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学院庆祝建院二十周年
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题词
全院人员受到巨大鼓舞，决心为发展我国无产阶级先进军事科学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03月15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今天隆重集会，庆祝建院二十周年。
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敬爱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为军事科学院建院二十周年题了词，给了全院人员巨大的鼓舞。
华主席的题词是：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努力开展军事科学研究，为建设现代化国防而奋斗。”
叶副主席的题词是：
“继承和发展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奋斗！”
邓副主席的题词是：
“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
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也题了词。
军事科学院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批准于1958年03月15日创建的。
叶副主席从建院到1972年一直亲自领导和主持这个院的工作，以后仍然不断给予指示。
二十年来，军事科学院在毛主席、华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对彭德怀、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四人帮”反军乱军篡军罪行的揭发批判，为学习、宣传马列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发展我国军事科学，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初步形成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军事科学研究队伍。
军事科学院第1政委粟裕主持今天的庆祝大会。
院长宋时轮在会上讲话。
他在回顾建院二十年来的战斗历程后，着重总结了全院学术研究工作的主要经验。
他说，要搞好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坚持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现实斗争服务的方向；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学术民主；
加强党的领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证军事科学研究任务的完成。
宋时轮院长号召大家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以毛主席军事思想为指针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方向，正确地解决我国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和指导规律。
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努力攀登军事科学的新高峰。
在庆祝建院二十周年的日子里，军事科学院从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八路，屡建功勋的英雄模范人物，到年轻一代的研究人员，纷纷磋商跃进规划，制订新的科研纲要，决心在跟随华主席进行的新的长征中，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为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努力奋斗。
华主席接见军事科学院全体同志
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军队的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热烈祝贺建院二十周年
新华社北京03月15日电
英明领袖华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以及党和国家、军队的其他领导人徐向前、聂荣臻、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王震、粟裕、罗瑞卿，今天下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同这个学院的干部、战士和职工亲切见面，热烈祝贺军事科学院成立二十周年。
今天，军事科学院全院同志精神振奋，喜气洋洋。
当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副主席等由宋时轮院长陪同来到学院广场同大家见面时，场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华主席笑容满面，热情地向大家鼓掌致意。
今天被接见的有身经百战的老同志，屡建功勋的英雄模范，年青一代的研究人员。
他们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彭德怀、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科学研究方面是有成绩的。
（附图片）
右图：
英明领袖华主席向军事科学院的干部、战士和职工亲切鼓掌致意。
下图：
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军队的其他领导人同军事科学院的干部、战士和职工亲切见面，热烈祝贺军事科学院成立二十周年。
新华社记者 摄
联系实际深入揭批
本报评论员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一年多来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作了精辟的总结，对今后的斗争作了全面的部署。
这是我们夺取这场政治大革命全胜的重要指针。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继续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
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都要紧密联系实际，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揭发批判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
华主席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充分肯定了前一段经济战线开展的“十个要不要”的大讨论，人民解放军进行的“十个应该不应该”的路线教育，以及科学教育文化战线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反革命谬论的批判，强调指出：
“各条战线都要抓住受‘四人帮’影响最深、造成危害最大的问题，大打人民战争，把他们制造的种种混乱彻底加以澄清，把他们颠倒了的一切是非统统纠正过来，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到全面的正确的贯彻执行。”
具体到一个工厂、一个公社、一个学校，应当如何贯彻华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如何联系实际呢？
这里，不妨先举两个具体的事例。
一件是江苏省江都县昭关公社的事。
那里赵庄大队的社员赵治龙是个有名的罱（lǎn 览）泥能手。
他用的罱子，罱篙比别人长，罱头比别人大。
别人每天至多罱三船，每船只能罱满一中仓，他一天罱四船，而且三仓一齐满。
因此，他每天要比别人多记几分工。
“四害”横行时，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被攻击为“工分挂帅”，老赵也被扣上“工分迷”的帽子。
公社党委书记结合揭批“四人帮”，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大家分析，社员们说：
老赵每天麻花亮就下湖罱泥，总要罱到点灯，出力比别人多，贡献比别人大，多记几分工完全符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根本不是什么“工分挂帅”。
如果照“四人帮”那套谬论，大干不如小干，小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蛋，那怎么能搞好集体生产？
分清了“按劳分配”和“工分挂帅”的界限，点亮了一盏灯，照亮了一大片，调动了广大群众罱泥积肥、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另一件是湖北省钟祥县建新大队的事。
由于“四人帮”破坏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胡说社员养鸡是“资本主义尾巴”，这里曾刮起一股“摸鸡笼子”的歪风。
半夜三更，鸡笼子被摸了，鸡被杀掉。
“摸鸡笼子”是社会主义吗？
社员养鸡是资本主义吗？
他们热烈讨论了这个问题。
广大干部、社员，包括许多老太太，联系亲身经历的事实批判“四人帮”，批得生动具体，理直气壮。
他们从这个典型事例中认识到，“四人帮”打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旗号，实际上是颠倒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妄想把社员搞穷，把集体搞空，逼贫下中农倒退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社员们说，华主席领导我们抓纲治国，毛主席的政策又回来了。
这就告诉我们：
进行调查研究，解剖典型事例，抓住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一些影响深、危害大的问题，发动广大干部、群众，进行认真的讨论、分析和批判，是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很值得提倡。
这种方法有利于充分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
这些典型事例，关系到革命和生产，因而也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历来为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在这些方面，“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是怎样破坏的，搞的是一套什么货色，后果如何，广大群众都亲身经历过，并且有深切的体会。
抓住这些典型的问题进行分析、批判，就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他们就会感到“四人帮”如同近在眼前，“四人帮”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严重危害，看得见，摸得着；
因而人人能上阵，个个有话说，越批越有批头。
相反，如果把这些群众关心的问题放在一边，只是从概念到概念，搞“空对空”，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怎么能打好呢？
这种方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易于撕去“四人帮”的极“左”伪装，揭示他们的极右实质。
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只有对丰富的感觉材料进行调查研究，加以分析思考，才能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
从“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在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所干的大量罪恶活动，及其造成严重危害的具体事实出发，认真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批判，就实论虚，就事论理，就可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识破他们用极“左”的假面具掩盖的反革命原形。
相反，空对空的脱离实际的批判，违背了唯物论的认识论路线，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就难于达到真正分清路线是非，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目的。
这种方法还可以把学习、批判和总结经验结合起来，切实解决问题。
要对典型事例作出中肯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就需要掌握思想武器，有力地推动他们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而在解剖问题的现状时，总要联系到它的历史，分析过去二十八年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哪些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应当贯彻执行；
哪些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必须彻底抛弃。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实事求是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弄清楚有关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修改和制订有关的工作条例，逐步建立和健全充分体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适合实际情况的有关制度。
相反，只做表面文章，不联系实际，学习、批判和总结经验都成了无的放矢，空中楼阁。
联系实际批判“四人帮”的极右路线，本身就是一场斗争。
联系实际解剖典型，更是如此。
我们有些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在“四人帮”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时，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总怕联系实际会联到自己头上。
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揭批“四人帮”，主要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增强免疫力，改进工作。
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我们只能采取欢迎的态度，而不能遮遮掩掩。
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开展以来，许多地区、部门和单位，密切联系实际，充分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具体的批判，澄清了很多路线是非，解决了很多长期不得解决的问题，有力地促进了革命、生产和各项工作。
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作战，在联系实际上狠下功夫，把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扎扎实实地引向深入。
实践和捍卫毛主席统一战线思想的光辉典范
——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八十周年
中央统战部理论组
今年03月05日，是敬爱的周总理诞生八十周年。
全国人民怀着无限崇敬和爱戴的心情，深切怀念周总理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世界共产主义事业中建立的丰功伟绩。
在中国革命整个历史过程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周总理始终坚定地卓越地实践和捍卫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为建立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周总理建立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伟大业绩和亲切教导，是遗留给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十分宝贵的财富，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学习它，永远地继承和发扬它。
学习周总理坚决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
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周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卓越的才能，创造性地实践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思想。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周总理倾注全力协助毛主席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组织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为夺取革命胜利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
革命胜利后，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强调指出：
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周总理把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具体运用到统一战线的各个方面，以光辉的实践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这次会议，充分显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也使我国革命统一战线有了自己的组织形式。
周总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自始至终具体领导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为了使这次会议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总理十分重视并亲自主持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协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名额和名单。
他一方面坚持了政治严肃性，坚持不让反动分子参加政协的原则；
另一方面，又做到在划清敌我界限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扩大新政协的阵容。
总理不厌其详地向各方面的党外人士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充分发扬民主，反复征求意见。
有时进行通宵达旦的协商，尽量使一切应该吸收参加新政协的代表性人士都能包括进来。
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亲手树立的这种民主作风和协商精神，成为以后协商历届人大、政协名单所遵循的好传统，使人大、政协一直保持着广泛的代表性，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起了重要的作用。
各爱国民主党派同我党有长期合作的历史。
周总理十分关怀各爱国民主党派的进步和团结，重视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建国初期，总理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重，仍花费不少精力，亲自做民主党派的工作。
当时，各爱国民主党派先后召开各自的全国性会议或中央会议，总理多次应邀到各党派的会议上作报告，讲解国内外形势，指明各党派的前途，鼓励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推动其成员加强学习和改造，努力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对民主党派的工作中，总理一贯旗帜鲜明地支持进步力量，争取和团结中间力量，孤立右翼势力，坚决打击极少数混入革命营垒、暗中勾结帝国主义的反动分子，以及顽固的反共分子，帮助各民主党派取得政治上的进步和进行组织上的整顿。
为了使各民主党派更好地推动其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总理根据各党派的历史状况和现实条件，建议他们在活动范围上作适当分工，推动和帮助所联系的成员和各界人士在各自岗位上作出新贡献。
毛主席提出我们党要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总理坚定地贯彻这一方针。
他经常在有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向他们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同他们协商国家大事，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
同时反复向他们指出，只要阶级存在，民主党派总是有阶级性的，要求民主党派按照六条政治标准不断改造，继续前进。
周总理一贯重视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
解放初期，他曾分批邀请教育界、科技界、文化界的代表性人物举行座谈，深入调查各界知识分子的状况，鼓励他们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总理极为重视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全国解放后，李四光、钱学森等同志冲破重重障碍，从国外回到祖国，都是同总理的亲自关怀和部署分不开的。
1956年，他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肯定了解放以来知识分子的显著进步和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深入分析了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提出了各项切实可行的措施。
同时，热情帮助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鼓励他们又红又专，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这个报告对于我们今天全面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调动知识分子为建设四个现代化服务的积极性，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总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团结教育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推动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力量。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3年，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总理在第1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和规划。
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前夕，毛主席亲自同资本家代表人物举行座谈，向他们指出：
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
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分析形势，指明出路，推动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64年，总理向三届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和基本政策，指出：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这就是说，既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又有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一定要消灭的，但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人，只要愿意进行改造，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是有光明前途的。”
周总理极为关心我国各少数民族，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
在建国初期，他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明确指出：
我们要建设一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
他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亲自作过许多指示。
他不仅关心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而且对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爱国上层人士做了不少团结、教育、改造工作。
周总理热情关怀国外侨胞、归国华侨和港澳同胞。
指出：
华侨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
华侨远离祖国，备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华侨有支持、参加我国革命的光荣传统。
他一再强调指出，对归国华侨要“一视同仁”。
他每年都要接见一批批回国观光的华侨。
他还指示一定要加强对港澳同胞的爱国反霸统一战线。
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的遗愿。
总理对台湾同胞亲切关怀。
指示我们一定要加强同台湾同胞的团结，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他非常重视争取从国民党营垒分化出来的爱国人士，这对于争取尚在台湾的蒋邦军政人员，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具有重要意义。
解放以后，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一些原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弃暗投明，返回祖国。
其中著名的有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前国民党行政院长翁文灏、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等人。
对这些爱国人士的争取和接待工作，都是周总理亲自部署的。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关于尽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指示，对特赦释放的战犯包括伪满皇帝溥仪，亲自做深入细致的教育工作。
1959年，他接见了第1批特赦释放人员，同他们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勉励他们努力改造，走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
总理的接见和谈话，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建国以来，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在团结、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和周总理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分不开的。
统一战线各个方面的成就，都铭刻着周总理的光辉业绩，凝结着周总理的心血、智慧和辛劳。
总理时常引用毛主席关于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关于革命总是人多一些好、要搞五湖四海的教导，来教育干部重视统一战线工作，而他自己则是身体力行毛主席伟大教导的典范。
学习周总理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执行又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统一战线政策，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
毛主席制定了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方针，教导我们：
“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
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出色地贯彻执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一切愿意接受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包括他们的党派和政治代表人物）都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把他们团结在统一战线之内。
但是，由于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存在，在统一战线内部，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
周总理告诫我们：
“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来观察和对待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统一战线问题，是完全错误的。”
总理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同时又十分讲究斗争艺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始终掌握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教育提高左派，争取团结中间派，孤立右派，把着眼点放在团结教育绝大多数，使革命统一战线沿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不断巩固和发展。
建国以后，毛主席领导我国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
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中，有一部分人对三大运动存在着种种错误思想，周总理亲自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多数人同三大敌人划清界限，积极参加三大运动。
1950年，毛主席和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在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之前，周总理邀集各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举行座谈，会上反映出各种不同意见，总理耐心倾听之后，作了旗帜鲜明的解答。
反复阐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意义，批判了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和害怕美帝、依赖外援的错误思想，大大提高了各方面人士的认识，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顺利通过抗美援朝的决定，打下了充分的思想基础。
在土改问题上，不少人存在和平改革的错误思想，还有少数民主人士代表地主、富农说话，宣扬“江南无封建”等谬论，总理当即决定将右翼分子彭一湖等人攻击土改的信件印发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作为反面教材，供大家批判，教育大家割断封建关系，过好“土改关”。
1952年，毛主席发动并领导了“三反”“五反”斗争，对于资产阶级拒绝接受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猖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违法活动，给予粉碎性的打击，极大地推进了把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改造事业。
周总理始终站在斗争的第1线，协助毛主席领导运动的开展。
他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作了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重要报告，深刻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揭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号召全国人民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坚决回击。
同时，他又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在斗争中形成“五反”统一战线的指示，团结多数，孤立少数，集中打击“五毒俱全”的反动资本家，教育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
1953年，毛主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这时，在统一战线中进行了又一场激烈的斗争。
梁漱溟跳出来，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恶毒挑拨工农关系。
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对梁漱溟予以痛斥，周总理也在会上作了批判梁漱溟的重要讲话，以大量的事实揭穿他反对总路线的反动立场和他反动的政治面貌。
毛主席和周总理通过对梁漱溟的批判，对党外人士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总路线教育；
同时仍然安排梁漱溟为全国政协委员，以发挥其反面教员的作用。
1957年，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打退了右派的猖狂进攻，取得了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
周总理在向第1届人大第4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有力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谬论。
毛主席称赞周总理这一气势磅礴的讲话是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
周总理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政策，在打退右派进攻之后，对改造右派分子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右派分子中的大多数向人民方面转化。
周总理还常常不辞辛劳地向党内外人士做学习报告，推动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耐心地热情地帮助他们改造思想，引导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总理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勉励党外人士“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教育他们过好政治关、思想关、家族关、社会关、生活关等“五关”，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解放全人类的崇高思想和伟大胸怀。
1962年，总理亲自出席了全国政协召开的七十岁以上老人的春节招待会，当时适值沈钧儒副委员长九十周岁，总理在祝酒词中说：
“沈钧儒老人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现在又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这对于同我党长期合作的爱国老人们是极大的鼓舞。
总理不仅政治上关怀党外人士的进步，而且在生活上尽量给予关切，如组织民主人士到外地参观，总理对他们的学习、饮食和休息都作了具体指示，真是无微不至，感人深挚。
1972年，何香凝老人去世，总理接受她的遗愿，安排邓颖超同志和中央统战部的负责同志护送她的灵柩到南京，同廖仲凯先生合墓。
周总理关怀党外人士的动人事例，为人们广泛传颂，周总理在党外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各方面爱国人士的衷心爱戴和无限敬仰。
学习周总理坚定地捍卫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坚持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同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干扰、破坏统一战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毛主席领导的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发展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断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
建国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尽管有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周总理忠实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坚定地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统一战线工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推行一条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在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中央统战部有人鼓吹什么“五年消灭阶级”，“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民主党派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等修正主义谬论。
周总理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坚决抵制和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指出：
“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是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决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实现”；
批判“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提法的错误，是把统一战线的范围弄窄了，又把统一战线的阶级阵营弄混了；
明确指出：
“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是社会主义政党。
我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
认为民主党派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政党，这只能混淆阶级界限，抹煞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
他在1964年12月向三届人大第1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全面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统战工作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深刻地批判了投降主义，这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文献。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出于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疯狂地反对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妄图打倒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他们狡猾地接过革命口号，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表现形式上有极右也有极“左”，实际上右得不能再右。
在统一战线工作上，他们疯狂反对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肆意践踏党的统战政策，破坏党的统战工作，摧残和打击一切积极因素。
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周总理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精神，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党的统战政策，坚持党的统战工作，同林彪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四人帮”同林彪结成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路线，全盘否定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疯狂叫嚣“统一战线臭了，还要什么统一战线？”
“人大、政协不要了”。
在他们的魔爪所到之处，党的统战政策被搞乱了，统战工作被搞垮了，统战机构被砸烂了，大批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遭到迫害。
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曾明确指出：
“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
我是不主张取消的。”
毛主席一再指示共产党员要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强调指出：
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指出：
要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以后又多次指出，政协、民主党派还是要的。
周总理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针对林彪、“四人帮”掀起的取消统一战线的妖风，指示统战部门的负责同志说：
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但是统战工作还要搞下去，你们不要动摇，不要撒手。
这铿锵有力的语言，表现了总理捍卫毛主席统一战线思想的坚强决心。
1971年，总理再一次明确指示：
统一战线是毛主席几十年来的一贯思想。
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
国际统一战线形势大好，国内也要考虑这个方面的问题。
总理不仅从思想上、理论上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且亲自抓统战工作和统战政策的落实，把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和破坏了的，重新纠正和恢复起来。
从政策、方针直到处理具体问题，无不给予周详的、具体的指示。
总理对统战工作的每一个指示，都是对林彪和“四人帮”的有力批判和斗争。
“四人帮”蓄意颠倒敌我友，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把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一概污蔑为“牛鬼蛇神”、“专政对象”，要统统打倒。
大叛徒江青竟然污蔑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什么“牛鬼蛇神”，下令封闭碧云寺，撤除中山纪念堂。
这是“四人帮”蓄意破坏统一战线的一个典型事例。
他们不仅要否定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还要通过否定孙中山先生来否定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
针对“四人帮”的罪恶阴谋，周总理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总理根据毛主席关于还是要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在1972年亲自批示由全国政协出面恢复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
纪念活动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同时举行。
孙中山先生纪念会的隆重举行，在国内外都发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这是对“四人帮”的一个沉重打击。
周总理同“四人帮”蛮横霸道的法西斯作风进行坚决斗争，始终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同党外人士民主协商的精神。
1971年，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周总理在极其繁忙的情况下，于同年12月，抽出时间亲自主持召开爱国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传达了有关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文件之后，亲作长篇重要讲话。
通过这个会，使各界党外负责人士得以继续与闻我们国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也使他们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
周总理这一示范行动的本身，就是我们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一贯坚持的民主精神的恢复和发扬。
1975年05月，周总理病重期间，在中央统战部的一份关于组织爱国人士到外地参观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
“如尚未与他们协商就突然宣布，似仍应分开约他们座谈一次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
“统战部同志，请多采取这种工作方式，不要通知一下了事”。
这个指示是对“四人帮”的又一次尖锐批判，也是对我们做统战工作的同志的有力鞭策和深刻教育。
我们一定要把总理这个对我们最后一次的亲笔批示，永远作为座右铭，牢记不忘！
万恶的“四人帮”把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看作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周总理生前百般陷害他、打击他。
在周总理逝世后，百般压制革命人民对周总理的悼念。
这伙反革命丑类的倒行逆施，丝毫无损于周总理巍峨高大的形象；
相反，更加激发革命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敬仰和爱戴，对“四人帮”的无比仇恨。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的紧要关头，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把发展统一战线列为抓纲治国的一项战斗任务，并且写进了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总纲。
叶副主席在四届政协第7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和政策，充分肯定了周总理实践和捍卫毛主席统一战线思想的光辉业绩。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必将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道路继续发展。
一年多以来，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各条战线捷报频传，抓纲治国已初见成效，而且形势的发展比预期的还要好。
我们国家的前途光辉灿烂。
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5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成果，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这欢庆胜利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把怀念周总理的心情化成巨大的力量。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尽可能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解放我国神圣领土台湾，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战斗
孙冶方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不仅在教育战线、文艺战线，而且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战线，都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对于经济学界，他们下手最早，摧残最狠。
早在1964年，陈伯达就全面否定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说我们搞的是修正主义，说我个人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和“四人帮”一伙在经济所推行一条“斗、批、散”的方针，要全体工作人员待命分配，准备解散。
有一段时间，他们在我们所掀起了烧书、卖书的高潮，搞得人心惶惶，全所人员一时都成了等待处理的“废品”；
全所几十万册藏书，也准备全部送人。
迟群插手哲学社会科学部期间，借口“批判十七年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大讲“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革命滥调。
他们使经济所混乱、瘫痪，前后达十二年之久。
究竟经济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经济所的研究工作是搞的修正主义，还是搞的马列主义？
这个问题非要辩论清楚不可。
从经济研究所办所的方针、道路来看，我们执行的是毛主席规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走的是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绝不是陈伯达和“四人帮”一伙所污蔑的是什么“理论脱离实际”、“培养精神贵族”的修正主义道路。
从1958年起，我们响应毛主席关于“种试验田”的号召，先后在河北省的丰润县和昌黎县建立了学农基地，在石景山钢铁厂和大庆油田建立了学工基地。
1959年，我们的学农小组，曾就当时农村的公共食堂问题，提出了一个调查报告。
这个报告，以大量的事实和贫下中农的意见作依据，指出农民对于临时性的农忙食堂是欢迎的，而对于常年性的公共食堂是不欢迎的。
这个本来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报告，竟被指责为是“反社会主义”的，调查组负责人还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事实证明，这个报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所提的意见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是正确的。
后来毛主席在听取胡乔木同志的汇报的时候，对这个调查报告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指示要给这个报告和有关的同志平反。
我们还到大庆油田蹲点学习，学习的主要题目，是大庆“两论”起家的政治工作经验和企业管理经验。
学习回来写的报告中特别强调：
“政治工作和生产（业务）工作必须紧密结合”，“政治工作必须为生产服务，必须围绕生产来进行”，强调“人人要树立生产观点”等等。
后来，我们这个报告竟被陈伯达打成“业务挂帅”，“用业务压政治”的“黑样板”。
事实证明，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林彪、“四人帮”一伙才最无耻地对政治挂帅作了唯心主义的歪曲；
而我们的报告是坚持了毛主席政治挂帅的精神，比较正确地宣传大庆经验的。
再从经济理论研究路线来看，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里，我们的研究工作虽然缺点不少，但总的来说，我们既反对了赫鲁晓夫、利别尔曼的赤裸裸的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反对了陈伯达、张春桥的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1958年，陈伯达和张春桥刮起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共产风”。
当时毛主席曾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且在一个报告的批示中把价值规律比作一个伟大的学校。
1959年04月，经济所会同其他单位在上海召开了经济学讨论会。
议题有两个：
一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商品和价值规律问题，一是计件工资问题。
本来我们召开这个讨论会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这两个在当时说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经济学理论问题。
但同时也就批判了陈伯达、张春桥一伙带头刮起来的这股“共产风”。
这当然就触犯了陈伯达、张春桥一伙，使他们怀恨在心。
三年困难时期，经济所还同陈伯达一伙不讲经济核算，不计投资效果，反对综合平衡的歪风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们组织了三个讨论，即经济核算、经济效果、速度与比例三个问题的讨论，坚持了毛主席的三个并举、要发挥两个积极性以及强调社会主义企业必须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的思想。
这又刺痛了陈伯达等人，他们终于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以“否定三面红旗”的罪名把这些讨论全部扼杀了。
1963年，我先后写了几个研究报告，涉及到财政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积累率问题、投资效果问题、利润问题。
在这里，我要特别谈一下关于利润问题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我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利润和资本主义利润以及和利别尔曼修正主义利润之间的几条界线，主张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反对资本主义利润和修正主义利别尔曼的利润。
陈伯达一伙对我这个研究报告在全国报刊上进行了三次批判；
然而他们只字不谈我所提出的这些界线，硬说我公然拥护利别尔曼，主张“利润挂帅”。
这是为了以后进一步对我进行政治迫害制造借口。
这不是理论批判，而是诬陷。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的学术上的和政治上的冤案，才能大白于天下。
今天，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再次号召我们向科学进军。
一场科学攻关战已经打响了。
我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岗位上的一员，即使是已经老朽的一员，也决心按照有多少热发多少光的精神，奋发图强，勇于攀登，不断以新的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添几块砖，加几块瓦。
坚持客观真理
夏鼐
“四人帮”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损害，不仅是迫使许多研究机构（包括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停止业务达十余年之久，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要根本取消社会科学的研究。
科学研究是研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
我们研究的结果，如果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就是客观真理。
科学就是追求客观真理的。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四人帮”是反对毛主席讲的这个真理标准的。
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说：
“思想上正确和错误，决定于理论”。
他所说的“理论”，当然是臭名昭著的“张春桥思想”。
一切要根据他们的“理论”来判断。
“四人帮”把他们那套反革命谬论自封为“无产阶级真理”，而把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出来的科学结论，统统扣上“封资修”的帽子。
在他们看来，真理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完全由他们主观任意规定。
他们要把什么人或什么理论定为什么“阶级”的，这个人或这个理论就成为什么“阶级”的。
“四人帮”不承认客观真理，在他们看来，探求社会现象的客观真理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便成为多余的了。
事实上，在“四人帮”法西斯的“真理标准”的统治下，谁要研究科学，尊重客观真理，谁就被斥为“客观主义”，就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
这样，还能研究什么科学呢？！
“四人帮”根本不要科学研究工作，只要有能宣传他们的“理论”的吹鼓手便可以了。
他们想把原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撤销，至少也要把它纳入“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的轨道上去，象梁效、罗思鼎一样，成为他们的反革命宣传工具。
这当然是荒谬的。
我以为，社会科学院所担负的任务和一般宣传机构的任务，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
我们的研究工作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当然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但是，评价我们科学研究是否有成绩，还是要看它能否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这便是说，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有创造性的研究。
我认为，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中，应该从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揭批他们在真理问题上所制造的谬论。
只有找到根子，才能分清是非，肃清流毒，才能打破思想枷锁，坚持客观真理，抱着要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做出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丁伟志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在各条战线上都设置过一些“不得入内”的禁区，直到“四人帮”垮台，人们一提及这些禁区，还难免谈虎色变。
一年多来，经过激烈的战斗，有些战线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教育战线和文艺战线便是这样。
我们社会科学战线怎么样呢？
似乎还有不少禁区没有攻破，甚至没有攻过。
它们正横亘在我们面前。
而这些禁区，恰恰就成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障碍物，成了发展社会科学的拦路虎。
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是当务之急。
比如历史学，就存在许多应当突破而没有真正突破的禁区。
历史人物评价，一度成为使人望之却步的危险地带。
历史人物的褒贬扬抑，统由“四人帮”帮派包办定案。
于是，一部分历史人物被“神化”，又有一部分历史人物被“鬼化”。
神化的人物，例如秦始皇，成了谁也不敢碰的人物。
明明毛主席对秦始皇是有分析的，可是“四人帮”居心险恶地不准人们分析秦始皇、解剖秦始皇；
谁要对秦始皇作点批判，就会给定个现行反革命。
洪秀全能不能研究呢？
也不行。
指出他有什么缺点错误，就成了诬蔑农民革命领袖。
鲁迅能不能分析？
我们是衷心爱戴鲁迅的，然而有必要把鲁迅的每个观点、每句话都说成是十全十美吗？
不苛求于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当然是对的，但是实事求是地指出某个问题上鲁迅的看法不对，错在哪里，为什么错，恐怕也是可以的吧。
“四人帮”也鬼化了一些历史人物，这里指的是比较复杂、应当具体分析其复杂情况的历史人物。
例如孔子，当然应该批，但批判就只是简单地骂倒吗？
毛主席指示过孔夫子要总结，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对孔夫子的思想一分为二呢？
毛主席引用过孔子那么多话，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又提倡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这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我们在批判孔子思想时，是不应当绕开这些问题走的。
再如李秀成，有证据证明他最后想投降，当然就应该批判。
即使如此，他前期的功过是否还可以另行评说？
不是说李秀成“晚节不终”吗？
可见早节、中节起码没出大问题。
毛主席对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作用，多次作过科学的评价，一分为二。
这样的评论，丝毫无碍于对陈独秀后来推行右倾投降路线的批判，更绝不会因而减轻托陈取消派叛党投敌的罪过。
消除弄虚作假的习气，打掉形而上学的框框，老老实实地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否则历史是没法写好的。
农民战争问题，是又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关锋、戚本禹一伙，在陈伯达、“四人帮”的指使和支持下，给翦伯赞同志扣的帽子，实在大得怕人。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讲过农民的皇权主义之类的意思，毛主席也多次指出过农民战争的弱点和错误。
而“四人帮”却硬给翦伯赞扣上“诬蔑农民起义”、“诬蔑贫下中农”的帽子。
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研究旧式的农民战争的错误，分析其必然失败的原因，总结其失败的教训，以至提出“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的错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教训”这类专题进行研究，怎么就会和歌颂农民战争的伟大的反封建的历史作用相冲突了呢？
关于儒法斗争问题，应当说经过一年多的批判，已经打破了“四人帮”的不少戒律，澄清了一些是非。
但是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答案，还有待于我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历史分期问题的解决。
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历史学界目前分歧还很大，各派意见按大类分，也不下六、七种之多。
怎么办呢？
只有允许——不，只有提倡百家争鸣，才能逐步解决。
历史学方面需要突破的禁区，远不止这些。
整个社会科学战线上应当突破的禁区，当然就更多了。
砸碎精神枷锁 搞好法学研究
韩幽桐
建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法学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广大法学工作者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开展了法制宣传，在司法改革运动中批判了旧法观点，在反右斗争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谬论，在反修斗争中批判了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全民国家”、“全民法”的谬论。
同时还出版了一些法学著作，讨论了一系列法学领域中的理论问题。
许多法学工作者参加了我国宪法和其他重要法律的起草和讨论，参加了政法机关的实际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虽然，这些工作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但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取得的成果是事实俱在，不可否定的。
“四人帮”把十七年的成果一笔抹杀，污蔑为执行了修正主义黑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四人帮”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
他们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实行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家庭子女也受到株连。
他们在这方面所造成的损失之大，是不可估计的；
他们的严重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我们要怀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爱护的心情，对罪大恶极的“四人帮”无比仇恨的心情，对他们的罪行深揭狠批，彻底清算。
粉碎了“四人帮”以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并且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指示。
董必武同志生前曾经说过，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
而要做到依法办事，第1是必须有法可依，第2是有法必依。
多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的立法活动长期未能开展，一些必要的法律未能及时制定，还有一些法律未能及时修改，不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1962年，毛主席曾经指出：
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
没有法律不行。
刑法、民法一定要搞。
不仅要制订法律，还要编案例。
1963年，毛主席又指出：
我们还没有制定刑法典和民法典，经验还不够，我们也要搞。
还说，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还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还需要积累经验，进行研究。
现在，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但是，有的人还心有余悸，不敢触及法律的制定、执行和遵守中存在的问题，不敢联系当前的实际大胆地积极地研究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必须以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打破顾虑，解放思想，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作出贡献。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首先需要进行大量的立法工作。
为此，应该恢复和设立必要的法律机构；
应该总结经验，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经济建设等重要法律；
对原有的法律，应进行研究，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予以修改或废除。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必须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加强公安、检察和司法机关，认真执行国家的法律，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同一切犯罪、违法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需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成为执行宪法、遵守法律的模范。
同时，还需要深入地开展法制教育，广泛地运用电影、电视、广播、报刊等宣传工具，进行法制宣传，并编入教科书，使广大群众树立法制观念，自觉地遵守法律。
法学研究工作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息息相关，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
把法学研究搞上去，是国家的迫切需要，是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
我们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政法实践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法学研究的发展，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作出贡献。
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
吕叔湘
“四人帮”炮制的反动的“两个估计”的实质是反对文化，反对知识，提倡愚昧无知，利于他们篡党夺权。
影响遍及文化、教育、科学各个方面，语文工作当然也不能幸免。
最近《中国语文》编辑部的同志分几路到全国各地去联系工作，了解到一些情况。
总的说来，高等院校遭受“四人帮”的摧残是严重的。
以中文系而论，“古代汉语”课被取消了，“现代汉语”课也被取消了。
这样闹腾的结果，毕业的学生多数知识缺乏，文理欠通，不能工作，只有少数还行。
语言课被取消了，教语言课的教师被迫改行，有的去跑龙套打杂，有的下放，有的勒令退休。
重建队伍，困难不小，青年干部的来源问题严重。
此外，“四人帮”破坏中小学语文教学，影响也很严重。
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是个老问题，也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一个严重问题。
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恐怕还认识不足。
中小学语文课所用教学时间在各门课程中历来居首位。
新近公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十年上课总时数是九千一百六十课时，语文是二千七百四十九课时，恰好是百分之三十。
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语文是工具，语文水平低，影响别的学科的学习，有的数学老师、物理老师诉苦，说是得兼做语文老师。
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
语文课占用这么多时间，必然要挤别门功课的时间。
按《试行草案》规定，小学的自然常识，中学的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五门合计是一千零七十六课时。
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可是让孩子们只用稍多于十分之一的时间学科学，而有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收效不大的语文课上。
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
我还想谈谈高等院校里的公共外语的问题。
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首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技工作者的外语是个举足轻重的因素。
以我国的情况而论，中文的科技资料很不够，一个科技工作者如果不能利用外文的资料，他就只能做第三流的工作。
依靠翻译吗？
现在的科学文献一天就是一大堆，胜任翻译的人有限，只能翻译其中很小很小一部分。
我们科学落后的原因很多，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外语不过关是原因之一。
外语不过关是因为大学里没有把公共外语搞好，大学公共外语没搞好，跟中学外语课有关系。
由于师资的限制，我们一直没能在中学里普及外语，于是大学入学不考外语，于是大学公共外语从a、b、c、d教起。
每周四节课，二年时间（理工科），即使认真教认真学，也难达到自由阅读外语资料的程度，何况多数公共外语课又都是虚应故事。
我以为今后必须狠抓高等院校里的公共外语的教学，达到大学三、四年级学生能阅读本学科的一般文献，研究生都学好第二外国语。
同时，高等院校招生一定要考外语，否则中学生不肯认真学习。
这两个问题，虽然都是由来已久，但是由于“四人帮”捣乱，变得加倍严重。
“四人帮”不要青少年学好语文，提倡抄书抄报，说空话，说假话，便于他们利用。
有不少地方的学校干脆取消语文课，并入政治课，这政治当然是他们的帮政治。
外国语的学习也受到迫害。
钻研业务是走“白专”道路，钻研外国科技文献，“白专”之外又加上“洋奴哲学”，两顶帽子压得你抬不起头。
现在“四人帮”已经打倒，但是，他们的恶劣影响还没有彻底肃清，原来存在的问题更没有解决。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以为要成立一个研究机构进行研究，最好建立一个教育科学院，至少建立一个教育研究所。
不光是语文教学问题需要研究，教育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很多很多。
现在各个产业部门，生产物资的单位，都有研究机构，研究如何生产更多更好的物资。
教育部门，培养人材的单位，更应该有研究机构，研究如何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材。
我们有一亿几千万学生上学，从小学到大学学习十四年，研究生再加三年，说这里边没有需要研究的问题，谁能相信！
中国科技大学七百多名新生入学
新华社合肥03月15日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广开才路，按照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招收的七百一十一名新生，其中包括破格选拔的二十名少年，已于本月09日前报到入学。
学校领导和教师们高兴地说：
“今年的新生，人才济济。
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希望。”
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挑选出来的这七百多名新生，党团员占百分之九十四，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的子弟占多数。
平均年龄不到十九岁，学习成绩优秀，数理化总分平均每人在一百六十分以上。
不少新生不仅高中数理知识基础好，还自学了大学一、二年级的课程，有的掌握了好几门外语。
数学系基础数学专业一个十五岁的新生，原是扬州中学高二学生。
他中学一年级就学完了初等数学，又攻读了高等数学的十多本教材，翻阅了四、五十本参考书籍，做了两、三千道数学习题。
这次高考，他名列江苏省第1名。
来自云南的一个新生，是只念过初中的工人。
1971年以来，他坚持刻苦自学，这次高考，数理化成绩优良。
科技大学为了了解考生的实际文化水平，又派出教师对这个考生进行了考核。
考核的结果证明，他掌握的数学、物理知识已经达到了大学一、二年级水平，便将他录取到理论物理专业。
中国科技大学这次破格录取的少年，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只有十一岁。
在招生工作中，通过群众推荐、人民来信来访和招生工作人员实地了解，发现了一批成绩优秀、年龄不过十三、四岁的中小学生。
他们大都未能参加统一的高考。
为了使国家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科技大学的教师们满腔热忱地奔赴上海、长沙、沈阳、福州、扬州等地寻找这些少年，对他们逐个地进行多次笔试和口试，再经过体检等，才挑选了这批年纪小的新生。
去招生的教师说：
一见到这些孩子，他们身上那种使人说不出的勇敢精神，便把人们吸引住了。
这些少年见到数理化题就跃跃欲试地说：
“我们喜欢攻关。”
被科技大学录取的上海市十中一个十四岁的初一学生，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
他自学完高中数学，做了几千道数学题。
他只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就做完了上海这次高考的数学题和附加题。
科技大学派出的教师专门给他出了八道数学题，他一小时做完七道。
接着又出了四道难度较大的考题，他也全部做对了。
担任主考的数学系两位教师连声赞扬说：
“这孩子数学基础好，思维敏捷，运算熟练，解题准确。”
另一个被录取的十二岁新生，在父母指导下，五岁半就学完全部小学课程，经过考试直接插入小学四年级，成绩一贯优秀。
去年高中毕业考试，他数学得了一百分，其他各门功课考试成绩也不错。
这批富有刻苦自学和勇于攻关精神的孩子被录取后，科技大学为他们专门开设了一个少年班。
鉴于这些孩子既具有数理方面水平较高的特点，又存在基础知识不够牢靠的弱点，学校为他们编写了专门教材，除配备业务较强的教师外，还配备了一位政治、业务都较强的女教师担任班主任，从政治思想和生活上教育、关心这些学生。
为配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全国城乡举办科教电影汇映
新华社北京03月15日电
为配合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03月15日至04月15日期间，举办全国科学教育电影汇映。
汇映期间，全国城乡观众可以看到一百二十多部科教影片，这些影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其中《科技捷报》之一到之七，介绍了国内最先进的科学成果五十多项。
反映了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科技战线捷报频传的喜人形势。
为了给全国科学大会献礼，科教电影工作者克服了许多困难，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拍摄出这套影片。
汇映期间，还有《激光》、《红外线》、《世界屋脊》等一批新摄制的科教片同观众见面。
这次全国科学教育电影汇映是由文化部、教育部和全国科协联合主办的。
夏衍副会长会见菅沼不二男夫妇
新华社北京03月15日电
中日友协副会长夏衍今晚会见并宴请了日中友协（正统）顾问、日中旅行社社长菅沼不二男夫妇。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中日友协副秘书长金黎等。
菅沼不二男夫妇是应中日友协的邀请于03月14日到达北京的。
我新任驻东德大使离京赴任
新华社北京03月15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陈东今天离京赴任。
索马里新闻代表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北京03月15日电
以索马里新闻和国家指导部长阿卜迪卡西姆·萨拉德·哈桑为团长的索马里新闻代表团结束了在我国的访问，14日乘飞机离京回国。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副局长顾文华，新华社副社长缪海棱，人民日报社秘书长郭渭，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王珍，到机场送行。
索马里驻华大使卡欣也到机场送行。
结合揭批“四人帮” 采取果断措施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安徽省委解决科技人才用非所学问题
编者按：
安徽省委解决知识分子用非所学问题的经验，值得重视。
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有不少学有专长的科学技术人才用非所学，这是极大的浪费。
尽快让这些同志归队，是当前解决我国科技队伍青黄不接的一条重要的、现实的措施，也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方面。
各级党委要象安徽省委那样，从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征集人才、组织一支浩浩荡荡的科技队伍这个大局着眼，下大决心，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采取有力措施，坚决、迅速而又周到、细致地做好这一工作。
中共安徽省委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罪行，采取果断措施，迅速解决按国家计划分配的大学毕业生和专业技术干部用非所学、使用不当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这类应调整的技术人员已有百分之八十四调整归队。
这些归队人员衷心感谢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决心在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斗争中发挥自己的专长。
拨乱反正 坚决果断
由于“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肆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前几年，安徽的大学毕业生、技术干部中用非所学的现象十分严重。
1973年，省人事部门根据群众来信反映的情况，曾在全省作过普查，发现1961年至1965年入学、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二万二千多大学生（简称“老五届”），用非所学的竟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五，调去当工人的也占百分之十五点五。
阜阳地委曾先后三次向省委打报告，要求解决这一问题。
但是在“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粉碎“四人帮”后，新的省委坚决支持广大群众要求，立即动手解决上述问题。
去年09月30日省委作出决定，10月01日派出两个组分赴阜阳、宣城进行调查。
阜阳肉类联合加工厂共有“老五届”毕业生十六名，学的是机电、锻压、船舶制造、工业企业自动化、数学等十一个专业，但是却分配当了饲养员、屠宰工，干拔毛剔骨、砍肉、烧锅炉等工作。
宣城塔山锰矿有些学电子物理、机械制造的大学生一直放电影，搞后勤。
省委认为，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的问题，并不只是“老五届”存在，但是由于“老五届”中的情况特别严重，就决定从这里入手，坚决果断地纠正这种浪费人才、糟踏人才的现象。
省委规定按国家计划分配的历届大学毕业生一律明确为干部身份，由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管理；
对用非所学的立即进行调整归队。
省委决定下达后，大多数地、市委决心大，行动快，抓紧贯彻执行。
但也有少数党委及组织人事部门的一些同志思想不解放，认为这个问题是“老大难”，“不好办”。
有些人在具体问题上兜圈子，算来算去，感到这个调不出，那个动不了。
甚至有人认为：
“能对口就对口，不能对口就算了，反正关系不大。”
针对这些思想，省委及时召开了地、市人事局长会议，讲明这项工作的意义，重申省委的决心，并且尖锐地指出：
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造成的严重危害，麻木不仁，是对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态度问题，是对十一大路线的态度问题。
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对大家震动很大。
会上，大家批判“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摆“四人帮”破坏知识分子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议实现四个现代化对科技工作提出的要求。
同志们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要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就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从安徽情况看，科技队伍人数少，水平低，青黄不接，如不迅速解决严重存在着的用非所学现象，到什么时候才能组织一支科技大军？
大家表示，要以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解决科技人员的归队问题。
各级党委由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立即抽调力量，组成专门班子负责调整工作。
会后，省委又派出工作组剖析了“四人帮”破坏知识分子政策严重的两个基层单位，帮助首先解决了用非所学的大学生归队问题。
样板一树，局面立刻打开。
从实际出发 把工作做细
调整工作一开始，省直机关各部委首先对本部门大学生摸底排队，按照规定，把应调名单送给调整办公室。
省级单位带了头，影响不少基层单位立即行动。
各级党委、人事部门在工作中，本着发挥专长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有一个调整一个，成熟一批调整一批，力争把工作做细。
对于那些脱离原专业多年，或原来基础很差，没有学到多少专业知识而对新专业已经熟悉并做出一定成绩的，调整时注意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灵活掌握。
对于原来一直顶班生产当工人的大学毕业生，立刻从生产岗位上撤下来，暂时有困难的，先明确干部身份，待接替人员到达后立即归队。
这次调整归队的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精神面貌很好，但是也有少数同志存在只想呆在城市，不愿到农村（农业科技、地质部门），想到科研单位，不想到生产部门，愿做机关行政工作，不愿当教师等想法。
省委指示有关单位注意深入细致地做好调整对象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从革命利益出发，服从大局，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对于因调整归队而带来的生活上的困难，各级党组织都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加以安排和照顾。
“老五届”的问题一捅开，牵动了一些历届大学毕业生和科技人员的归队问题。
为此，省委通过加强对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的领导，着手逐步解决这批人的问题。
有一对夫妇，原是南京工学院工程力学专业毕业生，在“四人帮”横行时，被调到安徽省一个地区农机厂搞一般技术工作，所学专业根本用不上。
这次省人事局负责同志看到他们的来信后，立即调查，然后同有关方面联系，将他们调整到科技大学任教。
安徽省委认为，全省用非所学的调整工作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死角。
最近省委仍然不断接到人民来信，要求调整。
为了进一步做好这一工作，省委负责同志在省科技大会上要求省直各部门、各地、市委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在三、04月份完成调整工作。
本报记者 陈仁凤 李 湘（附图片）
加快步伐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宣传画〕 新华社发
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中国农林科学院院长、小麦育种家金善宝（前中）、林学家郑万钧（左）和兽医专家程绍迥等来到住地。
新华社记者 摄
前来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部分代表到达首都机场。
新华社记者摄
耿飚副总理会见阿根廷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北京03月15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上午会见了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费德里科·德尔索拉尔·多雷戈。
会见时，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申志伟、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在座。
肖方洲副主任离京赴菲律宾
新华社北京03月15日电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赴菲律宾宿务经济贸易展览团团长肖方洲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去菲律宾。
中国歌舞团民族乐队演出
民族音乐会
合 唱：
《科学大会传凯歌》
《不落的太阳万代鲜红》
为华主席笔录湖南民歌谱曲
《高山顶上修条河》
合 奏：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四重唱：
《周总理和我们一起开大会》
男、女声独唱：
《老科学家心中的歌》
《周副主席纺线线》
男声小合唱、小合奏、双千斤二胡重奏、
改革古琴、月琴独奏等
03月18、19日晚7：
15在北京展览馆剧场
17日早9点在本剧场售票，团体票凭单位介绍信限购20张，个人票限购5张。
中菲科技合作协定在马尼拉签字
李副总理和马科斯总统参加签字仪式
新华社马尼拉03月1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今天下午在菲律宾“总统号”游艇上签字。
黄华外长和菲律宾外长卡洛斯·罗慕洛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了字。
李先念副总理和费迪南德·埃·马科斯总统参加了签字仪式。
中国方面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柯华、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和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李西夫。
菲律宾方面还有：
国民经济和发展署署长赫拉尔多·西卡特、工业部部长维森特·帕特尔诺、菲律宾驻中国大使纳西索·雷耶斯。
签字后，马科斯总统和李副总理热烈握手互相祝贺。
今天晚上，李先念副总理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举行宴会。
菲律宾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应邀出席了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菲律宾外交部长卡洛斯·罗慕洛、司法部长维森特·桑托斯、国防部长胡安·恩里莱、贸易部长特罗阿迪奥·基亚松、工业部长维森特·帕特尔诺、检察长埃斯特利托·门多萨、外交部副部长曼努埃尔·科连特斯、外交部礼宾司长冈萨雷斯等和他们的夫人。
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雷耶斯也应邀参加了宴会。
黄华外长以及林佳楣、何理良等出席作陪。
柯华大使和夫人张明也在座。
宾主频频举杯，共祝中、菲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南共联盟领导人接见我党的工作者访问团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3月11日电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执行委员会委员阿利·舒克里亚03月11日在南共联盟中央大厦接见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
舒克里亚同志向访问团详细介绍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近六十年来的发展历史与战斗历程、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当前任务及南共联盟第11次代表大会筹备情况等。
接见后，舒克里亚同志设宴招待访问团。
在充满亲切、友好气氛的宴会上，舒克里亚同志和李一氓同志先后祝酒。
舒克里亚首先代表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对访问团表示热烈欢迎，并相信这一访问必将促进南中两国与两党关系的发展。
他说，我们两国都在建设社会主义，有许多东西值得相互交流。
李一氓同志在祝酒时，对南共联盟给予访问团的热情欢迎与接待表示感谢。
他说，中南关系在铁托总统去年访华之后有了很大发展。
他表示相信，这次访问必将加深中南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国际关系和联络部部长弗·奥布拉多维奇等参加了接见和宴会。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张海峰也参加了接见和宴会。
以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和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是03月10日下午乘飞机抵达贝尔格莱德的。
我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会议上发言
发展中国家加强联合抵御超级大国扩张
揭露一个超级大国耍尽花招妄图把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纳入它的争霸轨道
新华社曼谷电
中国出席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34届会议代表团团长、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吕子波03月08日在会上发言说，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
吕子波指出，一年来，亚太地区国家和人民抵制和反对超级大国的垄断、控制和剥削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破旧立新的斗争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本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以多种方式联合起来，为维护自然资源主权和经济权益，改善外贸条件，增加原料出口收入，进行了坚韧不懈的努力。
他说：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是平等互利的合作，建筑在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基础上，有助于促进集体的自力更生，加强共同抵御超级大国扩张、渗透的力量。
这种平等互利的合作，是有着广阔的前景的。”
吕子波说：
“与此同时，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同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也有了进一步的增长。
只要遵守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的原则，这种联系将有可能对发展双方的经济力量，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和抗拒超级大国的压力，发挥积极作用。”
吕子波指出：
“国际经济关系中，破旧立新的变革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这是因为，这一斗争的根本目的是要在国际经济领域中打破垄断，消除剥削，使第3世界国家有充分权利参与一切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并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国际经济关系。
所有这一切都必然要触及超级大国的经济霸权和垄断利益，也就必然会遭到它们的反对和破坏。
六届特别联大以来的斗争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吕子波说：
“一个超级大国始则公开反对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继则迫于形势，表面上不敢反对，但在一系列具体谈判中寸步不让，顽固地维护旧秩序。”
吕子波说：
“另一个超级大国则耍尽各种花招，妄图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纳入它争夺世界霸权的轨道。
它在‘反对歧视’、‘照顾各方利益’的幌子下，要求与那个老牌的超级大国‘利益均沾’，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它实行门户开放，让它进行渗透扩张，推行经济霸权主义。
它喋喋不休地吹嘘它的所谓‘援助’和‘贸易’，要求亚太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与它那个‘大家庭’建立‘重要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企图把它们拉进它那个新殖民主义剥削体系。
它还妄图以一贯玩弄的‘缓和’、‘裁军’的骗局来转移第3世界反剥削、反掠夺斗争的方向。
这清楚地说明，它在亚太和其他地区进行各种经济贸易活动的背后隐藏着阴险的目的，发展中国家对此提高警惕是十分必要的。”
新华社曼谷电
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03月07日说，原来的国际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世界形势，有必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这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江萨总理是在曼谷举行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34届会议开幕式上说这番话的。
这届会议的开幕式由泰国出席会议代表、外交部长乌巴蒂·巴乍里央恭主持。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马拉米斯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强调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意义，并且指出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充分利用本国自然资源，发展区域合作。
在泰中友协欢迎广东青少年杂技团的宴会上
江萨总理赞扬泰中两国人民友好关系
据新华社曼谷电
泰中友好协会03月06日晚上在曼谷举行宴会，招待正在泰国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广东青少年杂技团。
泰国总理、泰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江萨·差玛南出席了宴会，并发表讲话，赞扬广东青少年杂技团的访问演出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促进了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江萨总理说：
“本月底，我将访问中国，把泰国人民的美好情谊带给中国人民。
我相信，我的这次访问将会使泰中两国人民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更加牢固。”
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的代表扎格攀·平西里亲王观看了杂技团的最后一场演出。
他对中国青少年杂技演员的精彩表演不时地热情鼓掌。
广东青少年杂技团从02月01日到达泰国访问以来，在曼谷共演出二十二场，观众达十五万多人次。
许多观众是从外地专程到曼谷观看演出的。
03月07日，泰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举行宴会，为杂技团饯行。
杂技团结束了访问演出，于03月08日乘专机离开曼谷前往马来西亚。
我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孟买等地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北京03月15日电
新德里消息：
以王炳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03月14日到达孟买，继续对印度进行友好访问。
代表团在机场上受到孟买工人和学生的热烈欢迎。
14日，代表团会见了柯棣华大夫的兄弟和姐妹，还分别对孟买市市长德奥拉和马哈拉施特拉邦邦长萨迪克·阿里作了礼节性拜会。
在拜会时，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4日下午，代表团在孟买应邀出席了由大约三十个工会和其他群众团体组织的一万五千人参加的欢迎会。
人们放着爆竹，高呼“印中友谊万岁”等口号。
全印工会大会马哈拉施特拉分会主席科尔哈特卡在讲话时说，印中两国人民应该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携起手来。
王炳南在致答词时说，中印两国（发展）友好关系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
14日晚，孟买市长德奥拉举行宴会，欢迎中国代表团。
中国驻印度大使陈肇源参加了上述活动。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的部分团员03月10日到12日访问了旁遮普邦的昌迪加尔、卢迪亚纳和阿姆利则等城市。
代表团和各阶层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谈话，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我新任大使向卡翁达总统递交国书
新华社卢萨卡03月1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赞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葛步海，03月14日向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后，卡翁达总统同葛步海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递交国书时，赞比亚代理外交部长西约蒙吉和外交国务部长西尔维齐亚等在座。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也在座。
葛步海大使是03月10日到达卢萨卡的。
李先念副总理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李副总理说中菲加深了相互了解增进了友谊
马科斯总统说菲中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得好极了
新华社马尼拉03月15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03月15日晚上在马尼拉的普拉扎大旅馆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埃·马科斯和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和他们的小女儿伊雷妮·马科斯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菲律宾外交部长卡洛斯·罗慕洛和其他内阁成员、武装部队高级军官和他们的夫人。
菲律宾驻中国大使纳西索·雷耶斯和夫人以及各国驻菲使节也出席了宴会。
菲中了解协会主席吴戈夫人、菲华联谊会会长吴永源也应邀出席。
出席宴会的共四百多人。
随同李副总理访问的外交部长黄华以及林佳楣、何理良、王晓云和刘华等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柯华和夫人张明也在座。
马科斯总统和夫人在李副总理和夫人的陪同下进入宴会厅时，全场起立和热烈鼓掌。
李先念副总理在宴会上致祝酒辞说：
“自从我们到达贵国以来，始终生活在友好情谊之中，菲律宾政府和人民对我们的访问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安排，给予我们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和亲切的接待。
马科斯总统和夫人还在百忙中亲自陪我们参观访问，充分体现了中菲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他说：
“访问期间，我们同马科斯总统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中菲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签署了中菲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我们还同各界人士进行了有益地接触，加深了互相了解，增进了友谊，使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他说：
“这些天来，我们访问了贵国美丽的首都马尼拉，参观了工农业和文化、艺术设施；
亲眼看到了智慧、勤劳、勇敢的菲律宾人民在发展民族文化、艺术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说：
“我们深信，中菲两国的友好关系，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关怀下，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明天我们就将满载着贵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深情厚谊回国了，我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在北京再一次地欢迎和接待我们的老朋友马科斯总统阁下和夫人。”
马科斯总统在祝酒时表示接受对他和他的夫人访问中国的邀请，并且表示将尽快成行。
马科斯总统指出：
“世界历史记载了大国和小国之间关系中出现的心酸的有时甚至是痛苦欲绝的记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朝着新的进步的方向前进，在我们这个小国和大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相互有利和相互受益的关系，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美好的篇章，这的确超过了友谊的仪式或种种友好的表示。”
他说：
“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谅解和同情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我们这些东南亚的小国一起，渴望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扩大和平的范围。”
他说，在李先念副总理访问期间，“我们再一次回顾、明确和重申了我们要建立一种坚强而牢固的友好、合作和相互谅解的关系的承诺，这种关系同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较长的关系相比，真是发展得好极了。”
李先念副总理和马科斯总统的讲话一再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宴会厅里始终洋溢着友好的气氛。
菲律宾报纸热烈欢迎李副总理访问
菲中人民传统友谊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李副总理参观渔民新村等地，亲切接见华侨和华裔代表
新华社马尼拉03月12日电
菲律宾报纸03月12日发表社论，热烈欢迎李先念副总理对菲律宾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它们强调，李副总理的访问将进一步加强菲中这两个亚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每日快报》的社论说：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先念副总理的到达，再次证明中国和菲律宾奉行互相合作和友好的政策，以加强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团结关系为目标。”
社论说：
“自从中菲两国1975年06月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由于两国采取反对霸权主义和支持第3世界国家争取进步和自主的斗争这种共同立场，这两个亚洲邻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有了迅速的发展。”
社论指出，菲律宾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
这一点已被最近在菲律宾各地出土的历史文物、货币、瓷器、陶器所证明。
这种长期的传统友谊由于两国人民遭到一系列外来统治而一度中断。
“今天，中国和菲律宾的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是谅解和合作的大门已经敞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两国关系得到了巩固。”
社论说：
“副总理的访问，肯定将推动两国经济和文化关系的迅速增长，加强这两个亚洲国家之间的谅解和亲密关系。”
《今日公报》的社论说，李先念副总理的访问再次表明菲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社论谈到了马科斯总统和夫人在他们访华时受到的盛情款待。
社论说：
“我们对李副总理表示热烈地欢迎。”
《时代日报》在题为《欢迎》的社论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先念副总理今天下午到达马尼拉时将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
它是这次访问的重要意义以及菲中密切关系的反映。”
这家报纸还为欢迎李副总理访问出版了有二十二页的增刊，其中刊登有华国锋主席和介绍中国情况的彩色照片。
新华社马尼拉03月15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及其一行在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陪同下，今天下午参观了马尼拉湾畔的渔民新村、心脏中心、营养中心和人口中心。
他们所到之处，受到当地菲律宾朋友的热烈欢迎。
上午，李副总理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接见了华侨和华裔的代表一百多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并一起照像留念。
接见时，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曼努埃尔·科连特斯和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罗多尔佛·塞维里诺在座。
在座的还有黄华外交部长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柯华等。
菲律宾旅游业发展迅速
新华社马尼拉03月14日电菲律宾的旅游业近年来发展较快。
菲律宾旅游部发言人最近宣布，1977年到菲律宾来旅行的游客迅速增加，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四个东南亚联盟成员国的游客数增加更为显著。
全年游客达到七十三万人，比1976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点七。
旅游部的收入也从1976年的二亿三千万美元增加到1977年的三亿零八十万美元。
这位发言人说，预期到1979年来菲律宾的游客将达到一百万人。
一些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组织欢呼五届人大成就
中国人民沿着毛主席周总理开创的道路前进
新华社北京03月15日电
最近以来，一些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报刊和电台分别发表社论、文章、评论和消息，热情评价中国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胜利召开。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机关报《先锋报》03月02日以《中国为大跃进奠定基础》为题发表社论指出，“这届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人民在工农业、教育、科研和文化工作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的时刻举行的。”
社论说，“自从打倒臭名昭著的‘四人帮’以来，全国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
“现在，在以华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在得到贯彻，‘四人帮’的影响正在消除。”
社论接着说，这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将“更大地推动中国人民去实现尽快使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崇高目标”。
“泰国人民之声”电台03月06日以《中国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闭幕》为题广播一则消息说，“这次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人民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后召开的，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满怀信心地向前迈进。”
这家电台03月09日指出，“中国的这两个大会（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会议）表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更加巩固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繁荣昌盛。
紧密一致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周围的中国人民，决心在为把自己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道路上前进。”
希腊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人民之路》周刊在03月初出版的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欢呼中国五届人大召开的短评。
短评说，“这届代表大会的召开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件。
它对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圆满实现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深入批判‘四人帮’，对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都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评论写道：
“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稳步前进，并将取得新的伟大的胜利。
这一切都是对人类事业的巨大贡献，也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及所有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事业的巨大贡献。”
希腊的《人民斗争》周刊最近一期发表文章说，“世界无产阶级同全世界人民、所有进步人民和中国的一切朋友一道十分高兴地获悉了这一事件。”
“中国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将证明，中国人民是团结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高举毛泽东主席旗帜的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周围。
它还将巩固中国人民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并进一步大大推动成千成万的中国人民努力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美国共产党（马列）中央机关报《号角》03月13日一期刊登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议程反映了从上届大会以来在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
文章说，“华主席的讲话涉及到中国正努力在二○○〇年以前要实现现代化的各个重要领域。”
“在1975年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
但是，这个目标遭到了‘四人帮’的诬蔑和攻击”。
“今年的这次大会充满了热情和战斗精神，代表们决心克服‘四人帮’造成的破坏，并且沿着毛主席和周总理开创的道路前进”。
文章指出，华国锋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
“他不仅申明中国人民保证要解放台湾，而且特别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为解放台湾做好充分准备’”。
一些国家领导人致电我国领导人表示祝贺
新华社北京03月15日电
一些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等最近分别给我国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副总理邓小平，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发来贺电，祝贺他们担任领导职务。
发来贺电的有：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埃·马科斯；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
日本众议院议长保利茂；
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黄国越；
罗马尼亚最高法院院长格里戈拉什·茹斯廷。
美国国务卿万斯也给华国锋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发来贺电。
国际简讯
南美三国边境地区大旱
南美洲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三国的边境地区最近出现了四十多年来最严重的旱情。
两个月来，除02月间两次极其微小的降雨外，一直没有下过雨。
南美闻名的伊瓜苏大瀑布目前只剩下涓涓细流。
据有关当局估计，由于旱灾影响，巴西将损失二百八十万袋咖啡（每袋六十公斤）。
巴西的另一重要作物大豆的产量预计也将比1977年减少五十万吨。
意大利新政府宣誓就职
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人朱利奥·安德雷奥蒂再次组阁，以他为总理的意大利新政府已于03月11日组成，03月13日宣誓就职。
新政府仍由天主教民主党一党组成。
外交部长仍由福拉尼担任，科西加连任内政部长，鲁菲尼连任国防部长。
据报道，经过五十多天紧张的组阁活动，天主教民主党同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共和党达成了协议，这些在野党答应在议会中支持这届政府。
不结盟国家广播组织开会
不结盟国家广播组织第2次会议03月11日至13日在巴格达举行。
会议通过若干决议，规定不结盟国家中广播事业较发达的国家向比较后进的国家提供经验和技术上的帮助。
危地马拉选出新总统
危地马拉议会03月13日正式宣布，危地马拉革命党和民主制度党联合候选人费尔南多·罗梅欧·卢卡斯·加西亚当选为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
新总统将于今年07月01日就职，任期四年。
挪威筹备纪念易卜生
奥斯陆消息：
今年03月20日是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一百五十周年诞辰，为了筹备纪念活动，挪威教育部成立专门委员会，由挪威文化理事会主席英厄博格·吕谢任主席，并有文艺、戏剧、广播、出版、教育等各界代表参加。
（新华社）
察佐斯总统致电叶剑英委员长表示祝贺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阁下：
在你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时候，请允许我向你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
希腊共和国总统 康斯坦丁·察佐斯
1978年03月14日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1轮投票结束
新华社巴黎03月13日电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1轮投票已经在03月12日举行，法国内政部13日发表的公报说，根据四百九十个选区（全部选区为四百九十一个）的最后统计，在第1轮投票中，支持政府的各党派和支持政府的候选人得了百分之四十六点五的票，其中保卫共和联盟（戴高乐派）得票百分之二十二点六，由共和党、社会民主人士中心和激进党组成的法国民主联盟得票百分之二十一点五。
反对派联盟得了百分之四十五点一的票，其中社会党得票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共产党得票百分之二十点五。
参加第1轮选举的有四千二百七十一名候选人。
按照法国的选举法，在第1轮投票中，候选人要获得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选票才能当选，所以在第1轮投票中，只选出了六十八名议员；
其中六十三名是属于支持政府各党派的，他们当中包括法国总理雷蒙·巴尔，前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皮埃尔·梅斯梅尔和米歇尔·德勃雷，保卫共和联盟主席雅克·希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埃德加·富尔和政府的一些部长。
其余的选区都要进行第2轮投票。
第2轮投票将在03月19日举行。
法国报纸都认为支持政府的各党派同各反对党在这次选举中势均力敌。
但是，《费加罗报》指出，各反对党在第1轮投票中“没有取得它们所希望的和历次民意测验所预计的那种戏剧性的突破”。
《回声报》也指出，社会党和共产党所得的票数，“不足以肯定地保证（它们）在下个星期日取得胜利”。
法国议会选举
法国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
国民议会每届任期五年，上届国民议会是在1973年产生的。
参议院每届任期九年，每三年改选三分之一。
1977年09月法国已经举行了参议院改选。
国民议会共有四百九十一名议员。
它的选举采用小选区两轮投票制。
这个制度将法国划分为四百九十一个小选区（包括海外省和海外领地十七个选区）。
每个选区产生一名议员。
选举分两轮进行。
候选人在第1轮选举中获得了占投票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选票，就当选为议员。
如果第1轮选举不能产生议员，就将组织第2轮选举。
只有在第1轮选举中获得了占登记选民人数百分之十二点五的选票的候选人才有资格参加第2轮选举。
按1974年06月修改后的选举法规定，凡年满十八岁（修改前为二十一岁）的法国男女公民，确有住所或固定居住六个月以上，并连续五次在交纳四种直接税之一的表册上登记有案的人，才有选举权。
因此，无固定住所或交纳不起税款者没有选举权。
（马绪祥）
索马里军队已全部撤出欧加登地区
阿明总统和澳外长要求外国军队撤出非洲之角
新华社摩加迪沙03月15日电 据索马里国家通讯社03月15日报道，索马里新闻和国家指导部发表声明说，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宣布，索马里已在1978年03月14日完成了把它的部队撤出欧加登地区的工作。
声明说：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现在呼吁某些大国实现它们关于寻求以和平方式来解决非洲之角冲突的保证，而这种解决应以给予这个地区的人民以自决权作为基础。”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自从索马里03月09日宣布它的军队将从欧加登地区撤出，并要求一切外国军队从非洲之角撤走以后，苏联的一千多名军事人员和古巴的一万二千多名军队，仍然没有撤出这个地区的任何迹象。
新华社哈瓦那03月14日电 古巴官方的《格拉玛报》14日发表文章和照片，公开承认古巴派军队和飞行员，参加了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在欧加登的军事冲突。
这家报纸在谈到苏联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军事装备、教官和顾问”以后说，古巴派出的第1批军队在去年12月至今年01月间到达那里。
它的详细报道表明，从01月22日以来，古巴派出的飞行员、坦克手、炮兵和装甲部队参加了欧加登军事冲突的最关键阶段。
《格拉玛报》还在三、四、五、六版刊登了大幅的有关欧加登战争的形势图，并在国际版刊登了九张有关这一战争的照片。
这家报纸的报道充分证明了苏联和古巴是怎样在非洲之角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的。
新华社坎帕拉03月14日电 据乌干达广播公司广播，乌干达总统阿明03月14日在这里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政府间新闻部长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乌干达支持非洲统一组织促进非洲之角实现停火的一切努力，他要求超级大国撤离这个地区。
阿明总统强调，所以要超级大国从这个地区撤走，是因为超级大国牺牲非洲人，而使战争日益恶化。
在谈到非洲之角的教训时，阿明总统引用了非洲的成语：
“大象相争，草地遭殃”。
新华社堪培拉03月15日电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安德鲁·皮科克03月14日在众议院答询时指出，苏联和古巴军事人员在非洲之角的继续存在，只能加剧紧张局势；
他们呆在那里根本就是非法的。
皮科克外长说：
“澳大利亚坚信，领土争端最好是通过谈判和互让解决，而不是诉诸武力。
因此我们诚恳地希望，双方将遵守停火，这样才有可能开始谈判，以便和平解决问题，恢复这一地区的稳定。”
苏联在非洲的战略目标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联对非洲之角大举军事干涉，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联系它这些年在非洲大陆的疯狂侵略扩张活动，更加引起世界舆论的纷纷议论。
苏联在非洲究竟追求着什么目的？
莫斯科宣称它对非洲之角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支援”别人，是“正义”的行动。
这话到了今天，已成为笑柄。
只要问他一句：
你昨天还“支援”这一方，今天又“支援”另一方，究竟你哪一种“支援”是真心诚意的？
你哪一次行动是“正义”的呢？
事实上，苏联的行动本身，也说明它的目标同“支援”非洲国家是南辕而北辙的。
从去年11月下旬开始为期三周的空运大演习，就是一个雄辩的例证。
苏联动用了二百二十多架大型运输机（约占苏空运能力的百分之十二到十五），在黑海、地中海、印度洋苏联海军舰只的支援和“保护”下，兵分七路，航线经亚非欧至少十多个国家，分别在埃塞俄比亚、亚丁和马普托卸载。
启用的物资包括乌拉尔以东仓库的“存货”，还专门发射了一枚军事卫星来指挥和监视。
这难道是为了“支援”一个欧加登地区的战争？
既然是“支援”行动，又为什么有些飞机是空载？
显然，这是苏联一次借口“支援”非洲之角，实则为准备世界战争，而采取的战略性空运大演习。
西方的军事家还注意到，苏联曾经把1973年10月中东战争作为它试验新型常规武器的试验场。
今天，它又把非洲之角战争当作常规武器试验场。
这是苏联以非洲人和古巴人的生命为代价，来为它将来进行世界战争作准备的又一个方面。
西方报刊指出，苏联在欧加登战场上试验“直升飞机战术”，训练苏、古军事人员的实战能力；
为试验通过“直升飞机战术”取胜，就投入了一百五十架直升飞机。
在苏联的全球战略中，欧洲居最重要的地位。
而为夺取欧洲，多年来苏美两家不断在欧洲的侧翼进行殊死斗争，中东和非洲则是欧洲侧翼争夺战的重点。
非洲之角以至整个非洲大陆为什么对克里姆林宫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还是听听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弗·索芬斯基的招供吧。
02月03日，他在莫斯科发表电视讲话说：
“非洲之角地区首先具有军事—政治经济意义。
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在于它处在亚非两大洲的结合部。
在波斯湾和印度洋中有许多优良的海港。
而主要的还由于在这一地区有把生产石油的国家同美洲和欧洲联系起来的海上航线。”
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苏联在这里取得了立足点，平时它就可以对西方施加政治、经济压力，战时切断其战略交通线和石油等战略物资的供应，切断西欧和美国的联系，从战略上孤立西欧。
在苏联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准备战争的部署中，鲸吞非洲是重要的一步。
为此，苏联竭力利用非洲国家内部以及非洲各国之间和各民族解放组织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大肆渔利。
正如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所说的，“苏联的态度始终是，哪里不稳定或哪里局势混乱，它就出现在哪里。”
两年前，它利用安哥拉几个解放组织的分歧，出动古巴雇佣兵武装干涉安哥拉，把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变成向南部非洲推进、控制南大西洋的桥头堡。
1977年春，又在非洲中部策动雇佣军入侵扎伊尔，企图从这里入手，实行中间突破，拦腰截断非洲。
此外，苏联还利用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之机，挑拨各解放组织之间的关系，乘机向南推进。
同时，想在东北非建立包括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几个红海国家的“邦联”，把这个“邦联”置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
在北非，苏联多次在苏丹等国策动政变，并且利用北非国家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挑拨煽动，扩大事态，乘机插手。
这样，从西非的安哥拉、扎伊尔到东非的红海之滨，从北非的埃及、苏丹到南部非洲，克里姆林宫几乎一齐下手，采取分割、包围、蚕食等办法，以达到吞并整个非洲的战略目标。
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新沙皇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年多来，苏联在扎伊尔、苏丹、埃及、索马里以及其他地方，遭到一连串的挫折。
非洲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不仅捍卫了非洲人民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尊严，而且为打乱超级大国的战争部署，推迟世界战争的爆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里恰德主席致电叶委员长华总理表示祝贺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元帅阁下：
在阁下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时候，我谨代表瑞士联邦委员会向你致以热烈的祝贺和祝愿。
祝你在执行你的重要使命中获得成功，并祝贵国前途美好。
瑞士联邦主席 维利·里恰德
1978年03月14日于伯尔尼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先生阁下：
在阁下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之际，我谨代表瑞士联邦委员会向你致以热烈的祝贺和祝愿，祝阁下个人幸福，并祝阁下在履行崇高的使命中取得成功。
瑞士联邦主席 维利·里恰德
1978年03月14日于伯尔尼
马尔登总理致电华国锋总理表示祝贺
华国锋总理：
在你被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任命为国务院总理的时候，我十分高兴地代表新西兰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
总理 马尔登
魏地拉总统致电叶委员长华总理表示祝贺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先生阁下：
值此阁下就任之际，我代表阿根廷人民和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愉快地向您表示最诚挚的祝贺。
阿根廷共和国总统
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中将
1978年03月14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阁下：
我谨向阁下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并祝阁下工作顺利。
阿根廷共和国总统
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中将
1978年03月14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