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石油系统在揭批“四人帮”第3战役中
大打肃流毒治“内伤”进攻仗
广大干部群众提高觉悟，增强团结，发扬党的传统和作风，促进了生产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电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全国石油系统紧密联系本单位的实际，大打肃流毒、治“内伤”的人民战争，取得了显著成效。
石油队伍是一支好队伍，在抵制“四人帮”干扰破坏的斗争中打了胜仗。
但去年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结束后，石化部领导在深入油田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这支队伍里“四人帮”的流毒并不少，并不轻。
在一些基层单位，许多流毒还在“流”，还在那里腐蚀着工人阶级的队伍。
譬如：
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削弱了；
无政府主义思潮比较严重；
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仍在作乱；
政治思想工作软弱无力；
队伍技术素质普遍下降；
“三老四严”作风丢了不少。
石油队伍存在着这些流毒，可是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还心有余悸，唯恐人家说他“管卡压”，“整群众”，不敢抓，不敢管，不敢严格要求，能应付就应付，因而使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石化部领导从这些情况中看到，“四人帮”的流毒象细菌一样无孔不入，渗透到了许多人的思想里面，这好比是内伤，隐蔽得很深，其危害性也很大。
如果不把“四人帮”的流毒从每个人的思想里面清除出去，
“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就不能纠正过来，我们也就不能大踏步地前进。
从1977年下半年起，全国石油系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四害、肃流毒的人民战争。
各单位纷纷派工作队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学习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党中央、华主席的指示和大庆的经验，揭摆“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本单位的流毒和影响。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他们又深入批判“四人帮”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散布的大量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同时针对“四人帮”流毒、影响在日常工作中的种种表现，总结本单位和个人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
边破边立，又破又立，以实际行动肃流毒。
石油系统各单位在肃流毒的过程中，注意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人人都能自觉地肃流毒。
同“四人帮”进行过坚决斗争的同志，大讲自己同“四人帮”斗争的经历，系统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和体会；
在同“四人帮”斗争中总的没有转向，但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用亲身经历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
中“四人帮”流毒较深，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深挖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总结犯错误的教训。
各单位还普遍注意抓好典型，让他们现身说法，进行巡回宣讲，对教育广大群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通过肃流毒，全国石油系统广大干部、群众觉悟提高，团结增强，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大多数同志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反动实质加深了认识，进一步懂得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革什么命，革谁的命，靠谁来革命等道理，分清了敌我。
过去有些同志以“造反派”自居，把自己放在与革命领导干部对立的位置上，现在认识到自己的立场错了，对待革命领导干部的思想感情也变了。
由于广大群众觉悟的提高，进一步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推动了清查工作的深入。
党的领导作用加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有了提高。
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下降，无产阶级正气上升。
民主集中制逐步健全。
过去“四人帮”造成的上下之间、党群之间、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新老工人之间的隔阂正在消除，广大群众心情舒畅，出现了生动活泼、团结战斗的局面。
有位老工人讲了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很说明问题。
他带了三个徒弟，在“四人帮”猖獗的时候，师傅干，徒弟看，还叫他是“老混蛋”。
打倒“四人帮”以后，徒弟开始干点活了，但上下班时师傅拿工具，徒弟空手，还叫他是“老家伙”。
这位老工人想不通，为什么“四人帮”打倒了，自己还受气？
这次，大家一起肃流毒，师徒关系变了，老工人主动传帮带，青年工人积极学技术，亲切地称他“老师傅”。
从“老混蛋”、“老家伙”到“老师傅”的变化，生动地说明了肃清“四人帮”流毒是何等的必要！
广大干部、群众思想得到大解放，党的传统、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
现在，深入基层，大搞调查研究正在形成风气；
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正在形成风气；
学文化、学技术、苦练基本功正在形成风气；
对工作严肃认真、埋头苦干、讲究实效正在形成风气。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人们不敢讲真话，讲实话。
现在，实事求是、“三老四严”的传统得到了恢复。
在去年年底石油系统学大庆大检查中，许多单位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护短，不遮丑，敢于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问题。
肃流毒的斗争不是一次能奏效的。
经过整顿，有些基层单位又出现了反复的现象。
因此，从去年10月以来，石油系统一再强调肃流毒要抓反复、反复抓。
对整顿后出现反复，或没有转化的落后单位，再组织工作组下去，继续狠抓，不转化不罢休，转化了不巩固也不罢休，一定要把这场肃流毒的斗争进行到底。

叶剑英委员长电贺佩尔蒂尼当选为意大利总统
新华社北京07月1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07月14日打电报给意大利新任总统亚历山德罗·佩尔蒂尼，祝贺他当选总统。
电报全文如下：
罗马意大利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德罗·佩尔蒂尼阁下：
在您当选为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并向意大利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祝中、意两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叶剑英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1978年07月14日于北京

帮助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创建大庆式企业
工交各部领导干部下基层蹲点
带队到高炉旁，到矿井下，到车站、码头，到车间班组，到工人食堂和宿舍，和群众一起劳动，促膝谈心，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新华社北京07月14日电
国务院工交各部的许多正副部长，最近纷纷带队下基层，帮助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创建大庆式企业。
鞍钢，这个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重灾户”，经过一年多的整顿，今年建成了大庆式企业。
鞍钢的变化，对整个工交战线起了良好的影响。
国务院领导同志为此指示工交战线，在今年内再建成十来个象鞍钢那样的大庆式企业。
国务院工交各部门认真贯彻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
他们与有关省、市委商定，准备在今年内把郑州铁路局、齐齐哈尔铁路局、武钢、本钢、攀钢、太钢、首钢、辽宁煤炭基地、东北电网、上海港、长江航运局、上海纺织工业局、上海轻工业局、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第1汽车制造厂、洛阳拖拉机厂、北京长途电信局、上海耀华玻璃厂、四川地质局和上海物资局，建设成大庆式企业或大庆式单位。
把这些影响全局的大型骨干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对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加快工业现代化的步伐，都有重大意义。
从05月中旬以来，国务院已有十个部和总局派出二千多人到这些企业帮助工作，其中有正副部长和总局领导同志二十四人，司局级干部七十多人，处级干部二百八十多人。
这么多的部长、司局长、处长来到生产第1线，到高炉旁，到矿井下，到车站、码头，到车间班组，到工人食堂和宿舍，和群众一起劳动，促膝谈心，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帮助他们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新气象。
年过六十的煤炭部副部长李奎生，从06月05日到达阜新矿务局以来，三十多天中到了十三个矿和两个厂，并十一次深入井下的采掘工作面。
为了察看生产现场，检查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措施，他在阜新清河门矿一井只有零点六到零点八米的低矮工作面上，双膝着地，匍匐前进。
他的这种精神和作风，使矿务局的干部和矿工受到极大鼓舞和激励。
铁道部副部长郭维城、国家经委副主任薛仁宗带领学大庆检查团到郑州铁路局帮助开展学大庆运动。
他们冒着三十八、九度的高温，连续召开十几个座谈会，同近百名干部、工人亲切交谈，调查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情况和生产情况。
他们发现安全生产是郑州路局的薄弱环节，当即帮助这个局制订了搞好安全生产的具体措施。
石油部副部长张兆美于06月02日到胜利油田后，用六天时间跑了二十多个点，深入到钻井队、采油井站、家属生产基地，同基层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和家属一起揭批“四人帮”，一起制订创建大庆式企业的措施。
在华北油田蹲点的石油部副部长焦力人，帮助油田党委狠抓了企业整顿和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
纺织部副部长胡明、郝建秀来到上海，同市纺织局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了如何在下半年解决纺织工业中长期没有解决的棉布缩水、针织品变形等问题。
他们虚心征求了商业、外贸等单位的意见，并深入到二十多个工厂的车间、班组，听取汇报，调查影响产品质量的原因。
他们还到工厂的高温车间、食堂、病房，向职工们表示慰问。
交通部部长叶飞、副部长彭德清等深入上海港的一些装卸区，登上航行远洋和长江的轮船，检查货运安全质量情况。
他们帮助上海港务局总结了04月底以来全港大打安全质量翻身仗的经验，并在上海召开的货运质量现场会进行推广。
在武钢蹲点的冶金部副部长钱传钧，帮助武钢硅钢厂进一步健全了岗位责任制。
到重庆港、宜昌港等地的交通部副部长曾直，在东方红三十三号轮和东方红三十七号轮上，和船员们一起批判“四人帮”破坏服务工作的谬论，使这两艘轮船上的服务工作面貌一新。
水电部副部长李锡铭带领一批干部于05月底到东北电网蹲点后，以清河这个全国最大的火电厂为重点，发动群众认真执行国务院有关跨省电网的管理制度，开展整顿工作，到06月底，这个电网已经扭转了近八年低周波运行的不正常局面。
各有关省、市委的负责同志，也带领工作队到这些重点单位，会同国务院各部的负责同志一道进行工作。

帮助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创建大庆式企业
工交各部领导干部下基层蹲点
带队到高炉旁，到矿井下，到车站、码头，到车间班组，到工人食堂和宿舍，和群众一起劳动，促膝谈心，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新华社北京07月14日电
国务院工交各部的许多正副部长，最近纷纷带队下基层，帮助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创建大庆式企业。
鞍钢，这个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重灾户”，经过一年多的整顿，今年建成了大庆式企业。
鞍钢的变化，对整个工交战线起了良好的影响。
国务院领导同志为此指示工交战线，在今年内再建成十来个象鞍钢那样的大庆式企业。
国务院工交各部门认真贯彻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
他们与有关省、市委商定，准备在今年内把郑州铁路局、齐齐哈尔铁路局、武钢、本钢、攀钢、太钢、首钢、辽宁煤炭基地、东北电网、上海港、长江航运局、上海纺织工业局、上海轻工业局、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第1汽车制造厂、洛阳拖拉机厂、北京长途电信局、上海耀华玻璃厂、四川地质局和上海物资局，建设成大庆式企业或大庆式单位。
把这些影响全局的大型骨干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对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加快工业现代化的步伐，都有重大意义。
从05月中旬以来，国务院已有十个部和总局派出二千多人到这些企业帮助工作，其中有正副部长和总局领导同志二十四人，司局级干部七十多人，处级干部二百八十多人。
这么多的部长、司局长、处长来到生产第1线，到高炉旁，到矿井下，到车站、码头，到车间班组，到工人食堂和宿舍，和群众一起劳动，促膝谈心，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帮助他们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新气象。
年过六十的煤炭部副部长李奎生，从06月05日到达阜新矿务局以来，三十多天中到了十三个矿和两个厂，并十一次深入井下的采掘工作面。
为了察看生产现场，检查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措施，他在阜新清河门矿一井只有零点六到零点八米的低矮工作面上，双膝着地，匍匐前进。
他的这种精神和作风，使矿务局的干部和矿工受到极大鼓舞和激励。
铁道部副部长郭维城、国家经委副主任薛仁宗带领学大庆检查团到郑州铁路局帮助开展学大庆运动。
他们冒着三十八、九度的高温，连续召开十几个座谈会，同近百名干部、工人亲切交谈，调查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情况和生产情况。
他们发现安全生产是郑州路局的薄弱环节，当即帮助这个局制订了搞好安全生产的具体措施。
石油部副部长张兆美于06月02日到胜利油田后，用六天时间跑了二十多个点，深入到钻井队、采油井站、家属生产基地，同基层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和家属一起揭批“四人帮”，一起制订创建大庆式企业的措施。
在华北油田蹲点的石油部副部长焦力人，帮助油田党委狠抓了企业整顿和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
纺织部副部长胡明、郝建秀来到上海，同市纺织局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了如何在下半年解决纺织工业中长期没有解决的棉布缩水、针织品变形等问题。
他们虚心征求了商业、外贸等单位的意见，并深入到二十多个工厂的车间、班组，听取汇报，调查影响产品质量的原因。
他们还到工厂的高温车间、食堂、病房，向职工们表示慰问。
交通部部长叶飞、副部长彭德清等深入上海港的一些装卸区，登上航行远洋和长江的轮船，检查货运安全质量情况。
他们帮助上海港务局总结了04月底以来全港大打安全质量翻身仗的经验，并在上海召开的货运质量现场会进行推广。
在武钢蹲点的冶金部副部长钱传钧，帮助武钢硅钢厂进一步健全了岗位责任制。
到重庆港、宜昌港等地的交通部副部长曾直，在东方红三十三号轮和东方红三十七号轮上，和船员们一起批判“四人帮”破坏服务工作的谬论，使这两艘轮船上的服务工作面貌一新。
水电部副部长李锡铭带领一批干部于05月底到东北电网蹲点后，以清河这个全国最大的火电厂为重点，发动群众认真执行国务院有关跨省电网的管理制度，开展整顿工作，到06月底，这个电网已经扭转了近八年低周波运行的不正常局面。
各有关省、市委的负责同志，也带领工作队到这些重点单位，会同国务院各部的负责同志一道进行工作。

煤炭部领导同志深入七省市现场办公
抓企业整顿，抓八年规划落实，抓当前生产建设中的关键
本报讯
煤炭部学习大庆、石化部“三个面向，五到现场”的经验，04月中旬以来，由部长和几位副部长，带领部机关各司局、规划院、科学院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八十多人，分赴辽宁、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北京等七省市和开滦、两淮、兖州、徐州、平顶山等五大煤炭基地，深入矿井、车间、工地，调查研究，并同有关省委负责同志一起，召开一系列现场办公会议，落实加快工业发展的规划和措施，当场研究和解决了不少较重大的问题。
他们首先抓企业整顿。
着重调整、充实了几个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配备好较强的一、二把手。
“重灾户”阜新矿务局运动、生产一度比较被动。
这次调整了领导班子，形势很快好转，扭转了长期歉产的局面。
淮南煤矿基建指挥部的领导干部，在部领导同志的帮助下，克服自满、工作不深入的缺点，由领导干部带头，一周之内把机关搬到了现场。
他们抓了八年规划的落实。
侧重落实了辽宁、河南以及开滦、两淮、兖州、徐州、平顶山五大基地的规划和措施，研究确定了采用先进的设计、技术和装备，进一步缩短工期。
例如，决定改进开滦钱家营矿井巷工程设计，使井巷总工程量由九万米降到六万米，工期可提前二至三年。
他们抓当前生产建设中的关键，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具体帮助一些省落实了今年原煤生产计划，根据需要和资金情况，对一些局矿短缺的设备、材料，积极给予支持。
有些长期未定案的问题，这次也解决了。

生产要上去，领导干部要下去
毛主席历来教导领导干部要到群众中去，要调查研究，要蹲点，实行正确领导。
毛主席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强调指出：
“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
今天，正当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讲话的时候，国务院工交各部二十多名正、副部长，先后率领工作队、工作组下去蹲点，帮助一批重点企业创建大庆式企业，这是值得大大提倡的，这也是粉碎“四人帮”抓纲治国中出现的又一个新气象。
党的十一大、五届人大以后，总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有了，各个部门开过一系列会议以后，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有了，下一步怎么办？
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干。
干，坐在机关里不行，就得下去蹲点。
一个部门的正副部长，只有亲自到三大革命第1线去，亲自蹲点，调查研究，解剖麻雀，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取得点上的经验，掌握第一手材料，做到胸中有数，才有可能发出一般的号召，以点带面，推动全盘。
这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
只有这样，才能看准问题，抓住关键，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措施好。
一句话，才能对本部门、本地区实行正确的领导，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避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防止瞎指挥。
做经济工作一定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违背经济规律，就会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对这样简单的道理缺乏应有的认识。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经济工作中的许多根本是非问题，在很多干部和群众中没有得到澄清，管理上遗留下的问题成堆。
很多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产品质量差，生产成本高，消耗量大，利润收入少，资金周转慢，甚至有些企业至今还在亏损。
另外，迂回运输、产品积压、装卸损坏等也很严重。
有的企业对社会需要的东西生产不足，社会不需要的东西却大量生产，有些不合理的现象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
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状态的时候了。
应该通过领导干部蹲点，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改善经营管理，讲求经济效果。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学习掌握科学的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
我们国家正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我们要进行与过去有许多不同特点的不同斗争。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的经验很少，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我们要下功夫去认识，努力摸索规律，逐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比如说，怎样才能夺取揭批“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的全胜？
怎样才算真学大庆，把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引向深入？
怎样贯彻执行《工业三十条》？
怎样整顿企业，整顿班子，整顿队伍，加强企业管理？
怎样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工业？
怎样立足于现有基础，大搞革新、改造、挖潜？
怎样才能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等等。
不通过蹲点调查，取得直接经验，对这些问题怎么能有发言权呢？
怎么能取得领导的主动权呢？
硬说能，也只是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乱放炮，瞎指挥而已。
其结果，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三害革命。
蹲点是为了调查研究，解决问题。
这次工交各部的主要领导干部蹲点，不是蹲小点，而是蹲大点；
不是蹲一般的点，而是蹲关键性的点。
选择那些举足轻重、影响全局的大型骨干企业，象郑州铁路局、东北电网、辽宁煤炭基地、武钢、上海港、长江航运局、第1汽车制造厂等等，把这些企业抓上去，整顿好，迅速变成大庆式企业，确实要花很大的气力，要下很大的功夫，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
空喊是不行的，要有社会主义的实干精神。
把这些大型骨干企业抓上去，就会象鞍钢那样，影响一大片，带动一大片，取得最好的以点带面的效果。
我们希望各工交部门象辽宁省委和冶金部的领导同志抓鞍钢那样，在短期内抓出成效来。
下去蹲点的部长、副部长，大部分是跟随毛主席奋斗几十年的老红军、老八路、老革命，过去有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光荣传统和作风。
近年来，这些光荣传统和作风，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
现在我们要拨乱反正，带头把这些传统、作风恢复起来。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事实证明，部长、副部长下去，司局长、处长也就要跟着下去，机关干部和各企业的一二把手，在上面也就呆不住了，这样，必将促进机关革命化，必将出现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层层蹲点的生动局面。
“老八路的作风又回来了！”
这是工交战线的广大职工对高级领导干部下去蹲点的良好反映。
我们希望这种“老八路的作风”风靡全国，在各部门、各地区扎根、开花、结果。

“两把刀”调动了社员的养猪积极性
——广西实行肥猪派购“购一留一”政策的调查
1970年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人民公社或社员养的肥猪，统一由国营商业部门收购和宰杀，按比例发给出售肥猪的集体或社员三成肉的肉票，少数县发给四成或五成肉的肉票。
集体单位或社员拿肉票，可以到商店买肉。
群众把这种只有国家掌握杀猪刀的办法，叫做“一把刀”的办法。
实践证明，在现阶段，这种办法不利于调动集体或个人养猪的积极性。
1971年，部分县开始试行肥猪“购一留一”的政策，集体或社员每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得到一张自宰一头肥猪的准宰证，养猪人手里也有了握刀杀猪权，自宰猪的猪肉允许上集市出售。
群众把这种办法叫做“两把刀”的办法。
1971年至1973年，“一把刀”和“两把刀”这两种办法在全自治区同时并行。
实践的结果证明，“两把刀”的办法更有利于调动集体和社员养猪的积极性。
桂平县原来积极坚持“一把刀”，结果，1972年，全县在肥猪购销中亏损了一百三十六万多元，还欠社员六十多万斤肉票的肉，终于在1973年03月改为“两把刀”了。
1974年以后，全区统一实行了“两把刀”。
实行“一把刀”时，广西每年都是吃外省调进的猪肉。
据统计，1965年到1969年的五年中，广西吃过十一个省调进的猪肉，折合猪一百零七万头。
实行“两把刀”以后，肥猪多起来了，开始由调入猪的省变为调出猪的省。
近三年来，每年可调出四十万到五十万头（包括出口）。
这个变化反映了两种政策的两种不同的结果。
广西实行“两把刀”的政策，是从现阶段广大农村存在着“两个市场、两种价格”的实际出发的。
这种政策，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比较好地处理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然而，在“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有的同志对实行“两把刀”的政策，至今还心有余悸，不敢理直气壮地为“两把刀”叫好。
问题的焦点是，实行“两把刀”的办法，个人留下的猪，往往比卖给国家的猪大。
因此，有的人顾虑，这么一来，国家收购的猪少了，农民吃的肉多了，社员留的猪进入集市出售，会助长资本主义。
其实，这种种顾虑，是因为没有作实际调查的结果，在思想方法上则是一种形而上学作祟。
首先，全自治区实行“两把刀”的办法以后，国家收购的猪多了而不是少了。
1967年至1970年间，全区每年收购二百多万头肥猪。
1971年以后，除个别年份外，每年都超过了三百万头。
更重要的是，实行“两把刀”以后，国家只供应非农业人口的吃肉，农业人口吃的肉，国营商业不负责供应，由社员自宰猪供应了。
原来社员养的肥猪，都要拿国家的奖售粮；
实行“两把刀”以后，社员自留部分的猪，国家也不支付奖售粮了。
这样，国家负担减轻，社员没有意见，国家收购的猪上调和出口的比例却大为提高。
玉林县新桥公社是个历年养猪较多的地方，实行“一把刀”时，国家收购上来的猪，在当地销售与上调出口的比例约为一比一；
实行“两把刀”后，逐步变为一比四、一比五、一比六，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
社员留的猪进入集市贸易，会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呢？
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是宪法上允许的。
他们养的猪，在完成肥猪派购任务以后，把自留的一头猪或肉拿到集市上出售，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布匹、自行车、缝纫机等商品，完全是为买而卖，怎么会产生资本主义呢？
相反，社员养猪的积极性高了，集市贸易上的猪肉多了，肉价就会稳定，有助于防止发生那种哄抬肉禽蛋的价格，或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活动。
实行“两把刀”农民吃肉是不是多了呢？
当然，比起实行“一把刀”的办法农民吃的肉是多了一些。
这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猪肉增多，群众生活逐步改善的必然结果，是好事，不是坏事。
广西的实践证明，实行“两把刀”的政策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政策。
毛主席曾经指出：
在分配问题上，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要给生产者个人以必要的利益，给生产单位以一定的主动性。
毛主席还曾经批评那种竭泽而渔，脱离群众的政策。
“两把刀”的政策具有鲜明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生产观点。
这种政策，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又照顾了群众的利益，因此能更好地调动集体和社员的积极性，发展养猪事业。
生产决定消费和流通。
猪养多了，国家才能多收购，多供应城市人民吃肉。
养猪多了，又可以促进农业的生产。
而农业的发展，又是养猪事业大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所以，“两把刀”的政策，是同“四人帮”的那种怕群众富裕、竭泽而渔的政策，根本对立的。
广西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实行“两把刀”的政策，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发展生产，群众很满意。
这样的政策，应该为它叫好。
当然，在今天，农民毕竟还存在着小生产的思想残余。
集市贸易也毕竟还可能产生消极的作用。
这种残余的小生产思想和集市贸易的消极作用，同社会主义思想，同国家利益，是有矛盾的。
广西在实行“两把刀”政策以来，很注意解决实行“两把刀”政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一、对有些社员交售给国家的猪比自留猪小的问题，自治区革委会着重强调对社员加强思想教育，同时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从1975年07月开始，自治区革委会把收购肥猪的标准由一百二十斤提高到一百四十斤到一百六十斤，奖售的饲料补助粮，实行超重超奖。
二、加强市场上买卖猪的管理。
规定八十斤以上的架子猪不得上集市交易，以防止有人把小猪养成架子猪时卖掉，而不完成向国家交售肥猪的任务。
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取缔无证私宰、一证多宰及买卖准宰证等活动，把社员自宰猪的买卖都纳入市场管理范围之内。
新华社记者　黄绍进
（本报有删节）

经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
依法逮捕刘结挺张西挺
“四人帮”在四川的亲信、现行反革命分子刘、张，率领一小撮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疯狂反对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诬陷邓副主席；
残酷迫害干部，仅县级以上干部被迫害致死的就有一百多人，筹划组织武斗，仅三次所谓“武装支泸”，就打死二千多人，打残八千多人。
广大群众热烈拥护逮捕这两个大乱四川的祸根
新华社成都07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范眭报道：
经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四川省06月24日召开全省批斗广播大会，依法逮捕了“四人帮”在四川的亲信、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结挺、张西挺。
参加大会的一千多万人，一致拥护党中央关于依法逮捕刘、张的英明决定。
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结挺、张西挺，长期以来追随林彪、“四人帮”，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诬陷敬爱的邓副主席；
秉承“四人帮”的意志，在四川省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大搞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给四川的建设事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刘结挺现年五十九岁，1938年入伍，同年入党。
他的老婆张西挺，现年五十一岁，1940年参加工作，1941年入党。
文化大革命前，他们曾分别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宜宾地委书记和宜宾市委书记。
在职期间，夫妻合谋，滥用职权，打击同志，制造了不少错案、冤案，严重破坏党纪国法，受到了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处分。
文化大革命中，刘结挺、张西挺以所谓“受迫害者”的身份，打起“造反”旗号，投机钻营，窃取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职务，疯狂地破坏党，破坏社会主义，破坏文化大革命，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庇护、怂恿下，他俩率领着一小撮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纠集了仇视人民的阶级敌人，大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黑风，为所欲为，私设监狱、公堂，残酷迫害干部，许多革命干部被整病，打伤，打成残废，甚至被活活打死。
据统计，仅县级以上干部被他们揪斗迫害致死的就有一百多人。
他们秉承大叛徒江青反革命的“文攻武卫”“指示”，在四川大打“全面内战”，刘结挺叫嚣：
“现在是谁打得赢就是谁的天下”，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武力解决”。
他们先后在宜宾、绵阳、万县等地区筹划组织了大规模武斗，其中仅三次“武装支泸”，就打死二千多人，打残八千多人。
刘结挺、张西挺还竭力鼓吹林彪、“四人帮”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
刘结挺自称“我要当省军区第1书记”，积极策划和指挥篡夺军权的阴谋活动，并指使帮派势力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干部，抢劫枪支弹药，杀害解放军干部和战士。
1969年底，毛主席、党中央对刘结挺、张西挺在四川的问题作了处理。
他们对此极为不满，进行恶毒攻击。
1971年，党中央撤销了他俩在四川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中央对刘、张问题继续进行审查的过程中，他俩不仅拒绝悔改，反而伺机翻案。
现已查获，他们送给“四人帮”的黑信、黑状、黑材料达十三件之多。
1976年02月28日和03月06日，张西挺在写给王洪文的两封黑信中恶毒诬陷邓副主席。
刘结挺在写给江青的两封黑信中，叫嚣“坚决打倒这两个人（指赵紫阳同志和赵苍璧同志）”，“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象过去斗地主、恶霸一样清查还在走的走资派，把他们批倒批臭，把他们篡夺的权力全部夺过来。”
1976年03月，“四人帮”在四川的资产阶级帮派的一个头目，挟持省委两位书记“上京告状”，刘结挺、张西挺和这个帮派头目密谈，面授机宜，撑腰打气，叫他“吸取过去教训”，“注意斗争策略”。
同年06月，刘、张又煽动成都的帮派分子要“解决省委的问题”，即篡夺省委的领导权，同时，唆使帮派同伙上书“四人帮”，请求“四人帮”让刘、张重新上台。
“四人帮”被粉碎后，刘结挺、张西挺又为“四人帮”的罪行辩护，恶毒地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在隔离中，继续对抗审查，拒不认罪。
他们俩把每次的审问和群众的批判，都记录下来，装订成册，准备变天。
他俩还肆意侮辱监护人员。
四川人民对这两个破坏四川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罪魁祸首，无不切齿痛恨。
去年08月，党中央决定将刘结挺、张西挺隔离审查，交群众批斗。
消息传来，全省广大人民群情沸腾。
从去年08月到今年02月，根据群众的要求，先后把他们押到成都、重庆、宜宾、南充等地进行了五十三次批斗，共有一千三百多万人参加了批斗大会。
受害群众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进行了血泪控诉，群众高呼：
“向刘结挺、张西挺讨回血债！”
中共四川省委清查办公室根据群众的揭发检举和内查外调的结果，进一步掌握和落实了刘结挺、张西挺的大量反革命罪证。
事实证明，刘结挺、张西挺是四川省资产阶级帮派分子的总头目，是“四人帮”在四川的总代表，是大乱四川的祸根，是双手沾满四川人民鲜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党中央批准逮捕刘结挺、张西挺的英明决定，受到了四川省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极大地鼓舞了四川人民抓纲治蜀、大干快上的决心和信心。

全面清理被林彪、“四人帮”破坏的农村经济政策
西藏制订落实党的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
据新华社拉萨07月14日电
西藏自治区党委深入调查研究，全面清理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农村经济政策，研究制订了关于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受到广大翻身农奴的热烈欢迎。
今年04月，区党委派出了四个调查组，深入山南、日喀则、那曲等主要农牧区调查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
调查结果表明，1975年西藏全区基本上实现人民公社化以来，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农村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县、公社和生产大队从生产队抽调的强壮劳动力过多，无偿平调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物资和牲畜，加重了农民的不合理负担。
一些地方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按劳分配的政策不落实。
群众说：
“牛头和羊头一个样，真叫人泄气。”
因此，严重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
针对西藏农村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西藏自治区党委专门召开了有各地、县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会议，制订了二十二条《关于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
这个文件明确规定，要加强农业第1线，保证第1线有足够的劳动力，今后国家动用民工和县、社抽调生产队的劳动力组织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必须控制在整半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内，严格防止一平二调，努力减轻生产队的负担。
任何部门和单位一律不准以任何形式平调生产队的资金、土地、牲畜、农具及其它生产资料，不准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
无偿平调的，要坚决退赔，妥善处理；
各生产队要民主评定每个人全年应完成的基本劳动日和基本投肥任务，要合理组织使用劳动力，实行定额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
评工记分要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保证多劳多得；
加强财务管理，建立和健全民主理财制度，资金、物资管理制度。
生产队的财会工作，每年秋收分配前，要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一次大检查；
认真贯彻“三兼顾”原则，在正常年景下，要保证百分之九十的社员的收入比上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不减少收入。
社、队超产可以适当“多留多吃”；
自留地要由社员自己经营，鼓励社员饲养家畜家禽。
根据藏族群众的生活特需，允许和鼓励社员饲养黄奶牛，所产的酥油，国家不予派购；
对历年的超支欠款，要认真清理，干部和职工家属要带头归还欠款；
建立必要的奖励制度，奖励那些对集体贡献大的作业组和社员个人；
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社队干部要实行“定工劳动，定额补贴”的制度。
会议以后，西藏自治区各级领导干部立即纷纷深入基层，认真贯彻这个文件的精神，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
党中央关于转发湖南湘乡县的经验的重要指示下达后，西藏农牧区又进一步掀起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热潮。

工交战线肃清“四人帮”流毒的严重任务
本报评论员
工交战线从思想上、政治上、路线上完全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打死苍蝇，并不等于消灭了细菌。
而细菌不消灭，我们健康的肌体仍然会受到侵袭，“四人帮”的幽灵，仍然可能在新的气候、新的土壤中借尸还魂。
肃流毒一次二次不行，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有效。
石油系统尚且如此，其他部门，特别是那些“重灾区”、“重灾户”更可想而知了。
肃流毒，一定要象大庆、石油部那样，敢于联系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
要抓住“四人帮”流毒最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问题，逐一进行批判。
如“四人帮”全盘否定工交战线十七年的问题，就是流毒最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个带全局性的问题，必须充分发动工交战线广大职工进行反复深入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前工交战线的十七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还是漆黑一团，这是我们同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林彪、“四人帮”搞乱工交战线，全盘否定十七年，鼓吹“同十七年对着干”。
我们要拨乱反正，彻底澄清是非，也要从这个问题入手。
早在1966年12月03日，林彪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叫嚷：
工交战线要大破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
第2种观点，工人阶级是好的。
林彪扬言不打破这两种观点，就没有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
“四人帮”同林彪一唱一和，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胡说，工厂大多数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
以后又进一步说，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企业已经改变了所有制。
叛徒江青狂叫，不能说工矿企业比文教战线好。
工交战线真是一团漆黑吗？
历史事实给了林彪、“四人帮”有力的回击。
众所周知，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为全党制定了进入城市后依靠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进行经济建设的路线和政策。
全国解放以后，全党就是按照毛主席为我们制订的路线和政策进行战斗的。
1953年，毛主席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6年，毛主席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1957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1958年，毛主席制订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960年，毛主席作了关于“鞍钢宪法”的重要批示；
1961年，毛主席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工业和其他各条战线都要有自己的条例；
1962年，毛主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1964年，毛主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
工交战线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和批准的。
正是在毛主席亲自关怀和周总理直接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迅速发展。
到1965年，已经初步建立了钢铁、煤炭、石油、电力、机器制造、汽车、拖拉机、航空、电子、造船等等部门比较齐全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基础。
显然，林彪、“四人帮”全面否定工交战线十七年“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这个事实，把工交战线十七年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其矛头是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是要把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来批，以便推行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四人帮”为了否定十七年，还提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对着干”的反动口号。
他们明明是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却偏偏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在对待干部问题上，林彪把文化大革命歪曲成“是对干部大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是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
“四人帮”则炮制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把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统统打倒。
在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上，林彪诬蔑工农只知道“发财”；
“四人帮”则骂工人是“野狗”、“黑鬼”、“工人本质就是脏”，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还直接攻击毛主席“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教导，胡说“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提法’是值得研究的，只能依靠工人阶级‘左派’”。
而他心目中的“左派”，就是象王洪文、陈阿大、翁森鹤、张洪池之流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打砸抢首恶分子。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路线，在表现形式上有极右的一面，也有极‘左’的一面，而当他们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时候，往往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早在1972年，周总理曾告诫我们，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
正因为极“左”思潮批得不够，所以直到现在，在许多地区和单位，该落实的政策没有落实，该建立和健全的规章制度不能建立和健全起来，对应该打击的坏人没有进行有力的打击，所以要继续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工交战线十七年，提出“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动口号，是他们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的重要步骤。
要打好揭批“四人帮”第3战役，肃清“四人帮”流毒，非联系揭批林彪路线不可。
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这是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的一个重大步骤。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和“四人帮”就勾结在一起，破坏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的路线是林彪路线的继续和发展。
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四人帮”怕露出马脚，就把批林包下来了。
刚一批林彪的极“左”表现，“四人帮”就叫嚷“批到我们头上来了”。
因为，批林深入下去就要批到他们头上，他们怎么能去批林呢？
“四人帮”不准批林，我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要坚持批林。
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路线，是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现在到了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在十七年问题上的流毒，澄清是非的时候了，是为十七年彻底恢复名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不这样，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在工交战线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
不破不立，“四人帮”的流毒不肃清，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就不能真正开展起来。

不畏劳苦勇攀高峰的光辉榜样
——马克思怎样写作《资本论》
宋洪训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著作。
一百多年来，它象黑夜里的明灯，照耀着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马克思把写作《资本论》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
一部《资本论》凝结着马克思四十年的心血，是他一生科学研究的辉煌成果。
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道路更是坎坷不平。
各国反动政府迫害他，资产阶级的奴仆们诽谤他、打击他，贫困、疾病折磨他。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这样说过：
“恐怕没有一本书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我大概可以就此写一部秘史，它将揭示出很多、多到无限的暗自的操心、忧虑和苦恼。”
马克思研究经济理论是从1843年开始的。
那时，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曾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就促使他发愤研究经济问题。
马克思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认真阅读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的著作。
在1843年到1847年四年当中，马克思摘录了七十个不同作者的著作，写了二十四本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笔记。
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共产党宣言》中反映了出来。
一八四八——1849年，欧洲大陆上掀起了革命风暴，火热的革命斗争使马克思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
德国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到了巴黎，以后侨居伦敦，直到逝世。
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养成了写读书笔记的良好习惯。
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读过和做过笔记、摘录的书有一千五百多种，写的笔记本，包括手稿、摘录、提纲、札记至少有一百多本。
凡是和政治经济学有点关系的学科，他都细心地研究过。
据拉法格回忆，为了写英国劳工法的章节，马克思对图书馆里所有英国和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都研究过。
“蓝皮书”是当时英国议会专门发给议员们的资料。
那些饱食终日的议员自然没有“空闲”去看那样枯燥的大部头报告，有的议员就把它当废纸出卖，有的议员把它当作手枪射击的靶子，根据子弹穿透的页数来测量手枪的威力。
可是，马克思却从这些“蓝皮书”中，收集了工业部门的工人状况、有关女工和童工劳动、夜班工作等丰富资料。
正当马克思孜孜不倦地研究经济理论的时候，一些庸俗民主派对马克思进行无耻攻击，说什么何必整天钻在书堆里自寻烦恼呢！
马克思无情地反驳说，这些“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自然不需要用这样的功夫。
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
？
马克思认为，一部系统的经济理论著作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的必要条件，他有责任完成这部经济巨著。
为此，他经常废寝忘食，甚至通宵达旦地工作。
马克思白天到英国博物馆阅览室工作十小时，晚上回到家里写作到深夜。
英国资本家为了更多地榨取工人的血汗，逃避法律上对工作日的限制，常常让工人们在一个工厂或车间做完工以后，再转到另一个工厂或车间去做同样时间的工。
这种非法的制度，当时称为“换班制度”。
马克思风趣地说：
“就象1848—1850年英国狗厂主把‘换班制度’用在一些工人身上一样，我也把这个制度用在自己的身上。”
的确，马克思曾经为工人们的八小时工作制而不倦斗争，可是他自己的工作时间往往比八小时还多一倍多。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年代里，贫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一家经常几个星期只能吃点面包和土豆。
有时候，穷得连买报纸、信纸的钱都没有，寄一份手稿的邮费都付不起。
家里的人病了，无钱请医买药。
小女儿死了，买不起棺材。
有时甚至不能出门，因为衣服都在当铺里。
真象列宁说的那样：
“贫困简直要置马克思和他的一家于死地。
如果不是恩格斯经常在经济上舍己援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定会死于贫困。”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
由于长年过度的劳累，马克思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马克思经常是病魔缠身，起先患肝病、神经衰弱、身上长疖子、坐骨神经痛，后来又患胸膜炎、肠胃病等。
但是，马克思始终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一切障碍，坚持经济理论的研究。
象马克思那样有才华的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也许可以谋得一个“肥缺”，过着舒适安闲的生活。
但是，马克思始终忠于自己的事业，而决不让资本主义社会把他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
1865年，当马克思处于贫困境地时，普鲁士官员布赫尔写信给他，要他担任《普鲁士国家通报》驻伦敦的金融问题记者。
布赫尔在信中说什么，凡是一生中想对德国有所影响的人，就得投靠政府。
马克思痛斥了布赫尔的卑鄙企图，并给了普鲁士反动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不！
1867年09月，《资本论》第1卷在汉堡出版了。
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开始，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秘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从而粉碎了资产阶级关于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胡说，在理论上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恩格斯曾经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称为“二十五年中以无比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科学”。
马克思对科学的态度确实是十分严谨的，对自己的作品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
不论是花费了多少功夫，用了多少心血，只要发现里面有不妥当的地方，就毫不吝惜地加以改正或删掉。
他总是细心地研究不断出现的新资料和新文献，分析实际生活中的新事实和新情况，反复修改和充实自己的著作。
因此，凡是他所引证的事实和数字都是经过多方面核实的，即使是反对他的人也从来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考核的事实上的。
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使他在自己对自己的结论尚未满意前，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有关的书他未曾读过，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未被他考虑过，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
马克思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
对于前人的思想，都重新探讨和研究。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能够继承前人的优秀的思想成果，克服前人的弱点和错误，在科学上取得极其光辉的成就。
《资本论》第1卷很快在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工人中间广为传播。
马克思认为，《资本论》能为广大的工人群众所理解，是对他的劳动的最好“报酬”。
马克思以后几年一直继续从事《资本论》其余各卷的工作。
但是，频繁的革命斗争活动占去了马克思许多时间，健康状况不好也常常使马克思不得不中断工作。
马克思不顾这一切，带病加紧工作。
正如他自己说的：
“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
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
马克思生前没有来得及出版《资本论》其余各卷。
1883年03月14日下午二时三刻，马克思安详地躺在安乐椅上与世长辞了。
他的书桌前，还摊着正在修改的《资本论》第2、三卷的手稿。
马克思在自己顽强战斗和不倦学习的一生中，对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甚至在数学领域也是这样。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
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都使马克思感到由衷的喜悦。
马克思对英国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达尔文非常钦佩，对达尔文在科学方面的贡献十分重视。
1873年06月16日，马克思为了表示对达尔文的敬意，把一卷《资本论》德文第2版赠送给达尔文。
达尔文收到《资本论》以后，给马克思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信中说：
“承蒙寄赠巨著《资本论》，谨致谢意。
竭诚希望对政治经济学这门高深而又重大的学科能有较多的了解，以无愧于您的礼物。
尽管我们的研究领域如此不同，但我相信，我们两人都热诚期望扩大知识领域，而这无疑将最终造福于人类。”
“四人帮”给自然科学贴上阶级的标签。
在“四人帮”的影响下，某刊物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称为“一种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理论”，而且根据并非真实的“史料”对达尔文加以攻击。
他们闭眼不看达尔文给马克思的这封信，却把达尔文1880年10月13日给马克思的女婿艾威林的信当作给马克思的信而大做文章，说什么“硬是用他那副黑眼镜挡住真理的光辉”、“吓得连忙拒绝”等等。
从达尔文给马克思的热情的信中，人们不难看到，达尔文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严谨的科学性和马克思所从事的事业的崇高目的给予了完全公正的评价。
在《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出版时，马克思在序言中说：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这句有口皆碑的名言，既是马克思对自己一生科学研究的生动总结，也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对我们的谆谆教导。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光辉榜样，将激励我们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攀登科学的高峰而努力奋斗。

斥“反‘极左’就是反对革命”
吕绍宗
1976年07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反“极左”就是反对革命》的文章。
这篇由“四人帮”的心腹策划炮制出来的文章，用极“左”来亵渎革命，反过来又用革命来美化极“左”。
它既充当了对邓小平同志诽谤中伤的凶恶打手，又扮演了为林彪、“四人帮”所煽动的极“左”思潮推波助澜、击鼓助威的可耻角色。
这篇文章跟着“四人帮”的对抗中央、另搞一套的指挥棒转，把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为贯彻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指示所作的大量工作，攻击为“许许多多反攻倒算、翻案复辟的言行”，然后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作为一条罪状，大肆谩骂和攻击，胡说什么：
“反‘极左’，就是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反对文化大革命。”
反极“左”就是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吗？
否！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极“左”思潮是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还有什么可能来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
这不恰恰是同党的基本路线“对着干”吗？
在这篇文章看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极“左”；
进行文化大革命，极“左”更不可少。
这是何等的荒唐离奇！
任何革命，都是将生产力从阻碍它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下解放出来的社会变革。
解放生产力，既是社会革命爆发的原因，也是社会革命胜利的必然结果。
否则，即使口号叫得再响亮，斗争形式再激烈，也断然不能称之为革命，甚至可能是反革命的复辟倒退。
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是将生产力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一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和深入。
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是，它还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
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些矛盾，促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促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加稳固，更加强大。
这种革命与以前不同的地方，就是不需要、也不容许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这些矛盾。
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这种矛盾的一场政治大革命。
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叫嚷什么“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颗粒不收也没关系”，这样的“革命”，怎能发展社会生产力呢？
这跟社会主义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我国广大人民正是从党的基本路线遭受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遭受破坏的教训中，看清了林彪、“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的反革命本质。
不批极“左”，让“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继续毒害人们，各级领导机关就会处于瘫痪状态；
不批极“左”，让林彪的“革原来革过命的命”的叫嚣继续毒害人们，我们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就会横遭迫害；
不批极“左”，让所谓“反对奴隶主义”、“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任意泛滥，工农业生产就要破产；
不批极“左”，让“揪军内一小撮”的谬论任意泛滥，军队就会瓦解；
不批极“左”，听凭“修正主义苗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白专道路”这些棍子继续摧残我们的科研人员和教育工作人员，我国就会倒退到愚昧野蛮状态；……总之，不批极“左”，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就有付诸东流的危险。
可见，批判极“左”，完全是革命所必要的。
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竟使得“四人帮”和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如此大动干戈，这就证明，“四人帮”和林彪一样，不用漂亮的革命词句来掩盖他们的野心，不用极“左”的叫嚣把人们的思想搅混，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就无法实现。
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正好批到“四人帮”的头上，疼在他们的心里。
这就是《反“极左”就是反对革命》一文充当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打手和极“左”思潮卫道士的根本原因！

论做“伯乐”
马端
邓副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讲话里，特别强调要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人才的问题。
尤其是领导者，应该争当“伯乐”。
当“伯乐”是好事，却也是个难事。
能不能当“伯乐”，不只是一个水平问题，方法问题，首先是个立场问题，出发点问题。
当“伯乐”必须大公无私。
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就不会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就不会真正把它当做大事和急事来抓。
说这个问题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着革命的利益，影响着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好，如果没有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去攻克一个一个的难关；
没有大批有真知灼见的组织者、领导者带领群众去冲锋陷阵，我们的宏伟目标就可能落空。
同时，这个问题也关系着我们的长远大业。
十年、二十年以后，那些人顶事？
三十年、四十年以后，什么人当家？
这是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
人总是要老的，班总是要交的。
然而直到现在，有的人对这个问题并未引起重视。
究其原因，有的是缺乏革命的责任感，反正自己“官不大也不小，钱不多也不少，孩子安排都很好，没急”。
这种人如果不转变立场，是不会去当“伯乐”的。
也有的人认为，“到时候自然有人接班，这是自然规律”。
有什么人呢？
他很少考虑。
还有一种人认为，“把自己的工作搞好，就是给后辈打底”。
岂不知把自己的工作搞好，就应该包括选好接班的人才。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宰相，他帮助齐桓公治理齐国。
但是管仲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没有选好接班人，致使他死后齐国大乱。
这当然只是个比方。
我们一些人的工作单位，无关这么大的局面，但即使是个小单位，如果你一走，工作马上就乱，也说明你没有注意培养人才。
有些人在为革命发现人才这个问题上漫不经心，而为自己子女的“前途”挖空心思，东奔西跑，当个大事去奋斗。
这不正表明缺乏革命责任感，缺乏大公无私的精神吗？
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就不会坚持正确的人才标准，也不会发现真正的人才。
我们所说的人才，是指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才。
我们的选才标准，只能看是否符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和需要。
有私心杂念的人是坚持不了这个标准的。
他是不是不要标准？
不是，他也有标准。
第1个标准是看和他自己的关系好坏。
只要和他关系好的，就认为是“人才”，拚命地吹、拉；
和他关系不好的，就拚命往下踹、压。
这样的标准，只能发现“亲朋友好”，不能发现社会主义的人才。
当然，只要是人才，和自己关系好的人也可以荐选，为革命事业，可以不避亲，问题是有的人只把“亲”当成标准。
第2个标准是看对领导的态度，也就是看听不听领导的话。
如果有人好对领导提个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那他就是“最不理想”的人。
其实，真正的人才，都好钻个道理，问个是非，因此，他们不随声附和，才能在某些方面有真知灼见。
这和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专跟领导对着干的人是根本不同的。
倒是有的人，不认真研究问题，工夫专用在讨好领导上，听领导的口气说话，看领导的脸色行事，只要是领导讲的，无论对、错，都是“好好好，是是是”。
重视这样的人，难道是我们选人才的标准吗？
不是，这是旧社会主子选奴才的标准！
“四人帮”选人就是用这个标准，所以他们选的人，在主子面前都是奴才，干起工作都是庸才，讨好主子是为了升官发财，一旦得势就搞法西斯独裁。
我们决不能这样。
我们应当以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条件作为标准。
我们对一个人的评定，主要应该看他的思想和工作，决不能凭个人的片面的印象。
这不仅关系到能否发现真正的人才的问题，而且是个提倡什么，引导人们向什么方向努力的大问题。
选人才并不是要求选全才。
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正象一台机器有各种部件和零件，有的起这种作用，有的起那种作用。
但一台高质量的机器，它要求部件、零件件件优良，否则就会影响运转。
人才也不能要求一个规格，一种模式，有的人全面一点，有的人只有一门专长。
假如我们用党委书记的标准去衡量科学技术人员的领导水平，或用科技人员的标准去衡量党委书记的业务能力，就很难找到“合格”的人才。
一切才能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一个人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实践的范围有限，常常是“这头长，那头短”。
如果要求样样都长，就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所谓“知人善任”，就是既知其长又知其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有的人不是这样，他们也说短道长，但他说短是为了否定长，否定长就是否定了人，这怎么能为革命事业发现有用之才呢？
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不去做艰苦的工作，人才就发现不了。
因为人才本来存在于群众之中，他不过才能多一点。
一定的实践范围造就一定的人才，但是，一定的实践范围又往往限制才能的发挥。
因此，有些人才在他未被发现之前，可能并不十分突出，常常被人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
如果没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艰苦工作，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奋斗精神，即使人才在你眼皮下，也难认出。
要发现人才就得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从各方面进行了解，进行全面的历史的了解。
“知人”是为了“善任”。
当然不“知人”就谈不上“善任”，但“知人”并不等于“善任”。
古人讲：
不知人，害也；
知人不用，害也；
用而不任，害也；
任又以小人参之，更害也。
可见“知”和“任”并不是一码事。
既然“知人”是为了“善任”，为什么有人却知而不任呢？
据说有些怕。
怕什么呢？
一曰怕“用不准，出问题，担责任”。
这要看出什么问题，一般的错误，谁也难免，人只能在不断纠正自己错误的过程中逐步提高。
出大的问题怎么办？
人是变化的，谁也打不了保票。
我们要求的是荐选人，而不是叫你做保人。
除了形而上学猖獗的“四人帮”，谁也不会提这样的要求，所以这个怕大可不必。
二曰怕“得罪一些人”。
用谁都有人反对，要看什么人反对，多少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有的人出于个人原因反对，这无关大局；
有的人由于误解或随声附和反对，这要做工作；
确有那么些人，你用他时，他不能干、不肯干、不会干，你用别人时，他反对。
依了这种人，那就大家都别干。
这种人得罪一下是应该的。
三曰怕“冒尖了容易翘尾巴”。
确有一些人，由于领导的重视，地位的变化，尾巴就翘起来了。
这也不要紧，翘尾巴就敲尾巴，就是加强教育。
四曰怕“威望不高，水平不够，拿不起来”。
水平是在斗争中提高的，威望是在工作中形成的。
既要靠他自己的努力，也要靠领导的支持和帮助。
如果我们选人的路子对头，工作做得深入，多数人经过一段时间是可以提高水平和威信的。
如果确实差距太大，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再动员他下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也是对革命负责，也是对他关心，免得他“受罪”。
所以这个怕没有必要。
五曰怕“飞了”，“提得太高，叫得太响，被人发现，会给调走”。
调走有什么不好？
如果到别处工作比在你这里更能发挥作用，那不正是我们发现人才的目的吗？
如果你发现的人才都被人家要走，在不同的地方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这不正说明你的工作有方，眼力不错，功绩很大嘛！
目前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这里有人才不用，或者大材小用，调到别处为党去做更多的工作，有什么不好呢？
不用又不放，这个怕是不顾大局。
所有这些怕，归根到底，还是怕影响自己，还是没有做到大公无私。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单位，每个领导者，都有责任为国家培养人才。
我们无产阶级应该有这样的胸怀：
看到人才辈出，应该高兴，因为说明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
如果有人超过了你，就更应该高兴，这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明我们的事业可以不断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
完成这个革命，需要大批的千里马，更需要有“伯乐”。
让我们树立公心，放开眼界，争当“伯乐”吧！

中日两国音乐家在京举行联欢演出
黄镇部长出席观看演出
据新华社北京07月13日电
日本音乐家代表团和首都音乐工作者今天下午在民族文化宫礼堂举行联欢演出。
出席观看的有文化部部长黄镇、副部长贺敬之，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副会长夏衍，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等。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以及在京的日本朋友也观看了演出。
日本音乐家代表团是由日本著名作曲家和指挥团伊玖磨率领，在访问上海和西安后于07月09日抵达北京的。
在洋溢着热烈友好气氛的联欢会上，著名钢琴家园田高弘教授演出了钢琴独奏，日本广播协会交响乐队首席圆号手千叶馨演出了圆号独奏。
接着，“黑鸭子”合唱队演唱了团伊玖磨团长作曲的歌曲《开花的城市》等。
两国艺术家的演出受到了全场的热烈欢迎。
演出结束时，团伊玖磨团长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讲话。
他说，在今天这个音乐会上，我们进行了一次有益的交流。
他表示回国以后，要为日中文化交流和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作出努力。

克洛德·阿尔诺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法兰西共和国国庆
新华社北京07月14日电
法国驻中国大使克洛德·阿尔诺和夫人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法兰西共和国国庆。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文化部部长黄镇，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农林部副部长张根生，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叶林，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南共联盟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到京
纪登奎等同志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北京07月14日电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布兰科·米库利奇和夫人以及由他率领的南共联盟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应邀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南斯拉夫同志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乔石，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何凤栖、蒋光化、谷力虹等。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米尔科·奥斯托依奇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附图片）
以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布兰科·米库利奇为团长的南共联盟党的工作者友好访问团到京。
纪登奎副总理等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

外事往来
美国通信卫星公司总经理约瑟夫·查里克一行五人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于07月09日前往桂林继续参观访问，并预定于07月12日回国。
查里克一行在京期间，参观了电信设施，同我有关方面进行了业务、技术座谈。
邮电部副部长申光和科学家钱学森分别会见并宴请了他们。
查里克一行来京前曾在上海、杭州参观访问。
教育部副部长周林07月10日晚宴请中国旅美学者、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机械系主任黄云潮教授。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等出席作陪。
黄云潮教授将于11日离京返美。
以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安启元为团长的中国地震代表团一行十人，07月11日离开北京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和友好访问。
到机场送行的有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李苏，国家地震局局长邹瑜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
由袁载钧率领的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参观团07月11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法国参观世界滑翔锦标赛。
由宾索石油公司董事长利特克率领的美国宾索石油公司代表团一行十四人07月11日乘飞机离京回国。
代表团是应贸促会邀请，于06月23日抵京进行访问的。
以武占元为领队的中国青年羽毛球队一行十二人，07月11日离京赴尼日利亚进行友好访问。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区棠亮07月12日下午会见了美国“革命学生大队”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会见后设宴招待了他们。
有关方面负责人朱良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代表团是应邀前来进行访问，于06月21日到达北京的。
日本早稻田大学友好访华团07月13日晚在北京举行告别宴会。
代表团团长、早稻田大学校长村井资长在宴会上祝酒时，表示希望发扬早稻田大学创立以来同中国开展多方面学术交流的传统，使日中两国的学术交流进一步繁荣。
他说，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中日友协副会长夏衍，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以及首都科学家和有关方面负责人。
以黄烈为领队的中国田径队一行十九人07月13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并参加南斯拉夫国际田径比赛。
国家体委07月13日晚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艺术体操队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和表演。
由韩仁根团长率领的朝鲜艺术体操队全体成员，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裴溶在等应邀出席。
国家体委副主任于步血，中国体操协会负责人李文耀，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体操学习班的学员，在招待会上同朝鲜战友亲切交谈，畅叙友谊。
朝鲜艺术体操队是07月13日中午乘火车到达北京的。
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教授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结束了在比利时、法国的友好访问，07月13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克实，秘书长郁文等。
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普拉东也到机场迎接。
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结束了对荷兰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友好访问，07月13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克实，秘书长郁文等。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凯尔、文化参赞特奥多尔夫人也到机场迎接。
中日友协副会长夏衍07月14日上午会见以松冈洋子为团长、江间章子为副团长的日本妇女“了解中国之会”访华团全体成员，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访华团是07月03日抵达我国的。
（据新华社）

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
《中国妇女》杂志复刊
新华社北京07月14日电
经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批准，《中国妇女》杂志于07月15日复刊，在全国各地发行。
《中国妇女》杂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的机关刊物。
它是一种政治性、群众性、综合性的月刊，创刊于1949年07月。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朱德委员长曾经为创刊号题词。
1966年08月20日，毛主席又为这个杂志封面亲笔题写了《中国妇女》四个大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妇女。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个为全国读者特别是为广大妇女群众所喜爱的杂志，于1967年被迫停刊。
复刊第1期《中国妇女》封面为一幅水粉画：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各族妇女在一起》。
封二是全国妇联主任蔡畅、副主任邓颖超、康克清等同志和各界妇女在一起的照片。
正文的首篇是宋庆龄副委员长撰写的《祝贺〈中国妇女〉杂志复刊》一文。
宋庆龄副委员长在文章中满怀革命激情，鼓励《中国妇女》要搞好宣传报道，期望全国妇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期主要内容有：
社论《尽快地提高妇女的科学文化水平》，揭批“四人帮”破坏妇女运动的罪行专栏，老作家草明的报告文学《探索细胞奥秘的人》，作家秦牧的散文《漫谈〈雏凤凌空〉的传奇故事》，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郝建秀的文章《更快更好地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大寨妇女向科学文化进军、大庆模范后勤兵的报道，歌颂毛泽建烈士的《壮丽的青春》，以及有关婚姻家庭、幼儿教育、妇幼卫生等方面的诗文和漫画。

谭震林副委员长会见日中友好旧军人会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07月14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今天下午会见以长泽浩为团长的日中友好旧军人会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副会长王芸生、副秘书长金黎等。
（附图片）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韧性的战斗
——访著名科学家高士其
本报记者　柏生
病毒的入侵
192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里，有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青年，全神贯注，正在进行研究工作。
他细心保管着几十种细菌和病毒，观察它们的活动和繁殖，做着详细的记录。
这个中国青年到美国去留学，并不是因为他的家庭富有，而是因为他1925年二十岁时，从清华学堂毕业公费保送美国留学。
这公费，原来是清朝败于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美国又用来“恩赐”给中国的穷学生，让他们到美国去留学。
这对每个有着热爱自己民族和祖国感情的中国留学生来说，都是一种屈辱。
这个青年便是这些留学生中的一个。
他发愤图强，决心钻研一门科学——细菌学，学会本领，来拯救被称为“东亚病夫”的祖国。
他在学习中表现出来的刻苦钻研、自我牺牲的精神非常突出。
他一次又一次吞食过含毒的食物毒菌，作自身传染试验。
这些毒菌侵入人体以后，是可以歼灭的。
可是，有些细小的病毒，却不能随便让它们侵入到人体的某一个部位。
然而，在一次试验中，一个装有培养脑炎过滤性病毒的玻璃瓶子意外地破裂了。
病毒在他的左手上落了脚，接着便选择它的路线，经过左耳膜侵入他的小脑。
一天晚上，他正坐在图书馆里看书，突然眼睛发花，天旋地转，眼球上翻。
从此，每隔一个星期左右便要发作一次。
从此，他的双手颤动了，脖子发硬了，两腿走路无力了，左耳开始聋了，面部失去表情了。
他为了人民的健康，失去了自己的健康。
然而，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病毒的折磨，学完了芝加哥大学细菌学的全部博士课程。
1930年的夏天，波涛翻滚的印度洋上，一艘巨型客轮正破浪前进。
甲板上，一个面容苍白清瘦，但双目炯炯有神的年轻人，正支撑着病体，扶栏眺望。
这个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的中国高材生，途经欧洲回国，当时名叫高仕錤。
改了名字
一个朋友在报纸上看到了高士其的名字，问他道：
“你为什么改了名字了呢？”
高士其爽朗地回答：
“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这是多么响亮的语言，又是多么铿锵的诗句啊！
高士其在归国途中，就思考着一件大事。
在海外的科学救国的梦想，在国内能实现吗？
严酷的现实在等待着他。
南京中央医院提供给他检验科主任的位置。
他成天同毒菌打交道，知道毒菌怎样危害人的生命。
现在，他在生活中又遇到那些人形的毒菌。
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伪君子、假道学，一要官，二要钱。
这些家伙象毒菌一样侵袭劳动人民的肌体，毒害人们的灵魂。
就是在医院里也不乏这样的人形毒菌。
他渐渐变得愤世嫉俗，落落寡合。
他与黑暗势力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
最后，在与院长的一次尖锐冲突中，被迫离职，他失业了。
失业后，到哪里去呢？
高士其的病越来越重了，写字都很困难。
他在上海的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住了下来。
他要进行细菌学的研究吗？
没有条件，没有助手，没有实验室。
然而，他要战斗。
他在选择火力方向。
他想，把自己知道的科学知识，细菌知识，告诉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宣传科学，不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吗？
就这样，他用颤抖而快要瘫痪的手紧握着笔，在旧中国这块荒芜的土地上开垦起来。
1935年，他的第1篇科学小品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上诞生了。
此后，每星期写两篇。
这些作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不仅具有丰富的科学内容，而且充满鲜明的政治观点，很快使他在读者中赢得了声誉，在中国科普文坛上树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
日本侵略军在芦沟桥上响起了炮声。
在这种形势下，他写作更努力了。
他的文章既是科学小品，也是战斗檄文，他巧妙地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向两条腿的法西斯毒菌进击。
在《我们的抗敌英雄》这篇科学小品中，他写道：
“白血球，这就是我们可敬慕的英雄。
这群小英雄是一向不知道什么叫无抵抗主义的。
他们遇到敌人来侵，总是站到最前线。”
请看，这不是对抱着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之流的极大的讽刺吗？
他的作品越出了科学的藩篱，成了政治的投枪了。
爬也爬到延安去
延安——革命的灯塔。
它发出万丈光芒，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有志之士。
高士其决心到延安去。
他说：
“我一天爬几丈路，也得爬到延安去！”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高士其拖着半瘫痪的身子，往延安进发。
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延安。
毛主席来到他住的窑洞里看望他，亲切地勉励他“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周副主席来到窑洞里探望他，勉励他同疾病作斗争，加紧学习，努力工作。
高士其铭记着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话，努力学习，积极工作。
他说：
“生活中如果只充满一个病字，精神便会空虚和烦恼；
只有把自己的身心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生活才会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崇高的理想，鼓舞他同疾病作不懈的斗争。
每天起床后，他要做操，工作和学习的间隙也要做操。
他自己站不住，就靠着窑洞的墙壁练，实在站不起来，就坐在椅子上练。
他在工作上，治病上都进行韧性的战斗。
1939年01月，高士其在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又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身。
在延安，当时生活异常艰苦，缺乏医疗条件。
他忍受着病痛，积极进行革命斗争，热心团结和教育周围的爱国青年，启发和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
他在全国人民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浪潮中，写下了《我的原子也在爆炸》。
他唱道：
“我虽然不能起来，
我虽然被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上，
但是哟，
魔鬼们禁止不住我们声浪的交响”。
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高士其来到了北京。
在沸腾的革命激流中，他生命的光芒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异彩。
在开国大典的那天，他坐着手推车到天安门前参加观礼。
他说，“我的病和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
高士其的科学普及创作的春天真正开始了。
他要为新中国而写作，为社会主义而写作。
本来，他已经掌握了英语、法语和德语，那时他又在学俄语了。
他说，“知识犹如人体的血液一样宝贵。
我的病不能降低学习的要求。”
他的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创作。
为了写一篇文章，他要看许多书，中外文都看。
高士其已经不能动笔，说话只能发出模糊不清的喉音，只有在他身边长期工作和生活的人才能听懂，才能翻译出来。
高仰之同志就是他写作上的一位辛勤的助手。
有时碰到他说一个生疏的名词，谁也听不懂。
于是，他就用颤抖的手，吃力地写下一个或几个字来。
有的字别人要好长时间才能辨认清楚。
他风趣地说，“我的字是天书。”
高士其是个多产的作家，创作态度又是严肃认真的。
所以，他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
人们都喜欢他的科学诗《我们的土壤妈妈》。
这篇长诗曾经荣获儿童文学一等奖。
要进行艰巨的脑力劳动，对于高士其来说，不是容易的事。
他身上的病毒在折磨他的小脑，也折磨他的全身。
他看了一会儿书，眼皮忽然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直到有人来按摩了一会儿，眼皮才又恢复了知觉，睁了开来。
他就这样进行创作上的韧性战斗，写出许多美好的作品，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北京二十三中的女孩子们读了他的作品，曾经送给他一面锦旗，上面绣了九个大字：
“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
杀菌的战术
明朗的天空出现了乌云。
“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又使瘫痪老人遭受到精神和生活上的种种迫害。
然而，老人的思想没有瘫痪。
他要战斗，他在战斗。
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毕生都在进行韧性的战斗啊！
1975年，巍峨壮丽的人民大会堂里，周总理紧紧握住了高士其的手，向他问候。
高士其同志激动万分，他艰难地向总理问好！
他有千言万语要向总理说，可是他知道，他的语言是周总理所听不懂的。
他向助手把千言万语凝炼成这几句简短的话：
“敬爱的周总理：
祝您健康！
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
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您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周总理看了，随即举起这张条子高声说：
“高士其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好！”
第3天，周总理在这张条子上作了亲笔批示，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
可是，批示到了中国科学院，仿佛石沉大海，原来给压下来了。
“四人帮”的黑手伸到了中国科学院。
作为细菌学家的高士其，又看到了人类的毒菌在进行猖狂的活动了。
他不能停止工作，不能停止写作。
写作就是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之火不熄灭，他的写作也不能停止。
“不发表我也写。
总有一天会把这些毒菌消灭。”
他写什么呢？
早在林彪肆虐的时候，他就写了《杀菌的战术》。
然而，没有出版的机会。
“不能躺下，要战斗！”
高士其怀着对“四人帮”一伙毒菌的深仇大恨，继续写作《杀菌的战术》。
他内心深处在微笑：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的确，春天不远了。
秋天里的春光
西山红叶正艳的时候，春天提早到来了。
不是春光，胜似春光。
1976年的10月，北京的天空分外明朗。
乌云散了，阳光洒遍长安街。
高士其又坐了手推车，在欢乐的海洋中驰过了天安门。
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杀菌的战术》的胜利。
《杀菌的战术》出版了。
高士其又在歌唱了。
他歌唱华主席，歌唱科学的春天。
他恢复了青春。
那些少先队员，亲昵地叫他高爷爷。
他高兴地说，不要叫我高爷爷，叫我高伯伯吧！
我年轻了。
他发表文章，写诗，比过去更辛勤地写作。
有人为他统计了一下，解放后他已经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了。
他今年已经七十四岁了，他还在战斗，他会写得更多。

南出版彩色画册《铁托在中国》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7月13日电
南斯拉夫最近出版了图文并茂的精装彩色画册《铁托在中国》。
07月13日晚在贝尔格莱德的国际新闻中心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庆祝这本画册出版。
出席仪式的有：
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主席托多·库尔托维奇、副主席马林·采蒂尼奇，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对外宣传部长希梅·克罗尼亚，联邦新闻部副部长均·西罗卡等，以及贝尔格莱德新闻出版界的知名人士。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临时代办康冀民和正在这里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新闻代表团全体团员也应邀出席。
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国际关系和合作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巴科切维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强调指出，铁托总统对中国的友好访问以及他同华国锋主席富有成果的会谈大大推动了中南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迅速发展。
画册所刊登的七十幅彩色照片不仅真实地记录了铁托总统去年访问中国的历史性事件，而且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南斯拉夫通讯社主编米哈伊洛·沙拉诺维奇为这本画册撰写了长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革命历史、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政策。

我政府代表团到达伊拉克
新华社巴格达07月13日电
以石油部长宋振明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07月13日下午乘飞机抵达巴格达，前来参加伊拉克国庆活动。
宋振明部长在机场对伊拉克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说：
“我们有机会来到友好的伊拉克，同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共同庆祝这一盛大节日，感到十分高兴。”
他说：
“中国同伊拉克同属第3世界，都是发展中国家。
它们在过去有着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遭遇，今天又都面临着反帝、反霸和建设自己国家的共同任务。
我们两国人民一贯互相同情，互相支持，有着传统的深厚友谊。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伊拉克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感情和崇高敬意，祝伊拉克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中伊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石油部长塔耶·阿卜杜勒·卡里姆等前往机场迎接。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侯野烽也到机场迎接。

我新闻代表团抵南访问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7月13日电
应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协会的邀请，以《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为团长、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为副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07月13日乘飞机抵达贝尔格莱德，对南斯拉夫进行为期两周的友好访问。
前往机场迎接代表团的有：
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米·米伦科维奇、副主席卡·埃尔戴利，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对外宣传部部长希·克罗尼亚，联邦新闻部部长助理米·马里诺维奇，联邦外交部司长杜·加斯帕里，南斯拉夫通讯社主编米·沙拉诺维奇以及贝尔格莱德新闻界的有关负责人。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临时代办康冀民等也到机场欢迎。

我艺术家继续在美国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纽约07月11日电
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团部分团员在周小燕副团长的率领下，07月09日到罗得岛的新港参加了美国“新港歌剧音乐节”的最后一天的晚场演出。
中国艺术家演出了钢琴、琵琶、筝和二胡的独奏以及男女声独唱共六个节目，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场演出的听众达七百人左右，比音乐节平时每场平均听众人数多一倍以上，成为音乐节的“最高潮”。
新港市市长唐奈第三接见了周小燕副团长和参加演出的其他九名中国艺术家。
美国参议员佩尔（罗得岛州）出席了这次音乐会。
波士顿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李健远等二十多名中国血统的美国人，专程到新港表示欢迎，并转达了美国马萨诸塞州州长达卡利斯祝贺艺术团演出成功的贺信。
美国听众非常欣赏中国艺术家的演出，称赞中国艺术家“既有高度技巧，又富有感情，做到了思想、感情和技巧的全面结合”。
有的听众说，“演员训练有素、感情丰富，演出太好了”。
这次演出加深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有的观众对中国朋友说，“通过你们的节目，使我过去从书刊或传闻中了解到的中国的情况，变为现实，对你们优秀古老的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不少人表示希望中国明年再派类似的文艺团体访问美国。

日试用新合金阴极材料延长彩色电视显象管寿命
日本索尼公司最近研制成功一种新的氧化物阴极材料，可使彩色电视显象管寿命延长三倍，达四万四千个小时。
据日本《日刊工业新闻》最近报道，这家公司研制成功用镍钡镁合金作为制造氧化物阴极的基底材料，可望延长彩色电视显象管寿命和提高亮度。
同过去使用的镍镁合金、镍和百分之四钨镁合金相比，它的优点是可获得高电流密度。
目前，彩色显象管的寿命的大致标准是一万五千个小时，但新合金在理想条件下试验结果，寿命延长了三倍，达四万四千个小时。
氧化物阴极被认为是左右显象管寿命的重要因素。
目前一般使用的氧化物基底材料是镍镁、镍硅镁、镍硅铝镁、镍加百分之四钨镁合金。
把这些合金溶解制成锭，然后经过轧制等工序制成阴极罩，将钡锶钙三种氧化物涂在罩上，就成了氧化物阴极。
使用上述合金时，有的电流量得到的多，但寿命较短。
有的寿命延长，但获得的电流量较差。
日本索尼公司不断探索了制造一种既能延长显象管寿命，又能获得高电流密度的氧化物阴极，结果成功地找到了镍钡镁合金这一新型合金。
把新合金轧制加工到厚一百微米，制成阴极罩。
涂上三种氧化物进行实验时，短时间里得到的饱和电流值比以前哪一种合金都高，在阴极温度为八百度时，达到了加入百分之四钨合金的二点五倍。
寿命也延长了。
另外，新合金有出奇的吸附性，同掺入百分之四钨的合金相比，新合金对氢和氧的吸附性是很显著的。
这家公司认为，这种气体吸附特征可能是造成延长寿命的原因之一。
这家公司的新合金基础研究工作已经结束，今后将研制形成新合金特性的处理方式。

朱丽安娜女王接见我驻荷兰大使
新华社北京07月14日电
海牙消息：
中国驻荷兰大使陈辛仁07月13日离开海牙，乘飞机离任回国。
陈辛仁大使离开荷兰之前，荷兰女王朱丽安娜接见并设午宴招待他及其夫人。
荷兰外交大臣范德克劳也设晚宴为陈辛仁大使和他的夫人饯行。
06月30日，陈辛仁大使举行了告别招待会。

法马列共指出越南走上一条侵柬反华的危险道路
越南领导人把越南绑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战车上
新华社巴黎07月13日电
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政治局07月10日就东南亚形势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越南侵略民主柬埔寨和反华，指出越南领导人采取这种方针是“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决议说，最近在东南亚发生了一系列严重事件。
民主柬埔寨与越南之间的战斗不断地加剧。
“越南领导人号召推翻柬埔寨合法政府，为达到这一目的，甚至企图策划政变”。
决议说：
“越南当局还不断作出迫害和驱赶在越南的华侨的决定，接着，又使越南加入经互会这个由苏联控制的经济体系。
最后，越南领导人号召亚洲人民反对他们称之为‘霸权主义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迈出了极其严重的一步。”
决议说，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毫无保留地谴责越南共产党领导机构采取的这一严重方针”。
“越南领导人加紧干涉民主柬埔寨，号召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对它散布谎言，从而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决议说：
“如果看一看谁对越南领导人疯狂进行的反华运动感到高兴，那就必然会看到，河内与莫斯科反华论点是完全一致的。”
决议说：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越南领导人正在把越南绑在俄国社会帝国主义的战车上。”
决议指出：
“当莫斯科加紧在别国策动政变和进行武装干涉的时候，当莫斯科利用古巴充当其在非洲的雇佣军的时候，人们完全有权要问越南领导人是否要出卖越南人民，使他们充当苏联实现其在亚洲扩张野心的炮灰。”
决议说：
“越南领导人采取这条支持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俄国社会帝国主义的路线，不是为越南人民的事业服务的，而越南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世界人民既不要美国的保护，也不要苏联的保护。
支持苏联野心的事业不是一种正义的事业，而且可以肯定，越南领导人如果坚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他们必将遭到惨败。”
决议说：
“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重申，它支持中国人民、高棉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
决议最后说：
“越南人民是成功地赶走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的英雄人民，他们也一定会拒绝苏联霸权主义，并在这一斗争中将赢得全世界人民和革命者的支持。”

秘鲁研究利用放射线保存食物
秘鲁核能协会的科学家们在利用伽马射线保存食物的各种实验中取得了成就。
科学家们说，用伽马射线保存食物有助于稳定食品的价格并保证连续供应。
他们在谈到保存土豆的实验时说，经过伽马射线的处理，三吨土豆可以连续保存八个月，效果良好，只有少数土豆发芽。
科学家们指出，这种方法也可以用于保存洋葱和其他薯类。
科学家们说，还对鲟鱼和鲽鱼等进行了同样的实验。
这类鱼经过放射处理后，能保持其营养价值，同时，向山区居民运送经过放射处理的这类鱼时，就不需要再用冷冻车了。
秘鲁核能协会的专家们还指出，对食物进行伽马射线处理还可以防止虫子的腐蚀。
（新华社）

第8届亚运会组委会举行邀请证书颁发仪式
新华社曼谷电
第8届亚洲运动会组织委员会07月05日晚在曼谷总理府举行仪式，向亚运会联合会成员颁发参加本届比赛的邀请证书。
第8届亚运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主持了这一仪式并讲了话。
他表示，泰国将尽力克服困难，为第8届亚运会的顺利举行作好准备。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吕子波和亚运会联合会其它成员驻泰国的外交使节出席了仪式，并接受了邀请证书。
亚运会联合会主席、泰国奥委会主席他威·尊拉塞，泰国三军最高副统帅甲威·辛哈等也出席了仪式。

耿飚副总理拜会克拉克总统
耿副总理同马哈比尔部长举行正式会谈
新华社西班牙港07月13日电
耿飚副总理07月13日上午拜会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统埃利斯·克拉克。
克拉克总统同耿飚副总理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耿飚副总理向克拉克总统转达了华国锋主席、总理以及叶剑英委员长、邓小平和李先念副总理的热情问候。
克拉克总统对此表示感谢，并请耿飚副总理转达他对中国领导人的热情问候。
耿飚副总理邀请克拉克总统在他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克拉克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并且表示希望能够在他的任期内到中国访问。
他还说，希望他的访问有助于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耿飚副总理和克拉克总统互赠了礼物。
陪同拜会的有：
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王占元。
与此同时，耿飚副总理夫人赵兰香拜会了克拉克总统夫人。
新华社西班牙港07月13日电
耿飚副总理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石油和矿业部长兼财政部在部部长埃罗尔·马哈比尔，今天上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正式会谈。
双方探索了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特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途径，并且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王占元、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申志伟、外贸部副局长孙纯、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工商部长兼农业、土地和渔业部长乔治·钱伯斯、财政部在部部长特雷兰·巴·特雷、教育和文化部长卡思伯特·约瑟夫、国家安全和外交部长约翰·唐纳森。
会谈后，马哈比尔部长设宴款待耿飚副总理及其随行人员。
（附图片）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07月13日拜会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统埃利斯·克拉克，宾主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英萨利副总理前往泰国访问
新华社北京07月14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民主柬埔寨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和由他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应泰国政府的邀请，07月13日上午乘专车离开金边，前往泰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民主柬埔寨政府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温威以及柬埔寨外交部和交通委员会的一些干部前往车站送行。

蒙博托总统接见我驻扎伊尔大使
新华社金沙萨07月12日电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07月12日接见了即将离任的中国驻扎伊尔大使宫达非，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蒙博托总统对最近几年来扎、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
他要求宫达非大使回国后向华国锋主席和中国其他领导人转达他的崇高敬意和良好祝愿。
当天下午，蒙博托总统举行招待会为宫达非大使和夫人饯行。
这一天，扎伊尔方面还举行了授勋仪式，以蒙博托总统的名义授予宫达非大使以国家级勋章，以表彰他在五年多的任期内为加强中、扎友谊和合作所作出的贡献。

西德使用最大的钢材强度试验机
据德新社报道，在西德亚琛技术大学的冶金学院，最近有一架专家们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对钢材进行静力学和动力学强度试验的机器投入使用。
在这架机器上，钢材可以受到高达一千二百吨的静力学和动力学的负荷，以试验其强度。
有了这架机器，可以对四米以下的钢材以及各种焊接部件直接进行各种强度试验，以便确定何种钢材最适宜于造桥、造船、建造海上开发天然气的平台，或作其他用途。

越南当局派军警抢夺华侨农民的粮食
大批华侨生计断绝被迫逃荒回国
新华社南宁07月14日电
在当前夏收季节，越南当局指令乡干部，并且调派军队、公安人员、民兵，加紧从越南北方华侨农民手中夺取粮食。
大批华侨农民生计断绝，被迫逃荒回国。
据统计，从07月01日至08日，从越南回到东兴镇和东兴各族自治县其他地方的难侨共三千四百九十五人。
其中，来自越南广宁省芒街、广河、先安、平辽、巴岬、锦普、东潮等县农村的农民共二千七百多人，占百分之八十。
从芒街县民进、桔东等乡、社回国的华侨农民揭露，夏收开始后，华侨农民家中缺粮，乡、社干部既不分配粮食，也不借给粮食，致使许多华侨农民断了生路，被迫回国。
桔东社第11生产队华侨农民杨仕文揭露说：
“桔东社第11队06月27日开始收割早稻，到07月06日我离开时，全队的三百亩早稻已经收割了一半。
许多华侨农民正遇粮荒，要求分配粮食。
乡、社干部说，上级有指示，不能分配。”
杨仕文说：
“不分配粮食，目的是要驱赶华侨。
第11队共四十五户，其中华侨三十一户，越南人十四户。
我亲眼看见社干部借粮食给三户越南人，而我一家八口，家中无粮，我要求社里借点粮食，社干部就是不给。
我同他们说理，他们反诬我无理取闹。
县和乡的公安人员还带领民兵，闯进我家，骂我是‘反动派’，还冲着我说：
‘你们为什么还不走？
留在越南干什么？
’”
从先安、广河等县回国的华侨农民也揭露说，夏收开始后，许多乡、社拒不分粮给华侨农民。
07月03日回到凭祥的难侨卫善河、黄庭秀叙述了他们所在的广宁省东潮县东山村华侨受迫害、被驱赶的情况。
东山村共有八十八户农民，全部是华侨。
卫善河和黄庭秀说，越南当局组织民兵在村里村外日夜巡逻放哨，田地里（包括自留地）的庄稼成熟了，一律不让华侨收割，而组织越南人收割，得稻谷约二十吨，分给新来“进驻”的越南人，而华侨则颗粒不给。
有些华侨要去田里捡拾谷穗也不准，还说什么“你们华侨还不快回中国去，在越南没有你们的粮食了”。
华侨自己种的竹子、树木也不让砍。
06月19日，卫善河砍了两棵自己种的树拿去卖，被罚越币二十元。
在越南当局迫害、驱赶下，到06月下旬，全村的华侨被迫离越回国。
从越南广宁省回国的许多华侨农民，还揭露了越南当局指使公安人员和越南内地调来的民兵，在华侨聚居的乡村抢夺粮食的行径。
广河县新立社第3队华侨农民陈香能说：
“第3队全部是华侨。
06月下旬的一天，队长带领社员下地挖红薯。
进驻第3队的越南民兵来了五、六个人，持枪驱赶我们。
我们要求把已经挖出来的红薯挑回队里分配，他们也不允许，将红薯全部抢去。
06月23日，我和家里人到自留地里挖花生，进驻我们队的越南民兵叫喊说：
‘不能挖！
花生不是你们的了。
’我说：
‘是我家种的！
’他们就持枪威胁说：
‘再争辩，就把你们抓走！
’这天傍晚，来了七、八个越南民兵，把我家自留地的花生（约半亩）全部挖走了。”
陈香能说，越南民兵还拿走他家的木犁、木床、石磨，摘走他家的水果。
广大华侨农民被逼得难以继续安居下去。
新立社三百七十多户华侨农民，已有三百五十多户回国。

不许苏联在非洲建立霸权
扎外交国务委员强调扎伊尔拒绝社会帝国主义
委内瑞拉众议员指出古巴是苏联在非洲的打手
新华社喀土穆07月13日电
扎伊尔外交和国际合作国务委员翁巴—迪—吕太特07月13日说：
“我们拒绝任何霸权主义，我们拒绝社会帝国主义。”
吕太特国务委员是在喀土穆参加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期间，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说这番话的。
他说，目前在非洲有直接来自非洲之外的地方或由某个超级大国出钱豢养的数万名士兵，成千上万吨的武器向非洲倾注。
吕太特国务委员在谈到外国军队借口保卫非洲和使非洲非殖民化而赖在非洲时指出，“这是在非洲建立的一种霸权主义和一种帝国主义”。
吕太特国务委员认为，要摆脱外来干涉，非洲国家必须对自己的问题相互谅解。
他说，非洲只要在内部取得和解后，就能摆脱外来干涉，就能象一个国家、一个人那样行动，就能挫败分裂阴谋和殖民主义卷土重来的阴谋。
新华社加拉加斯07月11日电
委内瑞拉众议员和著名评论员路易斯·埃斯特万·雷伊在最近一期《一周》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
古巴“是俄国在非洲的打手”，它“只不过是苏联超级大国的一个工具。”
这篇题为《古巴在非洲的作用》的文章驳斥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宣扬的所谓古巴人是靠“精神”和“准备作出牺牲的意愿”去非洲作战的说法。
文章说：
“事实是（古巴）恰恰不是按自己的意愿，而是根据它同俄国人的‘一致’行事的，换句话说，古巴实际上在为苏联的世界战略利益效劳。”
文章指出：
“古巴是俄国在非洲的打手。”
“无疑，从长远来看——从短期来看也是如此——从古巴在非洲的存在和活动中渔利的人正是苏联。”

国际简讯
法判处一名苏联间谍八年徒刑
法国国家安全法院07月13日判处一名替苏联间谍机构服务的法国退伍军人乔治·博菲斯八年徒刑。
乔治·博菲斯承认，他在1964年到1972年期间，曾同苏联谍报人员——两名“塔斯社记者”尼尔·连斯基和弗拉基米尔·萨弗诺夫保持联系，并且曾秘密去莫斯科，接受了微缩胶卷阅读器和收听密码信号的电台等进行间谍活动的设备。
美一支特种混合舰队驶入印度洋
美国国防部13日宣布，一支由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率领的包括核动力巡洋舰“长滩号”和“特拉克斯顿号”在内的美国特种混合舰队已于07月13日从太平洋驶入印度洋。
合众国际社的报道说：
“由于苏联最近在非洲的活动，（美国）政府设法在该地区经常显示美国的力量”。
（新华社）

强烈抗议苏修当局推行民族压迫政策
苏联阿布哈兹人民多次举行集会示威
新华社北京07月12日电
莫斯科消息：
苏联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人民群众最近几个月来多次举行集会、示威游行等活动，强烈抗议苏修当局多年来对阿布哈兹人民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
阿布哈兹族是居住在苏联外高加索的一个民族，10月革命后建立了自治共和国，属于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06月28日自莫斯科报道，去年12月，一百三十名阿布哈兹知识分子联名写信给苏联最高苏维埃，反对对这个民族实行强制同化和滥用阿布哈兹的自然资源。
结果，他们遭到了“系统的报复”。
苏修当局对这些人的镇压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
苏联《东方曙光报》05月26日承认，“最近，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其他联盟机构都陆续收到不少来自阿布哈兹的信件、口头申诉和电报，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
“其中提出一系列问题”，对苏联当局“提出了批评性意见”。
《洛杉矶时报》报道，“在阿布哈兹的一些城市——勃齐、利赫尼、特克瓦尔切利等等，还发生了一系列游行示威。
最大的一次是03月初发生在阿布哈兹的古都利赫尼”，有一万二千人参加了游行和集会。
“会上宣读了一百三十人的信件。
据目击者说，‘许多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表示支持’。
据说，有两个官员企图谴责信件的作者，却被人‘赶下了讲坛’。”
苏修当局“继续力图镇压”，“这就引起了更多的集会，最后包括今年04月在共和国工业中心特克瓦尔切利举行的集会”。
“据传这场运动的高潮是三万人05月21日在阿布哈兹首府、苏联重要疗养地苏呼米举行了群众示威游行。”
《东方曙光报》谈到阿布哈兹人民的不满时透露，“重点是阿布哈兹的民族关系问题。
比如说，某些作者对阿布哈兹民族的历史阐述不正确；
关于恢复阿布哈兹地理名称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对发展阿布哈兹民族文化和语言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还指出在培养阿布哈兹族干部等方面的缺点。
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提了出来。”
这家报纸不得不承认，“提出上述问题和某些其他问题是有一定根据的。”
强烈的抗议浪潮使苏修慌了手脚。
他们采取了各种手法企图制止这一浪潮。
苏联民族压迫和强制同化的总根子是苏修领导集团。
苏联宣传工具一直在鼓吹，在苏联“消灭民族界限的过程决定着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现阶段的基本内容”。
（苏联《青年共产党人》1976年第4期）而勃列日涅夫则把这一过程叫做“全部生活的国际主义化的过程”，大叫“好，好得很！”
（1972年12月21日报告）现在苏修当局却把板子往下打，让地方官员来充当替罪羊。
他们撤销了阿布哈兹党委第1书记欣特巴的职务，勒令格鲁吉亚党中央第1书记谢瓦尔德纳泽公开承认“犯了错误”。
与此同时，他们抛出了一些胡萝卜，如决定筹建阿布哈兹大学，在阿布哈兹设立电视台，新建、扩建一些企业等。
但正如《洛杉矶时报》所说，这只不过是“满足群众所提的某些不太重要的要求”。
至于阿布哈兹人民提出的根本改变苏修民族压迫和强制同化的政策的要求，苏修当局决不会接受。
他们采用了大棒以至机关枪来实行镇压。
勃列日涅夫集团还派苏修党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前往阿布哈兹共和国去平息愤怒的群众。
据《东方曙光报》05月26日报道，他在阿布哈兹“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时给提出这些要求的人扣上了“破坏民族间信任”、“制造不健康情绪”和“立场是不正确的”等一大堆罪名。
《洛杉矶时报》报道，在卡皮托诺夫讲话后的第2天，“大批苏联部队开到苏呼米，许多人带着机关枪。
据传他们驱散了在他们周围聚集的那怕是为数不多的阿布哈兹人群”。
此后不久公布的阿布哈兹新宪法，“没有作出示威者所要求的任何一项实质性修改”。

杰克逊认为美在同苏打交道时不应示弱
奥地利报刊强调西方要警惕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新华社北京07月11日电
华盛顿消息：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07月10日在美国参议院的一次讲话中强调说，“美国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是同苏联打交道的明智的方针，尤其是现在，俄国人正在缓和的掩护下，谋求利用美国在非洲、中东和关于常规和战略武器的谈判中所采取的克制态度”。
杰克逊在美国参议院辩论一项三百六十亿美元的军事采购法案时批评了政府对苏政策的软弱。
他说：
“俄国人如何解释政府单方面的让步和单方面的退却的倾向呢？
苏联领导人显然越来越相信，他们可以欺侮我们而不怕受到惩罚。
他们的政策越来越大胆，并且作了更充分的准备来冒险。”
杰克逊提到了卡特总统关于美国“不会听任（别人）摆布”的谈话，他说：
“现在是采取行动来使这句话具有实际意义的时候了”，“现在是我们停止这种危险的做法的时候了：
我们同莫斯科进行不对等的交易，错误地认为，苏联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将采取克制的态度来报答我们的慷慨举动”。
杰克逊还批评了政府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2阶段协议的过程中对苏联作了过多的让步。
他说：
“如果美国情愿缔结这样一项显然不平等的协定，就肯定会使俄国人认为我们是软弱的，不管总统在讲话时措词是多么尖锐”。
据新华社维也纳07月14日电
奥地利两家报刊最近发表文章，强调西欧应警惕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奥地利《新人民报》不久前发表题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苏联的新威胁》的文章说：
“在最近十年，苏联驻欧洲的常规武装力量有了巨大的发展。”
“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苏联驻东欧军队的总兵力为四十多万人，二十六个师。
自那时以来，总兵力增加了十万多人。”
“自从1973年维也纳裁军谈判开始以来，苏联驻东欧的陆军又增加了数以千计的士兵”。
文章强调指出：
“苏联驻中欧的地面部队的实力和新的能力，以及苏联战术空军的大规模扩大，使北约在中欧所面临威胁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驻扎在东欧国家的苏联军队可以以常规力量对中欧发起也许是毁灭性的突然袭击……这种进攻将使北约在没有充分准备的状况下受到打击”。
最新一期的《奥地利保守党人》月刊也发表文章，以珍珠港事件及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等历史教训为例，强调西欧应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
文章指出，侵略者在准备进行突然袭击时，总是以外交谈判或签订什么贸易协定来作掩护的。

美国总统卡特访问西德
据新华社波恩07月13日电
美国总统卡特07月13日晚乘飞机到达波恩，在机场上受到了西德总理施密特的欢迎。
卡特将从14日开始对西德进行两天的国事访问。
在这次访问期间，卡特将同施密特会谈，视察美国驻西德的部队，并访问西德城市法兰克福。
西方通讯社认为，卡特这次对西德的访问，是要表明美国“对西德和北大西洋联盟其他地区安全所承担的责任”。

美苏外长讨论限制战略武器问题
据新华社日内瓦07月13日电
美国国务卿万斯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07月12日和13日在日内瓦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了两天会谈。
消息表明，会谈未能解决在缔结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前尚待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
禁止发展新的导弹和限制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的问题。
会谈结束后发表的一项联合声明说，在缔结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之前，两国间还要进行更多的讨论。
美苏两国外长的这次会谈，是在两国最近就争夺非洲问题和“人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因而关系比较紧张的气氛下进行的。
据报道，万斯去日内瓦时带去美国总统卡特致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
白宫官员说，卡特在信中对苏联审讯持不同政见者一事表示“严重关切”。
万斯赴日内瓦前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他不同意把苏联的行动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联系起来。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同西方五国会谈
达成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协议
新华社北京07月14日电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同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和加拿大五国07月12日就解决纳米比亚（西南非洲）独立问题的建议达成了协议。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由萨姆·努乔马主席率领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团同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唐纳德·麦克亨利率领的上述五国代表团从07月10日起在安哥拉的首都罗安达就五国1977年提出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建议进行了两天的会谈。
南部非洲五个前线国家的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也参加了会谈。
据报道，双方已就五国建议中的下列各点达成了协议：
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大选；
南非军队逐步撤出纳米比亚，南非军队的人数从目前的两万人逐步减少到一千五百人；
在纳米比亚独立前的过渡时期，由联合国部队和文职官员来维持纳米比亚的秩序。
会谈结束后在罗安达发表的一项公报说，由于五国建议中的某些问题已得到“澄清”，因此双方同意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讨论，从而为早日解决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铺平道路。
但是，双方发表的公报没有谈及成为谈判焦点之一的沃尔维斯湾问题。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在罗安达会谈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沃尔维斯湾始终是纳米比亚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不接受没有沃尔维斯湾的独立。”
纳米比亚从1915年起就被南非当局非法占领。
为争取独立，纳米比亚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在非洲和世界人民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斗争，特别是纳米比亚人民开展的武装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南非当局于今年04月25日宣布“接受”五国建议。
但是，南非“国防部长”博塔07月13日又说，“只有在规定的时间里出现和平和停止了暴力时，南非才开始削减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