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条约批准书仪式
邓副总理离开北京到达东京
李先念、汪东兴等领导人到机场送行日政府委派园田直大臣前往机场热烈欢迎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往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
中国国家领导人第1次访问日本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正式生效，将对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产生深远影响。
今天到机场送行的有：
我国领导人李先念、汪东兴、韦国清、乌兰夫、纪登奎、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聂荣臻、陈慕华、邓颖超、姬鹏飞、王震、谷牧、康世恩，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王海容，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王芸生，李先念副总理的夫人林佳楣等。
陪同邓小平副总理前往日本访问的有：
邓小平副总理的夫人卓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和夫人经普椿，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夫人王珍，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力殷，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副司长王晓云，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等。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伴正一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正在北京的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冈崎嘉平太、八百板正等，也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东京10月22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日本政府的邀请，今天下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日本首都东京，对一衣带水的邻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邓副总理预定出席10月23日在东京举行的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
从互换批准书之时起，条约即生效。
在为期八天的访问期间，邓副总理将会见日本天皇陛下，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举行会谈，还将会见长期为中日友好做出努力的日本各界朋友。
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1次访问日本。
日本朝野上下，对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史上这一重大事件极为关注。
此间观察家认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对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会产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日本政府委派外务大臣园田直前往东京湾畔的羽田机场，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一行。
机场上鸣礼炮十九响。
按照日本的惯例，由福田首相主持的正式欢迎仪式将于23日上午举行。
陪同邓副总理访问的邓副总理的夫人卓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和夫人经普椿，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夫人王珍，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力殷等，也同机到达。
邓副总理乘坐的专机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从北京起飞后，约一小时十五分钟飞越上海，进入东海上空，往东向日本列岛飞去。
今天，太平洋上碧空万里，波光滟滟。
专机继续飞行仅一小时许，就飞临鹿儿岛，进入日本本土上空，沿日本南海岸飞行。
快要进入东京湾时，航线左侧，巍峨的富士山进入视野，它那晶莹美丽的雪峰，高高耸立于茫茫云海之上。
这里离东京只有二十多分钟的航程。
专机飞行三小时四十五分钟，结束了共三千五百多公里的航程，于东京时间下午四时二十分（北京时间三时二十分）在东京湾畔填海造成的羽田机场降落。
今天，羽田机场飘扬着中日两国国旗。
等待在机场大楼房顶平台上的旅日爱国华侨纷纷挥动中日两国国旗，热烈欢迎邓副总理一行。
园田外相和日本政府首席接待官、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登上飞机，同邓副总理亲切握手。
园田外相说：
“日本全国都在期待着您的来访。”
邓副总理说：
“谢谢。”
接着，邓副总理在园田外相陪同下，满面笑容地走出机舱。
这时礼炮齐鸣，约两百多名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记者涌向飞机前拍照。
邓副总理向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
随后，邓副总理由园田外相陪同前往国宾馆。
到达宾馆后，宾主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园田外相说：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开始了日中关系史的新的一页。
您的这次来访，定将有助于世界和平。”
邓副总理对此表示感谢，并说：
“几年来的愿望，今天实现了！”
东京正是秋高气爽，枫叶如丹的季节。
座落在市区中心的国宾馆附近的街道两旁，悬挂着中日两国国旗。
邓副总理下榻的国宾馆原为日本天皇的离宫，1968年至1974年按照巴黎凡尔赛宫的模式，改建为富丽堂皇的国宾馆，专门接待来访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09月访问中国谈判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曾经表示，待这座国宾馆改建后，希望周恩来总理能够成为这里的第1位客人。
周总理表示，只要中日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他一定去日本访问。
今天，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邓小平副总理作为第1位中国国家领导人来日本访问，实现了敬爱的周总理的遗愿。
到机场欢迎邓副总理的，还有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和中国其他驻日机构的负责人以及旅日华侨的代表。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离京赴日本访问，我国领导人李先念、汪东兴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记者摄

前往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条约批准书仪式
邓副总理离开北京到达东京
李先念、汪东兴等领导人到机场送行日政府委派园田直大臣前往机场热烈欢迎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往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
中国国家领导人第1次访问日本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正式生效，将对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产生深远影响。
今天到机场送行的有：
我国领导人李先念、汪东兴、韦国清、乌兰夫、纪登奎、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聂荣臻、陈慕华、邓颖超、姬鹏飞、王震、谷牧、康世恩，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王海容，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王芸生，李先念副总理的夫人林佳楣等。
陪同邓小平副总理前往日本访问的有：
邓小平副总理的夫人卓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和夫人经普椿，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夫人王珍，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力殷，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副司长王晓云，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等。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伴正一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正在北京的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冈崎嘉平太、八百板正等，也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东京10月22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日本政府的邀请，今天下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日本首都东京，对一衣带水的邻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邓副总理预定出席10月23日在东京举行的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
从互换批准书之时起，条约即生效。
在为期八天的访问期间，邓副总理将会见日本天皇陛下，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举行会谈，还将会见长期为中日友好做出努力的日本各界朋友。
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1次访问日本。
日本朝野上下，对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史上这一重大事件极为关注。
此间观察家认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对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会产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日本政府委派外务大臣园田直前往东京湾畔的羽田机场，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一行。
机场上鸣礼炮十九响。
按照日本的惯例，由福田首相主持的正式欢迎仪式将于23日上午举行。
陪同邓副总理访问的邓副总理的夫人卓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和夫人经普椿，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夫人王珍，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李力殷等，也同机到达。
邓副总理乘坐的专机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从北京起飞后，约一小时十五分钟飞越上海，进入东海上空，往东向日本列岛飞去。
今天，太平洋上碧空万里，波光滟滟。
专机继续飞行仅一小时许，就飞临鹿儿岛，进入日本本土上空，沿日本南海岸飞行。
快要进入东京湾时，航线左侧，巍峨的富士山进入视野，它那晶莹美丽的雪峰，高高耸立于茫茫云海之上。
这里离东京只有二十多分钟的航程。
专机飞行三小时四十五分钟，结束了共三千五百多公里的航程，于东京时间下午四时二十分（北京时间三时二十分）在东京湾畔填海造成的羽田机场降落。
今天，羽田机场飘扬着中日两国国旗。
等待在机场大楼房顶平台上的旅日爱国华侨纷纷挥动中日两国国旗，热烈欢迎邓副总理一行。
园田外相和日本政府首席接待官、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登上飞机，同邓副总理亲切握手。
园田外相说：
“日本全国都在期待着您的来访。”
邓副总理说：
“谢谢。”
接着，邓副总理在园田外相陪同下，满面笑容地走出机舱。
这时礼炮齐鸣，约两百多名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记者涌向飞机前拍照。
邓副总理向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
随后，邓副总理由园田外相陪同前往国宾馆。
到达宾馆后，宾主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园田外相说：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开始了日中关系史的新的一页。
您的这次来访，定将有助于世界和平。”
邓副总理对此表示感谢，并说：
“几年来的愿望，今天实现了！”
东京正是秋高气爽，枫叶如丹的季节。
座落在市区中心的国宾馆附近的街道两旁，悬挂着中日两国国旗。
邓副总理下榻的国宾馆原为日本天皇的离宫，1968年至1974年按照巴黎凡尔赛宫的模式，改建为富丽堂皇的国宾馆，专门接待来访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09月访问中国谈判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曾经表示，待这座国宾馆改建后，希望周恩来总理能够成为这里的第1位客人。
周总理表示，只要中日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他一定去日本访问。
今天，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邓小平副总理作为第1位中国国家领导人来日本访问，实现了敬爱的周总理的遗愿。
到机场欢迎邓副总理的，还有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和中国其他驻日机构的负责人以及旅日华侨的代表。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离京赴日本访问，我国领导人李先念、汪东兴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记者摄

加强人民防空建设　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
第3次全国人防会议举行大会
华主席叶剑英汪东兴副主席出席　李副主席作报告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召开的第3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今天举行大会。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代表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在会上作了题为《加强人民防空建设，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的报告。
华主席，叶剑英、汪东兴副主席，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韦国清、纪登奎、苏振华、余秋里、张廷发、陈锡联、聂荣臻、王震出席了大会。
当他们登上主席台时，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勇主持了今天的大会。
李先念副主席的报告分四个部分：
一、我国人民防空工作的基本情况；
二、今后人民防空战备建设的任务；
三、应当采取的方针和措施；
四、加强党委对人民防空工作的领导。
李先念同志在报告中说，这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的任务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认真学习毛主席、周总理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和人民防空城市防空工作的指示，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人民防空工作的罪行，表彰先进，交流经验，制定规划，研究解决有关人民防空建设的具体方针、政策问题，进一步提高人民防空工作的水平。
李先念同志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的好形势，阐述了提高警惕、加强战备的必要性。
他指出，我们这次会议，就是一次加强战备的会议。
通过这次会议，必将进一步动员全国广大军民贯彻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促进人民防空、城市防空建设，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李先念同志说，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党政军民的艰苦努力，我国的人民防空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他说，实践证明，要搞好人民防空工作，必须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指示，充分认识人民防空工作的战略意义，提高做好这一工作的自觉性；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依靠广大群众，依靠人民解放军，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必须贯彻平战结合的方针，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确保质量；
必须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处理好战备与生产、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使人民防空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前进。
李先念同志在谈到今后人民防空战备建设的任务时指出，1979年到1985年，是完成新时期总任务的关键七年，也是做好人民防空工作很重要的七年。
我们必须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积极搞好人民防空战备建设，为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打下一个牢固基础。
实现这一任务，当前最重要的是要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带动人民防空建设的全面发展。
他强调说，人民防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备任务。
人民防空战备建设必须按照“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1”的方针，加强党委领导，广泛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好存在的问题，促进这一工作的全面发展。
出席今天大会的还有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机关各部委、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事院校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附图片）
华主席，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在大会主席台上。
新华社记者摄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明日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墨西哥合众国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和夫人，将自1978年10月24日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开展劳动竞赛　赶学先进标兵
青岛多数织布工实现万米无次布
据新华社济南电
青岛市纺织系统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织布工实现了万米无次布。
青岛市纺织系统的“万米无次布”竞赛活动，是从去年上半年开始的。
去年年底，市纺织局党委把连续十一万米无次布的第7棉纺织厂织布工江爱珍树为标兵，号召全系统的织布工向她学习。
大庆式企业青岛第5棉纺织厂党委，两次组织本厂职工到第7棉纺织厂向江爱珍学习。
今年04月中旬，这个厂的九十三名织布工，就全部实现了万米无次布。
到现在，她们织出了六百多万米质量合格的好布。
09月上旬，第6棉纺织厂的一百九十八名织布工都胜利实现了万米无次布；
09月中旬，第3棉纺织厂的八十四名织布工也实现了满堂红。
现在，全局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织布工达到了万米无次布，其中有十五人的无次布纪录达到二十万米以上。
开展万米无次布竞赛活动，使棉布质量大幅度提高。
今年以来，全局纯棉布入库一等品率一直保持在国家规定指标百分之九十六以上，09月中旬达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二九，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李先念、乌兰夫同志会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
乌兰夫同志设宴招待金基南等朝鲜同志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下午会见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朝鲜《劳动新闻》总编辑金基南率领的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
会见时李先念副主席同朝鲜同志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会见以后，乌兰夫同志设宴招待朝鲜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还有中联部副部长申健，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副总编辑秦川、李庄等。
（附图片）
李先念、乌兰夫同志会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上面抓退赔　下面堵漏洞
——广东省恩平县落实湘乡经验的一个做法
本报特约记者　王天铎
编者按：
“既抓退赔，又堵漏洞”，恩平县干部、群众这个主意出得好。
县委因势利导，组织全县农村在坚决搞好退赔的基础上，开展“查漏洞，堵漏洞”的活动，取得了显著效果。
看来，在发动群众贯彻落实湘乡经验的过程中，自然会联系到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要求把一切妨碍集体经济发展、损害群众利益的东西搞掉。
只要干部、群众开动脑筋，总结经验教训，加强经营管理，各地社队都会较快地繁荣兴旺起来。
广东省恩平县在贯彻落实湘乡经验的过程中，有些社队的干部和群众提出：
“不能光要上面退赔，下面也要堵漏洞。”
恩平县委因势利导，向全县广大社队干部提出了“既抓退赔，又堵漏洞”的口号，得到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的响应。
实行的结果，在改进生产队的经营管理，搞好生产，减轻农民负担，增加社员收益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效果。
恩平县委在落实湘乡经验中，坚决退赔无偿平调的钱、粮和劳动力，坚决取消生产队的不合理负担，坚决退赔支农产品由于质次价高等原因给生产队造成的损失，坚决把截留未发的生产资金分配给生产队。
在此基础上，根据干部和群众的要求，在蹲点的县委常委和公社党委领导下，先大队后生产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发动大家“查漏洞，堵漏洞”。
现在，这一群众性的活动，正在逐步深入开展。
对于抓退赔、查漏洞的意义，有的社员形象地比方说：
我们生产队象个大鱼塘，过去上面七手八脚地抽水，那样抽下去，我们实在受不了，现在情况变了，上面不抽水了；
可是，鱼塘的漏洞还不少，也不小，如果不把它堵上，塘里的水也会漏光的。
查漏洞之后发现，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漏洞确实不少。
大队的漏洞主要在队办企业方面：
生产、劳动、财务管理等项制度不健全，不合理；
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低，亏本情况严重；
损失负担由种种渠道转嫁给社员群众。
生产队的漏洞主要表现在：
不经社员讨论，大手大脚动用队里的大项现金；
农具保管使用制度不健全，散失损失严重；
干部巧立名目大吃大喝；
队干部借支挪用；
低价多分实物，影响多劳多得和现金分配；
生产责任制不健全，造成减收或有种无收。
这些漏洞，在社员眼里都是一清二楚的，他们扳着指头去数，真可谓“漏洞百出”。
在这些漏洞当中，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是最大的漏洞。
出工一窝蜂，下地磨洋工，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这些漏洞造成的损失是：
生产上不去，甚至有些农作物有种无收；
加大了生产成本，一般占百分之五十，一部分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现金分配少。
这就带来群众生产积极性低，又造成生产上不去，现金分配少，形成恶性循环。
查漏洞，算损失，群众是毫不含糊的。
胜航公社长安大队长安村第2生产队，仅今年上半年从种种漏洞“漏”掉的现金，就占今年早造预分现金的百分之三十七以上。
沙湖公社安星生产队，上半年由于生产队本身存在种种漏洞，损失现金一千零五十多元，占早造预分现金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七。
附城公社塘劳大队第2生产队，今年早造是个增产增收增分配的生产队，今年01月到08月因种种漏洞造成的损失，也占今年早造预分现金的百分之十五。
象这样漏洞少漏洞小的生产队，为数并不多。
不少生产队通过查漏洞发现，生产队自己的漏洞所造成的损失也不少，不堵要吃大亏。
查漏洞是为了堵漏洞。
对于生产队的种种漏洞，广大社员群众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的。
一经发动，他们就积极行动起来。
在堵漏洞活动中，他们合情合理地处理旧账：
干部借支挪用的，酌情一次或分期偿还；
社员私占的农具提倡公物还家，损坏的认错也就行了。
堵漏洞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如何发展生产、降低成本、按劳分配，总结经验教训，解决经营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整顿和健全粮食生产的经营管理制度，要求责任到组，定额管理，超额奖励。
许多生产队的实践经验证明，有没有这些制度，结果大不一样。
许多生产队在夏收夏种中还实行了按件计酬，结果提高了工效，保证了适时收获、适时播种。
沙湖公社最近召集一个大队的生产队干部开会，专题讨论责任到组、定额管理问题。
在健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同时，许多大队、生产队还检查和整顿了财务管理、农具管理等项管理制度。
恩平县农村这种群众性的查漏洞、堵漏洞活动，实际上是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和健全经济核算制度的一次群众性的大检查、大整顿。
实践证明，在落实湘乡经验中，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步骤。

切实抓好“小秋收”
黑龙江省山货、土特产品的采集量和收购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新华社哈尔滨10月22日电
黑龙江省今年大多数山货、土特产品的采集量和收购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木耳、蘑菇、山葡萄等山货采集和收购的增长幅度都很大。
到09月末，全省“小秋收”的产值已达一亿五千多万元，收购总值达五千八百多万元。
黑龙江省地域辽阔，山多林密，山货、土特产品资源丰富。
今年这个省认真落实了有关政策，各种“小秋收”的产品就源源不断集中到收购站来。
东宁县今年废除限制社员“小秋收”的土政策后，各种山货、土特产品的采集量大幅度增加，其中仅蘑菇就收购到二千二百多担，比去年增加五十多倍。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取消不合理限制，“小秋收”出现新局面
新华社贵阳10月22日电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农村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纠正过去限制社员采集野生资源的错误作法，今年的“小秋收”出现了新的局面。
雷山县永乐区有的干部过去认为，让社员个人搞“小秋收”就是“助长资本主义”，因此不许社员采摘和加工名贵的芳香油、木姜油和杨梅干，以至每年都有价值几万元的木姜子和鲜杨梅白白烂在山上。
今年这个区明确宣布：
对于野生资源，集体有力量采收的尽量采收；
集体无力采收的社员个人可以采收；
并划分了集体和个人的采收范围。
现在全区已采集、加工木姜油一千二百斤，收集野生造纸原料芭芒杆二十万斤、杂竹一百三十万斤。
镇远县文德公社白羊坪大队生产造纸原料龙须草，过去既不很好地安排集体采收，又不让社员个人采收。
今年除生产队的副业人员采收外，还鼓励社员个人利用工余采收。
现在，全大队已出售给供销社龙须草二千多万斤，每户社员一般出售千斤左右，多的达二千斤以上。
仅这一项，全大队平均每户可收入三十多元，最高的达八十多元。
麻江县还规定：
桐子、茶子由集体采收后，允许社员个人复收。
三明地区近十万人上山采宝，采集品种比去年增加九十多种
新华社福州10月22日电
福建省三明地区“小秋收”成果显著。
至09月底止，全区“小秋收”产品收购总值已达一千一百八十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八。
三明地处闽西北山区，境内野生资源丰富，当国务院关于切实抓好“小秋收”的通知下达以后，地委认真研究和落实了“小秋收”中的各项政策，明确划分了集体采集和个人采集的范围，并根据农事特点妥善安排了参加“小秋收”的劳动力。
全区有近十万人上山采宝，采集的品种比去年增加九十多种。
沙县大洛公社仅一个多月就从山上采来竹壳、白叶、棕骨、山苍籽三十多万斤，全社“小秋收”产品收购额达十五万四千多元，平均每个社员增加收入十八元。
新县山果、野生药材等产品收购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
新华社郑州10月22日电
河南新县的“小秋收”搞得又快又好。
到09月底，全县采集、收购的各种山果、野生药材、野生淀粉等“小秋收”产品比去年同期增加近一倍，价值一百五十七万元。
全县每个社员平均可从“小秋收”中增加收入六元二角八分。
新县位于大别山区，野生资源十分丰富。
今年入秋后，中共新县县委及时召开了“小秋收”会议。
各社、队在开展“小秋收”活动中，认真执行了按劳分配的政策。
县、社供销部门为了方便群众，在交通不便的深山区设立了二十二个临时收购点，做到随到随收。

“拔红旗”辨
新如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的民主生活逐渐活跃起来，报纸上也发表了一些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表扬好人好事、揭露坏人坏事的报道和来信。
这对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是很必要的。
但是，对于先进单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可不可以批评呢？
这在有些同志的头脑里仍然是个问题。
陕西省旬邑县的职田公社，过去被陕西省的一些领导同志封为“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旬邑县也成为陕西省很有名的县。
但是，职田公社和旬邑县的工作有很多问题，广大群众对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行为早有意见，并多次向上级反映。
然而，有的领导同志非但听不进去，反过来还找群众的不是，甚至给扣上“拔红旗”、“反先进”的大帽子。
他们把矛盾掩盖起来，结果使问题发展得越来越严重。
给先进单位提意见，指出他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拔红旗”吗？
对这个问题加以辨析，很有必要。
运用典型，指导一般，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
毛主席亲手树立大庆、大寨红旗，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各条战线的革命和建设。
正因为抓好典型有“点着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重要作用，广大干部、群众十分关心先进单位的工作。
他们在向先进单位学习的同时，发现先进单位工作中的缺点和弱点，也会及时地提出批评建议。
这是一种革命的责任感。
这样做，既不是给“红旗”抹黑，更不是要把“红旗”拔掉，而是为了使先进单位的经验更加完善，更好地发挥榜样的作用，保持“红旗”的鲜艳色彩。
即使群众的批评意见不那么准确，措辞不那么悦耳，作为领导同志，也要正确对待，象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即使批评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也应该欢迎，应该仔细听取。
动不动就说人家是“拔红旗”，无非是认为先进单位什么都好，批评不得。
这种观点恰恰违反了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一个单位的工作，总是既有成绩，又有不足。
对先进单位也要采取“两分法”。
比较来说，先进单位成绩大，贡献多，取得的经验丰富。
但事物本身固有的矛盾决定了先进单位也有一些后进的因素和方面。
即使是那些大名鼎鼎的老“红旗”单位，在某些地方也存在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
事实上，先进单位本身也是坚持“两分法”，在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的矛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并且还要继续向前发展。
倘若什么都好到了“顶”，就谈不上前进和发展了。
还应当看到，前些年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有的先进单位的确出现了一些毛病，比如，领导班子中混进一些坏人，干部中滋长了弄虚作假、强迫命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等等。
既然毛病和弱点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实事求是地把它指点出来，帮助先进单位扬长弃短，向更先进的目标迈进，这是对先进单位的爱护，怎么是“拔红旗”呢？
对先进单位声誉的爱护，决不可理解为只能对先进单位吹着捧着，不能指出他们的缺点、弱点。
也就是说，护旗不等于护短。
电影《创业》里的华程，为了培养严细作风，对周挺杉井队丢失砂样一事，抓住不放，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并没有因为是先进的标杆队就把矛盾掩盖起来。
你能说这不是一种爱护吗？
倘不是这样，对群众的意见，置若罔闻，对先进单位存在的问题，想方设法遮着盖着，自己不批评，也不许别人批评，这只能使问题越积越多，短处越护越短。
说别人“拔红旗”的人，实质上不正是他们自己在“拔”吗？
陕西旬邑县发生的事情，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我们的领导同志千万不要再干这种名曰护旗，实则拔旗的蠢事情了。
从所谓“拔红旗”的种种非难中可以看出，“四人帮”在如何对待先进典型问题上的流毒还严重存在。
“四人帮”出于“改朝换代”的罪恶目的，大树特树这个“旗子”那个“点”，吹得“无处不飞花”。
你对他们“点”上的工作有半点异议，一顶“拔红旗”、“否定新生事物”、“攻击中央首长”的帽子顷刻飞来。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有些领导同志沾染上了片面性、绝对化的唯心精神，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先进典型，甚至也把自己抓的
“点”当做自己的化身。
谁批评了他抓的先进单位，就是批评了他。
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知道，先进单位之所以成为“红旗”，是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干苦干的结果。
荣誉是党的，是大家的，不属于哪一个人。
怎么能把群众创造“红旗”的功劳记在自己的
“帐”上呢？
至于怕揭了自己领导的先进单位的短，会影响个人荣誉，这种想法更是不对的。
值得警惕的是，护短和偏私是相联系的，是互为因果的。
如果我们善于借助群众的批评，推动先进单位把工作提高一步，岂不是可以使“红旗”更红？
真正的先进单位是不怕群众批评的，相反，会在群众的批评中吸取前进的动力。
一些先进单位常常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广泛征求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建议；
或在成绩面前，坚持“两分法”，找出自己的差距，就是很好的证明。
那种害怕群众批评的“先进典型”，是不是掺了假，这倒是值得想一想的。

解放思想　冲破框框　加快四个现代化步伐
许家屯同志谈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据新华社南京10月21日电
中共江苏省委第1书记许家屯最近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说，当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正确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革命，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速度，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许家屯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讲得十分清楚。
但是，林彪、“四人帮”以“高举”为名，行篡改之实，从根本上颠倒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
而我们有些同志受林彪、“四人帮”的谣言和诡辩的蒙蔽，在思想上也产生了许多框框条条，把自己束缚于一些清规戒律之中。
在当前进行新的长征中，如果不把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这些理论是非加以澄清，许多条条框框就冲不破，堵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就搬不掉。
许家屯认为，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有这样一些基本观点是必须搞清楚的：
第1、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舍此别无其它来源。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离开人类的社会实践，一切认识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例如，在当前进行新长征中，我们的正确指导思想从哪里来？
我们的方针、政策、措施从哪里来？
这一切只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的社会实践中求得，而不可能从其它什么地方获得答案。
第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舍此别无其它标准。
人的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真理，只能在实践的检验中得出科学的判断。
“四人帮”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因为他们手中没有真理，他们搞的那一套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所以，他们只好用打棍子、戴帽子的办法，捏造什么“思想标准”、
“路线标准”、“权威标准”等等，以缄人之口，这是必须彻底批判的。
第3、一切的思想、理论、计划、政策、措施等等，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其是否正确，而不是一部分应当经受实践的检验，一部分可以不经受实践的检验。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不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讳言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并接受实践的检验的。
“四人帮”鼓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其目的是为了传播他们的反动思想，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
其流毒积弊，也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同志。
为什么我们有些经济部门的领导同志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而凭“长官意志”、“行政手段”发号施令呢？
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不调查研究，只凭想当然瞎说一顿呢？
就是因为有些同志总认为自己的“意志”是正确的，是可以不经受实践的检验的。
这种思想作风如不改变，就会一害自己，二害革命。
第4、凡是经过长期实践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对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认识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特别是革命理论对于革命的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继续革命的强大武器，是经过长期实践而证明的真理。
我们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才能使我们的革命事业取得胜利，但是，我们应当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应只摘取一些条文词句束缚革命的实践，更不容许象林彪、“四人帮”那样，任意割裂、歪曲和篡改。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指导思想、计划、方针、政策、措施等等，都应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经过实践检验，不足的应当补充，错误的应当改正，正确的则应当坚持下去。
第5、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我们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
客观世界是在不断发展的，反映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但科学地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唯一正确的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不断发现真理，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现在，有些同志一听说要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好象这是大逆不道，这仍然是林彪、“四人帮”的所谓“顶峰论”的流毒在作祟。
其实，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都是在斗争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我们最近到湖南、江西参观学习，瞻仰了毛主席革命纪念地，对于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业绩感受很深。
毛主席在求学时期就认为：
古人的话，教师的话和一切名流学者的话，不一定都对。
所以我们读书、看报、上课、听讲演，都要开动脑筋，多想一想，对的我们才接受，不对的就应该扬弃，囫囵吞枣的办法最要不得。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注意调查研究，注意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革命实践的经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1次创立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农民，实行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以夺取革命胜利的学说。
毛主席既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原则，又从来不机械地抄袭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去束缚革命的实践，而是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最后，许家屯同志指出，当前，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国人民，开始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的革命。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规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都是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根据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实际，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形势和特点制订的，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
在新的长征中，有许多新的课题需要我们解答，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探索。
我们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新情况，研究新事物，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形势的发展，还是思想僵化，作茧自缚，墨守陈规，固步自封；
我们是坚持实践第1，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形而上学，随心所欲；
这同样是两种思想路线、两种工作作风的对立。
当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我们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辩证唯物论的教育，也是一场从思想领域里清除林彪、“四人帮”散布的唯心主义的斗争。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并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思想体系，清除其流毒与影响，以解放思想，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勤攻吾之阙”
——诸葛亮的智慧和他的谦虚
黎英
前些时候，《解放军报》先后发表了两篇关于三国时期马谡失街亭的文章，头一篇谈到马谡违犯纪律，违背诸葛亮的调度，失了街亭，作者强调诸葛亮严格执法的一面；
第2篇分析马谡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犯了本本主义的错误。
这两篇文章说得都很好，但我却想到，诸葛亮用人不当，对这次败仗也有一定的责任。
对于马谡，刘备有过评价。
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临终前，曾告诉诸葛亮：
“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但诸葛亮不以为然，对马谡还是很器重，“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
建兴六年（公元二二八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
诸葛亮器重马谡，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前，马谡曾提出“攻心为上”的建议，为诸葛亮所采纳，对平定南方起了很大作用。
这就是著名的“七擒孟获”的故事。
大概正因为这样，诸葛亮只看到他“好论军计”的优点，而忽略了他言过其实、骄傲自大等缺点，犯了片面性的错误，用人不当，因而造成街亭败绩。
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有很高的智慧和才能。
但是，象诸葛亮这样聪明的人，还不免犯错误，这也可以说明，“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由于认识能力和各种条件的限制，任何人犯错误都是难免的。
但是，诸葛亮之所以为诸葛亮，不在于他并非事事百分之百正确，而在于他对自己的错误所采取的态度。
据《三国志》记载，街亭败仗以后，诸葛亮斩了马谡，上疏自责，承担起“明不知人”造成失败的责任。
他还认真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
他为了以后尽量少犯错误，采取的办法是：
“布所失于天下”，并号召部下，“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跷足而待矣。”
在这里，诸葛亮强调了“勤”和“攻”两个字，他不只是一般地听取部下偶尔提出的意见，而且是号召大家不断地、经常地揭露、批评他的过失（“阙”），并且把这个问题提到关系蜀汉事业是否能够成功的高度来认识。
诸葛亮的这种虚心的态度是真心实意的。
他的许多朋友和部下都敢于对他提出批评，提出不同意见以至展开争辩。
他在丞相府，专门组织佐僚“参署”，以“集众思广忠益”。
他写了一篇《与群下教》，号召部下要象扔掉穿破的鞋一样去掉私心，抛除顾虑；
要象董和那样，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一件事能同他反复进行十次的讨论和争辩。
他认为，如果大家能够这样作，就是“有忠于国，则亮可以少过矣”。
诸葛亮在当时，能够有这样的气度胸怀，对自己这样严格要求，确是难能可贵的。
过去人们提起诸葛亮，就想起他的智慧和聪明，这是不错的。
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则是他的品格的另一个特点——虚心的态度。
诸葛亮的智慧聪明，正是和他的虚心的态度分不开的。
对比之下，我们现在有的人，只要一旦当上了官，就自以为了不起，以绝对正确自居，听不得批评，听不得不同意见，这种人虽然是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共产党员，其实连封建时代诸葛亮这样的人物都不如；
自以为最聪明，其实是最愚蠢的。
如果坚持不改，其结果，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诸葛亮是封建时代的统治者，他的事业的目的是要巩固和发展当时蜀汉的封建统治。
他的朋友和部下也是封建地主官僚，这是和我们现在根本不同的。
但是，诸葛亮身上不是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吗？

《历史研究》第10期出版
本报讯
《历史研究》1978年第10期出版。
本期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写作组的文章：
《“四人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死敌》。
这篇文章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帮”妄图毁灭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采取的三个阴险步骤：
一、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成就；
二、制造了一系列法西斯的方针政策，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加以扼杀；
三、制造了一整套反革命的假科学，用它来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
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王蕴桥的《评林彪“捧杀”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策略》一文，指出林彪鼓吹“天才论”，把毛主席偶像化、神秘化，妄图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思想。
李学昆的《扼杀历史科学的恶霸行径》，是继第9期李洪林的《翦伯赞同志十年祭》之后，另一篇批驳戚本禹对翦伯赞同志诬陷的文章。
今年是吴玉章同志一百周年诞辰，本期特发表吴玉章同志的遗作《忆杨闇公同志》。
此文写于1962年，因为要征求刘伯承、陈毅等同志的意见，生前未能及时发表。
文章回忆和悼念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组织的创建人之一、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组织的优秀领导人杨闇公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事迹。
文中还生动地描述了朱德、刘伯承、陈毅和罗瑞卿同志在四川的革命活动。
周维衍同志的《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说到过去人们阐述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有关文字记载的历史联系时，往往从三国孙吴派卫温、诸葛直去“夷州”说起。
作者辨析了各家说法，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地理名著《禹贡》中说的“岛夷”，即今天的台湾。
这样，台湾与祖国大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联系，就提前了好几百年。
作者还对孙吴时大陆到台湾的航线和台湾名称的由来，进行了新的探讨。
本期还刊登了王瑞明的《宋代纲运与阶级斗争》，冯尔康的《论朱元璋农民政权的“给民户由”》，王先恒的《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第1次代表大会的若干史实》，王兴斌的《重视革命史编写工作的典范》等文章。

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
孙冶方
“四人帮”把社会主义企业给国家提供利润，诬蔑成“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物质基础”，“利润挂帅”，似乎盈利就是资本主义，赔钱才是社会主义，搞得人人怕谈利润，一讲利润就象犯了什么罪似的。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陈伯达和张春桥大刮“共产风”，否定社会主义时期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以反对“利润挂帅”为借口，对社会主义企业上缴利润肆意抹黑，造成一些企业的盈利水平下降，有的不得不长期依靠国家补贴过日子。
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愈演愈烈。
在“四人帮”被揪出前，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就这样，“四人帮”还嫌不够，还喋喋不休地胡说什么“利润挂帅”没有批透，真是荒谬之至！
他们给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抹黑，从理论上说，正如他们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等一样，是代表封建的自然经济思想。
从政治上说，是为了破坏国民经济，然后嫁祸于人，实行篡党夺权。
1963年我针对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这种反动的自然经济谬论，写过一个内部研究报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利润指标》（以下简称《利润》报告）。
报告的中心思想是：
应该分清社会主义企业利润和资本主义企业利润的界线，恢复社会主义利润指标的名誉；
反对用对待资本主义利润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企业利润；
必须努力扭转亏损，增加利润。
哪知这个报告竟先后被陈伯达、“四人帮”抓住大做文章，在全国性报刊上掀起了三次批判高潮，把它当作“利润挂帅”的活样板。
在陈伯达、“四人帮”横行之时，我被剥夺了发言权，无法为自己的观点申辩，学术界当然也不可能对这个问题展开入情入理的讨论。
今天，我觉得再一次从理论上说清有关社会主义利润的一系列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何谓利润
利润是物质生产部门职工生产的物质财富的一部分。
生产部门职工生产的财富分为三个组成部分：
第1部分是补偿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消耗，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之为不变资本Ｃ的那部分产品价值。
第2部分是社会分配给职工和他们的家属的生活资料，相当于马克思称之为可变资本Ｖ的那部分产品价值。
以上两部分合在一起构成一般所说的成本。
剩下来的第3部分，相当于马克思用Ｍ来表示并且称之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
斯大林主张把社会主义企业职工创造的物质财富的第2部分——Ｖ称之为工人“为自己的劳动”创造的产品，而把第3部分——Ｍ称之为“为社会的劳动”创造的产品。
斯大林的这个意见很对！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利润就是生产部门职工为社会生产的产品价值的货币表现。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中的Ｃ、Ｖ、Ｍ这三个部分。
先从Ｃ说起。
Ｃ代表固定资产和原材料的消耗。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固定资产即机器设备的价值越来越大，原材料的消耗量也越来越多。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客观趋势。
但是我们应该通过增产节约的途径，争取Ｃ这部分尽量少些，争取以更少的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再来说产品价值的第2部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中包括物质生产部门职工的生活水平，是应该不断提高的。
但是，第1，物质生产部门职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表现为他们所消费的实物量的增加，这部分产品的价值量并不一定增加。
因此，Ｖ在新创造价值（Ｖ＋Ｍ）中的比重也不一定增加。
第2，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表现为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而且表现为脱离物质生产劳动，从事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和其它种种服务行业（广义的服务行业）的职工人数的增长，以及他们的生活水平的同样普遍的提高。
脱离物质生产的服务行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口中比重的增加，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他们都是靠利润（Ｍ）养活的。
这就是说，第1部分（Ｃ）和第2部分（Ｖ）都应该争取减少，只有这样，第3部分（Ｍ）才能相应增加。
最后，为了扩大再生产，还必须增加积累，而积累也来自Ｍ。
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意味着物质生产部门职工“为自己的劳动”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的减少，也就是Ｖ的比重的减少；
同时，也就表现为，生产部门的职工“为社会的劳动”的增加，即是说Ｍ，或其货币表现——利润的比重增加了。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职工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通过两种途径来达到的，这就是增加工资和降低物价。
而这两件事在我们国家，是由政府来统一处理而不是由每个企业自己决定的。
对每一个个别企业来说，应该努力做到的是如何在改进经营管理、革新技术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对地以至于绝对地减少活劳动的消耗，即减少Ｖ的比重。
总的说来，不论从全社会的总产品来说也好，或者以个别企业的总产品来说也好，其中Ｃ和Ｖ这两个部分，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成本，总是越低越好；
而成本低了，企业的上缴利润就多了。
在价格不变等条件下，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完全是同义语。
只准说降低成本，不准说增加利润，那是毫无意义的忌讳。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
降低成本，增加上缴利润，应该是企业管理得好的主要标志。
但是在陈伯达、“四人帮”看来，社会主义企业争取降低成本、增加利润，都成了罪行，虽则他们一伙都是靠物质生产部门职工创造的利润养活的，而且除了正式的工资以外，还要大量侵占公款。
这些钱哪一个不来自国库、不来自社会主义企业上缴的利润呢？
如果说从前的封建官僚文人口不言钱而称“阿堵物”，那不过是为了显示他们的“雅”，以掩盖对人民的剥削，那么陈伯达、“四人帮”一伙给社会主义利润抹黑，则是为了破坏国民经济，实行篡党夺权。
概念混乱
由于陈伯达和“四人帮”长期挥舞“利润挂帅”的大棒，把“利润”变成了“禁区”，许多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不敢提“增加利润”，而只敢说“降低成本”，不敢说社会主义企业利润越多越好，只敢要求“一定的利润”。
这种提法不仅在文字上是含糊不清的，而且在实际工作中还是有害的。
我在《利润》报告中写道：
“在党的‘扭亏增盈’的号召之下，现在企业职工对于‘亏损企业’这顶帽子是头疼的，一般总是力求早日摘掉这顶帽子。
但是等到亏损企业这顶帽子一摘掉，有了‘一定的’利润之后，心就定了，劲就松了。
这也是社会主义企业只求‘一定的赢利’这种思想在实践中的反映。”
近来又流行了一种新的回避“利润”的说法，那就是把“利润”改称为“积累”。
不直截了当地号召企业努力为国家增加上缴利润，而说“要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这又是一种概念混乱。
积累是和消费相对称的概念。
在生产水平不提高，利润不增加的前提下，要求职工为国家努力增加积累，就是意味着降低人民的消费水平。
这是违背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则的，也是违背党和国家的政策的。
把利润改称积累，用意是回避“利润”这个“禁区”，结果倒是变成了违背社会主义经济原则、违背党和国家政策的很不好的宣传。
有些文章的作者不敢说努力为国家增加上缴利润是光荣的，而只说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是光荣的。
这句话表面看，好象是无害的。
但是如果仔细想想，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企业上缴利润，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收入，如果用之于消费就是不光荣的了。
然而对谁也不是秘密，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是用之于消费的，就是说是用之于国防建设和国家机关的经常费用，用之于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经费，用之于一切非物质生产领域人员的工资开支，只有小部分是用之于积累的。
如果说，只有积累是光荣的，而消费是不光荣的，那么，企业职工上缴给国家的利润的大部分都是不光荣的了。
由于忌讳“利润”，不敢接触“利润”这个“禁区”，用“一定的利润”、“积累”等等概念来代替“利润”这个概念，是早就存在了。
所以，我在《利润》报告中就提出，我们不应该用修辞学来代替经济学，不要徒劳地去另外创造一个词来代替“利润”这个词，而应当从本质上来划清社会主义企业利润和资本主义企业利润的界线。
凡是企业经营符合社会主义准则的，那么这样的企业所取得的利润就是正当的社会主义利润，这样的利润就是越多越好，就应该理直气壮地抓。
如果违背上述准则，例如企业不按照国家计划规定来进行生产，用投机倒把的办法去牟取利润，这就不是社会主义利润了。
关于价格形成的基础
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确发生过“有利就干，无利不干；
利大大干，利小小干”的事例。
例如，有的工厂抛开了国家规定给它的任务，不生产农机而去生产小铁床，原因是农机价低利少，甚至没有利润，而小铁床价高利大。
机械制造业中还曾经比较普遍地存在过一个现象，那就是乐意生产成套机器，而不愿意生产零配件，原因是成套机器有利可图，而零配件费工多，利润少。
人们往往把这种现象仅仅归罪于思想教育工作没有做好，归罪于政治不挂帅。
当然，这里有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各种产品的价格要高低不平以至发生有利无利，或利大利小的差别呢？
如果价格订得更合理些，没有利大利小，有利无利的差别，没有不顾国家计划单纯追逐利润的物质基础，思想教育工作不是可以更有成效些吗？
产品定价不是根据客观经济规律，不是根据价值，而是根据主观要求，事实说明，往往是走到主观愿望的反面去了。
我认为，除烟、酒等类某些特殊商品之外，最好的价格政策应该是按产品价值来定价（下面我将说到，产品价格最后应按生产价格来定），就是说，要按客观经济规律来定价，而不是按主观愿望来定价。
价格背离价值还有两个害处：
第1，把贵的说成是便宜的，把便宜的说成贵的，使经济核算失去客观标准。
第2，会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丧失真相。
七十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署名蔡正的文章，题目讲的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证据是：
来自农业的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占到百分之十点几。
但是早在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同志就对来自农业的收入只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点几这个数字的正确性提出过怀疑。
毛泽东同志曾经向计划统计工作者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近两亿左右农村整、半劳力对国家的贡献只有百分之十点几；
而人数只有一千多万的工业、交通部门的职工对国家的贡献倒有百分之八十几，这笔帐你们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原来这笔帐就是被偏离了价值的价格所歪曲了的！
由于农副产品作价偏低，所以算出来的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只有百分之十点几了（只算了公粮部分）。
现在，华主席、邓副主席、李副主席分别在几次讲话中提出了要调整工农产品比价的问题。
这是非常英明的，是一项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具有很大意义的经济措施。
现在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提高农产品价格，在原则上是确定了，但是还有一个如何落实的问题。
经济学界应该配合实际工作者，对这问题作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便实现党中央提出的这个任务。
要为“资金利润率”恢复名誉
我们主张产品价格应当按产品的价值量来规定，并不是说每一种产品的价格要和价值量绝对相符。
既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价值规律，那就还必须从这基础出发，进一步承认资金利润率、生产价格和级差收益（也就是“级差地租”）的存在。
由于对级差收益的问题马克思、列宁都有详细的说明，我们就不再谈它。
这里只是简略地谈一谈资金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问题。
资金利润率和成本利润率是两种不同的定价原则，也是决定企业上缴利润任务的两种不同原则。
根据资金利润率的原则，每个企业占用多少资金，就要按照当前全社会的平均资金利润率上缴利润。
例如某一企业占用资金一亿元，当前全社会的年平均资金利润率是百分之二十，那么这个企业每年上缴利润任务就应该是二千万元。
如果年终实际的上缴利润不足此数，那就说明这个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好，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国家投放在该企业的社会资金的作用。
如果实际的上缴利润超过这个平均定额，那就说明这个企业经营管理得法，就要总结这个企业的好经验，并且加以推广。
根据资金利润率的原则，决定产品价格的方法是：
某一行业中某种产品的总成本，加上生产这些产品所占用的资金总额应该承担的、按平均资金利润率计算的利润总额，再用总产品的数量来除，就是这种产品的单价。
这样，从一个企业看，产品价值构成的Ｍ部分，同产品价格中利润部分，在量上是不一致的；
而从全社会看，Ｍ的总和与利润的总和是相等的。
在采取资金利润率的时候，企业多占用社会资金，就要多承担上缴利润的任务，所以就会促使企业节约资金，特别是促使企业职工注意提高设备的利用率，节约固定资金。
但是我们过去不少部门所实行的不是资金利润率，而是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从苏联搬来的成本利润率制度。
按照这个制度，产品价格的计算方法是由本行业中每种产品的平均成本加上按平均成本利润率计算出来的利润；
而企业的上缴利润任务归根到底是由企业生产任务规定的总成本乘平均成本利润率得出的。
在成本利润率制度下，企业经济核算，实际上只核算了企业占用资金中的极小一部分，即流动资金加上固定资产的折旧部分。
而且，由于我们的折旧年限一般在二十五年甚至二十五年以上（由于技术进步的加速，设备更新速度加快，所以西方世界的折旧年限已经从十九世纪的十年左右缩短到现在的四、五年左右了），实际上我们的折旧费也是大大地缩小了的。
总之，我们的固定资金只有二十五分之一，甚至连二十五分之一也不到纳入了企业经济核算范围，承担了向国家上缴利润的任务。
固定资产的绝大部分没有纳入核算，不承担向国家上缴利润的任务，对于企业来说，等于是免费占用的。
所以企业主管人员总是“宽打窄用”，设备要得多，设备利用率很低。
六十年代初，我曾经请教过许多很精明的企业领导人，问他们所主管的企业的流动资金有多少，他们对答如流，问他们的固定资金多少，却没有一个回答得出。
不纳入经济核算的数字，也就是不用的数字，是没有人会记得的！
我们国家缺的是现代设备，然而我们的核算制度就是不核算固定资金。
所以，把成本利润率制度改为资金利润率制度，应该是放到当前经济管理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了。
在按资金利润率原则规定企业上缴利润的任务后，大、洋企业因设备等客观条件优越而多赚的利润，由于多占用资金必须多承担上缴利润而抵销掉了。
如果再把由于自然条件优越所取得的级差收益以税的形式上缴给国家，企业利润的多寡主要是反映企业职工在经营管理和劳动积极性等方面的主观努力了。
这样，利润就成为最能反映企业经营情况的综合性指标。
利润和奖金
在价格背离价值以及按成本利润率定价的情况下，在不扣除级差收益税的情况下，按企业利润的多寡来发奖金，就会把国家投资和自然界的优越条件造成的超额利润归功于企业，这是不合理的。
但是在扣除级差收益，按资金利润率计算利润的情况下，就能够把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分开来，从而把奖金同超额利润量结合起来，就是合理的，也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甚至是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种形式，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生产。
我的《利润》报告，在当时陈伯达、张春桥刮起的反对“物质刺激”、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共产风”影响下，一般地否定了奖金制和企业留成，主张利润一个钱不留、全部上缴，是错误的，是不利于促进生产的。
我在这里附带地对《利润》报告中这种“左”倾思想作自我批评。
（原载《经济研究》1978年第9期，本报有删节）

北京市革委会举行招待会欢迎日横滨市民之翼友好访华团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天举行招待会，欢迎以横滨市副市长松宫理一郎为团长的日本第2次横滨市民之翼友好访华团。
访华团一百三十八位朋友是在上海参加上海和横滨结成友好城市五周年庆祝活动，并访问了苏州、无锡之后，于昨天抵达北京的。
招待会洋溢着中日友好的热烈气氛。
两国朋友为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离开北京前往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而欢欣鼓舞。
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毛联珏在招待会上祝酒时说，邓小平副总理出访日本，必将使中日两国的传统友谊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
松宫理一郎团长说，我们能在邓小平副总理去日本出席互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的大喜日子里访问中国，感到十分光荣和幸福。
他强调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向全世界宣告：
日中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

卡欣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索马里“10月21日革命”九周年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为庆祝索马里民主共和国“10月21日革命”九周年，索马里驻中国大使卡欣和夫人今天在这里举行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我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何英和夫人，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以及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对外友协的负责人。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

国家体委举行招待会
欢迎朝鲜羽毛球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今晚在这里举行招待会，欢迎以吴润瑞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羽毛球代表团。
代表团是应邀来我国访问于今天上午到达北京的。

邓小平副总理应日本国政府的邀请，10月22日下午乘专机到达东京，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日本政府委派外务大臣园田直前往羽田机场热烈欢迎。
图为园田直外相登上机舱同邓副总理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发出通知
规定高等学校教师兼课和编译教材应给予报酬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最近，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制订了关于高等学校兼课教师应给予酬金、高等学校教师编译的教材出版后应发给稿酬的暂行规定，并且联合发了通知，要各地试行。
这个暂行规定提出，高等学校因教学工作需要，可以向其他学校或部门聘请兼课教师，并由聘请单位发给任用证书。
高等学校教师（包括行政人员）在完成学校或单位规定的教学、科研等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到其他高等学校兼课，可根据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兼课教师的不同情况和教学水平，按实际讲课时数计算，每课时付给一定的酬金。
兼课教师的酬金，由聘请单位在“补助工资”项目内支付。
其他部门工作人员到高等学校兼课，或是高等学校教师到其他学校或部门兼课，其兼课报酬可参照这个暂行规定执行。
高等学校聘请退职、退休教师来校教课或承担科研任务，与本单位教师承担同等工作量的，退休教师酬金可按退休前本人的标准工资补足其差额。
退职教师酬金可参照教师兼课报酬标准发给。
兼课教师在本市内讲课，其交通费可按实由聘请单位报销。
教师到外地兼课，除按规定发给兼课酬金外，其往返交通费、旅馆费，由聘请单位报销。
暂行规定还提出，其他各级各类学校聘请兼课教师的酬金，可按这一规定精神，由各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制定具体办法实施。
关于稿酬问题，暂行规定提出，高等学校教师集体编译或通过单位统一组织编译的教材（包括参考书等）出版后，出版社应根据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办法，付给稿酬。
暂行规定还对稿酬的分配办法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

新西兰、罗马尼亚、牙买加体育界人士去外地访问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新西兰体育理事会主席、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委克劳斯，罗马尼亚体育领导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希比尔科，牙买加体育领导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布里奇一行三人，今天离北京赴上海、广州访问，然后回国。
他们是应邀来我国访问于10月16日抵京的。

方毅副总理率我国政府代表团回到乌鲁木齐
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22日电由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圆满结束对西德和法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回到乌鲁木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1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汪锋以及自治区其他负责同志刘震、郭林祥、周仁山、司马义·艾买提、铁木尔·达瓦买提等到机场迎接。

江西共大南城分校党委关心教师生活
据新华社南昌电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南城分校不先盖办公室，而是自力更生筹集资金，新盖了三栋教职工宿舍，使三十多户教师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
为了解决四十多户有家属的教职工买东西的困难，学校办起了小商店，组织校办工厂代购蔬菜，加工粮食。
冬天来了，学校早早就把木炭送到各家各户；
盛夏酷暑，又因陋就简办起了制冰室，把冷饮送到教师身边。

经国务院批准
最近又恢复和新建了一批高等院校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经国务院批准，最近又恢复和新建了七所高等学校。
它们是：
北京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吉林财贸学院、云南艺术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北京舞蹈学院。
这次恢复和新建的七所高等学校，除吉林财贸学院和云南艺术学院面向本省外，其余都面向全国和地区。
为了加强和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教育薄弱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根据需要和可能，经教育部同意，最近还有六所二至三年制的专科学校改为四年制的高等院校。
它们是：
包头医学专科学校改为包头医学院、广西百色医学专科学校改为广西右江民族医学院、新疆喀什师范专科学校改为新疆喀什师范学院、新疆石河子医学专科学校改为新疆石河子医学院、湖南吉首师范专科学校改为湖南吉首大学、大连水产专科学校改为大连水产学院。

考场以外的风波
在浙江省高校招生办公室，一份考生的材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慈溪县洋山公社社员戎光夏，1977年报考大学文科，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但未予录取。
今年，他报考理科，五门课程总分四百五十二分，可第1轮又落选了。
这个成绩突出、体检合格的考生未被录取，究竟“卡”在哪一道关口上？
我们翻阅了戎光夏的有关档案。
洋山公社为他作的鉴定上，有几条触目的意见：
不安心农村，劳动差，药死邻舍鸡、鸭，伙同别人偷生产队几箱蜜蜂。
结论是：
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群众反映大，请上级慎重考虑。
但是，戎光夏本人对这份鉴定不服。
在后面的一页上，附有他措词相当强烈的申诉。
这件事，在公社党委引起了震动。
且看公社党委扩大会上的部分发言记录：
“戎光夏对鉴定的态度是政治性错误。
他党的观念淡薄，对党离心离德。
要他写出书面检查。”
“戎光夏是想翻案，向党反扑，向党进攻。
这是出身于反动伪军官家庭的反映。”……
于是，公社党委在戎光夏的鉴定上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要点是：
“戎光夏出身于反动伪军官家庭，政治品质较差，入学动机不纯。
我们意见，以不录取上大学为宜。”
鉴定后面还附了戎光夏父亲历史情况介绍和邻里纠纷的旁证。
一所重点大学负责政审的同志打开戎光夏的档案袋，看了这些材料，没有把戎光夏的名字记入录取名单。
高考总分达到四百五十二分，居然未被录取，这件事引起许多人的怀疑：
戎光夏这个人是不是象鉴定书上说的那样不可靠呢？
各有关部门组成了戎光夏问题调查组。
于是，问题清楚了：
戎光夏的父亲1946年前曾任伪职，解放后作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所以，戎光夏的出身是职员，而不是“反动伪军官”。
而且人们认为，即便是“反动伪军官”家庭出身，也要重在本人表现。
家庭出身不能成为录取上大学的标准。
戎光夏是高中毕业生。
毕业务农后，开始农活不大在行，劳动差一些。
后来自己努力，劳动底分由六分半增加到九分七，全年出勤相当于队里同等劳动力。
1973年以后，在县里中学代课，反映较好。
他将工资交队，由队里记工分。
药死邻居鸡鸭的事，确有。
戎光夏自留地的蔬菜遭鸡鸭啄食，他撒放了一些农药，药死邻居鸡鸭，曾引起纠纷。
此事当时已作过处理，戎光夏承认做错了事，并折价给予赔偿。
关于蜜蜂的问题，是发生在五年前的事，因证据不足，未作定论。
县、地区和省的招生部门，就戎光夏问题展开了讨论。
省招生办公室负责同志认为：
“这不是一个考生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如何掌握高考政审标准的事。
应当正确理解党的阶级路线。”
他还就录取工作提出两点意见：
一是录取工作人员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办事；
一是要对基层干部进行宣传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解放思想，正确理解和掌握党的路线政策。
省委有关领导部门也很重视这件事，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招生办公室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意见。
现在，宁波地委签署意见，再次选送戎光夏入大学，戎光夏已被杭州大学物理系录取了。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
我们到洋山公社的时候，这里有的公社干部还是“想不通”。
他们说：
为啥贫下中农子女不培养，偏偏要拣这号人家？
比如，一个干部就说：
上大学好比中“状元”，根子总要正一点。
这样人能培养好吗？
这场风波向人们提出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一，怎样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党的阶级路线和政策；
其二，怎样正确地、一分为二地看待青年；
其三，要发扬民主。
从这件事上看，说到底，还是一个肃清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流毒和影响的问题。
人们还谈到，当前特别要重视发扬民主。
要保障群众有说话、发表意见的权利。
戎光夏对公社为他作的鉴定不同意，提出申诉，本来是允许的。
即使有些言辞过激一些，也不应无限上纲，甚至提到“反党言论”的高度，应当认真考虑他的申述是否有道理，是否符合实际。
我们有的领导同志缺乏民主作风，听不得反对的意见，太岁头上的土动不得，靠扣大帽子压人家，这种作风要不得。
考场以外的这场风波告诉我们：
切实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搞好高考改革，还有许多艰巨、细致的工作要做。
　新华社记者　郭玲春、丁雪萍

认真落实政策　充分发挥科技人员作用
全国科技人员普查工作胜利结束，最近召开的总结会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
新华社济南10月22日电
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培养和合理使用科技人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科技人员普查工作，已于最近胜利结束。
今年05月，遵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国家计委、国家科委、民政部和国家统计局，向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联合发出了关于对全国科技人员进行普查的通知。
经过普查，基本上摸清了全国科技人员的数量、水平、分布、构成和使用情况，为今后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制定科技队伍和科研机构的发展规划，加速科技人员的培养，提供了比较确切的依据。
普查结果表明，随着国民经济和科技事业的发展，我国的科技队伍不断壮大。
到今年06月底止，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员比建国初期的1952年增长了九点二倍。
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科技人员中，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占百分之四十三，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占百分之三十八；
从事无线电电子学、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等新兴专业的科技人员正在增多。
这些科技人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他们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努力为人民服务，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贡献。
最近召开的全国科技人员普查工作总结会，围绕着如何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进行了深入讨论，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会议认为，尽管我国已经有了一支可贵的科技队伍，但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看，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很不够的。
因此，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必须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前一阶段各地结合普查，对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进行了调查处理。
但不少地方在普查中发现，有些重大冤案、假案、错案还没有平反和昭雪，或者平反不彻底，走了过场。
存在这些问题的地方和单位，科技人员在政治上仍然受压抑，革命积极性还没有调动起来，会议希望各地切实地和尽快地把这项工作搞好。
根据普查统计，目前全国还有相当数量的科技人员用非所学，这是个很大的人才浪费。
会议希望各级党委根据具体情况，抓紧做好科技人员的调整归队工作。
解决科技人员用非所学，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根据各地的经验，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在于各级党委的重视和加强领导，组成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具体抓好这件事。
多数地区和部门，应争取在今年内基本完成这项工作，少数地区和部门，要加快进度，争取在明年上半年内完成这项工作。
会议认为，从目前我国经济战线、科研战线、教育战线的发展和迫切需要来看，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的调整及合理使用，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
四川、安徽、上海、天津、北京、吉林等省市，在这方面都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
四川省由省委组织部、省科委召集全省范围内五百多名用非所学和用非所长的讲师、助理研究员、工程师、主治医师以上的科技人员和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到成都开座谈会，进行考核了解，根据各个人的实际情况，按专业专长进行了调整分配，很快地做到了各得其所，发挥专长。
做到调出单位，调入单位和本人“三满意”。
四川省委在全省推广了这个“点名通知，集中开会，谈话考核，对口调整”的办法，使大部分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按专业对口调整归队。
安徽省已集中调整了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届用非所学的大专院校毕业生的百分之八十四。
会议认为，必须大力提高现有科技人员的水平，进一步办好业余教育，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派人出国学习，请外国专家来我国讲学或共同进行科学研究，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帮助广大科技人员学习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同时，要加速培养新的人才，特别要抓紧培养农业技术、新兴专业的科技人才，还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科技人才。
会议希望各级党委加强对科技干部的管理，实行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统一管理下建立健全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做好科技干部的管理工作。
对于科技人员的技术职称、提职晋升的标准、审批权限等，要拟定一个统一的办法，克服这方面的混乱现象。
对科技人员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要积极地逐步地加以解决。

谷副总理会见西德煤炭经济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下午会见由西德黑森州副州长兼经济技术部长海因茨·赫尔贝特·卡里率领的西德煤炭经济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西德驻中国大使魏克德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煤炭部副部长许在廉等。
代表团是应煤炭部的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于10月17日到达北京的。
代表团在京期间，与许在廉副部长就发展煤炭工业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进行了会谈。
卡里团长还同我政府其它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友好的接触。
（附图片）
谷牧副总理同西德黑森州副州长兼经济技术部长海因茨·赫尔贝特·卡里率领的西德煤炭经济代表团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记者摄

首都工人和工会“九大”代表联欢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市总工会今天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联合举办文艺联欢晚会，热烈庆祝中国工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在灯火辉煌的北京工人体育馆里，首都工业、交通、基建、农林、财贸、文教、科技、卫生等各条战线的一万多名职工和中国工会“九大”的全体代表欢聚一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倪志福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化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总工会的负责同志出席了今晚的联欢会。
晚会上，北京市各行各业的五百多名工人业余文艺宣传队员同首都专业文艺工作者一起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其中包括首都工人为工会“九大”召开而创作的歌舞、曲艺和全国专业、业余音乐工作者献给工会“九大”的歌曲——《中国工人进行曲》等。
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

东京
暮色渐浓。
巍巍耸立的东京塔，饰灯骤然齐明，在夜空中呈现出一幅绮丽的景象。
登塔瞭望，东京夜景尽收眼底，蔚为壮观。
东京位于日本列岛中部，关东平原南端，东京湾的西北岸。
著名的隅田川、荒川等河流，蜿蜒曲折，流经市区，出东京湾，注入太平洋。
一四五七年筑成江户城时，这里是一个小镇。
后来逐渐发展为关东地方的要镇。
一六○三年建立了德川幕府——中央集权的军政府，江户成为全国实际上的政治中心。
随后开始填海造陆，一些毗邻地区陆续并入。
1868年明治维新，江户改名为东京，从此成为日本首都。
二十世纪以来，东京逐渐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
现在，东京的行政区划为“都”，它由二十三个特别区、一个郡、二十六个市和七个町村构成，总面积为二千一百四十多平方公里。
一百年前，东京的人口只有九十万，而今天已拥有一千一百多万。
平时每天从周围各县到东京来上班的流动人口约有二百万人。
东京是日本的政治中心。
当人们漫步到千代田区的永田町和霞关附近时，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具有特征的尖顶建筑物——国会大厦，日本的众参两院就在这里。
它的旁边便是首相官邸。
这一带，日本政府的中央机关以及司法机关，栉比而立。
离这里不远，有一条叫做“御堀”的护城河。
透过一片葱郁的松林，人们可以看到高大的石砌的城墙。
这就是现在的皇宫。
由此再向北走，便是迎宾馆，过去的赤坂离宫。
它始建于明治时代，里面有欧洲宫殿式的豪华建筑，也有小巧玲珑的纯日本式的庭园，专供迎接外国国宾之用。
几年前进行了一次大翻修。
日本政府曾想邀请周总理作为翻新后的迎宾馆的第1位尊贵客人，但因周总理与世长辞而未能实现。
东京是日本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工业产值居全国第1位。
从东京沿东京湾向横滨方面，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地带——京滨工业地带；
另一个以东京为核心的工业地带，就是京叶工业地带。
日本大公司和大银行几乎都在东京设立了总店，东京还有股票市场和各种商品交易所。
东京也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它有着争取独立、自由与民主的革命传统。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东京的城市建设不断发展，近年来正在走向立体化。
一方面修建能抗震的高层建筑；
另一方面修建地下商场、地下街道和地下火车站。
银座是东京的一条繁华街道，从京桥到新桥，约有一公里长。
据史书记载，江户时代，曾在这里铸造过银币，“银座”就是因此而得名。
这里集中了许多高级商店、百货公司，小巷中饮食店和吃茶店、酒吧和夜总会等比比皆是。
入夜，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熙熙攘攘的人群，反映出资本主义世界生活的一个侧面。
近年来，东京闹区的中心逐步由银座移向新宿、池袋、？
谷。
新宿接连地盖起了五、六座四、五十层的高层建筑。
在池袋，一座日本最高的六十层的高楼拔地而起，高达二百四十米，成为东京的
“新名胜”。
东京地下街道十分发达。
东京车站的“八重洲地下街”建成于1969年02月，共分三层。
第1层是商店街，共有二百五十家商店；
第2层是可以放下五百二十辆汽车的停车场；
底层是供电和通风用的机械设备室。
从这里通往日本桥方面有四条公共地下道，一天的行人达一百多万人。
东京是一个巨大的交通枢纽。
东京港仅次于横滨、神户、名古屋，为日本第4大港，年吞吐量约为四千万吨。
这里的晴海码头，同时可以停泊五艘万吨级货轮。
中国货船常常进港，装卸货物，为中日经济贸易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东京有高速铁路干线和东海道本线、中央本线、东北本线、常盘线、总武本线等铁路线，联结日本各地。
东京的地铁共有八条干线，长一百六十公里。
为了开通东京与北海道之间的高速铁路，从1971年开始修建跨越津轻海峡的全长五十四公里的青（森）函（馆）隧道。
从东京到札幌的运行时间从原来的十七小时三十分缩短到六小时。
成田国际机场，是东京的空中大门。
过去，东京的国际机场在市区南部多摩川河口附近的羽田，由于航空事业的发展，旅客、货物的逐年增多，日本当局在千叶县的成田修了一座完全现代化的新的国际机场，并从今年05月20日启用。
敬爱的周总理以及鲁迅和郭沫若同志年青时代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东渡日本，在东京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他们分别在神田一带的学校读过书，但这些学校由于几经变迁，已不存在。
目前，日本的约三分之一的大学和近半数的大学生集中于东京。
东京还有许多游览胜地，春季樱花盛开，入秋菊茂枫丹，吸引不少游人。
目前，扶桑正是秋光好，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愿中日友好象百花烂漫，不断盛开！
德　有
丛　媛（附图片）
东京一角——东京塔和单轨铁路

中缅签署关于在缅甸建造国立体育馆会谈纪要
新华社仰光10月21日电
中国和缅甸关于在缅甸建造国立体育馆会谈纪要10月20日在这里签署。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经济参赞王琨和缅甸体育运动局总局长吴吞迎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会谈纪要上签字。
中国参加这项工程的考察组全体成员出席了签字仪式。
考察组是今年05月到达仰光的。

国际体操联合会恢复我国合法席位驱逐蒋帮
新华社巴黎10月20日电
国际体操联合会第56届代表大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
代表大会在20日的会议上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体操协会在国际体操联合会中的合法席位，撤销对蒋帮所谓体操协会的承认。
来自五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体操协会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
在会议上，许多代表主持正义，强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体操协会在国际体操联合会的合法席位，强烈要求撤销对蒋帮的所谓体操协会的承认。
经过激烈的辩论，大会投票表决，结果以三十九票赞成，九票反对，通过这个决议。
大会还选举了国际体操联合会新的领导机构。

方毅副总理圆满结束对法国访问回国
途中在贝尔格莱德作短暂停留
新华社巴黎10月21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一行成功地结束访问法国之后，21日下午乘专机离开巴黎回国。
到奥利机场送行的有法国总理府负责科研的国务秘书皮埃尔·埃格兰和巴黎军事副长官奥马胡尼等法国官员。
中国驻法国大使韩克华也到机场送行。
机场上飘扬着中、法两国国旗。
乐队高奏了两国国歌。
方毅副总理由埃格兰国务秘书陪同，检阅了仪仗队。
然后，方毅副总理同送行者一一握手告别。
方毅副总理在航途中给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法国总理巴尔发了一份感谢电。
10月19日和20日，方毅副总理参观了法国丰特内阿罗兹核中心和萨克莱核能中心。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0月21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一行结束对欧洲一些国家的访问后，回国途中于今天下午在贝尔格莱德机场作短暂停留。
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副主席德拉戈留布·斯塔夫雷夫前往机场迎送并与方毅副总理进行友好谈话。
在场的还有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周秋野。

日中友好运动促进中日关系的新发展
新华社记者述评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标志着中日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是在广泛的日中友好运动和历史性的恢复日中邦交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是一个漫长的民间友好往来阶段。
在这二十三年中间，日本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宗教等各个领域里展开了日中友好运动，同敌视中国和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开了民间友好往来的大门，推动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日本著名人士松本治一郎、内山完造、黑田寿男、宫崎世民等立即开始从事日中友好事业。
1950年秋季，正式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
二十多年来，日中友协披荆斩棘，开辟了友好往来的大道，日中友好运动逐渐成为具有雄厚群众基础的极为广泛的国民运动，它同中国民间团体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加强两国人民友谊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日中交往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友好往来很快在日本经济界有了发展。
1952年，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来到北京，同中国签订了第1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后来，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和铃木一雄、村田省藏、稻山嘉宽、川濑一贯等人的推动下，日中民间贸易迅速发展，1962年又开始了廖承志、高崎达之助“备忘录贸易”，冈崎嘉平太积极负责，开展工作。
到1972年夏，同中国贸易的不仅有日本中小企业，许多大企业也加入了友好贸易的行列。
在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了迅猛的进展。
自从1956年由片山哲和中岛健藏等社会名流发起成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以来，中日两国的文艺界、新闻界、体育界之间交往频繁，内容丰富多彩，它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巨大贡献。
日本在野党和执政党内的有识之士，也及时地行动起来，在促进恢复邦交方面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在中日建交前，社会党曾五次派党的代表团访华，公明党曾三次派党的代表团访华。
浅沼稻次郎、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石桥湛山等更是为促进两国邦交的正常化付出了艰巨的努力，死而后已。
藤山爱一郎、佐佐木更三、竹入义胜、成田知巳等前赴后继，努力不懈。
在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邦交的情况下，就有这样广泛的民间往来，这样强大的友好运动，这本身就说明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的确是非同一般。
人们把这种关系称为“民间外交”，把当年住在北京的西园寺公一先生誉为“民间大使”。
广泛而深入发展的日中友好运动，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构成了促进恢复邦交的巨大动力，恢复日中邦交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972年09月，具有政治卓见的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顺应历史潮流，果断决策，亲自访华，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建立了永垂史册的功绩。
两国邦交的正常化为日中友好事业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途。
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两国又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渔业等协定，把中日间的官方和民间往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日中友好之船”、“日中友好之翼”、“日中妇女友好之翼”，使更多的日本朋友络绎来华访问，增进友谊。
神户和天津、横滨和上海、奈良和西安、大阪和上海、京都和西安分别结成友好城市，使友好运动迅速地向地方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也日益紧密。
同时，广大日本人民和朝野有识之士又展开了要求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运动。
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它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但是偏偏有那么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人拚命反对。
人们注意到，在国际上缔结这项条约的主要阻力是来自苏联霸权主义者。
每当中日两国政府进行这项条约的谈判时，克里姆林宫就跳出来蛮横干涉，并以高压手段进行恫吓，有时甚至出动飞机军舰进行武力威胁。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苏联霸权主义者恰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更加暴露了它霸权主义的丑恶面目，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
1975年05月，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东京实行委员会举行有各界代表参加的大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议长市川诚在会上讲话，要求日本政府排除干扰，早日缔约。
同年秋，日中友好国民运动联络会议为早日缔约积极开展活动。
1976年秋，日中友协、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日中友好国民协议会、日中友好妇女联络会等二十二个团体的一千五百名代表在东京集会，要求缔结写明反对霸权主义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在各种日中友好团体和友好人士的推动下，到去年底，日本已有三十九个都道府县的议会和一百一十七个市的议会通过决议或呼吁书，要求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日本的报刊和社会舆论纷纷谴责苏联对日本的干扰和威胁。
日本的经济界也要求早日缔约。
形势的发展表明，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已成为中日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福田首相顺应时势，作出决断，派园田外相访问中国，同中国领导人开诚会谈，认真履行中日联合声明，达成双方满意的协议，于今年08月12日签订了写明反对霸权主义条款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这项条约的缔结，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奠定了基础。
这项富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条约，是多年来中日两国关系的总结，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伟大意义，它为两国在各个领域里的友好合作进一步开辟了广阔的前途，它将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美好的未来，也必将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

耿飚副总理同博阿基耶空军司令会谈
阿梅杜梅海军司令举行招待会欢迎耿副总理
新华社阿克拉10月19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10月19日在阿克拉的国家宫同加纳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空军司令乔治·亚奥·博阿基耶举行会谈。
双方就互相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合作关系的发展交换了意见。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外交部部长助理林中，驻加纳大使杨克明和耿飚副总理的顾问孙稚礼等。
加纳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外交部长费利，经济计划部长阿贝，交通运输部长乔治·哈利，农业部长阿奎吉拉姆，工业部长阿赫利贾，卫生部长格兰特，贸易和旅游部长夸希，土地和矿业资源部长乔治·本奈，教育和文化部长埃文斯·安福姆等。
新华社阿克拉10月19日电
加纳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海军司令阿梅杜梅10月19日晚在阿克拉的国家宫举行招待会，欢迎正在这里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耿飚副总理和夫人赵兰香。
在招待会上，宾主亲切交谈，并且为中国和加纳两国人民友谊的不断发展而干杯。
18日晚，加纳海军司令阿梅杜梅和夫人到国家宫拜会了耿飚副总理和夫人。
加纳国家元首阿库福的夫人10月19日上午在国家元首官邸举行茶会，欢迎耿飚副总理的夫人赵兰香。
加纳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空军司令乔治·亚奥·博阿基耶的夫人10月19日设午宴招待赵兰香。
同一天，赵兰香还参观了加纳国家博物馆和一所小学，并观看了学生们表演的加纳民间舞蹈。
（附图片）
左上图：
10月18日，耿飚副总理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奥苏堡拜会了加纳国家元首、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阿库福。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右上图：
10月17日，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主席穆萨·特拉奥雷在巴马科人民宫接见了耿飚副总理，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上图：
耿飚副总理10月18日乘专机到达阿克拉，对加纳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加纳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空军司令乔治·亚奥·博阿基耶（右）等前往机场热烈欢迎耿飚副总理一行。
新华社记者摄
（传真照片）

四问而后答
苏联流传的一个政治笑话
公共汽车里拥挤不堪。
一位乘客拍拍旁边一个人的肩膀，低声问：
“你是克格勃吗？”
“不是”，这人觉得很纳闷，“我不是克格勃。”
“你们家有人是克格勃吗？”
“没有。”
“也许，你有个邻居是克格勃吧？”
“也没有。”
“那么，你的朋友或熟人中有克格勃吗？”
“都没有。”
“好！
那请你把脚挪开，你踩着我的脚啦。”
（任　华　编译）（附图片）

邓副主席赴日访问，中日双方即将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
谨书联句，祝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费新我
注：
费新我，是我国著名书法家。
“相邻一带水　友谊万年春”，是他用左手书写的。

奥斯瓦德之谜
编者按：
苏修出于加紧反华的需要，不惜制造种种荒唐离奇的谣言，对中国进行诽谤。
莫斯科《星火》杂志不久前发表一篇文章，竟然无中生有地诬蔑中国与十五年前被认为暗杀美国总统的凶手奥斯瓦德有牵连。
可是实际上，奥斯瓦德在暗杀肯尼迪之前曾在苏联住了两年多，有一段诡秘莫测的经历。
今年03月和04月号的美国《读者文摘》杂志，发表了美国作家爱德华·艾泼斯坦的《传奇奥斯瓦德的秘密世界》一书的摘要。
作者曾受该刊委托，同其他几名人员研究了一万多页有关奥斯瓦德的材料；
采访了曾与奥斯瓦德相识或审问过他的人四百多次。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调查，写成此书。
下面是本书介绍的有关奥斯瓦德同苏联关系的一些情况：
李·哈维·奥斯瓦德十七岁在达拉斯入伍，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三年，先后在美军驻日本、菲律宾、台湾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部队当雷达兵。
1959年他提前退伍，09月离开家乡到欧洲旅行，后来又从伦敦到赫尔辛基，于10月15日由芬兰边境进入苏联。
两周之后，奥斯瓦德突然来到美国驻苏使馆，把自己的护照朝桌上一扔，当场声明放弃美国国籍，并表示要加入苏联国籍。
据当时接待他的使馆人员斯奈德回忆，奥斯瓦德当时神情紧张，斯奈德问他是否准备为苏联效劳？
奥斯瓦德说他已同意向苏联提供他当雷达兵时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并暗示苏联情报机构对他所知道的一些事特别感兴趣。
斯奈德觉得，奥斯瓦德的叛逃是经过周密准备的。
奥斯瓦德在苏联很受优待。
苏联当局以红十字会名义赠给他五千卢布。
奥斯瓦德来到明斯克居住时，曾受到该市市长的接见。
市长给他一套环境优美、装饰讲究、家具齐全的免费住房。
奥斯瓦德后来在无线电电视工厂工作，每月收入七百卢布。
苏联当局还给了他一枝十六毫米口径的短枪让他参加“狩猎俱乐部”的活动。
而苏联克格勃的一些人员就是在这种名义下接受射击训练的。
他本来在美国服役期间已经学会俄语，因此在苏联期间不存在语言困难。
奥斯瓦德在苏联期间有一年无人知道他的行踪，美国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奥斯瓦德的母亲不断打听他的下落。
直到1961年02月，美国驻苏使馆突然接到奥斯瓦德要求同他的苏联妻子一起返回美国的申请。
1962年06月，奥斯瓦德同他的俄国老婆玛丽娜一起回到美国达拉斯市。
奥斯瓦德行动诡秘，和当地俄国移民来往频繁，特别是与其中一个同时和四个情报机构有关系的人物乔治·德·莫朗谢尔特过从甚密。
1963年09月，在肯尼迪遇害前两个月，他曾到过墨西哥首都，同苏联、古巴驻墨西哥使馆有过联系。
据艾泼斯坦在这本书里透露，在肯尼迪被暗杀两个月后，有一个名叫诺森科的苏联克格勃官员叛逃到美国。
他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假情报说，奥斯瓦德在苏联期间并未受到过克格勃的审问，也没有和他们接触。
可是作者在调查时发现这样一个“巧合”：
1960年，美国Ｕ—2间谍飞机在苏联被击落时，奥斯瓦德正在苏联。
Ｕ—2飞机驾驶员鲍尔受审时，苏联方面盘问他有关美国在日本厚木的基地的情况。
鲍尔认为，从他们提出的问题来看，苏联方面对奥斯瓦德所到过的厚木基地的情况是有充分的了解的。
（宜华）

好消息
日中友好协会理事秋冈家荣
“有一个好消息！”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徐先生笑嘻嘻地在我身边这样说。
那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字的前一天，08月11日下午。
在这之前，我和桐朋学园的生江义男校长应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邀请，访问了敦煌和大同。
回到北京不久，《朝日新闻》勤劳学生访华团就到达中国访问。
我和生江先生分手，赶往上海同他们会合。
在这次访问中国的旅行中，我们时刻惦记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进展情况。
我是07月末离开东京的，那时候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会谈已经在北京开始。
我们都热切希望着它能发展成园田外相访问中国。
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安慰我说：
“条约一定会签订的！”
但是，旅途中一点新消息也没有听到，不免令人担心。
“园田外相决定访华了！”
终于在大同听到了这一消息。
一颗悬着的心，才算安定下来。
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日中邦交正常化一样，是日中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盼望的大事。
它经历了漫长的路程，这使我不禁回忆起往日一条难忘的好消息……
1972年07月16日，夜幕降临北京城，人民大会堂里充满了日中友好的气氛。
周恩来总理突然问我：
“现在我对面坐着佐佐木更三先生，不过，秋冈先生你是否想过，你将能够拍到一张大平外相在那个座位上同我谈话的照片？”
听了总理的问话，我的心不禁？
嗵？
嗵跳起来。
那时候，我已经在北京度过了将近五年的记者生涯　本文作者曾任《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编者注）。
我接到总社更换记者的指示，后任一到，我就不得不离开北京。
当时，围绕着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议论纷纭。
但是，田中首相访华的消息还没有发表，大平外相能否同行当然也不清楚。
我回答周总理说：
“我殷切地期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尽管是这么说了，我心中还是没数。
然而，总理明确地说：
“我认为那是可能的！”
那天，我拍完这个镜头就退场了。
后来，我问了佐佐木先生，他说：
“总理的意思是同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请他们一起来。”
日中邦交正常化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不用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醒目地登载在日本的报纸上。
这就是那条令我难以忘怀的好消息。
时间过了六年。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前夕，我赶到了上海，那时候，园田外相已经抵达北京。
我多么希望留在北京，看看条约签字时那激动人心的情景！
但是，我怎么能丢开《朝日新闻》勤劳学生访华团不管呢！
团长上野淳一先生说过：
“组织学生们访华，进行青年交流，为的是增进下一代的友好。”
上野淳一先生年过六十。
他的这种愿望很早就向中国报纸印刷机械考察组提过。
记得那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后的第1个春天，这个建议一提出，立即得到了中国朋友的支持。
我当时也在场，心想：
“这可是一个继承老前辈精一先生遗志的建议啊！”
精一先生是淳一先生的上一辈，1970年春，不幸病逝。
精一先生病危之际，给随同松村谦三先生访华的有关人士发电报说：
“不要担心我的病，为了日中友好大业，希望完成应有的使命。”
想不到这竟是精一的最后遗言。
中国朋友接受这个建议后，为促其实现，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现在学生访华团正在中国访问，当我负着“增进下一代友好”的重任访问中国的时候，我怎么能离开代表团啊！
访华团到达上海的翌日傍晚，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上海分会和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共同设宴欢迎我们。
就在这一时刻，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了！
宴会上欢声雷动。
目睹这动人的场面，使人更加理解“有一个好消息”这句话的含意。
“相见时难别亦难”。
从西安回到北京，分开的时刻就要来临，我一一征询每个学生，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一定要再访中国！”
有的还说：
“结婚以后，同妻子一起来”。
这些学生分别住在日本各地的报纸销售店里，他们早晚分送报纸，用所得的一点钱充作学费和生活费。
学生们已是大学四年级了，如不留级的话，明年春天将走向社会，寻求职业。
回国以后，淳一先生从大阪打电话来告诉我：
“有一个学生回来后，无论如何要求从事日中友好工作。
为了进入日中友好的窗口——旅行社，决定去应试。”
今年是日本经济萧条之年，就日本全国来说，寻找职业的人和招聘的数字简直不成比例。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有一颗为了日中友好的心，是不会被录用的，必须具有适应本职工作的业务能力。
所以，这个学生为了真正达到从事日中友好工作的目的，正在刻苦勤奋地学习中文。
学生们已经行动起来。
他们呼吁：
“让我们结成08月12日会吧！”
这无疑是向人们宣告：
要把那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动人肺腑的一天，永远珍藏在胸中，不管走向任何工作岗位，决心为日中友好奋斗终生。
“有一个好消息”，现在该是我向老徐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了！
我想，二十一世纪的日中友好，必将是青年一代继承老一辈意志的更加广泛的友好，那是光辉灿烂的明朝！

极乐鸟·战鼓·长矛
叶进
在地跨亚洲与大洋洲之间的伊里安岛东部，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崇山峻岭中，生长着一种极为名贵的蓝极乐鸟。
这种鸟在林中的生活，是充满歌声的。
雄极乐鸟择偶的时候，先是悄悄地伫立枝头，低声吟唱，歌声清脆动听，然后翩翩起舞，将一身华丽的羽毛全部抖开，胜似孔雀开屏。
正是这种鲜艳的羽毛，使西方殖民者倾倒，他们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来捕捉蓝极乐鸟，然后运往欧洲把珍罕的羽毛出售，牟取暴利。
战鼓，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战斗冲锋、英勇杀敌的信号，它鼓舞人们去赢得胜利。
长矛，更是他们椰林深处斗争的武器，无论是猎取食物，还是同敌人搏斗都离不开它。
极乐鸟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有动物，而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长期用战鼓和长矛所奋斗的，正是极乐鸟般的自由和幸福生活，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独立时，把这三件东西当作国徽的标志。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个独立不久的国家，今年09月16日庆祝了独立三周年。
过去由于遭受殖民统治，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
独立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有了发展。
1930年第1架外国飞机在新几内亚的高地上着陆的时候，人们担心这是一只以肉类为食的“飞鸟”，纷纷把自己养的猪藏起来。
但是今天，巴布亚新几内亚有了自己的国家航空公司。
巴布亚新几内亚由六百多个岛屿组成，是大洋洲第1大岛国，人口二百八十万，有一千多个不同的部族。
境内四分之三的土地为森林覆盖，资源丰富。
巴布亚新几内亚曾是重要的淘金场所。
自从布干维尔岛铜矿投产后，铜取代了黄金。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矿之一。
现在铜矿砂主要销往日本和西德。
我国每年也有进口。
咖啡、可可、椰干、木材等，也是重要的出口物资。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世界上唯一还有许多品种和相当数量鳄鱼的国家。
鳄鱼是一种宝贵的资源，鳄鱼皮是稀有的高级皮革，还可供科学研究之用。
鳄鱼由于凶恶贪婪，是遭世人咒骂的一种动物。
但是，今天还有一种同鳄鱼一样受到人们咒骂的动物，这就是“北极熊”。
三年前，苏联的“亚历山大科学舰”驶抵巴布亚新几内亚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他们公然登陆，在岛上插起了苏联国旗，这就象一百五十年前沙俄的别林斯高晋舰长，在南极的一个小岛上插上沙皇帝国国旗，命名它为“彼得一世岛”，当作沙皇领地一样。
不过，现在时代不同了，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不仅拔去苏联国旗，而且赶走“亚历山大科学舰”，然后宣布了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不准苏联称霸海洋。
渴望极乐鸟般自由、幸福生活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今天更懂得用战鼓和长矛捍卫自己的独立与尊严。
（附图片）
三年前的09月16日，巴布亚新几内亚宣布独立。
墙上挂的是新国徽。

采桑子
——欢送邓副主席赴日本
赵朴初扶桑正是秋光好，＊霜叶红酣，碧海青天，景物迎前分外妍。
往来大展垂天翼，乾转坤旋。
启后承先，永结千秋两国欢。
1978年10月
＊借用鲁迅句。

魔鬼的留音
司马达
中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迈进的足音，从燕山脚下和黄海之滨传到地球各个角落，引起了举世的注目和议论。
五洲四海的人们，都在以不同的眼光和兴趣，注视着中国走向未来的发展。
反映是多种多样的：
有人从中国的壮丽远景中感到欢欣鼓舞，有人为促进贸易往来而探索途径，有人赞叹中国人“有的是智慧，储备着用不完的精力”，有人则怀疑中国能否在这么短时期内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
伦敦《金融时报》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对世界“将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而英国外交大臣欧文先生则确信“一个更加繁荣和更加安全的中国，会是有助于增进世界稳定的一个因素”。……尽管看法各不相同，评价因人而异，他们都是怀有善意的。
可是，莫斯科却别有用心地想给中国现代化的光辉蓝图涂上一层阴暗恐怖的色彩。
他们诽谤中国企图“征服整个地球”，诬蔑中国的现代化将“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威胁整个世界”。
为了阻挠西方国家和中国发展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他们竟然攻击伦敦、巴黎、波恩“在危险地玩火”，胡说什么中国有朝01日将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西方”，迫使它们“按照自己的笛音跳舞”。
这种论调，完全是血口喷人，岂有此理！
中国要进行新的长征，实现四个现代化，究竟何罪之有？
我们在新长征中要征服的，是祖国的高山、大海、平原、油田、矿藏，而不是别国的海湾、军港、基地。
为什么中国开发新的油田，建造新的高楼，增添新的校舍，把南水北调，让作物高产，使高速公路通向穷乡僻壤，就会成为对世界的“威胁”？
我们要攀登的是科学技术高峰，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为人民造福，难道“哥德巴赫猜想”的求证，遗传工程的探索，新型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治癌药物的问世，就会危及其他国家的安全？
我们需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正常贸易关系，为什么引进现代机器设备，采用别国先进经验，就成了准备战争的阴谋？
我们要加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的防御，谁能剥夺我们正当的自卫权利？
我们要派遣出国的是留学生而不是雇佣军，我们要输出的是真诚友谊而不是用以杀人或使别人互相残杀的军火。
我们既未觊觎红海门户，渗入非洲之角，更未驻军波希米亚平原，那里谈得到什么
“征服整个地球”！
莫斯科强加给中国的这一切罪名和谣言，有谁会相信？
回想过去几年，在“四人帮”为害猖獗，中国的经济几乎濒于崩溃边缘的时候，莫斯科那些自诩为中国人民利益着想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是怎样幸灾乐祸地讥笑中国的“混乱”、停滞和落后啊！
如今，当中国人民已经澄清妖雾，正在抓纲治国，奋发前进的时候，他们就露出狰狞面目，吹响魔鬼的笛音，大肆诽谤攻击中国，妄想使中国裹足不前和孤立于世界。
他们对中国现代化前景的居心叵测的描绘，倒是很清楚地告诉人们：
在莫斯科看来，只有中国永远落后贫穷，才最符合苏联的“安全”与利益！
对于这些丑恶的诽谤者和挑拨者来说，这里倒用得着马克思最爱引用的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一句话，就是：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莫斯科的霸权主义者应当知道：
八亿中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奔跑的决心，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
你们想让别人按照你们的笛音来跳舞，绝对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