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剑英
版面：头版
今年三月十五日，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批准创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二十周年。
毛主席领导我国革命战争和我军建设，历来深切关怀、十分重视军事科学的研究。
在戎马倥偬、战斗频繁的年代里，毛主席就以巨大的精力，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工作，写出了不朽的军事著作，并经常唤起全党注意军事问题的研究，指出：“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
建国以后，毛主席在提出“钻现代化的国防”任务之后，又号召我们，要以我为主，总结我军经验，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
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的，战争和战略的理论是它的骨干。
军事科学来自军事实践，又反过来对军事实践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恩格斯说过，“革命将以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来与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作战”。
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发展先进的军事技术，改善武器装备，是很重要的；
研究军事科学、军事理论，也是非常重要、刻不容缓的。
如果只掌握现代的军事手段，而没有正确的军事理论作指导，也不能有效地对付现代化的敌人，至少要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
军事科学战线的同志们和全军指战员，都要铭记毛主席的教导，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作为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一项迫切任务，作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重大责任。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见到，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学说，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使命的，正是我们的毛主席。
毛主席领导我国军民打了几十年的仗，进行了数百次大的战役和数万次大的战斗，用劣势装备打败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内外敌人，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蔚为壮观的奇迹。
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结合起来，得心应手地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指导战争，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创造性地解决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形成了崭新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完整体系。
毛主席创建的我国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就其思想体系来说，在当代是最先进的，是一切资产阶级军事科学无法比拟的。
现在在世界上张牙舞爪的那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尽管手里有那么几件新式武器，军事技术上暂时还跑在前面，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军事理论是反动的，腐朽的，有着不可克服的弱点。
唯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毛主席的军事科学，才是革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我们要十分珍视，认真学习、研究和应用，不要手里拿着宝贝不知宝。
我们克敌制胜，过去依靠它，现在依靠它，将来还是要依靠它。
在整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它将永葆青春。
彭德怀、林彪、“四人帮”贬低它，篡改它，妄图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代替它，完全是枉费心机。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是不能违背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一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停止了，它就没有生命了。
政治上是这样，军事上也是这样。
战争的情况不同，战争的指导规律也有所不同。
我们的同志研究军事科学，一定要着眼于现代战争的特点，着眼于发展。
毛主席就曾经指出：“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运用了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
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思想，是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坚决遵循的。
我们军事科学研究工作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总结我军经验，认真研究敌人，有选择地吸取外国军事上的有益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服务。
毛主席的军事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瑰宝，我们应当着重地学习和研究。
毛主席对我军建军作战的大量指示、命令和文电，同样生动地体现了毛主席伟大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我们应当尽快地加以整理，认真地学习和研究。
要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统一我们建军和作战的思想。
我们还要抓紧研究和编写我军的战争史，把我们丰富的建军经验、作战经验，加以系统地整理和总结。
对我军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采取妄自菲薄的态度是不对的。
武装斗争是我们党史的重要内容。
编写好战争史，对于编写党史也是非常必要的，不可缺少的。
要通过编写战争史，把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方面，给军事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
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要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
要尽快地研究撰写出充分体现毛主席军事思想，反映现代战争特点的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地理学和其他军事学术著作，不断完善各种条令条例，并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修改和补充。
我们还要根据毛主席关于“深挖洞”的指示，特别注意研究人民防空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宝库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军事典籍和军事学术遗产。
我们要吸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下来，使我国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更加绚丽多彩。
毛主席在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几十年的斗争中，在这方面所做的，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最好的榜样。
古人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当今的世界很不安宁，苏美两霸正在酝酿着一场大的战争。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进行新的长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一定要寻找机会破坏。
最大的破坏，就是发动战争来破坏。
所以，我们要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抓紧时间，把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搞好。
我们还要做好解放台湾的充分准备。
过去二十年，我们的军事科学研究是有成绩的，我们军事科学院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
但是，由于彭德怀、林彪和“四人帮”的捣乱破坏，耽误了我们许多时间。
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专业研究机关与广大指战员相结合，全军动手，建立和健全军事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又红又专的军事科学研究队伍，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制订军事科学研究的规划，促进军事科学研究的迅速发展。
我们要遵照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精神，继承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奋发努力，积极开展对军事科学的研究，攀登军事科学高峰！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
栏目：短评
版面：头版
“春风得意马蹄疾”。
成都部队某师党委学习航空兵一师领导班子，带领部队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奋发努力，埋头苦干，促进各项工作出现了跃进的新局面。
全军有许多单位的领导班子，象成都部队某师党委一样，热烈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号召，真心实意地学习航空兵一师领导班子，艰苦奋斗干革命。
他们同样干出了成效，越干越有劲，正在快马加鞭，大步迈进。
某些见效不显著的单位，也在奋起直追，只要他们再接再厉，扎扎实实向航空兵一师学习，也一定能够迎头赶上来。
成都部队某师的经验再一次证明，要落实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各项任务，领导作风必须来一个转变。
当前特别要强调艰苦奋斗，深入下去，搞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以点带面。
我们讲艰苦奋斗，既讲生活上要艰苦朴素，更要讲工作上、思想上要勤奋刻苦。
你看，成都部队某师党委的同志，三个多月，平均每人已经下连五十多天。
他们帮助连队深入揭批“四人帮”，抓纲带目，推动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他们以身作则，肯动脑子，讲求实效，认真帮助连队解决问题。
领导班子有了这种艰苦奋斗的革命劲头，有了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就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紧张而有秩序地把各项工作做出成效。
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大政方针，党中央、中央军委已经给我们制订了，目标和任务明确了，章程也有了。
只要我们切实改进作风，艰苦努力，奋发图强，狠抓落实，就一定可以把部队工作迅速搞上去。
抓纲治军大见成效，是大有希望的。
作者：方沛元/张广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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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部队某师党委奋发图强，真心实意学习航空兵一师党委，扎扎实实地干，带动全师各项工作出现了可喜的跃进局面。
航空兵一师党委的先进事迹发表后，这个师党委先后两次集中时间进行学习。
他们越学越感到建设航空兵一师式的领导班子，是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迫切需要，不仅要学，而且要奋发图强地快学快上。
他们还认为，学先进如果光喊在嘴上，什么时候也学不到手，只有扎扎实实干，才能学出成效。
他们身体力行，对照航一师，补充制订了加强党委思想革命化的措施。
当时征兵即将开始，他们把杜绝当兵走后门，当作学习航一师的实际行动。
今年，常委同志做到了一个不送，一个不收，一个不批，并带头教育、鼓励自己和亲友的子女响应党的号召，走上山下乡的道路。
他们认真改变作风，除留一、两名常委主持面上工作外，其他同志全部深入下去，扎扎实实抓基层，帮连队。
从去年十一月底，到今年三月五日止，常委除一名长期有病外，其余全部轮流下到连队基层，三个多月中平均每人下连五十二天以上。
他们扎扎实实帮助连队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纲。
去年十二月初，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刚刚铺开，某团三营接受了一项为战备施工备料的艰巨任务。
开始，有的连队纲和目的关系处理不好，一度影响了批判的深入和备料的进度。
师党委书记、高政委带着背包到这个营的八连蹲点。
他到了现场，背包一放，就跟班劳动，工会找干部战士谈心，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帮助八连党支部从实际出发，恰当安排了打第三战役和施工备料的时间和实施方法，并向连队干部传授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如何坚持抓纲带目的经验。
八连党支部抓好了纲，推动了采石效率的提高。
八连的经验在全营推广后，仅二十一天时间，就超额完成了六十二天的施工备料任务。
某团炮连，过去是个后进连队，去年在抓纲治军中打了翻身仗，被军树为学习硬骨头六连的先进单位。
怎样帮助炮连巩固成绩，继续跃进呢？
师党委常委、政治部唐主任来到炮连，从抓揭批“四人帮”入手，引导干部战士联系粉碎“四人帮”前后个人和连队发生的深刻变化，分清路线是非，使炮连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深入了一步，连队建设又迈出了新步伐。
这个师党委向航一师党委学习，带头大干，哪里任务艰巨，哪里就有他们。
为了给今年的战备训练创造全面跃进的条件，师党委决定修建一个综合训练场地。
这需要劈掉四坐山的五面山坡，挖填土石量达十五万多立方，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师党委五个常委一起把行李搬到工地，带头大干，指挥战斗。
师党委副书记、白师长是年近半百的老同志，他发现担任运土石的某团四连每天运土量不到二百立方，影响了施工进度，就到四连跟班作业，一边拉石挑土，一边给干部战士讲这个连在抗美援朝中敢打敢拚，英勇顽强，荣获“修理山连”称号的优良传统，激励大家发扬战争年代那种革命精神，开展施工竞赛。
在师长带动下，四连同志干劲倍增，运土量连翻三番，达到了日运土石一千多立方的新纪录，获得全团“竞赛流动红旗”。
干部战士写诗赞扬说：“师长来到咱们连，战争年代劲不减。
身先士卒做榜样，领咱跃进走在前。”
党委常委、杨副政委看到施工工具磨损较快，他白天跟班劳动，晚上带头修理工具。
有的战士不会，他就手把手地教。
半个月内，单是杨副政委本人，就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修工具五十多件，带动整个工地的干部战士共修各种工具两千多件，不仅节约了大笔经费开支，而且培养了部队艰苦奋斗的好作风。
这个师党委的领导同志学习航一师党委，坚持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标准，不搞特殊化。
刘副师长到工兵一连蹲点，一进门就向干部战士“约法三章”：一、和大家住在一起；
二、和大家吃一锅饭菜；
三、不要连队派通信员照顾，自己的事自己办，保持了普通一兵的本色。
工兵一连离他家不到一里路，他爱人又患病，可他在连队蹲点五个星期，有四个星期天是在连队过的。
浦副政委去年一至十月底曾在某团五连蹲点六个半月，帮助这个老典型有了新进步，被军树为学习硬骨头六连先进单位。
学习航一师党委的先进事迹后，他对照找了差距，从连队现存的弱点，看到了自己思想工作上的问题，继续到五连蹲点。
他针对五连指导员新，缺乏做政治工作的经验，以及连队伙食管理还不好等问题，一人一事地帮，一点一滴地带，帮助连队建设在新的一年里又有了新的进步。
（方沛元、张广桐）
作者：周玉春王志祥陈绪豪刘波
北国二月，春寒料峭，燕山脚下的冰雪尚未消尽。
北京卫戍区某部练兵场上，却是龙腾虎跃，杀声震天。
走队列的，步伐整齐；
练刺杀的，攻防有力；
打坦克的，动作认真。
他们当中，有鬓发染霜的老红军、老八路，也有血气方刚的年轻指挥员。
这些同志，是北京卫戍区所属师、团、营三级领导干部。
他们是在参加卫戍区领导机关召开的“一九七八年教学法集训及开训动员大会”。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
以往这种会议，只是业务部门和分管训练的干部参加。
这次，卫戍区党委一反旧习，把各师团的军政一把手和营长全部集中起来，按班排编制，一律过战士生活，共同研究训练工作。
这些同志腰带一扎，胶鞋一穿，仿佛回到了当年驱日寇、打蒋匪的战场，回到了一九六四年大练兵的年代。
一些对军事训练工作不够重视或者心有余悸不敢放手抓训练的同志，一进会场，就受到了教育，深切感到：形势逼人，责任重大。
作为一个指挥员，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抓训练上，实在说不过去了。
从而对于把教育和训练摆到战略位置上来有了新的认识。
某团政委刘耀华，过去对军事训练不够热心。
业务部门送来了训练计划，他只是简单地看看，就推给团长去把关。
这次卫戍区党委抓训练的决心这样大，要求这样严格，他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
会议期间，他多次找团里主管训练的领导同志，商量今年的训练计划，并提出了三条建议：加强干部本身的训练；
搞好政工干部的军事学习；
继续培养好一个“夜老虎连”。
对训练场地的建设、训练科目的进程，他也积极出主意，想办法。
团里分管训练的同志高兴地说：“书记出征，咱们今年的训练一定能打个漂亮仗！”
这次会议抛掉了过去那种“一布置、二讨论、三措施”的老一套方法，从第一天开始，就把会场搬到了训练场。
凡是今年连队要训练的科目，如队列、射击、刺杀、爆破、打坦克等，都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按照教范一一亲身体验，在实际操练中统一内容，统一动作，统一标准，研究今年的训练计划。
大家发扬我军传统性的练兵方法，能者为师，互教互学，刻苦练习，认真体验。
靶位上，你一言我一语地研究射击要领；
战壕边，三五成群地商讨土工作业；
教练坦克前，一对一对地研究炸药捆绑，到处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某团营长王殿举，是一位年轻干部。
有一次，他带领营里一个火器排搞四○火箭筒预习。
有的战士瞄不准，请他纠正动作。
王殿举由于不熟悉这种武器，看不出毛病在哪里，只好按照教材给战士重复了一遍，不大解决问题。
这次集训，他虚心求教，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四○火箭筒的构造、性能、射击动作，摸索到了训练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取得了发言权。
某团团长赵敬进，多年没有登台讲兵器常识课了。
这次，他反复学习有关兵器教材，老老实实请战士当教员，有时钻研到深夜一两点钟。
会上，当卫戍区领导同志点名让他讲解兵器常识时，他拿起一支自动步枪，熟练地讲了主要机件名称和用途、分解与结合、常见的故障及排除的方法，通俗易懂，引人入胜。
赵团长在讲课结束时说：“一个指挥员不熟悉本部队的武器装备，怎能带兵搞训练？
这本来是起码的要求，可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这几年搞得我们对手中武器都生疏了。
这次教学法集训，促使我重新熟悉武器，再上训练场，会教得更好一些了。”
师团领导干部能亲自组织实施教学，这就为部队大干快上，搞好今年的军事训练，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条件。
摸爬滚打，重温战士生活，使这些领导干部有了在会议室里不可能有的深切感受。
走一趟队列，觉得腰酸腿疼；
捆一次炸药包，累得汗流浃背；
趴在靶场上瞄准，风沙直往鼻子、耳朵眼里灌。
这样一来，大家对训练中要注意哪些问题，怎样保护战士的练兵热情，如何做好训练场上的思想政治工作，掌握了第一手材料。
不少同志说：“说着容易做着难，下海方知水深浅。
只是在会议室里订计划、提指标，可真不行哩！”
有的同志说：“我们才干了几天，就累成这个样子，何况战士们是整天摸爬滚打呢？！
开训后可要注意战士的劳逸结合啊！”
某团政委刘庆山，体会更深。
去年，他到一个连队蹲点，组织射击训练，考核成绩不够理想。
他做思想工作，只是讲了一些一般的道理，战士们听了并不服气。
这次集训他怕在会上“出洋相”，先打了一次实弹射击。
由于一心惦记着成绩，结果闹了个不及格。
会议期间，他树立练为战的思想，细心体会射击要领，实弹射击取得了好成绩。
通过一项一项地实际体验，刘政委对训练中遇到难点时容易产生什么情绪，成绩不理想时是什么心情，解决这些问题怎样才能切合实际，比较有把握了。
卫戍区所属师、团、营领导干部通过参加这次会，革命精神大振，一个个摩拳擦掌，一九六四年群众性大练兵运动的那股劲头又上来了。
当年曾荣获过“优秀教练员”称号的某团副团长李俊贤，现在方向更明了，干劲更大了。
会上，他不仅自己刻苦学习，认真演练，还满腔热情地帮助其他同志提高技术。
李副团长豪情满怀地表示：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套本领，为把部队的军事训练尽快搞上去，培养出更多的“尖子”。
某师政委王志忠，战争年代是模范的政治工作者。
在他担任指导员、教导员期间，他所在的连、营分别被上级授予“巩固部队模范连”和“追歼英雄营”的光荣称号。
经过这次亲身体验训练生活，王政委抚今追昔，决心发扬战争时期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做好新形势下训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把部队的训练搞得更好。
许多单位的领导同志，在实际演练中补充和修订了部队今年的训练计划，充实了战备所需要的训练内容，以便更好地适应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需要。
思想大解放，群众大发动，干部做先行。
试看卫戍区今年的军事训练，定是热气腾腾，硕果累累。
本报通讯员 周玉春 新华社记者 程光龙
《战友报》记者 王志祥 《北京日报》记者 陈绪豪 本报记者 刘波
作者：江明义
“神炮手”传“绝招”
在某部三炮连的炮阵地上，一位年近半百的老战士正给干部战士表演八二迫击炮简便射击。
只见他双手卡着炮身，靠目测瞄准，随着“轰轰轰”的几声巨响，打出五发五中的好成绩。
这位老战士是司令部副参谋长张长清，一九六四年，曾带领三炮连五班到北京向毛主席作了八二迫击炮简便射击表演。
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是有劲使不上啊！
打倒“四人帮”后，他决心发扬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培养出更多的“尖子”。
这天，三炮连搞的八二迫击炮坐盘改革成功，准备试打实弹。
张副参谋长特意赶来了。
他给大家讲大练兵时期，他担任五班的教员，为了达到战场上“首发命中”，每天目测观察距离，往往腿站麻了，眼瞄花了，也顾不得休息一会。
接着，张副参谋长拿出他亲自写好的简便射击教案，给大家讲操作要领，作示范动作，手把手地教大家练了起来。
在张副参谋长的指导下，战士很快掌握了要领，五班长栾九龙在试打中，取得了三发两中的成绩。
干部战士很有感触地说：这真是“神炮手”的“绝招”代代传。
（王纯、张兴华、刘云福）
老“尖子”育新手
数九隆冬，寒风凛冽。
在三三九七○部队通信连训练场上，一位老战士正精神抖擞地给一群年青战士传授架线兵的基础技术。
他就是老“尖子”、通信科科长陈义发。
陈科长是一九六四年全军群众性练兵比武涌现出来的“尖子”班班长，曾荣获总参比赛一等奖，受到陈毅等中央首长的接见。
可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刻苦练兵的“尖子”被污蔑成了“黑尖子”。
这些年来，陈科长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
粉碎“四人帮”以后，陈科长焕发出了冲天干劲。
他在通信连按照一九六四年的训练方法培训“尖子”班。
要求每个战士身带四十七斤重的通信器材，在二十一分钟内完成一千米放收线，途中包括固定、高架、埋设、接续线头等科目。
陈科长反复给大家讲要领、作示范，每做一次都让大家考虑怎样更符合实战要求。
强将手下无弱兵，老“尖子”带出满堂红。
最近，上级考核了这个班在生疏地形上单兵综合作业，全班都达到了优秀成绩。
（孙思诚）
“老标兵”闯新路
八三二○四部队王宏斌营长是这个部队一九六四年群众练兵运动中有名的“标兵班长”。
他的班参加比武多次获得第一名，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可是，后来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他被说是“黑典型”，他们班的集体三等功也被一笔抹煞了。
大练兵究竟有什么错？
粉碎“四人帮”后，王营长心里积压多年的疑团解开了。
他重鼓斗志，再迈新步，拿出了当年大练兵的劲头。
三连一班去年是全营的基础训练先行班，王营长象当年当“尖子”班长那样亲自来班任教，带领全班摸爬滚打，练得个个都象“小老虎”。
在军里参加建制班五大技术比赛获得了第二名。
王营长处处身教在前。
攀登十几米高的断壁是一项新科目，几年来连队一直没有搞过，王营长带头攻难关。
为了增强臂力和耐力，他天天拉单双杠，练长跑，右臂扭伤了，还坚持训练。
下断壁开始大家都是采取头朝上的动作，速度比较慢。
王营长整天在断壁上爬上爬下，不顾危险，反复体会，终于摸索出了头朝下的攀登方法，比原来的攀登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一，为这项训练闯出了新路。
（李宇、谢宏年）
作者：许焕岗
本报讯 一九七六年遭受严重地震灾害的驻唐山某师，在重建新营房时，坚持做到先连队，后机关，先一般干部，后领导干部。
去年入冬前，师直属部队已有百分之八十搬进宽敞明亮的新营房，科以下干部也有百分之二十二搬进新房，师党委成员的家仍住在简易房里。
这个师党委在研究营房重建部署时，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先建连队的，还是先建机关和首长的？
如果先建连队的，机关和领导干部至少还要在简易房里住两年；
而住在简易房里，冬冷夏热，条件确实比较差。
师党委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一系列论述，学习华主席视察唐山时的重要指示，回顾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干部热爱战士的优良传统，狠批“四人帮”不顾群众死活的滔天罪行，大家说：关心战士生活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是我们当领导的责任。
师党委统一了思想，作出了先建连队和一般干部住房的决定。
他们还从实际需要出发，在先连队的前提下，建一部分随军家属宿舍，照顾有一定困难的干部家庭，同时也建两栋机关宿舍，让掌管文件、档案、帐目较多的科室搬进去，既当宿舍，又当办公室和档案室。
重建营房时，师党委的领导同志还经常带领机关干部到工地参加劳动。
部分营房建成后，许多连队建议，给机关和师的领导干部分一部分。
师党委严格执行自己作的决议，并再次强调只要有一个连队没有住进新房，师党委成员就不占用一间新房。
在师党委的带动下，有些科室分到一部分新房后，也是先人后己，互相谦让。
（许焕岗）
作者：陈文强胡运良谭伟明/郑宗群
不久前，我们到福建前线某团一营采访。
坐落在山坡上的一营新营房把我们吸引住了。
它通风向阳，整齐划一。
除了干部战士住房外，还有连队俱乐部、洗漱室、仓库。
猪圈和厕所的粪便流入沼气池，既卫生，又节省了烧煤。
营房前的训练场，可供全营训练。
言谈之中，我们发现，一营的干部战士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用各种各样纯朴的语言，赞誉这新盖的营房，更赞誉带领大家修建新营房的团党委。
修建营房，这在部队是常有的事，为什么在一营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呢？
这不禁引起了我们的兴趣，顺着这条线索，我们继续采访，果然引出了一段佳话。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前年年底，上级给这个团拨了一笔款，指示在一九七七年动工修建部分营房。
这个团的营房，大多数已超过了使用年限，不能继续使用，从连队到机关的营房都应该修建。
应该先从哪里盖起呢？
连队的干部战士说：“机关的老营房太差劲，应该先从机关盖起。”
机关干部说：“团首长的宿舍又潮又挤，应该先建团首长的宿舍。”
团的领导一听直摆手。
他们说：战争年代，哪有什么团首长的宿舍，白天跟战士一起行军打仗，晚上跟战士一样，垫块门板铺点稻草就睡了。
吃苦在战士前头，享受在战士后头，这是老传统啊。
这几年，林彪和“四人帮”破坏这个老传统，咱们可得继承和发扬它，办啥事都得先琢磨着连队、惦挂着战士。
于是团党委开了会，作出决定：马上动手盖营房，顺序是先连队后机关，团领导宿舍摆在最后。
这个决定得到了上级党委的支持。
当然，基本方针定下来了，不等于就没有矛盾和斗争了。
有的说：“流水的部队，铁打的营房。”
言下之意是野战部队走南闯北，今天修好营房，说不定明天就走了。
所以，用不着动太多的脑筋，按照营建的标准，交营房部门承办就行了。
团党委不这样看。
他们想到：我们盖营房，就是自己住不上，给兄弟部队住，也一样是为战备服务，为连队干部战士服务。
一句话，团党委不能甩手不管，而是要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管到底。
当时的情况，全团上下对这项工作都不熟悉。
怎么办呢？
团党委想，营房是盖给连队干部战士住的，怎样设计既利于战备，又便于生活呢？
党委成员便带领机关干部分头深入基层，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才最后定下设计方案。
在修建过程中，团党委严格把关，既要保质保量，又注意节约开支。
请人设计得花七千多元，党委抽调一名测绘员和一名战士到外地参观学习，自己绘制出了全部图纸。
他们发动战士自己开山采石八百多立方米，烧石灰八万多斤，制瓦四万二千多片，还自制施工用板车六十一辆，维修各种营建用具二千一百多件。
他们这样节省，是为了把钱用在节骨眼上。
比如，原来设计一个排住一间房，后来党委从战士们学习和生活着想，觉得还是以一个班一间为方便。
这样要多垒几堵墙，多花一些钱，但为了方便战士，他们还是把该花的钱花上了。
再比如，为了方便战士看书学习，写家信，还在每间房靠窗户的地方设制了活动桌面，象火车车厢的活动椅一样，用时拉开，不用就放下。
更为可贵的是团党委“一班人”，想到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教导，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工地和连队干部战士一起研究、修改设计方案，使之有利于战备。
从下地基直到营房盖成，主要负责施工的梅副团长，每天从早到晚都“泡”在工地，和战士们一起甩开膀子干。
许政委也几次带领全体党委成员和机关干部到工地，边劳动边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矛盾。
使每一项设计都符合战备要求。
军长、师长也多次深入现场，和团党委“一班人”一块坐在石堆砖块上研究图纸，攀上脚手架了解情况。
他们对战士们挂蚊帐的钩怎么安，放枪架的壁橱开在那里，洗漱间的龙头装几个，伙房的锅灶怎么摆，都作了妥善的安排。
战士们高兴地说：“首长为连队、为战士、为战备想得多细多周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领导面向连队，关心战士，使战士们深受感动，施工中你追我赶，仅用九十六天就盖好了，还节约了营建费七万元。
他们总结了修建一营营房的经验，在修建二营营房时又作了进一步方便战士的改进，施工费用比一营的营房又省了一万五千多元，施工进度也更快。
今年元旦二营便搬进新营房。
当我们即将结束这次采访时，几位团的领导告诉我们：“二营的训练场还没修起来。
我们打算带领机关人员到二营跟他们一块突击在春节前修好训练场。
过了春节，接着盖三营和团直的营房、机关的办公楼和宿舍。”
至于团领导自己的宿舍，他们笑了笑说：“等全团都住上了新营房，我们再盖。
反正我们这几个人好办，要紧的是连队。”
当我们把要写一篇报道的打算告诉团党委时，他们说：“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过去一说关心战士生活，就要被‘四人帮’扣上福利主义、物质刺激、不突出政治的帽子，实际上，关心战士，就是关心革命，这是个立场、感情和态度问题。
在这方面，林彪和‘四人帮’的流毒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去肃清。”
听了这话，我们很有感触。
一滴水可以映衬出太阳的光辉。
乍看起来，盖个营房是件小事，但给人的启示却很多、很深。
这样一想，也就更加觉得将我们采访中的所见所闻写出来献给读者是颇有意义的。
本报通讯员 陈文强 胡运良 谭伟明 本报记者 郑宗群
作者：胡国栋/张升伦
本报讯 工程兵某部八连司务长许怀德任司务长八年来，一贯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受到干部战士的称赞。
最近，工程兵党委树立许怀德为“雷锋式干部”。
不该报销的坚决不报销。
一次，和许怀德一起入伍的副指导员去教导队参加训练，训练结束后，经领导批准顺便回家看看。
回到连队后，他要求报销回家的往返路费。
许怀德认为，副指导员报销回家的路费不符合财务规定，并拿出差旅费的有关规定，给他作了解释。
副指导员听了很受教育，后来没有报销。
不该借的款坚决不借。
一次，有两个同志要借公款办私事。
许司务长认为这是不符合财务规定的，并将有关规定和借公款办私事的利害关系对他们作了说明。
这两个同志表示应该按规定办事。
不该开支的坚决不开支。
去年连队移防到新区，有的干部看到别的连队都有竹椅子，也叫许怀德买几把。
可许怀德想，连队的椅子已够用了，再买竹椅不必要。
于是，他就在支委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大家的支持。
许怀德坚持原则，公私分明，要求别人按规定办的，自己首先办到。
每年领新交旧时，他总是带头交旧；
有时出差经领导批准顺便回家的路费，他也从未报销过。
许怀德的家属来队，从灶上买粮买菜，总是叫炊事员一一过秤，照价付款，从没多吃多占过。
连队的干部战士说：“司务长铁面无私，是我们完全信得过的人。”
（胡国栋、张升伦）
作者：傅绍洛
作者：邱立
栏目：思想战线
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
人民勤务员的一个特征，就是勤。
我们的广大干部都具有这个特征。
可是，也有少数领导班子存在着一种干部，正如叶副主席在五届人大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由于“四人帮”的流毒和自己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养尊处优，懒惰成习，这种干部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也没有。
“懒”的突出表现是干劲不足。
工作没有上进心，也很少责任心、事业心。
人们都在为抓纲治军而日夜奔忙，到处是一片蓬勃兴旺的景象，懒班子、懒干部对此却无动于衷。
你说学习嘛，他说读了马列也未必能弄通，何必去费那个脑筋！
你说工作嘛，他说上有上级，下有群众，怎么省劲怎么干，用不着多操心。
上面来了指示，往下一转便是“贯彻”；
下面提出问题，签个“已阅”或向上一报，就算尽了职责。
任务一重就摇头，稍有困难就退缩。
今天本可解决的问题，也要拖到明天；
原是自己份内的事，也找理由推给别人。
“懒”还有一个表现是四肢不勤。
不但头脑懒惰，手脚也懒惰。
讲话靠现成稿子，了解情况靠参谋干事，指导工作靠电话“遥控”。
带工作组，“只挂帅，不出征”，下部队如蜻蜓点水，东游西转。
所谓“在家是闲人，跑面是游人，跑点是客人”。
因为长期不调查，不研究，结果，老问题看不见，新事物难发现，群众意见听不到，往往弄得五官不灵，是非不分，香臭不辨。
有人懒于公事，却乐于经营家务和私事，精于游玩吃喝之道。
人们说“好吃”与“懒做”，是一对孪生兄弟，确实不假。
“懒”，虽是少数人的问题，但其危害却不可小视。
毛主席不是早就指出过懒馋占贪变的演变过程吗？
许多人就是由于懒而逐渐掉进泥坑的。
懒的问题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危害更大，它会压抑一大片人的革命积极性。
试想，群众想大干快上，领导却不慌不忙，拖拖沓沓。
上级三番五次的指示，下级心急火燎的请示，到了他那里，不是放在文件夹里传来传去，便是弄到一个接一个的会上议来论去，久闻雷声响，不见雨下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这样能把群众的干劲鼓起来，把工作搞上去吗！
打倒“四人帮”一年多了，有的单位山河依旧，面貌未改，“懒”，是一个重要因素。
严重的是有的同志对“懒”还不以为害，不以为羞，并找出种种“理由”为之辩护。
“咱没野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野心绝不应该有。
但是共产党人的责任心、进取心还有没有？
革命的朝气和意志还有没有？
我们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想没想到？
共产党人难道能够就这样停滞不前？
难道不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做更多的工作？
这难道还不是对革命的过错？
“年纪大呐，身体差呐，哪能象年轻时那么干！”
年大体弱，精力无疑不如当年。
但是，革命精神和斗志，岂能随年龄、体力而衰退？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在我们革命队伍里，年过古稀，体弱有病，而仍在抢时间、拚命干工作的大有人在。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越是到了晚年，越是不能忘记千里之志，越是应该争分夺秒，让有限之年，放出更大的光和热。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人被视为“傻瓜”，受贬斥，受讥讽；
而那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之徒，写一封效忠信，打一个小报告，就可青云直上，荣华富贵。
真是“长征二万五，不如跳个舞”，“工作干得勤，不如马屁拍得响”。
使一些人心灰意懒，觉得“既然卖力不讨好，何不省心省力省麻烦！”
因而精神不振，意志消沉。
这帐应算在“四人帮”的头上。
现在，打倒“四人帮”一年多了，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都在大干快上，如果还是暮气沉沉，提不起精神来，就应当从自己思想上找一找，到底是什么原因。
懒惰——好逸恶劳，四体不勤，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等等，都是腐朽没落阶级的阶级特征。
无产阶级是彻底革命的阶级，担负着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
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生，应该是革命的一生，斗争的一生，只要生命一息尚存，就要工作、学习到底。
懒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是根本不相容的。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在边一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马克思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八小时工作制，他自己往往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以上，最后坐在他的工作椅上与世长辞。
恩格斯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指导各国工人运动，刻苦学习掌握了二十多种语言，七十岁还在学习罗马尼亚文。
对于列宁来说，不读书，不工作，简直无法生活。
即使是在病危的时刻，他也利用每一分钟，口授了最后的几篇重要著作。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等都是勤奋工作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被毛主席称为伟大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则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工作上，拚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
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要无愧于人民勤务员的称号，都应该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鲁迅的榜样，彻底摈弃那个腐蚀革命者意志的“懒”字。
破懒是为了立勤。
我们要勤于劳动，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作调查研究。
要象雷锋说的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创造出第一等的成绩。
领导班子破懒立勤了，这个单位才能跟上大干快上的跃进形势。
作者：钟志城
单位：五二八三一部队
栏目：思想战线
在干部的调整中，是走还是留，留，怎么安排，走，走到哪里去，这就是一些同志关心的所谓“后路”问题。
对于自己的“后路”，可不可以想一想呢？
可以想。
但是，要看怎样想。
打开地图党定点，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是一种想；
打开“功劳簿”讲价钱，哪里舒服哪安家，也是一种想。
不论党怎样安排自己，都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是一种想；
以为换一个岗位就可以撂挑子，享“清福”了，这又是一种想。
这里，前一种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想，后一种是为个人的利益而想。
想法不同，结果也就不一样。
为革命而想，越想路越宽，志越大，劲越足，无论到哪里，都能叫党满意，让党放心。
为个人而想，越想心越散，路越窄，志越短，就会心灰意懒，走下坡路。
这个问题关系实在重大。
干部的“后路”，并不是干部个人的事，而是党的事。
关心干部，爱护干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当干部需要转换战斗岗位，另作安排的时候，我们的党总是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和干部本人的实际情况，作出妥善的合理的安置，尽可能使每个干部能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在工作和生活上都得到保障。
如果说在旧社会里劳动人民啼饥号寒，朝不保夕，天天要为“饭碗”发愁，为“后路”担忧。
社会主义社会则为每个人给社会和集体贡献才能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大家再也不需要为“后路”担忧了，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他们把广大新老革命干部当作仇敌，恨不得一个个打下去，根本不关心革命干部的死活。
他们还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群众，大刮“开后门”的不正之风，以至有的人办事只讲“关系”，不讲“原则”。
有了“关系”，非法的事立时解决，没有关系，合法的事，组织批准了的事，也要拖个一年半载。
在那种情况下，有的同志对自己的“后路”放心不下，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在华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抓纲治国，一年已经初见成效，“四人帮”刮起的歪风邪气，正在逐步纠正。
革命者个人的前途、命运，是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国家有了希望，个人也就有希望。
展望我们的祖国正是一片大好形势，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出现，各条战线的工作都要大干快上，这正是我们为社会主义大显身手的时候，难道还能再站在个人的小圈圈里，成天盘算个人的“后路”问题吗！
对革命者来说，“后路”问题，就是继续革命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工作岗位是要变化的。
我们军队的同志，大多数人不能一辈子在军队工作，有些人要转业到地方。
但是，工作的岗位可以变，继续革命的决心不能变。
穿军装是革命，脱下军装也还是革命，目标始终如一。
脱下军装后，也还要准备在祖国需要的时候，随时重新穿上军装，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回想一下，无数革命的老前辈在战争年代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背井离乡，忍饥挨饿，不少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何曾盘算自己的“后路”？
现在革命胜利了，尽管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与战争年代相比较，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倍。
毛主席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
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决不能因一星半点困难而志穷气短。
我们要向革命老先辈学习，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要去，坚决服从党的分配。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兴旺发达，我们的道路无限宽广，让我们振奋革命精神，在继续革命的大目标下来考虑个人的出路，把自己的一生全部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作者：邱汉青
栏目：思想战线
怎样合理地安排和使用政治教育的时间，注重效果，提高质量，这是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些年来，部队政治教育存在着片面强调教育时间，而不意视教育质量的现象。
政治机关布置政治教育，只要求必须拿出多少时间；
检查教育效果，也是把用了多少教育日放在第一位。
似乎教育质量完全取决于教育时间。
结果，造成有些单位政治教育时间要多少给多少，教育质量则可以完全不管，一些军事训练、业务工作时间被挤掉了。
这就影响了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
政治教育不注重实效的现象依然存在。
搞政治教育当然要有一定的时间，没有必要的教育时间去讲课、讨论，质量就很难保证。
但时间终究不等于质量。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两个连队用同样的时间进行教育，效果却大不一样。
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教育是不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在教育前是不是摸准干部战士的思想脉搏，因而回答和解决了干部战士的实际思想问题。
如果政治教育不联系实际，动员是老调子，内容是老本子，计划是老套子，不结合战士的思想问题，讲的全是现成的套话，这样时间再多，效果也是不好的。
政治教育只强调时间，不重视效果的现象，还在于有的同志顾虑政治教育的时间少了就是不坚持政治挂帅。
应该承认，为了坚持政治挂帅，一定的政治教育时间应当有保证。
但是，政治挂帅主要不表现在这里，而要看在各项工作中是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好思想工作。
即使是政治教育，也不只是上课、讨论一种形式，还要着重个别的政治思想教育，把政治思想教育贯彻到日常工作中去。
如果简单地认为，只要政治教育时间多了，就是坚持政治挂帅；
时间少了，就是不坚持政治挂帅，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总之，在政治教育中要有必要的时间保证，更要注重效果，提高教育的质量。
作者：霍俊清
单位：北京部队某团政委
栏目：思想战线
最近，我们团进行了一次学习硬六连先进连队的评比，我们党委确定重点培养的三连没有被评上，而党委没有作为重点抓的一连却评上了。
这件事，在全团范围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使我们认识到要把一个连队建设好，必须依靠连队内在的力量，发挥连队内在的积极因素。
去年，党委分工我抓三连，从搞“十个应该不应该”教育起，我就和上级机关的工作组一起到了三连。
我们总想帮助连队多做些工作，从整个教育的计划、动员、讲课，直至最后的总结汇报，都是我们直接下手干的多，依靠连队干部少，因而使得三连的干部产生了依赖思想：“等着吧，到时候肯定工作组会来抓的。”
我们下的劲越大，三连的干部就越有个依赖。
这样就束缚了他们的积极性，限制了他们能力、水平的提高。
一连不是这样，他们说：领导上来抓，我们要上；
领导上不来抓，我们也要上。
他们一不等待，二不依赖，自觉对照硬六连的经验找差距，创造条件争上游，工作反而赶到三连前面去了。
这就告诉我们：连队建设要搞上去，固然离不开领导上的帮助，但领导的帮助毕竟是外因，主要靠内因的作用，要把连队内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毛主席在《矛盾论》里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连队有了依赖思想，不仅会妨碍内在积极因素的发挥，而且也就不能充分地利用好外因这个条件。
正象一个孩子，你老抱着他就学不会走路。
领导机关的工作组到了一个连队以后，把大大小小的事都包下来，使得连队的干部只会拄着拐棍走路，一离开拐棍，步子就迈不稳了。
一连评上了学习硬六连的先进连队，三连在学习硬六连中，工作虽有进步但没有评上，对我们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但这个“出乎意料”给了我们有益的教育，使我们体会到工作组到了连队主要应做好传帮带的工作，而不能“代替”。
“代替”的结果即使暂时把一个连队搞好了，迟早也要掉下来。
作者：齐
栏目：思想战线还我历史真面目！
“四人帮”打着“评法批儒”的招牌，提出了一个“法家爱人民”的谬论。
江青胡说什么：“历史上的法家对群众是爱护的”。
主子吹笛，奴才起舞，“四人帮”的喉舌“梁效”等跟着大肆喧嚷。
一时间，一些被戴上“法家”桂冠的帝王将相，被吹成与共产党员不相上下的爱人民的模范。
这是对历史的公然歪曲，也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耻践踏。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在阶级社会，人们都处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物质承担者，不能越出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而行事。
法家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要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维护封建制度，就必然要剥削、压迫农民，所谓“爱人民”的“法家”是根本不存在的。
“四人帮”大肆吹捧的法家，有李悝、商鞅、韩非、李斯、王安石等，有秦始皇。
他们甚至还把汉朝汉宣帝前的全部皇帝都说成是“法家”。
这里，到底有谁爱人民呢？
没有。
李悝为魏国制定《法经》，就明确提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把对付盗贼，当作治国的急务。
这里的盗贼，不仅是指侵犯地主阶级财产的行为，也是指人民群众对封建政权的反抗。
商鞅在《更法》中也说：“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
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
所谓“愚者”、“不肖者”都是诬蔑劳动人民的代名词，公开申明地主阶级的“法”和“礼”都是要制裁和束缚劳动人民的。
韩非公开声称“爱民”不足以治国。
他认为人总是倚仗宠爱而骄横，惧怕威严而服从的。
说：父母很爱儿子，儿子并不因父母的爱而不捣乱，帝王对人的爱怎么也超不过父母，怎么能靠爱而治理好国家呢？
李斯骂陈胜起义是“群盗并起”。
至于王安石就骂得更凶了，说：“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对抗者。
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
所谓“法家”的皇帝又怎样呢？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时由于严刑峻法和酷吏的压迫，广大劳动人民动辄得罪，“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因而“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对于汉朝的几个所谓“法家”皇帝，就不必一一举例了，就说被称为“文景之治”的所谓“太平盛世”的景况吧！
当时名义上是“三十而税一”，实际上劳动人民过的还是“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妻子，以偿债者”的悲惨生活。
严酷的历史事实，彻底驳倒了“四人帮”所伪造的“法家爱人民”的谎言。
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
法家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这一点应该肯定。
但是，他们决不可能进步到去“爱人民”。
地主阶级内部各家各派人物，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尽管也可以发生矛盾和争斗，但在统治、剥削农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东汉末年地主阶级统治机构内部袁绍与曹操、刘备相互之间，因争夺政权而闹得不可开交，一旦黄巾大起义爆发，就都提刀杀向起义农民，恨不得把黄巾起义军斩尽杀绝。
“四人帮”鼓吹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超阶级的爱，借以美化剥削阶级，充分暴露了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面目。
（齐）
作者：陈学武
单位：建字九六三部队
栏目：思想战线匕首集
蒲鲁东写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中，公式真可谓名目繁多。
什么“反公式”、“正公式”，什么“二律背反的综合公式”等等。
马克思在批判此书时指出：“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蒲鲁东先生就是公式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一一四、一二二页）。
“四人帮”也从蒲鲁东那里学到了这一绝招。
他们编造的公式虽然单调，但却非常荒谬和反动。
如抓生产=唯生产力论，奖励=物质刺激，规章制度=管、卡、压，……最著名的，就是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
他们是十分反动的公式人物。
“四人帮”想用他们杜撰的五花八门的反动公式，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然而，他们恰好忘记了一个公式：反对马克思主义=自取灭亡。
作者：金坤
单位：八七一○二部队
栏目：思想战线匕首集
马克思在一八六○年的一封信中，提到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一些冒充革命的反动小丑时，曾经用“在风暴中扬起一些尘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第四八四页）来形容他们。
“四人帮”，就是一些旧世界的尘土。
当革命风暴以磅礴的气势向旧世界冲击的时候，他们乘风而上，似乎也成了一代英雄。
其实，他们只不过利用无产阶级的风向，进行投机，以求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罢了。
尘土毕竟是尘土。
“四人帮”纵然飞扬一时，甚至遮天蔽日，他们的登天梦终究做不长，到头来还是掉进历史的垃圾堆。
新华社马尼拉三月十四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和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埃·马科斯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菲律宾外交部长卡洛斯·罗慕洛参加了会谈。
会谈是在“总统号”游艇从马尼拉前往巴丹省的出口加工区的途中，在游艇上进行的。
巴丹省位于马尼拉湾西岸。
李副总理的夫人林佳楣在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的陪同下乘同一游艇前往巴丹。
中午，游艇到达目的地。
李副总理一行在马科斯总统的陪同下参观了当地为出口加工的服装厂和制鞋厂，受到出口加工管理局官员和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据新华社马尼拉三月十四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今天下午在菲律宾“总统号”游艇上签字。
黄华外长和菲律宾外长卡洛斯·罗慕洛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了字。
李先念副总理和费迪南德·埃·马科斯总统参加了签字仪式。
签字后，马科斯总统和李副总理热烈握手互相祝贺。
晚上，李先念副总理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举行宴会。
菲律宾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应邀出席了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菲律宾外交部长卡洛斯·罗慕洛、司法部长维森特·桑托斯、国防部长胡安·恩里莱、贸易部长特罗阿迪奥·基亚松、工业部长维森特·帕特尔诺、检察长埃斯特利托·门多萨、外交部副部长曼努埃尔·科连特斯、外交部礼宾司长冈萨雷斯等和他们的夫人。
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雷耶斯也应邀参加了宴会。
黄华外长以及林佳楣、何理良等出席作陪。
柯华大使和夫人张明也在坐。
宾主频频举杯，共祝中、菲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据新华社马尼拉三月十三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在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陪同下，三月十三日参观了国际水稻研究所、菲律宾大学农学院和菲律宾艺术中心，受到热烈的欢迎。
早上，马科斯夫人来到总统府宾馆和李副总理等一起出发。
李副总理身着菲律宾民族服装，兴致勃勃。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尼尔·布雷迪博士热情地接待中国客人。
他向中国客人介绍了培育新稻种、防治病虫害以及菲中两国农业专家交流经验的情况，并把一袋新稻种送给中国客人留念。
李副总理一行参观了试验田。
接着，来到了国际水稻研究所毗邻的菲律宾大学农学院。
农学院院长萨蒙特和几位农业专家向中国客人介绍了他们在试种小麦、棉花和培育椰子等新品种方面的可喜成果。
李副总理热情祝贺菲律宾朋友取得的成就，并祝愿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午间，李副总理一行乘车沿着蜿蜒起伏的山路，向菲律宾艺术中心进发。
马科斯夫人在艺术中心设便宴招待中国客人。
饭后，艺术中心的学员演出了精采的节目。
新华社三月十四日讯 马克思的《机器。
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本书是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三年间写的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
手稿共二十三本笔记。
本书的内容包括第五本笔记的大部分、第十九本笔记的全部和第二十本笔记的一部分，原标题是：《机器。
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
在这部分手稿中，马克思论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阐明了科学是生产力这个极重要的思想，分析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切矛盾的尖锐化，为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准备了基础。
这部分手稿是极珍贵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用唯物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史的典范。
本书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翻译，经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校订。
栏目：要闻简报
邓副总理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六次访华团
邓小平副总理三月十四日上午会见以公明党书记长矢野绚也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六次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坐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等。
周总理视察新疆、关心新疆各族人民的摄影展览在乌鲁木齐展出
敬爱的周总理视察新疆、关心新疆各族人民的摄影展览，三月五日在乌鲁木齐开始展出。
一九六五年，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和新疆党政军负责人陪同下，视察了天山南北，给了各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后，和田、喀什、石河子等地的干部和群众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要求举办展览，寄托对周总理的哀思。
但是，由于“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各族人民的愿望未能实现。
粉碎了“四人帮”，华主席、党中央对新疆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新疆形势大好，周总理视察新疆的摄影展览，同各族群众见面了。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沈阳医学院正式恢复原校名——中国医科大学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沈阳医学院，在热烈庆祝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视察二十八周年的大会上，正式恢复原校名——中国医科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在一九三一年创建于江西中央苏区，是我党我军办的最早的一所卫生学校。
卫生学校的师生跟随毛主席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七年，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
一九四○年，在革命圣地延安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
一九四一年毛主席为这所学校第十四期毕业生亲笔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敬爱的周总理一九四二年亲临这个学校视察。
一九五○年三月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视察这所学校时，对如何办好医科大学作了重要指示。
建校四十七年来，这所学校共培养了一万九千多名医务工作者；
解放二十八年来，他们还完成了近千项科学研究项目。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这所学校重新焕发了红军卫校的战斗青春。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三月十四日讯 我国齿轮测量工作者取得了一项具有世界水平的重大成果，研究成功了我国独创的“齿轮动态整体误差测量新技术”。
这项新技术的主要创造者，是成都工具研究所技术员黄潼年。
他是新中国培养的技术人员，一九五四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最近，他已光荣地当选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提升为工程师。
这项新技术，突破了世界上齿轮误差测量的旧框框，提出了多种新的测量方法，能够高效率地测出各种齿轮动态整体误差的曲线，并且发展了多种能测量各种渐开线圆柱齿轮的整体误差测量仪。
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全新的“齿轮动态整体误差概念”。
它指出，齿轮工作齿面的所有误差项目是一个整体，包含着各种齿轮误差的变化规律和内在联系，而传统采用的各种齿轮误差项目，只是这个整体的各别侧面，这个整体由齿轮加工时的工艺误差和使用时的安装误差所决定，直接影响着齿轮的传动质量。
它还提出了一整套应用各种“动态整体误差曲线图”来认识和分析各种齿轮误差的新论点和新方法。
这项新技术的研究成功和应用，为齿轮测量技术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对于齿轮实际啮合过程的研究、精度标准的制订、加工技术的改进和齿轮传动质量的提高等方面，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它的诞生，又一次说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实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作者：叶康
单位：北京大学
栏目：迎接全国科学大会讲话材料三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长期以来，网罗党羽，竭力插手科技界，炮制大量反动谬论，使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严重地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对于“四人帮”干扰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一、“四人帮”竭力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疯狂破坏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
“四人帮”采取种种卑劣手法，编造罪名，无情打击科技战线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
例如在中国科学院，他们以反“复辟”为名，把科学院和不少基层单位的领导班子搞瘫痪，换上他们的帮派骨干，篡夺了各级领导权。
他们在国家地震局的篡党夺权活动，破坏了地震预测预报工作，他们是唐山大震漏报的罪魁祸首。
他们恶毒诬蔑国防科委、七机部“历届领导都坐在右的一边”。
他们的帮派骨干大叫“七机部百分之八十的干部都是民主派、走资派”，“要动大手术”。
有的单位十九个支部撤换了十三个支部书记；
甚至有的车间八个班组长被整下去了七个，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四人帮”破坏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还集中表现在反对《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上。
一九七五年，中国科学院根据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拟定了一份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报告工作的《汇报提纲》，全面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被“四人帮”搞乱了的问题作了澄清，提出了解决的途径。
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肯定了《提纲》，毛主席亲自审阅了《提纲》。
“四人帮”却颠倒黑白，诬蔑《提纲》是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妄图以此诬陷和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
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四人帮”肆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残酷迫害科技人员，破坏科技队伍。
毛主席历来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
毛主席还对我国的知识分子队伍作了科学的分析，充分肯定大多数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的进步。
然而，“四人帮”却炮制反革命的“两个估计”，对旧社会过来的许多老专家，都扣上“反动权威”、“学阀”的帽子；
对解放后培养的科技人员，又说成是“复辟的基础”。
他们还制造了“红色专家最危险”，“戴红帽子的最难办”等等谬论，竭力打击我们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队伍。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就一再叫嚷：“知识分子象粪缸里的皮球，要按住不放，稍一松手就要浮上来”；
“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一伙更露骨地说：“什么时候知识分子心情舒畅了，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了”。
一九七三年“四人帮”在清华、北大发动了一个上反周总理、下整广大知识分子的所谓“反右倾回潮”的运动，在清华三千人左右的教师队伍中，他们一下子就想揪出一千人来。
在北大用各种名义进行隔离审查的，前后也达一千多人。
“四人帮”为了搞垮毛主席和周总理精心培育起来的科技队伍，还制造了许多假案，胡说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中特务多，“象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扬言“要抓几个枪毙了才解恨”。
他们在上海科技界制造的一个所谓特务集团的假案，株连了十四个研究单位，被圈为特务的知识分子就多达一千余人。
他们在长春光机所编造的所谓特务案件，株连了北京、上海、辽宁、黑龙江、吉林等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六十多个单位，二千多人。
“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专政！
三、“四人帮”拆散科研机构，毁坏实验设备，扼杀科学实验革命运动。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必须一起抓。
而“四人帮”却鼓吹“科学无用论”，胡说什么油田“三年不搞科研，照样出油”，诬蔑科研机构和实验室为“土围子”，搞科学实验是“三脱离”，甚至炮制“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反动谬论，大杀大砍科研机关，毁坏实验设备，摧残科学事业。
复旦大学原有各类实验室一百零五个，砍得仅剩三十七个；
北京大学流体力学实验室的两个风洞被用大锤、铁棍砸烂；
清华大学水利系综合实验室，从一九五五年兴建以来进行过很多水利工程的重要实验，也被诬蔑为玩“自来水游戏”，强令砸毁。
山西农学院多年来辛勤收集的国内外原始大豆的品种有一千一百多种，损失掉八百多种，国内外优良的蔬菜品种四百多种全部损失光，四百多种高粱育种的原始品种也被“四人帮”全部烧毁。
原一机部下放到上海的汽轮机锅炉研究所，被“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强令拆散，致使这个所大量的仪器设备，散失的散失，瓜分的瓜分，二千多万元的资产仅剩下三百来万元。
全国唯一的一个香料研究所，也被“四人帮”以“工农兵不要香料”，“香料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等借口而强令改行！
由于“四人帮”毁灭性的破坏，大批科研机构被解散了，大批科研人员被搞得流离失所。
清华大学原有的研究机构荡然无存，科研人员占教师总数的比例由百分之三十下降到不足百分之十。
我国冶金系统最大的同位素试验室，仅留下四个人，连看门都看不过来。
一些著名科学家，也被弄得无法工作。
如数理遗传学家吴仲贤教授完全被剥夺了搞科研的权利，剥夺了参加学术会议的权利，每天只能去放马。
“四人帮”糟踏科技人员，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四、“四人帮”取消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妄图从根本上搞垮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上不去，就不能掌握和运用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我国建设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更谈不上在科学技术上有重大的发明创造。
毛主席一贯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并对原子结构这一基本理论提出了科学的预见。
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对于加强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作了多次指示。
周培源同志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指示精神，当时写了一篇文章，提倡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但是，“四人帮”以批周培源同志的文章为名，借题发挥，在科技界大搞所谓“批理论风”，矛头指向周总理。
他们胡诌什么“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科学家编造出来的”，应当“统统忘掉”。
周培源同志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组织起来的湍流研究小组，在“四人帮”的破坏下被解散，一些原来已经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课题也都被迫纷纷下马。
如上海实验生物所前所长朱洗生前所领导的卵球的成熟、受精及单性生殖等细胞学的研究工作，有独创的成果，并在解决家鱼人工繁殖和芘麻蚕人工驯化等生产实际问题方面作出了贡献，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在该所已没有人从事这项研究工作了。
五、“四人帮”反对学习和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妄图使我国的科技事业永远在洋人的后边爬行。
毛主席明确指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
为了迅速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必须坚持学习和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对于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是要拿来为我所用。
但是，“四人帮”却把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污蔑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
耸人听闻的所谓“蜗牛事件”就是他们的罪证之一。
为了加快我国彩色电视工业的发展步伐，经党中央批准，四机部派代表团出国考察并准备引进一条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成套设备。
考察归来时，外国公司送我代表团每人一个圣诞节礼品——玻璃制蜗牛，表示友好。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江青抓住“蜗牛”礼品，大搞阴谋诡计，抛出了一顶顶“爬行主义”、“卖国主义”的帽子，妄图扣在周总理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头上，并强令撤销协议，在国际、国内造成极坏的影响。
按照“四人帮”的逻辑，引进外国的东西就是“爬行主义”，那么岂不是要我们去掉电灯点油灯，扔下火车坐牛车吗？
“四人帮”既反对我国学习外国的长处，又破坏我国的科学研究，其结果，我国的科学技术就只能永远跟在洋人后面爬行，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给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造成严重的恶果。
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本来正在缩小的差距又拉大了。
例如我国的半导体研究工作，从一九五六年只有十几个人的小规模搞起，到六十年代初期，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可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现在估计差距有十五至二十年。
更为严重的恶果是，“四人帮”把知识视为罪恶，把知识分子视为专政对象，不仅摧残了大批知识分子，而且毒害了一代青年，致使教育质量下降，造成科技队伍后继无人、青黄不接的严重局面。
粉碎“四人帮”，科技得解放。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使我们进一步看清，我们党同“四人帮”围绕科技事业展开的激烈斗争，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是倒退到穴居野人社会的斗争，是要建设高度文明的新中国，还是倒退到黑暗愚昧的旧中国的斗争。
归根到底，这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场斗争虽然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斗争并没有结束，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把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迅速搞上去。
（北京大学 叶康）
本报讯 原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务部政治委员曹振辉同志，因病于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逝世。
曹振辉同志一九二七年六月参加革命，同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二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终年六十五岁。
本报讯 吉林省通化军分区原副政治委员汪瑞先同志，因病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八日在合肥逝世。
汪瑞先同志一九三○年六月入伍，一九三三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六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