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书春/杨和发
版面：头版
本报讯 福建前线某师政治机关，破除林彪、“四人帮”的形式主义歪风，恢复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把部队政治教育搞得生动、活泼，富有战斗性。
干部战士高兴地说：“甩掉了形式主义，政治教育解渴了！”
去年六月，正当这个师普遍进行“十个应该不应该”路线教育期间，所属某团一连发生了一起严重事故。
师党委和政治机关随即召开一系列会议，从解剖这个事故入手，揭露和剖析政治教育中的形式主义。
大家看到，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部队政治教育中有不少形式主义的东西，如制定和布置教育计划，不从部队实际出发，机关定框框，要连队照着套；
大块教育代替一切；
教育内容不分对象、方法、步骤，以至讨论题目“一刀切”，束缚下面手脚。
结果，政治教育缺乏生气，削弱了政治工作的威力。
同志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指示，回忆战争年代搞政治教育的传统经验，讨论当前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对部队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更加看到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改革政治教育的迫切性。
他们说：“形式主义作祟多年，为害不浅，要把教育和训练提到战略位置，非把这股歪风扫清不可。”
强调破除形式主义之后，师、团政治机关在实践中自觉坚持了实事求是的作风。
为了加强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他们平时做到经常掌握一两个连队的现实思想情况。
每次教育前，再深入基层蹲点调查，进一步摸清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在部署、安排教育时，联系部队实际进行研究，明确总的指导思想和要求。
方法上要求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强调实际效果，不统得过死。
在教育内容上允许连队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取舍，突出重点，不搞“上下一般粗”。
这样，全师部队政治教育多年来那种刻板、枯燥、空洞的情形被生动、活泼、实际的局面所代替。
不久前，为了搞好新时期总任务的教育，师政治部针对部队中反映出来的那种“不关心大事”以及“想大干怕流汗”等思想，提出了教育的总要求：认识新形势，明确总任务，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鼓舞、指导每一个干部战士的思想和行动，高速度地把部队建设搞上去。
全师分别担负施工、生产和军事训练任务的各个连队，根据自己任务的缓急和干部战士的思想实际，确定重点，安排时间，教育方法多种多样。
无论在工地、田头，还是在训练场，广大指战员精神振奋，自觉把做好本职工作同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联系起来，甩开膀子拚命干，各项工作呈现出一派你追我赶争上游的动人景象。
连队指导员反映说：“象这样实事求是搞教育，形式主义的东西就没市场了！”
要联系部队实际，还必须有个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态度。
今年三、四月间，师、团政治机关在组织新宪法和加强部队组织纪律性的专题教育时，敢于揭露矛盾、捅“马蜂窝”，发动群众大摆执法守法、作风纪律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明确提出一定要在这次教育中求得解决。
某团有个连队受林彪、“四人帮”的毒害较深，无政府主义思潮一度相当严重，有的顶撞领导，有的老乡、地域观念超过组织观念，搞不团结，有的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犯了纪律。
教育中，团政治处引导这个连的同志大胆联系实际揭矛盾，把不利于加强部队组织纪律的十四种表现一锅端了出来。
干部战士把自己摆进去，自觉联系思想实际，学习有关文件，看新宪法是怎么规定的，中央军委的决定是怎么要求的，自己在那些问题上中了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人人摆事实，讲道理，查原因，谈危害，严于解剖自己，进行自我教育。
对于一些受林彪、“四人帮”流毒影响较深，一时不能自觉总结经验教训的同志，大家一促二帮，敢于思想交锋。
同时，大力表彰连队遵纪守法的好人好事，扶植正气。
通过教育，干部战士是非分清了，方向明确了，思想觉悟一步一层楼，全连迅速出现以遵纪守法为荣、违法乱纪为耻的新风尚。
克服政治教育中的形式主义，关键是政治工作人员的认识要提高，思想作风要改变。
这个师各级政治机关批“四害”，肃流毒，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基层思想脉搏摸得准了，说空话、说套话，“乱摔手榴弹”的情况少了；
到第一线去搞调查、抓教育的风气浓了，蹲在机关当“电话指挥官”的现象少了；
注重政治教育实效的风气正了，单纯追求表面成绩的不正之风在逐步被克服。
今年一月，老战士退伍前，有的团队满足于表面的稳定，不了解老战士的思想动向，思想教育抓得不紧。
这时，师政治部及时通报了他们下连蹲点调查发现的老战士思想动向和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
退伍教育全面展开后，师、团政治机关干部会同有关部门分别下到全师几十个连队，了解情况，交流经验，帮助解决问题。
集中教育结束后，他们还蹲在连队，围绕退伍战士中的现实思想问题，继续协助连队做好教育工作。
由于师、团政治机关认真洗刷唯心精神，努力改进领导作风，使退伍教育成效显著，数千名退伍战士都愉快顺利地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林书春、杨和发）
作者：肖山孙茂庆王国贤吴廷柱顾维展刘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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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领导干部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和作风抓好工作？
空一师师长张怀连同志是个好样子。
他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时间紧迫感，决心做好准备，在这一辈子再打一仗。
在作风上，他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亲自实践，取得经验，不图虚名，不搞形式主义，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总政治部关于召开“三学”先进代表大会的通知中曾经指出：开展“三学”运动，领导是关键。
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都这样做，部队的军事训练和各项工作就一定会出现大干快上的生动局面。
空军航空兵一师领导班子在革命化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
作为这个师的军事第一把手是怎么抓训练的呢？
这里介绍一下师长张怀连的事迹片断。
“拚死拚活也要把‘铁拳’锤炼得更坚硬”
一九七四年冬天，党把张怀连由团长提升为师长。
放牛娃出身的张怀连，对党的飞行事业忠心耿耿，曾在国上防空作战中，先后击落美帝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两架。
但是，现在要主管一个师的军事领导工作，毕竟困难不少。
尤其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部队训练面临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他上任的第一天，遇到的就是一次严重的飞行二等事故。
面对这种情况，刚到职的张师长想得很多：一师是个屡立战功的老部队，曾被誉为“长空铁拳”。
老一辈飞行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荣誉如何保持和发扬？
怎样才能把部队战斗力尽快提高？
他和党委书记、政委赵永焕推心置腹地交谈，他们一致提出：拚死拚活也要把老一辈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这支英雄部队锤炼得更坚硬，真正担负起保卫祖国领空的重任！
张怀连迈开双脚，作调查研究去了。
他从机关到部队，从领导干部到飞行人员，认真地交谈着、倾听着。
他看到，部队上上下下有股迫切把训练搞上去的愿望，但也有的怕扣帽子、打棍子，有的干部不敢放手抓训练，有的飞行员感到“飞多飞少一个样”，……
他同政委一起，动员师团领导和机关到第一线去解决问题。
有个团飞行员出勤率较低，张怀连就来到这个团耐心地做工作。
他说：“我们是飞行师，不飞不行。
不掌握驾驶技术，就飞不上天，不飞夜航，不飞复杂气象，就不能随时升空打仗。”
他一面同飞行员进行地面演练，一面用本师的战例，反复说明只有一丝不苟地几十次甚至千百次地苦练，才能熟练掌握技术战术，完成保卫祖国领空的光荣任务。
他从飞行前的思想、技术准备，到训练中的组织指挥，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帮助抓好落实。
全团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热潮，出勤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正当张怀连带领部队贯彻落实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把训练放到战略位置上，扑下身子大干的时候，“四人帮”刮起的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妖风吹到部队，抓军事就是“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满天飞。
在妖风迷雾面前，张怀连无私无畏，坚信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是正确的，仍然一天到晚蹲在飞行大队和机场，对飞行训练抓得更紧了。
一九七六年春，某团在外地组织新飞行员进行复杂气象训练。
这批新飞行员大部分没有探过家。
团里准备训练结束后，安排他们休假，回队后进行打地靶训练。
张怀连认为，新飞行员的训练抓得紧不紧，直接关系到能否早日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休假可以分批进行，飞行训练决不能间断。
于是，他根据党委的决定，特地来到这个团，亲自做思想工作。
他说：“我们想问题，做工作，一定要着眼于尽快提高部队战斗力。
抓飞行训练，要争分夺秒，能往前赶的，决不能往后拖。”
一席话，使团党委“一班人”深受教育，决定分批进行打地靶训练。
这个团的机场，环抱在大小山包之中，没有适用于新飞行员训练的靶场，怎么办？
张怀连就亲自去选靶场。
他冒着塞北的余寒，带领大家爬山包、察地形，测量计算，选定了合适的靶场。
接着他又不顾疲劳，驾驶着战鹰，亲自试飞，摸索怎样加入航线、退出航线的经验，并和大家一起确定了安全高度和有关数据，写出了靶场的使用细则。
使这个团的训练一环紧扣一环，顺利完成了打地靶的训练任务。
粉碎“四人帮”，张怀连象打开加力的银鹰，大干快上的劲头更足了。
他为了把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千方百计，研究改进训练方法，提高时间利用率。
仅去年，全师的训练时间，就超过了规定的百分之十三。
“别人吃梨，不等于自己尝到了味道”
一师的飞行训练，在张怀连和各级领导的带领下，朝着实战需要的高难度课目迈进。
一天，张怀连正在办公室里翻看《飞行大纲》，琢磨着加快训练步伐的意见。
这时，训练科邹参谋推门进来，递给他一份双机密集队形穿云课目的训练计划，请他审批。
这是一个实战必需的高难度课目，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多年来没有飞过。
为了摸索经验，党委决定，先由几位师的飞行领导干部试飞。
当张怀连看到试飞方案中没有自己名字时，眉宇间拧成了个疙瘩。
他想，别人吃梨，不等于自己尝到了味道，不亲自实践，就不能取得领导工作的发言权。
便随手拿起笔来，添上了自己的名字，带头进行了试飞。
张怀连就是这样，当部队训练碰到难题时，总是自己迎难而上，闯出路子。
去年九月，某团进入夜航训练。
过去，都用不是同一机种的老式教练机带飞，延长了飞行员放单飞的时间。
为了加快训练步伐，他们决定改用同类机种的教练机带飞。
这种教练机，机头较长，下滑着陆时，后座教员不便观察下滑点，有些同志有畏难情绪。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张怀连勇打头阵，带头试飞。
夜幕低垂，繁星闪烁。
张怀连和另一名飞行干部同乘一架高速歼击教练机跃入夜空。
飞机落地后，他把大家召集一起，交流体会，总结经验。
随即，他把还未解决的问题集中起来，又和一名飞行干部进行了第二次试飞。
实践出真知。
张怀连和同志们一起，摸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使这个团较好地完成了夜航训练。
一个难关突破了，他又不停顿地带领部队去攻破新的难关。
每年冬末春初工业区刮来机场上空的烟尘，是飞行训练的严重障碍。
不冲破这种气象条件的障碍，平时影响训练，战时不能起飞，怎么完成保卫祖国领空的任务呢？
在张怀连倡议下，一个有师、团飞行领导干部参加的试飞小组成立了。
一个烟雾弥漫的严冬清晨，张怀连带着试飞小组成员和地面保障人员来到机场。
他们顺着跑道，观察着隐没在烟雾中的机场设施，一起商量着保证安全的办法。
大家仔细设想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认真研究了防患的措施。
经过充分的准备，有限能见度训练计划开始实施了。
张怀连和同志们一起，冲破烟尘，试飞了一次又一次，终于摸索出了在这种条件下组织训练的办法，多年的“老大难”得到了解决，飞行“淡季”的训练时间比往年增加了一倍多。
几年来，张怀连基本上做到了新进课目第一批试飞，战术课目第一批进入，高难度课目第一批摸索路子。
这一个又一个“第一批”，体现了张怀连有苦先吃、有险先上的革命精神，展示了他勇于实践、敢打头阵的战斗风格。
“飞行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
去年十一月下旬，某团夜航训练很快就要胜利结束了。
可是不巧，在最后一个飞行日的末尾，天气骤然变坏，飞行员李玉才剩下一个起落没有飞成。
照说，这个起落不补问题也不大，过去也有过先例。
但是，坚持老老实实按章办事的张怀连打电话给这个团，指示他们一定要补上这个起落。
组织一个夜航训练场次是不那么简单的。
它要牵扯到领导、机关、空勤、地勤和后勤保障人员等各方面，光是各种车辆就要动用十好几台。
为一个飞行员补一个起落，这样兴师动众，值得吗？
张怀连坚定地说：“飞行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老老实实，差一点也不行。”
第二天晚上，师领导带领机关干部和各类保障人员，冒着严寒来到机场，迅速做好飞行前准备。
七时许，随着一颗绿色信号弹的升起，李玉才驾驶战鹰直插夜空，按照规定飞完了最后一个起落。
张怀连满意地说：“这才算真正达到了训练大纲的要求。”
这种对党的飞行事业忠诚老实，一丝不苟的作风，已成为张怀连的自觉行动。
多年来，他始终坚持按条令组织飞行，按大纲检查质量，按评分标准评定成绩，按教材统一动作。
张怀连对每一个课目，每一个起落，每一个动作，不走过场，不图形式，而是扎扎实实，讲求实效。
一次，张怀连参加某团战术训练飞行，与中队长周来强配对，飞双机战斗特技这一课目。
小周在作相向和背向转弯动作后，两机距离较远，集合队形偏大，影响迅速投入战斗。
落地后，张怀连迎上去，认真地对小周说：这个动作特别重要，只有确实地掌握了它，战斗中才可能迅速摆脱敌机的尾随追踪，转入攻击敌机的有利位置，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他说：“我们练每个动作，都要一步一个脚印，不能徒有虚名，否则，打起仗来要吃亏的。”
以后，他又和小周一起地面演练，空中精飞。
经过十多次反复训练，终于使周来强的这个动作符合了实战要求。
飞行员们赞扬说：“张师长是个最讲认真的人。”
去年九月的一天，上级命令这个师派出的一支小分队外出执行驻训任务，原定上午八时起飞。
可是，当张怀连带领小分队来到机场时，浓烟和晨雾象一把巨伞扣在机场上空，能见度相当差。
在这种条件下，是收兵回去还是准时出动？
张怀连作了过细的分析：气象条件虽然差一点，但从飞行员的技术条件来看，是可以胜任的，而且这正是锤炼部队战斗作风的好机会。
他走到大家面前，坚定地说：“我们是一个具有奋勇作战光荣传统的部队，勇敢泼辣的作风不能丢！
气象条件虽差一些，我们也要坚决按上级命令准时起飞！”
由于平时严格训练，严格要求，飞行员们熟练地掌握了复杂条件下升空作战的本领。
因此，当“起飞”命令下达后，小分队的同志们立即驾机腾空而起，冲破烟雾，风驰电掣般地向目的地飞去。
张怀连同志就是这样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带领部队，一步一个脚印地严格训练。
前年，这个师出色地完成了飞行训练任务，去年提前一个月优质安全地完成了年度训练计划。
今年，他们又提前开飞，训练成绩节节上升。
肖山 孙茂庆 王国贤 吴廷柱 顾维展 刘从礼
作者：张希凡
栏目：火红的练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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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十二连指导员代长书来到炮一班训练场，一眼看到战士吴锦东沉着脸，撅着嘴，动作迟滞，不禁心里一怔：吴锦东平时练劲挺大，为啥今天情绪不正常？
代指导员找一排的同志询问，原来炮一班有一项“土政策”：每次参加上级考核，谁的成绩差，拖了班里“后腿”，谁就要写一份检查。
昨天炮一班代表全连参加营组织的炮手分队考核，吴锦东心里一紧张，把短延期引信装成瞬发引信，出了差错。
回到班里，他按“政策”规定写了检查，暗地里还流了眼泪。
晚上，代指导员领着王班长漫步走到山脚下，指着眼前的山头说：要爬上顶峰，需要一步一步地攀登。
我们搞训练也和爬山一样，首先要使战士明白为什么要爬上去，在爬的过程中不能过急，战士一时跟不上队，要多加鼓励。
听着代指导员的话，王班长心想：自己为了把班里训练抓出成绩，不是用正确思想帮助战友，而是想凭一个“土政策”压出积极性，压出好成绩，结果适得其反。
王班长越想越觉得不能用“土政策”代替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他对指导员说：“我明白了。”
王班长回到班里，当即宣布废除“土政策”，又找吴锦东作了检查。
吴锦东听了很受感动，表示一定要花气力，下功夫，练出过硬本领。
“土政策”废除了，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了。
同志们练兵目的明确，劲头很足。
装定引信是吴锦东训练的难点，全班同志都帮他攻关，结果达到了百次无差错，装定时间缩短了一半。
（张希凡）
作者：李亚石/曹光雄
栏目：火红的练兵场
版面：头版
今年五月中旬的一天，广州部队高炮某团五连进行训练考核。
只见一个虎墩墩的战士跃上炮位，连长“压弹”的口令刚落音，炮位上发出“刷、刷”两声，接着是一声响亮的报告：“好”！
他用三种不同角度各压弹一次，所用的时间，比上级规定缩短了三分之二。
这个战士是八班六炮手文智灿。
文智灿的出色成绩，倾注着指导员邓凤群的心血。
文智灿当六炮手不久，觉得做配角没意思。
一天，文智灿耷拉着脑袋参加训练，一不小心，手指被炮弹卡伤了。
正在旁边的邓凤群连忙叫来卫生员给他包扎，并且看出了他的心思。
皎洁的月光下，邓指导员拉着文智灿的手把话拉开了：“炮手虽然有主次之分，但一个炮班是一个战斗集体，缺一不可，次要炮手的责任并不次要，同样肩负着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
邓指导员又用雷锋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事迹，启发他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打这以后，文智灿决心当一名出色的“配角”。
可是有一段时间，他在高角度压弹时总是掉弹。
邓凤群便和教练员一起，帮他纠正操作手法，鼓励他要不畏难。
文智灿经过勤学苦练，训练成绩很快上去了，去年底在全师的考核比赛中，获得第二名。
今年开训后，邓凤群跟班训练，发现文智灿上炮动作不够紧张，神态有些不在乎。
下课后，他从侧面了解到文智灿得了第二名后，有点满足了。
邓凤群又用新时期的总任务精神鼓励文智灿，向他提出“革命战士怎样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作贡献？”
使他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接着，邓凤群和他一起研究改进压弹手法，不仅提高了速度，而且克服了过去卡弹的毛病，压弹成绩又向前跃进了一步。
（李亚石、曹光雄）
作者：叶其均
栏目：火红的练兵场
版面：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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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华社六月十一日播发了冶金部和黑龙江省委派出联合工作组帮助齐齐哈尔钢厂扫除障碍，把清查工作搞深搞透的消息，并发表了编者按。
编者按全文如下：
冶金部和中共黑龙江省委派工作组解决齐齐哈尔钢厂清查工作“夹生饭”的做法，希望引起各地重视。
齐齐哈尔钢厂清查工作出现“夹生饭”，其根本原因在领导班子特别是一、二把手身上。
他们或者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说过错话、做过错事，身上不干净；
或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对“四人帮”恨不起来；
或者是对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危害认识不足，心慈手软。
结果，捂盖子，压群众，成了清查工作的障碍。
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
但是，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象齐齐哈尔钢厂这种在清查工作中出现了“夹生饭”，走了过场的单位，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把清查工作搞深搞透，首先必须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
对于有的人，要帮助他们纠正错误，转变立场；
对于那些坚持错误立场不改的，就要进行组织调整。
目前，在有些地区和单位，清查与抵制清查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
我们一定要遵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切实抓紧抓好清查工作，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决不能马虎从事，留下隐患。
作者：刘义昌
单位：基建工程兵政治部
“照办就行了”，是林彪践踏毛泽东思想，破坏革命学风，抛出的一个假左真右的口号。
这个口号后来被“四人帮”接了过去，又加以发展，最后竟发展到公然伪造所谓“临终嘱咐”，鼓吹“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
为着拨乱反正，端正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发扬毛主席倡导的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革命学风，不可不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所谓“照办”论。
“照办”论为什么是一个假左真右的东西呢？
你看，他们说，“毛主席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照办就行了。”
他们不仅嚷嚷着要“句句照办”，“字字照办”，而且喊叫着要“不走样”，要“永远照办”，这调门不是“左”得可以了吗？！
然而，细一想，问题就来了：这究竟是在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还是破坏这种革命学风？
是在提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还是在鼓吹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
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看作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真理，还是视为万古不变的教条？
在这样一些问题面前，“照办”论就露出了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马脚。
什么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反复地讲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毛主席也曾经反复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并且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按照这种态度，我们应当注重对实际事物的调查研究，而不是到马列的书本里寻找现成的公式和答案来“照办”。
这就是要通过对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情况所作的深入细致的调查，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规划和措施，从而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在这方面，毛主席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及当代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上，毛主席为我们党制订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哪一条、哪一项是从马恩列斯的书上原封不动地搬来照办的？
没有，从来没有。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制订的各项方针和政策，无一不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无一不是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
正因为如此，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具有战无不胜的巨大威力。
对马列的书照办照搬不行，对毛泽东思想呢？
对这种已经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了的理论，是不是“照办就行了”呢？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我们的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是怎样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
粉碎“四人帮”以来，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作出了一系列抓纲治国、抓纲治军的英明决策，解决了一系列方针、路线和重大政策问题，率领全国军民开始了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新的历史性长征。
这些拨乱反正，大治天下的决策和措施，每一条、每一项都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一贯思想，体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但又都不是从毛主席的书上简单抄来的某章某节，而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对林彪、“四人帮”多年干扰破坏所造成的严重情况，作了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之后产生的。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
它一方面证明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忠实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同时也深刻地启示了我们，对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也同样有一个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态度问题，有一个把毛主席的指示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而要搞好这个“结合”，就得要做大量的艰苦的细致的工作。
对一个时期全党全军全国的工作来说是这样，对某一个部门、某一个单位的工作来说更是这样。
比如，我们今天要继续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的重要指示，具体到你这个单位，就得要有你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措施。
这就需要弄清你这个单位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又是什么，其中有哪些是属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哪些则是属于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等等。
否则，怎么能知道究竟该整顿什么、怎么整顿；
在整顿中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解决些什么问题呢？
因为任何一般的原则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
要使毛主席的某一思想与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实践真正结合起来，落到实处，是要下苦功研究本部门、本单位的情况，从中找出具体方针和措施的。
决不是什么“照办就行了”。
按照林彪、“四人帮”“照办就行了”的说教，那就必然是不调查，不研究，大做表面文章，忙于表态，照抄照传，上下一般粗，走形式主义的过场，跑轰轰烈烈的龙套，实际上是使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能落实。
这是林彪、“四人帮”破坏贯彻执行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毒辣手段。
在他们的影响下，这种恶劣的风气，在前些年里不是确实时行过多日吗？
至今在有些人身上也还阴魂未散。
最近，全军政工会议指出，那种割断历史，脱离实际，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主张开会、做报告，只能照抄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原话，反对坚持实事求是，解决实际问题。
这种错误思潮，不正是林彪、“四人帮”“照办”论的恶劣影响吗？
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批评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指出：“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
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上述这番话不啻是一把铁扫帚，是该用来将林彪、“四人帮”反马列主义学风的流毒彻底地扫一扫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应用和发展，是密切联系着的。
真正结合实际情况应用了，就是把它具体化了，丰富了。
如果是很好结合了新的历史情况，也就必然是把它向前发展了。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也有它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作出的一些个别结论。
普遍的原则只能具体化，不能改变。
而个别结论，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是正确的；
时间、地点、条件改变之后，就不能不让位于新的结论。
因此，那种无条件地主张对每个个别结论一律要“照办”的论调，更加显得荒唐。
林彪、“四人帮”这样做，是肆意破坏革命事业。
这在我们的同志来说，是由于无知。
列宁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一五九页）
我们的革命导师，无论是马列还是毛主席，都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提出新问题的。
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过去，马列主义并没因为马克思、列宁的去世而停止发展；
今后，毛泽东思想难道能够不在革命实践中向前发展吗？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违背了就要犯错误。
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
停滞不前它就没有生命了。
因此，宣布无论何时何地要永远照“既定方针”办，那就无异于封闭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真理的发展道路。
林彪、“四人帮”的所谓“照办”论，实质上就是形而上学的“终极真理论”，就是妄图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变成僵死的、无用的教条，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
其实，鼓吹所谓“照办”论，不过是林彪、“四人帮”借以蛊惑人心，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一种阴谋手段。
他们这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对马列、毛主席的指示，从来连教条主义地“照办”也未实行过，也从来没有想实行过。
他们实际做的，是通过破坏革命学风，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另搞一套，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货色，妄图欺骗人们照着他们的修正主义方针、路线办。
这才是他们鼓吹“照办”论的反动实质。
按照全军政工会议精神，肃清林彪、“四人帮”“照办就行了”的反动谬论的流毒，把毛主席倡导和培育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革命学风进一步发扬起来，我们才能更好地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胜利前进。
作者：金汶
逐步缩小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四人帮”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制造了许多思想混乱。
按照他们鼓吹的那一套，似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三大差别，是什么人制造出来的一种罪孽，因此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消灭”它。
这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肆意歪曲。
马克思主义认为，三大差别，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在人类历史上，它还曾起过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进步作用。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旧社会里，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是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的反映。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三大差别发展到尖锐对立的程度。
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阶级剥削，这种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他们之间的矛盾，由对抗性转变为非对抗性了。
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较低，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别仍然存在。
消灭三大差别，将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还要经过全国人民的长期、艰苦的努力。
怎样才能逐步缩小并最终消灭三大差别呢？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以他们的光辉理论和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
列宁曾把苏维埃这个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当时的最高技术成就电气化结合起来，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九九页）的著名公式。
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电气化将把城乡连接起来”，“能消除城乡间的悬殊现象”（《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三○三页）。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我国人民胜利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革，找到了人民公社这个便于在将来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及实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逐步使工业全国布局趋于合理、均衡，并强调工业面向农村，支援农业，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毛主席还发出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指示和光辉的《五·七指示》，号召知识分子工农化，劳动人民知识化。
毛主席还号召我们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在三届人大、四届人大会议上，毛主席、周总理亲手为我们规划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总之，毛主席不仅把缩小三大差别放到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也放到现代化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
实践证明，毛主席为我们指引的道路，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
缩小三大差别，首先要依靠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只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根本保证。
“四人帮”完全否定这一点。
他们侈谈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却百般丑化和诽谤社会主义制度，把先进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说成是扩大三大差别、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温床”。
他们鼓吹用“穷富拉平”、强行过渡的极“左”的一套，改变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现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关系。
他们把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变成了消灭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用反动的社会平均主义冒充共产主义。
缩小三大差别，必须依靠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三大差别这种历史现象是生产力有所发展但还没有高度发展的产物，它只有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才能逐步缩小和消灭。
诚然，缩小三大差别还需要不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对人们进行普遍深入的共产主义教育；
还要不断对生产关系各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改进。
但是，这些都离不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都要以一定的物质前提做基础。
当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中，曾批判过联共（布）党内那种认为不用发展生产力，只要降低工业发展速度，就可以缩小工农差别的错误倾向，指出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就是要使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实现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
就是说，不是通过降低工业发展速度来缩小工农差别，而是努力把落后的农业提到先进工业的水平；
不是把城市降低到乡村的水平，而是以城市为基地去发展、提高乡村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条件；
不是把脑力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知识降低到体力劳动者的水平，而是把体力劳动者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
“四人帮”整天唱“缩小三大差别”的高调，却疯狂反对我们发展国民经济，反对提高社会生产力，特别是把仇恨集中到“四个现代化”上面。
他们是要把生产力彻底破坏，让人民群众在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状态中“消灭差别”；
是要消灭一切科学文化知识，让人们在都成为“社会主义的文盲”的愚昧状态中“消灭差别”。
很明显，如果按照“四人帮”的这套办法“消灭”来“消灭”去，到来的绝不会是无数先烈为之捐躯、亿万人民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只能是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
“四人帮”缩小三大差别的路线，是以历史大倒退为特征的，而他们还自称是什么“促进派”、“激进派”，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缩小三大差别，依靠谁？
这也是“四人帮”同我们的一个重要分歧。
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社会，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已由对抗性变为非对抗性，原来的阶级对立状态，已经由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革命联盟所代替。
毫无疑问，缩小三大差别，只有依靠他们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四人帮”则不然，他们说“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提法’是值得研究的”，认为工人阶级不可靠；
“农民总不行，搞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跟不上”；
知识分子那更是“臭老九”、“专政对象”。
他们胡说工农与知识分子是“阶级对立”，是平民与“精神贵族”的矛盾，无休止地在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挑拨离间、扇起仇恨，破坏他们之间的革命团结。
“四人帮”到底依靠谁去“缩小三大差别”呢？
他们依靠的是翁森鹤、陈阿大、张铁生一类的打砸抢者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依靠这些人疯狂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破坏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毁灭我们的科学文化事业，把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统统打光、砸光、抢光，席卷而去，挥霍一空。
这样，“四人帮”要全国人民在一“光”二“空”的境界中“消灭差别”的反动目的，也就可以实现了。
“四人帮”所谓“缩小三大差别”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他们推行的完全是一条复辟倒退的路线，毫无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
我们切不可误以为“四人帮”及其所代表的新老资产阶级，真的是要同人们一起过茹毛饮血的生活的。
“四害”横行时，明眼人早已看出，“四人帮”一伙一面大唱“缩小三大差别”的高调，一面却大肆扩展他们自己的封建法西斯特权，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这一小撮人在经济和政治上与广大人民的尖锐的阶级对立。
他们是真的要缩小什么三大差别吗？
假的。
他们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欺世惑众而已。
他们是要不断扩大他们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差别，以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
粉碎了“四人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人们更加认清了，要缩小三大差别，就必须充分依靠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依靠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这就是我们正在走着的促使三大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灭的历史必由之路。
作者：黎锐莹
栏目：学习资料
十九世纪的三大发现，即细胞、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进化论的发现，标志着自然科学“系统地研究事物”的新时期的开始。
它不仅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促使旧唯物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过渡，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创造和提供了可靠的科学根据。
一、关于细胞的发现
对生命现象的研究，在古代就开始了。
但是它始终没有摆脱“灵魂说”的影响。
一八三八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用显微镜发现了植物细胞，并且证实植物的所有组织都是由细胞组成的。
次年，施旺在他的老师、著名的生理学家弥勒的启发下，完成了《关于动植物的结构和生长一致性的显微研究》，奠定了动物细胞理论的基础。
这就打开了生命现象的“迷宫”。
原来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生物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一个生物体的成长发育，是通过细胞的分裂、增殖和分化来完成的。
细胞的发现，不仅把生物与非生物联系起来，而且也把不同的生物联系起来。
它使“机体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被揭开了；
从前不可理解的奇迹，现在已经表现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依据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本质上所共同的规律进行的”（《自然辩证法》第一七六页）。
这样一来，超物质的“活力论”便破产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在生物学领域遭到严重的打击。
二、关于能量守恒和转化
当“活力论”在生物学界流行的时期，物理学领域仍然被“神的第一推动”所统治。
这种形而上学观点不仅割裂了物质和运动的关系，同时也割裂了各种不同运动形式之间的关系，企图把一切运动都归于机械运动和力学规律。
但是，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不断打破形而上学的框框，揭示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相互转化规律。
法国的笛卡尔，德国的莱布尼兹，英国的汤姆生等人先后都提出有关能量守恒的猜测。
一八四二年，迈尔、焦耳、格罗夫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几乎同时都找到能量守恒定律的严密科学根据，并且计算出热功当量数据。
他们从研究中逐步发现“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而不发生任何力的损耗”（《自然辩证法》第一四页）。
恩格斯称能量守恒定律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
这就把能量守恒和转化的辩证法充分体现出来。
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表明了自然界的全部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运动形式转化为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过程，而运动的总量保持不变。
它直接证明了物质运动的永恒性和绝对性，对“神的第一推动”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有力的科学证据之一。
三、关于进化论
十八世纪，林耐鼓吹“上帝一开始创造了多少不同形式，现在就有多少物种”，居维叶的“突变论”宣扬地球上的物种是经过一系列突变，由上帝不断创造的。
但此时，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首先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
他在著名的《植物变态学》中断言，所有不同形态的植物都来源于一种原始植物，所有植物不同的器官都来源于一种最原始的器官，即叶子。
一八○九年，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进一步提出“用进废退”学说，指出，一切物种都是可变的，都是在漫长的时间里由古老的物种演化而来的；
同样，人类也是以自然的方式通过变异由许多类似猿的哺乳动物演化来的。
一八五九年，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大量的、长期的对生物的观察、采集和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第一次全面而又系统地阐述了进化论的观点。
达尔文认为，自然界里多种多样的生物，都是由少数简单的原始生物长期进化来的。
人类也是由猿变来的。
在环境的影响下，生物经常发生细微的变异，这些变异通过不断的自然选择，适合外界环境的个体得以生存，并且通过积累和遗传变成新物种。
不适合者便被淘汰。
达尔文学说是唯物主义的，并且包含有辩证法的成分。
他的杰出贡献，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唯心主义的“神创论”和“目的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达尔文的进化论同十九世纪的其它科学发现一样，是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因为“有了这三个大发现，自然界的主要过程就得到了说明，就归结到自然的原因了”（《自然辩证法》第一七六页）。
人们就不再需要那种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即旧的自然哲学），不再迷恋于“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方法。
自然科学发展本身，便把一种崭新的自然观推上现代哲学的宝座。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
按照这种自然观，“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三四页）。
这样一来，自然科学便帮助把强大的思想武器献给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
直到今天我们还经常用它来同资产阶级作战，引用“三大发现”的史例，来批判“四人帮”鼓吹的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理论的“代替论”。
作者：蔺毅淇/王匡友/杨连伦/张贵
团长苏法生在边防第一线生活和战斗十六年了。
十六个春秋，有说不完的事迹；
收集的素材越多，取舍的难度越大。
哪儿是头，哪儿是尾？
……
名不虚传的“活地图”
祖国东北的千里边防，重峰叠峦，河谷交错。
盛夏，茫茫林海，曲径迷途；
隆冬，皑皑白雪，沟壑难辨。
副团长杨忠礼刚从内地调到这里，站在防区的地图前，只见陌生的山名、河名、地名和连队、哨所的标记密密麻麻。
心想，这里离开地图怕是寸步难行，不免有些焦急。
“走，勘察地形去！”
苏法生团长带着杨副团长和有关人员上了路。
一场大雪刚过，漫山遍野一片银白。
苏团长领着大家登上一座大山。
到了顶峰，苏团长顺口说了这座山的名称、高度，转身把手一挥：“请同志们往这边看，先把对方的地形熟悉一下……”从左到右一连讲了界外十几座山的名字，介绍了几条河流和公路的走向，详细讲述了对方在各个季节向前沿运动的可能通道和运动方式。
站在身后的杨副团长，一边听一边嘀咕：这些山名、地名又长又咬嘴，别说一口气地背出来，就是不卡壳地念出来也不易啊。
下山以后，来到一个三岔路口。
苏团长说：“这个地方很重要，同志们要记住。
这一带路很多，大的有十几条，但主要的是三条。”
说着，他一一介绍了各条道路的情况，然后又转身向后说：“沿面前这条路走，可到前沿连队，直达边界线。
其余的都是林业部门运木材的路，有的很短，有的是通往深山老林的死路……。”
杨副团长听着记着，又是惊奇又是钦佩。
那天，他们来到一个大岭前，岭背长二十多里，从哪里往上爬呢？
大家议论着。
有的参谋介绍说：过去巡逻组曾经从砬子洞走过。
苏团长接过来说：“不行，战士过石砬子得背着枪，爬上树，牵着树枝摆过陡壁，万一滑下去，要粉身碎骨，就连黑瞎子也在砬子洞滚过坡；
再说，从那儿过容易暴露，可以从分水岭上过去，又近又好走。”
大家跟着苏团长来到分水岭，沿着一条隐隐约约的小路向岭上爬去。
果然，这里既隐蔽，又便于观察，还好走、近便。
历时十余天的地形勘察，苏团长走一地讲一地，从地形、道路，到村庄的来历、边界的沿革，甚至哪个山沟有青年点，民兵有多少，都能讲得出。
勘察结束后，杨副团长翻阅着一路上记的笔记，原先的焦急心情缓和下来，心中暗暗称赞：苏团长真是名不虚传的“活地图”！
“活地图”是常年累月辛勤劳动的结晶。
十六年前，苏法生到职后，曾经给自己下了一道命令：“要保卫边防，就要熟悉边防。”
当领导安排他在家适应一下气候时，苏法生却带着机关干部，背上干粮，踏上了边界踏查的征途。
那时这里既不能乘车，也不能骑马。
他带领着踏查组攀山穿林，露宿旷野，历时五十多天，行程一千多里。
在以后的几年里，他逐段逐块地把整个辖区摸了一遍又一遍，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渐渐在他的脑子里“活”起来。
知物更要知人。
苏法生用这种精神熟悉战区，也用这种精神熟悉部队。
全团连以上干部籍贯、入伍时间、军政素质，他都心中有数；
一线主要哨所的班长他能叫上名字，每个战士的业务能力他考核过，每个连队的战备方案他熟悉，就连哪个班部署在哪里，任务是什么，配备几件武器都了如指掌。
干部战士的思想、技术状况，也渐渐在他的脑子里“活”起来。
盯住“虎狼”不打盹
夜幕笼罩着十五号哨所，时针已经指到晚上八点，突然一辆汽车驶来。
班长邹德安迎上去一看，不是别人，是苏团长。
这一天，苏团长为了检查一线部队战备，连续奔波了几百里，已经这么晚了，还没吃晚饭。
大家连忙让团长进屋休息，可是苏团长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就急切地登上山顶，到观察哨去了。
他一边仔细观察，一边问执勤的战士王德利：“这几天情况有什么变化？
前面有没有异常动向？”
王德利见团长询问的那样仔细，观察的那样认真，心里暗暗赞叹：面对“北极熊”，团长多象一个时刻准备冲锋的战士啊！
苏团长是一九四五年入伍的老同志，战场上曾三次负伤，现在已经五十开外了，又患有几种慢性病。
同志们常对他说：“团长，你要什么情况，我们去跑一跑就行了。”
苏团长却不是这样，他说：“你们能替我跑情况，不能替我指挥打仗啊。”
十几年来，他经常冒着狂风暴雨，顶着鹅毛大雪，翻山越岭，踏雪过冰，深入连队、哨所，问当面敌情，翻执勤记录，查战备物资，摸战备思想，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有一次，苏团长下连检查战备，发现一个哨所敌情记得不详细。
第二天，他又来到另一个哨所，问正在观察的战士：“对面情况怎么样？”
这个战士回答：“没有啥。”
“没有啥”这三个字，象一块石头投到平静的水面，顿时在苏团长脑海中泛起波澜：对方军事演习一个接一个，新式武器相继装备部队，怎么能说“没有啥”呢？
他将这个“没有啥”的问题向党委作了汇报，决定亲自去抓个点，引导部队透过“和平”的烟幕，看清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实质。
苏团长来到十三号哨所，和战士们一起学习革命导师关于社会帝国主义本质的论述，摆苏修疯狂扩军备战的罪行，分析对面情况的变化，干部战士心明眼亮，纷纷用对方加紧磨刀的事实，戳穿苏修假缓和的西洋镜。
同志们增强了战备观念，各项战备措施落实了，情况掌握得更加详细准确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人们都高高兴兴地团聚过节，老伴和孩子们希望苏法生在家过个团圆年。
可是，大年三十这天，他照例下连队，来到了离团部最远的炮二连。
在检查完战备工作落实情况后，他一面和战士们包着饺子，一面给大家讲战斗故事：“那是一九四七年元旦的拂晓，一个战士报告，敌人包围驻地了。
由于事先做好了充分准备，部队立即按预定方案打响，不仅打退了偷袭之敌，还缴获了不少枪炮。
……”战士们听着，心里掀起一阵阵热浪：团长啊团长，你把打仗的警钟挂到我们耳根子上了。
了解苏法生的同志都知道，他到边防十六个年头，只在家过了三个春节，其中有两次是因为回团开会；
其余的十三个春节，不是在作战室值班，就是在连队和哨所过的。
“宁肯撤职，也不失职”
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刚刚开过，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两个重要讲话象温暖的春风，迅速吹遍全军。
苏法生所在的团通过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更加适应打仗的需要，战备训练又掀起热潮，各项规章制度也更加落实了。
苏法生看到这些喜人的变化，心情十分振奋，他高兴地对同志们讲：“这样抓下去，部队战斗力准能有个大飞跃！”
可是事隔不久，突然传来一个使人难解的“精神”，说什么“军委扩大会议有问题”，“以整顿和准备打仗为纲”是错误的。
在这一股股阴风的侵袭下，有的同志怀疑，这样干是不是丢了纲，转了向？
有的同志怕“犯错误”，对各项任务不敢大胆抓了。
重重的疑团压在苏法生的心上：部队不整顿怎么带？
当兵不准备打仗还干什么？
对面苏修在不断地搞演习、换装备，难道我们束手待俘才算革命吗？
他怎么也想不通。
晚上，苏法生去找党委书记何政委谈心。
这两个并肩战斗八年多的老战友，心息相通。
苏法生问：“你说军委扩大会议到底有啥问题？”
“我看会议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部队存在的问题都讲得很透。”
“那么施工、营建怎么办？
不采取措施眼看就松下来了。”
“还要抓，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不搞战备就是不务正业。”
“对！
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
咱们在边防第一线，面对苏修，如果搞战备不算抓阶级斗争，算什么？”
…………
两个人谈了很多很久。
最后，决定召开一次党委会。
第二天，在党委会上“一班人”统一了认识：抓战备没错，继续大干。
党委会后，立即召开了全团营连干部誓师动员大会，亮出了团党委一致通过的“大干六、七、八三个月，保证任务提前完”的战斗口号。
苏法生在会上说：“抓战争，抓施工，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这就是政治，为战争大干没有错！”
当时，有个同志好心地劝他：“团长，这股风来头不小，你能顶住吗？”
苏法生坚定地说：“宁肯撤职，也不失职！”
一九七六年的秋季，“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
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什么“军队整顿是复辟倒退”等等怪论相继出笼。
在这浓云密布的暴风雨前夕，苏法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这时，有的同志又劝他，是不是改一改计划，抓一抓反击什么风，搞一搞学小靳庄的活动，免得“栽跟头”。
在思想波涛的急剧翻腾后，苏法生的决心更坚定了。
他又一次去找何政委谈心。
第二天，何政委在党委会上明确地表示了他和苏团长的共同意见：“一线工事不完善我们能睡得着觉吗？
蹦蹦跳跳能蹦出战斗力来吗？
大干的计划不变，错了我和老苏担着！”
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既是正、副书记的决心，也是全体党委成员的共同心声。
全团大干的计划没有变，大干的劲头没有减。
八月下旬，苏法生到兄弟单位去参加一个现场会。
会上，交流了构筑阵地和搞好施工的经验，同时还传达了开展学小靳庄活动的“上头精神”。
会议期间演出的一个批“民主派”的节目，引起了苏法生的深思。
他想：林彪搞“要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现在又提出“揪军内资产阶级”，抓“戴红领章的走资派”，这有什么两样？
旧社会吃过糠的，扛枪打过日寇、打过蒋介石、打过美帝的都成了民主派、走资派，我们的党史、军史怎么写？
我们的军队还要不要？
苏法生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
回团以后，他对现场会介绍的施工经验传达得很详细，但对所谓“上头精神”他建议不向部队传达。
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党委的一些同志说：“咱们年纪都不小了，时间宝贵呀！
要尽快把各级的班子带好，要切实把战备抓紧啊！”
同志们理解他的心意，都憋着一股劲，抓紧部队建设。
一声春雷，华主席率领全党粉碎了“四人帮”，苏法生从重重的压力和束缚中解脱出来了，心情是何等振奋啊！
他好象年轻了，干劲更足了。
这一年，全团的营建和施工任务不仅提前一个月保质保量完成了，各项战备执勤任务也完成得很好，受到上级党委的表扬。
一九七七年，苏法生所在团又向前迈进一大步，上级领导机关在这里召开了战备工作现场会，兄弟部队纷纷派人登门取经。
在成绩面前，苏法生和全团干部战士一样，并没有停步。
如今，他正在新的长征途中，为把祖国边防建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更加勤奋地战斗着。
（蔺毅淇、王匡友、杨连伦、张贵）
陈玉先 插图（图片）
作者：杨晴初
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守备师党委学习航空兵一师党委，艰苦奋斗，扎根边疆，一心扑在边防建设上，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又有了新的进步。
这个师驻守的地方环境艰苦，“山高不长树，风吹沙石跑，一年一次风，从春刮到冬。”
六月刚停雪，九月又结冰，最冷时零下四十多度，水源缺少，交通不便，一遇大雪封山，连门都出不去。
师党委成员学习空一师党委工作拚命干，艰苦奋斗为人民。
他们深入基层，扎扎实实抓部队建设。
严师长身体不好，但他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
他在某团四连抓军事训练，跟班作业，亲自作示范，讲要领，言传身教。
在他的帮助下，二十多天时间，四连的射击成绩由及格率百分之六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六，其他课目也都取得了好成绩。
尹副师长住在集训队六个多月，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哪里艰苦，哪里有难点，他就出现在哪里。
他患有糖尿病，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他总是说：“拚命工作是革命者的本分。
我年龄大一点，有点病，这说明我能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很多了，更要加倍努力，为保卫边疆尽到责任。”
这个师党委对照空一师党委“特殊化不沾边”的事迹，重新修订了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的措施，提出了“五个不准”：不准利用职权谋私利，不准违反财经制度，不准开后门、走后门，不准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下部队不准搞特殊化；
“三个普通”：当好普通党员，普通一兵，普通劳动者。
党委说到做到，不放空炮。
服务社卖东西发票证，他们和机关干部一样分配。
有的领导成员收到老战友和亲戚来信，要求帮助子女当兵，他们复信讲明政策，不走不收一个后门兵。
郑副师长在连队蹲点时，自觉和战士实行“三同”。
出操，他先到操场；
劳动，他干在前头，还和战士一起扫雪，给战士打生活用水。
其他领导干部下连当兵、代职、蹲点，也注意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
这个师党委领导成员学习空一师党委生活待遇往后靠，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们正确处理“国家”和“小家”的关系，不因个人的事而分心，一心保卫边防。
邱参谋长家属至今还在农村老家，领导让他办理随军手续，他总说：“爱人还年轻，还能劳动，不能为个人而给人民增添负担。”
他经常写信勉励爱人安心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
夏政委的老伴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心脏病，很早就希望他能休一次假，陪她去南方治疗，顺便看望一下老人。
结果等了十年也没有去成。
今年初，夏政委的老伴又提出了这个要求，夏政委说：“社会帝国主义重兵压境，边疆首当其冲；
现在抓纲治军，准备打仗，有许多工作要抢时间做，我能放心离开吗？”
他耐心地说服了老伴，安排儿子陪她去南方，自己仍勤勤恳恳地抓部队工作。
干部战士说：“我们师的领导同志，把心都拴在革命工作上，真是热爱边疆胜爱家。”
这个师驻地分散，执勤点多，条件艰苦，关心、爱护战士尤其重要。
师党委成员以空一师党委为榜样，时刻把干部战士的冷暖放在心上。
逢年过节，地方上慰问的糖果等食品，他们一样不拿，都送给伤病员；
师里农场生产的粮食和小煤窑出产的煤，主要也用来补助连队。
边疆蔬菜缺乏，负责后勤工作的夏副师长，今年一开春就深入连队，带领和组织战士冒着严寒在雪地里开出一畦畦菜地，建起塑料棚温室，使连队吃上了新鲜蔬菜。
复政委在某团六连蹲点时，发现连队生活管理较差，伙食不很好，他一面从思想上教育干部认识搞好生活管理的重要性，一面具体教他们怎样节煤，怎样搞好蔬菜贮藏，怎样提高烹调技术，使连队的伙食很快有了改善。
今年春节前，师的主要领导同志在上级机关开会，会议结束离春节只差两天，他们的家就在那儿或离得不远，但他们仍然赶回部队，和战士们一起过节。
严师长还亲自带领七名业余宣传队员和两名放映员，深入到分散执勤的连队、哨所慰问战士。
一连几天，他几乎跑遍了全师所有分散执勤点。
战士们激动地说：“师首长把心贴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定要把心拴在保卫边疆的战备工作上。”
（杨晴初）
栏目：编后
北京部队某守备师党委在艰苦条件下不畏难，学习空一师党委拚命干，事迹感人。
他们的事迹又一次证明：学空一师要快见、早见、大见成效，艰苦奋斗最重要。
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特有的政治本色。
在战争年代，艰苦奋斗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
今天我们跟着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大路线，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离不开艰苦奋斗这个传家宝。
同样，我们部队要开展“三学”运动，建设空一师党委式的领导班子，建设硬六连式的连队，培养更多的雷锋式的战士，也要靠全军上下齐心努力，艰苦奋斗。
空一师党委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坚持继续革命，才成了全军学习的榜样。
我们学习空一师，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加速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要拨乱反正，把部队建设搞上去，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
如果我们丢掉艰苦奋斗的作风，贪图安逸享受，一碰到艰难困苦，就打退堂鼓，建设空一师式的领导班子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各项战斗任务就不能很好地完成。
相反，只要我们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汗，舍得动脑子，花力气，我们就一定能在党的十一大路线的指引下，为抓纲治军、准备打仗作出新贡献。
新华社成都六月十二日电 本社记者杨克现、李绍中报道：四川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旗帜鲜明地拨乱反正，全面清理被“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了的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落实那些多年来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天府之国”的广大农村，人心舒畅，干劲十足，生产发展，欣欣向荣。
目的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四川省是深受“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重灾区”。
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共四川省委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抓纲治蜀初见成效。
随着运动的深入，省委和各级党组织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四川省前几年农业生产徘徊下降、集体经济削弱、资本主义泛滥、社员生活困难、劳动情绪低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四人帮”打着“革命”的旗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歪曲和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党的农村工作，把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当作修正主义的东西来批判，在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抓了政策是非多，抓了管理走不脱”，相当多的干部把执行党的经济政策，抓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视为“禁区”，有章不敢循，各项制度废弛。
结果，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受到削弱的地方，资本主义势力乘虚而入，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挫折。
因此，要使广大干部群众在打倒“四人帮”伟大胜利鼓舞下高涨起来的革命积极性持久下去，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清理和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
为了拨乱反正，明辨是非，四川省委要求各级党组织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对农业合作化、公社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回顾，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来。
乐山地区这样做了，效果就好。
这个地区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执行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生产不断发展，粮食产量逐年上升，一九七三年大旱，还增产两亿多斤粮食。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搞“三箭齐发”，把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当作“修正主义回潮”来批判，结果好年景变成了减产年。
一九七五年抓了落实政策，形势刚刚好转，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又大批所谓“右倾翻案风”，层层揪“走资派”，农村经济政策再次遭到严重破坏。
这一年减产粮食一亿三千多万斤，集体经济挖空了，资本主义抬头了，社员分配收入下降到十年来最低的水平。
通过这样的回忆对比，撕破了“四人帮”的假左伪装，使人们看清了“四人帮”的极右面目，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党二十几年来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
在农村工作上，虽然有过各种错误路线的干扰，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
我们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政策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
“四人帮”全面否定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就是否定十七年党的农村工作，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川省委和各级党组织认为，“四人帮”对农村经济政策的破坏是多方面的，必须全面清理；
只有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使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走上正轨，才能保证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落到实处。
因此，省委要求各地深入总结经验教训，认真清理政策。
清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凡是经过实践检验，确实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和改变社会风气，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政策和有关规定、制度，都要予以肯定和恢复，并在实践中使之臻于完善。
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就要总结教训，加以改正。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的要求，四川省委作出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提出了目前急需清理和落实的十二项农村经济政策。
内容有：加强劳动管理；
严格财务管理制度，搞好生产计划管理，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坚决保证社员分配兑现；
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
以粮为纲，开展多种经营；
奖励发展耕牛；
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积极兴办社队企业；
积极而又慎重地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
以及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条件下，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问题。
目的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这个《规定》一经公布，立即在四川省广大农村引起了热烈反响。
人们奔走相告，都说：《规定》十二条，条条说到我们心坎上！
这一下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又要兴旺了！
我们有想头，有奔头，有劲头了！
重点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四川省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把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作为一个重点，具体工作是从搞好一九七七年的分配兑现入手的。
省委认为，要调动广大社员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需要坚持政治挂帅，不断地向社员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进行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教育工作；
同时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让社员群众真正多劳多得，增产增收，分配兑现，保证社员群众得到实际的经济利益，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具体地显示出来。
恰恰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最为严重，他们别有用心地把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当成资本主义原则来批判，把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统统搞乱了。
全省有相当多的生产队成本无核算，经济不民主，帐目不健全，借支超支，乱支乱报，贪污盗窃，铺张浪费，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全省初步统计，单是历年累计的超支欠款一项，就达六亿八千多万元，超过了全省人民公社两年公共积累的总和，造成了一大批生产队多年来分配不能兑现、社员生活困难，生产缺少资金，严重地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在搞好一九七七年分配兑现的工作中，四川省全党动手，城乡配合，上下齐心协力，清理人民公社财务帐目，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巩固集体经济，保证社员分配兑现。
多少年来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人民公社的现金、物资、工分和帐目得到了一次大清理。
年终决算的结果，全省大多数地区做到了队增产增收、增贡献、增积累、增储备，社员增分配、增口粮。
同一九七六年比较，全省平均每个社员口粮增加了六十六斤，现金分配增加了九元六角。
这是近十年来未曾有过的鼓舞人心的新气象。
十二条《规定》是在一九七七年决算分配后下达的。
《规定》提出，生产队要搞好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生产计划管理。
各地都把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当成一件大事认真抓起来，严格按照社员劳动的质量和数量评定工分。
省委认为，按劳分配是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唯一正确的分配原则，体现这一原则的办法可以有好几种：大寨式评工记分办法，应当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推广；
多数地方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简便易行，应当认真搞好；
少数地方实行的“底分活评”办法，要在“活评”上下功夫。
温江地区郫县是劳动管理搞得好的一个县，这个县采取上述办法克服了过去大量存在的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甚至“多闹多得”、“多拿多得”、不劳而获的现象。
干部们说，一定要反对平均主义，那种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做法，是不能调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
《规定》下达以后，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宣讲文件，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
在广大干部群众掌握政策精神的基础上，各地结合生产进程，又普遍抓了生产计划管理和劳动管理的政策落实工作。
据内江、绵阳、乐山、达县、江津等地区四月底统计，推行劳动定额、评工到人办法，建立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生产队对社员实行了定基本劳动日、基本投肥、基本口粮的“三定”制度，把“一年早知道”落实到户，使得过去被认为几乎无法制止外流的成千上万个劳动力归了队。
劳动管理搞得比较好的达县地区巴中县，全县四十二万多个评级劳动力都投入了农业第一线。
目前，各地劳动工效普遍比去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有的甚至成倍提高，春耕生产搞得有声有色。
社员群众说，真是“人喊人一个人，政策喊人一大群，大家越干越有劲”。
关键是对干部进行党的政策的再教育
四川的经验证明，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加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尖锐斗争。
要使十二条《规定》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一个中心环节是要有一支密切联系群众、真正对群众根本利益负责的干部队伍，关键是对广大干部重新进行一次党的政策的再教育。
四川省委抓纲治蜀，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主题，把清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整顿领导班子、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等项工作，有领导有步骤地一起抓。
从各地贯彻十二条《规定》的情况看，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极力干扰和破坏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落实，是毫不足奇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干部队伍的状况。
当然，相当多的干部，通过揭批“四人帮”，擦亮了眼睛，敢于旗帜鲜明地拨乱反正，坚决落实党的有关政策；
但是，也还有不少的干部，在清理和落实经济政策的问题上畏缩不前。
有的是心有余悸不敢搞，有的是害怕麻烦不愿搞，有的是不懂政策不会搞，少数人是手脚不干净反对搞。
因此，对广大干部来说，彻底打碎“四人帮”强加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重新进行一次党的政策的再教育，就成为一项非常迫切、非常重要的任务。
四川省各级党委清理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正是在深入细致地做好干部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前进的。
对落实经济政策心有余悸的干部，大多有多年农村实际工作经验。
他们被“四人帮”整怕了，怕别人说自己搞“右倾倒退”、“复辟回潮”，落实政策总是顾虑重重，放不开手脚。
特别是一些多次挨整的干部更是如此。
四川省各级党委从解决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农村工作的认识问题着手，摆事实，讲道理，正本清源，使他们认识到：“四人帮”把十七年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农村工作说得漆黑一团，就是为了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篡党夺权，改朝换代；
恢复和落实过去行之有效的农村经济政策、制度和办法，才真正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
省委还帮助他们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讲清那些是正确的政策，要坚持；
那些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要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
这样，使他们是非清楚、旗帜鲜明地去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
为了进一步帮助干部解放思想，省委和各级党委还实事求是地给一些被“四人帮”打成“黑典型”、“黑样板”的先进社队和劳动模范恢复名誉，伸张了革命正气，打击了歪风邪气。
对落实经济政策怕麻烦的干部，主要是一些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养成了爱说空话、爱说大话的毛病，不扎扎实实做工作的干部。
现在，他们口头上也说要落实政策，搞好管理，但怕吃力不讨好，怕斗资本主义、歪风邪气得罪人，总不如大呼隆省力省心。
对于这样的干部，各级党委帮助他们端正思想路线，改进工作作风，教育他们认识到：农村天天碰到政策，干部天天在执行政策，不是执行正确的政策就是执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执行某种政策；
只有自觉地、扎扎实实地去执行党的政策，搞好各项管理工作，把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加快农业发展步伐，巩固集体经济，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目前四川省农村社队领导岗位上，约有半数以上的新干部不懂、不熟悉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不懂、不熟悉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
这种实际困难，也是“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
为了帮助这些同志尽快懂得并逐步熟悉党的政策，各地普遍采取办学习班、开现场会的办法，以老带新，边干边学，培训骨干。
有些干部，自己沾染了好逸恶劳的恶习，多吃多占，甚至不劳而获，有的甚至和资本主义“沾亲带故”。
他们害怕落实政策自己占不到便宜，甚至受到批评，因而程度不同地产生了抵触情绪。
对于这些干部，各级党委在整党整风中坚持正面教育，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帮助他们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功补过。
对少数问题严重的干部，进行适当的组织调整和处理。
对于那些混进干部队伍里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就发动群众把他们揭露出来，坚决打击。
由于抓紧了对干部的再教育和干部队伍的整顿，四川各地清理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工作，一般都做到了步子稳，进展快，效果好。
栏目：要闻简报
李先念副总理同马拉总理举行会谈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斐济总理卡米塞塞·马拉六月十二日上午举行了会谈。
斐济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合作社国务部长利怀·纳西利瓦塔，外交部常任秘书吉奥吉·科托巴拉武，礼宾司长乔苏瓦·兰布卡万加，新闻局长代门特。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贸部副部长郑拓彬、外经部副部长程飞、中国驻斐济大使米国钧、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
中共浙江省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杭州举行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于五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九日在杭州举行。
大会总结了浙江省一九七一年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进一步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和广大军民为贯彻落实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六届委员会。
在五月三十日举行的省委六届一次全会上，选举了省委第一书记、书记、副书记和常委；
选举产生了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铁瑛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李丰平、陈伟达、陈作霖当选为省委书记，王芳、张敬堂当选为省委副书记；
张敬堂当选为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谷牧副总理结束对欧洲五国访问后回京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圆满地结束了对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友好访问，六月十一日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耿飚等。
到机场迎接的还有法国驻中国大使阿尔诺，丹麦驻中国大使莫顿森，瑞士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杜克莱，比利时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范米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凯尔。
耿飚同志会见美国黑人作家海伍德和夫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六月十二日下午会见美共（马列）中央委员、黑人作家哈里·海伍德和夫人格温多林·米德罗·霍尔教授及其子女，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均据新华社）
栏目：向科技现代化进军
我国第一套一千二百大气压压裂井口装置，最近在兰州通用机器厂制成。
一千二百大气压压裂井口装置，是油田用来对油（气）井进行酸化压裂施工的专用设备。
这是兰州通用机器厂响应华主席发出的创建十来个大庆的伟大号召，为适应我国石油工业现代化需要而制造的。
经过试车，证明这种装置性能良好，达到设计要求。
目前正在油田进行工业性试验。
这套装置在主体结构和高压密封等方面，都采用了国内外的先进技术。
它的制成，也为我国发展新型高压阀类装置提供了设计和制造经验。
栏目：向科技现代化进军
我国科技人员和工人合作设计、研制成功飞机超低容量喷雾新技术。
目前，全国不少地方已开始在农业、林业、牧业等方面应用这项新技术，进行大面积防治病、虫害，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飞机超低容量喷雾新技术，是利用特制的喷洒装置，把特制的农药制剂直接均匀地喷洒在植物上，用较少的药剂，防治较大的面积，一般每亩用量二两左右。
功效高，成本低，防治及时。
一架运五型飞机，一天可以防治四至五万亩面积，相当于两万个人在地面上操作手摇喷雾器一天的工作量。
黑龙江、新疆、浙江、安徽、河北、山东等省、自治区，近几年来先后试用这项新技术，大面积防治小麦粘虫、高粱蚜虫、水稻卷叶螟、森林松毛虫和草原上的蝗虫，防治效果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
飞机超低容量喷雾新技术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在农业航空技术上的一项空白。
栏目：向科技现代化进军
一种能快速测定岩石矿物中各种化学元素含量的现代化仪器——GDY型光谱自动分析仪在新疆研制成功。
据鉴定，这一仪器，设计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设准备资源条件提供科学的数据，要分析大量的岩石和矿物，过去采用的化学分析法和光谱照像法，都有效率低、劳动强度大、误差大等缺点，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地质工作飞跃发展的形势。
GDY光谱自动分析仪是一种高灵敏度的现代化仪器，为分析岩石矿物提供了一种多快好省的分析手段。
它可以进行硅酸盐中镁、钙、铁、铬、钒、钡、钛、锰八种元素的定量测定，可以测量出含量为十万分之一的微量元素，分析精度达到国家规定的指标，合格率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栏目：向科技现代化进军
南京天文仪器厂和有关单位共同协作，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真空照相天顶筒。
它是采取照相的方法拍摄天顶附近中天的恒星的星象，再通过测量底片星象的距离，测定时间和纬度的天文仪器。
初步观测结果证明，这台仪器的观测精度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它的研制成功，为发展我国天体测量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手段。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栏目：向科技现代化进军
上海织袜九厂、延安袜厂和织袜三厂，最近分别试制成功新型的“无跟袜”。
“无跟袜”外型象一个直筒，没有后跟。
它采用紧拈高弹力尼龙丝作原料，完全依靠织物的弹性来适应脚型，穿着方便，解决了有跟袜常常出现的袜子下垂的质量问题。
它的规格分大、中、小三种，分别适应男、女、儿童的需要，不管脚型肥瘦，穿起来都很舒服。
（本栏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