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主席参观乌利亚尼克造船厂
新华社普拉08月28日电
华主席今天上午在亚得里亚海北部海滨的普拉参观了乌利亚尼克造船厂。
华主席在造船厂总经理卡尔洛·比利奇的陪同下参观了造船厂的柴油机分厂、电气设备分厂和造船分厂。
总经理告诉华主席，这个厂有六千名职工，是南斯拉夫的三个主要大型造船厂之一。
这个厂每年的造船吨位约占全国造船总吨位的五分之一。
在造船分厂，华主席观看了正在建造中的一万五千吨的货轮。
这个厂已建造过的最大的船舶为二十六万五千吨级矿砂、原油两用船和二十七万吨级的油轮。
当华主席问到这个厂柴油机的生产情况时，总经理回答说，全厂每年可生产柴油主机的能力为十五万马力。
他还说，我们厂同中国有关方面签订了向中国供应五条轮船和二十台船用主机的合同，希望今后扩大同中国的贸易合作。
华主席说，中南经济关系发展前途广阔，两国将开始进行工业生产协作。
参观结束时，比利奇总经理向华主席赠送了纪念品，其中有华主席参观这家工厂的相册。
华主席今天上午还参观了普拉市著名古迹露天剧场。
陪同华主席参观的有克罗地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亚科夫·布拉热维奇，克罗地亚共和国执委会主席佩塔尔·弗莱科维奇等。
纪登奎、赵紫阳、黄华、张耀词等同志也随同华主席参观了造船厂和露天剧场。
（附图片）
08月28日，华主席在普拉参观乌利亚尼克造船厂时，受到职工们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华主席和铁托总统结束正式会谈
华主席访南获丰硕成果
华主席邀请铁托总统访华
新华社布里俄尼08月28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南共联盟主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的正式会谈，今天上午在这里结束。
在今天的会谈中，华国锋主席和铁托总统听取了关于发展两党关系、发展两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扩大贸易以及两国在国际活动中增加往来，加强合作等问题的分组会谈的汇报。
华主席邀请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其他领导同志在他们认为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铁托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华国锋主席这次对南斯拉夫的正式友好访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这次访问，不仅两国人民高兴，全世界人民也高兴。
华主席说：
“双方的会谈是诚挚的、友好的、同志式的。
访问非常成功。
我们对访问非常满意。”
华主席高度评价铁托总统1977年对中国的访问。
他指出，那次访问“是中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南两党、两国的关系从此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华主席说，“中南两国有共同的遭遇，容易相互了解。
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深得人心的。”
铁托总统指出，他同华主席之间的会谈是“亲切的、友好的，很多观点是一致的或相似的”。
他说，华国锋主席这次对南斯拉夫的访问，和他1977年对中国的访问，“都是历史性的”。
他强调说：
“我们要继续前进，把南中友好关系发展下去。”
铁托总统说：
“南斯拉夫在世界上有很多朋友。
但有中国这样的朋友，我们感到很高兴。”
（附图片）
08月27日下午，华国锋主席前往铁托总统在万加岛的休养地，看望铁托总统，铁托总统亲自驾驶电瓶车，同华主席一起去果园。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华国锋总理致电热烈祝贺谢里夫·埃马米任伊朗首相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08月28日打电报给加法尔·谢里夫·埃马米热烈祝贺他担任伊朗王国政府首相。
电报全文如下：
德黑兰伊朗王国政府首相加法尔·谢里夫·埃马米阁下：
在阁下担任伊朗王国政府首相的时候，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阁下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衷心祝愿阁下在国王陛下领导下，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建设自己国家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成就。
祝中国和伊朗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之间的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1978年08月28日

干部学习科学技术是一项迫切任务
自今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以来，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科学技术的自觉性逐步提高。
国务院一些部委，全国不少省委、市委、基层党委，纷纷举办科学技术讲座，领导干部带头听讲。
有些干部还深入现场，向专家和群众请教。
领导干部学习科学技术，推动了工农兵群众学习科学技术的活动。
总的看来，现在干部学习科学技术的风气正在逐步形成，有些地方已经开花结果。
这是非常可喜的。
事实充分说明，各行各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科学技术，掌握管理现代化生产必需的知识，变外行为内行，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是有重大意义的一件大事。
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大事，是加快步伐，争取时间，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们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以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各级领导干部在新长征中要胜任愉快地担当这个任务，就必须学习科学技术。
这是同我们过去打仗、搞土地革命完全不同的东西，必须重新学习。
从第1个五年计划以来，有些领导干部，长期坚持学习科学技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刻苦钻研，逐步从外行变成内行，有的还成为某一专业的专家，大大提高了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
现在科学技术进步01日千里，我们新投入的建设项目，有许多是七十年代的水平，要适应这样的新形势，干部如不注意学习，想靠单纯行政管理方法来组织现代化的生产是不行的。
群众说得好，搞四个现代化不懂科学技术，正如下象棋不懂车马炮的走法一样，只能满盘输。
不懂科学技术，不懂经济管理，又不肯通过学习变外行为内行，但又有决定权、指挥权，这就容易瞎指挥。
这些年来，在一些地区，一些单位，吃瞎指挥亏的教训已经不少了。
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自己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也要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我们服务。
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懂得了一些科学技术，在自己领导的地区或单位取得了一些成绩，就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认为自己已经差不多了。
其实，他们懂得的往往不过是些五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的东西。
现在，世界上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飞跃发展。
我们原来懂得的一点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方法，早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有什么值得骄傲呢？
蛙潜井底，看到的天只有井口大。
鹰击长空，才能看到天外有天。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看到自己的不足，放虚心一点，努力学习科学技术，迎头赶上去。
有这样一些人，不认识或者不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有了先进技术不会用，也不去学会如何用，甚至弃之如敝屣，而热衷于苦干。
苦干当然需要。
但是苦干的内容，并不单是体力劳动，而要包括动脑筋，用科学。
没有科学，我们要落后。
那些不愿意学科学、用科学，甚至轻视、鄙视科学技术，反而以“大老粗”自豪的同志，实际上是把手工业的方式、小生产的习惯，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东西，这是狭隘的保守思想的表现。
奉劝这些同志，赶快从学习科学技术中解放思想。
一个学习科学技术的高潮，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
我们应该自觉地争当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促进派。
干部学习科学技术，提高管理水平，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要革旧制度的命，而且要革大自然的命，要坚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一起抓。
干部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就会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中，同群众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这样，不仅可以使我们的干部取得领导和组织三大革命运动的主动权，而且有助于发扬无产阶级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和避免唯心主义、官僚主义。
我们要求干部学习科学技术，并不是说不要学习政治了。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但是，学习科学，同学习政治是相辅相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果不掌握丰富的科学知识，也就不能创造科学社会主义。
要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要善于用人类知识的总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
离开科学文化的提高，离开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要通晓马克思主义也是很困难的。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
“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干部学习科学技术，既有助于牢固地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又有利于提高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有利于改进政治工作，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真正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又红又专的带头人。
广大干部学习科学技术，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环节。
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更多地掌握科学技术。
从各地的情况来看，哪里干部学习得比较好，哪里群众的学习也就会带动起来。
反之，哪里的干部不学，或者学得不好，哪里的群众性的学习也必然受到影响。
应当指出，在那些学习很不自觉的同志中，有的是对于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缺乏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有的以年岁大学不进为借口，靠老本过日子。
希望这些同志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干到老，学到老，在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中起带头作用，做个好样子。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早就谆谆教导广大干部：
“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要“钻进去，成为内行”。
“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
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摧残科学教育事业，给学业务、学科学技术的干部群众戴上种种精神枷锁，使我们科学技术本来同世界先进水平缩小了的差距又拉大了。
林彪、“四人帮”相继垮台以后，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华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变外行为内行，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响应。
但是，我们绝不可低估林彪、“四人帮”的流毒。
我们必须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科学技术扫清道路。
现在，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许多地方已经提供了许多好的学习经验。
学什么？
怎么学？
要因人因地制宜，不应该要求过高，强求一律，搞形式主义。
各级党委在领导学习科学技术中，要注意总结经验，把这场学习运动搞得扎实、生动，注意效果，以便更好地指导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
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和基层领导干部，主要是结合实际业务学，干哪门，学哪门，努力掌握一两门技术，逐步成为内行。
可以举办各种各样的业余科学技术讲座，可以进行课堂教学，也可以进行现场教学，还可以在劳动锻炼的同时，随时随地向专家和内行的人学习。
外文是扩大视野的工具，也是交流先进科学技术的媒介，必须提倡挤时间学。
在新的长征路上，各级党委对学习科学技术，必须加强领导，以身作则，执行制度，及时总结，逐步提高。
只要各级党委认识清，方向明，决心大，抓到实处，就可以把这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学习科学技术的运动坚持下来，推广开去。

纪登奎同志和多兰茨同志再次会谈
新华社布里俄尼08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书记斯塔奈·多兰茨今天下午在这里再次举行了会谈。
双方在上次会谈的基础上，继续就进一步发展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

铁托总统为华主席举行送别宴会
铁托总统和华主席先后讲话
铁托总统说：
南中友好有着良好的基础
华主席说：
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已经深入人心
新华社布里俄尼08月28日电
南共联盟主席、联邦共和国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今晚在布里俄尼岛上的白色别墅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举行了亲切的送别宴会。
铁托总统和华主席先后在宴会上讲了话。
他们高度评价这次会晤的成果。
铁托总统在讲话中说：
“我认为，您的这次访问对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意义。”
铁托总统指出，在华主席访问期间，南斯拉夫人民对中国、中国人民和对华主席本人所表达的友好感情，证明了南中友好有着良好的基础。
铁托总统强调说：
“特别是关于进一步发展双边合作的会谈是有益的。”
他说，随着今后互访的增多，双方将会更加接近，将能更充分地利用经济、技术、科学和文化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
铁托总统认为，妨碍发展中南关系的障碍现在已不存在了。
“双方在会谈中谈到的许多问题上的观点都是一致或相似的，不同的意见很少。
即使有不同意见的话，我们也将在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关系过程中逐步地共同解决。”
华主席在讲话中说：
“我们在南斯拉夫访问了三个共和国，同广大人民、工人、知识分子、人民军官兵进行了接触，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款待，象过节日一样。
人民高兴，我们也高兴。
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已经深入人心。”
华主席指出：
“我们两国两党的这次会谈，不论是铁托同志和我的单独会谈，还是全体会谈或分组会谈，用一句话总结，就是非常令人满意。
铁托同志也赞同这一总结。
我们的确是在友好、诚挚的气氛中，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
正如铁托同志所讲的，我们对基本问题、主要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
比如，我们大家都热爱和平，都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大国小国都应该一律平等，应该在互相尊重主权、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友好关系和国际关系，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或其他的支配主义。”
华主席再次向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其他领导同志的热情友好接待表示感谢。
随同华主席访问的纪登奎、赵紫阳、黄华、张耀词等同志应邀出席了宴会。
南斯拉夫方面出席宴会作陪的有：
联邦主席团副主席法·霍扎，联邦主席团委员维·扎尔科维奇，联邦议会主席德·马尔科维奇，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韦·久拉诺维奇，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书记斯·多兰茨，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会议主席托·库尔托维奇，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亚·布拉热维奇，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米·米尼奇和亚·格尔利奇科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布·伊科尼奇等。
宴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不能把客观真理和客观现实混为一谈
李准
怎样看待客观真理与客观现实的关系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普通常识。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颠倒是非，连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也被搞乱了。
而在对待理论和实践、思想和现实的关系上的许多糊涂认识，则正是由此发端。
因此，现在重新澄清这个问题，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思想的真理性在于它的客观性，应当到客观现实中去寻找真理
什么是真理？
历来众说纷纭。
但究其实质，基本观点只有两种，一种是唯心主义的，一种是唯物主义的。
唯心主义者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存在是意识所派生的。
因此，他们认为真理只能是纯主观的东西，所有真理都是主观真理，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客观真理。
唯物主义者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存在所派生的。
思想、知识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客观世界是思想、知识的唯一来源。
在唯物主义者看来，真理就是主观符合于客观，思想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或者说是在人的思想中有不依赖于主体的客观内容。
所以，思想的真理性就在于它的客观性，一切真理都是客观真理。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只有当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时，才能被称为真理。
两种根本对立的真理观，在行动上表现为对待真理的两种不同态度。
唯心主义真理观否定真理的客观内容，鼓吹从主观方面寻找真理，必然导致实用主义地对待真理，把主观需要、主观愿望当作真理的标准，因而在实际上就取消了真理，堵塞了认识真理的道路。
与此相反，唯物主义真理观肯定思想的真理性在于它的客观性，因而反对一切用主观标准来谈论真理的做法，主张一切思想、理论都要和客观现实相对照才能判明其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从唯物主义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真理，之所以应当为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所追求，所信仰，正是由于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并为客观实践所证实。
唯物主义要求人们应当到活生生的客观现实中去寻找真理，发现真理，检验真理。
怎样到客观现实中去发现真理呢？
必须通过社会实践的道路。
社会实践，简单说来，就是主观作用于客观，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
这种沟通主观与客观、思想与现实的特征是实践所独有的。
而只有通过实践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客观事物才能直接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人们才有可能去认识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
同时，也只有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才能检验人们的思想中是否具有不依赖于主体的客观内容，人们的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
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认识的来源是客观世界，而且检验思想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也是客观的。
诚然，任何实践，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都带有主观性；
但是，实践的结果却是客观的，它一经产生就变成不依赖于主体的客观存在，变成客观世界的一部分。
而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指实践所产生的这种客观结果，不是指实践的主观性。
这一点，列宁说得很清楚：
“行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5页）。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也指出：
“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以上重点号均为引者所加）所以，归根结底，实践的标准就是客观的标准，实践的道路，就是主观与客观相联系从而到客观现实中去发现真理、检验真理的道路。
舍此，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发现真理。
我们共产党人，在真理观上就是要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
我们就是要坚持到客观现实中去发现真理，坚持用实践的标准检验真理，就是要永远面对现实。
我们判断是非不能以有没有“来头”为依据，更不能以此作为办事情的精神支柱，而应当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确定自己的行动原则。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意思，就是要从客观现实出发，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如果不敢正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敢把自己的言行和客观现实相对照，还算什么唯物主义者，还谈得上什么坚持真理呢？
客观真理只能近似地反映客观现实，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
应当指出，承认思想的真理性在于它的客观性，这虽然是唯物主义真理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还不是它的全部内容。
要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还必须进一步正确认识客观真理本身与客观现实的关系。
如上所述，客观真理就是主观符合于客观，思想与现实一致。
那末，这种“符合”和“一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这里，也有两种对立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所谓符合就是主观和客观完全相符，所谓一致就是思想完全把握了现实。
另一种看法认为主观与客观的符合是不完全的，思想和现实的一致只是近似的。
换句话说，任何真理都只是近似地反映着客观现实，都不可能完全把握客观现实。
前一种看法是形而上学的，包括了向唯心主义的转化，后一种看法才是彻底唯物主义的。
为什么说任何真理都只能近似地反映着客观现实呢？
从彻底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它有两方面的含义。
其一，客观现实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是由无数具体的客观事物所组成，千差万别，纷繁复杂。
而人的头脑要反映它，描述它，则必须借助于语言这个思维的物质外壳，必须进行概括。
正如列宁所说：
“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
因为个别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所以任何概括都意味着要舍弃许多具体的东西。
比如我们给一种事物下定义，就是要说明这种事物的性质和特点，但是，“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页）。
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客观真理时，就曾明确写道：
“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页）
其二，从人的思维的使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它是至上的和无限的；
但从它的个别实现来说，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而任何真理，作为具体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都是思维的个别实现，都要受到两种限制。
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页）不管多么伟大的科学家，都不能超越这样两种限制。
所以，任何一个具体真理都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
或者象恩格斯所说，“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8页）。
这样说来，是不是贬低了客观真理的价值，抹煞了认识的能动作用呢？
当然不是。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正确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客观真理，就给人类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对实践发挥强有力的指导作用，从而对客观现实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社会科学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在指导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到列宁主义的产生，又从列宁主义在指导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再到毛泽东思想在指导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自然科学方面，从牛顿的经典力学的创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言以蔽之：
“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
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企图去找到与客观现实完全一致、把客观现实的内涵包罗无遗的那样一种真理，我们所应当做到的就是要努力在相对中把握绝对，在有限中去探求无限。
坚持唯物主义真理观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把客观真理看成是和客观现实完全一致，还是把客观真理看成只是近似地反映着客观现实，这表面上似乎只有一步之差，而实际上却包含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深刻分歧。
把两种观点贯彻到行动中去，会导致两种差别极大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局面。
第1，把客观真理看成是和客观现实完全一致，认为客观真理可以穷尽客观对象的全部内容和特点，必然就要把正确的理论当成教条，搞“本本主义”，否定根据不同的具体对象去灵活运用，导致形而上学猖獗，因而在实际上等于把真理束之高阁，使之不能发挥作用。
而承认客观真理只能大致地、一般地反映客观对象的复杂情况，则必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把一般原理具体化，使正确的理论真正成为行动的指南，成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有效地发挥它的指导作用。
第2，把客观真理看成是和客观现实完全一致，必然要把相对真理当成“终极真理”，否认真理是一个无限的发展过程，否认真理和错误之间的转化，因而导致人们的思想僵化，认识落后于现实，抹煞真理的发展。
而承认任何真理只是近似地反映着现实，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就要抛弃一切关于“终极真理”的糊涂观念，就要认真用实践去检验真理，就要勇于揭示原有真理中与客观现实不相符合或因客观现实的发展已失去现实意义的部分，用新的实践经验去补充和发展真理，使人们的认识伴随着现实的发展不断完善。
第3，把客观真理看成是和客观现实完全一致，这实际上就是把客观真理和客观现实等同起来，发展下去，就会用主观代替客观，把思想当成存在，用理论来剪裁现实，导致唯心主义横行，助长人们说大话，说空话，搞唯意志论，搞精神万能论。
而承认客观真理不能完全把握现实，则必须将主观和客观、思想和现实严格区别开来，说真话说实话，促使人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主观认识和客观现实更好地统一起来，努力解决实际问题。
问题很明白：
只有把客观真理和客观现实区分开来，承认任何真理只能近似地反映现实，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毫无疑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最伟大的客观真理。
我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只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不能用任何别的思想作指导。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办法，坚决和一切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的言行作斗争。
同时，我们也要用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反对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最伟大的客观真理偶象化、绝对化，反对有人贩卖“句句是真理”、“一个字也不能动”这类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货色。
林彪、“四人帮”采取这类手法给我国革命和生产造成空前浩劫的教训是何等的深刻，认真进行唯物主义真理观的教育又是何等的重要。
（原载08月20日《光明日报》）

斥林彪所谓“句句是真理”
沈阳部队后勤部理论组
叛徒、卖国贼林彪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炮制出了一大串蛊惑人心的修正主义口号。
其中颇为出色、影响甚大的一条，恐怕要算是所谓“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了。
这里，从表面上看，他们对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百倍称颂，好象再也没有比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更忠诚的了。
其实，这是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手法中最阴险恶毒的一招。
林彪、“四人帮”正是从所谓“句句是真理”入手，把毛泽东思想这一完备而严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割裂、肢解成支离破碎的只言片语，以达到他们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罪恶目的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是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反映。
由于客观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也就必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各个原理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着的，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而不是单个词句、个别原理的机械组合。
如果无视体系的完整性，把它们分割、肢解成一些互不关联的、孤零零的词句或条文，那就不再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就不成其为真理了。
割裂和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体系，是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惯用手法。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俄国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布哈林、波格丹洛夫，割裂和肢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妄图把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排除出去。
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列宁尖锐地指出：
“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333页）事实正是这样，完整性、准确性，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本身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
破坏了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可能被歪曲成荒谬的东西。
林彪、“四人帮”鼓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每一句都是纲”，就是继承老牌修正主义分子的衣钵，玩弄肢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诡计。
所谓“句句是真理”，就是要割裂革命导师的完整论述，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
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的，事物内部常包含着各种矛盾，每一矛盾又有它不同的侧面。
革命导师在揭示客观事物发展的某一规律时，往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论述。
只有这些论述的总和，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全貌，而不是每一句话都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全貌。
例如，人们非常熟悉，毛主席对红与专、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等的相互关系，都有过全面的论述，但不一定都是一次讲的。
在一个时候，毛主席可能侧重讲这一方面；
在另一个时候，则可能侧重讲那一方面。
我们只有把毛主席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讲的话，联系起来加以理解，才能从整体上领会和掌握其精神实质。
林彪、“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大搞片面性，用毛主席强调政治和革命的论述，甚至用某一句话，来取代毛主席关于这个问题的完整论述。
因而完全抹煞了毛主席关于必须钻研技术、必须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发展生产等重要论述，否定了政治和业务技术、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同一性，引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上去”的荒谬结论，用来为他们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反动目的服务。
又如，毛主席提出“造反有理”这个著名的口号，本来有一段论述。
毛主席指出：
“几千年来总是说：
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
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
这是一个大功劳。
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
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这里说的造反，原来是反对剥削，反对压迫，是造反动派的反，在今天，是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目的是要搞社会主义。
林彪、“四人帮”从毛主席的完整论述中抽出孤零零的“造反有理”一句话，掩盖了这一论述的全貌，抹煞了它的革命的阶级内容，到处搬用这个口号，作为他们搞“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理论根据。
这样，无产阶级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造反有理”。
他们从毛主席的完整论述中断章取义，抽出一句话来，加以绝对化，宣布为真理，从而把真理变为谬误，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
所谓“句句是真理”，就是要把革命导师的某一论述，从它的体系中抽出来，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任意搬用，以达到歪曲篡改的目的。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真理，凡真理都是具体的。
一定的真理，都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都是一定条件下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斯大林说：
“一切都依条件、地方、时间为转移。”
离开了一定的条件、地方和时间，就谈不上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也就无真理可言。
革命导师对任何问题的论述，都有其特定的前提和背景条件。
离开了一定的前提条件，真理就会变成谬误。
例如关于祖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条件下，针对不同情况，曾有过不同的提法。
《共产党宣言》指出：
“工人没有祖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但在另外的场合，马克思、恩格斯又不止一次地提出“保卫祖国”，号召进行民族战争，反对民族压迫。
这两个原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都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但是，在第1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适应帝国主义战争的需要，不顾这两个口号的前提条件和内在联系，蓄意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抓住一个原理，丢掉另一个原理，打出“保卫祖国”的旗号，掩盖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挑动工人互相厮杀，使革命的口号变成了反动的口号。
在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四人帮”使用这种伎俩，也搞了不少名堂。
五十年代毛主席为反对唯心主义经验论而讲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们可以在七十年代用来反对广大有实践经验的革命老干部。
所谓“句句是真理”，就是要把革命导师对真理的认识说成是直线性的，妄图把人们引向哲学唯心主义泥坑。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
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我们知道，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在总的前进上升运动中，总是有高有低、有起有伏、有进有退、有快有慢，迂回曲折地波浪式前进的，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例如，团结——斗争——团结，治——乱——治，等等，就是这种螺旋式的发展过程。
事物的内部矛盾，总要经过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才能充分地暴露出来。
因此，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包括革命导师对客观真理的认识，也不可能是直线的，而只能是螺旋式的，它必须经由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
毛主席曾经明确说过，我党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并不是一下就认识的，“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党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
全国解放后，我们党和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规律的认识也不是沿直线进行的。
例如，在领导人民公社的革命运动中，在农村要不要保留自留地，要不要实行评工记分的按劳分配制度和要不要采取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等问题上，就曾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螺旋式认识过程。
对于人的认识也是一样。
当一个人的本质还没有暴露到一定程度，还被一些假象蒙蔽着的时候，人们是不可能一眼就把他看清楚的。
必须经过严峻的斗争考验，经过实践中的反复观察和审查，才能最后识别他。
同时，人也是会变的，好坏的程度会变，好与坏也会互相转化。
所以，对人的认识也不可能是直线的，不可能“句句是真理”。
林彪、“四人帮”完全抹煞事物发展的曲线过程。
在他们那里只有“乱——乱——乱”“斗——斗——斗”一类的“独立的完整的直线”。
他们鼓吹“句句是真理”，正是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把革命领袖说成一开始就完全认识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完全否认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
他们也正是如列宁所批判的那样，把革命导师对真理认识的螺旋曲线，任意切割成一些“片断”、“碎片”、“小段”，把某一“小段”拿出来，片面地加以夸大，加以直线化，使之成为脱离实际的东西，来破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把人们引向僧侣主义的泥坑。
对林彪、“四人帮”这帮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
他们信奉的是实用主义，是“有用即真理”。
他们自己根本不信奉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句句照办”。
毛主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主席曾经多次警告王、张、江、姚“不要搞四人帮”，反复对他们讲，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他们同样一句也不听。
所谓“句句是真理”这类荒谬的超级高调，不过是他们往自己脸上贴的金子，是他们用来打人的棍子，是他们制造出来的肢解、割裂、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根据”罢了。
我们必须彻底地粉碎它，肃清它的流毒。
（原载08月21日《解放军报》）

他们能提为工程师吗？
最近，成都市化工系统提拔了三十一名技术人员为工程师。
在酝酿定职过程中，其中四名技术员的政治条件引起了争论。
这四名技术员的情况是：
望江化工厂技术员张永一和成都化工研究所技术员陈加甫，1957年定为右派，分别在1963年和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
十多年来，这两个同志在政治上表现是好的，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工作，在技术上作出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成绩。
成都制药二厂技术员李嵩，1952年因破坏三反运动，被判刑劳改三年。
1955年刑满释放，至今二十多年来，他注意改造世界观，接受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比较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努力钻研技术。
他工作不计较时间，不计较报酬，不怕吃苦，带头干那些又累又容易中毒的活。
李嵩负责试制和投产的原料药有三十多种，实现了较大的技术革新二十多项。
成都化学试剂厂技术员吴永昌，出身地主家庭，大哥是原中美合作所特务，解放初期病死狱中。
解放后吴永昌积极要求进步，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主动检举揭发他大哥的反革命罪行。
后来他被列为“特嫌”，长期挂起来，控制使用。
这四名技术员论技术水平和工作成绩，都够工程师标准。
就是由于有过政治历史问题，引起了争议。
成都市化工局党委和有关单位党组织，认真查阅了这四名技术员的档案材料，倾听了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多次研究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
他们主要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不是“重用坏人”。
有些同志担心把张永一等四名技术员提拔为工程师，又会被说成是“重用坏人”。
化工局党委及有关单位党组织认为，家庭出身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在，是党的一贯政策。
林彪、“四人帮”把执行这一政策诬蔑为“重用坏人”，是对党的政策的严重破坏和恶意歪曲。
真正重用坏人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却倒打一耙，把“重用坏人”这顶帽子扣在许多革命领导干部头上。
大家在讨论中指出，矛盾性质是可以转化的，象张永一技术员虽然犯过敌我矛盾性质的错误，但经过党的教育改造，矛盾性质早已转化，过去的错误已成为一个政治历史问题。
既然他已变成了好人，矛盾性质已转化成人民内部矛盾，就应该大胆提拔使用，发挥他的技术专长。
二、是不是“不讲阶级路线”。
成都化工研究所党支部认为，我们党对家庭出身问题的一贯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讲阶级路线，并不是死扣家庭出身。
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凡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我们都要团结，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林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大搞形左实右，鼓吹反动的“血统论”，把本来是团结和依靠的力量，颠倒为专政的对象。
讲阶级路线，不仅要看出身成份，更要看政治表现，看为那个阶级服务，对那个阶级有利。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
今天，吴永昌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努力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我们就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做对无产阶级有利，对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有利。
三、对科技人员的晋级和授予技术职称，不能象发展党员和提拔党政领导干部那样来要求他们，主要是看他们基本的政治态度和技术水平。
化工局党委在提拔这批工程师时提出了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政治上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工作上兢兢业业，服从组织分配，三是在生产技术上应当是拔尖的，有重要技术成果的。
四、有人说，对有过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还要再经过长期考察，方能提拔。
化工局党委认为，张永一等同志已经过十五年到二十多年的考察，证明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和第11次路线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
人生有几个十五年、二十年？
不应该漫无止境地考察下去，应该珍惜时光，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五、要实事求是地做好“悬案”的结案工作。
成都化学试剂厂技术员吴永昌被列为“特嫌”，挂了十多年，还规定“此人不能重用”。
化工局党委审查了吴永昌的全部材料，听了厂里的汇报，发现把吴永昌列为“特嫌”的主要依据是他本人对他大哥的揭发材料。
立案的依据就很不充分。
局党委认为，吴永昌的“特嫌”问题所以挂了多年，是“宁左勿右”这一错误思想作怪，是不实事求是的表现。
现在，应该本着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积极慎重地做好悬案的结案工作，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可挂可不挂的不挂。
成都化学试剂厂党总支分析吴永昌的档案材料，认为吴永昌历史清楚，家庭、社会关系问题也都向组织上交待清楚。
他参加革命以来，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党总支根据吴永昌现有材料和一贯表现，否定了“特嫌”问题，提出应把他提拔为工程师。
在充分酝酿和反复讨论的基础上，成都市化工局党委决定提拔这四名技术员为工程师。
这四名技术员和其他二十七名技术人员一起被定职为工程师，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大家说，提得对，提得好。
这不是为他们个人争荣誉，而是为国家发现人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输送人才。
张永一等同志本人也受到很大鼓舞，积极性更高了。
其他一些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和本人有过一些政治历史问题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
本报记者　杨福田

佛山河宕遗址出土许多珍贵文物
据新华社广州08月28日电
广东省文物工作者最近从一处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遗址中，发掘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
其中有一种喇叭状的象牙首饰，薄如蛋壳，制作精细，是广东地区出土文物中从未见过的艺术珍品。
这座面积约一万平方米的遗址位于佛山市郊澜石公社河宕村旁。
去年冬季，广东省文物部门，在农村社员的帮助下，对遗址进行了发掘。
在已揭露的七百五十平方米的面积内，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遗址的文化层共分为三层：
上层是唐、宋以至近代的文化遗存；
中层和下层是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
在中、下层发现的七十七座墓葬中，有一部分人骨架保存尚好。
经初步观察，生活在这里的人的体质特征，接近于南亚蒙古人种。
在这里出土的数十件完整的陶器和约三万片陶器残件中，有一批年代较早的几何印纹陶。
这些陶器拍印技术精细，花样种类繁多。
此外，还发现了一百三十多件陶纺轮。
这次发掘还出土了三千五百多块包括鱼类、龟鳖类、鸟类以及猪、狗、牛、鹿、象、猕猴等动物的遗骨。
（附图片）
图为几何印纹陶。
新华社记者摄

思想要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本报评论员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下定决心，在本世纪内，使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实现四个现代化。
为了把这个宏伟的理想变为灿烂的现实，极其重要的一条，是要使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同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
华主席最近指出：
“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从根本上说，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许多环节还有缺陷，这些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是束缚生产力，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
华主席的这个指示具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
在实际生活中，不是常常可以看到人们似乎习以为常，但却十分落后乃至可笑的现象吗？
要办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是一套机构。
书记、厂长、保卫干部；
这个处，那个科，还有各种名目的办公室。
本来不需要用多少人的生产单位，也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好象不摆起一个大摊子，搞一个大编制，就显不出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重要性。
要实现现代化固然需要专人负责，但更重要的是要讲究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
机构搞得那么庞大，组织形式搞得那么复杂，脱产人员搞得那么多，必然人浮于事，甚至互相抵销力量，怎么能创造出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呢？
要作什么决定，手续烦琐。
一个计划、一项措施、一张合同、一份图纸，从开始拟定到付诸实施，常常要过一道又一道关口，拖延数月、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办现代化的事业，固然需要协商、计划，但更要讲究速度和效率。
如果在上下耽搁、左右扯皮中耗费大量宝贵的时间，哪里还谈得上高速度、高效率？
不合理的“保密”制度，无异作茧自缚。
一项新发明，一种新经验，别人要来了解、学习，往往要层层审批，理由是“防止泄密”！
当然，必要的保密制度不可少。
但是，保“密”保得把必要的资料交流、互相学习等活动都限制住，那就完全搞偏了。
即使真正必要的保密，也不能搞得太烦琐，限制太严。
现代化就要讲究新的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
如果让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有意无意地织成封锁的罗网，那怎么能迅速发挥新的科学技术的作用，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呢？
有的领导干部，思想上保守、落后，对于使用了几十年的旧设备、旧技术、旧工艺和因袭了几十年、几百年的手工劳动，感到心安理得，不肯丢弃；
对于一切新的东西，总是怀疑：
“能行吗？”
一听说要改革，头一个反应就是：
“太麻烦！”
他们不愿意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有的地方，装备了新的机器，因为掌握不了，就让它闲着；
有的同志甚至认为，谁向往新的技术设备，谁就是“想偷懒”、“怕流汗”，似乎只有安于现状，用增加工时、拚体力的办法完成生产任务，才叫“大干”，才是“光荣”。
现代化就要不断地用新的东西来代替旧的、过时的东西。
如果因循守旧，拒绝变革，没有一点积极进取的精神，怎么能够领导广大群众进行一场伟大的科学技术革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呢？
总之，无论是在我们的思想观念、工作方法，还是在我们的具体政策、规章制度中，都有一些落后的东西，有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格格不入，严重地拖住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这些落后的东西，从本质上来说，是从落后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并且同落后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
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小农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
个体经营、手工劳动、自给自足，是它的主要特点。
这些特点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人们的思想、作风、习惯中，深深地打下了烙印：
守旧，狭隘，拒绝新事物；
闭关自守，坐井观天，“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迷信文牍主义，崇拜烦琐哲学；
自由散漫，疲疲沓沓，拖拖拉拉。
现在，小农经济虽然早已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但意识落后于存在，我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旧生产方式的影响，同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更不会很快地从人们的头脑中消除干净。
加上林彪、“四人帮”长期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疯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搞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我们的上层建筑中某些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东西，就更加积重难返了。
当前，我们愈是要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这些落后东西的危害愈加突出。
这一点，很多同志已经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痛切地感受到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曾大声疾呼：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在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今天，“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苟有阻碍这前途者”，难道我们能够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吗？
我们应当学习鲁迅那种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
对于伺机破坏和捣乱的国内外阶级敌人，我们必须有“踏倒他”、粉碎他的气概；
对于自己身上的种种落后的东西，我们也必须有正视它、揭露它的勇气，有坚决而又妥善地改革它的魄力。
我们说思想革命化，今天，就应当包括打破小生产的狭窄眼光，摆脱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这个内容。
我们在工作中有许多落后的东西，首先是领导思想落后。
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来一个革命。
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精神状态，对广大群众的思想和情绪影响极大；
各种具体政策、规章制度的制定和贯彻，都要通过领导干部的工作来实现。
如果领导干部的思想还停留在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阶段，还紧紧地抱住那些落后的东西不放，要改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不适应四个现代化要求的东西，就会遇到极大的阻力。
一旦领导干部真正认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下定了同这些落后的东西作斗争的决心，他们就能更好地带动和鼓舞广大群众一起前进。
我们希望，各条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都积极开动脑筋，同广大群众一道，对照新时期的总任务，想一想，查一查：
我们的思想观念、工作方法、规章制度、具体政策中有哪些东西同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
哪些必须立即废止，哪些应当逐步改革？
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加以保证？
这样做，一定会大大促进我们的工作。
可以肯定，我们按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把那些落后的东西克服得越彻底，我们在新长征的道路上迈进的步伐就越迅速。

曲阜县发掘一批两千多年前古墓葬
新华社济南08月28日电
山东省文物部门最近在曲阜县发掘了一座西周晚期的墓葬和几座春秋战国之际的墓葬，获得了一批两千多年前的珍贵的文物。
西周晚期的鲁司徒中齐墓中，出土的鼎、盨、壶、簠、盘等九件铜器，都有铭文，记载着墓主的官职和姓名。
其中有一件制作精美的“戌壶”，上面刻着“侯母作侯父戌壶，用征行，用求福无疆”字样，可能是出征时盛水的器皿。
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几座大墓中，发现五十二号墓死者的身上盖有九枚玉璧，身下又垫着七枚玉璧；
五十八号墓同样有随葬玉璧。
这些玉璧最大的直径有三十三厘米。
此外，在三号墓中还出土了一些残存的玉马、玉带钩、镶嵌绦松石带钩、鎏金长臂猿等器物。
那个鎏金长臂猿，造型精致，神态逼真，两眼镶嵌着蓝色料珠，闪闪发光，是古代工艺佳品。

誓死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共青团北京市委举行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
最近，共青团北京市委举行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
北京市崇文表壳厂负责人、共产党员贺延光，北京市房修二公司材料处机械队青年工人、共青团员韩志雄，向大会介绍了他们与“四人帮”坚决斗争的事迹，受到全场一千多名青年的热烈欢迎。
1976年，“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步伐，把罪恶的矛头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疯狂诬陷邓副主席和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们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亿万人民的无比愤怒。
首都广大青年和全国人民一样，同“四人帮”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涌现出一批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优秀青年。
贺延光、韩志雄就是其中的代表。
贺延光是原崇文区化纤厂革委会副主任、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
1975年年底，他反对“四人帮”诬陷邓副主席。
在厂党支部会议上，他说：
“邓小平同志有什么问题！”
“三项指示难道可以割裂吗？”
“是谁在搞倒退？
不搞生产才是倒退！”
“火车正点也给批上了，到底是正点对，还是误点对？”
当时，领导上要贺延光抓厂里的运动。
他说：
“我自己还不通，怎么抓运动？
共产党员要襟怀坦白，不能说瞎话！”
厂里发动写所谓“批判”的大字报，他在群众中公开讲：
“不要搞林贼那一套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多动脑筋，多问几个为什么。”
有人批“唯生产力论”，他说：
“搞社会主义，不搞生产行不行？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四届人大提出的宏伟规划，邓小平同志敢抓工作，搞生产有什么不对？”
有人要追查所谓谣言，他说：
“《文汇报》恶毒攻击周总理为什么不追查？”
厂里广播室转播《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反党黑文，他毫不犹豫地把广播关掉了。
贺延光听说张铁生四处作打倒老干部的黑报告后，愤怒地说：
“张铁生这家伙如果敢来我们厂讲，我就敢组织群众把他轰出去！”
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贺延光慷慨激昂地说：
“先烈们为了革命胜利，临死有一句豪迈的话：
‘脑袋掉了不过碗口大的疤’。
我们活着的人为了保卫今天的胜利，在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
贺延光旗帜鲜明地跟“四人帮”作斗争，招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人劝他：
不要太自信了，那样要吃败仗的。
他说：
“作为一个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会随机应变。”
1976年04月01日，贺延光和本厂三名党员、八十多名团员和青年，抬着自己做的花圈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悼念敬爱的周总理。
花圈上贴着贺延光写的誓词：
“党内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妄图改变国家的颜色，把我们拉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对于这种危险，我们必须密切地注视”；
“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定要原形毕露，自取灭亡”，“我们决心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同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血战到底，……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
他含泪大声带领大家集体宣读了誓词。
当天，贴在花圈上的誓词被人揭去了。
贺延光当即回厂找了几张大纸，用毛笔重新写了一份大字的，贴在白布上，罩上塑料布，牢牢地安放在花圈上。
他觉得这份誓词的力量还不够，当晚，又奋笔写了一张小字报，尖锐地提出：
“把重新工作的老干部都说成是‘走资派’、‘还乡团’，这和林彪‘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干部路线有什么两样？”
“为什么有些人把毛主席的指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要物质基础，实际是对列宁‘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否定。
究竟哪些人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
第2天，贺延光又把这张小字报贴在纪念碑前，更有力地刺向万恶的“四人帮”。
贺延光的英勇行为，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
不久，他被投入了监狱。
在狱中四个月，他被审讯了四十九次，他坚持斗争，决不“认罪”。
他同时还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信封和手纸上，写了七千多字的学习心得和十五首革命诗词。
韩志雄是房修二公司的一个青年工人，共青团支部委员。
在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日子里，韩志雄写了题为《悲情悼总理，怒火斩妖魔》的散文诗。
诗中写道：
“在纪念碑下，当人们悲痛悼念忠臣的时候，这几只公乌鸦、母乌鸦，却幸灾乐祸，欣喜若狂。”
“历史那容这团妖雾横行，人民将把乌鸦身上的孔雀羽毛拔去，撕开马列的外衣。
在纪念碑前，在人们的怒吼中，无情地判决他们——一小撮民族的败类！”
这篇署名“继周”、“斩妖”的战斗檄文一张贴，立即受到当场广大革命群众的赞扬，然而韩志雄却被“四人帮”及其黑干将逮捕入狱。
在狱中，韩志雄在毒打、逼供、批斗面前，毫不畏惧，坚持斗争。
审讯时，他理直气壮、凛然坦荡地说：
“公乌鸦就是指张春桥、姚文元，母乌鸦就是指江青。”
韩志雄这种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结果，就是在狱中他也没有放松学习。
韩志雄还在上中学时，就对“四人帮”鼓吹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和《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提出不同看法。
在一次思想汇报中，他写道：
“报上发表了张铁生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我很不理解，觉得现在刚刚复课，怎么又让他给搞乱了。”
在“智育第1”、“分数挂帅”帽子、棍子满天飞的日子里，他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他自修了高等数学等大学课程。
参加工作后，他经常和同学交谈自己的看法，对“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深入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贺延光、韩志雄得到了彻底平反。
他们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欢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了他们第2次生命。
他们激动地表示：
要用自己的第2次生命，在继续革命的新长征中，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在报告会上，共青团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宣读了《关于在全市团员、青年中开展向贺延光、韩志雄同志学习的决定》，并要求各级团组织在开展向贺延光、韩志雄同志学习的活动中，要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协同有关部门，认真做好团员、青年中的政策落实工作。
根据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凡是受林彪和“四人帮”迫害造成的冤案、错案、假案，都要给以彻底平反昭雪，诬蔑不实之词要一律推倒。

仲曦东团长因公临时回国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
参加中越两国关于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仲曦东因公临时回国，今天乘飞机回到北京。
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亚洲司副司长梁枫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机场迎接。

博茨瓦纳外长结束对我国访问离开北京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
博茨瓦纳外交部长阿奇博尔德·莫惠和夫人一行，圆满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今天晚上乘飞机离开北京。
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赵政一和夫人，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周明基等前往机场送行。
莫惠外长和夫人是在我国南方访问后于08月26日回到北京的。
两天来，莫惠外长一行先后游览了长城和定陵，参观了北京大学、崇文区第二幼儿园、地下防空工事等。

卢森堡知名人士代表团离京回国
据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
以文化、国民教育和司法大臣罗贝尔·克里普斯为团长的卢森堡知名人士代表团一行十五人，结束了在我国的参观访问，今晚离京回国。

日本佛教界人士离京去外地访问
据新华社北京电
以藤泽实晟为团长、云藤义道为副团长的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所属学校教师友好访华团23日下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去西安、洛阳、上海、杭州和广州访问，然后回国。

毛主席指处茶满坡
——记舒茶公社二十年的巨大变化
在巍巍大别山的东麓，宏伟的淠史杭灌区南端，有个以盛产“舒绿”香茶驰名的公社——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
1958年09月09日，舒茶成立人民公社。
这年09月16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舒茶视察。
毛主席指着连绵起伏的青岗岭，亲切地指示大家：
“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
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舒茶人民在毛主席的指示指引下，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力量，排除种种干扰，向毛主席指点的青岗岭和其它荒岗野坡进军，大力开辟新茶园，把一个昔日“山秃地瘠薄，粮缺茶不多”的穷山窝，建设成粮丰茶满坡的社会主义新茶乡。
1977年同1958年相比，公社茶园面积扩大了三点三倍，茶叶总产增长一倍多，粮食总产增长一点八倍，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集体经济总收入和社员个人平均收入都增长一倍以上。
从1968年以来，全公社平均每年向国家贡献干茶五十多万斤，粮食三百五十多万斤。
如今，舒茶公社已被人们誉为皖西茶区的大寨花。
（一）
舒茶公社境内岗峦起伏，山坡连绵，适宜发展茶叶生产，是皖西绿茶的重点产区之一。
但是，解放前由于个体经济力量单薄，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这里茶棵衰老，产量低下。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扶持下，才开始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1958年09月16日，毛主席亲临舒茶视察并作出了“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的指示。
在毛主席亲临视察和指示的鼓舞和推动下，这年冬天，舒茶人民满怀改造山河的雄心壮志，打响了改造荒山、开辟新茶园的战斗。
他们披荆斩棘，开荒点种，大干一年多，新开茶园三百亩。
但此后几年，由于受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广大干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茶叶生产发展缓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舒茶公社的干部、社员重新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深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极大地焕发出了发展茶叶生产的积极性。
他们决心在“多多”二字上下功夫。
为了加快开辟茶园的步伐，公社革委会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制定了一个因地制宜，先近后远，集中连片，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各自和联合开辟茶园相结合的规划。
1968年秋天，为了迎接毛主席视察舒茶公社十周年大喜日子的到来，公社革委会同各大队、生产队协商，决定组织五百多名民工，在毛主席当年视察时指点的青岗岭中的蛇皮岗上，建设一座高标准石砌宽幅梯式茶园。
蛇皮岗土层薄石头硬，荆棘丛生。
要在这里垒起一条条高大坚固的石坝，造出一块块平展展的梯地，确实困难重重。
舒茶人民以愚公移山的坚强意志，同困难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蛇皮岗上硬石坚，他们就组织攻坚组用炸药炸，用钢钎撬，削掉“蛇皮”，搬走杂石；
砌坝需要巨石，他们就组织石工队，攀悬崖，爬陡壁，打眼放炮，开山凿石，把成百斤、上千斤的巨石，一块块地从几百米远的山洼抬到工地。
筑坝垫地，需要新土，两千多名女社员奋勇支援，她们踏着冰雪，用双肩把新土从一、二里外的地方挑上山岗。
舒茶人民奋战九个月，采石三万五千方，运土十八万方，修起了十道平均长一百三十米，高五米，宽二点七米的弧形石坝，在石坝的两侧还修起了七十二道土坝，共造出七十多亩水平宽幅梯式茶园。
广大干部和社员一致决定，以毛主席视察舒茶的日子给它命名，叫“九一六”茶园。
“九一六”茶园的开辟，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舒茶人民进一步看到人民公社集体力量的巨大威力。
从此，全公社一百六十七个山区生产队，队队都能自力更生开山垒坝，建设梯式新茶园，有力地推动了新茶园的建设和茶叶生产的发展。
从1969年到1972年，全公社开辟大型新式茶园四座，小型新式茶园一百多座，新茶园面积达两千四百多亩。
同时，对一千八百亩老茶园进行了改造，加强了管理，使茶叶产量连年上升，质量不断提高。
1972年，全公社茶叶产量由1958年的二十八万斤增加到五十三万斤。
（二）
随着茶叶生产的迅速发展，粮食和茶叶争地、争肥、争劳动力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成为舒茶人民“多多”开辟新茶园的一个新的障碍。
为了扫除这一障碍，公社党委领导成员深入调查研究，访问茶区和粮区的干部和社员，用心寻找和总结群众中解决“三争”的先进经验。
位于两山夹一洼的舒茶大队冲老生产队，有四十七亩水田，六十五亩茶园，是以茶为主的生产队。
这个队的社员在共产党员、生产队长魏良炳的带领下，在山上打主意，在田里做文章，采取有效措施，逐步解决了粮茶争地、争肥、争劳动力的矛盾，促进了粮茶的双飞跃。
他们的做法是：
一、在种植上合理布局，实行粮食下山，茶叶上山，山坡上种茶，山脚下种粮；
二、大种绿肥和发展养猪积肥，对四十七亩水田，全部实行绿肥、早稻、晚稻的一年三熟制，把绿肥和每年积攒的七万斤猪粪集中施在粮田里，而把过去粮食占用茶叶的化肥，全部用到茶叶生产上；
三、自力更生兴建了一个茶叶机械初制厂，提高制茶工效十几倍，解放了大批劳动力，改变了历年早稻栽插和春茶采摘时劳动力紧张、顾此失彼的被动局面。
冲老生产队由于比较好地解决了粮茶之间的矛盾，茶叶和粮食生产都获得迅速发展，1972年全队茶叶总产达一万六千四百多斤，比1968年增长百分之五十，粮食总产比1968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七，成为全公社茶粮双高产的样板。
冲老生产队的经验象一把金钥匙，打开了茶粮双飞跃的大门。
公社党委及时总结和推广冲老的经验，在全公社范围内提出一手抓茶，一手抓粮，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从建设高产稳产的茶叶和粮食生产基地出发，采取山、水、田综合治理，粮、茶、林合理布局，山顶造林，山坡种茶，山脚种粮；
同时，大力扩种绿肥和发展养猪积肥，大搞制茶机械化，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粮茶之间的矛盾。
现在，舒茶公社粮茶争地、争肥、争劳动力的矛盾已基本解决，昔日那种以粮挤茶，毁茶种粮，“远看是茶场，近看种着粮”的现象再也看不到了，代之的是“山坡茶苗绿，山下稻谷香”，茶多粮丰的喜人景象。
（三）
1976年，正当舒茶人民在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满怀豪情，在连绵三十里长的青岗岭摆开新战场，更大规模地开辟新茶园的时候，“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大抓“走资派”的妖风刮到了这里。
顷刻间，许多在毛主席视察时就担任基层领导工作的老干部，成了挨整被批的对象。
明明舒茶人民开了那么多的茶山、茶园，修了那么多的山塘水库，改造了那么多的粮田，却被诬蔑为“面貌未变，山河依旧”。
这年七、08月间，正值“双抢”和夏茶采摘大忙季节，舒茶的公社干部和各大队的干部却被分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检查“错误”，接受批判。
当年毛主席视察时就担任舒茶公社第一把手的现任公社党委书记徐自长，被批判了一次又一次；
全公社一百零三名大队支部委员以上的干部，被撤换了七十四名；
二百一十四名生产队长被撤掉九十二名。
但是，“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的倒行逆施，并没有使英雄的舒茶人民屈服。
公社党委书记徐自长就在“学习班”挨整的时候，不顾身体有病，仍然带领公社干部登上青岗岭，同东风、沙墩、舒茶等六个大队的负责人商量制定继续向青岗岭进军，扩大新茶园的计划和措施。
许多大队干部，白天不准离开“学习班”，就利用晚上回队安排生产。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给舒茶人民发展茶叶生产，扫除了最大的障碍，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1976年冬天，全公社上青岗岭兴建茶园的社员多达七千多人。
他们奋战四十天，不仅胜利完成了“九一六”茶园的扩建任务，而且在其它各处开了一千多亩新茶园。
去年以来，舒茶公社党委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进一步加强对茶叶生产的领导，对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班子重新进行了调整，并指定第一把手亲自抓茶叶生产。
各生产队还成立茶叶专业队，常年负责茶园的建设和管理。
去年，他们打破“秋茶好喝摘不得”的旧框框，采摘秋茶十一万斤；
由于采摘方法得当，采后又及时进行科学管理，今年春茶不但没有减产，反而比去年增产八万斤，为大面积采摘秋茶和夺取全年茶叶的高产闯出了一条新路。
目前，舒茶公社的夏茶已采摘完毕。
今年春、夏两季茶的总产量达到六十八万斤，创造了高产新纪录。
新华社通讯员　徐元华　朱崇之
新华社记者　田文喜（附图片）
08月28日，华主席参观普拉市著名古迹露天剧场。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耿飚副总理会见即将离任的尼日利亚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上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尼日利亚驻中国大使坦科·优素福。
会见时在座的有：
外交部副司长戴佩宸、傅顺和。

耿飚副总理会见斯里兰卡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下午会见了斯里兰卡新任驻中国大使奇特拉·拉贾·迪亚斯·德辛哈。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司长沈平、副司长高建中。

耿飚同志会见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央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同志今天下午会见以赫里斯托斯·比斯蒂斯同志为团长的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央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中联部局长朱达成等，会见时在座。
代表团是08月12日到达北京的。
他们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附图片）
耿飚同志会见以赫里斯托斯·比斯蒂斯为团长的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央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苏丹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
以苏丹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青年体育国务部长阿里·穆罕默德·休姆为团长的苏丹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到机场送行的有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对外友协副会长罗士高等。
苏丹驻中国大使穆巴拉克也到机场送行。
今晚，穆巴拉克大使为代表团访问中国举行了宴会。
吴学谦副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于步血，罗士高副会长，中国驻苏丹大使张越等应邀出席。
苏丹朋友在京期间，瞻仰了毛泽东主席遗容，参观了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游览了长城。

两千年的友谊大放异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夏鼐
中国和伊朗都是古老文明的国家，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是有悠久历史的，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
早在公元前一二六年，中国探险家张骞从中亚返回当时的中国首都长安，报道中亚和西亚各国的情况，就提到伊朗。
伊朗当时被称为安息国，一般认为是古伊朗阿萨西王朝的音译。
后来，张骞的副使到了安息。
安息王派武将率领两万骑兵到边界迎接汉朝使臣。
汉朝使臣回朝的时候，安息国王又遣派使臣随同汉使来中国。
这是两国政府之间第1次正式交往。
到了伊朗的萨珊王朝，也就是公元二二六年到六四二年，中国和伊朗的友好往来，更为频繁。
当时，中国书籍中称伊朗为波斯，这一名词一直沿用到近代。
根据中国文献记载，公元四五五年到五二一年这六十六年间，波斯遣派使臣到中国就有十次之多。
民间往来当更为众多。
萨珊朝最后一个国王伊斯提择德三世，中国书籍称他为伊嗣侯，曾派过使臣来中国。
六四二年他同阿拉伯人的战争中兵败，六五一年被杀。
他的儿子卑路斯、孙子泥涅师，都到唐朝首都长安来做客，先后死于中国。
伊朗合并于阿剌伯帝国（大食国）以后，宋代史书中，伊朗便包括于“大食诸国”内。
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于一二九二年由泉州放洋至波斯忽鲁谟斯港登陆。
他的使命便是伴送一位蒙古公主嫁给波斯国王为妃。
明代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曾三度到过伊朗的忽鲁谟斯海港。
随行的费信、马欢等所写的旅行记中，便有专条描写这个海港。
《明史·西域传》中提到亦思弗罕等伊朗境内小国，当时与中国互通使节，互赠礼物。
除了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联系之外，中、伊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也很密切。
从汉朝起，中国的美丽的丝绸和其他货物，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西运。
由伊朗输入中国的货物也不少，包括宝石、金银器、玻璃器、香料和毛织物等，还引入了一些植物，如安石榴等。
到了萨珊王朝时，这种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更有所发展。
这不仅有文献上的记载，并且在我国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实物。
例如解放以后，在我国境内曾发现萨珊朝银币三十余起，总计达千余枚。
又如波斯锦，在新疆吐鲁番也有发现。
这种织锦的织法和花纹，都是萨珊式的，和中国原有的织锦不同。
后来我国可能为了外销的缘故，也模仿波斯锦的织法和花纹。
这是纺织技术和美术工艺的互相交流的一例。
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的伊朗金银器也不少，如大同的八曲银洗、西安的高足金杯和银杯、单柄八棱银杯、内蒙敖汉旗的扁圆银执壶等，不论器形和花纹，都是萨珊式的。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于1955年于西安发现了一件汉文和中古波斯文合璧的伊朗人苏谅妻马氏（八四九——八七四年）的墓志。
苏谅是伊朗古代显族之一。
这位苏谅在唐朝官任“左神策军散官马使”。
另一方面，在伊朗的苏撒，曾发现过中国盛唐时代所铸的“海马葡萄镜”。
又在波斯湾内的设剌夫港和“丝绸之路”上的累依（今德黑兰市南郊）和尼沙普尔（伊朗东北部）都曾发现晚唐时期的中国瓷片，这些都是中伊两国古老友谊的物证。
此外，体育游戏方面的波罗球艺（即马球），宗教方面的廖尼教和祆教，也都由伊朗传入而盛行于唐代长安。
从宋代起，在中、伊二国之间，海道贸易占主要地位。
出口货物中，瓷器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例如设剌夫港、累依和尼沙普尔，在近年来考古发掘中便都曾发现过宋代瓷片。
元、明时代，海路贸易更为发达，运到伊朗去的中国瓷器为数更多。
在德黑兰博物馆中，人们可以看到由阿达比尔移来的古代中国瓷器。
这批瓷器是一六一二年阿巴斯大帝献给阿达比尔一座祖庙中的。
有的瓷器上还刻有他的题记。
这批瓷器原有千一百余件，现仍存留八百零五件。
这个博物馆的陈列室中展品以青花瓷为最多，也有影青瓷、龙泉窑、万历五彩等。
在博物馆中还可以看到最近在波斯湾北岸古海港霍尔木兹（即明代记载中的“忽鲁谟斯”）遗址中发现的大批中国瓷器碎片。
其中有些底部残片还保存有明代年号或题记，如“宣德年制”，“万福攸同”等字样。
据参加发掘的伊朗一位女考古学者说，那个遗址几乎遍地都是中国瓷器碎片，俯拾即是，有时还掘到中国的方孔的铜钱。
我们看到这些古代运来伊朗的文物，犹如在异国遇到同乡，分外觉得亲切。
我们还看到元、明时代伊朗当时手抄本的插图，很有中国画的风味。
这些都反映了中伊两国人民通过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所建立起来的友谊。
明朝末年，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东方。
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在伊朗占据了霍尔木兹港，不久又在中国占据了澳门。
此后，他们的侵略行动，越来越猖狂了。
中、伊两国人民对此都曾起来进行英勇的斗争。
1971年08月，中、伊两国建立邦交以来，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又有了新的发展。
两国的各种代表团互相访问，加强了中、伊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
就考古工作者交往而言，我们两国的文物工作者也建立起亲密的友谊。
1975年，以伊朗国家考古中心主任费·贝格扎德为团长的代表团前来中国访问。
1977年10月我们中国考古代表团作了回访，参观访问伊朗的考古博物馆和历史古迹。
这些都增进了双方的互相了解，因之也加深了传统的友谊。
我们那次访伊考古代表团，在伊朗朋友的周详安排下，参观了大量古迹和博物馆。
德黑兰的国立考古博物馆，搜集了全国出土或流传的古代文物。
陈列品中有各时代的代表物品，包括上面所说的中国瓷器。
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我们参观过的古迹中，可以特别一提的，有帕萨加德的居鲁士大王的陵墓和宫殿，珀塞波利斯的大流士一世和嗣王的宫殿，伊斯法罕的礼拜寺和故宫以及设拉子的诗人墓和花园。
其中前二处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五五九至三三〇年）的遗址，都保存得很好，其建筑规模的宏伟和石刻艺术的精美，是全世界闻名的。
现在，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即将对伊朗进行正式访问。
在中伊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之间有两千年历史的友好情谊，必将大放异采！
（附图片）
珀塞波利斯宫殿遗迹

伊朗宫廷大臣胡韦达宣布
华主席访问伊朗旨在促进伊中友好关系
新华社德黑兰08月28日电
据伊朗《世界报》（国际版）报道，伊朗宫廷大臣胡韦达08月27日宣布，华国锋主席29日开始对伊朗的访问旨在促进伊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
他说，华国锋主席是应伊朗国王的邀请访问伊朗的第1位中国领导人。
这家报纸还在28日报道说，伊朗一位官方发言人27日说，伊朗内阁的改组对中国和日本领导人即将进行的访问不会产生影响。
他宣布，日本首相福田预定09月05日抵达伊朗进行三天正式访问。

普拉
普拉是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重要海港。
普拉湾的顶端濒临亚得里亚海，人口四万七千。
普拉是一个险要的军港，有铁路通向内地，又有许多公路和铁路相连接，工业发达，有造船、木材加工、玻璃、水泥、纺织工业等。
这里的乌利亚尼克造船厂为巴西、缅甸、埃及、英国、印度等许多国家建造船只。
普拉在十九世纪曾是奥匈帝国的重要军港。
1918年后属意大利，1947年划归南斯拉夫。
目前市内还遗有古罗马和拜占庭的遗迹，其中罗马时代的斗技场，可容纳二万余观众。
（新华社）

萨瓦河畔新家园
——访问南斯拉夫通讯之四
中国新闻代表团
奔流的萨瓦河，象一条闪光的缎带，系在贝尔格莱德的腰际，把这座美丽的“太阳城”分成两半。
河北岸，街道纵横交错，商店鳞次栉比，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那是老的市区；
河南岸，原先是大片的沼泽地，如今绿树成行，碧草如茵，高大的建筑群直指蓝天，构成了又一幅欣欣向荣的瑰丽图景，那就是在一片荒野建设起来的新贝尔格莱德。
新贝尔格莱德不仅是许多重要的党政机关所在地，而且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些“地方共同体”的所在地。
我们访问的“萨瓦”地方共同体，就座落在这里。
地方共同体，是一个以一定范围的居民区为单位组织起来的自治机构。
当我们来到“萨瓦”地方共同体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建筑美观的高大的住宅楼。
周围有宽敞的大街和林荫道，有运动场和儿童游艺场，有绿色的草坪和街心花园。
大楼四周停着一辆辆小汽车，家家户户的阳台上都摆满了香花异草。
“萨瓦”地方共同体大会主席约维契奇、执委会主席乔尔杰维奇和党委副书记米莱维奇告诉我们，这里的楼群是1969年至1973年建设起来的，占地面积七十二公顷，共有五层至十六层的宿舍大楼六十三幢。
每幢楼有四十套至一百套房间，整个共同体共有住房四千五百套，居民一万七千多人。
居民中包括八千七百多名在附近工厂、农业联合企业等生产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四千多名大、中、小学的学生，三千多名学龄前的儿童。
余下的是家庭妇女、退役军官、退休工人。
地方共同体把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职业和年龄的居民，组织到一个“大家庭”里，让他们行使自治权利，直接管理共同体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萨瓦”地方共同体拥有自己的商店、食品店、菜市场、饭馆、旅馆、冷食店、服装店、理发馆、照相馆、银行、邮局、药房、书店、图书馆、美术馆等服务性机构。
这些服务性机构，组成了一个商业服务中心和文化中心。
我们参观了“萨瓦”食品百货商店。
那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中型商场，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商品，从吃的各类食物、穿戴的衣裤鞋帽到日用百货，一应俱全。
顾客们正在开放的货架面前，自行挑拣需要的商品，放入一个铝丝篮子里，然后提到售货处计价付款。
“萨瓦”地方共同体的同志们介绍说，这个商店是一个实行经济核算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
自它诞生以后，一般的商品就不用到别处购买。
这给共同体内的居民、特别是那些“双职工”，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在“萨瓦”地方共同体，有一所八年制学校。
共同体的三千名七至十五岁的学龄儿童全部就地入学。
为了解决“双职工”的学生生活照顾问题，学校允许这些学生在学校食堂就餐，并且专门安排老师进行课外辅导。
离这所学校不远，便是一所幼儿园，共有四百多名三至六岁的学龄前儿童。
当我们来到这所幼儿园的时候，面色红润的小朋友刚刚吃罢午餐，纷纷笑着向中国客人招手致意。
我们来到翻砂工人米海伊洛维奇家里作客。
他一家三口人，住着四间房，共八十平方米。
热情的主人领我们参观了他家的两间卧室、一间客厅和一间餐厅。
房间里铺着地毯，摆着沙发、电视机，厨房里有电冰箱和电灶，卫生间里有洗衣机。
我们在客厅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拉起家常。
米海伊洛维奇今年四十九岁，已经有三十二年工龄，现在贝尔格莱德铸造厂工作，每月收入七千五百第纳尔。
他妻子是一家商店的清洁工，每月收入三千五百第纳尔。
他儿子今年二十岁，上完八年制学校，又在中等技校学习了三年，现在在汽车修理厂当技工，每月收入四千五百第纳尔。
合计起来，全家每月收入一万五千五百第纳尔。
房租、水电支出约占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
生活在“萨瓦”地方共同体的六百多位退休工人、老战士和残废军人，也得到很好的照顾。
共同体专门建立了“元老俱乐部”，负责安排好老人们的娱乐和休息。
少数无依无靠领养老金的老人，还可以从共同体设立的互助金中得到补助，使他们同样可以愉快地度过自己的晚年。
南斯拉夫的企业和机关普遍实行了五天工作日制。
广大就业职工有比较充裕的业余时间。
“萨瓦”地方共同体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十分重视对青年的教育。
共同体开设了一所为期半年的青年业余政治学校，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时事，还经常组织青年参加义务劳动，参观革命博物馆、纪念馆，通过各种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
此外，共同体还根据青年们的爱好，分别开办了无线电业余训练班、摄影小组、外语训练班以及短期的民防、急救训练班、志愿消防队，对青年们进行专业教育。
为了丰富青少年的业余生活，共同体修建了六十多个运动场地和儿童游艺场，成立了几十个球类和田径运动队，有一千多名青少年经常参加这种有组织的体育活动。
“萨瓦”地方共同体的同志还介绍说，共同体组织了话剧组、绘画组、民间歌舞队等各种文艺团体，广大青少年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举行文艺演出，举办绘画展览。
由于地方共同体对青少年业余教育搞得好，这里的社会秩序安定、社会风气良好。
这一点，是“萨瓦”地方共同体的人们常常引以为自豪的。
现场的访问，主人热情的介绍，使我们对地方共同体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对这个“大家庭”的组成和活动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首先，这么多住宅大楼、公用设施、集体福利事业以及日常管理费用是怎样筹集的呢？
原来，它有几方面的来源：
第1、靠银行贷款，分期偿还；
第2、靠有职工居住在这个共同体内的企业联合投资，大的企业是主要投资者；
第3、靠房租和共同体经营的一些劳动组织的收入；
第4、靠公众自愿捐献，如幼儿园、俱乐部就是用捐款修建的。
筹集和合理地使用这些资金，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工作。
近年来，由于成立了教育、卫生、文化、住宅等各种自治利益共同体，这方面的工作更臻完善。
按照南斯拉夫同志的说法，自治利益共同体是联合资金和联合劳动，发扬社会主义自治民主，进一步扩大工人自治权利的一种形式。
过去，文教、卫生、市政建设等部门实行行政预算，也就是从企业抽出一部分资金通过政府预算，向文教、卫生、市政建设等部门拨款，现在由有关的自治利益共同体来直接完成这项工作。
他们举例说，如果要在某一个居民区新建一座宿舍楼或者一所学校，就由同这个居民区有关的企业和市政部门或者教育部门就资金分配、建筑设计等问题共同协议，作出决定。
在协议中强调平等协商，也强调盈利多的企业承担更多的义务，帮助那些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单位。
他们说：
学校是经济收入比较少的单位，如果靠他们自己解决教职员工的住宅问题，可能几年都不能解决；
有了自治利益共同体，就容易解决了。
现在，“萨瓦”地方共同体建立了教育、文化、儿童保护、卫生保健、公共事业等自治利益共同体，这些自治利益共同体向区和市一级的相应的自治利益共同体派出代表，与各有关方面就资金分配等问题共同协商作出决定。
“萨瓦”地方共同体，有自己的组织系统。
主人拿出组织机构示意图说，共同体的六十三座住宅大楼都成立自己的居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之上设地方共同体大会。
它是共同体的最高权力机构。
本届共同体大会的代表共有八十三人，分别由六十三个居民委员会，地方共同体内的共盟、社盟、青盟、工会、妇女组织、预备役军官协会、老战士协会、红十字会等社会政治组织和各劳动组织选出的。
地方共同体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除个别秘书人员外，全部代表和执委会负责人都不脱产、不领报酬，任期均为两年。
现任地方共同体大会主席约维契奇是一名法律工作者，执委会主席乔尔杰维奇是一名工程师。
根据地方共同体的章程规定，有关地方共同体的重大问题，比如中期发展计划，资金的筹集和使用等，必须提交全体居民大会讨论决定。
热情的主人继续介绍说，作为社会的细胞，作为自治制度的重要一环，地方共同体不仅要管理共同体内部的事务，而且要积极参加对社会的管理。
他说，区议会是最基层的政权体制。
在区议会的地方共同体院中，“萨瓦”地方共同体派有自己的代表。
区议会联合劳动院内，也有“萨瓦”地方共同体内联合劳动组织的代表。
地方共同体内各个社会政治组织，则向区议会社会政治院派出自己的代表。
这些代表在区议会里就有关全区的共同事务问题参加讨论并作出符合选民利益的决定。
所有的代表都必须充分反映群众的意见，代表群众的利益。
他们必须定期向选民报告自己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情况。
违背群众利益的代表，选民可以随时撤换。
“萨瓦”地方共同体的同志一面说着，一面翻开手中的一本装帧精美的画册，兴奋地指出画册中的一幅大照片告诉我们，这一幅照片记载了去年05月铁托总统亲自到“萨瓦”地方共同体视察的情景。
主人说：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也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但是我们决不满足，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接着，他们领我们走到了风景秀丽的萨瓦河畔，指着眼前即将竣工的一座五层白色大楼说，这就是我们新建的保健院，它将来可以容纳七万居民看病；
又指着远处的一大片空地说，这里，我们将兴建一所中学、一所托儿所，它们将同已有的小学、幼儿园“配套成龙”，形成初步完整的教育网；
那里，我们将新建一座大百货商店，一座拥有四百座位的露天剧场……
“太阳城”阳光灿烂；
萨瓦河哗哗作响。
清风透过河岸的林荫，吹得人心旷神怡。
听着主人对未来蓝图的热情描绘，我们衷心祝愿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总统领导下，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附图片）
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市一角。
南通社稿（新华社发）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市的新建住宅区。
南通社稿（新华社发）

世界女排第1阶段比赛结束
中国队三战三捷获小组第1名
据新华社莫斯科08月27日电第8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的第1阶段小组循环赛，经过三天的交锋，于27日结束。
第1至第6小组的第1名分别是：
苏联、日本、南朝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和古巴队。
其中苏联、南朝鲜和中国三个队在比赛中都未输过一局。
按规定，第2阶段的比赛将从08月30日开始。
中国队在第2阶段中，将同苏联、南朝鲜、保加利亚、巴西和波兰队分在一组。
日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古巴、美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秘鲁六个队分在一个组。
在第1阶段比赛中，中国队曾以十五比三、十五比一和十五比四的比分胜芬兰队，以三比零胜本届锦标赛的第9号种子波兰队，从而以三战三捷的成绩赢得了第5小组第1名。

手段的卑鄙说明目的的卑鄙
新华社记者述评
越南当局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华宣传运动，对中国的国内政策，外交路线进行全面的攻击，造谣诬蔑，手法卑劣，破口谩骂，用语恶毒，甚至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
这种下流的宣传，只能引起世界公众的反感。
据不完全统计，仅越南《人民报》从08月01日到08月18日就发表反华稿件一百二十二篇之多，平均每天近七篇。
越南反华宣传的特点包括：
一、造谣诬蔑，无中生有，是越南当局惯用的一个手法。
越南当局歧视、排斥、迫害以至大规模地驱赶华侨，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它却攻击中国“反越”、“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引诱和强迫成十万华人去中国”，甚至诬蔑中国大使馆里设有“陈志方大使为首”的“强迫华人迁居运动”的“最高指导委员会”，有什么“秘密组织网”，讲得神乎其神，好象中国大使馆有三头六臂，居然能在越南境内强迫十多万华侨回国。
08月25日，越南当局在友谊关口岸越方一侧制造了屠杀、驱赶华侨的血腥事件，越南当局却说是中国派遣公安人员和部队到越南去干的，“中国方面把滞留在这里的华人驱赶到边界那边的中国领土去”，并且“捣毁华人的棚子和行李”。
这种谣言造得如此离奇，已经成为笑柄。
二、越南当局理屈词穷，在它的反华宣传中，除了造谣，就是谩骂，不惜使用一切最恶毒的词语。
什么“黑心肝”、“阴险的黑心”、“野蛮残暴”、“天地不容”等等恶毒的咒骂，在越南当局的反华文章中屡见不鲜。
它给中国扣上一顶顶大帽子，什么“大民族扩张主义”、“天子”、“希特勒的优越种族论”、“机会主义”、“反动派”等等，应有尽有。
三、越南当局武装侵略柬埔寨，派军队进驻别国领土，在东南亚充当亚洲的古巴，推行霸权主义，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然而，它却反诬中国“搞霸权”，要“征服整个东南亚地区，进而在全世界称霸”。
越南当局似乎成了反霸英雄。
但是，在包含有反霸条款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得到全世界普遍称赞的时候，它又和苏联一道跳出来破口大骂，可见这项条约触及了它们的共同痛处——霸权主义。
四、越南当局还对中国的内政进行全面的诽谤和攻击，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
它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为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鸣冤叫屈。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越南当局竟然置两国关系于不顾，指使它的报刊对中国领导人进行无耻攻击，诽谤中国领导人“是秦始皇最忠实的继承人”。
它甚至多次明目张胆地刊登恶毒丑化和侮辱中国领导人的漫画，进行人身攻击。
其手段之下流，无以复加。
越南当局对反华宣传的确是挖空心思的，它采用各种形式，从消息、社论、评论、文章和诗歌、小品文、漫画和戏剧，应有尽有，连篇累牍。
最近柬埔寨送给中国一头小象，越南当局连忙编造了一段中国也曾送给柬埔寨一头大象的消息，捏在一起写了一篇题为《小象、大象》的小品文，进行反华、反柬宣传，说是犯了什么“迎象蹂祖坟之罪”。
这真是穷极无聊、浅薄和堕落到可悲的地步。
以上种种，只不过是越南当局反华宣传的一小部份内容和手法。
手段的卑鄙说明目的的卑鄙，由此可以看到越南当局在反华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多远了。
越南宣传机构的这些廉价宣传，不得人心，不代表越南广大人民的愿望。
这种做法只能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这是越中人民所不愿看到的。

日本《工农战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呼吁
世界人民联合起来组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尼泊尔刊物指出苏联作贼心虚攻击中日条约反霸条款
据新华社东京08月24日电
日本《工农战报》最近一期发表编辑部文章，揭露苏美两霸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到处进行压迫、威胁、干涉、颠覆和控制别国的活动，呼吁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组成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同苏美的战争政策进行斗争。
文章说：
“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高唱‘和平’、‘缓和紧张局势’、‘裁军’的欺骗声中，爆发新的世界战争的因素正在逐步增长。”
文章指出：
“我们现在必须针对世界战争的策源地——苏美两个帝国主义，特别是战争的最危险的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开展真正的反战运动”。
文章说：
“苏联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占领北方领土并使之军事基地化、在择捉岛举行军事演习、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加以干涉和阻挠、强要日本缔结苏日睦邻合作条约以及单方面公布这项条约的草案等等，都决不是孤立发生的事情，而是苏联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战争准备的一环。”
文章指出：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两个超级大国中尤其是危险的。
这是由于苏联变成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第1，苏联同美国相比，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比美国更富于侵略性和冒险性。
第2，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相对说来是不足的，不得不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和战争恐吓进行扩张。
第3，苏联的官僚垄断集团，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这就使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容易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把整个国家机构军国主义化。
第4，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由世界上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而来的。
它利用列宁的威信，打着‘社会主义’旗帜到处招摇撞骗。”
文章着重指出：
“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是苏美两个帝国主义，其中，危险的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一切反对战争的人们必须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文章说：
“目前的情况，虽然还不是世界战争已迫在眉睫，但是，战争的因素确实正在与日俱增。
那种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中东、亚洲国家的侵略看做是隔岸之火，认为反对战争的斗争还是将来的事情的想法，把人民置于对战争毫无准备的状态，是很危险的。”
文章在谈到当前的任务时说，今后必须“使广大人民了解战争的危险正在日益增大的事实，动员他们奋起投入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
文章指出，反侵略战争、反霸权的斗争，“并不是一国的斗争，而是一场全世界人民相互呼应的国际斗争，它是国际阶级斗争的纲。
日本人民的反战、反霸权斗争，同这一国际斗争紧紧结合起来，成为它的一环。
日本人民为了使反战、反霸权斗争走向胜利，必须加强同这场国际斗争的主力军——第3世界之间的团结，尤其必须加强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团结。”
新华社加德满都08月28日电
最近一期尼泊尔《祖国》周刊刊登一篇文章指出，苏联宣传工具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反霸条款所进行的攻击不过是贼喊捉贼。
文章说，“超级大国已经并企图进一步把一些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置于它们的势力范围之内，使这些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遭到危险。
很多亚洲国家已经对此保持警惕。
这种警惕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文章说，“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这一条约在亚洲受到普遍的欢迎，而一个超级大国却拚命攻击它，人们并不感到意外。
亚洲的大多数舆论都衷心欢呼这一条约对维护亚洲的和平和安全作出了积极和有效的贡献，但那个超级大国却企图歪曲它的反霸条款。”
事实是：
这一条约“只是要求中日两国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其它地区建立霸权的企图。
苏联舆论工具为反对这一条约所作的宣传，可以比之为贼喊捉贼。
无论对苏联或对其它国家来说，它们都完全没有理由攻击这一条约的反霸条款”。
文章最后强调指出：
“必须承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是极为有利的。”

民主柬埔寨外交部新闻宣传司受权发表声明
驳斥苏联对柬埔寨的恶毒诬蔑
科伦坡群众集会支持民主柬埔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08月28日广播，民主柬埔寨外交部新闻宣传司08月27日受权发表声明，驳斥苏联对柬埔寨的恶毒诬蔑。
声明说，最近，塔斯社播发了苏联《真理报》1978年08月24日的文章，严重诋毁柬埔寨人民的民族尊严，粗暴地干涉民主柬埔寨的内部事务。
声明说，塔斯社、《真理报》和其他苏联报刊杂志以及电视台，不断蛮横地干涉柬埔寨的内部事务，反对柬埔寨革命和民主柬埔寨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立场。
声明指出，在柬埔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苏联的宣传机构支持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朗诺卖国集团，敌视柬埔寨革命和柬埔寨人民。
解放以后，这些宣传机构一方面诬蔑柬埔寨革命和民主柬埔寨；
另一方面，在越南进攻柬埔寨和企图把柬埔寨并入所谓“印度支那联邦”的活动中，支持和怂恿进行侵略和扩张的越南。
声明说，对于这一系列的不友好和敌视行为，柬埔寨人民和民主柬埔寨政府本着与苏联人民友好的愿望，一贯采取克制、忍耐和冷静的态度。
但苏联的领导层和宣传机构却置若罔闻，对柬埔寨的诬蔑和敌视行径有增无减。
声明说，柬埔寨人民和民主柬埔寨政府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干涉自己的内部事务，侵犯自己的主权，同时“对于扩张主义大国及其同伙敌视柬埔寨革命和民主柬埔寨，支持越南侵略、扩张和吞并柬埔寨国土的活动，更不能置之不理”。
新华社科伦坡08月25日电
斯里兰卡全国独立运动和斯里兰卡—柬埔寨友好协会08月23日晚上在科伦坡联合举行群众集会，支持民主柬埔寨政府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斗争。
会上通过的一项谴责苏联和越南的决议中说：
“这次集会谴责苏联的傀儡——越南政府集团奉行的侵略和扩张政策，谴责越南一再使用阴谋手段企图推翻由波尔布特总理领导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多次在柬埔寨边境挑起武装冲突、并力图占领属于柬埔寨的威岛以及其他侵犯柬埔寨领土、领空和领海的罪行。”
决议说：
“集会谴责越南统治集团极力威胁和强制象柬埔寨这样的不结盟、独立的国家加入所谓‘印支联邦’，并企图使东南亚一些自由和独立的国家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利益效劳。”
决议最后说：
“会议表示支持波尔布特总理领导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反对外国侵略和威胁，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自由的正义斗争。”

第25届世界军队男篮第1阶段比赛结束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08月26日电
正在大马士革举行的第25届世界军队男子篮球锦标赛，从08月22日至25日进行的第1阶段比赛已结束。
叙利亚队、希腊队、意大利队、美国队分别获得小组第1名。
伊朗队、比利时队、中国队、西德队分别获得小组第2名。

越南当局变本加厉逮捕、绑架和迫害华侨
据新华社北京08月28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最近从越南回国的难侨揭露，越南当局从中越两国副外长级谈判开始以来，变本加厉地逮捕、绑架和迫害华侨。
据最近回到东兴镇的难侨黄九妹揭露，08月08日深夜，即越南当局在北仑桥上制造用刀刺伤、用石头打伤难侨的流血事件的当天，十八辆卡车载着一批越南武装公安人员开到芒街，将几百名难侨临时住的一所学校包围，随即以“登记户口”为名，对难侨逐个盘问。
他们并且宣布说：
“现在我们要把你们集中起来，运送到原居住地。
你们的住房、耕牛和生产工具都还给你们。”
难侨们不信越方说的空话，不愿上车，越南公安人员便强行将他们的行李装上卡车。
这批难侨被强逼上车后，于08月09日凌晨驶离芒街。
当卡车经过谭下镇时，原来侨居谭下的华侨要求下车返回原居住地，当即遭到越方押送人员的无理拒绝。
上午十一时，他们到达广宁省东潮县距城镇约六公里的农村，其中两辆卡车上的二十八名难侨被押送下车。
另外满载难侨的十六辆卡车继续前行，不知去向。
东潮县属广宁省，这里是越南人聚居的内地。
难侨黄九妹等被押送到东潮县农村后，临时给了一个住处，每人每天只发给二两大米，并有越南公安人员监视，生活极为困苦。
在友谊关，越方用极其卑劣的手法，绑架当时还滞留在越方一侧的难侨。
仅08月21日至23日的三天内，就有十多名难侨青年在单独去池塘洗澡或上厕所时被越南公安人员逮捕。
在河内、谅山等地，越南当局正继续大肆逮捕华侨。

越南当局在友谊关前镇压难侨的血腥暴行
1978年08月25日，越南当局公然出动几百名武装军警，血腥镇压和武力驱赶滞留在友谊关边境越方一侧的难侨，当场打死打伤许多难侨。
左图：
越南公安人员手持匕首和石块向难侨大打出手，凶相毕露。
右图：
难侨马志强被越南公安人员用刀砍伤右手，其食指和中指几乎被砍断。
新华社记者摄

金日成主席接见我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
朝鲜劳动党中央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代表团
新华社平壤08月28日电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08月28日上午，接见了以杨静仁为团长、曾志和李一非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的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党中央书记金永南，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玄峻极，以及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在座。
接见前，金日成主席同中国同志一起照了像。
据新华社平壤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08月12日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以杨静仁为团长、曾志和李一非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桂应泰，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党中央书记金永南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朝鲜大使吕志先应邀出席。
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08月13日访问了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旧居万景台，并参观了万景台革命史馆。
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是在08月12日乘飞机到达平壤，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的。
（附图片）
图为金主席同我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 团全体成员合影。
朝鲜中央通讯社稿（新华社发）（传真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