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1丝织厂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
发给优质高产能手奖金
编者按：
上海第1丝织厂给三位优质高产能手发奖金，济南市对两家办得实在不象话的饭店实行必要的经济制裁。
两件事情，是非分明，奖惩得当，好得很。
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必须贯彻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必须强调企业的经济责任。
要在企业中严格实行这样的原则：
经营得好，经济效果大，对国家贡献大的企业，应当获得较多的物质利益；
经营得差的企业得到的物质利益应当少一些；
那些亏损的企业、经营管理很差而又长期不改的企业，则应当受到必要的经济制裁。
也就是说，一定要把企业经营好坏同企业领导和职工的切身物质利益联系起来，真正做到好坏有别，奖惩分明。
否则，就不可能促进领导改善经营管理，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和调动广大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
济南市对两家饭店实行经济制裁，上海第1丝织厂对生产能手实行物质奖励，都是为了促使广大职工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加强经济责任，讲求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率。
两种作法相辅相成，值得提倡。
据新华社上海09月14日电
上海第1丝织厂最近对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创造了优异成绩的刘素兰、陈巧珍、孙莲娣等三位挡车工，发给了优质高产奖金。
上海第1丝织厂抓纲治厂，去年提前三十三天完成国家计划，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实现满堂红，被评为大庆式企业。
在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中，全厂涌现了一批“万米无次绸”的优质高产能手。
第一力织车间青年挡车工刘素兰虚心向老工人学习，刻苦钻研技术，不断改进操作方法，创造了连续二十八个月、八万三千米无次绸的优异成绩。
去年，她提前三十五天完成全年计划，今年又提前二十六天完成了上半年计划。
近一年半以来，她多生产八千多米优质绸，多创造产值一万二千七百多元，利润一千二百五十元；
她生产的都是优质绸，正品绸比计划多四十六匹，为工厂增加收入五百多元，加上她超产给工厂带来的利润，共为工厂多创造了一千七百多元的收入。
如果厂里给她发五十元奖金，也只占她为工厂多创造的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七。
大家说，华主席指示，“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要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
发给创造优异生产成绩的工人优质高产奖金，完全符合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对刘素兰这样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而拚命大干的先进工人，就是要给予物质奖励。
前一阶段，所以在发奖金问题上畏首畏尾，缩手缩脚，正说明部分干部的头脑里，“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怕戴“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帽子的余悸还没有除尽。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再也不能容忍“四人帮”造成的那种“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怪现象存在下去了。
一致同意授给刘素兰“优质高产”的奖旗和五十元奖金。
对厂里另外几名创造优异成绩的工人，也分别予以奖励。
挡车老工人陈巧珍创造了连续二十二个月，六万二千米无次绸、超产六千五百米优质绸的优异成绩，荣获“优质高产”奖旗和四十元奖金；
青年挡车工孙莲娣创造了连续十二个月、七万米无次绸、超产一万一千米优质绸，也荣获奖旗和三十元奖金。
厂党委还决定，对刘素兰等三位挡车工所在班组的工人，分别予以表扬和物质奖励，鼓励他们更好地搞好协作，共同创造优质高产的新成绩。
上海第1丝织厂二十二岁的挡车女工刘素兰，连续二十八个月织绸八万多米无次绸，创造了“万米无次绸”劳动竞赛的新纪录，被评为上海市工业学大庆的先进个人。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华主席会见河本敏夫通产大臣
华主席说，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会越来越好，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将进一步扩大和发展
新华社北京09月14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日本国通产大臣河本敏夫时说，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会越来越好，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将进一步扩大和发展。
华主席同河本大臣以及随行的日本朋友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河本大臣说：
“福田赳夫首相对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感到很高兴。
他特别要我向华主席问候。”
华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请河本大臣转达他对福田首相的问候。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贸部长李强、副部长刘希文。
宾主步入会见厅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华主席会见索科伊内总理
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北京09月14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坦桑尼亚总理爱德华·莫林格·索科伊内，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索科伊内总理向华主席转达了尼雷尔总统的问候。
华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请索科伊内总理回国后向尼雷尔总统转达他的良好祝愿。
他说：
“我们相信，中国和坦桑尼亚两国的友好关系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索科伊内总理的随行人员参加了会见。
他们当中，有教育部长库汉加、鲁伏马省省长加马、外交部副部长福姆、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卢辛德。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外经部副部长程飞。
华主席同索科伊内总理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在此期间减发饭店负责人和其他职工工资。
实行这个办法三天时间就收到显著效果
思想教育结合经济制裁办法好
济南二商局对不讲卫生又不接受批评的两家饭店实行停业整顿。
在此期间，减发饭店负责人和其他职工工资。
实行这个办法，三天时间就收到显著效果
新华社济南09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孙修纯报道：
山东省济南市第二商业局采取思想教育与经济制裁相结合的办法，决定对不讲究卫生而又不接受批评的两家饭店停业整顿，停业整顿期间减发饭店负责人和其他职工的工资。
这个办法很灵，三天时间就收到显著效果。
07月中旬，济南市第二商业局和市卫生防疫站联合检查了全市饭店的卫生工作，发现有九家饭店的餐具不消毒，环境不清洁，出售变质食品。
他们立即召开了饮食业卫生会议，请一些饮食卫生搞得好的单位介绍经验，对不讲究卫生的那九家饭店点名批评，并且限令三天改变卫生面貌，到期不改，停业整顿。
同时宣布：
在停业整顿期间，饭店负责人减发一半工资，其他职工减发百分之三十的工资。
三天以后，对那九家饭店再次进行检查，其中七家有了明显改进，只有东门饭店和长征饭店卫生状况毫无改变。
济南市第二商业局于07月25日发出通报，决定这两家饭店停业整顿。
停业整顿的通报对这两家饭店职工震动很大，教育很大。
长征饭店的职工连夜清扫环境，洗刷餐具，并且建立卫生制度，分工落实到个人。
他们提出搞好卫生工作的保证：
领导检查时和不检查时一个样，营业忙时和闲时一个样，突击搞卫生时和平时一个样。
东门饭店的职工也积极行动起来。
过了三天，市第二商业局和市卫生防疫站再去检查，这两家饭店的卫生条件已经合格，决定它们恢复营业。
顾客们反映，这两家饭店的确变样了。

攀钢党委派人访问成都用户“背”回废钢材
用典型事例教育职工把好质量关
本报讯
攀枝花钢铁公司认真贯彻执行《工业三十条》和冶金部武汉会议精神，派人去成都访问用户，听取意见，并“背”回数十吨不合格的钢材，推动了以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的企业管理整顿。
05月底06月初，攀钢党委副书记张月亭等七位同志，访问了成都冶金实验厂、成都无缝钢管厂、成都钢铁厂和国家物资总局西南金属材料管理处。
每到一处，都征求那里的职工对攀钢产品的批评意见，然后下现场观看废次品，检讨错误，向用户赔礼道歉。
在成都冶金实验厂，他们亲眼看到攀钢提供的二百毫米方坯，表面有气泡、裂纹、结疤，内部有气囊、缩孔，深有感触地说：
“把这样的废品发给兄弟单位，太不象话了。”
当场决定把四十多吨废品“背”回去。
在成都无缝钢管厂，又看到攀钢发去的一百六十二毫米的方管坯，有百分之三四十未清理干净，使该厂不得不组织大批人力重新清理，感到十分不安，当晚就给公司打电话，要家里把好关，不清理干净不准出厂。
公司党委用这些典型事例对广大职工进行了提高产品质量的教育。
目前，他们正在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质量大检查。
公司成立了技术监督处，炼钢、初轧、轨梁等主要厂矿充实了检查科，对关键岗位配备了专检人员，实行以专检为主、自检互检结相合的办法，千方百计把好质量关。

次品“背”回来好货送上门
上海钢管厂、哈尔滨电机厂对用户负责，认真对待产品质量问题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钢管厂党委书记从洛阳拖拉机厂“背”回不合格的扁管，发动群众在较短时间内改进了这种产品的质量。
现在，六十多吨符合质量标准的扁管，已经重新运往洛阳拖拉机厂。
他们这种把“次品‘背’回来，好货送上门”的负责精神，受到了冶金工业部的表扬。
洛阳拖拉机厂用来生产拖拉机水箱的扁管，是由上海钢管厂制造的。
今年六、07月间，洛阳拖拉机厂使用的一批扁管，因质量不好，漏水情况十分严重，严重影响了生产的拖拉机的质量。
上海钢管厂党委书记带着几个干部，赶到洛阳拖拉机厂。
他们看了扁管质量不好造成的严重后果，感到非常不安，诚恳地向拖拉机厂的同志表示，这六十多吨扁管，全部包退包换。
并“背”回几个装有不合格扁管的水箱放在厂内展览，大张旗鼓地宣传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意义。
八、九两个月连续在全厂开展“质量月”活动。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哈尔滨电机厂最近举办产品质量展览，运用一台损坏的十万千瓦汽轮发电机，对全厂职工进行质量第1的教育。
这台损坏的电机，是这个厂在“四害”横行的1976年06月出厂的，安装在吉林省前郭发电厂。
由于装配时转子上的一颗平衡螺钉没有铆紧，在去年11月发生了烧坏定子线圈和铁芯的重大质量事故，造成电厂停产，几十家工厂跟着停工，总共损失四亿多元。
今年年初，这个厂派人到前郭电厂调查，向电厂检讨错误，赔礼道歉，并运去一台十万千瓦的新电机，把损坏的电机运回工厂。

采取果断措施制止粗制滥造
轻工业部决定武汉轻工业机械厂停产整顿
据新华社武汉电
轻工业部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粗制滥造，决定武汉轻工业机械厂停产整顿。
武汉轻工业机械厂主要生产制造火柴和缝纫机的设备、造纸专用浆泵和真空泵等产品。
由于“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厂领导思想路线不端正，致使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低劣，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
今年06月11日，杭州缝纫机厂党委写信给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反映武汉轻机厂生产的四立柱铸造流水线设备质量低劣，严重影响这个厂投入生产。
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分别作了批示，责令武汉轻机厂严肃认真对待。
06月下旬，国家经委和国防工办检查了武汉轻机厂的热处理工作，从成品库中抽查了八种二十三个零件，硬度全部不合格。
其中，有两种备件，根本没有进行热处理，工人曾提出尖锐批评，而工厂领导却无动于衷。
国家经委和国防工办为此通报全国批评。
07月间，轻工业部又派出质量和企业检查组对武汉轻工业机械厂的产品质量管理进行了全面检查。
按标准抽查了缝纫机四立柱铸造流水线设备、火柴连续机、造纸专用浆泵和真空泵等四种产品，发现全部不合格。
特别是在热处理工作受到国家经委和国防工办的通报批评后，八十三种应进行热处理的零件只处理了十种，而且处理后硬度达到要求的只有两种。
产品质量如此低劣，这个厂的领导对待用户的态度又极为恶劣。
武汉缝纫机厂派人到轻机厂反映质量问题时，一个车间副主任竟气势汹汹地抓住他的衣领往外拉，还大骂：
“你给我滚！”
面对武汉轻机厂的严重问题，轻工业部最近采取果断措施，决定让这个厂立即停产整顿。
现在，这个厂尚未出厂的产品已全部停止出厂。

不能乱扣口粮编辑同志：
“民以食为天”。
人不吃饭是不行的。
然而，在有些社、队，却出现了乱扣社员口粮的现象。
如：
妇女不上避孕环不分粮，社员家里没有喂猪不分粮，不交鲜蛋扣口粮，开会不到扣口粮，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
我认为，乱扣社员口粮是错误的。
这些社、队干部把人民群众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不做思想工作，靠乱扣乱罚整治群众，这怎么能够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搞好生产呢？
希望这些社、队立即废除乱扣社员口粮的错误做法。
山西省新绛县柳泉公社　廉俊生

俺们的“告示”编辑同志：
请为俺们出个告示。
俺们大队产苹果。
每当苹果成熟的时候，有些嘴馋的同志就转游到俺们果园来，有的说是“检查工作”，有的说是办点什么“事情”，也有的吞吞吐吐地说：
“想同志们了，来看看”。
其实，俺一看他提着兜子，就知道他是来要苹果的。
这些同志虽不是县、社的主要领导，但大都是从“上边”来的。
他们有的和俺村这个干部熟，有的和俺村那个干部共过事，也有的和俺村有某种联系。
苹果成熟的时候正是三秋大忙季节，干部和社员正在泥一把、汗一把地干活。
那些“上边”的同志提着干瘪的兜子来了，俺村的干部为了照顾面子，只好放下手里的活，领他到果园去一趟。
特别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一天要接待这样的“客人”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吓得俺果园的负责人藏到旮旯儿里不敢露面。
说实在的，这些同志无非是想尝个鲜，可俺们还指望把鲜果卖给国家，好买回拖拉机耕田哪！
为了给集体多攒些钱，俺村无论是干部还是社员，白吃了苹果，都要当众作检查。
要是那些淘气的孩子偷吃了苹果，家里的大人也要狠狠地训他一顿。
每年那么多的苹果，从“上边”的人提的那鼓鼓囊囊的兜子里流失掉，俺们心里能不着急吗？
俺们希望县、社的领导同志对自己的部下加强遵纪爱民的教育。
俺们也给那些既嘴馋又想讨点小便宜的同志贴一张“告示”：
在苹果成熟的时候，想吃苹果，不要直接到果园来，俺给你送到城里去，请到果品门市部去买。
河北省无极县东后公社西后大队贫下中农

最近温州市委严肃处理了迫害、打击姜凤珠的有关人员
姜凤珠坚持党的原则横遭迫害
她坚持斗争六年，被撤职三次，省、地、市委多次处理无效。
最近温州市委严肃处理了迫害、打击姜凤珠的有关人员
温州市机械冷锻厂出纳员姜凤珠来信摘要
1973年第1次撤职
1973年02月，温州市委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宣布集体单位一律停止招工。
我厂头头倪正现在03月初招工几十名。
为了使非法变成“合法”，他和向阳公社个别人勾结，以同意安排六个劳力为代价，订了一份假合同，把1973年03月招进的后门工，伪造为1972年11月招进。
倪还以安排一个劳力为诱饵，要厂会计林鸿烈同志把新招工的工资提前从1972年11月开始计算，造一笔四千元的假工资帐。
我当场表示坚决反对，并于次日向市财税局管我单位的干部反映。
过了三天，倪突然宣布将我撤职。
市二轻局干部、局材料组负责人余兴发的外甥女，市二轻局革委会副主任张喜元的儿子张斌，都是这次安排进厂的；
二轻局干部也分到劳力名额。
所以，倪有恃无恐，横蛮地迫我移交工作。
03月底，我向当时市工办负责人陈丕善同志上诉，受到鼓励，市工办通过二轻局批评了倪的错误。
可是，在余兴发支持下，倪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地对我批判、围攻、毒打、扣发工资，在厂内张贴下流的人身攻击大字报。
1974年第2次撤职
1973年07月，温州市委根据我的上诉，决定专案调查处理。
同年08月，省委常委、省生产指挥组党组织书记批示调查处理我的冤案。
同年09月，省委驻温州市工作队队委会通过对我的上诉案进行专案调查。
同年10月，省委铁瑛书记亲自在我的控告材料上签批，要温州市委马上调查处理。
但是，都无法实现。
12月，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倪正现便指使厂里的人不断围攻我。
我家属向省委驻温州地委工作队申诉，受到亲切接待。
地委书记亲自打电话，要温州市委马上调查处理。
由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王良松同志和工办副主任陈丕善同志联合主持，成立了市委调查组。
市二轻局竟对抗地、市委的决定，拒不派人参加。
1974年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疯狂篡党夺权，这个调查组便告流产。
同年04月，倪、余勾结帮派势力，抄我的家，再次宣布将我撤职，迫我移交。
我又向省、地、市委上诉。
同年10月，温州市委管工交的张济民书记决定由市工办主任白其岱同志等人负责，再次组织专案调查。
但由于1975年初“四人帮”进一步制造混乱，调查结果得不到处理。
1977年第3次撤职
我和“四人帮”没有任何牵连，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对“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有抵制。
我对“四人帮”有深仇大恨，我的亲哥哥惨遭“四人帮”杀害。
我认真工作，帐目清楚。
可是1977年05月，余兴发以路线教育工作队队长的身份一进厂，即把同倪正现勾结的惯偷、贪污盗窃犯、打砸抢分子封为积极分子，骗取和没收了我掌握的盗窃车床等大案的重要材料。
他捏造了一整套诬陷材料，取得局核心组的支持，于1977年07月在全厂大会上对我宣布批斗、撤职，作为重点清查对象，留厂办个人学习班。
在学习班里，我没有写下一个字的“检查”。
我告诉他们：
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向上级控告。
08月06日，我被迫害得突然痉挛昏厥，连夜送市三医急救。
从我进入学习班的第1天起，我家属就向市二轻局军代表、市工办、市委揭发余兴发等人借机报复的行为。
市运动办公室对我受害案进行了核查。
09月15日正式通知我，说对我办学习班是错误的，我与“四人帮”没有牵连，也没有经济问题，已通知市二轻局核心组落实政策。
还说，余兴发已承认错误，认为自己“工作粗疏”，表示愿意到厂里当众检讨，挽回影响。
但是，二轻局核心组成员蒋碎迪、张喜元出来顶抗。
10月03日，蒋、张等指使驻厂路线教育工作队到我家院子贴“批斗”通令，后又七次送书面的批斗通知，两次伪造市委“批斗”我的假决定。
1978年元月初，温州市委张冰痕书记再次关切我的受害案，亲自向二轻局核心组负责人下达具体指示。
时间又过去了近两个月，市委书记的指示竟如石沉大海。
象我这样是非极易分清的问题，省、地、市委六年来又多次作了批示和决定，为什么长期不能解决？
症结究竟何在？
第1、余兴发在温州市神通广大。
余凭借他曾经是群众组织重要成员的身份和多年来私自安排数以百计劳力的特殊本事，广泛结交了温州市内外上下各个方面的人物。
这使他取得政治交易的最雄厚资本。
多年来，他指使和支持办了十几个地下工厂，还包庇坏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
不少好心的同志听说我触犯了余兴发，都为我捏一把汗，说：
“你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同志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还有一些干部，听了我的反映甚表同情，但一听到余兴发的名字，便摇头吐舌，不愿过问。
第2、二轻局个别领导同志，采取了“官官相护”的态度，对于我一再向市委揭发局核心组内部的问题，十分反感。
我认为：
向上级党委如实反映情况，是对党的信赖和爱戴，有利于暴露矛盾，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
我每次上诉都郑重声明，如有虚构，愿受最严重的纪律处分。
我恳切要求上级党委指派大公无私的干部查清事实真相，对徇私枉法者作出严肃处理，对含冤负屈者给予昭雪。

对抗中央文件精神捆绑毒打社员
河津县委决定对违法干部严肃处理
据新华社太原09月14日电 08月01日早晨，山西省河津县赵家庄公社南辛兴大队第4生产队社员张东海向队长赵剑子请假，要到稷山县化峪集镇去卖猪。
队长说：
“今天的活已经派好了，你不能去。”
张东海说：
“你昨天派别人，别人不去都能行，我不去怎么就不行呢？”
队长说：
“如果你不去拉石头，耽误的车、马和两个劳力的工分都要在你的名下扣。”
张东海不同意扣他的工分，就和队长到大队部去评理。
他们走到大队部门口，正碰上大队党支部书记赵臣民、大队长赵恩科，副大队长赵孝民三人蹲在那里谈话。
这三个干部看见赵剑子和张东海走来，赵臣民便板起面孔问：
“咋哩？”
赵剑子答：
“派东海拉石头，他不去。”
赵恩科问：
“怎么不去？”
张东海说明请假理由，当他说到队长要扣工分，是把我扣住了（意指欺侮人）的时候，赵臣民猛一转身，一拳把张东海的鼻子打出了血，接着，又在张东海的面部连击十几拳，并且边打边斥问：
“谁把你扣住了？
谁把你扣住了？
你大概以为昨天晚上传达了中央文件（指中共中央转发的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有势了，没有人敢管你了吧！”
这时，赵恩科、赵孝民等一齐拥了上来，乱打一阵。
赵恩科还说：
“昨天晚上一传达文件，我就知道会有这一下，我们是有准备的。”
张东海看到他们一伙来势凶猛，蛮不讲理，要去公社讲理，赵臣民一把拉住不让去。
在撕打中，赵臣民不知怎么把小手指扭了一下，便气急败坏地喊：
“他要下毒手了，快给我把他捆起来！”
话音刚落，其他几个大队干部一齐上手，把张东海连推带打拉到大队办公室。
这时，大队治安主任赵榜孩、打人凶手赵创建，闻讯相继赶来，在大队办公室又把张东海狠打了一顿。
张东海被打得嘴肿眼青，满脸是血，遍体鳞伤，并被捆起来押送到公社。
公社很快给他释了绑。
事件发生后，中共运城地区河津县委派出工作组到南辛兴大队调查，发现这个大队干部三年来，违法乱纪，任意捆绑毒打社员群众，对社员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情况十分严重。
08月13日，中共河津县委在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后，采取了两条措施：
一是由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郭绍全带队，到南辛兴大队进一步调查核实情况；
二是责成赵家庄公社党委对南辛兴大队干部肆意对抗中央文件精神的严重事件做出严肃处理。
08月13日当晚，赵家庄公社党委召开会议，决定南辛兴大队党支部书记赵臣民、治安主任赵榜孩立即停职反省，并召开公社党员大会进行批判；
对打人凶手立即隔离审查。
目前，河津县委对南辛兴大队发生的这一严重事件，正在进行深入调查，并将作出进一步的处理。

打击报复是犯罪行为
本报评论员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
“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
新党章和新宪法分别对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做了明确的规定，严格禁止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
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是破坏党纪国法的行为，情节严重者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我们党的大多数干部，能够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遇事同群众商量，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
但是，也有极少数党员、干部沾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坏作风。
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这种坏作风在一些地区和单位表现得很严重。
浙江温州市的姜凤珠同志，就因为坚持财务工作的原则和纪律，敢于抵制领导的错误行为和不正之风，竟遭到原厂负责人倪正现等残酷的打击迫害。
姜凤珠同志本来和“四人帮”没有任何牵连，他们却给她捏造了一套诬陷材料，把她定为所谓重点清查对象，非法进行批斗。
安徽临泉县的崔金桂同志，就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捏造材料诬陷好人，不投机取巧迎合坏人，他和他的家属就遭到刑讯逼供、毒打、抄家、关押等一系列的打击迫害。
（载本报09月08日第3版）中共安徽省委、中共温州市委分别严肃处理这两起打击报复的严重事件，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不如此，不足以平民愤，不能伸张社会主义的正气，不能使群众的民主权利和人身安全得到保障。
粉碎“四人帮”快两年了，为什么有的人还敢如此胆大妄为，严重违法乱纪呢？
事实告诉我们，那些至今还在搞打击报复的人，不少是和“四人帮”有联系而现在仍然钻在领导班子中的人。
这些人为了捂盖子，保自己，就想方设法压制民主，甚至反咬一口，倒打一耙，妄图把水搅混。
对于这类人中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而又屡教不改者，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结合整党整风，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还有一些人，虽然在组织上和“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但他们受林彪、“四人帮”那种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横行于党纪国法之外的影响较深，把广大党员和群众视为草芥和阿斗，任意摆布甚至欺压。
这是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所绝对不能容许的，必须象安徽省委和温州市委那样加以严肃处理。
最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重新学习毛主席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这一光辉著作。
各级党委都要认真组织和领导好这一学习，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党的传统教育、政策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使干部作风来一个大的转变。
要大力表扬和支持那些发扬当家作主精神，用实际行动保卫新党章和新宪法，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对打击报复等严重违法乱纪的典型事件，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开揭露和处理。
这样，才能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扬，以保证新时期总任务的胜利实现！

本报记者的调查
最近，记者就姜凤珠同志因坚持原则受到打击报复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证明她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
最近中共温州市委常委会根据倪正现、余兴发两人所犯错误的性质、情节和认错态度，作出如下决定：
给倪正现以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分；
给余兴发以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市二轻局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偏听偏信，负有领导责任，应作出深刻检查，从中吸取教训，提高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
姜凤珠同志坚持原则，坚持财务工作纪律，敢于抵制倪正现、余兴发的错误行为，应给予鼓励和支持；
对她的调职、撤职和批斗，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其出纳工作，并补发工资。
07月14日，中共温州市委召开了有市级机关干部和各基层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大会，正式宣布了上述决定。
　张高鹏

正确的制度不是“土政策”
编者按：
最近，许多读者来信，呼吁废除一些地区随意规定的违反党的政策，侵犯群众利益，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土政策”。
同时指出，各级领导机关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时，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一些具体做法，只要符合党的政策，符合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有利于调动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能认为是“土政策”，不应该当作“土政策”反掉。
我们认为读者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编辑同志：
最近我下乡接触到一些社队干部，他们向我反映，秋收已经到了，每年经过群众讨论，都订有护秋公约，对偷秋捋穗的人，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适当罚款，令其赔偿损失。
今年，有人说这没经中央批准，是“土政策”，因此有的地方护秋公约也不订了。
我认为，不应这样理解。
为了保证正常的生产秩序，必须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衡量这些制度是否正确，不在于是哪一级制定的，而在于这些制度是否符合党的政策，有没有群众基础，还要看执行中产生的效果。
党的政策有它的原则性，也有灵活性。
各地在执行上级指示时，往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些具体的补充规定。
例如，经过广大群众讨论，制定护秋、护林公约等，对偷摸集体财物的人，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经济上给予适当处罚，使其接受教训，尽快改正错误，也是必要的，不能笼统地称为“土政策”。
对少数人的处罚，正是为了维护多数人的利益。
当然，我们并不是提倡惩办主义，打骂群众更是绝对禁止的。
我们提倡的是把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同执行合理的规章制度相结合。
下伍旗公社党委，组织大队、生产队干部，认真学习党中央指示，学习党在农村的有关政策，对过去订的一些规章制度，进行检查，总结经验教训，错误的加以改正，合理的坚决执行，不完善的进行改进和补充，需要订立的继续订立，我认为这样做很好。
应该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讲明道理：
我们反对的只是那些违反党的政策，侵犯群众利益，胡作非为的“土政策”。
我们在整顿作风的同时，还应该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教育，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无政府主义流毒，加强管理工作，建立和健全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支持那些敢于批资本主义，敢于顶歪风邪气的干部，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工作。
天津市武清县革委会　吴青彤

这个界限要划清编辑同志：
党中央对旬邑问题的批示在我县传达以后，广大群众激动万分，从内心深处感谢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的关怀。
但是，有些基层干部却产生了一些糊涂观念和顾虑。
一曰：
粉碎“四人帮”以来，通过深入批判，加强了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现在这样一来，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又要抬头了，干部不敢管了，管了就是强迫命令；
二曰：
一些地方虽然搞了强迫命令，但工作搞上去了。
言外之意，强迫命令也可搞搞。
听到这些干部的议论，我认为不能说这些干部对中央的指示有什么抵触，而是他们对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了解的太少，认识的太差。
他们把反对强迫命令和坚持原则、坚持规章制度对立起来，又把强迫命令和大干快上混在一起。
对于这些同志头脑里存在的糊涂观念，上级领导应该帮助他们尽快澄清。
陕西省岚皋县邮电局　罗长蔺

“门槛分”取消了
最近，我们公社官庄大队的群众纷纷称赞大队取消“门槛分”的事。
前几年，在“四人帮”假左真右路线的干扰破坏下，这个大队自己制定了一项“土政策”：
晚上开会，到时间以门槛为界，门槛外的是不参加会议或迟到者，一律扣罚工分。
群众很不满意，管它叫“门槛分”。
这种不问青红皂白、乱罚乱扣的做法，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
打倒“四人帮”以来，大队党支部认真学习了党中央对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重要批示，联系本大队的实际情况，深入揭批“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决定取消“门槛分”这一“土政策”。
当时个别干部担心取消了“门槛分”，往后会就开不起来了。
党支部针对这种思想，引导大家分析社员不爱开会的原因。
原来前几年，这个大队在“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下，每逢开会，干部们总是空话套话连篇，东拉西扯，折腾大半夜，什么问题也不解决，把群众熬苦了，久而久之，群众一听到开会就怵头，参加会议的人越来越少。
这样一分析，大家认识到：
会能不能开起来，责任不在群众，而在于提高开会质量。
要做到少开会，开短会，开有内容，能解决问题的会，使群众感到非参加不可。
从此以后，大队党支部取消了“门槛分”，并注意改变会风。
山东省牟平县莱山公社
任庆达　周永校

驳戚本禹对翦伯赞同志的诬陷
李洪林
翦伯赞同志是惨遭林彪、“四人帮”这一伙反革命的疯狂迫害而死的。
在我面前，打开一本1966年的《红旗》杂志第4期，上面有戚本禹写的一篇文章：
《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这是公开射向翦伯赞同志的致命的一枪。
对翦伯赞同志的“批判”，这一枪是个信号，此后就转入肆无忌惮的政治陷害和武力“批判”。
1968年，翦伯赞同志的遭遇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在他老人家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示下，周总理亲自作了干预，使翦伯赞同志从桎梏下解放出来。
但是，谁能够料到，有人竟敢悍然践踏毛主席的指示，对翦伯赞同志施展了新的折磨，致使这位年迈的老人和自己患难与共的伴侣一起，双双离开人世！
十年过去了。
当我们悼念这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时候，不能不从他身上取出当年戚本禹射来的一颗灌满毒汁的罪恶的子弹。
戚本禹在他的“批判”文章里一口气给翦伯赞同志扣了六顶大帽子：
反对阶级斗争观点，污蔑农民革命，歌颂帝王将相，宣扬“让步政策”，反对“以论带史”，反对“古为今用”。
其中主要是前四顶。
后两顶是顺便戴上的。
显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戴上其中一顶就很沉重了，何况六顶呢？
这不单是翦伯赞同志一个人的冤狱，而且是历史学界的公案。
戚本禹在“四人帮”的包庇下，从来没有被批判过。
他们在史学领域所设的“禁区”，也没有被冲破过。
现在，这笔帐应该算一算了。
关于历史主义
戚本禹扣在翦伯赞同志头上的第一顶帽子是：
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相对抗”。
翦伯赞为什么招来这样一顶大帽子呢？
因为他在1962年批评了历史研究中的一种错误倾向：
不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是把阶级观点变成简单的公式，去生搬硬套。
为了克服这种倾向，翦伯赞强调说，要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
戚本禹是怎样“批判”呢？
他一口咬定历史主义是资产阶级观点，并且硬把翦伯赞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拉在一起。
这种“批判”，不但武断，而且无知。
正象辩证法可以有唯心的和唯物的一样，历史主义也可以有唯心的和唯物的。
为什么一提起历史主义就必定是资产阶级观点？
难道马克思主义就不许有自己的历史主义？
毛主席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不是分明告诉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吗？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无非是把历史当作一个发展变化的客观过程，观察任何事件和人物都要联系具体的历史条件。
翦伯赞同志所“宣扬”的，正是这样一种观点。
当然，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不要脱离历史条件去分析问题，这和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是应当统一也完全能够统一的。
评价任何历史事件或人物，不可能不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
翦伯赞完全肯定这一点。
他在讲到历史主义时说道：
“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问题，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阶级性或党性在历史学上的表现。
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对待任何历史问题，这是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基本要求。”
（《江海学刊》1962年06月号，第7页）但是戚本禹却曲解说：
“显然，他的‘历史主义’是把阶级观点排除在外的。”
只要看看翦伯赞的全篇文章，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把阶级观点排除在外”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不过它们并不是一回事，而是各有特定的含义，各有侧重的方面。
这就正象群众观点和实践的观点，虽然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毕竟各有自己的特点一样。
既然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不完全是一回事，那么在运用它们分析历史问题的时候，就有片面强调某种观点和方法的可能性。
为了防止或者纠正片面性，提出要“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这有什么错误呢？
翦伯赞所指出的那种片面强调阶级观点的现象难道不是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吗？
戚本禹根本提不出象样的反驳。
他既讲不出道理，也举不出事实，于是就拿出大帽子来了：
“翦伯赞同志的真正意思是说，阶级斗争观点要不得”。
这就是戚本禹这种大“左派”的作风。
人家已经说得清清楚楚的话，他“显然”看不见，然后把他捏造的一种显然荒谬的思想强加给对方，并且宣布说这就是对方的“真正意思”，这就行了！
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蛮不讲理的恶霸作风，在戚本禹的文章中到处都是。
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四人帮”那种“帮风”，在戚本禹身上是早已如此了。
所谓“污蔑农民革命”
“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这是戚本禹扣在翦伯赞头上的第二顶大帽子。
理由是翦伯赞说过下面的话：
“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
“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
“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
（《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这几句话说的是农民的认识。
农民在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受苦的根源是封建制度，不可能认识到压迫自己的是整个地主阶级。
因此，农民只能反对个别的“昏君”，而不可能自觉地反对皇权主义，即反对任何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那种政治制度。
这有什么错误呢？
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吗？
这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吗？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不要说农民不能科学地认识自己受苦的社会根源，就连工人也是这样，这有什么奇怪呢？
翦伯赞被扣上“污蔑农民革命”的帽子，还有一个原因：
他说过“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
（《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戚本禹把这句话揪出来之后，就开始批判了。
他说：
“这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
接着，果然从古书上抄了一点东西，拼拼凑凑，写出了这样一段文章：
“黄巢起义建立过大齐政权，李自成起义建立过大顺政权，在这些政权所控制的地区里，‘捕得官吏悉斩之’，‘富家皆跣而趋’，‘巨室膏田’没了主人；
‘穷棍’领回了‘祖产’，‘贫儿’、‘奴仆下才’‘广侵田宅，滥渎财货’，‘并兼’了地主的‘田园甲第’。”
然后，戚本禹气势汹汹地问道：
“这种使农民扬眉吐气，使地主逃跑死亡的政权，难道能是封建性政权吗？
试问：
历史上哪个封建政权这样做过？”
他这段文章能证明什么呢？
即使他拼凑的这些只言片语完全属实，也不过记载了农民起义当中财产的转移而已。
暴力可以改变财产的所有者，但它创造不出新的生产方式。
那“领回祖产”的“穷棍”自然是有产者的后代；
他领回了祖产，不过是破落户的家道复兴。
那“并兼”了地主“田园甲第”的“贫儿”，当然也就成了暴发户。
原来那些封建的田园不过换了个新的主人。
当然，在这种财产转移当中也会出现新的个体农民，但是在没有新的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这种个体经济只能从属于封建经济。
总之，从经济上看，戚本禹所举出的材料丝毫不能说明有什么新的生产方式出现。
至于在政治上，是否有什么新的性质，戚本禹也说不清楚。
“捕得官吏悉斩之”，斩了以后总得设立新的官吏吧？
就是打倒了旧的皇帝，也总得拥立一个新的皇帝。
这新皇帝加上从上到下的新官吏，组成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呢？
戚本禹只是气势汹汹地质问：
“难道能是封建性政权吗？”
那么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政权呢？
他溜掉了，没有勇气回答，因为他回答不了。
被他揪出来示众的翦伯赞的话，是断章取义的。
那句话前面还有一句话：
“在同样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不可能建立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权。
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
（《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这个观点有什么错误呢？
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难道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或无产阶级政权吗？
如果承认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得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得承认翦伯赞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因为农民并不代表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历史上不曾有过也不可能出现一个单纯的农民政权。
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之上，农民战争不是被镇压下去，就是做了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
至于这种改朝换代，是通过地主分子对农民战争领导权的篡夺，还是通过农民领袖的蜕化，那是一种偶然性。
而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不管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这是必然性，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任何阶级的意志为转移。
封建的经济必然产生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关系。
地主和农民个人的阶级地位，在社会大动荡中必然会有变化，但是地主和农民这两大基本阶级的对立关系，不会发生变化。
在这个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政权，不管那执政者出身于哪个阶级，这个政权必定是保护封建经济的。
农民起义队伍本身，也要在这种客观必然性面前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变成地主或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
最明显的例子是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后来成为明王朝的创始人。
这个王朝并不因为朱元璋原来是农民起义领袖而成为农民政权。
这不是一个悲剧吗？
对于起义的农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悲剧。
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没有新的生产方式，没有新的阶级来领导，农民起义最后总是归于失败。
即使在战争中胜利了，建立起的政权也只能是封建性的。
翦伯赞仅仅因为说出了这个真理，就被扣上“污蔑农民革命”的大帽子。
难道用廉价的词句虚构一个桂冠，奉送给农民战争胜利后可能建立的政权，就是“歌颂”农民革命吗？
所谓“歌颂帝王将相”
“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这是戚本禹扣在翦伯赞头上的第三顶帽子。
原来翦伯赞说过这样的话：
“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
秦始皇没有挑土，汉武帝没有筑堤，隋炀帝没有挖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组织者”。
（《红旗》1959年第10期）
戚本禹引出这两句话之后发问道：
“在我国历史上，长城也好，黄河也好，运河也好，究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劳动人民的功劳，还是秦始皇、隋炀帝等创造的，是这些皇帝的功劳？”
然后他就拿出看家本事来了——他的看家本事我们在上边已经领教多次了，就是捏造出一个愚蠢的观点，强加给对方，然后加以批判：
“翦伯赞同志把这些巨大工程的功劳也要记在秦始皇、隋炀帝的头上”，这是“吹捧帝王将相”。
其实翦伯赞那两句话，根本没有去“吹捧”谁。
他只不过举几个例子说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应当怎样去表述这些史实而已。
这两句话，是1959年说的，是有针对性的。
当时在历史教学中，有些教师努力去打破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正统主义历史观，这是正确的。
不过有人走向另一个极端：
把封建王朝的名称和帝王将相的名字都从历史上取消了。
据翦伯赞说，有的教师在讲到秦始皇修长城、汉武帝治黄河、隋炀帝开运河的时候，既不提这些皇帝的名字，也不提这些王朝的名称。
因此，他才讲了那样两句话，指出这些巨大工程都是劳动人民干出来的，同时也要承认那几个皇帝的动员和组织作用。
这样一些巨大的工程，当然要把成千成万的劳动者组织起来，还要有雄厚的物力财力来保证。
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谁有这样大的权力？
当然不会是农民，而只能是那统治全国的皇帝。
翦伯赞无非是指出这种客观事实，承认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在这些工程中起了动员和组织的作用而已。
这些工程在历史上起了保护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因此在评论这些皇帝功过的时候，给他们记上一笔，也没有什么错误。
难道古代的帝王将相就不可以分析吗？
谁只要说一说秦始皇等人在这些工程中也起了作用，就是丧失立场吗？
就是“吹捧帝王将相吗”？
翦伯赞主张对上升时期和没落时期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加以区别。
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常识，也变成“吹捧”了。
戚本禹说，这是“认为剥削阶级在上升阶段时，只能歌颂，不能批判”。
于是搬出他的战略武器——被他简单化和庸俗化了的所谓“阶级观点”，即只消会说“剥削阶级是剥削人民的”，这就足以代替一切研究，足以消灭一切论敌了。
他自己对这种观点有一个很得意的称呼，叫作“天下乌鸦一般黑”。
他搬出这种武器质问道：
“剥削阶级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始终是剥削者和压迫者。
对这种剥削和压迫，有什么理由不准反、不准骂？”
他这种胡搅蛮缠的本事实在惊人。
翦伯赞的主旨无非是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去对待历史上出现的社会制度和剥削阶级人物。
他说话的对象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的史学界。
他针对的正是借口“天下乌鸦一般黑”而拒绝对乌鸦做任何深入细致的解剖和研究的“史学工作者”。
以戚本禹为代表的这种“史学工作者”，对历史拒绝研究，只消会说“剥削阶级是剥削人民的”，这就够了。
如果一个动物学家的本领就在于会说“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一定会使人笑掉大牙。
但是，具有同样本领的戚本禹却可以成为“历史学家”，真是可悲。
翦伯赞针对这种现象说了几句话，就被加上“吹捧帝王将相”的罪名，并且外加“反对农民起义”。
难道翦伯赞说过在封建社会初期不应当爆发农民起义吗？
难道他说过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就没有导致农民起义的矛盾吗？
戚本禹从别人整篇文章中孤立地摘出一句话，任意引伸，这是刀笔吏蓄意使人陷身法网的卑鄙手法。
试问，有几个人的文章能经得起孤立之后的蓄意引伸？
这只能说明他们想打倒谁，谁就算倒霉了。
关于“让步政策”
“在翦伯赞同志看来，正是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这是戚本禹扣过来的第四顶帽子。
真象如何呢？
1951年02月，翦伯赞在《学习》杂志发表了《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它是为了给毛主席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注释的。
毛主席说：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农民战争怎样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发展呢？
翦伯赞提出了这样一种解释：
“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
到了1961年，又有补充和修正：
封建统治阶级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
“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
（《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翦伯赞这个观点，是努力在作尝试，按照毛主席所指的方向去踏出一条新路，对历史作出科学的说明。
即使他完全错了，至少也比戚本禹这种手持帽子和棍子，专抓别人辫子的人强得多。
就拿戚本禹写这篇批判文章来说，他在翦伯赞的见解发表十五年之后，究竟拿出点什么研究成果来解释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发展呢？
没有。
他拿不出任何积极的东西来。
当然，他也拿出不少东西来，这就是一大堆帽子。
他是怎样批判呢？
首先又搬出战略武器。
他说：
“‘天下乌鸦一般黑’。
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剥削和掠夺，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剥削和掠夺。
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
怎么能够设想地主阶级可以对农民阶级实行减轻压迫和剥削的‘让步政策’呢？”
这种批判真是强词夺理。
他完全用另外的题目来代替了论战的题目。
翦伯赞说的是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有减轻的时候，并不是说封建统治者是否剥削压迫农民。
戚本禹如果要驳倒这个论点，就应当从理论和史实上证明：
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历史上也不曾有过这种事实。
但是他却用“地主必然剥削农民”来证明剥削不会有减轻的时候，这就象用“人必然吃饭”来证明“人的饭量不会有减少的时候”一样，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反攻倒算，这当然是事实，但是它证明不了没有让步，因为反攻倒算并不排除让步的可能。
作为统治阶级的软硬两手，也可能同时并用，也可能交替使用。
不可能设想：
地主阶级对农民，只是一股劲地扭紧螺丝钉，只能越扭越紧，而不能有松有紧。
世界上不存在这种事情。
事情的发展，是有起伏的，是波浪式的。
阶级斗争的形势，也是有高潮，有低潮，有紧有松的，哪能一股劲地紧下去？
《礼记》上说：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
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这是用弓弦的松紧作比方所总结出来的政治经验。
老是紧张下去，弦就会断，所以要有松有紧。
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压榨，也是这样。
这也不光是统治者的明智和昏庸的问题，而是客观上有不得不如此的需要。
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当然是剥削得越多越好。
但是要剥削，就得首先有可供剥削的财富。
财富是劳动者生产的，要剥削就得有人去劳动。
人是要吃饭的，要剥削就得多少给点饭吃。
劳动者在封建统治者的眼里，只不过是可以给他创造地租和赋税的工具，正象牛在主人的眼里只是可以挤奶和拉犁的工具一样。
但是为了让牛多产些牛奶，或多耕几亩地，也得让它有适当的休息，有适当的草料，不能总是打鞭子，尤其不能越打越重。
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清朝统治者急忙采取了一些减轻压榨的让步措施。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写道：
“1853年01月05日皇帝在北京颁发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的总督和巡抚减轻税捐，允许缓交，首先是绝对不要额外再征；
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
’又说：
‘……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
’记得在1848年，在奥地利这个日耳曼式的中国，我们也听到过同样的话，看到过同样的让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这段引文说明马克思认为历史上封建统治者有过让步。
难道能说这是对清朝皇帝的“歌颂”和“美化”吗？
翦伯赞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研究了历史资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制度，新的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而对农民有所让步，减轻一些剥削压迫，于是生产力因束缚有所减轻而得到发展。
生产力发展是结果，农民战争是原因——这就是翦伯赞同志研究的结论。
然而按照戚本禹的勾画，“让步”是统治阶级出自善心，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制定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力量。
这样一种“政策”，当然是没有的。
谁如果有这种观点，当然应该批判，因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
然而这并不是翦伯赞的观点，它倒很象戚本禹的同伙“四人帮”后来所吹捧的那条“法家路线”。
沉痛的教训
象任何其他学者一样，翦伯赞同志在治学当中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
但他是有诚恳的自我批评精神的。
例如，他就曾坦率地公开批评自己过去搞影射是不对的。
包括戚本禹在内，那些曾经以“无产阶级理论家”自居的假左派，象陈伯达、关锋、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什么时候有过这样公开的自我批评？
没有，从来没有。
他们是天生的“左派”。
按照分工的规律，他们生来是专门整人的，别人则是专门挨整的。
翦伯赞同志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一。
他应当多活若干年，他也能够多活若干年，为中国人民的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
但是，罪恶的黑手却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翦伯赞同志死去十年了。
这十年间变化不小。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开辟了我国新的发展时期。
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各个方面都在深入揭批林彪和“四人帮”，并在认真总结经验。
从翦伯赞的遭遇上，我们看见了什么呢？
可以总结出什么经验教训呢？
我们看见，戚本禹射向他的那一枪，其所以能够致命，是因为他被捆住了手脚，堵住了嘴，从一开始就丧失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
戚本禹这种不学无术的恶棍，作为打手当然绰有余裕，但是写起批判文章来却虚弱得很，是经不起反驳的，因为他不讲道理，也没有道理。
必须打倒别人，以便踩着别人的身体上去，这就是戚本禹的道理，也就是林彪和“四人帮”的道理。
如果被他们批判的人有反批评的权利，他们早就站不住脚了。
所以这帮匪徒一开始就实行了林彪所表述的原则，先把对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然后在对方不能开口也不能还手的情况下，罗织罪名，蓄意诬陷，以便“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是明火执仗，理直气壮地实行这条原则的。
于是，无形中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只要一批判谁，谁就失去申辩的权利了，只能束手待毙。
好象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好象这才是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斗争的方法。
其实，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粗暴歪曲，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肆意践踏。
在人民内部，不光是思想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其最高表现为路线斗争），也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更不用说学术问题了。
批评和反批评是一副对子，没有反批评，也就没有批评。
反批评对于批评者来说，就是批评。
你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你。
谁有道理，谁符合实际，就听谁的，这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
如果只准许批评而不准许反批评，那就不是批评，而只能叫做打棍子。
事先把对方的手脚捆住，然后去打棍子，这能叫思想斗争或学术讨论吗？
翦伯赞同志就是怀抱真理，遭受打击，只因没有申辩的权利，含恨而死的。
这个教训是沉痛的，而且也决不是翦伯赞同志一个人的遭遇。
今年07月01日，党中央决定公开发表毛主席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人民内部和党内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纲领性的文献。
毛主席讲话的中心意思是发扬民主，群众路线，让人讲话。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当中，社会主义民主生活正在高涨，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开始出现。
当我们祭奠翦伯赞同志的时候，应当把这个喜讯告诉翦老，使他含笑于九泉。
（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9期，
原题《翦伯赞同志十年祭》，本报有删节。）

中国坦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技术合作议定书在京签字
新华社北京09月1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关于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议定书，今天下午在北京签字。
我国外经部副部长程飞和坦桑尼亚教育部长库汉加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中国青年杯足球赛组委会、中国足球协会举行文艺晚会
欢迎参加青年杯足球赛的代表团
新华社上海09月14日电
1978年中国青年杯足球赛组织委员会和中国足球协会今天晚上举行文艺晚会，欢迎应邀前来参加中国青年杯足球赛的香港、意大利、日本、摩洛哥、泰国青年足球代表团。
我国参加上海青年杯足球赛的十二个青年足球队也参加了文艺晚会。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赵行志，国家体委第1副主任徐寅生，青年杯足球赛组委会主任杜前、副主任兼秘书长沈家麟，上海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林德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宋中，在晚会前会见了香港青年足球代表团团长陈东球、意大利青年足球代表团团长朱斯蒂·保洛、日本青年足球代表团团长多和健雄、摩洛哥青年足球代表团团长阿卜杜勒·马吉德·贝拉哈肯、泰国青年足球代表团团长探玛嫩·天银，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华主席同索科伊内总理等坦桑尼亚贵宾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我新任驻英国大使柯华离京赴任
新华社北京09月1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柯华今天乘飞机离京赴任。

日本通产大臣河本敏夫举行宴会
宾主决心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
新华社北京09月14日电
日本通产大臣河本敏夫今天晚上在这里举行宴会。
外贸部部长李强、副部长刘希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江明，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煤炭部副部长许在廉，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乔培新，贸促会副主任肖方洲，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河本敏夫通产大臣的随行人员，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出席了宴会。
河本敏夫通产大臣和李强部长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河本敏夫大臣说，我是抱着为谋求日中两国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同中国领导人坦率地交换意见而来中国访问的。
他在谈到同华国锋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和同各有关部门领导人进行的会谈时说，会见和会谈是在友好和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
他指出，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目的在于巩固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最后，他深切希望，以他的这次访问为契机，通过双方继续努力，使两国的贸易和更广泛的经济合作能得到飞跃发展。
李强部长在讲话中说，中国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同河本敏夫大臣就今后发展两国经济贸易关系、技术合作以及贸易支付等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河本敏夫大臣的这次访问对进一步加深双方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他表示确信，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中日贸易规模在若干年以后大幅度增长，既是需要的也是能够实践的，但双方要努力进行工作。
河本敏夫大臣一行将于日内离开北京回国。

曼内斯库总理到达北京
李先念副总理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09月14日电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马尼亚·曼内斯库一行，在参加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以后，今天中午乘专机到达北京。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经部副部长汪道涵等前往机场欢迎。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也到机场迎接。
曼内斯库总理到京，李先念副总理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李副总理会见缅甸外交部长
新华社北京09月14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会见缅甸外交部长敏貌准将一行，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缅甸驻中国大使吴塔吞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等。
李先念副总理09月14日会见缅甸外交部长敏貌准将一行。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林之原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京举行
耿飚副总理送了花圈
新华社北京09月12日电
中共中央联络部原处长林之原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于08月30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林之原同志广东省澄海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11月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残酷迫害致死，终年五十九岁。
林之原同志一贯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党为革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定地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联部部长耿飚送了花圈。
参加林之原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的有：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吴学谦，生前友好张香山、许涤新、楚图南、连贯、王作尧、庄明理等以及林之原同志亲属共四百多人。

林加度部长离京去广州
新华社北京09月13日电
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林加度今天上午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财政部副部长王丙乾等前往机场送行。
林加度部长在京期间，同外交部、外贸部、外经部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并参观了故宫和北京工艺美术工厂。

柬埔寨人大代表团访问苏州
据新华社苏州09月14日电
以柬共中央副书记、柬埔寨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农谢为团长的柬埔寨人大代表团，由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武新宇、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克天陪同，今天上午从南京乘专机到苏州参观访问。
上午，农谢委员长等柬埔寨同志在苏州参观了江苏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吴县枫桥人民公社。
三年来这个公社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粮食产量获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农谢委员长详细地询问了公社生产情况，并观看了长势喜人的稻田。
下午，农谢同志同苏州地区和苏州市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
晚上，苏州市革委会和苏州地区行政公署举行宴会，热情欢迎柬埔寨贵宾。
武新宇副秘书长、陈克天副主任出席了宴会。
中共苏州地委第1书记、苏州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贾世珍等出席作陪。
上午，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第1书记、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家屯等到机场送行。

索科伊内总理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索科伊内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在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讲话
索科伊内总理参观双桥人民公社
新华社北京09月14日电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理爱德华·莫林格·索科伊内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陈慕华，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张海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外经部副部长程飞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厅里并排悬挂着中国国旗和坦桑尼亚国旗。
索科伊内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在洋溢着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先后讲了话。
索科伊内总理在讲话中说，在贵国逗留期间，我们有机会会见了贵国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并同他进行了无拘束的交谈。
谈话是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我们极为欣赏华国锋主席的鼓舞人心的见解。
同样，我们在贵国停留的短暂期间同李先念副总理阁下进行了涉及我们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的长时间的会谈。
在会谈中我们两方观点的相近清楚地表明了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关系，也表明了我们对全人类的正义与和平的共同关心。
坦桑尼亚为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存在着这样良好的关系而感到自豪和高兴。
他说，在访问贵国的短短几天中，我们亲眼看到了贵国人民在建设一个更加富强和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毫无疑问，这些出色的成就是在你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已故的毛泽东主席的感召和教导下，在华国锋主席的英明和模范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不顾身、艰苦奋斗而取得的。
索科伊内总理说，中国在坦桑尼亚，在非洲，在整个第3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
正是因为这个伟大的国家享有这样的威望，就迫使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政治捏造，旨在分裂全人类的国际解放和进步力量。
但是尽管有这些政治阴谋，坦桑尼亚和世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并没有上当，也不会上当。
他说，中国对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的毫无保留的支持是举世皆知的。
他再次感谢中国给予坦桑尼亚的援助。
李先念副总理在讲话时说：
今天，华国锋主席和索科伊内总理阁下以及坦桑尼亚贵宾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晤和谈话。
几天来，我们双方就当前的非洲形势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诚挚地交换了意见，我们还就进一步发展中、坦桑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行了友好和富有成果的会谈。
他说，中国和坦桑尼亚的友好来往源远流长。
在中、坦桑各自取得解放和独立以后，这一传统友谊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我们认为发展同坦桑尼亚的友好关系是我国的既定政策，一个繁荣富强的坦桑尼亚是符合坦桑人民和非洲人民利益的，也是中国人民的深切愿望。
李副总理说，索科伊内总理阁下访问期间热情赞扬了中国政府和人民，高度评价了中国对坦桑的援助，这是兄弟的坦桑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鼓舞和鞭策。
他说，坦桑尼亚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支持中国解放台湾的正义立场；
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支持中国人民发展同非洲人民的友谊。
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坦桑尼亚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先念副总理最后指出，索科伊内总理这次访问对增进中、坦桑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请贵宾们回国后，向坦桑尼亚人民转达中国人民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他们讲话以后，乐队分别奏中国国歌和坦桑尼亚国歌。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政府有关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李耀文、郝中士、李天相、陶琦、郭维城、布克、吴波、贺敬之、刘仲候、季宗权、于步血、安岗、李普、李衍授、毛联珏。
随同索科伊内总理来访的坦桑尼亚贵宾，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卢辛德和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出席了宴会。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新华社北京09月14日电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理爱德华·莫林格·索科伊内及其随行人员，今天上午由农林部副部长郝中士陪同参观了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人民公社。
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庄和善向索科伊内总理概要地介绍了公社粮食、蔬菜等农副业生产发展的情况，并回答了贵宾们提出的有关公社行政管理、生产计划及社员生活、收入等问题。
主人还用自己生产的苹果热情地招待客人。
随后，索科伊内总理等参观了公社的养鸭场、苹果园，观看了高产水稻田，并访问了一位贫农女社员的家庭。
参观结束时，索科伊内总理说，我们坦桑尼亚和中国都是穷国，我们两国都在为改变贫穷面貌而努力。
我在这里的访问虽然是短暂的，但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他请主人转达坦桑尼亚人民对公社全体社员的问候。

陈慕华副总理同曼内斯库总理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见
新华社北京09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今天下午同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总理马尼亚·曼内斯库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见。
双方参加会见的有：
罗共中央委员、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罗共中央委员、罗共加拉茨县委第1书记尼古拉·康斯坦丁，总理顾问依格纳特·阿列克山德鲁等；
我国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陈洁等。
陈慕华同志和曼内斯库同志亲切会见。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世界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大会闭幕
据新华社日内瓦电 世界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大会在举行了十二天的会议之后，08月26日凌晨在日内瓦闭幕。
大会通过的一项宣言指出，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危害世界和平和安全，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和对人类尊严的侮辱，也是对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威胁。
宣言谴责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利用“班图斯坦”的形式来夺取非洲人民的土地，巩固白人种族主义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要求各国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来结束南部非洲白人政权所实行的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并且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紧急考虑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以及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种族主义政权采取全面的、强制性的制裁措施。
中国代表对这两个文件投了赞成票，指出，宣言和行动纲领大体上反映了广大第3世界国家和其他主持正义国家的主张和要求。
因此，中国赞成这两个文件。

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
——罗马尼亚访问记之五
《人民日报》代表团
访罗之前就听说，近年来，罗马尼亚农业生产发展很快。
从一些报道中也可以看到，一九七六——1980年五年计划的头两年，罗马尼亚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将近百分之九。
尤其是粮食生产增长更快。
1976年粮食产量为一千九百八十八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按人口平均将近一吨；
与1970年相比，六年内增长百分之八十三点三，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点六。
这是值得祝贺的成就！
这次我们在罗马尼亚，先后参观访问了布拉索夫县的普列日梅尔国营农场，加拉茨县的贝加农业生产合作社，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家乡——奥尔特县斯克尔尼切什蒂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几户社员家庭。
罗马尼亚蓬勃发展的农业、美丽丰饶的农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畜牧业促进了农业
微雨中，我们从离布拉索夫不远的山中休养站，驱车出了树木青葱的喀尔巴阡山，来到普列日梅尔国营农场，已是中午了。
农场场长托马·伊原同志介绍说，这个农场主要是为国家提供土豆种子。
另外，利用不适于种植土豆的土地种植饲料作物，发展畜牧业。
目前，农场养了九千头牛，其中一半是奶牛，每头奶牛每年产奶三千七百到四千公升以上，全部奶牛每年产奶一千六百万公升。
此外，还养了三万只猪、三万只水獭、五公顷鱼（每公顷产鱼四十吨）。
我们从这个农场和后来访问的农业合作社看到，罗马尼亚除大力发展农业外，十分重视发展畜牧业。
目前，罗马尼亚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占百分之四十五。
我们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养牛场、养猪场、养鸡场等等，并且有大批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工作，普列日梅尔国营农场场长就是一位农业和畜牧业专家。
《火花报》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位场长不久前就是因研究改良牲畜品种成绩优异而取得农学博士学位的。
有的同志说，农业不搞加工工业，它将永远是工业的“殖民地”。
我们在罗马尼亚农村的访问中体会到，这句话的确是经验之谈。
普列日梅尔国营农场办了酒精厂，他们生产的土豆，除了一部分为国家提供土豆种子外，其余的都拿来造酒。
他们还办了肉类加工厂和奶制品厂，那三万只水獭，就是用肉类加工厂的下脚料喂养的。
一位工作人员拿来一串水獭皮给我们看。
这是经过加工的，皮质柔软，毛上带着光泽。
这位同志告诉我们，一只养大了的水獭售价是六百列伊，一张加工后的水獭皮售价就是一千五百列伊了，而养一只水獭的成本仅仅二百列伊。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畜牧业，又搞加工工业，可以使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的收入，比只搞粮食生产的收入增加好几倍。
我们后来在斯克尔尼切什蒂农业合作社看到的情况也是这样。
这个合作社办了一个现代化的肉类加工厂，把社里养的菜牛、猪、鸡，都在这里加工成食品，直接投入市场。
这个加工厂每年的纯收入达到四百万列伊。
这个合作社养的鸡，产蛋量也很高，每年达到二千吨，计划明年增产到九千吨。
畜牧业的发展，大大改变了整个农业收入的构成。
这个合作社的畜牧业收入已占全社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而农业仅占百分之二十五。
搞畜牧业，搞多种经营，使农场和合作社的家底更厚实了，使整个农业扩大再生产的主动权更大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集体福利。
畜牧业的发达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多种经营为粮食生产的不断增长提供了更多的有利条件。
这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整个农村日益繁荣起来。
机械化给农业添了翅膀
几天来，我们驱车经过的公路旁边，都可以看到广阔的田野上，各种作物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可是，并没有看到有多少农民在田间劳动。
这情景，一看就知道农业机械化的程度相当高。
我们来到斯克尔尼切什蒂农业合作社参观时，正赶上喷灌玉米，因为是机械化灌溉，五百公顷玉米，几个劳动力就解决问题了。
这个乡的土地是丘陵地，土质比较贫瘠。
我们访问那天，拖拉机正在一片丘陵地上平整土地，改造成梯田，打算明年在这里种上果树。
目前，罗马尼亚全国农作物的耕播已经全部机械化；
粮食作物的收割，除玉米外也全部机械化了。
这个合作社的小麦的收割也已经百分之百地机械化了，玉米收割的机械化已达到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条宝贵经验，给我们鲜明的印象：
开始搞工业时，要依靠农业提供粮食和原料支援工业，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
等到工业化有了相当基础时，工业就很快注意反过来大力帮助农业，武装农业，使农业很快机械化。
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工业和农业都可以得到较快的发展。
齐奥塞斯库同志担任罗马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基础部门，要注意合理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强调在继续高速度发展工业的同时，要大力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罗马尼亚积极发展拖拉机和化肥等支农工业，为农业提供了大量的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化肥、灌溉设备等物资，大大加速了农业发展的步伐。
斯克尔尼切什蒂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麦和玉米产量就很高，在全国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连续四次获得第1名。
从这个合作社到罗马尼亚全国，粮食生产取得优异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业机械化的高度发展。
1976年底，罗马尼亚已拥有十二万八千多台拖拉机、四万四千多台播种机和四万一千多台联合收割机；
1976年每公顷土地使用的化肥已达一百一十公斤；
1977年水浇地已达一百九十万公顷，其中大部分是机械化灌溉。
而战前罗马尼亚农村生产工具的情况如何呢？
平均每三户农民有一张木犁、四户农民用一个钉齿耙，全国百分之三十七的农民连一头牛也没有。
对比今昔，是多么大的变化！
可是，罗马尼亚的同志们并不自满。
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克林迪亚努同志说：
“我们不能只同战前比较。
今天，我们在农业机械和技术方面，有的已达世界水平，有的还要改进，例如果园机械化尚未解决。
因此，还要继续努力。”
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我们在加拉茨县访问了贝加乡的农业合作社。
解放前，贝加乡同罗马尼亚千百个乡一样，是穷困的乡村。
解放后，1949年，这个乡组织了全县第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走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
从那时起，二十几年来，整个乡的面貌起了深刻的变化。
贝加农业合作社是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很发达的社。
近年来，它以盛产葡萄闻名全国。
自从1966年齐奥塞斯库同志指示这里要搞多种经营，搞畜牧业之后，这个社就把原来种玉米低产的坡地改种了九千公顷的葡萄，每年为国家提供一千七百万公斤葡萄，并因在这方面的特殊贡献，两次获得劳动勋章。
1966年，这个社只有五百头奶牛，每头年产奶量为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公斤；
到去年，已有一千五百头奶牛，每头年产奶量已达三千五百公斤。
有一万二千多人口的贝加乡，目前有五个幼儿园，五个小学，一个工业中学；
一个文化馆，一座有一千座位的剧院；
四个食品商店和三个百货商店，每天营业额为二十三万列伊；
还有医院、门诊所等等。
这里已是一个城市化程度相当高的乡了。
在罗马尼亚各地的农业合作社里，每个劳动力都可以有一千五百平方米自留地；
每户都可以养三头牛、十五只羊，养猪和家禽的数目不限。
这样，每个社员家庭在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和牲畜，除自己消费的，多余的部分可以出卖。
每只羊可剪十几斤羊毛，妇女们就利用闲暇时间自己织地毯、壁毯和各种手工艺品。
他们还自己酿酒、制蜜。
他们很注意美化环境，把一幢幢农舍装点得相当美观。
我们访问了社员伊万什库·华西列的家庭。
这是一套四间的朴实美观的木房，房间里布置得很整洁。
家中有电视机、电冰箱等日用品，还有提琴等乐器。
院子很宽敞，旁边是木栅栏隔起来的牛舍和猪舍。
看得出，这里农村的生活水平已经和城市差不多了。
农业合作社社员直接参加对合作社的民主管理。
这是对广大农民政治上的极大信任和依靠。
按罗马尼亚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规定，社员大会是农业社的最高领导机构，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的领导委员会为其执行机构。
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由党委提名三人，由领导委员会委员从三人中选出一人，再由社员大会通过。
领导委员会成员如果不称职，社员大会可以将其撤换。
农业合作社一切生产计划和分配方案，都得经过大会讨论批准才能执行。
这充分体现了社员是农业合作社的主人。
贝加农业合作社主席内戈伊奇·伊原同志，今年五十七岁了，是最早加入这个合作社的。
他已经当了二十三年的合作社主席。
由于他对发展集体农业立下了卓越的功勋，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
他充满信心地说：
“我们今天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将来还要争取更大的成就。
虽然我们也有不足之处，还会碰到困难。”
我们相信，对于已经掌握了自己命运的罗马尼亚千百万农业劳动者，任何困难也挡不住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迅猛前进！

日中科技交流协会举行酒会欢迎我科学院代表团
以日中条约为新起点发展两国科技交流
据新华社东京09月14日电
日中科学技术交流协会09月13日晚在东京举行盛大酒会，热烈欢迎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培源为团长、副秘书长秦力生为副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日本。
日中科学技术交流协会会长有山兼孝在酒会上讲话热烈欢迎中国科学院代表团。
他说：
“今年08月日中两国外长签署了盼望已久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我们感到不胜高兴。
我们期待今后以这项条约为基础，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各项交流，特别是科学技术的交流非常活跃地开展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日本是格外有意义的。”
他表示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就今后日中科技交流的问题，进行初步的商谈。
他说：
“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着两千年漫长的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的历史。
近世以来，（日中两国）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有不少条件是相类似的。
两国科学技术工作者最能够相互理解和友好相处的。”
有山会长最后说：
“我衷心地希望，日中两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技术，应该相互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以便能够对亚洲对世界乃至全人类做出贡献。”
前东京大学校长茅诚司在致祝酒词中祝愿日中两国的科学工作者的友好交流不断向前发展，取得更大的成绩。
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团长周培源在讲话中对日本各界朋友的盛情款待和热烈欢迎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说：
“中国科学工作者坚信，随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两国的科学技术将进入一个新的更加密切合作的阶段。
中日两国的科学家们将有更多交流学术思想，讨论科学问题的机会。
我们一定珍惜这样的机会，以‘条约’为新的起点，为巩固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科技交流，做出自己的贡献。”
周培源团长最后表示要学习日本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日本科学工作者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方面所积累的宝贵经验。
他说，“近几年来，由于日中科技交流协会及日本科技界朋友们的宝贵努力，中日科技交流有了可喜的发展，让我们在已有的基础上，共同努力，继续前进。”

日本自卫队领导人欢宴张才千副总参谋长
新华社东京09月13日电
日本自卫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高品武彦09月12日晚在东京举行宴会，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一行在赴墨西哥途中前来日本进行访问。
高品武彦主席在宴会上讲话表示热烈欢迎张才千副总参谋长。
他说：
“我过去曾有过中国离我们很远的感觉，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以后，张副总参谋长来到日本，使我深深感到中国离我们很近了。”
他希望日本自卫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交流能得到发展。
张才千副总参谋长对高品主席的欢迎，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
“我们相信，通过相互接触，将会进一步加深中日两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他说：
我们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说过，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不仅在我们这一代而且要在今后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
日本自卫队陆军参谋长永野茂门等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武官吴新安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张才千副总参谋长一行是09月08日到达东京，在日本参观访问之后，于09月13日下午离开东京飞往墨西哥。

神户各界集会热烈庆祝日中条约缔结
天津友好访问团应邀出席　宾主强调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
新华社东京09月14日电
神户市各界人士一千多人09月12日下午举行大会，热烈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神户、天津两市结成友好城市五周年。
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恩惠为团长的天津市友好访问团全体成员应邀出席了大会。
神户市长宫崎辰雄首先讲话，欢迎天津市友好访问团的来访。
他说，在这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缔结、特别值得高兴的时候，迎来了神户、天津结成友好城市五周年，意义重大。
宫崎市长表示，要和天津市携起手来，进一步努力发展友好关系。
他还祝愿中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取得更大的胜利。
天津市友好访问团团长王恩惠讲话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他说，“随着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扩大和发展，天津和神户的友好交流必将越来越频繁。
今后我们愿同神户之间不断增加友好往来，发展经济贸易，扩大科技、文化交流。”
王恩惠团长表示愿同日本人民和神户市人民一道，为中日两国伟大的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共同奋斗！
晚上，神户市长宫崎辰雄举行酒会，欢迎天津市友好访问团。
神户市各界人士三百人出席了酒会。
天津市友好访问团是09月09日到达东京并在11日前往神户的。

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大会通过行动计划
发展技术合作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我代理团长致词祝贺会议取得成果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09月12日电
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大会09月12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闭幕。
闭幕会议通过了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和有关会议情况的报告。
闭幕式由大会主席、阿根廷代表团团长豪尔赫·波索主持。
行动计划共分引言、目标和具体行动三部分。
引言说：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已作为为取得发展而进行国际合作的新领域而出现，它表明发展中国家决心实现本国的和集体的自力更生，表明有必要促成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引言强调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以及各国间其他形式的合作必须以严格尊重国家主权、经济独立、权利平等和不干涉内政为基础，尽管各国的大小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
行动计划规定了以下几项目标：
“通过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创造能力来促进他们的自力更生，以便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价值观念和特殊需要来解决他们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
“通过集中发展中国家的智慧以及通过他们现有机构的共同研究，来加强这些国家认识和分析他们在发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的能力，以及加强他们在处理国际经济关系时制定必要的战略的能力，以便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行动计划在有关在世界范围内所要采取的具体行动一部分中提出，“联合国的整个发展机构必须贯彻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大会的精神，所有组织都应作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促进者和推动者发挥突出的作用。”
行动计划号召发达国家及其有关机构全力支持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大会提出的倡议。
计划在谈到政府间为这次大会所作的安排时规定：
应由联合国大会委托参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所有国家的代表所组成的高级会议来全面检查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大会的行动。
计划说：
虽然资助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但是发达国家和联合国发展机构也必须对这些活动给以资助，而不损害参加这些活动的发展中国家的决策权利”。
计划还建议：
联合国发展机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作出特别努力，使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发展中岛国、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以及新独立的国家在有效地参加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活动和计划方面的能力能够加强。
中国代表团代理团长、中国驻阿根廷大使徐中夫在闭幕会上讲了话。
他祝贺联合国历史上的这次重要会议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他说：
“正如许多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所指出的，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和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历史使命，‘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的实行，将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经济和技术交流以及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发挥有效的作用。
然而，把行动计划里的正确原则付诸实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完成我们艰巨的任务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他最后说：
中国代表团将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增进国际技术交流和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09月09日电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徐中夫为中国代表团出席在这里举行的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大会，09月04日举行了招待会。
中国代表团是由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魏玉明率领的。
出席招待会的有：
大会主席、阿根廷代表团团长豪尔赫·波索，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埃及、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塞内加尔代表团团长，大会秘书长，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以及各国驻阿根廷的外交使节。
招待会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

一个信号
郭轶
据拉美报纸报道：
在非洲的古巴雇佣军士气日益低落，他们发现“继续一场并不给他们带来好处、而是为了苏联的争斗是无益的”。
报道说，今年年初，一些古巴士兵甚至“发动叛乱”，“要求返回祖国”。
历史常常有相似之处。
十九世纪初，包括古巴在内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掀起了蓬蓬勃勃的独立革命运动。
西班牙王室派了一支二万人的远征军前往镇压。
然而，普通的西班牙士兵终于认识到王室的利益与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不愿为贵族和富商的利益卖命，集聚在西班牙加的斯港口的这支远征军毅然举行起义。
这一事件受到西属美洲爱国者和欧洲进步人士的欢迎。
著名诗人普希金曾热情赞扬：
“在烟火中，在血泊里，穿过箭雨，
现在，这就是你的道路；
……
在被奴役的人民中间，
不久将停止战乱，
你将把锤子握在手中，
喊出自由的呼声！”
昔日的西班牙士兵被迫远涉重洋到拉丁美洲为王室的殖民利益流血；
今天的古巴士兵千里迢迢被驱赶到非洲替新沙皇卖命。
古巴人民过去受过殖民主义的奴役，现在却又被当作苏联霸权主义的工具。
这是何等辛辣的历史悲剧。
但是，被奴役的人民终究是要觉醒的，古巴士兵一旦认清他们同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及其走卒并无共同利益，他们就会掉转枪口，反对压迫他们的敌人。
最近在非洲的古巴士兵的“叛乱”，就是一个信号。
日益觉醒的古巴远征军士兵也将“在烟火中，在血泊里，穿过箭雨”，“喊出自由的呼声”。

不愿为新沙皇的利益卖命
在非洲的古巴雇佣军士气低落
新华社北京电
拉巴斯消息：
玻利维亚《每日新闻报》最近发表文章指出，古巴军队应撤出非洲，并永远不干涉其它国家。
这家报纸08月16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古巴士兵叛乱并要求离开非洲》的文章首先指出，非洲人民厌恶古巴的干涉，在非洲的古巴士兵士气低落。
文章说，“1978年初，一些古巴士兵发动叛乱，要求返回祖国”。
但是，他们遭到镇压，致使五十多人死亡。
文章说，侵略者士气低落是由于在黑色大陆上展开的战斗中有无数人死亡。
在欧加登死伤的古巴人达一千名以上。
文章说：
“古巴人的战斗精神也削弱了，因为许多安哥拉人对外国控制感到厌恶，他们开始抨击‘殖民主义者’，要求他们滚出去。”
文章说，尽管如此，“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一伙不让古巴人民知道在安哥拉和整个非洲所发生事情的真相，以免引起他们的同胞理所当然的反应。”
文章说：
“已经是克里姆林宫的‘傀儡’离开这一地区，以便让本地人自己弄清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了。”
文章指出：
“古巴人自己也已经发现，对他们来说，继续一场并不给他们带来好处、而是为了苏联的争斗是无益的。”
文章指出：
“卡斯特罗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干涉拉丁美洲。
由于在非洲进行‘殖民主义侵略’，他已经取得了很多经验，并且准备继续牺牲他的人民来取悦苏联人。
苏联人对卡斯特罗越来越施加压力，以便让他满足苏联人的利益。”
文章最后指出，必须要求“古巴殖民主义军队撤出非洲大陆，永远不再干涉属于各国人民主权范围的事务”。

也门外长向各国使节通报也门局势
揭露外国准备从南方发动侵略
据新华社萨那09月07日电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阿斯纳杰09月07日在萨那接见了各国驻也门使节，向他们散发了一份书面谈话，通报有关也门的局势。
通报说：
“一个针对也门和这一地区国家的安全的计划已经制定出来，并已开始执行，其目的是为外国从南方发动侵略作准备。”
通报说：
“也门坚决主张使红海和印度洋摆脱国际争夺。
曼德海峡应成为开放的国际航道，这一地区的国家应担负起保卫这个海峡的责任，使其避免为任何大国的战略目标服务。”

伊朗首相提出施政纲领
新华社德黑兰09月12日电
据伊朗报纸报道，伊朗首相贾法尔·谢里夫·埃马米09月10日在众议院特别会议上提出了政府的施政纲领。
埃马米首相在谈到对外政策的时候说，伊朗的对外政策已经确定，不会改变。
政府将尽力帮助解决国际问题，继续同石油输出国组织合作。
埃马米在谈到国内政策的时候说：
“我要请大家注意我们国家局势的严重性。
我们面临的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没有全国的合作是解决不了的。”
埃马米提出的施政纲领包括优先发展农业、制止通货膨胀和改善教育等。
09月11日，埃马米首相在把施政纲领提交参议院时说：
“尽管在实行戒严，政府仍将遵循宪法。”
他说，一旦不需要实行戒严的时候，就可以取消戒严。

墨西哥报刊发表文章揭露
苏联在中东制造政变企图控制红海地区
苏联以波斯湾为假想目标举行突然袭击的空降演习
新华社墨西哥城09月06日电
墨西哥《消息报》今天发表署名文章，谴责苏联在海湾和中东进行扩张。
这篇文章在谈到苏联最近在这些地区连续制造的政变事件时指出，几个世纪以来，俄国人一直朝南施加压力，企图达到通往暖海的目的。
俄国现在变本加厉朝南施加压力，就是因为正好在俄国高加索领土的南边有些国家拥有当代最急需的资源——石油。
文章强调说，“现在俄国在印度洋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
红海出口成了大国激烈争斗的场所，这“明确证实苏联一心要在它的高加索边界之南的地方赶快落脚，其借口是加强它的边界安全，但主要是企图剥夺西方极其宝贵的石油来源”。
文章指出，海湾国家已经“研究了来自北方亦即来自俄国的威胁”，“正在准备作出有利于它们安全的决定，来反对俄国扩张主义不断对它们领土的渗透”，并且准备确定某些共同的主张，来表明它们不愿意让大国干涉内政。
墨西哥《首创》杂志最近一期也发表文章指出，两个也门最近发生的流血事件表明，“不管是对于俄国，还是对于美国，这两个国家（也门）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们控制着红海海峡的进口，从那里通过的油船运载着西欧所需的石油的百分之六十”。
文章在谈到南北也门最近发生的事件时说：
“这种罪行的背后是超级大国的罪恶的利益。”
“无论如何，不管形式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超级大国的罪恶行径在地球上这个利害攸关的地区再次制造了流血事件。”
据新华社波恩09月06日电
西德《世界报》09月06日发表的一篇来自维也纳的报道指出，苏联在09月05日开始的“高加索—Ⅱ” 演习是一种利用空降部队进行突然袭击的军事演习。
维也纳的观察家认为，这次演习的假想目标地区是波斯湾的一个港口城市。
报道说，苏联曾在1976年冬天举行过一次“高加索—Ⅰ”演习。
那是一次按照华沙条约组织传统方式组织的进行突然袭击的演习，利用坦克部队插入敌人的防御阵地，显示了现代化坦克部队的速度和机动性。
维也纳的军事专家指出，那次演习明显是针对土耳其的“一次威吓行动”。
报道引用维也纳军事专家的话指出，这次演习的主要内容不是坦克攻击，而是一次大规模的空降行动，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师只作为第2梯队使用。
报道说，从这次演习的准备工作中可以看出，这次演习是要使用空降部队在受到闪电攻击而陷于瘫痪的敌人后方占领一个城市作为桥头堡，并控制飞往这个城市的沿途机场，然后展开陆军攻击，同占领桥头堡的部队会合。
维也纳的观察家指出，苏联这次选择巴统这个港口城市作为进攻的目标，是想演习从高加索的一些机场出发，建立一条行动路线，达到一个港口城市。
而这正好适用于战争爆发后经过伊朗北部到达波斯湾港口阿巴丹的路线。

民主柬埔寨电台发表评论
抨击越南投靠国际扩张主义反华排华
越南当局迫害和驱赶数万下柬埔寨高棉人
新华社北京09月13日电
民主柬埔寨电台09月13日广播一篇评论指出，越南当局反华排华是因为它积极卖身投靠国际扩张主义，并且企图统治整个印度支那半岛进而向东南亚扩张。
评论说，现在，越南当局在野蛮镇压和杀害旅居越南的华侨的同时，大肆加紧反华活动。
评论指出，越南当局走上反华道路有两个原因：
其一，越南日益卖身投靠国际扩张主义，把它自己当作国际扩张主义政治联盟的急先锋。
它还让这个扩张主义大国在它的土地和水域上建立海军基地和导弹基地。
其二，越南正在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囊括整个印支半岛的大越南，进而向整个东南亚扩张。
评论说，越南当局粗暴地违反了中越双方1955年关于旅越华侨问题的协议。
评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心平气和的态度，以极大的克制，力求与越南方面解决这一问题。”
但是，越南当局“不仅不理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真诚愿望，而且变本加厉地镇压、迫害和屠杀华侨。
不仅如此，它们还在边界多次挑衅”。
评论列举了越南当局最近在中越边境的挑衅事实后说，越南当局“恶毒和野蛮地攻击和诬蔑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们忘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为支援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国家建设事业而作出的数不清的巨大功绩和重大牺牲。”
评论说：
“在外交活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支持世界各国和人民捍卫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各国人民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的正义斗争。
这一正确的政策，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特别是亚洲和东南亚各国和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评论最后说：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重要因素的亚洲和东南亚热爱独立、正义与和平的力量，正在日益发展壮大，成为越南及其主子——国际扩张主义实现其野心的巨大障碍。
无论越南和国际扩张主义如何竭力攻击和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都不能欺骗东南亚各国和人民，都无法掩盖它们向东南亚、亚洲和世界进行扩张和控制的图谋。”
新华社北京09月14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09月14日广播，越南当局奉行种族主义政策，疯狂迫害下柬埔寨高棉人。
到目前为止，被越南当局驱赶而逃亡到民主柬埔寨的下柬埔寨高棉人已达数万人。
广播说，越南当局目前正在“疯狂推行下柬埔寨高棉人‘越南化’战略”。
广播指出，越南当局把下柬埔寨的高棉文地名，改为越南文地名；
绑架和屠杀下柬埔寨高棉人，尤其是绑架和屠杀下柬埔寨高棉族青年，或强迫他们去充当侵略柬埔寨的炮灰；
把下柬埔寨高棉人驱逐到穷乡僻壤，活活饿死；
有计划地破坏下柬埔寨高棉族文明、文化和习惯，关闭高棉文学校，不准穿高棉族服装等等。
广播说，越南当局的种族主义政策激起了下柬埔寨高棉族人民的极大愤怒和强烈反抗。
下柬埔寨高棉族人民正在起来进行英勇斗争，反对越南当局对下柬埔寨高棉人的“越南化”战略，反对越南当局侵略柬埔寨的政策。
广播说，下柬埔寨高棉人的斗争得到越南人民，特别是遭受越南当局种族主义政策迫害的其他各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广播说，被驱赶到民主柬埔寨的下柬埔寨高棉人受到柬埔寨共产党和柬埔寨人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美、埃、以中东问题会谈进入第9天
据新华社北京09月07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埃及、以色列三方关于中东问题的最高级会议09月06日下午在离美国首都不远的总统休养地戴维营开始举行。
这一会议是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举行的。
参加首次三方联席会谈的有美国总统卡特、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
这是美国总统第1次参加埃及同以色列就中东问题举行的会议。
萨达特同贝京去年11月和12月在耶路撒冷和伊斯梅利亚曾会晤过两次。
埃及外长同以色列外长在美国国务卿的参加下今年01月和07月也曾举行过会谈。
但是，由于以色列坚持拒绝撤出它在1967年侵占的阿拉伯领土并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这些会谈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卡特于08月初派遣国务卿万斯到中东进行了访问，并于08月08日宣布，他邀请萨达特和贝京到美国同他一起举行这次关于中东问题的最高级会议。
卡特在09月04日离开华盛顿前往戴维营之前强调这次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他将在会议中“发挥一种正式伙伴的作用”。
但是，他说，会议将讨论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分歧是非常深的”，“会谈取得彻底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
新华社北京09月14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总统卡特、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关于中东问题的三方会议已经进行了九天。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鲍威尔09月13日在一次关于戴维营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显然正在接近会议的最后阶段”，但是，他不愿意预言这次会议什么时候结束，也不愿意预测会议将取得怎样的结果。
他说：
在过去几天中，会谈的“激烈程度”增加了，在埃及同以色列之间“显然有明显的分歧”。
据宣布，卡特同萨达特和贝京在06日和07日一起举行了三次会议，此后他们没有再举行过三方会议，而是由卡特同贝京和萨达特分别举行会谈。
白宫于13日宣布，卡特决定把原定在本周末（15日和16日）到美国四个州进行的政治旅行推迟一个星期，因为“还不清楚（戴维营）最高级会议什么时候结束”。

虚弱的美元
郑凌
从07月底起，西方货币市场上再次掀起了一场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
金价突破每盎司二百美元的大关，创历史最高纪录；
美元空前疲弱，对日元、西德马克、瑞士法郎等一些西方主要货币的汇价跌至迄今为止的历史最低点。
美元暴跌和金价猛涨，再次引起西方外汇市场上的动荡。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对于美元下跌采取放任政策。
最近这次美元风波发生后，美国官方表示，“只有在市场处于混乱的情况时才会干预”。
日本和西欧各国对美国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指责美国为了增强自己出口品的竞争力，转嫁由于巨额贸易赤字和通货膨胀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故意执行一种让美元币值下跌的货币政策。
一直到08月中旬，由于美元地位急剧恶化，内外压力倍增，美国总统卡特才发表声明，表示对此“深感不安”，并要采取措施对付美元的下跌。
人们注意到，在这场动乱中，西德、瑞士和日本等国很少对货币市场进行干预。
这表明上述国家要让美国对稳定当前的美元承担更直接的责任。
直到08月下旬，在美国再次提高贴现率并宣布延长和增加黄金拍卖的计划后，美元对西方主要货币的汇价才开始有所回升，金价也从每盎司二百十五点九○美元的高峰向下回跌。
许多西方报刊报道，当前货币市场上的这场风波，是在传出石油输出国准备提价和可能要用“一篮子”货币取代美元计算油价，以及07月初西欧共同体九国在不来梅会议上讨论建立欧洲货币区问题以后发生的。
但是，美元暴跌的真正原因比这要复杂得多。
近年来，美国削弱黄金作为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的作用，推行使黄金非货币化的政策，在一段时间里似乎收到了一些效果。
由于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拍卖黄金，每盎司金价曾从1974年12月的一百九十七点五○美元跌至1976年的一百○三美元。
但1977年以后，随着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扩大，美元汇价的大幅度下跌，金价又出现逐渐上升的趋势。
今年以来，美国几次拍卖黄金对压低金价都不起什么作用，用货币互惠信贷来支持美元的措施也不奏效。
每当爆发美元信用危机时，金价总是随之上涨，而人们又总是急于把美元兑换成黄金以逃避因美元动荡而造成的损失。
这次货币市场上金价猛涨也表明美国推行的使黄金非货币化的政策遭到了失败。
特别使西方各国普遍感到不安的是，当前这场来势猛烈的美元下跌风潮是在紧接着波恩七国首脑会议结束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发生的。
07月中旬，在波恩会议上，稳定美元的问题曾是与会七国首脑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会上，日本、西德、法国等首脑认为，美国一年进口四百多亿美元的石油，是造成美国巨额国际收支逆差、美元汇价下跌和西方货币市场动荡不定的主要原因。
他们一致要求美国采取具体措施减少石油进口和抑制通货膨胀，使美元价值稳定下来。
而卡特则强调，日本和西德在贸易中出现大量顺差是造成美元汇价下跌的主要原因。
最后双方作了妥协。
美国保证要减少石油进口和遏制通货膨胀，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和西德答应提高经济增长率，扩大进口美国商品，减少对美贸易的大量顺差。
在会议结束后发表的最后公报中，七国首脑都承诺了各自的保证。
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些保证还没有兑现的迹象。
最近，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承认，美元下跌是由通货膨胀和美国无力对付能源问题造成的。
美国有没有可能迅速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先说能源问题，尽管据称美国目前每天的石油进口量减少了约一百万桶，可是在这方面开支仍是惊人的。
此外，美国在同日本、西德的贸易中仍有大量逆差，据估计，今年美国的外贸逆差将继续保持在去年二百几十亿美元的高水平上。
再说通货膨胀问题，卡特认为这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
今年上半年，美国的通货膨胀有所加剧，年率再次达到了百分之十以上，即使今年下半年有所下降，全年的通货膨胀率仍将高于去年的水平。
可见，要想近期内在解决能源和通货膨胀问题上取得较大进展的前景是暗淡的。
美元虚弱的根子在于美国经济的虚弱。
作为国际主要计算单位和支付货币的美元，经常动荡和贬值，它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美元汇价不断下跌是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相对削弱的反映，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加剧的一个标志。
虽然08月中旬以来，美国采取了提高利率，增加黄金出售数量，取消联邦储备系统的银行从国外借款必须储存一部分款项的决定等措施，暂时刹住了美元的跌风，但目前美元的地位仍十分脆弱。
美国纽约州共和党参议员贾维茨在一次讲话中警告说：
“不应该过高估计目前美元地位加强的情况。
除非针对美元不稳定的根源立刻采取具体行动，否则美元会很快地继续猛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