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总理在五届人大第1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要奋发图强，把我军的军政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把战备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把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
——为军事科学院成立二十周年而作
叶剑英
今年03月15日，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批准创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二十周年。
毛主席领导我国革命战争和我军建设，历来深切关怀、十分重视军事科学的研究。
在戎马倥偬、战斗频繁的年代里，毛主席就以巨大的精力，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工作，写出了不朽的军事著作，并经常唤起全党注意军事问题的研究，指出：
“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
建国以后，毛主席在提出“钻现代化的国防”任务之后，又号召我们，要以我为主，总结我军经验，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
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的，战争和战略的理论是它的骨干。
军事科学来自军事实践，又反过来对军事实践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恩格斯说过，“革命将以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来与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作战。”
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发展先进的军事技术，改善武器装备，是很重要的；
研究军事科学、军事理论，也是非常重要、刻不容缓的。
如果只掌握现代的军事手段，而没有正确的军事理论作指导，也不能有效地对付现代化的敌人，至少要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
军事科学战线的同志们和全军指战员，都要铭记毛主席的教导，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作为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一项迫切任务，作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重大责任。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见到，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学说，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使命的，正是我们的毛主席。
毛主席领导我国军民打了几十年的仗，进行了数百次大的战役和数万次大的战斗，用劣势装备打败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内外敌人，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蔚为壮观的奇迹。
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结合起来，得心应手地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指导战争，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创造性地解决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形成了崭新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完整体系。
毛主席创建的我国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就其思想体系来说，在当代是最先进的，是一切资产阶级军事科学无法比拟的。
现在在世界上张牙舞爪的那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尽管手里有那么几件新式武器，军事技术上暂时还跑在前面，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军事理论是反动的，腐朽的，有着不可克服的弱点。
唯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毛主席的军事科学，才是革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我们要十分珍视，认真学习、研究和应用，不要手里拿着宝贝不知宝。
我们克敌制胜，过去依靠它，现在依靠它，将来还是要依靠它。
在整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它将永葆青春。
彭德怀、林彪、“四人帮”贬低它，篡改它，妄图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代替它，完全是枉费心机。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是不能违背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一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停止了，它就没有生命了。
政治上是这样，军事上也是这样。
战争的情况不同，战争的指导规律也有所不同。
我们的同志研究军事科学，一定要着眼于现代战争的特点，着眼于发展。
毛主席就曾经指出：
“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运用了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
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思想，是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坚决遵循的。
我们军事科学研究工作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总结我军经验，认真研究敌人，有选择地吸取外国军事上的有益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服务。
毛主席的军事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瑰宝，我们应当着重地学习和研究。
毛主席对我军建军作战的大量指示、命令和文电，同样生动地体现了毛主席伟大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我们应当尽快地加以整理，认真地学习和研究。
要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统一我们建军和作战的思想。
我们还要抓紧研究和编写我军的战争史，把我们丰富的建军经验、作战经验，加以系统地整理和总结。
对我军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采取妄自菲薄的态度是不对的。
武装斗争是我们党史的重要内容。
编写好战争史，对于编写党史也是非常必要的，不可缺少的。
要通过编写战争史，把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方面，给军事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
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要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
要尽快地研究撰写出充分体现毛主席军事思想，反映现代战争特点的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地理学和其他军事学术著作，不断完善各种条令条例，并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修改和补充。
我们还要根据毛主席关于“深挖洞”的指示，特别注意研究人民防空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宝库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军事典籍和军事学术遗产。
我们要吸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下来，使我国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更加绚丽多彩。
毛主席在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几十年的斗争中，在这方面所做的，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最好的榜样。
古人说：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当今的世界很不安宁，苏美两霸正在酝酿着一场大的战争。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进行新的长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一定要寻找机会破坏。
最大的破坏，就是发动战争来破坏。
所以，我们要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抓紧时间，把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搞好。
我们还要做好解放台湾的充分准备。
过去二十年，我们的军事科学研究是有成绩的，我们军事科学院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
但是，由于彭德怀、林彪和“四人帮”的捣乱破坏，耽误了我们许多时间。
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专业研究机关与广大指战员相结合，全军动手，建立和健全军事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又红又专的军事科学研究队伍，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制订军事科学研究的规划，促进军事科学研究的迅速发展。
我们要遵照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精神，继承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奋发努力，积极开展对军事科学的研究，攀登军事科学高峰！

我国齿轮测量技术达到世界水平
“齿轮动态整体误差测量新技术”主要创造者黄潼年提升为工程师
这项新技术的研究成功和应用，对于齿轮实际啮合过程的研究、精度标准的制订、加工技术的改进和齿轮传动质量的提高等方面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
我国齿轮测量工作者取得了一项具有世界水平的重大成果，研究成功了我国独创的“齿轮动态整体误差测量新技术”。
这项新技术，突破了世界上齿轮误差测量的旧框框，提出了多种新的测量方法，能够高效率地测出各种齿轮动态整体误差的曲线，并且发展了多种能测量各种渐开线圆柱齿轮的整体误差测量仪。
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全新的“齿轮动态整体误差概念”。
它指出，齿轮工作齿面的所有误差项目是一个整体，包含着各种齿轮误差的变化规律和内在联系，而传统采用的各种齿轮误差项目，只是这个整体的各别侧面，这个整体由齿轮加工时的工艺误差和使用时的安装误差所决定，直接影响着齿轮的传动质量。
它还提出了一整套应用各种“动态整体误差曲线图”来认识和分析各种齿轮误差的新论点和新方法。
这项新技术的研究成功和应用，为齿轮测量技术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对于齿轮实际啮合过程的研究、精度标准的制订、加工技术的改进和齿轮传动质量的提高等方面，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近，国家科委负责人和许多著名科学家观看了这种齿轮测量仪器的表演，听取了有关人员对成果鉴定情况的汇报，一致认为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
这项新技术的主要创造者，是成都工具研究所技术员黄潼年。
他是新中国培养的技术人员，1954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最近，他已光荣地当选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提升为工程师。
几十年来，国内外齿轮测量都采用分别测量单项误差和综合误差的方法，一直改变不了这种落后状态。
1967年，我国齿轮测量工作者以国外先进的齿轮测量仪器作为自己的起点，开始了赶超世界水平的试验研究工作。
他们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只用十年的时间，就解决了国外四十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登上了世界齿轮测量技术的高峰。
先后参加这项新技术研究的，有成都工具研究所、北京量具刃具厂、四川宁江机床厂、陕西汉江机床厂、上海机床齿轮厂等三十多个科研、生产和使用单位的上百名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
（附图片）
成都工具研究所新提升的工程师黄潼年，是“齿轮动态整体误差测量新技术”的主要创造者。
新华社记者摄

深入揭批“两个估计”　抓紧积案复查工作
中共山西省原平县委员会
编者按：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对于加快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关系都是很大的。”
我们要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两个估计”，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抓紧做好积案复查工作，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要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发挥他们的专长，表彰他们的成就，同时热情鼓励和帮助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改造世界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继续前进。
原平县的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中，我们原平县委进一步加强了对教育系统积案复查工作的领导，大大加快了复查进度。
目前，已复查完二百四十二件积案，占积案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
通过复查，不仅使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教师沉冤昭雪，解除了精神枷锁，而且使许多人卸掉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广大教师心情舒畅，精神焕发，大干教育革命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必须肃清“两个估计”的流毒和影响
在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下，这些年我县教育系统先后立案处理了二百七十二名教师，占当时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
不少案件定性偏高、处理偏严，有的则纯属冤案或错案。
1973年，我们就试图对这些积案进行复查，但在“四害”横行时，这一工作很难顺利进行，有些经过复查的案件，复查结论仍然存在着“四人帮”流毒的影响。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搞好复查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由于“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尚未打碎，复查工作仍然放不开手脚。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
“两个估计”批不倒，复查工作快不了，是非界限划不清，定性处理搞不好。
为此，我们一方面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有关教导和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对我国知识分子现状的正确估价，更加明确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另方面，针对一些同志存在的宁“左”勿右思想倾向，进一步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打着反对“黑线专政”的旗号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打着“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旗号疯狂迫害广大知识分子的反动实质。
使大家认识到，如果对“四人帮”这种假左真右的惯用伎俩缺乏足够的认识，仍然采取“遇事三分‘左’，不会有大错”的态度，要想彻底推倒“四人帮”强加在教师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是根本不可能的，从而为落实党的政策排除了思想障碍。
为了加快复查进度和提高办案质量，我们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专案队伍，将尚未复查的案件分类排队，任务落实到人；
同时把已经复查过的案件，也一个一个地做了认真审查，凡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处理不彻底的一律重新处理，凡是处理得对的就坚持原则，决不一风吹。
必须有敢于负责的革命精神
在复查过程中，我们曾经遇到这么几种情况：
一种是对自己定的案不愿推翻，怕丧失威信；
一种是对别人定的案不敢大胆发表不同意见，怕得罪人；
还有的同志则怕担风险，不敢负责任。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联系实际，深入批判了“四人帮”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滔天罪行。
大家认识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绝不仅仅是几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能不能拨乱反正，建设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教师队伍的大问题。
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有没有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责任感，是对每一个革命者的严肃考验。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就要立党为公，出以公心，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1位，把受害同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从而消除了私心杂念，提高了落实党的政策的自觉性。
在审批时，我们做到，不论是谁定的案，只要不对，就坚决纠正，该自己处理的案件，决不推给别人。
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案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怕反复，不嫌麻烦。
有一位高中教师的案件，我们先后在常委会议上进行了三次研究。
这位教师在反右斗争中犯有政治错误，后来在讲课中讲过一些错话。
1971年清队时硬说他是“有意放毒，破坏教育革命”。
这位教师一时想不通，曾想自尽。
当时，就给他定了个“翻案自杀，对抗运动”的罪名，开除了公职。
1974年第1次复查时，由于“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常委内部认识不统一，维护了原结论。
1976年，我们对这个案件进行第2次复查，但由于“四人帮”大批所谓“翻案风”、“复辟派”，虽然认为原案材料不符合事实，但因本人历史上犯有错误，未敢审批。
1977年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后，我们对这一案件进行了第3次研究，这才统一了认识：
反右斗争以后，本人表现较好，虽然讲了一些错话，但是属于认识问题，由于对运动不理解，产生自杀念头，与翻案一事并没有直接联系。
终于推倒了错误结论，恢复了公职，处分期间无理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
为了推动工作，我们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件，进行果断处理，使政策具体化，起到典型引路的作用。
在积案中，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是以所谓“片面追求升学率，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名，而受到开除和勒令退职处分的。
我们认为，受到这一“罪状”迫害的，绝大多数是为党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工作的老教师，他们为培养青年一代做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赞扬。
在转变学生思想的同时，努力传授革命和建设的真本领，这是人民教师的光荣职责，这与刘少奇鼓吹的“白专道路”是有本质区别的。
不把这个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广大教师就难以摆脱那种欲教不能，欲罢不忍的状况。
有一位同志原是一个小学的校长，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他对教师和学生要求较严。
但有些工作方法不够妥当，如教师备不好课，不让他在星期天休息，学生完不成作业，不让他们回家等。
在反动路线的迫害下，就以“片面追求升学率，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名，开除回家。
这个案件在原平县教育界是人所共知的，造成了广大教师普遍不敢抓教学的严重后果。
为此，我们把这一案件做为典型案例，果断地推倒了“四人帮”一伙强加在他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彻底给他平反，重新让他担任了学校的领导工作。
这样，同类案件很快得到了妥善处理，把这些教师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了出来。
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教育系统的积案一般来讲是较为复杂的。
能不能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关系到能不能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具体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对教师中的政治历史问题，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把问题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分析研究。
凡是本人做出交代，组织上有过正确结论，而又未发现新的问题，就绝不旧帐新算。
如一位老教师有较为严重的历史问题，1958年肃反运动中，因本人态度较好，做过交代，对他的问题已有明确结论。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动思潮的影响下，给他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回村。
在复查中，我们认为，这位教师虽有较为严重的历史问题，但过去本人有交代，组织有结论，解放后工作积极肯干，又未发现任何新的问题，就按照党的政策，取消了处分，重新安排了他的工作。
（二）对因家属和亲戚等社会关系，受到株连的，我们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既要考虑到相互影响的一面，更要考虑到各自的现实表现，只要能划清界限，决不互相牵连，谁的问题由谁负责。
有一位教师，她丈夫是坏分子，因为她没有揭发，就以“包庇坏人”为理由，勒令她退了职。
在复查中，经调查证明，丈夫的问题，与她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而她本人表现一贯不错，就给她取消了处分，恢复了公职。
另一位教师，犯有一般错误，但因他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便不适当地加重了处分，开除出教师队伍。
在复查中，我们认为，出身不由自己选择，父母问题不能由他们的子女去承担。
因此，纠正了不恰当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公职。
同时对他本人所犯的错误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
（三）对于介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问题，我们的做法是“宁拉勿推”，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最大限度地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
必须紧密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
积案复查工作既有很强的政策性，又有广泛的群众性，为了查清一个问题，往往要涉及很多方面的很多人。
因此，专案人员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坚持群众路线。
我们体会到，重点是做好当事人和主证人的思想工作，启发他们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
实践证明，一些难案，只要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就不难查清。
比如，在审查一位教师的家庭成份时，发现原证明材料与本人申诉出入很大。
我们找到原证人，他说原证是由取证人代写的，证明材料中所说的情况自己并不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走访了当年参加过土改的三十多名老党员、老干部和老贫农，还走访了他的一些主要亲戚，让他们认真回忆当时的情况，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给这位教师改正了成份，取消了“富农分子”的帽子，恢复了公职。
为了把落实政策的过程作为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过程，在复查中我们还注意做到，一个案件在处理之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错案、冤案在重新处理之后，都要在群众中进行讨论。
同时，我们还注意做好被平反人员和家属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正确对待运动，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计较个人恩怨。
这样，既为被平反的教师创造了重新工作的条件，又使广大教师受到生动具体的路线教育。
使大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四人帮”是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罪魁祸首，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广大教师心连心，收到纠正一个案，影响一大串，调动一大片的效果。
有一个青年教师思想进步，工作大胆泼辣，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被抓住工作中的一点缺点错误，生拉硬套，无限上纲，打成了“反革命”，他的爱人想不通，也以“划不清界限”为理由勒令退职。
这次复查中，给他二人彻底平了反，申了冤，复了职。
他们夫妇俩无限感谢党、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主动要求到条件较差的山区学校工作，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受到全体师生和贫下中农的好评。

周总理与抗敌演剧队
吕复　徐桑楚
在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八十诞辰的日子里，我们前抗敌宣传队的广大队员，特别怀念多年来周总理关怀和爱护演剧队的动人事迹；
同时，我们愤怒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在抗敌演剧队问题上反对毛主席、陷害周总理、迫害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滔天罪行。
抗敌演剧队是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由当时在国统区的中共中央代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自组织和领导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委派，1938年初，周恩来同志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到达武汉，开展统战工作，并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
郭沫若同志担任政治部第3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
1938年夏，周恩来同志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大力开展抗日战争的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的指示，对国民党进行斗争，把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要解散的一些抗日宣传团体编入郭沫若同志主持的三厅建制，组织成为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由三厅中共特别支部在这些团队中建立了秘密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以实行党的领导。
1938年08月，抗敌演剧队在武汉成立时，周恩来同志亲自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政治报告，用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思想来武装演剧队的全体成员，给予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宣传任务。
周恩来同志又从党内给演剧队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
到国民党军队中去，深入前线，随军行动，向战地军民宣传党的主张，占领文化宣传阵地，坚持原则立场，开展统战工作，利用合法身份，争取自主条件。
1938年11月09日，岳阳沦陷。
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军警，当日寇还在百里以外，就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把长沙城付之一炬。
周恩来同志一面对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提出抗议；
一面采取措施救济受害的难民。
在国民党束手无策时，周恩来同志顾全抗日大局，命令三厅挑起救灾重担，指示郭沫若同志率领三厅部分人员和几个抗敌演剧队的全体人员迅速赶赴长沙，从事救灾工作：
掩埋尸体，抚慰居民，安置伤病员，恢复交通，并给九万多难民发放救济费，这场大规模的救灾工作，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动员、亲自指挥下进行的。
1939年01月，抗敌演剧三队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在三个月中举行了几次汇报演出，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观看后，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
同年04月，党组织动员他们回国统区工作，有些同志思想不通，毛主席亲自接见全体同志做说服工作。
毛主席说：
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在广大群众面前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你们应该回到国统区去工作，到那里去占领文化宣传阵地。
毛主席还风趣地说：
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吃着国民党的饭，给共产党工作，为人民工作，这多好。
你们有合法身份，比派别的同志去要方便得多。
毛主席又严肃地教育大家说：
统战工作有困难、有斗争，可是这种工作锻炼人。
毛主席最后指示：
要注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教诲下，演剧三队于同年05月斗志昂扬地离开了延安，回到国统区坚持斗争。
这也解决了其他各队不安心在国统区工作的思想问题。
1941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同志亲自派专人向演剧队地下党组织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我党在国统区的方针：
“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
“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周恩来同志还指示，要保存团体，争取工作。
要坚持原则，不演反共戏。
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要学会交朋友，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1944年以前，周总理为了加强党对西南几个演剧队的领导，除了两次派专人到桂林，还在柳州建立了几个队的地下党的统一领导关系，帮助各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研究如何同国民党的迫害作斗争。
1946年01月初，日寇投降不久，周恩来同志于百忙之中，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接见了在西南的三个演剧队的队长和新中国剧社的负责人。
周恩来同志听了各社、队的汇报后，作了重要指示：
一、你们在日寇的弹火、国民党的迫害和生活上的贫病三者夹攻下，坚持在国统区宣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是有成绩的，要好好总结经验。
二、你们想到解放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一时还不可能。
为了革命的需要，你们要继续坚持在国统区工作。
三、如果全面内战爆发，要提高警惕，严防政治迫害。
要拒绝去反共前线，拒演反共戏剧，争取留在大城市，扩大社会影响，配合民主运动，迎接解放。
各队坚决执行了这些指示。
首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争取到将队名中的“抗敌”二字取消，简称演剧队，便于对付全面内战爆发的局面。
后来各队都想方设法，拒绝去反共前线，拒演反共戏剧和歌曲，留在大城市，演出进步作家的剧目，配合革命群众运动，演出和辅导讽刺国民党的歌曲，传播解放区的歌曲，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占领文化宣传阵地。
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紧了对演剧队的监视和迫害。
周恩来同志一直十分关注演剧队的险恶处境。
1946年06月，在广州的演剧五、七队（原九队、抗宣一队），得到周恩来同志“相机撤退”的指示，首先胜利地撤离国民党统治区。
1948年底，在北平的演剧二队（原三队）也全体安全撤回解放区。
周恩来同志亲笔写信表扬他们，还嘱咐他们通知演剧九队（原二队）、四队（原一队）和六队（原八队）转入解放区。
以上三个队，有的分批撤回解放区，有的因解放战争胜利形势发展迅速，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分别在上海、杭州、长沙就地迎接解放。
抗敌演剧队这支我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解放前在国统区战斗了整整十一年，在抗日战争和民主运动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各队先后都上演过二、三十个多幕剧，三、四十个独幕剧，上百个歌曲，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总的倾向是好的，大方向是对的。
当时不仅上演了国统区进步作家的抗日戏剧，而且还上演了解放区的抗日戏剧，如宣传战则存、降则亡的《生与死》，反映回、汉两族团结抗日的《国家至上》等。
不仅演唱了国统区进步作家的抗日歌曲，如《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等，以及配合民主运动的《古怪歌》、《你这个坏东西》、《茶馆小调》等，而且演唱了解放区的大量抗日歌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
这些节目，使国统区的不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鼓舞，在民主运动中受到了激励。
文化大革命前夕，江青和林彪这两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合伙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主导地位，全盘否定解放后十七年来革命文艺的重大成就，也全盘否定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多年培育起来的革命文艺队伍。
从抗日战争时期起就在我党直接领导下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敌演剧队，深受其害。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叛徒江青就信口雌黄地大叫：
“演剧队的骨干都是坏人”，“四十年代的‘五一六’是演剧队”。
国民党特务张春桥紧密配合，在上海一次清队汇报会上胡说：
“演剧队是国民党大文化特务张道藩控制下的产物”，“是中统、军统控制下的反革命别动队”。
1967年12月16日，在他们控制的《文汇报》上，用整版的篇幅，抛出了一篇震惊全国的黑文《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别动队》，同时配以恶毒的社论《向阶级敌人放火、开炮！
》。
要把我党领导的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的所有成员，“一个一个地全部揪出来示众”，“有多少揪多少，不受比例限制，一个也不要漏网”。
这把鬼火，迅速蔓延全国。
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政治大冤案，使原抗敌演剧队成员遭受极大的迫害。
“四人帮”为什么非要把这样一支革命的文艺队伍打成“反革命别动队”不可呢？
现在真相大白于天下，“四人帮”迫害演剧队是个政治大阴谋，是他们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罪恶目的主要有两个：
一、妄图陷害敬爱的周总理。
“四人帮”感到周总理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而十分仇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他们妄图否定周总理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国统区的革命文艺的历史功勋，就把周总理在国统区为革命文艺积蓄的一支队伍——抗敌演剧队，强行打成“反革命别动队”，采取无中生有，颠倒是非的卑劣手段，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他们明明知道演剧队是周总理亲自组织领导的，却硬是捏造说，“演剧队是国民党大文化特务张道藩控制下的产物”。
他们明明知道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国统区领导的文艺阵地都是周总理组织领导的，却指桑骂槐地说什么有人“把党所领导的一切文艺阵地都拱手让给国民党……，让国民党把十个演剧队改编为直接为反动派服务的御用工具。……在这些背叛活动中，他们所接受的，难道不正是国民党的领导？！
”
这些家伙如此恶毒地含沙射影，其如意算盘是：
只要把抗敌演剧队打成国民党反动派所组织、所控制的“反革命别动队”，只要能把这个“铁案”定下来，那么，作为当时抗敌演剧队的真正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周总理，势必要承担他们捏造出来的莫须有的“罪名”。
其用心之恶毒，昭然若揭。
二、妄图摧毁我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
“四人帮”抛出来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内容之一，就是全盘否定我党培育的革命文艺队伍。
抗日战争初期建立起来的抗敌演剧队是毛主席亲切关怀的，周总理亲自组织和领导的，又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风大浪的考验，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很自然地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
何况全国解放以后，解放区的文工团和国统区的演剧队这两支我党领导的戏剧队伍胜利会师了。
原演剧队的成员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绝大多数成为各地宣传文化部门和团体的骨干力量。
对这样一大批经过毛主席、周总理多年培育、训练和积蓄起来的革命文艺力量，“四人帮”当然不会放过，他们想方设法以此为突破口，妄图摧毁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队伍，以便其夺取文化阵地，“重新组织队伍”、“重新树立队伍”，大搞阴谋文艺，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反革命的“改朝换代”。
但是，这一切毕竟是反革命的痴心妄想，枉费心机。
“四人帮”对周总理和演剧队的恶毒诬蔑和无耻诽谤，丝毫无损于亿万人民心目中的周总理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高伟大的光辉形象；
也抹杀不了党领导下的抗敌演剧队在抗日战争和民主运动中，执行毛主席关于在国统区的方针和执行周总理指示作出一定贡献的客观历史。
在纪念周总理八十诞辰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欢呼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领导我们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没有这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我们演剧队的成员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地歌颂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就不可能使抗敌演剧队的问题大白于天下。

铭记教诲　继续长征
——纪念周总理诞辰八十周年
第1机械工业部
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
岁月可以象流水般逝去，许多事情的回忆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薄，但是，敬爱的周总理的光辉形象，他对机械工业的亲切关怀，却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间，是永远忘却不了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敬爱的周总理就直接领导了机械工业的建设，从机械工业的布局到第1汽车制造厂、第1重型机器厂、洛阳拖拉机厂等重点骨干企业的建设方案，以至人员的培训，都亲自过问，亲自审定，为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日夜操劳。
在火红的大跃进年代，周总理风尘仆仆地视察了我们机械企业。
每到一处，他总是鼓励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号召大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当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撕毁协定给我们造成严重困难的时候，周总理来到了我们机械行业的重点企业，教育干部和群众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
他说，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们中国人要有志气，靠自己的力量干起来。
在总理的关怀下，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造出了第1台万吨水压机、双水内冷发电机等一批重点产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敬爱的周总理无私无畏，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率领我们战斗。
1970年07月，周总理两次接见机械工业四十个重点企业的代表，在长达八小时的讲话中，总理逐个询问了各厂的情况，痛斥少数人的捣乱、破坏，循循善诱地说服大家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搞好革命，促进生产。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机械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影响了援外，影响了备战。
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指出：
这是个路线问题。
周总理的指示给了我们强大的武器，一个以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的企业管理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
更使我们难忘的是，就是在重病缠身的时候，他老人家还多次对我们的工作作批示，具体规划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工人的手最干净
周总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时时处处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
一提起他老人家，我们就无限崇敬；
而周总理又总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经常出现在我们机械职工中间。
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和工人亲切交谈，从学习、生产到家庭、生活，甚至连吃饭、烧柴，个人婚姻都问到了。
一想起周总理那爽朗的笑声、慈祥的面容、亲切的教诲，我们就感到无比的温暖。
无论是在旧社会饱经风霜的老工人，还是新社会红旗下长大的年轻人，都会激动地向你讲述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动人情景。
农机工人会告诉你，他们永远不会忘记，1958年盛夏的一天，周总理来到了广东新会农业机械厂。
总理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工厂，冒着酷暑和农机工人座谈，勉励大家要好好干社会主义，为农业机械化多做贡献，并亲笔为工厂题了厂名。
如今，农机工人望着总理苍劲的题词，聆听总理亲切的谈话录音，怎么能不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呢？
汽车工人会告诉你，他们永远不会忘记，1962年06月12日，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来到了第1汽车制造厂。
汽车工人都想亲眼看一看人民的好总理，都想聆听周总理的亲切教诲，陪同人员担心总理的身体疲劳，周总理含笑说：
“大家想见我，我更想见工人同志们！”
周总理当即站在高台阶上，尽量和更多的工人见面。
当群众涌向总理时，一个工人跌倒了，周总理看到十分不安，回到住处，特意让秘书打电话到厂里，询问情况。
第2天，又当面问工厂领导，那个工人受伤没有。
直到工厂领导说没有受伤，他才放了心。
敬爱的周总理，时刻把我们工人挂在心上啊！
重机工人会告诉你，他们永远不会忘记，1962年06月20日，周总理来到第1重机厂视察。
上午九时许，我们的好总理不顾旅途的疲劳，一下火车就来看望工人同志。
在重机厂五车间的穿堂人行道上，碰到了一位年过半百的吊装工人。
周总理微笑着走上去同他握手。
这位工人犹豫了，忙说“我的手埋汰”，“不，工人的手最干净。”
周总理带着诚挚的无产阶级感情，说着，一把抓住这位老工人的手。
这位老工人望着总理那慈祥和蔼的面容，朴素的衣着，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电机工人会告诉你，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总理曾视察过哈尔滨电机厂，一个青年给总理倒水。
周总理问她是什么地方人？
她回答说“山东黄县”。
总理又问，怎么来的，是不是用挑子挑来的？
听说小姑娘是逃荒来的，总理亲切地说：
“小山东，不要忘本。”
并对青年工人说：
“好好学习，将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靠你们！”
总理对我们机械工人的关怀是说不尽、道不完的，周总理和机械工人真是心连心啊！
赶超世界水平就看你们的努力了
在大跃进的凯歌声中，我国第1辆“东风”牌轿车试制出来了。
1958年05月的一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一列整齐的小轿车队，徐徐驶进了中南海。
周总理满面笑容地走到车旁，从前到后，从上到下，观看了我们新试制的每一辆轿车，详细询问：
生产了多少台？
马力多大？
时速多少？
耗油量多大？
车身自重多少？
材料是否国产的？
造价多少？
等等。
总理高兴地说：
“你们做出了成绩，我们也有了自己的轿车了。”
总理兴致勃勃地坐到了一辆车的前面位置上说：
“来，坐一坐咱们自己的轿车。”
总理下车后连声说：
“好，好！”
接着总理就亲切地指示我们，“要独立自主搞设计”，“材料应当立足于国内”，“要注意质量”，“要再接再厉，造出更多更好的国产轿车。”
在周总理的鼓励下，第1汽车厂的职工提出了“乘东风，举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战斗口号。
在制造东风牌轿车的基础上，革命加拚命，苦干了一个多月，造出了红旗牌高级轿车。
在一次晚会上，第1汽车厂的工人代表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喜讯，并拿出自己的笔记本，请总理题词。
周总理高兴地拿起笔说，“你们是制造东风牌轿车的！”
于是，在工人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东风压倒西风”六个刚劲有力的大字。
这六个大字，鼓舞着我们机械工人树雄心，立壮志，在技术上赶上西方、超过西方。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工作繁重，日理万机，但他对机械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非常了解，总是及时给以明确的指示。
1965年，机械工业有些单位在产品设计上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满足于照抄照搬外国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落后产品。
周总理指出，这样下去，我们的设计科就变成翻译科了。
周总理强调：
“产品设计是第1道工序，拿人家的成品来解剖，分析、研究，然后仿造、改进，再创造，这样，就可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后来，总理又针对那种否定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错误倾向，指出“先仿然后再制，不能一概都说是爬行”。
总理正确地解决了学习和独创的关系，精辟地提出了对外国的产品，要采取“一用，二批，三改，四创”的方针，为改革老产品、发展新产品指明了方向。
周总理非常重视有实践经验的老工人的作用。
1965年11月24日，周总理在接见全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的部分代表时，一见面就问：
“这次会议有多少工人参加？”
当周总理知道参加会议的工人没有几个时，就说：
“工人少了，就不能代表三结合。
我开了四次棉花会议，都请棉农来了。
你们是第1次，没有想到，也难怪，但是个缺点。”
这个中肯的批评，至今还教育着我们，无论是搞设计革命，还是搞技术改造，都要尊重工人群众的首创精神。
周总理重视工人群众，也十分尊重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动。
当时，有些地方对设计人员为搞好产品设计而进行的复杂、繁重工作，包括试验、调试等等都不算劳动，只是把参加农业生产，顶工序，才算劳动。
总理对此明确指出：
“设计人员不能算非生产人员，没有设计、研究，怎么能搞出产品？”
并要求马上改正过来。
周总理对专业科技人员寄予很大的希望，从政治到业务，从工作到生活，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
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对设计人员说：
“设计革命大有可为，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到底多长，就看你们的努力了。”
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
　完成农业机械化的任务
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周总理满腔热情地进行部署，组织落实，亲自深入农机生产和科研第1线检查工作。
为了早日实现农业机械化，我们的总理操碎了心。
早在1956年，毛主席提出用二十五年时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任务后不久，周总理就指示我们：
要搞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规划，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65年，周总理在乘飞机去上海的途中，还惦记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逐字逐句地修改审定有关农业机械化的文件。
1966年，周总理亲自领导召开了第1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并到会作重要报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了具体部署。
周总理号召大家“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农业机械化工作“抓好，抓狠，一直抓下去”。
1969年，在全国建设县农机修造厂工作会议上，周总理严厉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再次强调：
“抓农业机械化，现在到时候了。
不能再耽误了。”
总理依次询问了江苏等十三个省市的有关情况，亲自审改了会议纪要，号召大家终身立志于农业机械化事业。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农机修造厂这朵新花，在祖国大地盛开，到目前为止，全国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县，都有了自己的农机修造厂。
对于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周总理总是教育大家认真学习，坚决贯彻。
他反复强调，要按农、轻、重的方针安排好计划，拨给农业的钢铁等材料，一定要按计划给足；
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发展适用于中国各种土壤、各地实际需要的各种类型的农业机械。
周总理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中，对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并举十分关怀。
1962年春，河北平原发生春旱，大批麦苗发黄，周总理了解到突击制造解放式水车缺少镀锌薄板，立即下令动用国家储备，限令十五天之内运到生产队，使千万个社队胜利渡过了困难。
总理对农业机械的研究设计特别关心。
1962年，总理视察黑龙江省农机所时，听到这个所新研制的一种七铧犁受到贫下中农的赞扬，非常高兴。
他不顾尘土飞扬，跟在刚试制出来的七铧犁后面，走啊，看啊。
当时正值06月中旬的中午，总理的凉鞋已经灌满了泥土，身上落满了灰尘，脸上冒出了热汗，但他一点也不在意。
他仔细地问农机所同志，一台七铧犁用多少钢材，要多少成本。
总理听后，频频点头说：
“这个好，应当多生产！”
并指示说：
“对发展农业生产急需的农业机械，要抓紧研究，抓紧投产。”
总理对重点农机厂的建设和生产非常重视。
1970年07月，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询问了天津拖拉机厂的革命和生产情况，当知道这个厂基本建设拖得好久，生产发展也不够快时，恳切地对这个厂的代表说：
“你们要把‘天拖’改过来，把‘天天拖’变成‘天天赶’，‘天天超’嘛。
你们要有信心，要赶，要超！”
总理听到工人代表表示要“自己动手，彻底改变落后面貌”时，马上鼓励说：
“好啊！
这是天津工人的话。
还是工人的决心大嘛！”
“天天赶”，“天天超”，不仅激励着天津拖拉机厂职工不断前进，而且激励着全国几百万机械职工不断前进。
在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八十周年的时候，胜利召开了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一个新的长征开始了，我们永远铭记周总理对机械工业的关怀，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进军！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抢时间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　甘柏
科学研究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应当象保证工人、农民的劳动时间一样，保证科研人员每周至少必须有“六分之五”的时间进行科研。
早在1956年，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代表党中央规定了这个时间。
以后，国务院还发了通知。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主席、党中央又重申这项规定，并将它写进了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
党中央的这个规定意义十分重大，充分表达了广大科技人员多年来的迫切愿望。
要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这项规定，关键在于科研单位的领导。
如果领导班子，特别是第一把手，不能深刻理解这项规定的重要意义，下决心采取有力的措施，就不可能保证“六分之五”。
首先要统一党委一班人的思想，进而统一群众的思想，使大家认识保证“六分之五”的重要性、迫切性。
在我们所，刚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时，大家也是议论纷纷。
在少数干部中，有的觉得办不到，有的心有余悸，生怕弄不好要“挨棍子”，还有个别人想不通。
我们党委多次学习、讨论党中央的规定，又分别召开了政工、科技、后勤行政人员座谈会，使一些同志逐步提高了认识，解除了顾虑。
我们认识到：
保证“六分之五”，绝不是一个时间安排的一般性技术问题，而是要不要开展科学实验，要不要高速度发展科技事业，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前途的政治问题。
科研单位的基本任务是进行科学实验，快出成果，快出人才。
科学研究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是靠所谓“天才”和“特别灵的脑袋”，而是需要科研人员付出大量的、艰苦而又细致的劳动，有的还要作长期的连续的反复实验。
没有充分的时间保证是不可设想的。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
我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目前科技水平还不高、科研人才数量还不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我们在赶，人家也在前进。
因此必须抢时间，争分夺秒，苦战攻关。
作为科研单位的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一定要鼓励和引导科技人员奋发图强，大干快上；
一定要采取坚决的措施，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
有的同志担心，保证“六分之五”，会不会削弱政治工作？
弄不好搞成“业务第1”，被戴上“复旧”、“走老路”的帽子。
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政治与业务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不能把政治与业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我们强调政治的统帅作用，绝不是不要业务，放松科研或不搞科研。
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去，起统帅作用。
“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成员，曾经叫嚷什么“政治可以冲击一切”，谁抓业务就给谁扣上破坏革命的大帽子，他们甚至把用业务时间去看戏也当作政治任务。
这套假左真右的做法，闹得科研人员“欲干不能，欲罢不忍”，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
结果，科研给冲掉了。
其实，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科学实验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样，是一项伟大的革命运动。
华主席指示：
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
在科研单位，搞好科研，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
怎么能说保证“六分之五”，会搞成“业务第1”呢？
从时间上看，保证“六分之五”，政治活动要相对地减少。
这就对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改变政治工作和科研工作“两张皮”的状况，把政治工作做到科研工作中去，要反对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形式主义。
在科研单位，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是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发扬锲而不舍、苦战攻关的精神，专心致志地搞科研。
为此，要采取各种措施。
我们所不少党政干部，深入科研第1线，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耐心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有的与科研人员同劳动、同加班，一起干到深夜，有的在业余时间同科研人员促膝谈心，假日家访，慰问病号。
这样做的结果，切实解决了群众的思想问题和一些实际困难，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人们心坎上，提高了科研人员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
为了保证“六分之五”，我们正在简化各种文件报表和手续，精简会议，在业务时间一般不开会。
开会要先作好准备，开短会、小会。
为了攻关的需要，经过党委批准，可以占运动或政治学习时间搞业务。
政治活动确有必要占用业务时间的，过后必须补上。
总的目的，要使广大科技人员坚持又红又专方向，有充分的业务工作时间，为国家作出贡献。
在保证“六分之五”方面，我们所的工作与党中央的要求相差很远。
如业务组长、室主任等科技干部的业务时间如何保证？
有些科研人员跑加工、跑器材的时间还比较多，这些问题尚待解决。
我们决心学习先进单位的经验，努力改进。

千方百计保证“六分之五”
去年12月13日，本报报道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保证“六分之五”的一些措施。
这里发表的三篇文章，说明保证科研人员“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大得人心的。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必要的条件。
保证“六分之五”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条件。
“四人帮”摧残科学事业，其手段之一，就是随意侵占科研人员的业务时间，用他们那一套修正主义的货色“冲击一切”。
保证“六分之五”，正是用实际行动批判“四人帮”。
华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号召，科学技术方面要来一个大的跃进。
如果连科研时间都不能保证，科研怎么能大干快上，怎么能大跃进？
从这个意义来说，保证还是冲击“六分之五”，就成为是真想还是假想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是继续革命觉悟高不高的问题。
科研单位的领导同志，特别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切不可等闲视之。
毛主席说过：
“什么叫千方百计呢？
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
要保证“六分之五”，会遇到不少困难，只要逐步加深对保证“六分之五”重要意义的认识，认真想办法，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一些单位，想了不少办法，为保证“六分之五”积极创造条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难道他们能做到的，别的单位就不能做到吗？

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经营作风
中共武汉市委点名批评红塔等四个皮鞋厂用马皮冒充牛皮等恶劣行为，并采取了坚决措施
据新华社武汉03月14日电
本社记者周世浩报道：
02月上旬以来，武汉市中心百货商店等几家商店的门口，都贴出一张醒目的公告。
公告说，最近本店出售的牛皮鞋中，有的是马皮做的，有的是牛二层皮做的，影响了消费者的利益，请购买上述两种皮鞋的顾客前来退款或退货。
这件事，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今年以来，武汉市一些顾客不断反映，本市生产的有些皮鞋质量很差，牛皮不象牛皮。
市第二轻工业局听到这些意见后，立即派人对全市所有皮鞋厂进行了产品检查。
发现红塔皮鞋厂、虹艺皮鞋厂、武汉市第四皮鞋厂用马皮鞋冒充牛皮鞋，捷峰制鞋厂用牛二层皮冒充牛正面皮制做皮鞋，在市场上出售，欺骗群众。
中共武汉市委很重视这件事情。
在一次全市性的会议上，市委负责同志点名批评了这种资本主义恶劣行为，并责成市第二轻工业局进行处理。
市第二轻工业局将此事通报全市所有皮鞋厂社。
通报指出，经技术部门鉴定：
马皮质脆，易破、易折断，使用价值比牛皮低；
牛二层皮的质量也比牛正面皮差。
红塔等四个皮鞋厂利用市场牛皮鞋供应紧张之机，擅自以马皮冒充牛皮、以牛二层皮冒充牛正面皮，制成皮鞋充牛皮鞋销售，这种以劣充优，以假充真，欺骗群众的资本主义经营作风，是“四人帮”流毒的表现，这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容许的。
武汉市第二轻工业局根据党的政策，对这一事件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决定马皮鞋一律按同式样牛皮鞋价格百分之五十计价，牛二层皮生产的皮鞋，一律按同式样牛皮鞋百分之七十计价，由经销商店将多收的钱退给顾客，退还现金由生产工厂负担。
与此同时，红塔等皮鞋厂的领导班子在上级领导的帮助和教育下，进行了整风。
这些工厂的负责人痛心地说，以假充真，弄虚作假，蒙哄领导，欺骗群众，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目前，他们正在认真整顿经营作风，提高产品质量，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

当好科研后勤兵
物理研究所后勤党支部书记　杨晓华
要保证“六分之五”的科研时间，后勤工作必须努力为科研人员创造条件。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为科研工作作好物资准备，为科研人员创造工作、生活条件，消除后顾之忧，才能使他们集中精力，一心扑在科研上，多出科研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
但是在“四人帮”横行时，一些后勤工作同志的思想被搞乱了。
有的人说：
“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臭老九’服务的”；
“我不是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的奴隶”等等。
“四人帮”粉碎后，党中央提出科学技术要大干快上，有些人又错误地认为：
科研人员能做出成绩，让人佩服，后勤工作是伺候人的，低人一头。
这些糊涂想法，虽然具体内容不同，实际上都是受了“四人帮”流毒的影响。
他们把科研工作者和资产阶级老爷等同起来，把革命工作的分工不同看成有高低贵贱之分，把为人民服务和为科研工作服务对立起来。
这些问题不解决，要想搞好后勤工作，要保证“六分之五”是不可能的。
我们所的后勤党支部组织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深揭狠批“四人帮”，开展学大庆、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活动。
同时抓典型，表彰先进，进行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使大家认识到后勤工作和科研工作都是重要的革命工作，缺一不可；
两者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在这个基础上，党支部反复提倡开展“四树立四反对”活动，即：
树立大公无私，一视同仁的思想作风，反对人分远近，事看对象；
树立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作风，反对奢侈腐化，铺张浪费；
树立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的思想作风，反对喜人奉承，好逸恶劳；
树立积极主动，谦虚谨慎的思想作风，反对消极被动，骄傲自满。
这个活动的开展，使广大职工逐步树立了全心全意为科研第1线服务的思想，好人好事不断涌现，有的班组面貌焕然一新。
比如：
在八十八楼宿舍，长期以来职工家属埋怨工人修理工作不及时，不认真。
工人则认为这个楼无法管，管不了，就是住在那里天天检修也修不完等等。
针对这个问题，后勤党支部首先做好思想工作，并和修缮组的工人一起研究，对八十八楼做了全面检修，每层楼还发了揣子和墩布，发动住户一起管理卫生和公共财产。
这个楼的住户很满意，还派了代表到后勤支部，对工人表示感谢。
再如：
食堂同志决心千方百计为科研人员创造方便的生活条件。
他们群策群力，改进食堂工作，增加主食的品种花样。
职工家属也可以到食堂购买主食，不限数量。
食堂还供给生面条，为夜间工作的科研人员准备夜餐。
这对于科研人员安心从事科研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后勤其它部门，如托儿所、卫生所、配电室、仓库等，也都有很大的变化。
在卫生所的防疫工作方面，消化系统传染病发病率，1977年比1976年降低了百分之六十六以上，这对保证科研人员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时间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惹不起”变成“人人喜”
北京市机械施工公司坚决刹住要吃要喝要礼物的不正之风
新华社编者按：
前几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基本建设战线有些施工企业刮起了一股捞外快的歪风。
他们向建设单位要设备材料，要吃的用的。
如果得不到满足，就用种种办法卡建设单位的脖子。
真是“有酒有肉上得快，没酒没肉慢慢来”，即使冲击和破坏国家计划，他们也在所不惜。
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开展，不少施工企业已经刹住了这股歪风。
但是，也有些施工企业的领导还不自觉，还在明里暗里继续搞这套名堂。
这些企业应该发动群众，对照北京市机械施工公司的模范事迹，找出差距，在深入揭批“四人帮”中来一个思想革命化，扫除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胜利进行。
其他部门、行业的一些单位，也应该检查和克服类似这种要吃要喝要礼物的不良行为，真正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本社记者周定舫报道：
北京市的大庆式企业——北京市机械施工公司的职工，坚决刹住要吃要喝要礼物的资产阶级不正之风，发扬毛主席一贯倡导的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获得了建设单位的好评。
去年03月，这个公司的四十三号联合机组，配合土建单位在通县盖仓库。
土建单位按照惯例，在联合机组工人们住的宿舍里，沏上茶水，摆了“大前门”香烟。
但是，工人们只喝白开水，不抽一支烟。
土建单位以为招待还不够阔气，担心他们泡蘑菇，拖土建施工的后腿。
后来，看到他们干劲冲天，超额完成了土方任务，受到深刻的教育。
于是，在自己使用的卡车和挖土机上，贴了“向机械施工公司工人学习”的标语，并且以他们为榜样，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加快了施工速度。
去年09月，上级派这个公司第五施工处的职工到山西参加一项工程施工，原计划四十天的任务，他们只用二十八天就完成了。
建设单位很受感动，特地摆了山西汾酒和菜肴感谢他们。
他们婉言谢绝了。
建设单位称赞他们“不愧是从华主席身边来的首都工人”。
还有一次，这个公司的二十多名电焊工，给一个单位焊接钢屋架。
为了连续焊接，他们从早上一直干到深夜，这个单位的同志怕他们饿着，在他们的床头上放了点心。
但是，电焊工们一口不吃，坦然入睡，第2天又原封不动地把点心退了回去。
工人们说，解放战争时期的辽西战役中，我们的战士对老百姓的苹果一个都不去拿，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
解放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应当永远向他们学习。
北京市机械施工公司为克服要吃要喝要礼物的不正之风，经历了几次斗争。
这个公司共有四千五百多名职工，一千二百多台机械设备，分散在首都各个建筑工地上进行机械化施工。
1975年以前，有些职工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腐朽作风的影响，利用手中掌管的施工机械，常向建设单位要吃要喝要礼物。
有些建设单位想加快施工速度，也主动用烟酒和好菜好饭招待他们。
群众议论他们是“躲不开，离不了，惹不起，信不过”。
1975年，这个公司党委根据党中央关于整顿企业的指示精神，调查了三十九个施工点，发现半数以上的施工点都有人借施工之机，要吃喝，索礼物。
有的甚至拿不到“二十响”（烟）、“手榴弹”（酒）、“炸药包”（点心），就故意拖延施工进度，真是“有酒有肉上得快，没酒没肉慢慢来”。
公司党委把狠刹这种歪风邪气，作为整顿企业的一项重要内容，作出了禁止在施工中要吃喝、要礼物的决定。
党委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教导，发动大家进行专题讨论。
工人们说，党和人民交给我们掌管的机械设备，只能用来为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决不能以此作为手段，敲诈勒索，谋取私利。
到了1976年，由于“四人帮”大肆诬蔑“整顿就是复辟”，资产阶级歪风又刮了起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公司党委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发动群众，联系本单位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一方面穷奢极欲，巧取豪夺，任意挥霍人民血汗，另一方面腐蚀工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大张旗鼓地表扬一批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歪风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
同时，在1975年作出的决定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两项措施：
一、公司的生产部门要向建设单位讲明，拒绝接受任何特殊照顾；
如果建设单位坚持请客送礼，就立即撤回机械和人员。
二、每项工程结束以后，邀请建设单位评议，包括揭发那些要吃请、要礼物的人和事。
在狠刹资产阶级歪风中，北京市机械施工公司的各级领导干部，坚决做到请客不去，送礼不收，摆宴不吃，私情不徇，给群众做出一个好样子。
他们一旦发现职工中有吃请、受礼的，就及时给予批评教育，严肃进行处理。
有一次，一个施工队给一个塑料制品厂施工，曾向这个工厂低价买了八十只塑料杯。
公司党委知道后，经调查核实，就在职工大会上点名批评，命令这个施工队限期收回塑料杯，并负责消除坏影响；
然后，委派一名领导干部带着杯子，登门向塑料制品厂道歉。
经过坚决的斗争，北京市机械施工公司已经改变了风气，党的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
去年，他们到七百多个工地施工，每完成一项工程，都发出施工鉴定书，征求建设单位的意见。
全公司提前一个月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八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都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
（新华社）

珍惜“六分之五”　力争又红又专
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员　杨国桢
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科技人员。
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能把自己学到的一点知识用于为人民服务，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这根本不可能。
粉碎“四人帮”以后，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非常关怀科学和教育工作，规定保证至少必须有“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劳动，需要一个人付出毕生的精力。
科学研究包含调查研究——提出课题——攻关等几个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人们忘我地顽强地奋战。
如果连研究工作时间都得不到保证，要获得出色的科研成果是不可能的。
本世纪内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
因此，从大局着眼，保证科研人员的业务工作时间，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作为科技人员，我们一定要珍惜这“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专心致志地投入科研工作，高效率地完成岗位上的任务。
在同样的时间里，效率的高低，精力集中与否，劳动成果是大不一样的。
除了规定的“六分之五”之外，在业余时间里，我努力安排好政治学习和其它活动，挤出时间查阅科技文献资料、钻研业务。
我深深感到，只有利用一切时间，在科研上搞出成绩，才不辜负华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科技人员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有的同志担心：
在“六分之五”时间内埋头干业务，会不会走上“白专道路”？
我认为是不会的。
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
对于一个科技人员来说，珍惜“六分之五”时间，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努力为社会主义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是“红”的一个重要标志。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不能不为我国目前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着急。
珍惜“六分之五”，抓紧时间为革命努力工作，恰恰是政治上思想上进步的一个具体表现。
不能认为一个满嘴革命词句，但对本职工作终日无所用心、无所作为的科研人员是“红”的。
另外，我们搞自然科学研究，是探索自然规律的。
自然科学理论与实验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完全一致的。
列宁说过，科技人员要通过他们的业务实践来认识共产主义。
只要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科学研究工作，可以使业务工作成为不断改造世界观的一条重要途径。
所以，科研人员珍惜“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同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完全是统一的。
当然，我们也要珍惜“六分之一”的政治活动时间，关心国家大事。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同志都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努力学习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思想活跃，心情舒畅，精神面貌起了深刻的变化。
切实保证“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广大科技人员是完全能够做到又红又专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增招研究生
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
为了响应华主席在五届人大上发出的“积极扩大招生人数”的号召，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增招研究生。
外国文学研究所招收英美文学、德国文学、法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近代史研究所招收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文化史、中华民国史专业的研究生；
世界历史研究所招收日本通史、世界古代史研究生；
新闻研究所增招毛主席新闻理论、英语新闻写作专业的研究生，并扩大原有专业的名额。
许多专家、学者积极要求承担培养人才的任务，如冯至、卞之琳、罗大冈、李健吾、黎澍、李新、孙思白、蔡美彪、穆青、缪海棱、彭迪、陈龙等同志都负有指导研究生的任务。
招生办法与中国科学院和各高等学校相同。
招收对象是，政治思想好，具有大学毕业或相当于大学文科毕业程度，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一定的外语水平，较强的研究和写作能力，适于进一步培养的优秀的工农兵、知识青年、在职研究人员、教师及其他工作者，要求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岁（1942年03月01日以后出生的）。

乔桑主席率代表团离京回国
乌兰夫谭震林等前往机场欢送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
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大国民议会主席尼古拉·乔桑和由他率领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代表团，圆满地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晚上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前往机场欢送罗马尼亚贵宾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武新宇、委员华罗庚、郭化若，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叶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周总理视察新疆、关心新疆各族人民的摄影展览在乌鲁木齐展出
新华社乌鲁木齐03月13日电
敬爱的周总理视察新疆、关心新疆各族人民的摄影展览，03月05日在乌鲁木齐开始展出。
1965年，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和新疆党政军负责人陪同下，视察了天山南北，访问了工厂、农村、牧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些单位，同工人、农民、牧民、知识分子和来自上海等地支援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亲切地谈了话，给了各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和田、喀什、石河子等地的干部和群众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要求举办展览，寄托对周总理的哀思。
但是，由于“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各族人民的愿望未能实现。
粉碎了“四人帮”，华主席、党中央对新疆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新疆形势大好，周总理视察新疆的摄影展览，同各族群众见面了。
在展出的日子里，前来参观的各族人民在记录周总理关怀新疆的照片前，久久凝思，流连忘返。
他们表示：
决不辜负周总理的期望，一定要把新疆这个好地方保卫好、建设好。

我国气象代表团赴埃及访问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由中央气象局负责人吴学艺率领的中国气象代表团，应埃及气象局的邀请，03月13日乘飞机离开北京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友好访问。
中央气象局负责人王瑞琪等前往机场送行。

日本公明党第6次访华团举行答谢宴会
廖承志等应邀出席，矢野绚也和廖承志祝酒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
日本公明党第6次访华团今天晚上举行答谢宴会。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有关方面负责人赵安傅、林丽韫、孙平化、张雨等应邀出席宴会。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出席了宴会。
访华团团长、公明党书记长矢野绚也和廖承志副委员长在宴会上祝酒时表示，要为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共同努力。
宴会上，两国朋友亲切交谈，不断举杯，衷心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公明党第6次访华团将于明天离京赴上海访问，然后回国。

李强部长欢宴几内亚政府贸易代表团
李强部长同塞古·巴里部长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外贸部部长李强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由几内亚外贸部长塞古·巴里率领的几内亚政府贸易代表团。
李强部长在宴会上首先祝酒。
他说，中几两国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基础上的良好的贸易关系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我们相信，塞古·巴里部长和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必将为进一步加强两国贸易关系作出有益的贡献。
塞古·巴里部长在祝酒时说，中国和几内亚是老朋友，都忠于他们的友谊。
我们对已经开始的两国贸易会谈必将取得的成果，充满了信心。
他说，你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我们相信，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你们一定会取得成功。
刚刚圆满结束的五届人大是你们取得成功的保证。
外贸部副部长崔群，有关方面负责人何功楷、王理清等出席宴会作陪。
几内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西拉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宴会。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
外贸部长李强今天上午同几内亚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几内亚外贸部长塞古·巴里举行了会谈，就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关系交换了意见。
外贸部副部长崔群，几内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西拉等参加了会谈。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日本公明党第6次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以公明党书记长矢野绚也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6次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访华团团员正木良明、大久保直彦、市川雄一、土师进，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等。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以公明党书记长矢野绚也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6次访华团。
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出版
马克思的《机器。
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
马克思的《机器。
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本书是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在1861年至1863年间写的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
手稿共二十三本笔记。
本书的内容包括第5本笔记的大部分、第19本笔记的全部和第20本笔记的一部分，原标题是：
《机器。
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
在这部分手稿中，马克思论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阐明了科学是生产力这个极重要的思想，分析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切矛盾的尖锐化，为写作《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机器和大工业》准备了基础。
这部分手稿是极珍贵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用唯物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史的典范。

马耳他客人离京回国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马耳他总工会助理总书记卡梅尔·孔西利奥和工会出版社经理、马耳他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查尔斯·米齐，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于03月14日晚离北京回国。
新华社负责人彭迪等前往机场送行。

冰岛共产党（马列）的贺电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
冰岛共产党（马列）打电报给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贺电说，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粉碎了反党的“四人帮”。
这一胜利标志着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并且为中国人民今后取得更大的胜利开辟了新的道路。
贺电指出，正如华总理在大会报告中所说，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是中国人民今后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定将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生活。
贺电最后说，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指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革命理论的极端重要性。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任务是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第3世界国家团结在一起反对两霸。

刚果总统雍比的贺电
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同志：
在获悉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你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候，我十分荣幸地代表团结在刚果劳动党周围的刚果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最诚挚、最热烈的祝贺。
你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再一次证明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中国人民对你完全信任和无比尊敬。
我相信，由于你的卓识远见，你将一如既往继续率领英勇的中国人民沿着永垂不朽的伟大舵手毛泽东主席指引的道路前进，你将永远是各国热爱正义和自由的人民所推崇的不屈不挠的和平缔造者。
我了解你在各方面的才干，因此我坚信，如此顺利地存在于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各种关系将本着革命的积极合作精神继续得到加强和发展。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刚果劳动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部长会议主席
若阿基姆·雍比—奥庞戈准将
1978年03月13日于布拉柴维尔

加拿大共产主义同盟（马列）的贺电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
加拿大共产主义同盟（马列）打电报给华国锋主席，祝贺我国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胜利召开。
贺电说：
大会“担当起清除‘四人帮’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弥补‘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使社会主义民主在全国发扬光大的重要历史任务”。
贺电表示：
“充分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及其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定将实现它所有的目标，将是我们加拿大共产党人和全世界人民的榜样，并将鼓舞和增强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意志。”

加拿大总督莱热的贺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先生阁下
阁下：
我十分高兴地获悉阁下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谨向你本人和中国人民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祝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崇高目标得到实现。
加拿大总督　朱尔·莱热

印度国会议员集会欢迎我对外友协代表团
发展中印友谊是大势所趋
德赛总理致贺信　贾蒂副总统接见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
新德里消息：
印度国会议员03月13日晚上在国会大厦举行集会，欢迎由王炳南率领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
这次集会是由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组织的。
印度国会议员和全印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领导成员约一百人出席了集会。
印度总理莫拉尔吉·德赛向集会致了贺信，表示他对中国代表团的良好祝愿。
印度人民院议长赫格德也发来贺信，他请代表团转达印度国会对伟大的中国人民繁荣和幸福的良好祝愿。
印度人民院副议长高雷·穆勒赫里主持集会。
他在讲话中说，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将继续下去，因为它有很深的根基。
他希望今后两国之间将能更好地交往，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完全和睦的局面。
王炳南在讲话中说：
“我们同印度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谈话。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印友谊是根深蒂固的，发展这种友谊是大势所趋，是印度人民的共同愿望。”
他指出：
“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终归是朋友。
有时兄弟之间甚至也要吵架。
但是兄弟总归是兄弟。
吵架是暂时的。
我们的兄弟般的情谊是永恒的。”
他说：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不断共同努力，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与合作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取得新的进展。”
当天上午，穆勒赫里副议长在议会大厦办公室接见了中国代表团。
接见时，印度联邦院副议长拉姆·尼瓦斯·米尔达以及十几位议员在座。
03月13日下午，印中友好协会举行公众集会，欢迎中国代表团。
约三百名各界人士出席了集会。
集会开始时，工会、青年和学生等组织的代表向代表团全体成员献了花环。
集会由印中友好协会执行主席潘德主持。
印中友协主席森德拉尔、德里市自治机关秘书辛格和王炳南在会上讲了话。
他们表达了加强中印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共同愿望。
03月09日，印度工会为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
五十多名工会负责人以及印度工业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议会事务和劳工部长拉温德拉·维尔马出席了招待会。
03月09日和12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陈肇源先后为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印度举行宴会和招待会。
印度教育部长普拉塔普·钱德拉·琼德尔、人民院副议长高雷·穆勒赫里、总理主要秘书尚卡尔、外交部秘书梅达出席了宴会。
出席招待会的将近三百人，其中有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人民院前议长巴利·拉姆·巴加特、印中友协主席森德拉尔。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
新德里消息：
印度副总统兼联邦院议长贾蒂03月13日中午接见并设午宴招待以王炳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
贾蒂副总统在宴会上说，印度人民非常尊重中国人民和中国文明，并重视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他举杯为华国锋主席的健康祝酒并祝代表团访问成功。
王炳南团长说，在访问几天之后，“我非常相信，中印友谊在两国人民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发展中印友谊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是印度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
印度人民党总书记马杜·利马耶、一些议员和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印度大使陈肇源也出席了宴会。

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党总书记卡洛的贺信
新华社北京03月14日电
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党总书记文琴佐·卡洛03月05日代表该党中央委员会写信给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委员长，最热烈、最诚挚地祝贺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胜利召开。
贺信说：
“这次代表大会为中国人民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争确立了更加广泛、更加稳固的团结。”
贺信说：
“我们最热烈地祝贺大会一致拥护华国锋主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这就证明了华国锋主席是毛泽东事业当之无愧的接班人和继承者。”
贺信说：
“中国人民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第1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开始。
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指引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将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贺信最后说：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高高举起的毛主席的旗帜，将使你们击败国内外的一切阶级敌人，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取得辉煌的成就，为人类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旅居法英华侨集会庆祝五届人大
欢呼祖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开始新的长征
新华社巴黎03月10日电
旅法华侨代表二百多人03月10日在巴黎旅法华侨俱乐部举行集会，庆祝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5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胜利闭幕。
旅法华侨俱乐部主席叶福澄在会上讲话时说，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祖国同胞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毛主席的光辉旗帜照耀下，华主席领导祖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
祖国一定会跨进光辉灿烂、美好幸福的二○○〇年。”
会上，一致通过了旅法华侨给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会的贺电。
贺电说：
“我们衷心祝愿，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祖国同胞们的宏伟心愿——解放祖国神圣领土台湾以及在本世纪内把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能够早日实现”。
会上，华侨青年演唱了《国歌》和《歌唱敬爱的华主席》。
新华社伦敦03月12日电
旅居伦敦的各界华侨代表三百多人，03月12日在伦敦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胜利闭幕。
一位华侨代表在讲话中对五届人大第1次会议的胜利召开和圆满结束，对叶剑英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华国锋当选为国务院总理表示热烈祝贺。
他说，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胜利举行表明粉碎“四人帮”后，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已经初见成效。
旅居海外的华侨为祖国大好形势的迅速发展感到欢欣鼓舞。
他表示，旅英的华侨愿同祖国人民一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为增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作出贡献。
会上宣读全英华侨联合会给五届人大的贺电。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褚启元参加了这次集会。
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等地的华侨团体也在12日分别举行了庆祝活动。

民主也门主席鲁巴伊的贺电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同志：
当您被任命为友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时候，我谨以个人的名义，并代表总统委员会、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您表示最热烈、最诚挚的衷心祝贺，祝您永远健康、幸福，祝友好的中国人民更加进步、繁荣，祝我们两个友好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昌盛。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
萨勒姆·鲁巴伊·阿里
1978年03月12日

澳共（马列）主席希尔同志的贺电
中国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最热烈地祝贺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在向社会主义胜利进军中迈出的新的巨大的一步，是对世界人民的鼓舞。
我们欢呼华国锋同志再次担任国务院总理，欢呼叶剑英同志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祝你们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希尔代表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
1978年03月13日于墨尔本

英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贺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华国锋主席
亲爱的同志们：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胜利闭幕之际，英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同时也祝贺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和叶剑英同志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击败“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相信，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华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团结一致，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抓纲治国，进行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深信，在战胜“四人帮”后带来的安定团结新局面中，中国人民将继承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愿，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在本世纪内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当前大好的国际形势下，这将是中国的一个伟大贡献，并且将使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深刻的变化。
这将使作为国际无产阶级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世界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大大得到巩固，并且使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伟大的国际统一战线大大加强。
致以热烈的革命敬礼！
英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
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1978年03月08日于伦敦

英国首相卡拉汉的贺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先生阁下：
我愉快地获悉你被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我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
　英国首相　詹姆斯·卡拉汉

西德议长施托尔滕贝格代表总统发来的贺电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先生：
在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之际，我谨向阁下致以诚挚的祝贺。
在此，我最良好地祝愿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参议院议长格哈德·施托尔滕贝格博士代表联邦共和国总统

阿富汗共和国总统达乌德的贺电
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阁下：
在阁下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时候，我愉快地表示诚挚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阁下本人幸福，祝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
共和国总统　穆罕默德·达乌德
1978年03月13日于喀布尔

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的贺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阁下：
在你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时候，我十分高兴地代表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在这庄严的喜庆时刻，我最诚挚地祝愿你健康、昌盛，祝你在完成你的崇高使命中获得成功。
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始终存在于阿尔及利亚和中国之间的传统友好、相互谅解和兄弟般团结的关系将进一步发展和加强。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
革命委员会主席
胡阿里·布迈丁
1978年03月12日于阿尔及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阁下：
在你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的时候，我十分高兴地代表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致以最诚挚的祝贺。
友好的中国人民制定了新的章程，通过了新宪法，值此时刻，我谨向你表示热忱的祝愿，祝你健康、昌盛，并祝你在执行你的崇高使命中取得成功。
我相信，在你的崇高领导下，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两国将继续在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发展和加强它们之间传统的友好、团结和相互谅解关系，以利于两国人民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
革命委员会主席
胡阿里·布迈丁
1978年03月12日于阿尔及尔

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赞赏索马里从欧加登撤军
西亚德总统说索马里能够依靠团结克服困难
新华社比绍03月13日电
据几内亚比绍国家电台03月13日广播，几内亚比绍国务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卡布拉尔和非统组织秘书长埃特基·姆布穆瓦03月12日对索马里军队撤出欧加登地区表示满意。
卡布拉尔主席03月12日接见了正在几内亚比绍访问的姆布穆瓦秘书长，双方讨论了非洲之角和南部非洲局势。
路易斯·卡布拉尔主席再次重申，几内亚比绍人民坚决支持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反对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炮制的“内部解决”协议。
路易斯·卡布拉尔主席和埃特基·姆布穆瓦秘书长还谈到了危及西非大片地区的严重干旱问题，研究了对付干旱的措施。
新华社开罗03月12日电
据开罗报纸报道，埃及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卡迈勒03月10日说，埃及认为索马里从欧加登撤出它的正规部队的决定，是非洲统一组织正在寻求的建设性步骤。
卡迈勒说，埃及同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以及一些非洲国家保持着接触，以使这场冲突能取得一种非洲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将给非洲邻国之间带来稳定和兄弟般的关系。
新华社摩加迪沙03月12日电
据索马里《10月之星报》报道，西亚德总统03月11日说：
“索马里人民将面临许多困难，但是我们能够依靠团结和有效的工作来克服这些困难。”
西亚德总统是在摩加迪沙国家剧院向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革命社会主义党贝纳迪尔地区的干部和学生干部讲话时这样说的。
他高度赞扬党的干部和政府雇员履行了他们的职责。
他说：
在目前，“要优先考虑的是保卫国家、增加生产和政府机构的互相协调”。
西亚德总统在谈到当前非洲之角的形势时指出，要使非洲之角问题获得真正的和平解决，“就必须给予这个地区的人民以自决权。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支持这一行动。”
他指责了某些大国的立场。
他说：
“国际民主力量的肩上承担着特殊的责任。”

且看苏联如何动作
03月09日，索马里政府宣布召回它在欧加登的武装部队，同时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非洲之角，主张立即开始谈判，为非洲之角的冲突求得和平、公正和持久的解决。
索马里的决定，为和平解决这一地区的冲突创造了条件，得到国际舆论的好评。
我们对索马里政府的决定表示赞赏。
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关于欧加登地区的争端，是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早在六十年代，埃索两国曾多次在欧加登发生过不同规模的武装冲突，但经过非洲国家的调解以及两国的共同努力，都使冲突得到缓和或暂时解决，从未酿成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
这次埃索之间爆发的武装冲突，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手挑动起来的。
苏联利用了埃索历史上的矛盾，先是向索马里提供大批各种武器，而后再向埃塞俄比亚运去大量先进武器，还派遣大批苏联军事人员和古巴雇佣军。
苏联在非洲之角制造紧张局势，挑动武装冲突的目的，就是想要控制它、占有它，把它作为向整个非洲大陆、中东地区乃至地中海、印度洋进一步渗透、扩张的跳板，以逐步实现其争霸世界的野心。
索马里政府的撤军决定，不仅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和平，而且也完全解除了苏联军事卷入的借口。
现在，全世界都在注视莫斯科，要求它停止干涉，从非洲之角撤出它的全部军事人员和雇佣军。
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当和平的曙光出现非洲之角的时候，塔斯社却别有用心地散布怀疑的阴云，说从索马里的决定中还看不出是否指的是撤出所有武装部队，企图为苏联军事力量继续赖在非洲之角寻找新的借口。
苏联报纸也大谈苏联对非洲之角的冲突，过去和现在都坚持按所谓“热爱和平的”原则行事，完全回避它大规模军事干预的事实，只字不提它自己打算怎么办。
人们对苏联在这个地区今后如何动作，正拭目以待。
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国都是中国的友好之邦。
我们一贯支持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涉和侵犯。
非洲是属于非洲人民的，非洲国家之间出现的问题，应该而且只能由非洲人民自己来解决。
我们相信，只要排除外来势力的干涉，非洲之角的问题是不难得到和平解决的。

南非黑人群众为索布克韦举行葬礼
据新华社北京03月13日电
赫拉夫里内特消息：
来自南非各地的大约五千名黑人群众和一些白人群众，不顾反动当局的威胁，03月11日聚集在已故南非民族主义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的家乡赫拉夫里内特，为索布克韦举行葬礼。
索布克韦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长期从事反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
1960年，他曾领导黑人群众开展斗争，反对南非当局歧视黑人的“通行证法”的运动。
随后，他被南非当局非法逮捕和监禁，直到1969年才获释。
索布克韦出狱后长期患病，于今年02月26日逝世。
03月05日，索韦托学生联合会在索韦托举行追悼大会，号召索韦托的黑人学生举行悼念索布克韦周。
另据报道，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和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也分别举行了追悼会。

李先念副总理同马科斯总统举行会谈
罗慕洛外长设宴招待李先念副总理
李副总理观看菲律宾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新华社马尼拉03月1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和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埃·马科斯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菲律宾外交部长卡洛斯·罗慕洛参加了会谈。
会谈是在“总统号”游艇从马尼拉前往巴丹省的出口加工区的途中，在游艇上进行的。
巴丹省位于马尼拉湾西岸。
李副总理的夫人林佳楣在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的陪同下乘同一游艇前往巴丹。
中午，游艇到达目的地。
李副总理一行在马科斯总统的陪同下参观了当地为出口加工的服装厂和制鞋厂，受到出口加工管理局官员和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马尼拉03月13日电
菲律宾外交部长卡洛斯·罗慕洛03月13日晚上在马尼拉的普拉扎大旅馆举行宴会，招待正在这里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李先念副总理。
李副总理和夫人林佳楣、黄华外交部长和夫人何理良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柯华和夫人张明也出席了宴会。
菲律宾内阁成员、武装部队高级军官和各国驻菲律宾的外交使节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共二百多人。
罗慕洛外长在宴会上讲话说：
李先念副总理的访问，“表明了菲律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人民之间亲密无间的友情。
我们殷切期望的是，我们两国之间建立的关系将不断增强，并为在互利基础上加强合作创造更多的机会。”
他说：
“李先念副总理的访问表明了另一个重要事实：
我们的关系证明作为国家间进行合作和加强和平体制的基础的共处原则是行之有效的。
对已故的中国的伟大总理周恩来来说，他于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雄辩地阐述的这些原则已被广泛接受并成为今天国际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也一定会感到莫大的安慰。”
他指出，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伟大事件。
中国重新获得了作为伟大的统一国家的地位，在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他说：
“中国不断发展和稳定是保持亚洲和平的重要因素。
在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为这一地区的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代表菲律宾，对李先念副总理表示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目标特别感到高兴，东盟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加强我们之间的和平与稳定，希望这会有助于东南亚总的全面稳定。
当东盟日益增强活力的时候，我们贵宾的诺言特别值得欢迎。”
李先念副总理在宴会上致答辞说：
“今天，我们十分荣幸地在马科斯夫人的陪同下很有兴趣地参观了国际水稻研究所、菲律宾大学分校和菲律宾艺术中心，受到了他们热情友好的接待。
我们有机会看到了在马科斯总统领导下，菲律宾人民和专家们在农业科学研究方面进行的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和所作出的出色成就，我对此表示衷心祝贺。
同时我们欣赏了菲律宾青少年十分精彩的演出。
在马科斯夫人积极组织和推动下，菲律宾人民在清除殖民主义文化影响，挖掘文化遗产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
“罗慕洛将军是我们的老朋友，早在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就同罗慕洛将军有过接触，进行过友好的交谈。
1964年第2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上，陈毅副总理同罗慕洛将军就促进中菲友好关系也进行了接触，会议后还互相通过书信。
我们的黄华外长在联大工作期间，也曾同罗慕洛将军多次就发展两国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老朋友们又欢聚在一起，自然倍感亲切和愉快。”
他说：
“我们两国建交以来，除了为发展双边关系，我们共同作出了努力外，还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特别在维护第3世界国家民族经济权益、反对经济霸权主义以及重新审议并修改联合国宪章、反对大国操纵联合国的斗争中，我们两国都相互支持，积极合作。
这些都同罗慕洛将军和菲律宾外交部以及朋友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宴会充满着友好的气氛。
新华社马尼拉03月13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今天傍晚在马尼拉的菲律宾民间艺术剧院观看了菲律宾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我们的历史》。
演出是由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专门为李副总理安排的。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夫人陪同李副总理和夫人观看了演出。
当李副总理和夫人等进入剧场时，全场一万多观众起立鼓掌。
乐队奏中、菲两国国歌。
马科斯夫人登上台边围着洁白鲜花的舞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她再次表示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怀念。
她用汉语说，欢迎李先念副总理、林佳楣夫人、黄华外交部长和夫人。
菲中几千年的友谊万岁。
由数百名青少年参加演出的音乐舞蹈史诗《我们的历史》，描述了菲律宾人民为争取独立、自由而英勇奋起反抗殖民者，并为自己祖国的独立繁荣富强而斗争的史实。
观众对动人的表演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
（附图片）
李先念副总理和夫人03月12日拜会了马科斯总统和夫人。
图为李先念副总理同马科斯总统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李先念副总理和马科斯总统03月14日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欧安会续会争吵八个月草草收场
中小国家代表和欧美舆论纷纷表示失望和不满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03月10日电
欧安会续会经过近八个月的激烈争吵，03月09日在贝尔格莱德草草收场。
会议取得的唯一的结果，是勉强地通过了一个空洞无物、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的“最后文件”。
这次会议是根据1975年赫尔辛基欧安会的规定召开的。
会议的任务是检查两年来与会各国“执行会议规定的情况”，并就“增进欧洲安全与合作”的问题“交换意见”。
参加这次会的有欧洲三十三个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代表团。
这次会议从1977年06月15日开始举行筹备会，花了五十天的时间才决定召开正式会议的日期和议程。
同年10月04日，会议正式开场，原来预定开到12月20日，但由于会议毫无进展，不得不宣告休会。
1978年01月17日复会后，又定于开到02月中旬，但由于争吵不休，也无法按期结束。
法新社说，这个一拖再拖的马拉松会议，是在一种类似“葬礼”的气氛中收场的。
今年01月17日复会的当天，苏联代表尤·沃隆佐夫就抢先抛出苏联炮制的“最后文件”草案，大肆鼓吹所谓“缓和”和“裁军”等问题的陈词滥调。
紧接着美国代表针对苏联的草案，也提出了一个长达十五页的“最后文件”，“强调的主要点是人权问题”。
南斯拉夫报纸就此指出：
“美国代表团坚持要把人权问题写入最后文件，千方百计想用人权问题上的攻势把苏联逼到墙角，而苏联则竭尽全力阻挠美国实现它的目的。”
由于苏、美代表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互不相让，使会议走进了死胡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后才勉强通过一个被称为“空洞”、“贫乏”和“没有政治内容”的“最后文件”。
在欧安会续会上，三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先后共提出了一百多项建议，但均遭到苏美的拒绝，未能达成协议。
与会的中小国家对会议结果纷纷表示不满和遗憾。
瑞士和马耳他的代表指出，由于会议反映出的以军事联盟的考虑为出发点，不结盟国家作出的创造性努力都被扼杀了，未取得任何成果。
根据这次会议的“最后文件”规定，下届欧安会续会将于1980年11月11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
新华社北京03月11日电
“欧安会”贝尔格莱德续会闭幕后，欧美各国报刊、通讯社发表报道和文章，对这次会议的结果表示失望和不满。
合众国际社03月10日发自贝尔格莱德的一则报道指出，这次会议经过许多个月的“愤怒的争辩、激烈的谈判以及长时间的瞪着眼睛的外交较量以后”终于结束了。
报道说：
“美国说它赢了。”
“苏联说它赢了。”
而“欧洲的中立国家则愤怒地说，所有的人都输了。”
南斯拉夫通讯社在一篇会后报道中称“欧安会”续会为“一次长长的马拉松赛跑”。
这家通讯社指出，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极其单薄，令人不满”。
但是“别无其他选择，而这正是欧洲现状的反映。”
伦敦的《每日电讯报》把“欧安会”续会形容为“一个充满危险的大失败”。
这家报纸03月10日发表文章说，会议这样结束，“苏联将继续征服非洲，建立它在欧洲的军事优势和对美国的第1次核打击的能力，而西方不是作出反应，而是投其所好地继续供给苏联低息贷款、粮食、原料和技术。”

虚假缓和的一面镜子
新华社记者述评
“欧安会”贝尔格莱德续会经过一再延期，到03月09日好不容易有了个收场。
这个会议激烈争吵二百来天，取得的唯一成果——勉强通过的“最后文件”，正如路透社02月25日所预言的，“至多不过是记录一下曾经举行过这次会议而已”。
把这次续会的结果同两年七个月前“欧安会”赫尔辛基首脑会议闭幕时的情景加以对照，是颇有意思的。
当年，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虽然同样充塞的尽是“安全”、“缓和”、“合作”之类冠冕堂皇的空话，但总还搞出了个一百二十多页的文件，而贝尔格莱德会议“最后文件”只有可怜短短两、三页。
当年，赫尔辛基会议结束时，与会的许多中小国家虽然对会议结果心存疑虑，但仍多少抱有一些期待，希望真的能够促进欧洲安全、缓和。
而今，公开的不满和失望已完全代替了当初的期望。
有的代表干脆把贝尔格莱德会议说成是“失败”，说“这次会议的结果严肃地表明，我们不应该对缓和抱幻想”。
当年，在赫尔辛基会议文件签字以后，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政府首脑曾经装模作样，斟满香槟酒，祝贺会议“成功”。
而今，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相互诅咒，已代替了碰杯声。
华盛顿指责克里姆林宫说：
由于它的过错，贝尔格莱德会议没法通过一项“充分反映赫尔辛基协议”结果的“总结性文件”。
莫斯科则反唇相讥曰：
白宫“不要假仁假义！”
《真理报》甚至暴跳如雷，公开谩骂参加贝尔格莱德会议的美国首席代表戈德堡是“从事颠覆勾当的能手”。
“欧安会”其实是“欧危会”，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欧洲霸权的工具，是苏联用以对西方制造虚假安全感的骗局。
“欧安会”的过程，赫尔辛基会议以来事态的发展，都有力地证实了这个结论；
贝尔格莱德续会落了这么个结局，进一步证明了这个结论。
人们清楚地记得，两年多以前，苏美两国首脑在赫尔辛基会议上如何赌咒发誓，把欧洲“安全”、“缓和”说得多么娓娓动听。
可是，两年多来，中欧裁军会议依旧停步不前，苏美第2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一直难产。
苏美两家争夺愈演愈烈。
苏联更把扩军备战和霸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赫尔辛基会议一结束，苏联立即着手以空前的规模研制和部署新一代的战略核武器；
同时对常规军事力量实施一项新的武器更新计划，其规模也大大超过1975年以前几年。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赫尔辛基会议结束不久，苏联就派雇佣军武装干涉安哥拉，在苏联历史上头一次在海外显示远程“军事干预能力”，随后又入侵扎伊尔，插手非洲之角，从侧翼包抄西欧。
总归一句话，紧张局势在加剧，欧洲更不安全了。
从赫尔辛基到贝尔格莱德，这段历程使一切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良好愿望不断落空，也使他们不断识破了苏联鼓吹的“缓和”的真相。
这次“欧安会”续会，就是苏式“缓和”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