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社论
版面：头版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出，要在三几年内，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
这是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全军政工会议本身，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
各大单位在贯彻全军政工会议精神中，也都把它作为重要的议题来讨论解决，取得了成效。
我军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原本是不成其为问题的。
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政治工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命线。
设立政治会员和政治机关，建立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军队建设问题的重大贡献和发展。
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军政治工作有第一等的成绩。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政治工作切实有力，生动活泼。
那时，政治机关面向连队基层，一切从实际出发，很少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官僚主义；
那时，政治工作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巩固与提高部队战斗力，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那时，政治干部模范作用好，打起仗来，各级政工干部抢着到担任主攻、主守的部队，到最危险最艰苦的地方去，和干部战士同呼吸，同战斗，不怕苦，不怕死，享有崇高的威信。
以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三项革命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重要标志，是我们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强大因素。
现在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之所以成了问题，要提出恢复到革命战争时期的水平，原因就在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造成了严重恶果。
林彪、“四人帮”对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破坏是多方面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十几年来，从林彪“砸烂总政阎王殿”，到“四人帮”对总政“打闷棍”，政治机关不断遭到冲击，受害很深，这是一个方面。
而更为阴险毒辣的是，他们大搞假左真右的反革命策略，表面上把政治工作捧到天上，实际上把无产阶级政治摔到地下。
他们打着“高举”、“紧跟”的旗号掩盖他们推行极右的货色。
他们搞所谓政治冲击一切，把政治工作同军事工作对立起来，同经济工作、技术工作对立起来，竭力反对和破坏政治落实到各项工作和业务中去，而要冲掉一切工作和业务，这样也就冲掉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冲掉了政治工作本身。
林彪、“四人帮”妄图从组织上摧垮、搞乱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并且从理论、思想、作风等方面把政治工作的方向搞偏，把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作风搞掉，把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变成简单、僵硬、呆板的教条。
应该指出，我军绝大多数政治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政治机关是经得起考验的。
但是，对于林彪、“四人帮”破坏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严重恶果，对他们在政治工作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造成的混乱，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估计。
简单地骂他们一句反革命，把他们那一套归之于资产阶级政治，当然也是对的，是事实，但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要继续深入地进行揭露和批判，真正肃清他们的流毒影响，就需要我们花很大的力气，扎扎实实地从各方面做清理工作。
而不把林彪、“四人帮”那一套破掉，把被他们搞乱了的政治工作上的理论、路线、思想是非搞清楚，把流毒肃清，要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是很难的。
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既是拨乱，就是要破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
也是反正，就是要立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路线、原则和传统作风。
要普遍地大力地进行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教育，认真学习华主席和叶、邓副主席在全军政工会议上的极为重要的讲话，学习韦国清主任的重要报告，学习和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政治工作的决议和政治工作条例，切实现把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中心内容。
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整顿是必由之路。
整顿就是又破又立，边整边改，这是当前最切实有效的措施。
整顿，可以采取召开政工会议的办法，采取“三查三整”等新条件下新式整军运动的办法，不管采取哪种办法，目的都是要达到学主席所指示的，即“经过整顿，建设好政治机关，建设好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干部队伍”。
整顿，从组织上说，要解决好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不同程度的组织不纯问题，选配好政治机关的干部。
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发展是不平衡的。
清查工作搞彻底了没有？
揭批得够不够？
是不是搞深搞透了？
都应该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分析形势，采取措施，坚决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政治干部队伍首先是政治部门的主管干部，尤其不能要风派、溜派、震派人物。
还要把资产阶级派性整掉，搞臭。
整顿政治机关，首先要整顿好干部部门。
做干部工作的干部，一定要选党性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不怕鬼，不信邪的人，选敢于想问题、讲问题的好同志。
政治机关干部中没有在基层工作过的，缺乏基层政治工作经验的，要组织他们多下连队调查、锻炼、补课。
整顿政治机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把思想作风整顿好。
有的单位提出，要普遍地认真地进行一次以反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形式主义，作风上的官僚主义为内容的整顿，这是切中要害的。
从正面说，也就是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搞唯物主义，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就是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们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澄清被他们的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搞乱了的理论、思想是非，也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从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解决问题。
如果我们把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坏作风坏毛病改掉了，注重实事求是了，我们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就完全能够恢复到革命战争年代的水平。
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是个实践的问题。
学习、整顿是重要的；
各级党委和政治委员加强对政治机关的领导，亲自抓，亲自管政治工作，全体干部和战士都要维护政治工作的威信，都要重视、支持和参加做政治工作，改变政治工作只是政治机关、政治干部来做的狭窄的局面，这也是很重要的；
而更重要的，是依靠政治机关自己的工作去实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许多方面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这都给政治思想工作带来了过去没有过的复杂性。
或们只有切实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部队所面临的问题，大力加强基层政治工作建设，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坚持政治和军事、政治和业务、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把政治工作贯穿到教育训练等各项任务中去，提高部队干部战士的科学文化水平，使政治工作从各个方面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出显著的成绩，才能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和作用，真正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
在这里，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的以身作则、模范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不但在作战勇敢、学习勤奋、工作努力方面，而且在遵守纪律、服从分配、不谋私利、克服不正之风等等方面，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都应该做好样子。
如果说，一般干部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那么，政治干部尤其不可如此。
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确定了大政方针，政治工作的章程也有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我们各级政治机关去努力工作，付诸实践。
让我们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斗争中，在做好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各项工作中，把毛主席培育的古田会议以来的好传统，好经验继承下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和发展，把我军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确实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
版面：头版
军事学院加速培养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又红又专的军事干部，把学院建设成为我军的一个“集体干部部”。
图为学员们正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战略决战的思想。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版面：头版
新华社七月二十四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今天下午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布兰科·米库利奇和夫人以及由布兰科·米库利奇率领的南共联盟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会见以后，李先念副主席设宴招待南斯拉夫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张致样、乔石，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米尔科·奥斯托依奇和夫人参加了会见并应邀出席宴会。
在洋溢着兄弟情谊的宴会上，李先念副主席和布兰科·米库利奇团长先后祝酒。
他们在祝酒时表示，要为增进中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团结而共同努力。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作者：向发明/赖奕海/周硕环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广东省军区某团政治处清除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流毒和影响，帮助连队联系实际抓好思想工作和政治教育，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这个团政治处批判了林彪、“四人帮”不许政治思想工作联系实际的谬论，强调有的放矢地搞好思想工作和政治教育。
从今年年初到五月下旬，在团党委部署下，政治处派出四批工作组，对问题较多的七个单位进行重点教育和整顿。
机炮连八名干部有四名不同程度地存在斗志衰退的问题。
工作组协助党支部发动群众，摆资产阶级思想对干部队伍腐蚀的表现，根据群众提出的意见，有的放矢地对干部进行教育。
副连长斗志不旺，心里用在家庭生活问题上多，对连队和许多战士的情况都不了解。
工作组一方面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另一方面耐心地引导他把自己的一言一行，同连队干部战士大干快上的好人好事比，同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比，看自己为革命做了哪些贡献？
看自己思想有多少差距？
今后怎么办？
在工作组和全连同志的帮助下，他狠斗了私心，表示要努力改造世界观，一心一意干革命。
后来，政治处去了解连队情况时，战士们反映说副连长完全变了样。
他不但抓好连队农副业生产，还积极协助连长搞好军事训练。
他住在班里，一有时间，就和战士谈心、交心，做思想工作。
目前，机炮连八名干部表现都很好，有的还受到奖励。
团政治处还注意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政治教育。
一连担负地方机关的警卫任务。
过去，在“四人帮”鼓吹“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谬论影响下，有的战士对地方机关的老同志有不正确认识。
政治处李副主任带领工作组到一连后，从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入手，采取多种形式对干部战士进行生动活泼的政治教育。
他们运用连队曾先后四次警卫毛主席到外地视察，多次警卫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叶副主席和陈毅、贺龙等中央首长，以及在湖南警卫华书记的所见所闻，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功勋。
他们请老红军战士讲述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光辉业绩，发动大家回忆各级首长下连时艰苦深入、拚命工作的模范行动。
大家联系这些实际开展讨论，提高了觉悟，分清了是非。
同志们说：老干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路人，我们警卫政权机关，是为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站岗放哨。
经过政治教育后，干部战士提高了认识，百倍警惕地站好每一班岗，满腔热情地执行每一项勤务。
连队官兵关系更加融洽。
全连同心同德，出色地完成了警卫、训练等项任务，成为团里学“硬骨头六连”的先进单位。
这个团政治处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好地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
一次，组织股陈副股长到十二连蹲点。
他在训练场上看到有的战士趴在地上休息，当时连队干部批评战士怕苦怕累，有的战士不愿意接受。
后来，陈副股长经过认真观察和了解，发现趴在地上休息的战士，情况不完全一样，有的是因为基本掌握瞄准要领，产生了自满情绪，有的是利用瞄准击发间隙思考体会动作要领，也有的存在怕苦怕累思想。
陈副股长帮助连队干部针对不同情况，给大家讲平时严格训练，战时才能打胜仗的道理，又帮助连队把技术程度不同的战士分别编组，安排不同训练内容，提出不同要求。
战士们口服心服，解决了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练兵积极性越来越高。
（向发明、赖奕海、周硕环）
作者：林少先/陈广源/胡风兴
这个摔跤能手调不调？
摔跤是侦察兵比赛的表演项目之一，也是侦察兵在实战中需要的真本领。
正当侦察连的同志们为迎接上级举行的比赛刻苦训练的时候，听说某团接来一个蒙古族新战士，入伍前是旗摔跤队的，曾参加过全国少年摔跤比赛。
听到这个消息，一些同志喜出望外，找干部提议，请求上级把这个摔跤能手调来，比赛准能拿到名次。
这个摔跤能手调不调？
支委会经过讨论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从部队调个有特点的新兵来侦察连是正常的。
但是在比赛之前，调一个摔跤能手来，显然是为了争名次，等于变相搞拼凑。
这既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反映不了军事训练的真实水平；
即使比赛拿到了名次，也不光彩，还会助长锦标主义等不正之风。
于是，他们对全连进行了一次教育，并把支委会的意见向上级作了汇报，得到领导上的赞成和支持。
摔跤能手不调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侦察连的同志为了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他们把那个能手请到连里传授经验，并和连里摔跤名手作了比试，使这些同志从中学到了经验，提高了摔跤技能。
作者议论：比赛，是激发群众练兵积极性，提高部队训练水平的一项有力措施，当然应该提倡。
但是，参加比赛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要能真实地反映自己的训练水平，而不能靠投机取巧，比如用超越建制拼凑“尖子”的办法去争名次。
那样即使得个第一也没啥味道。
培养一个先进典型不容易，凑出一个“典型”来比较容易。
侦察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以对未来战争胜利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比赛。
这对那些至今还热衷于拼凑“尖子”的单位，不是一个很好的对照吗？
这个“绝招”练不练？
前不久，上级一位首长到侦察连检查训练情况，向连队干部透露：有的单位为了参加比赛，正在练一些“绝招”。
其中一项是把八号钢丝固定在两个木柱之间，用拉线机拉紧，比做敌人的铁丝网，然后一脚踢断。
这个“绝招”练好了，比赛时或许能露一手。
连里一些同志听了后，提议也要练练这一手。
副连长蔡英志脑子里却展开了斗争：这个“绝招”要不要练，关键要看实战中用得上用不上。
就拿铁丝网来说，既没有八号钢丝拉得那么紧，也不是单根的，用脚是踢不断的。
他想到以前老首长讲过的一些战例和看过的电影，我军在突破敌人铁丝网时，从来没有用脚踢的先例。
他又回想起自己在珍宝岛前线执行任务时，看到苏修军队设置的铁丝网，大都是多列桩和屋脊形的，而且每列之间都是互相连接着；
铁丝网上设有信号雷，桩下埋有地雷，用脚踢更是不可能的。
经过分析，蔡副连长认为：这个“绝招”，实战中用不上，不切实际，不能练！
他把自己的想法跟支委们一讲，大家一致同意。
“绝招”没有练，他们把功夫下在射击、捕俘、地形学等实战用得着的课目上。
作者议论：“绝招”要不要练？
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实战中用得上用不上。
实战需要的当然是练得越精越好；
实战不需要的，就应该坚决不练。
我们脑子里如果只装着比赛表演争名次，而不想到实战的需要，那就错了。
现在许多单位都在搞比赛，切不可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白白浪费在练那些不切实际的“绝招”上。
这个照顾给不给？
眼看着离比赛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可连里仍然按照上级规定，给参加抵近射击比赛的同志，每天每人发三发子弹打体会射击。
这些同志听说有的单位为了培养射击能手，子弹敞开供应，就有些沉不住气了，纷纷找到连里要求多发子弹，说什么不用子弹“喂”，名次就很难夺到手。
这些反映，引起了党支部的重视。
究竟应不应该给这些同志一些特殊照顾呢？
支委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进一步明确了指导思想：培养训练的先进典型，目的是为了从典型取得经验，指导面上的训练。
如果单纯为了应付上级的比赛考核，为了争个第一名，给典型开“灶”加“餐”、吃偏饭，这样培养出来的典型势必与部队脱节，不但不能起到典型的指导作用，而且会在部队中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党支部决定，这个照顾不能给。
这个道理很快被参加射击比赛的同志们接受了。
之后，连里组织他们搞科学练兵，例如：在枪管和通条中间塞上一个装着色液体的透明塑料管，用以检查出枪时枪面正不正；
为了固定出枪的位置，他们还在枪托上系上一根细绳，另一端系在腰带上，反复进行练习。
就这样，经过一阶段的勤学苦练，终于练出了硬功夫。
作者议论：抓训练先进典型，是单纯为了应付上级的比赛、表演，还是为了推动整个部队的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指导思想不同，培养典型的方法就不同，效果当然也不会一样。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同志看了先进典型的表演后，不服气地说：“如果我们有这些特殊照顾也能当典型。”
仔细琢磨，这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个“底”亮不亮？
四月下旬的一天，比赛的老对手军直侦察连连长带着两个排长，到师侦察连取经来了：想听听他们组织训练的经验，看看他们的操作表演。
捕俘训练是师侦察连的拿手好戏，早在全军闻名，也是军直侦察连同志这次要看的重点。
担负表演的训练先行班五班班长刘庆伟，担心在临近比赛的节骨眼上，把实底亮给了对手，会给比赛成绩带来影响。
就在他心里暗自嘀咕的时候，指导员张金鼎找他来了。
张指导员问他，打仗时兄弟单位参加不参加？
靠你们一个班、咱们一个连能打胜仗吗？
小刘脸红了。
接着，张指导员语重心长地说：“小刘啊！
我们不能把眼睛只盯在比赛的名次上，而要盯在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上。
这次军直侦察连的同志来，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要向兄弟单位如实汇报，虚心求教。
兄弟单位如能从我们的做法中得到一点启示，也算尽到了我们的一份责任！”
张指导员的一席话，说得小刘心服口服。
第二天，小刘带着全班同志，把所训课目毫无保留地向兄弟单位的同志作了汇报表演；
并把训练的方法、步骤、体会以及解决难点的底都亮了出来。
然后，连队党支部又把训练的组织领导、计划安排、训练中的政治工作体会，向兄弟单位作了介绍，并征求了他们的意见。
来学习的同志看到侦察连真心实意地传授经验，十分感动，一再表示向他们学习，同时把自己单位搞好训练的“真经”，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师侦察连。
作者议论：
（林少先、陈广源、胡风兴）
根据吴保安同志的要求，我们将《这种过头的做法要不得》的来信，转给了“上甘岭一等功臣连”党支部，请他们介绍在军事训练中，是怎样搞好劳逸结合，并促进训练的。
这个连的党支部根据他们的实践经验作了回答。
我们认为，“上甘岭一等功臣连”的做法值得推广，它对搞好军事训练，实行劳逸结合，有指导意义。
——编者
作者：特约/吴保安
栏目：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前不久，我们在八三二一六部队一些连队调查开展“三学”运动的情况时，见到连队群众性大练兵的形势十分喜人，干部战士不怕天气炎热，正课时间抓紧练，课余时间使劲练，精神实在可贵。
但是，我们也发现有的连队休息时间保证不了。
如三连有几天练难度较大的课目，白天搞五公里武装越野，通过百米障碍等，有时一天要跑几十里山路，晚上还叫战士把电灯拉到操场上练军事体育。
熄灯时间到了，不让战士睡觉，却鼓励大家继续练，规定每人上床后，做三百下俯卧撑，两百下腹肌，弄得战士浑身疼痛。
训练成绩虽然暂时上去了，但不久有的课目的成绩又降下来。
有的连的领导鼓励战士“早起半个小时，晚睡半个小时”搞训练，对一些早起晚睡的战士，大会小会表扬。
许多战士由于睡眠不足，上课时打瞌睡，训练时没精神，影响了训练效果。
战士利用课余时间搞点训练是件好事。
但是什么事一旦过了头，必然起反作用。
我们的战士都很年青，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领导上要注意正确引导，让他们有劳有逸，保证青年战士身体健康，才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据我了解，“上甘岭一等功臣连”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取得了显著成绩，希望编辑部请他们介绍经验，以便解决这个矛盾，把军事训练搞得更好。
特约通讯员 吴保安
栏目：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来信收到了。
你们要我们谈谈既搞好劳逸结合，又提高训练质量的体会，说实在的，这方面我们也经过了一个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
来信谈到战士们在军事训练中休息时间保证不了，这种情况我们连也曾出现过。
四月初，我们连接受了十三项训练任务。
其中有一半课目过去很少搞过，干部战士压力很大，感到我们是有荣誉称号的连队，去年又被军区评为“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要是搞不好，就会丢脸。
因此，开训后大家就憋足了劲，一心扑在训练上，起早贪黑，大练苦练。
可是出人意外，半个月下来，全连同志的练兵热情下降了，训练进度缓慢了。
为什么劲没少使，汗没少流，训练质量下降了呢？
不少战士反映：正课时间练，课余时间还是练，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已经精疲力尽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连党支部回顾了连队在抗美援朝时的上甘岭战斗中，干部处处关心战士、爱护战士的光荣传统，围绕“在大练兵中怎样做到劳逸结合”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制定了必要的措施。
在条令规定的正课时间内，我们把体力消耗大和体力消耗小的训练课目结合起来，做到科学安排。
每天训练时间不超过八小时，不滥用战士的休息时间，使生活秩序条令化。
越野长跑训练，运动量大，又加烈日曝晒，就安排在早上气候凉爽时进行。
通过百米障碍训练费体力，进行两小时后，就组织体力消耗较小的射击预习。
午前午后天气炎热，就安排政治教育。
对于战士的课余时间安排，每周有两个晚上自由活动，三个晚上组织文体活动，保证战士八小时睡眠，切实保证训练正常进行。
我们注意了不乱提过头指标，不搞过多考核。
以前各班对投弹都提了很高的指标，我们根据实战要求和连队的实际情况，要求达到四十五米就可以了，重点放在投准上。
干部要增强爱兵观念，督促作息时间的落实。
我们坚持查铺查哨制度，每天检查战士的午休、晚休情况，使战士按时熄灯、起床，不搞不必要的加班加点。
三班新战士董安忠因投弹上不去，中午拚命练，指导员葛志成发现后，一面动员他好好休息，向他讲清苦练与巧练的辩证关系，一面在正课训练中，帮助他纠正痼癖动作，不久他投弹就达到了四十九米。
由于认真地抓了劳逸结合，战士们个个精神饱满，身强体壮，训练成绩有了很大提高。
到六月底为止，全走共进行实弹射击十三次，除两次良好外，其余都是优秀。
投弹成绩平均达到四十八点六米，其它训练课目也圆满完成任务。
在上级组织的考核比赛中，取得了两项第一名、四项第二名的成绩。
战士们因为得到了一定的休息和保证能过上星期天，写家信、看报纸、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时间有了，文娱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全连人人精神振奋，心情舒畅。
“上甘岭一等功臣连”党支部
作者：张新福
作者：赵守田/陈诚忠/曹钟朗
最近，三二三六四部队“钢四连”在上级进行的一次特等射手考核中，全连七十八人参加，七十二人达到特等射手标准，受到上级通报表扬。
“钢四连”在人人争当特等射手的练兵热潮中，注意抓了三件事：（一）抓好先行班。
连里帮助四班从基础训练着手，反复摸索在各种条件下射击的规律，很快达到了特等射手标准。
然后，采取现场教学、观摩表演等方法，在全连推广了四班的经验。
（二）培训好小教员。
训练一开始，连里为每个班培训了一个小教员，协助班长、副班长搞好全班的训练，及时发现和解决训练中的问题。
（三）开展互帮互学。
组织战士结成对子，以老带新，以强帮弱，对个别技术较差的同志，分工专人重点辅导。
由于连里组织严密，措施得力，干部战士苦练加巧练，涌现出五个特等射手班。
（赵守田、陈诚忠、曹钟朗）
作者：杨松林
栏目：火红的练兵场
在敌人夜视器材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夜间还是不是我们的天下？
五二九三五部队侦察连苦练现代条件下夜战本领的经验，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编者
漆黑的夜晚，在一个山村外边的草坪上，侦察连的战士正在准备进行夜摸表演。
草坪南头坐满了参观的干部战士和民兵；
几十米外的北头，站立着一排表演的战士。
担任表演场指挥员的二排长刘志刚，向参观的同志们介绍了有关表演的事项：侦察员从五十米之外出发，正面蠕动摸向观众；
为检验夜视器材能否发现，天空将不停地发射照明弹，观众还可以用手电筒随意照射，造成比夜视器材观察下更亮的能见度；
表演者如被观众发现，就算做“死亡”，退出表演。
表演开始了。
随着一颗绿色信号弹升起，侦察员们迅速散开卧倒，隐没在漆黑的夜幕之中。
表演场的上空开始升起耀眼的照明弹，参观的同志也取出了手电筒，全神贯注地照射起来。
表演场上，顿时肃静紧张起来。
人们睁大眼睛看着，侧起耳朵听着。
“现在，侦察员接近到距大家四十米处！”
“现在，接近到三十米处！”
“……二十米处！”
表演场指挥员报告接近距离的声音，在寂静的草坪上格外响亮。
照明弹一颗又一颗升起，手电筒光一遍又一遍照射，人们目不转睛地搜寻着眼前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然而，什么可疑迹象也没发现。
“已经有三个人接近了参观位置。”
表演场指挥员一边说着，一边打出一发示意“起立”的红色信号弹。
借着信号弹的光辉，大家惊愕地看到：在眼前十米远的地方，猛地站起来三个身披伪装网的战士。
顿时人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大家称赞说：“这么多照明弹、手电筒还发现不了他们，夜视器材更别提了。”
侦察连战士们的硬功夫是怎么练出来的呢？
连长于明文给我们作了介绍。
今年夜间训练开始后，党支部就响亮地提出“未来夜战怎么打，现在就要怎么练”的口号，全连掀起了研究敌军装备和敌军夜战特点，苦练现代条件下夜战本领的热潮。
为了对付敌人夜视器材，大家借来有关敌军夜视器材的资料，认真研究，分析夜视器材的性能、长处和弱点。
同志们群策群力，想出利用地形地物、利用风雨雪雾不良天候，和进行严密伪装等十几种对付敌人夜视器材的好办法。
夜晚，干部战士又一起进行了单兵对单兵、班排对班排的对抗训练。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进行了戴防毒面具侦察，捕捉坦克内敌人的研练。
最近，在一次夜间训练汇报表演时，五班九名战士穿着伪装衣，从参观台前十米远的地方秘密通过，然后对百米外的十八个闪光胸环靶进行快速射击，发发命中，优秀率达到百分之百。
大家称赞他们是“神腿夜眼侦察兵”。
（杨松林）
五三八○七部队通信连摩托班，苦练驾驶基本功。
李亚石摄
某部防化连喷火班新战士魏学留从难从严练习喷火技术。
王世岭摄（照片）
作者：李宗
栏目：报刊批判文章综述
“四人帮”直接控制下的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曾经编写了一本名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毒草。
这本书，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歪曲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千方百计地妄图论证党内产生了一个所谓“资产阶级”，竭力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
对于这株大毒草，从今年年初开始，许多报刊就陆续发表文章，进行了严肃尖锐的批判。
现将这些批判文章的主要内容，综合介绍如下。
唯心史观是这本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
“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这本书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实际是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硬说成“修正主义”，把精神和上层建筑的因素说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原因；
对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加以唯心主义的曲解，否定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
许多批判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从来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物质力量，最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
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包括：一、它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
二、它决定社会形态的变革。
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与它活动于其中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
旧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革命便到来了。
而随着生产关系的变更，全部上层建筑或迟或早也要发生变更。
三、它决定新的社会形态战胜旧的社会形态。
因为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的社命制度战胜旧社会制度的最重要的东西。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庸俗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观点毫无共同之处。
“庸俗生产力论”，认为在生产力已有一定程度发展、但还没有高度发展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只能消极等待生产力高度发展而不能夺取政权。
这种理论既否定具有一定发展程度的生产力可以成为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据，又否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这种修正主义理论混为一谈，大加挞伐，鼓吹什么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趋向完善”、“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不断得到提高”的结果，叫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巩固……决不是第一位的东西”，彻底暴露了这本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性。
一些文章还批判了这本书对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加以唯心主义曲解的谬论，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成为公共财产，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无产阶级国家有计划、按比例的自觉领导和组织所代替，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是以前所不可比拟的。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起作用了，而上层建筑，特别是思想意识成了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在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作用不管有多大，归根到底总是在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基础上的反作用。
我们应当重视这种反作用，但必须看到，离开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这种反作用就没有发生的可能。
这本书把反作用的前提抽掉，予以无限夸大，胡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始终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这是用形而上学的诡计，把历史唯物论篡改为唯心主义的“上层建筑决定论”。
臆造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因素”论
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因素”论，是贯穿“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这本书开始就写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二重性：一方面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
一方面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由此而形成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矛盾运动过程。”
而所谓“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据这本书说，就是资产阶级权利、旧的社会分工等旧社会的痕迹。
一些批判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两个根本对立的经济体系。
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包括着资本主义，那就等于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部分资本主义性质，而资本主义因素则属于社会主义性质。
这不但完全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性质相反的生产关系的原则区别，而且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有的文章还指出，这本书引用列宁关于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的论述来证明“两因素”论，是对列宁原意的歪曲。
列宁所说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并存的情况。
列宁明白无误地说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方面的斗争，“一方面是在一个广大的国家全国范围内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起来进行劳动的最初步骤，另一方面是小商品生产，是还保存着的、以及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复活着的资本主义”。
显然，列宁所讲的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初级形式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斗争，而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两因素的斗争。
这些批判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资本主义旧经济关系的残余，但这些残余不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对立物存在于它之外的。
在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时要注意到这一类资本主义残余的腐蚀破坏作用，但决不能把这些残余说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
一些文章在批判“两因素”论时还指出，决不能把社会主义社会还带有的旧社会的痕迹当做资本主义因素。
事物的“痕迹”不等于事物本身，这就如同伤痕不等于创伤。
同样，资本主义的痕迹并不等于资本主义，二者不具有共同的性质。
有的文章举例说：例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旧式分工、劳动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它们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过，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可以同上述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交织在一起而表现不同的社会性质。
社会主义社会的旧社会痕迹，虽然是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但由于生产关系变更了，它并不反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把它说应资本主义因素。
这种旧社会的痕迹，是不太成熟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
因此，它们并不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作为资本主义的一方而同共产主义的一方相对立。
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盘否定
以所谓“两因素”论作为出发点，这本书从所有制、分配和交换、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到生产和再生产，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全盘的否定。
这本书在攻击和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时胡说“在所有制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
由于存在旧式分工，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产生‘一长制’这种脑力劳动者统治体力劳动者的经济基础”，由于还实行商品制度，它们是“一部分人力求通过商品关系统治另一部分人的经济基础”；
“总之，……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
许多批判文章指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全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
在公有制条件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内，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权利，已经丧失了存在的根据。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将不断巩固和发展，成长为共产主义所有制，在此基础上，阶级差别、三大差别、商品货币关系将作为历史陈迹进入博物馆。
人们正是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看到了共产主义未来的曙光。
这本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说成产生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基础，这是不顾基本事实和基本常识的胡说八道。
这本书对社会主义劳动者相互关系的攻击和否定，同样是十分荒谬和反动的。
它宣称：由于“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因而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依然是阶级关系”；
它甚至把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也说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把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残余说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人与人相互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的“对抗关系”。
许多批判文章驳斥这些论点时指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没有剥削、压迫，人们的相互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还存在工人和农民两大劳动阶级的差别和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决不能把它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混为一谈。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也会反映到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上来，因此要坚持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不能根据阶级斗争在劳动者的相互关系上有所反映，就得出这种相互关系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关系的结论。
至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残余，他们已经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因而他们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是专政和被专政的关系，他们根本就不能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劳动者相互关系的一方或当事人。
他们的存在，不能成为所谓社会主义劳动者相互关系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关系的根据。
这本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肆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劳动者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颠倒敌我，制造混乱，是要为张春桥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全面专政”论提供论据。
这本书对“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攻击尤其恶毒。
它胡说按劳分配会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产生一部分社会成员……无偿地侵占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劳动的情况，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在这样的基础上很快地产生出来”，诬蔑我国的工资制度“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
许多批判文章指出：按劳分配所带来的劳动者收入的差别，是在消灭了剥削压迫基础上的差别。
它取决于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的多寡。
一个人收入再多，也不可能超过自己的劳动所得，不可能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怎么会由此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产生剥削关系呢？
又怎么能产生出资产阶级来呢？
在这里，“四人帮”一伙不过是重弹庸俗经济学家的资本家“劳动起家”论的老调。
这些文章还指出：我国现行的工资制度是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而旧中国的工资制度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剥削工人血汗的工资制度，把我国现行的工资制度混同于旧中国的工资制度，是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这本书对社会主义交换关系的攻击，集中在我国现在还实行的商品货币交换上。
它费尽心机把“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遍规律。
一些批判文章指出：我国的商品货币交换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的，是联系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纽带，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交换有着本质区别。
商品货币要转化为资本，必须具备两个决定性的条件：一、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和货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二、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力成为商品。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经消灭了这两个条件，怎么能说在我国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仍然是普遍的规律呢？
在我国，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因而也确实存在着投机倒把等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现象。
但是，其根源不在于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交换，而是在于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在于存在替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
这本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把非法的资本主义活动说成是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所固有的东西，完全是颠倒黑白。
这本书根据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关系的谬论，又捏造出一套极其反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
它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胡说社会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一方面会不断分泌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会产生出无产阶级。
一些批判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产品、共同劳动的条件下进行的，根本不可能产生出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剥削雇佣劳动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相反，随着社会主义再生产的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将不断壮大。
在这个过程中，将创造出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可是，按照这本书中的所谓“再生产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扩大，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不断分泌”也必然扩大。
这就等于说，社会主义就必然要倒退到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根本就无法实现。
这真是反动透顶。
为反革命政治纲领作论证的所谓“规律”
“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宣称自己是以“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转变……的运动规律”为己任的。
它通过鼓吹历史唯心主义，兜售“两因素”论，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得出了一条什么“规律”呢？
这就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将不断产生出资本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和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党内资产阶级又利用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的必然性”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因素”，“一面孵化新的资产阶级，一面保护老的资产阶级”。
许多批判文章指出：这本书胡诌乱扯了一大套，拉拉杂杂构筑了一个“体系”，唯一的目的，就在于得出这个“规律”，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做经济上的论证。
“四人帮”一伙用这个所谓“规律”，一方面企图证明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罪行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行动”，另一方面则企图证明老一代革命者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的党内资产阶级”，应当统统打倒，这是一个毒汁四溅、荒诞无稽的反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
目前，各地报刊对于这一本大毒草的批判，还在继续进行中。
（李宗）
作者：广州部队理论组
林彪、“四人帮”为了毁我长城，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编造了一大套煽动军政对立的谬论。
其中欺骗性最大，为害甚烈的一条，就是林彪散布的所谓：“我军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突出军事，一条是突出政治，我们要坚定地走突出政治的道路。”
在这种谬论影响下，谁要是积极抓军事训练和战备工作，谁就要被扣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帽子。
于是，空喊政治有功，实干军事有罪。
直到如今，还使不少人对抓军事工作心有疑虑，担心犯“路线错误”。
因此，对林彪这种谬论，必须继续揭露批判。
政治与军事的统一，既反对脱离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又反对脱离军事的空头政治，这是毛主席关于政治与军事关系的基本思想。
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主席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这就是说，中国红军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贯彻党的纲领、路线、完成党的政治任务；
同时又指出，我军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贯彻党的纲领、路线的，是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来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务的。
因此，政治和军事这两个方面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
脱离了无产阶级政治的领导，我军就会混同于旧式的雇佣军，不成其为人民军队；
而放弃了军事，我军也就和党所领导的其他各种组织没有多少差别，不能完成武装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的任务，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必要。
军事斗争，从来是我军三大任务中的第一项。
正是由于我军同广大革命人民一道，忠实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经历了无数次的大小战役和战斗，取得了历次革命战争的胜利，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随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保卫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安全。
可以说，我军的历史，就是一部政治统帅军事，军事为政治服务的历史。
没有政治和军事的统一，就没有我军的诞生、成长和胜利，没有中国人民的解放，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
林彪把政治和军事的分离说成是我军的正确路线，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是对我军历史的公然歪曲和篡改。
对于我军历史上存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敬爱的叶剑英副主席在建军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曾作了深刻的说明，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年的历史，“也是一部毛主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
要不要搞武装斗争，要不要一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这是我们党同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直到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斗争的一个根本问题”。
事实如此。
所有的机会主义路线，都是要把党和无产阶级同军队割裂开来，把无产阶级政治同军事工作分割开来。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拒绝毛主席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正确主张，放弃武装斗争，把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拱手交给国民党。
结果，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党和人民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毛主席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拿起了武器，先后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建立了党绝对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开始了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道路。
类似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后来还发生过两次，一次是抗日战争初期，王明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把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交给国民党；
再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高唱“和平民主新阶段”，主张把人民武装全部交给国民党蒋介石，两次都被毛主席及时识破和粉碎。
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反对党领导军队，除了有时候表现为主张把军队交给国民党外，有时候还表现为同党争夺军队的领导权，妄图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把我军变为资产阶级的工具。
从张国焘的“枪指挥党”、高岗的“军党论”、彭德怀的“一长制”，到林彪的“军队中心论”和“四人帮”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放火烧荒”，尽管花样不同，其实质都是要篡夺军权，妄图使我军为他们这些资产阶级野心家服务。
他们当中有的人表现为似乎要“突出军事”，搞单纯军事观点，有的人则表现为似乎最主张“突出政治”，其实，他们是一路货，实际上都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来统帅我军，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
他们同党的分歧，根本不是“突出军事”还是“突出政治”，而是用什么样的政治来统帅军事，由那个阶级来掌握军队，按照哪个阶级的面目来建设军队的问题。
林彪关于“突出政治”和“突出军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谬论，从表面看去，好象是在抬高政治的地位和作用，其实完全是篡改歪曲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思想。
按照林彪的所谓“突出政治”，政治的统帅作用成了冲击作用，政治和军事的关系，变成了冲击和被冲击的关系。
而这样一来，政治把一切都冲击干净，它还统帅什么呢？
毛主席指出，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战争年代，我军的政治工作正是这样，渗透到军事工作的全过程和各个侧面，从而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事实证明，政治要实现它对军事的统帅作用，就必须从各方面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
林彪把政治和军事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用所谓“突出政治”来排斥、破坏军事工作，其结果是破坏了政治对军事的统帅作用，从根本上破坏了政治工作。
林彪肆意歪曲我军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实质，其罪恶目的是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军事路线的我军领导同志，篡军篡党窃国，建立林家王朝。
现在，我军广大指战员从十多年的亲身经历中，越来越体会到把政治和军事对立起来的极端荒谬性，逐步认清了林彪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决心永远坚持政治和军事的统一，努力完成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战斗任务。
作者：曹志成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四人帮”一伙在他们炮制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断章取义，诬蔑社会主义，胡说：“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完这座桥梁”。
他们列举了种种“理由”：集体所有制公有化程度低，还“带有较多的资产阶级法权”，全民所有制单位间还存在“你我界限”，企业内部还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也“带有资产阶级法权”。
于是，按照他们的推理，我国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就成了处于由私产到公产的“桥梁”中间的半私半公的所有制形式了。
这真是海外奇谈！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权利在所有制问题上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核心的。
我国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对私有制的否定，是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
虽然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相比，公有化程度较低，现阶段的全民所有制也比共产主义单一全民所有制公有化程度低，但它们与私有制是有根本区别的。
怎么能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仍然带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走完由私产到公产的“桥梁”呢？
“四人帮”一伙炮制这种谬论，绝非因为无知到连公和私两个概念都分不清。
它背后有一个阴谋，即通过否定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事实，来为他们推翻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提供“论据”。
其目的在于架设一条由公产到私产，即复辟资本主义的“桥梁”。
为非洲团结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许多重大贡献的非洲统一组织，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苏丹首都喀土穆胜利举行了第十五届首脑会议。
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特别是苏联在非洲的疯狂扩张，会上发出了反对一切外国干涉、反对在非洲存在一切外国军队和外国军事基地、非洲要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呼声。
这届首脑会议是在非洲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热点的情况下召开的。
近年来，苏联在非洲的侵略扩张大为猖獗，它在非洲之角燃起的战火未息，又策动雇佣军再次入侵扎伊尔沙巴省。
现在，有数千名苏联军事人员和五万多名受苏联豢养的古巴雇佣军驻扎在非洲的土地上，在濒临地中海、印度洋，大西洋的非洲沿岸被苏联控制的港口、机场、导弹储存地、军事通讯站等军事设施多达二十处。
苏联的侵略干涉严重威胁和损害着非洲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
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惊呼：“非洲已经成为超级大国的受害者”，“大国把我们的大陆变成了战场，把我们的人民变成了它们进行战争的炮灰”。
正因为这样，反对外国干涉就成了这届首脑会议的重要议题。
从七月七日开始的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到首脑会议，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激烈的辩论。
许多非洲国家的代表认为，苏联及其仆从古巴对非洲的军事干涉构成了对当今非洲大陆独立和安全的主要威胁，强烈要求把它们赶出非洲。
有些代表则谴责最近曾派兵帮助扎伊尔击败苏联、古巴雇佣军入侵的法国等西欧国家。
还有一些代表既谴责法国，也谴责苏、古在非洲的存在。
这种不同看法的争论是从一九七五年安哥拉战争时开始的，争论的实质是：那个以非洲“天然盟友”自居的苏联到底是非洲的朋友还是非洲的敌人？
这个问题的提出和争论反映了非洲人民新的觉醒。
在这届会议上，尽管存在一些分歧和争论，但经过认真、坦率的讨论，最后在反对一切外来干涉和非洲解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作出了二百五十项决议，这是非洲国家和人民团结反帝反殖反霸的重大胜利。
这些决议“强烈谴责对非洲大陆内部事务的任何外来干涉”，“反对并谴责在非洲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和同非洲以外国家缔结的盟约”，“完全拒绝旨在非洲推行国际集团政策的一切图谋”。
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指出：“我们主张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
“任何一个非洲以外的国家都不应该在一个非洲国家的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和驻扎武装部队。”
这些决议和讲话反映了四亿非洲人民反对外来干涉、要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共同愿望，是非洲民族解放事业发展进程中新的战斗号角。
非洲人民这种正义要求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有力支持下，必将冲破重重障碍予以实现。
会议发扬了非洲团结战斗的优良传统。
在会议通过的一些决议中一再申明，要“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不给外国干涉非洲以可乘之机”。
会议通过了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的决议，显示了独立非洲对南部非洲人民的战斗声援。
会议还决定加强非洲—阿拉伯团结，“全力支持埃及、阿拉伯前线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用一切办法为恢复被剥夺的权利和收复被占领的土地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加强不结盟运动的决议。
所有这些重要决议充分显示了非洲人民同阿拉伯人民以及整个第三世界人民互相支持的战斗风格。
第十五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的积极成果，对非洲国家和人民今后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届会议也显示了非统组织的强大生命力。
一位非洲国家元首说得好：“非统组织是在非洲敌人的怀疑中诞生的，它是在克服了重重障碍的情况下生存下来的，它一定能生存下去，以促使非洲人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
新华社福州七月二十四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一位原在胡志明市胜利纺织厂当女工的难侨，最近用她一家的亲身经历，向记者揭露了越南当局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打击迫害华侨的真象，从而戳穿了它散布的“华人资本家”由于反对“社会主义改造”而大批回国的谎言。
这位华侨女工对记者说，她和她的一家都是工人。
可是，今年三月，越南当局把她家当作“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派公安人员到她家“登记财产”，连衣橱、床、凳子、碗碟都不放过；
登记之后，每隔几天就派人来检查一次。
越南当局还强迫她们填写全家“自愿去农村劳动”的表格，要把一家人驱赶到“新经济区”去。
这个女工说，被迫回国以前，她家住在胡志明市阮寨街，全家十五口。
在伪政权时代，她的父母是一家味精厂的工人，都有十多年的工龄。
南方解放后，越南当局派来的接收官员对他们说：“你们老了，不用做工啦！”
于是，这一对刚满五十岁的“老”工人就被赶出了工厂，领不到退休金，成了“无业市民”。
这位女工的哥哥和弟弟有电焊技术，但是，越南当局不给安排工作，也被列为“无业青年”。
越南当局接管了这位华侨女工所在的纺织厂以后，以种种借口一次就解雇了三百多名华侨工人。
她和她二姐原来每月的工资分别是七十元（越南币，下同）和六十元，可以养活好几口人。
越南当局接管工厂后，她们的工资分别降为四十元和三十二元，加上物价飞涨，仅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
近几年来，她一家有四人先后失业，不仅经济收入锐减，每月配给的口粮也减少了二十八公斤，需要购买七元一公斤的黑市高价大米贴补，生活越来越困难。
这位女工说，最令人气愤的是，越南当局开展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竟把我家当作“改造”的对象，要赶我们一家人到“新经济区”去。
所谓“新经济区”，只是一片荒野，连吃水都没有，毒蚊成群，耕畜都要用蚊帐保护才能过夜，而且越南当局什么东西也不给，连锄头都要自备。
这位女工愤然责问：“越南当局这样做，岂不是要把我们一家人往死路上逼吗？”
在越南南方，象这位女工一样遭受越南当局迫害的华侨劳动人民，岂止一人一户。
许多来自胡志明市的归国难侨回顾说，当胡志明市解放的时候，广大华侨同越南人民一起，挥动彩旗，燃放鞭炮，涌向街头，热烈庆祝。
然而，欢庆解放的余音在耳，一幕幕悲剧紧跟着发生了。
仅仅两三年时间，多少华侨劳动人民被越南当局以种种手段弄得倾家荡产，走投无路，不得不被迫回国。
二十五岁的华侨青年何海说，他十六岁就从敌占区只身投奔到解放区，参加解放军，投入了抗美救国战争，在第十七后勤中团担负运输任务。
在部队的六年中，他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出没在湄公河水网地带，胜利地完成了往前方运送物资的任务，两次荣获越南解放勋章，八次被评为“决胜勇士”。
越南南方解放以后，他的命运怎样呢？
何海说：按照上级的规定，军龄在五年以上的，可以转业到地方工作。
可是，我复员后，要自己找工作。
许多国营单位又因为我是华侨，拒不接受。
足足有两年多时间，我找不到工作。
直到一九七七年，才托朋友介绍到一家私人办的羽毛球厂当工人，每月工资仅三十元。
但是，“社会主义改造”一来，工厂被越南当局查封，生产停止，我又失了业，只好回国。
据新华社七月二十四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二十四日晚上观看了缅甸文化舞蹈音乐团演出的音乐舞蹈节目。
演出休息时，邓小平副总理和邓颖超副委员长会见了缅甸文化舞蹈音乐团团长钦貌纽和主要演员，赞赏艺术家们的演出很优美、很有民族特色、很受欢迎。
今晚，缅甸艺术家演出了民族器乐合奏和十六个古典和现代舞蹈节目。
艺术家熟练的技巧，优美的舞姿，鲜艳、古雅的服装，使整个演出色彩调和、动人，不断激起全场热烈前掌声。
缅甸艺术家还用中文和缅文演唱了《中缅友谊之歌》。
演出结束时，邓小平副总理和邓颖超副委员长等登上舞台，同演员们热情握手，祝贺他们的成功演出，并向他们赠送了花篮。
新华社编者按：这篇报道所反映的变相买卖婚姻的情况，是令人怵目惊心的。
变相买卖婚姻不仅给广大群众，特别是给青年在精神上、经济上造成沉重负担，甚至酿成家破人亡的悲剧；
更严重的是，它象毒菌一样腐蚀着青年，腐蚀着社会。
广大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早就要求对这种坑人的陋习来一个革命。
我们要结合揭批“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败坏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罪行，破除在婚事上的旧风俗、旧习惯，坚决反对变相买卖婚姻。
对广大群众进行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教育，提倡节俭办婚事。
对于极少数严重违法乱纪，不择手段地敲诈钱财的坏人，要予以打击。
新华社杭州七月二十四日电 本社记者汪伟民报道：《浙江日报》最近发表题为《一位农村青年的苦恼》的读者来信，揭露和批判了在婚事上的旧风俗、旧习惯，并就此事在报上组织讨论，反对变相买卖婚姻，在全省各地引起了热烈反响。
《一位农村青年的苦恼》的信，是绍兴县东方红公社胜利大队青年社员陈柏松写的。
信中说：“四年前，我和邻村的一个姑娘订了婚。
当时，对方提出了许多条件：第一、聘金论岁数算，一岁十二元，少一元也不行；
第二、要六坛老酒，以孝敬女方父母！
第三、要衣服八套，其中有三套要毛料、呢料的，还要毛线三斤；
第四、要太婆盘十元（是孝敬姑娘祖母的）；
第五、要金戒指一只，金耳环一副；
第六、订婚时要大办酒席。
这样，我光订婚就花去五百多元。
这算‘头耙’，为要结婚，还要‘二耙’，什么高级家具、几大件，都要一一筹办。
再加上办喜酒，至少还要花上了千多元。
我们农村现在生活水平还不高，结婚要那么多钞票是多么难！”
“在订婚比彩礼、结婚比排场的坏风气包围下，对方的条件越来越苛刻。
她见我不能满足她的要求，就认钱不认人，几次三番上门退婚，弄得我毫无办法。
最后，只好解除了婚约。”
这位青年在谈到自己的心情时说：“这些日子来，我一投入轰轰烈烈的农村三大革命斗争，这些伤心事丢到脑后。
但一回到家里，想起结婚讲彩礼、讲阔气的歪风，看到与我同样命运的哥哥（他也为对象所厌弃），就又苦恼起来，思想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这封来信发表后，各方面的读者纷纷给《浙江日报》编辑部来稿来信参加讨论，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等地的读者也关注这场讨论。
群众高兴地说，“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报纸上，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
“报纸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有些来信来稿反映的问题，比陈柏松信上揭露的情况还严重得多。
如有的索取“聘金聘礼”多得吓人；
有的巧立名目，不择手段地索取钱财，要男方付出“见面钱”、“好看钱”、“肚痛钱”（母亲生女儿时肚痛，女儿出嫁时就要拿钱孝敬母亲）、“拦轿包”（出嫁那天突然提出要钱要物的清单，如不满足，不上轿、不出娘家门）、“拦门包”（到了婆家门口，不给钱，不进男家门）等等。
来信来稿说，群众恨透了这一套，斥之为“敲竹杠”、“苛捐杂税”。
由于变相买卖婚姻的影响，使一些群众特别是青年人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受到极大的压力，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
诸暨县大建溪大队有个社员，因为结婚欠下了一大笔债，虽然夫妻俩起早摸黑地干，但现在儿子已经二十来岁了，欠的债还没有还清。
常山县狮子口公社一位男青年与一个姑娘恋爱，女方家里提出了许多苛刻的要求，男青年花了许多钱，最后因为少三十元钱，没有办成亲事，这位男青年因受刺激太大而患了精神病。
上虞县一封来信反映，有个男青年家庭经济较困难，为了满足对象的要求，将一只母猪和几只尚未长大的小猪都卖了，又东借西凑，才勉强凑足了“聘金聘礼”。
婚后才知道，女方已经象这样变相高价卖过三次，他后悔莫及，加以婚后感情极差，最后逼得服农药自杀身死。
死后刚一个多月，女方的两个哥哥就又用同样的手法将她变相卖给了别人。
广大群众在来稿来信中，对这个讨论提出了不少建议和希望。
他们认为，要刹住这股歪风，关键在于党委重视，应当把它看成是关系到调动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的积极性，更好地为完成新时期总任务而努力奋斗的一件大事。
党委要抓，共青团、妇联要抓，人人都要关心这个问题，真正造成节约办婚事光荣，搞买卖婚姻可耻的社会风气。
一些司法部门的同志来信说，要联系实际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对个别严重破坏婚姻法、屡教不改的坏分子，要绳之以法，予以制裁。
最近，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室就这一问题的讨论情况通报各地，要求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社会舆论都来关心这件事，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批判“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败坏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栏目：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当前，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交往更加广泛，友好关系深入发展。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这里介绍的一组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中巴友谊树
中巴友谊树，是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手栽下的。
一九六四年周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时，栽下的乌桕树，被人们誉称为中巴友谊树。
今天，挺立在夏克巴利山丘上的中巴友谊树，已枝叶繁茂，正在茁壮成长。
中巴友谊之花鲜艳夺目，使美丽的新首都伊斯兰堡更添异彩。
周总理栽下的乌桕树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访问伊斯兰堡时栽下的各种树木已组成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园林，它象征着巴基斯坦、中国和各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加强。
烂漫的樱花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写道“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
在它盛开的日子里，满山遍野，满街满巷，处处灿烂绯红，如轻云，如红雨，如朝晖，如晚霞，花飞、花舞、花云、花海，万紫千红，美不胜收。
日本的樱花多达三百来种，占世界八百多种樱花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一九七二年九月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人民赠送给我国的一千株珍贵的“大山樱花”，已经开出了灿烂的友谊之花。
“近邻加亲戚”
美丽富饶的泰国，是我国的近邻。
泰中两国人民之间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
自从两国建交后，这种传统的友谊得到了新发展。
泰国人民常常用“近邻加亲戚”的美好语言，来形容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
近年来，我国各个代表团访问泰国逐渐增多，所到之处无不出现热烈动人的场面，留下称颂友谊的佳话。
中国广东青少年杂技团到泰国进行友好访问演出时，受到泰国政府和人民的盛情接待。
江萨·差玛南总理亲自观看了杂技团的演出和接见了杂技团的全体成员。
江萨总理对演员说，“你们的访问演出具有深刻的意义，它不仅使泰国人民看到了中国的杂技艺术，而且增进了泰中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中国江苏男女排球队到泰国南部名城合艾和泰国最大的岛屿普吉访问期间，这两个地方象过节一样，人们兴高采烈地去观看两国运动员的友谊比赛。
合艾的一位接待人员说：“泰中一家亲，中国朋友来到泰国是走亲戚。
亲戚来到自己的家里，怎能不使人高兴呢！”
在普吉，当地居民听说中国客人来了，特地送来普吉出产的菠萝，一定要中国客人尝一尝，并说：“来到普吉不吃普吉的菠萝，就等于未到普吉。”
盛情难却，中国运动员怀着感激的心情品尝起来。
普吉菠萝肉嫩味香，名冠泰国。
中国客人吃着香甜的菠萝，而心里感到普吉人民的友好情意比菠萝还要甜美！
泰中友谊日益发展，年年增添新的篇章。
正如泰国一位新闻界朋友所说的那样：“泰中友谊象波澜壮阔的长江和昭披耶河（即湄南河）一样，源远流长，奔流不息，是任何力量也阻断不了的。”
（均据新华社）
拱桥飞架心相连
塞拉利昂最大的河流大斯卡西斯河上架起了一座中国式的双曲拱桥。
它叫做坎比亚大桥，桥身长三百六十米，宽九米，是塞拉利昂现有的最大的公路桥。
这座桥梁是塞中两国工人共同劳动的结晶，被人们誉为塞中人民友谊的象征。
坎比亚大桥是根据中塞两国政府协定，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动工兴建、今年二月十七日正式通车的。
两年施工中，塞中两国工人共同战胜了不少困难。
大斯卡西斯河水深流急，工程很艰巨，第四号桥墩要在河中心水深三米的地方修筑。
一百多名塞中两国工人不顾疲劳，同心协力，艰苦奋战，整个桥墩不到二十天就建成了，使桥面吊装提前四十天动工。
这座公路桥的建成，使原来被河流隔断的从首都弗里敦到几内亚边界的约二百公里公路畅通无阻了。
汽车行驶全程的时间，从一天缩短到三个多小时。
从此，盛产稻米和各种经济作物的北方省和全国各地之间，以及从塞拉利昂到几内亚的西非国际公路，都有了便利的公路交通。
共同的劳动加深了中塞两国人民的友谊。
坎比亚大桥施工期间，史蒂文斯总统三次亲临视察。
在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任务后启程回国的前一天，工程部长卡格博又专门接见了他们。
他再次转达了总统对大家的良好祝愿，并请他们把塞拉利昂人民的友情带给中国人民。
在施工过程中，不仅塞中两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关系亲密，连大桥北岸罗泊里村的村民也同中国人员建立起深厚的友情。
中国大使馆为欢送中国技术人员回国举行招待会，罗泊里村村长风尘仆仆地赶了一百九十多公里的路来参加。
他紧握中国朋友的手说：“我是受全村人委托，到首都来为你们送行的。”
科威特五岁的儿童卡利姆·木斯塔法原来是聋哑人，经在科威特工作的中国医生治疗后已能开口说话，他的家长常带他到医疗组来看望中国医生，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新华社记者摄
中国和索马里两国艺术家在参观索马里木瓜园时，纵情歌唱中索友谊之歌。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