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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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批判“两个估计”之后，教育战线出现了许多新气象。
成绩应当充分肯定。
但是，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在社会上，大家都希望教育工作有更快的进展。
最近，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规定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华主席在五届人大和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为了完成这个总任务，要造就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为着实现这些要求，我们教育工作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有许多事情要做。
这里主要的关键，是怎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根本方针。
这个方针，是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正式提出来的。
实际上，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毛主席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的教育工作，就一直是这样做的。
全国解放后，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后，又有了新的发展。
毛主席给江西共大的信，一九六四年春节谈话，五·七指示，七·二一批示，一九七一年夏季的谈话，其基本思想都是为了排除各种错误路线的干扰，进一步贯彻这个方针。
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广大干部和学校师生员工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改革，做出了伟大的成绩。
“四人帮”一贯披着毛泽东思想外衣，肆意歪曲和践踏这个方针，篡改教育革命方向，给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我们不仅要在思想上澄清混乱，而且要根据新的形势新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更加有效地贯彻这个根本方针。
今天，我围绕这个问题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我们的学校是为无产阶级培养人才的地方。
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
有的。
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四人帮”反对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科学文化，反对学生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胡说这是“智育第一”，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
他们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并把今天掌握了文化的劳动者及其子弟诬蔑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四人帮”这些谬论的流毒，现在仍然需要大力肃清。
列宁多次强调指出：工人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
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
有了知识，工人就有了力量。
这个真理在今天更加显出它的重要性。
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这些要求本身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毫无疑问，学校应当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课时用于思想政治教育。
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说：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批判资产阶级无疑是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围，学工、学农、学军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但是，毛主席仍然明确地指出了学生应当以学为主，以学文为主，即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
学生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的，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当越加自觉越加刻苦。
因此，“四人帮”把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大力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说成是什么“智育第一”，加以反对，这不但是彻底的荒谬，而且是对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取消和背叛。
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
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要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严”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有严格训练，也不能达到目的。
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的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
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
毛主席从来没有反对过考试，只是反对那种把学生当敌人，搞“突然袭击”，出怪题、偏题的考试方法。
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并且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的作用完善起来。
对于没有考好的学生，要鼓励和帮助他们继续努力，不要因此造成不必要的精神负担。
第二点，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
“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破坏，不仅造成科学文化的教育质量惊人下降，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败坏了学校纪律，腐蚀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风气。
“四人帮”在口头上政治喊得响，实际上搞的是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是用剥削阶级最腐朽最反动的思想，来毒害青少年，制造“文盲加流氓”式的人物。
彻底清除“四人帮”所造成的这种恶果，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极其严重的政治任务。
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
我们党的教育事业历来有这样的优良传统。
革命战争年代，儿童团员、共青团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教育工作，我们的青年团、少先队的工作，发扬光大了过去的优良传统。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广大青少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英勇机智地同敌人、坏分子作斗争，树立了一代新风。
学校风气的革命化促进了社会风气的革命化。
这种风气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我们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各个有关部门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优良革命传统恢复和发展起来。
毛主席说：“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
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和幼儿教育工作者，负有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幼苗的重任。
我们要大力在青少年中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志地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
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努力上进，但毕竟还要看各个人自己是否努力。
集体的努力也是各个人努力的综合表现。
这种个人努力程度的差别，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存在。
毛主席说过，一万年以后也会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
因此，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的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
同时，对于严重破坏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又屡教不改的人，也要采取严格措施加以认真的教养改造，不能让这些极少数人为害学校和社会。
今后，不仅大、中学校招生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而且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尽先录用。
这也就是把毛主席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彻到底，贯彻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
这样做，对于提高整个职工队伍的政治质量和科学文化素养，对于满足不同工种、职业的特殊要求，对于在青少年中以至在整个社会上造成人人向上、奋发有为、不甘落后的革命风气，都将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点，关于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问题。
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需要的合格的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都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改造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这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
早在八十年前，列宁就说过：“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
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
要做到这一点，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样下厂上山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都要有恰当的安排。
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那又怎么可能调动学生学习和劳动的积极性，怎么可能满足新时期的总任务向教育工作提出的艰巨要求？
我们的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我们培养和训练专门家和劳动后备军，也应当有与之相适应的周密的计划。
我们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远期的需要；
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国家计委、教育部和各部门，要共同努力，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计划，应当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
要研究发展什么样的高等学校，怎样调整专业设置、安排基础理论课程和进行教材改革。
要制订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
生产劳动、科学试验和科学研究在学校教育中怎样组织得更有计划，使之更符合于经济计划和教育计划的需要，应当加以深入的研究。
为了加速造就人才和带动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的建设，尽快提高它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今后国家将努力开辟新的途径，增加新的行业，以便更有效地为农业现代化和其他三个现代化服务。
我们制订教育规划应当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劳动就业发展的需要。
最后，讲讲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问题。
一个学校能不能为无产阶级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
二十多年来，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人民教师队伍。
全国有教师九百万人，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勤勤恳恳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服务，为民族、为国家、为无产阶级立了很大功劳。
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是崇高的革命的劳动者。
我们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表示慰问和敬意。
特别是对广大的小学教育工作者，他们在更为艰苦的条件下，为培育革命后代不辞劳累，作出贡献，我们更要表示慰问和敬意。
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不但学生应当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当尊重教师。
我们提倡学生尊敬师长，同时也提倡师长爱护学生。
尊师爱生，教学相长，这是师生之间革命的同志式的关系。
对于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应当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和奖励。
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
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
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
限于国家的经济力量，我们一时还难以较大地改善教职员工的物质生活待遇，但是必须为此积极创造条件。
各级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首先要在可能范围内，尽力办好集体福利事业。
各级党委和学校的党组织，应当热情地关心和帮助教师思想政治上的进步，帮助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更多的人牢固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要积极地在优秀的教师中发展党员。
教育战线任务愈来愈重，各级教育部门不能不努力提高现有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
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比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举办各种训练班、进修班，编印教学参考资料等，大力培训师资。
我们希望广大教师努力在政治上、业务上不断提高，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
同志们！
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对教育工作中一些重大问题，充分展开讨论。
要提倡敢想敢说的革命精神。
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各种方案可以比较。
办什么事也得走群众路线。
人民内部要有充分的民主，这样才能拿出好的主意来。
当然，任何好主意不会自动实现。
美好的前景如果没有切实的措施和工作去实现它，就有成为空话的危险。
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了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大力提倡能把崇高理想逐步变为现实的脚踏实地的革命作风。
我相信，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依靠教育战线上广大师生员工的努力，坚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踏踏实实地进行工作，我们的教育事业一定能够同其他战线一样，新人辈出，捷报频传，蒸蒸日上！
（新华社四月二十五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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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正确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端正方向，认真搞好教育革命，加速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
作者：安言
亲爱的新战友，你们听说过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的故事吗？
这是一个志愿军战士用生命维护纪律的故事。
邱少云和五百多名战友潜伏在离敌人阵地前沿只有几十米远的草丛里，准备发起进攻。
突然，敌人打来的燃烧弹把邱少云的棉衣烧着了。
他遵守潜伏纪律，衣服烧着了他不动，眉毛和头发烧着了他不动，皮肉烧着了他还是不动，始终没有暴露目标，用生命保证了整个战斗的胜利。
邱少云模范遵守纪律的事迹，充分反映了我军严格遵守纪律的优良传统。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贯重视加强我军的纪律建设。
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毛主席就规定了三大纪律：一、行动听指挥；
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三、打土豪要归公。
不久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
捆铺草；
说话和气；
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
后来，毛主席又把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把“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
对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
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一九四七年十月，毛主席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作了统一的规定。
毛主席以后又多次强调“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
毛主席为我军制订的革命纪律，是我们的行动准则和传家宝。
我军的革命纪律，充分体现了革命军队的本质和建军宗旨，是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重要保证。
我军坚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干部战士，不断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博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从而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我军的纪律是建筑在政治自觉的基础上的，这是因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干部和战士，上级和下级，都是阶级兄弟，都是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而结合而战斗的。
上级的命令是代表革命的集体利益的，战士服从干部，下级服从上级，并不是服从哪一个人，而是服从革命的集体利益。
服从领导，遵守纪律，正是每一个革命战士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反映，是热爱祖国、热爱集体、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具体表现。
新战友们，我们长期生活在工厂、农村、学校、机关里，有些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一开始还不适应军事生活的要求。
我们应该想到，从自己穿上军装的那天起，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一个革命军人了。
这就要按照军事生活、军事斗争的要求来改变我们那些不适应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有的同志刚来到部队，觉得“卡得紧”，“不自由”，说明一些同志还不懂得遵守纪律的重要。
纪律，作为一种规范，都是对人们行动的一种约束。
这种约束，是消灭自由散漫现象，达到整体上步伐整齐、高度集中统一所必不可少的。
我军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战斗集体，只有每一个成员自觉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严格做到有令就行，有禁则止，才能作到千百万人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协同战斗。
我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不论遇到任何凶恶的敌人和错综复杂、艰难险阻的情况，始终拖不垮，打不散，攻必克，守必固，胜利完成各项战斗任务，坚决遵守纪律是一个重要原因。
纪律就是战斗力。
有的同志感到，“吃饭睡觉，穿鞋戴帽，都是一些小事，何必那么认真”。
这些同志还不懂得我们正是要从这些具体事情上做起，严格要求，才能养成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我军的一切规定，哪怕是睡觉时衣着放置这样细小的规定，都是我军多少年来战斗经验的总结，都是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的。
我们是祖国的卫士，只有随时保持高度的戒备，一有情况能够最迅速地投入战斗，才不至于使祖国人民在敌人任何突然袭击下遭受损失。
如果有了战斗情况，你还在营房里磨磨蹭蹭的拉不出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四人帮”出于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目的，拚命破坏我军的革命纪律，公然咒骂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颁发的我军《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是“紧箍咒”，胡说什么遵守纪律是“奴隶主义”，妄图把干部战士的思想搞乱，使我军组织涣散，纪律松懈，丧失战斗力。
对“四人帮”的这一险恶用心必须批判，被他们搞乱的思想必须澄清，我军的纪律性必须加强。
新战友来到部队以后，要重视加强组织纪律观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批判“四人帮”，做遵守纪律的模范。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让我们高唱这支雄壮有力的战歌，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阔步前进在新的长征路上！
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不胜
——致新战友
作者：张贵/董延喜/闫一展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师副师长、青年干部薛贵仁，在挂职下放的一年时间里，勤奋学习，大胆实践，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
薛贵仁一九五九年入伍，历任排长、副营长和团副参谋长，工作一直干得不错。
一九七三年底，上级直接提拔他任副师长职务。
当时尽管领导热心为这棵“幼苗”浇水培土，尽管薛贵仁也满心想干好工作，但由于缺乏主要工作岗位上的经验，他深感力不从心，憋得难受。
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澄清了路线是非。
一九七七年三月，上级党委决定薛贵仁挂职下放到地处边防的一个团兼任团长，让他在实践中锻炼提高。
薛贵仁到团以后，有经验的老同志对他手把手地传帮带。
老团长傅秀忠临走前带着他跑遍了全团所有连队和哨所，把各单位的历史和现状向他介绍得一清二楚。
党委书记、政委王洪波多次找他谈心，帮助他改正缺点。
团机关各部门和连队的同志也热情支持他的工作。
薛贵仁受到了扎扎实实的锻炼，工作越干越有劲。
经过一年挂职下放的实践，薛贵仁感到和过去当副师长时大不一样了。
过去他遇到问题办法少，浑身有劲不知往哪使，现在他感到抓工作有路子了。
去年下半年以来，为了抓好机关、连队的作风养成和军事训练，他先后四次组织司政后机关实地检验，进行纪律作风整顿；
多次组织机关有关人员勘察作战地域的地形，研究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
还抓了两次全团汇操，举行了五个项目的军事比赛。
机关反映薛团长工作有魄力，有生气，上级安排他挂职下放任团长是把好钢用到了刀刃上。
薛贵仁也从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使干部在实践中锻炼，才是爱护干部，才能提高干部。
今年三月，他在党委会上请求到六连代理连长，再补上抓连队工作这一课。
党委批准后，他立即把背包搬到了连队。
出操，他亲自带队；
训练，他亲自任教；
批判，他带头发言。
六连的干部战士反映：咱薛副师长是个称职的团长，也是个合格的连长。
（张贵、董延喜、闫一展）
===== 有的新同志说：连队这不准，那不准？
制度规定多得很？
必要的规章制度要不要遵守？
老战士孙康福的体会是：-章必循规必守
在遵守规章制度方面，我有过一次教训。
刚入伍不久，连里分配我当通信员，参加摩托车驾驶训练。
一次训练休息时，我不顾上级关于“没有老战士现场指导，新战士不准单独驾驶”的规定，擅自上车练习。
当车子从一根电线杆旁边驶过时，我心里一慌，险些翻了车。
事后，在领导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加强革命纪律性的教导，批判了“四人帮”说规章制度是“条条框框”的谬论，懂得了只有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军事训练才能实现大干快上；
如果不遵守纪律，违章蛮干，就要摔跤子，捅漏子，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
打这以后，我自觉遵守操作规程，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我不但能单独完成各项任务，组织纪律观念也大大加强。
实践证明，过硬的军事技术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是不可割裂的。
只有在教育训练和日常生活中，认真培养遵守纪律的好作风，才能真正地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 有的新同志说：新兵连，管得太严？
是严好，还是松好？
老战士黄爽利的体会是：-严是爱松是害
俗话说：“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教要变坏。”
这句话我体会很深。
我很小就失去了父亲，由于母亲的溺爱，沾染了自由散漫的坏习气。
一到新兵班，班长对我们管得可严啦，被子不叠好叫重叠；
外出不请假就找你问你；
队列训练不认真就批评。
我嘀咕：穿衣戴帽、吃饭睡觉的小事，何必管得那么严？
尽管领导上多次教育，我还是没把它搁在心上。
一天晚上，连里紧急集合，由于我平时稀稀拉拉，集合时顾了这个丢了那个，结果使全排集合迟了两分钟。
事后，我心里很不平静。
不由得问自己：今天要是真的打仗，不是要贻误战机了吗？
事实教育了我，使我懂得：只有平时要求严，战时才能过得硬。
从此以后，我严格要求自己，把自觉执行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同培养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联系起来，对上级的指示、命令，执行不走样，长期坚持。
一个星期日，我请假到军人服务社买日用品，碰见几位老乡，邀我到附近商店玩。
当时虽然没到归队时间，但我想，在没有请示报告之前，擅自改变外出地点，一旦有情况，班长就找不到我。
我把想法向他们讲了，大伙都说我做得对。
由于我按条令办事，注意点滴养成，被连里评为遵守纪律标兵。
作者：谭武先/贺礼德
栏目：新战友遵纪故事
学习雷锋好榜样，做雷锋式的好战士。
八一一八二部队二连新战士，在休息时间争相阅读《雷锋的故事》。
本报通讯员摄（照片）
作者：刘东耕/周长越/朱加龙
栏目：十个“应该不应该”教育典型事例分析
今年春节前的一天下午，南京部队某部守备四连驻地的海面上，“轰”，“轰”，“轰”……连续响起数次爆炸声。
这是司务长王克云和驻地几个群众用炸药在海面上炸鱼。
一炮激起千层浪。
营里王教导员、韩副教导员闻讯赶来了解。
党支部分别召开了支委会和支委扩大会，对司务长王克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司务长也对自己擅自炸鱼，违犯组织纪律的错误作了检讨。
在此基础上，党支部又在军人大会上，把这件事公布于众，对大家进行了教育。
然后，如实地向上级作了报告和检查。
党支部的行动，犹如油锅里撒了一把盐，在全连同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大多数同志认为，司务长炸鱼是错误的，党支部这一刀开得好；
但也有的同志认为，司务长炸鱼又不是给自己吃的，还不是关心大家，想改善伙食嘛，再错，心也是好的；
有的还认为，反正没有出事故，不必小题大做了。
党支部及时掌握了这些反映，意识到，擅自炸鱼的事虽然处理了，但工作不能到此结束，很有必要联系这件事对大家进行一次“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的教育。
于是，全连围绕炸鱼这件事，展开了一次典型分析，首先提出的问题是——
这样的“关心”要得要不得？
讨论一开始，指挥排长朱友明开门见山地说：“司务长这种‘关心’要不得！”
为什么？
他分析了炸鱼的几个危害：炸鱼直接违反了上级关于连队不准擅自动用炸药的规定；
司务长自己对爆破又不在行，炸鱼本身有很大的危险性，弄不好就可能出事故，这难道是对连队的“关心”吗？
《内务条令》明确规定，有事要报告，外出要请假，而司务长去炸鱼，事先既未请示，外出又没请假，从上午九点出去，到下午五点才回来，违犯了组织纪律，这难道也是对连队的“关心”吗？
朱排长据事论理的分析，使一些持不同看法的同志心服口服。
“炸鱼明明是违犯了组织纪律，可为什么有的同志还把它看作是‘关心’大家呢？”
四班长季昌木接过了话茬，他说，这说明我们有的同志弄不清无产阶级的纪律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之间的关系。
我军的纪律和规章制度，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与我们革命战士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严格地遵守各项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就必然保护了我们革命战士的根本利益，也是对革命集体的最大关心。
而任何违背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的行为，都不同程度地损害了革命的利益，也就不能说是对大家的关心。
初步的讨论，使大家明确了这种“关心”要不得，对司务长的批评教育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很有必要。
党支部并没有就此停步。
司务长炸鱼用的炸药和雷管，是分别从文书朱永进和司号员李国荣那里拿的。
为了使教育深入一步，党支部又引导大家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展开讨论——
为何开了“方便之门”？
回想起当时情景，文书朱永进心情沉重。
他说，我当了两年多军械员，对炸药的保管知识、使用范围是清楚的。
司务长炸鱼的前一天，曾悄悄地向我要炸药去炸鱼，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思想上也有些犹豫。
但转念一想：司务长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如今他提出这样一点要求，不答应，面子上说不过去。
由于我用个人感情代替了原则，第二天就给司务长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从仓库里拿走了六公斤炸药。
党和人民把仓库钥匙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而我却违反了规章制度，为错误行为开了“方便之门”。
我要牢记这个教训，增强组织纪律观念，不论何时、何地、何事，都要坚持按规章制度办事。
至于司号员李国荣给了司务长雷管，则是另一番原因。
小李是一九七七年入伍的新战士。
他回顾自己给司务长雷管时的心情说，司务长是我的直接领导，既然领导要雷管，肯定有用处，自己也就没问拿去干什么，免得给领导留下“兵不老，管事不少”的印象。
因为“怕得罪领导”的私心杂念作怪，所以就轻易地将雷管给了司务长。
现在我认清了，个人主义实在是妨碍执行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的绊脚石，这个教训我一定要永远吸取。
点起一盏灯，照亮一连人。
文书和司号员的诚恳检讨，对全连同志很有教益。
八班长宰多春深有感触地说，要坚决执行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就必须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保证，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思想上一旦掺进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执行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就会摇摇摆摆，甚至背道而驰。
因此，只有牢固地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真正有铁的纪律和规章制度，才能经得起任何考验，象那坚不可摧的磐石一样，风吹浪打，岿然不动。
群众性的讨论在步步深入，党支部“一班人”本着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又着重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漏洞”应从哪里堵起？
党支部书记、指导员陈加友说，楼房要坚固，靠大梁和支柱；
纪律要严明，靠“一班人”身体力行。
要把好全连执行纪律和规章制度的“关”，首先就要从“一班人”抓起。
而我们过去对这一点却重视不够，往往是抓战士多，抓干部少，尤其是抓“一班人”少。
司务长平时组织纪律观念不强，这我们知道。
但我们总认为，司务长是干部、支委，用不着多说。
即使有时批评几句，也是轻描淡写。
结果“漏洞”就出在司务长身上。
打铁先得本身硬，“漏洞”就应先从“一班人”堵起。
司务长王克云在分析中，又一次找了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他说，在炸鱼之前，党支部和同志们对我平时组织纪律性薄弱的问题，也进行过批评教育，而我却当成“耳边风”，满不在乎。
这反映了自己对“四人帮”鼓吹的遵守纪律就是“奴隶主义”、规章制度就是“管、卡、压”、条令条例就是“条条框框”、“紧箍咒”等反动谬论，批得不深，流毒没有肃清，以至发展到擅自去炸鱼。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也是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
没有纪律，就没有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我一定要彻底医治“内伤”，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加强组织纪律性和作风培养，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随后，高机排长李长生作了分析，反映了不少同志的共同想法。
他说，我们自己虽然没有出事，但不等于不存在违犯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的苗头。
如排里在执行查海巡逻制度、擦拭武器制度、请销假制度等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存在问题。
小和大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我们一定要吸取司务长的教训，引以为戒，点滴抓起。
而这个抓，一定要先从我们干部抓起，向“散”字开刀，首先就要从“我”字开刀。
严于解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象“硬骨头六连”的干部那样，做模范执行各项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的带头人。
通过典型分析，全连上下热气腾腾。
犯了错误的，吸取了教训；
参加分析的，受到了教育。
党支部因势利导，趁热打铁，及时引导全连同志把坏事变成好事。
全连对照“硬骨头六连”干部战士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的先进事迹，认真分析了本排、本班、本人在执行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方面的状况，找出了薄弱环节，进一步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
如今，全连干部战士严格执行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蔚然成风。
（刘东耕、周长越、朱加龙）
作者：周永康/李正华/赵兰英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了我们党同“四人帮”斗争的历史，揭批了“四人帮”搞乱全国，乱中夺权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在认真学习这一报告时，联系“四人帮”“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看到“四人帮”给全国造成的极其严重的恶果，更加切齿痛恨。
他们说：“四人帮”是一伙地地道道的祸国殃民帮。
他们以上海为基地，插手外地，大搞反党分裂活动，要在全国范围内制造混乱，乱中篡党，乱中窃国。
深入批判他们的这一反革命策略，才能进一步剥掉“四人帮”假“左”派的伪装，暴露出他们真右的面目。
一
“四人帮”及其余党把他们控制下的上海吹嘘为“左派堡垒”。
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狂叫：“上海是我们的天下”。
“上海稳不住”，对他们“损失很大”。
国民党特务张春桥阴险地要他们的余党“懂得”上海“对全国有重要意义”，上海对他们篡党夺权是“很重要的力量”。
为巩固这个“堡垒”，稳住他们的“天下”，把上海搞成他们的“独立王国”，“四人帮”网罗出卖灵魂的“老干部”、无恶不作的打砸抢者、舞文弄墨的反动文痞，结成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他们打着“左派掌权”的旗号，使用种种法西斯手段，对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触目惊心的镇压和毒害，妄图把上海这个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人民的城市，牢牢控制在他们手里。
“四人帮”抛出反革命政治纲领，上海的广大干部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王洪文杀气腾腾地说：“在上海找一百条狗困难，捉一万个、十万个反革命容易！”
大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干部，被他们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长期迫害，有的甚至被逼疯逼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人民对这帮在上海发迹起家的新老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再掀起炮打张春桥一伙的革命浪潮。
“四人帮”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对了解他们罪恶历史和现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干部、群众，以“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设立专案，私设刑堂，用尽毒刑，大搞逼供信，进行惨无人道的镇压，先后受到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竟达数万人之多，甚至他们的家属和亲友也都难逃魔掌。
“四人帮”及其余党还竭力蒙蔽和毒害上海人民。
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对他们不利的，他们就拚命封锁，或者蓄意加以歪曲、篡改和阉割，甚至当作“谣言”进行追查。
他们还通过所谓“路线交底”和“吹风”，拚命向群众灌输“张春桥思想”，鼓吹“姚文元道路”，标榜江青的“文艺理论”，宣扬王洪文的“造反精神”，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正确路线的代表”。
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大耍极“左”的伎俩，在上海另搞一套，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妄想达到他们“稳住上海”的目的。
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四人帮”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吃尽了苦头。
而“四人帮”却恬不知耻地把上海说成是“王道乐土”，吹嘘“上海和外地不同”，上海市委“路线正确”，上海“形势大好”，上海人民“很幸福”。
上海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时，怒不可遏地指出：这些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在“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有所谓“幸福感”的人，是“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狐群狗党。
这些地痞流氓、打砸抢者、反动文人、贪污盗窃犯、出卖灵魂的“老干部”，统统成了黄浦滩上的“新权贵”、“暴发户”和“投机商”。
他们称王称霸，胡作非为，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有一次来上海，三个月中挥霍掉的钱就相当于三十个工人一年的工资。
“四人帮”扶植起来的大流氓陈阿大，窃据了上海市委一部分权力后，他的老婆、兄弟、小舅子都当了官，全家搬进了漂亮的花园洋房。
“四人帮”要稳住上海，就是要稳住他们在上海的这种“幸福”。
上海，又成了这些政治“冒险家”的“新乐园”。
二
“四人帮”千方百计稳住上海，把上海作为他们搞乱全国的反革命基地，妄图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目的。
他们到处网罗、培植一小撮亲信和党羽，兴风作浪，扇动武斗，制造分裂。
王洪文一再叫嚷：“越乱越好”，乱了“有生气”，“有好处”，武斗“死了几个人没有什么关系，只有把权夺过来就可以了，一切为了权”。
姚文元拚命鼓吹：“大乱是大好事”。
张春桥对他们的余党说：“乱，怕什么，乱透了，就好出头了。”
他还恶狠狠地说：“要把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送到中央，闹它个天翻地覆。”
在这整个阴谋活动中，上海成了他们搞乱全国的“桥头堡”，“四人帮”在各地的一小撮帮派骨干的“串联站”，反党炮弹的“发射点”。
就在这里，“四人帮”及其余党马天水等人施展了种种卑鄙、阴险、毒辣的手段。
制造反动舆论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通过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艺、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等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重要指示，还未正式传达，“四人帮”就在上海抢先组织文章，肆意加以歪曲和篡改，在他们的报刊上发号施令，以假乱真。
“四人帮”策划的攻击周总理、诬陷邓副主席的文章，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很多，非常露骨，有的发表得最早。
控制上海舆论大权的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背着党中央，私自编写《哲学小辞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等黑书，歪曲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毛主席的光辉思想，篡改和伪造党的历史，抹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为“四人帮”树碑立传。
“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出版阵地，大量出版了宣扬“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图书。
“四人帮”被粉碎后，仅从上海仓库里清理出来的这类图书，垒起来就有二十二座上海最高的二十四层楼国际饭店那么高。
“四人帮”的余党得意洋洋地把他们控制的帮刊《学习与批判》叫做“小红旗”，把他们操纵的《文汇报》称之谓仅次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文老三”。
他们有恃无恐地说：“《红旗》杂志不便讲的话，我们可以先在《学习与批判》上讲”。
这样，“四人帮”发射的大批反党黑炮弹，严重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搞乱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四人帮”妄图把各地运动引入歧途，纳入他们的轨道。
到处煽风点火
“四人帮”为搞乱全国，假借各种名义，大搞特务情报，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手段极其卑劣。
党中央、国务院有什么重要活动，有关部委和省市委还不知道，“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就通过他们安插在中央有关部门的亲信，很快把这些情报收集到手，准备对策，先发制人，把水搅浑。
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有些还未正式下达的文件，“四人帮”的余党千方百计进行盗窃，甚至半夜躲在被窝里偷抄全文，送回上海，掐头去尾，塞进私货，私自翻印。
但是，他们做贼心虚，不敢署名，搞成“白头材料”，不仅在上海广为散发，还送到各地散发，名曰“放火”。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把三份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送给“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
这个代理人马上亲笔批印两万份，下发各基层。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及其余党把上海两所大学作为他们搞反革命活动的“窗口”，不仅组织上海数以百万计的人去两校参观访问，而且接待了外省九千多人，“传授”他们炮打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的黑经验，妄图煽动他们回去闹事。
“四人帮”及其余党还利用函授教育、上山下乡慰问团、报刊动向摘编、作者深入生活等形式，收集各地情报。
甚至连知识青年春节回沪探亲也不放过，以召开座谈会为名，兜售“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在他们煽动下，个别知识青年回去后就同当地的所谓“走资派”“对着干”。
蓄意制造事端
“四人帮”故意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事件，扰乱人心，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国务院，使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在全国无法贯彻执行。
他们为了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诬陷邓副主席，攻击国务院领导同志，挥舞所谓“崇洋迷外”、“爬行主义”、“卖国主义”、“右倾复辟”和“唯生产力论”等等一大堆帽子和棍子，制造了“风庆轮事件”、“游览艇事件”、“大平板车事件”、“三十万千瓦发电机组事件”、“铜牌事件”等一系列事件，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他们还借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计划工作会议等各种会议，公开发难。
开会前，他们从上海带去大批歪曲事实的材料，作为攻击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的炮弹。
会议中，他们伙同各地的帮派骨干，拉拢、煽动其他省的一些人，或者自己赤膊上阵，或者躲在幕后唆使别人在大会上发言、贴大字报，搞乱会议，破坏中央的部署。
在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五年两次全国计划会议上，“四人帮”都指使上海的余党煽风点火，制造混乱。
一九七六年七月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时，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相继逝世，伟大领袖毛主席身患重病，国民经济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上半年计划完成得不好。
“四人帮”更以为有机可乘，炮制了二十份颠倒是非、捕风捉影的材料，选择国务院务虚会作，为“突破口”，追查所谓“风源”，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公然在会上当面谩骂国务院领导同志，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他们还露骨地说：“这次放炮要有重点”，真正的目标是“在政治局里头”，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用心极为险恶。
网罗心腹党羽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网罗各地的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扩展他们的帮派势力，唆使他们搞乱当地的领导班子。
这些党羽遭到各省市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和批判时，纷纷窜来上海，向“四人帮”的余党“哭诉”，把上海说成是他们的“家”、“根据地”。
上海的余党对他们破格接待，又是住高级宾馆，又是请客吃饭，又是专车接送，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密谈，给他们打气，指使他们到各地进行反党活动。
“四人帮”在江苏的一个亲信多次窜到上海，马天水等人狂叫“江苏歪风邪气盛行”，诬蔑南京有个“政治造谣公司”，攻击中共江苏省委两位领导同志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居心险恶地要这个亲信去“主持”中共苏州市委的工作，鼓动他大反江苏省委。
福建的一个自称“反潮流战士”的“四人帮”亲信窜到上海时，“四人帮”余党马天水等人煽动他说：“你不能把矛头只对着县委书记，应该对准省委”，教唆他回去揪中共福建省委的“走资派”。
这个亲信回到福建后，大肆诬蔑“省委常委中复辟势力占多数”，叫嚷“要查一查省委的第一把交椅是不是被宋大哥抢去了”，公然在全省刮起揪“还乡团团长”、抓“还乡团团丁”的反革命妖风，许多干部被打、被揪斗、被软禁，甚至被搞死，不少领导班子和政法机构被搞得瘫痪了。
马天水之流知道这一情况，欣喜若狂，马上指使“四人帮”在江西的党羽：“你们要向福建学习”，“矛头对准省委内的走资派”。
这个党羽又纠集了一伙人，围攻中共江西省委。
“四人帮”及其余党不仅在江苏、福建、江西等邻近几个省份大搞反党篡权的罪恶活动，还通过他们的党羽，把黑手伸进一些省、自治区，掀起了一阵又一阵妄图搞乱外地的恶浪。
派遣余党干将
“四人帮”打着培养“接班人”、输送“新干部”的旗号，把上海的一批帮派人物直接安插到国务院所属的一些部委和一些省委的要害部门，一步一步地把这些单位的领导权控制在他们手里。
一九七三年，马天水等余党根据王洪文、张春桥所谓“要大胆提拔干部，要有一个规划，不仅考虑到上海需要，还要考虑到全国需要”的黑指示，在上海物色人办学习班，为他们“组阁”挑选人员。
在四届人大召开前，王洪文直接布置上海一个余党，要象林彪“培养周宇驰、于新野”那样，在上海“培养”一批骨干。
他们先把一批人塞进了中央的一些部和群众团体，窃取了一部分领导权。
以后又两次报送了一个二十四个“中央正副部长”的备选名单。
已经窃取部分权力的余党，更是穷凶极恶、死心塌地为“四人帮”效劳。
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安插在公安部的那个亲信，还同上海的余党遥相呼应，提供情报，配合上海的余党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四人帮”及其余党把他们的心腹派到一些地方以后，还蛮横地要当地省委委以重任。
有一个余党在上海原来是一个组办的负责人，派到浙江后当上了省委书记。
有一个所谓“造反派”的中学毕业生，“四人帮”给她买了“直升飞机票”，爬上东北一个省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
还有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上海知识青年，“四人帮”及其余党直接打电话强令当地党组织突击发展他入党，不仅让他在那里担任重要职务，还把他塞进党的十届中央委员会和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
从此，这些亲信感恩戴德，紧跟“四人帮”，在各地兴风作浪、破坏捣乱，成了“四人帮”在各地的忠实代理人。
三
从上海揭露“四人帮”“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这一反革命策略的许多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人帮”的稳和乱，都是以“权”为中心的。
“乱”，是为了夺取权力，权力不到手，一直乱下去，乱到权力到手为止。
“稳”，是为了巩固他们已经夺到的部分权力，进而搞乱全国，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在上海，“四人帮”是要稳住的。
张春桥曾经不打自招地对上海的余党说：“我是不怕乱的，但你们不要自己搞乱自己。”
在上海，谁要“第二次夺权”，乱到“四人帮”头上去，他们就要镇压。
对一些不跟他们跑的部门、单位，如上海警备区等单位，他们也是要搞乱的。
在外省，在中央，“四人帮”都是要搞乱的；
但对“四人帮”能够操纵的一些部、委和省，如文化部等，“四人帮”也是要稳的。
国务院有一个部，“四人帮”原先也要想方设法把它搞乱，后来发觉这个部的部长在“四人帮”一九七六年另搞一套时转了“弯子”，他们就指使亲信“不要再搞这个部了”。
由此可见，“四人帮”搞的，完全是顺帮者“稳”，逆帮者“乱”。
“四人帮”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仅搞乱了外地，而且也搞乱了上海。
对我们无产阶级来说，他们的“稳”，实际上也就是乱。
“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拚命破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弄得干部无法抓生产，工程技术人员不敢抓技术，工人、农民不能好好地进行生产劳动，很多基层单位被搞得管理无制度，操作无规程，经济无核算，以致生产下降，成本上升，整个上海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大大降低，工业技术水平长期停滞，利润增长速度急剧下降。
郊区农村破坏严重，粮食、棉花和油料产量长期停滞，甚至倒退、下降。
从一九七四年起，上海连续三年没有完成国家财政收入计划。
上海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战线都被“四人帮”糟蹋得不成样子。
社会秩序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坏人当道，邪气上升，殴斗凶杀案增多。
身受“四人帮”之害的广大工农兵怨声载道。
“四人帮”覆灭之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等人垂死挣扎，负隅顽抗，阴谋策划武装叛乱。
但是，历史的规律，总是同反动派的主观愿望相反。
“四人帮”经营长达十年之久的上海，犹如火山爆发，成了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
一年多以来，各地发扬崇高的革命风格，把“四人帮”造成的困难留给自己，将大量的工业原料和农副业产品源源运到上海，大力支援上海。
一九七七年上海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七六年增长百分之八以上，扭转了增长速度连年下降的局面，进入稳定上升的新时期。
今年头三个月，全市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又大大超过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上海人民决心同全国人民一起，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把“四人帮”“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这一反革命策略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夺回来，把上海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多作贡献。
新华社记者 周永康、李正华、赵兰英
作者：雷益寿/张黎/郑明/张启方
本报讯 兰州部队领导机关紧密联系实际，着重批判“四人帮”反对整顿领导班子的罪行和谬论，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
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把“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作为军队工作的纲，并决定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解决不同程度地存在的软、懒、散问题。
这是完全正确的。
居心叵测的“四人帮”却疯狂加以攻击，胡说什么“整顿就是复辟”，调整与加强领导班子就是什么“请隐士、举逸民”。
“四人帮”为什么对整顿领导班子如此仇恨？
大家在批判中采取揭事实、列罪状的方法，认清他们反对整顿领导班子，就是为了保护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效法林彪“以我划线”的反革命手法，对坚持真理，不跟他们跑的同志，百般打击，甚至制造假案、冤案，对广大干部加以迫害。
与此同时，对他们信得过的死党、亲信，不管有什么问题，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提拔重用，安插在领导机关的要害部门，执掌大权。
大家气愤地说，“四人帮”攻击整顿领导班子，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帮派体系。
这恰好说明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整顿领导班子，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在深入揭批的基础上，各机关就如何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组织讨论，总结经验教训。
大家体会较深的有三点：一、要有革命的坚定性。
贯彻执行一条正确路线，总是会有斗争的。
在斗争中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以鉴别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正确的。
对错误的敢于抵制，敢于反对，敢于纠正；
对正确的敢于坚持，敢于贯彻，坚定不移。
有的同志说，自己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招降纳叛，结帮拉派，反对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一点没有看到，但就是不敢坚决斗争。
有的同志说，一九七五年，自己觉得军委扩大会议是完全正确的，整顿与加强领导班子是当务之急，但“四人帮”及其代理人反对这次会议的阴风刮来，却不敢坚持。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主要原因是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思想上没有一个主心骨，有私心。
这些同志表示，一定要吸取这个经验教训，认真改造世界观，做到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
二、要坚持按照毛主席规定的标准选拔干部。
万恶的“四人帮”极力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他们从帮派利益出发看待和使用干部，捣乱破坏的人成了宝，埋头苦干的是根草，人妖颠倒，香臭不分。
我们一定要把被他们颠倒了的干部标准纠正过来，用毛主席规定的标准衡量干部。
做到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着重看干部在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表现。
决不能把那些“震派”“风派”“溜派”人物，把那些错误严重而又态度不好的人，有问题没有查清的人，以及那些政治品质不好，玩弄权术搞宗派，革命意志严重衰退的人配进领导班子。
三、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
由于“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近几年来，党管干部的原则遭到了践踏。
在“四人帮”干扰破坏比较严重的单位，好干部得不到提拔重用，而那些投机钻营、吹吹拍拍的人却平步青云。
因此，干部大权，一定要掌握在党委手里。
干部部的同志深有感受地说：党管干部好得很，“帮”管干部一团糟。
我们一定要肃清“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流毒和影响，当好党委的参谋，严格遵守党管干部的原则。
（雷益寿、张黎、郑明、张启方）
李先念副主席出席闭幕式并作重要指示，谷牧副总理作重要讲话
铁道部授予“毛泽东号”、“周恩来号”、“朱德号”机车组等一百一十二个先进单位、先进集体为学大庆红旗
新华社四月二十四日讯 全国铁路学大庆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胜利闭幕。
闭幕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陈锡联、耿飚、方毅、王震、谷牧、康世恩出席了闭幕式。
闭幕式由铁道部部长段君毅主持。
闭幕式上，李先念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重要指示。
他说，粉碎“四人帮”以来，广大铁路职工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在发展铁路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对此，我表示衷心祝贺。
李副主席指示广大铁路职工要进一步开展学大庆运动，整顿好铁路的各级领导班子，改进装备，加强严格的纪律教育，为我国铁路事业早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出更大的努力。
李副主席号召广大铁路职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我们的铁路，为高速度发展我们的国民经济服务。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闭幕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他说，英明领袖华主席对这次会议十分关怀，为这次大会亲笔题词，号召全国铁路职工：“努力办好人民铁路，为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当好先行。”
华主席的题词，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全国铁路职工的殷切希望，这也是全国人民的殷切希望。
会上，同志们认真学习了华主席的题词，总结交流了学大庆的经验，表彰了百面红旗，讨论了加快铁路现代化的目标，明确了今后的任务，决心以实际行动落实华主席的指示，努力办好人民铁路，把先行官的重任担当起来，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在新的长征中做出新的贡献。
谷牧副总理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国铁路战线贯彻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广泛深入开展了工业学大庆运动，经过二百多万铁路职工的团结战斗，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铁路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形势越来越好。
铁路被“四人帮”破坏的混乱局面，已经结束了。
广大职工精神振奋，心情舒畅，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空前高涨，到处是大干快上的新气象。
他说，华主席、党中央对铁路战线取得的成绩，对广大铁路职工的辛勤劳动，多次给予表扬和鼓励。
一年多来，国民经济好转，铁路是带了头立了功的。
谷牧副总理希望广大铁路职工在大好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不能自满，要看到差距，采取措施消除差距。
他说，第一、国民经济的大好形势，要求铁路必须上得更快，当好先行。
当前，工业生产在大幅度增长，石油继续保持高产稳产，煤炭超额完成了计划，冶金工业也迈开了大步。
铁路要上得更快，才能为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开路。
第二、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当队，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正在深入，这是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全胜的关键，这一仗一定要打好。
“四人帮”对铁路的破坏很严重，危害很深，流毒很广。
铁路上有许多好的传统，好的作风，好的制度，都被他们搞乱了，搞丢了。
铁路的基础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
因此，要下很大的功夫，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把我们人民铁路的好传统、好作风、好制度恢复起来。
第三、要大搞挖潜革新，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更好地完成当前繁重的运输生产任务。
要加强铁路的科学研究工作，采用新技术，建设新线，改造旧线，制造新型机车、车辆，使铁路的技术装备尽快有一个较大的改观。
不这样，铁路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幅度提高运输能力的问题，就当不好先行官。
要完成当前繁重的运输任务，主要靠立足于挖潜、革新、改造，来提高运输能力，提高工作效率。
第四、要加强学习，改进作风。
我们的许多同志虽然在铁路上工作多年，但是技术业务还很不熟悉，长期处在外行状态。
这种状况不迅速改变怎么搞现代化？
大家要努力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技术，特别是领导干部，要钻进去，成为自己所负责部门业务上的内行。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作风上有个大的改进。
第五、要依靠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把铁路的事情办好。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今后还要这样做，而且要做得更好。
谷牧副总理的讲话受到全场热烈鼓掌欢迎。
在闭幕式上，铁道部副部长郭维城宣读了铁道部关于授予“毛泽东号”机车组、“周恩来号”机车组、“朱德号”机车组、北京铁路局古冶机务段、锦州铁路局新民车站、济南铁路局大协车站、锦州铁路局彰武工务段孙家养路工区、齐齐哈尔车辆工厂孙恒玉小组、广州铁路局广州客运段广深二组等一百一十二个先进单位、先进集体为学大庆红旗的决定。
铁道部领导同志向这些单位的代表授了锦旗，少先队员献了红领巾；
同时向出席大会的铁道部所属局、院、厂、校的大庆式企业、学大庆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颁发了奖状和《光荣册》，还向山东省邹县路社联防、陕西省铁道小卫士队赠送了锦旗。
这时，乐队奏起欢快的乐曲，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敬意。
出席闭幕式的，还有国务院有关部委以及铁道兵部队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
栏目：要闻简报
李先念副总理同阿里·纳赛尔总理举行会谈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理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举行了会谈。
陈慕华副总理率政府代表团回到北京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经部长陈慕华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访问了罗马尼亚以后，四月二十五日晚上乘专机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耿飚，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郑拓彬，外经部副部长石林，五机部副部长王川，国家物资局负责人余啸谷，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王伏林等，到机场欢迎。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陈锡联副总理会见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奇
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见西班牙体育界友好人士、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奇和夫人一行，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王震副总理会见西班牙官方贸易代表团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见以西班牙商业旅游部副大臣卡洛斯·布斯特洛为团长的西班牙官方贸易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见了以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宫川寅雄为团长，常任理事、戏剧评论家户板康二为副团长，常任理事兼事务局长白土吾夫为秘书长的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同日本朋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据新华社）
新华社平壤四月二十五日电 据朝鲜《劳动新闻》报道，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四月二十四日视察了朝鲜人民军李弈文同志所属部队，向部队官兵热烈祝贺朝鲜人民军建军四十六周年。
当金日成主席到达现场时，受到崔贤、吴振宇、徐哲、全文燮、吴白龙同志和朝鲜人民军军官、部队指挥员的迎接。
金日成主席检阅了朝鲜人民军陆海空军仪仗队，观看了部队的战斗训练。
金日成主席就加强部队的战斗力量、使朝鲜人民军发展壮大成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作了重要指示。
新华社平壤四月二十五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四月二十四日举行酒会，庆祝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军四十六周年。
各国驻朝使馆的武官等应邀出席。
朴重国、黄铁山以及其他朝鲜人民军将领和官员出席了酒会。
酒会上，放映了电影。
四月二十五日，朝鲜《劳动新闻》发表了题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建和领导的朝鲜人民军战无不胜》的社论，庆祝朝鲜人民军建军四十六周年。
朝鲜人民军空军飞行员在保卫祖国领空的飞行中屡建战功。
朝鲜中央通讯社稿（新华社发）（照片）
新华社四月二十五日讯 为适应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自五月一日起，北京电视台将改名为中央电视台。
英明领袖华主席已为中央电视台书写了台名。
自同日起，我对国外广播的北京电台将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对外广播节目中仍用“北京电台”作呼号）。
新华社四月二十五日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金甫润大校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电影招待会，庆祝朝鲜人民军建军四十六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央军委负责人、国防部副部长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后勤部政委王平，中联部副部长张致祥，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外经部副部长李克，外贸部部长助理杜毓潭，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对外友协等方面的负责人卢仁灿、吴富善、谢良、贺晋年、武宏、兰庭辉、傅崇碧、陈杰、柴成文、李伟、林林、石煌等。
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出席了招待会。
招待会上放映了朝鲜故事影片《第一步》。
据新华社四月二十五日讯 国务院最近批准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增设一批普通高等学校的报告，决定在全国恢复和增设五十五所普通高等学校。
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四百三十四所。
一九七一年前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全盘否定十七年教育事业的成绩，同时撤销、裁并了一大批普通高等学校，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近几年来，经国务院批准，已经恢复、增设了一批普通高等学校。
教育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恢复和增设这一批普通高等学校，是本着加强薄弱地区和行业，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进一步改善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布局的原则确定的。
同时，注意了各省、市、自治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平衡以及是否具有一定的办学条件。
在这五十五所院校中，包括恢复一九七一年前后被撤销、裁并的院校十三所，新增设的院校四十二所。
恢复和增设普通高等学校，扩大培养能力，是使高等教育逐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需要的一个有力措施，也是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行，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的一个实际步骤。
目前，各有关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正抓紧恢复、设立这些学校的筹备工作。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四月二十四日电 新疆人民出版社最近几年出版了一百多种少数民族文版科技图书，深受少数民族读者的欢迎。
这批图书包括农业、农机、水利、草原、畜牧、森林和科研等方面，其中有用维吾尔文出版的《新疆农业技术手册》、《农机手册》、《拖拉机驾驶员读本》、《水中倒土筑坝》；
为哈萨克和蒙古族牧民出版的《草原的培育和利用》、《兽医处方手册》、《家畜布氏杆菌病诊断手册》、《新疆畜牧兽医技术手册》；
为在少数民族中普及医疗卫生知识出版的《农村医疗手册》、《农村妇女卫生常识问答》、《农村儿童卫生常识》、《培训接生员课本》；
为普及科学常识出版的《天体、地球、生命和人类的起源》、《十万个为什么？
》、《地震问答》、《塑料》、《半导体收音机》、《飞机为什么会飞》；
还有一些供少数民族科研人员学习研究的书籍。
新华社四月二十五日讯 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穆罕默德·谢里夫上将和夫人今晚举行宴会。
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海军副司令员王万林，海军参谋长杨国宇，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有关方面负责人沈少星、刘君培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谢里夫上将和肖劲光司令员先后在宴会上祝酒。
谢里夫上将说，我们在你们这个伟大国家逗留期间，同中国朋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了坦率的交谈。
这种朋友间相互信任的做法是值得赞赏的。
他说，巴基斯坦不对任何人怀恶意，我们决心保卫我们的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独立。
肖劲光司令员说，我国人民和军队十分重视我们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传统友谊。
我们相信，谢里夫上将和夫人这次对我国的访问，必将为巩固和发展中巴友谊作出积极的贡献。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尔维和夫人，大使馆海军、空军武官和其他外交官员，出席宴会作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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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民革命军是朝鲜人民军的前身。
一九三○年夏天，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组织了准备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朝鲜革命军。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在经过了充分准备后，金日成同志以十八名优秀青年为核心，吸收先进的工人、农民参加，组成了朝鲜人民第一支武装力量抗日游击队，后称朝鲜人民革命军。
朝鲜人民革命军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抗日武装斗争。
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金日成同志以几千名参加过抗日武装斗争和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干部、战士为骨干，组成了朝鲜人民军。
朝鲜人民军是继承了朝鲜抗日武装斗争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的正规人民武装力量，它是朝鲜人民革命军的直接继承者。
为了永远纪念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建立和把它的光荣传统更加发扬光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成立日四月二十五日为朝鲜人民军的建军节。
在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朝鲜人民军经过祖国解放战争和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已经发展壮大成为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强大军队。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