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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主席同舍费尔副主席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华主席说，自从铁托总统去年访问中国以来，中南关系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其他方面进入了一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新阶段。
我们相信，中南关系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新华社二月二十二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在会见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贝里斯拉夫·舍费尔博士时说：自从铁托总统去年访问中国以来，中南关系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其他方面进入了一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新阶段。
我们相信，中南关系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会见时，华主席对舍费尔副主席和夫人以及由舍费尔副主席率领的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我国表示热烈欢迎。
华主席同舍费尔副主席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华主席请舍费尔副主席转达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及他本人对铁托总统、南斯拉夫党政其他领导同志和南斯拉夫人民的良好祝愿。
舍费尔副主席说，铁托总统希望华主席早日访问南斯拉夫。
他满意地谈到南中关系的发展。
他说：我们两国关系的确在短时间内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会见和谈话时在场的有：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德鲁洛维奇，南中贸易混合委员会主席菲科普·巴比奇，南斯拉夫外交部大使博罗·拉法伊洛夫斯基；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外经部副部长石林，一机部副部长项南等。
华主席同舍费尔副主席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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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二月二十二月讯 富有浓厚民族风格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今天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正式展出之前，参观了展览，并且题了词：“发展我国的工艺美术产品”。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方毅、余秋里、耿飚、陈慕华、王震、谷牧、胡厥文，也在正式展出前，观看了展览。
这次展览是我国工艺美术事业的一次大检阅。
展览会上共展出一万多件工艺美术作品，分别陈列在工艺画、雕刻、织绣、编织、玻璃陶瓷、金属工艺和漆器、民间工艺、灯彩和家具八个展览大厅。
这些作品题材丰富，技艺精巧，充分显示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工艺美术事业在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又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灿烂的春天。
展览会上有许多精致的工艺美术作品，热情歌颂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步入展览馆圆厅，大型苏绣《你办事，我放心》展现在观众的面前，作品战功地绣出了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的光辉形象，以亲切、真挚的艺术感染力，吸引着观众。
绒绣《敬爱的周总理》，显示了周总理为革命日夜操劳，泰然自若的神情和刚毅崇高的形象，唤起了观众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
发绣《周总理的睡衣》，蜀绣《朱总司令在前线》等作品，都倾注了广大工艺美术工作者对老一辈革命家无限崇敬的感情。
气势磅礴、欣欣向荣的现实题材作品，如艺术挂毯《井冈山》、水胆玛瑙《韶山全景》、珠绣《天安门节日之夜》、贝雕画《沸腾的钢都》等等，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生动地描绘了祖国壮丽的大好河山。
我国技艺高超的以传统题材为内容的工艺美术品，历来受到国内外广大爱好者热烈欢迎，在“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遭到了严重摧残，今天又恢复发展起来了。
走进金属工艺品馆，可以看见造型优美的《龙船》和《麒麟送宝》。
在其它馆里还有牙雕《白蛇传》，绢人《穆桂英挂帅》，瓷塑《蔡文姬》，泥塑《戏剧脸谱》等等。
在东侧大厅里，还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达·芬奇的世界名画《蒙娜丽莎》，绣成了我国的绒绣作品，展现在观众的面前。
在展览馆大厅里，还可以看到许多用新工艺、新材料制作的新作品。
这些丰富多彩的工艺品，把整个展览馆点缀得繁花似锦，美不胜收，大有“春色满园关不住”的气氛。
这次展览是由轻工业部、对外贸易部和商业部联合举办的。
展览会负责同志对记者说，我国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技艺精湛，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
“四人帮”把工艺美术品的出口诬蔑为“出卖社会主义”，把传统题材的作品诬蔑为“复古、倒退”等等，搞乱了工艺美术界的思想，给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举办这次展览会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批判“四人帮”，澄清路线是非，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和周总理、华主席对工艺美术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使我国的工艺美术事业进一步繁荣起来。
这次全国工艺美术展览预定在北京展出四个月。
作者：覃作彬/何益军/叶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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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的重要一年，第一步该怎么迈？
广州部队某部的做法是：从抓好各级党委和机关的建设入手，从整顿抓起。
今年年初，他们集中二十五天至一个月的时间，普遍进行了团以上党委和机关的思想作风整顿，澄清了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些路线是非问题，使一些“软、懒、散”的班子初步改变了面貌。
这个部队的党委首先重温了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回顾了这样一段经历：去年十一月，党委书记和一名常委带领工作组，对所属的某部党委和机关进行了四十天的整顿，使这个部队的党委和机关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部队建设迈出了新步伐。
联系这个事例，他们认真分析了整个部队的现状，感到未经认真整顿的一些领导班子，还存在着“软、懒、散”的现象，它是部队建设大干快上的障碍。
抓纲治军，拨乱反正，必须首先从班子抓起。
只要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就能够把整顿搞好。
于是，他们召开了团以上党委书记会议，统一认识后，就集中时间，集中人员，集中精力，展开了整顿工作。
在整顿中，部队党委始终强调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肃清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反对一般化地摆些事例，不痛不痒地作几句检讨的走过场现象。
他们要求各级党委，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抓住能够反映党委、机关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典型事例，进行解剖分析，把功夫下在分清路线是非上。
某团党委有些成员相互之间闹矛盾，过去解决不了。
这次他们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通过批判“四人帮”拉山头搞宗派的罪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分清了是非，在小事上求得了谅解，互相谈心交心，消除了隔阂，增强了团结。
在整顿中，这个部队党委要求所属各级党委、机关在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某团党委在“四人帮”影响下，集体领导受到削弱，影响了党委的战斗力。
在整顿中，他们联系现状作了认真分析，党委书记从中看到了自己在坚持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存在的缺点，划清了大胆负责与个人说了算的界限；
副书记从自己有时执行党委决议不坚决的问题，看到了自己党性观念不强，划清了向组织反映工作中的意见与执行决议讲价钱的界限；
其他委员也从中看到自己有时缺乏全局观念，划清了党委分工负责制与分工分家的界限。
是非清，团结紧。
经过认真整顿，这个团党委较好地克服了班子“散”的问题。
许多同志反映，这样联系思想实际搞整顿，教育深，触动大，觉悟提高快。
（覃作彬、何益军、叶穗）
作者：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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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指示精神，通过剥去“四人帮”的“左派”伪装，进一步暴露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是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什么说“四人帮”是假左真右？
这种假左真右和极“左”思潮是什么关系？
“左”是不是比右好？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这一步工作做好了，对于分清路线是非，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推动各条战线的大跃进，都会产生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左、极“左”和“四人帮”的假左真右
左，指的是一种政治态度，是相对中间、右而言的。
左派，即革命派，是同中间派、右派相比较而存在的。
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左派革命坚决，右派反革命坚决，那在左右之间动摇不定的，则称中间派。
带引号的“左”，即“左”倾，也称极“左”。
“左”倾同右倾一样，是革命队伍里的一种错误倾向。
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其基本特征，是害了急性病、幼稚病，不顾主客观条件，不区别矛盾的性质，蛮干一气。
正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的：“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产生这种“左”倾错误的阶级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脱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其认识根源则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
“左”倾的错误，如不及时纠正，任其发展泛滥，特别是如果形成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对革命事业危害是很大的。
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吃过几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大亏。
极“左”，作为一种思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当然，犯“左”的错误的大多数，只要经过教育，促使他们在思想上彻底认识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错误的办法，本人又不坚持错误，是可以改过来的。
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一些人，开始只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做了一些错事，后来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在修正主义路线上越滑越远，终于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那么，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能不能改呢？
斗争的实践证明，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什么是假左真右呢？
就是披着“左派”外衣搞极右。
林彪、“四人帮”就是这种典型。
他们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但在表现形式上，有时却以极“左”的面貌出现。
他们明明是右得不能再右，却要装扮成左得不能再左。
他们不仅一般地讲些马列主义的词句，喊些革命的口号，来欺骗人，而且常常从极“左”方面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和革命的口号加以歪曲，以适应自己反革命的需要，大干破坏革命的勾当。
这种假左真右，表面上同“左”有相似之处，实际上是极右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林彪、“四人帮”这些隐藏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既要反革命，又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慑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的强大威力。
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观欲望同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特别是在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后，广大群众对右的机会主义的识别力提高了，警惕性增强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赤裸裸地用右的面貌出现，那就很容易被识破，被抓住。
于是他们就巧妙地打扮一番，常常装成比别人更革命的样子，大搞极“左”，以为这样既能达到反革命的目的，又可掩盖自己反革命的嘴脸。
这种假革命的反革命，也就是反革命两面派，欺骗性最大，对革命的危害也最烈，是无产阶级的死敌，党的死敌，人民的死敌。
“四人帮”以假左面目扇动利用极“左”思潮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出现过一股极“左”思潮，这是林彪、“四人帮”蓄意扇动起来的。
林彪、“四人帮”为要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一切牛鬼蛇神、社会渣滓都要收罗起来，各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甚至连封建阶级的思想统统要加以利用，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因为他们是以“左派”伪装出现的、以搞极“左”的办法作为破坏革命的重要手段的反革命分子，所以特别看中了极“左”思想，认为是他们更适合利用的宝贝。
他们拚命扇动极“左”思潮，扇动和利用一些群众特别是一些缺乏政治经验的天真烂漫的青年的过火行为，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这是林彪、“四人帮”极其阴险毒辣的一种手法。
本来，在一场大的革命运动中，群众里面会有右的思想，也会有“左”的思想，这都不奇怪。
只要革命的政党加以重视，善于引导，是不难克服的。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高瞻远瞩，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指示我们，既要防止和克服右的思想，也要防止和克服“左”的思想。
还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在那著名的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中，一方面热烈支持他们对反动派造反，同时又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
在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毛主席又强调指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敬爱的周总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方面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又坚决地热情地保护革命干部包括犯了错误而不应该打倒的干部；
一方面坚定地支持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同志的革命精神，同时又从爱护的观点出发，严肃而又耐心地教育他们注意克服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可是，林彪和“四人帮”却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唯恐无产阶级的天下不乱，到处扇风点火，扇动极“左”思潮，扇动无政府主义。
他们常用的反革命策略是：毛主席、党中央每提出一个革命口号，作出一个战略部署，他们马上接过去，装出一副跟得最紧、执行最坚决的姿态，然后加以篡改，变成种种极“左”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利用手中控制的宣传工具，大造舆论，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引诱人们跟着他们去另搞一套，以便浑水摸鱼，在“革命”的幌子下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下面我们举点事实来看看吧。
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很快以文化大革命“旗手”的姿态出现，从极“左”的方面歪曲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什么文化大革命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是“批干运动”，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改朝换代”，鼓吹“否定一切”，“砸烂一切”。
如果真的按他们这一套去“革命”，结果只能是改了社会主义的“朝”，换成资本主义的“代”，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垮台。
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要大搞群众运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他们便从极“左”的方面把群众运动和党的领导分割开来，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扇动“踢开党委闹革命”，进而“打倒党委闹革命”，进而连共产党本身也要彻底否定，用群众组织取而代之，等等。
共产党的领导都不要了，都要反了，这是哪一个阶级的“革命”，又是革谁的命，还不清楚吗？
毛主席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四人帮”马上接过这个革命的口号，一方面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荒谬地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鼓动层层揪“民主派”、“走资派”，疯狂地迫害革命干部；
另一方面，用“阶级斗争”来否定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性，鼓吹什么“乱一点有生气”，“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农主义的苗”等等。
按照他们那种“斗”法，结果是越斗，坏人越高兴，资本主义越泛滥，歪风邪气上升，生产下降、倒退。
毛主席号召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四人帮”也加以歪曲、利用。
他们打起“继续革命”的招牌，把马列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来批，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来批。
叛徒江青走到哪里都是口口声声“我是同修正主义斗争来了”。
结果怎样呢？
按照他们那种“批”法，只会是越“批”越修，越“批”，社会主义越臭，资本主义越香。
总之，林彪、“四人帮”代表的是国内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散布各种极“左”的口号，都是为了实现其极右的反革命的政治纲领，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而整个地推翻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整风运动。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行批判的时候，很自然地要揭露和剥掉林彪“左派”的外衣，并且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四人帮”故意扇动起来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肃流毒，分是非，划界限。
这个批判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政治觉悟，促进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贯彻落实，增强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
同林彪是一丘之貉的“四人帮”，凭着他们反革命的灵敏嗅觉，感到大事不好了。
照这样批下去，他们自己的狐狸尾巴就藏不住了，“左派”的外衣就要被撕破，极右派的原形就要暴露了。
于是，就倾巢出动，大打棍子，大扣帽子，这也不准批，那也批不得，什么“转移斗争大方向”呀，“矛头指向群众”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呀，等等，硬是要把批林运动打下去。
谁要是再敢说个“左”字，那就简直是大逆不道。
可是，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总觉得“四人帮”讲的那一通是歪理，是在玩弄假批林、真保林的把戏。
而“四人帮”却自以为得计，不仅把林彪的一套继承下来，而且恶性地发展了。
党的十大以后，他们更加利令智昏，一次又一次地扇动利用极“左”思潮，另搞一套，向无产阶级进攻。
但是，真理必胜，假左终究掩盖不住真右。
极“左”搞得越荒谬，极右面目也就暴露得越彻底。
“四人帮”疯狂反党之日，也就是他们彻底垮台之时，他们终究落得了和林彪反党集团同样的下场。
“左”比右好吗？
“左”比右好吗？
这个问题，毛主席反复讲过多少次了。
毛主席指出，“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
那么，为什么一个时期里“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又流行起来，并且在各个领域，甚至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呢？
罪魁祸首还是“四人帮”，是“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种很广很深的流毒。
首先，“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制造混乱，混淆左右，颠倒敌我。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学说本来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科学理论。
“四人帮”却肆意歪曲篡改，提出什么资产阶级权利要废除，社会主义政策要否定，统一战线要推倒。
谁不同意他们这一套，就是“到站下车”。
“右倾”、“复辟”、“回潮”等等一大堆帽子，任何时候都可以给任何一个革命同志扣上。
讲革命团结，是右；
讲落实党的政策，是右；
讲头事求是，也是右，一句话，凡是按马克思主义办事，都是右。
在“四人帮”这一套谬论毒害下，有的同志误认为越“左”越革命，因而不怕别人说“左”，只怕别人说右，产生了宁“左”勿右的思想。
由于这些同志站在极“左”的方面看待事物，他们心目中的“右”实际上是正确，宁“左”勿右，实际上是宁错误勿正确，不过自己还不完全自觉到罢了。
“四人帮”为了实现“改朝换代”的野心，还杜撰出这样一个反动逻辑：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是右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是修正主义路线专政，因此，我们党的所有干部都是右的。
他们不仅对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犯了右的错误的同志（这些同志也是要革命的），而且对根本没有什么错误的同志揪住不放，无限上纲，乱打乱抓，长期不予解放。
反过来，对于他们的死党、亲信、反革命的打砸抢者，对于那些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严重、为他们利用而大闹特闹的人，则封为“左派”，论功行赏。
这也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左”比右好。
“左”一点不仅算不了什么问题，说不定还可以捞点好处，右的错误可犯不起。
有些同志由于思想上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患得患失，顶不住反动潮流，因而也随波逐流，宁“左”勿右，正确的不敢坚持，拿党的原则作交易。
他们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实际上这种思想和行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有那么一些老干部（其中包括有一些本来确是有右的思想的干部），不是就这样一步步走上错误道路，越陷越深吗？
所以，有宁“左”勿右思想的同志，正是上了“四人帮”的当了。
有的说，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
不对。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统一的，立场决定方法，方法问题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影响到革命的立场。
怎么能把立场和方法绝然分开呢？
一个革命者说话办事，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而有宁“左”勿右思想的同志，遇事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有的眼看着革命干部不能解放出来发挥作用，眼看着党的政策不能落实，眼看着革命事业受损失，却在那里考虑自己个人的利害得失，难道这不是立场问题而仅仅是方法问题吗？
还有的说，“只要路线对头，不怕政策过头”。
这更不对。
路线决定政策，政策体现路线。
二者密切不可分。
试想，离开了各项具体政策，那路线不是就给架空了吗？
如果一个革命者处处违背党的政策，那怎么算是“路线觉悟高”、“大方向正确”呢？
把方向、路线同党的政策割裂开来，通过搞乱政策，来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干扰革命的大方向，这正是“四人帮”的鬼蜮伎俩，是他们假左真右的一个突出表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无论“左”或右的错误，都是有利于敌人不利于人民的。
我们想一想历史上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那么大的危害，再想一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扇动极“左”思潮，对革命和生产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左”比右又好在哪里？
我们还要看到，“四人帮”被打倒一年多了，但他们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
时至今日，“左”比右好这个东西还象一根铁索，紧紧框住一些人的头脑，障碍了批判“四人帮”的更加深入，障碍了实事求是等优良作风的充分发扬，障碍了党的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障碍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
现在还不把“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加以澄清，更待何时？
从斗争经验中学习
我们党在半个多世纪发展的长途中，经历了十一次大的路线斗争。
我们有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经验，也有同右倾机会主义（包括林彪、“四人帮”这种有时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假左真右）作斗争的经验。
毛主席对前十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总结。
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我们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并且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和其他许多指示中，对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总结。
这是我们进行路线学习的极好教材。
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说，时刻要记住的是：
第一，一定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左”和右，都是片面性，都从不同的方面破坏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性、准确性。
如果我们的同志能够通过努力学习，比较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意同斗争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那就会大大增强识别机会主义路线的能力，容易避免犯“左”的和右的错误，即使有时在工作中出现一些片面性，也不难克服。
第二，一定要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特别要警惕假左真右。
总是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在反对右倾的时候，可能出“左”；
在反对“左”倾的时候，又可能出右。
防右是马克思主义，防“左”也是马克思主义。
至于重点是什么，那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真理都是具体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第三，一定要认真改造世界观。
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总要表现出来。
如果不用共产主义思想去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用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那就既有可能犯右的错误，也有可能犯“左”的错误。
左派不教育，可以变右，也可以变成极“左”，这样的例子在实际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
让我们大家都从斗争经验中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使自己成为一名坚定的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抓纲治国的重要一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中，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多作贡献。
作者：谢殿斌
《解放军报》给“风派”、“溜派”、“震派”人物画过像。
本文所要剖析的，是兼有这三派人物特征的另外一种人。
这种人，既具有“风派”的“转”，又具有“溜派”的“滑”，还具有“震派”的“闹”等恶劣品质，至今还掌有一部分权力，在那里捂盖子，保自己。
因为他们的主要特征是捂盖子，姑且称为“捂派”人物吧。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被揪出来已一年多了。
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早就进入第三战役。
从全国大多数地区和部门来看，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受到粉碎性的打击。
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但是，运动发展又是不平衡的。
时至今日，仍有少数单位，揭批“四人帮”运动搞得不深不透，第三战役光打雷，不下雨，或雷声大，雨点稀，清查工作甚至还没有开始，其源盖出于“捂派”人物的作祟。
“捂派”人物于革命危害颇深，很有揭开“盖子”，让其见见阳光之必要。
“捂派”的特点及手段有种种，择其要者以示众，并略加批驳。
“此地无银三百两”，打肿脸充胖子，对群众的揭发装聋作哑，硬说他那里“没有盖子可揭”，此其一也。
“四人帮”得势之时，他们也跟着得势，明明干了不少坏事，揭批“四人帮”一开始，他们立即在“盖子”上贴上“封条”。
当群众问及他们所干的坏事来，他们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说这是“工作关系”，那是“正常现象”。
再不然就是“谁能不说句错话，办件错事”？
这样一来，他们那里的异常活动，都被纳入了“正常”的范畴，无须揭，无须批，也无须查了。
倘若“四人帮”也曾对他们有过那怕是轻微的指责，那么，这根稻草立刻变为千斤重的“镇纸”，重重地压在“盖子”上。
什么“‘四人帮’早就要搞我们了”，“我们是同‘四人帮’对着干的”，等等。
其实，“四人帮”对他们的指责，不过是主子对奴才的训斥而已。
当初受斥时，“奴才罪该万死”的诺诺声，言犹在耳，今天竟把它当作“光荣的斗争史”挂在嘴边，真叫人作呕。
以为这就能遮人耳目，捂住盖子，不过是一相情愿罢了。
钻空子，找岔子，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此其二也。
这种人，惯于玩弄抢旗帜的游戏。
抢了旗帜，钻你的空子，找你的岔子，把你打成“不革命”、“反革命”，以示唯有他们才“最革命”。
林彪搞大树特树的时候，他们跟着树过；
“四人帮”挥舞斧头大砍红旗的时候，他们也帮过忙。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出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他们口唱高调，标榜自己是最高举的了，但就是对“四人帮”不揭不批。
这种人“高举”的口号喊上一万遍，也是假的。
用这面镜子一照，“捂派”人物就现出原形。
设清规，定戒律，束缚群众手脚，此其三也。
你要清查同“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他们马上叫喊起来：“打击面太宽了”。
你要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又叫喊什么“不要纠缠具体的人和事，扭转斗争大方向”。
真是动辄得咎。
清查是打击吗？
不是。
清查是为了查清问题，正确地处理问题；
是为了分清阶级阵线，使“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党受到打击，使犯错误的人受到教育，得到解脱；
使好人扬眉吐气，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联系实际是“扭转斗争大方向”吗？
更不是。
放手发动群众，采用典型分析的方法，对本单位一些影响深、危害大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分清路线是非，是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的有效方法，完全符合斗争大方向。
“捂派”人物之所以有那么多清规戒律，说穿了，为“捂”而已。
“反正我是人民内部矛盾”，此其四也。
这是“捂派”人物手上的一张王牌。
他们以为“反正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我怎么样”，因而，批评一拒再拒，错误也一犯再犯。
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他们往林彪的贼船上挤，后来说是“内部矛盾”，混过去了；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他们又往“四人帮”的帮车上钻；
现在又说是“内部矛盾”，还想混过去。
他们就是抓住“内部矛盾”这根绳子打秋千，荡过来，荡过去，从不认真作一次象样的自我批评。
这种人已经荡到了危险的边缘。
究竟是什么矛盾，要查清以后才能定性。
还没有查就认为自己是人民内部矛盾，未免违背结论必须在清查之后才能确定的原则。
就算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有个是非问题，也必须分清是非。
群众起来揭发你，帮助你，是完全应该的，帮助你把问题查清，如果真是人民内部矛盾，真相大白，不是很好的事吗？
如果硬是不肯回头，决心“捂”到底，那么，人们要问，既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要同党同人民对抗到底呢？
以攻为守，嫁祸于人，打击革命群众，此其五也。
“查小不查大，查下不查上，查外不查内，查远不查近”，是“捂派”人物的拿手好戏。
更有甚者，“倒打一耙”，把分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无关的人，甚至把同自己不是一派的人，或给自己提过意见的人，列为清查对象，大整特整，杀一儆百。
这一着很是厉害，但也不可怕。
凡是这样搞的地方，“捂派”人物同群众的矛盾就激化了，他们捂着的盖子也就快揭开了。
“捂派”人物的特点，看上去是“捂”，实质上是“抗”。
与“溜派”所不同的，“捂派”是用“压下”的办法“抗”。
他们之所以还能“捂”，是因为他们手中还有权，手下还有“帮”。
有权，所以能压群众；
有“帮”，所以还有能量。
他们手中的权力，已变为保自己、保同伙的工真。
其捂的目的是异常明确的，就是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一有风吹草动，好继续闹“地震”。
这样的人掌权、群众怎能信得过？
怎能心情舒畅？
革命积极性又怎么能够调动起来？
毛主席曾告诫我们：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
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
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史书上曾记载过名医扁鹊为齐桓侯治病的故事：第一次，扁鹊告诉他病在皮肤，第二次告诉他病入血液，第三次告诉他病入肠胃，他一概不听，反诬扁鹊“好利”，“欲以不疾者为功”，待到病入骨髓之时，扁鹊也束手无策了。
我们揭露“捂派”，也是为了治病救人。
如果“捂派”人物，讳疾忌医，待到病入膏肓，那就悔之晚矣。
“捂派”人物的致命伤，恰恰在于“信巫不信医”。
所谓“信巫”，就是信邪，信鬼，信“四人帮”那套阴谋诡计，以为靠了他们那套小小的权术，就能捂住盖子，熄灭熊熊的革命烈火。
所谓“不信医”，就是不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革命科学，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
古人曾把“信巫不信医”列为“六不治”之一，可见此病之危险，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要问“捂派”人物是否还有救？
应当说，除极少数想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之外，多数尚可有救。
鲁迅曾给那种总想遮住丑的人开过一个药方，不妨抄录于此：“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
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零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
’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
“捂派”人物倒不妨学学布袋和尚，鼓起勇气，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让大家看看。
丢丑是难免的，疼痛也是自然的，但得到的却是治病的良药。
如果这些人的“底气”不足，人们也应帮助他们一把，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狠狠地揭他们一下。
目的倒不是为了看笑话，而是为了治病。
俗话说得好，“手大捂不过天”，望“捂派”人物三思。
（原载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作者：高文清/李春来/赵金甫
本报讯 沈阳部队炮兵某部抓紧进行装备整顿，加强装备管理，使部队武器装备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这个部队过去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影响下，武器装备管理不严，问题较多。
打倒“四人帮”以来，这个部队师团党委遵循华主席关于从各方面切实加强战备的指示，批判“四人帮”把抓装备管理诬蔑为“单纯军事观点”和“唯武器论”的罪行，带领司政后机关工作组分头下到基层，紧密结合部队装备管理实际，讲搞好装备管理与打仗的关系，讲革命前辈为着战争爱护武器装备的模范事迹。
他们还发动群众制订了装备管理措施，以适应打仗为标准，以条令、条例为依据，保证武器装备时刻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这个部队师团领导在抓部队装备整顿中，深入到每个单位，检查每一台车、每一门炮、每一部器材，从严过细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孙副师长和孟主任带领机关工作组到两个团抓装备整顿，白天深入到车场、炮场、仓库仔细检查，晚上同团的领导和工作组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某团汽车连原有一部分汽车开不动。
团党委派葛副团长带工作组深入到汽车连进行装备整顿。
他们和干部战士早起晚睡少休息，艰苦奋战十多天，全部修复了汽车，经发动试车，基本恢复车况。
师后运输连是组建时间不长的单位，为了搞好车辆整顿，由后勤部一位副部长带领工作组深入该连，发动群众，群策群力，不等不靠，自己动手，逐台车辆进行二级保养，打破了过去连队搞不了车辆二级保养的惯例。
现在连队所有车辆基本上做到了一人能推动，一摇就发动，一踩就制动，受到了上级党委的表扬。
战备工作天天搞，装备整顿不断线，是这个部队师团党委抓装备整顿的一个特点。
康副师长带领工作组对部队装备进行检查时，发现某单位有的车况保养未达到标准，他就引导大家找原因，查责任，及时采取措施。
为了彻底提高装备的完好率，他专门派业务部门帮助指导，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亲自检查落实情况，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从去年以来，全师团以上干部五十二人次，机关干部一百七十五人次，先后组成二十九个工作组，四次下连队，抓装备整顿，取得了明显效果。
（高文清、李春来、赵金甫）
栏目：祖国在跃进
一九七七年全国企业扭转亏损增加盈利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全国扭亏增盈工作，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抓起来的。
不到半年，全国企业比上一年减少亏损的金额，超过全国职工从去年十月开始增加工资的一年的总额。
国营企业利润总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出现了盈利逐月上升，亏损逐月减少的可喜趋势。
“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企业发生亏损，盈利逐年下降的局面，已经扭转。
去年，全国大多数企业的利润都显著增加。
石家庄市纺织工业局所属企业，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六年每年增产增收，十年上缴利润、税金共达二十六亿元，相当于固定资产总值的九倍。
去年的利润比一九七六年又增长百分之二十一，上缴利润、税金共四亿元以上。
山西省煤炭局直属的十三个煤矿，去年消灭了亏损，盈利一亿三千多万元。
栏目：祖国在跃进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去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第一次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平均每克（克相当于亩）产量四百零三斤，成为西藏第一个农业上《纲要》的地区。
去年，这个地区粮食总产量比民主改革时的一九五九年增长了二点四倍。
山南地区处在冈底斯山以南的雅鲁藏布江中游，境内有很多雪山，耕地大都在海拔三千六百米到四千四百米的山坡上，石多土薄，干旱缺水，气候多变，灾害频繁，全年无霜期只有一百三十天左右。
过去，这个地区粮食产量很低，到民主改革时，平均单产只有一百五十八斤。
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山南地区人民思想大解放，他们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积极开展科学种田活动。
因此，去年虽然自然灾害严重，全地区粮食生产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四个县单产过“黄河”，五个公社跨“长江”。
栏目：祖国在跃进
浙江省玉环县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移山填海，在漩门海峡上筑起了一座大坝，使玉环岛与内陆连成一片，海堑变通途。
图为大坝建成后通车时的情景。
新华社通讯员摄（照片）
栏目：祖国在跃进
六十年代初期靠人工堵江灌溉而创造“旱天不旱地”先进事迹的福建龙海县，如今正在沿着农业机械化的道路阔步前进。
当年，这里每逢遇到严重干旱，就得出动千军万马筑坝堵江，用木制水车层层接起来日夜车水。
现在遇到大旱，只以不到当年百分之一的人力就够了。
这些为数不多的人，在电灌站和抽水机旁从容地操纵机出，临江沿渠那星罗棋布的“铁龙”就吐出白花花的龙江水，灌溉着绿色禾苗，保证大旱之年早稻丰收。
这只是电灌机械在抗御旱灾上显示出的威力。
目前，龙海县拥有大中型拖拉机三百多台，手扶拖拉机九百六十台，共二万一千五十四马力；
排灌机械二千四百多台（套），二万八千多马力；
脱粒机械一万一千多台；
植保机械一万一千多架；
农副产品加工机械二千多台；
农用车、船一万七千多部（台）。
去年夏季，全县机耕面积达二十八万六千多亩，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占水田面积百分之八十；
全县机电排灌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全县基本上实现了耕作、排灌、脱粒、植保、农副产品加工和运输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社员高兴地说：“犁田用机耕，挑水不用肩，吃米不用舂，照明用电灯，农业机械化，越化越光明！”
（均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二月二十二日会见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贝里斯拉夫·舍费尔博士和由他率领的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
图为华主席同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新华社喀土穆二月二十一日电 苏丹总统尼迈里二月二十日晚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时警告“苏联不要染指非洲”。
尼迈里总统说：“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曾站在索马里一边，而现在又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对索马里采取敌对行动。”
他指出：“在索马里发生的事情在别的地方也发生过。
可以预料，这种情况也会在苏联目前正在采取行动的同一个非洲大陆上再次发生。”
他说：“我们苏丹人并不否认，在苏联出现在非洲之角以前，索马里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就紧张，有分歧，但是，在苏联站到了索马里一边的时候，分歧加深了，关系更紧张了，在苏联又站到埃塞俄比亚一边的时候，这种分歧和紧张就爆发了。”
尼迈里总统说：“作为兄弟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我们本应使这两个姐妹国家的分歧有所遏制，紧张有所消除，至少减少到最低限度。”
他说：“我本人受非统组织的委托，作为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问题调解委员会的报告起草人，已经尽了我的职责。
但是，当我们正接近成功时，苏联渗入到非洲之角，使我们的努力毁于一旦”。
他指出，为了满足苏联在非洲之角的贪婪欲望，“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国人民都流了血、两个国家的发展都遭受了挫折，以及整个地区的不稳定”。
他说：“我曾经警告过苏联，现在我再次宣布，即使苏联终于控制了非洲之角，但是它长不了。”
尼迈里总统最后警告苏联及其同盟者，“不要染指非洲”。
他说，“非洲儿女有足够的能力，通过建设性的对话解决他们的问题，消除他们的分歧。”
新华社加拉加斯二月二十一日电 委内瑞拉《宇宙报》二月二十一日刊登一篇题为《对非洲独立的威胁》的署名文章，谴责苏联和古巴对非洲国家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
文章说，非洲人忧虑地注视着非洲之角，“在那里，苏、古干涉使危险局势国际化了”。
文章说：苏联人每年花费六亿美元来支持卡斯特罗政权；
莫斯科正利用古巴人在非洲充当“炮灰”。
文章指出：“苏联怎么能够利用近三千名古巴远征军来使非洲这个比欧洲大两倍的巨大大陆新殖民化呢？
这是一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在非洲棋盘上这场战略赌博中，苏联肯定是要输的。”
文章在驳斥卡斯特罗关于古巴在安哥拉和欧加登地区作战是对付南非的谰言后说，“苏联象棋战略大师的‘古巴卒子’说，古巴的四分之一人口是黑人，因此‘帮助’他们的黑人兄弟是他们的‘义务’。”
文章指出，在古巴也许会有二百万黑人，但是如果基于同样的理由，所有非洲国家也就可以同美国人、巴西人一起干涉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了，因为在美国和巴西也有上千万的黑人。
新华社二月二十二日讯 二月二十日一期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载的一篇文章说，“俄国在非洲、波斯湾的捣乱活动”正促使美国建立一支“快速反应力量”，以便“在一场影响美国切身利益的国外危机中，美国的力量将先于苏联的任何干涉力量到达（出事）地点”。
文章透露，美国政府“对于美国在今后十年里最有可能面临的战争危险进行了重新估计”，“政府的一些高级战略计划人员”认为，“由于莫斯科已取得了同美国的核均等地位，并且正在大规模地扩大它的常规力量”，“克里姆林宫将情不自禁地使用它的新能力对于远离苏联边境的地区的局势进行军事干涉”。
他们强调指出了这样一种威胁：“苏联人利用关系到美国重大利益的一个地区的危机采取军事行动”。
文章写道：“苏联同古巴勾结，在非洲之角进行的快速的大规模的干涉，是说明莫斯科构成的这种新威胁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
文章说，使美国“特别感到忧虑的是，俄国人可能企图利用一场局部危机在波斯湾地区建立一个立足点。
这将危及美国的必不可少的石油供应，而且会更加严重地危及美国的欧洲盟国和日本的必不可少的石油供应”，“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说，苏联在军事上成功地进入波斯湾地区所产生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文章说，美国防务计划人员认为，“在对付这种威胁方面，速度是至关重要的。
哪一方首先在发生危机的地点派人那怕是有限的军事力量，哪一方就将获得一种重要的、也许是决定性的政治和战略优势”。
为了对付苏联这种威胁，美国正在建立一种被称为“一个半战争”的军事态势，即：准备在欧洲打一场大战，在其它地方打“半个战争”。
报道说，为此，已指定陆军的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一百零一空中突击师，以及一个海军陆战队师组成一支“快速反应打击力量”。
“这些部队已处于高度战备状态，并且受过发挥快速反应作用的特别训练”，并已在过去六个月里进行了几次演习。
文章说，现在美国把这支打击力量运到遥远的危机地点去的空运能力还不够。
“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正考虑另一项计划，即大大扩大美国这支打击力量的机动能力，特别是在中东和在波斯湾的一些难于进入的地区”。
新华社二月二十二日讯 据西方通讯社和报刊报道，苏联指使古巴派遣军队到非洲为其武装干涉充当炮灰的作法，在古巴国内引起不安。
古巴当局正不得不采取种种措施招募兵员，并防止古巴人民不满情绪的发展。
据已经透露的消息，在苏联的策划下，迄今单是派往安哥拉和非洲之角的古巴军事人员已经达到将近二万五千名。
目前，还有数千古巴军事人员在开赴埃塞俄比亚途中。
有消息说，由于古巴派兵出国“不得人心，以致运兵船必须在夜间离开哈瓦那”。
据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十九日报道，古巴派往非洲的军事人员名义上是“志愿人员”，实际上是“利用一种奖惩制度”征召的：愿意去者“可以得到住房和享受其他社会福利”；
不愿去者则“会失掉好的工作，被迫从城市迁往农村，丢掉汽车，丢掉共产党员的党证”。
该报援引美国官员估计，在苏联挑起的安哥拉战火中，已有几千名古巴人在安哥拉战斗中丧命。
在安哥拉战争处于高潮期间，据报道在古巴东部的圣地亚哥港有一艘“运尸船”负责运回死者的尸体。
但古巴当局“每次只把少量的尸体通知死者的家属，这些家属在军队的护卫下径直奔赴公墓，免得出现群众吊丧拖得过长的情况”。
后来，在去年夏天，古巴当局宣布，今后在非洲丧命的古巴人的尸体“将就地掩埋”。
“与此同时，古巴政府控制的宣传工具既未放映有关古巴人参加战斗的影片，也未发表有关的消息”。
尽管古巴当局竭力向人民掩盖武装干涉非洲事务的真象，宣扬他们向非洲派遣人员是什么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是为了“帮助”非洲解放运动等等，但是，据《芝加哥论坛报》透露，古巴国内仍然出现了“紧张局面的迹象”。
它指出，古巴青年人逃避去非洲服兵役的事件不断发生。
为防止不满情绪的继续发展，古巴已在哈瓦那省新建一坐监狱，专门监禁来自非洲的、包括“逃兵”在内的军事犯。
据新华社二月二十二日讯 最近，西欧和美国的通讯社、报刊纷纷披露，苏联正加紧研制生物和化学武器，准备细菌战。
尽管塔斯社一再否认，但西方反复强调“证据确凿”。
路透社一月三十日报道说，“苏联正在警卫森严的生物战工厂繁殖新品种的致命性病毒和细菌。”
报道说，美国间谍卫星拍摄了苏联几座有关建筑物，“西方情报机关认为，俄国人正在精心培养和繁殖更新的和更加致命的病毒和细菌”。
报道还说，“苏联武装部队经常进行化学战训练，有时在演习中使用真正的致命性的毒气和化学液体，部队穿着防化服装参加这些演习。”
西德《世界报》一月三十一日发表的文章说，“根据西方情报机构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苏联在重兵把守的研制中心正在生产一代新的杀人生物和化学武器”。
文章说，“其中有病毒杆菌和微生物杆菌，这些杆菌如果侵入没有进行过防疫的人体里，就会引起象脾脱疽、结核病、天花、黄热病和白喉等一些危险的病症。
北约在布鲁塞尔的情报人员还透露，苏联还对由病毒引起的热带非洲疾病作了试验，如拉沙热病和致命的马尔堡热病”。
“苏联还储存了大量的象塔奔、沙林、索曼等神经毒剂和新型的神经毒剂”。
文章说，苏联对生物、化学式器越来越大的兴趣引起了美国及其盟国的极大忧虑。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二月一日在题为《苏联的杀人病毒》的社论中说：“这是很不幸的，这不仅是因为细菌战是恐怖的，而且还因为苏联在一九六五年签署了禁止使用、生产和拥有生物武器的国际公约。”
美联社二月十日自伦敦报道说，英国的一位军事权威斯图尔特·梅瑙尔空军少将指出，尽管莫斯科愤怒地加以否认，但是，“有确凿的证据说明它在进行这项工作（指研究细菌战）以及研究发射的工具”。
他还声明，“我的消息来源是多方面的”。
近两个月来，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新闻界，也对苏联研制细菌和化学武器作了报道和评论。
新华社二月二十二日讯 华盛顿消息：据美国通讯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二十一日证实，由美国第七舰队的四艘军舰组成的一支美国海军特遣舰队已从太平洋进入印度洋。
他说：这是一种“例行公事的部署”。
美联社说：美国是“在非洲之角的危机正在加深的情况下”采取这一行动的。
这四艘军舰是：导弹巡洋舰“福克斯号”，护卫舰“韦莱特号”和“斯坦号”以及油船“哈萨扬帕号”。
它们在二十日离开西太平洋前往印度洋。
国防部发言人说，这些军舰将访问一些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港口。
据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水域已有两艘护卫舰和一艘驱逐舰，护卫舰“特鲁特号”和驱逐舰“蒙维斯号”在红海和亚丁湾，另一艘护卫舰“富雷尔号”在波斯湾的巴林港附近。
“特鲁特号”是两周前当苏联加紧向非洲之角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的时候从地中海调往红海的。
去年十月到十二月间，美国也曾派遣航空母舰“中途岛号”等六艘军舰到印度洋海域活动。
据美国报刊报道，苏联通常派驻在印度洋地区的军舰为二十艘左右。
而最近几周来，经常有大约二十五艘苏联军舰在红海游弋。
据新华社马德里二月二十一日电 西班牙《改革十六》周刊最近发表文章，揭露苏联克格勃在各种形式掩盖下在西班牙进行间谍活动。
文章说，一九七七年三月，俄国人曾对西班牙方面明确表示，希望在马德里建立一个拥有二百名外交人员的大使馆，西班牙当即予以拒绝。
西班牙情报机构从苏联这一阴谋中看出了它想“利用外交官地位进行间谍渗透的企图”。
文章说，最引人注目的是斯维斯尼科夫事件。
古·斯维斯尼科夫去年七月四日在阿兰胡埃斯被捕，当时他的皮包里装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密文件。
文章进一步揭露说，克格勃利用西班牙内战期间迁往苏联的五千名儿童中已死亡儿童的材料，伪造了他们的特务进入西班牙所需要的证件。
练成多面手
“硬骨头六连”干部战士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军事训练的罪行，广泛开展一兵多能训练，取得了可喜成绩。
他们把基础训练、开展“三手”活动和一兵多能训练结合起来。
干部以身作则，战士自觉苦练，人人争当一兵多能能手。
去年全连涌现出特等射手三十八人，投弹能手七十五人，刺杀、超越障碍、军事体育等项科目取得较好的成绩。
全连干部战士都会使用火箭筒打坦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老战士会使用机枪。
今年他们决心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以整顿、准备打仗为纲，在军事训练中把一兵多能训练搞得更好。
张环清摄
军政训练喜获双丰收。
全连涌现出雷锋式的战士、标兵、立功者等先进模范人物三十多名。
连长张建国给战士们讲述战争年代本连老一辈练成多面手，在战斗中充分发挥作用的事迹，鼓舞大家为革命多练几手。
指导员赵传喜勇当一兵多能训练的排头兵，带头熟练、使用全连各种火器，成为特等射手和投弹能手。
图为他向机枪射手方金廷学习射击经验。
炊事班的同志人人都学会打坦克。
图为他们在摸索用火箭筒打运动坦克首发命中的规律。
刺杀标兵饶耀强反复苦练火箭筒打坦克技术。
广泛开展官兵互教、兵兵互教的小群练兵活动。
图为火箭筒排互相学习对刺本领。
多能炮手
广州部队某团二炮连新战士陈万福经过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牢固树立了时刻准备打仗的思想，刻苦学习军事技术，掌握了八二迫击炮和八二无后坐力炮的各种射击技能，并能一个人代替一个班完成火炮操作。
他以惊人的速度练成一名多能炮手，在十一次汇报表演中，用各种射击姿势，共发射一百二十四发炮弹，命中一百一十四发，创造了优异成绩。
林豪、池超摄
他向本班同志介绍不同天候、地形的瞄准和射击经验。
他努力掌握在各种地形上的瞄准要领。
号目赵志江在检修“十门交换箱”。
号目赵志江在检修“十门交换箱”。
多学几手
北京部队某团三营通信排认真执行抓纲治军的各项方针任务，积极开展通信兵的“一专多能，一兵多用”训练，时刻准备打仗。
他们除熟练掌握个人本职业务外，人人学会了营以下无线电通信、有线电通信、徒步通信、简易通信等四种通信手段二十多项科目的技能和通信器材的保养、维修和排除故障。
步枪射击、火箭筒打坦克、通信兵单兵战术科目也取得优秀成绩。
前不久荣获北京部队授予的“苦练一专多能，实现一兵多用”的锦旗。
缪青民、乔天富摄
他和全班同志一起利用各种地形苦练运动后肩扛瞄准打点的技能。
无线电员徐忠述和同志们一起进行五百米收放线训练。
（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