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主席主持五届人大首次会议全体会议
叶剑英副主席作关于修改宪法报告
新华社北京03月01日电
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今天下午举行全体会议。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受中共中央委托，向大会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大会执行主席华国锋主持了今天的会议。
大会从今天下午开始进入第2项议程。
叶剑英副主席在报告中指出，这次大会将要通过的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一部新宪法。
这次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完整地准确地体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充分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路线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总结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叶剑英副主席说，在宪法修改草案的序言中，庄严地记载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永垂不朽的历史功勋，毛主席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遵循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我国革命就无往而不胜，背离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我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
这是我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最基本的总结。
他指出，宪法修改草案把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的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
这就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叶副主席指出，序言中具体地和完备地表述了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广阔范围，强调地提出了包括中国各民族的最广泛的人民大团结，没有这样的人民大团结，要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是不可能的。
叶剑英副主席在报告中对1975年的宪法条文的修改作了几点说明。
他指出，宪法修改草案强调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以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他说，毛主席曾经尖锐指出：
人民必须有权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毛主席还教导：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就没有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
我们必须从一切基层单位起，认真地实行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民主管理。
叶副主席还指出，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有广泛的民主，又要有高度的集中，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
我们现在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就要大力恢复和发扬民主传统，同任何破坏民主生活、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要发动和依靠群众，从各方面切实进行整顿，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反对各种破坏纪律和团结的行为。
叶副主席指出，宪法修改草案对有关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条款，作了较大的修改，提出了必不可少的严格要求。
这些要求当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联系群众，就要充分信任人民群众，尊重广大群众的革命责任感，爱护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就要和群众呼吸相通，认真听取群众的批评和意见，特别是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批评和意见。
一切来自基层和群众的善意批评，应当受到热情的鼓励。
人民群众揭发国家机关中坏人坏事的权利，应当受到充分的保障。
叶副主席指出，宪法修改草案还规定了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加强对敌人的专政。
要大力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加强民兵建设。
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宪法修改草案规定设置人民检察院。
叶副主席指出，这次修改宪法，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对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了明确的规定。
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重要条件。
宪法修改草案总纲把科学技术工作单独列为一条，反映了大力加强科学技术工作在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中的重要地位。
他指出，宪法修改草案在总纲中把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斗争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分配制度问题上，他强调要认真执行宪法规定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叶副主席指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不但需要有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而且需要有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宪法修改草案对于这一点给予了充分的注意。
在总纲中单独列了一条突出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上，宪法修改草案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叶剑英副主席强调指出，我们的宪法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志的集中表现。
它有鲜明的阶级性、战斗性，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强大武器。
宪法通过以后，从宪法的原则精神到具体条文规定，都要保证全部实施。
叶剑英副主席说：
我们要动员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对不到全人口百分之五的阶级敌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使革命人民扬眉吐气，使阶级敌人不能无法无天。
我们要在一切工厂、农村、学校、部队、机关中，建立起一个为从事革命、生产、工作、学习所必要的，安定团结的良好秩序，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能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空气中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自己的最大的贡献。
叶剑英副主席的报告受到代表们热烈的鼓掌欢迎。
出席今天会议的代表有三千四百四十四人。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5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的委员，也列席了会议。

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03月01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宋庆龄在主席台上。
新华社记者摄

奔向二○○○
在举世注目着北京的这几天，人民大会堂里，五届人大代表的住地十大宾馆里，三千四百多名代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实现四个现代化”。
全世界报刊、通讯社对我国五届人大的报道和评论，最突出的主题也是一句话：
“中国决心实现四个现代化”。
毫无疑问，这次代表大会必将作为讨论和决定我国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并按着这个蓝图举行新的长征而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荣史册。
有心的人注意到，02月26日，华国锋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共有三十多处，用他那洪亮有力的声音，讲到“现代化”这个令人激越奋发的词句。
当华总理讲到，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今后不到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在我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伟大的壮举。
我们一定要为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这个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
这时，会场上爆发了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是中国大地上战胜了严冬之后响起的阵阵春雷，这是八亿人民驱散了空中的乌云沐浴在灿烂阳光下的共同心声。
这一届人大代表中，有许多人是上一届人大的代表。
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四届人大第1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那激动人心的情景。
那时，代表们哪里知道，敬爱的周总理身患不治之症已经两年多了。
但是，周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钢铁般的意志，从医院里出来，昂然走上这个庄严的讲坛，用他那重病之躯的全部力量郑重宣告：
“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周总理的声音是那样的动人心魄，犹如战鼓催人出征。
但是，“四人帮”把一切脏水都泼到四个现代化的头上。
他们妄想把四届人大在全国人民心里点燃起来的奋发图强的火焰扑灭，把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从继续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一刀砍掉。
今天，当华总理把我们伟大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提交本届人大讨论的时候，代表们抚今追昔，更加感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极其深刻的革命。
出席大会的历史学家们记得，我国的大门被帝国主义打开的血的历史教训。
在富饶美丽的珠江口，雄伟的虎门，素有“金锁铜关”之称。
可是，天险代替不了现代化的国防。
1840年，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我国经济技术落后，帝国主义依仗四十八艘舰船、五百四十门大炮和四千人组成的一支“东方远征军”，就打开了“金锁”，攻破了“铜关”。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从此被推进了任人宰割的屈辱的历史深渊。
在那血泪横流的岁月，世界上几乎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打过我们，都想从中国身上割走块肥肉。
老沙皇的铁蹄踏入我国的北方领土，用双筒手枪对着我国人民的胸膛，强行升起了沙俄的军旗。
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掠夺，打进北京之后，这支帝国联军的统帅、德国人瓦德西，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奏议中露骨地说，中国“武备之虚弱，财源之衰竭，政象之纷乱”，是帝国主义“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
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结论。
代表们说，温故知新。
“四人帮”颠倒黑白，胡说“实现四个现代化之日，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之时”，其实，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反对四个现代化，才正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那种武备虚弱、财源衰竭、政象纷乱的险恶境地，为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效劳，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时机。
想想过去，再展望华总理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壮丽图景，代表们壮志满怀。
他们说，华总理交给全国人民完成的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为之流血牺牲、奋斗终身的伟大事业。
完成这样的历史创举，是中华民族一代人的骄傲！
怎样实现历史赋予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
著名的炼钢能手王益元说出了代表们共同的想法：
“华主席的报告，为我们制定了一个宏伟的规划，我们心里都要装着这本帐。
要实现这本帐，每个人都应该排出一个抢速度的时间表。”
从现在起，到二○○〇年，只有二十二年了。
这二十二年，需要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进行紧张的学习、工作和斗争。
我们每个人都要给自己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
在二十二年中，每年、每月、每天、每小时、每分钟，我为四个现代化作出多少贡献？
登上数论高峰的青年数学家陈景润是这样回答的：
二十年来，他日复01日，年复一年，顽强地向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数论城堡进攻，常常是夜间十一点才睡觉，凌晨三点就起床。
即使在出席这次人代会的日子里，他仍然是每天凌晨三点起床。
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他躲进卫生间里继续“攻关”、攀登。
科技战线的铁人陈篪是这样回答的：
在患了甲状腺癌的日日夜夜里，他忍受着巨大的病痛，继续为我国的断裂力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和他的试验小组，用五、六年的时间，在几个方面走完了外国同行走了将近二十年的路程。
听了华国锋总理报告的当天，回到医院，他的思绪飞到了1985年。
午夜时分了，他还在热情洋溢地谈远景，说赶超。
人称“地球转一圈，他转一圈半”的矿山铁汉侯占有是这样回答的：
四个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
等不行，小干也不行，必须拚命干。
近几年来，他夜以继日地忘我劳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上四百五十多个班。
听了华总理的报告，他决心“活一分钟，就要大干六十秒”，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挖“黑金子”，加油添火。
六十九岁的植棉模范吴吉昌是这样回答的：
十二年前，周总理紧紧握着他的手，交给他一项重大任务——二十年内攻克棉花落铃关。
从那以后，他起早贪黑，日夜琢磨，使棉花落铃减少了百分之三十。
华总理的报告召唤着吴吉昌决心加快步伐往前闯。
他说：
“共产党员不兴放空炮，我老汉就是要和时间赛一赛，马不停蹄向前跑，早日跑到二○○〇年。”
这几天，他订出了几条新措施，计划提前五年拿下落铃关。
中央军委通报表扬的空军航空兵某师政治委员赵永焕是这样回答的：
几年来，他带领师党委“一班人”，“飞机响，到现场”，时刻坚守在自己的战位上。
听了华总理的报告后，他说，在一定的意义上说，速度就是胜利。
为了加速国防建设，我们要有干不好工作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的精神，加大油门向着国防现代化飞行。
……各行各业做出了出色成绩的代表们，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多少人在安排着自己的学习课程表，有多少人在盘算着自己奔向二○○〇年的工作时间表！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艰苦卓绝斗争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就是要无愧于伟大的时代。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支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
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我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气壮山河的民气、士气和志气。
五届人大第1次会议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宣告：
八亿中国人民奔向二○○〇年的伟大进军，开始了！
前进，各族英雄的人民！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前进！
四个现代化的曙光在望。
当我们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你看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吧！
新华社记者

会上对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许多积极建议
肃清“四人帮”流毒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座谈会，愤怒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摧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破坏理论学术战线的罪行；
会上对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许多积极建议
新华社北京03月01日电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举行的座谈会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列举大量怵目惊心的事实，愤怒批判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摧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破坏理论学术战线的滔天罪行；
同时，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解决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紧迫问题，解放思想，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
这次揭批“四人帮”“两个估计”的座谈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召集的。
出席座谈的，有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等各个学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近百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提议召开这个座谈会，副院长邓力群同志主持了会议。
郭沫若同志作了书面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同志和顾问周扬同志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发言。
出席座谈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指出，“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诬蔑、打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他们诬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什么“封资修盘根错节”、“大洋古根深蒂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迫使原学部停止业务活动达十多年之久。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全国各大学文科，也横遭摧残。
长期积累起来的研究资料、图书被销毁了，散失了；
许多研究工作停止了；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四人帮”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肆无忌惮地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疯狂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搞乱了理论是非，窒息了学术研究空气，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濒临绝境，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参加座谈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列举大量事实，批驳了“四人帮”对十七年理论战线、对原学部的种种诬蔑。
他们指出，全国解放以来，在理论战线上，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虽然也有干扰破坏，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
以原学部来说，这是解放后我们党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关。
十七年来，毛主席、党中央一直关怀原学部的工作，许多研究所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起来的。
原学部历史上的两次重要会议——1960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1964年的第4次扩大的学部委员会议，都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召开的。
毛主席亲自修改了周扬同志在第4次扩大的学部委员会议上的报告，接见了会议的全体代表。
十七年中，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愿意、不少人并且是很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在理论研究工作中是作出了贡献的，许多研究成果，如经济研究所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等，得到了毛主席的充分肯定。
封资修的意识形态虽然在各门学科仍有表现，但总的趋势是受到抵制，受到批判，因而有所削弱的。
哲学工作者发言说，十七年间，我们对《武训传》、梁漱溟封建复古主义、冯友兰改头换面的“新理学”的批判，就是批判封建意识形态；
对胡适、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对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合二而一论”等修正主义哲学观点的批判，以及对苏修叛徒集团的修正主义哲学观点的批判，就是批资、批修；
这些批判都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
史学工作者说，十七年间，我们对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的文化分布和发展、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分期、近代史的分期、汉民族的形成和一些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发展特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同时也写出了一批有见解的史学著作。
民族研究工作者说，在十七年中，我们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空前规模的调查研究，先后成立了十六个省、区调查组，参加调查的人员最多时达八九百人，整理出的调查资料、档案资料、文献摘录达数百种，共二、三千万字，编印出了全部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或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五十七种。
与此同时，还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许多人在发言中愤慨地说，“四人帮”不分青红皂白，乱扣“封”、“资”、“修”、“大”、“洋”、“古”的帽子，扼杀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
他们的发言指出，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整理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和宣扬封建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研究外国事物成为“禁区”，研究外国的机构寥寥无几，这种状况同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以批判的态度，加强对外国事物的研究，决不是什么“洋”、“资”、“修”。
“四人帮”之所以如此仇视社会科学，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威力感到恐惧。
这些冒充马克思拥护者的政治骗子，全身散发着封资修的恶臭，非常害怕人们严格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他们这么一种社会现象作科学的考察，识破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
他们否定文化，毁灭文化，就是为了妄图使我们的人民处于愚昧之中，以便他们放手地篡党夺权，大搞复辟，使我国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去。
出席座谈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痛切感到，理论战线当前迫切的战斗任务，就是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
粉碎了“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还必须粉碎“四人帮”的思想理论体系。
必须彻底揭穿和深入批判“四人帮”歪曲、篡改和伪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我们必须坚持完整地准确地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四人帮”伪造毛主席的指示，不管时间、地点、条件胡乱摘引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就是妄图利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崇高威望，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变成迷信的教条，从而达到他们从内部败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恶目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我们必须对各门学科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包括对本学科的系统总结，对事实的广泛搜集、严密分析和高度综合，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科学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域中的阵地。
许多发言指出，“四人帮”扼杀“百家争鸣”，造成了学术界的万马齐喑。
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就必须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开展百家争鸣。
在今天，这既是切实有效地揭批“四人帮”的需要，也是发展理论学术研究的需要。
在百家争鸣中，一定要破除“四人帮”的那一套学阀作风，严格区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
座谈会上的许多发言都特别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要有一个大的解放。
要敢于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勇于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在百家争鸣中，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
有的发言说，社会科学中的各门学科，也都会有自己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找出各门学科的尖端之所在，组织力量去攻坚。
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往往正是尖端之所在，正是首先要攻克的关隘。
无论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来说，还是从制定和实现社会科学大发展的长远规划来说，突破这些禁区都是必要的。
许多发言认为，应当创造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良好条件。
“四人帮”破坏、取消社会科学，散布了种种流毒。
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
要改变对社会科学的看法，绝不能认为社会科学是可有可无的。
应当广泛深入地宣传社会科学的发展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要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资料。
以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为例，如果缺少必要的经济资料、法学资料、社会学资料，是不可能进行研究的。
座谈会上，大家还就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人材培养、队伍建设、学术交流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
在座谈会上发言或书面发言的有：
许涤新、冯至、黎澍、夏鼐、侯外庐、顾颉刚、孙冶方、陈翰笙、吕叔湘、尹达、翁独健、吴世昌、罗大纲、刘大年、任继愈、傅懋勣、韩幽桐、陈元晖、苏秉琦、黄绍湘、陈山、蔡美彪、王易今、邢方群、仇启华、丁伟志、邢贲思、裘辉、李泽厚。
出席座谈会的还有：
刘仰峤、宋一平、王仲方、杜干全、刘导生、贺麟、严中平、余冠英、梁寒冰、张政琅、卞之琳、毛星、王玖兴、李荣、徐敏、安志敏、鲍正鹄、孙耕夫、孙亚铭、林甘泉、董辅礽、汝信、杜书瀛等。
座谈会从02月20日开始，至02月23日暂告一段落，拟于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继续举行。

巨星永放光芒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周年
夏衍
今年03月05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诞辰八十周年。
在今天，正当华主席率领我们开始新的长征，正当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5届全国政协胜利举行的时刻，要是他能和我们在一起，这将是多么高兴的事啊！
他离开我们两年了，可是，当我们看到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一件件鼓舞人心的喜事的时候，我耳边仿佛听到我们总理爽朗的笑声。
凝视着周总理的遗像，心事如潮，想起了几十年的往事。
早在二十年代，我就熟悉和仰慕周恩来这个响亮而伟大的名字，可是得到机会能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则是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
那时，上海快沦陷了，我正打算留在那个当时被叫做孤岛的城市，可是总理给我的任务却是到广州去办报。
他说：
“你的工作是办报和做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我在上海十年，主要是搞文艺和电影，对这两项新的任务，不自禁地面有难色。
总理笑了，“你开始搞电影的时候，不也是外行么？
干着干着也就懂了，会了。”
当时，我参加革命虽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竟是那样的幼稚无知，连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也不很了解。
总理耐心地给我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指示我说：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党要求你去做宣传和统战这两项重要的工作。
困难不要怕，困难会使你得到锻炼。
1938年初，我到广州复刊了《救亡日报》，在当时的环境下，工作中经常会碰到许多难于掌握的问题。
04月下旬，我带了许多自己认为很难处理的问题，到武汉去向周总理请示。
在一个初夏的闷热的下午，总理和我谈了近四个小时。
他详细地问了报社的情况，报纸的销数，以及读者、文化界和国民党方面对这张报纸的看法和态度之后，问我：
“你们的报销八千份，占广州各报总销数的百分之几？”
我一时答不上来。
他说，当然，问题不单在销数，而在于读者敢不敢看你们的报和欢不欢喜看你们的报。
你不是说和国民党有点关系的人不肯给你们写文章么？
这就是一个问题。
这张报纸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就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
办成象国民党的报纸一样当然不行。
办得象《新华日报》一样也不合适。
办成《中央日报》一样，人家不要看；
办成象《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
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欢喜看的报纸。
你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
事隔四十年了，但这一段话对我是毕生难忘的教诲。
我在广州、桂林、香港工作了四年。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翌年04月我到了重庆。
当我向总理汇报了香港沦陷时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离的情况后，他特别关心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的安全和健康。
当他知道了邹韬奋已经决定要去华东解放区时，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当然我们不能勉强他，可是我还是希望他能留在国统区工作的。
从1942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段时期内，我们党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特别尖锐而复杂。
身负南方局、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重责的周总理的辛劳，是不难想象的。
他每天废寝忘食地工作。
我不止一次看到他和民主党派人士或国际友人谈话到午夜甚至黎明，不会抽烟的他，有时也点上一支烟来振作精神。
尽管这样，他还是挤出时间和文化、艺术、新闻、教育界的朋友保持经常的联系。
当时，到曾家岩和红岩来和总理见面是有困难的，对有些人甚至是有危险的，为此，总理常常在天官府郭沫若同志的家里邀请一些党和非党的朋友举行茶会或便餐。
参加这种集会的人，少则三五人，多则二十余人，名单都是总理亲自拟定的。
有一次，总理到郭宅的时候，发现漏邀了一个人，便对我和另一个负责通知的人进行了批评：
你们该知道中国的一句古话，“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吧，在你们，可能认为这只是无意的疏忽，是件小事，可是在对方，也许会认为这是对他的有意的疏远，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政治斗争微妙复杂的时候。
说完，他就派车去把这位朋友接来，并亲自对他表示了歉意。
总理待人接物的周到细致，事无大小，坚决而正确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这样的例子是多不胜举的。
特别使我永志不忘的是，有一次重庆民主党派和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为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反共，调动军队进攻边区，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这件事是民盟和无党派人士发起，总理同意了的。
一天晚上，当负责协助这一签名运动的党内干部向总理汇报的时候，对一个平时和我们很接近的人表示不愿签名，讲了一些不满和带讥诮性的话。
总理严肃地站起来说，这样讲不对，和非党人士交朋友，希望或要求他们做一件事，不能凭主观，首先要替对方想一想，你以为签一个名很简单，在对方看来可能是一件关系到他的职业、生活和安全的大事。
要求别人表态，一定要替对方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强加于人不行，人家不愿而加以嘲讽，那就是思想、作风上的错误。
接着，总理又耐心地对“设身处地”这四个字作了详尽的阐述。
他说，任何一件事，都要先想一想对方的处境。
你能做到的，他不一定能做到，你能勉强他吗？
强加于人，就只会丢掉朋友，甚至把他推到反对我们的方面去。
他着重指出：
不能以党员的标准去要求非党人士。
非党人士又有各种不同的处境。
毛主席要求我们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这是党的基本政策。
当然，在原则问题上，在关系到党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上，我们是一丝一毫也不能迁就的。
对中间势力的错误思想，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批评和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和批评也不同于党内的斗争和批评，要以诤友的身份耐心地帮助他们进步。
这次汇报本来是预计一小时可以谈完的，但结果是继续了两个多小时。
总理的态度很严肃，批评很尖锐，但在离开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受到启发，象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总理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是举党皆知、举世皆知的，可是，在路线问题上，原则问题上，他却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
有一个突出的例子：
1946年在南京，当国共谈判濒于破裂，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背着中共代表团、背着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向马歇尔提出了一个极端不利于我党我军的所谓“调处”方案。
当周总理看了这个“民主人士”交来的文件之后，平时总是春风满面的总理，在他浓眉下的那双锐眼发出了愤怒的光芒，指着那个背信弃义的“朋友”大声地说：
“过去人家说你是伪君子，今天我说你是真小人！”
这时，总理不仅生气了，而且可以说是暴怒了。
他说，你们爱怎么做，那是你们的自由，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受骗的。
可是，当这个人讷讷地承认了错误，和另一个年迈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匆忙地赶到马歇尔总部去撤回这个“方案”时，人们看到总理的眼眶里是带着激动的泪水的。
这是他个人的一时的激怒吗？
不，这是他坚决执行毛主席以斗争求团结这一伟大策略的具体表现。
正因为这一怒而保持了我党和民主党派的团结，正因为这一怒而使民主党派内部的正气得到了伸张。
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力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来壮大自己，孤立敌人；
而要团结，就必须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总理是最善于团结人的，他团结了干部，团结了民主党派，团结了知识分子，团结了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团结了世界五大洲的许多朋友。
任何和总理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感到总理对他们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是他又很敏锐地察觉到对方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而及时地对他们进行善意的批评。
这是一种真正的为了达到更好的团结而进行的批评。
万恶的“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对毛主席亲自制定而由周总理忠实执行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千方百计地进行诬蔑、打击和破坏。
他们残酷地迫害革命干部、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国外归侨……可是我们的党是强大的。
在他们恶贯满盈、天怒人怨的时候，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把这批不齿于人类的叛徒、特务永远地、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3月05日这个为八亿人民衷心牢记的纪念日，正是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5届全国政协胜利召开，全国各族人民喜气洋洋的日子，周总理为之尽瘁一生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重新得到了贯彻执行。
两年前，在总理离开我们的时候，不少外国报刊都用了“巨星陨落”这一类标题。
但是我认为这颗巨星是永远不会陨落的，如日月经天，他将继续发出光芒，指引和鼓舞八亿人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万众一心，向着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彭绍辉
今年的03月05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八十岁诞辰。
回想周总理光辉的一生，对我的谆谆教诲，更加激起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1933年春，在第4次反“围剿”中，由于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人民战争思想在红军中的深刻影响，由于我们当时仍然运用了毛主席的诱敌深入，分割包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因而取得了第4次反“围剿”的很大的胜利。
在我军歼灭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之后，敌陈诚、罗卓英纵队继续向宜黄、河口、黄陂进犯我师（三军团一师）。
在草台岗辟历山我师与敌遭遇。
在这次战斗中，我的左臂连中两弹，负了重伤。
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所限，我的左臂被锯掉了。
朱总司令为了照顾我，准备安排我到地方工作。
我当时表示：
“我虽然没有了左臂，还有右臂，还很年轻，还能同敌人进行战斗，只要国民党反动派不消灭，我就不离开部队，不离开战场。”
我的恳切要求遭到了第三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阻拦。
我又向周恩来副主席作了汇报，周副主席支持我，同意了我的要求，并调我到三十四师去工作。
临出发之前，周副主席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接见我，询问我的伤口和身体情况，勉励我说：
“绍辉同志，你虽身体残废，却要求再上战场，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是可嘉的。
好吧，你去继续勇敢地战斗，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当时，周副主席刚由白区回来不久，还蓄着很长的胡须，但两眼炯炯有神，说起话来爽朗亲切。
周副主席的亲切教导和那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深受鼓舞。
周副主席非常热爱毛主席、尊敬毛主席。
在瑞金时期，他和朱总司令协助毛主席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党的建设，人民军队的建设，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
周副主席对部队非常关心。
记得在“福建事变”前后，我在抗击国民党八十八师的一次战斗中，又负了伤，组织上安排我在建宁养伤。
正当我们非常想念毛主席、想念部队的时候，周副主席给我们伤病员发来了慰问电。
我看到慰问电中说，“三十四师和你在机动抗敌，为保住建宁、太宁在我手的战斗中英勇负伤，特致慰问”，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心间，忘记了伤口的疼痛，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我们伤病员一致表示，决不辜负毛主席、周副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一定把革命进行到底。
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使红军第5次反“围剿”遭到了失败。
红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当时，我和肖华同志带领少共国际师（后改为一军团第3师），担任掩护军委纵队的任务。
沿粤、桂、湘边境向西挺进。
在紧张、艰苦的战斗历程中，周副主席一直关心我们部队。
在行军中，周副主席随军委纵队到达宿营地以后，常常要等待着我们部队的到达，亲自交代宿营部署和警卫任务，了解部队的行军、给养情况，布置第2天的行军作战任务，还再三嘱咐我们注意关心部队的生活、休息和巩固部队。
遵义会议期间，我部进驻湄潭以西，周副主席亲自交代我们一面搞好外围的警戒任务，一面注意部队的休整，准备继续战斗，保障遵义会议的顺利进行。
周副主席这种对革命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遵义会议清算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毛主席、中央军委为了充实加强主力，决定我们师分别编到一师、二师。
我在一军团司令部工作一段时期，后被调到三军团教导营工作。
当部队行进到四川松潘、黑水芦花时，我营接到周副主席的电报：
“绍辉、志民同志，军委明天通过黑水芦花，请准备些粮食或其它吃的东西。”
我立即带了一个连上山找粮。
我们找到了两羊皮口袋青稞和一只羊，刚刚下山，军委首长就到了。
我有些着急，青稞还没磨成面，怎么给首长吃。
周副主席说：
“告诉炊事员，把青稞煮成稀饭，羊肉切成块，放些辣子盐巴煮烂就可以吃嘛。”
接着周副主席问：
“青稞和羊给了钱吗？”
我说：
“每一羊皮口袋青稞给了一块白洋，一只羊给了两块白洋。”
周副主席又交代：
“少数民族地区要注意民族政策。”
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军委首长同我们一起吃了青稞饭。
毛主席说：
今天是绍辉同志招待啊！
我说：
“很惭愧，青稞没有磨成面。”
主席说：
这不是很好吗！
中央军委首长同我们一样艰苦，使部队全体指战员深受感动和鼓舞。
饭后，周副主席热情地对我说：
“毛主席、中央军委指示，为争取团结四方面军，加强四方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司令部工作，决定从一方面军调几个当过师长的同志去四方面军当军参谋长，现派你到三十军去工作。
要谦虚谨慎，注意团结。
任务很重，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工作做好。
要走很长一段路，恐怕警卫员也要准备一匹马。”
党和毛主席的信任，周副主席的谈话，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最后一次见到总理的情景。
1975年07月24日的傍晚，我在离机关不远的一个地方散步，突然周总理在医生和护士的陪同下迎面缓缓走来。
我惊喜异常。
自从周总理患病笑以后，有好长时间没有见过总理，没有亲聆过总理的教诲了。
我们大家是多么想念他啊！
于是我疾步走上前去，问候总理的健康情况。
总理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毫不在意地说：
“还好。”
接着，总理却关切地问我：
“你身体怎么样？”
我凝视着他消瘦的面孔，想到他在医院里还处理国家大事，接见外宾，关心世界革命运动，我感到自己的病实在算不了什么，便说：
“请总理放心，我还能坚持工作。”
总理上下打量着我，微笑着说：
“要注意休息！”
这天，总理虽然面色有些憔悴，但精神很好，眉宇开朗，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我们在一个长椅上坐下以后，总理详细地询问了总参工作的情况。
我一一作了回答以后，总理又问：
“罗瑞卿同志怎么样？
能走路了吗？”
我听到这里，感到浑身一热，激动万分。
为党、为人民操劳成疾的周总理，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还这样关心部队，关心干部，这是多么好的总理啊！
我声音哽咽地说：
“我们大家都盼望您早日恢复健康！”
这时，总理站起来说：
“问同志们好！”
当我和总理告别时，总理再次叮嘱我：
“回去后别忘了问罗瑞卿同志好！”
周总理对我的这些亲切教诲，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我要以敬爱的周总理为光辉榜样，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原载《解放军报》）

读周总理青年时代的诗
赵朴初
周总理的遗诗不多，大部分都是青年时代（十六岁至二十二岁）写的。
虽然只读到寥寥十几首，却为我们透露了周总理青年时期内心世界的一些片段，从而使我们在周总理的崇高形象上见到了过去不曾见到、或较少见到的另一个光辉方面。
而这个方面，对于我们——尤其是对于我们下一代的青少年们——认识周总理、学习周总理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有很深的启发意义和教育意义。
截至现在为止我们搜集到的周总理遗诗，主要是写于辛亥革命以后到五四运动后的十年间。
那个时期正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关键性时刻，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转折点。
新时代的曙光正在地平线上出现，古老中国的漫漫长夜即将破晓。
一股真正的革命力量正在广大人民中间，首先是在先进人物和觉醒着的青年中间，酝酿、成熟并到处迸发出来。
求学时期的周总理正是这股新生力量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中华民族那一代优秀的儿女们的思想活动——在“举国昏沉”的“烟霾”中感到肩上有应担的“道义”；
从力图“破壁”（注）“济世”的宏愿中“见着了一点光明”；
从劳动人民身上发现了社会苦难的症结，不能再容忍“活人劳动，死人享福”的不合理现象；
最后，为“盼望共产花开”，决心走上“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的道路，使今后的人类能够“飞向光明”等等——这个主导着那一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都在周总理留下的这些吉光片羽中得到了清晰明确的反映。
周总理在“五四”前写的传统旧体诗，风骨开张，才气横溢；
“五四”后转向新体诗，也是卓有成就，不同凡响。
这都是有目共赏，无须费辞的。
引起我的深思并使我惊叹不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
从这些作品上看，周总理对于诗道不仅具备极高的天赋，并且还下过很大的苦工，再从周总理创办刊物并与师友频频酬唱情形来看，他对于以诗文言志抒情的活动也怀有很浓厚的兴趣（还必须注意，总理那时还只是一个刚成年的青年呢！）
。
可是，当他游学欧洲，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大业之后的四、五十年中，却从此不再写诗，不再谈诗，偶尔挥毫，也是为事而发，不得不作，事过即忘，不留寸纸。
如果不是由于故友们数十年的珍藏和志士们的虔心搜求的话，很可能会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是一个有甚深造诣的诗人，写过了动人心弦的诗篇。
这是什么原因？
他在1922年为哀悼黄爱烈士而写的《生别死离》一诗给我们透露了此中的消息。
在这篇极为重要的作品中，周总理写道：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并以这样的警句结尾：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甚么？
彻底领悟了生与死的真实价值，认定了光明正在前边，毅然决然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人类担负起飞向光明的大任——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的主导下，个人的小小爱好“又算甚么”？
在周总理一生超过半个世纪的辉煌事业中，我们看见，这个精神愈经磨砺愈益发皇，愈历艰辛愈加深化，直到临终还要嘱咐把自己的骨灰洒向祖国江河大地，不留下一丝痕迹。
在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意识里，一切个人的险夷、安危、得失乃至荣辱、毁誉等等——一句话，一切有关“自我”的念头，都是毫无存在之余地的。
这么说，“自我”是否消失了呢？
绝对不是。
进入了这样境界，“自我”才算是真正成就了最高贵、最完美的人格，真正达到了最高意义上的不朽。
我怀着十分虔敬的心情，回环诵读了周总理青年时代的这些诗篇，内心激动不已，谨赋小词一章，以当瓣香之荐：
不负澄清天下志，
平生事迹般般，
真能参透死生关。
生为民尽瘁，
死有重于山。
持荐轩辕多少血！
词华和梦都捐。
岂期身后见遗篇？
吉光留片羽，
芳泽满人间。
（调寄临江仙）
〔注〕：
“破壁”一词见《大江歌罢掉头东》诗。
关于这首诗，有一些不同的解释。
个人认为：
“遽密”即“精深”之意；
“群科”指“各种科学”；
“破壁”指“打破现状”；
“蹈海”，用的是鲁仲连义不帝秦，宁蹈东海而死的典故，表示意志坚决，宁死不退之意。

世界羽毛球邀请锦标赛胜利闭幕
我羽毛球代表团离开香港回广州
据新华社香港02月26日电
由香港羽毛球总会主办的世界羽毛球邀请锦标赛26日晚上胜利闭幕。
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五天比赛和交流，增进了友谊，提高了技术。
中国运动员取得了四项冠军，香港运动员取得一项冠军。
在今晚举行的五个单项的决赛中，中国的陈天龙胜庾耀东，取得男子单打冠军。
梁秋霞胜徐蓉取得女子单打冠军。
汤仙虎和林诗铨胜侯加昌和庾耀东取得男子双打冠军。
梁秋霞同李芳合作胜谢乐平和高惠兰取得女子双打冠军。
香港队选手傅汉平和陈念慈在混合双打决赛中，打得积极勇猛，以十八比十三和十五比十一战胜中国队的陈天龙和高惠兰，为东道主赢得了一项冠军。
决赛结束后，港英官员李福逑和新成立的世界羽毛球联合会主席他威·尊拉塞主持了发奖仪式。
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主席霍英东、第1副主席朱仄、副主席肯特、秘书长郑仁瑞，香港羽毛球总会会长汤恩佳以及参加世界羽联筹备会议和亚洲羽联特别代表大会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和观察员观看了今晚的比赛。
通过五天的比赛，人们看到，尽管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技术有参差，但大家虚心互相学习。
每场比赛后还经常可以见到不同肤色的运动员用不同语言，打着手势在认真交流经验，畅叙友谊。
许多年轻小将给比赛增添了新气象，如泰国的春沙、新加坡的陈荣汉、巴基斯坦的维道、香港的陈念慈、中国的闫玉江同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第2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时相比，不论在风格、技术或速度方面都显得成熟多了。
比赛结束后，中国羽毛球代表团副团长王文教对记者发表谈话。
他说，“中国运动员将为促进世界羽联的更大发展，为增进世界人民的团结作出应有的贡献。”
新华社香港03月01日电
以朱仄为团长、王文教为副团长的中国羽毛球代表团，在参加了世界羽毛球联合会成立大会和世界羽毛球邀请锦标赛之后，于03月01日离开香港返回广州。
世界羽联名誉主席霍英东、香港羽毛球总会主席康立卿以及香港各界朋友前往车站送行。

北京北海公园景山公园重新开放
本报讯
03月01日，北京城里，风和日丽，春光明媚。
刚刚修饰一新的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在欢庆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胜利召开的日子里，重新开放了。
这两个公园自1971年暂停开放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有关职工进行了大量修缮。
1976年唐山强烈地震时遭到破坏的北海白塔和景山的一些古建筑物，现已全部修复一新。
许多亭台楼阁也进行了油饰彩绘。
高耸在苍松古柏中的北海琼华岛上的白塔，从塔顶到塔座都进行了修缮。
北海琼岛的长廊，东岸的画舫斋，濠濮间，北岸的五龙亭和景山公园顶峰的万春亭等五座亭子，都油饰一新。
为了保护文物，九龙壁周围安装了铁栏杆，五龙亭增设了白石栏杆。
公园主要园路行道，都进行了重新铺修。
广大园林职工在改造园林环境中，还精心地进行了绿化和山石点缀，对珍贵的古松古柏做了精心的养护，还种植了许多既供欣赏又有经济价值的苹果、桃、海棠、核桃、柿子等花果树木。
北海里种植了荷花，养殖了许多种鱼。
在北海北岸阐福寺还新辟建了“经济植物园”。

国务院转发教育部报告
决定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
新华社北京03月01日电
国务院最近转发了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决定恢复和办好一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
国务院在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时指出，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是一项战略性措施，对于推动教育战线的整顿工作，迅速提高高等教育的水平，尽快改变教育事业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严重不相适应的状况，是完全必要的。
因此，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不仅是教育部门的任务，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都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加强对有关院校的领导，积极支持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工作。
国务院要求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要深刻理解所肩负的重要责任，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树雄心，立壮志，兢兢业业，艰苦奋斗；
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努力在规划的时间内使教学和科研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中，根据有利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早见成效的原则，提出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要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面向全国和面向地区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除少数院校实行有关部委直接领导外，多数院校实行有关部委和省、市、自治区双重领导，以部委为主。
面向本省、市、自治区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原则上由本省、市、自治区领导，有关部委要给予支持。
要加强党的领导，抓紧各院校领导班子的建设。
争取在半年左右时间内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配备好各院校的第1、二、三把手领导干部，并建立健全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要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健全后勤机构，认真做好后勤工作，切实保证教学、科研、生产和生活的必要条件。
教育部的报告还指出，在教育革命的实践中，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要带动一般院校共同前进；
一般院校要推动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重点带一般，一般促重点，相互提高，加速发展，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及国民经济的可能，逐步扩大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范围，使高等教育事业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更大的力量。
目前，第1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已经确定，共八十八所。
其中恢复原有的六十所，新增加的二十八所。
它们是：
北京大学（及分校）、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湘潭大学、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以上为综合大学）；
清华大学（及分校）、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大连工学院、南京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广东化工学院、华中工学院、重庆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化工学院（及分院）、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长沙工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南京航空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华东工程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北京钢铁学院、东北工学院、中南矿冶学院、华东水利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河北电力学院、华东石油学院、北京化工学院、大庆石油学院、四川矿业学院、阜新煤矿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吉林工业大学、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湖南大学、镇江农业机械学院、大连海运学院、北方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上海纺织工学院、西北轻工业学院、湖北建筑工业学院、武汉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华北农业机械化学院、南京气象学院、武汉测绘学院、山东海洋学院（以上为理工科院校）；
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
华北农业大学、云南林学院、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大寨农学院；
北京中医学院、北京医学院、上海第1医学院、中山医学院、四川医学院；
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
西南政法学院、北京对外贸易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
北京体育学院：
中央民族学院。

宁夏各国营农场狠抓增产措施
江苏及时把春耕物资调运农村
宁夏回族自治区各国营农场，在备耕中大搞积肥造肥、改良土壤、精选良种、改革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发动职工群众挖潜力，找差距，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推动备耕工作。
现在，全自治区十四个国营农场计划春种的十四万一千多亩农田，绝大部分已经过深施基肥、疏通排灌沟渠、平整耙耘，送上了粪肥。
其中深施基肥的面积比去年增加了四倍。
准备实行套种、复种的面积，也大大超过往年。
江苏省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部门及时把春耕物资调拨到农业生产第1线。
与去年同期相比，目前已调运到农村的化肥增长百分之六十四，农药增长百分之三十一，中小农具增长百分之六十七，农用薄膜增长百分之六十二，农村积肥大量需要的篙竹增长百分之十九。
（据新华社）

广东、福建、上海、天津、武汉、旅大等省市政协举行座谈会
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
新华社北京03月01日电
广东、福建、上海、天津、武汉、旅大等省、市政协，昨天和前天分别举行座谈会，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
这些省、市的党政负责人、政协负责人以及各界人士
和当地的台湾省籍同胞，出席了座谈会。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郭荣昌，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伍洪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负责人张承忠，中共天津市委第3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赵武成，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任中林，中共旅大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姜明等分别在座谈会上讲话，他们热烈赞扬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革命斗争精神，畅谈当前召开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的伟大意义，深切怀念台湾骨肉同胞，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做好解放台湾的一切准备，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
曾经参加“二·二八”起义的台湾省籍同胞曾重郎、邱伯清和台湾省籍同胞梁保民等分别在湖北、天津的座谈会发言中，热烈欢呼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的胜利召开，指出这两个会都有台湾省籍的代表和委员参加，充分体现了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台湾同胞在政治上的关怀和信任。
他们说，我们生活在祖国大陆上的台湾省籍同胞，和党政各界人士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确实感到自豪。
在纪念“二·二八”起义三十一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怀念至今仍处在蒋帮黑暗统治下的故乡骨肉亲友，希望台湾同胞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早日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大业，同享当家作主的胜利喜悦和幸福。
表示意志坚决，宁死不退之意。
各界人士在座谈发言中，表达了对台湾人民的骨肉深情和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坚强决心。
他们强调指出，台湾省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毛主席、周总理关于解放台湾的遗愿，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实现。
国际上一小撮反华、反共的顽固派，勾结台湾极少数民族败类，妄图分裂我国，制造所谓“两个中国”、“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台湾独立”等等阴谋，这是绝对不能得逞的。
解放台湾是我国内政，我们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方式解放台湾，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
各地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和爱国人士在发言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一贯坚持“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希望他们的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弃暗投明，走爱国的路。
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何中谦还兴奋地在座谈会上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题为《新春寄语台胞》的七律诗，诗中写道：
“大地春回万象新，举旗抓纲见精神。
四害永消人欢畅，百业兴旺捷报频。
爱国一家无先后，海峡两岸怀亲人。
寄语台胞齐踊跃，祖国统一亿万心。”

我新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离京赴任
新华社北京02月28日电
我国新任常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代表钱李仁，今天晚上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巴黎赴任。

群策群力管好麦田
春风送暖，小麦返青，麦田管理已进入关键时刻。
著名农民小麦专家刘应祥同志根据当前小麦生长的状况，提出加强麦田管理的意见，非常及时，值得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重视。
冬小麦是我国的主要夏粮作物。
近年小麦种植面积占全年粮食播种面积的近四分之一。
小麦收成如何，关系着全年增产的大局。
特别是去年因灾减产地区，争得一个麦季好收成，对于迅速扭转生产被动局面，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尤为重要。
“三分种，七分管。”
小麦的种与管，种是基础，管是关键，种得好，加上管理及时和得法，才能夺得丰收。
去秋小麦种得早，种得密，越冬后长势旺，说明播种的基础好，对夺取今年夏季丰收大为有利；
但有利条件中往往包含着不利因素，小麦种得早、种得密，加上气温偏高，生长过旺，拔节提前，耗水耗肥量大，如果管理措施跟不上，就会减产，甚至失收。
河南一部分小麦受冻，大部分小麦缺水缺肥的事实，充分说明要全面地辩证地看待种与管、有利与不利的关系。
那种因为小麦种得好、长势旺而盲目乐观、放松管理的看法和做法，是很有害的。
当前，春耕大忙季节迫近，全国各产麦区，要象河南省一样，来一个紧急动员，掀起麦田管理的高潮。
各级党组织要加强领导，坚持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批判其破坏生产的谬论，肃清其形而上学的流毒，因时因地制宜，对麦田实行科学管理；
要抓好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落实政策，把广大社员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工业、商业和供销部门要十分重视支农工作，及时把麦田管理急需的物资送到生产第1线去。
举国欢庆的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正在热烈进行，人心振奋，形势大好，为农业的高速度发展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全国产麦地区的干部和社员要群策群力，打好小麦生产这一仗，夺取夏粮丰收，在抓纲治国重要的一年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适时抓紧麦田管理夺取夏粮丰收
农民小麦专家刘应祥谈当前麦田管理工作
新华社郑州02月26日电
本社记者伊心恬报道：
著名农民小麦专家、河南省革委会农办副主任刘应祥说，现在是越冬小麦返青、拔节的阶段，急需组织劳动力加强麦田管理。
农时不待人，从现在开始，抓紧对麦田进行科学管理，大干一百天，就可望夺取今年夏粮丰收。
刘应祥到河南各地农村检查了小麦生长情况后，向记者谈了他对加强麦田管理，夺取小麦丰收的看法。
他说，河南的六千二百万亩越冬小麦播种基础好，目前麦苗已经返青，长势大大超过去年，也略好于前年。
新乡、许昌、周口、商丘和驻马店五个地区的麦苗比较起来长得更好些。
一些先进县管得也好，管出了新水平。
但是，当前的麦田管理工作还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刘应祥说，有的地方一部分干部见麦苗长势较好，便产生了盲目乐观思想，以为不管也能增产，忽视了由于冬暖，麦苗生长过旺带来的新问题。
全省约有百分之十的麦田因种得早，种得稠，麦苗生长过旺，有的冬前就拔了节，主茎受了冻害，每亩将减产一百多斤，损失较大。
还有些没有受冻的麦田，由于生长过旺，麦田水肥已被耗尽，目前已经出现缺水缺肥现象。
如不赶快浇水追肥，返青后麦苗生长将受严重影响。
全省应浇水的麦田二千万亩，现在只浇了一半，追过肥和中耕过的也只有一半。
安阳地区的七百万亩小麦只浇了一百三十万亩，全地区约有半数麦田缺肥缺水，麦苗发黄。
开封地区的小麦也因缺水缺肥生长较差。
因此，目前部分地区农村化肥不足，缺少农机配件、拖带农具、抽水机配件的问题急待解决。
刘应祥指出：
现在是决定小麦成穗多少，促使穗大粒满的关键时期。
这个时期，麦苗上下一齐长，需水需肥多，生长变化大。
如果现在耽误了，管不好，就要减产。
他建议河南各地立即安排劳力，掀起一个狠抓麦田管理的高潮。
关于怎样管好的问题，刘应祥说，首先要加强领导。
地区和县要有负责干部抓麦田管理工作。
其次要发动广大干部和社员加措施，添干劲，充分发挥全省八十多万农民技术员的作用，实行科学种田，因地视苗管理，不要“一刀切”、瞎指挥，一定要管出新水平。
特别是要集中力量，把全省四千万亩丰产方的小麦管好，保证全部浇返青水和拔节水，追一次肥和锄一遍草。
生长过旺的麦苗在拔节前可采取镇压、耧豁的办法适当抑制麦苗狂长。
旱地麦田可用挖一个坑，丢一撮肥，浇一碗水的办法，在苗旁保墒防旱，促进发育。
目前，全省人民热烈响应中共河南省委最近发出的号召，正在紧急动员起来，掀起以抗旱浇麦、追肥为中心的麦田管理热潮。

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五届政协小组讨论侧记
02月28日，在政协礼堂西厅会议室的小组会上，天津市曲艺团的老艺人骆玉笙激动地唱起了京韵大鼓，纵情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率领各族人民抓纲治国大治天下取得的辉煌成就。
当她唱到“喜神州英明领袖继大业，人间伏虎又报捷”时，委员们喜笑颜开，热烈鼓掌。
02月26日，全体政协委员列席五届人大开幕式，听了华国锋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受到很大鼓舞。
委员们兴奋地说：
华主席指出“我国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崭新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是八亿人民的意志、决心和力量，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英明领袖华主席为我们展示出的这一宏伟目标。
1973年从美国回到祖国的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青年教师吴英辅委员，这两天心情格外激动，更加感到我们的国家大有奔头。
他在小组会上说，我的知识是人民给的，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祖国人民。
听了华主席的报告，我的信心更足了。
我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准备在十几年内，在数学研究中的某一个方面搞出新的成就来，为祖国争光，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在体育界小组的会议室里，坐着一位满脸伤疤的委员。
他是刚从医院出来参加这次政协会议的河南安阳滑翔学校训练科副科长何伟钦。
1976年08月的一天，有一个油库失火，何伟钦奋不顾身抢救火灾，受伤后，同志们把他送到医院。
他的三度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四十二。
经过抢救，他脱险了，现在伤口已经痊愈。
就在医生们为他整形时，何伟钦接到了参加五届政协的通知。
他多么高兴，多么激动！
华主席的报告使他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他说，华主席发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只要祖国需要，我还要重上蓝天！
科技界的委员听了华主席的报告更是劲头十足，决心在华主席的领导下，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他们说，中国人是聪明的，人材济济。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不但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且要做到“百万雄师过大江”。
归国华侨徐来自委员说，打倒了“四人帮”，现在搞科研，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放开手大干了。
我要学习陈景润的钻研精神，为实现祖国现代化贡献力量。
地质科学工作者朱效成委员说，我们地质工作者整天在高山野林工作，环境比较艰苦，听了华主席的报告后，看到祖国欣欣向荣，感到很大的鼓舞。
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继续查明我国的地质资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
老科学家张文佑委员等表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自己年纪老了，身体差了，更要抓紧有限的时间，革命加拚命，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以画《三毛流浪记》闻名的老画家张乐平委员，在“四人帮”横行时，因为画了一只公鸡，被打成“黑画人物”，他画的“三毛”也被打成了“小流氓”。
听了华国锋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他的心情十分激动。
他说，粉碎“四人帮”后，我已经画了一百一十多幅揭批“四人帮”的画。
现在我正开始画《三毛学科学》，用来教育儿童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许多高龄老人行动不便，仍然精神饱满地坚持参加小组讨论。
讨论中，在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时，个个喜笑颜开，表示不服老。
他们满怀豪情地说：
“八十不稀奇，七十多来兮，六十小弟弟”，表示要与青年人一起贡献自己的力量。
七十岁的上海第2医学院外科教授兰锡纯委员说，我们要以“八十不老，七十正当年”的精神，焕发革命青春，学习周总理的光辉榜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同大家一起团结战斗，争取看到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年过七十的宗教界人士赵朴初听了华主席的政府工作报告后，深夜赋诗。
今天，他在小组讨论会上放声朗诵他所作的《普天乐》（散曲二首）：
“（一）仰中天普震春雷，遍大地欢呼盛会。
喜一旦妖氛净扫，看八方玉宇腾辉。
英明统帅华主席啊！
令下千军奋一呼，奔前万马功三倍。
红旗舞，东风吹。
狼窝掌，浪翻禾穗；
攀枝花，云涌钢煤；
振金玉，万籁争鸣；
耀山川，千花竞媚；
搏扶摇，两翼雄飞！
（二）喜迎来胜利辉煌，庆渡过狂风恶浪。
翻史页开来继往，展宏图治国抓纲。
英明领袖华主席啊！
听掌声海涌潮来，知八亿人心所向。
承遗志，布新章，雄心激起千寻浪，斗士争攀万仞冈。
集群功，旋转坤乾；
尊法制，振新风尚；
满神州朝气飞扬！”
新华社记者

左图：
叶剑英副主席的报告受到代表们热烈的鼓掌欢迎。

右图：
出席政协第5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的委员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新华社记者摄）

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
上图为大会会场全景。

中菲签署今年贸易换文
新华社马尼拉02月25日电 由中国对外贸易部局长奚业胜率领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同菲律宾贸易部部长助理达凯拉·福纳西尔率领的菲律宾政府贸易代表团经过友好商谈，就进一步发展两国的贸易达成了协议。
双方于02月24日在马尼拉签署了1978年两国贸易的换文。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是19日来到马尼拉参加中菲联合贸易委员会第2次会议的。
代表团25日结束对菲律宾的友好访问，离开马尼拉回国。
访问期间，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贸易部长基亚松、工业部长帕特尔诺分别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并且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基亚松部长和帕特尔诺部长还分别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
24日晚，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柯华为中国代表团访菲举行了宴会。

“人前人”化石
巴基斯坦去年发现了八百万年到一千三百万年前的“人前人”化石。
这项发现意味着人猿与人类间的分化是在一千三百万年前，比以前被普遍接受的分化时间提前了一倍。
这批化石约有八十具，多半是大灵长类动物的上、下颌碎片；
它们是由一个国际性的科学考察队在拉瓦尔品第西南波特尔瓦高原的不毛之地发现的。
一位人类学家说：
“这些早期的标本包括各种较晚的类人动物，其中也包括人类的祖先。”
这批化石是从猿的系统分化到人的“中间种类”，是“前人”——实际既不是类人猿，也不是真正的人类。

同时收看多种节目的电视机
日本最近已试制出能够同时收看多种节目的电视机。
过去，一架电视机只能收看一个电视台的节目，其他电视台的好节目只好放过去。
日本试制的新电视机的屏幕除正常放映节目外，还开辟了十六分之一的画面放映其他电视台节目。
这个小画面是以特殊电路，通过一个彩色显像管放映出来的，它发出的声音可利用耳机收听到。

奇谈怪论
以色列贝京政府采取顽固立场，不仅拒绝拆除、而且继续在它侵占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土地上非法建立“定居点”，日益成为解决中东问题的严重障碍之一。
谁都知道，以色列的所谓“定居点”，实质上是以色列设在它所侵占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和殖民据点。
拒绝拆除“定居点”，也就是拒绝撤出以色列所侵占的全部阿拉伯领土，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恢复自己家园的合法权利，使以色列的领土扩张合法化，并为它今后的侵略扩张安下了“钉子”。
埃及坚决反对以色列要保留“定居点”的无理主张，是完全正确的。
贝京政府举不出任何正当的理由来为它建立“定居点”辩护，只是喋喋不休地强调为了“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有必要保持这些“定居点”。
以色列外交部长达扬竟问：
“要我们归还戈兰高地、西岸、西奈的定居点、沙姆沙伊赫，将来我们的安全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是一种宣扬侵略有理的奇谈怪论。
难道以本国的“安全”为借口，就可以有权肆意侵占别国的领土，践踏别国的主权，威胁别国的独立吗？
这显然是荒唐透顶的逻辑。
以色列正是在这种荒唐的借口下，不断向外扩张，侵占了大片阿拉伯领土，因而受到世界舆论的严正谴责。
今天，贝京政府还以同样的借口，硬要保留和扩大非法建立的“定居点”。
这表明以色列当局还要顽固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只能使它自己继续坐在国际舆论的被告席上。
有侵略，就有反侵略。
以色列侵占阿拉伯领土、践踏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必然促使阿拉伯人民起来坚决斗争，反对以色列的侵略和扩张。
阿拉伯人民的团结战斗，给了以色列扩张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
近年来，以色列的国际处境日益孤立，国内政局不断动荡，财政经济也因为穷兵黩武而急剧恶化。
可以这样说，以色列当局以“安全”为借口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给以色列带来的后果并不是什么安全而是严重的困境。
正是这种困境迫使以色列当局不得不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中东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贝京之流说什么保持“定居点”是为了以色列的“安全”，这种说法正是一种自我讽刺！
要解决中东问题，必须保证阿拉伯国家收复全部被侵占的领土和恢复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
目前，以色列当局表示希望解决中东问题，空谈“一切问题都可以谈判”，实际上至今不仅没有拿出过一点实际行动来，反而用保持“定居点”之类的无理要求，继续推行侵略扩张政策。
贝京之流应该明白，以色列只有改弦易辙，放弃侵略扩张政策，才能和阿拉伯国家和平相处，才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存在于世界上。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孟中友协组织集会欢迎我对外友协代表团
宾主共赞孟中两国人民友谊与日俱增
据新华社达卡03月01日电
孟中友好协会02月28日在达卡拉姆纳公园组织群众集会，欢迎由王炳南率领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
达卡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参加了集会。
孟中友好协会主席米尔扎·吴拉姆·哈菲兹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在叙述了孟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之后说，近两年多来，由于孟中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孟中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他深信两国人民的友谊将与日俱增。
他热情赞扬了中国人民在华国锋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王炳南也在集会上讲了话。
他说，勤劳勇敢的孟加拉国人民有着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荣传统。
近年来，孟加拉国人民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外来侵略的斗争中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说，中国人民将继续坚决支持孟加拉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与孟加拉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是02月28日下午到达达卡对孟加拉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02月28日电
由王炳南率领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结束了对巴基斯坦的友好访问，于02月28日离开卡拉奇前往达卡。
王炳南在离开巴基斯坦之前对记者说：
“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为有象巴基斯坦这样一个伟大国家的诚挚友谊而感到骄傲。”

巴勒斯坦人民抗议以色列扩建“定居点”
埃及外长重申以色列必须完全撤出阿拉伯领土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内阁02月26日在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重申了要扩大和加强西奈十九个定居点以及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三个新定居点的非法决定。
当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位负责人谴责以色列内阁的这一作法是对中东和平努力的严重打击。
同时，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居民示威游行，抗议以色列当局推行的定居点政策。
埃及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卡迈勒02月27日在开罗发表谈话说，埃及政府重申有扩张就不会有和平的坚定立场，以色列的完全撤出是在中东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主要条件之一。

平壤举行纪念“三·一”人民起义报告会
呼吁南朝鲜爱国力量团结起来争取祖国统一
汉城各界人士举行集会要求保障人权
新华社平壤03月01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平壤市劳动人民02月28日举行报告会，纪念“三·一”人民起义五十九周年。
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书记局局长许贞淑作了报告。
她回顾了“三·一”人民起义的过程，并指出这次起义的意义后说，朝鲜所以未能获得统一，并继续处于分裂的状态，完全是由于一小撮南朝鲜事大卖国势力和扶植这股势力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分裂阴谋活动的缘故。
朴正熙傀儡集团完全践踏了反映全体同胞一致愿望的南北联合声明，干着各种穷凶极恶的阴谋活动。
她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朝鲜人民强烈谴责国内外分裂主义者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并认为这种行径是对朝鲜人民的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对民族尊严和自主权利的粗暴践踏。
许贞淑说，美国统治阶层必须正视朝鲜人民争取结束分裂、实现统一的坚定意志，放弃制造“两个朝鲜”的政策，按照联合国决议和已经作出的许诺，毫不拖延地、完全地从南朝鲜撤走一切美军和核武器等大规模的杀人武器。
她呼吁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和各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勇敢地投入全民族的斗争，粉碎国内外分裂主义者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消除新战争危险，扫除朴正熙傀儡集团，实现国家的自主和平统一。
朝鲜《劳动新闻》03月01日为纪念“三·一”人民起义五十九周年发表社论，号召北方和南方的爱国力量团结起来，消除分裂障碍，打开统一的大门。
新华社平壤02月24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南朝鲜工人、学生、宗教界人士和一些与发表《民主救国宣言》有关的人士等四百多人，02月17日在汉城集会，要求保障人权。
集会上，宣读了南朝鲜前“总统”尹谱善和民主人士金大中等给美国总统卡特的公开信。
这封信就美国政府02月09日发表的《关于韩国人权状况的报告书》提出了抗议，指出这个《报告书》歪曲了南朝鲜的人权问题，掩盖了朴正熙集团践踏人权和扼杀民主的事实。
公开信说，南朝鲜的人权要得到保障，就必须解决下列八个问题：
一、解除紧急措施；
二、全部释放被非法拘捕的人士；
三、恢复被开除的大学生的学籍，恢复被解聘的教授和记者的工作；
四、保障言论、学校和信仰的自由；
五、停止中央情报部对人民的监视；
六、停止使南朝鲜变成兵营的“新村运动”和“民间防卫”活动；
七、劳动者和农民行使自决权；
八、废除“维新宪法”。

最年轻的一颗新星
美国基特峰国立天文台不久前发现一颗新星，经测定，其年龄在二千至三千年之间。
这家天文台宣布：
“它是我们迄今所测定的星体中年纪最轻的。”
1966年，这颗星存在的方位被确定有一个红外光源。
据认为，红外光发源于新星。
基特峰天文台的科学家们用一种红外分光计对这颗星的红外光作了分析。
这颗星可能比太阳重二十倍，直径可能达二亿英里。
这颗星以它的发现者的名字命名，叫贝克林—诺伊格鲍尔星。
它部分地被猎户星座外浓厚的星际云所遮住，距离地球一千五百光年。
在这颗新星的附近有四个比较小的物体，可能是“原恒星”，也可能是正在聚结的气体尘埃云。

柬埔寨广大工人努力生产支援农业
波尔布特书记赞颂柬埔寨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亲密关系
新华社北京02月25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广大工人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生产，支援农业。
金边农具厂为了满足农村需要，制造了抽水机、碾米机、打谷机、肥料粉碎机等农业机械，运往全国各地。
金边碾米机厂的工人就地取材，办起冶铁炉，自己动手修理和安装铣床、磨床等机器设备，制造大中小型碾米机。
这个厂制造的小型碾米机，便于农村流动使用，深受农民欢迎。
金边拖拉机拖车装配厂工人把伐木、锯木、拖车安装等工序紧密联接起来，又快又好地生产拖车。
目前，工人们制造三种吨量的拖车，在各地运输线上发挥作用。
西南大区根帅县的铁器作坊，东部大区磅略白县的木器作坊的工人们夜以继日地生产犁、耙、抽水机以及锄头、镰刀等小农具，以满足当地农业合作社农忙季节的急需。
新华社平壤02月26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02月18日指出，朝鲜劳动党和柬埔寨共产党是亲密的战友，两党的政治立场具有完全一致的基础。
波尔布特书记是在朝鲜驻民主柬埔寨大使金恩焕举行的宴会上讲这番话的。
这次宴会是为祝贺他率领的柬埔寨党政代表团去年10月访朝成功而举行的。
柬埔寨党政领导人农谢、英萨利、温威等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波尔布特书记在讲话中说，柬埔寨党政代表团对朝鲜的访问是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访问期间举行的会谈所取得的圆满成果表明，柬朝两党的政治立场具有共同的基础。
他深切感谢金日成主席从柬埔寨人民民族解放战争以来对柬埔寨党和人民的斗争所给予的一贯积极支持。
波尔布特书记说，柬埔寨共产党、政府和人民将永远站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而斗争的朝鲜劳动党、政府和人民一边。
不久前，金日成主席向波尔布特书记赠送了柬埔寨党政代表团1977年10月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纪录影片。
02月18日，波尔布特书记以及农谢、英萨利、温威等柬埔寨党政领导人观看了这部影片。
（附图片）
守卫在磅逊港的柬埔寨革命军女战士，警惕地保卫着祖国的海疆。
　新华社记者摄

海牛除草
圭亚那不久之前利用海牛防除水生杂草的经验，引起了国际重视。
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发展中国家里，随着水坝和灌溉网建设的日益扩大，杂草蔓生日益成为威胁。
水生杂草能阻碍水力发电，堵塞河道和水渠，妨碍航行，引起水灾和传染病蔓延。
有一种水生风信子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河湖渠道蔓生成灾。
使用机械和化学方法除草，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有的除莠剂还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圭亚那近二十年利用一百头海牛清除运河和池塘的杂草，取得了有益经验。
据专家意见，两头中等的海牛在十七个星期之内能把长一千五百米、宽七米的水道清除干净。
例如，要清除圭亚那西部一条小小的运河的水草，每年需要花费七百五十美元，而利用海牛就可节省这笔钱了。
海牛不是鱼，是一种哺乳动物。
它们只吃植物，但只能在热带的水中生活。
（据新华社）

生锈的钢筋有更大的拉力
钢条锈到什么程度才不能用作混凝土里的钢筋呢？
对这个问题相当令人惊异的回答是：
在合理的范围内，钢筋越锈越好。
英国建筑工业研究和情报协会收集了二百七十件钢筋样品，对它们的生锈程度加以分级，然后送到一个研究和试制所进行试验。
试验包括把钢条放在一百五十毫米混凝土立方体里接受牵引，在试验过程中出现了令人惊异的结果。
原来估计，钢条锈度中等会改善结合力和性能，超过极限，会发生断裂。
但是，结果却发现钢条越锈，结合力越强，唯一例外是铁锈已经剥落、松散，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以致影响了钢条的净粗度。
更有意义的是，在试验中，用刷子刷过的锈钢条拉力是最差的。
但是，对于要油漆的钢条，这种作法是不适用的。

老挝领导人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万象03月01日电
老挝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坎代·西潘敦，最高人民议会副主席坎苏·高拉，政府顾问梭发那·富马，最近分别接见了中国驻老挝大使徐晃。
接见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在咄咄逼人的扩张面前
一个时期以来，苏联在日本周围和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充军事实力，加紧炫耀武力。
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日本各界人士要求提高警惕，加强防卫力量的议论多起来了。
日本关西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一位负责人在关西财界讨论会的“基调演说”中指出：
对于防务问题，“从来很少正面议论，这已成为国民的禁忌。
但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已经到了应该认真提出讨论的时候了”。
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也说，日本拥有“保卫领土、领海和排除突然发生的不正当侵略的防卫战斗力是必要的”。
02月15日，由“日经联”、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会、安保调查会、政调会负责人和一些大学教授、评论家等十五人发起，在东京成立一个“日本安全保障研究中心”，负责组织关于防务和安全保障方面的研究工作。
“日本安全保障研究中心”在它的成立宗旨里写道：
“七十年代，围绕着日本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苏联远东军事力量在着实地增强”，迫使日本“要从根本上重新研究其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
据日本自卫队海上幕僚监部的调查，到去年07月为止的一年间，以海参崴为主要基地的苏联远东海军中的核潜艇已经由四十艘增加到五十艘。
海军兵力计有巡洋舰十艘、驱逐舰八十艘、潜艇一百二十五艘，加上其它舰只共七百五十艘，一百二十万吨。
以后又增加了导弹巡洋舰一艘、导弹驱逐舰二艘。
日本防卫厅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舰艇的导弹化和核潜艇的增强”。
01月23日飞近日本能登半岛的苏联远东海军所属的图—16型轰炸机，携带着最新式的AS—6型导弹。
这种导弹可以装上比广岛型原子弹威力大十倍的核弹头。
外交评论家法眼晋作指出：
“苏联的潜艇不断地出没在日本近海，苏联军用飞机频繁飞过日本领空”，“这些事，使绝大多数的日本人认识了苏联是怎样一个国家”。
日本舆论认为，在国家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日本作为独立国家要求拥有必要的防卫力量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最近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却对日本方面为捍卫自己国家主权而提出的要求横加指责，说什么苏联要采取“对应措施”等等，极尽诋毁和恐吓之能事。
不少日本朋友指出：
苏联的海军舰只常年在日本近海游弋，苏联的飞机不时到日本上空盘旋，并且用各种侦察手段盯着日本。
难道只许超级大国任意向外扩张，威胁别国的安全，而受到威胁的国家就只能容忍、退让？
这是赤裸裸的“只许州官放火”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逻辑。
法眼晋作说：
“尽管苏联武装到了牙齿，但现已经不是可以随意炫耀武力进攻别人的时代了”。
苏联扬言要采取什么“对应措施”，那当然要比人们现在已经领教过的，比如军事威胁、抓渔民、扣渔船、罚重款等类更嚣张。
但是，正如一位新闻界人士所表示的那样：
“但愿苏联采取更过分的措施。
家庭主妇们从厨房里不能烹鱼认识到是苏联干了坏事，孩子们从饭桌上吃不到鱼认识到是苏联干了坏事。
如果苏联再加码，那就会使更多的日本人进一步提高认识，准备为保卫祖国的独立和安全付出更大的代价。”
日本人民正在觉醒，逐步看清苏联霸权主义给日本造成的严重威胁，认识到不能走屈从苏联的道路，只有加强自己的防卫力量，才能对付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
本报记者　聂长林

对抗超级大国激烈争夺抵制超级大国经济渗透
非洲和西欧国家联合反霸趋势不断增强
新华社北京02月25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近几年来，在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非洲的形势下，许多非洲国家争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同西欧国家的联系与合作，促进了第3世界和第2世界联合反霸的共同事业。
许多非洲国家越来越认识到非—欧联合的重要意义。
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多次强调“欧非合作”的必要性。
在1977年举行的第4次法非首脑会议上，他积极推动法—非合作，共同反对外来势力对非洲的干涉。
加蓬政府主张西欧尤其是法国同非洲协调行动，来联合抵御苏联的侵略扩张。
象牙海岸总统乌弗埃—博瓦尼也曾多次表示，为了防止苏联切断非洲对西欧国家的原料供应和造成非洲的经济混乱，欧洲应该同非洲发展经济合作。
最近在苏联加剧非洲之角紧张局势后，索马里总统西亚德一再呼吁欧洲同非洲的合作。
为了进一步加强非欧合作关系，不少非洲国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实际步骤。
它们通过领导人的互访、各种类型的双边或多边接触，同一些西欧国家协调彼此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据报道，自1976年以来，约有三十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访问了法国。
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执政以来，出访了扎伊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及、塞内加尔等近十个非洲国家。
一些非洲国家还通过法非首脑会议，推动加强法非合作。
非洲国家同西德等其他西欧国家的往来也在逐渐增多。
今年以来，就有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加蓬、埃及、扎伊尔等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访问了法国、西德、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等西欧国家。
这些会晤和接触，使非欧联合反霸的趋势不断增强。
1976年第3次法非首脑会议积极主张非欧合作，并且明确宣布：
不让外国干涉非洲事务，以维护这个大陆的和平。
在去年第4次法非首脑会议期间，与会国酝酿了法非联合防御的问题。
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曾经表示，一旦这些非洲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法国将在已经同意作出保证的范围内表示它的声援”。
在加蓬总统邦戈今年01月访问西德时双方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指出：
非洲的问题应由非洲人自己解决，反对外来干涉。
西德外长根舍曾经表示：
“我们坚决反对通过外部的强权政治在非洲建立新的依从关系的企图。”
去年，当扎伊尔遭到苏联策动的雇佣军入侵时，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外长发表声明，表示：
“反对任何国家企图在非洲建立势力范围的任何行动”。
法国、比利时、西德等西欧国家在非洲国家的推动和要求下，还向扎伊尔提供了军事、后勤等方面的援助。
这些行动得到了非洲和西欧各国舆论的赞赏。
目前，苏联在非洲之角越来越疯狂的扩张活动，激起了许多欧洲国家的不满和反对。
今年02月14日举行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外长会议，对非洲之角的局势表示“特别关注”。
与会者一致认为，非洲的问题应当排除外来势力的影响，由非洲国家自己去解决，并且支持非洲统一组织为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努力。
为了抵制和摆脱超级大国的经济渗透和控制，非洲国家在维护本国的独立、主权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加强了同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
特别是近两年，非洲国家同法国、西德、英国、比利时、瑞士、瑞典、荷兰、挪威、丹麦等国的贸易、经济往来，都有很大的发展。
据报道，1976年法语非洲国家从法国获得的援助达三十一亿法郎，比1972年增加了十亿法郎。
同时，法国从非洲进口了它所需要的几乎全部铀、钴、锰、花生油、咖啡等物资。
一些非洲国家通过经济、技术、文化等协定，取得了西德在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援助。
西德也从非洲进口了大量工业原料。
非洲国家还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了各种经济合作协定，有力地促进了非欧经济关系的发展。
非洲国家在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时清醒地看到，西欧国家中有的是它们的前宗主国，有的至今还在某些非洲国家维持着不平等的既得利益，因此同这些国家建立平等互利关系必然要经过斗争。
一些法语非洲国家在改善和加强同法国的关系中，通过修改它们独立初期同法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协定，取消了法国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一些特权，从而为法非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四十六个发展中国家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洛美协定后，正逐步改善上述有关国家的贸易条件，加强了非洲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合作。
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斗争中，由于非洲国家的努力争取，一些西欧、北欧等第2世界国家作出了一些有利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
非洲和西欧国家之间尽管存在着一些矛盾和斗争，但是在超级大国日益严重的威胁面前，它们之间的关系必将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进一步向前发展。

来自哪边
莫斯科知识出版社出版小册子，历数美国建立了多么庞大的战争机器，骂它是一支“危险力量”，“是对和平的实际威胁”。
这一切当然是事实，可是，作者怎么不拿同样的镜子照一照自己呢？
事实是，苏联战争机器的庞大比美国有过之无不及，它的现役武装部队总人数等于美国的两倍，它派驻东欧的兵员就超过美国在世界各地驻军的总和。
这该怎么说呢？
小册子指责美国的战争机器是“来自右边的危险”，那么，苏联的战争机器又是来自哪边的危险呢？
莫斯科当然会说根本不是什么危险，而且是“左”的、“红”的”、“社会主义”的……，但算了吧！
还能有比它右得再右，危险得再危险的吗？！

瑞典政府抗议苏联核潜艇进驻波罗的海
《每日新闻》讽刺说：
“核潜艇却不是和平的象征”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03月01日电
据瑞典报纸报道，瑞典外交部国务秘书莱夫·莱夫兰德02月28日召见苏联驻瑞典大使雅科夫列夫，就苏联六艘载有核武器的潜艇进驻波罗的海严重威胁瑞典安全一事，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
莱夫兰德指出，瑞典政府对于超级大国把核武器部署在越来越接近瑞典的地方甚为不满和不安，瑞典不希望在其周围地区出现核武器。
瑞典《每日新闻》03月01日就这件事发表短评说，对于苏联在靠近瑞典的地方设置核武器，“瑞典有一切理由作出反应”。
短评指出，勃列日涅夫鼓吹“缓和”与“和平”，但是，“核潜艇却不是和平的象征”。

自我解嘲
苏联单方面公布日苏条约草案，引起日本政府和舆论界的指责和反对，其中有的评论提得十分尖锐。
但塔斯社不敢正视这一不利的反应，竟摘引日本报纸的某些不触及要害的片言只语，企图把苏联草案说成似乎颇得日本许多报纸肯定性的评价。
这是为自己的狼狈处境解嘲的可笑手法。
只举一例而言，塔斯社乐于摘引的日本一家报纸的言论，就不是对苏联草案那么有利的反应。
相反地，这家报纸发表的社论的题目，却是《不能接受的“睦邻条约”草案》，并指出：
日本“国民中的绝大多数不赞成这一条约草案的内容，并肯定是支持对这一草案表示‘不值得研讨’的政府的态度的”。

苏美加紧进行空间武器竞赛
编者按：
苏美一再宣称，要“互相克制”，“遏止军备竞赛”。
但事实是，苏美为了争霸全球，压倒对方，不仅并未“克制”，而且一刻也没有“遏止军备竞赛”。
在这方面，苏联尤其咄咄逼人，劲头更足。
《纽约时报》01月30日发表一篇文章，谈到了美苏进行空间武器竞赛的情况，现摘要转载如下：
正当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苏联和美国的航天员飞向月球并在轨道上相遇握手的情景时，一个没有那么大事宣传的但是比较重要的竞赛——在空间武器方面的竞赛——正在加速进行。
俄国人还发展了截击卫星，试验了轨道轰击工具并且据信正在试验空间莱塞武器。
美国官员们担心，这种截击卫星能够摧毁五角大楼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舰只、飞机、潜艇、导弹发射井以及地面部队进行联系并向它们发布命令的能力。
俄国人在过去十年里至少发射了三十一颗这样的卫星：
不是作为截击卫星，就是作为他们的反卫星武器试验的靶子。
在上个月进行最近一次试验时用的是宇宙—967和宇宙—970。
十年前第1次在轨道上试验了截击卫星用宇宙—248炸掉宇宙—249和宇宙—252。
从这以后，成功地进行了十五次这样的试验。
不管是在海洋扫描雷达还是截击卫星方面美国都没有相应的系统，这个事实突出表明美国军事航天活动的下降。
但是美国已经加强研究和发展工作，以期赶上甚至超过苏联在截击卫星和海洋扫描卫星方面的领先地位。
它投入了几十亿美元来建造更为先进的截击卫星和莱塞武器。
美苏这些系统表明，空间总有一天会成为战场的可能性在增长。

苏联“国际主义义务”的新注解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联《真理报》不久前发表述评，在谈到苏联大规模军事干涉非洲之角时竟说，这是苏联“提供果敢的援助”和“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以“争取最复杂的国际问题能够得到公正的解决”。
新沙皇对别国进行军事干预，远非今日始。
但是，这次它在非洲之角的军事卷入，却又以新的行动，为它自己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作了新的注解，因此，应予新的剖析。
当年，苏联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驱使雇佣军武装干涉安哥拉，大都是利用一国内部的矛盾；
这次，不同往常，却是明火执仗地利用两个非洲国家之间历史遗留下的争端，先向一方、后向另一方“提供果敢的援助”，出钱出枪出人，来“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的，这是一个不同点。
从去年11月下旬到现在，苏联出动二百多架飞机和大批军舰，从空中和海上，进行跨洲际的远距离运输，先后运入非洲之角价值约十亿美元的现代化杀人武器和军事装备，时间之短，规模之大，动作之快，在苏联向别国提供军“援”上，堪称“果敢”，在“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上也是惊人之举，这应是又一个不同点。
苏联军事干涉非洲国家也非首次，但它的军事顾问在策划和指挥欧加登战争中，却比以往干得更“出色”，更“精于此道”；
其中原因之一，据西方报刊分析，是因为数以千计的苏联军事顾问中，不少人是去年11月间被索马里政府驱逐后，又趁机进入另一国的。
西德《明镜》周刊就指出，这些曾负责向索马里提供军“援”的顾问，“他们完全知道索马里人拥有武器库的地方，以及这些游牧民族军人能够使用武器的好坏情况。
他们的索马里专用地图由于他们五年之久的驻扎肯定比索马里人自己的地图要好”。
由此可见，苏联顾问们真可谓“知己知彼”，确实可以大显身手，采取“果敢”的军事行动了！
看一看苏联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人们对它的“国际主义义务”会有新的理解。
但光这一点还不够，还须从中分析一下苏联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
不少人曾提过此类疑问：
一向精于权衡得失的苏联，这次为什么不计工本，投放如此巨大的军事冒险赌注？
难道一个欧加登地方值得如此调兵遣将、出动如此之多的现代化飞机和坦克？
难道真是为了非洲之角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的利益而必须使用大规模杀人武器？
难道苏联自己相信用飞机大炮能使两国争端“得到公正的解决”？
显然不是！
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苏联另有图谋。
其实，只要翻开非洲之角地图，就不难看到：
苏联如能在欧加登站住脚，而后向东方挪动一步，印度洋的良港伯贝拉、吉布提就垂手可得。
那时，苏联既可以扼红海门户，控欧亚非海运要冲，卡西欧石油通道，又可进而威胁苏丹、埃及，控制整个海湾和中东石油产地，以达到它争霸欧洲的目的。
这才是苏联军事行动的奥秘所在。
还须指出，苏联在这次行动中还打了一个如意算盘，这就是它一方面唆使古巴出兵非洲之角，为它火中取栗，另方面，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进一步渗入古巴，这也算是苏联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另一个收获吧！
但是，苏联还是且慢高兴吧。
你们用枪炮和别人的鲜血来推行“国际主义义务”，这事实本身揭破了你们的一切宣传。
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从惨痛的历史教训和现实生活中看得清楚，苏联提供的“援助”和它奉行的“国际主义义务”背后隐藏着见不得人的东西。

英国《泰晤士报》论中子弹
编者按：
苏联竭力反对西方生产中子弹，企图阻止这一新武器的使用。
几天前，勃列日涅夫又向美国施加压力，说“除非放弃生产这种武器，否则就只能在杀人武器竞赛方面出现一个新的质的飞跃”。
其实，这是一箭双雕的手法，不仅借以宣扬苏联热衷于“裁军”、“缓和”的鬼话，而且为了达到削弱对方、夺取核优势的目的。
英国《泰晤士报》02月23日发表的题为《中子弹》的社论，对此作了一些揭露，现摘要转载如下：
中子弹的确是一种非常令人讨嫌的武器。
可以给它起个略为令人放心的名称，如冲击波弱的武器，或者更常说的，辐射性强的武器，但是，不管哪一个名字，它仍然是一种可怕的武器。
它是用辐射线造成死伤的。
这就是说，它的爆炸可以使在大约五百米至一千米范围内的人慢慢死去，而更远范围内的人则可能受到一些非常讨厌的永久性损害。
在战场上，它可以使士兵的脑子受伤，而身体仍然完好，可以操纵武器，接着慢慢死去。
要部署这种武器，必须加以周密的考虑，并适当重视它在任何一个有着普通人类感情的人的心中引起的反感。
但也不能完全根据反感而把它拒绝。
这是一个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
有一个方面是不应加以考虑的，或者至少不应按其表面价值考虑，这就是苏联对这种武器掀起的一场宣传攻势。
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们在这个问题上打出道德的招牌，把自己装扮得好象深为关心拯救人类与和平免受美国这个新威胁的影响。
一些容易受骗的人已经上当了。
实际情况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资格以道德相标榜。
他们正在忙于部署SS—20导弹，各有三枚分导弹头瞄准西欧。
这些导弹造成的损害和杀死的人数比部署相应的中子弹头要多得多。
俄国人还在准备搞化学战和细菌战，这同辐射线是同样可怕的和不道德的。
他们搞这场运动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对人类的未来最敏感或更关心的人。
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看到他们在坦克方面在欧洲拥有的巨大优势（以大约三与一之比超过北约）有可能由于西方把常规武器方面的新技术同可能部署的中子弹结合起来而予以抵消。
因为中子弹的军事价值是，它通过杀死坦克里的人来遏制坦克的前进。
对付俄国人在演习中试验过的那种密集的坦克进攻，它尤为有效。
它不用冲击波来摧毁整个环境，也不致于由于长期的辐射而使广大地区成为不毛之地。
因此，在某些方面，它比已经部署的战术核武器的破坏力和杀伤力要小一些。
如果爆发战争，决定使用中子弹将比决定其它类型的战术核武器容易一些，因为中子弹命中率更高，而破坏力较小，使整个冲突进一步发展到全面核战争可能性也略小一些。
因此，全面衡量，辩论来辩论去，还是以搞中子弹为好。
它不应取代防御坦克的常规武器，特别是最现代化的常规武器，因为中子弹毕竟仍然是核武器。
有更多的代替它的手段，那就更好。
不过，它同其它核武器没有什么区别，不属于特殊类型。
在某些方面，它是更好的威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