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各部门力量多创外汇加快四个现代化步伐
上海市大抓外贸出口工作
采取的措施是：
加强调查研究，力求出口商品适销对路；
整顿提高产品质量，力争多创名牌货；
发展一批骨干商品，逐步改革出口产品的构成。
今年已提前完成出口计划
本报讯
记者黄波瑞报道：
中共上海市委大抓外贸出口工作，动员全市工交、基建、财贸、农业、科技、文教各部门干部冲破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思想束缚，高速度地发展出口贸易，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外贸出口基地。
到11月10日止，上海口岸已提前五十六天完成全年出口计划，出口商品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左右。
广大职工再接再厉，正抓紧年内剩下的时间，争取今年创造上海口岸出口总值的历史最高水平。
要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就必须多出口、多创外汇。
近几个月来，上海市委多次召开常委会，又开了规模很大的出口工作会议，研究扩大商品出口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问题，在制定规划、建立办事机构以及落实措施方面作了部署。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已成立出口办公室具体抓这方面的工作。
上海工业门类齐全，产品品种较多，协作配套条件好，科研技术力量强，工人工艺水平高，交通运输方便，与国外客户也有广泛的传统贸易往来，这些都是扩大出口的有利条件，上海的潜力是很大的，完全有条件把出口迅速搞上去。
在组织出口货源上，上海市委主要着眼于挖掘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强调在质量、花色品种、包装装潢与改革出口商品构成等方面下功夫，努力适应国际市场的要求，争取有更多的商品进入国际市场。
主要措施是：
一、加强调查研究，力求出口商品适销对路。
上海的出口商品很多是适销的，但也有不少品种花色陈旧单调，不适应国际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关工商部门组织干部、职工参观中外产品对比展览会，收集国外样品、样卡、资料对照分析。
有些工厂还派技术人员、工人参与外贸业务洽谈，直接听取国外客户的意见和要求；
组织设计人员参考国外流行款式，不断翻新花色品种。
有些工厂采取灵活的生产方式，对客户需要的小批量商品也同样安排生产，严格履行合同。
上海手帕十二厂生产的小茶巾，前几年出口销路很小。
后来，他们参与同外商的业务谈判，注意摸索国际市场销售规律，设计出许多新花色、新品种，生意越做越大。
现在，这个厂的小茶巾行销亚洲、欧洲、大洋洲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些超级市场也出售这个厂的产品。
这个厂已被工业和外贸部门评为“配合外贸、扩大出口”的先进单位。
二、整顿提高产品质量，力争多创名牌货。
上海有许多产品过去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声誉。
这些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工作中的缺点，部分产品质量下降。
在全市出口工作会议上，市委狠狠批评了那种躺在“上海货”牌子上、认为“国外不要国内要，上海不要外地要”的盲目自满思想。
目前，有关工商部门进行商品排队，找差距，订措施，大力扭转质量下降的情况。
10月份，结合全国工交战线“质量月”活动，进一步进行整顿。
不少工厂企业开展“保名牌”、“创名牌”活动，有关部门在物资、资金等方面也积极支持名牌商品的生产。
梅林牌午餐肉罐头，今年05月发生严重质量事故，在国际市场上一度造成不良影响。
经过四个月停产整顿，这个厂的午餐肉罐头经严格检验测定，色、香、味质量完全符合出口标准。
三、发展一批骨干商品，逐步改革出口产品的构成。
目前上海正积极设法提高真丝绸、真丝织物、日用五金、玩具等出口商品的产量。
轻工、手工等部门正在结合采用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大搞产品的升级换代，重点发展轻金属缝纫机、电子手表、花色自行车、水银电池、家用电器等高、精、新的产品。
机电、冶金、化工、仪表工业部门也正在抓紧研究扩大出口的规划和措施，以尽快提高上海出口货源中机电、化工、电子产品的比重。
上海工业、外贸等部门还积极慎重地采取了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接受来料加工，来件装配等国际贸易中一些常用的做法，以尽快增加新的生产能力，扩大对外贸易。
目前，同客商签订的补偿贸易协议已有服装缝纫、整烫设备，手表表带流水线，压缩拉链机等多种项目。
这些措施，不仅增加了外汇收入，也推动了一些工厂生产工艺的改革。

化肥工业跨上跃进马
提前完成年计划，比去年增长三成
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有显著进步
新华社北京12月03日电 我国化肥工业已经提前三十三天完成了今年的生产计划，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三成。
工人们高兴地说：
抓纲治国成效大，化肥跨上跃进马！
截至11月28日，全国已生产化肥四千四百多万吨。
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千零四十万吨，也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产量。
产量增长幅度之大，是我国化肥工业历史上不曾有过的。
奋战在化肥生产第1线的广大职工，把为农业增产更多、更好的化肥作为自己的光荣任务，今年一开始就大干快上，夺得了“开门红”。
接着，他们积极贯彻五届人大精神，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你追我赶，不断刷新生产纪录。
继山东提前九十一天、四川提前八十四天完成国家计划之后，河北、湖南、上海、山西、浙江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也接连传来提前完成计划的捷报。
据统计，今年全国各地化肥生产普遍好于去年，合成氨、氮肥、磷肥和磷矿、硫铁矿都比去年增产，出现了大面积丰收的好形势。
化肥企业完成经济技术指标的情况今年有了显著进步。
各地小型化肥厂的电耗和煤耗分别比去年下降百分之十五和百分之二十二，盈利的工厂数增加将近一倍。
已经建成投产的从国外引进的七个大型化肥厂，连续运转时间增加，生产能力提高，其中大庆化肥厂、四川化工厂和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第2化肥厂，都达到或超过了年产三十万吨合成氨的设计要求。
我国化肥生产前几年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徘徊不前。
国家从1974年到1976年曾经连续三年提出年产三千万吨化肥的生产计划，但是“三打三千万，三年不过关”，都没有能实现。
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改变了这个局面，揭开了化肥生产突飞猛进的新篇章。
去年全国化肥生产一举突破三千万吨的大关，实现了一年增产化肥九百六十多万吨的跃进，今年增产的化肥又大大超过了去年。

对外贸易要有个大发展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国的对外贸易必须有一个大发展。
小发展不行，中发展也不行。
我们要学会在国际市场上做生意，要学会把生意做好做活。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放手开展对外经济和技术的交流活动。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
我们要力争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毫无疑问，立足点应当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但是，自力更生不等于闭关自守。
毛主席历来重视对外贸易工作。
发展对外贸易是我们党历来的重要方针。
我们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灵活运用国际上通常采用的一些做法，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目的就是为了加快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
这是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外贸战线是受“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重灾区之一。
批判“四人帮”在外贸战线假左真右的谬论，仍然是一项重大的任务。
“四人帮”诬蔑出口是“卖国主义”，攻击进口是“洋奴哲学”，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面对着外贸大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不少同志存有疑虑，甚至对一些新的做法视为禁区。
“是不是有损我国主权呀！”
“是不是不太光采呀！”
诸如此类的糊涂观念和想法，充分说明有些人还没有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
谁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使用的东西全靠自己生产，不买外国的产品；
也没有一个国家生产的东西都留着自己使用，不把产品卖给外国。
进出口贸易是全世界任何国家不可缺少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闭关自守搞起来的。
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在10月革命胜利之后，为迅速恢复和发展苏联的经济建设，就曾有效地利用外部因素，如吸收外国贷款，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接受西方技术援助，聘请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同外国资本家组织合营公司。
列宁说得更为明确：
“资本主义得到的将是多余的利润，——这种多余的利润由它去吧——我们所得到的将是主要的东西，有了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巩固起来，最终站立起来，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
我国的对外贸易始终坚持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我不强加于人，人也不能强加于我，一切谈判、协定、交易都必须不损害我国主权，不影响我国经济独立，因此用不着有多余的担心。
要把对外贸易做大做好做活，首要的一条就是解放思想，消除顾虑，理直气壮。
只有如此，才能大着胆子去干，放开手脚去干。
进口要有个大发展，出口必须相应地大发展。
目前，我国的出口贸易只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千分之六，这显然跟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
谁都知道，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引进或使用国外资金，归根到底，都要用增加出口来偿付。
要用外汇，首先要创造外汇。
创汇多，用汇就多。
各部门要把用汇与创汇挂起钩来。
切不可谈引进，劲头十足，谈出口，调门很低。
努力把出口搞上去，多创外汇，才能不断增强我国对外支付能力，这同增加建设资金的积累一样，同样是个抢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
把出口搞上去，根本的一条是要搞好生产，发展生产。
这是增加出口的基础。
如果光在流通领域里打主意，解决不了大问题。
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社会主义经济有了相当的基础，只要把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地，口岸和非口岸，一句话，把上下左右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大家都来动脑筋，想办法，出口货源的潜力是很大的，创造外汇的门路是很多的。
且不说开辟新的创汇门路，就是把老的创汇门路搞好了，出口大上也是不成问题的。
国际市场竞争性强，产品日新月异，出口商品必须做到优质、适销、对路。
这不仅是个能不能多创外汇的经济收益问题，而且关系到能不能为国争光的政治问题。
外贸部门要精心协助生产部门搞好出口商品的生产，要拿出足够数量有竞争能力的传统商品、名牌商品投入国际市场。
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和专厂、专车间，实践证明是增加出口货源、保证出口产品质量、完成重点出口任务的一项重要措施，一定要认真办好，真正收到实效。
出口商品的构成也要改变，在组织好农副土特产、轻纺产品和工艺美术品等传统商品出口的同时，要大力提高工矿产品和耐用消费品出口的比重，特别要努力把原材料制成成品、把低级加工产品改为高级加工产品出口，争取更多的外汇。
大力发展出口必须正确处理好内外销的关系。
八亿人口的大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加上我们的生产还不发达，许多商品往往总是嫌少不嫌多，不挤一点也是不行的。
特别是有些不属于人民生活最必需的商品，要下决心挤出一部分出口。
有人主张“出口可多可少”，“自给有余才出口”，这实际上是把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对立起来。
前些年，我国引进的十三套大型化肥设备和四套化纤设备，有些已陆续建成，投入生产后，就很快调剂和支援了国内市场。
扩大出口固然需要挤一点国内市场，需要国内市场的支援；
而搞好国内市场，同样也需要对外贸易、国外市场的支援。
眼前的“挤一点”“紧一点”，正是为了长远的“松一点”“好一点”。
扩大出口还能促进产品水平的提高，某些商品的改进，往往是从外销开始，一逼，就把质量、品种、规格、花色、包装逼上去了。
通过外贸，可以检验和提高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
外贸和内贸互相依存、互相促进，道理也就在这里。
要使对外贸易有个大发展，不能看成只是外贸部门的事，必须大家动手，全党齐心协力。
各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要指定得力的、有业务知识的领导同志来专管外贸，大家都要关心出口。
要来个大宣传，大发动，要把出口交货任务明确落实到各部门、各地区以至有关的企业。
外贸、商业、供销、财政、银行和工交、农林战线的同志们要拧成一股绳，通力合作，互相支持，把扩大出口作为自己份内的、责无旁贷的任务来完成。
有出口任务的企业，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保质保量并且按时完成交货任务，如果完不成出口计划，不能履行交货合同，就不能成为大庆式企业，应受到批评以至必要的经济制裁。
为调动中央、地方和生产单位的积极性，必须实行外汇留成和出口多的多分外汇的原则，这是鼓励出口，促进外贸大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要把对外贸易做大、做好、做活，一定要冲破思想牢笼，还要在体制上、经营管理上来一番大的改革。
小生产思想同在国际市场上做大生意是格格不入的。
要克服目光短浅，因循守旧，安于现状，消息闭塞的习气，丢掉拘谨刻板，缺少魄力，拖拖沓沓，不讲效率的作风。
华主席号召我们：
“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些指导思想对外贸战线来说，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要走出去做生意，加强商品推销；
要加强调查研究，钻研业务，努力学会同国外商人打交道，把生意做好做活。
外贸体制要在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对外的前提下，做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工贸结合，产销见面，改变目前层次多、关卡多、扯皮多的状况，使管理体制适应外贸大发展的要求。
进出口商品和外汇来之不易，稍有不当，损失严重，所以要精心地改善经营管理，防止差错，杜绝浪费；
切实做到合理运输，及时交货，减少库存，加速周转。
当前，国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对我有利。
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地搞好外贸事业，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江西省委和省革委会根据人民来信的揭发
严肃处理江西平板玻璃厂违法乱纪事件
编者按：
人民给我们的权力，是要我们用它来为人民服务，可是，有些领导干部却用来谋取私利。
江西平板玻璃厂的少数领导干部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他们滥用权力，大肆挥霍浪费国家财产，大搞各种歪门邪道，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私人财产，违法乱纪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对这种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决不能听之任之，否则我们的企业就会变质，我们的国家就会被这些蛀虫吃空。
中共江西省委、省革委会分别不同情况，给予他们党纪国法制裁，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不如此，就不能严明党纪国法，就不能教育干部，就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
本报讯
最近，中共江西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根据人民群众来信的揭发，认真调查和严肃处理了江西平板玻璃厂违法乱纪，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挥霍浪费国家资财的行为，对原厂党委书记、厂长黄效彭，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处分；
对原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谢学斌，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
对原厂党委委员、副厂长江吉潮，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处分，并交公安机关逮捕法办。
省委并将这一事件通报全省，以进一步推动财经纪律大检查的深入开展。
江西平板玻璃厂是1970年动工兴建的。
由于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用了八年多的时间，花了大量投资，至今不能形成生产能力。
这个厂的干部和职工，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利用已有的一些设备，开始生产人造电压水晶、玻璃钢等产品，对国家作出了一定贡献。
从1975年至今年06月底，这个厂共有基建生产收入四百多万元。
但是，这个厂的少数领导人为了挥霍浪费方便，把其中应上交国家财政的部分全部打了埋伏，分文未交。
1977年以来，这个厂少数领导人不经批准，擅自大搞计划外的非生产性工程，面积达七千多平方米，已花掉六十八万余元。
他们拆除价值十万多元的质量较好的平房，擅自盖起每平方米造价一百零八元的六栋宿舍楼。
厂党委正副书记宿舍楼，每平方米造价达一百四十三元，每人平均占用面积达一百二十五平方米。
更严重的是，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发了旅大市严重违犯财经纪律的文件后，这个厂的少数领导人仍无动于衷，又动工兴建两栋别墅式招待所，直到省委调查组进厂后，才不得不停下来。
而计划内的生产设备却无人维护，损失十分严重。
近几年来，这个厂少数领导人还大搞以物易物，肆意破坏国家计划。
他们私自拿人造电压水晶等产品到处送人情、拉关系，并拿国家调拨给该厂的大量物资换取木材、猪肉、食油以及禁购商品。
从去年到今年06月期间，这个厂就用水泥二千二百吨、钢材二十四吨、原煤二百吨、酒精一吨，换购了价值一万四千多元的农副产品。
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擅自变卖固定资产，用两条驳船换取了一千多斤食油和十头生猪。
近几年来，这个厂的少数领导不顾中央关于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的指示，为所欲为，大肆请客送礼。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该厂吃喝风达到高峰。
一年中，就有二百八十七天大搞请客招待，挥霍掉七千零四十元，平均每月开支五百八十元。
今年03月，开全省建材会议，该厂招待了一次，就开支了八百一十二元，平均每桌开支五十元零七角五分。
群众气愤地说：
“领导干部在食堂吃的冒汗，我们工人在车间累得流汗。”
这个厂的少数领导人，不仅挥霍无度，胡作非为，而且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污腐化，敲诈勒索，严重丧失党的原则。
他们为了把自己的亲信拉入党内，有的人在该厂入不了党，他们就精心策划，妄图在附近社队采用“飞过海”的手段，拉进党内。
厂党委书记黄效彭是非不分，指名调来一个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并擅自宣布为厂的副主任（未批准，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黄效彭等人对坏人包庇纵容，对群众却压制民主，打击报复。
这个厂的一个职工赴京向有关部门反映了他们违法乱纪的行为回来后，他们就组织人对他多次进行批判，并勒令他停职检查。
副厂长江吉潮违法乱纪，挥霍浪费，道德败坏，腐化堕落，利用职权奸污、猥亵、调戏妇女六人，民愤很大。
最近，江西省委和省革委会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对群众揭发信的批示，组织调查组对该厂问题进行了调查处理。
省委和省革委会的决定有力地打击了歪风邪气，严肃了社会主义法制，受到全厂职工的热烈拥护。

热烈欢迎加蓬贵宾
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前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今天到达北京。
邦戈总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三次访问过我国，为加强中、加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邦戈总统今天再次访华，又一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加蓬人民的深情厚谊，我们感到格外的高兴，并向加蓬贵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加蓬是一个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具有反帝反殖斗争光荣传统的加蓬人民，为摆脱殖民枷锁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在1960年获得了独立。
独立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在邦戈总统的领导下，加蓬政府和人民在巩固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和发扬民族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在国际事务中，加蓬政府奉行不结盟政策，坚持反帝反殖，反对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维护非洲团结，反对外来势力干涉非洲事务，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第3世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为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反霸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目前，团结战斗的非洲已成为当代反霸、反帝、反殖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超级大国，特别是野心勃勃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直把非洲人民团结反霸事业的发展，视为它推行侵略政策和扩张政策的障碍。
它为了加紧向非洲渗透扩张，采取了卑劣的手法，在非洲国家之间挑拨离间，阴险地把某些国家封为“进步的”，而把另一大批国家诬蔑为“反动的”。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它派遣了大批古巴雇佣军，不断在非洲挑起武装冲突，肆意干涉非洲国家内政和非洲国家之间的事务，妄图瓦解非统组织、分裂非洲、破坏非洲人民团结战斗事业，以便它称霸非洲，迂回包抄西欧，加紧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苏联的倒行逆施，使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和人民看清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
他们已经进一步联合起来，同苏联破坏非洲团结的险恶阴谋和卑劣行径进行斗争。
近年来，非洲事务由非洲人自己来解决，外来干涉势力滚出非洲去的呼声日益高涨，说明非洲人民已大大觉醒。
非洲大陆团结反霸斗争的深入发展，打乱了超级大国争霸全球的战略部署，鼓舞了第3世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的正义斗争。
我们坚信，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团结战斗的非洲人民。
超级大国的种种阴谋诡计注定是要失败的。
中国同加蓬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3世界。
两国人民在共同的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中、加建交以来，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令人满意的发展。
邦戈总统再次来我国访问，必将为进一步增进中、加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写下新的篇章。
（附图片）
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

使用干部也要“节约”
现在许多单位干部过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某些干部“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混一天”。
虽然一再强调精简机构，提倡干部参加劳动，但是，不采取根本性的措施是不行的。
例如，某个三百多人的小厂，厂长就有五名。
政工股除了一名去“学大寨工作队”以外，还有五名。
脱产医务人员也有两名。
机构臃肿，干部过多，遇事互相推托，互相掣肘，处理问题“踢足球”，办起事来“打排球”，工作效率极低。
那些成天晃晃悠悠，可有可无的干部，应作适当调整，或去当工人。
湖北土畜产进出口公司刘德胜

必须积极果断而又慎重妥善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措施，成效卓著，全国人民情绪热烈，充满希望。
但是，一联系一些单位的实际，人们的心就凉了半截，主要原因是有些干部不够得力。
所以群众中流传着一种说法：
想中央前途无量，读报纸心情舒畅，看领导疲疲沓沓，群众有劲使不上。
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
但是，确有一部分同志，把党的优良传统丢得差不多了。
一种是挨整挨怕了：
遇到矛盾绕道走，是非面前不开口，“一慢二看三通过”，唯恐政治上再出现反复，危及自己，把老本丢光了。
第2种是学乖了：
对上照抄照转，对下光说空话，把群众的呼声当成耳旁风，明哲保身，只求落个好人缘。
第3种是变坏了：
利用职权，大走后门，从吃穿用到孩子当兵上学调换工作，只要对个人和家庭有利，一律“我字当先”，什么党的威信、群众利益全不顾。
第4种是养尊处优、糊里糊涂混惯了：
小病大养，无病呻吟，一年上不了半年班，不干工作，还要发议论，弄得别人很难开展工作。
解决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必须积极果断而又慎重妥善，不能不加任何分析地一律用群众民主选举的办法解决。
因为这样做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也不符合安定团结的方针。
就当前的情况来看，从上到下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条件还不成熟。
即使搞，也要经历一个过渡阶段。
我们建议，各级组织部门要按照自己的管理权限，对干部进行一次普遍的细致的调查分析，按照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
车间和科一级的，由于涉及面比较窄，又直接与群众打交道，可以选举。
科以上的领导干部，凡是身体好、有能力、有干劲、有威信的，可以不受资历和级别限制，实行较大范围的统一调度，把他们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上做第1、二把手，充分发挥他们传帮带的骨干作用。
年老体弱，想干工作，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同志，应安排他们去休息或当顾问，多组织他们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离职后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一律不变。
那些身体好，但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搞歪门邪道，不好好工作，还影响别人工作的同志，一定要认真清理他们的问题，严肃进行批评教育，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经济待遇同样可以不变。
那些身体好，作风也不差，但能力比较低的同志，应安排他们离职去学理论学文化，学习后重新分配适当的工作。
总之，既不能因照顾情绪而将就凑合，更不能象“四人帮”那样把老干部一概否定。
原有领导干部离职后，要按照德才兼备、体魄健全的标准，从对本行工作有丰富实践经验，而又作风正派、能够为人表率、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的同志中，采取群众广泛酝酿推荐与上级领导审查批准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补充。
但是，这种工作不能操之过急，宁可虚位以待人，决不可因人而滥位。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做到才职相当、职不虚设。
今后的干部制度不管怎样改革，为了不致发生现在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认为都应当加上以下三点内容：
一、根据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制订一套完整的考核、提升干部的明确标准，要在政治上、作风上、理论上、业务技术上规定一些指标。
凡提升干部，都要进行必要的考试和答辩，不能仅凭某些上级领导的印象。
二、每年都要由所在单位的群众对他们的顶头上司集中评议一次。
评议结果，作为考核、提升、奖惩干部的重要依据，给群众监督干部以实际的责任和权利。
三、各级监察部门要有“黑包公”那种铁面无私的精神，敢于行使职权，经常对干部进行纪律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给予适当的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不能等问题成了堆再解决。
轻工业部设计院
宫景隆　田钖岭
朱振兴　顾节瑄

怎样加快内蒙古自治区粮食生产的步伐？
内蒙古自治区土地辽阔，农业生产潜力很大，但粮食生产发展缓慢。
解放二十九年来，粮食的单产和总产尽管都有所增加，但远远赶不上社会主义建设和人口增长的需要。
目前，全区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同1956年相比，不是增加，而是相当程度地减少了。
因此，每年还要国家调给一部分粮食。
（一）
内蒙古粮食生产老是上不去的原因何在？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中，只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了全面发展，没有把中央的方针，同内蒙古的实际结合起来，结果农民收入低，劳动积极性不高。
粮食是农民生产的，不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粮食生产是很难上去的。
根据内蒙古的自然条件，要提高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快粮食生产的步伐，首先要重视发展胡麻、甜菜等经济作物，以便为粮食生产提供资金，增加农民收入。
内蒙古地处亚寒带，既高寒，又干旱。
一般来说，对粮食作物生长不利，而对胡麻、甜菜等经济作物的生长却非常有利。
在相同的条件下，胡麻产量只略低于粮食作物的产量；
甜菜一般亩产可达三千斤。
1977年，太仆寺旗粮食单产一百四十八斤，胡麻一百一十一斤，以一斤胡麻的价钱相当于三斤小麦计算，等于亩产小麦三百多斤。
察右中旗土城公社用小麦地种胡麻，单产三百斤，超过了小麦单产。
1977年，乌拉特前旗树林子公社甜菜亩产四千斤，可榨白糖五百四十五斤。
全区一般亩产三千斤，可榨糖四百斤。
其中社队所得部分，相当于七百斤至九百斤小麦。
可见只要适当扩大种植胡麻和甜菜，就可以大大增加社队的收入，为发展粮食作物提供资金。
其次，内蒙古牧区草原辽阔，就是农区、半农半牧区，草场资源也很丰富，大力发展农区、半农半牧区的畜牧业，也可以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提供大量资金。
呼和浩特市郊区八拜公社碾格图大队从1967年开始养奶牛，到1976年，畜牧业收入已占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粮食产量增长一点九倍，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
化德县近三年来认真实行农牧结合，牲畜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七点五，粮食递增百分之二十三点六。
因此，充分利用内蒙古优越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畜牧业，也是促进粮食生产迅速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二）
这些年来，内蒙古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了发展多种经营，结果，胡麻、甜菜被挤掉，粮食也没上去。
在五十年代，内蒙古最多曾种植胡麻五百六十万亩，总产二点八亿斤。
近几年，胡麻种植面积下降到三百万亩，总产一点五亿斤左右。
仅此一项，每年大约少收入五千多万元。
由于政策不落实，甜菜年年完不成种植计划。
1956年，全区经济作物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二，1976年下降为百分之九。
单纯搞粮的结果，把畜牧业也丢了。
解放二十九年来，头九年农区、半农半牧区的畜牧业，每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九点二，中间十年下降为百分之二点九，后十年又降为递减百分之零点四。
经济作物和畜牧业生产的下降，反过来不能不影响到粮食生产的发展。
至今全自治区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一百二十来斤。
（三）
内蒙古大力发展经济作物，是不是会与粮食作物争地，以致影响粮食生产呢？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内蒙古自治区现有耕地四千万亩（另外还有上千万亩的“帮忙田”尚未计算在内），平均每人七亩以上。
近几年，每年种胡麻三百万亩，仅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点五；
每年种甜菜六十万亩，仅占百分之一点五。
两项合计只占百分之九。
1977年，乌拉特前旗树林子公社种植甜菜百分之六，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太仆寺旗种粮一百○五万亩，胡麻二十四万亩，胡麻收入占了粮食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土默特左旗把什公社五里坡大队，过去粮食亩产不过百斤，后来每年拿出百分之十的耕地种甜菜，为农业提供了大量资金，从1973年以来，粮食产量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七，去年单产达到八百六十五斤。
可见拿出一些耕地种植经济作物，不仅与种植粮食作物没有矛盾，而且可以大大促进粮食生产。
可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做到社员既能增加收入，又不致影响粮食增产，粮、油、糖应掌握多大比例为好呢？
近几年由于机器、化肥、农用电等项开支的增加，许多社队农业生产的费用，一般都上升到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有的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
这是粮食增产不增收的主要原因（且不说减产了）。
农民劳动一年，收入不能增加，那里还会有积极性！
一般来说，生产费用如果降到百分之三十以下，便可以增产增收。
可是怎样才能降到这个水平呢？
由上述情况可以知道，全区社队如果平均种植胡麻百分之十左右，其收入即可占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种植甜菜百分之五左右，也可得到同样的收入。
这样生产费用就可以大大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以下，集体、社员收入增加，生产积极性也就提高了。
这样看来，就目前来说，全区大约种植胡麻五百万亩左右（占百分之十二点五）、甜菜二百万亩左右（占百分之五）是适宜的。
两项合计共七百万亩，只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七。
还有三千三百万亩耕地，用其中三千万亩种粮。
这样，有胡麻、甜菜提供的大量资金，再加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粮食单产由现在的一百二十斤，逐步提高到二百斤，总产即达六十亿斤，内蒙古的粮食自给问题就解决了。
今后，随着国家粮食状况的好转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从全局来看，胡麻、甜菜的种植面积，还应大量增加。
把内蒙古办成国家重要的油、糖生产基地，无论于国于民，都是十分有利的。
至于大力发展畜牧业，条件更加优越。
内蒙古除了牧区有五亿亩草场以外，在农区、半农半牧区还有荒滩草地一点二亿亩，相当于现有耕地面积的三倍。
就是呼和浩特郊区，也有四十万亩。
如果把这些荒滩草地有计划地加以改造，种植优良牧草，养畜量就可以大大增加。
呼市郊区碾格图大队有一万亩荒滩，只改造了一千亩，用来种植苜蓿，就养奶牛二百多头，养羊上千只，畜牧业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
这就是说，内蒙古在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的同时，如果把农区、半农半牧区的畜牧业再来一个大发展，粮食生产就会上得更快了。
（四）
这些年来，内蒙古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单纯搞粮的情况，并不是偶然的。
这里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
从客观上来说，一是林彪、“四人帮”大批什么“重副轻农”、“重钱轻粮”，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一是内蒙古粮食不能自给，总想把粮食搞上去。
但对如何搞上去，没有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看不到油、糖、牧、粮相互促进的作用，单凭主观愿望办事的结果。
因此，要把油、糖和畜牧业搞上去，必须解决如下问题：
一、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
这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至今许多干部还存在着“种粮保险，种油、糖危险”的思想。
必须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肃清其流毒，摆正粮食生产与油、糖以及畜牧业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按照内蒙古粮食生产的客观规律办事。
二、进一步落实政策。
据反映，目前胡麻政策比较落实，但甜菜、畜牧业政策很不落实。
广大农民迫切要求甜菜顶粮，并适当提高收购价格。
养羊也要象养猪一样，给予应有的奖励。
新华社记者　申万起

根本问题是要让群众监督
三十年来的实践，特别是近十年的实践，说明我国的干部制度非改革不可，否则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改革现行干部制度的根本问题，是要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要使干部真正成为“社会的公仆”，而不是“社会的主人”，唯一可靠的办法，是把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目前实行的干部制度，群众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带来了种种弊病。
现在提拔干部，表面上是由党委决定，而在许多地方常常是一二把手说了算。
一些领导人乱用任免干部的权力，一句话就可以提拔一个干部。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野心家利用组织大权，培养心腹，安插亲信；
而被提拔者则认为是某某长官的栽培和恩赐，死心踏地跟着跑。
这样，人民给予的权力成了个人搞阴谋的工具。
我亲眼看到过某个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一调走，就出现干部大换班的现象。
新来的领导干部重新提拔自己的意中人。
“一朝天子一朝臣”，使企业管理和生产受到冲击。
假设干部的提拔不仅由党委集体讨论，而且由群众选举，这些弊病就会纠正。
为什么会揭发出那么多的违法乱纪、胡作非为、无视人民民主的干部？
除了他们个人的罪孽外，同干部制度上存在的缺陷有很大关系。
一些人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就可以高踞群众之上，不受群众的监督，不顾忌群众的舆论。
由于无法保证群众的监督作用，一些干部的错误常常不能及时纠正。
这些干部自以为有恃无恐，错误越犯越大，既给革命带来损失，也害了自己。
干部政策过分宽大，赏罚不严明，即使错误严重，只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就继续使用下去；
即使工作马虎，毫无能力，也可以混下去。
如果一个人居于领导位置上，即使工作干得不好，也可以安然地在这个位置上混下去，他怎能兢兢业业、想方设法把工作干好？
过去，“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这样的口号不少喊。
但是，由于没有具体措施，常常是停留在口头上。
要使群众真正能监督干部，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建立必要的制度，给群众创造能监督干部的便利条件，使群众对干部的评议、任免、赏罚等，真正有发言权。
同时，群众对干部的合理意见，应该在领导机关和组织部门研究、处理干部问题时，得到采纳和体现。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　顾万明

沈阳市、县（区）两级人民法院遵照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
实行公开审判等制度　维护法律尊严
新华社沈阳12月03日电
沈阳市、县（区）两级人民法院，在揭批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遵照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实行公开审判、辩护、陪审、合议等审判制度，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维护了法律尊严。
不久前，沈阳市郊区一个地区医院金库被盗，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公诉机关起诉后，由一名审判员和两名陪审的群众代表组成合议庭（审判员担任合议庭审判长），审阅了起诉书和案卷，受理了这个案件。
开庭前三天，向被告人送达了起诉书，并告知他有请求回避和进行辩护等诉讼权利；
同时，公布开庭的时间和地点，允许群众旁听，并通知被告人所在单位，欢迎他们来人旁听。
开庭那天，有一百多名成年公民在旁听席就座。
审判长宣布开庭后，核对了被告人的身份，宣布了合议庭组成人员和书记员名单，并再次告知被告人有申请回避和进行辩护等诉讼权利。
在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后，审判人员对被告人进行审问。
审问后，审判长请公诉人发言，然后由被告人、辩护人进行辩护。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由合议庭进行评议。
评议中本着陪审的群众代表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根据犯罪事实和证据以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并结合被告人所在单位群众事先讨论和提出的处理意见，依法作出判决。
复庭时，审判长宣告了判决，并向被告人明确交待，如对判决不服，在接到判决书后10日内，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
由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决有理，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服法，连声说：
“我是个有罪的人，法律还给我辩护、上诉的权利，我一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被告人的母亲、妻子除嘱咐被告人要好好改造外，还向法庭和被告人的所在单位谈了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经过。
被告人所在单位领导总结了对职工没有抓好思想工作和安全工作的教训。
旁听群众也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遵纪守法教育。
沈阳市、县（区）人民法院深入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省的党羽挥舞“砸烂公检法”的大棒，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用秘密审判代替公开审判的罪行，从今年05月以来，公开审判了八百四十八起刑事、民事案件，旁听席场场满座，由于有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做到了案件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处理适当。
为了进一步搞好公开审判，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总结经验，会同有关部门选择典型案例，进行公开审判教学，培养和提高审判人员水平；
并将增加法庭旁听席位，扩大社会主义法制的影响。

“精兵简政”要上下一齐动手
文志平同志信中反映的问题，在一个公社虽不尽然，但就一个县的范围来说是存在的，有些方面甚至更为严重。
比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会议过多，尤其是县直机关更为突出。
据统计，县直机关除设有与上边对口的四十二个局委以上机关外，还设有临时领导小组二十四个，临时办公室十三个。
有的领导身兼几职或挂名。
另外，会议泛滥，而且多数会议要书记挂帅参加。
仅1978年元月至09月，县委书记、副书记参加地区以上的会议达二十八次之多，致使一些领导同志经常泡在会议之中。
上行下效，上级这样干，下边照着办。
公社、大队也层层开会。
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满。
但由于是“上边”来的精神，只好照办，如果少设一个机构，还怕戴上“党委不重视”的帽子。
因此，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
“精兵简政”是密切联系群众，改进领导作风，搞好各项工作的有效措施。
我们打算通过“一批双打”，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进一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同时，也热切希望上下一齐动手，更好地落实毛主席“精兵简政”的指示。
中共嵩县委员会

重温李鼎铭先生的意见
1944年，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这条意见，毛主席采纳了。
今天有必要重温这条意见。
一个公社六十多个脱产干部，五六个书记，党委办公室、革委会办公室、运动办公室、计划生育办公室、工副业办公室……。
上级设的机构，基层不但不能少，而且要再多些。
大队有抓全面工作的支部书记，抓农、林、牧，文教、卫生的副书记，有青、兵、妇、治保干部和会计、赤脚医生、卫生员。
只有五六十个人的小小队办副业厂，正副厂长三四个，会计、保管、保卫、“外交”合计六七个，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机构全了，关口多，车间里改装一个机器部件，也得经小组同意、厂领导决定、大队党支部批准。
如果这些机构今天人不齐，明天顾不上，一拖就是几十天。
事情是要群众做的。
公社党委把要做的事情交给大队干部，下达给社员群众，不设那么多机构，少些行政人员，不可以吗？
群众说：
“解放初期，区里村里没几个干部，事情就办了。
现在人越多越不好办事。”
河南嵩县纸房公社　文志平

浙江大学党委认真落实侨务政策
浙江大学党委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充分调动归侨教师和职工的积极性。
学校各级党组织冲破“华侨不能进入保密单位”、“不能参加重点科研项目”等禁锢，在安排工作、吸收入党、评选先进等各方面，对归侨教师和职工一视同仁。
机械系归侨教师陈祖祥担任了机制专业党支部副书记，归侨陈家平担任了计算几何重点科研项目的副组长。
六名归侨教师、职工被评为1977年度抓纲治校的积极分子。
还有些归侨教师被提升为副教授、讲师。
粉碎“四人帮”以来，学校党委为十七名因所谓“海外关系”而受到审查、迫害的归侨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据新华社）

深切怀念南汉宸同志
胡景沄　丁冬放　尚明　韩雷　杨培新
一
南汉宸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
金融战线几十万职工，深切怀念我们的南行长。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是南汉宸同志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指示，领导我们创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
在胜利进军的时候，是南汉宸同志带领我们进城，扫除伪金圆券和金银外汇投机，建立新中国的独立的、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制度，建设统一而强大的中国人民银行。
当林彪、“四人帮”煽起狂风恶浪，我们敬爱的南行长受到迫害的时候，我们广大职工不禁黯然神伤。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开始新的长征的时候，我们都想到，如果南汉宸同志这时候能够和我们在一起，为新时期总任务而战斗，那该多好啊！
可是，这位出生入死战斗几十年，晚年重病在身，依然坚持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革命家已经长眠地下。
他没有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却死在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暗算之中，这又是多么令人痛心而遗憾。
南汉宸同志是我党的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一直战斗在我党最艰险的岗位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皖北成立特委组织暴动，举起武装斗争的红旗。
他深得杨虎城将军的敬重，利用这种微妙的关系，在陕西、河南掩护党的工作，多次营救刘志丹等同志。
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日子里，他在平、津、沪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进行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西安事变”的日子里，他在周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领导下做细致复杂的工作，逼蒋抗日，发动抗战。
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封锁边区，要饿死、困死我们。
毛主席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告诉他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要他充当为“无米之炊”的巧妇。
1948年大反攻开始后，任命他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统一货币发行，迎接全国胜利。
1953年为了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突破禁运和封锁，又任命他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
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深知他对党赤胆忠心，善于千方百计完成工作任务，总是把最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他。
对南汉宸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他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
我们曾经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感到他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善于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无产阶级银行家的务实作风紧密地结合起来。
他把党的方针、政策、任务坚决落实到银行业务工作中去，又善于依靠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保证银行业务工作的完成。
在这方面，他是我们银行干部和经济干部学习的最好的典范。
我们就以这方面的回忆，寄托我们的哀思，并借以明确我们学习的方向。
二
南汉宸同志站在经济工作岗位上，眼睛却总是紧紧盯住国内外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主动地把它落实到银行的业务工作中去。
对待党的指示，他不是照抄、照转，当收发室，而是认真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客观经济规律，找出关键所在，提出具体措施，切实加以贯彻执行。
干部跟他在一起，总感觉到心胸开阔，心明眼亮。
海燕要在暴风雨中展翅飞翔。
每当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激烈变化的时候，南汉宸同志越发显得他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统率下，在金融战线上高瞻远瞩、制敌机先的优秀指挥员。
1949年，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华北平原上，平津解放，残敌肃清，大军挥戈南下；
银行面临着恢复生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重大任务。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党的工作中心已经由农村转入城市。
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十年来我们又长期处在敌人的分割、包围、封锁之中，我们正是依靠和利用了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实行革命割据、分区自给，孤立和包围城市。
银行干部背上口袋，挨家挨户发放农贷，提倡“家家纺纱、村村织布”，搞硝盐、土硝、土碱、土肥皂。
这时华北全境解放了，我们占领了海口，打开了城市，恢复了交通，控制了工业。
经济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性质的变化？
银行工作又要从哪里抓起？
南汉宸同志召开了分行经理会议，并作了“扶持生产是银行的中心任务”的报告。
南汉宸同志看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的是城乡互助，内外交流，高度发展商品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锁国主义。
太行山、五台山的核桃、花椒，内蒙古草原上的皮毛，穷乡僻壤的猪鬃、鸡蛋、鸡毛、蒜皮，远销国外。
出口这些物资，农民就可以得到资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出口这些物资，也就可以换回军工、医药、印刷、交通等器材，支援解放战争，换回工业原料，恢复城市工业生产。
南汉宸同志提出“我们银行工作方针要有适时的转变”，从扶持小生产、分区自给的方针，转变为发展工业农业生产、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发展内外互惠的对外贸易。
银行通过合理调整外汇牌价，在口岸积极收购外汇，这就有效地推动了出口贸易，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发展了工业生产。
农村发放农贷，也着重支持农民增产出口商品和经济作物，贯彻工农结合，城乡互助的方针。
现代化大生产中，流通部门是必不可少的，它对生产要发挥很大的作用。
当时，银行就抓住外汇和贷款两个中心环节，巧妙地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50年又面临着从通货膨胀向通货稳定的重大转变。
从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的货币、金融就呈现了动荡不安的形势。
1937年以来，国民党政府一贯执行通货膨胀的政策，更使人民生活困苦，国民经济处于日趋崩溃境地。
人民深切盼望推翻三座大山之后，能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安定人民生活。
1947年，我们统一发行人民币，支援解放大军进军全国，就是为稳定货币积极创造条件。
1950年03月，党中央决定对全国财政、银行、贸易实行统一管理，力争实现财政收支、现金收支、物资调拨的平衡，制止通货膨胀。
南汉宸同志适时召开全国分行行长会议，部署这场决定性的战斗。
当时人民币主要掌握在国营企业、机关、团体、部队手中，决定执行列宁关于一切单位都要把钱存入银行，付款必须通过银行办理的指示，实行现金管理。
周总理亲自签署了实行现金管理的命令。
银行贯彻执行以后，国家所有分散在各单位的人民币开始集中到人民银行来，这就使银行的存款有成倍的增加，货币开始源源回笼。
为打击投机，实行釜底抽薪，银行又决定大量吸收社会游资，放手办理折实存款，并按市场利率吸收资金。
为了使税收、利润及时上缴中央财政部，贸易销货收入及时上交中央贸易部，银行又在每个县设立支行，以便代理财政金库和贸易金库，保证资金迅速上调。
南汉宸同志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特点，组织这场关系金融战线全局的斗争，是很有气魄的，他善于捕捉战机，敢于集中兵力，进行决战。
当时，银行干部不足，对于县县设行，有些同志迟疑不决。
南汉宸同志指出：
你们无非是怕派出去的人会卷款潜逃。
我们准备它出事，也要普设县行机构。
后来，事实证明卷款潜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有些银行负责人，怕办折实存款，按市场利率吸收存款，会给银行带来亏累。
南汉宸同志指出：
赔本也干。
南汉宸同志勉励大家，敢于夺取新的胜利，要准备战斗三个月，上青龙桥，过八达岭，以后就会出现康庄大道。
战役打响以后，不到半个多月，南汉宸同志从银行电报统计中发现全国货币已回笼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物价指数呈现直线下跌的形势，他就向国务院和中财委汇报，金融战线上决定性胜利已经来到。
党中央开始部署调整工商业，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
为什么南汉宸同志能够洞察形势，体会党的意图，紧紧抓住银行工作中的政策问题？
这不是因为他别具慧眼，而是因为他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南汉宸同志从来不躺在成绩和功劳上面睡觉，而是不自满、不停顿地前进。
他重病在身的时候，经常向我们背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表达了他不服老，不服病，还要为党作出一番壮丽事业的胸怀。
他对中央文件和领导同志指示是认真学习的。
对各方面来的材料、下级行的报告和汇报，都注意听取，吸取其精华。
他的皮包里总是装着两个笔记本，一本是笔记，一本是日记。
笔记里记取了群众的智慧。
日记里精确地记载了各项大事和他的体会。
他通过日记加强了自己的回忆，作报告的时候就能把历史再现出来，栩栩如生，引人入胜。
党中央要求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南汉宸同志年已七旬，依然严格要求自己，真正达到了这个要求。
我们回想起这一点，就感到这是对我们的鞭策。
三
南汉宸同志为什么能够完满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这是因为他不仅善于出主意，而且善于用干部。
他就象是一块磁铁，无论放到那里，它都能把铁砂吸引在它的周围，而且越滚越大。
南汉宸同志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有丰富的阅历，因此，他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能够有深切的体会，敢于坚决贯彻执行。
南汉宸同志为党爱护干部，培养干部，向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
他认为提高干部的能力，使之适应于工作发展的需要，胜任愉快，永不掉队，这才是真正的爱护。
1950年，他发现社会主义的银行的干部，需要懂得政治经济学，懂得工农业生产，就请求北京大学设立银行专修班，把老红军、老党员、局处一级干部，送去学习。
他又把分行行长集中到总行办学习班，并亲自去讲课。
他还大力培养新干部和接班人。
1950年商请清华大学设银行专修科。
有些青年不安心学习，认为建设开始以后，银行已经没有多大作用。
他就亲自去作报告，把青年人的火热的心点燃起来。
他早就提出设置银行中学和金融学院的设想，认为银行必须培养出来一大批懂得马列主义，懂得政治经济学，懂得现代工业、农业，懂得外汇和外贸的干部。
对在职干部，他经常作有关时局、学习和金融政策的报告。
这是对干部交心，告诉大家自己在想什么，希望他们想什么。
对于干部的宿舍、托儿所、医疗、福利等问题，他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南汉宸同志在银行认真执行知识分子政策。
他深知当前的银行工作是复杂的细致的经济工作，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要有工业、农业、外贸和国际经济知识。
银行工作需要专家、学者，有学问、有经验、有才能的人。
建国初期，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先生到北京，南汉宸同志按照中央的意图，热情欢迎他们到银行当顾问，并请他们引荐人材。
银行作为资本主义的神经中枢，无论国民党的银行，还是私人银行，都曾经设立经济研究机构，延揽一批专家和知识分子。
南汉宸同志把这些专家都用上犹嫌不足，又从社会上邀请一批专家、学者、教授到银行工作。
设立了由冀朝鼎同志领导的包括一百多人的金融研究机构，而且在各业务部门设专门委员、研究员，帮助分析业务中出现的复杂的经济问题。
旧中国银行集中了许多经济资料和图书，南汉宸同志指示把伪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金城银行、上海银行的图书全部集中北京，建立了一个有数十万册书籍的经济图书馆，其中海关关册之完全就为全国之冠。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个从山沟里成长起来的银行，进城之后之所以能够迅速掌握外汇、保险、汇兑、金银业务和金融管理工作，制定了正确的金、银、外汇政策，这同吸收一批专家、学者和我们一起共事有密切的关系。
南汉宸同志在金融工作中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是很有成绩的。
1949年，有一个私人银行因香港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请求人民银行借给二百万港币的外汇。
南汉宸同志却批给八百万港币，要他们搞好业务，充实基础。
这事感动了周作民先生。
他曾经接触过北洋军阀，也接触过蒋介石和孔祥熙、宋子文。
这些人善于乘人之危，投井下石，总想吞并或掌握私人银行。
他从这一件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真正体现了全民族的利益。
这样的党和国家，是可信赖的。
他毅然回到祖国，请求对他的银行实行公私合营。
现在，这些银行机构，正在为祖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南汉宸同志目光远大，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胸襟和气魄。
南汉宸同志爱才若渴。
有一个负责干部到外地视察，他亲自写信要当地银行行长介绍干部情况并推荐人材。
后来，就把被推荐的年青干部调到总行担任重要职务。
他随时注意发现和选拔人材，是因为他知道党的事业正在发展，不挑“尖子”，不出人材，就不能适应更加艰巨的工作任务。
银行干部盛赞他知人善任，敢于用人。
这同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依靠群众掩护、支持，和群众同呼吸，有密切的关系。
他在地下的艰苦斗争中，看到绝大多数人是反对国民党，同情共产党的，因此他相信他们在我党领导下，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他信任、爱护他们。
他认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各有长处、各有短处。
不因为档案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否定一切。
既看到缺点，又看到优点。
在他看来，没有不能使用的干部。
他总是因材使用，用其所长，补其所短。
他对干部就象对苹果树一样，不断打去杈枝，修剪枝叶，在谈话中启发干部改正缺点。
他就象一团烈火，以自己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热情，烧暖你的心，使你热气腾腾投入斗争。
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但是南汉宸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
这对于正在领导我们开始新的长征的党，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如果我们党有几百个、几千个象南汉宸同志那样得力的干部，我们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事业就会提早几年实现。
但是死者已经长眠地下，我们只能寄托于更多的人，奋发革命的青春，象南汉宸同志那样，既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自己业务工作中去，又切实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把人民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从而完成我们的伟大艰巨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事业。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北京农业大学十年来的变迁
北京农业大学，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建立起来的一所多科性全国重点农业大学。
在解放后的十七年里，为国家培养了一万多名大专毕业生，四百多名研究生，数百名进修教师，还为亚、非、欧十二个国家培养了一百多名留学生。
在科研方面，也取得许多可喜的成果，引起国内外的重视。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北京农业大学已经形成为一个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
对这样一个好学校，林彪、“四人帮”却千方百计进行破坏。
1969年10月，他们限令全校数千名师生员工和家属在三天之内都要搬到河北涿县和附近农村分散寄居。
接着又把一千多名学生和数百名教职工下放到衡水地区插队劳动。
12月，他们又擅自宣布撤销和解散北京农大，教职工可各奔前程，自寻出路；
找不到门路的，搞生产劳动，等待处理，或者就地插队落户。
国务院得知这一情况后，撤销了这一错误决定，指示农大还要办。
但是这时校舍已被分掉，农场的土地已被占用。
于是又有人出主意把学校赶到陕西延安地区的清泉沟，并且规定：
如有对抗搬迁者，采取强制手段，进行押送！
于是，带着氧气瓶的病人，也被用担架抬上车去。
就这样，学校的数千人被甩到从延安到铜川一带几百里地的几十个点上。
在两年的时间里，三百多教职工和大批家属、小孩得了克山病和大骨节病，有的从此离开了人世！
后来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决定把农大从清泉沟撤出来。
这才为我们国家挽救了这所重点大学，保全了这支重要的农业科研队伍！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在涿县与王洪文直接挂钩的坏人，也把农大看成了眼中钉。
他们从1974年10月开始，到“四人帮”彻底垮台，多次指使武斗队闯入农大。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1974年的那次大抢劫，对农大的科学实验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
他们抢走稻谷一百二十多万斤，生产科研用的各种电机、设备二千余件，铲毁腐植酸铵试验地麦苗一千多亩。
还破坏了小麦常规育种、辐射育种的全部试验研究。
有六百零六个国内外珍贵的小麦原始材料被销毁，还毁掉了九十七个棉花抗病和长棉绒材料。
许多老教师看到自己辛勤劳动几十年的成果被毁于一旦，都失声痛哭。
有的教师在统计这些数字时，泪水打湿了统计表。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教职工的生活很苦。
从学校的领导到教授和职工，不论是一家几代，最多只能分配到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
只有著名小麦育种专家蔡旭教授“特殊”一点，一家三代十多口人，住着两间小房。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附近的贫下中农看着实在过意不去，帮他盖了一间。
生活条件是这样，教学和科研的环境也是如此。
大批的仪器和设备，只能封存在牛棚、马圈、库房和走廊里，四十多万册图书和古籍堆放在各个角落。
由于缺水、缺电，许多该开设的实验课开不了，科研项目也无法进行。
　在林彪、“四人帮”的摧残下，一所好端端的重点农业大学，竟被糟踏成这个样子！
但是，威武不能屈，困难也没有吓倒我们党教育培养的知识分子。
在豺狼当道、“四害”横行的时候，他们还是披荆斩棘，冒着风险，奋勇地前进着，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涿县，无法进行教学和科研，师生们便决定校内干不了，校外干；
集中干不了，分散干。
于是由师生们组成的一个个小分队，就开到二十多个教学基点去，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
中年教师石元春、林培和老教授李连捷等，带病来到河北省曲周县，和贫下中农一起战斗，进行国家重点项目改良盐碱的科学实验，搞了六千亩地的试验区和二万亩地的综合治理区。
经过几年的综合治理，这里终于成了黑龙港地区的米粮仓。
畜牧专业的师生，奔走在祖国北方的大草原和南方的高山草场，开展了牛的品种改良和草原改良的研究工作。
他们成功地把北方奶牛移到南方高山草场落户放牧，又把河北围场县的黄牛改良为肉牛，杂交改良后的第1代，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体重即可达五百五十多斤。
他们的辛勤劳动，为改良草原和发展肉牛事业开辟了新的途径。
遗传育种专业玉米组的教师，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跑遍了廊坊、三河、晋县等地，始终没有停止他们的育种试验。
留在学校的教师同样在艰苦奋斗。
农药专业的教师，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锅炉房里，开辟了一个“实验室”，研究国家下达的两个科研项目。
他们试制成功了抗鸡球虫病的药物——球痢灵，还合成了几种农作物的化学控制药剂——整形素类药物。
他们还和植保专业的教师密切配合，进行了超低容量喷雾新技术油剂农药的研制，搞了上千种配方，进行了数以千万亩计的田间试验，用国产原料制成了新油剂，对防治十几种虫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更值得令人敬佩的是那些曾为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的老教授们。
全国政协常委、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绂教授，虽然已近八十高龄，眼睛和腿都有毛病，看书走路都很困难，这几年，他在一间仓库里收拾出半间屋大的一块地方，把一个废弃的厕所作为消毒间，一面写书，一面进行关于赤霉菌的遗传、变异的研究工作。
现在，他编写的《真菌技术汇编》第1部已经出版，第2部也即将付印。
中国农学会畜牧兽医分会常务理事汤逸人教授，1973年得了癌症。
他把病房当作工作室拚命工作，根据自己多年调查研究的结果，写出了发展我国畜牧业的书面建议，还编译了数万字的资料，介绍了目前国外畜牧科学技术的新发展。
又以惊人的速度写出了一部《英汉畜牧词典》的初稿，一直战斗到心脏停止跳动的生命最后一息！
中国作物学会常务理事蔡旭教授，在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以后，不准下育种试验田，他就在晚上或拂晓前，顶着星星，冒着严寒，拄着拐杖，手拿电筒，到地里观察记录；
到陕西后，他为了坚持育种工作，在数九寒天里，亲手抡镐，艰难地开出了一小块试验田。
在涿县，他和小麦育种组的同志们辛勤研究的成果，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他们怀着满腔怒火，一锹一镐地修整了被铲毁的土地，一棵一棵地把残存的幼苗从土里扒出来，又继续着他们的育种工作。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粉碎了“四人帮”，如今他们选育的“农大一九八”和“农大一九九”等小麦抗锈优良品种，已经在河北的三河县、天津的宝坻县、北京的通县等地，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了。
农大的师生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这些年来，承担了三十多项国家和河北省的科研课题，完成了上百项科研任务，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们有十项科研项目得了奖状。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所农业大学，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他们迁回北京原校址，师生们更加精神振奋，决心为农业教育的大发展和大提高而贡献力量。
《光明日报》记者　宋名玉　王劲松
（原载11月30日《光明日报》，本报有删节）

康副总理宴请瑞典政府代表团时强调指出
中国遵照毛主席教导重视向外国学习
新华社北京12月03日电
康世恩副总理今晚在宴请由埃里克·胡斯率领的瑞典政府代表团时强调指出，中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重视向外国学习。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我们要同世界各国人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求得不断进步。”
这位瑞典工业大臣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是今天上午到达北京的。
康副总理在宴会上讲话时说，瑞典在经济建设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埃里克·胡斯大臣亲自来北京签订中瑞工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具有重要意义。
协定将把两国在工业、科学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的友好合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将为我们两国人民互相学习，特别是我国人民向瑞典人民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
埃里克·胡斯大臣在讲话中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
他说：
“我代表瑞典政府表示真诚的希望：
瑞典的工业和技术将为中国的发展和经济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
他强调说，瑞典政府对即将签订的中瑞工业和科技合作协定给予最大的重视。
这项协定将为扩大我们两国的合作提供一个轮廓。
宴会前，康世恩副总理会见了瑞典贵宾。
瑞典驻中国大使卡吉·比耶尔克参加会见并应邀出席了宴会。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冶金部部长唐克，国家经委副主任马仪，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国家科委副主任江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外贸部副部长崔群，一机部副部长孙友余。
（附图片）
康世恩副总理会见并宴请由工业大臣埃里克·胡斯率领的瑞典政府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赵天聘摄

恢复商标　维护名牌信誉
新华社上海电
新华社记者吴复民报道：
目前我国市场上出售的棉布、丝绸、呢绒和化纤织物，既无牌子，也不标厂名。
对此，消费者普遍表示不满。
今年以来，上海纺织系统有三十九个工厂被命名为信得过工厂，二百九十六种产品得到了“优良产品”奖状。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任何标记说明哪些产品出自信得过工厂。
当消费者要求购买“优良产品”时，没有一个商店的营业员能说得出哪个是优良产品，哪个不是。
人们指出，这种“隐姓埋名”的做法保护了落后的工厂。
上海市有六家工厂生产涤粘中长纤维，质量高低差异很大。
其中，第四漂染厂的产品手感丰满，富有弹性，有呢绒风格；
而红卫漂染厂的同类产品，摸上去发硬，象麻袋布。
同样是漂白涤棉府绸，第2印染厂由于工艺考究，产品粒纹突出，条干均匀、光泽匀润；
而第6印染厂的同类产品白度不纯，甚至呈灰白色。
虽然质量相差很大，但因为规格相同，质量指标达到国家规定，商业部门一律按同样规格收购，以同样价格在市场上出售。
这样，那些生产落后产品的工厂，由于经济上不受损失，又受不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因而得过且过，不思改进。
而那些努力提高质量、发展品种的先进工厂，由于优质没有优价，既没得到经济利益，也得不到消费者的鼓励，甚至还要代人受过，因而积极性受到影响。
在研究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时候，人们强烈要求尽快在纺织品上标上厂名，恢复商标，而且要求各厂固定商标，专厂专用，以维持名牌信誉。
对优质、名牌产品必须实行优价，有关工厂应该相应得到经济利益；
劣质产品应该降价，有关工厂要受到经济制裁。

提高质量恢复名牌
——南京华东电子管厂二车间访问记
走进南京华东电子管厂第2车间，记者立刻被工人们那种一丝不苟，精心操作的精神所吸引。
我国有名的“电工牌”日光灯就是这里生产的。
墙上的优胜红旗和醒目的进度表告诉人们，1977年，这个车间的主要产品日光灯，在同类产品的质量评比中，名列全国第1。
今年，他们深入开展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到三季度末，已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五。
产品的亮度、寿命、光电、外观等，都超过上级规定的质量要求。
合格率超过本厂历史最好水平。
二车间曾有过光荣的历史。
早在1953年，他们冲破外国的封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首先试制成功荧光灯，为我国填补了一项空白。
从那以后，他们的产品畅销国内外，质量一直领先，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多次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表扬。
可是前几年，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这个车间被搞得乱糟糟的。
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除了，劳动无定额，材料无限额，质量无检验，出勤无考核，产量逐年下降，合格率越来越低。
十年间，有七年完不成国家计划。
1974年的年产量只有一百二十三万只，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五十三点三六，产量、质量都比1966年前的最高水平，下降了百分之四十。
打倒“四人帮”，搬掉了绊脚石。
二车间的广大职工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扎扎实实地开展了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的整顿企业管理的工作。
车间党支部首先抓了群众管理网的建设，恢复了班组“八大员”，把牢生产工序的各个环节。
过去，每天进出的产品和半制品以及每个人生产多少，都是毛估。
出了次品，大家“摊派”，“吃大锅饭”。
现在，核算员认真统计，别人下班了，他还在兢兢业业地核算。
这个车间还积极开展“优质高产百日红”和“产品质量信得过”的竞赛活动，大力表扬抓质量的好人好事。
本报记者　颜世贵

新长征的先锋战士
——记曾经参加天安门事件的部分同志
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
北京广播器材厂党委委员魏传军，在天安门事件中不信邪，不怕压，坚决支持和保护本厂参加斗争的干部和群众，因而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投进了监狱。
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月，魏传军出狱了。
厂里同志看他被折磨得面颊浮肿，身体虚弱，劝他休息一段时间；
医务人员为他检查了身体，动员他去疗养。
同志们的关怀，阶级的深情，使魏传军深受感动。
他说：
“我要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夺取揭批‘四人帮’的全胜！”
他带病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深入进行揭批和清查的斗争。
他发现，有些同志存有顾虑，心情不佳，因为在他被捕后，在“四人帮”的高压下违心地批判过他。
魏传军一个一个地找这些同志谈心，鼓励他们把千仇万恨集中到“四人帮”身上，团结一心去战斗。
他讲得真挚、热情，听者无不为之感动，纷纷卸下包袱，积极投入斗争。
后来，厂党委分工由魏传军负责落实政策的工作。
他把这个任务作为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一件大事抓了起来，深入调查研究，坚决为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职工平反昭雪。
目前，这个厂的积案绝大部分已经复查处理，全厂出现了一派安定团结的新气象。
为四个现代化大干快上
天安门事件中，一个工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过这样的誓词：
“敬爱的周总理，安息吧！
四个现代化一定要实现，社会主义祖国一定要建成！”
今天，那些在天安门事件中表现了大无畏革命精神的同志们，正在为实践这一豪迈的誓言而日夜奋战。
被“四人帮”关押了八个月的北京朝阳无线电厂技术员周忠铉，出狱时尽管身体很虚弱，但只休息了两天，就投入了紧张的技术工作，决心把全部精力和智慧贡献给四个现代化。
他在做好日常技术工作的同时，根据我国资源的特点，认真研究试验了他在狱中构思的全硅管无变压器新电路的设计。
去年07月，他在反复验证的基础上，写成了关于这一新电路的学术论文，在全国有关专业会议上作了介绍，受到了好评。
今年四十岁的周忠铉，并不满足已有的成绩。
他为了提高我国收音机的质量，扩大产品品种，又同工人们一起研究设计新产品——高传真调频调辐收音机。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终于试制成功了这种性能优良、音质好的新型收音机。
接着，周忠铉又开始了另一种新产品——高传真立体声收音机的研究设计。
为了抢时间，争速度，周忠铉把行李搬到工厂，吃在车间，住在车间，经常工作到深夜。
他把一腔热血倾注到新技术的研究应用中去，在厂里一连住了两个月，使这种质量好的立体声收音机及早试制成功，为提高我国收音机的研制技术作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一○九厂的绝大多数职工，当年曾经高举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的大幅诗牌，在天安门前作过英勇的斗争。
今天，他们把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化成向科技现代化进军的巨大力量，正为保证全院重点科研项目的胜利完成而日夜战斗着。
这个厂当年因天安门事件被捕的三位同志、上百名受到不同形式审查的职工，如今正在同全厂职工一道大干社会主义。
最近几个月来，这个厂为加快科研工作的进度，不少工序由原来的一班制改为两班倒，不少同志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供应器材的同志随叫随到，有时夜里已经睡了，只要有人叫，立即起来发料。
由于全厂职工群策群力，重点科研项目任务的完成进度大大加快了，产品的一类品和成品率普遍提高一倍以上，取得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好成绩。
在北京二十二中。
当年因带领学生参加天安门事件被捕入狱的青年女教师韩希宁，今天为革命搞好教学的劲头更大了。
她深深懂得：
为四个现代化培养更多的人才，是自己光荣的职责，也是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
韩希宁现在担任班主任的那个班，学生是新从好多个小学招来的，程度参差不齐。
为了使这些学生共同进步，她费尽心血。
她是个外语教师，每天早上七点钟就来到教室，带领学生们早读；
上课时，她集中精力讲解，让学生们尽快掌握外语知识。
每星期二、四、六晚上，她都为基础比较差的学生补课，耐心地讲，一遍不行，就多讲几遍，从不厌倦，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息。
二十三岁的韩希宁还挤出时间来刻苦自学，虚心请教老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她说：
过去“四人帮”毒害青年，误人子弟，我真不想当教师。
现在可不同了，我爱上了教师这一行，一定要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平凡的岗位上
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叱咤风云，奋起抗令，而后又在非法关押和审讯中凛然不屈，怒斥“四人帮”的不少青年英雄，在胜利到来的日子里，回到平凡的岗位上，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更加奋发努力地为人民服务，象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我们在通讯《在光明与黑暗的决战中》里，除了突出介绍了共产党员韩爱民的事迹外，还写过北京市宽街基层食品店的青年工人姚庆春。
小姚是同他的哥哥姚建春一起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斗争而先后被捕的。
屈辱、折磨、强加的罪名，将这个二十岁的青年磨练得更坚强。
虽然在监狱里得了肝炎，可是在出狱的第2天，他就上班了。
医生给他开了假条，他默默地装在口袋里，照常上班。
他是食品店维修组的木工，除了做好份内工作外，那里有活就干到那里。
老师傅们夸他一刻也闲不住，比从前更勤快了。
今年秋天，为了改变广大市民吃早点排队的状况，他和一些同志赶修早点售货亭，白天干，晚上干，夜里困极了，就在马路边上垫块木板睡一会儿，十三天的任务八天就完成了。
今年09月，他加入了共青团。
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腼腆地说：
“比起老师傅们来，我干得差远了。
我要开足马力，为解决好新长征路上的吃饭问题多做工作。”
被“四人帮”诬为“暴徒”、投进监狱的，还有当时只有十九岁的高中学生梁小茗。
在天安门事件中，她和几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一起发起成立“悼念周总理委员会”。
入狱之初，她对斗争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可是，斗争锻炼了她，正如她爸爸——空军中的一位老干部所说的，斗争使她成长起来了。
今年，她被分配到北京机电公司光华路供应站管理仓库。
这是一种平凡而又繁琐的工作。
可梁小茗立刻就爱上了这一行。
她决心学习大庆的后勤标兵齐莉莉，加强岗位练兵，认真请教老师傅，尽快熟悉各种材料的类型、性能等等。
她每天早上班，晚下班，想方设法多学点本领，多做点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
在北京整流器厂维修车间，几乎每天清晨有一个黑黑瘦瘦的青年，第1个走进车间的大门，第1个做生产准备工作。
他是谁？
他就是在天安门事件中努力同“四人帮”斗争时表现出色的共青团员吕德俊。
他出狱后，一直埋头苦干，早来晚走，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当他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时，有不少同志好心地对他说，你反“四人帮”有功，现在身体又不好，应该向组织上要求疗养，并调个轻工作。
吕德俊说：
我是一名共青团员，我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和工作上，大干社会主义。
革命战士的本色
人们清楚地记得，在1976年清明前后的天安门广场上，每天都有许多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投入悲愤的人海，同人民群众并肩战斗。
人们也还记得，第2炮兵后勤部的两批四十八名基层干部，先后把两个精心制作的花圈送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来自军营的花圈，使人民群众为之振奋，也更使“四人帮”一伙惊恐万状。
他们对这四十八位军队干部进行了残酷迫害：
停职，监视，关押，隔离审查。
今天，这些经受了严重考验的革命战士，正以新的战斗姿态，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抓纲治军而奋斗。
当他们听说记者要访问他们的时候，谁也不肯出面，都说他们没有做什么。
第2炮兵后勤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向记者说：
“这些同志个个都是好样的！”
他只好请来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向记者谈谈这些谦虚而有为的青年干部。
有的说，这四十八位年轻干部，经受了“四人帮”高压迫害的考验，也经受了胜利到来后的新的考验；
当时没有一个人低头，现在没有一个人掉队，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
有的说：
这些同志一获得解放，就立即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四十八个同志，人人都是斗争中的骨干。
有位负责同志介绍说，这些同志在工作中更加勤勤恳恳。
侯书智同志被捕后，她的在七机部工作的爱人也因为反抗“四人帮”被捕，家里丢下两个孩子。
可是，侯书智出狱后，一回到军营，就忙于工作，顾不上去看孩子。
她调任政治干事后，工作更忙，同志们有话都愿意找她说，把她当作知心人。
参谋娄道林因为精心设计悼念周总理的花圈而受到迫害，如今他更加认真负责，精心工作，被同志们誉为好参谋。
这些负责人还说，这些同志经受了考验之后，不少人提了职，四十八人中唯一的一个非党员也入了党。
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居功自傲，人人谦虚谨慎，十分注意团结。
新华社记者　朱述新　徐人仲

朝鲜地质代表团抵京
新华社北京12月03日电
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资源开发部副部长朴元铉率领的朝鲜地质代表团，今天上午乘火车到达北京。
代表团由石油地质、地球物理、钻井等方面的技术人员组成。
他们应邀前来我国参观石油企业。
晚上，我国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张文彬设宴欢迎朝鲜同志。
张文彬副部长在宴会上祝酒时指出，朴元铉副部长和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对我国石油职工是一个鼓舞和促进。
这次访问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向朝鲜同志学习的好机会。
朴元铉副部长在致答词时说，朝鲜人民把中国人民在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看作是自己的成就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应邀出席了宴会。

王子纲部长宴请孟加拉邮电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03日电
邮电部长王子纲今晚举行宴会，欢迎由邮电部长毛杜德·艾哈迈德率领的孟加拉邮电代表团。
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莫明、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邮电部副部长申光、罗淑珍等出席宴会作陪。

利伯维尔
在非洲几内亚湾东岸、赤道以北四十几公里的地方，海滨椰林的热带风光衬托着一座漂亮的城市，这就是加蓬共和国的首都利伯维尔。
它是加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重要海港。
利伯维尔，意思是自由城。
早在十五世纪末，西方殖民者就相继来到这一带沿海，从事罪恶的奴隶贸易。
一八三九年，法国船长布埃发现这里是建立商站的好地方，便用低廉的代价骗取了加蓬河口两岸大片土地的主权。
为了掠夺加蓬丰富的自然资源，1846年，一座殖民者的商业城镇在加蓬河口北岸建立起来了。
它就是利伯维尔的前身。
1849年，法国人在附近海面截获了一艘偷贩“黑奴”的巴西船，把船上的黑人安置在这里，于是，布埃便给这个城镇起了个时髦的名字——利伯维尔（自由）。
然而，在加蓬独立前，加蓬人民是不可能具有真正自由的。
今天的利伯维尔，正以崭新的面貌鼓舞着加蓬人民，吸引着各国旅游者。
它座落在加蓬河口北岸；
西面南北延伸的海滨，东面起伏变幻的丘陵，南面沟通内陆的加蓬河，加上宜人的热带海洋性气候，为城市建设和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市区沿海滨延伸，向背后的丘陵扩大，恰似放大的同心半圆。
风景如画的椰林海滨，有开阔的沙滩、清澈的浴场；
幽静的滨海大道，排列着雅致的别墅、高大的旅馆；
繁华的独立大街，是首都的行政和商业中心，那里大楼高耸，建筑成群，商店林立，还有热闹非凡的市场；
滨海区背后，作为国宾馆的“03月20日宫”，新建的国际会议大厦和周围的四十多幢宾馆，耸立在起伏的山岗之上。
正在大力进行的城市建设，同热带城市园林有机结合，构成一幅欣欣向荣的画卷。
正象有人描述的：
加蓬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在利伯维尔，吊车布满首都天空。
这个独立前只不过二万人的城镇，到1975年已发展成二十五万人的现代化城市。
利伯维尔的工业，包括锯木、胶合板、纺织印染、酿酒、制糖、面粉、造船、水泥等多种工业部门。
木材加工具有历史传统，郊区的农巴洛韦锯木厂是目前加蓬最大的锯木厂。
最近城北石油资源的发现，进一步展现了利伯维尔工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作为文化教育中心，这里是加蓬国立大学的所在地，同时有公立中学、师范学院、技术学校、林业学校、商业学院等各类学校，以及热带农牧业、地质矿产和林业的研究机构。
此外，它的民族博物馆、综合性体育场闻名全国。
云　飞（附图片）
利伯维尔体育场及城市一角

加蓬共和国
如果说厄瓜多尔的基多是世界上唯一的位于赤道线的首都，那么加蓬的利伯维尔可以说是世界上距赤道最近的另一个都城了。
以盛产木材而驰名世界的加蓬共和国横跨赤道线，位于中非洲西部，面临大西洋，与赤道几内亚、喀麦隆、刚果为邻。
高温多雨的赤道气候使万物郁郁葱葱，生气盎然，在二十六万七千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竟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地区覆盖着浓密的森林。
这里生长着奥库梅木（加蓬榄）、乌木、红木等珍木良材。
它们的采伐和出口曾在独立前的年代里构成加蓬经济的基础。
至今，它在出口贸易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加蓬得天独厚，岂止森林，矿藏也十分丰富。
弗朗斯维尔地区的锰矿、铀矿，贝林加、梅坎博地区的铁矿或以其储量之大，或以其金属含量之高而跻于世界之前列。
让蒂尔港近海的油田虽比不上中东、波斯湾，但在中非地区也执牛耳之席。
十余年来，加蓬采矿业迅速发展，矿产出口约占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
加蓬的人口不多，只有九十五万，主要聚居在海岸地区和奥戈韦河两岸。
南部居民以班图族为主，北部则以芳族较多。
随着采矿业的兴起，城市人口迅速增加。
目前，首都利伯维尔、石油中心让蒂尔港和矿业中心弗朗斯维尔的居民已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加蓬十九世纪中期，法国殖民主义者侵入沿岸地区，强占土地，肆意兼并，建立殖民统治。
1889年法国把海岸地区和奥戈韦河流域强行划入法属刚果殖民地；
1910年加蓬成为法属赤道非洲殖民地的一部分；
其后，法国为了平息德意志帝国对它攫取摩洛哥的愤怒，加蓬一度转为德国殖民地。
第2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加蓬终于在1960年08月宣告独立，建立加蓬共和国。
加蓬独立后，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加蓬奉行不结盟政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大国霸权主义和富国剥削掠夺，主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在邦戈总统倡议下，在利伯维尔成立了非洲木材组织。
加蓬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威胁。
1974年04月，中加两国建交。
邦戈总统曾三次访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得到发展，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友好往来，日益开展。
（丹）（附图片）

南领导人接见我经济学家代表团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电 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副主席、南中经济、科技和文化合作混合委员会主席布·伊科尼奇11月27日在接见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时指出，代表团对南的访问，是对华国锋主席访南期间南中两国签订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协定的具体实施。
以宦乡为团长、孙冶方为副团长的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是11月22日抵达贝尔格莱德的。

国际简讯
朝鲜向尼泊尔提供援助
尼泊尔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2月01日在加德满都签订了一项协议，由朝鲜向尼泊尔提供七千二百吨水泥和一百二十吨钢材，用于建设尼泊尔西部发展地区的莫哈纳水利工程。
希腊和苏里南建立外交关系
希腊政府12月01日宣布，希腊和苏里南共和国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双方决定在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国际法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
古巴同安哥拉签订协定
古巴和安哥拉11月30日在哈瓦那签订了三十五项协定。
这些协定涉及安哥拉的经济、民防以及各级的政治顾问工作等。
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米罗·巴尔德斯在签署上述这些协定后宣布，古巴明年向安哥拉派出的专家、技术人员和政治顾问将达一万○七百名。
据报道，目前古巴在安哥拉驻有二万五千名军事人员和六千名非军事人员。
（新华社）

我驻芬兰大使离任回国
据新华社赫尔辛基电
中国驻芬兰大使张灿明11月18日离任回国。
在张灿明大使离任前，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总理卡莱维·索尔萨、外交部长帕沃·韦于吕宁曾分别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外交部长韦于吕宁于11月13日设宴为张灿明大使夫妇送行。

数字与事实
加蓬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采矿业和伐木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石油可采储量约二亿九千万吨，在中非居于首位。
目前，主要采油井在海上，集中于让蒂尔港南的近海海域。
1976年产油一千一百多万吨，居非洲第4位。
＊东南部弗朗斯维尔地区的木安达锰矿，拥有二亿多吨的储量，是世界上最大的锰矿之一。
1976年生产锰砂二百二十多万吨，全供出口，是世界上主要的锰矿出口国。
＊木安达附近的穆纳纳地区有一个高品位的铀矿，1975年精选铀矿石产量为一千七百多吨，居非洲第2位。
＊铁矿也很丰富，总储量约十二亿吨。
东北部的贝林加铁矿储量五亿六千万吨，含铁量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富铁矿之一，加蓬人民称之为“铁山”。
＊全国土地百分之八十五为森林所覆盖，盛产贵重木材，名材奥库梅木尤著称于世。

法马列共揭露苏越对东南亚的霸权野心
马来西亚报纸说苏越缔约企图为“亚安体系”铺路
外国通讯社、报刊报道越南加紧侵犯柬埔寨
新华社巴黎12月02日电
法国《红色人道报》12月02日刊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越南的声明指出，苏联对东南亚地区抱有霸权主义野心，而河内领导人也企图吞并邻国。
声明说：
“为了实现他们的吞并计划，越南领导人已经完全委身于超级大国苏联，苏联对该地区也抱有霸权主义野心。
越南加入经互会、苏越条约的签订（它实际上是一个反对邻国人民的侵略条约）以及大量的苏联文武‘顾问’的流入都是证明。”
声明接着说，苏越在一起准备再次发动对柬埔寨的侵略以及河内电台宣传在柬埔寨的所谓“总起义”，都不免使人想起十年前苏联率领的华沙条约组织部队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之前的形势。
声明说：
“今天，苏联企图在东南亚地区代替美帝”，“它也梦想同河内领导人一起使坚决捍卫自己独立和主权的民主柬埔寨人民屈服”，“因此，我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加强对柬埔寨人民的斗争的声援。
因为，首先，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同样，因为在越南人背后的超级大国苏联，也在西欧边界加紧进行战争准备。”
声明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党员们怀着痛苦和愤怒的心情注视着河内领导人所推行的政策的发展，“这一政策在各方面都是违背越南人民以及东南亚其他各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的。”
新华社北京12月03日电
吉隆坡消息：
马来西亚《星槟日报》最近发表的文章指出，越南不顾东南亚国家的利益，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为苏联倡议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铺路。
这篇题为《越南，你已远离中立》的文章说：
“‘亚安体系’是不适合于亚洲人民的，尤其不能适应东南亚的社会。
这个概念与中立化概念相抵触，因为有一个超级大国在里头。
同时，它也与不结盟的概念相违背。”
文章说：
“东南亚区域的均衡已受到苏越条约的冲击，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担心。”
文章表示不相信越南散布的所谓越南面临严重威胁的说法。
他指出，越南如果不是硬要推行“印支联邦”的计划，又如何会引起柬埔寨的反抗呢？
如果它不排华，又如何会同中国交恶呢？
文章指出，苏越“友好”条约为什么要以军事做后盾呢？
“如果苏联受到威胁，肯定越南帮不了忙；
如果越南自称受到威胁，苏联便可依据条约采取军事行动了，这不是把自己推进结盟集团吗？”
文章说：
“日本外交部也认为此条约对东南亚有害，东南亚国家则密切关注它（越南）的进一步行动。”
文章还说，越南已离开了中立和独立的轨道，向古巴看齐，同苏联结盟。
文章说，结盟的国家如何能说自己是不结盟的一环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02日电
据外国通讯社和报刊报道，越南当局最近又加紧侵犯柬埔寨，受到柬埔寨军队的沉重打击。
合众国际社12月01日引用美国情报人员的话说，越南已经在湄公河三角洲以南西宁省和平隆省集结了十多万军队。
越南空军也加紧轰炸柬埔寨，并深入柬埔寨领空进行侦查。
越南军队在进犯柬埔寨时，采取了美国人惯用的一模一样的作战方法。
据法新社11月28日报道，越南空军每天出动许多苏制米格飞机侵入柬埔寨领空活动。
据说，柬埔寨方面在两个月来击落了十架越南飞机。
最近访问了越南的加拿大《多伦多环球邮报》记者在报道越南当局加紧进行军事行动时说：
“战争在继续，今天不论你到越南什么地方，军事仍然占据首要地位。
我看到一队队坦克开往柬埔寨边界，还有开往中国边境的长得惊人的满载部队的火车（它使我的车子等了二十分钟才能通过），这些都表明了这一点。”
“有人说：
当人民渴望和平和有机会过较好生活的时候，越南对柬埔寨和中国奉行的却是一个富国的对外政策。
由于这个国家没有能力去奉行这样一种政策，它对苏联的依赖正在一天比一天明显和令人吃惊。”
这位记者说，在越南各地都可以感觉到苏联势力的存在，“我所到之处都碰见了俄国人”。
他说：
“回顾过去，在全国掀起反对殖民主义的法国或帝国主义的美国的热潮并不难。
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了。”

肯尼亚总统莫伊接见我大使
愉快地接受了访问中国的邀请
新华社内罗毕电
肯尼亚总统莫伊11月29日上午在这里的国家宫接见了中国驻肯尼亚大使王越毅，并且同他进行了友好和亲切的谈话。
莫伊总统对中国大使说：
“我们两国的关系很好。”
“我希望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加强经济合作方面的关系。”
王越毅大使向莫伊总统转达了中国政府对他的邀请，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莫伊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他说：
“我要在不久的将来到中国访问。”
“访问中国一直是我的愿望。”
他还要求王越毅大使转达他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国人民的最良好祝愿。

萨达姆副主席接见姬鹏飞副委员长
马鲁夫副总统同姬副委员长举行第2轮会谈
新华社巴格达11月30日电
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今天接见了正在这里访问的姬鹏飞副委员长，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姬鹏飞向萨达姆转交了华国锋总理的一封信，并向萨达姆转达了华国锋总理、叶剑英委员长和邓小平副总理的亲切问候。
他说，华国锋总理邀请萨达姆在他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萨达姆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萨达姆请姬鹏飞向华总理、叶委员长和邓副总理转达他的问候。
他说，伊拉克珍视同中国的友谊，希望发展伊中友谊。
姬鹏飞指出，加强中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和第3世界的根本利益。
姬鹏飞邀请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明年上半年派一个党的代表团访问中国，萨达姆也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接见前，马鲁夫副总统同姬副委员长举行了第2轮会谈。
（附图片）
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11月30日接见姬鹏飞副委员长，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新华社记者王景英摄（传真照片）

阿尔及利亚报道布迈丁总统病情
我派一医疗队抵阿尔及尔参加治疗
新华社阿尔及尔12月03日电
据阿尔及利亚新闻社12月02日发表的一项公报说，布迈丁总统的病情“稳定”，总统“仍处在可逆性的昏迷状态”。
据阿尔及利亚报纸报道，自布迈丁11月18日住院治疗以来，十多个国家的数十名著名医生和专家先后来到阿尔及利亚为他精心治疗。
12月01日，中国专门派遣的一个医疗队也抵达阿尔及尔参加这项工作。
近几天来，阿尔及利亚新闻社、报纸、各个省以及各群众组织纷纷发表文章，通过动议和呼吁书，谴责“反动派”利用布迈丁患病对阿尔及利亚进行诽谤和诬蔑，号召阿尔及利亚人民团结，提高警惕，“反对国内和革命内部的阴谋家”，保卫革命成果；
同时赞扬布迈丁的功绩，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
阿尔及利亚各报还刊登了许多国家领导人发来的慰问电。

两伙计
谢黎诗江帆画老大老二，一对伙计；
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恶鬼戴着人面具，刁狼披着花外衣；
我在非洲张血口，你在亚洲施毒计，彼此彼此，新沙皇手下的小徒弟。
难兄难弟，不分高低；
两副嘴脸，一个版底。
舐着卢布求赏赐，认个干爹头叩地；
强盗衣钵我承继，出卖灵魂你第1，彼此彼此，新沙皇豢养的新仆役。
毒蛇两头，一条黑根；
原形毕露，无处藏身。
非洲莽原烈火红，亚洲大地艳阳新；
过街老鼠人喊打，跳梁小丑惊破魂，彼此彼此，新沙皇胯下的殉。
（附图片）

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
高放
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今天连普通的孩子都会高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曲。
那么，社会主义一词是怎么来的呢？
社会主义是近代从欧洲文字翻译过来的新名词。
在欧洲，也是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使用。
早在十六世纪英国刚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已经暴露出贪婪掠夺的本性，给劳动人民带来破产、失业、贫困、工伤劳累致死等灾难。
一些先进人士针对资本主义的罪恶，幻想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这就产生了后来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
一五一六年，英国人莫尔写的《乌托邦》一书问世，便是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开端。
空想社会主义在西欧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到十九世纪初出现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算是达到它的最高阶段。
但是，这三大空想家本人也没有使用过社会主义这个词。
到一八三二年，即圣西门逝世后七年，在02月13日发行的圣西门派的刊物《地球》上，有一个圣西门的门徒叫做乔西安尔的，他在一篇文章中第1次使用“社会主义”（Socialisme）这个法文新词汇来说明圣西门学说的要点。
翌年，在欧文派的刊物《贫民卫报》上也使用了英文“社会主义”（Socialism）这个词。
“社会主义”一词导源于拉丁文Socialis，这个拉丁文的原意是“同辈的”、“同伙的”。
空想社会主义派最初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只是表达了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朦胧地倾向于集体主义。
可是，它既然反映了社会上广大人民对资本主义的憎恶和对理想社会制度的向往，所以一旦出现在报刊上，就广为流传。
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西欧好些国家非常时髦的思潮。
在社会各阶级中都有不少人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然而由于人们的阶级立场不同，对社会主义的解释也迥然有别。
于是除了空想社会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封建贵族社会主义。
1842年至1844年，德国有两个伟大的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其它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1848年02月，科学社会主义的第1个纲领文献《共产党宣言》横空出世，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
从此，社会主义才有了明确的科学内容和坚实的阶级基础。
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
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是同义语。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预见到：
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按其成熟的程度不同可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前者就称为社会主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科学社会主义在西欧诞生之后，迅速传播到整个欧洲、美洲，到十九世纪末传到了远东的日本。
“社会主义”是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传到中国的呢？
是在二十世纪初年从日本人那里传来的。
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努力向西方学习。
1870年，日本学者加藤弘之从德文翻译出版了一本名为《真正政府的原理》的书，其中他第1次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日文新词汇。
我们知道，早在我国隋唐时期，日本就采用大量汉字。
后来，日本人利用汉字创造出很多新的词汇，“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之一。
到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日本已有较多的书刊介绍欧洲的社会主义。
可是，在我国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至改良派的许多人士在国内无法立足，纷纷东渡日本。
他们当中一些人就是这时在日本接触到西方的社会主义。
有的人把欧洲的“社会”一词按汉语习惯译为“人群”或“群”，有的人把欧洲的“社会主义”一词译为“民生主义”或“养民学”、“安民新学”。
然而，更多的人还是径直把日文“社会”、“社会主义”移植过来作为中文的新词汇。
一九○二年，梁启超在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上首先提到“麦喀士（马克思）之社会主义”。
一九○五年，朱执信在革命派的《民报》上最早扼要介绍了马克思（当时称“马尔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要点。
这个时期，我国还从日文翻译出版了不少介绍欧洲社会主义的文稿。
1917年，俄国10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科学社会主义才真正在我国获得广泛传播。
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社会主义终于由理想变为现实。

空海——唐代留学我国的日本高僧
李德纯
同法同门喜遇春，
随空白雾忽归岑。
一生一别难再见，
非梦思中数数寻。
日本学者空海和尚即将结束他在唐朝的留学生活时，挥笔写了这首七绝，准备留赠给朝夕相处的义操和尚。
春风骀荡的长安，柳色青青，新蕾红染，更增添了空海的离恨别愁。
空海的桌上，放着唐朝进士朱少瑞写给他的一首五律，这首诗映入空海眼帘，特别是尾联“归程行万里，后会信悠哉”，使他感到友情的温暖。
于是，来到中国后的往事一齐浮现眼前。
两年前，公元八○四年夏，三十一岁的空海，怀抱深造佛学的满腔热忱，冲破东海的惊涛骇浪，历尽千辛万苦，随同日本第16批遣唐使藤原葛野麿从日本来到中国。
空海在长安拜青龙寺的惠果和尚为师，学习当时尚未传入日本的密宗（佛教的派别之一）。
惠果和尚为空海做了密宗中的阿闍黎佛法灌顶，赠给空海法号“遍照金刚”。
空海成了真言密宗第8代坐主。
惠果和尚还请人为空海缮写新译佛经，摹绘密宗历代教祖的佛像，铸造密宗法器。
这些文物至今仍然珍藏在日本的寺院，成为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见证。
空海还从惠果那里学习梵文，成了日本历史上第1个学会梵文的人。
空海由于刻苦学习，在佛经、梵文、诗词、书法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不到两年就完成学业。
公元八○六年，空海经明州（今宁波）搭船回国。
空海回到日本后，在高野山建造金刚寺，创立了真言宗。
他写了许多著作，对日本的佛教和文化艺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的《十著心论》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思想史。
他的《文镜秘府论》对唐诗的平仄以及创作规律、格式等作了详细介绍，成为日本研究唐代文化的珍贵著作，也是日本的诗学辞典。
他还效仿唐代《开元文字音义》编写了《篆隶万象名义》，这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的宝贵资料，也是日本的第1部汉语辞典，给以后的日本文艺界以极大的影响。
空海还长于绘画，在雕刻、建筑等方面也有许多创新。
他曾参与修建日本赞岐地方的万农池水利工程，使近万顷土地受益。
还负责摄津港（今神户港）的扩建工程。
公元八二八年，他在京都创办“综艺种智院”，仿唐朝制度招收平民子弟入学。
这种学校在日本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空海还是一位书法大师，著有《执笔法使笔法》一卷。
他同嵯峨天皇、橘逸势在日本被誉为“三笔”。
他对汉字的篆、隶、楷、行、草都能运笔娴熟。
他的《风信帖》是后人学习书法的典范，其真迹珍藏于京都，是日本的国宝。
空海的书法把颜真卿和王羲之的风格揉为一体，创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相传唐代宫殿墙壁上的王羲之的墨迹因时间过久，已经残缺不全，德宗皇帝命空海补写。
空海一气呵成，补完五行。
但补完后发现还缺一字，空海立即用笔在盛满墨汁的大钵中蘸了墨汁，写了一个刚劲挺拔的“树”字，和王羲之的笔法维妙维肖，德宗皇帝叹为观止，授予他“五笔和尚”的称号。
日本当代知名作家司马辽太郎，以空海留学唐朝的动人事迹，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空海的环境》。
作者通过艺术的形象，渲染了空海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刻划了唐朝上下对空海的友情和支援。
书中的惠果和尚是作者着意刻划的人物。
惠果临终前，谆谆叮嘱空海早日学成东归。
这表明作者热情满怀地歌颂中日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附图片）
图为《风信帖》的字迹

莎士比亚故乡行
那是一个仲夏的早晨。
汽车从伦敦出发，朝英格兰的西北方向疾驶，两个多小时后，抵达举世闻名的伟大作家莎士比亚的故乡——艾冯河畔的斯特拉特福。
斯特拉特福，属沃里克郡，是英格兰的“地理心脏”。
一五六四年莎士比亚诞生在这个镇的亨利街的一幢小楼里。
这幢房子是多少代斯特拉特福人的骄傲。
它具有当地的独特风格，瓦顶、栎木柱梁把粉刷得雪白的墙壁划分成棋盘似的许多方格。
当地人给这种建筑起了个有趣的浑号，叫做“黑白分明”。
这幢房子虽然被看作是莎士比亚的诞生地，其实没有十分可靠的依据，因为关于莎士比亚的早年生活，记载很少。
人们只是知道，早在一五五二年，莎士比亚的父亲住在亨利街，这一带的房子是他的财产。
由此推测，莎士比亚就诞生在这座房子里。
几百年来，房子年久失修，破旧不堪。
直到1847年“斯特拉特福旧居委员会”接收后，才进行了必要的修缮。
1891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由“莎士比亚旧居托管和保护委员会”负责维修、管理和保护这位大剧作家的诞生地及其文物。
从此以后，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来。
这幢两层的小楼里的陈设很简单，但足以使人了解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人们的生活情况。
一进门是起居室，里面放着几件家具。
起居室另一边的房子——楼上楼下各一间，是“展览室”。
楼下一间陈列着同旧居有关的一些文物，如证明这房子是属于莎士比亚家的文件，说明房子的历史变迁的记录等等。
楼上一间放置着和莎士比亚本人有关的书籍、早年的画像，甚至还有一张从莎士比亚念过书的语法学校里取来的课桌——“莎士比亚课桌”！
展览室的隔壁、起居室的正上方就是游客注意的中心——卧室，即莎士比亚诞生的地方。
说这间屋子是卧室，也是根据当时当地一般家庭的习惯安排推定的。
来到出口处，这里有一间小屋子，层层叠叠存放着签名簿，这是近百年来世界各地游客留下的集体巨著。
按照传统，参观的人用本国文字在签名簿上写下自己的姓名、国籍。
斯特拉特福百川交汇，环境幽静，盛开的鲜花和绿茵的草坪，赋予这个小镇以迷人的景色。
莎士比亚就是在这样幽美的环境里度过童年的。
让人回忆莎士比亚的生活的，还有不少地方，如莎士比亚妻子的诞生地“安妮·哈撒韦茅舍”、他妈妈的旧居“玛丽·阿登之宅”等。
在艾冯河的北岸，有著名的阿登森林，莎士比亚曾用这座森林作背景，创作了《如愿》这个剧本。
艾冯河的一座十四孔的克洛普顿石桥，是十五世纪时的建筑，过去是斯特拉特福的东大门。
莎士比亚小的时候，一批又一批的剧团经过此桥，来到集市中心或旅馆庭院里演出，这在莎士比亚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投身于戏剧事业的种子。
莎士比亚二十来岁时离开故乡，步行去伦敦，开始了他的戏剧生涯。
他长期在伦敦生活和工作，大约在一六一〇年才返回斯特拉特福定居；
一六一六年04月23日即他第51个生日那天去世。
我漫步在斯特拉特福街头。
这个有两万左右人口的小镇，是一个游览中心。
它的许多街道和商店的名字，都和莎士比亚联系在一起。
中午，我看了一下1964年为纪念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而修建的“莎士比亚中心”和耸立在艾冯河边的莎士比亚雕像，然后来到绿树丛中的“莎士比亚纪念剧院”。
1878年，这里曾有过一家纪念这位大剧作家的剧院，英国有名的剧团轮番来演出莎氏剧本。
1926年它在一场大火中焚毁。
现在的纪念剧院是1932年重盖的。
据说，自开张以来，每年售出的戏票约为四十万张。
那天上演的剧目是《威尼斯商人》。
十六世纪，英国的封建统治已经腐朽没落，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的发展，莎士比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他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用戏剧来揭露和谴责封建制度的残暴，表达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反映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莎士比亚是个多产作家，一共写了三十七个剧本，还写了一些诗歌。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称颂莎士比亚。
马克思认为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把他的剧本誉为“世界艺术高峰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引用莎氏剧本中的人物和情节，使自己所要阐述的论点更加生动和深刻。
从莎士比亚纪念剧院出来，已经暮色苍茫了。
五彩缤纷的晚霞使莎士比亚雕像的轮廓显得格外分明。
艾冯河的河水，从雕像的脚下潺潺流过，汇入塞文河，最后注入大西洋。
自莎士比亚去世到现在，已经将近四个世纪，但他仍然对世界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的创作实践和文学遗产对现代人仍有许多借鉴和教益之处。
莎士比亚的好朋友本·约翰逊曾说过，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时代”。
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严维明·（附图片）
莎士比亚的诞生地

非洲木琴和达姆达姆鼓
李德真
今年10月初，耿飚副总理一行访问几内亚金迪亚市时，人们奏起了非洲木琴和达姆达姆鼓，跳起了民族舞蹈，对中国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非洲的民间乐器丰富多采，既有弹拨乐器和拉弦乐器，也有管乐器，而流传最为广泛的要算是非洲木琴和非洲鼓了。
非洲木琴是一种打击乐器，它的构造与一般木琴不同，音色也独具特色。
在长长的竹制框架上，用绳子拴系着的一排长短不等的木质琴板，能发出低沉深厚的音响。
在每个琴板下边，悬挂着一个大小不同的闭口空葫芦做为共鸣体，葫芦的下半部钻有小孔，孔眼上还蒙以薄纸、鸡蛋膜或动物的膀胱等，演奏起来，共鸣体内的空气和孔洞上的薄膜也随琴板一起振动，有着独特的音响效果，叮咚之声非常优美动听，颇富乡村风味。
非洲鼓的种类很多，有长桶的和扁圆的；
有高达一米以上的大鼓，也有只比手掌略大的小鼓；
既有夹在腋下边舞边打的，又有顶在头上敲击的。
达姆达姆鼓，是几内亚人民最常用的乐器，鼓身是用一整块木料挖凿而成的，形状为上大下小的圆柱形，鼓皮用羊皮，由绳索或皮条勒住，能调节松紧度。
演奏时，将它系在腰间或夹在两腿中间，发音深沉、响亮，音量大，传远效果好。
鼓在非洲民间音乐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乐队中的主要乐器，非洲各族人民都爱用鼓来为舞蹈伴奏。
在非洲，鼓还被作为表达语言的工具。
人们通过高低不同的音响和急缓有别的节奏来表达思想。
战鼓是用黑羚羊或豹皮做成的，奇怪有趣的是，用豹皮做的鼓竟会发出象豹子吼叫的声音。
一八八一至1885年，苏丹爆发举世闻名的马赫迪反英大起义时，就是用这样的战鼓来动员人民参加战斗的。

高参的高论
常庆
被西方称为勃列日涅夫美国问题高参的格·阿尔巴托夫，最近与英国记者进行了一次“异常直率”的谈话。
他不愧是克里姆林宫智囊团中的佼佼者，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到“缓和”，从非洲之角战争到亚洲东方形势和中国对外政策，简直无所不谈，仿佛他不仅是苏联的美国问题研究所所长，而是一个无所不晓的世界通。
高参谈话的内容颇为庞杂，这里且举其一二，略加批注。
其一是威胁西方说，“假如西方寻求同中国发展关系超过了某种限度，那么缓和就没有位置”。
苏修过去总是说，“缓和”是为了改善整个国际局势，发展各国之间“合作”。
现在高参这么一说，无意中揭穿了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原来，西方必须按苏联的鼓点迈步，“缓和”才能“有位置”。
莫斯科把“缓和”作为推行霸权主义的一种手法，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其二是为苏修海上扩张辩护说，苏联是个“海岸线非常长的国家”，“印度洋是连接我国东西方的海上通道”，它的作用有如“巴拿马运河对美国起的作用”，因此，苏联“不得不注目于海军。”
这种坦率之词，确实惊人。
照这个高参说来，假如苏联船只从西边的摩尔曼斯克南行到东边的海参崴，凡是它们穿行之地，无论是挪威海、北海、地中海也好，或者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也好，统统都是它的“海上通道”，它都“有权”前往那里，把炮口对准人家大门，并且赖着不走。
不仅如此，这个高参居然还斗胆把今日之印度洋，比作当年的巴拿马运河，好象你美国有权霸占巴拿马运河，我为什么就不能起而效尤，以维护“海上通道”为名，把印度洋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可惜高参似乎忘记了，今天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连美国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决定把运河交还给巴拿马人民了。
高参在谈话中表示，莫斯科“希望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对苏联友好的政府”。
这番话，表面上是良好的愿望，骨子里包藏着杀机。
由于苏联到处侵略扩张，搞得人家国无宁日，因而别人给它下逐客令、吃闭门羹，也就不奇怪了。
美国专栏作家哈希说：
苏联在今天的世界上之所以孤立，是由于“它没有能力做出什么事情来使得人们对苏联的友谊感兴趣”。
现在，这位高参闭口不谈苏联霸权主义对别国的干涉、颠覆，却要求“世界各地”都要有“对苏联友好的政府”。
莫斯科对于被它认为“不友好”的政府，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人们从高参的“希望”中，不能不感到有一种威胁的口吻。
这个高参谈话的效果如何，不妨借用英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爱德华·克兰克肖的话来说，“尽管他讲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他仍然没有丢掉……撒谎的技巧”。
当然，除了谎言连篇之外，恫吓、讹诈的霸权主义气味更是令人掩鼻，臭不可闻。
由此看来，高参的这番高谈阔论，不过给克里姆林宫的霸权主义者又一次描绘了一幅自画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