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锡赓/刘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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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总政治部于八月十九日召开批判大会，深揭狠批林彪、“四人帮”炮制和推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
大会紧密联系实际，彻底揭露和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反动实质，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打碎精神枷锁，这对全军深入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路线的斗争，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战士的积极性，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努力繁荣部队文艺创作，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总政治部韦国清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出席大会的还有总政各部门负责同志，驻京各大单位的有关负责同志，总政各部和各直属文艺、体育单位的同志共二千余人。
大会由总政文化部部长刘白羽主持。
大会始终洋溢着同仇敌忾的战斗气氛。
总政各直属文艺、体育单位的代表在会上作了批判发言，并同林彪、“四人帮”在军队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发言的同志一致指出，林彪伙同江青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大阴谋。
一九六六年一月底，江青叫嚷要“请尊神”，窜往苏州找到林彪，掏出了那一套关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意见”，一下子就得到林彪的“完全支持”。
林彪利用职权，为江青一伙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亲自安排了一个所谓的座谈会。
在此期间，林彪和江青通过这个座谈会，无耻地互相吹捧，大造反革命舆论。
他们研究部队文艺工作是假，搞反党乱军、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才是真。
发言的同志以大量事实，揭发和清算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疯狂推行“文艺黑线专政”论，对部队文艺工作造成的严重危害。
林彪、“四人帮”一伙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召开的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上，强行贯彻“文艺黑线专政”论，当即遭到我军广大干部的抵制和反对。
很多文艺工作者在会上进行了斗争，他们指出：江青个人怎么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对过去文艺工作不能一棍子打死，要一分为二。
林彪立即下达了“要反击”的紧急令。
他们在军队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急忙亲自动员，把许多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打成“牛鬼蛇神”、“黑线人物”、“毒草贩子”和“黑作家”，轮番批斗。
林彪、“四人帮”一伙更把这次会议当成一个“模式”，在全军推广开来，制造了大量冤案、假案，使许多部队文艺工作者惨遭打击、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使我军文艺队伍和文化工作受到极为严重的摧残。
全军的各级文化部门统统被砍掉，所有的创作组被解散，解放军艺术学院被取消，《解放军文艺》被停刊，八一体工队被砍掉。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肯定并赞扬的话剧《雷锋》、《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南海长城》、歌剧《江姐》、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等优秀节目，都遭到扼杀、禁锢。
部队群众文化工作的经验、规章制度和优良传统，都被诬蔑为“黑线产物”，要“彻底砸烂”。
在林彪、“四人帮”反对“写真人真事”等谬论的干扰破坏下，部队文化干部，业余文艺骨干无法编演反映部队生活、表扬好人好事，歌颂英雄模范的作品。
部队没有电影放映，没有戏看，没有歌子唱，没有节目演，文化生活极度贫乏、枯燥。
与此同时，林彪、“四人帮”还召开大会，给江青加官晋爵，封她为军队“文化顾问”，为江青冒充“旗手”开辟途径。
他们还通过炮制“社论”，发表文章，大肆鼓噪，把“文艺黑线专政”论推向全国，极大地摧残和破坏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代表们在发言中，对林彪、“四人帮”合伙炮制和推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反动实质进行了深入批判，指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是阴谋从文艺上打开突破口，进而破坏我军的政治工作，砸烂我军政治工作机关，妄图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
我军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主席亲手创建和培育的，一贯坚持面向连队，深入基层，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林彪、“四人帮”恶毒咒骂“黑线专政”，其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向了我们伟大的党，妄图把我们伟大的军队搞乱、整垮。
林彪、“四人帮”先从文艺领域开刀，进而把“黑线专政”论推向教育、新闻、体育、卫生、公安、外交等各条战线，其罪恶目的，是妄图全盘否定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抹煞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和伟大作用，以便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在各单位代表发言后，总政治部负责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指出：通过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我们增强了对林彪、“四人帮”的阶级仇恨，解放了思想，焕发了革命精神，加强了团结，调动了积极性。
但也有些单位对这一批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抓得不紧，措施不力。
就全军来看，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还没有充分展开，更没有形成高潮。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不只是文化部门和文体单位的事，而是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希望各单位党委和领导同志、各级政治机关，一定要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充分发动群众，严格执行和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采取有力措施，把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引向深入，把运动搞深搞透。
我们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的斗争进行到底，一定要把他们合伙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揭深批透，打掉精神枷锁，使广大文化工作干部心情舒畅，精神焕发，在毛主席革命文艺体育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为繁荣部队文艺创作和攀登世界体育高峰，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本报记者 李锡赓、刘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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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德黑兰八月三十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今天上午在萨达巴德宫举行首次会谈。
会谈是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华主席和巴列维国王对近几年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并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扩大两国在经济、科学技术、贸易、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华主席邀请巴列维国王和王后陛下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巴列维国王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说：“我们一有机会就前往中国访问，以便重温我们两国二千多年来的友谊。”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赵紫阳，外交部长黄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陈洁，一机部副部长孙友余，中国驻伊朗大使焦若愚。
伊朗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大臣阿米尔·霍斯罗·阿夫沙尔·加塞姆卢，商业大臣穆罕默德·礼萨·维什卡伊，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外交大臣马努切赫·泽利，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外交大臣贾法尔·纳迪姆，商业副大臣甘杰希和伊朗驻中国大使马哈茂德·埃斯凡迪亚里。
会谈前，巴列维国王同华主席在他的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陛下在德黑兰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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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德黑兰八月三十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在古勒斯坦宫会见了伊朗首相贾法尔·谢里夫·埃马米，并且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赵紫阳，外交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和中国驻伊朗大使焦若愚。
伊朗方面在座的有：外交大臣阿米尔·霍斯罗·阿夫沙尔·加塞姆卢，伊朗驻中国大使马哈茂德·埃斯凡迪亚里和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外交大臣马努切赫·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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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德黑兰八月三十日电 华国锋主席今天上午前往礼萨大帝陵墓献了花圈。
当华主席由伊朗外交大臣加塞姆卢陪同来到时，阿卜杜·礼萨·巴列维亲王在陵墓门口迎接。
随同华主席前往献花圈的有黄华、张耀词、焦若愚等。
献花圈之后，华主席参观了礼萨大帝遗物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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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德黑兰八月三十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在德黑兰会见了各国驻伊朗的外交使节。
会见是在古勒斯坦宫加冕厅进行的。
华主席同使节们一一握手、并同一些国家的使节谈了话。
驻伊朗外交使团团长、科威特驻伊朗大使纳斯尔·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萨巴赫，外交使团副团长、黎巴嫩驻伊朗大使哈利勒·哈利勒祝华国锋主席在伊朗访问期间过得愉快。
纳斯尔大使说：“我们这一地区的稳定是很重要的。
我们十分欣赏同中国的友谊。”
华主席说：“我们希望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
纪登奎、赵紫阳、黄华等同志会见时在场。
作者：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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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治部最近召开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罪行大会。
这是一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的大会，是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把运动引向深入的重要措施。
这一仗打得好！
“文艺黑线专政”论，是林彪和“四人帮”互相勾结，密谋策划，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次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抛出来的。
这是他们狼狈为奸，妄图从文艺领域打开缺口，进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所采取的一个严重步骤。
十几年来，他们正是挥舞这根大捧，对全军以至全国文艺界，实行了最野蛮最残暴的法西斯专政，制造了我国文艺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
他们喊着极“左”的口号，推行极右的路线，把各级文艺部门的领导人，打成“黑线头目”、“走资派”；
把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打成“黑线人物”、“修正主义苗子”；
把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革命文艺作品，打成“毒草”、“修正主义黑货”。
大批革命作家遭迫害，大批革命作品被禁锢。
一时间，落木萧萧，百花凋零。
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艺界的主导地位被抹煞了，许多经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肯定的优秀作品被砍掉了，我党我军文艺工作的光荣传统被抛弃了，文艺工作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统统被他们搞乱了。
他们疯狂推行“文艺黑线专政”论，严重地摧残和破坏的仅仅是文艺界吗？
不！
他们从这里打开缺口，进而又把这一谬论扩展到教育、新闻、体育、卫生、公安、外交等各条战线，妄图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严酷的斗争现实证明，“文艺黑线专政”论是林彪和“四人帮”用来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理论支柱，是强加在广大文艺战士和人民群众身上的精神枷锁。
不彻底打碎这个精神枷锁，我们就不能解放思想，焕发斗志，迈开大步，奋勇前进。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我国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把揭批‘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敬爱的邓副主席不久前在全军政工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抓不好这个纲，是非就不明，阵线就不清，班子就配不好，作风就不能转变，团结就没有良好的基础，工作也搞不上去。”
我们的文艺工作也是这样。
如果不打好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一仗，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艺工作的面貌，更不可能尽快地把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搞上去。
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
要夺取这场战斗的全胜，必须花很大的功夫，下很大的气力，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应当肯定，半年多来，许多单位对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还是注意抓了的。
他们放手发动群众，认真联系实际，大打人民战争，运动搞得深，搞得细。
通过这场斗争，提高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理论水平，解放了文学艺术的生产力。
这正是目前文艺工作能够初步呈现出繁荣局面的根本原因。
但是，运动的发展很不平衡。
有的单位没有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办，没有发动群众深入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在这一场决定性的战斗面前，采取无动于衷、按兵不动的态度，这是很不对头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原因之一，有的同志认为：“文艺黑线专政”论在我们这里影响不大，没有什么可批的。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显然是对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
林彪、“四人帮”推行“文艺黑线专政”论，不但使文艺界成了疮疾满目的“重灾区”，同时也殃及各行各业，甚至每一个人。
“谁家秋院无风入？
何处秋窗无雨声？”
你们那里，难道真的就那么恬静清幽？
这些同志不妨下去了解一下，被林彪和“四人帮”的大棒搅乱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是否都已得到澄清？
党对作家和作品的政策是否都已得到落实？
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是否都充分地调动起来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是否已经形成？
……如果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些问题，就不会认为“文艺黑线专政”论没有什么可批的了。
总之，文艺单位应该大力搞好揭批，部队也非常需要很好地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原因之二，由于有些同志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文艺黑线专政”论时压过别人，因而今天对批判这一谬论，就躲躲闪闪，不愿正视；
而那些曾经被压被整的同志，则怕人家说自己“翻案”，为了“避嫌”，也缄口不提。
这些单位的揭批斗争搞不起来，广大群众是不高兴的。
我们诚恳地劝告这些同志，再不要站在狭小的圈子里，只算那些个人得失的小账了。
大敌当前，我们都应该站到党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来，并肩携手，步调一致，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把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在揭批斗争中，提高觉悟，明辨是非，加强团结，鼓舞干劲，同仇敌忾地去夺取这场战斗的胜利。
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合谋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是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件事，文化部门要抓，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更要抓。
这一仗打得好打不好，关系重大，影响深远。
总政机关已经带了头，让我们大家也紧紧地跟上来。
作者：姚宪民/邓国添
本报讯 奔驰在青藏高原运输线上的兰州部队某汽车团，已经按时出色地完成了今年头七个月的运输任务。
今年以来，这个团分散在青藏高原六十多个执勤点上，在风沙滚滚的戈壁滩、道路复杂的山区执行繁重的国防运输任务。
团党委把政治工作做到千里运输线上，取得了训练、安全、节油、车管的好成绩。
广泛深入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充分调动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是这个团今年来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四、五月份，团党委成员深入连队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帮助干部战士认识汽车兵提高技术业务水平，完成国防运输任务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系。
干部战士说：“我们要当好后勤兵，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拉快跑。”
在普遍深入宣传的基础上，六、七月间，团党委派出两个工作组用一个月时间，重点检查了在边防执勤的七个连队进行新时期总任务教育的情况，总结了这几个连队的经验，向全团推广，在千里运输线上掀起了营与营、连与连、点与点之间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贡献力量的竞赛热潮。
这个团党委还坚持考核制度。
团机关的同志，经常冒着高原严寒、戈壁酷热，到各个执勤点去进行政治和业务考核，促进了业务训练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今年五月开办的两个司机训练队，共接收一百八十名新学员，目前已完成了驾驶基础训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员达到助手水平。
至六月份，这个团已出车三万五千多台次，行驶二百九十五万多公里，运输八万八千多吨物资，车辆完好率、出勤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今年来，团党委先后六次组织工作组，由党委主要成员带领，深入各个执勤点，跟车上路，了解部队学习、训练、行政管理、作风纪律等情况，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党委常委、副团长胡传安在九连蹲点，发现连队由于过去受林彪、“四人帮”流毒的影响，政治工作没有结合实际工作一道去做，联系实际不够。
于是，就给大家讲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政治干部深入第一线，把政治工作做到每台车上，从而建立了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的事迹。
他还每天亲自带车队，摸索高原行车的规律，掌握连队的思想动态。
在夜训中，当发现连队不注意抓战备思想，有开大灯驾驶的现象时，就给大家讲了战时如何隐蔽驾驶的事例，增强了干部战士搞好夜间闭灯驾驶的自觉性。
他还和战士们一起，总结了一套夜间驾驶的经验，研制了一个把灯光的能见度控制到最小限度的方法，既符合战备要求，又使车队能在夜间快速、安全通过复杂的道路。
团党委注意结合“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搞好作风和纪律的整顿。
今年三月，司机训练二队由于个别干部责任心不强，发生了挂车事故。
团党委书记、张政委亲自去调查了解，对出事人员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对个别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召开了事故现场会，查原因，找漏洞，使干部战士深受教育。
上半年，全团各类事故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二，杜绝了重大事故。
在节油方面，团党委引导干部战士制定了管油、用油、节油制度和措施，并重点抓了推广三重尼龙喉管节油法，现已有三百五十台车安装了这种尼龙喉管。
据不完全统计，现已节油十六万五千九百多公升，节油率达到百分之十四点八九，比去年同期上升百分之二点七八。
（姚宪民、邓国添）
本报讯 八月十九日，北京部队某军需工厂干部李官斌、邱八喜二同志给本报写信，转达厂领导的决定，表达军需工人的心愿，主动要求为全军承做特号胶鞋。
来信说：“我们是军队的胶鞋厂，过去对为战士解决特号鞋的问题考虑不够，说明我们为部队服务的工作没有做到家。”
“为此，厂领导让我们给报社写信，通过您们转告全军各部队，哪位同志需要特号鞋，请量好尺码、宽窄、肥厚，寄到山西省闻喜县第三十一号信箱。”
“我们决心让同志们穿上满意合脚的解放鞋，为部队建设作出更多贡献，这是我们军需工人的心愿。”
这封同样内容的来信，七月十八日曾在《战友报》发表过。
来信见报后，在部队引起了很大反响，每天都有人给他们写信，赞扬这种为部队服务的精神或要求定做特号鞋。
特号鞋的制作超过了正常生产标准，现有的机器设备用不上，完全靠手工操作，费工、费力、费料，成本较高。
他们甘心吃苦，千方百计满足部队要求。
厂党委及时开会研究具体措施；
厂长杨志勤亲自审阅、处理部队来信，具体指导特号鞋的生产；
厂技术科调整人力、物力，精心设计、精心制作。
现在，一双双舒展结实、美观大方的特号鞋，正不断寄到战士手中。
作者：房秀文/雷明保/张宗厚
本报讯 武汉部队某师通过岗位练兵活动，连长的军事素质和业务能力得到了提高。
现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连长，熟悉连队人员的军事素质状况，能熟练使用本连装备的各类武器，对连队所有军事课目能做到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
这个师很重视提高基层军事指挥员的业务能力。
在岗位练兵活动中，专门研究了连长岗位练兵的内容和要求，多次组织连长的岗位练兵表演，推广先进经验。
某团二机炮连连长王二义，原来对连队装备的武器和训练课目不太熟悉。
在岗位练兵中，他对连队的训练课目排了队，一项一项地攻。
迫击炮二炮手训练是他多年没有解决的难题，他就在班里当二炮手，一动一动摸索体会，很快掌握了动作要领。
现在，王连长对连队每项军事课目，都能做到考不倒，难不住。
某团三连连长李明尧是从机关调来的，对军事技术不熟悉，他就向战士学习。
八班长的军体动作好，就和他结成对子：七班长步枪点射打得好，就向他求教；
战士蔺明丽是刺杀能手，就拜小蔺为师，一有空就同他“杀”上几个回合。
就这样，李连长的各项军事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
由于连长们提高了军事技术，对怎样根据连队军事素质状况组织训练，心里更有谱了，对连队装备的各种火器在不同情况下的使用，心中更有数了。
在连长们的带动下，一兵多能、一兵多用的练兵活动更加广泛的开展起来。
（房秀文、雷明保、张宗厚）
作者：肖学和/刘保全
本报讯 空军某部射击中队飞行员雷胜环，在七月九日、十二日两次曲线空靶实弹射击中，三十发炮弹全部命中靶标，创造了空军空靶训练史上最高纪录，被誉为“空中神炮手”。
南疆的盛夏，骄阳似火。
部队进入了难度较大的空靶训练。
雷胜环为了完成训练任务，不顾气候炎热，一有时间就拿着飞机模型，对着宿舍前的三叶靶标，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苦练射击瞄准。
有一段时间，他的喉咙发炎、咳嗽，晚上睡不好觉，但是为了保持飞行训练的连贯性，他白天仍然坚持参加训练。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几乎用节假日的全部时间，钻研射击理论，默划座舱图。
他在苦练技术的过程中，注意吸取别人的长处，对于其他飞行员的好经验，例如怎样判断靶标、选择瞄准点、掌握飞机特点，怎样抓准开炮时机等，他都认真学习。
每次飞行训练结束后，他都反复地判读胶卷，总结经验教训。
刻苦的钻研和虚心的学习，使他较快地掌握了曲线空靶射击的特点和基本规律。
到七月底为止，他已安全飞行一百零四小时三十四分钟，完成了全年的训练时间，并且消灭了错、忘、漏现象，优质安全飞行日达百分之九十八。
为了表彰雷胜环刻苦训练的事迹，最近这个部队领导机关对他通令嘉奖，并给他记了三等功。
（肖学和、刘保全）
本报讯 七月十五日，我们走访驻云南空军某部，训练处的同志告诉我们，中队长刘家驹自一九五三年从事飞行以来，先后飞过五个机种，飞行三千一百九十小时，创造了二十五年无事故征候的纪录。
刘家驹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和他一起飞行二十年的甄副大队长介绍说，刘家驹保证飞行安全的经验有三条：一是“勤”，勤看、勤想、勤问、勤讲、勤准备，掌握安全飞行的规律。
他常说：“懒人问题多，人勤漏洞少。”
二是“细”，一点一滴地培养一丝不苟的作风。
刘家驹无论在地面准备，还是在飞行过程中，都努力做到“六个一样”：飞行准备的时间长短一样认真；
大课目与小课目一样细致；
新课目与老课目一样对待；
正常动作与特殊情况的处置一样重视；
上级检查时与自己单飞时精力一样集中；
带飞学员与压坐同乘一样警惕。
三是“稳”，不抱任何麻痹侥幸心理。
他能做到：准备好再飞；
协同好再带；
有把握再做；
条件具备再干。
刘家驹以这种兢兢业业、认真细致的精神，多次及时发现和处置了机械故障，保证了飞行安全。
（新训班）
作者：刘永昌/刘桂桐/陈维志
本报讯 三三九八六部队警通连报话员杜晓明，明密语互读清楚准确，不错一字一码，时间比训练大纲规定的优秀标准缩短三分之二。
杜晓明去年夏天开始当报话员。
他决心把自己练成“千里眼”和“顺风耳”。
正课时间，他认真学，刻苦练；
课余时间抓紧练。
外出走在路上，看到墙上的标语，就默默地译成密语。
每次看电影、看戏，他也抓紧开始之前的点滴时间，拿着报纸用密语默读。
功夫不负有心人，杜晓明的成绩很快达到优秀标准。
杜晓明自觉把训练的标准订在打仗上，不断找差距，攻难点。
一次考核后，杜晓明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在传递“战斗命令”时，将“从”误发为“群”。
他从这一字之差中，发现自己讲话爱用家乡方言，造成发音不准。
他想，要是在战斗中，错报一字一码，就会影响战斗的胜利。
于是，他就从学习拼音入手，努力学习普通话，经过勤学苦练，终于克服了这个难点，被连里树立为密语通话标兵。
（刘永昌、刘桂桐、陈维志）
作者：陈向军胡新胜何家生
栏目：实事求是办后勤（典型事例报告）
一人一小时能做好全连饭，这是真的吗？
你或许半信半疑。
到底是怎么回事，听我们慢慢道来。
从向“火线”求援说起
去年八月，河南省军区某团进行战术演练。
在营进攻练得正紧的时候，配属六连遂行战斗任务的一机炮连，接到“后方”通知：各排抽一人帮厨。
理由是中午吃包子，炊事班人手不够。
咋办？
“要想伙食得改善，就得派人去支援”。
排里只得抽出一名炮手，到伙房当帮手。
后勤本是保障前线的，炊事班按编制满员，怎么还向“火线”上要兵呢？
这个问题牵动了团长葛金万的心。
他从演习场上的问题，想到平时在营房的情况：一天三顿饭，炊事班老喊人手紧；
遇上改善伙食，就得向连里求援，购粮买煤，也要班排“代劳”；
有时伙房卫生大扫除，还向战斗班派“公差”……是炊事班图轻松吗？
哪一双手也没闲着。
政治学习，炊事班长一招呼，炊事员急忙离开课堂进了厨房；
军事训练，想让他们操枪练炮，一看那股忙乎劲，真有点插不进：有的连队甚至连炊事员探家，也因为工作“拉不开栓”，不能及时安排。
这样下去怎么行？
二机炮连的稀罕事
到了今年三月，团里一兵多能活动蓬勃开展，二机炮连炊事班，传出新事一件：炊事班长章立芒，一个人、一小时、一口锅，能为全连做好一饭、两菜、一汤。
据连里介绍，章立芒在伙房值班员称了米，炊事班洗好菜，和好煤，备好水以后，工作服一穿上了阵。
他捅开火，冷水起锅烧汤；
水没开时抓紧切菜；
汤烧好后菜下锅；
炒完菜添水、淘米；
米下锅后，边看火，边收拾炊具，清扫锅台、案板，直到饭熟出锅。
值班员看过表，这样做一顿饭多则五十三分钟，少的才四十九分钟。
时间这么短咋忙得过来？
班里说，章立芒灶前锅后步不乱，操刀掌勺手不慌，整个工作程序环环相扣，有条不紊。
饭菜质量怎么样？
战士们吃过以后反映，饭不生不糊，菜味鲜可口，萝卜丝粗细均匀，窝笋片厚薄适度。
耗煤量不小吧？
细心的同志作过比较，和炊事班平时的耗煤量不相上下。
伙食卫生呢？
看过章立芒做饭的，说他哪次刷锅也不下三遍，淘米不下四遍；
饭做完，锅台、案板、炊具、地面拾掇得干干净净。
打开心上“锁”
二机炮连的稀罕事在团里引起了强烈反响：
过去一个班“齐上阵”，没有两个钟头做不熟饭，现在一个人，一顿饭只花几十分钟，岂不是怪事？
结论应该做在调查研究之后。
葛团长、赵政委组织党委成员和机关干部，来到二机炮连参观见学。
章立芒值班做饭，他刷锅烧汤，切菜烹炒，淘米下锅，熟练而有节奏的动作，一下子把几十双眼睛都吸引住了。
刚到四十九分钟，供全连同志吃的一锅大米饭、两个菜、一个汤，热腾腾地摆在大家面前。
参观的同志品尝、议论、夸赞，伙房里沸腾起来了：“实打实，过得硬，咱服气。”
原来认为“太玄乎”的同志没啥说的了。
“低消耗，高效率，了不起，有创造！”
开始觉得是想“鲜点子”的同志竖起了大拇指。
“咱是搞后勤的，只听说炊事班人手紧，就是没去找窍门，这一下战士‘将军’了。”
后勤处的同志思想开了窍。
眼看水到渠成，“锁”已打开，团党委当即定了三条：一、给章立芒记三等功一次；
二、迅速总结推广这一经验；
三、因势利导，在后勤管理上来个改进。
新套套到连队
副团长饶启全带领工作组到二机炮连蹲点。
团党委给他们的任务是，研究“一人做好全连饭”里面的“科学”，给全团炊事行业拿出个新套套。
饶副团长和工作组的同志来到炊事班跟班作业。
他们细心观察炊事员一人做饭的全过程；
亲自拿起菜刀、煤铲认真体验；
每顿饭做下来，请炊事员谈体会。
经过反复观察，具体研究，他们很快摸出了“一人做好全连饭”的新特点：
作业上的综合性——打破了以往的烧火、掌锅“单打一”，实现了锅台内外“一条龙”。
技术上的全面性——改变了过去烹炒的不会看火，看火的不善切菜的“一门会”状况，达到了基本炊事技术“门门通”的水平。
工序上的科学性——扭转了从前那种切菜、和面、烧火、蒸饭挨着哪项是哪项的忙乱现象，出现了合理安排巧穿插的局面。
再加一条，人的主观能动性——敢想、敢闯、敢干，新路靠人去闯，奇迹靠人创造。
特点摸到了，管用的经验出来了。
他们响亮地提出，炊事员必须做到：思想红，为革命一人敢顶一个班；
技术精，刀功、火功、烹调功样样过硬；
脑子活，科学安排，周密计划。
在由各连司务长、炊事班长参加的现场会上，把新套套传下去了。
团党委组织的抓落实工作组又分头下连队具体指导。
看到有些炊事员“刀功”上不去，后勤处长丁丙坤就分片举行“刀功”比赛，交流经验。
发现一机炮连炊事员在一人做饭中，有片面图简单的现象，军需股长夏经献及时纠正，引导他们向做馒头、蒸面、捞面条等复杂的饭食方面发展。
时过两月，捷报传来：全团百分之八十五的炊事员，能“一人一小时，做好全连饭”了！
又过了两个月，成绩有发展。
全团百分之五十的炊事员，能在八十分钟内为全连做一锅馒头、两个菜、一个汤了。
全团每个连队都有两三个炊事员，能“一人一小时，野炊做好全连饭”了。
后勤食堂有三名炊事员，都能在八十五分钟内从拌馅开始，做好七十多人吃的包子了。
令人喜悦的变化
四连炊事班过去向班排要公差要得厉害。
连里算了一下，一个月少的四五十人次，多则七八十人次。
现在不再为这事挠头了。
团直特务连以前苦于炊事员腾不开手，小作坊办办停停，伙食搞得不好。
如今变了，看他们小作坊一个月的产品吧：磨豆腐二百四十斤，生豆芽五百八十斤，做酱油三百八十斤，腌咸菜一千二百多斤。
二机炮连炊事员以往是“到了炊事班，围着锅台转，学习不‘落凳’，枪炮不沾边”。
现在，第二季度每人每月完成了十二个训练日，加上业余练兵抓得紧，全班人人都能单独操作八二无后座力炮，有两人还能单人操作全连三种火器，实弹射击成绩都在良好以上，谁看到都伸拇指。
“一人一小时，做好全连饭”，目前正在向纵深发展。
象所有的事物永远不会停滞一样，新事物带来的新情况、新矛盾是层出不穷的，且看下一步他们如何前进。
（陈向军 胡新胜 何家生）
栏目：实事求是办后勤（典型事例报告）编后
我们赞扬炊事班长章立芒的事迹，是因为它有助于解决连队一个老大难问题。
我们连队炊事人员的比例并不小，可是为什么炊事班参加学习和训练的人员普遍都是少而又少呢？
为什么战斗班还要经常抽人帮厨呢？
要改变这种状况，办法又在哪里？
看了这篇报告，这些问号可以找出答案了。
他们改进了工作方法之后，节省了时间，节省了人力，常常被称为教育和训练“死角”的炊事班，可以抽出较多的同志和时间投入正课教育和训练了。
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炊事班满意，战斗班满意，领导上也满意。
当然，强调极高工作效率，减少做饭时间，决不应当降低伙食质量。
相反，炊事人员有了更充裕时间，更要想方设法把伙食搞好。
此外，为了提高效率，除了个人熟练掌握业务、改进工作方法以外，还要多想办法搞革新，从机械化、科学化方面找出路。
由炊事班“一人一小时做好全连饭”，使我们联想到一个问题，后勤的其他工作，可不可以也来个高效率呢！
后勤有许多行业，一个共同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周密计划，科学组织，革新技术，用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收到最大的效果。
简单地说，就是要低消耗，高效能。
我们后勤管通的许多方面，诸如仓库建设、军农生产、医院管理等等，一个薄弱的环节，恰恰是高消耗，低效能。
不少的单位，不少的同志，每当接受新任务的时候，总爱伸手要人员，增编制。
岂不知，把注意力放到改善管理上，使效率成倍提高，人少也可以把事情办得多快好省。
再引伸一步：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国防科研、军工生产，我们军队的各项工作，都需要在新时期总任务的指导下，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加快前进步伐。
作者：郝治平
我不愿意相信：瑞卿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
不久前，他还充满活力地对我和孩子们说：“让我们全家来一个竞赛，看谁为党和人民工作得更多。”
不久前，他还慷慨自许：“我要把七十二岁当作二十七岁，跟随华主席，继续新的长征！”
党和人民也对他寄予着巨大的期望。
谁想到，壮志未酬身先逝——正当他以病残之躯，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发前进的时候，却被心脏病夺走了生命！
实际上，夺走他的生命的，是万恶的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
瑞卿同志的身体本来很健康。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后，他都以精力旺盛著称。
如果不是林彪、“四人帮”长期对他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残酷迫害，他何至于病残交加，何至于现在就离开我们啊！
林彪为什么迫害瑞卿？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于世。
根本原因是：瑞卿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对林彪结党营私、分裂党和军队的阴谋诡计深恶痛绝，因而被林彪视为篡党窃国的一个障碍。
瑞卿一向很珍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林彪的哗众取宠，蛊惑人心，早就有感觉。
他为人又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对林彪一套假左真右的货色，例如所谓“顶峰”，所谓“最高最活”，所谓“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等，觉得有问题，就直言不讳地提出意见。
这就刺痛了林彪。
林彪纵容他的老婆胡作非为，在高级领导干部中拨弄是非，造谣惑众，甚至凌驾于总部负责同志之上指手划脚。
对这种不正常现象，瑞卿极为厌恶，十分气愤。
一九六五年，林彪一伙在策划把他的所谓“突出政治”的“指示”印发部队时，要在前言中标榜他的老婆如何下连“蹲点”，如何发现了所谓军事“冲击”政治的问题。
瑞卿觉得这样不好，就坚决主张把前言删去。
瑞卿这样做，完全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
但是，这对于正在网罗培植党羽、阴谋篡党夺权的林彪来说，却十分恼火。
林彪一伙也曾对瑞卿多次施展又打又拉的资产阶级政客手段。
一九六五年开一个重要军事会议，因为林彪长期养病，久不露面，经有关负责同志议定，由瑞卿作总结发言。
林彪知道后大发脾气，说瑞卿“搞背后活动”，超越了职权，逼令瑞卿“在什么范围活动的就在什么范围消除影响”。
其实，商议由谁作总结发言时，林彪的老婆也是在场的，“背后活动”纯系乌有。
林彪唱了一通红脸，他的老婆又来扮演白脸，她打电话让瑞卿到林彪那里去，对瑞卿极力拉拢，说什么林彪只是对最亲的人才发脾气，要瑞卿不要介意；
说什么林彪那些年身体不好，要不是瑞卿，军队不会出现当时那样好的局面。
谈话时还把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叫到旁边。
瑞卿回来后非常生气，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这样严肃的事情，怎么让他老婆插手？！
怎么让他们的孩子掺合在中间？！
他嘱咐对林彪一伙要保持警惕。
这一切，当然使林彪耿耿于怀。
正象瑞卿后来讲的：“就因为我不听林彪那一套，我这个位置成了他篡党夺权的绊脚石。
他压了我几次没压过去，就下了狠心，要整掉我。”
被林彪一伙迫害期间，瑞卿和我们一家受到的折磨，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他们叫嚣医疗为专案服务，不仅不给瑞卿的腿进行治疗，而且在所谓治疗期间还一次又一次地高压审问，一次又一次地拉出去“批斗”。
甚至以不治腿为要挟，逼瑞卿承认被强加的“罪名”；
最后竟下毒手，毫无道理地锯断了胫骨，去掉了股骨头，以致造成了终身残废！
他们不仅把瑞卿和我关了起来，把我们的一个儿子也强行抓走，四年多杳无音信。
他们一再到我们家里胡搅蛮缠，甚至我们一个孩子和总理在一起合照的照片，他们也要强行夺走。
他们给瑞卿捏造了一连串可怕的罪名，什么对林彪“搞突然袭击”，“封锁”林彪，“要夺国防部长的权”，什么“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什么“反党，反毛主席”，等等，必欲在政治上置之死地。
瑞卿虽然备受折磨，但并没有屈服于林彪的淫威，并没有稍稍磨损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气节。
有一次，我和瑞卿一起被拉出去“批斗”，林彪一伙操纵一些人要把我们被“批斗”的情景拍照下来。
我受不了这种侮辱，低着头不肯让他们为所欲为。
瑞卿凛然地说：“抬起头来，让他们照！”
从这短短的话里，我感到了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一种敢于抗拒一切恶势力的正气。
瑞卿坚信真理是在自己手里，坚信最终受审判的不是我们，而是这幕丑剧的操纵者，所以，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软弱，而是对林彪一伙投之以极大的蔑视。
瑞卿被迫害期间，精神上感到最痛苦的，是被诬陷反毛主席。
记得一九六六年，瑞卿开始被林彪一伙打击陷害时，我担心他精神上支持不住，每天晚上，总忍不住走出来，望一望他房间的窗子。
窗子总是关着，窗帘也拉着，但透射出来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
一天晚上，我走进他的房间，劝他早点休息。
他说，他睡不着。
他沉默地坐在书桌前，神情十分沉重。
突然，两颗泪珠从他眼角滚下来，低沉的话语也好象被泪水浸湿了：“他们说我反对毛主席，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啊！”
我与他相处多年，这是头一次见他掉泪。
他是为这种莫须有的反毛主席的罪名而落泪的！
他说：“长征时，我在一方面军当保卫局长；
解放后，我当公安部长，我长期作毛主席的保卫工作，一直把自己看作毛主席的老警卫员，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啊！”
我忍不住也掉下泪来。
他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我是十分了解的。
建国以后，许多同志都能够夫妻一起去天安门观看焰火。
我当然也盼望有这样的机会。
但瑞卿是公安部长，每逢节日，为了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绝对安全，就比平时更加忙碌。
他总是把保卫工作布置得非常周到细致，督促检查，唯恐有失。
毛主席只要出来，他总是随在身前身后，直到毛主席退场。
因此，在整个公安部长任期内，他一次也没有同我一起观看过焰火。
节日里，我往往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去天安门。
开始，我虽然不免有点遗憾，但当我从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看到瑞卿那高高的身影时，我却深深地为此感到骄傲和光荣。
有一年国庆，我得到了一次上天安门的机会，看见毛主席来了，我兴奋地和大家一起挤上去握手，回来后，瑞卿还责备我，说这样给毛主席的保卫工作增加了困难。
瑞卿这一片赤心，毛主席是了解的。
还在瑞卿遭到林彪打击陷害之初，总理和小平同志就告诉过我们，毛主席有一次对林彪说：“他（指瑞卿）只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
他只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还是一片好意。”
毛主席在这里讲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毛主席视察长江三峡那次，要在三峡附近下江游泳。
瑞卿经过调查，发现那一段江面漩涡较多，所以就劝阻毛主席不要在那里游泳。
瑞卿自己本来不谙水性，就为了能够在毛主席游泳时紧随左右亲自保证主席的安全，才以近五十岁的年纪刻苦习水学会了游泳。
谁能相信瑞卿会反毛主席呢？
但是，林彪为了达到翦除异己的目的，硬是罗织罪名，给瑞卿扣上反毛主席的帽子。
林彪垮台以后，“四人帮”继承了这份肮脏的遗产，继续对我们实行迫害。
林彪垮台将近一年，才准许孩子们来探望我们，并且规定：不许向我们谈林彪事件。
这也说明：“四人帮”和林彪完全是一丘之貉。
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动摇不了瑞卿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
孩子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对孩子们说：“爸爸这一辈子，就是作对了一件事情：跟毛主席干革命。”
“将来我就是带着你们回四川老家，也要跟毛主席革命到底！”
在被迫害期间，他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以期将来继续为革命更好地工作。
《资本论》，他就是在被迫害期间通读完的。
他在日记中写下心迹：“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他坚信“遮天云”终将过去，他等待着“太阳终归出”的一天。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和一九七四年一月，在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关怀下，瑞卿和我终于先后从林彪、“四人帮”的魔掌下解放出来了。
因为长期分监两处，我出来时还不知道他已经截肢。
孩子们怕我精神上受到刺激，也没有马上把这情况告诉我。
我头次和他重新见面时，他正在三○一医院检查身体。
看到他躺在病床上，他那条左腿，那条经过万里长征、从江西苏区一直走到北京的腿，已经永远失去了！
我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但我知道，瑞卿是个性格极为坚强的人，就这样来安慰他：“不要紧，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可以继续为党工作。”
瑞卿点着头，说：“这笔账，要记到林彪头上。
要感激党，感激毛主席。
不是毛主席的政策，我早人头落地了。
林彪连毛主席都要谋害，何况我们哩！”
他是从心里这样说的。
这颗心，还是一如往日向着毛主席啊！
瑞卿曾写过一首叙怀诗，其中有这样一句：“磨难虽多心无瑕。”
确实，他虽然经历了这样多磨难，但是对党，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始终是忠心耿耿“心无瑕”啊！
一九七五年，瑞卿恢复了工作，担任军委顾问。
他打算以有生的余年，尽可能为党多做一些工作。
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对国际问题和台湾问题认真作些调查研究，以便真正起点顾问作用。
但是，他不能不忧虑地看到：“四人帮”当道，我们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正越来越走向危急关头。
这期间，他大半时间在福建治腿。
人虽然常和医生来来往往，心却被越来越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卷了进去。
在“四害”横行，乌云翻滚的那些日子里，他非常专注地阅读报纸，一些老同志也经常给他透露一些消息。
那些强词夺理、含沙射影的“四人帮”舆论，常常使得他怒气填膺。
由“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一手控制的《学习与批判》，他特别厌恶，多次对我气愤地说过：“这个刊物，你不想看吧，又不能不翻一翻；
看又实在看不下去，全是一派混账逻辑！”
为了识别和驳斥“四人帮”在报刊上鼓吹的一些反动论点，他常请福州部队政治部的同志给他查找马列和毛主席原著，十分认真地加以对照。
有一次，他看了《学习与批判》上一篇骂科学院的《汇报提纲》的反动文章，气得拍了桌子：“科学技术怎么不是生产力？！
难道火药的发明，蒸汽机的发明，原子的发现，没有引起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吗？！”
他请人找来马克思论述到这个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认真读过后，愤愤不平地说：“这里面明明讲得很清楚嘛！”
凭着他在长期斗争中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他锐敏地感觉到，“四人帮”掀起的阵阵恶浪，矛头是指向哪里。
当“四人帮”开始抛出反经验主义的文章的时候，瑞卿一眼就看出：“这是对着总理和老同志的。”
邓副主席被“四人帮”恶毒诬陷打击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叹息说：“这真是一个大悲剧啊！”
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的相继逝世，使他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
三次噩耗，他都是在外地得知的。
每一次，他都是经过坚决的斗争才争取到回京参加葬礼的权利。
他是跟着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出生入死战斗过来的，而“四人帮”的追随者竟然连他这个权利也要剥夺！
悲痛加上气愤，使他的健康状况又恶化了。
自从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他的心脏病就复发了。
硝酸甘油片本来已经停服，这时候又不得不大量服用，每天要吃五、六片。
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那天，兜里都不得不带上几片。
当由于极度悲恸而引起心脏发痛时，就在嘴里含上一片。
毛主席的逝世，更加使他寝食不安。
向毛主席遗体告别时，他是由孩子搀扶着去的，他在遗体前站了好久，哽咽不能自制。
他不能不深深担忧：失去了毛主席，我们的党和国家会向哪个方向演变呢？
他的心，和我们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始终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但是，尽管风紧云暗，瑞卿并没有因此失去胜利的信心。
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憎恨，特别是通过天安门事件表现出来的人心的向背，给瑞卿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他满怀信心地对一些老同志说：“民心不可悔！
民气不可毁啊！”
他从这可以随处感觉到的历史潮流中，不断汲取着斗争的勇气。
有一次，皮定钧同志来看望他，谈起“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皮定钧同志说：你就在这里住下去吧，将来他们这些人要翻天，我们就和他们干！
你腿不方便，就给我们出出主意。
瑞卿说：“是啊，毛主席说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要起来和他们斗。”
“四人帮”终于垮台了！
我们国家政治上的春天也使瑞卿同志真正恢复了生命的青春。
瑞卿衷心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衷心拥护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衷心感激华主席、党中央对他的关怀和倚重，并决心献出自己的全部才能和心血，“做一个配称跟了毛主席几十年的老干部”。
他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
他豪迈地对一些老战友说：“别看我现在腿不行了，真要打起仗来，给我一辆吉普车，我还能打几个冲锋！”
重新担任军委秘书长后，他接触到军队建设遭到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大量材料，更加感到自己肩头拨乱反正的责任的重大，更加忘我地拚命工作。
为了处理排得满满的事务，他经常是废寝忘食，午睡，往往是假肢不取下就那么和衣打一会盹儿。
由于行动不便，他甚至尽量少喝水，以便尽可能节省出上厕所的时间。
孩子们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说：“你们怎么不劝我多工作一些呢？”
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党交给他的抓纲治军的重任，不仅非常认真地批复大量文电，还亲自处理大量群众来信；
直到最后一次去治病时，他还念念不忘一位同志提出的申诉。
有时候，已经服过了安眠药，想起什么重要事情，又爬起来向秘书交待工作。
今年元旦后，他发着烧，还支撑着去参加军委一个重要会议。
会没开完，就被送进医院，体温上升到三十九度五。
体温刚刚下降，又不停地处理文件，找人谈话。
医护人员说，“罗秘书长把医院的娱乐室都变成了会议室了”。
华主席、党中央对瑞卿的身体十分关怀。
华主席知道他入院的消息后，特地让秘书转告瑞卿：“要安下心来，放下心来好好休息，认真把病治好。”
并指示，瑞卿的工作暂时由别的同志帮助处理。
华主席、党中央的关怀使瑞卿铭感不已，决心更加努力当好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军队工作的助手。
出院以后，他继续坚持大量繁重的工作。
他走路那样困难，还多次下部队视察，并坚持亲自下坑道检查工事。
由于股骨头已经剜除，左腿失去依托，拖着一条假腿走路，该需要多人的毅力啊！
我们劝他，要考虑身体条件，量力而行。
他总是说：“做领导工作，光是开会、看文件，那怎么行？
只要腿还能动，就要到下面去。”
如果不是林彪一伙和“四人帮”夺走了瑞卿将近十年的宝贵时间，断送了瑞卿那条腿，他将会为党多做多少工作啊！
如果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严重损害了瑞卿的健康，他肯定还和我们战斗在一起，跟着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新的伟大的长征事业。
沉重的损失，已经永远无可挽回。
但我相信：瑞卿的充满斗争的曲折的经历，将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从中汲取到巨大的力量和深刻的教益。
瑞卿同志，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作者：吕正操
罗瑞卿同志的不幸逝世，有如晴天霹雳，我的心一直不得平静。
我军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政治工作、军事指挥、公安保卫等各方面都难得的人才，对党忠诚、热情豪爽、嫉恶如仇的老首长、老战友，竟这样骤然地离开了我们，令人万分悲痛！
回忆与他一起甘苦与共的难忘岁月，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的言传身教，永志不忘。
我第一次见到罗瑞卿同志，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的第三天。
当时，我和东北军张学良身边的服务人员同住在张公馆里。
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后，专门派飞机接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共代表团来西安。
这一天，大家得知周副主席要到的消息，就早早地聚在一起，急切地盼望着。
去机场接人的汽车一到，大家连忙争着到窗前看望，只见周副主席神采奕奕，健步走下汽车，随同周副主席来的还有一位身材魁梧、器宇轩昂的高个子同志。
周副主席和代表团的同志跟我们同住在一幢楼里。
楼下放着一架老式收音机，代表团的同志经常和我们一起围着收音机听广播，分析形势，那位高个子也是其中的一个。
那时我们不知道他的姓名，只感到他知识丰富，见解鲜明，说话诙谐。
记得当时由于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何应钦之流一派混乱，他们时而如丧考妣，嚎啕大哭，时而又心怀叵测，杀气腾腾地叫嚷要出兵讨伐。
大家边听边议论，高个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要干掉蒋介石哩！
这帮家伙，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为了投靠日本主子，连他们的‘委员长’也不要了！”
他的透彻分析，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从此，这位未通姓名的战友，就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到一九三九年冬，我到达晋察冀，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和贺龙同志。
罗瑞卿同志正好带领抗大部分师生也来到这里，这时才知道当年的高个子就是罗瑞卿同志。
故友重逢，格外亲热。
他虽然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但是我们毫无拘束，纵谈过去，讨论国内外战争形势，谈论得十分热烈、融洽。
他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领会很深，阐述毛主席关于持久战的方针、策略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深入浅出，使我们对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后，我带领部队转战到太行，罗瑞卿同志在太行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是我的上级。
这期间，我常向他汇报工作，每一次他都是认真地听取，提出中肯的意见。
他十分关心部队政治工作，热心提倡部队文体活动，我们时常在一起看球赛，参加群众性文艺活动。
罗瑞卿同志性格开朗，热情奔放，待人平等，和干部、战士亲热得很。
操场上、晚会上经常有他出现。
这既反映了革命队伍新型的阶级兄弟关系，又给当时在敌后的艰苦战争环境中的部队带来了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氛，鼓舞着部队克敌制胜、无坚不摧的战斗意志。
全国解放后，罗瑞卿同志任公安部长，我在铁道部工作，相互之间交往更多，时常一同跟随毛主席的专列外出，在主席身边聆听教导。
罗瑞卿同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忠心耿耿，毛主席参加一些活动，他都亲临现场布置和检查保卫工作。
一次参观工展，整整三天的时间里，看不到他有睡觉的时候，那种勤奋忠诚保卫毛主席的精神，使我感受极深。
后来，他任总参谋长，我兼任军交部的工作，经常得到他对铁路运输和铁路建设的指示。
有段时间，有些同志对修铁路和训练的关系认识不清，罗瑞卿同志察觉后，及时指出，铁道兵真正的训练就是修路，修路就是练兵。
他勉励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遭到诬陷迫害，我们的罗瑞卿同志首当其冲，是受迫害最为惨重的一个。
尽管如此，他仍关心着其他受迫害同志的安危。
当有人通过他“调查”干部的所谓“罪证”材料时，他大义凛然，坚持真理，坚持斗争，甚至当面揭露林彪一伙的阴谋，愤然指出：“你们可不要上了敌人的圈套！”
为此，他吃了不少苦头，但他这种坚持原则、无私无畏的精神，表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的英雄本色！
我和罗瑞卿同志一别十年，第一次重逢时，他以极大的革命义愤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老干部的法西斯暴行，直言不讳。
他对林彪、江青一伙埋藏在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早有察觉，有其坚定不移的看法，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因而林彪、江青一伙对他恨之入骨，抢先下毒手，采取了极其卑劣的阴谋手段，捏造罪名，横加迫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罗瑞卿同志重新任军委秘书长，他把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化为继续革命的巨大力量，身残志更坚，为了把军队整顿好，尽快实现国防现代化，勤奋工作，夜以继日。
每当我找他谈工作时，总看见他案头上文卷堆积如山，找他谈话的人接连不断。
他虽然无端被迫脱离工作多年，但观察形势、分析问题仍然十分敏锐确切。
他经常对我说：要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军，整顿好部队。
他非常关心铁道兵的建设，一见面总要询问各条新线进展情况，连一些干线设计、走向都问到了。
他经常指示我们要振奋精神，加快步伐，把林彪、“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罗瑞卿同志不愧是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抓纲治军的得力助手，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要学习他光明磊落、明辨是非、刚直不阿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紧紧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抓纲治国，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多做、做好各项工作。
新华社平壤八月三十日电 金日成主席八月三十日接见了以粟裕为团长、杨得志为副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
接见时，金日成主席同粟裕、杨得志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粟裕团长转达了华国锋主席和中国其他领导同志对金日成主席的问候。
金日成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请粟裕团长转达他对华国锋主席和中国其他领导同志的问候。
金日成主席在谈到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在反对共同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结成的战斗友谊时说：“我们两国人民血流在一起，是鲜血凝成的战友。”
他表示能同代表团见面，感到很高兴。
接见后，金日成主席设午宴招待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接见和宴请时在座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大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白鹤林中将，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黄铁山中将。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牛克伦也在座。
新华社平壤八月三十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康良煜根据朝鲜中央人民委员会的政令，八月三十日在平壤向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授勋。
康良煜副主席授予粟裕团长以一级国旗勋章，杨得志副团长以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代表团团员以二级、三级国旗勋章，随行人员以军功章。
吴振宇大将、白鹤林中将、黄铁山中将等出席了授勋仪式。
吕志先大使和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牛克伦参加了授勋仪式。
授勋后，康良煜副主席同粟裕、杨得志同志等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八月三十日，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接见了以粟裕为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
图为金主席同我军事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合影。
朝鲜中央通讯社稿（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栏目：人民日报社论
自今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以来，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科学技术的自觉性逐步提高。
国务院一些部委，全国不少省委、市委、基层党委，纷纷举办科学技术讲座，领导干部带头听讲。
有些干部还深入现场，向专家和群众请教。
领导干部学习科学技术，推动了工农兵群众学习科学技术的活动。
总的看来，现在干部学习科学技术的风气正在逐步形成，有些地方已经开花结果。
这是非常可喜的。
事实充分说明，各行各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科学技术，掌握管理现代化生产必需的知识，变外行为内行，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是有重大意义的一件大事。
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大事，是加快步伐，争取时间，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们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以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各级领导干部在新长征中要胜任愉快地担当这个任务，就必须学习科学技术。
这是同我们过去打仗、搞土地革命完全不同的东西，必须重新学习。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有些领导干部，长期坚持学习科学技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刻苦钻研，逐步从外行变成内行，有的还成为某一专业的专家，大大提高了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
现在科学技术进步一日千里，我们新投入的建设项目，有许多是七十年代的水平，要适应这样的新形势，干部如不注意学习，想靠单纯行政管理方法来组织现代化的生产是不行的。
群众说得好，搞四个现代化不懂科学技术，正如下象棋不懂车马炮的走法一样，只能满盘输。
不懂科学技术，不懂经济管理，又不肯通过学习变外行为内行，但又有决定权、指挥权，这就容易瞎指挥。
这些年来，在一些地区，一些单位，吃瞎指挥亏的教训已经不少了。
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自己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也要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我们服务。
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懂得了一些科学技术，在自己领导的地区或单位取得了一些成绩，就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认为自己已经差不多了。
其实，他们懂得的往往不过是些五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的东西。
现在，世界上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飞跃发展。
我们原来懂得的一点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方法，早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有什么值得骄傲呢？
蛙潜井底，看到的天只有井口大。
鹰击长空，才能看到天外有天。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看到自己的不足，放虚心一点，努力学习科学技术，迎头赶上去。
有这样一些人，不认识或者不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有了先进技术不会用，也不去学会如何用，甚至弃之如敝屣，而热衷于苦干。
苦干当然需要。
但是苦干的内容，并不单是体力劳动，而要包括动脑筋，用科学。
没有科学，我们要落后。
那些不愿意学科学、用科学，甚至轻视、鄙视科学技术，反而以“大老粗”自豪的同志，实际上是把手工业的方式、小生产的习惯，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东西，这是狭隘的保守思想的表现。
奉劝这些同志，赶快从学习科学技术中解放思想。
一个学习科学技术的高潮，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
我们应该自觉地争当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促进派。
干部学习科学技术，提高管理水平，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要革旧制度的命，而且要革大自然的命，要坚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一起抓。
干部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就会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中，同群众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这样，不仅可以使我们的干部取得领导和组织三大革命运动的主动权，而且有助于发扬无产阶级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和避免唯心主义、官僚主义。
我们要求干部学习科学技术，并不是说不要学习政治了。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但是，学习科学，同学习政治是相辅相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果不掌握丰富的科学知识，也就不能创造科学社会主义。
要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要善于用人类知识的总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
离开科学大化的提高，离开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要通晓马克思主义也是很困难的。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干部学习科学技术，既有助于牢固地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又有利于提高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有利于改进政治工作，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真正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又红又专的带头人。
广大干部学习科学技术，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环节。
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更多地掌握科学技术。
从各地的情况来看，哪里干部学习得比较好，哪里群众的学习也就会带动起来。
反之，哪里的干部不学，或者学得不好，哪里的群众性的学习也必然受到影响。
应当指出，在那些学习很不自觉的同志中，有的是对于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缺乏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有的以年岁大学不进为借口，靠老本过日子。
希望这些同志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干到老，学到老，在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中起带头作用，做个好样子。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早就谆谆教导广大干部：“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要“钻进去，成为内行”。
“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
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摧残科学教育事业，给学业务、学科委技术的干部群众戴上种种精神枷锁，使我们科学技术本来同世界先进水平缩小了的差距又拉大了。
林彪、“四人帮”相继垮台以后，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华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变外行为内行，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响应。
但是，我们绝不可低估林彪、“四人帮”的流毒。
我们必须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科学技术扫清道路。
现在，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许多地方已经提供了许多好的学习经验。
学什么？
怎么学？
要因人因地制宜，不应该要求过高，强求一律，搞形式主义。
各级党委在领导学习科学技术中，要注意总结经验，把这场学习运动搞得扎实、生动，注意效果，以便更好地指导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
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和基层领导干部，主要是结合实际业务学，干哪门，学哪门，努力掌握一两门技术，逐步成为内行。
可以举办各种各样的业余科学技术讲座，可以进行课堂教学，也可以进行现场教学，还可以在劳动锻炼的同时，随时随地向专家和内行的人学习。
外文是扩大视野的工具，也是交流先进科学技术的媒介，必须提倡挤时间学。
在新的长征路上，各级党委对学习科学技术，必须加强领导，以身作则，执行制度，及时总结，逐步提高。
只要各级党委认识清，方向明，决心大，抓到实处，就可以把这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学习科学技术的运动坚持下来，推广开去。
（原载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据新华社八月三十日讯 规模宏伟的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最近经过现场初步审查，认为是现实的和可行的。
现场审查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的领导干部以及专家、科技人员进行的。
按照规划，长江之水将沿着千里京杭大运河，通过几十座现代化的抽水枢纽被引过黄河，调送到华北平原。
参加审查规划的人们表示，一定要本着既积极又稳当的精神，努力做好南水北调工作，尽快实现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
我国南方水多，北方水少。
兴建南水北调工程是补充华北地区工农业用水，沟通南北内河航运的一项战略性措施。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北的南水北调工程。”
这次现场查勘和审议规划，就是落实这一任务的一个重要步骤。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毛主席在视察黄河时就说过，我国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周总理也多次指示有关部门研究南水北调问题。
以后，我国有关部门对南水北调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提出过几种设想。
近几年，我国水利、交通等部门经过进一步比较研究，提出了从长江下游向华北平原调水的近期规划方案，即东线调水方案。
根据这个规划方案，输水线路基本上沿着京杭大运河，从江苏省扬州附近抽引长江水，由南而北，经几十座大型抽水机站把水逐级地抽送到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等黄河以南的湖泊，然后在黄河上建穿黄枢纽工程，把江水穿过黄河自流送到河北、天津。
这项工程输水干线全长一千一百多公里，引长江水一千个流量，可灌溉苏、皖、鲁、冀、津五省、市的六千多万亩农田，并使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水上交通大动脉，同时将为沿线的城市、工矿提供可靠的水源。
这项工程的宏伟和艰巨，是我国水利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
审查规划的人员通过实地考察，认为这一调水方案是现实可行的。
从扬州附近抽水，不仅水源充沛，而且利用现有的河道、湖泊、枢纽和江都抽水站等工程，可以做到费用省而效果大。
大家决心本着中央领导同志对工程“既要积极，又要稳当”的指示精神，根据这次初步审查提出的意见，抓紧搞好规划的补充、修改工作，进一步落实有关项目的科研、勘测设计任务。
作者：林裕栋
栏目：通讯
亲身遭受越南当局在友谊关血腥镇压和驱赶的难侨，连日来纷纷向祖国亲人控诉越南当局制造友谊关血案的种种暴行。
他们以血淋淋的事实，无情地戳穿了越南当局为了遮盖它的罪行所编造的无耻谎言。
华侨木工黄荣光和青年黄亚官向记者诉说了他们目击三十七岁的难侨唐十三被越南军警杀害的惨状。
他们说，越南军人抓住了唐十三，一面拖，一面用木棍毒打，又在他背上和腰部刺了两刀，唐十三终于鲜血淋淋地倒在地上死去。
来自广宁省横蒲县的老农民严端成悲愤地说：“唐十三是我的亲戚。
他满身鲜血被越南军人拖走时，回过头来对我喊了一声，向我呼救。
可是，我也正遭到越南公安人员殴打，眼睁睁看着这些凶手把他拖走，活活杀死。”
唐十三的妻子严亚戴带着五个小孩和六十六岁的公公唐成茂逃回祖国，一家老小日夜啼哭不止，景况十分凄惨。
最近，记者访问了正在凭祥医院治疗的受伤难侨。
走进凭祥医院五号病房，只见一位六十四岁的难侨，正在床上痛苦地呻吟，他就是侨居越南广宁省的老农民韦玉金。
他忍着伤痛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左右，我正在边界线越方一侧排队等候祖国亲人送来饭菜，突然有一、二百名越南军人和公安人员冲进席棚，强行拆房，抓人打人，同时向我们扔石头。
这分明是越南当局事先准备好的。
没料到，当我回到草棚搬我的行李时，惨无人道的十几名越南公安人员，竟然对我下了毒手。
他们先用木棒往我腰部打了一棍，然后踢上几脚，将我踢倒在地。
等我爬起来，还未跑上几步，一个狠毒的家伙，一下拔出匕首，朝我背上捅了一刀。
当时我的后背鲜血淋漓，只觉得眼前天旋地转，当我挣扎着奔逃到国境线中国一侧的卫生棚里，就不省人事了。”
这时，医生告诉记者，韦玉金的伤口有五厘米宽，二厘米半长，深达四厘米。
凶手的匕首是斜插进去的，正被肩胛骨挡住，没有伤及心肺，这才使他免于一死。
韦玉金气愤地说：“我十六岁就去越南侨居，以种田为业，一贯守法，为什么越南当局对我这样心狠手毒？！”
和韦玉金同住一个病房的受伤难侨梁兰兴控诉说：“越南当局迫害华侨心狠手毒，不仅在于打你几拳，甚至捅你几刀，更恶毒的是，他们用两面手法排斥、迫害华侨。
我们家在广宁省居住了几十年，本来是不想走的。
但越南地方当局派人占了我们的屋，不让我们收自己种的水稻和花生，逼得我们走投无路，被驱赶到友谊关前。
在边境滞留的一个多月里，我们住在越方一侧的公路两旁和荒山野岭上，日晒雨淋，越南当局从来没给过我们一口水喝，一碗饭吃，一片药治病。
可是前几天，正当中越两国副外长在河内谈判时，却来了几个地方上的干部和公安人员，装出一副关心难侨疾苦的样子，说要我们回去。
到了八月二十五日，经过一番策划，他们就大打出手了。
当时，我正在一个小山头上，只见几十个越南军人和公安人员冲上山来，一个个大声地喝骂：‘你们到底走不走？
不走我们就抓人了！
’一个手里拿着木棒的家伙，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把我从草棚里拖出来，接着朝我的额头就是一棍，打得我头破血流。
他还想打第二棍，收拾我，结果被我用手挡住了。
请看，越南政府就是这样两面三刀，当面说得好听，暗地里却要你的命！”
记者来到医院二楼的一个大厅，听到难侨女青年谢三妹正在向人们诉说她被打伤的经过。
八月二十五日，她在领取我方送去的饭菜时，头部被越南公安人员投掷的石块打穿一个洞，流血不止，不省人事。
这几天来，她在医生的精心护理下，精神开始恢复。
有人问她：“越南公安人员连你这样一个十七岁的姑娘也抓也打吗？”
她说：“他们无理说有理，不对也说对。
那天，一会儿把我们从公路旁赶到山坡上，一会儿又把我们从山上赶下来，一会儿又随意打人抓人。
前几天，有的青年上厕所，去池塘洗澡，就被抓走了十来个。
他们残酷迫害华侨，才不管你是小姑娘、大姑娘哩！”
记者在医院走廊里遇到来自胡志明市的华侨青年马志强，医生正叫他去换药。
他的手被越南公安人员用柴刀砍成重伤。
当医生打开包扎的纱布换药时，我们见到他右手背上一条弧形的刀痕，足有两寸多长，上面缝了十三针。
他指着自己受伤的手说：“这就是越南当局对我们华侨的‘友谊’和‘人道’，这就是越南当局给我们华侨享受的‘权利’！”
难侨严亚戴抱着孩子悲愤控诉越南公安人员残酷杀害她丈夫唐十三的罪行。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越南当局公然出动几百名武装军警，血腥镇压和武力驱赶滞留在友谊关边境越方一侧的难侨，当场打死打伤许多难侨。
这是越南当局有计划、有预谋的血腥镇压难侨的新罪行，是越方明目张胆蓄意制造的破坏中越两国副外长级会谈的新的极为严重的步骤。
图为越南公安人员手持匕首和石块向难侨大打出手，凶相毕露。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本报讯 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振愈同志，因病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八日在湖南省长沙市逝世。
丁振愈同志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一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五四年四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终年六十二岁。
本报讯 总后勤部离职休养女干部侯钧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北京逝世。
侯钧明同志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