆紧张和给有关单位带来许多麻烦。
第3，经济效果大减。
计划留有缺口，企业自筹无法填补，势必导致生产停工待料，基建战线拉长，“胡子工程”增多。
即使费很大劲搞到了所需材料、设备，一则要拖长工期，二则要用高于调拨价格购进，增大成本，多花投资，浪费巨大。
第4，生产建设速度缓慢。
靠各企业补缺口，缺口补的如何，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门路及门路多少，而不是取决于生产、建设任务的轻重缓急。
因此，急者不能先上，重点不能优先保证，最终必然影响生产建设速度。
有的企业为了搞到东西，不惜慷国家之慨，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甚至助长投机倒把，给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以可乘之机，歪风所及，决不限于经济领域。
它腐蚀革命队伍，败坏党的优良传统，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严重恶果。
总之，计划留有缺口，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一种破坏，危害极大。
现在，是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为此，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问题之一：
计划留有缺口，是否符合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而且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
计划作为意识形态，只有符合客观的经济规律，才能实现稳定的、持续的高速度发展。
应当说我们在有计划按比例规律面前，本来就有很多“必然王国”未被认识，加上前些年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对这一规律的研究、掌握和运用就更加不够了。
计划留有缺口，就是不遵守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一种突出表现。
计划留有缺口，不仅使直接有关的产品同原材料、动力之间不衔接，价值运动和实物运动不一致，供、产、销不协调，影响所及，还将使本来没有缺口的那部分生产与需要之间也不能达到平衡。
周恩来同志早在1956年就严肃指出：
计划所造成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计划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计划留有缺口，正是一种最大的浪费。
因此，制定计划时，决不能人为地留有缺口，一定要根据需要与可能，使之符合比例，达到平衡，应当“以销定产”，而不能“以产定销”。
国家下达的指标要同企业的订货合同相互衔接，有效地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产需脱节、供求失调的矛盾。
问题之二：
计划留有缺口，是不是能实现积极平衡？
从辩证的观点看来，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
计划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在于，掌握运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客观规律，预见到不平衡，积极想办法使之相对平衡，从而推进生产和建设。
这就是通过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循环往复，螺旋上升，使国民经济经常保持协调地向前发展。
而计划留有缺口的做法，是有意地从不平衡开始，要下面去自发地补缺口，从而造成方面更广、幅度更大的不平衡，结果是：
不平衡——较大的不平衡——更大的不平衡。
这哪里是搞什么积极平衡，分明是放弃一部分计划阵地，连消极的平衡也不去做，而让无政府状态泛滥成灾。
这怎能动员各种潜力，克服薄弱环节，促进短线赶上长线呢？
现在下边一方面普遍叫喊物资缺乏，一方面又有很多企业库存不断增加，物资越压越多，这难道不是和计划留缺口有密切关系吗？
为克服出现的不平衡，国家要建立必要的后备，同时，制定计划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关于计划要充分留有余地的重要指示，含义有二：
一是预防客观上会经常出现的人们预想不到的不平衡；
二是批评脱离客观实际的“高指标”，预防人为地给国民经济计划制造缺口，造成混乱。
留有缺口的做法正好与留有余地的做法相反。
它不是为解决可能出现的不平衡创造条件，而是人为地制造和扩大不平衡。
它不是实事求是地确定计划指标，而实际是在搞“高指标”。
当然，指标太低，很容易超过，不利于挖掘潜力，也不好。
正确地制定计划指标应当是既积极，又稳妥，具有充分科学根据。
问题之三：
计划留有缺口，是不是能发挥下面的积极性？
应当明确，发挥下面积极性和加强计划性是不矛盾的，如果离开统一的计划性来谈下面的积极性，实际是提倡盲目性。
在下达计划留有缺口的情况下，下面为了完成计划，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补缺口。
这种“积极性”越大，冲击计划的力量也就越大。
这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积极性，是一种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积极性，是一种鼓励弄虚作假、粗制滥造的积极性，是一种滋生蔓延种种不正之风的积极性。
下面是不是乐于发挥这种“积极性”呢？
还是听听下面的呼声吧。
他们对领导机关下达计划留缺口，让下面脱离计划的轨道去自筹资金，自筹材料，自筹设备，叫苦不迭地说：
“自筹，自筹，越筹越愁！”
当然，要彻底改变计划留缺口的现状，除了解决一些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实际问题（包括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等等）应当解决。
这就要求我们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我国近三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并借鉴兄弟国家的经验，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做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工作，迅速把我国的计划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师生隆重集会
纪念吴玉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中国人民大学八百多名师生代表今天下午隆重集会，纪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吴玉章同志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始终把教育事业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他的革命品德和孜孜不倦为革命培养人才的精神，受到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特别是我国教育战线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党委第2书记郭影秋同志主持大会。
副校长胡林畇同志代表校党委发言，追忆吴玉章同志一生的光辉革命业绩。
他说，吴玉章同志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一生追求真理，献身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始终不渝，坚贞不屈，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他是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清政府组织的同盟会的重要成员，是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斗争和护法之役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
大革命时期，他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曾同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
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新中国建立后，吴老已是七旬高龄，他老当益壮，意气风发，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忘我地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毛主席在庆贺吴玉章同志六十诞辰大会上，曾经高度赞扬吴老“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01日”。
胡林畇同志说，吴玉章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他一生以教育为职志，根据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精心地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
他先后担任过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后来又担任华北大学校长。
在革命战争炮火连天的艰苦环境下，他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解放后，他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曾经在吴玉章身边工作过的胡华、戴逸、王宗柏等同志在发言中说，吴玉章同志离开我们十二年了。
他一生立党为公，一心革命，埋头苦干，奋斗不懈，从不计较个人的名位，始终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辛勤工作。
他联系群众，注重实践，作风民主，谦虚好学，从不居功自傲、以势压人。
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
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从来都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他对林彪、“四人帮”极度蔑视，对毛主席、周总理无限信赖。
吴玉章同志坚持原则、刚直不阿、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全校师生、职工代表在发言中表示，要以吴玉章同志为榜样，办好人民大学，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把工作着重点迅速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实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之奋斗一生的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聂真，教育部副部长高沂，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刘祖春等，参加了今天的纪念会。

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曲学院举行座谈和演出等活动
纪念著名戏剧家肖长华先生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12月21日晚和23日晚，中国戏曲学院排演场传出阵阵掌声和笑声。
中国京剧院三团、四团和中国戏曲学院在这里演出京剧传统剧目《连升店》、《拾玉镯》和《华容道》。
这几个剧目都是肖长华先生整理和教授过的。
演员精湛的表演艺术和幽默风趣的剧情，博得观众的一致好评。
这次演出，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戏曲学院为肖长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举办的纪念活动之一。
肖长华先生生于1878年12月01日，卒于1967年04月26日，是我国杰出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和戏曲教育家。
他从十一岁起就学艺，在八十年的艺术生涯中，继承和发展了京剧的丑角表演艺术，创树了一派健康的艺术风格。
从二十七岁起，他开始从事戏曲教育事业，曾任“喜连成”（后改“富连成”）科班的总教习，在当时黑暗艰苦的环境里，力排艰难，主持教学，终年不辍，坚持“量材使用，人尽其材”，造就了大批优秀戏曲人才，他的学生遍及全国。
尤其是全国解放后，年逾古稀的肖长华，不肯歇老，先后担任中国戏曲学校的教授、副校长、校长的职务，勤恳工作，悉心传艺，赢得全校师生的尊敬。
他崇敬毛主席、周总理，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生活态度严肃正派，作风谦虚俭朴。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对人民有贡献的、正直善良的老艺术家，在他垂暮之年，也遭到林彪、江青及其党羽的迫害，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现在，为了拨乱反正，澄清是非，启迪后人，继承和发扬肖长华先生留下的宝贵艺术遗产，在肖长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时，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戏曲学院联合举办了座谈会、纪念演出、肖长华生平报告会以及电影晚会等各种纪念活动。

王震副总理出席并讲了话
为加速国防现代化培养更多人才
国防工办召开国防工业高等院校教授座谈会，讨论把院校工作重点转到教学和科研上来。
王震副总理出席并讲了话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国防工办最近在北京召开国防工业高等院校教授座谈会，讨论如何把院校工作的重点转到教学和科研上来，为加快实现国防工业现代化造就人才的问题。
王震副总理、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出席了座谈会，并讲了话。
国防工业各部、各院校的负责人到会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批评。
近两百名教授、副教授、讲师和教学辅助人员出席了座谈会。
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就培养高质量、高水平的国防科技人才提出了许多建议。
他们认为，原子能、导弹、激光、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发展，都是建立在基础学科之上的。
因此，提高基础理论课教学质量是当务之急。
他们建议：
（一）积极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并挑选最好的教师担任讲课。
外语、数学、物理等主要课程的录音录象教学，可以在国防工业系统各院校范围内进行合作。
这样，不仅能节省大量人力，而且可以迅速提高教学质量。
（二）充分发挥教学效果好的基础课教师的潜力，请他们在最近一、二年内多担任一些教学任务，并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给予工资补贴，保证在今后人力比较充裕时，优先安排他们休假或脱产进修。
（三）采取有效措施，鼓励专业课教师参加基础课教学工作，以解决当前基础课师资不足的困难。
（四）实行基础课校际统考，全国统一命题，同01日期进行，代替各门课程的期终考试，促使各个学校更加认真地积极地提高基础课的质量。
统考成绩特优的学校，特优班级的教师，以及特优的学生，由中央领导部门或学校给以表扬或奖励。
与会同志认为，必须赶快补充、补全、更新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
属于比较精密的仪器，可以在各地区成立分析中心，统一使用。
一位空气动力学专家、大学教授提出，应该把改建实验室作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不开展科学实验研究，就不可能有新的发现和重大的突破来推进我国国防工业现代化，也不可能培养高质量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许多教授、副教授在会上强调办好高等院校管理专业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他们说，当前，国防工业高等院校有关这类专业少，但一些领导机关还以种种名义抽调这方面的教师去做别的工作。
有的代表还建议，高年级专业课、选修课应直接用外文教材或资料教学。
教授们还认为，高等院校也要多选一些理论性强、技术领域新、难度较大的题目进行科研工作，发挥高等院校的作用。
与会同志认为，在引进先进教学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应对世界先进国家的教学情况进行分析，择其所长，为我所用。
而对于我国二十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办法，则应充分肯定。
会议期间，大家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一致要求对冤案、假案、错案彻底平反昭雪，不能留尾巴；
一切强加给知识分子的诬蔑不实之词要彻底推倒。
与会同志呼吁加强院校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对一切不称职的干部要加以调整，要把在学术上有名望、业务上有造就、工作上有干劲的知识分子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使他们有职有权；
要充分发挥中年教师的作用；
要努力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保证教师有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
到会人员一致表示，一定努力工作，为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北京盲文出版社成立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为全国盲人读者服务的北京盲文出版社，最近正式成立。
我国盲文出版事业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发展起来的一项新的出版事业。
盲人文字由六个凸点构成，六个点的变化代表了各种字母、符号，包罗万象，素有“盲人心灵上的眼睛”之称。
它流行于我国有百余年的历史，但解放前一直没有统一、规范的盲文，解放后于1953年产生了全国统一的现行盲文。
当前，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盲人读者对出版物的需要日益增长。
北京盲文出版社将以出版盲文普及读物为主，适当注意重点书的系统性和多样性，以满足盲人学政治、科学、文化的需要。

圆满结束对伊拉克、尼日尔等六国的正式友好访问
姬鹏飞副委员长回到北京
余秋里吴德胡厥文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和夫人许寒冰，圆满结束了对伊拉克、尼日尔、贝宁、多哥、塞拉利昂、冈比亚的正式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专机由昆明回到北京。
姬鹏飞副委员长是27日从国外回到昆明的。
到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胡厥文，以及人大常委会、外交部、外经部、北京市革委会的负责人。
伊拉克、尼日尔、贝宁、多哥、塞拉利昂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教育部、国家计委发出关于评选特级教师的暂行规定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最近发出《关于评选特级教师的暂行规定》，并为此发了通知，要求各地试行。
暂行规定提出，对特级教师要采取三种办法进行奖励：
（一）提高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颁发特级教师证书。
有些特级教师可推荐为各级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或吸收其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
退休后，可由学校聘请作名誉校长、教育顾问，或由有关学术团体安排相当的名誉职务。
（二）提高工资待遇。
对评选出的特级教师，目前暂时采取补贴办法：
小学特级教师每月补贴二十元，中学特级教师每月补贴三十元。
民办中小学教师评选为特级教师的，也享受同样补贴，由教育经费开支。
（三）发挥专长。
由高等师范院校、教师进修学校、教学研究机构和教育出版机关聘请作特约讲师、特约研究员和特约编审等。
此外，还应给他们以适当的时间，从事教学研究和培养新教师。
特级教师的评选对象，主要是中小学（包括民办和厂矿企业办的中小学）、师范学校、盲聋哑学校、教师进修学校、教学研究机构、校外教育机构的教师和幼儿园的教养员，以及原来是教学水平较高的教师，又长期从事中小学、师范、盲聋哑和幼儿教育工作，领导教学教育工作有特长的校长、教导主任和幼儿园主任。
评选特级教师的业务条件是：
对所教学科具有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教学经验，能够熟练地胜任所教学科的教学工作，使学生正确、系统、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积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效果好，教学质量高，在工作中有创新精神，成绩显著；
刻苦学习和钻研业务，在某一门学科或者一门学科的某一阶段的教学上确有专长，在改革教学中勇于创新，作出了具有较高水平的成果或者著述（包括编写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和教学法等）；
在思想上业务上关心和帮助新教师。
同时，还要求高中教师在其所教学科方面的实际文化程度，应具有大学本科毕业以上水平；
初中教师在其所教学科方面的实际文化程度，应具有大学专科毕业以上水平；
小学教师的实际文化程度，应具有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以上水平；
幼儿园教养员的实际文化程度，应具有幼儿师范毕业以上水平。
暂行规定还对评选特级教师的政治条件，以及评选办法、审批手续等作了具体规定和详细说明，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参照本规定，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作出部署和安排，于明年召开全国教育大会以前，完成第1次评选特级教师的工作。
今后，每隔三至五年评选一次特级教师。

话剧《西安事变》元旦起在京公演
话剧艺术地再现了四十多年前这一动人心魄的历史场面，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和周副主席的不朽历史功绩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甘肃省话剧团和西安话剧院，分别带来了他们自己创作的大型革命历史话剧《西安事变》，从元旦开始，将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的第1轮剧目，在首都公演。
他们演出的《西安事变》，都是以我国现代史上重大事件西安事变为题材创作的。
三十年代，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铁蹄步步进逼，蒋介石南京政府顽固推行不抵抗政策，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爱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有名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是杀蒋还是放蒋，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命运。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冒着生命危险，亲临西安，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说服了张、杨两将军，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话剧艺术地再现了四十多年前这一动人心魄的历史场面，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和周副主席的不朽历史功绩。
在我国戏剧舞台上，在一出戏里同时塑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艺术形象，这还是第1次。
在一出戏中同时出现我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的主要人物，在我国戏剧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两个话剧在艺术处理上各有特色。
甘肃省话剧团演出的《西安事变》是由程士荣、郑重、姚运焕、胡耀华、黄景渊五位同志创作的，曾先后在兰州、北京、乌鲁木齐、银川等地实验演出，最近受到了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革委会的嘉奖，荣获锦旗一面，奖金一万元。
西安话剧院演出的《西安事变》是西安话剧院集体创作的，由曹一行、黄天汀、熙化冰执笔，已演出一百三十多场，最近受到了中共西安市委、西安市革委会的嘉奖，荣获锦旗一面。

话剧《西安事变》元旦起在京公演
话剧艺术地再现了四十多年前这一动人心魄的历史场面，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和周副主席的不朽历史功绩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甘肃省话剧团和西安话剧院，分别带来了他们自己创作的大型革命历史话剧《西安事变》，从元旦开始，将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的第1轮剧目，在首都公演。
他们演出的《西安事变》，都是以我国现代史上重大事件西安事变为题材创作的。
三十年代，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铁蹄步步进逼，蒋介石南京政府顽固推行不抵抗政策，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爱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有名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是杀蒋还是放蒋，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命运。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冒着生命危险，亲临西安，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说服了张、杨两将军，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话剧艺术地再现了四十多年前这一动人心魄的历史场面，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和周副主席的不朽历史功绩。
在我国戏剧舞台上，在一出戏里同时塑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艺术形象，这还是第1次。
在一出戏中同时出现我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的主要人物，在我国戏剧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两个话剧在艺术处理上各有特色。
甘肃省话剧团演出的《西安事变》是由程士荣、郑重、姚运焕、胡耀华、黄景渊五位同志创作的，曾先后在兰州、北京、乌鲁木齐、银川等地实验演出，最近受到了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革委会的嘉奖，荣获锦旗一面，奖金一万元。
西安话剧院演出的《西安事变》是西安话剧院集体创作的，由曹一行、黄天汀、熙化冰执笔，已演出一百三十多场，最近受到了中共西安市委、西安市革委会的嘉奖，荣获锦旗一面。

北美西欧舆论盛赞中美建交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消息在北美和西欧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
绝大多数的报刊和通讯社对中美建交表示欢迎。
美联社在消息宣布的当天称中美建交是开创了中美“双边关系的新纪元”。
《华尔街日报》18日强调中美建交“对美国对外政策具有广泛的积极意义”。
《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16日在评论中写道：
“我们赞成卡特总统承认中国政府并同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勇敢决定。
正如卡特说的那样，这个决定反映了这样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即北京政府——而不是台湾的政府——在进行了三十年的治理之后，是中国真正的政府。”
加拿大《星期日太阳报》和《新闻报》分别在17日和18日把中美建交称为“最令人鼓舞的事件”和“绝妙的和平佳音”。
意大利《人民报》17日在头版评论中说：
“美国在法律上正式承认战后三十年来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一个不得不作出的、政治上值得的决定。”
法国电视一台的评论在提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美建交之后说：
“1978年将是以两个历史性事件为标志的一年，这两件大事所产生的后果，明年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显示出来。”
奥地利《工人报》17日在评论中说：
“在北京和东京和解之后，（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确保世界和平来说，又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贡献。”
西柏林出版的《柏林晨邮报》17日写道，中美联合公报的“核心”是“反对其他国家在亚洲和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的霸权努力”。
英国《每日电讯报》在发自莫斯科的报道中写道：
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使用‘霸权’这个可恨的词”，“俄国领导人对此深恶痛绝”。

姬鹏飞副委员长访问西亚非洲六国
伊拉克总统贝克尔11月29日接见了姬鹏飞副委员长。
尼日尔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赛义尼·孔切12月06日为姬副委员长访尼举行招待会。
贝宁总统克雷库12月08日组织群众大会欢迎姬副委员长。
姬副委员长由克雷库总统陪同向群众招手致意。
姬鹏飞副委员长12月21日在班珠尔拜会了冈比亚总统贾瓦拉。
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12月18日接见了姬鹏飞副委员长。
姬鹏飞副委员长12月12日在多哥参观了洛美自治港。
本栏照片为新华社记者王景英摄

我卫生代表团离平壤回国
据新华社平壤12月30日电以卫生部长江一真为团长的中国卫生代表团结束对朝鲜的友好访问，今天乘火车离平壤回国。
28日，朝鲜政务院总理李钟玉接见代表团，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日本学术界知名人士发表谈话
希望日中加强学术交流相互学习
新华社东京12月30日电日本学术界知名人士对新华社记者说，希望两国学者在新的一年里加强学术交流，为世界和平、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日中协会代表召集人、金属物理学家茅诚司说，“不久前缔结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反映了日中两国人民子孙万代友好下去的共同愿望，是对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的重大贡献。”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正在加紧努力。
为此，科学技术的进步必须先行，是最被重视的、最为紧要的课题。”
为了发展两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促进科学研究的交流，他希望日中两国尽快创立学术交流机构，并在东京、北京分别创立日中（中日）学术交流中心。
日中科学技术交流协会会长、理论物理学家有山兼孝说：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生效，为两国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我衷心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两国科学技术交流能更加紧密、友好地合作下去。”
他认为，在高能物理、地震预报、宇宙线的共同观测和天体观测等方面，日中两国的学术研究各有长处，两国科学家有必要开展共同的研究。
他还建议两国科学家通过参加在日中两国举行的科学讨论会或国际学术会议等途径，加强交流，相互学习，并建立大学和研究机关之间的直接联系。
日本学士院院长、地球物理学家和达清夫说，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国家，两国人民和科学界应当亲密无间的进行合作。
自从日中两国邦交实现正常化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来，两国的科学家和科学研究部门强烈要求加强学术交流的愿望是令人欣喜的。
他说：
“地球上的所有部分都相互依存。
以气象研究为例，气团是从西向东移动，因此，不了解中国的气象，就不可能了解日本的气象。
文化大革命前，我访问中国时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我向周总理提出了日中两国交换气象资料的意见，得到周总理的重视和支持，实现了两国气象研究的合作局面。
每当忆起周总理对两国科学技术交流的关怀，心里十分感动。”
他祝贺中国在地震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希望两国学者加强合作，使地震预报的研究工作有所突破，为人类造福。
日本学术会议会长、高能物理学家伏见康治谈到他不久前访问中国的印象。
他说：
“我亲眼看到中国科学界朋友在粉碎‘四人帮’后，为了夺回受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所损失的时间和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加紧进行科学研究的姿态。”
“我相信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新中国，一定会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人才。”
他说，日本和中国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在学术交流中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繁荣日中两国的科学技术而努力。

日本领土不是苏联的石头
澄 波
苏联驻日本大使波利扬斯基最近在接见日本记者时，反复强调“苏联和日本之间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并以轻薄的语调说：
“不用说岛屿，苏联连一块石头都不打算给任何人”。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对一个正在苏联访问的日本代表团恐吓说，日本“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就等于放出战争的恶魔”，公然不许日本再提领土问题，再提，就会招来战争。
在这些话里，苏联霸权主义的凶相已经纤毫毕露。
这两个苏联官员，在同一个时候，一个在东京耍赖，一个在莫斯科要挟，遥相呼应，互相配合，反映了社会帝国主义一个蓄谋已久的意图：
苏联不再承认同日本存在任何领土问题。
日本的北方四岛，由于苏联的长期霸占，归属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这是举世皆知的。
苏联也曾承认，苏日之间存在有待解决的领土问题。
1973年10月，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访苏，同勃列日涅夫会谈后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
声明的第1点就谈到，双方要为“解决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做出贡献。
田中首相明确指出，“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包括两国的领土问题。
对于这一点，苏联首脑在当时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为什么今天苏联不仅不承认上述岛屿属于日本，连两国之间存在有待解决的领土问题这样一个最起码的事实也不再承认了呢？
原因之一，当然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欲望增长了，胃口大了。
二十年前，苏联的军事力量还没有那么大，因此它尽管长期霸占着日本的北方领土不放，也还不得不承认那些岛屿是属于日本的，最终要移交给日本。
可是二十年后，随着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它可以完全不顾事实，毫无根据地说：
“苏日之间的领土”“已经完全、而且最终地解决了”。
它可以把过去同日本一起发表和签署的宣言、声明统统扔到一边，而信口雌黄地说什么“不管日本怎么闹”，苏联“连一块石头也不给”的“立场将是不变的”。
日本要求归还属于自己的领土成了“闹”，这真是蛮不讲理。
还有一个原因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把日本的北方领土变成了它在远东的重要战略基地。
这个基地首先威胁着日本，也威胁着亚洲其它国家。
为了永远霸占那些岛屿，苏联就耍赖和威胁。
苏斯洛夫说得很露骨。
他的意思是，我苏联说领土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已经解决了”，你日本说尚待解决，那就是“不友好”，就是“反苏”，如果你再说，“就等于放出战争的恶魔”，小心挨打。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霸道的吗？
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不是苏联的一堆石头。
“连一块石头也不打算给任何人”的话，只有日本人民才有资格说。
苏联威胁也罢，耍赖也罢，都改变不了它强占领土的事实，更压制不了日本人民收回四岛的决心。

柬埔寨和泰国旅游航线举行通航仪式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据民主柬埔寨电台今天广播，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的旅游航线通航仪式12月27日在暹粒市举行。
民主柬埔寨外交部负责民航事务委员会主席在通航仪式上讲话说：
“尽管我们正面临着越南扩张、吞并者对民主柬埔寨发动的最野蛮的侵略战争，我们也竭尽努力来满足想游览吴哥的远近朋友的愿望。”
他指出，吴哥是柬埔寨民族和人民的传统象征。
目前，柬埔寨人民正在保卫吴哥土地和整个柬埔寨领土，使柬埔寨作为独立的国家永存。
泰国国际航空公司经理差猜·春哈旺说，泰国人民和柬埔寨人民是兄弟，几千年来互相来往，和睦相处。
他说：
“我带来了泰国人民和政府对柬埔寨人民和政府的友谊。”
他祝愿柬埔寨人民取得更大的胜利。
通航仪式结束后，泰国客人和其他外国客人高兴地游览了吴哥寺和其他寺庙。
客人们亲眼看到，柬埔寨很安宁。
他们说：
“柬埔寨人民和民主柬埔寨政府很好地和完整地保护了吴哥寺。”
他们还看到，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正在以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努力保卫和建设自己的国家。

薛尔思再次当选为新加坡总统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新加坡消息：
新加坡国会29日再次选举本杰·亨利·薛尔思为新加坡共和国下一届总统。

阿尔及利亚为布迈丁总统举行国葬
耿副总理前往吊唁比塔特临时总统接见耿副总理
新华社阿尔及尔12月29日电阿尔及利亚总统、革命委员会主席胡阿里·布迈丁的国葬仪式12月29日下午在阿尔及尔隆重举行，一百多万群众怀着沉痛的心情站在街道两旁为他送葬。
阿尔及利亚临时总统拉巴·比塔特，革命委员会委员，政府各部部长以及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其他负责人参加了葬礼。
布迈丁总统的灵柩于下午一点从人民宫送往阿尔及尔大清真寺。
阿尔及利亚负责人和无数崇拜者在那里迎候，表示哀悼。
阿尔及尔伊斯兰教教长为死者作了祈祷。
接着，布迈丁总统的灵柩被安放在炮架上，由阿尔及利亚高级领导人组成的送葬队伍送往阿利亚公墓。
一路上，密集在道路两旁的人群向布迈丁总统表示最后的哀悼。
灵柩到达公墓，冲天鸣放了一百响礼炮。
安葬仪式在革命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的祈祷声中开始。
布迈丁总统的灵柩在哀乐声中慢慢沉入沙坑。
全体送葬者向逝者静默致哀。
有五十八个国家派出的代表团参加了葬礼。
由耿飚副总理率领、外交部长助理林中和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徐明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葬礼。
新华社阿尔及尔12月29日电由耿飚副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12月29日上午前往人民宫大厅吊唁布迈丁总统，在布迈丁总统遗体前默哀。
然后，耿飚副总理在吊唁簿上签名，并写道：
“布迈丁总统是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他为巩固和发展中阿友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对他的不幸逝世十分悲痛。
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耿飚副总理并代表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副总理邓小平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分别向已故的布迈丁总统献了花束。
新华社阿尔及尔12月30日电阿尔及利亚临时总统拉巴·比塔特今天下午在这里接见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代表团成员、外交部部长助理林中和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徐明接见时在座。
代表团是前来参加阿尔及利亚总统、革命委员会主席胡阿里·布迈丁的葬礼的。

一分灵感，九十九分汗水
——发明家爱迪生的故事
1880年元旦前夕，美国门洛帕克的成千上万居民，拥上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观赏一种刚刚代替煤气灯作为节日照明用的新玩艺儿——由一根灯丝发出亮光的玻璃灯泡。
这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钨丝电灯泡的前身，是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在1879年10月发明的。
在这以前，爱迪生已经发明了留声机等许多东西，现在他又解决了以前许多科学家未能解决的用电发光的问题。
所以，当时许多人都把他看成是一个天才的、魔术师般的发明家。
但谁也没有想到，爱迪生从一个穷苦的、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孩子到这样受人尊敬的地位，曾经走过多么艰难困苦的道路。
爱迪生1847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小城镇。
他从小就对事物充满了好奇心，别人认为自然而然的东西，他总要问个“为什么”，查查它的前因后果，因此，邻居把他看成怪人。
学校的老师说他是一个“捣乱”的孩子。
爱迪生的母亲一怒之下，让他退了学，这使爱迪生很早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
但是，爱迪生没有因此而放松学习。
他想方设法找书看。
他在家里布置了一个小小的化学实验室。
十二岁的时候，他为了挣得购买仪器和药品的钱，到火车上去卖报纸和面包。
后来，他用挣来的钱买了一台旧印刷机，在火车上出版一种小报。
他还在火车上做化学实验。
不幸，一次化学药品起火，结果，他和他的仪器都被扔下了火车。
爱迪生不仅勤奋好学，而且见义勇为。
1862年，他从铁轨上抢救了一个小孩，这个孩子的父亲无以为报，就教他学习电报技术，使他成为当时最优秀的报务员。
那个时期，在世界范围内正掀起一场科学技术革命，爱迪生从学习电报受到启发，决心从事同电有关的研究工作，为改善人类生活作出贡献。
1869年，爱迪生到纽约当报务员，他设计了一台自动收报机，可以更快地得知交易所的行情。
他原来希望这项发明索价五千美元，但怕要价太高，不敢开口，不料却得到四万美元的报酬。
有了这笔钱，他便辞去报务员的职务，专门从事研究工作。
他常常每天工作二十小时，只靠打打瞌睡来略事休息。
从这时候起，他先后改进了电报、电话，发明了油印机、蜡纸、留声机、电灯、供电办法、电影等等。
到他1931年去世的时候，他一共获得了一千一百项专利，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爱迪生的这些成就，决不是轻易取得的。
他为了选择既能白炽发光又不会很快氧化烧掉的灯丝材料，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和精力。
正因为爱迪生知道任何成就只有通过艰苦的劳动才能得到，所以，当人们称他为当代的天才时，他只是微微笑一笑。
“什么天才？”
他说：
“天才，那就是一分灵感，加上九十九分汗水！”
（上图为爱迪生和他发明的电灯）
吴伯泽（附图片）

岁序更新看世界
司马达
古罗马执政官凯撒在两千多年前制订的历法，用罗马众神之一雅努斯的名字来称呼每年的第1个月*，并且把它当作岁序更新的象征。
因为雅努斯这个天宫守门神的脑袋，一前一后长着两副面孔，传说他既能回顾过去，也能展望未来。
今天世界上，大概很少有人在新年向雅努斯祈祷，或者张贴他的神像以求吉利了。
不过无论哪个大陆哪个国家，人们在元旦这一天举行家宴或互相庆贺的时候，总会怀着不平常的心情送旧迎新，看看过去，想想未来。
1978年已经到了岁尾，世界就要跨进1979年的门槛。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刚刚逝去的这一年，是值得大书特书、大喜特喜的一年。
百业蒸蒸日上，全国安定团结。
日历的每一页，记载着我们前进的步伐。
驱除了林彪、“四人帮”的妖雾阴云，我们祖国的天空更加明朗，大地更加美好了。
党的三中全会公报，象一股温暖的、清新无比的春风，吹拂着我们的国土和人民的心田。
它给神州大地带来了无限的生机，鼓舞八亿人民去夺取新的长征的伟大胜利。
我们的祖国，象从一场短暂梦魇中苏醒过来的巨人，已经恢复了精力，舒展了自己的筋骨，完成了起跑的准备，开始以矫健的步伐，向着远大的目标飞奔。
在这一年里，我国的外交政策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国际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
国家领导人的多次出访，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同第3世界和五大洲人民的相互交往与友好团结，为国际反霸事业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中国，中国……全世界都在看着她的高大形象，谈论着她的凌云壮志，听到她的强大足音，感觉到她的雄伟力量。
1978年是“中国重新崛起的一年”，“中国全球外交的高峰年”——这是许多外国报纸在回顾这一年国际局势时所作的结论。
1978年的世界，仍然是不平静的。
从年初到岁尾，国际舞台上风云变幻，波澜起伏，呈现出种种错综复杂的景象。
欧加登的战事，扎伊尔的枪声，南北也门的惊人谋杀，中南半岛的侵略凶焰，梵蒂冈的教皇选举，美国“圣殿教”教徒的“集体自杀”，德黑兰的动荡，中东局势的变幻，一幕一幕地在世人眼前演出，成为1978年多事的标志。
在舞台一角“大显身手”的反派角色，是那个可恶的东方流氓。
它投奔一个霸主作靠山，使出强盗、骗子、打手、泼妇的全副本领，来向邻居挑衅闹事动武。
其结果是使刚刚熄灭了战火的亚洲，又重新冒起了硝烟。
世界如此动乱不已，并不是因为冥冥之中有哪个司命之神在支配，而是由于克里姆林宫墙里的那些人的贪婪野心。
请看，这一年来——他们说要反对恢复冷战，却到处挑起热战。
他们鼓动别人裁军，可是自家的武器堆积得比谁都多。
他们说要改善苏美关系，同时却把攻击型的米格23飞机运往美国大门口的古巴。
他们死抱着日本的北方四岛不放，却责怪东京不跟他们签订和约。
他们把克格勃的黑手伸进伊朗，却威胁华盛顿不得进行“干涉”。
他们自己要拚命扩军，却想强迫东欧国家为他们掏出更多的军费。
他们四出恫吓，想决定西欧国家可以把东西卖给谁或不卖给谁。
谁一提到反霸，谁就触痛了他们那根敏感而又衰弱的神经，引起他们一阵歇斯底里的喊叫。
他们自以为跟当年独霸全球的大英帝国一样，只要他们打一个喷嚏，全世界就得感冒。
可是，事情就象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说的那样：
“人若想尽办法，要使别人怕他，结果必先令人恨他。”
苏联越是想谋求霸权，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就越是激起别人的憎恨和反抗。
1978年是苏联加紧对外扩张的一年，也是苏联到处碰壁失败的一年。
全世界都看到那头俄国熊是多么的暴躁、孤独和失望。
“不管他们往哪儿看，四周都是敌人或难对付的邻居”，“莫斯科对外政策的总结目前是多么糟”！
这就是西方报纸对1978年苏联外交的写照。
即使克里姆林宫在这一年内费尽心机，搞到了四个条约，难道他们就能以此掩盖自己在全世界的窘境而聊以自慰吗？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只剩下最后一个年头了。
世界的格局，在过去十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还将继续变化下去，也许会变得更加出人意外。
国际地平线上，不会只有晴空而没有阴云。
未来的一年内，两个超级大国的核会谈可能会达成协议，那也不过是搞个竞赛规则，无法使核军备竞赛就此停步。
中东问题盘根错节，仍是障碍重重，难以求得彻底解决。
红海之滨和波斯湾畔，鬼影憧憧，危机四伏。
巴尔干半岛之上，仍有人虎视眈眈，伺机蠢动。
河内的普鲁士式暴君，正在凭恃武力企图称霸东南亚。
从地中海经印度洋到暹罗湾这一条北半球的弧形地带，政治地壳正在隐隐变动，孕育着难以预测的震荡和危险。
那头在1978年遭到挫折的北极熊，是不会进入冬眠，蛰伏老巢的。
这一切意味着，未来的一年，对于各国人民仍将是继续提高警惕和需要进行战斗的一年。
整个七十年代的历史已经证明，只要各国人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世界的车轮，就决不会按照那些想称霸世界的人的方向而转动！
*现行世界年历中的01月份的名称（January），是从古罗马神话中的守门神雅努斯（Janus）的名字转化来的

火星上有生命吗？
王思潮
火星上面有没有生命？
如果有，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引起人们浓厚兴趣的问题。
火星是太阳系中一颗引人注目的红色行星，从前人们以为它是一个小型的地球。
地球上有冰封的南北极区，火星上也有两个白色的极冠，并且有四季的变化，春天气温回升，冰雪融化，火星的极冠就逐渐变小，而极冠以外区域的颜色却变得更暗，并不断扩展，这使人联想到火星上有植物生长。
1877年，意大利天文学家斯基帕雷利发现火星表面上有不少的细线，认为那可能是运河。
后来美国天文学家洛威耳还制作了详细的运河地图。
离火星五千多万公里远的地球也能看见这些运河，其规模该有多宏伟！
人们由此想象，在火星上面也许生活着有智慧的生物，他们能建造出超级的水利工程，从极区引水，征服干旱，这真是天上人间。
从此，这个“火星人”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国外对火星进行了多次空间探测。
其中很重要的一次是1971年美国发射“水手九号”飞船。
这艘飞船进入环绕火星的飞行轨道，成了火星的人造卫星，它拍摄了七千多张照片，进一步揭开了火星的真面目。
这些照片表明：
火星表面上暗区色泽的四季变化，不是植物的枯荣引起的，而是风在作怪。
由于风把火星表面上的沙尘吹来吹去，才造成一些区域随季节的变化而明暗交替。
飞船的探测还否定了运河的存在。
所谓“运河”，其实是一连串的暗环形山和暗的斑点，在地球上用望远镜看到的一条条细线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
火星上面实在太干旱，（即使极冠也只是一层薄薄的冰）气温比地球冷多了，空气又十分稀薄，宇宙射线和紫外线的“照射”达到致死的强度，地球上的生命在那里是很难生存的，因此一些科学工作者认为火星上现在不大可能有生命。
不过“水手九号”飞船得到的一个重大发现却引人深思。
火星上面虽然没有人工“运河”，却存在不少自然的弯曲的干涸河床，在河床上还有泪滴形状的岛和沙州；
大河床还连带着支流系统的小河床，整个构成树状的河道网。
人们推测，火星在历史上有过丰富的水。
今天火星上看到的最大河床长达一千五百公里，宽达二百公里，不难想象当时奔流的江水会有多大的气派。
火星上还有不少巨大的火山，其中最大的火山比地球上的珠穆朗玛峰还要高得多。
通过探测，一些科学工作者推断历史上火星的火山活动比地球上更加活跃，它能将火星内部大量的水蒸汽和二氧化碳气体喷射出来，可放出覆盖火星表面厚达二十米以上的水，并产生一个较浓密的大气层，形成一个多水的温暖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有可能演化出微生物和类似地衣的低等植物。
这些生命一旦出现了，就会顽强地“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
为了实际探测火星上到底有没有生命，揭开生命起源之谜，美国发射了两艘海盗号飞船，于1976年在火星表面成功着陆。
在发射前，整个飞船进行了杀菌消毒。
着陆地点选择在生命存在可能性较大的两个地方。
飞船上装备有小型的自动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在着陆后由取样机在火星表面挖出土壤样品，分别送进实验室中不同的容器，通过多种试验，检测有无植物、动物或微生物。
这些试验中有一个是对微生物的探测。
先将火星土壤放进实验室的一个容器里，然后加进含有氨基酸等物质的培养汤，如果土壤中有微生物，就会消化这些营养物，进行新陈代谢，呼出二氧化碳气体。
为了确定这些二氧化碳气体不是从别处放出来的，又作了巧妙的设计，事前就使培养汤含有碳的放射性同位素C14这种原子，这样微生物会呼出具有放射性的二氧化碳气体，用专门的检测器就可以判断有无微生物存在。
“海盗号”飞船在火星表面开始进行生命试验后，科学工作者接收到从那里发回来的讯号，起初人们感到很兴奋，因为得到了一些肯定的结果。
可是在试验中也发现了另外的出乎意料的情况，一些科学工作者作了仔细的分析，认为火星表面的环境特殊，用化学反应可以解释这些生命试验的结果。
“海盗号”飞船还作了另一个土壤化学试验，它表明，火星土壤中不存在有机分子，即使有，含量也低于一亿分之一。
有机分子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
“建筑砖块”，如果火星上有生命，并且又类似地球上的生命，火星土壤中就应有大量的有机分子。
因此根据这个结果推测，火星上可能没有生命。
“海盗号”飞船已完成了试验，但并没有结束火星有无生命的争论。
现在多数科学工作者认为，至少在飞船着陆的两个地方的土壤表层，不大可能存在生命的活动，至于整个火星有没有生命，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还有待于未来的探测去解决。
一百年来，人类强烈地希望在火星上发现活跃的生命，尤其希望能发现与我们相类似的智慧生物。
通过今天的探测，“火星人”的幻想破灭了。
然而火星是不是有别的生命呢？
这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附图片）
“海盗一号”飞船在火星表面着陆后拍摄的照片

美国红杉在中国
陆加
1972年的初春，一架银灰色的波音飞机，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加利福尼亚穿过蔚蓝色的长空，越过浪涛滚滚的万里重洋，把一棵不到一米高的红杉树苗，送到了我国美丽的风景城市杭州的西湖畔。
从此，这个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带来的珍贵礼物——美国人民送给中国人民的友谊常青树，就在西湖边的杭州植物园里扎了根。
瞬息万变的六年岁月转眼过去了。
现在，人们从荧光屏上看到华国锋同志在北京庄严宣布，中美两国自1979年01月0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喜人场面，再次站在杭州植物园的友谊园坡地上，欣喜地仰望这棵已经巍然挺秀，矗立在万木之中的红杉，就好象看到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象红杉一样，枝繁叶茂。
红杉是美国加利福尼亚野生的巨大针叶树的一属。
它是世界上寿命很长的植物之一，也是世界上长得很高的一种树木。
红杉是一种珍贵的用材，木质坚实而易加工，制成的家具十分美观。
红杉原来只有美国加利福尼亚才有。
自从六年前它在我国杭州栽植后，经过园林工人六个春来秋去的辛勤劳动，现在已经培育出六千多个“子孙”。
如今，红杉已在我国二十多个城市的土地上栽植。
华国锋同志曾在前总统尼克松1976年02月再次访问我国的欢迎宴会上说：
“红杉树苗正在茁壮成长，它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新发展。”
这棵红杉作为中美两国人民联系的纽带和友谊的象征，曾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
一些来我国访问的美国客人，其中包括尼克松的女儿和她的丈夫，来杭州的时候也去看过这棵红杉。
美国红杉正在中国大地上成长、繁衍，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也在日益扩大。
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随着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也必将象红杉一样，在两国人民的辛勤培育下，不断发展。
（附图片）
上图为杭州植物园的美国红杉。
《浙江日报》供稿袁善德摄

荷兰的花市
王玉章
荷兰人爱花。
花卉种植是荷兰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每逢春天，一进入荷兰，真象到了一个“花之国”。
田野上，花农们种着大片郁金香，有的花田竟长达一两公里。
放眼看去，大地一片红，一片黄，一片紫，好象铺了特大的花地毯。
城市街心花园里种的花，也开得五颜六色。
家家户户的阳台上无不花枝招展。
在种花地区的城镇中，连电线杆上也都吊一个花盆。
荷兰人种花不只是为了装饰，也是为了出口。
荷兰种植的两千多种花卉，出口到一百多个国家。
1970年荷兰出口的花卉价值八亿六千五百万荷兰盾（每个荷兰盾约合人民币七角），占当年荷兰农产品出口总值的百分之十一。
荷兰花农种植大量的郁金香花，这是由于这种花生着蒜头样的球根，便于运输和移栽。
他们把郁金香花培育出许多品种和颜色，并给它们取上美丽的名字，如黄花带红色放射线的叫做“奥林匹克火炬”，象烈火般鲜红的叫做“斯巴达克”等等。
每年04月底05月初，都要在郁金香花种植区中心莱斯镇附近举行郁金香花展览。
这时候西欧各国的游客接踵而至。
展览布置在一个巨大的露天公园里，在小溪和湖畔的玻璃房子里，有形状各异的花畦，畦内盛开着上千种的郁金香花。
莱斯镇位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和政府所在地海牙之间，这一带是荷兰花卉种植比较集中的地区。
为了方便花卉出口，在离莱斯镇不远的阿尔斯米尔镇建立了一个花卉市场。
有三千七百多家花农来这里出卖他们的产品。
1976年仅在这个市场上成交的花卉就值五亿二千万荷兰盾。
据这个市场出版的介绍材料说，这个花市场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
这个市场占地四十二公顷，有一幢长五百米，宽约四百米的建筑面积达十九万平方米的宏大的建筑物，里面有几十个卖花场。
每个卖花场象一个个阶梯教室，代表世界各国鲜花公司的商人，坐在一排排的凳上，每张桌子上有麦克风和电钮。
载着鲜花的平车一辆一辆地鱼贯进入卖花场，每一车花只有一个品种。
当一车花到达场地中央时，荧光屏上就出现花名和单位（每五枝、十枝或二十五枝成一个单位），这时候卖花场正面墙上一个象时钟那样的大圆盘上的一根长针，从一百向一的方向转动。
哪个商人认为指针指的价钱（指在五上，表示平车上的花每单位卖五个荷盾）对他合适，只要按一下面前桌上的电钮，针就停止转动，这一车花就算卖给他了。
花卉成交后，通过离花市场不远的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运往外国。
荷兰花卉较大的买主是法国、西德、美国等国家。
每天仅从这个花市场运往美国的鲜花就能载满两架波音七○七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