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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响应华主席关于“扩大文艺节目，丰富文化生活”的号召，我军各文工团队发扬红军宣传队的光荣传统，纷纷走出城市，奔赴海边防，深入基层，为指战员演出，宣传抓纲治国、抓纲治军的大好形势和新时期的总任务，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带给了广大指战员。
干部战士普遍反映，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取得的新胜利，是抓纲治军的新成果。
这次各文工团队下部队演出，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是近十来年所没有的。
从西沙群岛到黑龙江地区，从西北前哨到东南海防，到处都留下了部队文艺战士的足迹和歌声。
南京部队各团至今演出已经累计四百多场。
海军各个舰队的文工团演出也都各在百场以上。
总政话剧团二队到华北油田慰问演出《油海波涛》，两个月来观众达近十五万人。
由演员、放映员、文化用品供应和修理人员组成的昆明部队文化服务队，在文化部两位负责同志亲自率领下，三个月来，行程万里，踏遍了高黎贡山和怒江河谷，为边防战士演出和服务。
下去的文艺战士们提出：“哪里有部队就把戏送到哪里。”
他们不避艰辛，不辞劳苦，千方百计为部队服务。
今年一月和五月，总部委派海军和广州部队两次组织小型演出队去西沙群岛演出，两个演出队跑遍了所有驻有部队的岛屿，使战士都看到了演出。
海军赴西沙演出队，为了让守卫在被称为“西沙戈壁滩”的岛上的战士看到演出，顶着六级风浪，在海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当晚在这个一片白沙的荒岛上为战士演出近四个小时的节目，第二天离岛前又加演了一场。
广州部队赴西沙演出队，为了使每个战士都看到演出，他们在十二天中航行几百海里，连续演出十几场。
昆明部队文化服务队，来到常年驻守在独龙江前哨的某连时，正值大雪封山，无法上去，他们便利用电话会议设备，为山上的战友们举行了“有线广播演出”。
总政军乐团赴兰州部队演出队，为了使边防战士尽可能都看上演出，深入到戈壁滩上的各个哨卡。
军乐团的同志们还代替战士值班、看发电机和站岗，使哨所的战友都能看到演出。
北京部队边防文艺工作队，在一些医院除作大型演出外，还组成小分队深入病房的几十个点作小型演出。
有一名重病员不能动，演员来到他的床头为他演唱，病员感动得热泪盈眶。
福州部队、新疆部队、第二炮兵和西藏军区的文工团，都把为海边防部队演出放在第一位。
指战员们说：真象当年的火线文艺战士，部队战斗到哪里，他们就服务到哪里！
各文工团队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努力做到一专多能，多为战士演出，多给部队送去文化食粮。
北京部队空军文工团一个七十人的演出队，带给部队三台形式不同的晚会。
新疆部队话剧团一个六十人的演出队到边防部队演出，带去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和八个独幕话剧。
新疆部队歌舞团，除带给部队数量较多的歌舞、曲艺节目外，还克服困难演出了歌剧《江姐》。
北京部队京剧团给部队带去《格斗》、《向阳花》等多种剧目。
铁道兵文工团组成了话剧、歌剧、歌舞、杂技四个演出队分头到部队演出。
许多话剧演员学演曲艺，歌唱演员学演歌剧，舞蹈演员学演杂技，乐队演奏员学几种乐器，为部队带去了更多更好的节目。
各文工团队的一些著名演员，都不怕苦累，不讲条件，积极主动站在演出活动的第一线。
北京部队歌舞团马玉涛同志在列车上还为乘务员和旅客举行了慰问演出。
车上的同志们感动地说：“马玉涛同志的演唱，过去我们只在收音机里听到过，没想到今天能在火车上亲眼看到她给我们演出。”
马玉涛演唱的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抗日将士出征歌》，唱出了广大群众的共同心愿，每次演唱都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
五届人大代表、总政军乐团青年独唱演员韩芝萍同志学习红军宣传队的好作风，不摆架子，有求必应，唱了一个又一个，尽最大力量满足观众的要求。
一次在露天舞台演出，灯光招引来大群蚊虫，演员每演一个节目，都要受到无数蚊虫的叮咬。
当韩芝萍纵情高唱的时候，一只蚊虫飞进她的口腔，可是她仍然一丝不苟，认真演唱，坚持到唱完最后一首歌，下场后才漱口把蚊虫吐了出来。
各文工团队在部队积极进行了文化辅导活动，为连队培养文娱活动骨干。
许多文工团员都到连队教唱总政规定普及的十六首革命歌曲。
有的团队还为基层举办了识简谱、手风琴演奏、连队美术等训练班和创作学习班。
各文工团队在深入连队时，有的同志主动为战士洗衣、补衣、理发、站哨、帮厨，做了大量的好事。
这次全军文工团队深入部队演出，对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文艺队伍中的流毒，对文艺队伍的革命化建设，有很大的促进。
各文工团队在下去前，深入批判了江青伙同林彪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四人帮”推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华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指示，提高政治觉悟，分清路线是非，激发面向基层，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热情。
部队在抓纲治军中出现的崭新的精神面貌，在“三学”运动中涌现的大量先进典型，又给广大文艺战士以深刻的教育。
广州部队赴西沙演出队，请水警区领导同志介绍了部队守岛建岛、开展“三学”运动的事迹，瞻仰了西沙自卫反击战烈士墓。
大家说：到了西沙，懂得了什么叫艰苦奋斗，什么叫革命乐观主义。
有些文艺战士还到连队当兵锻炼，和连队干部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一起摸爬滚打，在思想、作风、纪律等多方面受到了锻炼。
大家反映，经过这次深入部队演出和锻炼，文工团队为部队服务的观念增强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了，队伍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有了进一步加强。
栏目：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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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各文工团队积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扩大文艺节目，丰富文化生活”，他们满腔热情，不辞辛苦地奔赴海边防和基层单位，为指战员演出，为鼓舞部队抓纲治国、抓纲治军，完成新时期总任务作贡献。
我们向广大的文艺战士表示祝贺！
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直指引着我军文艺工作的光辉战斗道路，形成了红军宣传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战斗部队打到哪儿，文工团队就跟到哪儿，标语就写到哪儿，歌就唱到哪儿，戏就演到哪儿。
为了战斗的胜利，需要搞文艺就搞文艺，需要搞战勤就搞战勤，有时甚至拿起手榴弹和指战员一起投入战斗。
那时，文艺战士和指战员在一个行军锅里摸勺子，在一个队列中行进。
当连队有困难不好解决的时候，文工团队就去帮忙，当战士打了胜仗立了功的时候，就把喜报送给文艺工作者。
文艺战士也把部队的忧虑当成自己的忧虑，把指战员的喜悦当成自己的喜悦。
他们生死与共，休戚相关，水乳交融，不分彼此。
在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的血肉联系，被削弱了，甚至被割断了。
刘少奇别有用心地要文艺工作者在到群众中去的时候住在大轿车里。
“四人帮”则凶相毕露地宣称“不要考虑下去的事”。
江青伙同林彪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不仅扼杀了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而且也剥夺了工农兵群众创作和利用革命文艺的权利。
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猖獗于一时。
我军的文艺工作也深受其害。
文艺战士有笔不能写，有口不能唱；
指战员要看戏没戏看，要唱歌没歌唱。
文艺战士被圈在城市里，和广大指战员见不着面。
有的部队找不到会教歌排戏的骨干，有的连队连锣鼓都打不起来。
“四人帮”又趁此机会强行兜售阴谋文艺，妄图毒害人们。
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粉碎了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铲除了阴谋文艺，把被“四人帮”糟踏苦了的革命文艺事业重新引上为工农兵服务的轨道。
在我们部队里，红军宣传队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满足了指战员文化上的急需，文艺工作也恢复了生机。
在新的长征途中，还有新的金沙江、大渡河要强渡，还有新的雪山、草地要跨越，也就更需要文艺战士设立新的鼓动棚，高唱新的出征歌，鼓舞部队的旺盛斗志，振奋指战员的革命精神。
我们要认真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红军宣传队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把关心群众的文化生活，当成重要的课题，认真加以研究，切实加以解决，想方设法满足广大指战员的需要。
要不断组织小型、多样的演出小分队和文化工作队，经常深入部队演出和辅导连队业余文化活动，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保证出战斗力。
我们相信，在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为搞好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光荣行列中，文艺战士一定会进一步和指战员打成一片，就象过去历次革命战争时期那样，高举着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并肩前进！
作者：张建昌/池兴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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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部队歌舞团小分队在西沙永兴岛码头，演出反映海边防斗争的舞蹈《罗嫂》。
张建昌、池兴旭摄（照片）
作者：马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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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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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曾被评为全国、全军开展群众性游泳活动的先进集体的昆明部队某团指战员，牢记毛主席关于游泳训练的光辉批示，坚持搞好游泳训练。
今年夏季以来，在部队高度分散和水源条件差的情况下，仍然积极开展游泳训练，进一步提高水上作战的本领，促进了全团战备工作的落实。
一九六四年夏季，这个团指战员在当年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渡口上，武装泅渡了波涛汹涌的金沙江，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赞扬。
毛主席还根据这个团游泳训练的情况，作了重要批示。
十四年来，这个团的干部战士牢记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坚持搞好游泳训练。
他们先后十三次武装泅渡金沙江，二十二次泅渡澜沧江，还多次泅渡了金水河等云南省的其它主要江河湖泊，基本上掌握了近似实战条件下武装泅渡的规律，提高了水上作战本领。
今年刚进入游泳季节，这个团就积极组织部队开展游泳训练。
他们根据部队高度分散，担负的不同任务，以及水源条件差的情况，分别制定了不同的训练计划和要求。
团政委杨凤桂、副政委尹钟灵带头进行游泳训练，并深入部队检查游泳训练情况。
三营在开训前，首先摸清部队的思想底、水性底和水情底，多次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和有关教导，提高了对游泳训练的认识。
他们在完成其它军训任务的同时，每天坚持两小时的游泳训练。
两个多月后，全营基本上掌握了蛙泳、侧泳等多种姿势，有些同志还掌握了潜水要领，涌现出万米能手四十四人，千米以上八十三人。
担任农副业生产的一营两个连和二营三连，尽管生产任务重，水源条件差，仍然坚持在附近水塘和沟渠搞游泳训练。
这个团的专业分队和机关也积极开展了水上练兵活动。
团属警通连学会了水上通信联络和护送通信器材等本领；
卫生队进行了水上救护训练；
团司令部认真摸索掌握水上训练的组织指挥。
目前，这个团除继续抓好水上的基本功训练外，还根据部队高度分散的特点，准备搞一些小型的以“渡”为主，“走、渡、打”结合的综合性训练，掌握水上作战的过硬本领。
（沈文忠）
作者：窦芒/陈金中/吕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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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江淮大地，骄阳似火，淮河水面浊浪翻滚。
八三二一二部队五连正顶着烈日苦练水上硬功。
在游泳队伍的前头，有一个“尖兵班”破浪引路，只见他们时而潜入水中，时而轻漂水面，动作灵活利索，勇猛顽强。
这就是具有渡江作战光荣传统的五连七班的战士们。
提到七班，人们就会想起当年渡江战役中的情景。
当时，这个班的战士响应毛主席关于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全班仅用十五天时间，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水上作战本领。
渡江战役开始后，全班乘坐第一只木筏，向南岸挺进。
当木筏到了江心，被敌人密集的炮火打中，战士们毅然跳入江中，仅用十五分钟，全班就齐装满员冲到对岸，一举消灭滩头守敌，为部队打开了通道。
战后，全班荣立一等功，并被授予“渡江第一船”的光荣称号。
多少年来，这个班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当年渡江作战的光荣传统，先后十多次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武装泅渡任务。
今年游泳训练开始后，上级又把先行训练的任务交给了七班，全班决心发扬光荣传统，把全班练成水上“硬骨头”。
新战士聂周艳，开始见到波涛滚滚的淮河就有些打怵，一到水中更是手忙脚乱，常被水呛得脸红鼻子酸。
指导员杨兆林及时对他进行鼓励，还手把手地帮助他掌握游水技能。
小聂克服困难，经过一个星期的刻苦训练，终于取得了五千米的好成绩。
小聂并不满足，他又向技术好的同志请教，认真练习臂腿与呼吸的配合动作，努力锻炼水中负荷能力，不断提高游泳速度。
后来他在武装泅渡时，突破了一千五百米的指标。
班长严广仁是入伍六年的老同志。
几年来，他刻苦磨练，练得一身好水性。
今年游泳训练开始时，小严突然胃病复发，右脚又得了关节炎。
领导和同志们都劝他少下水，注意休息，但他想到当年渡江作战中老班长带领全班胜利完成战斗任务的英雄事迹，说什么也不答应。
每天，他都是第一个下水，最后一个上岸。
在水中，他帮助大家纠正动作，讲解要领，做示范，使全班的游泳技术不断提高。
光荣传统大发扬，苦练硬功打先锋。
这天下午，淮河水面上卷起了五级大风，白浪翻滚，涛声震耳。
五连的武装泅渡考核开始了。
只见七班的同志全副武装，在班长的带领下排成一队，劈风斩浪，勇往直前，夺取了全连第一名。
（窦芒、陈金中、吕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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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早日解放祖国神圣领土台湾，五三○一八部队警侦连全体指战员，从实战需要出发练游泳，学会武装泅渡等多项过硬本领。
警侦连有着开展游泳活动的光荣传统。
粉碎“四人帮”以来，这个连在开展游泳活动中，联系实际，进行“三大讲”：大讲毛主席畅游江河湖海的伟大革命实践和我军体育工作的光荣传统；
大讲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和我军解放台湾的神圣任务；
大讲侦察分队平时苦练游泳过硬本领，战时才能圆满完成任务的道理，使全连同志明确了练游泳的目的，增强了征服大江大海，取得水上自由的信心。
连队游泳训练，重点是突破武装泅渡这一关。
为此，警侦连对每个干部战士作了具体分析，针对不同情况，编成一级、二级，三级和“秤砣”四个组，由干部任组长，选派骨干当教练，因人施教，逐步升级。
他们还运用毛主席肯定的一九六四年我军群众性练兵方法：干部深入现场，带头下水练技术，带头参加考核；
骨干热情辅导，耐心示范；
开展革命竞赛，以老带新，以新促老，表彰先进，督促后进。
用这些方法抓游泳训练，使原来七个不会水的“秤砣”赶上了全连的进度，有的已变成了“海上蛟龙”。
一次演习，正遇海上刮大风，浪头抛起三、四米高。
为了检验平时训练的成果，连长和指导员率领两个排，乘风破浪，全副武装泅渡了一万米，出色完成了演习任务，受到上级表扬。
突破武装泅渡这一关后，警侦连又从实战需要出发，苦练潜游、海上格斗，押俘、踩水射击、踩水投弹和水上救护等课目，以及提高三千米武装泅渡的速度。
平时他们注意身体全面锻炼，大力开展球类、器械体操、越野跑等各种体育活动，干部战士们的身体素质显著提高，有力地促进了游泳训练。
（体育科）
作者：彭荣生
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部坦克团在今年五月份，进行第一阶段训练考核，全团成绩不及格。
团党委发动干部战士揭露矛盾，找出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党委对训练的部署，图快不求精，全团基础训练走了过场，底子不牢。
他们认真总结了这个教训，采取符合实际的措施，使基础训练搞得扎扎实实。
为什么全团射击考核打了个不及格？
在发动全团上下找原因的同时，团党委主要成员对坦克分队前训练作了一次全面调查，发现主要问题是急于追求进度，忽视了基础训练。
表现在：（一）起点不对。
党委只看到去年训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没有看到老战士退伍、新战士入伍，经过一退一补，坦克分队三大专业乘员的变化，而训练计划对基础课目没有安排充分的时间，新坦克乘员的基础理论学习和基本动作的操练还半生不熟，就隔着锅台上炕，进行实车协同射击训练。
（二）团党委对部队训练心中无数，基础训练走过场。
领导的注意力多用在突破典型连队的高难课目上，对部队的基础训练很少过问。
在团领导的影响下，连队干部也把主要精力用在培养典型车上，面上训练出现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没有把住训练质量关。
（三）考核过多，打乱了连队训练的程序。
连队成天忙于应付考核评比，上面考什么课目，下面就突击什么课目；
这个课目未搞完，又搞其他课目，搞跳跃式的训练。
结果，造成部队普遍基础不牢，课目“夹生”，费劲大，收效少，走了几个月的弯路。
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训练是根基。
团党委从教训中认识了加强基础训练的重要性。
他们立即召开了全团干部会，作了检查，并发动大家研究措施，把基础训练搞好。
团长和政委都深入训练现场，了解情况，具体指导；
由两名副团长和司政后机关的同志组成小组，对部队基础训练进行全面检查，把好质量关。
为了使训练变被动为主动，他们还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严抠细训，一个课目一个课目过关。
团的领导和营连干部一起，对已经训练过的内容进行了一次大检查，凡是没有达到训练大纲要求的，都要进行加工补课，坚持先补后进，补好再进的原则。
特别是对一些关键性的动作要领，更要讲透练熟。
坦克三营通过摸底，发现驾驶员对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模糊不清，因而在实车训练中一碰到故障就不会处理，遇到复杂情况或者蛮干，或者束手无策。
营长张吉六就重新组织全营驾驶员学习基本理论，把发动机的每个部位的性能，以及相互之间关系讲深讲透，教完一课进行一次检查，驾驶员真正弄懂了，再进行下一步教学。
全营驾驶员基本上过了理论关，就大大加快了实车驾驶训练进度。
二、区别对象，一个人一个人地过关。
他们对各坦克分队的乘员进行摸底调查，针对不同的技术情况进行分组，因人制宜地抓好基础训练：坦克四连在第一阶段考核中，二炮手普遍协同配合不好，给一炮手的快速准确射击带来很大影响。
配合不好的问题在哪里呢？
连里对每个二炮手的操作动作进行了观察研究，发现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
他们改变了过去那种“一锅煮”的训练方法，根据二炮手的技术状况，编组训练。
这样，使每个二炮手都能根据自己的薄弱环节进行重点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补课，全连二炮手的武器操作和装弹技能都过了关。
三、实行恰当的考核、评比，保证连队能按照计划进行训练。
团党委认真吸取了评比考核过多，打乱了连队正常训练程序的教训，正确运用考核评比这个方式来推动训练。
坚持做到考核评比的内容与部队的训练内容相符，避免造成连队紧张、忙乱。
根据训练计划安排，六月上旬全团去农场执行生产任务前，要搞完一炮手快速准确瞄准发射这个训练课目，同时进行考核评比。
但由于部队支援地方三夏耽误了两天训练，技术还不够熟练。
于是，党委就取消了这次考核。
完成生产任务后，党委组织部队继续进行这个课目的训练，直到大家练好了，才进行考核，结果普遍取得了较好成绩。
大家反映这样考核，思想、技术都有收获。
（彭荣生）
作者：马端
邓副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讲话里，特别强调要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人才的问题。
尤其是领导者，应该争当“伯乐”。
当“伯乐”是好事，却也是个难事。
能不能当“伯乐”，不只是一个水平问题，方法问题，首先是个立场问题，出发点问题。
当“伯乐”必须大公无私。
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就不会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就不会真正把它当做大事和急事来抓。
说这个问题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着革命的利益，影响着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好，如果没有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去攻克一个一个的难关；
没有大批有真知灼见的组织者、领导者带领群众去冲锋陷阵，我们的宏伟目标就可能落空。
同时，这个问题也关系着我们的长远大业。
十年、二十年以后，那些人顶事？
三十年、四十年以后，什么人当家？
这是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
人总是要老的，班总是要交的。
然而直到现在，有的人对这个问题并未引起重视。
究其原因，有的是缺乏革命的责任感，反正自己“官不大也不小，钱不多也不少，孩子安排都很好，没急”。
这种人如果不转变立场，是不会去当“伯乐”的。
也有的人认为，“到时候自然有人接班，这是自然规律”。
有什么人呢？
他很少考虑。
还有一种人认为，“把自己的工作搞好，就是给后辈打底”。
岂不知把自己的工作搞好，就应该包括选好接班的人才。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宰相，他帮助齐桓公治理齐国。
但是管仲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没有选好接班人，致使他死后齐国大乱。
这当然只是个比方。
我们一些人的工作单位，无关这么大的局面，但即使是个小单位，如果你一走，工作马上就乱，也说明你没有注意培养人才。
有些人在为革命发现人才这个问题上漫不经心，而为自己子女的“前途”挖空心思，东奔西跑，当个大事去奋斗。
这不正表明缺乏革命责任感，缺乏大公无私的精神吗？
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就不会坚持正确的人才标准，也不会发现真正的人才。
我们所说的人才，是指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才。
我们的选才标准，只能看是否符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和需要。
有私心杂念的人是坚持不了这个标准的。
他是不是不要标准？
不是，他也有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看和他自己的关系好坏。
只要和他关系好的，就认为是“人才”，拚命地吹、拉；
和他关系不好的，就拚命往下踹、压。
这样的标准，只能发现“亲朋友好”，不能发现社会主义的人才。
当然，只要是人才，和自己关系好的人也可以荐选，为革命事业，可以不避亲，问题是有的人只把“亲”当成标准。
第二个标准是看对领导的态度，也就是看听不听领导的话。
如果有人好对领导提个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那他就是“最不理想”的人。
其实，真正的人才，都好钻个道理，问个是非，因此，他们不随声附和，才能在某些方面有真知灼见。
这和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专跟领导对着干的人是根本不同的。
倒是有的人，不认真研究问题，工夫专用在讨好领导上，听领导的口气说话，看领导的脸色行事，只要是领导讲的，无论对、错，都是“好好好，是是是”。
重视这样的人，难道是我们选人才的标准吗？
不是，这是旧社会主子选奴才的标准！
“四人帮”选人就是用这个标准，所以他们选的人，在主子面前都是奴才，干起工作都是庸才，讨好主子是为了升官发财，一旦得势就搞法西斯独裁。
我们决不能这样。
我们应当以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条件作为标准。
我们对一个人的评定，主要应该看他的思想和工作，决不能凭个人的片面的印象。
这不仅关系到能否发现真正的人才的问题，而且是个提倡什么，引导人们向什么方向努力的大问题。
选人才并不是要求选全才。
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正象一台机器有各种部件和零件，有的起这种作用，有的起那种作用。
但一台高质量的机器，它要求部件、零件件件优良，否则就会影响运转。
人才也不能要求一个规格，一种模式，有的人全面一点，有的人只有一门专长。
假如我们用党委书记的标准去衡量科学技术人员的领导水平，或用科技人员的标准去衡量党委书记的业务能力，就很难找到“合格”的人才。
一切才能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一个人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实践的范围有限，常常是“这头长，那头短”。
如果要求样样都长，就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所谓“知人善任”，就是既知其长又知其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有的人不是这样，他们也说短道长，但他说短是为了否定长，否定长就是否定了人，这怎么能为革命事业发现有用之才呢？
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不去做艰苦的工作，人才就发现不了。
因为人才本来存在于群众之中，他不过才能多一点。
一定的实践范围造就一定的人才，但是，一定的实践范围又往往限制才能的发挥。
因此，有些人才在他未被发现之前，可能并不十分突出，常常被人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
如果没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艰苦工作，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奋斗精神，即使人才在你眼皮下，也难认出。
要发现人才就得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从各方面进行了解，进行全面的历史的了解。
“知人”是为了“善任”。
当然不“知人”就谈不上“善任”，但“知人”并不等于“善任”。
古人讲：不知人，害也；
知人不用，害也；
用而不任，害也；
任又以小人参之，更害也。
可见“知”和“任”并不是一码事。
既然“知人”是为了“善任”，为什么有人却知而不任呢？
据说有些怕。
怕什么呢？
一曰怕“用不准，出问题，担责任”。
这要看出什么问题，一般的错误，谁也难免，人只能在不断纠正自己错误的过程中逐步提高。
出大的问题怎么办？
人是变化的，谁也打不了保票。
我们要求的是荐选人，而不是叫你做保人。
除了形而上学猖獗的“四人帮”，谁也不会提这样的要求，所以这个怕大可不必。
二曰怕“得罪一些人”。
用谁都有人反对，要看什么人反对，多少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有的人出于个人原因反对，这无关大局；
有的人由于误解或随声附和反对，这要做工作；
确有那么些人，你用他时，他不能干、不肯干、不会干，你用别人时，他反对。
依了这种人，那就大家都别干。
这种人得罪一下是应该的。
三曰怕“冒尖了容易翘尾巴”。
确有一些人，由于领导的重视，地位的变化，尾巴就翘起来了。
这也不要紧，翘尾巴就敲尾巴，就是加强教育。
四曰怕“威望不高，水平不够，拿不起来”。
水平是在斗争中提高的，威望是在工作中形成的。
既要靠他自己的努力，也要靠领导的支持和帮助。
如果我们选人的路子对头，工作做得深入，多数人经过一段时间是可以提高水平和威信的。
如果确实差距太大，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再动员他下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也是对革命负责，也是对他关心，免得他“受罪”。
所以这个怕没有必要。
五曰怕“飞了”，“提得太高，叫得太响，被人发现，会给调走”。
调走有什么不好？
如果到别处工作比在你这里更能发挥作用，那不正是我们发现人才的目的吗？
如果你发现的人才都被人家要走，在不同的地方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这不正说明你的工作有方，眼力不错，功绩很大嘛！
目前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这里有人才不用，或者大材小用，调到别处为党去做更多的工作，有什么不好呢？
不用又不放，这个怕是不顾大局。
所有这些怕，归根到底，还是怕影响自己，还是没有做到大公无私。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单位，每个领导者，都有责任为国家培养人才。
我们无产阶级应该有这样的胸怀：看到人才辈出，应该高兴，因为说明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
如果有人超过了你，就更应该高兴，这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明我们的事业可以不断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
完成这个革命，需要大批的千里马，更需要有“伯乐”。
让我们树立公心，放开眼界，争当“伯乐”吧！
（原载七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作者：祖荫顺
本报讯 六月二十日，三八六五五部队航材军械股战士张连根，穿上部队发给他的四十八号布鞋，在地上踩了踩，高兴地笑了。
张连根是一九七七年入伍的，长了双大脚，要穿四十八号鞋。
他入伍后，部队先后发给他七双鞋，都因号码小不能穿。
张连根只好写信让姐姐做鞋寄到部队。
查整改运动中，工作组的曲文喜副政委了解到这件事后，立即建议该部党委，责成有关部门尽快解决张连根同志的穿鞋问题。
他还特意在一次会上讲述了我军尊干爱兵的光荣传统。
曲副政委当指导员时，连里也有一个大脚战士，穿着部队发的特号鞋还嫌挤脚，那时尽管处于战争环境，物质条件很差，可是部队还千方百计为那个大脚战士专门制做了“号外鞋”。
曲副政委说：“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却眼看着战士跟家里要鞋穿，实在太不应该了。”
根据群众的批评和上级的指示，部队党委和军需给养部门的同志认真检查了在关心群众生活，为战士服务方面存在的缺点，研究了改进措施，并马上派人专程到天津为张连根定做了十双布鞋和胶鞋。
这件事在部队传开后，大家齐声称赞边整边改就是好。
（祖荫顺）
作者：吕书亮/廖雪文
广州部队某部二炮连指导员邓克文，刻苦钻研军事技术，努力做好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他的模范事迹，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
练就一身硬功夫
邓克文是一九七四年十月到二炮连当指导员的。
当时，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造成一种错觉：衡量一个政治干部的水平高不高，主要看他是不能说会道。
邓克文虽然谈不上能说会道，但讲起话来还是有板有眼的。
因此，他也曾一度认为，当好指导员，那是“五个指头捏田螺——稳拿”。
其实并非如此。
有一天，邓克文来到训练场。
七班有个战士叫他帮自己检查瞄准。
这一下弄得他左右为难，检查又不会，不检查也不好，最后只好说，“还是大家一块研究吧！”
说着，就转到别的班去了。
邓克文回到家里，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想，一个指导员不懂军事，平时怎么能结合军事训练去做思想政治工作？
战时又怎么能带领部队去完成战斗任务？
战争年代，我们部队的许多政治干部既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又能指挥打仗，而自己行不行呢？
邓克文越想越惭愧。
对了将来能带兵打胜仗，他决心下苦功钻研军事业务，不弄懂不罢休。
邓克文从头学起，虚心向战士请教。
他边学军事，边做思想政治工作，除了跟班作业，还抓紧一切课余时间刻苦钻研军事技术，坚持写心得笔记。
去年以来，他结合军事训练的实际，写了大量的军事学习笔记。
现在，他对连队两种火炮的战斗性能和操作要领不仅会讲，而且会做，不仅会从班排到连的射击组织指挥，而且会单人操作两种炮，运用不同姿势，在不同情况下对固定或运动目标进行实弹射击。
上了训练场，哪个战士训练中不认真，那个战士射击没打好，是思想问题还是技术问题，他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样，他做起思想政治工作来就得心应手了。
把思想工作贯穿到军事训练中去
一个漆黑的夜晚，连队进行夜间瞄准训练，各班向连里报告“射击准备完毕”后，邓克文看了看时间，发现距连里下达口令还不到两分钟。
他想，以往搞夜间训练，射击准备起码要三分钟，今晚天这么黑，怎么瞄得这么快？
于是，他一门炮一门炮地检查，发现有不少班在射击准备中只求快，不求准，有一个班误差竟有一百三十个密位。
邓克文把全连同志召集在一块，给大家算了一笔帐：八二迫击炮误差一个密位，在六百米的距离偏离目标零点六米，在一千米的距离上偏离目标一米，在三千米的距离上就偏离目标三米。
由此推算，误差一百三十个密位，在实际距离上就等于偏离目标三百九十米！
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密位虽小，搞错了，平时就可能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战时就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
接着，邓克文又向大家讲解和传授了夜间正确瞄准的要领及方法。
战士们说：指导员讲得在行，我们听了心服口服。
多能炮手是怎样产生的？
邓克文结合训练实际，帮助战士牢固树立练为战的思想，不断攻克训练中的难关。
他帮助新战士陈万福成为又红又专的多能炮手，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
训练场上，他和陈万福同操一门炮，开展互帮互学。
训练间隙，他和陈万福促膝谈心，忆苦思甜，交流学习体会，鼓励他带着阶级仇恨，带着敌情练兵。
当陈万福取得了成绩，受到上级表扬时，他勉励陈万福赞扬声中找差距，在技术上精益求精；
当陈万福训练中遇到难题时，又和他一起摸索规律，共同攻克难关。
有一段时间，邓克文带领陈万福所在的三班，到兄弟部队参加训练改革现场经验交流会，在二十多天时间里，邓克文一直跟班训练。
陈万福每一次实弹射击，邓克文都要仔细地观察他的操作方法，把每一发炮弹的炸点和有关数据，都详细地记录下来，然后和陈万福一起研究，帮助他不断提高射击精度。
就这样，陈万福在邓克文和连里其他同志的热情帮助下，从本班全能到跨炮多能，从单人操炮到巧操双炮，迅速成长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先进典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被军和广州部队领导机关授予“学习雷锋的多能炮手标兵”、“雷锋式的战士”的光荣称号。
陈万福被上级树为典型后，邓指导员又带头学习和推广陈万福为革命苦练杀敌本领的经验，连队的练兵热情持续高涨，陈万福式的多能炮手不断涌现。
去年底，全连七十名炮手基本上做到了本炮全能，有六十名能单人操作一门火炮，有二十七人能单人操作两种火炮。
连队荣立集体二等功，被广州部队领导机关评为“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
要求战士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邓克文为了将来带兵打仗，在结合训练做政治工作时，特别注意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
要求战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努力做到。
这样，既鼓舞了战士，思想工作又做得及时。
去年在海上练兵时，邓克文天天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
部队在滩头搞战术演练，沙滩被太阳晒得滚烫，邓克文和战士们一样，一练就是几个小时。
搞海上航渡训练，风大浪高，船颠簸得很厉害，邓克文明明知道船舱里温度高，容易晕船呕吐，但他还是和战士们一样坐在船舱里。
战士们见他吐得脸色苍白，劝他到甲板上透透气。
他说：“为了早日解放台湾，咱们吃点苦算个啥。”
一次射击表演，六班的炮一下子变成了“哑巴”。
邓指导员走上前去仔细一看，原来是炮膛里有一发炮弹因为底火失效没有发射出去。
他知道，遇到这种情况，必须立即进行倒弹；
但操作时稍有疏忽，就可能发生危险，邓克文把六班长留下和自己一块倒弹，吩咐其他同志闪开。
只见他有条不紊地进行操作，使哑弹从炮膛里滑了出来。
没多大一会儿，炮弹又带着尖利的啸声飞向天空，准确地落在“敌”前沿阵地上。
战士们看到这个场面，打心眼里高兴：有这样能文能武的干部带领我们，平时能出色完成各项任务，战时定能打胜仗！
（吕书亮、廖雪文）
作者：冯玉光
栏目：党的生活
成都部队某团炮连接到通知：抽一个建制班，准备代表全师参加军举行的炮兵射击比赛。
支委会决定派四班参加，谁知摸底考核四班不及格。
分析原因，是瞄准手技术差。
支委、二排长建议让六班长替换四班的瞄准手。
瞄准手该不该换？
党支部书记胡云成主持召开支委会进行讨论。
支委、二排长发表意见说：“四班成绩打得好坏，关系到全师的荣誉，这可不是个小问题。
现在，离比赛只有半个多月了，事情明摆着：瞄准手不换，红旗就扛不回来。”
他的意见得到另外两个支委的支持。
但是胡云成坚决不同意换，理由是这样做不符合上级关于建制班参加比赛的规定，是拼凑尖子，图虚荣。
党支部副书记、连长虽然觉得换人不对，但不这样做，似乎又没有其他办法能保证完成领导上交代的“只能比好，不能比差”的任务。
于是，他也主张换人。
争来争去，大部分支委还是坚持己见。
胡云成一时说服不了大家，又不能由书记个人拍板定案，便按组织原则进行表决，结果四比一通过了换人的决定。
胡云成表示：组织服从，保留意见。
支委会的决定执行了，胡云成心里却难以平静，总感到没有尽到“班长”的责任。
他想，中央领导同志和上级党委经常强调训练要扎扎实实，不能弄虚作假。
少数服从多数，是党的组织原则，但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不同样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吗？
他越想越感到事情不能就此了结，自己有责任把“一班人”的思想统一起来，把错误的决定纠正过来。
为了更好地集中正确意见，做好大多数支委的思想工作，胡云成到四班和六班倾听战士们的意见。
这两个班对换瞄准手的事反映很强烈。
六班的同志还说：“为了夺红旗，把班长调走了，班里的训练还搞不搞，这明明是锦标主义嘛！”
四班也提出：“这样搞，打好了算谁的成绩？
打不好，谁担责任！”
六班长和被换的瞄准手，也都背着思想包袱。
情况一摸，胡云成的决心更坚定了。
正在这时，师炮兵科的同志来炮连检查训练情况，胡云成及时反映了自己对更换瞄准手的意见，得到了炮兵科同志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胡云成仍然没有简单从事，他两次找二排长谈心，打通了对方的思想，又和连长交换意见，统一了认识，然后再次召开支委会。
支委会上，胡云成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教导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并讲了四班和六班的反映，以“革命竞赛为了啥，红旗应该怎样夺”为题，展开讨论。
大家通过谈认识，论危害，狠批林彪、“四人帮”败坏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作风，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罪行，从路线上分清了是非。
通过讨论和批判，党支部“一班人”认识提高了，懂得了这不只是简单地换一个瞄准手的问题，而是关系到部队要培养什么样的思想作风，训练的方向要往那里引的大问题。
最后，全体支委一致通过撤销更换瞄准手的错误决定，调回了六班长。
支委会后，胡云成到四班作了训练动员，做瞄准手的思想工作；
连长到四班从技术上具体帮助；
二排长索性把背包搬到四班和大家一起攻关。
四班的训练成绩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参加军里比赛，获得第一名，为全师扛回了红旗。
（本报通讯员 冯玉光）
栏目：党的生活编后
班长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炮连党支部书记胡云成对这一点理解得深，执行得好。
你看，当他的正确意见被多数委员否定之后，他并不顺风转舵随大流，而是保留自己的意见，在政治上坚持了原则。
同时，他也并不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拒绝执行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在组织上也坚持了原则。
胡云成不是简单地消极地执行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而是把两者之间的矛盾统一起来。
他向上级反映意见，给委员和群众继续做工作，直到大家的认识基本统一到正确的意见上来，才又一次召开会议，发扬民主，充分讨论，最后再集中正确的意见，作出新的决定。
看起来，这样做似乎麻烦一些，还走了一段弯路。
但是，在有较大的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只有不怕麻烦，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甚至必要的等待，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胡云成同志这样做，不仅调动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教育团结了全连，抓好了训练工作，同时也增强了党支部和政治干部的威信。
企图径情直遂，简单从事，是常常会使工作受到损失的。
作者：于崇奥
栏目：党的生活
江苏省常州市棉织十一厂挡车工叶慧英，连续织了十三万多米灯芯绒无疵布。
她在全国劳模和先进生产者座谈会上说：一个人实现优质高产，再加倍努力翻上一番，也不过是个“加法”；
如果团结同志，带动大家一起实现优质高产，那就是个“乘法”了，就能为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她决心对新进厂的工人努力从思想上帮，技术上教，作风上带，使更多的人都能做到万米无疵布，把一人红、红一点，变为众人红、红一片。
叶慧英同志深入浅出的譬喻，值得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深思。
我们的党，历来要求党员起先锋模范作用，拚命工作，勇挑重担，多闯艰险，多作贡献。
那么怎样才能多作贡献呢？
这就要象叶慧英同志那样，不但自己要加倍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而且要带领群众一道前进。
一乘十变十，十乘十变百，……这样，先进分子的贡献就更大了。
共产党员要做团结的模范，这是党一贯的要求。
现在，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伟大使命，是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
在新的长征中，我们将要翻越新的“雪山”，跨过新的“草地”，这就更需要大力加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会这种“乘法”，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地去战胜艰难险阻。
我们有些共产党员，他们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不愧为革命的“老黄牛”。
但是他们却不大善于带领群众一起前进。
这就不能适应当前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是一个应该认真解决的问题。
我们赞美“乘法”，赞美叶慧英同志那种不但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而且积极带领群众前进的好品格。
我们要团结，固结，再团结，造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革命形势，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祝恒勋/高建中
栏目：党的生活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员
北京部队某军工厂共产党员权宝才，是做军装的青年缝纫工。
他全心全意地为部队、为战备服务，连续奋战四年，实现三十三万件产品无返修，被所在工厂树为“劳动模范”。
权宝才是“老军工”的儿子，一九七○年参加工作，在缝纫车间的流水线上扎底摆（缝上衣下沿的那条折儿）。
他牢记父亲常给他讲的“做衣想着穿衣人”这句话，虚心学技术，工作得很出色。
党组织吸收他入党后，他用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更精心了。
走路碰上个解放军，他总要暗中看看那底摆扎得怎么样。
一天，一位探家的战士到他家作客，小权拿过烟，倒上水，便盯上了那军衣的底摆，一眼看出军衣底摆扎得拧着劲。
他让那位战士脱下来，拿在手里看了又看，虽然不是自己做的活，可是他心里却不停地翻腾。
崭新的一件军衣，底摆拧着劲多难看啊，战士们自己又不能拆修，这么穿着该多不舒服啊……。
小权没有来得及为那位战士修理，战士就归队了。
这件事，牢牢印在他心里。
他决心不让一件不合格的产品从自己手里出去。
被服生产，按质量规定允许有一定的返修数。
因为每个工人每天要经手四、五百件产品，一点毛病不出，是很难做到的。
可是权宝才说：“为了向解放军负责，我们就是要立这个志气，消灭返修。”
为了向这个目标努力，小权常常在车间苦练操作技术，到晚上十点多钟，手累麻了，眼睛累酸了，全不在乎。
他终于总结出了“拿活要稳，放活要准，入活要快，起订要慢，一下到头”的经验。
他严格遵守自做自检的制度，每件产品都要亲自过目，没有问题再做下一件。
就这样，五万、十万、二十万，小权产品无返修的记录越来越高，人们都叫他是“小严师傅”。
一次，小权发觉一个底摆扎得不理想，做上记号，准备下班后修理。
谁知，下班铃响了，再找那件底摆，不知什么时候顺流水线“溜”走了。
小权找到检验员要求查找，他一件件细心地翻，在四百多件军衣中找到了那个划记号的底摆，修好后，才离开车间。
（祝恒勋、高建中）
某部火箭炮营十连共产党员、班长邱宝泉，为革命苦练军事技术，在今年的一次考核中，成绩超过优秀标准的三倍。
图为他在刻苦钻研军事技术。
袁学军摄（照片）
作者：曾忠富
栏目：党的生活党内通信
编辑同志：
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
要有正式党员二人负责介绍”。
这一规定，是党对发展对象进行全面了解与考察，以保证党员质量的必要措施，是不可缺少的手续。
可是，有的党支部却使党章关于入党介绍人的规定流于形式。
当发展对象填写入党志愿书时，才临时指定入党介绍人。
由于时间仓促，介绍人对发展对象的家庭历史、政治面貌、社会关系都不够了解。
只是为了在支部大会上介绍情况，才去找入党申请人谈谈话，了解一些粗略的情况。
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应该的。
发展新党员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不能流于形式，不能临时指定入党介绍人。
应该在党支部确定党员发展对象时，就明确入党介绍人。
入党介绍人要以对党对同志负责的精神，对发展对象进行培养教育，详细了解其家庭历史，政治面貌，社会关系，并将情况及时向党支部汇报。
入党申请人入党后，入党介绍人还有责任在预备期中对新党员进行帮助教育，关心其成长。
曾忠富
作者：黄昌晋/陈学根/叶克田
栏目：青年思想讨论革命战士怎样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青春？
今年全国夏季高考已经日益临近，各部队按规定参加报考的青年战友，正在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热情支持下，加紧复习功课，准备迎接祖国的挑选。
由于保卫国防的需要和招生名额所限，部队能够参加报考的青年战士数目是很少的。
按规定去年和今年入伍的战士暂时还不能参加报考。
前些时候，黄昌晋同志曾提出过“考不上大学还有没有奔头”的问题。
他经过这一段学习后，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理解。
这一期，我们发表黄昌晋同志的文章，还有陈学根、叶克田同志谈对于“奔头”的看法的文章。
——编者
朝着革命大目标奔
近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使象我这样的青年人在怎样对待个人前途问题上，有时分不清正确与谬误。
因此，我曾给《解放军报》写了《考不上大学还有没有奔头》的信。
这信发表后，编辑同志给我转来了许多读者来信，使我得到了战友们的热情指教，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理解。
应该怎样看待个人前途和奔头？
在这个问题上，不同阶级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无产阶级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把个人前途和奔头同整个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认定只有革命胜利，才有个人的前途，把个人前途融会在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之中。
而资产阶级则从一己的私利出发，把个人前途放在升官发财、统治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上面，他们的前途与奔头就是名利地位的代名词。
“四人帮”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和篡党夺权的需要，瘫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用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腐蚀拉拢青年。
只要死心塌地替他们干，演一出戏，作一支曲，跳一个舞，打一个小报告，就可以平步青云，得到高官厚禄。
林彪、“四人帮”搞的“诱：以官、禄、德”这一套，确实使一些青年人受害不浅。
有的青年人曾一时把革命的理想和前途抛到九霄云外，而错误地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搞打砸抢，争名夺利，当作自己的“奔头”。
对“四人帮”这种流毒和影响，必须彻底肃清。
一个青年有没有前途和奔头，主要应看他是不是真正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能否把个人的前途同实现革命大目标一致起来。
至于是否上了大学，则不应该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前途的标志。
我们革命队伍里的许多英雄模范人物、革新家、科学家，并不是都上过大学，他们努力进取的方法和途径也不尽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了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了实现革命的大目标而竭尽自己的才能和力量。
他们把自己的工作，作为实现革命大目标的手段，努力把本职工作干好，越干兴趣越浓，越干越觉得有意义，有奔头。
无疑，这样的同志如果考上了大学，必定会为革命而勤奋学习；
即使上不了大学，也照样能为革命做出应有贡献。
反之，只打个人“小算盘”，追求名利，把个人前途与革命的前途对立起来，对工作挑挑拣拣，不考虑革命需要，这种人往往干什么都觉得没有“奔头”或“奔头”不大，即便上了大学，也不一定能对革命有多大贡献。
弄不好，还可能被时代所淘汰。
我们作为一个拿枪的战士，必须胸怀革命大目标，明确肩负的重任，严格履行保卫祖国的光荣职责。
在服役期间，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上，放在完成各项战备任务上，放在当好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上。
如果身在部队，手持钢枪，眼睛不注视敌人，心里不想着打仗，本职工作完成不好，却一个心眼想去考大学，一旦没能去考，就觉得当兵屈了才，吃了亏，在部队没奔头，这种想法，正是我先前的想法，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对的。
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特别是许多战友来信对我的鼓励和教育，使我端正了认识，决心服从革命需要，安心服好兵役，把个人兴趣、志愿与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在完成战士职责的前提下，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争取多学几手，多练几手，成为一专多能的好战士。
共青团员 黄昌晋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我一九六八年入伍后，被分到通信分队当无线电修理兵。
修理无线电是一项技术活，心里很高兴。
可是动手一摸，什么也不懂。
这时，我悔恨自己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读书太少了，真想到大学里学它几年无线电专业。
但是，这只能是个愿望，刚穿上军装怎么能去上大学呢？
实际情况不允许，我也没有向领导要求去上大学。
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我立志从头学起，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本职工作结合起来，争分夺秒，刻苦钻研。
一次，我看到别人有本《电工学》，根据我的工作需要，应当学会它。
书店一时买不到这本书，我就下决心抄。
我把书借来，利用业余时间边学边抄，几个月内就把这本二十多万字的《电工学》抄完了。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锻炼和钻研，我初步掌握了部队现有电台的修理技术，还学会了修理录音机、收音机、电视机和各种电器仪表。
在这个基础上，我又从战备的需要出发，敢想敢干，革新创造。
前几年，部队埋设的地下电缆，由于没有测量故障的仪表，电缆坏了要挖出来查找故障，既费时费力，又容易损坏电缆。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大胆地提出了试制半导体线路故障遥测仪的设想。
为了设计出理想的电路，我先后查阅了二百多种资料，写了十五万字的学习笔记。
每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
搞试验要参考更多资料，我自学了一些英语、俄语和高等数学。
经过两年来的数百次试验，终于研制成功了体积小、重量轻、测量效果比较稳定可靠的半导体遥测仪，经有关部门鉴定，完全合乎要求。
部队党委为了鼓励我，先后给我记了三等功和二等功，并授予我“雷锋式干部”的光荣称号。
由于多种因素，我们中的大部分同志进不了大学。
我深深体会到，这也不要紧。
只要我们服从革命需要，做好本职工作，在实践中刻苦学习，不断增长才干，就可以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多作贡献。
技师 陈学根
对“奔头”要有正确的理解
一九七三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到了农村。
那里生活比较苦，劳动又累，真有点吃不消。
我看到有的同学上了大学，有的进了工厂，就觉得干农业实在没奔头。
贫下中农针对我的心思，开导我说：在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庄稼人当牛做马，那才是没奔头。
现在，共产党、毛主席把土地交给我们，帮助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我们种田是为革命多打粮，还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建设社会主义美好的新农村，这怎么还没有奔头！
贫下中农的话，使我懂得了干好农业大有奔头。
我横下一条心，埋头苦干，磨练自己。
挖河要民工，我带头报名；
积肥又脏又累，我抢挑重担。
后来，我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当了生产队长。
一九七五年，我入伍到部队当了计算兵。
我牢记着贫下中农的重托和期望，把服好兵役，加速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为自己的奔头，学习雷锋同志，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熟记各种数据，计算精益求精。
根据实战需要，我和同志们一起，改革了火箭炮计算简易射表，受到上级嘉奖。
我喜爱业余写作，积极参加通讯报道工作。
去年我荣立了三等功。
我感到本职工作越干越有奔头，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回顾这段经历，我觉得，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干哪行，首先要明确应该朝着革命目标奔，为着人民利益奔，当前就是要朝着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宏伟目标奔。
这样，不论我们担负哪种革命工作，都会感到有奔头。
排长 叶克田
作者：《人民日报》评论员
越南当局在大规模反华、排华，恶化中越两国关系的同时，反诬中国“推行违背两国人民团结友好传统的政策”，“进行煽动宣传，制造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等等，妄想把自己破坏中越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煽动民族仇恨的责任加在中国头上。
但是，任何公正而不抱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不是别人，正是越南当局长期以来，违背中越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开动宣传机器，采用种种手段，煽动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干着损害中越人民传统友谊的事情。
越南当局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历史问题煽动反华。
长期以来，越南的报刊、电台连篇累牍地着意渲染中国封建统治者侵略越南的历史，把越南封建王朝反对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文臣武将，说得比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还要高大，还要完美。
越南当局还每年举办这样那样的纪念活动，上演历史剧，发表历史故事、通讯、宣传画、照片等等，以及组织中学师生搜集材料，宣传越南古代反对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竭力渲染所谓来自“北方的侵略”。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接过越南当局的这种宣传，大肆鼓吹越南有抗击汉唐宋元明清侵略军的“战斗精神”，竭力为越南当局加油打气。
越南当局搞这种借古喻今的把戏，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不错，历史上的确有过中国封建统治者侵略越南的事实。
但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对外侵略，同社会主义的中国有什么关系？
同中国人民又有什么关系？
中国人民在当时也是受中国封建统治者压迫的。
对于他们干的事，当时的中国人民是没有责任的，也是不能为他们承担任何责任的，更不用说由现在的中国人民来为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中国封建统治者承担责任了。
一九五六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访问越南的时候，曾经特地到河内二征王庙，向越南古代反抗中国封建王朝的二征王表示敬意。
这说明中国人民同越南人民一样，都是反对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越南的侵略的。
这是中国方面为巩固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而努力的一个生动的证明。
上面所说的这个道理，对于越南人民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
越南在历史上不仅曾经受到过侵略，也侵略过别人。
越南封建统治者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广东、广西的一些地区，也侵略过老挝和柬埔寨。
难道人们要越南人民对此承担责任吗？
越南当局在反华宣传中一再诬蔑中国缺乏“阶级观点”，似乎它自己是很有点儿“阶级观点”的。
人们不禁要问：越南当局用中国封建统治者侵略过越南来煽动民族仇恨，宣传提防“北方的侵略”，它的“阶级观点”到哪里去了呢？
一个国家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本来是无可非议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研究历史问题，反对歪曲、伪造历史，反对利用历史问题来煽动民族沙文主义。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曾经揭露英、法、美帝国主义列强“竭力挑起波兰对大俄罗斯压迫者的旧仇夙怨，企图把波兰工人对地主和沙皇的完全应该具有的仇恨，转移到俄国工人和农民身上，使波兰工人相信，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沙文主义者一样，梦想征服波兰”。
越南当局现在对待中越之间历史上的问题的态度，同列宁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同历史唯物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十分明显，越南当局反复宣传中国封建统治者如何侵略越南，其目的就是利用这些历史问题在越南人民中煽动民族沙文主义，灌输对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
越南当局的这种反华宣传，就是在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给予大量援助的时候，也从未停止过。
这说明，煽动民族仇恨，以便越南当局利用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已经成为越南当局的既定政策。
对于越南当局这种损害两国传统友谊的做法，中国方面从维护团结的愿望出发，曾通过正常的内部途径，多次向越南方面提出善意的劝告，希望他们改弦易辙，不要这么干。
可是，越南当局一意孤行，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由历史问题到现实问题，由含沙射影到指名攻击，步步升级，变本加厉。
今年以来，越南当局更借机大做文章，越南宣传机器发表反华文章、评论、报道，数量之大，花样之多，语言之恶毒，手法之卑鄙，谣言之离奇，都是前所未有的。
越南当局还组织各种名目的所谓集会、座谈会，歪曲真相，恶意煽动。
他们胡说什么中国“对东南亚怀有很大野心”，搞“大国沙文主义”、“炮舰外交”，是“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等等，甚至全面歪曲、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
越南当局有计划、有预谋地掀起大规模的反华恶浪，煽动民族仇恨，恶化两国关系的丑恶行径，是有目共睹的，任何抵赖都是徒劳的。
中越两国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传统友谊，维护这种友谊和团结，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没有做任何有损于这种友谊的事，对于越南当局反华排华的种种行径，一直采取克制和忍让的态度。
今天，越南当局在反华、排华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够远的了。
我们只是在它走了第十一步，才不得不走第一步。
我们公开揭露越南当局的倒行逆施，希望它悬崖勒马，停止进行反华煽动，正是为了维护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我们奉劝越南当局，还是以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实实在在地做几件有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事。
一面加紧进行反华煽动宣传，一面却反咬一口，妄图把责任推到中国头上，是无助于改变自己不光彩的形象的。
新华社河内七月十五日电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代表七月十四日在关于中国派船接运受难华侨回国的谈判的第十六次会议上指出，越南当局从根本上否认在越南有受迫害的华侨，这就使当前的接侨谈判陷于僵局。
中国大使馆代表说：“近几年来，越南当局出于它自己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无视越南人民的根本到益，逐步走上了反华的道路。
特别是近年来，越南当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加紧推行排斥、歧视和迫害华侨的政策；
越南当局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利用各种机会，露骨进行反华宣传，煽动反华情绪，使广大华侨在精神上遭受巨大折磨；
越南当局采取停职、解雇，断绝口粮、掠夺财产等种种手段强迫华侨入籍；
越南当局还指使公安人员，利用种种借口，任意闯入华侨住宅，对华侨进行敲诈勒索，甚至扫地出门；
更为恶劣的是，越南公安机关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传讯和逮捕华侨，有些华侨申请回国，很快就被偷偷抓走，下落不明。
今年四月以来，被迫害的华侨，被大批驱赶出境，他们在离越途中受尽折磨和凌辱，有的随身携带的财产被非法没收，有的被无故殴打，有的甚至遭到开枪射击，被打死打伤。
至今越南当局仍在大批驱赶华侨。”
他说，越南当局对于曾经与越南人民患难与共的华侨进行残酷的迫害。
在越南存在着受难华侨，这是有目共睹的铁的事实。
越南当局企图采取不承认主义，想一笔加以抹煞，是绝对办不到的。
中国大使馆代表接着，驳斥了越南方面的一个谬论，即：在越南发生的大批华侨离境不是由于越南当局的迫害和驱赶，而是由于中国方面“煽动”和“强迫迁居”的结果。
他说：“众所周知，迫害和驱赶大批华侨离境，这是越南当局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地进行的。
请问你们所谓的‘华人’都住在越南，中国方面又怎能强迫呢？
你们这样说不觉得可笑吗？”
他说，到现在为止，被越南当局驱赶回中国的华侨已有十五万人之多。
他们有的妻离子散，有的贫病变加；
有的财产被抢劫一空。
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景况十分悲惨。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不得不抽调大批人力、物力，去解决他们的生活、生产问题。
一些地方的工厂、学校不得不暂时停工停课，以便让出厂房校舍给难侨居住。
在边境城镇，每天要抽调大批车辆为难侨运送衣物和食品。
中国大使馆代表指出，越南当局在大批驱赶华侨的同时，还塞进一些特务和坏分子，刺探情报，进行破坏捣乱，所有这些给中国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负担。
“大量事实说明，越南反华排华政策的受害者，首先是广大受难侨胞和中国方面。”
中国大使馆的代表指出，越方否认在越南有遭到越南当局迫害、驱赶的受难华侨，坚持不许中国接运难侨回国，实际上是把谈判的大门堵塞起来。
中国大使馆代表就越方于七月九日提出的两点所谓新建议发表了评论。
越方建议第一点是“关于愿意离开越南去中国的华人、华裔越南人办理手续问题，应由越方准备名单通报中国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代表指出，这个建议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派船要接难侨吗？
这里没有。
你们要接，只能接华人、华裔越南人，名单当然应由越南编造提供。
上述这套办法同你们六月十九日照会中的建议又有什么两样呢？
如果说有什么新的话，那就是在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原则分歧并尚未达成协议前，你们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早已准备好的名单，要中国方面接受，这不是强加于我吗？
对此，我们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
中国政府的接侨船只怎么能接运属于越南籍的公民到中国去呢？”
“另外，在你们的建议中还有这么一个内容，就是如果中方能够提出愿意离越去中国的华人、华裔越南人名单的话，越方将会接受并予以审查。
这一点倒似乎是‘新’的内容。
但是，第一，你们仍然是指的华人、华裔越南人名单。
中国大使馆进行正常的领事工作，包括接受办理华侨回国事宜，尚且被你们指责为违反越南主权，如果我们再办理华人、华裔越南人去中国并提供名单，岂不更是侵犯越南主权了吗？
第二，如果你们是指提供受难华侨名单的话，我们当然愿意提供。
但是你们现在既不让我们派工作组去海防和胡志明市，又不同意给工作组提供最起码的工作条件和方便，这样，我们又怎能提出要求回国的难侨的名单呢？
要我们提名单是假，由你们提名单是真，你们的这个建议不过是骗人的空话。”
越方建议的第二点是关于中国船只在南港口停泊的时间问题。
中国大使馆的代表指出，这一点目前先不要规定的太死，最好是根据接侨工作的实际需要而定。
这本来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具体问题。
而越方却在这个问题上先是规定为三天，这次又提出五天，似乎这是一个很大的让步，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大肆宣传，大作文章。
这对打破谈判僵局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他说：“总之，越方所谓两点新建议，实际仍是老调重弹。
它根本不能表明越方所说的诚心诚意，反而进一步暴露了越方对这次谈判的虚伪态度。”
中国派往越南接运受难华侨的船只，被迫滞留在越南领海外已经超过三个星期了。
受越南当局迫害的华侨正焦急地盼望中国接侨船接运他们回国。
但是，令人失望的是，中越双方就中国派船接运难侨的谈判，从六月十三日起，到七月十四日这一个月中，举行了十六次会议，由于越南当局对这次谈判毫无诚意，对中国派船接运难侨采取了表面上同意、实际上阻挠的两面手法，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已经陷入僵局。
谈判一开始，越方就硬要中国方面接受他们这样一种论点，中国船到越南接运的是“愿意离开越南去中国的华人和华裔越南人”，而不是受难华侨。
双方谈判一直僵持不下，其症结就在这里。
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也是个常识问题。
中国派船去越南，前提就是在越南有大批被越南当局迫害而要求回国的难侨。
派出交通工具到外国去接回本国受难的侨民，这是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国际上公认为合理的行动。
越南当局如果公然拒绝中国派船，就太说不过去。
于是，他们就玩弄假同意、真破坏的手法，在谈判中顽固地反对中国派船接运的只是受难华侨的观点，硬要中国方面接受越方的立场，即接运那些愿到中国去的“华人和华裔越南人”出境。
对此，中国谈判代表严正地指出：中国的接侨船只怎能把“越南公民”接运到中国呢？
越南方面又为什么要把那些未遭受迫害的“华人和华裔越南人”大批送到中国去？
这在国际关系上岂不是十分荒唐的事吗？
对于中国方面多次提出的这些问题，越南当局一直装聋作哑，答非所问。
越南当局在这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上的荒谬论点，使他们的代表在谈判中一直陷于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
他们实在讲不出什么道理，只好强调说这是双方“在观点和立场原则上的分歧”，在这次谈判中“不要纠缠”，这次谈判只谈具体问题。
但是，在谈到接运受难华侨的批准手续这样的“具体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反对华侨向中国大使馆提出回国申请，而坚持要由他们提出出境“华人”的名单和办理离境手续。
这样，按越方的主张，中国船只到底接运什么人的问题，谈也不行，不谈也不行。
要谈的话，就说是观点分歧不好谈；
要是不谈，其他一些问题也解决不了。
所以，很明显，他们坚持要中国接运“华人和华裔越南人”去中国这一荒谬论点，除了企图掩盖他们迫害、驱赶华侨的真相以外，就是要阻挠谈判取得结果，为中国派船接侨设置障碍。
在谈判中，越方在接侨手续问题上的主张，也暴露了他们对谈判毫无诚意，中国方面提出，要求回国的受难华侨应当向中国大使馆提出申请，经审批后，发给“归国证明书”，然后由越方办理出境手续。
这是合情合理的，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过去别的国家旅越侨民出境也是这样做的。
越南当局有什么理由不同意这样做呢？
他们在华侨出境手续上耍花招，显然也是他们破坏谈判和阻挠中国接运难侨的手段。
在历次谈判的会议上，越方根本不是采取平等协商、充分研究和考虑我方意见的态度。
他们要中国方面必须接受他们提出的主张，说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建议，却轻率地全盘否定，不予考虑。
越方还常常以无理质问的态度，要中国谈判代表回答问题，还要按他们规定的模式立即表示态度。
连会议的具体时间，也由他们说了算，否则就给中国代表扣上“拖延谈判”的帽子。
这是何等专横的态度！
越方在谈判会议桌上，蛮不讲理，一味阻挠谈判的进行；
在谈判会场之外，则玩弄小动作，破坏接侨，煽动反华。
他们的公安人员公然扬言：“中国船接不到人，就是我们的胜利！”
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千方百计阻挠受难华侨搭乘祖国派来的船只回国，甚至把申请搭船回国的难侨抓起来，同时又把大批华侨从陆路驱赶回国。
他们还开动宣传机器，竭力想使人们相信，他们是有促进谈判、达成协议的诚意的，而中国方面则相反。
在谈判刚刚开始，他们就歪曲事实，污蔑中国代表不同他们谈判。
明明在六月十九日以前双方已进行了两次会谈——六月十三日由于中国方面的主动建议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六月十六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他们却在六月十九日利用报刊、电台大肆攻击中国没有同他们进行过任何磋商。
这种为了宣传目的竟然无视事实的做法，在国际交往中也是罕见的。
六月二十八日，他们交给中国方面一件照会，中国谈判代表说要认真研究一下，建议原定当天举行的会议改期，这本来是国际谈判中常见的情况。
但是越方马上抓住大做文章，在宣传中指责中国方面把谈判“一推再推”。
他们这样做，哪里有什么促进谈判、达成协议的诚意呢？
这只能说明，越方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假，利用谈判来诽谤中国是真。
越南当局既然没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那么他们为什么又要坐下来同中国代表谈判呢？
这同他们最近玩弄的一系列手法，目的是一样的。
他们表面同意中国派船去越南，暗中又竭力阻挠华侨坐接侨船回国，他们表面同意中国在胡志明市设立总领事馆，实际上以一再借故拖延的手法来阻挠。
他们作出这些姿态，都是想改变他们由于残暴地迫害、驱赶华侨和追随苏联反华而在国际上暴露的形象，同时还利用这些手法反诬中国压迫越南。
这些伎俩决不是伸给中国表示“让步”的橄榄枝，而是射向中国的一支又一支毒箭。
据新华社七月十五日讯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迟浩田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在访问刚果、扎伊尔和卢旺达后，昨天乘飞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中央军委负责人、国防部副部长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委欧阳毅和有关方面负责人。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十五日）
最近以来，许多不结盟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舆论，强烈谴责苏联和它操纵的古巴破坏不结盟运动，并主张把同苏联结盟的古巴从不结盟运动中开除出去，以利于坚持不结盟运动反帝、反殖、反霸的大方向。
大家知道，不结盟运动自一九六一年第一次首脑会议以来，在反对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侵略和干涉的斗争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此感到极其害怕和仇恨。
它施展出各种卑劣手段，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不结盟运动。
特别是近年来，它在不结盟运动外部对运动施加压力的同时，又利用古巴从不结盟运动内部进行捣乱，处心积虑地企图改变不结盟运动的斗争方向，分裂不结盟运动，致使不结盟运动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局势。
苏联同古巴分裂和破坏不结盟运动的罪行，激起了不结盟国家以及世界各国舆论极大的忿慨和强烈的谴责。
许多不结盟国家愤怒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破坏和分裂不结盟运动的罪魁祸首，而古巴则是苏联埋伏在不结盟内部的一具特洛伊木马。
斯里兰卡《人民之路》月刊最近发表文章指出，古巴已屈膝在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苏联的脚下，“直接参加了苏联的侵略行动”，因此，“古巴不再是一个不结盟的国家”。
委内瑞拉《最后消息报》、哥伦比亚《时代报》和玻利维亚《每日新闻报》先后发表文章指出，哈瓦那政权是苏联推行全球战略的小卒和打手，“是彻头彻尾的”同苏联“结盟的国家”。
非洲一些报纸也分别发表文章揭露和斥责古巴完全抛弃不结盟原则，充当苏联的帮凶，在非洲挑起战火和制造分裂，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在谴责苏联和古巴破坏不结盟运动的声浪中，不少国家和舆论主张把古巴从不结盟运动中驱除出去，并取消它担任第六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东道国的资格。
斯里兰卡报刊发出呼吁说，“不结盟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将古巴开除出不结盟运动。
鉴于这种情况，在哈瓦那举行的下一届不结盟会议应该取消”。
索马里《十月之星报》最近也发表社论指出：“在不结盟组织没有丧失全世界人民的尊重和信任的时候就把古巴赶出这个组织去，是十分必要的。”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发表谈话指出，不能接受卡斯特罗为不结盟运动执行主席，并宣布扎伊尔将不参加预定明年在古巴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十五日）
最近美苏在两国关系问题上又一次发生争吵，引起西方报刊的广泛注意和评论，不少人对美国总是软弱后退、苏联则进逼不已的趋势表示不安。
美国总统卡特六月七日曾在安纳波利斯发表讲话，表示美国已作好对付苏联的充分准备，要苏联在对抗还是合作之间作出抉择，美国将支持非洲人制止苏古对非洲的入侵。
当时西方一些报刊认为，卡特这番讲话，使“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六月初达到了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缓和时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程度”。
美苏这场争吵说明了什么呢？
谁都知道，苏美争霸是全球性的。
目前，非洲正在成为两霸激烈争夺的焦点。
苏联操纵数万古巴雇佣军在非洲为所欲为，这是苏联包抄西欧、争霸全球的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行动。
这一咄咄逼人的攻势，不仅严重损害美国和西方在非洲的利益，而且势必动摇美国的全球战略地位。
由于苏联在非洲节节进逼，而美国则步步退让，不能不引起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的担忧，从而导致了绥靖与反绥靖斗争的激化。
卡特六月七日的讲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
但是卡特讲话后，立即遭到苏联的激烈攻击。
莫斯科开足宣传机器的马力，猛烈攻击卡特的讲话是“强硬路线正在白宫占上风，这条路线不仅预示着要回到‘冷战’，而且还预示着最终要转向对抗”。
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长篇文章，指责美国过份强调竞争而贬低合作，认为这将是美国政策的危险的变化。
苏联还激烈攻击卡特总统的对外政策顾问布热津斯基。
新沙皇这样做，是为了利用美国的绥靖势力，对卡特政府施加压力。
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宣传攻势下，美国的动向怎样呢？
美国国务卿万斯接连强调要同苏联合作，卡特总统也在六月三十日表示渴望同苏合作，但必要时进行竞争。
在这一情况下，美国和西欧舆论指出，万斯倾向于强调同苏联合作而不是对抗的讲话，“显得是有意识地要降低总统六月七日在安纳波利斯的强硬讲话的调子”。
有的则指出，卡特总统“虽然要求苏联人在合作和对抗之间作出抉择，但是所拿出来的建议还是老一套”，“强硬的言论被无力的行动抵销了”。
有的警告说，“现在是停止采取这种危险做法的时候了”。
美国总是后退、苏联进逼不已，这种情势已越来越引起西方舆论的疑虑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