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迎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上海完成一批重点科研项目
新华社上海03月17日电
为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胜利召开，上海市科技战线已经完成一百二十多项重点的科研项目。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发出以后，上海市各科研单位、生产部门和高等院校立即掀起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群众性热潮。
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奋发努力，勇挑重担，协同作战，加快了科研工作的步伐，提前完成了许多向全国科学大会献礼的研究任务。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有机化学、实验生物三个研究所，以及上海试剂二厂和北京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北京大学生物系、首都啤酒厂等单位共同协作，于1976年合成了核糖十二核苷酸。
去年下半年又合成了核糖十六核苷酸片段，为人工合成核酸打下一定基础。
用于激光通讯的石英光导纤维，也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制成功。
最近，在上海、桂林、北京等地用这种材料进行激光传送电话、电视的试验，图像清晰，传音清楚。
上海市内电话“114”查号台过去用人工查号，话务员很忙累，效率又低，现在试用了上海市计算技术研究所和上海市市内电话局共同研制出的半自动查询电话号码计算机，话务员只要根据查询者的要求，按一下电键，一、二秒钟内，计算机就将查到的电话号码直接报出来。
一种静电纺纱技术也在上海第9棉纺织厂的二百锭纺机上试验成功。
这种技术，可使棉纱单产增长百分之六十三。
（附图片）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研制成一种激光通讯用的光导纤维。
最近，在上海、桂林、北京等地用于激光传送电话、电视，音、像都清晰。
　新华社记者摄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
在全国科学大会即将召开的大好形势鼓舞下
我国一次新的核试验成功
新华社北京03月17日电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在五届人大、五届政协胜利闭幕，全国科学大会即将召开的大好形势鼓舞下，1978年03月15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参加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全体人员表示，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遵循党的十一大路线，奋发图强，团结战斗，为加速我国国防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攀高峰争朝夕华阳出谷天下明，阴霾一扫九洲通。
昂首赶超新距差，顿足狠批四帮凶。
廿余沧桑足堪训，奋起攻关新长征。
且喜《沁园春》意好，今朝更待《满江红》。
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寄予数语以资祝贺
聂荣致
1978年03月十六

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热烈祝贺全国科学大会开幕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提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今天在北京隆重开幕。
这是五届人大确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以后，我国人民在新的长征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这次大会将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制订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表彰先进人物，奖励优秀成果，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这个空前的科学盛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定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十分关心，寄予很大的希望。
我们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华主席专门为全国科学大会作了题词，号召我们：
“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这个气魄宏伟的号令，集中表达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给予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巨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激励我们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断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
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二十世纪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光荣的历史使命。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什么是现代化的农业、工业和国防，说到底，就是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国民经济和国防的各个部门。
华主席指出：
“现代科学技术，以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空间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主要标志，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引起一系列新兴工业的诞生，广泛推动生产技术的飞跃发展。
尽快赶上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步伐，迅速改变我国科技事业的落后面貌，是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国防力量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必须引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如果我们不打破常规，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广泛采用新技术，不大力发展包括原子能、多种应用卫星、激光、遗传工程，特别是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等新兴科学技术，不认真加强现代数学、高能物理、分子生物学等等基础理论的研究，那么，农业、工业和国防的现代化就不可避免地要落空。
要使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状态，消除在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面前被动挨打的危险，充分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必须突破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一关，使科学研究走在经济建设的前面。
能不能尽快地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一向把科学看成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
科学上的每一项重大发现，技术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伟大革命导师们都密切关注，积极支持。
我们党历来重视科学技术。
还在革命战争的艰苦条件下，我们就在延安创办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这个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了“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的著名论断。
全国解放后，党中央立即着手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后来又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
1956年和1962年，敬爱的周总理两次亲自主持制订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
1963年，毛主席进一步把科学实验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之一，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
进行一场伟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内容。
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又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科学技术革命更是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
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要不要搞科学技术革命，要不要搞现代化，我们党同
“四人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四人帮”肆意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疯狂反对科学技术革命，反对四个现代化，胡说什么“卫星上天”就要“红旗落地”，胡说“实现四个现代化之日，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之时”。
他们咒骂科学，诋毁知识，迫害科技人员，摧残科技队伍，拆散科研机构，毁坏实验设备。
他们是科学的大敌，人民的大敌。
列宁有句名言：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不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怎么能够战胜资本主义？
不搞技术革命，不搞四个现代化，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都发生问题，又如何高举“红旗”？
“四人帮”的全部活动就是要把历史拉向倒退，使人民永远愚昧无知，使国家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
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全党扫除了这一伙害人虫，揭穿了他们假左真右的面目，批判了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发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齐抓的号召，我们可以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了，可以理直气壮地大搞科学技术工作了。
我们高兴地看到，自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以来，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全党动员，全国动员，大办科学的新形势已经到来。
许多地区、许多部门党委书记亲自动手，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不少科研机构得到充实和加强。
科研人员扬眉吐气，争挑重担。
学术交流逐步开展。
新的科研项目陆续上马。
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学生和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情大为高涨。
我们可以预料，科学技术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的崭新局面必将到来。
这次大会是科技战线的群英会。
来自各条战线的近六千名代表，济济一堂，揭批“四人帮”，交流经验，检阅成绩，讨论规划，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第1次。
二十八年来，尽管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科技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科技队伍有了很大进步。
这支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解放后培养的和从旧社会过来的，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愿意并且能够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即使在“四害”猖獗，帽子乱扣，棍子横飞时，他们当中不少人，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也没有放松自己的努力。
他们决不肯交白卷，而是向党向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的优秀答卷。
出席这次大会的，就有许多这样的同志。
他们是我国科技队伍的出色代表。
事实证明，我们的科技队伍是一支好的队伍，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力量。
我们要不断发展壮大并且提高这支队伍，更快地把科学技术搞上去。
凡是对人民的事业作出贡献的，都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敬，应当表扬，应当奖励。
这次大会就是要表扬那些作出重要贡献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鼓励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树雄心，立壮志，不怕鬼，不信邪，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攻克科学城堡，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华主席一再号召，要极大地提高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这是一个极有远见、极为重要的战略思想。
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曾经指出：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现在我们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还要打另外一种战争，就是向经济和技术落后这个敌人作战。
进行这样一场对我国整个物质生产领域实行全面的根本性的技术改造的战争，比我们过去用小米加步枪进行战争的年代要掌握多得多的科学技术知识。
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人员担负着极艰巨、极光荣的任务，全国人民都担负着极艰巨、极光荣的任务。
四个现代化，人人有关，人人有责。
我们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又要开展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科学实验活动、遍及城乡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我们的工人、农民、战士、干部、知识分子如果不懂得科学技术知识，就很难掌握现代化的生产技能，使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管理现代化的经济。
十分明显，不大大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四个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为了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每一个人都要在努力学习政治的同时，努力学习科学、技术。
要从青少年起，在全国人民中造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气氛。
这次大会，就是响应华主席号召，动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科学用科学的大会，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誓师大会。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曾经说过：
“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毛主席的这个预见，必将通过我们富有智慧的全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化为光辉灿烂的现实。

武汉去年科技成果多
据新华社武汉03月17日电
打倒了“四人帮”，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扫除了障碍。
去年武汉市取得的科技成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
四百八十九项具有一定水平和价值的研究成果，在武汉市科学大会上被列上“光荣册”。
这些成果中有，武昌电厂利用旋风炉附烧钙镁磷肥，发电不减负荷，烧肥的煤耗与高炉法相比，下降百分之八十七，成本降低一半，实现了一厂变两厂。
此外，还有武汉水泵厂和汽轮发电机厂研制成功的立式高扬程四米轴流泵，武汉冷冻机厂研制成功的十五吨蒸喷式制冷机，武汉衡器厂、湖北化工设计院协作研制成功的一百吨动态计量电子轨道衡，武汉锅炉厂研制成功的一氧化碳锅炉和武汉化工原料厂、武汉大学协作研究出的工程塑料聚苯砜醚。
武汉市第1医院针灸科研制成功一种针灸毫针自动进针器。

首都人民喜迎全国科学大会
广大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满腔热情做好代表接待工作
代表们决心不负人民重托，用旺盛革命精神开好大会
新华社北京03月17日电
近几天来，首都的火车站和飞机场上，红旗招展，喜气洋洋。
首都人民刚刚送走了全国各地的五届人大代表和五届政协委员，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迎来了各地前来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
当代表们乘坐的一列列火车到达车站、一架架飞机在机场降落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象迎接亲人一样，笑容满面地把代表们接到住地。
商业、服务业和交通、卫生部门的广大职工，为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首都汽车公司、人民汽车公司、北京市第2汽车公司抽调了五百多名司机和五百多辆大小轿车为大会服务，司机们把车辆擦了一遍又一遍。
从卫生部、北京市和人民解放军一些医院抽调的一百二十多名医务人员，负责代表们的医疗保健工作。
京西宾馆、友谊宾馆、西苑旅社、前门饭店等旅馆和一些大招待所，门前高悬着“热烈欢迎全国科学大会代表”的巨幅横标。
代表们的住所窗明几净，地亮铺洁。
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们说，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是党中央、华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一定要尽力做好接待工作，保证他们开好这次大会。
为了迎接我国科技战线的这次空前盛会，首都的文艺战士和青少年满怀革命激情，创作和排练了文艺节目。
北京话剧团正在赶排五幕话剧《丹心谱》，中国话剧团正在排练三幕话剧《山泉》，中国歌舞团民乐队正在准备为大会举行一次改革乐器民族音乐会，队员们高兴地说：
我们要用民族乐器改革的新成果向大会献礼，用改革的乐器演奏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代新声。
北京市少年宫的男女儿童，赶排了向大会的献词，他们高声朗诵道：
“科技战线的英雄们，请接受我们首都青少年的崇高的敬礼，美好的祝愿！”
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们来到北京后，心情格外兴奋。
他们说，五届人大吹响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继续长征的重大部署；
全国科学大会是全国各族人民十分关心的一件大事，我们肩负着人民的重托，一定要用旺盛的革命精神，开好这次大会。
大庆的二十名代表到京后，激动得一夜没有睡好觉。
他们表示，要继续发扬大庆创业的革命精神，向科学技术高峰登攀。
来自大寨、昔阳的代表一到住地，就和其他代表一起交流经验。
他们说，大寨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干社会主义大农业，必须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向科学要粮，向农业的现代化进军。
满头银发的女代表、广东化工研究所副主任酆云鹤，刚参加了五届政协会议，又赶来参加全国科学大会。
她说：
一个国民经济大跃进的新形势出现了。
在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充满了信心。
现在，人人都在加倍努力，我这个七十九岁的老人更是怀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心情，要为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
湖南韶山灌区的代表来到华主席身边，兴奋地想起当年华主席亲自担任总指挥，率领十万民工修建韶山灌区的战斗情景。
他说，当年修建韶山灌区时，华主席是我们的总指挥，仅用十个月，就多快好省地建成了一个速度快、质量好、标准高、效益大的灌区；
今天，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进行新的长征，我们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为庆祝全国科学大会的胜利召开，邮电部决定于03月18日发行《全国科学大会》纪念邮票一套，共三枚。
图中自左至右为：
第1枚，科学的春天；
第2枚，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第3枚，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新华社发

登上气象科学高峰
——记我国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
本报记者　白夜　柏生
在我们面前摆着竺可桢的四十多本日记。
翻开日记来看，每天的正文前面都记载着天气阴晴、风力级别、气温高低，以及相应的物候。
竺可桢有个习惯，每天六时起床，把那支用了几十年的钢笔式的带有白铜套子的温度表拿到院子里，然后做早操。
做完了早操以后，再把温度表拿到屋里去，把当时量得的气温记在日记本上。
如果时间充裕，他中午也把温度表拿到院子里去，测量室外温度，然后记下来。
长时间的锻炼，使他成了对气候最敏感的人。
（一）
1942年01月16日，星期五，天气，阴，温度，晨3℃。
竺可桢的日记上是这样写的。
这一天，在阴云弥漫的山城遵义何家巷，身材不高，面庞清瘦，身穿棉袍，年已五十二岁的竺可桢，接过学生递过来的一面小小的三角纸旗，上面写着“打倒孔祥熙”几个字，走在学生游行队伍的前面。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烽火高燃的年代。
这时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
由于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蒋介石节节败退，浙江大学几经周折，转移到贵州遵义这座历史名城。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
国民党政府派去香港的专机，置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于不顾，仅仅接回了孔祥熙的老婆宋蔼龄和孔二小姐，还有大小洋狗各二只，以及孔家的大批行李财物。
消息传出，各地人民憎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情绪，沸腾到了顶点，四处游行示威。
浙江大学的学生群情激昂，也要冲上大街游行。
竺可桢考虑到国民党反动军警可能进行镇压，造成流血事件，就进行劝阻。
学生恳切陈词，他深受感动，就接过学生手中的纸旗，同学生一起上街游行。
在这偏僻的山城，竺可桢经常观察天上的风云变幻，观察二十八宿的星座。
每当他联想到飞机载了四条洋狗在天空航行的情景，觉得大气都受到了污染，对四大家族产生了异常的厌恶和憎恨。
就是这帮败类，使中华民族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之下。
多少年来，他要发展科学，建设祖国的梦想，也逐步幻成彩色的碎片了。
苦闷象自己的影子一样伴随着他。
01月16日，一一六，他不禁联想到自己用过的代号一二七。
他在十六岁的时候，在唐山路矿学堂念书。
那时教数、理、化和土木工程的教员全是英国人。
他们不认识中国字，连学生的英文名字也懒得记，把每一个学生编上号。
他的号数是一二七。
洋人喊声“Number　one　two　seven”，那就是他了。
竺可桢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
他后来描写那时的心情说：
“就象监狱里的囚犯一样。”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阴影笼罩了竺可桢的心灵。
他奋发努力，刻苦攻读。
中学里一年半中五次考试，他统统是第1名。
他产生了科学救国的思想。
1910年，他考取了去美国的公费生，先是学农，到过美国乡村农家做过两个月的帮工。
后来他感到农业与气象有密切关系，就到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学习气象。
在学校中，竺可桢别张一军，发表了关于中国雨量研究的科学论文，指出季风的强弱，地形的高低和风暴途径，特别是中国风暴与太平洋台风对中国雨量的重大影响。
竺可桢在《台风中心的若干新事实》的论文中，指出台风眼中的温度的剧烈升高现象，是由于风眼中有下沉气流所致。
这种观点到现在还是正确的。
竺可桢想起了上海徐家汇气象台，心头又浮上一层暗云。
那时，中国沿海和长江两岸，有几个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设立的气象站。
它们的任务是为帝国主义在华水运业服务的。
法国神父控制的徐家汇气象台，垄断了一切气象资料分析和台风警报工作。
帝国主义分子歧视中国气象工作者竟然达到如此程度，在一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只允许中国代表列席，而不许发表论文。
竺可桢再也忍不住了，决心扭转这种仰人鼻息的局面，深入进行台风的研究。
1924年，他发表了《远东台风的新分类》；
1925年，又发表了《台风的源地与转向》等论文，对一九○四——1915年的二百四十七个台风的季节分配、源地、移动路径及其转向地点，进行具体分析，评论了当时外国人控制的徐家汇台、香港台、菲律宾马尼拉台所作台风分类，提出了新的分类法。
这些论文奠定了竺可桢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台风研究中的权威性，闻名于远东气象界。
1933年，竺可桢参加了第5届太平洋学术会议。
在那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他登上甲板，昂然迎风，思绪万千，不能自禁。
来到会场，他走上众人瞩目的讲台，以高亢的声调，宣读了自己的学术论文——《中国气候之运行》。
与会各国代表不得不承认竺可桢是中国对东亚大气环流研究的先驱。
1934年，竺可桢发表了经典性论文《东亚季风与中国雨量》，引证了我国古代海外贸易利用季风航行的记载，具体讨论了季风成因与我国雨量的关系，奠定了我国气象学、气候学以及长期天气预报的重要基石。
往事在竺可桢头脑中一幕一幕地展开。
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又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
在这阴霾笼罩的穹窿下，收集不到一线光明，是多么令人窒息啊！
（二）
几年之后，民族解放战争胜利了，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了。
两个阶级的大搏斗，激烈地震撼了这位科学家的心灵。
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败局已定。
被国民党称为共产党之“租界”的浙江大学，学生们组织护校，迎接解放。
学校四周墙壁写上了“严惩战犯”、“打倒蒋、宋、孔、陈”等大字标语。
竺可桢也积极投入护校运动。
1949年04月30日，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接连发来急电，催竺可桢离开杭州去台湾。
走到了历史十字路口的竺可桢，必须很快作出抉择。
竺可桢看得清楚，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些什么人。
血的事件教育了他。
那是1947年，正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浙江大学学生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10月29日，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悍然杀害了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
当时国民党在报上造谣说，于子三“畏罪自杀”，并实行邮电封锁和新闻封锁。
竺可桢冲破了这些封锁，到南京向《申报》、《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于子三是好学生”，于之死是“千古奇冤”。
谈话见报后，蒋介石立即压迫竺可桢更正。
竺可桢斩钉截铁地回答：
“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怎能有科学可言？
希望——失望——绝望，就是竺可桢这段历史时期中的生命三部曲。
如今，第三乐章已接近尾声了。
他在追求新的希望。
历史是严肃的教科书，时间是公正的裁判员。
中国共产党的火炬，在他心头燃起新的希望。
这天晚上，竺可桢反复考虑，绝不能去台湾。
可是，留居在杭州，他有可能遭特务的毒手。
他和爱人陈汲商量，决定离开杭州，到上海岳阳路一个住处隐居下来。
竺可桢离开杭州的消息传出去了。
于是，电台广播了，“竺可桢飞台湾”。
一些朋友来探望陈汲，劝她也离开杭州，并给她提供种种方便。
陈汲说：
“我不相信，要看到他亲笔信我才走。”
就在这个时候，竺可桢在上海，看到了报纸上的“竺可桢飞台湾”的消息，不禁投过鄙夷的一笑。
然而，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天，竺可桢到街头散步，迎面开来一辆小汽车，汽车里出来一个人，是蒋经国。
他问道：
“竺校长，你怎么还没有走呀？”
竺可桢急中生智，连忙敷衍道：
“我正在买些东西。”
这一幕结束了。
竺可桢回到了住处。
为了避免再被人发现，就再也不到街头去散步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海解放。
1949年05月23日早晨，竺可桢走上了街头，他看到穿着黄色军装的解放军整齐地坐在地上，不禁由衷地钦佩，心头涌起真正解放之感，仿佛从冰雪的严冬踏进了温暖的春天。
不久，他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
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从科学与政治，谈到理论与实践。
内容丰富，论述精辟。
如何发展科学？
这个多年来摆在竺可桢心头的疑问，在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中找到了答案。
07月19日晚上，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春藕斋邀请竺可桢和几位科学家晚餐，亲切地征询他们的意见，给他们描画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远景。
竺可桢在自己的心头，编织着发展科学的图案。
（三）
在北海公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位老人，早晨从北门进，由南门出；
晚上从南门进，由北门出。
从建国以来，走了十几个年头，这位老人就是竺可桢。
那时，他住在北海东北角的地安门东皇城根，要到北海西南角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去办公。
他常常不坐车，而是步行。
北海正是必经之地。
竺可桢到公园去，常常不是抱着游人的心情来观赏景物，而是以一个物候学家的身份来观察物候。
冰融花开，絮飞燕到，在他看来，都是物候学的信号。
物候学和气象学可以说是姐妹学科。
所不同的，气象学是观测和记录一个地方的冷暖晴雨，风云变幻，而求其原因和趋向；
物候学则是记录一年中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来往生育，了解气候变化和它对动植物的影响。
物候学研究的目的是认识自然季节现象变化的规律，以服务于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
竺可桢是研究我国物候学的倡导者。
竺可桢在北海岸边，细心观察，哪天北海的冰融了，哪天桃树开花了，哪天紫丁香开花了，哪天柳絮飞了，哪天布谷鸟初鸣了……。
有时候，因为事情耽误，观察忙不过来，他就请爱人陈汲帮他留心听什么时候燕子叫了，也曾要女儿竺松为他留心观察北海的冰什么时候初融，也曾让邻居家的孩子向他报告哪天杏花开了第一朵……。
在观察眼前景物变化的时候，竺可桢的心中不断涌起《诗经》和我国古代诗人的一些关于叙述物候的名句：
“04月秀葽，05月鸣蜩。”
（《诗经》）
“南京犀浦道，04月黄梅熟。”
（杜甫）
“三时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棹舶风。”
（苏轼）
这些名句，在竺可桢的心目中，已经不是可供欣赏的诗情，而是进行物候研究的难得的资料。
他从这些诗句中，推测古代的气候，同现在作比较，得知气候变化的情况。
这些诗句，在他关于物候学的著作中，俯拾皆是。
经常注意观察物候，竺可桢从很早就开始了。
1924年到1929年间，竺可桢在南京，就注意观察布谷鸟始鸣的日期和燕子始见的日期。
他把在北京观察到的物候同南京的物候相比较，发现南京的燕子始见日期为04月03日，过三十二天布谷鸟始鸣，北京的燕子始见日期为04月20日，过三十三天布谷鸟始鸣。
燕子和布谷鸟到北京比到南京分别迟十七天到十八天。
由此可知，这两种候鸟，到南京和到北京是有一定规律的。
根据二十二年的观察，竺可桢绘了一幅北京春季物候现象变化（一九五○——一九七二）曲线图。
从这幅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年间，北海冰融，山桃始花，紫丁香始花，柳絮纷飞，洋槐盛开，布谷鸟初鸣的物候变化迟早顺序。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农业为基础。
要大力发展农业，提高作物产量，必须摸清各种作物的生长发育关键时期对自然条件的要求。
没有物候观测记录，就没有依据。
竺可桢在对浩如烟海的古籍研究中，发现我国二十四节以及一些古代的物候记录，基本上是黄河流域中部的情况，要用来概括广大的黄河流域，已嫌挂一漏万，施用于全国就更不合适。
我国古代已利用物候现象为掌握农时的对照指标，但是观测失之粗放，所定出的农作日期，未必全适用于生产。
所以，必须开展全国各地的物候观测，积累自然界的物候记录，编制各地的自然历，根据自然历作出各种农时的物候预报。
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竺可桢写下了一部题材新颖、内容丰富的心爱的绿色教科书——《物候学》。
（四）
1962年06月04日，竺可桢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党的阳光给了他以新的热和力。
七十二岁的竺可桢，换上耐磨的网球鞋，又到野外工作去了。
他凡是到野外去，总带有随身四宝，即照相机、罗盘、气温表和高度表。
他每到一个地方，要观察自然景象，先拿出罗盘，定了方向；
又用高度表测量海拔高度；
再用照相机把一些景观照下来，以便当作科学研究的资料。
1962年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
“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
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
竺可桢认真思索了这个问题，怎样用自己的专业来支援农业呢？
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
他翻开过去积累的大量资料，想从中理出一个头绪来。
可是，他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去调查研究。
他是一个深入实际的科学家，做过许多科学实地考察。
就在两年前，他还到过四川雅砻江谷地考察，一天内攀登相对高五百米的山岭，再下降到一千米深的峡谷。
他觉得自己处在进入新战斗的动员状态中，必须走出门去。
1963年秋，竺可桢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实践以后，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年会上，提出了《关于我国气候若干特点与粮食作物生产关系》的论文。
论文综合地分析了光、温度和降水对作物生长的影响，指出了我国农业生产还有很大潜力以及为发挥这些潜力应采取的若干途径，给气候工作和农业工作开辟了崭新的思路。
1964年02月06日，温度1℃——4．4℃，气压七六四毫米，地上积雪半寸。
竺可桢用红笔写了一段日记。
这天下午一点半钟，他应邀来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
这时雪后初晴，琼枝玉树，掩映如画，正是立春第2天。
他走进了毛主席的卧室。
毛主席笑容满面，同他握手。
他在毛主席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正欲问好，毛主席先说话了。
毛主席告诉他，已经看到了他写的《关于我国气候若干特点与粮食作物生产关系》的论文，就想起了农业八字宪法管地不管天。
除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外，还可以加上光和气两个字，希望他以后多写这一类的著作。
毛主席饶有兴趣地谈起了太阳光如何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碳水化合物的问题。
毛主席说，光辛辛苦苦地工作，不利用它可惜。
竺可桢曾对光和粮食作物产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他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心得。
农业八字宪法虽不明白显示气候因素，但气候却贯穿着所有八个因素。
因为农业生产不但要因地制宜，而且还要因时制宜。
在自然界中植物的叶绿素，通过光合作用能吸收空中的二氧化碳，使之与从土壤中所吸收的水分化合，而成为有机质碳水化合物。
人类的粮食也大部分是碳水化合物。
叶绿素创造碳水化合物，必须经过太阳辐射能的光合作用，而太阳辐射能是因时因地而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植物叶绿素之所以能制造各种碳水化合物，其能源全靠日光辐射能，从一个地方年日光总辐射量，可以初步推算出每亩土地在假定理想状况下所能产生的农作物的产量。
但是，自然植被利用辐射能的光合作用的效率是不高的，一般只达千分之一至百分之一，估计平均为千分之五，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亦只能到百分之五。
我国太阳年总辐射量丰富。
在农业八字宪法相应地安排之下，提高辐射量的利用率，增加作物的复种次数，对提高我国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具有重要意义。
正在热烈的交谈中，李四光和钱学森也应邀前来。
屋里的气氛更加活跃了。
毛主席同这三位科学家广泛地谈起地球形成和生物进化问题，地质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气候变迁问题，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正电子与负电子的辩证法问题。
竺可桢用心聆听毛主席的亲切的话语，深深感到幸福，感到光荣。
第2天，竺可桢写了一封工整的致敬信，连同《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两本书送给毛主席。
（五）
竺可桢七十多岁开始写《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论文，1966年，以英文写成。
他带了这篇论文，参加了罗马尼亚科学院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会。
七年以后，竺可桢八十三岁，最后一次修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他从我国大量的史书、方志、诗词，以及古人的日记、游记中寻觅古代气候的线索。
他在《春秋》中看到鲁桓公十四年（公元前六九八年）有冬天无冰的记载，知道那时山东是比较暖的。
而二千多年后的《老残游记》中的黄河结冰的场面，又同时浮现在他眼前。
他在《诗经》的《秦风》中看到“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句子，想起了现在的终南山，只有条而没有梅了。
这些生动的事例，给这篇著作增添了典雅的文采。
各个历史时期的世界气候是有变迁的。
浩瀚的中国历史文献为研究我国古代气候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竺可桢沙里淘金，运用详实的材料证明我国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
在这以后，年平均温度有2℃到3℃的摆动，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年（殷末周初）、公元四百年（六朝）、公元一千二百年（南宋）和公元一千七百年（明末清初）时代。
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
这种气候变迁是全世界性的。
气候变冷时先从太平洋西岸开始，由日本、中国东部逐渐向西移到西欧。
温度回升则自西向东行。
充分认识历史上气候变迁情况并掌握其规律，古为今用，对气候的长期预报是很有益的。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立论严谨，体大思精，出版以来，深受国内外学术界推崇。
在如此长时期、大范围内，依据非常复杂的历史文字资料，作出气候变化的定量分析成果，在国际上没有先例。
日本气象学家评论道：
“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竺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英国《自然》周刊说：
“竺的这个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论点，着重说明了解气候变迁的途径。
西方气象学家无疑将为能获得这篇综合性研究文章感到很高兴。”
竺可桢以八十三岁的高龄，攀登上新的科学高峰，为祖国博得了新的荣誉。
1973年05月27日，燕子来时，布谷鸟也跟着报到了。
这天最高气温已达二十七度。
下午五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会见美国科学家代表团时，八十三岁的竺可桢出席作陪。
在美国客人来到之前，周总理亲切地告诉他：
“你写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我看到了。”
周总理建议他对世界气候变迁作些通俗的解释。
临别时，周总理对竺可桢说：
“现在到二十一世纪还有四分之一时间，郭老还有十九年才一百岁，你有十七年才一百岁。
章士钊写书写到九十二岁。
你还可以写出不少书来。”
竺可桢深受感动，向周总理含笑致意。
他想，我也写到九十二岁吧！
然而他的身体渐渐不好了，肺气肿使心肺逐渐衰竭。
但是，他仍然关心气候的变化。
他在这一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
“苏修气候界又在宣传地球变冷的消息，说列宁格勒近些年比1940年左右低摄氏一度。
我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早已指出，这类摄氏一度上下的变迁，过去五千年中极为普通，算不了以此为地球变冷的证据。”
他还用红笔在这一段前面写下了“杞人忧天”四个字作为标题。
这可以说是竺可桢的最后的著作。
（六）
1974年02月06日，竺可桢临终的前一天，他用颤动的手执笔，在病床上记录了这天的温度，气温最高零下1℃，最低零下7℃，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
这时他已经不能到室外亲自观测温度，而是依靠阅读气象局的报告。
所以他注上了“局报”两个字。
除此以外，什么纪事皆不能写了。
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拿起笔来记录了，这漫长的也是辉煌的一生即将结束了。
竺可桢最初投身于气象事业的旧中国，他一个人辛勤不断地在做气象记录。
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这广袤（mào贸）的国土上，千千万万个气象台、气象站、气象哨建立起来了。
在山区，在平原，在那蔚蓝色的天幕下，到处都有那测量温度的莹白色的美丽的百叶箱，记录气象的人是千千万万了！
科学研究的队伍也是千千万万了！
（附图片）
竺可桢同志在办公室。
（1963年摄）

为“嘉丰风格”恢复名誉
上棉三十三厂党委发动群众分清路线是非，坚持发扬优良传统
新华社编者按：
上海第33棉纺织厂为“嘉丰风格”恢复名誉的讨论，反映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
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多了，然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象无形的紧箍咒，还在束缚着某些同志的思想，使他们心有余悸。
这一情况说明，余毒不除，余悸难消。
只有彻底砸烂“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来一个思想大解放，才能正确地总结二十八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能理直气壮地恢复过去一切行之有效的好制度，发扬革命的好传统。
有的同志一听别人说他“走老路”，就胆战心惊。
其实，对老路也应当作阶级分析。
如果是革命的老路，难道不应该大走而特走吗？
上海第33棉纺织厂最近开展了一场轰动全厂的大讨论。
讨论的问题是：
要不要给“嘉丰风格”恢复名誉？
有人说：
“嘉丰风格”批了那么多年，现在要恢复，这不是走老路吗？
不会被人说是复辟、回潮吗？
一个厂党委委员建议，还是不要提“恢复”二字为好。
“嘉丰风格”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争论？
上棉三十三厂原名嘉丰纺织厂，由于产品质量高，1961年成为我国纺织系统第1个产品免检出口的工厂，于1966年春被评为大庆式先进企业。
这个厂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虚心好学，严细成风，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厂风，被人们誉为“嘉丰风格”，在我国纺织战线素负盛名。
敬爱的周总理是“嘉丰风格”的精心培育者。
1963年，周总理亲切接见嘉丰厂的领导干部，勉励他们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保持产品的高质量。
1965年，周总理又谆谆嘱咐这个厂的领导干部，要学习大庆经验，处处高标准，事事严要求。
1972年，周总理又表扬嘉丰工人严细成风，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周总理说：
“我派人在东南亚调查过，嘉丰的棉布质量很好。”
1974年，周总理已经重病缠身，还想到“嘉丰”，关切地询问这个厂的情况。
然而，“嘉丰风格”在“四害”横行时，却被当作“修正主义”的东西批判了近十年。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和亲信恶毒攻击“嘉丰风格”，散布了大量谬论，制造了许多混乱。
马天水诬蔑“嘉丰风格”是什么“修正主义老一套”，是“生产挂帅”。
“四人帮”在上海纺织系统的亲信给这个厂栽上了“靠规章制度压人”、“搞形式主义”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胡说什么“‘嘉丰风格’等于资产阶级老爷加管卡压的制度”。
三十三厂党委顶住“四人帮”的压力，坚持维护和发扬“嘉丰风格”，曾多次遭受打击，被扣上“右倾翻案”、“复辟倒退”等大帽子。
体现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的“嘉丰风格”，竟被“四人帮”污蔑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货。
许多老干部、老工人嘴上不敢讲，心里却不服，仍然偷偷坚持着“嘉丰风格”，在生产的关键环节上不放松，使上棉三十三厂继续保持了产品免检的荣誉。
“嘉丰风格”究竟是社会主义的香花，还是修正主义的毒草？
是无产阶级办企业的优良传统，还是“资产阶级老爷加管卡压”的产物？
围绕这个问题，广大干部、工人列举大量事例，痛斥“四人帮”及其余党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
他们一致指出：
马天水胡说“嘉丰风格”是“生产挂帅”，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其罪恶目的是妄想把嘉丰搞垮。
恰恰相反，“嘉丰风格”是政治统帅生产的产物。
纺织厂工序多、机台多，从棉花进厂到成品出厂要经过千百双手。
如果没有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千百人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怎么能严细成风，产品怎么能达到免检出口的标准？
嘉丰厂一直坚持把政治工作渗透到经济工作中去，要求做政治工作的干部熟悉生产，抓生产的干部会做政治思想工作。
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朵飞花、一滴油污、一只不合格的结头，都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内容。
因而，“质量第1”的观念才在职工心里扎了根，全厂涌现出一大批操作能手、质量标兵。
职工们愤怒地叱责说：
难道这样做是“生产挂帅”，讲空话，唱高调，产品质量一塌糊涂反倒是“政治挂帅”吗？！
工人们认为：
“嘉丰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凝聚着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心血和劳动。
“四人帮”的亲信把工程技术人员污蔑为搞管卡压的“资产阶级老爷”，完全是一派胡言。
他们举出大量事实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大家认为，恢复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职称，让他们有职有权，支持他们大胆搞好专业管理，这是保持和发扬“嘉丰风格”的重要条件。
这样做，绝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老爷又回来了，而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又回来了。
“嘉丰风格”是建立在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基础上的。
在讨论中，职工们提出，厂里的规章制度究竟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的结合？
大家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到了一致的看法：
这一整套规章制度，基本上符合生产发展规律。
布机车间原来不仅有防止出次布的制度，还有出次布后分清责任的制度，而前几年这些制度竟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管卡压的典型，遭到了反复批判。
“嘉丰风格”要求车间里做到“地下无筒管，车上无花衣，地面象桌面”，这是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条件，竟也被当作形式主义而批了好几年。
职工们一致认为，要恢复和发扬嘉丰的好厂风，就必须把所有行之有效的合理的规章制度统统恢复和健全起来。
正本清源。
过去受“四人帮”恶意宣传，对“嘉丰风格”有错误看法的同志澄清了路线是非，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大家认识到，“四人帮”的亲信攻击“嘉丰风格”，他们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周总理的。
那个建议不要提恢复“嘉丰风格”的党委委员也在全厂大讨论中受到教育，从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了。
他在全厂大会上说：
恢复和发扬“嘉丰风格”，就是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如果说这是“走老路”，这样的老路就是要走！
厂党委正式作出了关于恢复和发扬“嘉丰风格”的决议，在全厂开展“嘉丰风格”宣传周活动，举办展览会，召开各种会议，请老工人、老干部回忆“嘉丰风格”的形成过程，并向新工人介绍什么是“嘉丰风格”和如何发扬“嘉丰风格”。
目前，上棉三十三厂广大干部、群众正在理直气壮地谱写着“嘉丰风格”光辉的新篇章。
在春节前全市工业学大庆大评比中，三十三厂又获得上海市大庆式企业排头兵的荣誉。
（据新华社电）

科学院坚决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提拔一批有贡献的科技人员；
对遭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科学家赵九章、熊庆来等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长期没有工作的干部，走上了工作岗位
新华社北京03月17日电
中国科学院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近提拔了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并对横遭林彪、“四人帮”一伙摧残被迫致死的科学家，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这样做，大大调动了广大科研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的积极性。
这次被中国科学院在京部分研究所提升为研究员、副研究员、副总工程师的共有二百五十五人。
其中因科研成绩特别突出而被越级提升的有二十四人。
被提升的这批科学技术人员，都具有较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了本科研领域国内外发展的动向，在理论研究方面，在科学实验为国防、为国民经济建设方面，或在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能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何祚庥，基础理论好，知识面广，学术思想活跃，在复合粒子场论的研究方面有独到、创新之处，被越级提升为研究员。
被越级提升为副研究员的张弥曼，原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实习员。
她治学严谨，刻苦钻研，经过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从鱼化石角度对含油地层的沉积环境提出了新见解。
这次被提升为副研究员的植物研究所的王宗训，在旧社会读不起书，十一岁起当了采集标本工人。
四十多年来，他完全靠刻苦自学、边干边学，现已能阅读英、俄、日等国文字的专业文献，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学知识，组织编写了我国第1部新的植物学《中国经济植物志》。
他根据植物的分布规律提出了线索，使我国很快找到了一种能使石油增产的植物胶，为石油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次提升科技人员，实行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在党委领导下，发动群众讨论，经过了反复酝酿，工作做得严肃认真。
被提升的科技人员一般都进行了科学技术水平和成就的汇报。
中国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筹备小组和著名科学家周培源、严济慈、华罗庚、钱三强主持和参加了考核工作。
广大科技工作者对这次提升科技人员反应热烈。
他们高兴地说，这次提职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对科技事业的关怀。
这样做，活跃了学术气氛，进一步调动了科技人员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的积极性。
大家表示，一定要以极大的热情把科学事业搞上去，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一伙严重摧残科学事业，肆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中国科学院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
粉碎了“四人帮”后，中国科学院及其在京所属各基层单位党委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严肃认真地处理了过去审干中遗留的问题共一千七百多件，约占应复查和落实政策人数的百分之九十。
一些长期没有工作的干部，在落实政策后走上了工作岗位，开始发挥自己的专长，一些被迫害致死的科学家得到了平反、昭雪。
16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分别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一级研究员赵九章是三届人大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
他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重视科研工作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服务，是我国气象科学、地球物理科学和高空物理学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者，对我国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熊庆来是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
他专长函数理论，在函数值分布论的研究方面有卓越贡献，并最早在我国高等学校开创现代数学的研究，推动了我国数学学科的发展。
这两位科学家都十分重视为祖国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经他们发现、选拔的有些人才已成为中外知名的科学家。
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的日子里，赵九章横遭诬陷，被迫致死。
熊庆来身患重病仍惨遭折磨，不幸逝世。
他们去世后，由于“四人帮”及其党羽的干扰破坏，对他们一直未能作出正确评价，妥善处理他们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科学院正式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这次中国科学院为他们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时，郭沫若、方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许德珩、张劲夫、周培源、童第周、胡克实、彭友今、钱学森、严济慈、华罗庚、钱三强、贝时璋、张文裕等有关方面负责人、科学家和群众代表出席了仪式。
对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的我国著名冶金学家叶渚沛、昆虫学家刘崇乐、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真菌学家邓叔群等，中国科学院也将陆续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中山医学院党委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中山医学院党委紧密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中山医学院是原属国务院卫生部的重点院校，基础理论力量比较雄厚，教师、医生有一千余人。
在林彪、“四人帮”的疯狂干扰破坏下，许多知识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压抑。
粉碎“四人帮”后，学院党委认真地进行了调查研究，采取积极措施，一个人一个人地落实党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目前，已有一百六十四名知识分子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担任的职务，占原有一百八十七名的百分之八十七。
在一百五十名教授、讲师中，有六十二名安排了各种领导职务。
新提拔了七十名知识分子担任教研组（科）一级的领导。
发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全面观察一个人的历史功过，是中山医学院党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
他们在复查一些知识分子的处理结论时，发现有些纯属历史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前早有恰当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问题，但又重作结论，重新处理，有的甚至定为敌我矛盾。
在复查时，有的同志对这些案例不敢坚持原则，重新纠正过来，怕犯所谓“右倾”错误。
学院党委领导同志同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学习党的政策，强调要尊重事实，对受审查者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结论要恰如其分。
如基础部微生物学教研组的一位老教授，原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已作交代，1955年肃反时已作结论，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却重作结论，给了处分。
复查中，院党委推倒了这些错误结论，仍维持原来的结论。
类似这样的案例，党委都重新作了研究，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
这样做，大大地调动了这部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如肿瘤研究所有一位党员老讲师，过去因犯了严重的立场性错误，文化大革命中被开除党籍。
这次复查时，认为当时处分过重，根据她几年来的表现，决定减轻处分，恢复了她的党籍，使她深感组织的关怀爱护，表示要加倍努力为党工作，以功补过。
她虽身患胃癌，胃已切除了五分之四，但一直坚持科研，在肿瘤遗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中山医学院前几年曾动员一些不该退休的老知识分子退休。
如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任钟世藩教授，虽然年老，但身体尚好，一直坚持工作。
动员退休后，他仍坚持每周回科室查病房一次，帮助解决疑难病例，并积极从事《儿科鉴别诊断学》的编写工作。
院党委联系这些实际，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检查了过去工作中所受的影响，承担了应该承担的责任，对近年来办理了退休的十二位正副教授，进行复查，分别给予妥善的处理。
对那些年老体弱，身体有病，坚持工作确有困难的老知识分子，鼓励他们过好晚年。
对那些本来就不愿意退休，现在尚能坚持工作，本人又愿意复职的老知识分子，报请上级办理复职手续，欢迎他们回来工作。
对那些虽然曾主动提出退休，但现在身体还好，尚能坚持工作的老知识分子，则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回来工作。
药理学教授罗潜，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把他有些正确的东西也当作错误来批判。
他出于气愤，主动退休。
这次学院党委负责同志亲自上门，找他谈心，引导他把仇恨集中到“四人帮”身上。
这位老教授十分感动，表示要参加带研究生的工作。
对那些尚能工作而没有回来复职的，也根据他们的意见，采取措施，发挥他们的作用。
中山医学院党委放手培养、选拔优秀的知识分子担当各级领导职务，充分发挥他们的业务专长。
不久前，经省委批准，学院第1批提升了二名教授，三名副教授。
如原第一附属医院外科主治医生梅骅，是解放后中山医学院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他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提高医疗技术，热心为病人服务，在泌尿外科手术方面有较深的造诣。
他编著的《泌尿外科手术学》，受到了医学界的重视。
几年来，他还写了五十多篇论文，与同志们一起创造和改良了多种手术方法，研制了多种医疗器械。
这次学院党委把他破格提为副教授，还被选为五届人大代表。
最近，学院又任命了三十一名中、老年教师担任教研组的正副主任，充分发挥他们在教学、科研、医疗方面的骨干作用。
中山医学院党委还努力改善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在生活上尽量给予照顾。
去年，他们为四十六对夫妇解决了长期分居的问题，还建了一座宿舍楼，使六十二户改善了居住条件。
以上措施，大大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老年的积极做好传、帮、带，中年的力求在专业上有所突破，青年的努力刻苦学习，力争早日适应教学、医疗、科研发展的需要。
最近，基层科室也办起了学术论文报告会，光是第一附属医院就发表各种论文一百一十篇。
科学研究也取得了新成果。
毛果云香碱，是目前世界上治疗青光眼的良药，我国一直依靠进口。
最近眼科医院药化组人工合成毛果云香碱成功，填补了我国的空白。
潘伟文　雷力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招考研究生的答问
新华社北京03月17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招考研究生的答问
问：
报考你院各专业研究生的条件是什么？
答：
报考研究生，要求政治思想好，具有大学或相当于大学文科毕业程度，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一定的外国语水平、较强的研究和写作能力，适于进一步培养提高的优秀工人、贫下中农、知识青年和在职研究人员、教师及其他工作者，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岁
（1942年03月01日以后出生的）。
问：
各专业考试哪些科目？
答：
我院各专业均考试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
政治、外语统一考试，各专业的基础课和专业课考试不超过三门。
问：
政治课考试的要求是什么？
答：
政治课考试要求着重检查考生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的掌握程度，联系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
考试内容要求考生掌握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了解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情况；
基本掌握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基本观点；
了解当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的重大问题。
问：
外语课考试范围和要求是什么？
答：
各专业主要考英、法、俄、德、日语，由考生结合自己的专业选考一种。
如考生没有学过以上五种外语，应在报名时向招生单位申请报考其他语种。
外语考试要求着重检查考生的外语基本语法，概念是否清楚，能否借助字典正确阅读该专业的一般基础书籍。
凡报考研究国外经济、历史、文学、哲学等专业的考生，还需回答外语试题中的参考题（考试时可带辞典）。
问：
世界宗教研究所招收哪些专业？
基础课和专业课考试科目是哪些？
答：
招收中国哲学史，导师：
任继愈。
招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中国无神论史和外国无神论史专业，导师：
任继愈等。
除考试政治、外语外，中国哲学史、道教、中国无神论史三个专业，考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古汉语；
佛教专业考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通史；
基督教、伊斯兰教专业考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通史；
外国无神论史专业考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西方哲学史。
问：
经济研究所各招生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考试哪些科目，主要参考书目是什么？
答：
政治经济学、工业经济、中国近代经济史、新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等五个专业的基础课和专业课除考试政治经济学外，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还考试古汉语（标点、今译）、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考试中国近代经济史；
新中国经济史专业考试新中国国民经济史；
工业经济专业考试工业经济学、工业企业管理；
政治经济学专业考试《资本论》、经济学说史。
主要参考书目：
马克思：
《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
《反杜林论》、《论权威》，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及毛主席关于经济方面的论著，于光远、苏星：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艾思奇主编：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郭沫若主编：
《中国史稿》第4册，范文澜主编：
《中国近代史》上册，此外，还可以自选各专业参考书。
问：
报考世界经济专业，主要参考书目是哪些？
答：
主要是：
马克思：
《资本论》一、二、三卷，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斯大林：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人民日报》编辑部：
《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有关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基本知识的书刊。
问：
法学研究所民法、国际私法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加试哪些科目？
答：
民法专业加试民法基础知识，不加试政治经济学。
国际私法专业加试国际私法基础知识。
问：
文学研究所招考哪些专业？
基础课和专业课考试哪些科目？
答：
文学研究所招考中国近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史和美学专业。
基础课和专业课考试科目是：
近现代文学考作文与古汉语知识，中国文学史与文艺理论常识，近现代文学。
古代文学史基础课考作文与古汉语知识，中国文学史与文艺理论常识。
专业课先秦至隋专业考先秦至隋文学；
唐宋诗词专业考唐宋诗词；
元明清文学专业考元明清文学。
美学考作文、哲学（主要是认识论、唯物史两部分）。
专业课考美学。
问：
考生如有科学论文和译著，何时交招考单位？
答：
报名后即可寄交我院有关研究所。

五届政协委员、原中央监委驻交通部监察员
曹承宗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03月17日电
第5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原中央监委驻交通部监察组监察员曹承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78年02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曹承宗同志的追悼会03月17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追悼会由交通部副部长周惠主持，交通部副部长陶琦致悼词。
交通部部长叶飞参加了追悼会。
曹承宗同志是河北蠡县人。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税务总局局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公路运输总局局长，交通部党组组员、公路总局副局长，中国建筑总公司经理，中央监委驻交通部监察组监察员，第4届、第5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曹承宗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他是我党领导下的高蠡暴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十多年来，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立场坚定，忘我工作，遵守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作风正派，联系群众，艰苦奋斗，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他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英明决策，衷心爱戴英明领袖华主席。
参加追悼会的有曹承宗同志的生前友好和亲属，以及交通部机关工作人员。

余副总理会见几内亚政府贸易代表团
中几两国政府1978年贸易议定书在京签字
新华社北京03月17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今天下午会见由几内亚外贸部长塞古·巴里率领的几内亚政府贸易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几内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西拉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贸部副部长崔群，外交部司长何功楷，外贸部副局长王理清等。
新华社北京03月1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几内亚共和国政府1978年贸易议定书今天上午在北京签字。
外贸部部长李强和几内亚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几内亚外贸部长塞古·巴里，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外贸部副部长崔群，几内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西拉等，出席了签字仪式。
（附图片）
余秋里副总理03月17日会见了由几内亚外贸部长塞古·巴里率领的几内亚政府贸易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参观《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
新华社北京03月17日电
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今天前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
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凝视一件件记载周总理丰功伟绩的珍贵文物、资料和照片，更加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当他们看到周总理十分重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亲切关怀知识分子的成长和进步，全面规划我国科技事业的动人情景时，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他们一致表示，一定要学习周总理的高尚品质，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实现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们参观《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
　新华社记者摄

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瞻仰伟大领袖毛主席遗容
新华社北京03月17日电
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今天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遗容。
在全国科学大会即将胜利召开的时候，代表们更加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从清晨到傍晚，他们一批又一批地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在毛主席塑像前肃立默哀，然后进入瞻仰大厅，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瞻仰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国家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遗容。
他们一致表示，一定要开好这次大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新的长征，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附图片）
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们来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新华社记者摄

吉林采取措施种足种好甜菜
新华社长春03月17日电
吉林省农村广大干部、社员积极进行甜菜播种的各项准备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千方百计夺取今年甜菜丰收。
吉林省种植甜菜的面积，仅次于黑龙江省，为全国第2，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糖料作物产区。
目前，吉林省二十七个种甜菜的县，生产计划已经落实到生产队，种植面积已经落实到地块；
种子经过了多次发芽试验，已和化肥、农药一起成套地调拨到了农村；
种植甜菜的耕地普遍进行过秋翻，施足了粪肥。
为了夺取甜菜高产，各地进一步破除耕作粗放的旧习，狠抓增产措施的落实。
各社队普遍准备了比往年多的肥料。
西部干旱地区还选择水利条件比较好的耕地种甜菜。
吉林省轻工业、商业等部门，大力协助农村社队搞好甜菜备耕。
入春以来，省轻工业和农业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深入种甜菜的地区调查研究，总结和交流甜菜高产经验。
同时，按照国家计划和本省情况，合理地调整了甜菜生产布局，努力建设好农安、怀德、扶余等九个甜菜生产基地县和一百个甜菜生产重点公社。
他们还选定农安县哈拉海公社作为甜菜生产机械化的试点。

我新任驻乌干达大使离京赴任
新华社北京03月1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乌干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戴路今天离京赴任。

甜菜生产要来个大发展
新华社记者述评
甜菜浑身都是宝。
它的块根是制糖的好原料，它的茎叶以及榨糖剩下的废丝又是很好的饲料。
因此，社员称它为“金疙瘩”。
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土壤和气候条件对发展甜菜生产十分有利。
解放以来，广大干部、社员和国营农场职工根据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大力种植甜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现在，我国甜菜的种植面积和甜菜糖的产量比解放初期增长了二十多倍。
但是，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糖的需要量也越来越大，甜菜生产就显得远远不够了。
特别是近几年，有些地方，不能完成国家种植计划，或者甜菜种植布局分散，土地安排不合理，有的地方即使种了甜菜，也不认真管理。
试想，全国人民跟随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已经开始了新的伟大的长征，甜菜生产的这种状况还能让它继续下去吗？
不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使甜菜生产来个大发展。
发展甜菜生产，必须解放思想，扫除障碍。
在“四人帮”干扰破坏最严重的时候，种甜菜被扣上一顶“金钱挂帅”的大帽子，横加批判，批得干部和社员不敢种，甜菜生产受到严重损失。
现在，打倒了“四人帮”，发展甜菜生产的条件从来没有这样好过。
可是，还有个别地方的领导头脑被“四人帮”的“紧箍咒”箍着，划不清种经济作物同“金钱挂帅”的界限，怕再受批判，不敢种。
他们怕这怕那，就是不怕国家建设搞不好，人民群众没糖吃。
黑龙江有个安达县，他们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不怕帽子压，棍子打，硬着头皮种甜菜，每年播种十来万亩，到1976年扩大到十六万亩。
而且越种越好，1976年甜菜平均亩产达到一吨多。
安达县在那种条件下能做到的事，其他甜菜产区现在难道还做不到吗？
其次，还要破“粮糖对立论”。
有人说，要抓粮就得丢糖，要上糖就得挤粮，二者不可兼得。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固然，粮食和甜菜之间有争地、争肥、争水、争劳力的矛盾，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它们互相促进的关系。
甜菜多了，收入就多了，搞农业机械化和买化肥就有了资金。
甜菜多了，饲料也多了，就可以多养猪积肥，这就不但可解决同粮食争肥的矛盾，而且能促进粮食增产。
这样的事例各地都有。
辽宁省宁城县八肯中公社种甜菜七千亩，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甜菜收入却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由于收入增加，社队对农田基本建设的投资逐年增多。
以前农机具、化肥无钱买，现在争着买。
甜菜多了，猪多肥多粮增产，1975年全公社粮食总产比1972年提高三倍多，1976年和1977年在遭灾的情况下，仍然获得好收成。
八肯中公社的事实，是对“粮糖对立论”的有力驳斥。
目前，我国甜菜生产技术还比较落后，一颗甜菜从起收、集堆到装车运输，要过四道手，削七刀，十分费工。
群众说，甜菜种得起，收不起，运不起。
看来，解决甜菜生产和运输的机械化很有必要。
各地应该重视这项工作，采取措施，切实抓起来。
搞了机械化，社员群众高兴，甜菜生产会如虎添翼向前发展。
甜菜对土壤、气候、栽培方法等都有特定的要求，各地必须贯彻“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适当集中”的原则，重视甜菜生产，种足种好。
要有重点地建设甜菜生产基地，这样，甜菜糖的原料就有了更可靠的保障。
现在，春耕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各地要及早落实甜菜种植面积，落实有关经济政策，踏踏实实地把春耕搞好，争取今年甜菜生产大丰收。

谷牧副总理参观法国画展
新华社北京03月17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下午参观了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
谷牧副总理在参观以后说，只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才能创作如此高水平的作品。
这次展出有助于促进中法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法国驻中国大使克洛德·阿尔诺、大使馆文化参赞普拉东陪同参观。
前往参观画展的还有：
文化部部长黄镇，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齐宗华等。
（附图片）
谷牧副总理03月17日参观了《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
新华社记者摄

也门主席加什米的贺电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先生：
值此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你为国务院总理之际，我愉快地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祝你本人顺利，成功。
祝友好的中国人民更加进步、昌盛。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指挥委员会主席
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艾哈迈德·侯赛因·加什米中校
1978年03月16日于萨那

历经风云春光好
——记访问巴基斯坦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
02月20日，我们在暮色苍茫中登上飞机，从北京启程，去巴基斯坦访问。
当飞越喀喇昆仑山上空时，夜色已浓。
凭窗俯瞰，但见月光下奇峰错列，云海沉沉。
不到六个小时，我们的飞机就在拉瓦尔品第机场飘然降落。
巴基斯坦外交顾问夏希亲自到机场迎接我们。
第2天上午，夏希顾问又在外交部大楼正式会见了代表团。
宾主围坐一桌，亲切交谈将近两个小时。
夏希顾问带着深沉的感情说：
“巴基斯坦十分珍惜我们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多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巴基斯坦也发生了变化，但巴中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却从未动摇过。”
在伊斯兰堡访问期间，巴基斯坦政府首脑、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齐亚·哈克将军接见并宴请了代表团。
他表示对巴中友谊给予最高度的重视。
他愉快地讲起他去年12月对中国的访问时说：
“我同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副总理友好地非常有益地交换了意见。
中国领导人对巴基斯坦人民的幸福和进步所表示的关切，使我们深受感动。
这次访问使我们对巴中两国的友谊和团结更加充满信心。”
宴会结束前，齐亚·哈克将军还举杯预祝中国人民在华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完成由毛主席制定、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任务。
几天后，当代表团在拉合尔访问时，巴基斯坦总统伊拉希·乔杜里也接见了中国客人。
巴基斯坦政府给予代表团这样高的礼遇，充分显示了中巴友谊的日益巩固，深入人心。
早在出国之前，我们就听说，在伊斯兰堡附近的夏克巴利山上，有一株“中巴友谊树”，是敬爱的周总理在1964年访巴时亲手栽种的。
我们这次抵巴后的第1件心事，自然便是瞻仰这株友谊树。
我们怀着极其崇敬和激动的心情，向着山顶花园一步步走去。
周总理亲手栽的“中巴友谊树”，屹立在花园入口处。
我们在树前伫立良久，浮想联翩，仿佛又看到周总理亲切的面影，又看到他为中巴友谊和国际友好工作奔波操劳的情景。
周总理生前曾五次访巴。
在这里，只要提起周总理的名字，便会引起无尽的赞美和回忆。
在周总理去世后的数月内，使馆曾收到几百封信件，表达对周总理的哀悼和缅怀。
有一位朋友名叫祖贝里，是搞摄影的，从1956年起，曾随同巴基斯坦领导人多次访华，见过周总理。
有一次在北京，周总理听到他嗓子哑了，亲自对巴基斯坦领导人说：
“这个小伙子工作太累了，要让他好好休息。”
过了几年，周总理又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他，同他握手时饶有风趣地说：
“我看你很面熟，你就是那个嗓子累坏了的小伙子吧？
这次可要注意身体呵。”
祖贝里每谈到这些往事，他自己和听的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还有一个巴基斯坦孩子，今年十四岁，恰好是周总理种友谊树那天生的。
他在树前照了张像，寄给邓颖超副委员长，并在信里说：
“我长大了，一定到中国去看望您。”
在巴基斯坦各地访问，我们听到了许多这样动人的故事。
我们感到，周总理种植的友谊树，不仅生长在夏克巴利山上，而且深深扎根在两国人民心中。
在巴基斯坦的每一天，我们都强烈地感受到巴基斯坦人民温暖的兄弟般的情谊。
在参观开伯尔山口回白沙瓦途中，我们想看看当地部落民族的生活情况，拜访了住在公路旁的一户人家。
我们事先并未通知主人，可谓不速之客。
主人姓皮斯塔丘，一家几十口人，住在一座很大的宅子里。
当主人得悉我们从中国来，一定要留我们喝茶。
不一会儿，茶几上摆满了杏仁、花生、葡萄干、点心，主人殷勤地为我们斟着香喷喷的奶茶。
我们说，“我们来得这样突然，给主人添麻烦了。”
皮斯塔丘连连摇摇手道：
“说那里话。
如果我早知道你们来，定要宰只羊，款待你们。
中国是我们伟大的朋友，你们来做客，我太高兴了。
中国朋友来，不用事先通知，我家的大门随时向你们敞开，欢迎你们。”
在拉合尔文官学院举行的午宴上，洋溢着故友重逢的欢乐情绪。
从1974年起，这个学院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建立了深厚的友好的联系。
两任院长哈桑·哈比勃和贾弗里先生曾率领代表团访华。
学院为增进巴中友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我们这次到巴后，既会到了老朋友，又结识了贾里尔新任院长等许多新朋友。
宾主共同表示希望，两个组织的友好联系将日益加强。
02月28日，我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巴基斯坦，想起主人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
“你们这次访问选择了一个好时机，你们给巴基斯坦带来了春天。”
确实，巴基斯坦的春天是美丽的，处处鲜花烂漫，令人目不暇给。
但我们想，中巴友谊不是比春光和鲜花更美得多吗？

史密斯在白日做梦
03月06日，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派出空军、陆军和伞兵部队对赞比亚领土发动了大规模侵犯。
这是史密斯政权最近继侵略博茨瓦纳之后犯下的又一新罪行。
史密斯反动政权的这一罪恶行径激起许多非洲国家的愤慨和抗议，遭到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史密斯反动政权对赞比亚的入侵，发生在史密斯炮制的所谓“内部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协议签字几天之后，这绝不是偶然的。
谁都知道，这个协议根本不是要真正解决津巴布韦问题，而是为了排斥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继续保护少数白人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对津巴布韦人民的反动统治。
正因为如此，他所搞的“和谈”阴谋一开始，就遭到了非洲前线国家和津巴布韦人民的抵制和反对。
赞比亚外长姆瓦勒严正指出，除非史密斯下台，否则他搞的任何协议都将是赞比亚和其它非洲前线国家所不能接受的。
史密斯这次对赞比亚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其目的就是妄图用武力向赞比亚和其它前线国家、津巴布韦爱国阵线施加压力，迫使赞比亚等非洲前线国家停止对津巴布韦人民斗争的支持，将所谓“内部解决”协议强加于津巴布韦人民。
这当然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津巴布韦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是久经战斗考验的人民。
他们反对和推翻种族主义统治的决心，绝不是史密斯的政治欺骗和武力威胁所能动摇得了的。
非洲统一组织曾多次指出，种族主义政权对前线国家的任何袭击都将被认为是对整个独立非洲的一种袭击；
在发生这种袭击时，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将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以击败对一个独立的成员国的侵略。
最近，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通过决议，号召加强对津巴布韦爱国阵线所进行的武装斗争的支持。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赞比亚政府的严正立场，严厉谴责史密斯反动政权对赞比亚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的新罪行。
我们相信，史密斯的种种倒行逆施，只能进一步暴露他的所谓“内部解决”协议是个什么货色，并激起赞比亚人民、津巴布韦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更加坚决的斗争，从而更早地结束万恶的种族主义统治。

坦桑尼亚总理索科伊内的贺电
北京，
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华国锋阁下：
我谨代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对你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表示祝贺。
你再次出任总理显示了中国人民对你的革命领导的信任。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对存在于中国和坦桑尼亚之间友好和兄弟般的良好关系感到高兴，并十分希望这种关系将日益发展。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人民和政府谨向你保证，他们将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而继续同你和你的政府合作。
我愿借此机会代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祝你幸福、健康和在履行你新担任的工作中取得成就。
爱德华·索科伊内
1978年03月16日于达累斯萨拉姆

巴西总统盖泽尔的贺电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先生阁下：
获悉阁下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我向你致以热烈的祝贺和祝愿，祝你本人幸福，祝中国人民日益繁荣昌盛。
借此机会，我再次向阁下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
埃内斯托·盖泽尔
1978年03月16日于巴西利亚

意大利统一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贺信
新华社北京03月17日电
意大利统一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最近写信给华主席和中共中央，热烈祝贺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总理，叶剑英同志当选为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邓小平同志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贺信说：
“我们党高兴地祝贺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5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之后胜利召开”。
贺信说：
“这些团结和胜利的大事是在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新的发展之后发生的，它们增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其目的就在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中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阴谋、干涉和威胁，特别是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危险，加强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的准备工作。”
贺信最后说：
“我们相信，这些大事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人民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目标，为争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解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而斗争”。

斯里兰卡共产党（马列）中央书记处的贺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值此华国锋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叶剑英同志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之际，我谨代表我党中央委员会及全体党员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党坚信，他们的当选将进一步加强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沿着已故毛泽东主席所指引的胜利道路继续前进。
他们的当选是对妄图篡夺中国党政大权以实现其私利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粉碎性打击。
他们的当选也是对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这两个霸权超级大国为首的国际反动派的一个打击，这些反动派妄图改变中国的无产阶级性质。
我们党真诚地希望，中国共产党在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按照中国共产党胜利的第11次代表大会和胜利的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定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敬礼
你们兄弟般的
V·A·康达沙米
代表斯里兰卡共产党（马列）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1978年03月14日

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卡·米雅尔的贺电
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华国锋同志：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任命您，敬爱的华国锋主席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时候，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自己和党的名义，向您表示衷心的和热烈的祝贺，并祝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取得更加丰硕的成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1976年至1985年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十年规划、关于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候选人选上担任国家最高职务的决议，以及组成以华国锋主席同志为总理的新政府，标志着全体人民围绕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席华国锋同志周围的革命团结的胜利；
它是对中国人民以及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事件。
这是毛泽东的道路和革命路线以及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以华国锋主席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反对“四人帮”在共产主义中“左”倾冒险行为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向全体中国人民和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在她的主席——毛泽东伟大事业的接班人和继承者华国锋同志的领导下将取得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正在沿着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为解放台湾和以全体人民的努力把拥有世界上最大民族的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大的、富足的和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可靠支柱和不可战胜的堡垒而奋斗的道路不可阻挡地前进，中国二十年来就一直处在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政策，特别是警惕地反对来自俄国社会帝国主义的、对于和平的不断增长的危险的最前线。
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卡齐米日·米雅尔
1978年03月于华沙

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
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欣闻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胜利召开，会议一致选举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总理，选举叶剑英同志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我们谨代表缅甸共产党全体党员、人民军全体指战员和全国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中国人民，表示最诚挚、最热烈的祝贺。
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会议高举毛主席的胜利旗帜，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全面地系统地制定了把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可靠堡垒——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任务、方针、政策和措施。
会议的胜利召开，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人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我们坚信，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团结全中国各族人民群众，胜利实现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两党、两军、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团结万岁！
祝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更加团结起来，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谨致革命敬礼！
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78年03月15日

赞比亚领导人谴责罗得西亚的入侵
坦桑尼亚等国支持赞比亚英勇反击罗得西亚的袭击
据新华社卢萨卡电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03月13日在卢萨卡的国家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强烈谴责罗得西亚军队最近对赞比亚的野蛮袭击。
卡翁达总统说，这次进攻是有预谋的。
敌人出动了二百多人，残酷地杀害了赞比亚的一些军民。
但是，英勇的赞比亚士兵投入战斗，击退了敌人。
赞比亚军队击落敌机八架，还歼灭许多敌人。
他说：
“我们给了他们应有的惩罚。”
据《赞比亚每日邮报》报道，赞比亚总理乔纳03月13日在向议会报告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对赞比亚发动的挑衅性袭击事件时强调：
“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对任何侵略者都一定要给予沉重回击”。
据《赞比亚星期日时报》报道，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特使、国防和国民服务部长卡瓦瓦03月10日抵达卢萨卡，向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递交了尼雷尔总统声援赞比亚人民反对罗得西亚军队入侵的斗争的信件。
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利比里亚总统威廉·托尔伯特、罗马尼亚政府和津巴布韦爱国阵线最近谴责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军队对赞比亚的入侵。
新华社联合国03月13日电
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主席邦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侵略赞比亚的野蛮行径。
声明说：
“非洲国家集团再次谴责（史密斯政权的）这种野蛮行径，这是它绝望挣扎的表现。
史密斯政权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它一手制造的冲突实行‘内部解决’，这种冲突已把史密斯政权置于同津巴布韦人民的战斗的、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相对立的地位”。
非洲国家集团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史密斯政权，并且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赞比亚共和国——联合国的一个正式成员国——的权利”。

挫败资方阴谋诡计　顶住政府种种压力
美国煤矿工人坚持罢工一百天
新华社北京03月16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到03月15日，美国十八万煤矿工人的大罢工已经坚持一百天。
这是美国煤矿工人斗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全国规模的大罢工。
在这段期间，煤矿工人团结战斗，挫败了资方玩弄的阴谋诡计，顶住了政府施加的种种压力，坚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胜利。
美国煤矿工人长期遭受残酷的剥削。
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权益，煤矿工人掀起过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斗争。
据统计，三十五年来，美国煤矿工人已举行过九次全国规模的大罢工。
随着美国石油危机的日益深化，美国垄断资本集团重新强调了发展煤炭工业的重要性。
为此，美国垄断资本妄图迫使煤矿工人放弃罢工权利，以保证煤炭工业部门的稳定生产。
但是，具有英勇斗争精神的煤矿工人在“没有合同，就不上工”的口号下，于去年12月06日掀起了这场大罢工。
垄断资本集团在罢工开始之前就屯积了大量用煤，罢工开始后又采用暴力镇压、断绝供应矿工以生活用的电力煤气等各种手法，妄图迫使矿工就范，而煤矿工人则采取设置流动纠察线、持枪抗暴、封闭矿井、阻塞运煤线路等手段坚持斗争，迫使三千个矿井的生产陷于停顿，沉重地打击了垄断资本。
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俄亥俄、印第安纳、田纳西、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肯塔基和密执安等八个州的电力工业，冬天每周要用煤三百万吨，在罢工期间仅能得到三十万吨，有些州的电力供应已经削减了一半，使汽车、钢铁的生产都大受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公开出面进行干涉。
从02月03日开始，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对矿工施加压力。
美国总统02月12日命令劳资双方到白宫谈判，并在以后的十二天中四次发出“最后通谍”，扬言要采取“断然措施”。
在政府的压力下，煤矿工人工会的上层领导在02月24日同资方达成了一项结束罢工的协议。
这时，美国政府进一步威胁罢工的矿工不得否决这一协议，否则，政府将采取“断然措施”来结束罢工。
但是，煤矿工人以大无畏气概顶住了巨大压力，于03月06日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票否决了这个仍有禁止工人罢工条款的合同。
恼羞成怒的政府当局立即宣布对煤矿工人动用臭名昭著的塔夫脱—哈特莱反劳工法。
但是这最凶狠的一招仍然无济于事，直到03月15日，瘫痪的矿井仍然是一片死寂。
美国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承认：
“每个人都清楚，谁也控制不了矿工”。
煤矿工人的罢工得到了美国其它行业工人的广泛同情和大力支持。
钢铁、汽车制造、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工人多次集会，表示声援。
在美国政府宣布对矿工使用塔夫脱—哈特莱法后，汽车工人给煤矿工人送去了两百万美元。
正在进行罢工斗争的小农场主和自耕农把大量食品运往煤矿工人的生活区。
各行业工人的支持进一步鼓舞了煤矿工人的斗志。
（附图片）
美国十八万煤矿工人，03月06日以压倒多数投票否决了在政府高压下由工会和资方商定的新合同，决心把罢工斗争继续坚持下去。
新华社发（传真照片）
编后
美国煤矿工人坚持了一百天的全国规模大罢工，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较量。
随着能源危机日益加深，美国对煤的需求不断增加。
美国垄断资本为了取得“乌金”的稳定生产，不仅加紧剥削工人，而且妄图剥夺工人罢工权利。
当煤矿工人毅然发动罢工以后，资方又玩弄一系列手法，进行破坏活动，美国政府也出来干预，并动用镇压工人罢工的“塔夫脱—哈特莱法”，企图强迫工人复工。
但是，工人们顶住了政府的压力，挫败了资方的阴谋，断然拒绝复工，坚持斗争。
其它行业工人也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声援，大大鼓舞了煤矿工人的斗志。
这一事实生动地说明，在美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真正强大的是团结战斗的工人阶级，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李先念副总理访问菲律宾
03月12日，李先念副总理乘专机抵马尼拉，马科斯总统和夫人到机场迎接。
03月12日，李先念副总理向黎萨尔纪念碑献花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03月14日在菲律宾“总统号”游艇上签字。
03月14日，李先念副总理参观巴丹省出口加工区的制鞋厂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03月12日，李先念副总理从机场抵马尼拉市区时下车向街道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03月15日，李先念副总理参观马尼拉湾畔的渔民新村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03月14日，李先念副总理在马科斯总统的陪同下参观巴丹省出口加工区的服装厂。
03月13日傍晚，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在马科斯总统和夫人的陪同下，观看了大型音乐舞蹈演出。
03月13日，李先念副总理参观国际水稻研究所试制成功的小型稻谷脱粒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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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栏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