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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三月十五日讯 英明领袖华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以及党和国家、军队的其他领导人徐向前、聂荣臻、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王震、粟裕、罗瑞卿，今天下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同这个学院的干部、战士和职工亲切见面，热烈祝贺军事科学院成立二十周年。
今天，军事科学院全院同志精神振奋，喜气洋洋。
当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副主席等由宋时轮院长陪同来到学院广场同大家见面时场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华主席笑容满面，热情地向大家鼓掌致意。
今天被接见的有身经百战的老同志，屡建功勋的英雄模范，年青一代的研究人员。
他们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彭德怀、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科学研究方面是有成绩的。
英明领袖华主席向军事科学院的干部、战士和职工亲切鼓掌致意。
本报记者摄
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军队的其他领导人同军事科学院的干部、战士和职工亲切见面，热烈祝贺军事科学院成立二十周年。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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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主席题词：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努力开展军事科学研究，为建设现代化国防而奋斗。”
叶副主席题词：
“继承和发展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奋斗！”
邓副主席题词：
“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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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为军事科学院建院二十周年题词，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也题了词
粟裕第一政委主持庆祝大会 宋时轮院长在会上讲话
全院人员决心在跟随华主席进行的新的长征中，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为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努力奋斗
新华社三月十五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今天隆重集会，庆祝建院二十周年。
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敬爱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为军事科学院建院二十周年题了词，给了全院人员巨大的鼓舞。
华主席的题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努力开展军事科学研究，为建设现代化国防而奋斗。”
叶副主席的题词是：“继承和发展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奋斗！”
邓副主席的题词是：“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
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也题了词。
军事科学院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批准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创建的。
叶副主席从建院到一九七二年一直亲自领导和主持这个院的工作，以后仍然不断给予指示。
二十年来，军事科学院在毛主席、华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对彭德怀、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四人帮”反军乱军篡军罪行的揭发批判，为学习、宣传马列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发展我国军事科学，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初步形成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军事科学研究队伍。
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粟裕主持今天的庆祝大会。
院长宋时轮在会上讲话。
他在回顾建院二十年来的战斗历程后，着重总结了全院学术研究工作的主要经验。
他说，要搞好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体系，坚持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现实斗争服务的方向；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学术民主；
加强党的领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证军事科学研究任务的完成。
宋时轮院长号召大家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以毛主席军事思想为指针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方向，正确地解决我国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和指导规律。
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努力攀登军事科学的新高峰。
在庆祝建院二十周年的日子里，军事科学院从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八路，屡建功勋的英雄模范人物，到年轻一代的研究人员，纷纷磋商跃进规划，制订新的科研纲要，决心在跟随华主席进行的新的长征中，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为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努力奋斗。
作者：闫荣甫/旷召贤/黄国平
本报讯 武汉部队领导机关最近召开政治工作座谈会，邀请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老政工干部，请他们讲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研究如何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加强政治工作效能的问题。
这些老同志联系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部队政治思想工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情况，深揭狠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结合亲身经历讲传统，谈感受。
座谈中，红军女战士、湖北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吴朝祥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总是结合部队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任务去做政治工作，每提一个口号、上一堂课、谈一次话、教一首歌，都紧紧服务于当时的斗争，有着鲜明的针对性。
她回顾了长征路上一段难忘的经历。
那时她们临时组编的妇女营，担负着护送伤病员的任务。
当时缺吃少穿又昼夜行军，道路崎岖，环境险恶。
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营、连政治干部和党团骨干，及时了解部队的思想，围绕这次任务提出了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行军中，全营政治干于与战士一块抬担架，边走路边做思想工作，喊鼓舞斗志的口号，讲克服困难的战斗故事，谈护理好一个伤病员，就是为红军增添一分战斗力，革命就多一分胜利希望的道理，启发大家把自己的具体工作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
宿营或休息，大家坐在篝火旁，回忆广大劳动妇女在封建压迫之下，当牛做马，受尽欺凌和剥削的悲惨生活，大家还编了一首《妇女歌》唱。
女战士们更加坚定了为阶级的解放、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决心。
就是靠这样有的放矢、实实在在的政治工作，使部队保持了高昂的士气。
有的同志肩头磨破了，就用羊皮袜子往肩上一垫，抬着担架继续前进，肚子饿了，挖野菜充饥，把青稞留给伤病员吃；
寒冬腊月，宁可自己穿着单衣受冻，把仅有的蓑衣、羊皮盖在伤病员的身上。
全营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吴副政委谈完这段经历后说，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就如同射击必须对准靶子、放炮必须对准目标一样。
这本是我们的传统，可是“四人帮”表面上把政治工作讲得高而又高，竭力贬低政治工作对完成各项任务的保证作用，把政治工作搞得空而又空，把部队的训练、施工、生产、科研等具体任务抛到九霄云外，硬要干部战士去钻故纸堆，研究所谓“儒法斗争”等等，这实际上是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把无产阶级的政治给架空和取消了。
会上，同志们还讲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另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密切联系实际，及时抓住部队现存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教育，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红军战士、武汉部队后勤部副政委秦光远和红军女战士、武汉部队总医院副政委张苏等，谈了他们在西安事变后思想转弯的感受。
那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联合行动，在西安突然扣留了蒋介石。
消息传到保安，同志们高兴得又跳又唱，真想插翅飞到西安亲自杀掉蒋介石。
但是，毛主席、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为了团结抗战，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释放了蒋介石。
这时，不少同志思想转不过弯子：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战士和共产党员，如不杀蒋介石，怎么能报仇雪恨？
这种情绪一方面反映了干部战士对蒋介石的刻骨仇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一种狭隘的报仇思想，这是不利于执行党的抗日救国方针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领导上在政治教育中，不仅给大家讲时局，分析当时的社会矛盾，指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同时引导同志们分析国内外形势，控诉日寇野蛮蹂躏东北人民的罪行，懂得共产党人闹革命，不仅仅是为了杀掉一个蒋介石，而是要彻底推翻整个的剥削制度，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懂得了这些道理，大家便很快明白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意义。
坐谈中他们说，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以不准“上挂下联”、不准“矛头向下”为借口，反对政治教育联系实际，反对斗私批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致使不正之风和不良倾向在少数同志中滋长蔓延。
要重振当年政治工作的威力，就一定要把它的战斗性恢复和发扬起来。
大家在发言中还谈到，“四人帮”代表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手中没有真理，专靠扣帽子、打棍子，以势压人，使得干部战士不敢讲话，破坏了群众性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
在战争年代，我军的政治工作从来都是生气勃勃，有着广泛的群众性的。
参加过辽沈战役的同志，用攻打锦州的政治工作经验说明了这个问题。
那时，部队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政治动员，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攻克锦州城，活捉范汉杰。”
政治机关根据这个口号的要求，及时制订了实实在在的政治教育方案；
司令部门把范汉杰的身材高低、相貌特征的通报，发到连队；
各个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利用战前的点滴时间，给战士们讲打好锦州一仗的重要意义，用活生生的事实控诉范汉杰所部匪军的罪恶行径。
战斗打响后，政治干部、思想工作骨干一边打仗，一边做宣传工作。
由于群众发动充分，政治工作深入，所以，尽管范汉杰在我军攻人锦州时，化妆成商人，混杂在纷乱的人群中，企图乘黑夜逃跑，但终究未能逃脱战士们机智的眼睛，被我们活捉了。
大家深有体会地说，坚持走群众路线，人人做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就广泛，就活跃，就深入，就会更加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许多同志在追述战争年月政治工作所具有的特点时说，我军的政治工作之所以能取胜于敌，取信于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那时，政治干部经常身在第一线，以连队为家，熟悉连队，熟悉战士。
当连队出现问题时，就扎扎实实帮助解决，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成绩不夸大，缺点不缩小，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按客观规律办事。
某部政治部副主任朱彦，谈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晋察北军区工作的一段情况。
那时，敌人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分割、封锁，政治部和部队一起，往往是一边行军，一边打仗，一边调查了解部队情况。
哪里有问题，就把工作做到哪里，很具体，很实在。
因此，政治干部很受连队欢迎，政治机关有很高的威信，做政治工作的同志感到光荣。
朱副主任的这段话，引起了到会同志的共鸣。
大家联系前几年政治工作的状况，愤慨地说：林彪、“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鼓吹“倒过来”的哲学，严重地败坏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我们必须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尽快把老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
参加座谈的同志纷纷说，毛主席率领我们艰苦奋战几十年，亲自培育了一整套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在跟随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中，我们老同志对新一代的政治干部，要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传帮带的历史重任。
要把我军政治工作的好经验、好作风、好传统，一点一滴地、扎扎实实地传下去，要让政治工作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让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阎荣甫、旷召贤、黄国平）
作者：唐洪才
作者：张贵/王文杰
沈阳部队装甲兵某团后勤助理员王明发，自觉地按照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要求，把做好后勤工作同加强部队战争紧紧地联在一起，全心全意为连队建设着想，被评为沈阳部队雷锋式的干部，荣记二等功。
去年十二月，团里从外地给连队买了一批草垫子。
后勤处从连队派了三名公差，让王明发领着他们把草垫子运回来。
王明发想，这几天连队训练正紧，上边公差要多了，就保证不了连队满员训练；
草垫子又不是什么笨重东西，一个人可以搬得动。
于是，他把派来的战士打发回去后，就和驾驶员两个人，把三百多个草垫子一个一个装上车；
回来后，又一个一个卸到库里。
王明发“退公差”的事何止一件？
今年二月，部队从外地运来六十吨煤，卸在货场后，团里从运输连抽了一个班来看护。
王明发知道后，赶到了货场，让班长把全班人带了回去，而自己穿着大衣，迎着寒风，守在煤堆旁，整整看了十九个小时。
还有一次，上级拨给连队一批生产补助粮，要马上拉回来。
装粮需要一百二十条麻袋，仓库里只有三十条好的，多数是破旧的。
王明发一个公差没要，自己找来针和细绳，独自坐在仓库里，从日头落山开始补，一直补到第二天鸡叫，补好了八十五条麻袋，按时拉回了连队的补助粮。
王明发为连队的战备训练着想，还经常深入连队，送货上门，服务到家。
去年冬季来临之前，各连队要维修地火龙、火墙、搭床铺，需要一些水泥、白灰和木板。
按往常，电话一拿，嘴巴一动，告诉连队到仓库来领取就行了。
可王明发一合计，如果每个连队来几个人，全团就要来几十号人；
驻地远近不一样，来回一趟要耽误多少训练时间啊！
于是，他自己当个“装卸工”，把水泥、白灰、木板一样一样地送到各连队，保证了维修的需要。
王明发说：“连队干部要争分夺秒搞好连队建设，我们后勤干部也要拚命大干，积极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尽心尽力。”
去年五月十四日，王明发领着几个战士堆木头。
当堆到一根一抱粗的大柞木时，杠杆突然滚动，大柞木顺着杠杆滚落下来，压在王明发的左腿上。
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经照相诊断是左小腿骨折。
王明发心里急得象团火：眼下雨季快到了，连队不少营房需要维修，这个节骨眼我怎么能躺在医院里呢？
他为了早日返回岗位，忍着疼痛锻炼，到了第十七天，便拄着拐杖回部队了。
回部队那几天，王明发一拐一拐地走遍方圆十几里的全团所有连队，一个连一个连查看营房情况。
入冬后，为了保障机关同志休息好，王明发每天晚间和工人师傅一样，去当锅炉工，天天烧到半夜十二点停气为止。
一次外出开会回来已经晚九点了，但他没回宿舍，又直各来到了锅炉房。
有个工人师傅心细，天天给王明发记着。
他计算了一下，王明发从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今年二月十五日这三个月，扣除学习外出十七天，他天天晚上加班四个小时，多干了三十六天工作。
他不仅白天照常工作，就连早操也一回不拉。
王明发就是这样，以雷锋为榜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王明发自觉继承和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处处精打细算，为国家节省每一分钱。
去年八月，有几个连队同志和家属找王明发安玻璃。
他亲自到连队和家属宿舍一一查看。
回来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琢磨，坏的玻璃有大有小，要都安新的，就要割整块玻璃，太可惜了。
他找来找去，在一栋旧房前发现一堆碎玻璃。
立即用筐把那堆玻璃捡回了办公室，用玻璃刀割成条条块块，解决了连队和家属宿舍的部分玻璃，为国家节省了开支。
王明发还注意发动群众勤俭办事。
去年入冬各连维修营房，按计算搭取暖设备就得用二十万块砖，当时只能拨给连队五万块。
为了解决这个困难，王明发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
他跟二连党支部商量，提出自己动手脱坯，以坯代砖。
二连大干三天，脱了三千块坯。
间壁墙时用砖打底，上边码坯，效果很好。
接着，王明发又向领导做了汇报，全团在二连召开了现场会，推广了他们的做法，结果取暖设备保质保量修好了，五万块砖还有富余。
（张贵、王文杰）
沈阳部队军医学校党委深入基层
狠抓领导班子和教员队伍整顿
本报讯 沈阳部队军医学校党委遵照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对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整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这个学校的党委首先狠抓了对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
从去年三月开始，党委常委分头带领工作组深入基层，分期分批整顿了机关党支部和多数的学员党支部。
通过整顿，使干部分清了路线是非，那种业务干部怕“单”，政工干部怕“偏”的错误倾向开始得到纠正，出现了“军政一条心，上下一股劲，同心协力抓教学”的新局面。
接着，学校党委又抓了教员队伍的整顿。
学校的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在训练部教研室蹲点三个多月，多次找教员谈心。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弄清了少数教员不安心教学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受“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影响，存在着“当教员吃亏”、“低人一等”的思想。
针对这种情况，他们同训练部党委一起，认真组织教员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打击迫害广大知识分子的罪行，砸烂了精神枷锁，使教员解放了思想，激发了斗志。
为了进一步调动积极因素，校党委还注意在整顿中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生活上关心教员，解决了一些教员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调动了教员们的积极性。
此外，学校党委还抓了教学秩序的整顿，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
特别是建立了对教员的业务考核制度，明确规定了必须保证教学员每周六分之五的业务学习和工作时间。
经过这一系列的整顿，课堂纪律加强了，师生关系密切了，各项教学工作也能够有条不紊按计划进行了。
（杨植、王东茂、孟悦）
空军雷达学校党委以揭批“四人帮”为纲
集中主要精力抓好教学
本报讯 空军雷达学校是深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单位。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推倒“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后，学校党委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要求做到边破边立。
学校领导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上，用主要精力抓教学，学校各项工作出现了新气象。
去年，校党委对教育训练工作基本上做到了周有安排，月有布置，季有讲评，年有总结。
学校还先后组织六个工作组对各期学员班的训练情况进行了检查。
针对新教员底子薄，教学上有一定困难的状况，校党委决定把新选调的三十五名教员集中起来，办教员集训队，由老教员帮助他们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
群众高兴地说，领导这样办学校，才对了路子，象个样子。
砸碎了精神枷锁，广大教员振奋了革命精神，一心扑在教学上，老教员杨巨峰带病连续上课三个多月，达四百五十多小时。
有时嗓子讲哑了，腿站肿了，仍然坚持上课。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各教研室普遍开展了教学法研究活动。
去年各教研室组织了二十一次观摩教学，进行了数以百计的试讲，召开了二十八次教学法讨论会、报告会。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学员们刻苦钻研，认真读书已蔚然成风。
部分学员过去基础知识较差，他们就狠抓基本概念、基本运算、基本分析方法三个环节，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并开展群众性的互助活动。
学习质量有显著提高，去年毕业的六百零二名学员，毕业考试班次总评成绩均达到良好以上。
在新的一年里，雷达学校党委决心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克服困难，为增收大批学员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没有房子，校党委就决定机关住帐篷，腾出办公楼让学员住。
缺少教员，就充分发挥现有教员的积极性。
没有教材，就积极组织，力量编写，保证按时收生，开课，为抓纲治军作出应有的贡献。
（王孟秋、唐彦生）
后勤学院后方教研室党支部
调动教员积极性精心编写教材
本报讯 后勤学院后方教研室党支部充分调动广大教员积极性，集中主要精力抓好编写教材，使这项工作进展得又快又好。
这个教研室是个重新组建的单位，担负着培训后勤指挥干部的教学任务。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原后勤学院的教材几乎全部被毁掉。
要使教学适应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需要，突出的问题就是要编写好教材。
为此，党支部多次组织教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教导和华主席、中央军委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指示，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军队院校建设的罪行，提高大家对编写好教材意义的认识。
为了使教材适合部队需要，保证在教学中有的放矢，党支部有计划地安排教员下部队调查研究。
去年以来，先后派人到部队进行战例调查，预定作业的现场勘察，参加部队演习、集训等。
下去的同志虚心学习，边调查研究，边积累材料，边实践提高，努力增强战时后勤指挥能力。
这个教研室党支部还充分发动群众，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订了又红又专的优秀教员条件，开展为办好后勤学院多作贡献的比学赶帮超群众运动。
各教学组、个人都订出了自己的编写教材计划，提出指标，保质保量。
组与组、个人与个人开展革命竞赛，比学习，比干劲，比进度，比质量。
党支部定期作检查，表扬先进，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使教材编写，做到了精益求精，每一份教材都要经过教学组、教研室反复修改后定稿。
经过努力，后方教研室已编写出质量较好的教材八份，还有十几份也写出初稿，正在认真修改，保证了教学需要。
（陈法僧、程快乐）
栏目：编后
向雷锋同志学习做好事，最主要的是要象雷锋同志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热爱本职工作，做好本职工作。
后勤助理员王明发向雷锋同志学习，一心想着连队，一切为着战备，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做后勤工作，少不了收收发发。
有的同志往往电话一摇，嘴巴一动，让下面来领取物资。
王明发却宁肯自己多吃苦，多跑路，把物资器材送上门。
做后勤工作，少不了装装卸卸，有时派点公差未尝不可。
王明发却想到连队训练正紧，能不派公差就坚决不派，宁肯自己多干一小时，也不多占连队一分钟，保证连队满员训练。
……这一桩桩、一件件平凡的事迹，无不说明王明发学到了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好作风。
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谁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思想和品德学习。
大家都来对照王明发的思想和事迹问一问自己：你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怎样？
究竟学到了什么？
作者：胡华
最初的决裂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东南部，淮河和大运河的交流处，有一块水网纵横、景色秀丽的平原。
周恩来同志的诞生地——江苏省淮安县，就坐落在这块平原上。
周恩来同志在中学时这样描述过这个地方：“淮阴古之名郡，扼江北之要冲，清时海禁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
确实，淮安和淮阴，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城。
淮安城在历史上曾是重要的粮食转运站，是个热闹的小城镇。
周恩来同志诞生的时代，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国地的悲惨年代。
周恩来同志的家乡，也早已经被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蹂躏得饿殍遍地，满目荒凉，人民痛苦地煎熬在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那社会剧烈变革、动荡不定的年代里，一八九八年，周恩来同志诞生在淮安县城内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僚的大家族中。
他的祖籍是浙江绍兴，从祖父（周攀龙）一代迁居淮安。
从周恩来同志记事的时候起，这个官僚世家已经开始衰落下来。
父亲周劭纲，长年在外省做小公务员，挣的钱很少。
母亲姓万，也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嫁到周家后就主持了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家务。
周恩来同志有个小叔父，病死后遗下婶母陈氏。
陈氏因无子女，就把刚一岁的周恩来过继为子。
所以说幼年的周恩来同志，曾有过两个母亲。
一九○四年，周恩来同志六岁时，同他父母、过继母亲及两个弟弟一家六口搬到淮阴（清江浦镇），和外祖父家同住。
开始在外祖父家的家塾念书。
当时的教育还是清朝的科举制度，一个学童入学，首先得背诵孔孟的经书，这是学童人仕途径的起码要求。
可是周恩来同志对此却不感兴趣。
外祖父家藏书很丰富，给周恩来同志广泛地阅读古今小说，涉猎历史知识，培养文学才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在过继母亲陈氏的支持和帮助下，周恩来同志读了很多中国历史故事的书籍，他在同辈兄弟中以博闻强记著称。
在我国历史上，曾涌现过无数抗击外族统治者入侵、保持本民族气节的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也涌现过许多领导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革命英雄，他们的英雄事迹，强烈地打动了少年的周恩来同志的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同志在童年是这个大家族中的长孙，每逢过年过节，或本家、外祖父家这两个封建大家族成员中有喜庆吊丧、生日忌辰，母亲总要带着他去应酬以至排解纠纷。
这些活动固然是增加了他的社会见识，但是他对那些孔孟播下的封建的繁琐礼节，非常反感，特别看不惯的是破落了还要装门面的旧风俗、旧习惯，借钱典当来送礼请客的虚伪作风。
在他童年的心灵中，对这些封建习俗是厌恨的。
周恩来同志九岁那年，家里已经衰落到要他借债过日子了。
两个母亲由于愁苦劳累，在一年之内相继去世。
他家又从淮阴搬回淮安。
年仅十岁的周恩来同志不得不经常跑到当铺的高柜台下典当东西，要去叩富人家的大门启齿借债，使他领略了各种冷漠讥笑的面孔。
过去那些趋炎附势、阿谀迎奉的地主、绅士们，现在翻脸趁火打劫，落井下石。
封建礼教的虚伪残忍，旧社会的世态炎凉，使他开始痛恨起为富不仁的富人来，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愤懑不平的种子。
同时，由于家庭地位的下降，自己尝了清贫的滋味，也有机会更多地接近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了解到旧中国受苦受难的工农劳苦人民的生活遭遇和血泪斑斑的家史，他深深地同情他们。
一九一○年夏，十二岁的周恩来同志，跟伯父（周贻赓）去东北。
离开了自己从小生长的家乡，周恩来同志的心象淮河水一样起伏不平。
他热爱家乡的壮丽景色，热爱朴实勤劳的劳动人民，从这一点来说，他对家乡是留恋的。
但同时，他心里又怀着厌恨，厌恨这腐朽黑暗的社会，厌恨这个封建世家，它给他的是冷酷、虚伪和欺诈，他对这个封建家庭没有留恋。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过。
鲁迅说过：“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激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在与鲁迅相类似的家庭环境中出身的周恩来同志，也从小厌恨这个封建家庭，成了封建制度的叛逆者，并在后来参加革命的实践过程中，锻炼改造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俭朴而勤奋的学生
一九一三年八、九月间，十五岁的周恩来同志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这所学校，当时在中国算是一所学术空气比较自由，教学作风比较民主的学校。
但课业重，考试难，学费贵。
总之，是一所典型的资产阶级学校。
周恩来同志在天津南开学校上中学的时候，生活是很清苦的。
因为他的生活来源，是靠在东北做事的伯父供给的，伯父的收入本来就不多，还经常失业，因而他的生活费常常有接济不上的时候。
这时候，周恩来同志就得利用假日和休息时间，给学校抄写教学材料或刻蜡版，挣一点钱来补贴饭费。
据当时和他一起上学的老同学回忆说，那时，周恩来同志只有一件蓝布大褂，星期日自己洗了，当夜烘干，星期一又穿着上学。
由于他家庭经济困难而学习成绩优异，经教师推荐，学校主动免去了他的学、杂费。
他从入校第二年起，是全校唯一的免费生。
生活上的贫困，并没有使周恩来同志感伤或气馁。
恰恰相反，清贫节俭的生活，只能激发他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精神，而免于沾染贪图安逸、玩物丧志的恶习；
同时，又培养了他勤俭节约的美德。
周恩来同志物质生活虽然清苦，精神生活却相当丰富。
他的求知欲是那样的旺盛，学习的毅力是那样的顽强，因此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出色。
他的学习成绩是全班第一。
在他三年级（一九一五年上半年）时，全校举行作文会考，他被评为第一名。
周恩来同志才思敏捷，作文不用打稿，下笔成篇，为师生们所称赞。
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同志还利用课外的点滴时间阅读了许多宣传革命思想的书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受到章太炎的光复会的影响，热心地读了不少清初民族主义学者如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的著作，培植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他除了读一些介绍“新学”的著作如《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外，还爱读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上海办的《民权报》和《民立报》以及较有民主思想的天津《大公报》。
他也很感兴趣地读了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和严复译的《天演论》等。
当时无论学校里和社会上都没有象今天这样借阅方便的图书馆。
为了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周恩来同志不得不尽量节衣缩食，省出钱来买书。
有一次，他在书店看见了一部用连史纸精印的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使他非常兴奋。
他毫不犹豫地掏出伙食费买了回来，在宿舍里津津有味地读着。
读到一些感动人的章节，他情不自禁地放下书来，给宿舍里的同学们生动地讲述书中的故事，使别的同学都受到感染。
周恩来同志的英文也学得较好，甚至能看许多英文原著。
他在这一时期学到的广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对于他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在革命斗争中能够肩负重担，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良好的基础。
在急风暴雨中诞生
一九一九年的秋天来临了。
九月间，炎暑渐渐退祛，秋风已送凉爽，田野里的庄稼成熟了，山上的果树果实累累。
天津市的爱国学生，经过了四个多月与反动政府十多个回合的斗争，已经初步地摸索出了一些斗争经验，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随着革命浪潮的不断高涨，运动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一个新的课题应时而生了。
这就是，形势的迅猛发展，需要一个共同的领导核心，领导全市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的统一行动，并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首先在爱国学生领袖们的头脑中思考着。
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并付诸实行的是周恩来同志。
九月二日，周恩来同志和一起赴京的郭隆真等一道乘火车从北京回天津。
由于在北京向反动政府总统徐世昌请愿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时候代表们的心情都很兴奋。
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战斗友情和高涨的爱国热情，使大家打破了封建束缚和男女之间的界限，他们无拘束地坐在一起，热烈地交谈着。
一开始谈的是两次请愿的情况，后来就渐渐谈到天津爱国运动今后的动向，郭隆真——一个面孔黑红，身体健壮，热情活跃的姑娘，她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引起了大家的思索。
她说：“我的看法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更紧密地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
另一位女同学说：“依我看，索性由‘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女校学生加入‘天津学生联合会’，这样学联的阵容不就更大了吗？”
原来，天津市的爱国学生运动，有两大主力，这就是以南开学校（中学）、高等工业学校、官立中学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
这两大主力，是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和主流，虽然他们的目标一致，也互相声援过，但由于封建观念的束缚，没有在一起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
“如果我们把这两大主力合为一股，”周恩来同志接着她们的话题说，“那不但有利于当前的斗争，而且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是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批判。”
“另外，我还建议，”周恩来同志接着说，“第一，除了把两个组织合并以外，还要把这两个组织中的骨干分子结合一起，另组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来推动各项斗争和工作；
第二，由两会各推若干人办一个刊物，来指导运动的方向，并向广大爱国同胞宣传我们的主张。”
大家听了周恩来同志这个深思熟虑的意见，心头顿觉豁然开朗，犹如登上了高山，放开了眼界。
郭隆真等非常热心地说：“事不宜迟，回去就着手办吧。”
一到天津，周恩来同志就和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们积极筹划起来。
他繁忙地来往于两个组织之间，与抱着各种观点的同学们交换意见，求同存异，统一思想。
经过一个星期的充分酝酿，终于确定下来：成立一个二十人的组织严密的团体，定名为“觉悟社”。
基于男女平等的原则，两个组织各出十名。
这个社的宗旨、办法等由周恩来同志考虑拟定，在成立的会上民主通过。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这是天津五四运动史上不平凡的一天。
草厂庵学联会的一间办公室里，这一天阳光显得格外明亮。
十个女青年和十个男青年，神采奕奕，生气勃勃，分坐在会议桌的两旁。
他们当中，有曾经大闹天安门，与反动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面对面斗争过的名赫一时的勇士；
有慷慨激昂，断指洒血，愤写血书而赢得群众支持的豪杰；
还有在街头巷尾、工厂农村向群众热情宣传，慷慨陈词的演说家：更有在伪警察的刀枪棍棒前面不改色、无所畏惧的巾帼英雄。
他们每人各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都有着动人心弦的斗争事迹。
现在，他们端庄、严肃地坐在一起了。
在他们那充满着青春的光辉的脸上，掩饰不住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因为他们认识到现在他们所做的事情，是破天荒的创举，而他们正是这走在社会前面的拓荒人。
同时，他们又意识到从现在起，更重大更光荣的责任落到了自己的肩上。
在这庄重、严肃、激动、喜悦的气氛中，周恩来同志起立宣布开会。
他的沉稳一如往常，从他那略显清癯疲劳的双颊和炯炯有神的目光里可以看出，为了今天的会议，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啊。
他用压抑不住的激动的声调说：“大家所殷切盼望的，我们共同的团体，今天就要诞生了！
……
“今天到会的人，有些彼此还不太熟悉，有人还没交谈过。
先请女社员自我介绍一下……。”
郭隆真同志逐个把女社员介绍了一番。
介绍到年方十五岁，就已经在历次的斗争中有了啧啧勇名的邓文淑（后改颖超）同志时，郭陇真同志说：“邓文淑，女师同学，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长，我们的小妹妹……”
接着，男社员把在坐的学联会员也一一做了介绍。
周恩来同志首先发言。
他说：“我们今天到会的人，都是受了二十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对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也就是要把那不合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等等，全都加以铲除，改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结成团体，出版刊物，以求改造学生的思想，进而唤起劳动民众的觉悟，来共求社会的改造……”〔注〕这里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宣言书，也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同志彻底的革命精神。
接着他提出了一个集思广益、切实可行的方案，经过一番讨论通过了。
这个方案的要点是：
（一）用白话文，出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
（二）本“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
（三）这个小册子定名为《觉悟》，主办这个小册子的团体就叫“觉悟社”；
（四）内容：甲、通过共同研究发表主张；
乙、批评社会生活，丙、介绍名人言论；
丁、灌输世界新思潮；
这个意义重大的会议，共通过了十项决议。
决议规定组织机构采取委员制，把社内工作分成几类，大家分工负责。
决议规定新社员的发展要慎重，预防名实不符的弊病，必须有社员三人以上的介绍，经全体社员同意，方得加入。
觉悟社——这个纯洁的、富有战斗力的新时代先进青年的组织——象一枝报春的红梅，在风刀霜剑中傲然地开放了。
〔注〕这一段话后来周恩来同志写在《觉悟》创刊号《觉悟的宣言》上。
根据觉悟社成员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回忆，周恩来同志在觉悟社成立时发言的主旨，即这一段话。
陶然亭的聚会
一九二○年八月十六日，僻静的北京陶然亭。
亭畔，树茂蝉鸣，绿草如茵。
在宽敞的亭子里，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围坐在长桌子四边。
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人，椭圆的脸庞，留着短短的黑胡须，衣着朴素，风貌谦和，正在给青年们讲话。
这是一次什么样的聚会？
原来，这是觉悟社和北京四个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人道社和曙光社的青年共二十余人，在一起共同商讨爱国运动今后方向问题，并请了大家尊敬的李大钊同志来作指导。
对觉悟社同志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和李大钊同志见面了。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五四运动后他曾到天津作过讲演，一些后来成为觉悟社社员的青年，都认识李大钊同志。
那时，在大家心目中他是最可敬仰的老师，青年们尊称他为“李大钊先生”，把他看作自己的导师和引路人。
因此，觉悟社一成立，就首先想到要见到他。
在觉悟社成立会上，周恩来同志最后曾向大家建议：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先生来和大家见面。
很自然，这个建议马上博得了全体一致的鼓掌。
后来，热心于青年工作的李大钊同志，果真应邀来到了天津。
在那次会见中，周恩来同志详细地介绍了觉悟社成立的经过。
李大钊同志听了以后很高兴，对于这些年轻的闯将们打破封建隔阂，男女同学合作，组成团体，出版刊物，非常赞许，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大家听得心里热乎乎的。
李大钊同志希望青年们要研究各种新的思潮，特别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多了解苏俄。
他建议大家要好好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上有关马克思学说的文章。
大家都知道，这些刊物上的许多文章，正是李大钊同志写的。
这以后，社员们更加热心地学习这些文章。
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对觉悟社社员的启蒙，有很深的影响。
现在，一年过去了。
周恩来同志在觉悟社年会上提议邀请京津各进步团体开座谈会，并向李大钊同志请求给以指导和支持。
李大钊同志欣然表示同意。
今天再一次同可敬可亲的李大钊先生在一起，觉悟社的青年都十分高兴。
时值盛夏，骄阳似火，但青年们的心情比这骄阳更加火热。
他们时而沉静地思索，时而热烈地争论，宽敞的亭子里不断地发出琅琅的笑声。
觉悟社社员邓颖超同志发言了，她用那简洁清晰的语言，向大家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多的活动情况。
接着，周恩来同志发言。
经过狱中斗争的锻炼，他变得更加沉稳，坚定，他的神态安逸而从容。
他说：“前几天，觉悟社开了年会，总结了一年来天津青年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大家一致认为，今后的救国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并把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的中国。”
各团体的代表，也都相继发了言。
最后是李大钊同志发言，他还是用那朴实、谦和的态度，对青年们进行了热情的鼓励。
他说，各团体要有一个明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对内部不足以团结一致，今后各团体要进一步加强联系。
然后，他又向青年们提出恳切的希望说：到劳工群众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因为二十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
这次聚会之后，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等五个革命团体发表了《改造联合宣言》和《约章》。
宣言提出了：我们集合在“改造”的赤旗下的青年，必须以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
而且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
〔注〕
在革命真理的指引下，觉悟社的社员们纷纷走向社会，走向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他们有的走上了码头，和码头工人一起打货；
有的上了火车头，和铁路工人并肩挥铁铲，有的深入农村，边教书边访贫问苦，宣传革命道理……
周恩来、郭隆真等同志为探求革命真理，决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注〕本节参见一九二○年九月十五日《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三期。
一九二四年，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浪潮空前高涨。
为了培养革命的军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
孙中山、廖仲凯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一名合适的干部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同志担任这项工作。
周恩来同志接受了这一任务，启程回国了。
八月间，当他登上阔别了近四年的祖国的土地时，心里充满着战斗的豪情。
从这时候起，他以一个革命军人的姿态，开始了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战斗生活。
同时，他又担任着党的两广区委的负责工作，投身到了火热的工农群众大革命运动之中。
这年，他正满二十六岁。
周恩来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是充满着争分夺秒地学习、探索和战斗的峥嵘岁月。
当他开始进入成年时代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指导着震撼世界的中国革命战争和工农革命运动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
（选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一书）
周总理用了二十多年的餐具。
这两个白色兰边的搪瓷碗，碗边已经掉了瓷。
周总理用的漱口杯、牙刷、牙膏和毛巾。
毛巾已经补了多次。
周总理穿的袜子和补袜板。
补袜板是解放战争时期用的，周总理从西柏坡带到北京，一直用它织补袜子。
周总理穿的换了领子和袖口的白府绸衬衫。
周总理曾穿着它视察过大寨、大庆，接见过外宾。
自从我国自己能生产手表起，周总理就买了这块上海牌手表戴着，直到心脏停止跳动。
周总理生病住院，仍然操劳国家大事。
他的脚浮肿得穿不上皮鞋，就特制了这双元口布鞋。
（本组照片由文物出版社供稿）（照片）
新华社马尼拉三月十五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三月十五日晚上在马尼拉的普拉扎大旅馆举行盛大告别宴会。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埃·马科斯和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和他们的小女儿伊雷妮·马科斯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菲律宾外交部长卡洛斯·罗慕洛和其他内阁成员、武装部队高级军官和他们的夫人。
菲律宾驻中国大使纳西索·雷耶斯和夫人以及各国驻菲使节也出席了宴会。
菲中了解协会主席吴戈夫人、菲华联谊会会长吴永源也应邀出席，出席宴会的共四百多人。
随同李副总理访问的外交部长黄华以及林佳楣、何理良、王晓云和刘华等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柯华和夫人张明也在坐。
马科斯总统和夫人在李副总理和夫人的陪同下进入宴会厅时，全场起立和热烈鼓掌。
李先念副总理在宴会上致祝酒辞说：“自从我们到达贵国以来，始终生活在友好情谊之中，菲律宾政府和人民对我们的访问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安排，给予我们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和亲切的接待，马科斯总统和夫人还在百忙中亲自陪我们参观访问，充分体现了中菲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他说：“访问期间，我们同马科斯总统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中菲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签署了中菲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我们还同各界人士进行了有益地接触，加深了互相了解，增进了友谊，使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他说：“这些天来，我们访问了贵国美丽的首都马尼拉，参观了工农业和文化、艺术设施，亲眼看到了智慧、勤劳、勇敢的菲律宾人民在发展民族文化、艺术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说：“我们深信，中菲两国的友好关系，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关怀下，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明天我们就将满载着贵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深情厚谊回国了，我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在北京再一次地欢迎和接待我们的老朋友马科斯总统阁下和夫人。”
马科斯总统在祝酒时表示接受对他和他的夫人访问中国的邀请，并且表示将尽快成行。
马科斯总统指出：“世界历史记载了大国和小国之间关系中出现的心酸的有时甚至是痛苦欲绝的记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朝着新的进步的方向前进，在我们这个小国和大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相互有利和相互受益的关系，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美好的篇章，这的确超过了友谊的仪式或种种友好的表示。”
他说：“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谅解和同情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我们这些东南亚的小国一起，渴望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扩大和平的范围。”
他说，在李先念副总理访问期间，“我们再一次回顾、明确和重申了我们要建立一种坚强而牢固的友好、合作和相互谅解的关系的承诺，这种关系同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较长的关系相比，真是发展得好极了。”
李先念副总理和马科斯总统的讲话一再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宴会厅里始终洋溢着友好的气氛。
据新华社马尼拉三月十五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及其一行在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陪同下，今天下午参观了马尼拉湾畔的渔民新村、心脏中心、营养中心和人口中心。
他们所到之处，受到当地菲律宾朋友的热烈欢迎。
上午，李副总理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接见了华侨和华裔的代表一百多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并一起照像留念。
新华社三月十五日讯 为配合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三月十五日至四月十五日期间，举办全国科学教育电影汇映。
汇映期间，全国城乡观众可以看到一百二十多部科教影片，这些影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其中《科技捷报》之一到之七，介绍了国内最先进的科学成果五十多项。
反映了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科技战线捷报频传的喜人形势。
为了给全国科学大会献礼，科教电影工作者克服了许多困难，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拍摄出这套影片。
汇映期间，还有《激光》、《红外线》、《世界屋脊》等一批新摄制的科教片同观众见面。
这次全国科学教育电影汇映是由文化部、教育部和全国科协联合主办的。
新华社三月十三日讯 为了响应华主席在五届人大上发出的“积极扩大招生人数”的号召，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增招研究生。
外国文学研究所招收英美文学、德国文学、法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近代史研究所招收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文化史、中华民国史专业的研究生；
世界历史研究所招收日本通史、世界古代史研究生；
新闻研究所增招毛主席新闻理论、英语新闻写作专业的研究生，并扩大原有专业的名额。
许多专家、学者积极要求承担培养人才的任务，如冯至、卞之琳、罗大冈、李健吾、黎澍，李新、孙思白、蔡美彪、穆青、缪海棱、彭迪、陈龙等同志都负有指导研究生的任务。
招生办法与中国科学院和各高等学校相同。
招收对象是，政治思想好，具有大学毕业或相当于大学文科毕业程度，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一定的外语水平，较强的研究和写作能力，适于进一步培养的优秀的工农兵、知识青年、在职研究人员、教师及其他工作者，要求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岁（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以后出生的）。
新华社三月十四日讯 一些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陆续发来贺电和贺信，热烈祝贺我国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和圆满结束，祝贺华国锋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分别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发来贺电和贺位的有：
瑞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罗兰，彼得松，西德共产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汉斯—格哈特·施米勒尔，冰岛共产主义统一联盟（马列）中央委员会主席阿里·古德蒙松，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党总书记文琴佐·卡洛，英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加拿大共产主义同盟（马列）和冰岛共产党（马列）。
综合新华社讯 许多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陆续发来贺电，祝贺叶剑英委员长和华国锋总理分别就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国务院总理。
发来贺电的有：
墨西哥合众国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黎巴嫩共和国总理萨利姆·胡斯，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尤·泽登巴尔，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姜·巴特芝赫，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革命委员会主席胡阿里·布迈丁，阿富汗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达乌德，刚果劳动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部长会议主席若阿基姆·雍比—奥庞戈准将，加拿大总督朱尔·莱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参议院议长格哈德·施托尔膝贝格（代表联邦共和国总统），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
阿根廷共和国总统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中将；
瑞士联邦主席维利·里恰德；
希腊共和国总统康斯坦丁·察佐斯；
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
据新华社合肥三月十五日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广开才路，按照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招收的七百一十一名新生，其中包括破格选拔的二十名少年，已于本月九日前报到入学。
学校领导和教师们高兴地说：“今年的新生，人才济济。
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希望。”
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挑选出来的这七百多名新生，党团员占百分之九十四，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的子弟占多数。
平均年龄不到十九岁，学习成绩优秀，数理化总分平均每人在一百六十分以上。
不少新生不仅高中数理知识基础好，还自学了大学一、二年级的课程，有的掌握了好几门外语。
数学系基础数学专业一个十五岁的新生，原是扬州中学高二学生。
他中学一年级就学完了初等数学，又攻读了高等数学的十多本教材，翻阅了四、五十本参考书籍，做了两、三千道数学习题。
这次高考，他名列江苏省第一名。
中国科技大学这次破格录取的少年，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只有十一岁。
在招生工作中，通过群众推荐、人民来信来访和招生工作人员实地了解，发现了一批成绩优秀、年龄不过十三、四岁的中小学生。
他们大都未能参加统一的高考。
为了使国家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科技大学的教师们满腔热忱地奔赴上海、长沙、沈阳、福州、扬州等地寻找这些少年，对他们逐个地进行多次笔试和口试，再经过体检等，才挑选了这批年纪小的新生。
去招生的教师说：一见到这些孩子，他们身上那种使人说不出的勇敢精神，便把人们吸引住了。
这些少年见到数理化题就跃跃欲试地说：“我们喜欢攻关。”
被科技大学录取的上海市十中一个十四岁的初一学生，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
他自学完高中数学，做了几千道数学题。
他只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就做完了上海这次高考的数学题和附加题。
科技大学派出的教师专门给他出了八道数学题，他一小时做完七道。
接着又出了四道难度较大的考题，他也全部做对了。
担任主考的数学系两位教师连声赞扬说：“这孩子数学基础好，思维敏捷，运算熟练，解题准确。”
另一个被录取的十二岁新生，在父母指导下，五岁半就学完全部小学课程，经过考试直接插入小学四年级，成绩一贯优秀。
去年高中毕业考试，他数学得了一百分，其他各门功课考试成绩也不错。
科技大学教师对他当面考核，发现他年龄虽小，但初等数学已掌握较好，论述和分析问题有条理，思维清楚，有培养前途。
这批富有刻苦自学和勇于攻关精神的孩子被录取后，科技大学为他们专门开设了一个少年班。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至十五日）
三月九日，索马里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将从欧加登地区撤军。
声明还指出，索马里政府要求一切外国军队从非洲之角撤走；
要求立即开始通过谈判，使非洲之角的冲突得到和平、公正和持久的解决，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公众舆论，赞赏索马里的决定，也要求外国军队撤出非洲之角。
大家知道，这次非洲之角的武装冲突，完全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手挑动起来的。
本来，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关于欧加登地区的争端，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
只要没有外来势力的插手，经过两国的努力，以及在非洲兄弟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的调解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然而，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却被奉行新殖民主义的超级大国利用了。
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今天支持索马里，明天又支持埃塞俄比亚，把大批苏古军人、大量苏联军火倾入非洲之角。
据美国官方最近宣布，苏联派到埃塞俄比亚的军事顾问大约有八百到一千名，派去的古巴军队总共有一万一千人，并且还在增加。
这些军事人员直接参与制订作战计划，驾驶米格飞机袭击索马里城市和乡村，犯下了滔天罪行。
苏联大举渗入非洲之角，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控制非洲之角，而且要蚕食以至鲸吞整个非洲；
威胁和钳制阿拉伯半岛和整个中东产油国；
扼制西方国家的海上通道，从侧翼包抄欧洲。
这是它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加紧准备战争的一个重要部署。
苏联在非洲之角的扩张行径，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非洲许多国家强调让非洲决定自己的命运，超级大国必须停止干涉并离开非洲之角。
美国以及法国、西德、英国等西方国家，也对苏联插手非洲事务表示严重忧虑和关切。
现在，索马里已经宣布从欧加登地区撤军，这不仅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和平，而且也完全解除了苏联军事卷入的借口。
苏联和古巴是否会从非洲之角撤出他们的军队呢？
人们正拭目以待。
世界舆论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并不放心。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不能保证苏联和古巴在非洲之角的势力会很快撤离”。
这家报纸还指出：即使欧加登地区不再发生战斗，仍然存在这种可能性，苏联和古巴军队会掉过头去干涉其他非洲国家。
栏目：点将台
请三六九一一部队六十二分队三、四班的同志回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总任务是什么？
完成总任务的有利条件有哪些？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至十五日）
美国和朴正熙集团从三月七日开始在南朝鲜举行为期十一天的“联合作战训练，。
这一露骨的战争挑衅，是对朝鲜半岛和亚洲地区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遭到了朝鲜人民和世界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
据报道，美朴集团这次举行的军事演习，是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以来规模最大的。
参加这次被称为“协作精神78”的军事演习的，有驻扎在南朝鲜的美军部队和来自美国本土、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以及南朝鲜傀儡军等十几万人。
美军主力部队装备有导弹、战斗机和重型坦克等大量武器。
美朴集团采取这种赤裸裸的战争挑衅行动决不是偶然的。
美国尽管声称愿意在四、五年内将其驻南朝鲜的地面部队和核武器撤走，但却把海空军力量留在南朝鲜，并且继续向朴正熙集团提供大批的军事“援助”。
事实表明，美帝在“拥军”幌子下，不断加强朴正熙集团的军事实力，蓄意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这次美补“联合军事训练”，就是美国为朴正熙集团输血打气，阻挠朝鲜统一的重要步骤。
正是在美国支持和纵容下，朴正熙集团顽固坚持民族分裂政策，大肆叫嚷所谓“南侵威胁”，加紧进行“战争准备”，疯狂镇压南朝鲜人民，妄图永久分裂朝鲜。
美国和朴正熙集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体朝鲜人民的强烈反对和世界舆论的谴责。
朝鲜外交部发言人三月六日发表声明，揭露美朴集团的战争挑衅罪行，指出这次军事演习“其目的在于以‘实力’来威胁朝鲜人民，进而阻碍朝鲜的统一，挑起新的侵略战争。”
再次呼吁“美国必须正视大势所趋，立即停止愚蠢的战争喧嚷，按照联合国的决议和自己的诺言，从南朝鲜撤走自己的侵略武装力量。”
南朝鲜统一革命党和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等爱国党派和团体，也分别发表声明和举行集会，声讨美朴集团的战争演习。
主持正义的世界各国人民和社会舆论，坚决反对美朴集团的军事挑衅活动。
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坚决站在兄弟的朝鲜人民一边，坚决反对美帝及其南朝鲜傀儡集团的罪恶行径。
我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主张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情况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统一问题。
任何用“武力”来威胁朝鲜人民、阻挠朝鲜统一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栏目：半月国际时事（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至十五日）
最近，苏联单方面地公布自己一手炮制的所谓“苏日睦邻合作条约”，妄图强加于人，这种霸权主义的行径，遭到了日本官方和全国舆论的痛斥。
二月二十二日，苏联驶日大使向日本首相福田递交了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亲笔信，再次要求签订“苏日睦邻合作条约”。
这个要求当即遭到福田首相的拒绝。
可是第二天，苏联根本未与日本协商，就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消息报》公布了这个条约草案。
这种强权政治的做法，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很少见的，充分暴露了苏联霸权主义的丑恶面目。
苏联为什么要在“苏日睦邻合作条约”问题上大作文章呢？
这是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的。
首先，这是为了使苏联霸占日本北方四岛合法化。
草案只字未提两国间尚未解决的领土问题，妄图以条约的形式把多年来克里姆林宫顽固坚持的苏日之间“领土问题已经解决完毕”的主张固定下来。
这种作法本身就是一个大阴谋、大圈套，严重损害日本的民族利益和主权。
第二，从条约草案的内容来看，具有浓厚的军事结盟的性质，这是为了把日本纳入苏联的全球战略的轨道。
例如第五条说，“一旦发生双方认为危及维护和平的形势”，“双方将立即”进行“接触”和就能采取的“措施”“交换意见”，等等。
正如日本舆论指出的，苏联在条约草案中塞进这些黑货，表明它企图利用所谓“苏日睦邻合作条约”，来推行它那声名狼藉的“亚洲安全体系”，整个条约的目的“在于要把日本变成苏联的卫星国家”。
第三，苏联抛出这个条约草案，也是为了牵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
当前，日本国内要求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呼声进一步高涨。
苏联统治集团出于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考虑，使尽了诬蔑、挑拨和捣乱的伎俩，一直在那里反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苏联这次发表它的条约草案，同样是为了这个目的。
苏联抛出这个条约草案，本来是为了对日本施加压力和影响，结果是弄巧成拙。
苏联的险恶用心和狂妄态度，进一步教育了日本人民，遭到了日本朝野人士和舆论界的强烈抨击和揭露。
他们决心进一步行动起来，加强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本报讯 离职休养干部、河北省军区原副政治委员李致远同志，因病于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在石家庄市逝世。
李致远同志一九三○年十二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年六十八岁。
本报讯 安徽省军区离职休养干部、安徽省芜湖军分区原司令员傅以明同志，因病于一九七八年二月九日在合肥逝世。
傅以明同志一九三○年二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年七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