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磊落胸怀坦白是共产党员的本色
——安乡县委书记刘淑元的一席话
编者按：
安乡县委书记刘淑元同志的谈话，很值得重视。
犯错误本来是坏事。
由于刘淑元和县委其他同志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既敢于如实地亮出来，又乐于接受群众监督，并认真改正，结果坏事转化为好事，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县委的威信不是低了而是高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了。
做工作难免要犯错误，有的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怎么办？
知错就改。
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必须持老实态度，来不得半点虚假。
只有老老实实地改，才能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错误，带领群众不断前进。
安乡县委的体会，具有普遍意义，发人深思。
湖南安乡县委在省委帮助下改正错误，继续前进的情况，本报07月17日已作了报道。
看了那篇报道，很多读者十分关心，反应强烈。
安乡县委书记刘淑元同志参加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期间，我们访问了她，请她谈了县委下决心改正错误的体会和半年来安乡县发生的变化。
刘淑元十八岁就参加革命，长期在农村搞基层工作。
1975年，担任安乡县委书记，现在已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干部。
一见面，她就毫不隐讳地把自己、把县委一班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给人民事业造成的危害，犯错误的原因，原原本本地谈了一遍。
但是，她说：
“只要下决心为人民的利益纠正自己的错误，就不怕把这些错误讲出来。
对上，对下，对你们，对任何人都是如此。”
“既然犯了危害人民利益的错误，那就改正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
县委开门整风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她心情激动地说：
“我们县委一班人开门整风，向干部群众公开作检讨，已经过去半年了。
这是在省委、地委负责同志直接帮助下搞的一次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整风。
县委一班人整风后的变化不小。
“第1，县委一班人卸下了几年的思想包袱，革命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了。
干工作，就象打篮球，抢着干。
一种一心为革命，拚命干革命的风尚，开始形成了。
前几年，我们背着思想包袱：
‘县小名声大，人少贡献多，担心上不去，更怕掉下来。
’接着又发生了虚报粮食产量，破坏粮食政策的错误，工作越来越被动。
现在，包袱一卸，精神振奋。
十三名常委重新分了工。
除两名常委在家主持工作外，其余一律下乡。
有四名兼任公社党委书记，加强第1线。
有三位常委身体不好，都带病坚持工作。
“第2，常委内部开展积极思想斗争经常化了。
为了人民的利益，大家都以诚相见，是就是，非就非，是非面前不含糊。
例如，前几年，我们推广麦—稻—稻三熟制，盲目扩大了小麦种植面积，由于许多地方地下水位高，肥料跟不上，反而减了产。
有的常委心里明明有意见，就是不敢说。
整风后，大家坚持原则，畅所欲言，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
经过充分讨论，从实际出发，适当压缩了一部分小麦面积，受到了群众欢迎。
县委抓好自身革命化，就有勇气抓部门、抓公社。
就用省委、地委帮助我们整风的方法抓。
县委抓公社，公社抓大队，一级抓一级，全县情况就发生了大变化。
“第3，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加强了。
过去，我们受‘四人帮’流毒影响，制订计划、处理问题主观武断。
下面说有实际困难，我们就扣‘右倾保守’帽子，搞得上下之间、干群之间关系紧张。
现在，重大决策都要反复征求社队干部、社员群众意见，从实际出发。
为了改进作风，常委从参加集体劳动做起。
去年一年，我们常委平均每人参加劳动五十七天，今年到05月底，平均每人达到了四十二天。”
安乡县委领导班子为什么能在较短时间内，思想作风和精神面貌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
这是因为县委对所犯错误采取了正确的态度。
刘淑元说：
“我们的错误是从1975年开始的。
那一年减了产，我们压下边多报产量。
县委又虚报了八百万斤。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我们挖空了储备粮，拉平了社员口粮，犯了错误。
开始，我们把纠正错误的希望寄托在来年粮食丰收上，想暗暗把问题抹掉。
结果，我们破坏了粮食政策，挫伤了社员积极性，第2年造成了更严重的减产。
一步被动，步步被动。
县委背上了越来越重的包袱。
拿我来说，看到群众生活困难，仿佛欠了一笔债，感到内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公开场合不敢露头，各种会议上很少发言。
“后来，我们设想在内部查清这个问题，悄悄吸取教训。
但是，什么时候不向群众说清这笔帐，什么时候心里都不是滋味，什么时候县委领导和干部群众之间都隔着一堵无形的高墙。……
　“华主席、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党的十一大召开了，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这个重要问题提出来了。
我们安乡县委一班人才痛切感到，为了保荣誉、保地位而虚报产量，正是受了‘四人帮’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这种恶劣作风的影响，是我们在‘四害’横行时受的严重的‘内伤’。
我们想，华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不正是我们改正错误的好机会吗？
错误是隐瞒不住的，群众对县委的错误，就象清水淘白米，一清二楚。
要是再执迷不悟，可真要错上加错了。
我们是共产党人，总不能站在亮处说‘黑话’，文过饰非，掩盖错误。”
在谈到县委错误的时候，她的语调是低沉的，心情是沉痛的。
在谈到县委决心正视自己错误的时候，她的语调是坚定的，态度是鲜明的。
她说：
“为了纠正错误，1977年08月，我们普查了全县三千多个生产队的分配方案，终于查清了第1年全县虚报的产量达到五千多万斤。
问题严重的程度，超过了预料。
我们把自己的错误以及造成的恶果写成详细的报告，毫无保留地上报常德地委和湖南省委。
我们认为，不管组织怎么处分自己，也要如实向上级报告自己工作中的错误。
只有清理了错误，才能跟着华主席、党中央进行新的长征。
“上级没有处分我们。
常德地委负责同志还表扬了我们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
湖南省委第1书记毛致用同志不久也来到安乡作调查。
在省委、地委的领导和帮助下，我们县委开展了整风。
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和党的十一大文献，一起揭批‘四人帮’，分析了所犯错误的根源，找到了应该吸取的教训。
这一段时间，作为县委书记，我的心情特别沉重，感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毛致用同志理解我的心情，找我谈心，鼓励我说：
‘安乡的工作还是有成绩的，不要把自己看得漆黑一团，有了错误就改嘛！
’领导的关怀，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我想，党给我们机会改正错误，这是对我们的帮助和挽救，我们一定要向群众公开检查错误。
“常委整风一结束，我们召开县委扩大会、三干会，把自己所犯错误一五一十交代清楚，面对面听取广大干部的批评。
接着，又把检讨内容和改正错误的措施，传达到基层，发动广大社员群众批评县委。
鼓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
事实证明，群众是最通情达理的。
他们说，领导只要把心交给群众，要紧的话，两句就够了。
公社和大队干部也争着为县委承担责任。
大家要求县委挺起腰杆，甩开膀子，领着大家大干社会主义。
从这以后，上下级之间，县委和群众之间的疙瘩解开了。
“当然，改正错误不能光凭检查。
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更重要。
去年年终，我们特别注意抓了分配兑现，逐队逐户安排了社员生活。
有些社队在春节时还给困难户、五保户补助了十到二十元钱，三到五斤鱼。
干部亲自上门，送钱送鱼，慰问社员。”
她恳切地说：
“回过头来看，我们丢掉的是缺点和错误，换回来的是千万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安乡县委领导成员经过开门整风，洗刷了身上的政治灰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浑身真有使不完的劲。
刘淑元深有感触地说：
“县委改正了错误，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全县从上到下拧成了一股绳，中央关于湘乡经验的批示，又进一步武装了我们的思想，鼓舞了全县人民。
我们一定要乘这股东风，带领群众艰苦奋战，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多作贡献。”
最近，刘淑元出席了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
她参观了江苏苏州地区和山东济宁、泰安等地区的农田基本建设，开阔了眼界。
特别是苏州地区建设“吨粮田”的经验，对她的启发更大。
她深深感到，安乡县这些年来，尽管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取得了不少成绩，全县园田化面积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但是农田基本建设的标准还不高，地下水位降不下，影响了粮食高产。
她决心向苏州地区学习，把解决地下水问题作为安乡县农田基本建设的主攻方向。
她在电话中把这个意见向县委作了汇报，得到了县委的支持。
县委决定立即组织班子，到全县各地深入调查勘察，同时派出一批同志到苏州地区参观取经。
“今后，不管我们取得多么大的成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检查工作，好的差的都要看，向上汇报，成绩缺点都要讲，决不能光听好的，看好的，讲好的。
光明磊落，胸怀坦白，才是共产党员的本色。”
这就是刘淑元同志这一席话的结语。
新华社记者　杨克现
本报记者　袁养和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一贯致力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发展同他们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

应齐奥塞斯库总书记的邀请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华主席离开北京前往罗马尼亚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热烈欢送
华主席访问罗马尼亚后还将访问南斯拉夫和伊朗
新华社北京08月14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应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的邀请，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经乌鲁木齐前往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罗马尼亚是华主席出访的第1个欧洲国家。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为加强中罗友谊和推进中罗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今年05月访问了中国。
华主席这次访问罗马尼亚，正是在齐奥塞斯库总统访华成果基础上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访问。
中共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到机场热烈欢送。
华国锋主席的随行人员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四川省委第1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赵紫阳，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长黄华，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中联部副部长乔石，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陈洁等。
到机场欢送华主席的还有：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韦国清、乌兰夫、苏振华、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赛福鼎、陈云、谭震林、李井泉、邓颖超、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王震、谷牧、康世恩；
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粟裕；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沈雁冰、史良、康克清、季方、王首道、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
华主席访问罗马尼亚后还将访问南斯拉夫和伊朗。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莱菲特，杜米特列斯库大使的夫人；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格鲁伯；
伊朗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塔加维，以及这三个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华主席乘车来到机场，同欢送的人们一一握手。
华主席满面笑容地登上飞机，向大家挥手告别。
欢送的人们热烈祝愿华主席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到机场送行的还有中共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北京市革委会等有关方面负责人李强、罗青长、邓典桃、周启才、胡绳、冯铉、李一氓、韩念龙、张海峰、王海容、王润生、石林、魏玉明、杨勇、梁必业、王平、吴庆彤、齐燕铭、李梦夫、王伏林、卢仁灿、高厚良、沈图、贾庭三。
（附图片）
华主席离京前往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记者摄

藏北双湖草原正在建成新牧区
据新华社拉萨08月09日电
地处唐古拉山以西的双湖草原，两年前还是野兽出没的无人区，如今正在建设成为藏北高原的一个新牧区。
到目前为止，这里已经有了十一个公社，三十六个生产队，五千多人，各种牲畜已发展到五十二万头。
双湖草原面积十二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的福建省。
这里地面开阔，坡度平缓的丘陵之间夹着许多盆地，草原一望无际，盆地间大小湖泊星罗棋布；
虽然海拔平均五千多米，气候高寒，风大雪多，但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可供放牧。
有些气候比较温暖的地方，还能种青稞、元根、白菜。
已经得到的铜、铁、煤、铂金、铬铁、玛瑙等上百种矿石标本，生动地说明这里矿产资源极为丰富。
两年来，双湖人民用大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这两年，虽然年年都遇到大雪灾，但是仍然在大灾之年夺得了高产，牲畜存栏总数平均每年纯增百分之五，牛羊肉、酥油、羊毛、牛绒、皮张等主要畜产品，年年都超额完成国家征购计划。
各公社都办起了小学、卫生院、托儿所、广播站、信用社等，到处充满了生机。
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平均每户存款达三百八十多元。
五届人大召开以后，这里的干部和群众更加精神振奋，决心以建设好双湖草原的实际行动，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力量。

黑龙江提前完成今年开荒任务
百分之四十的面积种上了大豆等大秋作物
新华社哈尔滨08月10日电
黑龙江省提前超额完成了今年的开荒任务。
截至07月22日统计，全省共开垦荒地五百一十二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的面积种上了大豆等大秋作物。
华主席、党中央对黑龙江省一亿多亩荒原的开发利用，多次作过重要指示。
黑龙江省委和省革委会认真落实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在对荒地资源进行科学考察的基础上，作出了合理开发利用的全面规划。
他们既有长远打算，又有近期安排；
既考虑到扩大耕地面积，增产粮食，又考虑到保护森林、草地、水面，以利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全面发展；
既看到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国营农场是开荒的主力军，又看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开荒的潜力很大，实行了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同时，省、地区、农场总局和开荒任务较多的县，都成立了开荒和土地划界两个领导小组，并设立精干的办事机构，加强了对开荒生产的组织领导。
黑龙江省广大干部、社员和农场职工努力开发“北大荒”，意气风发地投入建设国家商品粮基地的战斗。
早在冬末春初、冰雪覆盖大地的时候，许多垦荒队就高举红旗，开赴荒原，布点扎寨了。
春回大地，大犁掀起层层泥浪，开荒生产的捷报频传，结果，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开荒任务。
目前，全省各地在进行春季开荒质量大检查的同时，抓紧有利时机，继续有计划地开垦荒地，力争在伏期和秋后，把沉睡千年的更多荒原唤醒。

悼念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罗瑞卿同志
解放军总政治部理论组
正当我们抓纲治国、抓纲治军、进行新的长征的时候，传来了罗瑞卿同志溘然病逝的噩耗，全军上下都为我军失去一位杰出领导者而万分悲恸！
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好学生罗瑞卿同志，既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又是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他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做政治工作，建国后他虽然没有担负军队政治工作职务，但仍然一直关心和重视我军政治工作建设。
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一整套政治工作的理论、路线、方针、原则和方法，在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对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军时期，罗瑞卿同志就是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
他经常深入连队，宣传古田会议决议，抓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倾向，健全民主制度。
1930年底，红四军十一师有的领导同志，由于受旧军队的影响，还主张枪毙逃兵和实行肉刑，当时任十一师政治委员的罗瑞卿同志坚决反对。
他严肃指出：
“这是作了决议的呀，我们要坚决废除这些旧制度。”
他向干部战士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讲解人民军队和旧军队的不同，启发大家为工农而战。
他组织干部战士学文化、唱歌、演戏，把部队搞得十分活跃。
他为了揭露蒋介石在庐山办反共军官训练团的阴谋，编写了《杀上庐山》的剧本，自编自导自演，受到部队的热烈欢迎。
在反“围剿”多次战斗中，罗瑞卿同志总是亲临前线，和军事指挥员并肩指挥，哪里危险，哪里困难，他就到哪里去。
他非常善于进行战时政治工作，特别是战时鼓动工作做得很出色。
在紧张、复杂的情况下，他适时提出鼓动口号，传播胜利消息，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组织领导部队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
第2次反“围剿”的观音岩战斗中，担任师政委的罗瑞卿同志正在指挥作战，一颗子弹从他左耳下的腮部穿过，顿时鲜血直流，伤势严重。
同志们把他抬到医院后，由于流血过多，身体极度虚弱，又引起肺炎，但他还鼓舞同志们勇敢战斗，为夺取反“围剿”的胜利贡献力量。
长征途中，罗瑞卿同志担任一军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期间，对保卫局干部的政治思想抓得很紧，强调把保卫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坚持党的生活制度，加强政治学习，提高组织纪律性。
他以身作则经常参加支部、小组的活动。
他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顾全大局。
他听说五军团保卫局缺干部，就主动提出把一军团保卫局的侦察部长调给五军团。
抗日战争时期，罗瑞卿同志先后担任抗大教育长、副校长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为培养干部、建设政治机关、加强政治工作，作出了优异的成绩。
1938年，罗瑞卿同志遵照毛主席指示，总结我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写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
在写作过程中，毛主席为了使罗瑞卿同志能够集中精力，要罗瑞卿同志搬到他的住地附近，以便在自己的指导下进行写作。
这本书出版以后，对加强我军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并在全国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
林彪、“四人帮”对这本书极尽诬蔑之能事，把它作为罗瑞卿同志的一条“罪状”，其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党中央的。
罗瑞卿同志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期间，野战政治部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在部队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紧张的战斗和繁忙的工作环境中，他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努力把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政治工作的指示，同部队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政治工作的措施。
他写的《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等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作了精辟论述，并总结了许多新的经验。
罗瑞卿同志在政治工作建设上，首先强调党的建设。
他根据毛主席关于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建党思想，指出：
“党在军队中的工作，乃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骨干与核心”，“没有党的工作的建设，是不能妄谈政治工作的建设的。”
1940年，彭德怀违反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擅自发动百团大战，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
为了把部队尽快地恢复整顿好，迎接新的斗争，罗瑞卿同志亲自组织巡视团，到部队中去抓党的建设，帮助连队整顿支部，还组织教导营，集训支部委员、支部书记。
他说：
“把党的组织整顿好了，部队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勇气和信心就有了，战斗力就提高了。”
他深入到一个团，抓住一个最好的支部和一个最差的支部，仔细考查好和差的原因，推广先进经验，帮助后进赶队。
在他的倡导下，部队普遍开展创造“模范支部”活动，集训新党员，检查考核党员的思想和工作，实行基层党员干部向党支部报告工作的制度，大大推动了基层的建设。
罗瑞卿同志根据古田会议决议关于“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的规定，对部队的政治教育抓得很紧。
他根据当时的环境和战士的思想实际、文化程度等特点，明确提出：
战士的教育，应是实实在在，简明扼要，不要冗长繁复。
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野战政治部编写了通俗易懂的政治教材，印发给部队。
在教育方法上，罗瑞卿同志强调联系实际，生动活泼。
他说：
“把教材发给部队，让他们结合自己的实际，放开手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搞一个统一的格式，一样化的方法，就会把部队的手脚捆住，就不会有什么发明创造。”
罗瑞卿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
在干部的选拔使用上，他强调“政治坚定与有能力是两个缺一不可的主要条件”，既反对不注意政治条件的偏向，也反对不讲求工作能力的偏向。
他主张对干部实行考核，“看他是否胜任自己的工作，能否完成党给他的每一个任务，看他是否努力学习与接受党的教育而不断进步”。
他要求野战政治部了解团以上干部，师政治部了解营以上干部，旅和团了解连排干部。
他对在职干部学习，抓得很紧，规定在战斗允许的情况下，要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每周“两个半天学习制”。
他自己和野战政治部的干部，带头学习，为部队做好样子。
在1942年、四三年全党开展的整风、生产两大运动中，罗瑞卿同志领导下的野战政治部，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组织干部普遍进行整风，端正学风、党风、文风，提高了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
罗瑞卿同志还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带领野政干部开荒种地，增强劳动观念，减轻人民负担。
罗瑞卿同志十分重视政治工作作风的建设。
他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提出“深入、具体、贯彻”六个字，坚决反对一般化作风。
他尖锐讽刺照抄照转上级指示计划。
他说：
“任何美丽动人的决定，如果不实现起来，不变成活生生的成绩，即一个铜板也不值得。”
他经常组织野政干部深入连队调查研究。
调查组出发前，他当面交待任务，提出要求和办法。
调查组回来后，认真听取汇报，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发出指示。
对重要的调查报告，还亲自修改。
1947年03月，罗瑞卿同志在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如何加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结合部队政治工作的现状，全面阐述了古田会议决议和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的基本精神，指出“这两个文件中所阐明的思想，就应是我军政治工作建设的指导思想”，要“运用其中普遍的原理原则来指导我们今天情况下政治工作的具体实践”。
会上印发了这两个文件，会后又组织部队学习，纠正了部队中存在的政治工作薄弱、缺乏力量的现象，提高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和威信。
1948年，罗瑞卿同志遵照毛主席关于新式整军运动的指示，组织部队普遍开展了诉苦三查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坚定了打败蒋介石的信心和决心。
罗瑞卿同志强调政治工作要保证毛主席的作战方针胜利实现。
1948年冬平津战役时，为了阻止驻新保安的国民党三十五军向北平靠拢，毛主席命令十九兵团切断三十五军的去路。
当时任兵团政治委员的罗瑞卿同志和兵团其他领导同志坚决执行命令，迅速向部队进行政治动员，部队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经过几天急行军，从平汉线上赶到新保安，完成了对敌三十五军的包围。
为了吸引平、津之敌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毛主席指示对新保安之敌采取暂时“围而不打”的办法。
罗瑞卿同志针对部队的急躁情绪，领导部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干部战士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
太原解放后，十九兵团奉命开赴西北战场，他又针对有些干部战士不愿离开华北的乡土观念，亲自组织编写教材，开展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保证了部队向西北胜利进军。
罗瑞卿同志担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十九兵团政治委员期间，是党委书记。
他善于当“班长”，坚持民主集中制，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充分发挥党委
“一班人”的作用。
他对党委成员的学习抓得很紧，只要条件许可，坚持每周学习两个半天。
他强调党委要抓方针政策，不要缠在事务上。
解放战争后期，他针对部队进入城市后碰到的新问题，亲自调查研究，制定“入城纪律守则”。
1948年01月，毛主席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野战军首长每两个月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
罗瑞卿同志严格执行，每次报告他都周密考虑，认真分析研究，并且亲自动手。
他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经常阅读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艺等各方面的书籍。
部队解放太原后，他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还抽出时间攻读政治经济学。
全国解放后，罗瑞卿同志任公安部长时，对军队保卫工作非常关心。
1950年全军首次保卫工作会议和1953年全军第3次保卫工作会议，都由他亲自作了总结报告。
1959年，他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以后，对全军政治工作非常关心和支持。
他对政治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及时提出来；
政治工作中有什么问题需要他解决的，都尽量解决。
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就是在毛主席的关怀和指导下，由他协助罗荣桓同志具体组织起草的。
起草过程中，他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并要求到会同志“动脑、动口、动手”，集思广益，把《决议》起草好。
他很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
他坚持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对林彪所谓的“顶峰”、“最高最活”等假左真右的货色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1963年，毛主席作了关于高级干部要读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指示后，他协同总政坚决贯彻执行，认真督促检查高级干部的学习。
1963年12月，毛主席号召高级干部下连宣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他带头下连宣讲。
他对干部要求严格，原则性很强，坚决同搞特殊化、铺张浪费、请客送礼等坏作风进行斗争。
当时有人揭发林彪在总后的死党腐化堕落等问题，罗瑞卿同志支持总政和总后党委专门召开会议，对这个死党进行了严厉批评。
罗瑞卿同志善于发现典型，重视宣传典型。
他看到雷锋的英雄事迹后，积极倡议在全军开展宣传。
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以后，他立即写文章宣传毛主席这一号召。
罗瑞卿同志非常重视和关心报刊宣传和文艺工作。
对《解放军报》的宣传思想、宣传内容以至版面标题，都经常作具体指示，对军报的许多社论、评论和重要文章，都亲自指导、审阅、修改。
他对部队文艺工作，从方向路线，到题材、艺术形式和文艺队伍的建设，以至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等问题都很关心。
罗瑞卿同志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期未能工作。
恢复工作不久，1976年他在外地养病时，就旗帜鲜明地支持当地部队领导机关抵制“四人帮”。
他对“四人帮”及其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反革命黑文进行了尖锐批判。
他向部队领导同志明确指出，这些黑文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周总理的。
他说：
科学是生产力，马克思、毛主席都讲过，这是马列主义的常识嘛。
有人别有用心地搞什么批“唯生产力论”，全是一派胡说。
粉碎“四人帮”后，罗瑞卿同志再次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他是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领导和指挥军队的得力助手。
他继续关心和支持我军政治工作的建设，为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恢复发扬光荣传统，抓纲治军，准备打仗，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在今年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件、决议起草过程中，他积极提出修改意见。
在全军开展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群众运动的基础上，他推荐和建议学空军航空兵一师党委的先进事迹和经验。
他看了
《人民日报》发表的批评刘德才等人严重问题的报道，严肃指出：
以后军队中查出有刘德才、宣世明这类的人和事，或是比这更高的干部，都要严办。
他看了空军的一个调查报告，建议总政转发，并提出领导干部、领导机关要响应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号召，深入下去，搞调查研究，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迅速把军队整顿好。
罗瑞卿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恢复到革命战争时期的水平，为贯彻执行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方针任务，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

疾风知劲草　烈焰见英雄
——悼念罗瑞卿同志
李志民
我敬爱的老首长——罗瑞卿同志不幸逝世了，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儿子，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我们军队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几天来，我一直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望着天安门广场低垂的五星红旗，罗瑞卿同志那高大魁伟的身躯，仿佛还在眼前跃动；
听着人民大会堂低沉的哀乐，罗瑞卿同志那纵横谈论的朗朗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荡。
无数往事涌上心头，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罗瑞卿同志1974年底到福建就医治疾病的一年多时间里的情景，更使我特别难以忘怀，一切就象是在昨天的事……。
罗瑞卿同志是1974年底到福建治腿的，当时，我们已经八、九年没有见面了。
我一见到自己熟悉的老首长，心情感慨万千，悲喜交集，喜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罗瑞卿同志才有政治上的第2次解放，我们才有今天重逢的日子；
悲的是看到他遭林彪迫害和折磨的身体严重病残，心里非常难过。
这位被同志们亲热地称为“罗长子”的罗瑞卿同志，曾经是身材高大，魁梧健壮，为敌人所惧怕，为全军指战员所爱戴的忠贞战士。
不就是因为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忠诚，一生光明，才被林彪反党集团捏造罪名，采用种种卑鄙手段加以迫害的吗！
不就是因为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全党全军享有很高的声望，才被林彪反党集团恨之入骨，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加以残酷打击，无情摧残，必欲置之死地的吗！
但是，我们的罗瑞卿同志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顽强的革命斗志，谈起林彪对他的迫害是那样愤怒，谈起伟大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同工作过的老战友、老同志，又是那样动情。
当谈到许多老同志遭到迫害时，他深沉地说：
“账要算到林彪的头上”。
我听着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望着他坚贞不屈的面容，眼睛潮湿了，更激起了对林彪的刻骨仇恨，同时在心里默默祝愿他早日治好疾病，养好身体，继续为党工作。
罗瑞卿同志在福州治病期间，一边以惊人的毅力同病残作斗争，一边顽强地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他到处找同志借书、借资料，古今中外，无所不读。
他住的房间里摆满了书报、杂志，我们经常看到他手不释卷孜孜不倦地学习，真是令人钦佩。
当时罗瑞卿同志还没有分配工作，但他时刻不忘一个老同志的崇高的革命职责，对军区和省委的工作非常关心，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好意见。
每当我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他总是热诚帮助，给我以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他拖着病腿，到处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主动地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他经常说，我们都是快七十岁的人了，要用有生之年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罗瑞卿同志找了多少同志谈心，是很难数清了。
如果没有对党的一颗赤诚的心，怎么能想象得出他带着病残的身体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呢！
罗瑞卿同志在福州时，开始住在省委招待所，后来搬到军区招待所，不论到哪里，他都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很多事情他总是自己去做，不是万不得已，就不找招待员。
他经常和招待员同志拉家常，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进步，临走时，还亲切地跟他们一起照像，在他走了之后，招待员们一提起他，心里都是热呼呼的。
几十年来，不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罗瑞卿同志始终保持了这种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爱护干部的好作风。
使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很多志愿军领导干部的家属在北京，他总是经常挂在心上，时时去探望她们，有什么困难总是千方百计地去解决，他对有关部门的同志说：
“人家在前线打仗，我们一定要照顾好他们的家属。”
这件事使我们志愿军的领导同志深受感动，至今记忆犹新。
罗瑞卿同志在福建治病期间，正是“四害”横行，我国天空出现了一股乌云的严重时刻，我们的罗瑞卿同志以他锐利的眼光，敏感的政治嗅觉，看穿了“四人帮”的种种阴谋诡计。
这时期，他吃饭少了，睡觉少了，日夜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忧。
他更加关心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密切注视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勤奋学习，查历史，查资料，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回答当时“四人帮”造成的种种怪现象，去批驳“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
一次在“四人帮”控制的报纸上看到评《水浒》的文章后，他一针见血地说：
“这里面有鬼！”
他叫周围的同志都好好看看《水浒》这部书，他自己又重新仔细地阅读，看过之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
“评《水浒》的文章，我看是反对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的。”
他看了当时“四人帮”的帮刊《学习与批判》后，就问我们看过这家杂志没有，说要好好看一下，里面尽是毒草。
在这段时间里，罗瑞卿同志特别爱谈过去，谈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谈我们军队的建军史。
他哪里是在单纯地说历史，分明是在用历史这面镜子来帮助我们辨别是非，提高我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啊！
那时，“四人帮”的黑手伸到了福建，窃取了省委的部分领导权，就在这时，罗瑞卿同志毅然从省委招待所搬到了军区招待所，他说，我看不惯他们那一套。
这又是多么鲜明的阶级立场！
当他看了福清县现行反革命、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郑书程罪行的展览后，说：
“这是个反面典型，这个家伙应该抓起来惩办。”
就是这么一句话，在1976年，“四人帮”及其在福建的亲信就抓住不放，大做文章，攻击罗瑞卿同志是“还乡团”、“走资派”，大字报贴到了清华大学。
那个郑书程也被“四人帮”的亲信释放出来了，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逮捕法办。
罗瑞卿同志的这种不畏强暴，不怕虎狼，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高贵品质，在党内是著名的。
在历次路线斗争中，他总是站在第1线。
记得我在抗大工作时，他是我们的教育长，当时党内批判张国焘的斗争，是在中央领导下抗大首先展开的。
罗瑞卿同志积极指导运动，多次组织全校红军高级干部开会，在会上他带头发言，对张国焘和他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用大量的事实，有力地揭发批判张国焘的罪行，教育了全校师生，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曾亲临大会，听取罗瑞卿同志的发言。
建国以后，他在历次重大路线斗争中，都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特别是在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中，更突出地表现了罗瑞卿同志那种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无私无畏精神。
记得1964年高等军事学院“两论”读书班结业，我请罗瑞卿同志到会作指示，他在会上针对林彪假左真右的货色，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
“现在有人说‘最高最活’，那是不是还有次高次活？
有人说是‘顶峰’，那是不是已经到顶了，再不会发展了。
还有什么‘立竿见影’也是谬论。”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敢于站出来维护真理，批判谬误，需要何等高尚的政治气节和革命情操。
罗瑞卿同志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多么坚定啊！
罗瑞卿同志离开福建的日子，正是举国上下沉痛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悲痛时刻。
我们分手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
“老李，要保重，化悲痛为力量，天，塌不下来！”
时隔不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罗瑞卿同志又重新工作了。
他仍然非常关心福建的形势，经常向我们询问福建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搞得怎么样？
对“四人帮”的亲信爪牙是怎么处理的。
当他听到福建的形势一天天好转，他非常高兴。
当罗瑞卿同志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战斗，看到他成为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领导和指挥军队的得力助手，我感到无限的欣慰和由衷的喜悦。
他在担任军委秘书长期间，一再指示我们要按照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战略部署，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严格训练，严格要求部队，加紧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
并说他还要到福州来。
正当我们热切地盼望他来检查指导我们工作的时候，他却突然地永远离开了我们。
不，罗瑞卿同志，你并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为伟大事业献身的人，是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我们将继续战斗在你献身的革命事业中！
（《解放军报》供稿）

从“绕开走”到“奔着上”
方之
据《辽宁日报》报道：
最近，营口县永安公社党委书记等九名党委成员，经过县农机安全监理所在技术理论和实际操作上的认真考核，取得了《农田拖拉机驾驶证》。
在党委的带动下，全公社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社队干部学会了开拖拉机。
永安公社各级干部在掌握农机技术方面，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1973年以前，他们的态度是，“你搞你的机械化，我抓我的弯把犁。”
没有学也不想学。
一台拖拉机上万个零件，他们几乎一件也叫不出名字来，一同它打交道，不是被人家唬住，就是被问得白愣眼，只好处处绕开拖拉机走。
后来，他们变“绕开走”为“奔着上”：
蹲点到机耕队去蹲，参加劳动跟拖拉机作业，多次组织农机技术学习班，对公社和大队主要干部进行专题训练，党委成员还特地拿出一段时间，到公社农机修造厂当徒工，学习维修和保养技术。
“功到自然成”。
“奔着上”的结果，他们终于在技术上达到了驾驶员的水平。
这件事是颇具典型意义的。
我们应当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我们的国家正在朝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
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方面，各条战线的许多领导干部很不在行，知识很贫乏。
我们的农村干部，对拖拉机和各种农业机械，往往不懂行。
工业、交通运输、财贸等行业的干部，对电子计算机和各种自动化的技术装备，也大多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我们面临着一个从头学习科学技术的艰巨任务。
学习科学技术，如同学习任何东西一样，只有“奔着上”，即主动积极，顽强刻苦，锲而不舍，才能真正学到手。
对于那些不懂科学技术，而又至今尚未下决心学的领导同志来说，不是很需要象永安公社的同志们那样，来一个从“绕开走”到“奔着上”的转变吗？
领导干部不学一点科学技术，就很难胜任领导工作。
早在建国前夕，毛主席就教导我们：
“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所谓“不熟悉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现代科学技术。
后来，毛主席又反复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激励我们“钻进去，成为内行”，并且着重指出，“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二十多年来，许多领导同志发愤学习，确实钻了进去，成了内行。
但是，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谬论，弄得广大干部不能学也不敢学。
久而久之，不少同志对毛主席的这些指示，逐渐淡漠了，甚至遗忘了。
这是当前一部分同志置身于现代化的事业之中，却又绕开现代化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永安公社的各级干部是怎样从“绕开走”变为“奔着上”的呢？
农业机械化的事业，他们看了三年，等了两年，到第6年，他们想抓了，却因为技术上被卡住，遭到了失败。
实践使他们对毛主席关于领导干部要学科学技术的指示有了深刻的认识。
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悟出了一个道理”：
“不会搞机械化，当干部就不称职，就会变成绊脚石，早晚要被历史淘汰。”
从此，他们的工作开了一个新生面。
永安公社的同志们“悟出”的这个道理，是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呢？
不是。
相反，这对于各行各业的领导同志，都具有普遍的意义。
如果说，在以前那种落后的、简单的生产中，单凭自己的老经验还可以勉强凑合地进行领导，那末，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领导干部不懂本行业务，不懂科学技术，就越来越不行了。
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一个公社、一个工厂、一个科研单位的领导岗位上，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工作，把生产和科研搞上去。
如果我们长期当外行，对于生产和科研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不是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就是话说不到点子上，工作抓不到关键上，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如此放弃领导的责任，岂不是“不称职”吗？
那要我们这样的领导者干什么呢？
倘若我们不懂行，而又偏要行使领导的权力，硬是出主意，做决定，那就难免是瞎指挥。
永安公社的同志以前不懂农机技术，拖拉机本该维修保养，他却以为是驾驶员“捣鬼”，强令出车作业，结果出了事故。
要是在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中，也来这么一个瞎指挥，那将给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这样的领导，岂不是“绊脚石”吗？
如此看来，说领导干部不懂、不学科学技术，“早晚要被历史淘汰”，难道有什么过分吗？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的时候，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拨乱反正，重新提出毛主席倡导的又红又专的口号，一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努力学习政治、学习理论的同时，努力学习业务、学习科学技术，强调对干部不仅要进行政治上的考核，也要进行业务上的考核，道理也就在这里。
永安公社社队干部掌握农机技术的事例告诉我们：
只有充分认识领导干部非学科学技术不可的道理，才能真正变“绕开走”为“奔着上”。
懂得这个道理，就会产生强大的动力，推动和鼓舞我们去克服学习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办法也想得出，时间也挤得出，就能坚持下去，取得成效。
不懂这个道理，以为不学科学技术也一样做工作，“绕开走”也可以过得去，那就不可能下大决心，花苦功夫，即使学起来也只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遇上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
我们希望，各条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加深对这个道理的理解，面对本行业的现代科学技术，“奔着上”，钻进去，努力成为内行。
这样，我们就能讲现代化，懂现代化，干现代化，大大提高我们的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更快更好地促进现代化的实现。

关系地方戏曲改革的一场有意义的讨论
秦腔要不要有秦腔味？
秦腔要不要有秦腔味？
《西安日报》辟出专栏展开热烈讨论。
去年年底一位读者给《西安日报》写信，就正在上演的秦腔《红灯照》发表意见，提出戏曲必须保留其剧种特色，秦腔要有秦腔味。
这一观点在文艺界和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由此在报上展开了一场讨论。
“四人帮”控制文坛时，群众也曾发出秦腔要有秦腔味的呼声，却受到省内报纸的多次批判，说这种“味儿论”，是文艺界阶级斗争新动向，是文艺黑线的死灰复燃。
粉碎了“四人帮”，毛主席的“双百”方针得以贯彻。
这场关系到地方戏曲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讨论，得到西安市文化领导部门的重视。
文化局组织音乐、戏曲工作者进行座谈，各秦腔剧团开展秦腔改革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实践活动，群众在报上各抒己见，许多不同的看法都得以发表。
许多读者和文艺工作者在报上发表文章说，解放后，秦腔在思想内容、表演艺术、唱腔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革和提高。
前些年，江青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以推广样板戏为借口，肆意摧残地方剧种，强令秦腔照搬京剧的一套。
他们讲什么“三打破”，实则“啥都破”，不顾本剧种的特色，弄得秦腔“京不京，秦不秦，砸了骨头抽了筋”，秦腔成了“陕西京剧”、“关中歌剧”。
一些文章说，秦腔是要改革的，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秦腔本身发展的需要。
但是这种改革，只能是既要体现时代精神，又决不能抛弃剧种地方特色的改革。
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
谈要有秦腔“味”，是否就是留恋“老腔老调”？
多数人认为，过时的“老腔老调”要抛弃，反对厚古薄今，今天群众要的秦腔“味”，是希望秦腔的特点更突出一些，并不是不要改革，而恰恰正是为了更好的改革。
他们说，对所谓的“老腔老调”也要作具体分析。
这些年把秦腔的传统，一概斥之为“老腔老调”。
要恢复秦腔的优秀传统，必须对“四人帮”那套假左真右的论调进行彻底批判，澄清他们制造的种种混乱。
这样，秦腔改革才能按照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闯出一条新路来。
大家指出，开展这场讨论，正是为了进一步肃清“四人帮”在文艺界的流毒和影响，使秦腔改革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断前进。
目前，这一讨论尚在继续。
　（新华社）

河北省景县魁星庄大队认真贯彻执行集体养猪和社员个人养猪并举的方针，大队养猪场积极繁殖仔猪，满足社员需要。
　新华社记者摄

宁夏三级农机局长学开“铁牛”
大理县委帮助少数民族农科人员提高业务水平
新华社银川电
宁夏回族自治区不久前为自治区、地、县（旗）三级农机局长举办了一期学习班，帮助他们基本上学会了开拖拉机，掌握了主要农机具的构造、工作原理和维护保养知识。
自治区农机局局长以身作则，带头学技术，白天坚持听课、讨论，认真记笔记，并和大家一样上机操作驾驶，把工作挤到晚上和休息时间去做。
固原县一位五十七岁的农机局长，今年才开始搞农机工作，他起早睡晚刻苦钻研，结业时非常高兴地说：
“没想到我赶了半辈子黄牛，现在又会开‘铁牛’了。”
学习结业时，大家对参加这次学习班总结了三条好处。
第1，变外行为内行，领导农机工作有了主动权。
第2，对掌握农业机械知识提高了信心，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有了这样的基础，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就会提高得更快。
许多地、县农机局负责人表示，要采取这种办法，把一个地区、一个县农机队伍的培训工作抓起来。
第3，大家都放下架子当小学生，亲自操作农机具，思想感情上和农机人员更接近了。
据新华社昆明电
中共云南省大理县委采取积极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农民科技队伍提高业务技术水平。
主要办法有：
结合大田生产，进行现场培训；
通过系统总结经验，进行专项培训；
利用农闲季节，举办基础知识训练班；
组织专业科技人员下队蹲点，对农民科技员进行“传、帮、带”。
由于大理县委重视对少数民族科技队伍的培养，许多农科员已掌握了一定的农业科学知识，成为贫下中农欢迎的“土专家”。
他们不仅在本县科学种田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些人还被请到外省传授技术。
城郊公社东门大队农科员董洪元，配合有关部门认真试验，对摸索全县气象与农作物生长发育规律的关系取得了初步成果。
他用五年时间，进行田间试验、气象观察，找出了水稻和小麦最适合的栽种、播种节令，为全县普遍采用。

编者按：
国家建设需要按规定征用部分土地，但绝不允许非法侵占。
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国家计划，乱征乱用耕地的现象相当普遍，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工农联盟。
我国现有耕地，按人口平均，数量并不多。
保护现有耕地不被非法侵占，是关系农业高速度发展和促进四个现代化早日实现的大问题。
各级领导应该根据党中央转发的湘乡经验，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认真督促有关单位把非法侵占的土地归还给社队，并且严肃纪律，防止乱征乱用土地的现象继续发生。
新河公社党委认真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退回非法侵占生产队的耕地九百多亩
本报讯
本报记者张再华、刘光辉报道：
今年春天，湖南省华容县新河公社对全公社的土地进行了一次清理，把各企业事业单位非法侵占的集体土地九百多亩退回给生产队，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前几年，由于“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一些单位违反党的政策，任意占用生产队的土地。
据去年年底统计：
公社机关、供销社、粮管站、邮电所、银行营业所、新河中学等十二个单位，共占用一百零二亩耕地，其中合法征用的只有五十二亩。
属于集体所有制的公社农机站、畜牧站、桑场、轮窑厂等十一个企业事业单位，占用了八百二十四亩多耕地。
一些大队的大队部、综合厂、医疗室和药园、学校、学农基地等等，占用生产队的土地时，更是“一言为定”、“一指为界”。
有些队干部在划分自留地时，违反政策，随便抬高比例，多分自留地，也侵占了集体耕地。
一些单位占地过多，占而不用，借公为私，浪费土地的现象极为严重。
公社畜牧防治站的十间房子，屋基只有四分八厘，却占了三亩四分多地，借口办药园，用来种油菜和蔬菜。
沙口竹木站征用沙口大队第9生产队十亩地，实际上堆木用地不到一半，有五亩地长年作菜园。
今年春天，公社党委成员学习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时，联系本社实际，深感侵占集体土地的问题很严重，决心进行一次大清理。
到04月底止，全公社清出非法侵占的九百四十多亩集体耕地，全部退还给生产队。
公社一级国家单位和集体企业事业单位，还付清了尚欠的土地征用补偿费一万零四百多元。
华容县委总结推广了这一经验。
至07月底止，全县已清出非法侵占的集体耕地八千多亩，目前已退回给生产队五千六百多亩，其余正在处理中。

福建、江西省委深入调查研究分别制订《十二条》和《十八条》
坚决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
据新华社福州电
中共福建省委制订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即《十二条》），下发全省各地贯彻执行，受到广大干部、社员的热烈拥护。
《十二条》下达后，全省各级党组织采用开会、有线广播、宣讲等形式，广为宣传，坚决执行。
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欢欣鼓舞，都说《十二条》条条都是拨乱反正，都是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政策的有力批判。
莆田地委首先在地、县直属机关单位中发动干部、群众对照《十二条》，检查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提出整改计划。
地委书记申九顺和其他常委全部下到各县，狠抓政策落实。
建阳地区过去干部吃喝风严重，地委结合“一批两打三整顿”，责成全地区各县（市）党委，层层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由县、社两级党委第1、二把手面对面地听取意见。
地委汇集全地区贫下中农的批评意见后，作出了《关于禁止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的决定》。
文件同群众见面后，受到热烈欢迎。
省委及时向全省转发了建阳地委这个文件。
为了贯彻落实好《十二条》，各级党委第一把手深入第1线，亲自动手，解剖麻雀，以点带面地抓落实。
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福鼎县，前几年农业生产徘徊不前。
原因何在？
不少群众反映是政策不落实造成的。
宁德地委书记温秀山带着这个问题来到这个县的前歧公社西宅大队蹲点。
他到社员家串门，有的说“我们没有菜吃”，有的说“我们准备把队里新划的自留地送还大队，不要了”。
温秀山一了解，原来是队干部怕社员忙着种自留地，不好好出工，另立了“土政策”：
把分散在社员房前屋后的自留地收归集体，在远离家门的山头集中划分自留地，说这样做“方便管理”。
针对这种情况，温秀山耐心细致地向大队干部宣传政策，帮助他们划清政策界限，很快纠正了错误决定。
目前，福建省委正在结合落实《十二条》，进一步推广湘乡县经验，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重要指示。
省委除留一位书记在家主持日常工作外，第1书记廖志高带头深入到了闽西农村，其他常委分赴到了各地。
全省绝大多数地、县委书记，也都深入到了农业第1线。
据新华社南昌电
中共江西省委从本省实际出发，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十八条》）。
《十八条》的中心环节是解决江西农村普遍存在的增产不增收、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的问题。
在各级党委宣传贯彻《十八条》时，省委及时地指出，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不仅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而且要工作细，步子稳，特别要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做好清除流毒的工作，解决“干部怕错，群众怕变”的问题。
农村基层干部是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省委和各级党委坚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决“怕错”的问题，理直气壮地贯彻执行《十八条》。
中共抚州地委从组织干部揭批“四人帮”和总结经验教训这两个方面来解决“干部怕错”的问题，成效比较好。
地委领导干部亲自组织地、县、社三级干部学习《十八条》，还拿出几个典型调查材料进行对比，启发大家联系实际揭露“四人帮”假左真右的面目，看清前几年农业徘徊不前，不是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不适应了，而是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了党的政策，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接着，地委引导三级干部回顾本单位和自己的实践，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弄清提倡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和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关系；
弄清大集体和小自由的关系；
弄清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这样，干部就懂得了党在现阶段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农村经济政策，他们在工作中也就敢于坚持、善于执行党的政策了。
“群众怕变”的问题，就是部分社员怕政策多变，不能兑现。
省委和各级党委在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着重抓好两条：
一是稳定政策，防止政策多变；
二是照政策办事，坚决兑现。
例如对于群众十分关心的粮食分配政策，省委今年一再向群众宣布，并在《十八条》中明确下来：
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不变，对生产队的征购任务不准层层加码。
增产的粮食，部分按超购、超奖的政策卖给国家，大部分用于集体储备和增加社员口粮。
省委这样把关系群众利益的重大政策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并且交给群众，打消了群众的顾虑，稳定了人心。
现在，中共江西省委正在采取有力措施，结合检查落实《十八条》，积极推广湘乡县经验，认真执行中央重要指示，更好地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群众要求解决随意征用集体土地问题
1958年，云南省昆明市郊金马公社有耕地二万七千多亩。
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先后被工矿企业等单位征用七千三百多亩，加上社队基本建设用地，占用的土地占原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多。
由于大量土地被占用以及人口不断增长，现在每人平均占有耕地已由一亩三分减为八分二厘。
乱征乱用土地助长了不正之风。
有些单位违反国家规定，不经批准就盖了房子；
有些单位为了征得好的土地，破坏财经纪律和统一计划，私自和生产队挂钩，用汽车、拖拉机等以物易地。
金马公社现有汽车三十一部，其中二十一部是征用土地单位作价拨给的，六部是赠送的。
全公社现有拖拉机四十台，其中三十一台是征用土地单位作价拨给的，两台是赠送的。
这样价拨、赠送的其它物资也不少。
有些单位为了得到土地，千方百计拉拢生产队干部，又是“见面酒”，又是“座谈饭”，最后还有“定桩宴”。
有的还拉干部到昆明市游西山。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有的单位为了占地，甚至还给生产队干部封官许愿。
乱征乱用耕地，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大影响。
除了大量良田被占用，减少了粮食产量外，还引起了这样一些问题：
去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群众就说：
“搞什么农田基本建设，今年搞，明年征，别‘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有的生产队随着土地被征用，被带走了不少青壮年劳动力，使许多人不安心务农。
东华大队有二十七亩菜地，夹在征用单位之间，下了雨，水排不出去，只好养鸭子。
耕地太少的生产队，只好从扩大副业上打主意，但发展副业，许多项目的产供销又无保证。
群众迫切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本报通讯员

中日长期贸易协议项下炼焦煤合同在京签字
新华社北京08月14日电
中日长期贸易协议项下炼焦煤合同今天下午在北京签字。
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王步云，新日本制铁公司副总经理田部三郎代表双方在合同上签字。
签字仪式后，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田光涛举行宴会招待日本朋友。
以田部三郎为团长的日本炼焦煤业界代表团是13日晚抵达北京的。

为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访华
全明洙大使举行宴会
粟裕、杨勇、何正文同志等应邀出席
新华社北京08月14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为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访华，今天晚上在大使馆举行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中央军委负责人、国防部副部长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何正文，总政治部副主任颜金生，总后勤部政委王平，海军副政委卢仁灿，空军副司令员何廷一，炮兵副司令员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陶汉章，北京部队副司令员傅崇碧，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等。
以吴克列中将为团长、金应道少将为副团长的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金甫润大校，出席了宴会。
吴克列团长和杨勇副总参谋长在宴会上讲话，热情称颂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团结。
吴克列团长说，我们在中国逗留期间度过了非常有益的日子。
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亲切会见了我们。
在各地的参观访问中，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兄弟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对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官兵的深情厚谊。
他说，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在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的深切关怀下，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杨勇副总参谋长说，中朝友谊已深深地扎根于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心中。
我们深信，今后不管世界上出现什么样的风浪和险阻，我们两国人民和军队将永远并肩战斗，共同前进。

徐向前副总理会见吴克列中将和金应道少将
新华社北京08月1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徐向前今天中午在医院会见了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团长吴克列中将、副团长金应道少将，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大使馆武官金甫润大校参加了会见。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何正文，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柴成文会见时在座。
（附图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徐向前会见朝鲜人民军友好访问团团长吴克列中将、副团长金应道少将。
　新华社记者摄

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张纪元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乌兰夫、周建人、胡厥文分别送花圈和参加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08月13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张纪元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送了花圈。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胡厥文参加了追悼会，并送了花圈。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史良、荣毅仁、秘书长齐燕铭，以及刘晓、胡愈之、沙千里、杨东莼、叶圣陶、罗叔章、华罗庚、徐伯昕、赵朴初、孙起孟、孙晓村、胡子婴、雷洁琼、谢冰心等，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统战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进中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政治部，送了花圈。
追悼会由齐燕铭主持，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徐伯昕致悼词。
悼词说，张纪元同志为上海川沙县人。
抗日战争时期，他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和历届理事。
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蒋斗争。
解放后，他献身于祖国的银行工作，历任政协第3、第4、第5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张纪元同志于1978年08月0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九岁。
参加追悼会的有：
史良、荣毅仁、胡愈之、沙千里、罗叔章、孙起孟、孙晓村、李文宜、甘祠森、吴茂荪、萨空了、孙承佩、黄鼎臣、金城、费孝通、严信民；
有关方面负责人彭友今、李霄路、史林峰、乔培新、于刚；
民进中央副主席、常委徐伯昕、赵朴初、谢冰心、雷洁琼、徐楚波、方明、葛志成。
张纪元同志的生前友好和有关人士也参加了追悼会。

朝鲜国立交响乐团访问杭州
新华社杭州08月13日电
朝鲜国立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们在杭州演出了三场，受到一万五千多观众的热烈欢迎。
杭州市观众和文艺工作者热情赞扬朝鲜艺术家为杭州人民带来了优美的艺术和深厚的情谊。
以朝鲜文化艺术部副部长张澈为团长的朝鲜国立交响乐团，由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陪同，10日从长沙乘专车到达杭州进行访问演出。
当晚，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朝鲜艺术家。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陈伟达、陈作霖，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王芳，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亦夫、陈安羽，中共杭州市委第2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陈文书，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周峰等，出席观看了朝鲜艺术家们的演出。
朝鲜国立交响乐团在杭期间，参观了以生产龙井茶著名的梅家坞茶叶大队，社员们用清香的春茶招待朝鲜战友。
朝鲜艺术家们在这里参观了大队的茶叶加工场。
大队幼儿园的小朋友为朝鲜艺术家演出了歌舞节目。
随后，朝鲜战友们登上茶山，和社员们一起采摘秋茶，茶山上洋溢着一派欢乐气氛。
朝鲜国立交响乐团的歌唱家们热情地为社员演唱了朝鲜歌曲，博得了社员的热烈赞赏。
朝鲜艺术家们在杭州还参观了杭州织锦厂，并同浙江省和杭州市的文艺工作者一起泛舟西湖，游览了杭州的名胜古迹。

“海上大寨”——獐子公社
黄海北部、辽宁省旅大市以东的大海中，有个獐子岛。
二十年前，1958年08月25日，獐子岛发生了一次大变，这里的渔民和附近三个小岛上的渔民，响应毛主席、共产党的号召，把原有的四个高级渔业生产合作社联合起来，变成一个核算单位，成立了以海洋渔业为主的獐子人民公社，开始了彻底改变獐子岛的贫穷、落后面貌的斗争。
孤悬在万顷碧波之中的獐子岛，据说原是个“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富饶而美丽的好地方。
可是，解放前这里单家独户的贫苦渔民，靠小船、破网给渔霸打鱼，忍受着沉重的剥削，挣扎在饥饿线上。
海上风波难测，很多渔民葬身鱼腹，岛上常有寡妇孤儿的哭声。
解放后，獐子岛渔民斗倒渔霸，翻了身，组织起来了。
但是，直到二十年前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他们还是小船小网，只能在家门口打鱼，生活还是贫穷的。
二十年来，英雄的獐子岛渔民，在党的领导下，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依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大办渔业机械化，赢得了“海上大寨”的声誉。
现在，獐子岛成了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新渔村，成了全国水产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獐子公社由面积共十五平方公里的四个小岛组成，其中獐子岛最大，占十平方公里。
全公社共二千三百多户，一万一千多人。
以经营海洋捕捞渔业为主，兼营海水养殖和岛上农业。
站在獐子岛的码头上，向南遥望，海天空阔，公社的渔轮穿梭来往，汽笛声不断。
岛上山青水秀，风景优美。
环绕山间的层层梯田一片葱绿，清澈的水库旁抽水机欢叫着。
碧波荡漾的海湾养殖了海带、贻贝等，只见一排排的贻贝筏子和一行行的海带筏子随波起伏，一颗颗的玻璃浮子象晶莹的珠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姑娘们划着轻快的舢舨，在收获海带和贻贝。
岛上，这边有修船厂，那边有捻线厂。
滩头坞道上，正在检修渔轮，响着叮当的锤声，闪着电焊的弧光。
岛上正在进行基本建设，这里竖着吊塔，那里架着索道，拖拉机和推土机往来奔忙。
所有这一切告诉人们，古老的摇橹出海的时代，在獐子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獐子岛的繁荣兴旺是怎么来的呢？
1959年，成立只有一年的獐子人民公社，就用公共积累购买了四十马力和六十马力的机帆船各一对，揭开了渔业机械化的历史。
1960年，他们又继续购买了八条机帆船，正式成立了机帆船队。
从那以后，他们坚持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先改造原有的木帆船，实行土洋结合，改旧与买新相结合，在渔业机械化的道路上分两步走：
第1步是给木帆船安上机器，使渔船动力机帆化。
这样就等于船队长上了“铁脚板”，不但在海上可以跑得更快、更远，而且可以把摇橹的劳动力解放出来多打鱼。
第2步积极积累资金，创造条件，有计划地逐步购买渔轮，建立现代化的新的渔轮队，使渔船长上“铁翅膀”，飞向辽阔的海洋。
到1969年，他们全面完成了对原有一百二十多只木帆船的改造，而且把小船改成了大船，把平头船改成尖头船，全面实现了机帆化。
紧接着，獐子公社又迈出第2步，向国家的造船厂订购渔轮。
到1972年，第1批四艘新渔轮在自己的轮机手驾驭下回到公社时，獐子岛海边鞭炮齐鸣，人山人海，社员们欢声雷动，獐子岛渔业的新时代开始了。
从1973年到现在，獐子公社的公共积累一年比一年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一年比一年强。
它年年购置新渔轮，有关渔业生产的各种设备越来越好。
到现在，全公社渔船队的总马力达到了一万六千八百多马力，其中包括大小渔轮三十八艘，机帆船二百多只，渔船的吨位是公社化以前的三倍以上。
现在，獐子公社的机动船队，装备着各种新的网具，新的设备和仪器，驰骋在黄海、东海广大的渔场上。
有时分散，有时集中，机动灵活，指挥自如。
哪里发现鱼群它们就立即奔向那里，捕捞量大幅度增长，到去年，全公社水产品总产量比公社化前的1957年翻了五番，总收入增长了十五倍，给多种经营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人民公社成立以前，獐子岛上只有铁匠炉和木匠铺，只能打打铆钉，捻捻船帮。
那时，换一根螺丝，安一块船板，也要上大连去。
公社家大业大，自己不办工厂不行了。
1963年，他们在名叫“大扁滩”的荒僻海滩上，因陋就简地建成了自己修船的“土”船厂。
十几年过去了，现在这个“土”船厂已经变成了有船体、机械加工、铸造和锻造等四个车间，有三百多名工人的船厂，既能修又能造。
钢壳渔轮也可以自己承担一般的维修了。
从1969年起，这个公社又相继办起了生产尼龙网线的捻线厂和给社员服务的被服厂。
工业生产规模一年比一年扩大，每年为公社提供上百万元的利润，对巩固发展集体经济，对促进机械化事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作用。
从前，獐子岛的农业很不发达，耕地很少。
四个岛上只有挂在山坡上的一些瓢一块、碗一块的小块地。
1968年起，獐子公社才用渔业生产积累的资金来发展农业。
这年冬天，公社把一些妇女组织起来成立了第1支“海岛创业队”，迈开了农业学大寨的第1步。
十年来，渔业生产每前进一步，岛上的农业也发展一步。
从1970年起，又投资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把海岛建成了“青松压顶，板栗围腰，梯田遍山，村新路平”的农业发达的地方。
现在，全公社四个海岛共有耕地一千多亩，全部实现了梯田化，比1968年扩大耕地面积四百多亩。
而且修了水库，打了深井，能够灌溉或喷灌。
岛上凡能植树建林的山顶，都栽上了青松，山腰都栽上了板栗和果树。
岛上的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去年全公社平均亩产过了“长江”。
1968年冬，獐子人民公社为给机械化筹划资金，在海湾里养殖了七百九十多台筏海带，获得了成功。
以后，他们年年增加养殖台筏，在能放养的海湾里全部养上了海带。
为了扩大养殖面积，他们决定改造海湾，那么，从哪里下手呢？
经过勘察，选定了褡连岛。
褡连岛在獐子岛的东面，由于岛上中部地势低洼，涨潮时淹没洼地，就把小岛一分为二隔成两半。
如果在这条洼地上修筑一条拦海大坝，把两边联结起来，就可以出现两个很好的港湾，海水养殖就有了很大的海面。
1970年04月，他们就在这里摆开了拦海建坝的战场。
他们连续奋战了二年零八个月，建了一道长四百六十米，宽十五米，高七米的拦海大坝，把分开的褡连岛重新连在一起，开出两个海水养殖场，放养了一千七百多台筏海带和贻贝，使全公社海水养殖增加到六千多台筏，每年为国家提供四千多吨养殖产品。
獐子岛是我国黄花鱼、鲐鱼、鲅鱼、鳕鱼和底杂鱼的主要产地，也是海参、鲍鱼和扇贝等海珍品的生产基地。
二十年来，尤其是机械化大发展的1972年以后，他们平均每年为国家提供各种鱼类、贝类、藻类等水产品达一亿多斤，每个渔业劳动力平均每年提供四万多斤，创造产值五千五百多元，上缴纯收益二千四百多元。
生产不断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社员个人收入也就随之提高。
现在，獐子公社的公共积累总额已经达到三千八百多万元，去年全公社总收入达到一千五百八十多万元，当年积累四百三十七万元，分配二百八十八万元，全公社平均每户收入一千一百九十一元，平均每人收入二百五十八元。
年年分配兑现，家家都有存款。
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社员集体福利不断增多，人们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那一幢幢宽敞明亮的青堂瓦舍，是公社为社员盖的新住宅。
医院、学校、敬老院、托儿所、商店等高大建筑，耸立在公路两旁，每到夜晚，村村落落灯光通明，就象繁星落满海岛。
全岛几乎所有的人家都有半导体、缝纫机、自行车，走进社员家里，只见被褥成垛，毛毯、线毯样样都是时新货，室内摆设齐全，炕上有柜，墙上有钟，窗户和门上挂着质地上好的帘子。
青年人差不多都戴着手表，妇女们的的确良衣服，每人不是一件，而是几件，讲究质量，讲究花色。
社员们的文化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公社不但有自己的中学、小学，还办起了轮机、捕捞、财务、农机等专业轮训班，定期培训青年社员。
公社的业余演出队、电影队、文化室，使社员们享受着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新华社通讯员　袁维明
新华社记者　陈宝玉
（本报有删节）

万斯国务卿宴请我新任驻美联络处主任
新华社北京08月12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卿万斯08月11日中午设宴招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
柴泽民主任是08月09日到达华盛顿的。

我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约见越驻华使馆代表
强烈抗议越南武装公安人员入侵我云南边境
我驻越使馆就越南当局袭击和强行劫走申请回国华侨提出交涉
新华社北京08月1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08月14日下午约见越南驻华使馆代表，就越南武装公安人员侵犯我云南省桐子湾地区一事向越南方面提出强烈抗议。
桐子湾地区位于中国云南省富宁县县境。
08月10日下午我富宁县田蓬公社庙坝大队打腮生产队社员到桐子湾进行生产劳动。
越南武装公安人员竟然越入这一地区，干涉中国边民的正常生产。
双方发生争执和扭打，越南武装公安人员被中方人员缴下了枪支和子弹。
亚洲司负责人在约见越南驻华使馆代表时严正指出：
桐子湾地区在中越边界中国一侧，越方武装公安人员进入我境纵深，干涉我边民正常生产，是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
对此，我们向越南方面提出强烈抗议。
亚洲司负责人说，为了稳定中越边界局势，维护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政府已指示我方当地边境工作站，将越方枪支、子弹退还越方。
希望越方严格教育越南公安人员，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在这以前，08月13日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代表在会晤越南外交部领事司代表时，据理驳斥了越南方面就桐子湾事件对中国的无理指责，坚决拒绝了越方的所谓“抗议”。
新华社河内08月13日电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领事部负责人周惠民，08月12日下午就越南当局袭击和强行劫走正在向中国大使馆申请回国的越南南方华侨一事，向越方提出交涉。
他要求越南方面提供被越方劫持的华侨目前的情况和下落；
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对持有“归国证明书”的华侨提供方便，使他们顺利回国。
周惠民在约见越南外交部领事司专员阮公卿时说，08月11日晚至12日凌晨，正在向中国大使馆申请回国的一批华侨，突然被越南当局强行劫走。
这批临时住宿在车站旅馆的、来自越南南方的华侨，由于遭受越南当局的歧视和迫害，难于在当地继续生存，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河内。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正在向中国大使馆申请办理回国手续，有一部分已经领到“归国证明书”，准备回国，并已向你们内务部外侨处登记。
你们同意他们在12日去领取“出境证”。
“在这种情况下，这批华侨突然被劫走。
对此，中国大使馆不能不表示极大遗憾和关切”。

扬·科曼上将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同志最尊敬的部长同志：
我代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军队的军人并以我个人名义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领导者罗瑞卿同志的逝世，向您表示最衷心的哀悼。
为中国人民忠诚献身和服务的典范——罗瑞卿同志的逝世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带来沉重损失，为此，我们同您们一起分担悲痛，并向您和逝世者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长
扬·科曼上将（签字）
1978年08月10日于布加勒斯特

柬埔寨击落两架越南米格飞机
新华社北京08月13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08月13日广播，柬埔寨革命军08月11日击落越南入侵飞机两架。
广播说，越南当局从地面入侵柬埔寨接连遭到惨重失败后，更加疯狂。
今年06月以来，越南当局多次出动飞机，对柬埔寨进行侵略活动。
广播说，越南08月11日出动飞机，配合其地面部队入侵柴桢省，柬埔寨革命军英勇反击，防空战士当场击落越南米格飞机两架，给侵略者以应有的惩罚。

缅共中央的唁电
新华社北京08月14日电
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08月11日打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罗瑞卿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的悼念。
电报摘要如下：
1978年08月09日从广播中惊悉罗瑞卿同志逝世，我们感到悲痛。
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代表缅甸共产党全体党员、缅甸人民军全体指战员、缅甸各族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中国各族人民以及罗瑞卿同志的家属表示沉痛的悼念。
罗瑞卿同志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人民的优秀战士。
他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劳动人民。
他竭尽全力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他是一位跟随毛泽东同志南征北战的革命老前辈。
虽然如此，他却遭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诬陷与迫害，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粉碎“四人帮”后，为罗瑞卿同志恢复了应有的名誉。
为了罗瑞卿同志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让罗瑞卿同志担任了重要职务。
在这样的时刻，罗瑞卿同志因患心脏病不幸逝世。
他的逝世，不仅是你们和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党和我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缅中两党、两军、两国人民的深厚的战斗团结万岁！
祝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解决越南华侨问题的正确途径
新华社记者述评
中越两国关于越南华侨问题的谈判已于08月08日在河内开始举行。
中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这次谈判都寄予很大期望，希望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虽然在越南发生了华侨遭受歧视、排斥、迫害和大规模驱赶的严重事态，但是，解决华侨问题的途径仍然存在。
因为，不仅中越两国人民之间具有深厚的传统友谊，并且两国之间早已具有处理华侨问题的共同协议，即1955年中越两党关于华侨问题的协议。
只要双方本着平等协商、相互合作的精神，切实认真地贯彻执行这项协议，中越双方在华侨问题上的争端是完全可以顺利解决的。
1955年两党协议所包括的处理越南华侨的国籍、权利和义务等问题的原则，是解决越南华侨问题的依据。
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马列主义民族政策，中越两党在协议中确认：
居住在越南北方的华侨，应当在和越南人民享有同样权利的前提下，经过长期、耐心的思想说服和教育工作，按照自愿原则，可以逐步转为越南籍公民。
至于居住在越南南方的华侨问题，则须等待越南南方解放后，再由两国另行协商解决。
协议的原则也反映了中国政府赞成和鼓励华侨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居住国国籍的一贯立场。
在中越双方共同执行1955年协议期间，居住在越南的广大华侨同越南人民友好相处，努力为越南的革命和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即使在越南艰苦的战争年代，广大华侨冒着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也愿意同越南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
这些情况说明，1955年两党协议符合中越两国人民的利益，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1955年中越两党开始协商时，中国方面主动提出把越南北方的华侨工作交给越南党领导，随后并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对越南方面进行配合和协助。
我们这样做，其目的就是为了有利于越南方面按照两党协议的原则精神，让华侨享有越南公民的同等权利和尽同样的义务，以便创造条件，使华侨乐意逐步转为越南籍公民。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始终如一的，无可指责的。
中越双方今天在华侨问题上的鸿沟之所以产生，症结就在于近年来越南当局不再按两党协议办事。
在华侨的权利和义务方面，越南当局用歧视、排斥、迫害代替了“和越南人民享有同等权利”和“尽同样的义务”的规定。
它采取种种手段，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剥夺原先给予华侨的权利。
在华侨选择国籍问题上，以强迫入籍代替自愿原则。
它放弃了当年反对吴庭艳反动集团强迫越南南方华侨转入越南籍的正确立场，不同中国方面协商，单方面把吴庭艳伪政权的无理作法作为“历史事实”继承下来。
在这些错误政策下，许多华侨被剥夺就业和升学权利，被无故解职，取消户口和口粮，直至被大批驱赶回国。
现在被驱赶回国的难侨已达十六万多人。
事实表明，正是由于越南当局背弃1955年两党协议，推行反华排华政策，中越双方在华侨问题的争端才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
历史和现实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说明，认真执行1955年协议就能使华侨问题顺利解决，背离这项协议就使华侨问题日益严重。
当前解决华侨问题的关键，就是越南当局要以实际行动回到中越两党协议的原则精神上来。
当务之急是，立即停止推行歧视、排斥、迫害和驱赶华侨的政策，使居住在越南的广大华侨在生活上安定下来。
中国一贯忠实执行1955年两党协议，并且不断对华侨进行思想说服和教育工作，积极动员他们自愿加入越南国籍。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仲曦东已在中越谈判第1次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政府对1955年两党协议“信守不渝，没有变化”，并且诚恳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根据这项协议的原则精神，与越南方面一起努力，共同研究并寻求解决越南华侨问题的办法。
人们正在期待，越南方面重新回到1955年协议的原则上来，以有利于华侨问题的解决。

金日成主席的唁电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
惊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罗瑞卿同志因病不幸逝世，我代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并通过您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以及死者的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
罗瑞卿同志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取得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加强国防力量作出了很大贡献。
罗瑞卿同志是朝鲜人民的亲密战友，他为加强和发展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作出了很多贡献。
罗瑞卿同志虽然逝世了，但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建树的业绩是永垂不朽的。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 金日成
1978年08月09日　平壤

陈慕华副总理到达喀麦隆进行友好访问
阿希乔总统盛宴欢迎陈慕华副总理
宾主共祝两国在加强团结反帝反霸斗争中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
据新华社雅温得08月12日电
陈慕华副总理和由她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08月12日上午乘专机到达雅温得，对喀麦隆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代表团在机场受到喀麦隆代总理、负责武装部队的国务部长萨杜·达乌杜的热烈欢迎。
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陈副总理在达乌杜代总理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喀麦隆的艺术家在“达姆—达姆”非洲鼓声的伴奏下跳起了民间舞蹈，热情欢迎中国客人。
陈慕华副总理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她说：
“中喀两国同属第3世界，两国人民之间有着十分真诚的友谊。
近年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是令人满意的。
今天，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以及建设我们各自国家的共同任务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发展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符合中喀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有利于第3世界的团结反霸、反帝、反殖事业。
我们正是本着不断加强两国友好合作的愿望前来访问的。
我们也是来向喀麦隆人民学习的。”
她表示希望，这次访问能够有助于加深中喀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并推动两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加强。
到机场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有：
喀麦隆设备和住房国务部长埃诺克·夸耶布、总统府特别使命部长弗朗索瓦·桑加库沃、代理外交部长恩达姆·恩乔亚、经济和计划部长优素法·达乌达、公共卫生部长保罗·福卡姆·卡姆加以及喀麦隆驻中国大使贝莱奥肯和政府其他高级官员。
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魏宝善和使馆其他外交官员以及在喀麦隆工作的中国专家组和医疗队的代表也到机场欢迎。
欢迎仪式结束后，陈副总理在达乌杜代总理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宾馆。
代表团沿途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据新华社雅温得08月12日电
喀麦隆总统阿希乔今晚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和由她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
出席宴会的有：
喀麦隆代总理、负责武装部队的国务部长萨杜·达乌杜，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费利克斯·萨巴尔·莱科，国民议会第1副议长泰奥多尔·马伊—马蒂普，总统府秘书长埃布瓦·萨米埃尔和其他高级官员。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魏宝善也出席了宴会。
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阿希乔总统和陈慕华副总理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阿希乔总统首先请陈慕华副总理向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转达他的崇高敬意。
阿希乔总统说：
“我们欢迎你们，并把这当作两国友好关系的体现。
我们两国尽管相距遥远，但在相互理解和第3世界人民团结的基础上保持着友好关系。
这种友好关系使我们两国能够一直更好地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并加强在贸易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基础上的合作。”
阿希乔总统指出，“许多国家的人民正在继续为确保其自由发展而斗争”。
他说：
“我们积极支持改变国际经济关系和争取各国人民独立、特别是争取非洲彻底解放的这种主要的斗争。”
他指出，维护各国人民的自由、平等和自主发展的权利的斗争，“要求谴责任何统治企图和外来干涉，这些干涉只会威胁稳定和损害第3世界国家争取进步的努力”。
陈慕华副总理在讲话中说：
“喀麦隆是中部非洲一个富有朝气的国家。
独立以来，喀麦隆政府和人民在阿希乔总统领导下，为加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以及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在国际上喀麦隆坚持不结盟政策，反帝、反殖、反霸，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陈慕华副总理说：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正在滚滚向前，这是非洲形势发展的主流。
另一方面，非洲某些地区出现了动荡和不安，其根源是超级大国不断加剧它们争霸非洲，夺取非洲战略要地和战略资源的侵略扩张活动。
那个后起的超级大国更加富于侵略性和冒险性，正阴谋分裂非洲的战斗团结，破坏非洲国家的独立和武装干涉非洲国家之间的事务。
但是霸权主义的倒行逆施只能促使非洲国家和人民进一步觉醒，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团结对敌的重大意义。”
陈慕华副总理表示：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
我愿借此机会重申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和阿拉伯国家时所阐明的我们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政治原则，重申我们坚决支持非洲国家和人民团结反帝、反殖、反霸，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非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受到一切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陈慕华副总理谈到中国当前大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后，接着说：
“中国人民尊敬的阿希乔总统曾经两次访问中国，同我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进行过友好的会晤，并与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就为中、喀友谊大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我们希望我们代表团对贵国的这次访问也能有助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附图片）
08月12日，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在总统府接见了陈慕华副总理和由她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伊朗《世界报》发表社论指出
中日条约严重打击苏联敌视中国的图谋
新华社德黑兰08月14日电
伊朗《世界报》（国际版）08月14日发表社论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表明：
“莫斯科十五年来想孤立北京的企图遭到了如果不是毁灭性的也是严重的挫折”。
社论说：
“另一件使莫斯科气得发狂的事情是，它长期以来梦寐以求、而越来越靠不住的想建立一个以苏联为首的亚安体系的企图遭到了致命打击。”
社论在谈到塔斯社在条约签订后几小时就大肆非难条约中关于反对霸权的条款时指出：
“莫斯科对这一条文的解释是，由于北京一贯用‘霸权’这个词来指责莫斯科，因此，这一条约无异是一种反苏联盟。
再也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不符合事实的了。”
社论说：
“不论中国或日本，甚至两国联合，都不会构成对苏联的任何军事威胁。”
社论说：
“莫斯科最近对希望奉行独立外交政策的亚非国家采取的态度越来越具有威胁性。”
社论最后说：
“莫斯科的威胁、吼叫和武力威胁，都不能阻挠亚非国家的团结。
这种团结是确保它们按照自己选择的办法谋求进步的权利的手段。”

国际简讯
泰国内阁改组
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12日宣布泰国政府部分改组。
改组后，江萨总理不再兼任内政部长，而兼任国防部长。
原国防部长列·纽玛利改任内政部长。
陆军副总司令裕·贴帕信和海军总司令阿蒙·西里卡雅任国防部副部长。
原国防部副部长他因·拉耶那暖改任总理府副部长。
广播说，这一变动是为加强政府的基础。
苏联两天内进行两次核爆炸
据美国原子能委员会08月10日宣布，苏联在最近两天内连续进行了两次核试验。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说，苏联08月10日的核爆炸大概是在苏联北极新地岛试验场进行的，而09日的核试验则是在东西伯利亚进行的。
（新华社）

日本人民的愿望实现了
人们记得，1972年10月29日，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并同中国签署两国联合声明一个月后，北京的天坛公园阳光明丽，鼓乐喧天，田中前首相以日本国民的名义赠送的樱花和松树树苗的接受仪式正在那里举行。
那时候，虽然还看不到婀娜多姿的樱花，但正如日本朋友所说，人们都抱着一个共同的愿望：
期待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蓓蕾早日绽放出艳丽的花朵！
六年过去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夙愿终于实现：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了！
喜讯传到日本，人们欢欣鼓舞，喜气洋洋。
打开电视，北京会谈、签字，以及友好人士座谈，庆祝的场面展现在眼前；
打开收音机，广播员的声音把缔约的消息传给千家万户。
街头上，饭店里，家庭中，人们谈的都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喜讯；
不少外出旅行的友好人士也赶回所在友好组织，参加庆祝活动。
08月13日起，日本各地相继进入盂兰盆节。
夜里，人们不分男女老幼，集结在临时搭起的鼓楼前，随着咚咚的鼓音，跳起优美的民间传统舞蹈，既欢庆佳节，也祝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喜讯传到新制作座剧团，团长真山美保立即把已到全国各地休假的团员召回，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真山还打电话给记者，亲自宣读全团的贺信。
贺信说：
一年前我们同中国朋友在北京欢聚一堂的时候，大家心里的共同语言就是，“为早日缔约而奋斗”，现在我们渴望的目标实现了，大家多么高兴！
新制作座剧团去年05月访华回国后，立即奔赴各地为促进早日缔约进行宣传。
一年多来，他们先后在北海道、本州和九州各地演出一百多场。
听到缔约的消息后，他们又决定从09月份起，到四国等地进行庆祝演出。
在大阪，日中友好歌曲教室的朋友们听到喜讯后，压抑不住心头的激动。
他们本月18日就要去中国访问。
尽管行期在即，他们还集中在一起，欢度这难忘的时刻。
大阪日中友好歌曲教室成立于1974年。
四年来，为了促进条约的早日缔结，学员们不辞辛苦上街散发传单，还到处征集促进缔约的签名。
歌曲教室的负责人小笠原美都子创作了一首激动人心的日中友好之歌——《歌唱永恒的友谊》：
跨过狂涛巨浪，
友谊的航船势不可当；
日中两国共休戚，
啊，朋友，
让我们把深厚的友情放声歌唱。
沐浴晨曦朝阳，
友好的银燕展翅飞翔；
日中两国同命运，
啊，朋友，让我们把火热的友情放声歌唱。……
在千曲川畔，飞弹山上，日中友协长野县本部听到缔约的消息后，立即发表谈话，并向县内各界发出呼吁书，指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不是友好运动的终结，今后，日中友好的使命更重大。
呼吁书号召人们为在国会上通过条约，为落实条约的各项内容而努力奋斗。
多年来一直为日中友好而奔波的老朋友，以及新加入日中友好行列的新朋友，无不兴高采烈。
日本众议员古井喜实说：
“盼啊，盼了许久，但这已经不是梦境，它终于实现了！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
我们要以此为起点，发展与开拓我们一衣带水的两国子孙间的友谊。”
曾多次会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藤山爱一郎先生发表谈话说：
“日本与中国近在咫尺，有着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深厚渊源。
为发展这种密切的关系，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意义重大。”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等也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谈话。
日本经济界友好人士高度评价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重大意义。
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认为这是“走向世界和平的一环”。
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衷心祝福条约的签订。
他说：
“条约的缔结体现了两国人民建设未来友好和繁荣的心愿。”
在东京已故松村谦三先生的住宅里，摆着先生的遗像和中国的“四川兰花”，松村先生的二女儿小堀治子面对父亲的遗像，手捧兰花向父亲汇报：
“爸爸，日中条约缔结了！
您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松村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生前曾多次访问中国，为两国的贸易发展和友好交流，特别是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小堀治子说，对于父亲坚持日中友好的信念，有些人说三道四，甚至威胁、打击，但父亲对未来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念。
饮水思源，日本朋友自然地谈到那些曾为中日友好开路架桥的人。
战后初期，中日关系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不少日本朋友不怕压力，毅然前往中国访问。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是这株日中友好之树的育苗人。
1972年09月，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果断决策，亲自访华，一举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此后，两国间相继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渔业等协定。
但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却一直悬而未决。
现在，日本广大人民的愿望实现了。
抚今追昔，人们不能不想起，为了条约的签订，中日两国有多少人士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努力，浇灌了大量的心血呵！
面对现实，人们还看到，长期以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又恨又怕。
特别是今年以来，围绕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苏联开动它的宣传机器，播发了大量攻击、诬蔑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文章，并对日本进行赤裸裸的威胁、恫吓。
但是，苏修越是这样做，越是暴露它的霸权主义的狰狞面目，也进一步教育了广大日本人民。
日本朋友谈到反霸条款时，深有体会地说，日中两国不谋求霸权，有利于改变日本过去的形象。
日本朋友还说，日本过去曾经侵略过亚洲国家，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日本人民也身受其害。
日本不仅自己应该不谋求霸权，也必须坚决反对任何一个国家谋求霸权。
在庆祝条约签订的日子里，日本人民并没有忘记，虽然道路已经打开，但还需要继续努力。
日本朋友们表示，我们不仅重视现在，更要着眼于美好的明天，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本报记者张云方

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热烈祝贺日中条约签订
日中友好的滚滚潮流任何障碍也阻挡不住
日本工人党强调条约为日本人民反霸斗争奠定坚实基础
据新华社东京08月13日电
日本各界友好人士08月12日晚向中国记者发表谈话，热烈祝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把反霸条款写进条约中去，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
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本部会长黑田寿男说，这个条约确立了日本同中国永远和平的基础，同时也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带来了光明的前景。
他指出，这个条约在正文中写进了反对霸权的条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他说：
“我国必须反对霸权，这不只是将来的问题，现在，我们日本人民也在同苏联的霸权行为进行着斗争。”
黑田会长最后说，今后，我们要象过去依靠国民运动促进了缔约一样，决心为捍卫这个条约的精神而进一步开展国民运动。
日中友好协会顾问西园寺公一说：
“日中两国人民都热烈盼望早日缔结这一条约并为此而作了一切努力，现在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
这证明了日中友好现在已成为任何障碍也阻挡不了的强有力的潮流。”
西园寺说：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决不是事情的结束，它是为世世代代的日中友好打开了新的光荣道路，今后我们要很好体会联合声明和条约的精神，为丰富两国友好关系的内容，并使之踏踏实实地发展而努力。”
西园寺说：
“在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字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曾经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尽了最大努力，直到最后还对实现缔约给以关怀的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确信，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符合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利益，并将对亚洲的稳定和繁荣进而对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
亚非人民团结日本委员会理事长坂本德松说：
“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亚、非、拉等广大的第3世界国家相互对立的情况下，和平共处和反霸权的原则，把日本的立场置于正确的位置”。
日本记者同盟议长甲斐静马说：
“拥有十亿以上人口的、在亚洲占居着重要地位的日中两国，要加强和发展友好关系。
这不仅符合日中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将对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做出重要的贡献。
我们表示衷心的欢迎。”
他说：
“我们决心依靠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的力量，同一切逆流进行斗争，为保证遵守这项条约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日中工人交流协会会长、日中友好国民运动联络会议议长市川诚说，今天，日中双方圆满地就反霸条款达成了协议，在北京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确立了日中两国永远和平友好的基础，我们表示衷心的祝福。
市川说，作为日本的工人阶级来说，必须为日中两国和亚洲的和平而做出努力。
日本国民要在协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努力发展日中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会长八百板正说，日中双方一致确认，不谋求霸权，也不允许谋求霸权，正确地实现这一点，将在两国的历史上揭开新的一页。
评论家松冈洋子说，两国政府在条约中申明不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谋求霸权的势力，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我决心站在这一条约的立场上，进一步加强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著名演员河原崎长十郎说，盼望已久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了，两国人民将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
著名作家井上靖说，这次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对两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
他表示要为加强日中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而尽力。
新华社北京08月14日电
据东方通讯社报道：
日本工人党中央委员会08月12日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声明说：
“在1972年09月29日
（日中）联合声明的基础上签订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为进一步发展日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将作出巨大的贡献。
我们和日本各界人民一起，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欢欣鼓舞，并且希望在尽快地完成批准程序之后迅速实施。”
声明说，条约规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持久和平和友好关系，反对霸权，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和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
这是近代日中关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声明说，条约的签订给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长期阻挠的阴谋已遭到惨败。
声明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日本人民反对苏美霸权主义、反对它们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争取充分的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应当在此基础上，在反霸的共同斗争中，更紧密地与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

秋虫的哀鸣
——驳塔斯社对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攻击
本报记者述评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对中日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喜讯，但对于莫斯科来说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塔斯社在条约签署的当天，就急忙发表评论，胡说日本政府签约是向什么“压力”“投降”，参与“中国霸权主义政策”，并攻击条约对亚洲稳定具有什么“危险性”，等等。
苏联宣传机器的叫嚷，不过是一种秋虫的哀鸣，反映了苏联多年来玩弄的对日讹诈政策的破产。
究竟谁给日本施加压力，企图使日本屈服于自己的淫威？
这是有案可查，也是有目共睹的。
人们看到，正是苏联自己为了破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在将近四年时间内，不放过一切机会，利用一切手段，给日本施加种种压力。
它在政治上，大造舆论，叫嚷日本与中国缔约是“针对苏联”，因此苏联“不能袖手旁观”，甚至极其蛮横地两次发表声明，以“修改对日政策”进行要挟。
在军事上，苏联以军舰、飞机不断侵犯日本的领海、领空，在日本北方岛屿附近举行规模空前的三军联合演习，对日本进行威胁、恐吓。
在经济上，苏联则利用日苏渔业谈判对日本施加压力，宣布无限期延期签署已达成协议的日苏渔业联合事业等协定。
这种种事实，是塔斯社无法掩盖的。
如今日本政府同中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正是说明日本政府根据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要求，行使了自己的独立主权，没有屈服于苏联的高压；
但塔斯社却污蔑日本政府向中国的所谓“压力”“投降了”。
这只能是对塔斯社超级评论家的莫大的自我嘲弄。
塔斯社诬蔑日本参与了“中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更是荒唐可笑。
众所周知，中日签订条约，是为了发展中日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条文中载有中日两国都不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表明了中日双方对亚洲和平和世界安全的关注和愿望。
但谁不知道苏联一直象鲁迅小说中的阿Ｑ忌讳“光”和“亮”一样，一听到“反对霸权”就火冒三丈，暴跳如雷，认为“反霸”就是
“反苏”。
几年来苏联攻击和破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也正是因为条约中包含最重要的反霸条款。
现在塔斯社却颠倒是非，把反霸的条约说成是搞“霸权主义”的，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究竟是有利于亚洲的和平和稳定，还是会给亚洲的稳定带来“危险性”，亚洲国家自有公论，用不着塔斯社瞎操心。
口口声声要为“保障亚洲的安全而努力”的苏联，却偏偏对这种进一步发展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措施加以敌视、反对，甚至不择手段地进行破坏，是包藏着不可告人的战略意图的。
广大日本政界和舆论界指出，苏联千方百计地要削弱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使日本孤立”，以便苏联“永远占领北方领土”，并“把日本置于其控制之下”，“拖进苏联策划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纳入苏联的军事战略中去”，因此苏联一直对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感到焦躁”，甚至当作“一场恶梦”。
拿苏联政府的话来说，这叫做“直接影响”苏联“利益的行动”。
这就说明，真正对亚洲的稳定具有“危险性”的，正是处心积虑破坏日中友好关系，力图在亚洲推行“亚安体系”，妄图在这一地区加紧渗透、扩张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现在，塔斯社却倒打一耙，把有利于亚洲和平与稳定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攻击为给亚洲和平与稳定带来“危险”，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事实很清楚，反对和破坏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这是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在亚洲推行扩张战略的一个环节。
这也就是为什么苏联破坏中日条约缔结的阴谋破产之后，塔斯社要跳出来咒骂一通的真实原因。

肯尼亚《民族日报》发表社论
中日条约对远东和全世界都有好处
据新华社内罗毕08月12日电
肯尼亚《民族日报》08月12日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发表社论说，“一切迹象表明，它们是在走向正确的方向，而这对远东和全世界都是有好处的。”
这篇题为《远东的友好邻邦》的社论说：
“看到日本和中国为签订条约而积极努力，使人为了（远东）这个地区的和平而感到十分鼓舞。”
社论着重指出：
“正当人们作出这一切努力的时候，苏联却竭尽所能来使日本和中国签不成任何形式的条约。
特别是，苏联已经表示反对众所周知的‘反霸权条款’。”
社论说：
“自从日本和中国开始谈判和平友好条约以来，莫斯科一直在对两国发出刻薄的评论。
而且，苏联甚至向它们发号施令，说条约中哪些条款对克里姆林宫说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可接受的。”
社论指出：
使苏联担忧的是它不能在远东这一地区为所欲为。
“这种担忧明显地带有帝国主义的味道。
而今天世界上没有人想要帝国主义，即使是来自莫斯科的社会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