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委和交通部通过检查验收
命名上海港为大庆式企业
新华社上海12月22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交通部在12月21日召开大庆式企业命名大会，命名上海港务局为“大庆式局”，同时授予“大庆式局”的锦旗。
深受“四人帮”破坏的上海港，在今年的学大庆运动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到12月20日止，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已达到七千七百多万吨，创造了建港以来装卸货物的最高纪录。
和去年比较，今年全港增长的货物吞吐量，超过1966年到1976年十年增加的总数。
今年这个港通过挖潜和其他措施提高的装卸能力，相当于增加一个中等规模的港口。
在召开命名大会以前，中共上海市委和交通部组成的工业学大庆检查验收团，对上海港务局学大庆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认为这个局从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学习大庆的根本经验，狠抓企业整顿，取得优异成绩，符合大庆式企业的标准。

共青团北京市委召开动员大会号召首都青少年
学雷锋树新风做新长征突击手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共青团北京市委今天召开了首都青少年开展“学雷锋，树新风，做新长征突击手”活动的动员大会，号召全市青少年学雷锋，做雷锋，发扬雷锋精神，为伟大的新长征贡献青春。
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吴文华首先在会上讲话。
他说，当前，我们工作的重点正在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为此，我们决定从现在起在全市青年中开展“学雷锋，树新风，做新长征突击手”的活动，在少年儿童中开展“学雷锋，树新风，做新长征的小尖兵”的活动。
这对于我们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他号召全市各级团组织和三百万青少年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使这项活动在全市蓬勃开展起来。
他说，让我们看一看哪一条战线涌现出了更多的新长征突击手，比一比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上，哪一个团员、青年、少年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首都共青团基层组织的代表和北京景山学校等十所中小学的代表在会上表示，让我们开展一个争做新时代的雷锋，新长征的突击手和小尖兵的竞赛，让革命前辈和人民群众对着我们高兴地说：
“好哇，我们就是喜欢这样的青少年！
好哇，我们就是喜欢这样的革命新风！”
共青团中央第1书记韩英出席了大会。
他热情地赞扬北京市青少年开展这项有意义的活动，并号召全国青少年在新长征的路上，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为实现我国人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理想，为实现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贡献青春。
他要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遵照党中央的部署，迅速把团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团的一切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去开展，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使共青团真正成为紧跟党中央进行新长征的一支英勇突击队。
他要求共青团员和青年们以雷锋为榜样，树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做贡献的新风、勤奋学习的新风、维护社会公德的新风。
中共北京市委第3书记贾庭三在会上代表市委对全市青少年开展这样的活动表示热烈的支持，并祝青少年在新的长征中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做出新的成绩。
他对怎样开展这项活动谈了几点要求。
他说，为了实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要解放思想。
青少年最有朝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于革命理想，应当象雷锋那样，成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先锋战士。
发扬首都革命青年的光荣传统，做勤于学习，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
要继续从思想上、理论上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努力学政治，学文化，学现代科学技术。
青少年不但自己要学雷锋，做维护社会公德的模范，还要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地做好宣传工作，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突击手”和“小尖兵”的作用。
他要求各区、县、局党委对共青团组织开展这项活动要加强领导，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并注意帮助团组织解决开展活动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出席今天大会的有团中央、北京市委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北京市各级团组织和青少年代表一千二百多人。

加快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
本报评论员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一伙疯狂推行“文艺黑线专政”论，实行残酷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大兴骇人听闻的文字狱，造成了大批假案、错案和冤案，使成千上万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惨遭迫害。
他们信口雌黄，随心所欲地置作家和作品于死地。
他们使用手段之毒，迫害作家之众，扼杀作品之多，株连范围之广，实在是史无前例的。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的一部分作家得到了平反，一些被扼杀的作品获得了解放。
最近，《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扼杀革命文艺作品、迫害革命作家的罪行，呼吁有关方面加快为受迫害的革命作家和革命文艺作品平反的步伐。
这个会开得好！
应当看到，就全国来说，这项工作的进展还不平衡，有些地区和单位步伐并不很快，甚至很慢。
有些同志对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甚至抱有各种各样的错误态度和错误思想，妨碍着这项工作的进行。
有的人至今还认为，那些被判罪的革命作家是因为他们“反党”，当初把他们关起来，禁锢他们的作品没有错。
有的人看到过去抓人批人的主要罪名不能成立了，现在又说人家还有别的错误，非留个尾巴不可。
有的人借口过去抓人批人是“经上级批准了的”，今天还要等“上级”说话表态，才给平反。
这就使得一些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至今未能平反。
有一些名义上“平反”了，但由于有关领导的思想没有真通，没有也不愿意采取积极措施，致使受迫害的作者至今工作无人过问，被扼杀的作品仍然处于半禁锢状态。
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被斗的作家，绝大多数不是因为犯了党纪国法，而是因为他的某一部作品或某一篇文章，逆了林彪、“四人帮”的意志，而被诬陷为“反党”。
有的人给这些作家和作品定罪，完全不是根据党纪国法，而是根据“四人帮”一类“长官”的意志。
你执了“帮”规“帮”法，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还能说“没有错”吗？
以莫须有的罪名扣上“反党”帽子的冤案至今不平反，还要等到何时？
应该说，继续故意拖延，就是坚持错误，就是犯罪！
所谓“没有这个错还有别的错”，纯粹是为错案、冤案制造根据。
许多受迫害的作者的所谓“罪行”，纯属罗织捏造。
有的作者因为写了一部作品或一篇文章而犯了“罪”，有的人就借机搞逼供信，编造诬陷材料，拼凑罪证。
这类荒唐事情，我们难道见得还少吗？
一个党性很强，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领导者，应当对那些所谓“罪证材料”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区别真伪，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尽快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而不应当忸忸怩怩，想方设法为自己过去制造的错案寻找借口，减轻自己的责任。
过去给人定罪的主要依据已经不成立了，就应当痛痛快快地给人平反，继续找借口整人，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
自己办错的案，自己不积极给人平反，偏要等上级说话表态，这不仅不符合当前形势的要求，不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而且把球踢给上级，也不是严肃负责的态度。
为受迫害的作者和作品平反，各级领导都有责任，都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
对这项工作持消极态度，让受害者继续含冤受屈，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就是丧失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
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最近批准为天安门事件和其他冤案错案平反的决定，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各级领导，在为受迫害的作者和作品平反的工作中，都不应当狐疑不定，顾虑重重，口将言而嗫嚅，足欲前而趑趄了，要把胆子放大一点，步子加快一点。
凡是错案、假案、冤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彻底平反，迅速平反，要快刀斩乱麻，有错必纠。
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要平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批错了的也要改正。
难道还能让那些无辜受害的作者无边无涯地等待下去吗？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给批错的作品和受迫害的作者平反
《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在京举行座谈会，一致要求研究解决如何保证给文艺工作者以法律保护，保证文艺界自由地进行民主的讨论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为了拨乱反正，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实事求是地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给过去批错了的作品和作者平反。
这是文艺工作者最近在北京举行座谈会时发出的一致呼声。
由《文艺报》、《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的这次座谈会，12月05日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
会议进行了一整天，发言十分踊跃。
出席会议的有首都和在京的上海、天津、安徽、湖北、新疆等地的文艺工作者，以及部队文艺工作者共一百多人。
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丁峤、李健彤、夏衍、赵寻、宁干、李曙光、马彦祥、王蒙、王子野、贺敬之、周巍峙、张光年等十多人。
周立波因病未出席，作了书面发言。
座谈会上谈到要重新评价的作品或作者，长篇小说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健彤的《刘志丹》、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等，短篇小说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赖大嫂》、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等，散文作品有陶铸的《思想，情操，精神生活》、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陶承的《我的一家》等，电影故事影片有《红河激浪》、《革命家庭》、《逆风千里》、《早春02月》、《阿诗玛》、《不夜城》、《怒潮》，戏曲影片《尤三姐》等，戏剧有吴晗的《海瑞罢官》、孟超的《李慧娘》、海默的《洞箫横吹》、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吴雪、陈戈、丁洪、戴碧湘的《抓壮丁》、白刃的《兵临城下》以及《谢瑶环》等。
发言者在回顾这些作品或作家的遭遇时，认为必须认真总结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
他们说，随随便便就给一个作品定为毒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不健全。
因此，我们需要研究解决如何保证给文艺工作者以法律的保护，如何保证文艺界自由地进行民主的讨论。
近三十年的历史经验说明，如果我们真正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客观的实际出发，我们就不难正确地对待文艺作品的功过得失，科学地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些发言者着重指出，要正确地重新评价这些作品和作者，还要对什么是“中间人物”，什么是“暴露文学”，如何看待“清官”、“为民请命”等许多问题进行理论的研究，澄清文艺理论上的许多是非。
座谈会上的发言者强调指出，给批错了的作品和作者平反，不是要向后看，算旧账，而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向前看，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这些作品，是为了澄清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更好地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革命事业服务。

更好地向全国人民学习，进一步增强军政军民团结
总政通知全军新年春节拥政爱民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各部队在1979年新年、春节期间广泛开展拥政爱民活动。
通知说，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揭狠批林彪、“四人帮”，各条战线取得伟大胜利，形势大好。
我们满怀胜利的喜悦，迎接1979年的到来。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新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
要继续贯彻落实军委会议和全军政工会议精神，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加强整军备战，积极参加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为了更好地向全国人民学习，进一步增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在新年、春节期间，全军要广泛地开展拥政爱民活动。
通知要求全军在开展拥政爱民活动中，普遍进行一次军政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教育，联系实际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军政军民团结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提高拥政爱民的自觉性。
要牢固树立学人民、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尊重地方政府和地方干部，增强法纪观念，自觉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通知要求各部队认真检查整顿群众纪律。
要在搞好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抓住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在军政军民关系上遗留下来的主要问题，普遍进行一次检查和整顿，认真地解决好与驻地群众关系、违犯政策纪律、地方要求退还土地和房屋等问题，并研究制订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强军政军民团结的措施。
要广泛征求党政机关和群众的意见，主动作自我批评，能改正的问题立即改正；
暂时解决不了的，要共同协商，积极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抓紧解决。
通知要求各部队妥善解决好三支两军人员中的遗留问题。
凡是地方反映原三支两军人员有问题的单位，要由师以上领导机关组成拥政爱民走访组，到原支左地区和单位，向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征求意见，听取批评，总结经验教训。
对于个别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和严重违法乱纪、有民愤的，一定要认真查清，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转告地方有关单位，以消除军政军民之间的隔阂，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通知号召广大指战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今冬明春，要组织人力、物力和技术力量，帮助地方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驻旱区的部队，要积极参加地方抗旱斗争。
各级人武部门要动员民兵在农田基本建设和抗旱中起带头作用。
驻城市的部队，要参加车站、码头劳动，帮助地方搞好节日期间的运输。
通知还要求各部队在组织慰问、联欢活动中，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厉行节约，严禁铺张浪费、请客送礼。
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敌人袭扰破坏，保护人民安全愉快地过好节日。
通知最后号召全军指战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在进行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榆树县大豆大幅度增产
超额完成一亿斤征购任务
新华社长春12月22日电
吉林省榆树县已经超额完成国家一亿斤商品大豆的征购任务。
同去年相比，今年向国家多交售大豆四千多万斤，交售的大豆质量也好，籽粒饱满，色泽金黄，一等豆占百分之八十。
今年榆树县一百万亩大豆获得增产，平均亩产一百五十八斤，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二点八。
全县大豆总产量比去年增加四千四百多万斤。
榆树县盛产大豆，素称“大豆之乡”。
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榆树县领导机关片面追求粮食产量，大豆被视为低产作物受到“虐待”，结果“大豆之乡”大豆不多。
为了把大豆生产搞上去，今年各社队都认真落实大豆的种植面积，实行机耕机播、施足肥料、推广良种、加强田间管理，因而大豆普遍生长良好，出现了不少大豆高产的社队。

阵线分明　是非澄清　整顿收效　局面喜人
大庆揭批查获决定性胜利
工作重点开始转到建设现代化油田上来
据新华社大庆12月22日电
本社记者郭玉德、王长宽报道：
最近一个时期，大庆油田发动群众，对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进行了大检查和大总结。
检查结果表明，这场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查清了。
通过清查，把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时期油田上发生的几十起重大政治事件的内幕和来龙去脉都搞清楚了。
对于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的问题，经过内查外调，查证核实，帮助教育，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得到解脱和转化。
从去年11月下旬以来，结合揭批“四人帮”开展的“双打”斗争，打击了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和罪行严重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打击了极少数民愤大的打砸抢首恶分子，揭露了他们破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罪行，深挖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使阶级阵线更加分明。
二是基本上澄清了被“四人帮”颠倒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能够更全面、更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为思想基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反动的世界观，进一步澄清了他们在敌我关系上，在物质和精神、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上造成的混乱，使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发展成为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三是企业整顿收到了显著成效。
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庆党委针对一些领导班子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大力进行了整顿。
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组织整顿。
他们还花大力气整顿了队伍。
同时，在职工中广泛进行了党性、作风、传统和遵纪守法的社会主义法制的教育。
还修订了各项规章制度，初步整顿了计划、财务、物资等方面的管理。
这就为更好地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是通过两年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一个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了。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错案和假案，大部分昭雪平反了。
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
一度遭到林彪、“四人帮”践踏的“两论”起家、两分法前进、“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
各级领导干部认真执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了，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风尚正在发扬。
今年07月，大庆党委召开了二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到1985年在油田主要生产技术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奋斗目标，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油田上来。

为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
全国大、中城市举办电影周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为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全国各大、中城市将从1978年12月26日至1979年01月02日举办电影周，放映《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蝶恋花》等六部纪录影片和故事影片。
大型纪录片《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是由许多珍贵影片资料编辑而成的。
影片中，有毛主席和群众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的历史性镜头；
有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同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干部、科学家、文艺工作者亲切交谈的动人情景。
彩色舞剧片《蝶恋花》，是根据沈阳部队政治部歌舞团的舞台演出摄制的。
影片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一步丰富了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意境，天上人间浑为一体，充满神话色彩。
电影周期间映出的另外几部影片是，纪录片《韶山》、《领袖和我们同劳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故事片《枯木逢春》。

把京郊国营农场办成农业联合企业
——解决好城市副食品供应的一个途径
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郭献瑞
　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常浦
编者按：
搞好城市副食品供应，涉及郊区农业生产、产品收购、市场销售等方面的方针、政策问题，需要一个一个地切实地加以解决。
今天本报刊登的《把京郊国营农场办成农业联合企业》一文，对城市郊区国营农场的体制、方针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
希望大家就这个问题，以及其他有关搞好城市副食品供应的问题，发表意见，揭露矛盾，提出解决矛盾、改进工作的措施。
京郊国营农场，二十多年来有很大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但是，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再加上把农场下放到各县（区），打乱了统一领导、统一经营的管理体制，严重破坏了国营农场的生产方针，造成了经营亏损，生产下降。
例如奶牛总头数，1976年比1965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点八，产奶量下降了百分之十；
全民企业的养猪只维持1965年的水平，集体养猪虽然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但也低于全郊区平均增长百分之六十二的速度；
以果树为主的农场和果园面积都减少了。
南口农场去年一年就亏损了一百多万元。
京郊国营农场当前的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1是，体制分散，失掉了统一领导、统一计划。
搞得各行其事，人财物不配套，供产销不平衡，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规律。
第2是，不顾客观现实，割断历史，把两种所有制并存多年的整体拆作两半，使二者失掉内在联系和相互支援，生产难以协调发展。
第3是，下任务，不管条件，用劳力，不讲待遇。
否定了定额管理、岗位责任制和按劳分配，违背了物质利益原则，影响了人的积极性。
第4是，以“长官意志”取代经济规律，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破坏了以副食为主的生产方针。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必须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对京郊农场进行全面整顿，把国营农场迅速建设为名副其实的首都副食品生产基地。
我们的具体建议如下：
一、体制：
把全市十六个国营农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整体的农业联合企业，定名为“北京市农业联合企业总公司”。
现有农场均改为“分公司”，作为联合企业的二级管理机构，下设若干专业场，作为基层核算单位。
总公司根据各专业场所在地的条件制定经济区划，综合平衡，全面安排，确定专业范围和规模，实现一业为主的专业化、现代化。
总公司属市革委会直接领导。
各分公司的生产、计划、财务、基建、物资、劳动工资、产品销售、人员调配等管理工作统一隶属于总公司。
党的关系，属所在县（区）。
司法、公安、民政、文教、卫生、交通、邮电等地方性工作，也由所在县（区）负责。
二、性质：
北京市农业联合企业总公司属于国营企业，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
但今后公司的基本建设和生产资金等，均由国家投资改为公司向银行贷款，实行自负盈亏。
为了从经济上给以支持，国家可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予以无息或低息贷款，国家对一般人民公社给予的小型水利、平地、农机补贴等补助费和农业事业费，应按比例拨给公司。
公司实行民主管理，除总公司、分公司的领导干部暂由上级任命外，各专业场的各级干部，均试行选举制。
三、方针：
按照全国国营农场会议的精神和北京市的特点，公司的生产方针明确以副食品生产为主，建成首都副食品生产供应基地。
在这条方针指导下，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广开生产途径，打开销售门路，向农、工、商“一条龙”发展。
根据各分公司的自然资源、生产条件、生产经验，从历史的总结、现状的调查和未来的展望，研究分析，全面规划。
划地区、分特点、有侧重地安排奶、肉、禽、蛋、鱼、菜、果和粮、油等专业化生产。
粮、油和饲料种类因地制宜具体安排。
粮食除满足公司职工和公司范围内社员的口粮、种子、储备以外，主要从品种、营养价值等方面按照饲用的要求和加工原料的要求安排种植，作到农牧各业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协调发展。
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垦荒造地，开辟专业新场。
如南口农场再扩建万亩果园，延庆康庄垦建二三万亩的葡萄园，永定河林场、潮白河林场再行扩大，山区和适宜地区开辟肉牛、家兔、鹌鹑等饲养场和酒花、玫瑰花等用于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专业场。
农业工业化这条路怎么走？
我们设想三个办法：
第1，发展以农、牧、林、果为原料的加工制造工业，如粮食加工厂、榨油厂、糕点食品厂、肉蛋食品厂、奶制品厂、豆制品厂、果脯果酱和罐头等干鲜果制品厂以及酱菜、调味品等工厂。
第2，发展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制造的工业产品，如砖瓦灰砂石等建筑材料以及建筑预制构件、生物制药、制胶、酿酒、制糖、工艺美术等工业。
第3，发展直接为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业和承担城市大工业扩散加工任务，如饲料加工、农机具修造、畜牧生产机具设备、兽药制造、缝纫、劳保用品以及大工业不便发展、国家计划又顾不上安排的产品加工工业等。
有些国营工业，如啤酒厂、葡萄酒厂、食品加工厂、果脯厂等可考虑交给农业联合企业公司经营。
为了支援城市建设，还应成立建筑公司，承担本企业和国家的建筑任务。
根据这几条，对农场现有工业企业加以整顿、充实、巩固、提高，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力争有个较快的发展。
抓好这项工作，不但可以为农业联合企业增加利润、积累资金，提高职工、社员的分配水平，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腾出来的大批劳力转为工业劳动，而且可使国家在不增加投资、不增加职工、不增加工资总额、不增加商品粮供应的情况下，大大加速工业发展的步伐。
农业联合企业直接经商，可以减少从产到销的中间环节，加速公司的资金周转，提高收入水平，同时，可以补充国家商业的不足，活跃市场。
因此，应允许农业联合企业公司在城镇设置商业网点，直接向消费者出售自己的农工业产品，在王府井、西单、使馆区、琉璃厂、文化街等闹市和外宾活动较多的地方开设有地方特点的商店、餐厅，例如活鱼食堂、烤鸭店、鹌鹑馆以及栗子羊羹、果脯、炸食、奶制品小吃店等等。
还可以开设为旅游业服务的饭店、茶馆，接待外宾。
为了组织各地与本市间土特产品相互交流，可与各省、区的农业联合企业建立商业联系，用合同办法开展供销业务。
为了与国外开展技术交流，争取外汇，可以在外贸部门统一安排下直接搞一些商品进出口贸易。
农业联合企业总公司内应建立科研机构，紧密结合生产，积极引进推广国内外先进技术，从技术到技术经济、经济管理，系统开展科学实验，主动承担各专业科研机构科研新成果的中间试验，加速科研成果由潜在生产力变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以不断提高本企业的生产科技水平，并在专业化、现代化中先行一步，在全郊区农业发展中起示范作用。

毛主席指明了征服长江的方向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　林一山
1953年02月19日到22日，毛主席视察了长江。
在这次航行中，我一直在毛主席的身旁，聆听毛主席对长江建设的一系列指示，体会到毛主席对全国人民的无比关怀。
这幸福的三天三夜，使我终身难忘！
1953年02月19日，江城武汉，晴空万里。
中午时刻，毛主席在武汉关附近的专轮码头上，健步登上“长江”舰。
由“洛阳”舰护航，“长江”舰乘风破浪，向东顺流而下。
启碇片刻，毛主席派人把我找去。
我挟了一本地图，走进毛主席住的卧舱。
他笑容满面地和我紧紧握手，要我汇报有关长江的情况。
他一边翻开地图，一边问：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点水给北方呢？
他拿起一枝红铅笔，首先指着西北高原问道：
从嘉陵江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我回答说：
都不行。
毛主席又问：
为什么？
我做了详细的回答。
毛主席手中的红铅笔指向汉中盆地，又问，引汉水行不行。
我回答：
有可能。
毛主席凝视着地图上的三千里汉江，兴奋地问：
为什么？
我回答说，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与秦岭、伏牛山，一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
这就有可能找到合适地点兴建引水工程，把汉江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主席抬起头来，凝视着窗外的滚滚长江，高兴地问：
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
我说：
还没有。
毛主席说：
你立即部署勘察，一有资料，就写信给我。
毛主席何等渴望着解决华北大平原严重缺水的问题啊！
根据这个指示，我们把南水北调工程，列为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立即着手制定把汉水引到华北的规划。
长江建设者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
他们冒着严寒、酷暑，踏遍秦岭、伏牛山和汉江上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引水通道，这就是兴建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壅高汉江水位，然后引水穿越汉淮分水岭，不用搞太大的工程，就可以自流引水到淮河、黄河和海河。
遵照毛主席嘱咐，在南水北调工作过程中，我随时写信向他汇报最新成果。
经过实地查勘，我们纠正了过去仅根据地貌的表面现象就认为从嘉陵江上游不能引水的片面看法。
1958年03月，在党中央成都会议上，根据周总理的报告，决定兴建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
周总理亲自作了结论，把一项引汉灌溉工程，正式列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为宏伟的南水北调，揭开了新的序幕。
就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高兴地说，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
在爽朗的笑声中，毛主席结束了他的谈话。
1953年02月21日上午，毛主席在“长江”舰的甲板上漫步。
他炯炯的目光，看着碧波滔滔的长江，对我说：
要驯服这条大江，一定要认真研究啊！
长江的水文资料，你们研究得怎么样？
我说，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支力量整理长江的历年水文资料。
毛主席详细询问了水文资料的整理情况，接着又询问了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和暴雨区的分布。
我说：
长江流域有两个主要暴雨区。
一个是南岭暴雨区，在湘赣南部；
一个是四川暴雨区，在四川盆地的周边。
在正常情况下，南岭暴雨区首先降雨，在03月到06月间，使赣江水系和湘资沅水系开始涨水，随着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继续向大陆腹地西移，07月到09月份，四川暴雨区开始降雨。
两个洪峰，正好错开。
如果气象反常，南水后移，川水早到，两峰相遇，往往会造成洪水灾害。
毛主席马上问：
长江流域暴雨成灾最严重的地方在哪里？
我说，根据记载，1935年07月01日，暴雨中心在湖北五峰，七天就下了一千多毫米，而“川西天漏”地区，年降雨量曾经达到二千多毫米。
毛主席说，真了不得啊！
就在这“长江”舰上，毛主席还十分关切地问我对长江的防洪有什么设想。
我展开一幅《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略图》，汇报说，长江防洪的指导思想，是在干流及其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批梯级水库，拦蓄洪水。
毛主席凝视着万里长江图从世界屋脊的江源，直到烟波浩渺的海口，纵横万里。
他左手扠在腰间，举起右手，在图上画了一个大圆圈说：
太好了，太好了！
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我说：
抵不上。
主席又伸出手来，指着三峡口上说：
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
就是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我兴奋地回答：
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主席笑了。
接着，他又详细地问了有关三峡大坝的情况，然后，和蔼地笑起来：
——好，我这算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了。
“长江”舰驶抵南京，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登上甲板，迎接毛主席。
三天三夜的航行胜利结束了，但是毛主席的光辉指示，一直在我心中翻腾。
我领会到毛主席征服长江、改造自然的宏图大略。
毛主席关于征服长江、改造自然的光辉思想，一直鼓舞着我们克服重重困难，绕过层层暗礁，在浩瀚的长江上，迎着滚滚激浪，奋勇前进！
1954年底，在战胜这一年长江上发生的特大洪水之后，在京汉线上，在毛主席乘坐的专车里，我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有关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汇报三峡大坝、南津关坝区和美人沱坝区的地质基础情况。
这次汇报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
毛主席十分关切地问：
根据已有资料，风化层有多厚？
我说，大约三十米左右，据国内外资料记载，世界上有风化层达到一百米的。
主席耽心地问：
如果这里风化层有一百米，那么一百米以下呢？
我说，请主席不用耽心，我们现在还没有全面勘探，我想，在二十五公里的火成岩河谷中，总会选到好坝址线。
接着，我补充说，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岩河段。
毛主席面带笑容，连声说：
好，好！
片麻岩是花冈岩的变质岩，抗风化性能要好得多，这下子好办了！
毛主席对于三峡大坝的关心，是何等细致入微呵。
担负长江流域规划的广大勘测设计人员，在毛主席的鼓舞下，展开了全流域的查勘，上自金沙江，下达海口，做了许多艰苦工作，重点规划了三峡大坝和自流引水华北的线路，以及全长江的流域规划。
1956年，三峡勘测科研工作取得了肯定成果，毛主席在畅游长江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了三峡工程，并且写下《水调歌头·游泳》这首气势磅礴、光彩夺目的词章，给我们画出了一幅“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壮丽蓝图。
他给我们指明了征服长江的明确方向，向全世界宣布了我们一定要修建三峡水利枢纽的坚强决心。
1958年02月，在党中央南宁会议期间，毛主席对我说：
我要考考你，你能不能写个象样的文章，来说说三峡工程呢？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写出了报告。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仔细审阅了三峡工程的主要图纸，详细询问了有关这一工程的设计和造价。
然后，转身向着周总理说：
这个问题，你来管吧！
周总理说：
还是请主席管。
毛主席说：
我那么忙，哪有这么多时间来管呢？
还是你来管。
周总理坚定地回答说：
好，我来管。
毛主席欣喜地伸出四个手指头说：
好吧，你来管；
一年抓四次。
我们的好总理，多么细心地体会到毛主席对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高度重视啊！
南宁会议以后，周总理出访朝鲜。
02月底回京，他只停留一夜，就风尘仆仆，赶到武汉。
在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的陪同下，溯江而上，视察三峡。
他那深深的脚印，印在漫天风雪的荆江大堤上；
他那爽朗的笑声，回荡在陡峭笔立的峡峰岚翠中。
周总理手持几米长的岩芯地质剖面图，逐段逐节，对照岩芯审视地质情况。
他为我们找到了理想的坝址感到高兴。
他俯身从岩芯箱中，取出一截岩芯，反复观看，赞不绝口，爱不释手。
最后，他带走一截岩芯，献给毛主席。
1958年03月08日，周总理到了重庆，立即转赴成都，出席党中央成都会议。
周总理在查勘三峡过程中，详细听取了我们的汇报。
在成都会议上，根据周总理亲自作的报告，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一个重要文件：
《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在成都会议以后，毛主席对三峡工程的考虑，更加深入，更加细致了。
1958年夏天，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毛主席让我汇报长江的泥沙问题，也就是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
我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
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大约五亿吨，合四亿多立米。
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大约两百年才能淤死。
毛主席沉思以后说：
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两百年太少了！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进一步开展了对泥沙淤积和水库长期使用的专门研究、专门考察，结合国外资料，综合分析研究，逐步认识到泥沙运动的规律，并且找到了水库长期使用的途径。
我立即向周总理汇报，得到总理的赞许。
他亲自审阅了我们的报告，并转报毛主席。
毛主席对长江规划，南水北调，三峡大坝，是那么重视，那么热情，抓得那么细，抓得那么紧。
他亲自制订了修建三峡工程要做到“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和“有利无弊”的方针。
毛主席这样全面，这样深入，这样细致地指点我们，支持我们，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
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布“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北的南水北调工程。”
这是多么豪迈的事业呵！
这十九个字，将永远镌刻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丰碑上。
以三峡工程为中心的长江水利资源的综合开发，将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重大的贡献！
长江将要大变，祖国的面貌将要大变。
今天，纪念毛主席八十五诞辰的时候，回忆毛主席在“长江”舰上开始提出的关于长江建设的一系列指示，我们更加感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供稿）

长春站对不学技术、不务正业、经常完不成任务的人的措施是：
思想教育为主　必要时采取经济手段
新华社长春12月22日电现在不少工厂企业对刻苦钻研技术、掌握业务知识较快的青年工人，采取提前满师、提前晋级的奖励措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那么，对那些不学技术、不务正业、经常完不成生产任务的人怎么办呢？
长春铁路分局长春站的做法是：
以思想教育为主，必要时采取经济措施。
今年，这个车站对几次技术考核都不及格、又不虚心听取意见的青年工人包祥采取了这种措施。
包祥到长春站工作三年多了，已经定级为正式工人。
可是，他由于受“四人帮”散布的“技术无用论”的毒害，不学技术，不安心现职工作，连铁路上最起码的信号都看不懂，业务知识一问三不知，今年第1次技术考试只得了五分（百分制）。
领导多次耐心教育，他仍无动于衷。
站领导为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安全，根据有奖有罚的原则，经慎重研究，决定停止包祥制动员的职务，让他学习技术，停职学习期间，工资按百分之七十发给，直到掌握他应该掌握的技术为止。
与此同时，站领导对几名技术达不到要求的老值班员提出，限期掌握他们的本职业务，过期达不到要求，也要采取相应的经济手段。
这个办法实行后，群众热烈欢迎。
大家说：
过去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技术熟练与不学技术一个样，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现在有奖有罚，是非分明，我们坚决拥护。
全站职工学习技术的热情大大增强了。
今年11月09日，长春站再一次对职工进行技术业务考核，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职工取得了优良成绩。
青年工人包祥，经过学习和帮助，这次考得了七十一分。
站领导决定恢复他制动员的职务和原来的工资待遇。
职工的技术水平提高，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发展。
今年以来，这个站的客货列车正点率、安全生产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都达到并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受到了沈阳铁路局和长春铁路分局的表扬。

上海召开作家读者发行工作者迎新大会
新华社上海12月22日电
12月19日，上海召开了作家读者发行工作者迎新大会。
著名作家、画家和上海文化出版战线的一千四百多名代表聚集一堂，畅叙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工作的新打算。
上海新华书店过去多次举办这样的集会，年终时作家还被邀请到书店卖书，直接听取读者的要求。
前些年，作家不能写作，出版社没有书出，书店没有书卖，读者没有书读，这个好的做法也就丢掉了。
如今，这个做法又恢复了，旧事新办，作家和读者们兴高采烈。
著名漫画家张乐平给大会作了《三毛迎春》画，一年级小学生张超雷作了“书是我的好伙伴”的发言，他代表广大读者请求作家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书，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作家吴强、陈伯吹、上海科技书店、上钢一厂的代表以及上海市出版局负责人。

彭德怀同志的光辉形象永留人间
——推倒对《保卫延安》的攻击和诬蔑
郑定　华献
1967年，在林彪、“四人帮”一伙叫嚷要通过“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走资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的一片喧嚣声中，从夏秋开始，报刊上发动了对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残酷围剿。
《人民日报》于11月12日抛出了一篇题为《〈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的文章。
这篇文章对《保卫延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诬蔑，其调门之高，给作品扣的帽子之大，在围剿《保卫延安》的所有文章中，是少有的。
它的流毒极广，影响极坏。
今天，我们必须为《保卫延安》平反昭雪，彻底推倒强加给它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
林彪、“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强加给《保卫延安》许多罪名，其中最大的有三条：
一、所谓诽谤和贬低毛主席，二、所谓给彭德怀贴金，三、所谓利用小说反党。
小说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请看事实。
《保卫延安》被宣判为“毒草”，据说是作品“肆无忌惮地诽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贬低“毛主席的伟大历史作用”。
罪名之大，足以置人于死地。
但可惜，这并不是作品的实际，而是黑文炮制者心造的幻影。
检验一部文艺作品，必须从实际出发，全面分析作品的主题思想。
根据片言只语，只能得出主观臆断的结论。
在《保卫延安》中，虽然没有正面出现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但从字里行间却使人真切感到毛主席自始至终和陕北军民一块南北转战，好象毛主席每时每刻都在解放军指战员身边，行进在西北野战军的行列中，毛主席的行动牵动着西北战场每个指战员和陕北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心。
毛主席的巨大身影，时时刻刻都给亿万军民以鼓舞力量，给他们以战胜艰难险阻的决心和千方百计争取胜利的信心。
西北军民心向毛主席，这是《保卫延安》表现的一个非常鲜明突出的政治倾向。
当西北战场的军民，听说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撤离延安时，指挥员讲不出话，战士们哭成一片，老乡们担心毛主席会不会有“凶险”。
当党中央、毛主席从行军的队伍中通过时，小说这样写道：
“有一股很大的力量，象电流一样，通过部队行列，通过每一个人的心。
疲劳被赶跑了，战士们的面孔生动了，紧张了，也格外严肃了。”
之后，战士们纷纷议论，都把党中央、毛主席同他们一块行军，看作是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和最难忘的事情。
甚至在行军的过程中，能够远远眺望党中央、毛主席住过的杨家岭和枣园村，指战员都深切感到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旅长陈兴允听说党中央、毛主席就在自己眼前，他“心头涌起一种不能抑制的欢腾情绪”，看到“九支队”（毛主席当时的代号）给彭总的电报，“他觉得浑身一热，心兴奋地跳动”。
六连的副指导员卫刚牺牲时给团党委留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着：
“我誓以流鲜血、拚性命的决心，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模范炊事员孙全厚牺牲时留下的一件遗物，是麻纸订的、用油布做了皮子的小本子，在这个小本子的每一页上，都歪歪扭扭地用铅笔写着核桃大的字：
毛主席。
这三个字，不是平平常常的三个字，而是千万个革命战士对党、对毛主席的一颗火热的心！
《保卫延安》不仅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而且成功地表现了毛主席在这场保卫战中的伟大历史作用。
整个西北战场的战略方针，是党中央、毛主席制订的，这在《保卫延安》的开始和最后，都有非常明确的交代。
在小说的最后，第8章第4节中，延安保卫战的前线总指挥彭德怀同志说：
“毛主席早就说过，延安会变成胡宗南匪帮沉重的包袱，而且这包袱会把他们压死。
现在敌人也充分地领会了这个道理，可是他们想丢掉这包袱却来不及咯！”
（引文见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保卫延安》）《保卫延安》所描写的延安保卫战的大大小小的战役，如青石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和九里山等，都是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进行的。
《保卫延安》雄辩地告诉我们：
没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战略方针，就不会有西北战场的辉煌胜利；
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是延安保卫战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所谓《保卫延安》“把毛主席的光辉战略思想，完全移到彭德怀身上”，也纯属无稽之谈。
文艺作品总是通过人物形象来表现某一种思想的，《保卫延安》的作者也是通过彭德怀同志的形象来表达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
沙家店战役中，彭德怀同志接到毛主席电报之后，小说明确写道：
“这是今晚九支队来的第5封电报。”
一个晚上就连续发了五封电报，可以推想，在整个延安保卫战中，党中央、毛主席给彭德怀同志发出的电报，究竟有多少。
《保卫延安》交代得十分清楚：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帅，亲自领导和指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保卫战。
这怎么能说，《保卫延安》“偷天换日，将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延安保卫战的胜利，统统记在彭德怀的名下”呢？
《保卫延安》被打成毒草，据说还因为作品“美化吹捧彭德怀”，“妄图使彭德怀贴金成佛”。
这也根本不符合《保卫延安》所描写的事实。
彭德怀同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作为1947年延安保卫战的前线总指挥，对党、对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党和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彭德怀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历史功绩。
《保卫延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生动地真实地再现了延安保卫战的历史。
读了《保卫延安》，我们好象重新回到了硝烟弥漫的西北战场，仿佛又看到了彭总从容镇定地指挥作战的雄姿。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生入死的斗争生活，塑造丰满感人的艺术形象，这是革命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
当时仅有二十八岁的杜鹏程同志，在五十年代初写作《保卫延安》，勇敢地做了大胆的尝试，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我军高级指挥员彭总的形象，这在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史上，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它为我国的文学创作开拓了更为宽广的道路。
《保卫延安》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歌颂老一辈革命家彭德怀同志的历史功勋，这是杜鹏程同志的一大贡献。
歌无产阶级之功，颂无产阶级之德，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树碑立传，把无产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发扬光大，何罪之有？
《保卫延安》塑造的彭总的形象是生动而感人的。
他热爱毛主席，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火线上，还是在冒雨行军的途中，彭总总是不失时机地把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命令传达给指战员，及时把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变成广大指战员的行动。
小说描写彭德怀同志接到每封电报都非常高兴，而又非常认真。
作者在第6章第2节中这样写道：
“彭总接过电报仔细看了一阵，脸上显出思索的光彩。”
在第8章第4节中这样写道：
“彭德怀同志反复地把电报看了几遍，深思了一会，微微仰面望着万里晴空，望着那在万里晴空奋飞的雄鹰。”
从这些描写里，我们可以看到彭德怀同志对待党中央、毛主席发来的电报的态度是如何严肃、认真，也可以感到他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以后是如何心潮起伏，浮想联翩，浑身增添力量。
这些，都说明彭德怀同志对党中央的信赖，对毛主席的热爱。
他虽是千军万马的指挥员，又是在战火纷飞，戎马倥偬的之中，军务繁忙，日理万机，但他同陕北人民和小孩相处一起时，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作者还从各个不同方面，刻画了彭德怀同志的性格特征：
生活上，艰苦朴素；
工作上，认真负责；
作风上，平易近人；
指挥作战，沉着冷静；
思想上，愿做“扫帚”，不愿做“泥菩萨”。
《保卫延安》出版到现在已有二十四年，我们今天重读它，仍然感到彭总形象亲切、感人，令人经久不忘。
它一直在人民群众中竞相传阅，彭总一直活在人民心中，这就是对这部作品最公正的鉴定。
围剿《保卫延安》时，不仅对小说的思想内容任意歪曲，胡乱上纲，而且诬陷作者利用小说反党，为篡党篡军制造舆论。
其所谓“罪证”，是说小说在1954年党内举行揭批高、饶反党联盟会议时曾大量发行，因此，是有目的地配合，云云。
但是，我们只要打开小说最后一页，就可以看到，小说草于1949年，脱稿于1954年夏。
既然如此，作者如何能未卜先知，五年前在遥远的新疆就知道党内会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因而早就准备利用小说加以配合呢？
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作者在利用小说反党，仅仅根据小说出版的日期与中央会议召开的时间的巧合，就把分明不相干的两件事强拉硬扯在一起，给人定罪，这种手法实在太拙劣了！
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期间，强权就是真理，指鹿可以为马，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于《保卫延安》是这么干的，对于其他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也是这么干的。
他们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制造的文字狱，数量之多，罪名之重，情景之惨，在历史上是少见的，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林彪、“四人帮”一伙到处挥舞“利用小说反党”的大棍，残酷地摧残作家，扼杀作品。
但是，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利用小说反党的，恰恰是林彪、“四人帮”一伙自己，他们的阴谋文艺，不正是在“利用小说反党”吗？
而被他们加上“反党”罪名的一大批包括《保卫延安》在内的文艺作品，恰恰是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
这个被颠倒了的历史应该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文苑百花盛开离不开适宜的民主气候
——《上海文艺》论艺术和民主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文艺》1978年第11期发表的题为
《艺术与民主》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艺术创作的繁荣，文苑百花的盛开，离不开适宜的民主气候。
文学艺术就其本性来说，是最容不得专制独断的。
任何形式的专制都会窒息艺术的生机，只有民主才能促进艺术的繁荣。
这篇评论员文章，从艺术要反映人民的呼声、艺术创作不能容忍
“样板”、文艺批评不能“哪个大听哪个的”、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实现党的领导四个方面，论述了艺术与民主的问题。
文章指出，只有反映人民呼声的民主性的艺术，才有永久的生命力。
而这样的艺术，正是人民斗争的武器。
文章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表现在它能通过制度本身来解决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所以，文艺工作者应该勇敢地正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应该科学地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哪些矛盾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
哪些矛盾是由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许多环节还有缺陷造成的？
哪些矛盾是由于我们自己在工作上的缺点、错误造成的等等。
我们特别要注意研究并反映，人民群众是如何在解决这些新的矛盾的道路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
文艺创作只有全面地、辩证地反映实践的生动过程，才能实事求是，才能讲真话，不讲假话。
只有象林彪、“四人帮”那样的假革命的反革命才害怕群众，害怕真理，害怕事实，所以他们要拚命反对文艺创作从人民生活出发，鼓吹“主题先行”和“从路线出发”，把文艺创作变成了随意捏造和弄虚作假的代名词。
文章说，文艺只有敢于把当前群众最关心、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社会问题尖锐地提出来，能够把群众感觉到但还没有充分理解的问题鲜明地表达出来，才能赢得人民，才能帮助人民推动历史的前进。
林彪、“四人帮”为艺术创作树立了“统一规格”的所谓“样板”。
艺术创作能有“样板”吗？
文章回答：
不能！
创作之所以谓“创作”，就在于要有独创性。
一件艺术品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它提供了别人所没有提供过的新的、独特的东西。
再优秀的艺术作品，即使是典范之作也只能供学习、供借鉴，决不能照抄、照搬。
为艺术创作树“样板”，其实也不是什么新发明。
“样板”即模式，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就是“八股”。
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是采用以八股取士的办法，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收买知识分子，以巩固封建统治。
从历史上看，提倡“八股”同打破“八股”的斗争，从来就不仅仅是创作方法上的斗争，而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要求思想解放的斗争。
历史要前进，思想要解放，就必须打破“八股”，废除各种各样的僵死模式。
所谓“样板”、模式之类，就是林彪、“四人帮”的“帮八股”。
它是林彪、“四人帮”用以禁囚人们思想，推行愚民政策，阴谋篡党夺权的重要工具，它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的表现形式，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最后防空洞。
自从粉碎了“四人帮”，“帮八股”的政治基础已被摧毁；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展开，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帮八股”的丑态，造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
但是，“帮八股”还远远没有绝迹，在文艺界，“帮八股”的幽灵经常在某些同志的头脑中出没作祟。
流毒所及，使不少文艺工作者余悸未除，新悸又生，在创作上左顾右盼，不敢创新。
文章说，发扬艺术民主，还要体现在文艺批评上，也就是在文艺批评中究竟是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开展百家争鸣，让千百万群众参加检验的问题。
文章说，任何人的思想水平都并不是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他所享有的权力。
领导同志，只有不断深入实际，不断倾听群众的意见，他的头脑“加工工厂”，才能获得丰富的“原料”和“半成品”，才能形成比较正确的意见。
何况，判断艺术问题，还另有一些更为复杂的因素，例如艺术样式的多种多样，作品反映生活方面的多种多样，特别是欣赏者的不同个人爱好等等。
因而，任何一位领导，即使是对文艺规律有较多了解的领导，也不可能对每个文艺作品都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马克思说：
“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
领导，特别是负责文艺工作的领导同志应该、而且必须说话，只是不能“领导一个人说了算”，而应该是可以采纳，也可以商讨。
周总理生前每次审查文艺作品，总是说：
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
我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
说对了，供大家参考。
这种态度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不能“领导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简单地“群众说了算”；
而是要通过群众和专门家共同参加的“百家争鸣”，通过不同意见的充分争论，逐步得到实事求是的、接近客观实际的结论。
文章说，“百家争鸣”，中心是一个“争”字。
开展“百家争鸣”，首先要允许“争”，提倡“争”，鼓励
“争”。
鉴别香花毒草，必须允许争论。
不要怕争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
特别是当前处于向四个现代化迅猛进军的新的历史时期，生活中必然出现大量的、人们所未接触过的新现象、新问题，敏感而生活在斗争第1线的作家们必将加以反映。
这类创作中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继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逐步加以解决。
对这些新问题特别需要持慎重态度，要允许探索，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允许保留不同意见，不要打棍子。
一时难于下结论的问题不必急于下结论，不要轻易否定一部作品，判处一部作品的“死刑”。
特别是不要因文废人，即使是经过实践检验肯定有错误或严重错误甚至是毒草的作品，也应仔细区别作者究竟是世界观问题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
文章说，无产阶级艺术，是新型民主的艺术，同时，它又必须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对文艺的坚强领导。
当前，为了把文艺彻底从“四人帮”的各种清规戒律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把文艺的党性原则和民主原则进一步统一起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期待领导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双百”方针。
首先，不能把领导的主要责任放在消极地防范和限制上，要破一个“怕”字，抓一个“放”字。
如果只是消极地层层设防、层层审查、层层把关，就不仅将使大量作品因待审而积压，延长了文艺生产的周期，而且搞得文艺工作者缩手缩脚，心有余悸，大大影响了文艺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应该按照文艺的特殊规律来领导文艺。
文艺创作是精神生产，它同工厂的物质生产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切忌划一、平均和循规蹈矩。
因此，单靠报表、指标、规格等行政手段是不能领导好文艺的。
党的领导，主要应体现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
党应该鼓励和组织文艺工作者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可能深入工农兵；
党应该鼓励和允许文艺工作者依据自己熟悉的生活积累选择题材；
党应该鼓励文艺工作者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党应该鼓励和组织广大群众和专门家一起评论作品，开展争鸣等等。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丰富多采，以自己的特殊手段为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服务。
第3，文艺领导应该热心于文艺事业，努力钻研业务，争取更多地懂得文艺的特殊规律。
那种以“外行”为荣，以“大老粗”为荣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更不能以此为借口，为自己瞎指挥、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乱下禁令、简单粗暴的领导作风辩护。

评弹艺术座谈会在吴江县举行
本报讯
江苏、上海、浙江的五十多位评弹艺术工作者，最近在江苏省吴江县举行了为期七天的评弹艺术座谈会。
著名评弹老艺人蒋月泉、唐耿良、杨振雄、吴子安、张鉴庭、张鸿声、姚荫梅、武宏伯、曹汉昌、魏含英、侯莉君等参加了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是继今年04月在苏州市举行的江苏省苏州评弹创作节目会演以后的又一盛举。
座谈会讨论的问题很广泛，与会同志解放思想，各抒己见，自由讨论，心情舒畅。
十多年来，评弹艺术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摧残，出现了停顿和倒退。
揭批“四人帮”两年来，评弹艺术初步恢复并实现了“评弹要象评弹”的要求。
但评弹艺术的优秀传统的继承问题，亟需重视。
这次座谈会就是研究如何继承评弹艺术的好传统，发扬评弹艺术的特色，并使之为说好新书服务。
座谈会就如何编说好新书目，集中讨论了安排情节、组织关子和塑造人物等问题。
还就表演艺术的各个方面，主要是说表、噱、起角色、唱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许多老艺人介绍了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大会谈，小会谈，会后还个别辅导。
他们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许多中青年演员认真学习，勤奋钻研。
座谈会还就今后交流艺术，展开艺术讨论和艺术培训的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周良）

话剧《陈毅出山》剧照
陈毅同志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在即将离开卧虎岭的时候，满怀深情地收下了革命老妈妈亲手编织的草鞋。
新华社记者　李保国摄
陈毅同志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说服了中国工农红军卧虎岭游击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韩山河。
　谭先德摄（新华社稿）

临洮县委对犯错误干部一看二帮
临洮县委在省、地委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主要抓了三件事：
抓住林彪、“四人帮”在临洮影响最深的问题进行揭批，从路线上分清是非；
对犯错误的干部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帮助他们认识错误；
做好受迫害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顾大局，向前看，把千仇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
临洮县是林彪、“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严重破坏的重灾区。
今年08月，中共甘肃省委第1书记宋平同志带领省委工作组，帮助临洮县委揭开盖子后，揭批“四人帮”斗争迅猛发展。
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临洮县委在揭批查的基础上，大张旗鼓地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冤屈的近六千名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大得人心，大快人心。
在此同时，临洮县委及时了解到，一大批犯了错误的基层干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情绪。
有的过去执行上级指示，在大刮所谓“十二级红色台风”和清理阶级队伍中，伤害过一些好人，现在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有怨气；
有的过去捆绑打骂群众，积怨甚多，等着挨整；
有的认为运动一来总要整掉一批干部，当基层干部反正没有好下场，想撂挑子不干了。
很显然，能不能把这一大批犯了错误的基层干部教育过来，团结起来，这是关系到揭批“四人帮”斗争能不能健康发展，全县四十万人民的积极性能否调动起来大治快上的大问题。
要正确地对待犯错误的基层干部，首先要正确认识他们。
临洮县委对这批干部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看到他们当中除极个别坏人外，绝大多数是犯错误的好人。
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路线觉悟、政治水平低，被林彪、“四人帮”那套假左真右的谬论所迷惑，跟着做了错事的。
再一种是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虽然有过疑问，有些不同看法，但迫于形势，违心地做了错事的。
还有一种人则是私心杂念作怪，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跟着干了错事，甚至做了坏事的。
总的说来，他们是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执行者，又是受害者。
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用整风的方法，帮助这批犯错误的同志提高觉悟，回到党的十一大路线上来。
临洮县委在省、地委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主要抓了三件事。
第1，抓住林彪、“四人帮”路线在临洮流毒最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八个问题，组织全县人民揭批，从路线上分清是非。
例如，前县委主要负责人及其一伙，打着“清理阶级队伍”的幌子，在1968年前后大刮颠倒敌我的所谓“红色台风”，在全县揪斗干部和群众数千人。
现在，通过认真复查，发现绝大多数是搞错了的。
城关公社瑞新大队，文化大革命中揪斗了六十六人，除了十六个四类分子外（其中有的也是不该批斗的），其余的五十人中，搞错了的有四十九人。
这样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使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犯错误的基层干部，深受教育。
他们说：
有些挂着“书记”、“主任”招牌的人，过去口口声声喊“人民专政”、“群众专政”，却原来是专人民的政，专群众的政，把好人整得家破人亡。
我们过去跟着错误路线跑，确实是办了错事，伤害了阶级弟兄，现在再不能顾个人面子，有怨气了。
一定要好好检查错误，取得群众谅解。
有的干部虽然调动了工作，仍主动回到原单位向群众检讨错误，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第2，对犯错误的干部坚持严肃批评，“一看二帮”。
临洮县委认为，不惩前就不能毖后，不治病就无法救人。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流毒所及，不少基层干部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谁提批评意见就打击谁。
现在，要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就必须让群众充分揭露他们的错误，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
姑息迁就，遮遮掩掩，只会包脓养疮，害了干部。
上梁公社是前县委副书记（临洮县的一个坏头目）捧起来的所谓先进典型。
实际上，原公社党委推行“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用专政办法办农业”的反动主张很卖力，从公社书记到一些大队党支部书记，违法乱纪很严重，形式主义、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盛行，农民怨声载道。
临洮县委在贯彻中央文件时，抓住这个典型，发动群众充分揭露原公社党委的问题，对干部违法乱纪等错误一件一件揭发出来，并把这个公社的问题通报全县。
由于充分发扬了民主，矛盾揭露得彻底，干部受到的教育比较深刻。
犯错误的干部大都做了比较好的检查。
临洮县委在帮助犯错误的基层干部认识错误的过程中，严禁林彪、“四人帮”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
他们明确规定四条：
一不搞打骂逼供，二不搞人身攻击，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四不牵连家属。
县委在最近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让犯有错误的基层干部进行“三大讲”，一人讲，大家评，诚诚恳恳地开展批评帮助，收到很好的效果。
有个别基层干部，按其错误性质和造成的严重后果，本应负一定的刑事责任，但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态度老实，彻底承认了错误，改正错误有决心，有行动，群众谅解，县委就明确宣布，对这样的同志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第3，做好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顾大局，向前看，把千仇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热忱欢迎犯错误的干部认识和改正错误。
临洮县委认真为受害者平反，还组织慰问团逐家登门慰问，妥善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同时，耐心地对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做思想工作，教育他们不记前仇，不计较个人恩怨，要看到基层干部犯错误主要是执行的问题，罪恶的根子是林彪、“四人帮”。
只要这些干部承认并改正错误，就要欢迎他们，团结他们。
事实证明，群众是通情达理的。
在县委三次召开的平反大会上，受过迫害的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发言，都满腔热情鼓励犯错误的干部放下包袱，共同揭批林彪、“四人帮”。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临洮县委在省、地委工作组的帮助下，正确地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执行党的政策，使一大批犯错误的基层干部较快地说清了问题，认识了错误。
现在，这个县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出现了不少新气象。
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自觉地向干部、群众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
群众也敢于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
有一百零九名犯有错误的公社、大队干部，主动向群众检讨错误，有的人一再登门认错，直到对方满意为止。
原来要撂挑子的人，现在表示决心，不但要继续干，而且要干好。
广大干部、群众认为，现在心齐了，气顺了，在两三年内把临洮农业搞上去是完全有可能的。
本报记者　邓全施

为庆祝南斯拉夫人民军建军三十七周年
米洛叶维奇武官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为庆祝南斯拉夫人民军建军三十七周年，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陆、海、空军武官米洛叶维奇上校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总政治部副主任朱云谦、总后勤部副部长张贤约，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中联部副部长乔石，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等，应邀出席。
各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和夫人也应邀出席招待会。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米尔科·奥斯托依奇出席了招待会。

廖承志副委员长、谷牧副总理会见并宴请贝聿铭先生和夫人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上午会见了美籍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和夫人以及他们的子女。
谷牧副总理谈话时向贝聿铭先生介绍了北京城市规划的设想。
他指出，在把北京建成现代化城市的时候，我们考虑要保留和修复一批富有民族特色的古老建筑物。
贝聿铭先生非常赞同中国政府有计划地保存珍贵的古代建筑艺术的设想。
他说，对此我很有兴趣。
会见以后，廖副委员长、谷副总理设宴招待贝聿铭先生一家。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国家建委副主任韩光、宋养初，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局长卢绪章等。
（附图片）
廖承志副委员长、谷牧副总理会见美籍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和夫人一行。
新华社记者　胥志成摄

文化部欢宴南斯拉夫“伊万·戈兰·科瓦契奇”大学生合唱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以南斯拉夫人民英雄、歌唱家伊万·戈兰·科瓦契奇命名的南斯拉夫大学生合唱团，将在北京、上海、广州进行访问演出，向中国人民介绍南斯拉夫优美的、民族的音乐艺术。
今天中午，文化部举行宴会，欢迎南斯拉夫大学生合唱团。
文化部部长黄镇、副部长周而复、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等，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奥斯托依奇和夫人一起出席了宴会。
周而复副部长在祝酒时说，南斯拉夫大学生合唱团带来了南斯拉夫优美的革命歌曲和南斯拉夫人民的深厚友情。
中南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文化交流不断增加。
他预祝合唱团访问成功。
合唱团团长、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文化体育部副部长纳尔齐萨·切马洛维奇在祝酒时说，尽管我们相隔万里，坚强的友谊把我们连在一起。
这不是偶然的，因共同的理想和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一直联系着我们两国人民。
我们两国两党的友好合作已进入了新的阶段。
她希望合唱团的这次访问将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贡献。

满载着泰国及亚洲各国和各地区人民、运动员的友谊
中国体育代表团回到北京
陈锡联副总理等前往机场热烈欢迎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第8届亚洲运动会后满载着泰国以及亚洲各国和各地区人民和运动员的友好情谊，12月22日下午分乘两架专机回到北京。
陈锡联副总理前往机场热烈欢迎。
今天到达北京的有代表团团长徐寅生，副团长于步血、黄中、陈先、张之槐、李文耀以及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射击、击剑、自行车、举重十个代表队的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副主任李梦华等。
泰国驻中国大使格森·格森西也到机场迎接。
中国体操代表队在亚运会体操比赛结束后分批于12日和14日前往香港和缅甸访问，然后在香港会合，进行访问表演。
中国足球代表队12月21日已从曼谷直接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参加亚洲杯足球赛分组预赛。
中国游泳、跳水、水球、射箭和摔跤代表队已先期回国。

耿飚副总理会见英国独立电视新闻摄影组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上午会见了英国独立电视新闻摄影组。
会见时，应摄影组的要求，耿飚副总理就他们提出的有关问题发表了电视谈话。
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连庆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　汤孟宗摄

耿飚同志会见加拿大
共产主义同盟（马列）中央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上午会见由加拿大共产主义同盟（马列）中央委员会主席罗杰·拉什率领的加共同盟（马列）中央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中联部副部长区棠亮参加了会见。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　汤孟宗摄

订购上海宝钢成套设备总协议书在沪签订
日本参加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动工典礼访华团到达上海
新华社上海12月22日电
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和新日本钢铁公司关于订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今天晚上在这里签订。
协议书规定向宝山钢铁总厂供应的设备包括炼焦厂、炼铁厂、炼钢厂、初轧厂、化学厂等十六个单元。
工程建设计划分两期进行。
第1期工程将于1981年10月01日前建成投产；
第2期工程将于1983年01月建成投产。
协议书还规定，为了保证宝钢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日方将按具体工程施工建设计划实际需要，及时向中方提交施工图等有关技术资料和派遣有关工程施工等技术指导人员。
总协议书是由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总经理彭润民和新日本钢铁公司总经理斋藤英四郎签字的。
今天晚上还同时签订了炼铁厂（一号高炉系统）、炼钢厂和炼焦厂（一号高炉系统）的成套设备的三个合同。
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副总经理刘兴华和新日本钢铁公司副总经理原田鼎在合同上签了字。
出席签字仪式的有：
新日本钢铁公司董事长、日中长期贸易协议委员会委员长稻山嘉宽、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等；
我国冶金部副部长、宝钢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叶志强，外贸部副部长、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委员会主任刘希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锦华，冶金部副部长马宾等。
据新华社上海12月22日电
以新日本钢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为团长、总经理斋藤英四郎为副团长的日本参加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动工典礼访华团一行一百人，今天乘飞机到达上海。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将于明天正式动工。
前来参加动工典礼的访华团成员除了新日本钢铁公司的负责人以外，还包括同兴建这一工程有关的日本十六家厂商、七家银行和十二家商社等的负责人。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参加宝钢工程的动工典礼。

非法动用生产费请客送礼
公安县农机厂主要负责人受到党纪处分
据新华社武汉12月19日电
据湖北省委、荆州地委、公安县委联合调查组调查，湖北省机械工业局前不久在公安县第二招待所召开喷灌机鉴定会议期间，公安县农业机械厂严重违犯财经纪律，非法动用喷灌机试制费，大搞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影响极坏。
为严肃党纪国法，公安县委决定给这个厂的党支部书记张明权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个会议是专为鉴定公安县农业机械厂试制的喷灌机而召开的。
到会正式代表四十二人，历时四天。
为了让与会人员在鉴定喷灌机时少挑毛病，顺利通过，这个厂的党支部决定在会议期间“要好好招待与会人员，搞好会餐”。
为此，厂党支部书记张明权和副书记易剑戎亲自出面组织了十多人的专门服务班子。
他们突击购买炊具和招待用具，派出“采购员”四出购买鱼、肉、蛋、鸡、玉兰片等十二种菜料，还专门从武汉买回啤酒一百二十斤，从县城买了大曲和茅台酒四十九斤，买了精装和过滤嘴香烟三十四条、茶叶四斤半。
为搞好会餐，厂里请来全县有名的厨师，并从外单位借炊事员六人、小工二人，还抽调了六名干部、工人专门端菜递烟搞招待。
这个厂在公安县的南平公社镇上。
为了避免工人提意见，厂领导决定借南平公社食堂会餐。
会餐时每次四桌，先后四次，每次都是十二道荤菜、两道素菜和一个汤，四次共喝酒一百六十五斤半。
此外，还在厂内请客四次，菜、酒、烟、茶共开支六百一十四元七角五分。
公安县农机厂还大摆阔气送礼。
会上介绍喷灌机资料总共不到十页。
厂领导嫌预先买好的纸资料袋不象样，临时改到县城工艺美术厂订做人造革手提公文包九十八个，每个花三元五角五分，共开支三百四十七元九角。
就这样，总共四天鉴定会，农机厂共非法动用了二千六百八十八元生产费，其中请客送礼的就达一千六百二十四元，平均每人每天花现金近十元。
公安县农业机械厂这起违犯财经纪律的事件，湖北省、荆州地区和公安县出席会议的主管部门领导同志是有责任的。
农机厂为会议代表作出的生活安排，地、县有关领导同志不仅知道，而且强调过
“生活要搞好一点”，对厂里大搞请吃请喝的情况，参加会议的有关领导并没有予以制止。

南斯拉夫外交部发言人指出
中美建交为和平共处原则做出贡献
瑞典共产党发表声明祝贺中美建交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2月21日电
南斯拉夫外交部发言人卡莱集奇今天说：
“我们珍视并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
卡莱集奇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时还说：
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发展中的正常步骤”。
他说：
“我们认为，这一事件的意义超出了两国关系的范围。
这是对在国际关系中进一步确立和运用和平共处原则做出的贡献。”
他还说：
“南斯拉夫一贯致力于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得到完全承认，实现它在联合国中的权利和作用，以及它对台湾的主权。
“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参与解决世界根本问题和其他问题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它平等地参与解决国际问题并担负它应有的责任，是有助于建立世界和平的。”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2月20日电
据瑞典共产党机关报《星火》12月20日报道，瑞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热烈欢迎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声明指出，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瑞典共产党得知这个消息感到极为高兴。
声明说，中美建交表明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
“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于推迟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具有重大意义”。
声明最后说：
“我们向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贯执行毛泽东主席革命外交政策并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中国人民和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友好之路越走越宽广
南京和名古屋结成友好城市
据新华社东京12月21日电
南京和名古屋结成友好城市的签字仪式今天在名古屋市政府正厅隆重举行。
南京市革委会主任储江和名古屋市长本山政雄分别在结成友好城市议定书上签了字。
名古屋市市长本山在致词中说：
“南京和名古屋结成友好城市议定书可以说是名古屋市民长期以来为发展日中友好而努力奋斗的结晶。”
“这是二百零八万名古屋市民共同庆贺的喜事。”
他说，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名古屋举行，名古屋成了乒乓外交的发源地。
此后，名古屋的日中友好运动日益高涨。
他说，在值得庆贺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年，名古屋和南京结成友好城市，必定结出丰硕的友谊之果。
他祝愿两市人民为了永久的友谊而共同努力。
储江在致词中说：
“南京和名古屋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以后第1个结成的友好城市，这是我们两国传统友谊新发展的一个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的具体体现。”
他表示决心同名古屋市民们一道，为维护和实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各项基本原则，为巩固和发展两国、两市的友好合作关系，为繁荣经济、造福人民而共同努力。
出席签字仪式的有各界人士二百多人，其中有名古屋市议会议长田边广雄、爱知县副知事岩田要、爱知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久野忠治、爱知工业大学校长后藤涓、名古屋市大学校长高木健太郎等。
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和夫人焦玲以及爱知县华侨总会会长李明芳等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名古屋市政府于当天下午举行酒会，庆祝名古屋和南京结成友好城市。
晚上，爱知县政府、名古屋市政府和名古屋商工会议所联合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储江率领的南京市友好访问团。
爱知县知事种谷义明和储江团长在致词中一致称赞中日两国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并且热情祝贺名古屋和南京结成友好城市。
他们都表示日中两国和两市之间的友好之路将越来越宽广。
（附图片）
图为在名古屋市隆重举行的签字仪式。
新华社稿（传真照片）

名古屋市
名古屋市地处日本中部，滨临伊势湾，人口二百零八万，是日本第4大城市，次于东京、大阪、横滨。
二次大战后，名古屋的工业发展很快，年产值仅次于东京和大阪。
产品以轻工业为主，其中毛纺织和陶瓷工业居日本首位。
最近几年来，钢铁、金属、机器、精密仪器、化学等重工业不断发展。
名古屋市是一个综合工业城市，也是日本较大的商港之一。
名古屋市是日本中部的工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有大学三十多所，还有多座图书馆、科学馆、美术馆以及体育组织。
（宁）

姬副委员长抵冈比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卡马拉副总统举行国宴欢迎姬副委员长
新华社班珠尔12月20日电
姬鹏飞副委员长和夫人许寒冰12月20日下午乘专机到达班珠尔，对冈比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冈比亚副总统卡马拉、外交部长贾邦和其他高级官员到机场热烈欢迎姬鹏飞一行。
中国驻冈比亚大使雷阳和一些国家驻冈比亚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欢迎。
姬鹏飞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说：
“中冈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我们认为，这种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第3世界团结反帝、反殖、反霸的共同事业。”
他表示相信，这次访问一定会有助于加强中冈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新华社班珠尔12月20日电
冈比亚副总统卡马拉12月20日晚在班珠尔举行国宴，欢迎姬鹏飞副委员长和夫人许寒冰以及其他随行人员。
卡马拉副总统在宴会上发表讲话说，姬副委员长的访问“对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亲密友好的合作关系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他说：
“冈比亚和中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相当积极的和向前看的。”
他赞扬在冈比亚工作的中国农业技术人员和医务工作者。
他说：
“这些专家对我国努力争取粮食自给和向人民提供最大限度的医疗服务和设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他回顾了自1975年冈比亚总统贾瓦拉访华以来两国部长及其他高级官员的互访情况。
他表示相信，姬副委员长的访问“将对发展两国之间已经存在的友好关系作出巨大的贡献”。
姬鹏飞副委员长在讲话中对冈比亚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
“今天，冈比亚政府和人民在贾瓦拉总统领导下，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并不断取得成就。
在国际事务中，冈比亚奉行不结盟政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大国霸权主义，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反对外来势力干涉非洲事务，主张加强非洲团结，致力于加强非洲团结和发展西非国家区域合作。
冈比亚政府的这些正义立场和主张为非洲团结反帝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指出：
“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继续贯彻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制订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非洲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他说：
“我们坚决支持冈比亚人民和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团结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坚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
他在谈到双边关系时说，“自从建交以来，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他说：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能为增进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做出自己的贡献。”
出席宴会的有：
冈比亚众议院议长阿利乌·杰克、外交部长贾邦、检察总长拉明·萨霍和政府其他部长以及各国驻冈比亚的外交使节。
中国驻冈比亚大使雷阳也出席了宴会。

苏发努冯主席接见我人民友好代表团
据新华社万象12月20日电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最高人民议会主席苏发努冯，12月20日在万象主席府接见了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王首道率领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中国客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中国代表团团长王首道转达了叶剑英委员长和华国锋总理对苏发努冯主席的问候。
苏发努冯主席请王首道团长转达他对叶剑英委员长和华国锋总理的问候。
接见时，苏发努冯主席热烈欢迎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老挝，并高度赞扬中、老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战斗团结，表示决心为加强和维护两国友谊作出努力。
代表团圆满结束了对老挝的友好访问，12月21日下午离开老挝回国。

进步·差距·决心
新华社记者述评
春华秋实又四年。
1974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由高原古国伊朗主办的第7届亚运会上有过较出色的表演。
日历翻过一千五百多天之后，中国又以什么面貌出现在第8届亚运会的赛场上呢？
新华社记者从亚洲体坛知名人士、泰国报刊及热情的观众中听到的反应，大抵可以概括为：
进步明显，差距不小，大有希望。
中国队的进步，从得奖的情况来看，第7届亚运会时，中国参加了十四项比赛，所得金、银、铜奖牌分别为三十三、四十五、二十七枚；
这次，中国多参加了一项射箭比赛，共获得金牌五十六枚，银牌六十枚，铜牌五十一枚。
三种奖牌共增加了六十二枚，特别是金牌增加了二十三枚。
上届亚运会，按得金牌数来说，中国列第3位，这次上升到第2位；
与两届位列第1的日本的金牌差距从上届的四十一枚缩小为本届的十八枚。
在曼谷赛场上，中国的田径、游泳、射击、举重男女选手这次共打破亚运会纪录二十四项，平二项；
刷新全国纪录三十四项，平一项。
每破一项纪录，就是向世界水平前进了一步。
中国运动员的进步还表现在：
一些原来比较领先的项目，更加突出，若干落后的项目赶上前来了。
中国乒乓球队的八名选手，至少代表了五、六种不同的打法，思想比较解放，迎战各种不同类型的对手时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这次，他们夺取了全部七项比赛的金牌。
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岁多的跳水队，获得男女跳台、跳板四项比赛的全部金、银牌。
他们的积分比第7届亚运会有大幅度提高，不少动作的难度系数已达到当前国际比赛规定的最高点（跳台二点九，跳板三点○）。
他们入水甚少浪花的新技术，引起了外国跳水教练的重视。
在场的美国、泰国、科威特教练都认为，中国的跳水队员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的体操队，在上届亚运会上获得八枚金牌，占中国全部金牌数的四分之一，为祖国赢得荣誉。
这次，年轻的中国体操选手们不但为祖国获得十枚金牌，而且以较高的技艺、优良的风格给泰国人民和亚洲体操界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
泰国报纸称本届亚运会的头三天，曼谷出现“体操热”。
一般来说，田径的观众不如球类多。
可是，在热带的骄阳下，每天仍有二万多观众在主体运动场坚持看田径比赛，盛况空前。
中国田径运动员在这种气氛下夺得金、银、铜牌分别为十二、九、十三枚，其中女运动员夺得的金牌就有九枚。
引人注目的是，在国际综合性比赛中，中国队在田径上首次超过日本队（十枚），摆脱了远远落后于日本的状态。
中国的击剑和射击队也有了突出的进步。
平均年龄二十一岁的击剑队，这次在四个剑种的八项比赛中获得冠、亚军各四项，超过日本队。
国际击剑联合会主席皮埃尔·费里说：
“中国女子花剑已接近世界水平，而刻苦训练的中国男选手也将能够较快地达到世界水平。”
中国射击队的成绩由上届亚运会的第3位跃居首位，获八枚金牌。
羽毛球女运动员蝉联冠军，保持了优势。
中国水球队六战六胜，夺得了冠军。
但是，人们对中国三大球的成绩是不满意的。
当然，它们比起上届亚运会是有进步的。
当时，男、女篮球和排球都是第3名，足球连小组都没有出线。
这届亚运会上，男篮名列第1，女篮、女排都是亚军，足球得第3名。
这四年，中国三大球国际交往较多，在实战中前进，国内外群众寄予殷切期望。
可是他们的成绩与群众的热望还有相当差距。
人们的眼光更多地会集中到游泳这个项目上。
中国的游泳选手在五十年代曾经几次打破世界纪录，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这个项目水平大大下降。
这两年，中国游泳健儿很努力，打破了一批全国纪录，在本届亚运会上又打破了三项亚运会和二十一项全国纪录。
但是，他们的水平还很低，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
田径的成绩应当是令人高兴的，但仔细分析一下，男子在参加的二十个项目中，只得了三枚金牌。
射箭队远没有达到群众所预期的成绩。
有些成绩好的项目，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也是较大的。
中国运动员在前进的道路上找差距，泰国及其他国家的观众在议论。
我们经常听到各种不同的议论。
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要加强体育科学研究，不断探索各个项目技术战术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应用科学的训练方法，使用先进设备，也还要讲点运动员的“营养学”。
没有体育科研，要攀登体育世界高峰是不可能的。
训练方法落后，设备不够现代化。
要学习外国最新经验，最新技术。
中国三大球运动员身体训练方法还是五十年代那一套，训练缺乏科学性，运动员容易受伤。
（二）中国运动员身体素质，相对说来，不够好，耐力差。
做灵巧运动很出色，而拚体力、拚速度就差些。
（三）思想不够解放，国际比赛经验不足，临场适应力差，战术单一，作风拘谨。
（四）教练员、运动员的科学文化水平有待提高。
第8届亚运会进行到高潮时，中美建交公报传到了运动场。
热心的朋友们认为，中国与外国体育交往将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国际性及世界性比赛有待中国去参加。
祖国人民的重托，朋友们的期待，形势的推动，使中国运动员们充满信心和决心。
中国田径队教练黄健说：
“目前亚洲女子跳高比男子提高得快。
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亚洲女选手可在不长的时间内提高到一米九五。
中国运动员更应该努力达到这个目标。”
现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就要告别曼谷回国了。
他们将满载泰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和外国友人的良好祝愿，在未来的岁月中刻苦努力，虚心学习，在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大道上勇猛前进。

齐奥塞斯库总统强调制止帝国主义强权政治
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决定拨出部分军费提高儿童补助金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2月21日电
据罗马尼亚报纸报道，齐奥塞斯库总统20日说，“我们决心不惜一切努力去争取停止军备竞赛，制止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发号施令政策，争取在平等、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不干涉内政和互利、放弃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的基础上确保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新关系。”
齐奥塞斯库总统是在罗马尼亚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举行的全会上讲这番话的。
齐奥塞斯库总统在谈到军事开支问题的时候说，“过去和现在，我们在军事开支方面作出非常巨大的努力。”
他说，罗马尼亚每年的军事预算增长要比国民收入的增长高得多。
“因此，在不断关心并采取一切措施来确保国防能力和军队的装备的同时，我们不能不考虑在国民收入的增长和军事开支增长之间实现平衡和某种适当关系。”
齐奥塞斯库总统还重申，罗马尼亚党和国家“将一如既往努力发展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同社会制度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齐奥塞斯库总统在谈到国内问题时指出，在现行五年计划（一九七六——1980年）的头三年中，罗马尼亚人民在各个活动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工业生产将超产六百亿列伊。
农业和其他经济和社会活动部门也取得了良好的成就。
齐奥塞斯库总统要求各级领导应特别重视降低燃料和动能消耗。
他说：
“鉴于明年世界上石油将涨价百分之十五，罗马尼亚又是进口大量石油的国家，进口量占国民经济需要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因此，应当最坚决地实现降低燃料和动能消耗的措施。”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2月19日电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在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同志主持下于12月19日举行会议。
会议批准了关于利润的形成、计划、用途和上交的法律草案，教育法草案和海关法草案，并决定提交大国民议会通过。
会议决定按五年计划的规定从明年开始提高一些商品的零售价格，以保证这些商品的赢利率。
鉴于即将提价的商品涉及到一些儿童用品，为了不增加多子女家庭的负担，会议决定国家给儿童的补助金每人每月增加十个列伊。
会议考虑到明年国家预算中的军事开支比今年高得多，决定从明年的军费中拨出一些款项来确保国家对儿童补助金的提高。
会议认为，这个措施将不影响军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将不影响军队保卫祖国独立和主权的能力。
会议讨论并批准1979年扩大实行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措施，并优先照顾拥有大量女工的部门和劳动条件较艰苦的部门。
因此，明年享受每周缩短工时的职工人数在职工总人数中的比例将由目前的百分之十九点五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

一门二徒　根华

任意扩展的“边境”
澄波
古巴外交部长马尔米耶卡最近发誓要“保护”一个非洲国家。
他说，如果那个国家的“边境遭到侵犯，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自己的边境的侵犯”，一个西半球中部人口不过千万的国家竟把一个东半球南部国家的边境说成是“自己的边境”，这真是奇谈怪论。
照这位古巴官员的说法，既然是这个非洲国家的边境成了古巴“自己的边境”，古巴理所当然地就可以在那里长期驻军或继续增兵以防“侵犯”。
这种随心所欲地扩展“自己的边境”、任意出兵一个主权国家的言行，说明了古巴今天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形象。
古巴为什么可以把“自己的边境”越过大海，一下子扩展到非洲去呢？
据说是因为古巴不单是一个美洲国家，而且是一个“非洲——美洲”国家，古巴人同非洲人有着种族的血缘关系，“非洲人的血液”曾经“自动地流经古巴人的血管”。
因而今天古巴源源不断地派兵到非洲去，据说不过是过去成千上万被掳到美洲去的“奴隶们的归来”。
按照这样的逻辑，非洲任何一个国家的边境，都可以成为古巴“自己的边境”，古巴军队也可以任意开进任何一个非洲国家守卫“自己的边境”。
这几年，古巴确实这样做了。
古巴军队不仅参与了一些非洲国家的边境“防务”，而且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甚至杀害那里的无辜群众。
按照这样的逻辑，古巴也可以把任何一个美洲国家、欧洲国家或亚洲国家的边境说成是“自己的边境”。
因为古巴人不仅同非洲人有血缘关系，同美洲人、欧洲人以及亚洲人也都有血缘关系。
据外国报刊透露，古巴正在招募和训练一批与亚洲人有血缘关系的古巴人，以便一旦需要派到亚洲来。
说不定那一天，某一个亚洲国家的边境，也要被说成是古巴“自己的边境”。
古巴的这种侵略有理的论调，并不是什么新发明。
它不过是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的古巴版。
古巴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幌子，到处进行武装干涉。
这同苏联打着“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旗号入侵布拉格，本质上是一路货色。
其实，今天古巴自己就是主权有限的国家。
古巴军队被派到非洲去，固然是由于古巴当局有地区霸权的野心，然而如果没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指令，没有几十亿美元的苏式装备，没有一天几百万美元的“苏援”，这个加勒比海的岛国自顾不暇，哪有能力跨洋过海到非洲、亚洲那么多国家去扩展“自己的边境”。
一个区区外交部长也不敢拍胸去“保护”一个非洲国家。
古巴敢于肆无忌惮地任意扩展“自己的边境”，无非是仗着它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推行其全球战略的一个走卒。
古巴在非洲保护的“边境”，不过是苏联扩张主义的地理政治的“边境”罢了。

安哥拉正在谋求增进国家独立地位
解除政府总理和安古混合委员会领导人迪洛卢瓦的副总理职务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罗安达消息：
据西方通讯社和报纸报道，有两万名古巴士兵驻屯的安哥拉正在谋求增进国家的独立地位。
内图总统在不久前作了一次重要讲话，宣布安哥拉政府改组。
这项决定是在执政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举行一次会议之后宣布的。
这项决定撤销了政府总理和副总理两个职务，并解除了洛波·多纳西门托的总理职务和卡洛斯·罗沙·迪洛卢瓦的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的职务。
有消息说，迪洛卢瓦是安—古混合委员会的领导人。
他最近刚访问古巴，同古巴签订了二十多项关于经济援助的新协议。
据说其中一个协定是使古巴加派六千名技术人员来安哥拉。
内图总统在讲话中说，所以要废除这两个职务，是为了使内阁部长们能直接向他报告而无需“中间人”。
他还说：
“为了避免党内发生分裂”，他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他强调人运必须是独立的党，“否则，这个国家也就不会是独立的了。”
安哥拉自1975年独立以来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有着严重的困难和问题。
政治上，它既存在着人运的对立面——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武装游击斗争，也发生过一次外国阴谋势力策动的企图推翻内图总统的未遂政变；
在经济方面，它的创痛是深重的：
粮食奇缺，港口阻塞，葡萄牙人留下的商店迄今未开业，蔬菜匮乏，交通困难。
形形色色的外国专家在安哥拉搞诸如管制贸易和公司国有化等措施，但是内图总统在这次讲话中说：
“我们必须承认，国家还不能解决人民的大部分问题，特别是农村人民的问题。”
他还说，改组政府的目的在于纠正缺点和错误，使政府接近人民和加强国家的独立地位。
就在内图采取重要国内政策措施的时候，安哥拉接待了美国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和随他访问的六名美国记者。
据报道，美国是目前西方大国中还未向安哥拉派遣外交代表的一个国家。
英国首任大使已经抵达罗安达，法国也即将派出它的外交使节。

瑞典群众游行集会强烈谴责越南侵柬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2月20日电
瑞典群众约三百五十人12月20日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游行和集会，强烈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
示威者首先在市中心一带举行了火炬游行，一路上，他们不断高呼口号。
他们举着的横幅上写着：
“越南从柬埔寨滚出去！”
“保卫柬埔寨的民族独立！”
之后，示威群众在市中心议会门前的广场上举行了集会。
前“瑞典支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委员会”主席玛·瑟伦松和瑞典著名作家扬·米达尔在集会上讲了话。
瑟伦松在讲话中对越南领导人走上侵犯别国民族独立的道路表示愤慨。
扬·米达尔在讲话中指出，越南侵略柬埔寨不仅仅是一个边界问题，这场战争是涉及到柬埔寨的民族存在的权利的问题。
他还说，越南领导人采取的是“希特勒式的手段”，“越南企图象希特勒对待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对待柬埔寨”，或者说“象勃列日涅夫对待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对待柬埔寨”。
集会上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越南通过它的广播电台公开号召在柬埔寨搞政变，这是对现行国家交往原则的粗暴侵犯，背叛了不结盟运动的原则。

索新闻部长谈非洲之角形势
索马里面临苏联所支持的势力的挑战
新华社科威特12月19日电
索马里新闻部长在谈到非洲之角的形势时说，他的国家面临着苏联所支持的势力的挑战。
索马里新闻部长阿卜迪·萨拉姆·谢赫·侯赛因12月19日到达卡塔尔进行访问，他在首都多哈对卡塔尔通讯社记者发表了上述谈话。
他呼吁阿拉伯国家注意这个阴谋。
他说，这个阴谋不仅是针对索马里的，而且也是针对整个阿拉伯地区，其中包括红海、阿拉伯湾和印度洋这些石油战略通道的。
他希望联合国成员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对这个问题采取明确立场，因为它威胁着世界安全和稳定。
他要求外国军队立即从这个地区撤走。

英萨利副总理接见新华社记者组
越来越多国家支持柬埔寨抗击苏越侵略
东南亚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对付苏越霸权主义野心
新华社金边12月22日电
民主柬埔寨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22日向记者表示，1978年是柬埔寨在外交工作上跃进的一年。
一年来，柬埔寨积极开展外交和人民友好活动，取得了成绩。
在抗击苏联支持下的越南侵略中，柬埔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英萨利在金边外交部接见了新华社记者组，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他说：
“解放以后到1977年，由于国内工作比较多，虽然开展了一些外交工作，但是有限。
到了1978年，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国内的工作也开展得较好，我们就注意了开展外交活动”。
英萨利接着详细列述了柬埔寨1978年在外交上所取得的成就。
他说，一年来，世界人民看清了越南侵略和扩张主义的本质，也看清了柬埔寨抗击越南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柬埔寨人民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南亚、亚洲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因此，他们支持柬埔寨捍卫独立的斗争。
就连一些过去不同情柬埔寨的国家，现在也转而对柬埔寨采取了同情的态度。
“这是柬埔寨外交上最大的成绩。”
英萨利说，今年以来，柬埔寨进一步同东南亚各国发展了关系。
他首先提到了他访问菲律宾时，两国在联合公报中写明，柬埔寨的独立和菲律宾的独立，都是东南亚稳定的因素。
他说，柬埔寨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关系都有新的发展。
他强调指出，今年，柬埔寨同泰国的关系得到良好发展。
泰国总理江萨对柬埔寨捍卫主权和独立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
泰国旅游机构将从明年元旦起，开展曼谷到暹粒之间的旅游事业，曼谷每天将有数十名游客来参观吴哥古迹。
英萨利说：
“可以说，柬埔寨同东盟各国进一步发展了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将越来越好。”
英萨利说，柬埔寨同缅甸、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的关系也有发展。
柬埔寨同欧洲也发展了关系，特别是发展了同北欧国家的关系。
英萨利副总理谈到柬埔寨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时说：
“我们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同中国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
英萨利对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表示高兴。
他说，这是在华主席领导下中国外交上取得的一个胜利。
英萨利说，我们还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展了关系。
柬埔寨和朝鲜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英萨利副总理说，今年有许多国家的代表团，许多外国新闻界人士包括美国记者来柬埔寨访问。
他们在这里看到柬埔寨人民坚决反对越南侵略，国内安定，正常地进行建设。
他指出，柬埔寨同联合国的关系得到发展。
“为了进一步发展同联合国的关系，我们已经邀请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来柬埔寨访问”。
英萨利副总理说：
“1979年我们将进一步发展同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亚洲各国的关系。
我们将邀请更多国家的代表团来访，也将派一些代表团去拉丁美洲、非洲和北欧各国，向他们介绍柬埔寨的情况。”
他说：
“我们同法国的关系将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到改善。”
英萨利副总理分析了越南和苏联签订所谓“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原因和这一条约的实质。
他说，越南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困难重重。
越苏条约正是11月03日越南入侵柬埔寨一周年的时候签订的。
他指出：
“这是因为越南需要找一个可依靠的后台，来支持侵柬战争，因此不惜丢掉独立和不结盟的旗帜。”
英萨利说，越南制造了中越边界紧张局势，在国内迫害华侨。
东南亚国家对越南提高了警惕。
越南在国际上日益孤立。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就和苏联签订了这个条约。
英萨利副总理说：
“这个条约表面上说是友好合作条约，实质上是军事条约。
这一条约明确规定，两国在军事上互相支援。
实际上，越南不可能去支援苏联，而是苏联指使越南推行苏联的扩张主义计划。”
他说：
“越南在东南亚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与苏联在东南亚、亚洲和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是一致的，因此这个条约不是防御性的条约，而是为了向柬埔寨和东南亚扩张。
这个条约不仅对柬埔寨，而且对整个东南亚，都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对付苏联和越南的霸权主义野心。”
英萨利副总理进一步指出，越南签订这一条约，使世界人民看清了越南不是独立国家，不是不结盟国家。
他说：
“我们柬埔寨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上，我们又重申了这一点。
现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英萨利说：
“这一条约的签订使越南更将日益孤立。”
英萨利副总理在谈话中还阐述了民主柬埔寨外交政策的三条原则。
他说：
“第1，就是万隆会议上确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民主柬埔寨认为，不结盟运动的原则与柬埔寨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所以，民主柬埔寨是不结盟运动的积极成员。”
“第2，支持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扩张主义，捍卫本国独立、领土完整的斗争。
对于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运动，我们都给予同情和支持，但不干涉各国的内政。”
“第3，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与世界上真正的马列主义党发展友好关系和加强团结，相互支持，不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
共同捍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和吞并别国领土的非正义的战争。”

适得其反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苏联接连与越南和另外两个亚非国家订立了“友好合作”条约或“友好睦邻”条约。
在此之前，苏联也同一些亚非国家订立了类似的条约。
它向日本也提出了订立“睦邻合作”条约的要求。
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与这种“友好合作”条约似乎有着一种不解之缘。
苏联真要同亚非国家“和平友好”或者“睦邻合作”吗？
只要把新近出笼的这类条约，连同它以往签订的同类货色一起研究一下，人们很容易找出苏记“和平”“友好”的共同点。
名为“和平”“友好”，实为军事同盟。
在苏联支持越南准备再次大举进犯柬埔寨的前夕，苏越之间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保证双方之中的一方在遭到所谓“进攻”或“受到进攻威胁”时，双方“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
新近签订的另外几个条约中也有军事合作和加强“双方的防御能力”、“继续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等条款。
这些条约的军事同盟性质引起了许多国家的警觉和不安。
对此，越南外长再三声明，说什么“说这是军事同盟，是有意歪曲”，而苏联却以威胁的口吻警告别人不要忽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既成事实”。
这就说明，苏联这些名为“和平”、“友好”、“睦邻”的条约，其真实用心在于把这些亚非国家纳入苏联的军事战略体系之内，把它们变成苏联进行扩张的跳板，以便进而继续向周围地区渗透，逐步实现它称霸世界的野心。
这类条约的“有效”期都是二十年或二十五年，也就是直到二十世纪末。
在国际局势面临动荡、改组的今天，把实为军事同盟的条约“有效”期一直保持二十年以上之久，暴露出苏联企图用这些条约作为绳索把亚非国家长期捆在苏联的战车上。
这些条约里照例都有“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主权”的官样文章。
其实这都是些一文不值的外交辞令。
就在苏联的缔约热潮中，早就同苏联签订过“友好条约”的一个国家，勒令苏联驻该国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奥列格·乌尔策费洛夫离境。
这是一个极为辛辣的讽刺。
苏联同亚非国家签订的所谓“和平”、“友好”、“睦邻”的条约，实质既然如此，苏联妄图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建立的“牢不可破”的“特殊关系”，迟早总有一天是要破的。
苏联当初与埃及、索马里签订“友好条约”的时候是何等洋洋得意。
但是，随着苏联面目的暴露，埃及、索马里毅然废约，摆脱了苏联的控制。
苏联原想用这类条约绑住亚非国家手脚，到头来却适得其反，它们成了套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苏联的扩张政策可以得手于一时一地，但是它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