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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副主席在发言中，强调军队要保持并发扬毛主席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特别是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要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军政团结、军民团结；
要把军队建设好；
把各项战备工作搞好，把国防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为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新华社三月四日讯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继续举行分组会议。
叶剑英副主席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选出的代表，今天下午参加了解放军代表团的小组讨论，并同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代表见了面。
叶剑英副主席在发言中强调军队要保持并发扬毛主席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特别是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要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军政团结、军民团结；
要把军队建设好；
把各项战备工作搞好，把国防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为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今天，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同时举行分组会议，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改草案）》和韦国清副主席作的关于修改政协章程的报告。
三月四日，叶剑英副主席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选出的人大代表，参加解放军代表团的小组讨论。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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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本报刊登周总理两件手迹，以为纪念。
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是毛主席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亲自起草，周总理手书的。
“毛主席教导中国人民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手迹，是周总理患病期间，最后一次用毛笔写的毛主席语录。
编者
作者：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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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敬爱的周总理，不能不谈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所发挥的超人精力，所表现的崇高品德。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大革命。
斗争尖锐激烈，矛盾错综复杂。
在这场大革命的整个斗争过程中，周总理始终站在第一线，为贯彻毛主席的各项指示，排除干扰，照应大局，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承担了极其繁重的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里，我只就自己所接触和了解的，叙述几个片断。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进行了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巨大工作。
毛主席十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量组织工作，都是总理亲自抓的。
此外，他还经常到下面去看大字报，参加各种群众性会议，宣传、动员群众，积极投入对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
同时，总理用了很大的精力做干部的工作。
很多高级干部，总理都找他们谈过话，帮助他们加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性质、对象和任务，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有的老同志受到冲击，总理更是经常同他们进行这样的谈话，推心置腹地联系自己的认识，回顾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从大革命时代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说明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
有时候，他从汇报中得知有的同志跟不上形势，又无暇安排时间谈话，就亲自写信或带口信做思想工作。
他总是鼓励高级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而且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陪同前往。
一九六九年，有些老干部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下放到一些基层单位蹲点锻炼。
总理指示，对这些同志生活上要适当照顾，但是不能特殊，一切安排要有利于加强这些同志的群众观念，有利于促进干群关系，促进思想革命化。
这期间，我在北京附近一个工厂蹲过点，亲眼看到许多同志通过这种锻炼方式，思想作风有很大变化，有的省委一级负责同志，经过一段蹲点锻炼，能够和工人一样参加车间劳动，能够独立操作机器，生产合格的产品，能够和工人一样背起背包坚持拉练。
有些老同志还联系自己的经验教训，给工人们讲党史。
总理听到这些情况的汇报后，常常高兴得笑起来。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总理经常用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谈他自己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的亲身经历，以此帮助干部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他常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这既是对他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干部的勉励。
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经常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来启发和教育干部。
总理这种从政治上爱护干部，善于引导干部积极经受文化大革命考验的态度，许多同志都有亲身感受。
这种态度，充分说明了周总理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拥护者，而且最善于把毛主席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的思想，化为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但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实现他们的“改朝换代”，大肆宣扬“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批干运动”等谬论，进而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混淆两类矛盾，扇动打倒一切。
大批革命干部遭到他们的残酷迫害。
周总理遵照毛主席多次强调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的指示，为解决干部问题，进行了英勇的艰巨的斗争。
我曾多次陪同总理接见群众，亲眼见他严肃而又耐心地做两派群众的工作，教育群众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对待干部；
要对敌狠，对己和；
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
一九六七年，毛主席指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周总理坚决贯彻执行，在群众中进行了艰苦的工作。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要珍惜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既要有革命性，又要有科学性；
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
要实事求是，注意调查研究。
不要把作风搞坏了。”
并且针对林彪、“四人帮”乱批人、乱点名的恶劣作风，严肃地指出：“我们老一辈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做坏样子。”
同时，他顶住林彪、“四人帮”的巨大压力，旗帜鲜明地保护革命干部。
外地有的军队负责同志，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扇动而受到冲击，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马上作了妥善安排。
军队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都是由于总理亲自出面、亲自指示或亲自布置而得到保护的。
周总理反对对陈毅同志搞突然袭击，坚决保护陈毅同志，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正因为总理在干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更引起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刻骨仇恨，诬蔑总理是最大的“老保”。
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同志都知道，在林彪、“四人帮”窃据高位，疯狂扇动极“左”思潮的情况下，坚持这种原则立场，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需要多么坚强的党性和巨大的勇气。
对我自己来说，有一件事情特别难忘：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中央决定举行盛大招待会。
在此以前，由于林彪、“四人帮”扇动揪“军内一小撮”，大肆批判所谓“逆流”和所谓“带枪的刘少奇路线”，我和一些军队负责同志处境已很困难。
在那样的情势下，我们能否依照惯例出席“八一”招待会，当然是很难预测的。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五点钟左右，叶剑英同志忽然来到我的住处，向我转达总理的通知：要我准备出席“八一”招待会。
还说，对我是否出席的问题，意见还不一致（事实上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持反对态度），总理准备请示毛主席。
剑英同志想得很周到，还随身带来了一个理发员，怕我临时来不及去理发。
一小时以后，总理再次通知：已经请示过毛主席。
毛主席指示，朱老总要出席，我要出席，其他正受冲击的军队负责同志也要出席。
为了避免意外，总理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从我住处到达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
临赴会时，总理又亲自打电话询问我走了没有。
当然，这一次几个老同志出席招待会与否，都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军队的团结和稳定，涉及到体现我党我军行之一贯的干部政策和传统作风，涉及到打破林彪、“四人帮”的乱军篡军阴谋并纠正他们造成的那种歪风邪气。
总理这种亲切的关怀，不能不使我深为感动。
这是一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形成牢固团结的阶级感情。
这里，我不能不提一下我在参加贺龙同志追悼会时留下的一个难忘的印象。
许多同志已经知道，在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贺龙同志时，总理曾尽力设法加以保护。
一九七五年六月补行贺龙
同志追悼仪式时，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
他签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
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
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
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
总理在这个场合流露的感情，包含着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造成严重恶果的深深的愤慨。
广大干部和群众看得十分清楚：总理为协助毛主席减少林
彪、“四人帮”造成的破坏，夺取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付出了最大的努力，表现了杰出的才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保证。
保持军队的稳定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周总理对稳定军队十分关心。
当时，在林彪、“四人帮”的扇动下，有些军事机关和军队负责同志受到冲击。
我那时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我们请总理出来讲讲话，总理总是从大局出发，对我们的请求表示支持。
在一次军委碰头会议上，我根据“十六条”精神和一些同志的建议，提出了几个不准：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体罚或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等等。
总理立即表示赞同。
但陈伯达、江青都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
会后印发的我的发言稿，江青也通知要立即收回。
但是各方反映，那些过火做法有继续发展之势。
一月二十三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颁布了人民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形势的发展，更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经与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军委负责同志商讨，起草了一个军委八条命令。
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了“八条”。
总理说，“八条”很好嘛！
但陈伯达、江青仍不表态。
实际上，他们是唯恐军队不乱，以便乱中夺权。
“八条”经毛主席批发后，总理督促军队贯彻执行，多次主持会议解决一些地区军事机关被冲击的问题，为保持军队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后来有的地方在执行八条命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理指示：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仓促上阵，没有经验，要着重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今后怎么办。
而林彪、“四人帮”却抓住这些问题，把错误都推到别人身上，大抡棍子，无限上纲。
一九六八年三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对此作了中肯的分析，毛主席在讲到“八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同时，指出：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
现在来看，当时没有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总理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正是体现了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既坚持原则又能灵活应用，所以使人心悦诚服。
这件事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而历史已经作出结论：妄图毁我长城的林彪、“四人帮”，已经遭到应得的惩罚；
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关心军队巩固和社会秩序稳定，关心经济建设发展的周总理，则获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特别值得学习的，是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力撑大局的伟大胸怀，那种超人的工作精神，那种事必躬亲的细致作风。
这一点，我在主持全军文革工作时感受很深。
当时林彪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找中央文革。
但实际情况是：陈伯达、江青都很难找到；
被他们安插在全军文革任副组长的关锋也很难找到。
即使找到他们，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也往往是不置可否，反而背后搞鬼，拉这派打那派，反手又拉那派打这派。
结果出了问题，他们则责难交加，企图整倒人而后已。
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是相当困难的。
不久，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理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
我非常高兴：有总理直接领导，事情就好办了。
那时，总理既要协助毛主席指导国务院各部和各省市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又要主管日常政务和外事活动，工作是极度紧张的。
但我们向总理请示事情，一般情况下总理总是立即答复；
全军文革的工作碰到困难，总理总是尽力帮助。
在一次碰头会上，我因为对林彪、陈伯达、江青那一套给全军文革的工作造成很多困难表示了不满，江青板着脸说：“徐老总老了，不能工作了。”
我于是向总理表示想辞去全军文革的工作。
总理慰勉我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嘛！”
这两句话由总理说出米，感染力是很强的。
因为全党同志都知道，总理在长期革命斗争生活中，从来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举一个小的例子：总理办公室有一个公开的值班电话，电话局的同志考虑到总理日理万机，事情太多，建议换一个电话号码，以免电话太频。
总理坚持不换，说：“电话号码换了，群众怎么向我反映情况？”
所以，这个电话号码建国以来一直没换，电话铃声几乎是日夜不断。
大量的情况就由这个渠道汇集到总理那里，总理总是非常耐心地听取汇报，及时处理。
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废寝忘食，习以为常。
总理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原则：凡是他自己能够处理的问题，绝不提到毛主席那里去，尽可能为主席多承担一些工作。
而林彪、“四人帮”不仅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难题，而且把许多矛盾都推给总理处理。
这样，总理的工作就更加紧张，经常是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
他床头就摆着电话机，经常就在床头办公。
吃饭，洗澡，秘书都等着请示事情。
有时一连几十个小时得不到休息。
一九六七年有一次因为接见国务院一个部的群众代表，十八个小时没有休息、吃饭，终于累倒。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他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贴出了那张有名的要求总理注意休息，以适应他的身体变化情况（即患心脏病）的“造反”大字报。
总理工作这样繁重，而林彪、“四人帮”出于要把总理累垮的毒辣心肠，竟然还策划减少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
在我担任全军文革组长后参加的头一次碰头会上，江青竟狂妄地提出要总理裁减秘书，真是丧心病狂！
总理的那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已经在人民中广泛流传。
我想在这里讲一件我直接接触到的事情：一九六七年二月初的一天，我的办公室接到总政一个电话，说化工部两个群众来访，反映了化工部一个重大失密事件。
因为是地方上的事情，我们立即报告了总理办公室。
总理办公室很快来了电话，要我们派人去汇报情况。
那天晚上，总理一直在轮流接见一些单位的群众代表。
十二点过后才抽空把我们派去的同志叫去汇报。
本来白天接到我们的电话后，总理已派人出去调查了，但他仍然要亲自过细了解情况。
据去汇报的同志描述：总理一边吃着当夜餐的粗饼干，一边询问，失密事件是什么人反映的？
接待来访的是谁？
全军文革派人调查没有？
并叫秘书立即打电话，把总政负责接待这次来访的两个同志找到中南海来。
在等待这两个同志的过程中，总理又挨个到各个接待室去和等在那里的群众代表谈话。
第二天凌晨四点钟左右，总政接待站的两个同志带着化工部两个反映情况的同志到了中南海，总理又继续询问失密事件的详细情形。
直询问到将近六点，对处理失密事件作了指示。
这时总理已经非常疲劳，但他仍然没去休息，他说：“还有几个单位的代表等看我谈话，你们可以走了。”
接着又向另外的接待室走去。
这就是总理给我们做出的鞠躬尽瘁的光辉榜样。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束了。
想起胜利来之不易，我们更加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更加热爱英明领袖华主席。
没有毛主席的亲自指引，发动这场大革命并取得伟大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同样，没有周总理忠心耿耿地协助毛主席指导、推进这场大革命，没有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清除这一伙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胜利也是不可想象的。
文化大革命耗尽了为无产阶级壮丽事业毕生奋斗的周总理的精力，同时也把总理鞠躬尽瘁、砥柱中流的伟大形象，更加深深地刻在了亿万人民心上。
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三期）
作者：调查整理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的八十诞辰。
我国人民缅怀周总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和他的光辉一生，心潮起伏，更激起了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崇敬和爱戴。
上海，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是和周恩来同志的光辉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
周总理在上海的革命伟绩，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
周恩来同志是震撼中外的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在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成功地夺取了武器，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这是世界上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范例之一，是我们党的光荣史册上极其光辉的一页。
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后，记者怀着无限怀念的心情，瞻仰了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战斗过的地方，访问了很多当年参加过起义的老干部和老工人纠察队员。
银发霜鬓的老人们，追忆当年的情景时，犹如又置身于枪炮声激起，硝烟弥漫的上海街头。
在指挥起义中，周恩来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胆略，他们记忆犹新。
在激烈巷战中，周恩来同志奋不顾身、沉着坚定的伟大形象，他们至今历历在目。
周恩来同志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坚决斗争，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保持百倍的革命警惕，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蒋介石反动派坚决进行反击的英勇气概，半个世纪来一直铭刻在人们的心头。
（一）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这个革命高潮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和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先后举行过第一次、第二次武装起义，但由于群众发动和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加上国民党人背信弃义，都被北洋军阀镇压下去了。
这两次武装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上海工人阶级经受了战斗的考验和锻炼，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却无比惊惧。
一九二七年初春的上海，是一派肃杀的景象。
街上，岗哨林立。
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反动军警得了“恐共症”。
他们对行人“抄靶子”。
大刀队背着“格杀勿论”的令箭，疯狂地追捕罢工的工人和演讲的学生，抓到后就地砍头。
这批人面的野兽，还把血淋淋的人头挂在老西门、斜桥一带闹市区的电线杆上。
有个小贩叫喊“卖大饼”，反动军警听做是“打败兵”，就用刺刀乱捅他。
观众在电影院门口看电影说明书，反动军警以为在看革命传单，当场就砍伤砍死了二十多人。
就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同志来到了上海，同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同志一起，英勇地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当时，陈独秀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还“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否认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还反对工人武装起义。
周恩来同志坚决站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坚持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的关于“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的正确意见，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不调和的斗争。
周恩来同志在党内和在上海工人代表中，经常地指出：不要说我们工人阶级没有知识。
我们有勇气，有骨气，世界是我们创造的，我们要推翻不合理的制度！
我们一定能打倒军阀反动派，一定能夺回我们创造的一切！
那一年，周恩来同志才二十九岁。
大家一接触他，就深深感到他是一位坚定的富有经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英姿勃勃，衣着朴素，和蔼可亲。
党内同志以能够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而感到自豪。
周恩来同志对他们分析形势，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虚弱性，教育大家绝不要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要不受欺骗，不怕威胁，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斗争，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
周恩来同志对形势的分析十分透彻，讲话充满了革命激情，工人们听了以后，革命热情如火如荼。
当时，上海工人中流传起《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一首民歌：
“天不怕，地不怕，那管铁链子下面淌血花。
拚着一个死，敢把皇帝拉下马。
杀人不过头落地，砍掉脑袋只有碗大个疤。
老虎凳，绞刑架，我伲咬紧钢牙。
阴沟里石头要翻身，革命的种子发了芽。
折下骨，当武器，不胜利，不放下！”
周恩来同志十分注意起义前的准备，开展了紧张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军委有一个秘密机关设在法租界的辣斐德路辣斐坊，也就是现在的复兴中路复兴坊。
这幢临街的房子，对外的名义是“学校”。
周恩来同志经常在这里召开会议，部署工作。
中共江浙区委赵世炎同志，装扮成“教书先生”，经常到这个“学校”去，同周恩来同志研究工作。
周恩来同志也常派出交通员，送文件给赵世炎同志。
周恩来同志曾到西门路西门里等一些秘密机关开会，讨论罢工和起义的准备工作。
当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开会时常有七、八名同志藏着手枪，分别在房前、房后和里弄口担任保卫工作，准备如果有反动派的密探来“搜捕”，就进行阻击，掩护周恩来同志等负责同志安全转移。
周恩来同志亲自了解商务印书馆、法商电车公司和沪东地区起义的准备工作。
他详细问到沪东有多少工人、党员、团员，在党员中间有没有当过兵的，准备组织纠察队去训练。
周恩来同志说，当兵的找到了，有人训练，我就派人送枪来。
李强同志当年曾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他说：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当时积极筹集武器，购买染料，来制造炸药，并在僻静的墓地里进行爆炸试验。
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武装起义前，在闸北宝兴路一幢石库门房子里，举办了军事训练班。
参加的有各区委和大厂的工人纠察负责人，时间是两个星期。
赵世炎同志亲自指导训练，给大家上政治课，并教会大家使用武器。
讲课的内容有：十月革命的武装起义经验，城市起义的战略和战术等。
在训练班里，大家学习射击、修理枪枝和制造手榴弹。
参加训练班的同志们都感到这次武装起义有充分的准备，又有前两次起义的经验，特别是有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因此对第三次武装起义，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训练班结束后，这些同志又用同样的办法，去训练各区和大厂的广大工人纠察队员。
起义准备工作是在反动军警和租界的“包打听”的严密巡查、搜捕下秘密进行的。
为了对付白色恐怖，保证准备工作正常开展，各区纠察队组织了“打狗队”，对疯狂地搜索、杀害工人纠察队员的敌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敌人感到风声鹤唳，吓破了胆。
反动军阀到处组织“保卫团”来进行对抗。
在这种情况下，党决定派一批同志打进敌人内部，努力把“保卫团”掌握在自己手里。
以后，各区工人纠察队就有一百多名同志打进了“保卫团”，仅商务印书馆的队员就有二十多人。
大家称他们是“白皮红心”的战士。
他们在“保卫团”里抓到了一批武器，又能利用公开身份进行军事训练，还能为工人纠察队大模大样地运送武器。
在起义中，这些同志就用反动派发的武器，狠狠打击了敌人。
上海工人在二月间的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在周恩来同志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不仅保存了实力，还迅速扩大了自己的组织，加强了工人纠察队。
一九二七年二月底，全市工人纠察队已扩大到五千人，工会会员也发展到二十八万九千多人。
周恩来同志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充分准备。
（二）
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发动的。
起义前几天，在中共江浙区委积极分子的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等制定的起义计划。
起义的作战地点分为闸北、沪西、沪东、南市、虹口、浦东、吴淞等七个区。
在闸北区，反动军阀兵力很多，因此被确定为起义的重点区。
计划规定各区工人纠察队在歼灭本区敌人后，应立即增援闸北区。
三月二十一日早晨，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同志，在一次紧急会议上，代表区委宣布当天中午十二时举行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并立即举行起义。
周恩来同志担任这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
在起义中，周恩来同志表现了大智大勇。
还在起义爆发前，周恩来同志就特别注意发动铁路工人参加斗争。
铁路工人在起义前十天就已经罢工，切断了铁路运输，使反动军阀增兵上海发生极大困难。
这样，北洋军阀在上海的警备司令毕庶澄的反动军队三千人，和反动警察两千人，就被迫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三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时，总同盟罢工的命令传达到上海各工厂、作坊、铁路、邮局、轮埠、码头、商店、机关的工人中，和上海各个工人组织里。
八十多万工人在同一时间，立即举行罢工。
人们纷纷离开岗位跑到街上，上海街头顿时人山人海。
高亢的革命口号声惊天动地，震撼了上海各个角落。
罢工立即转入武装起义。
工人纠察队纷纷到预定地点集合，在连续不断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中，激烈的巷战开始了！
周恩来同志指挥起义的革命胆略和斗争艺术，以及工人们不怕牺牲、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在激烈的战斗中充分显示出来。
战斗一开始，工人纠察队的枪枝很少，许多工人拿了杠棒、铁撬和菜刀。
在周恩来同志的指挥下，许多区的工人纠察队首先攻打警察署，把一些枪枝、弹药夺到手。
他们事先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对各警察署的人数、火力、地形和活动规律，作过周密的侦察。
现在，他们迅雷不及掩耳地攻下警察署，夺下反动警察的枪枝，来武装徒手的纠察队员。
法商电车公司的工人纠察队是攻打南市区的主力部队之一，共有一百多名队员。
开始，他们只有五支手枪，有一支还是坏的。
工人们就拿了四十把斧头和许多绳索，去攻打南市的第二区警察署。
他们迅猛地打下警察署，夺得一批武器，马上去进攻南市的衙门。
那里，被反动军警关押的政治犯，来不及砸断脚镣手铐，立即领着纠察队员们到武器库去夺取枪枝、弹药。
纠察队攻下衙门，毫不停留，迅速去攻打南市区的兵营。
五名工人纠察队员潜进兵营，在三百多名手拿武器的敌人中间，英勇地举起手榴弹，准备拉响和敌人拚了！
敌人惊慌万状，立即扯起白旗，缴械投降。
工人纠察队当场缴获了一百多支步枪、二十多挺轻重机枪和成箱的手榴弹，武装了大批的纠察队员。
南市区的工人纠察队在短短四个小时内，就全歼了这个区的敌人。
在周恩来同志的指挥下，其他区的纠察队和工人群众，在同一时间和南市区一样，猛攻警察署、兵营，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
这就使各区反动军警陷入了四面受攻，难以接应的困境。
起义总指挥部设在闸北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里。
起义爆发后，总指挥部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着。
商务印刷厂的老纠察队员回忆说：当时，每传达周恩来同志一个作战命令，大家都被他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对起义的必胜信念所激动。
周恩来同志的命令一下达，工人纠察队群情振奋，巷战的街头立刻沸腾起来。
在他的果断有力的指挥下，各路纠察队和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对各区的敌人展开勇猛的攻击。
反动军阀的士兵抵挡不住。
他们许多人用竹杆系着白手巾，向工人纠察队投降。
不少反动警察剥下黑制服，没命地逃散了。
经过激烈的战斗，到了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各路纠察队就先后占领了南市、沪东、沪西、浦东、虹口、吴淞等六个区。
只有闸北区因敌人兵力众多，军事据点有二十多处，争夺战还在激烈地持续着。
二十一日下午，有一股反动军队五百多人，从吴淞乘一列火车增援闸北守敌。
周恩来同志接到铁路工人的这个报告后，沉着地说：“决不能让他们冲过我们的战线！”
他当机立断地调集几百名工人纠察队员，在闸北天通庵火车站附近，飞速地卸掉铁轨上的螺丝，布置了伏击。
这列敌人的军车驶来，顿时在伏击圈内翻了车。
工人纠察队奋起出击，在震天的枪声、喊杀声中，一大批敌人被当场击毙。
另一批敌兵龟缩在天通庵火车站里，这场漂亮的伏击战，使闸北的起义队伍，消除了腹背受敌的危险。
经过激战，二十一日下午四时，工人纠察队攻占了闸北的第五区警察署。
那里临近火线，但周恩来同志为了便于指挥，奋不顾身地立即赶到那里，并把起义总指挥部搬进了第五区警察署。
二十一日夜间，闸北火光冲天，通宵的巷战异常炽烈。
北火车站的反动军阀部队，向工人纠察队阵地开炮轰击。
他们还纵火，使大片民房燃起熊熊大火，来阻挡工人纠察队的攻势。
居民们扶老携幼，冲出火区，纷纷奔向工人纠察队的阵地。
周恩来同志命令纠察队一边战斗，一边救火，保护群众，把他们安置在安全的地带。
这时北火车站的敌人就乘机向工人纠察队阵地疯狂反扑。
不少纠察队员和工人牺牲了。
纠察队员们奋勇出击，反复争夺，战线进退四次。
工人们踏着血迹，英勇作战，使敌人不敢再前进一步。
反动军阀在闸北区疯狂反扑时，一小撮反动军阀派出的敌探乘机混在工人纠察队中间，大肆造谣，散布工人纠察队“支持不住”、“要吃败仗”，妄想涣散军心。
周恩来同志迅速命令逮捕他们。
经过审讯，对证据确凿的、专门来扰乱军心的一小撮敌探，判处了死刑。
工人纠察队员的食物，是由袖带红巾的输送队队员，冒着炮火送到阵地上来的。
但仍有一部分纠察队员吃不上。
那个夜晚，周恩来同志没有吃过东西。
第二天清晨工人家属送来了用竹筒盛的希饭，但周恩来同志坚决不吃。
他忍着饥饿，指挥战斗，并且叮嘱把稀饭送给巷战中的纠察队员去吃。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周恩来同志冒着枪林弹雨，坚定沉着地在阵地英勇指挥。
面对北站的敌人，纠察队修筑了三道街头工事。
周恩来同志来到最前沿的第一道工事，他亲自打着沉重的木料，和纠察队员一起加固街头工事。
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在离周恩来同志不远的地方爆炸了。
泥土飞溅起来，纷纷落在他的身上。
工人纠察队员劝周恩来同志离开前沿阵地，以免发生危险。
周恩来同志说：“当指挥员的怎么能不来？
你们不是同样很危险吗？”
周恩来同志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地继续指挥战斗和修筑工事。
周恩来同志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极大地激励了阵地上的广大纠察队员。
三月二十二日早晨，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敌人惊慌、困乏，工人纠察队越战越强。
闸北的敌人据点，一个个被拔掉了，最后只剩下了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和天通庵火车站三个据点。
根据作战形势，周恩来同志、赵世炎同志决定对这三个据点实行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的战斗部署。
他们命令工人纠察队和工人群众，对北站的敌人暂时严密防守，同时组织冲锋队作进攻的准备；
对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的敌人实行包围；
对天通庵火车站的残敌，发起猛烈进攻。
二十二日中午十二时，天通庵火车站的敌人被迫缴械投降了。
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的守敌居高临下，不断地用机枪向纠察队猛烈扫射。
周恩来同志亲自到那里察看了地形，命令纠察队挖了一百多米的交通壕，进行包围。
勇敢、机智的纠察队员们在敌人盘踞的这幢楼房的周围，放置了很多火油箱，里面燃放鞭炮，发出的声音象密集的机枪声，使敌人胆战心寒。
战斗进行到下午四时半，东方图书馆也被我攻占了。
现在，敌人只剩下北站最后一个据点了，但这是敌人的一个顽固堡垒。
那里盘踞着大量的守敌，而且有机枪、大炮、铁甲车等武器。
这股敌人可以依靠租界作掩护，使工人纠察队无法迂回包抄。
车站四周很开阔，附近的大片民房又被敌人纵火烧毁，地形对我不利。
周恩来同志亲自对北站作出了进攻的部署。
他命令几个区的工人纠察队集中起来，用机枪、步枪、手榴弹，向敌人最后这个据点发起总攻击。
冲锋队向前猛攻。
这时，激烈的枪声，工人们的喊杀声，响彻了整个上海。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猛攻，反动军阀部队溃散逃跑了。
工人纠察队在下午六时胜利地占领了北站。
在我们党卓越的领导人和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周恩来同志的亲自指挥下，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经过两天一夜的血战，用一百五十杆破旧枪枝和少量的手榴弹，不断地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最后全歼了三千北洋军阀部队和两千反动警察。
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在万众欢腾中，北火车站上空升起了鲜艳的红旗。
骑在上海人民头上的反动军阀被打倒了！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了！
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上海工人纠察队英勇作战，热爱人民，纪律严明。
当纠察队员们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命令，在敌人焚烧的民房前奋勇扑灭火势，抢救人民生命财产时，居民们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许多人自愿和纠察队并肩作战，有些居民还取出自己的棉絮、麻袋、木板、砖石，为纠察队修筑工事。
饭店的工人不分昼夜地赶做馒头、大饼、油条，送给工人纠察队员充饥。
工人纠察队员遵守纪律，都坚持付钱。
起义胜利后，上海人民激动地为英勇牺牲的工人纠察队员召开了追悼大会。
（三）
周恩来同志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是早就识透的。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来到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以前，在广州就坚决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同国民党右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从“广州政治现象中，很明显地看出，国民党右派是永不革命的，是永远希望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的”，他们“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工作”。
周恩来同志在文章中提醒革命人民，要警惕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行为。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时，蒋介石的白崇禧部队已到了上海西南郊莘庄附近，但他心怀叵测，耳闻上海的枪炮声，竟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
周恩来同志对同志们进行教育，斩钉截铁地说：“白崇禧靠不住。
我们一定要依靠工人自己的力量来夺取上海！”
上海工人经过浴血苦战，占领上海后，北伐军白崇禧的部队不费一枪一弹，进入了上海。
为了牢牢掌握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保卫胜利果实，周恩来同志指示上海工人一定要提高警惕，紧握手中的武器，并用缴获的枪枝、弹药，把工人纠察队进一步武装起来。
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为了使纠察队更加革命化、战斗化，还设立了训育部，加强对纠察队员的政治军事训练。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鼓舞了全国各地人民的革命热情。
但是，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各方面的反动势力，同躲藏在革命阵营中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却进一步勾结起来，阴谋在上海制造反革命政变，并把腥风刮向大江南北。
帝国主义国家相继把更多的军舰开进黄浦江，增兵租界。
他们狂叫决不放弃上海，决不放弃中国。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窜到上海，和帝国主义暗中进行罪恶的政治交易，策划用屠杀来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
他勾结大流氓杜月笙等人成立“中华共进会”，并由买办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虞洽卿出面，筹集反革命经费，发给这个反革命流氓组织大量武器，来和工人纠察队相对抗。
买办资产阶级的喉舌大造反革命舆论，胡说什么：“工人手内一有枪械，闻者寒心。
务必收回枪械，以维持治安。”
国民党右派还胡诌什么：“工人没有资格带枪”、“工人不把枪交出来，自己会内讧。”
当时，陈独秀向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屈膝投降。
四月五日，陈独秀在上海和汪精卫发表臭名昭著的“汪陈联合宣言”，胡说什么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革命人民“不听信任何谣言”，鼓吹“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
这个“宣言”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打了掩护。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面对这股反动逆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上海普陀区干部、老工人纠察队员缪龙江，五十年来一直清晰地记得周恩来同志当时有力地驳斥了党内外的种种谬论。
周恩来同志说：上海工人赤手空拳，敢于同反动军阀作英勇斗争，缴了反动派的枪。
他们有勇气，有能力，为什么没有资格带枪？
我们还要北上，工人武装纠察队是一支力量，为什么要缴他们的枪？
有一次，“中华共进会”的流氓朝天开枪，向工人纠察队挑衅。
周恩来同志坚决命令把这些流氓抓起来审问。
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连续发表声明和启事，严正揭露和指责反动派的阴谋活动，特别对反动派正在策划解散工人纠察队的阴谋，给予严厉的警告。
蒋介石反动集团阴谋活动日趋猖獗时，周恩来同志的伟大形象更加光耀照人。
陈独秀当时的所作所为，起了麻痹人民的极其恶劣的作用。
周恩来同志与陈独秀针锋相对，他大义凛然地痛斥蒋介石反动集团背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再告诫同志们要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提高革命警惕。
蒋介石在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给上海总工会送去一面写着“共同奋斗”的锦旗，又假惺惺地“承认”纠察队的武装是“自卫上之必要”，借此来麻痹革命人民。
但是，周恩来同志非常警惕，还作出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具体部署。
他命令各路纠察队要通宵值班，加紧训练和戒备，严阵以待，准备用战斗保卫胜利果实。
各工人纠察队接到通知后，立即作了应战的准备，上海总工会所在地湖州会馆和闸北工人纠察队还在屋顶和平台上架起了机枪。
蒋介石是在四月十二日早晨发动反革命政变的。
那天，蒋介石从租界内出动了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袖缠“工”字符号，向各工人纠察队驻地袭击。
在这批暴徒后面，紧跟着大批反革命军队。
他们诡称“调解”“工人内讧”，要工人纠察队缴械。
周恩来同志坚决抵制，斩钉截铁地说：“枪无论如何不能交！”
反革命军队强行缴械时，周恩来同志组织工人纠察队和工人群众，进行坚决的反击和抵抗。
南市区工人纠察队，前几天在接到周恩来同志的命令后，就在三山会馆的指挥部，日夜值班，迎接战斗。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的反动军队派出一个营，包围了三山会馆。
率领这个营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的一个团长，先假惺惺地要工人纠察队离开三山会馆，去开“联欢会”，伺机想缴掉工人们的枪。
工人纠察队员受到周恩来同志一再教育，早就有警觉，拒绝去开“联欢会”。
那个团长把脸一沉，叫嚷：“你们不识抬举，就把枪放下来。”
纠察队员紧握手中枪，痛斥了这个反动家伙。
反动军队就用机枪向工人们扫射，并用迫击炮轰击三山会馆。
纠察队员们英勇地开枪还击。
最后，工人们的子弹打完了，就上了刺刀。
许多工人就在和反动军队刀对刀的拚刺中壮烈牺牲了。
许多工人纠察队和南市区工人纠察队一样，在遭到袭击时，进行了英勇的回击。
但终于因敌强我弱，大批队员在战斗中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事后，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上海各厂工人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在四月十二日当天，奋勇夺回了被蒋介石反动军队强占的上海总工会会址——湖州会馆。
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大院内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决议立即宣布全市总罢工，并决定重新组织工人武装纠察队，不屈不挠地和帝国主义、蒋介石继续进行斗争。
四月十三日，全市罢工的达二十万人以上，这是上海工人两个月来发动的第三次总同盟罢工。
上午，在闸北青云路召开六万多人的群众大会。
会后，工人群众高呼“打倒压迫工人的新军阀”的口号，上街示威。
队伍行进到宝山路、虬江路口，早就接到蒋介石屠杀密令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向工人们密集扫射，当时尸横满街，血流满地。
周恩来同志、赵世炎同志都参加了闸北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亲自经历了这次惨案。
他们对蒋介石的灭绝人性的屠杀，表示无比的愤怒，对死难烈士极表痛心，决心向反动派讨还血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展开了“清党”大屠杀，搜查、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
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去武汉，以后又到了南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
这次震动全国、全世界的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我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
在离开上海前，周恩来同志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示党和工会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要继续进行斗争。
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一些干部和工人纠察队员，当时跟随周恩来同志到了武汉，从事革命活动。
此后，上海工人根据党的指示，把武装起义中缴获的一批枪枝用稻草包捆起来，放在木船上，秘密地从水路运到了开展革命武装斗争需要的地方。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果实，被蒋介石反动派劫夺了。
但是，周恩来同志领导上海工人阶级的这一英雄业绩，记载在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史上，永远闪耀着光辉。
（四）
经历了武装起义烈火锻炼的上海工人阶级，没有被蒋介石的屠刀所吓倒，所征服，他们踏着烈士的血迹，又继续前进了。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历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敬爱的周总理在上海会见了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一批老工人纠察队员。
这是何等动人心弦的时刻！
在腥风血雨的旧社会，他们遭受过许多迫害，经历了无数苦难，不断地和敌人作斗争。
有些工人纠察队员一直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工作。
在黑沉沉的旧社会，有多少深夜，工人纠察队员们睡不着觉，渴望着解放，仰望着救星毛主席，思念着同他们一起斗争过的周恩来同志。
如今，在解放了的上海，在获得了光明的日子里，敬爱的周总理又来到了工人纠察队员的身边！
上海公用事业局老干部周国强，是当年参加武装起义的纠察队员。
他回忆说：一九五七年那一天，我们凝望着周总理，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周总理热忱地跟每个人握手，向我们问好。
周总理对我们许多工人纠察队员，仍认得出面貌，说出曾在什么地方一起战斗过，记得当年谁用小菜篮运送过手枪，谁在那里站过岗。
周总理和大家一起回忆了三十年前的情景后，说：中国革命来之不易，是很多先烈的鲜血灌溉起来的。
一隔三十年，中国的形势已经大变，世界的形势也已经大变。
今天在这里的很多人都是当年共过患难的同志，我们要把先烈们的英勇牺牲和大家艰苦斗争的事迹讲给青年一代听，让大家来继承上海工人的革命传统，不怕困难，建设好社会主义社会。
在依依告别的时候，周总理热情洋溢地说：“十年后再和你们见面！”
“十年后再和你们见面！”
老工人纠察队员盼望着那一天。
十年过去了。
那是一九六七年，周总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日夜操劳，没有能够同纠察队员们再见面。
白发苍苍的周国强含着热泪说：我原来相信，再过十年，周总理一定会再来的。
现在十年又过去了，但周总理没有来。
……周总理已经把毕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虽然周总理离开了我们，但他老人家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战斗。
上海人民缅怀周总理的光辉一生，更加激起了对“四人帮”的无比仇恨。
“四人帮”阴险地攻击敬爱的周总理，人民心中升腾起对“四人帮”的仇恨之火，这股怒火把人民的心都要烧焦了。
他们说：“四人帮”是蒋介石反动派的残渣余孽。
如果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惨剧就会在全国重演。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倒退，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他们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开创的、敬爱的周总理毕生为之献身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新华社三月四日讯）
新华社三月四日讯 春回大地，风和日丽。
在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会议胜利召开的喜庆日子里，迎来了敬爱的周总理诞辰八十周年，从今天晚上开始，首都文艺界广泛地举行丰富多采的纪念演出活动。
庆胜利，想亲人，亲人就是周总理。
参加周总理八十诞辰纪念演出的节目，大部分是新作品，包括戏剧、音乐、舞蹈、曲艺、诗歌等等。
为纪念敬爱的周总理八十诞辰，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满怀激情，用各种文艺形式，抒发八亿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深切怀念，赞颂周总理为人民、为革命立下的丰功伟绩，向周总理报告祖国的大好春光。
六场儿童剧《报童》是中国话剧团献给周总理八十诞辰的礼物。
本剧以“皖南事变”前后为背景，描写敬爱的周总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事迹。
舞台上塑造了敬爱的周副主席的光辉形象。
人们看到，在斗争最激烈、最尖锐的关键时刻，周总理总是出现在群众之中，甚至不顾安危，亲自率领报童走上街头卖《新华日报》，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皖南事变”事实真相的歪曲和封锁，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把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传播到整个山城。
老儿童戏剧工作者方掬芬、李若君、覃昆等，在剧中仍扮演十几岁的儿童，天真、烂漫不减当年。
中国舞剧团、北京舞蹈学校选取同一题材，联合创作演出了独具风格的舞剧《红岩青松》。
参加演出的许多学生，在寒假期间从各地赶回北京，连夜排练，仅用九天时间就把戏立起来了。
中国歌舞团为纪念周总理八十诞辰，谱写了好几首新歌曲，倾注了对周总理的无限深情。
他们新创作的舞蹈《难忘的泼水节》，舞台上呈现出敬爱的周总理和傣族人民一起欢度泼水节的热烈情景。
根据方言韵白剧《窑洞灯火照万家》改编的独幕歌剧《欢迎周总理到咱家》是在几天内赶排出来的。
剧本通过当年曾和周总理一起开过荒纺过纱的一家人的一段回忆，描绘周总理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光辉事迹。
为纪念周总理诞辰八十周年，许多诗人、音乐家欣然命笔，作词赋诗，谱写新曲。
周总理青年时代的诗作《大江歌罢掉头东》、《春日偶成》、《生别死离》等都被文艺工作者或配乐朗诵，或谱曲演唱。
“敬爱的周总理，请您听听这新型的音乐会吧：那是战争年代的老歌手，白发，象宝塔的积雪皑皑，激情，象延河水浪花飞腾……”在诗刊编辑部举办的大型诗歌朗诵演唱会上，一百多名年逾半百的延安老战士合唱团，深情地演唱了《巍巍青山高——献给周总理的歌》、《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并且演唱了歌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交城山》等歌曲。
老诗人臧克家诗兴勃发，精神抖擞地走上舞台朗诵了为纪念周总理八十诞辰而写下的新作《生·死》。
著名京剧演员关肃霜正在参加五届人大，闻讯后，抓紧一天时间设计唱腔，在诗歌朗诵演唱会上，表演了京剧清唱《大江歌罢掉头东》和郭老新作《纪念周总理八十诞辰》。
正在参加五届政协的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白杨也即席朗诵了怀念周总理的诗篇。
在北京市举办的专场演出中，直接受到周总理亲切关怀过的北京市少年宫的童声合唱《颂歌献给周总理》、《越唱越爱周总理》、《象总理那样生活战斗》，把孩子们引回那幸福的日子，表现了红小兵们决心不辜负周伯伯的殷切希望，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正在恢复排练《蔡文姬》的北京话剧团老演员朱琳朗诵的《雪花赋》形象地刻划了周总理洁白如玉，为人民、为革命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生动感人。
舞蹈《大庆鲜花献给周总理》，是向周总理汇报在工业战线上贯彻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北京艺校歌舞队演出了多姿多彩的歌舞节目，受到观众欢迎。
驻京部队各文艺团体，在较短时间里，突击赶排了八台音乐歌舞节目，献给周总理八十诞辰。
总政文工团的创作和演出人员反复学习领会周总理青年时代的诗作《大江歌罢掉头东》的深刻含意，及时地谱成了曲，编成了舞。
军乐团王晓岭等在创作了深受群众喜爱的歌曲《歌唱敬爱的周总理》之后，最近又和其他音乐工作者一起创作了四重唱《周总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深情抒发了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
北京电视台也举办了纪念周总理诞辰八十周年的专题文艺节目。
出席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首次会议的各民族代表，欢天喜地来到华主席身边，共商国家大事。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新华社三月四日讯 为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光辉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十五周年，歌颂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开展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邮电部决定于三月五日发行《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邮票一套，共三枚，面值均为八分。
图为《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邮票。
新华社发（图片）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一九六四年） 新华社发
一九六五年七月，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从开罗回到北京，在机场同前来迎接的朱德委员长、邓小平副总理、贺龙副总理等合影。
新华社发
周总理和贺龙同志、陈毅同志视察部队。
（一九六四年） 本报记者摄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
新华社发
周总理和工交战线代表亲切交谈。
（一九五九年） 新华社发
周总理在北京会见农民代表。
（一九五八年） 新华社发
周总理接见空军某部有功人员。
本报通讯员摄
周总理接见文艺工作者。
（一九五八年）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