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日:19780111-年月日
下一日:19780113-年月日
1978年01月12日
△早起进食后核阅李渊庭记录我讲两党争执及我代表民盟奔走事。
赵君迈来坐。
△午后周、郑二人来谈周总理年谱编订事。
申府忽来谈,周、郑即借去我旧稿各件,改期再来。
收蒋中光回信。
写发培恕信,促来取水
果。
维志送来谷维素等药味,付6元。
修理电灯可用。
郑大秀要辞工,又留住。
睡前服一片ABC〔APC?〕
及姜糖水。
△01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总支开会,总结调整工资工作,确定了名单。
△下午过组织生活,谈所中对调整工资工作的反映。
△晚间阅毕《燕京大学与1916-1952年的中西关系》(pp. 1-314)。
[一](十一)月12日
午后梁鋆立来美国文化研究所,讲述美国对国际新政府「承认」诸事例。
此君于史实具有见解,惟不善讲述,虽在学校及许多政府机构任职多年,仍非大学良师。
(现任东吴[大]学法律研究所所长。)
相关人物:梁鋆立
乌蒙山区展新颜——扎西
新华社摄影记者报道:
扎西城,座落在连接云贵川三省的乌蒙山区。
1935年02月,毛主席在这里主持召开了有重大意义的扎西会议。
会后,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取得长征以来第1次重大胜利。
扎西现在是云南省威信县县城。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紧密联系农村实际
湘潭地区狠打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
湖南省湘潭地区各级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联系农村实际,把深入揭批“四人帮”,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简称“一批两打”),和农业学大寨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群众运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去年全地区粮食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获得新的发展。
农田基本建设出现了新的跃进局面,工程进度很快,全地区完成的土石方任务,比1976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
湘潭地区的主要经验是:
统一认识,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联系实际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
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湘潭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在全区范围内迅速掀起了揭发批判“四人帮”“三搞一篡”、“三反一砍”罪行的热潮。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有的单位运动深入不下去。
原因在哪里?
主要是某些同志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低估了“四人帮”在农村的影响。
有人以为“文件学了,批判会开了,已经差不多了”;
有人说“我们这里‘四人帮’没有来过,没有伸进黑手,没有多少批头”;
有人还说“农村不象城市,县里不比省里,‘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不大”;
还有人把揭批“四人帮”和农村阶级斗争当成是互不相关的两码事,在揭批时不去联系实际解决两条道路斗争中的问题,或者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又没有同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联系起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湘潭地委和各级党组织一方面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华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使大家从抓纲治国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对揭批“四人帮”这场斗争的认识,明确在农村必须紧密联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才能肃清“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农业学大寨才能抓住根本。
地委和各县委还普遍组织调查组,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大查“四人帮”的危害,大摆阶级斗争的表现。
从调查中发现,近几年来,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猖狂,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
这些都同“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分不开。
“四人帮”帮派体系中的一些成员就是重大的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
茶陵县虽然“四人帮”没有伸进黑手,但却有“四人帮”刮来的黑风,掀起的黑浪。
“四人帮”提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反革命政治纲领,一些地方就把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赶下台。
“四人帮”提出要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一些地方搞资本主义的“能人”就成为风云一时的“红人”。
“四人帮”诬蔑批判资本主义是矛头向下;
使得一些干部不敢抓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采取“打鸟姿态”,睁只眼,闭只眼。
“四人帮”攻击按劳分配是“物质刺激”,攻击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是“管、卡、压”,使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得不到认真的贯彻,合理的规章制度被搞乱,一些社会主义企业处于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四人帮”把大干社会主义诬蔑为什么“唯生产力论”,使得一些干部不敢大胆抓生产。
正是由于“四人帮”的种种干扰,农村一些地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被削弱,社会主义法制、政策和经营管理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猖狂起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到处泛滥,公共财产被鲸吞蚕食,社会主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和削弱,生产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群众收入减少。
许多贫下中农说:
“‘四人帮’乱中夺权,阶级敌人乱中破坏,资本主义乱中捞钱,贫下中农乱中受害。”
活生生的事实使大家清楚地看到,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是“四人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四人帮”则是他们的总代表,是农村一切坏事的总根源。
这几年,城乡资本主义的进攻特别猖狂,正是“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
因此,在农村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一定要密切联系实际,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首要分子。
地委根据调查材料,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统一了认识,于去年03月提出了“一批两打”,推动了运动的发展,受到了城乡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
贫下中农说:
“四人帮”同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上窜下跳,相互呼应。
我们看在眼里,恨在心头,现在到算账的时候了!
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城乡配合、上下配合、内外配合的人民战争。
湘潭,是毛主席当年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地方,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很好的群众基础。
如今,广大群众象当年斗地主、打土豪那样投入“一批两打”的斗争。
地委和各级党委因势利导,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大造革命声势,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
谁进行破坏捣乱,谁搞资本主义,广大群众眼里最清楚。
湘潭市郊区从七十多岁的老人到十一、二岁的小学生,都纷纷起来向党组织提供线索,检举坏人,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热潮滚滚向前,势不可当。
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农村到城市,从基层到机关,从党内到党外,案件一件件地查清楚,坏人一个个地揪出来,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从各地揭露的问题来看,当前农村阶级斗争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四人帮”及其伸到湖南的黑手庇护下,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大都是内外勾结,城乡串通干出来的。
农村一些地方发生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往往同城市机关、厂矿企业的贪污犯、盗窃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说明,要向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发动全面进攻,就必须采取城乡配合、上下配合、内外配合的办法,打一场围歼资本主义的人民战争。
当问题涉及到领导机关时,有的同志产生了顾虑,不敢碰。
地委就明确表示:
“问题涉及到那里就查到那里,涉及到什么人就追到什么人。”
地委的决心,给干部和群众撑了腰,鼓了劲。
于是,不论农村、城市,不论机关、工厂,大家共同来揭发问题,查证落实问题。
这样,没用多久时间,就把一些重大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包括多年没有查清的积案,都查证落实下来。
在这个基础上,地委及时组织了几次全区性的统一行动,进行公判处理,使资本主义势力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在斗争中开展整党整风,认真执行党的政策
在清查中发现,有些问题涉及党内和领导班子内部,要彻底查清,必须先解决干部的问题。
地委分析了干部情况,认为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也有少数干部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思想右倾,对资本主义的进攻不敢管,不敢抓;
少数人有经济问题。
因此,只有通过教育和整顿来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一批两打”才可能搞好。
湘潭地委和各县委狠抓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
在整风中,各级党委带头引火烧身,号召大家揭发党委内部的问题。
根据“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对那些受“四人帮”影响较深,政治上不分敌我,思想上不分是非,作风上不勤不俭,经济上不干不净的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由于在整风中贯彻了思想整顿为主的方针,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深受教育,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例如酃县县委委员、石洲公社党委书记经过整党整风,增强了斗志,到后进的青石大队,发动群众揭露出一个贪污集团,群众说他过去是好好先生,现在成了斗敌批资的硬骨头。
一些在经济上有一般性问题的人,在提高觉悟、解除顾虑以后,也主动把问题讲清楚,自觉洗手洗澡,积极退赔。
由于放下了包袱,他们不再感到“见人矮三分”,敢于大胆工作了。
在进行思想整顿的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组织整顿。
对那些贪污盗窃、腐化堕落的人给予适当的组织处理,对那些革命意志衰退、不适于担任领导工作的人,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湘潭地区各级党委在斗争中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都采取教育方针,团结大多数,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坚持用党的政策武装群众,教育犯错误的同志,用党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充分发挥了政策的威力。
攸县凉江公社月龙大队有个自称“万笔清”的信用社会计,运动开始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群众的检举揭发面前,慌了手脚。
这时,公社党委同志坚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
第1次找他谈话,交代政策,他打开一个小箱子,交出一笔现金。
群众怀疑不只这么多。
又找他谈话,了解到他担心贪污金额多,怕戴帽子,怕坐牢,怕杀头。
公社党委反复向他讲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他又从一个三尺长的竹筒里拿出一笔更大数目的现金。
以后,又交出另一笔赃款。
根据他的交代,经过查证落实,县委决定从宽处理。
另一个干部,贪污的数目还没有上面那个会计多,但是情节恶劣,态度顽固,拒不退赔,县委决定从严处理。
这两个宽严典型,具体地体现了党的政策,宣布以后,对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湘潭地区各级党组织在实践中认识到,开展“一批两打”,不仅是抓几个坏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干部、群众进行一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分清是非,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通过斗争,逐步建立和健全了规章制度,加强了经营管理。
革命正气上升,歪风邪气下降,社会秩序稳定,治安事故减少,广大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更加巩固。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把“一批两打”和普及大寨县运动结合起来
本报评论员
湖南省湘潭地区在农村开展“一批两打”,即深入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其他一些地区,也有类似的作法。
他们的经验证明,“一批两打”是联系农村阶级斗争实际,揭批“四人帮”的好形式,也是当前最现实最生动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这样做,就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同农业学大寨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群众运动。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同学大庆、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更深入地开展起来”。
要在实践中解决这个结合问题,首先要在认识上解决这个结合问题。
我们要看到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同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有着深刻的内在的联系。
“四人帮”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反对和破坏农业学大寨。
“三反一砍”,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是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最大障碍。
深入揭批“四人帮”,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
只有紧紧抓住这个中心,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狠狠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学大寨才能学到根本上,普及大寨县运动才能深入开展起来。
许多事实说明,农村中的阶级敌人、资本主义势力,乃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
几年来,在“四人帮”的支持和包庇下,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阶级敌人嚣张,资本主义泛滥,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外勾结,城乡串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中的一些分子,就是重大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
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计划,破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
正如贫下中农所说:
“‘四人帮’乱中夺权,阶级敌人乱中破坏,资本主义乱中捞钱,贫下中农乱中受害。”
联系农村阶级斗争的实际揭批“四人帮”,就要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
这是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保卫集体经济和贫下中农劳动成果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一批”同“两打”不可分割。
深揭狠批“四人帮”,批臭批倒他们那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才能挖掉一切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总后台;
同样,只有搞好“两打”,才能铲除“四人帮”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因此,这场斗争就不仅是抓几个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分子,取得经济上的成果,更重要的是通过现实的阶级斗争,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看清“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更好地坚持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这对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
在开展“一批两打”过程中,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党的政策,狠狠打击一小撮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阶级敌人和贪污盗窃情节严重的坏分子,教育和挽救一些犯了错误、愿意悔改的人。
要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和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端正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
目前,广大农村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在深入开展。
但是,运动发展还不平衡。
有的地方揭批“四人帮”联系实际还不够,资本主义活动还没有刹住。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对“四人帮”的极右路线及其在农村的影响认识不足。
象湘潭这样的同“四人帮”作了坚决斗争的地区,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尚且这样猖狂,那些受“四人帮”干扰、破坏严重的地方,“四人帮”黑手伸到了的地方,就更可想而知了。
各级领导同志都应当象湘潭地委那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不失时机地开展“一批两打”,进一步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掀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新高潮,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
炼优质钢求高速度
合钢第1炼钢厂开展“百炉无废品”竞赛
新华社合肥1978年01月11日电
合肥钢铁公司第1炼钢厂1977年开展“百炉无废品”竞赛,钢的质量创造了十年来的最好成绩:
01月份,钢的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九十一点三,到04月份就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七,此后一直稳定在这个水平上。
钢质量的提高,带动了高产稳产低消耗,使全厂去年在严重缺电的情况下,打了一个扭亏增盈的翻身仗。
在“四害”横行时,合钢第1炼钢厂无政府主义泛滥,原来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搞乱了,有的人炼钢不按规程操作,大炼“自由钢”,造成事故不断,废钢迭出,钢质量连年达不到指标要求。
1976年废品竟达三千多吨,损失上百万元。
去年春天,这个厂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开展了一场“三千吨废品说明了什么”的大讨论。
许多老工人说:
人民交给我们的是合格的铁和其他原材料,我们交出的也必须是合格的钢锭。
我们要以大庆“三老四严”的精神,炼优质钢,求高速度。
群众发动起来后,厂党委及时引导各班组开展“百炉无废品”、“千炉化验无差错”、“千件金加工无废品”等竞赛。
同时,恢复和健全了岗位责任制以及质量检查、事故分析、技术考核、领发料、设备检查维修等制度,并对十二种主要原材料实行定额消耗。
全厂出现了遵守规程,严细成风的新气象。
在开展“百炉无废品”竞赛中,合钢第1炼钢厂领导上经常检查,定期评比,表扬先进,帮助后进,充分发挥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作用,采取多种措施提高青年工人的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从而使全厂钢的质量迅速好转。
石家庄拖拉机厂建成投产
新华社石家庄1978年01月11日电
河北省石家庄拖拉机厂最近胜利建成投产。
这个厂是在石家庄拖拉机配件厂的基础上扩建的,它是河北省目前最大的拖拉机制造厂,按设计将生产五十五马力大型拖拉机。
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
在十一大路线指引下多出书出好书
国家出版局在京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 张平化部长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1978年01月11日讯 为着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尽快地把出版工作搞上去,多出书,出好书,国家出版局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家出版局直属的出版社、国务院各部委所属出版社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出版局负责同志共一百人。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纲,集中批判了“四人帮”强加给出版战线的“两个估计”,分析了出版战线的形势,讨论了出版工作如何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研究了全国1978年的出书计划和1978年至1985年出版规划设想。
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愤怒批判了“四人帮”在出版战线炮制的反革命的“两个估计”:
一个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出版战线是“反革命专政”,出版界的领导权“被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所篡夺了”;
一个是所谓出版队伍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会议代表列举大量的事实证明,出版战线虽然也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
出版队伍是一支革命的队伍。
会议指出,“四人帮”推行“两个估计”的根本目的,就是反对、篡改、歪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击出版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肆意篡改党的出版方针。
一方面他们不准出版五四以来、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优秀文艺作品,对中外古典文艺作品更是禁止出版,这些年来,研究性的学术理论著作出版得极少,科技图书和工具书更是奇缺,造成了严重的“书荒”;
另一方面又大造反革命舆论,大量炮制“阴谋文艺”、“影射史学”等出版物。
“四人帮”喉舌梁效、罗思鼎、初滥的黑文汇编本,泛滥成灾。
有一个出版社,单是以风庆轮为题材影射攻击周总理的书画,就有四十多种。
据不完全统计,批林批孔以来,不包括教科书在内,宣扬“四人帮”反动观点的图书就造成了四万吨纸的极大浪费。
如果拿这些纸来印《毛泽东选集》第5卷,可以印一亿册;
如果用来印每部四五十万字的长篇著作,可以印一百种,每种印一百万册。
会议认为,粉碎“四人帮”以来,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出版战线上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夺回了被“四人帮”篡夺的舆论阵地,迅速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汉文版、多种少数民族语文版和外文版;
出版了党的十一大文献等政治读物以及五四以来、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以及建国以来的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和学术研究著作;
出版了一批科学技术书籍和青少年读物。
出版战线的形势是好的。
但是,应该看到,“四人帮”颠倒了路线是非,搞乱了人们思想,给出版战线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要改变“四人帮”所造成的严重“书荒”,多出书,出好书,快出书,还要作艰苦的努力。
首先必须彻底批判“四人帮”炮制的反革命的“两个估计”,肃清“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出版战线上的余毒和影响,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会议总结了二十八年来出版工作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一年来揭批“四人帮”斗争的体会,讨论了出版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在讨论过程中,大家认为出版工作要为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服务,为抓纲治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服务。
一定要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力求有助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一定要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一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严格遵守毛主席规定的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彻底铲除“四人帮”立下的一切反动禁令,促使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尽快地活跃起来;
一定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的方针,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积极整理和翻译出版中国古代和外国的作品和各种资料,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技术服务;
一定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调动广大专业工作者为社会主义编书写书的积极性,大力培养工农兵业余作者;
一定要坚持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努力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出版队伍。
会议初步讨论了1978年的出书计划和1978年至1985年的出书规划的设想,要求经过努力,争取各个领域、各门学科都要出版一批水平较高的著作,图书的品种和数量都要有大幅度的增长,部分图书的印制质量和速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出版战线出现一个全面繁荣的新局面。
会议号召全国出版战线的同志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路线指引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高速度地把出版工作搞上去,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和文化建设的高潮。
鞍山钢铁公司王君绍一条龙小分队夺得全国露天铁矿三项指标冠军
新华社沈阳1978年01月11日电
在刚刚结束的1977年里,全国露天铁矿有三项指标冠军都被鞍钢王君绍一条龙小分队夺取。
这个队的四立方米电铲年作业效率和潜孔钻年进尺,分别高出全国铁矿山同类设备的三倍和两倍。
它的劳动生产率也是全国最高的。
全队九十九名职工,全年共采运矿岩三百五十万吨,超出国家计划一倍以上。
如今,这个小分队正在向着新的高峰攀登。
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群众,积极书写大字报,揭批“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陈阿大的反革命罪行。
新华社记者摄
江青与小靳庄
——彻底清算叛徒江青在小靳庄的反革命罪行
编者按:
叛徒江青以抓“点”为名窜到小靳庄,进行了种种反革命的丑恶表演。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手法是多么卑劣,他们的罪恶活动达到何等猖狂的程度!
从1974年06月到1976年08月,叛徒江青曾三次窜到小靳庄,并多次派她的黑干将迟群和她在天津的亲信去小靳庄,散布了大量反革命谬论。
两年间,《人民日报》在“四人帮”安插的那个心腹的直接操纵下,连续发表了六十九篇吹捧小靳庄的新闻、通讯、文章、诗歌和一些图片,吹捧小靳庄是什么十二级台风刮不倒的“英雄”,流毒全国,影响极坏。
叛徒江青大树小靳庄的险恶用心和滔天罪行,在揭批“四人帮”的第3个战役中,必须进行彻底的清算。
“让毒蛇缠过的人,最知道毒蛇的害;
被毒蛇咬过的人,打蛇最狠。”
从1974年06月到1976年08月,短短两年多时间,叛徒江青以抓“点”为名,三次窜到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又派她的黑干将迟群和另一个女黑干将前后五次到小靳庄进行阴谋活动。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小靳庄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一桩桩一件件清查了江青在小靳庄的反革命罪行,戳穿了她利用小靳庄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
(一)
1974年06月19日,江青率领于会泳、迟群等一帮党羽窜到天津,以听取宣讲儒法斗争史为名,别有用心地说:
“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也有儒”,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她声称要到农村去看看,又听说小靳庄批林批孔活跃,特别是一些社员会写诗、唱样板戏,觉得对她篡党夺权有用处,便在06月22日,打着抓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幌子,把魔爪伸进了小靳庄。
江青声称要听小靳庄社员发言,可是在社员们发言时,她却一再打断。
有一个社员发言,批男尊女卑,江青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她放肆地攻击:
“我们中央就不合理。……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都出来了,一把抓”,为“四人帮”妄图“组阁”的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
她还气焰嚣张地叫嚷:
“这回要改变”,“女的要超过男的。”
江青把敬爱的周总理视为眼中钉,视为“四人帮”实现所谓“改变”的重大障碍。
为了发泄聚积在心头的仇恨,江青又以“批儒”为名,挖空心思恶毒影射攻击周总理。
江青问一个青年女社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周福兰。”
一听“周”字,江青的反革命神经紧张起来,语无伦次地说:
“是周公的周,还是周礼的周?”
周福兰莫名其妙:
“就是那个周呗!”
江青提高嗓门说:
“我要造你的反!”
周福兰更惊讶了。
“我不是造你的反,是造你名字的反,你的名字太封建了。”
江青专横地要给她改名字,说:
“你叫周抵周吧。”
江青觉得“抵周”还不解心头之恨,经过一番苦思冥想,恶狠狠地说:
“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
当时,周福兰并不理解江青的险恶用心。
江青在小靳庄施展各种伎俩,丑态百出。
她提出要去割麦,到了地里,还没干活,就提出要戴农民的蘑菇帽。
帽子拿来了,她嫌帽子上有汗味,借口帽圈太小,让人又换了一顶。
割了几下麦子,割不动了,又埋怨镰刀不快。
于是,她镰刀一放,回到村里,把几个女青年叫到身旁,大谈起什么头发的发式来了。
江青寻找一切机会,把自己打扮成“文艺革命的旗手”,她指定一个女社员唱段《红灯记》,厚颜无耻地标榜说:
“样板戏是我搞的。”
充分暴露了她的反革命面目。
(二)
江青抓的是一个什么点呢?
按照“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的需要,江青派迟群率领“梁效”一些人作了一番“调查”,名之为“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
江青为经营这个“点”费尽了心机。
又是派人送材料,又是派“梁效”得力人员去“辅导”,更趁四届人大召开之机,把积极投靠她的原小靳庄大队的一个负责人塞进了人大常委会。
遵照毛主席五·七指示办起的政治夜校,原来既学政治,又学文化、技术,开展群众性文艺活动。
江青插手后,竟变成了灌输反革命思想的场所。
在这里宣讲儒法斗争史,大批“当代的大儒”,编写新《三字经》,特别写上妇女“能掌权”的字样。
有些吹捧江青的诗歌,是作为“政治任务”布置给社员,又经别人大量加工修改,有的甚至捉刀代笔。
江青看到几首吹捧她的诗非常得意,亲自作了修改,指令在《天津日报》发表。
江青还派人到小靳庄辅导排练样板戏,晚上练,白天也练,不光在本村演,还到外地演。
小靳庄共有二百多个整半劳动力,经常脱离生产的就有四五十人。
江青逼迫着社员们写诗、唱戏,闹得他们不能干革命,不能搞生产。
不少社员对这种作法非常不满,说:
“耪地的不如唱戏的”,“会干的不如会说的。”
一个贫农社员不赞成江青指使的这种干法,那个积极投靠“四人帮”的人公然威胁说:
“你反对唱戏,就是反对江青,就是反革命。”
原来,小靳庄贫下中农以大寨为榜样,靠自己的双手,奋战几个冬春,改造了盐碱滩。
江青插手以后,强令有关部门“大力支援”,调去大批物资。
小靳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被搞掉了。
农忙季节,经常有上百名解放军战士、机关干部到这里劳动。
邻村的社员说:
小靳庄是“社员唱戏,请人种地。”
尽管小靳庄已经被江青糟害得不成样子,“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却大肆鼓吹所谓的“小靳庄经验”,用来压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
江青的倒行逆施,受到广大军民的谴责和反对。
当时,海军某部的一个转业战士就向小靳庄社员写信,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
“四人帮”的义愤,戳穿了江青利用小靳庄搞反革命活动的阴谋,提醒小靳庄贫下中农不要上江青的当。
这封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心声的信,被反动文痞姚文元当作“反革命”信件,批给他们在公安部的亲信处理,使这位海军转业战士遭到了严重迫害。
1974年09月,江青在大批人马簇拥下,第2次来到小靳庄,无耻地说:
“这是我的点。”
正在江青猖狂活动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她作了尖锐的批评,告诫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江青对抗毛主席的批评,继续利用小靳庄进行反革命活动。
她选派“联络员”,以“劳动锻炼”为名到小靳庄,并要“不经第3人”随时直接向她报告情况。
1975年,邓小平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针对江青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利用小靳庄胡作非为的恶劣行径,进行了尖锐批评,并且警告“四人帮”的余党:
你们就是学“小”不学“大”,跟得紧,陷得深,跟人不跟线。
邓副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江青利用小靳庄砍大寨的阴谋。
党中央采取坚决措施,命令“四人帮”在国家体委的那个余党撤掉了吹捧江青在第3届全运会团体操中安排的小靳庄的画面,并且指示有关部门撤回江青派到小靳庄的“联络员”。
华国锋同志主持的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制止了“四人帮”要把小靳庄的所谓“经验”塞进会议的图谋。
这些措施给了江青沉重的打击,喧嚣一时的小靳庄冷落下来了。
(三)
1976年初,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四人帮”的反党阴谋活动更加猖狂。
他们把冷落了一阵子的小靳庄重新抬出来。
01月22日,迟群和一个女黑干将,向小靳庄的个别干部,诬陷邓副主席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中央对江青的斗争是“攻击”,是“造江青的谣”。
02月,迟群又去进行反革命煽动,恶毒攻击邓副主席是“还乡团长”。
与此同时,反动文痞姚文元在一个内部材料上看到所谓小靳庄《“十二级台风”刮不倒》的通讯,如获至宝,02月25日打电话给报社说,这样的材料“为什么不能公开报道呢?
可以的!”
第2天,“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就在头版头条位置抛了出来。
这篇黑文捏造事实,说小靳庄是“自觉抵制”一个错误口号的“英雄”,是“国家没有给过钱,也没有伸手向国家要过钱”的“自力更生”的“典型”,是“对着干”的“反潮流战士”。
这篇黑文一发表,“四人帮”及其干将齐声喝采。
国民党特务张春桥亲自批准部队召开学习小靳庄观摩交流会,让小靳庄那个骨干出席作报告,介绍他们所谓“刮不倒”的经验。
“四人帮”在部队“放火烧荒”的那个干将狂叫“向英雄的小靳庄学习”,“向英雄的小靳庄致敬”。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召开全省范围的会议,推广“小靳庄经验”。
“四人帮”在国家体委的那个余党叫嚷:
“把国家体委办成小靳庄式的体委。”
江青在天津的那个死党强令编写以《“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为内容的所谓“揪走资派”的毒草话剧《红松堡》,竭力为江青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疯狂推销“四人帮”提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04月初,迟群和一个女黑干将带着“梁效”写作班子的几个喽罗,又鬼鬼祟祟地窜进小靳庄,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
他们偷偷把小靳庄的干部和理论骨干召集到村西南角的一间小学教室内,秘密进行“透风”、“交底”。
他们一连讲了五个小时,居心险恶地说:
“很多没有接受教训的人安排了第一把手,省委书记,这些人不改悔。”
“民主派必然发展到走资派”,“走资派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伙人的代表”。
并且公然煽动
“对走资派可以揪斗”,要层层揪。
这几个喽罗怕阴谋败露,讲完之后,作贼心虚地问:
“有没有外人?”
又再三嘱咐:
“今天讲的不要往外传。”
迟群等人走后不久,姚文元看到一份有关小靳庄的内部材料,立即摇动黑笔批转《红旗》,责令《红旗》的亲信“组织他们自己写一篇”。
于是,在05月份的《红旗》上,抛出了一篇以小靳庄大队党支部署名、题为《顶风前进》的黑文。
这篇黑文毒汁四溅,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咒骂撤销小靳庄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撤销有关小靳庄的图片展览,是什么“黑云压顶,浊浪翻滚”,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
在江青的控制下,小靳庄成了为“四人帮”转交黑信的据点。
从1974年11月到1976年08月,他们转送河南、安徽、辽宁、江苏、吉林、陕西等省的来信达五、六十封。
这些信大都是诬告当地干部的。
“小靳庄经验”究竟是什么货色?
是在提倡作诗吗?
唱戏吗?
不对!
所谓“小靳庄经验”是根据江青要当女皇的野心而捏造出来的,是为推销“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纲领大造反革命舆论的丑恶表演。
(四)
天津遭受地震灾害以后,华国锋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率领慰问团,深入灾区进行慰问,给天津市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增强了他们战胜自然灾害的斗志和力量。
叛徒江青妄图抵销华国锋同志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影响,为“四人帮”篡党夺权作舆论准备,于1976年08月28日下午第3次窜到小靳庄。
江青在小靳庄公然声称:
“这回我什么也不怕了!”
她乘毛主席病重之机,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江青这次小靳庄之行,野心表现得更露骨,更充分,毫无顾忌,毫不掩饰。
从下车开始到驱车离去的六个多小时当中,江青屁话连篇,喜怒无常。
她忽而要人给她唱戏作诗,忽而要到地里擗棒子,忽而钻进社员的防震窝棚去照相。
她看到一间被地震震塌一角修一修尚可住人的房子,突然对周围的人大声喊叫:
“服从命令听指挥,站队,拆房!”
可是,她只搬了五六块砖,扭头走了。
尽管江青这次到小靳庄象疯子一样,人们还是可以从她的言行当中理出一条黑线,就是:
猖狂反对、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亲自培养和挑选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急切切恨不能马上当上女皇帝。
据小靳庄的群众揭露,江青一下汽车,群众高呼:
“毛主席万岁!”
她却大嘴一撇,恶狠狠地说:
“活到万岁也得死!”
她对毛主席批评她乱送材料怀恨在心,阴阳怪气地发泄说:
“我不敢给你们送材料,送材料成了一条罪状。”
对敢于同“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邓小平同志,江青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她进村、离村,都举起拳头,歇斯底里地狂喊攻击邓小平同志的口号。
毛主席愤怒斥责江青在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江青对毛主席的批评和指示反攻倒算,诬蔑邓小平同志“在主席那里告我的状,说我乱插话”,“造我的谣”。
她把党中央、政治局对她的批评说成是“跟在监狱里差不多,就是差低头,揪辫子”。
还挑拨说:
“七、八、九,家家有,家家都受他们的气哩!”
江青这个女皇迷在小靳庄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大讲皇帝。
她杜撰的那套荒唐无稽的“女人掌权论”,就是在小靳庄出笼的。
她胡说什么“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
男的女的,还不都是女的生的?”
“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
“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
她竟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出反革命夺权叫嚣:
“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
如同一切反动派一样,在她发出阴谋篡党夺权叫嚣的时候,依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和虚弱。
当有人请她以后再来时,她哀鸣道:
“到那时候,阎王老子也许请我喝烧酒去了。”
总之,江青在小靳庄大露“狰容”,反动表演淋漓尽致,恰恰是江青篡党夺权野心达到顶点、面临覆灭下场的错综复杂心理的绝妙写照。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江青苦心经营的小靳庄,成了声讨江青的战场。
贫下中农满腔怒火,纷纷起来揭发批判江青在小靳庄的滔天罪行。
人们说:
“江青窜到小靳庄,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她是想踩着贫下中农的肩膀,爬上女皇的宝座。”
被江青改了名字的贫农女儿周福兰,当众宣布恢复自己原来的名字。
她说:
“江青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心肠比恶狼还狠,比蛇蝎还毒。
江青攻击周总理,就是我们贫下中农的死敌!”
江青的女皇梦破灭了。
小靳庄从江青这条毒蛇的盘绕下解放出来了!
小靳庄人民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和全国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深揭狠批“四人帮”,把江青在小靳庄放的毒气清除得干干净净。
新华社记者
《天津日报》记者
本报记者
中越今年相互供应货物和付款协定签字
新华社1978年01月10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1978年相互供应货物和付款协定今天在北京签字。
我国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和越南外贸部副部长阮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我国外贸部部长李强出席了签字仪式,并在仪式前会见了阮筝副部长和由他率领的越南政府贸易代表团全体成员。
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参加了会见和签字仪式。
阮筝副部长将于日内离开北京。
外事往来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01月09日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众议院议员、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会长八百板正为团长、众议院议员井上泉为副团长的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国会议员访华团。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中日友协副会长王芸生,有关方面负责人赵安博、孙平化、王晓云、陈木森、马凌等。
访华团是应中日友协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09日下午到达北京的。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01月11日上午会见了以曾我祐次为顾问、加濑包男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第7次活动家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访华团是01月06日抵达北京的。
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07日设宴招待了日本朋友。
曾我祐次顾问11日已先行离京回国,访华团将由加濑团长率领在近日内离京去我国南方访问。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01月11日晚上设宴招待日本自民党众议员、前邮政大臣久野忠治一行。
宴会前廖承志会长会见了日本朋友,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久野忠治先生一行是09日到达北京的。
来京前曾在上海进行了友好访问。
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应睐为团长的中国科研仪器代表团一行十一人,应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邀请,01月10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和考察。
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王润生01月11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别同两国政府签订1978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
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郑拓彬以及保加利亚驻华大使贝尔切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李伯曼到机场送行。
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01月11日晚上设宴欢迎以荒井金雄为团长、水?
晃为副团长的日中友好法律家访华团。
席间,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教育部副部长高沂01月11日晚上会见并宴请了以坂本是忠先生为团长,半田一郎教授为副团长的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访华团。
(据新华社)
宿迁学习枫桥改造地富反坏
江苏省宿迁县委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认真学习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依靠群众,加强对阶级敌人专政的经验,狠抓对地富反坏分子的评审工作,同其中坚持反动立场者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充分揭露他们的破坏活动;
采取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等方法,帮助那些有违法犯罪活动的人接受改造。
在此基础上,分别建立由基层干部和治保积极分子组成的监改组和帮改组,加强经常性的改造工作。
从而使一些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被制服,一些有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停止违法犯罪活动。
他们的思想有人抓,劳动有人带,表现有人记,行动有人管,大多数向好的方面转化。
几年来,在县委统一领导下,由县公安局、法院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专门成立了办公室,加强“两改”工作。
针对林彪、“四人帮”炮制“两个否定”、“一个砸烂”反动口号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们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
一,把已经调出公安机关的五十名有一定对敌斗争经验的公安干警调回来,充实公安工作的骨干力量,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公安干警的积极性。
二,全面恢复基层治安保卫组织,普遍建立“一会(治保会)两组(监改组、帮改组)”,依靠群众力量,做好两改工作。
三,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揭露和批判阶级敌人的罪行和有违法犯罪活动的人,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的活动,使做好“两改”工作的重要意义,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经过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1973年,“两改”工作在全县范围内普遍推开。
毛主席亲自肯定的枫桥经验日益显示出它在促进地富反坏转化、预防犯罪、减少发案、维护治安、保卫生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几年来,全县现有的地富反坏分子百分之九十二接受改造,参加劳动,只有百分之八有对抗改造和破坏行为。
在全县有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当中,绝大多数已开始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有的已改掉恶习,被撤销帮改;
有的已停止违法犯罪活动。
“两改”工作的深入发展,进一步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保卫和促进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1975年07月,华主席在兼任公安部长期间,充分肯定了宿迁县的“两改”工作经验,指示公安部门在适当时候到宿迁召开现场会议。
后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未能实现。
粉碎“四人帮”以后,江苏省公安局于去年07月在宿迁召开全省公安工作现场会,学习交流经验,使“两改”工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胜利前进。
政协山东浙江内蒙古辽宁四届首次会议举行
白如冰铁瑛尤太忠黄欧东分别当选为山东省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政协主席
据新华社济南1978年01月09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第4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于1977年12月08日至15日在济南举行。
会议选出了政协山东省第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一百四十七人,中共山东省委第1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白如冰当选为本届省政协委员会主席,杨国夫、王众音、李子超、王哲、张晔、刘民生、陈雷、张竹生、冯平、徐眉生、杨介人、曾呈奎、刘先志、郭贻诚、周志俊、李思敬、张蔚岑当选为副主席,赵芳洲为秘书长。
出席这届政协会议的委员共五百七十九名。
委员们列席了山东省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白如冰在本届政协会议上的讲话。
会上,委员们联系实际,批判“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干扰破坏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罪行。
他们指出,“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反对党对爱国人士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鼓吹什么“斗争就是政策”,居心险恶地破坏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委员们表示,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深揭狠批
“四人帮”,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各项方针政策,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为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努力工作。
据新华社杭州1978年01月09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第4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于1977年12月16日至24日在杭州举行。
出席会议的委员共五百八十八名。
委员们列席了浙江省第5届人代会第1次会议。
会议选出了政协浙江省第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九十一人,选举中共浙江省委第1书记、省革委会主任铁瑛为本届政协委员会主席,陈伟达、陈冰、毛齐华、吴宪、何克希、汤元炳、余纪一、林辉山、陈立、?
堡、李兰炎、吴又新、王季午、周庆祥、杨海波、陈礼节、江希明、崔东伯为副主席,杨海波兼秘书长。
铁瑛同志在会上讲了话。
省政协副主席毛齐华代表上届省政协作了会务报告。
会议号召全省各爱国民主党派人士、知识界和一切爱国人士,紧密地团结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为把浙江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省而努力奋斗。
委员们在讨论时精神焕发,心情舒畅。
他们说,只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我们才能欢聚一堂,共商全省的大事。
许多委员表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勇于攻克科学堡垒,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978年01月10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4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于1977年12月20日至28日在呼和浩特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委员共三百二十二名,其中蒙古、回、满、朝鲜、达斡(wò卧)尔等少数民族委员占百分之三十七点六。
会议选出了政协自治区第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五十六人,自治区党委第1书记、革委会主任尤太忠当选为本届政协委员会主席,奎璧(蒙古族)、克力更(蒙古族)、王再天(蒙古族)、孙兰峰、刘华香、孔飞(蒙古族)、李世杰、朋斯克(蒙古族)、黄巨俊、周北峰、鄂其尔呼雅克图(蒙古族)、杨令德、张荣臻、谭振雄当选为副主席,韩明为秘书长。
尤太忠主持了开幕式。
自治区党委第2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池必卿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四人帮”反对党的民族政策,挑拨民族关系,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破坏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一系列教导,经常地广泛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的教育,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维护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建设祖国北部边疆做出新贡献。
出席这次会议的委员列席了内蒙古自治区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
委员们听取并讨论了上届政协的会务报告。
他们在讨论时畅所欲言,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
他们纷纷表示,要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加强边疆建设作出新贡献。
据新华社沈阳1978年01月10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4届委员会第1次会议,于1977年12月21日至28日在沈阳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委员共五百八十五名。
委员们列席了辽宁省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
会议选出了政协辽宁省第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一百一十七人,黄欧东当选为本届省政协委员会主席,仇友文、周桓、黄达、巩天民、张子衡、曲径、王堃骋、陈北辰、王家善、张庆太、陈恩凤、章岩(女)、娄尔康、任志远、陈美福、刘多荃、沈洪涛、牛平甫当选为副主席,孙毅北为秘书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部队司令员李德生,中共辽宁省委第1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曾绍山,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
中共辽宁省委第3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黄欧东在会上讲了话。
会上,委员们联系实际,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践踏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破坏统一战线工作的罪行。
他们说,由于
“四人帮”在辽宁的党羽、亲信的破坏,致使政协和民主党派在很长时间内停止了活动。
在那些日子里,爱国人士坚信革命传统总有一天要恢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一定会落实,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委员们畅所欲言,纷纷表示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来宾县公安局党委是革命化的领导班子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县公安局是公安战线的先进单位之一。
这个局的党委,牢记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的教导,有计划地组织干警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在“四人帮”横行之时,他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抵制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四人帮”诬蔑“整顿就是复辟”。
来宾县公安局不听那一套,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和第1、二次全国铁路治安工作会议精神,召开全县公安工作会议,整顿思想,整顿队伍,整顿社会治安工作,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四人帮”诬蔑抓业务工作是“业务挂帅”、“唯生产力论”。
来宾县公安局坚持政治与业务的统一,理直气壮地说:
“农民不种田,人民无饭吃。
我们不抓破案,就没有尽到公安机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责任。”
他们始终把破案工作作为打击阶级敌人的重要措施来抓,保持了较高的破案率。
局党委对政治思想好,工作积极,努力学习业务钻研技术的同志,给予表扬,激励全体干警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四人帮”鼓吹“阶级关系新变化”的谬论,狂叫“眼睛不要老是盯着几个四类分子”,妄图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
来宾县公安局始终把专政矛头对准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对准地富反坏分子。
他们对四类分子定期进行调查摸底,在加强监督改造工作的同时,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及时予以有力的打击,保证城乡社会治安秩序安定。
来宾县公安局的同志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对敌斗争中,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坚决完成任务。
群众称赞他们是“特别能吃苦的公安干警”。
他们还以东莱派出所为榜样,经常开展反腐蚀、防演变的斗争,发动干警制定了按党的政策办事,不循私情,不谋私利等五条纪律,定期检查评比,不断增强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免疫力。
来宾县公安局的革命化搞得比较好的关键,在于有一个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
几年来,局党委经常开展整风。
他们说:
“刀不磨生锈,水不流就臭,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不整掉就会变修”。
每次整风,他们发动党员和干警揭矛盾,找问题,虚心听取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制定整改措施。
他们坚持群言堂,不搞一言堂;
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搞家长制。
有事摆在桌面上讨论,有成绩记在党的帐上,有错误不推卸,不埋怨,主动承担责任。
局党委一班人,对于要求干警做的,自己努力首先做到,作干警的表率。
局的主要领导虽然患病,但都长期坚持工作,对于重大案件,总是亲自带领干警赶赴现场,指挥战斗,直到破案为止。
平时,局党委对干警不仅从政治上热情帮助,在生活上也关怀备至。
干警感动地说:
“领导上处处关心我们,工作就是再苦再累,我们心里也是热乎乎的”。
几年来,在局党委的领导下,全体干警团结战斗,各项公安工作任务完成得都比较出色。
本报通讯员 徐景良 顾寿伯
刘树朴 韦 治
本报记者 姚柯夫
王震副总理会见老挝工商部代表团
新华社1978年01月11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会见由老挝工商部部长梅索·赛宋平率领的老挝工商部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老挝驻中国大使塔汶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贸部部长李强、局长高璐,外交部副司长梁枫。
又讯
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01月10日举行宴会,欢迎老挝工商部代表团。
10日上午,李强部长同梅索·赛宋平部长举行了会谈。
(附图片)
王震副总理01月11日会见由老挝工商部部长梅索·赛宋平率领的老挝工商部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老教授重上讲台
1977年11月的一个晚上,浙江医科大学的一间教室里灯火通明,座无虚席。
已经中断了十年的遗传学讲座,现在恢复了。
主讲的是一位须发花白的老教授。
他精神矍铄,讲课有声有色。
这就是著名生物学家蔡堡教授,今年八十多岁了。
近来,象这样的学术讲演,他已经作过三次。
听过这几次讲座的教师们称赞说,蔡老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逻辑严密,内容丰富。
蔡老真是革命精神不减当年。
蔡堡教授是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医科大学生物教研组主任。
他年轻时曾两次留学美国,回国后一直从事生物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新中国诞生以来,他在党的领导下,多年如01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这样一位有贡献的老知识分子,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却被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剥夺了上讲台和搞科学研究的权利。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蔡堡教授欣喜若狂,当即赋诗欢呼:
“四人帮”倒乌云散,西子湖畔秋菊妍。
寰宇欢呼华主席,天空又见日高悬。
他跑到学校负责同志那里,恳切地要求工作。
就这样,蔡堡教授主讲的遗传学讲座,经过认真的筹备,又开课了。
蔡堡教授不但重上学术讲台,而且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战斗。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罪恶阴谋。
他回顾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间,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他和几位青年教师从事“东方蝾螈胚胎发育”的研究工作并取得可喜的成果。
正在这个时候,在“四人帮”的影响下,他进行实验的仪器被搬走了,放养东方蝾螈的饲养室给破坏了,连实验室的门也贴上了封条,即将完成的科研项目被迫中断。
蔡堡教授愤怒地说:
“四人帮”是一帮祸国殃民的东西,他们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垮了科研队伍,剥夺了人们搞科学研究的权利,就连我上讲台教课,竟也成了一条“罪状”,诬蔑我是“独霸讲台”,蛮横地剥夺了我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权利!
他们不要科学,不要文化,不要生产,是一伙败坏国家的无耻之徒!
现在,这位老教授心情大变了。
正象他自己说的,粉碎了“四人帮”,砸烂“四人帮”强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我这个老头子也年轻多了,心里热乎乎的,浑身都是劲呵!”
新华社记者 丁雪萍
邹县公安机关发动群众护路防奸保畅通
山东省邹县的路社联防工作搞得好,体现了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全党办铁路的指示精神。
“四人帮”的爪牙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恶毒污蔑邹县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干警是什么“一窝黑人、黑手、黑提包,黑提包里装着黑材料”,胡说邹县开展路社联防工作是“不务正业”,“给走资派脸上贴金”等等。
在邹县县委领导下,县公安机关发动广大公安干警和铁路沿线的干部、群众护路员,将“四人帮”的反党罪行分成专题进行揭发批判,总结开展路社联防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了对全党办铁路、搞好路社联防重要意义的认识。
为了实现全党办铁路,全民管铁路,各行各业支援铁路,他们在贯彻落实全国铁路治安工作会议精神时,发动县境内铁路沿线四十六个护路小组,讨论修订护路措施。
一万八千多户社员和县城内六十多个单位普遍修订了护路公约。
“人民铁路人民管,护路防奸保畅通”变成了广大干群的自觉行动。
去年上半年,他们还学习推广了陕西省岐山县“铁道小卫士”的经验,在沿线八十九所中小学中,普遍建立了“铁道小卫士”护路队,巡逻站岗,收到良好效果。
南关大队的铁道小卫士,还在路旁植树,精心看护,为绿化铁道作出贡献。
第2次全国铁路治安工作会议后,他们组织力量,以铁路沿线为重点,广泛进行了敌情调查摸底工作,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坏人坏事,号召有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坦白自首。
同时对严重违法犯罪分子进行打击,为进一步搞好社会治安、铁路治安提供了保证。
为啥二九春意稠
马建国自古春打六九头,为啥二九春意稠;
只因来了华主席,春风扑面心暖透。
腊梅吐艳迎亲人,新楼座座笑点首;
大海难量领袖恩,十万矿工威风抖。
领袖关怀化动力,再创奇迹显身手;
待到明朝领袖来,献上一个乌金秋!
华主席握过我的手
唐山矿六采区区长 高雪安华主席握过我的手,万语千言涌心头。
英明领袖爱矿工,只觉周身涌暖流。
华主席握过我的手,幸福热泪夺眶流。
昔日矿工做牛马,谁曾看得起咱这双手?
华主席握过我的手,威力无穷使不休,世界高峰我敢攀,煤海深处我敢走!
华主席给咱回天力
开滦唐山矿工人安连城天轮欢快地转,大缸溜溜满,煤海起春潮呀,煤浪在追赶,华主席三次到唐山,下车就来到掌子面。
闪亮的煤壁咧嘴笑,一排排铁柱子挺腰板:
敬爱的领袖华主席呀,您送春风到开滦。
亲切的教导象火种,大干的热情您点燃,是您给咱回天力,咱胸有朝阳能擎天。
踏着华主席的脚印走,硬我筋骨壮我胆,喝令天轮加快地转,今年的产量翻番,再翻番!
华主席给我们播种春天
孙健忠 (土家族)
阳春03月,南方已经是春回地暖的时节,然而,在土家人聚居的洛塔山界,却仍然雪积土冻,没有一点春天的气息!
眼看着岩脚下的村村寨寨都在备耕,土家人谁还能够在火塘里坐得住呢?
于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想出了个主意:
到山下去育秧。
天还没有亮,人们就背了满篓金黄的谷种,下山到几十里远的城郊公社去,借几丘水田,播下从岩上背来的种子。
等到秧苗长得有两拳来深了,又把它一束束拔起来,捆好再一篓篓背上洛塔山界。
土家人把这称做“借春”。
“借春”的人们从山下回来了,山寨里一大帮老人和娃儿们,都从木楼里拥出来迎接。
他们轻轻地、郑重地接背篓,嘴里说着吉庆的话,庄重而热情地迎接土家人的春天!
然后,人们才用背回来的秧苗,染绿自己的山坡,染绿自己的梯田。
我在洛塔那阵,每年生产队都要去山下很远的地方“借春”。
近几年来,洛塔在农业学大寨的征途上迈出了很大的步子,兴修了水利,新开了好几千亩水田。
然而没有春天的洛塔,是不是还和往年一样,要到坡脚下去“借春”呢?
这次,我回到洛塔去,一路上就尽在想着这件事情。
一到洛塔,新上任的公社党委书记邦吉同志见到我,象猜到了我的心思一样,第1句话就是:
“嗨,你晓得不晓得,我们洛塔再不去别处‘借春’了。”
听了这话,我欢喜得大叫起来:
“是真的?
洛塔有了自己的春天罗?”
邦吉怀着无限的深情,望着正墙上贴着的华主席像,笑咪咪地说:
“搭帮恩人华主席,是他给我们播种了春天!”
1970年,插秧的时候,华国锋同志来到洛塔山界,视察这里农业学大寨的情况。
他听说这里每年都要下山“借春”,又费力,又费时间,亲眼见到社员们从山下把秧苗一篓篓背上来的情景,便亲切地教导洛塔公社的干部和社员们:
你们要自己育秧,不要去外地育了。
要自己培育良种,搞科学种田。
听了华国锋同志的话,洛塔人的方向明了,信心有了,干劲足了。
公社党委下了决心,一定要在洛塔坡上育出个春天来。
我说:
“好啊!
你快给我讲讲咱土家人是怎样遵照华主席的指示,在洛塔育出春天的故事吧!”
“嗨,他就是这故事里的一个主要角色哩!”
旁边一个同志笑着捅了邦吉一下。
华国锋同志上洛塔视察那一年,邦吉是梭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有一天,他去坡坡上看秋,走到一丘弯弯的牛角田边,眼前突然一亮。
呵哟!
隔田坡丈多远的地方,有三蔸谷子,长得好壮好特别哟!
邦吉跳进田里,从那三蔸谷子中,摘下了最长的三线,放在手板心数数,共有二百七十多粒,粒粒饱满,亮色。
邦吉快活得手都颤动了。
他望着这些圆鼓鼓的珍珠一样的谷粒,同它们说起话来了:
“好哟!
春日里,我们敬爱的华国锋同志来到洛塔,亲切地教导我们,要自己培育良种,自己育秧。
这些日子来,我们一直在盘算这件事哩。
你这亮晶晶的谷子呵,正是我们需要的好种子呀!”
邦吉把这三线谷子带回家晒得焦干,小心地挂在火塘里的板壁上。
第2年开春,他开始搞试验,头一回在洛塔山界上下秧子了。
小小一块秧田,只播了二百七十多颗种子,可这却是洛塔第一丘真正的秧田啊!
没想到,这一丘小小的秧田,却遭了一场劫难。
一天夜里,狂暴的北风吹开了盖在上面的塑料薄膜,大雪埋住了秧苗。
邦吉难受极了,扒开积雪一看,幸免于难的秧苗只剩下十几根了。
多么可贵的秧苗啊,它战胜了暴风雪,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邦吉从这十几根秧苗上看见了成功的希望。
他把这十几根秧苗拔起来,插在一只田角角,象看护自己的小女儿一样照看着,一颗心全都扑在那上面了。
这一年,他从这十几根秧苗上收得了四五斤谷子。
往后,它年年增长,由四五斤变成了几十斤,几百斤,到了1976年,它已经绿遍了洛塔坡的一层层梯田。
从此,洛塔有了自己的良种,解决了自己育秧的问题。
社员们给自己的良种取了个漂亮的名字:
洛丰一号。
为什么叫一号呢?
因为往后还会有二号,三号……
吃过早饭,邦吉领我出门去欣赏洛塔山界上的春天。
春天在哪里呢?
山冲里的雪依然没有溶化,脚下的土依然冻着,报春的雀儿依然没有开声……但是,就在这被寒风和冰雪禁锢了的山界上,确实使人看见了那奇妙的春天——洛塔山界上有了自己的秧田。
为了防冷冻,社员们把秧田选在背风向阳的山坡上,并且把水秧田改做成泥浆秧田。
秧田里下足了粪肥,搞过了三犁三耙。
黑油油、烂溶溶的泥巴,被做成块似的秧箱。
我低头一看,秧箱上鼓起许多小泡泡,发出咕咕噜噜的声音,好象不耐烦地催促:
为什么还不播种?
还嫌秧田不够标准吗?
邦吉听了这声音,眉开眼笑地说:
“性急不得呵!
育秧比服侍月子里的娃儿还难,一点点手脚不到堂,就要烂场合呵!”
离开秧田,我们走进一座寨子,去看浸种催芽的情形。
这是一间用石块砌成的很暖和的屋子。
管催芽的是个包大头帕的中年汉子,精神饱满,眼球上却网了许多红丝。
邦吉问他:
“总有好几夜没瞌睡了吧?”
中年汉子拿着一个温度表说:
“还敢困哩!
每夜都得试好几回。
热了怕烧坏谷芽,要掺冷水;
冷了,怕冻坏谷芽,要掺热水。”
我揭开一张戽桶上的竹簟,伸手抓了两把谷种,放在手心里一看,只见每一颗金黄的谷粒都破了口,长出了白嫩嫩的毛茸茸的芽子。
这是春天的嫩芽,这是活鲜鲜的生命。
我问那位管催芽的社员:
“可以播进秧田里去了吧?”
他说:
“可以了,天一放晴,就该播了。”
夜里,我参加了一个生产队揭批“四人帮”的会议后,回屋正准备睡觉,突然从不远处传来动人的歌声,女声唱了一阵,男声又接着唱一阵,歌声中还间杂了笑声和掌声。
想必是有人在赛歌吧!
我兴致勃勃地去参加他们的歌会。
歌场在一块宽敞的晒谷坪上,中间烧了一堆篝火,东边坐着一排姑娘家,西边坐着一排后生。
他们跳起来,大叫大嚷地硬要我唱一首歌。
我哪里是唱歌的材料呢?
我说:
“我来当个裁判吧,看哪一边唱得好。”
姑娘们得意地说:
“可惜你来迟了一步,要不,就赶上见他们出丑了。”
后生们不服气地说:
“莫神气呵,是不是角色,还要等明天在秧田里看呵!”
原来这是两支青年突击队,一个叫铁姑娘队,一个叫黄继光队。
今夜,他们在歌场上赛歌;
明天,他们就要在秧田里比赛了。
我问:
“你们的准备工作都搞好了?”
一个系花围裙的姑娘说:
“那不消讲,样样都不缺了。”
我说:
“你们要早点困觉,养足精神,明天才好大显身手。”
姑娘们都嚷起来,孔雀闹林一样地说:
“不哩,我们的精神足得很哩!
我们要唱到天明,要唱到春天飞上洛塔坡哩!”
她们一面往篝火上加柴,一面又尽情地唱起来。
她们欢快地唱啊,唱啊,唱着春天的歌,唱着英明的领袖华主席对土家人的关怀。
支农短歌(二首)
广西柳州汽车公司 林 玉
驾春风十里车队一条龙,驮着化肥去支农;
喇叭高唱跃进曲,车轮滚滚驾春风。
上山顶起一片天,下山拖着群峰冲;
多拉快跑奔苗寨,恰似春潮满地涌。
绣春人师徒挥锤丁当丁,一声更比一声紧;
赶打万把开山锄,送给壮乡绣春人。
春华秋实
熊述隆
科技工作者遵循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令,正在攀高峰、攻尖端的征途上奋勇前进。
冬末春初,瑞雪纷飞,我走访了一个实验室……
大 门
研究员说着,笑着,领我走进实验室的大门。
我看见,熠熠闪光的玻璃门上,清晰地映照出他动人的笑容。
于是,我仿佛从实验室明亮的大门,走进了另一个明亮的大门。
哦,是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开了,万千科技战士的心扉!
开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大门!
燃 烧
实验员注视着试管——在试管里,有一种物质在燃烧;
我注视着实验员——在他眼睛里,有一种激情在燃烧……
我知道,物质燃烧是一种化学反应。
但是我却在想,这两种燃烧之间,难道没有一种“连锁反应”?
呵,燃烧吧,火热的心!
白 发
老教授有一头雪也似的白发。
他笑着说,他已到了“暮秋”之年;
但是,青春并未随着他的白发而消逝。
他那清亮、睿智的目光告诉人们,他的心永远向着春天……
有风雪,便有春天。
春天是不可抗拒的。
有春华,便有秋实。
秋实是人们劳动的结晶!
台 阶
我告别实验室,走下台阶。
但在我眼前,又出现了另一座金色的台阶,它从这小小的实验室,向着“四个现代化”的高度——上升,上升,上升……
台阶上,我们的伟大民族,正在举世瞩目之中——登攀,登攀,登攀……
春随领袖到唐山
苳桂苓
新华路抒情一条春河在这儿流,一轴彩画在这儿铺,车水马龙千舸飞,楼店成排繁花吐;
大庆旗抖一路春,大寨花香飘四处;
人红旗美声威壮呵,好一幅唐山的大挂图!
眼望你呀,新华路,无限敬意出肺腑,好风光不是天上来,领袖三走这条路——第一串脚印威力大,锁住震魔成战俘;
第二串脚印报春来,春满新城花满树!
呵!
新年佳节领袖来,健步又走这条路,脚步声声满城鼓,春光顿时红似火,新华路呵,幸福路,一头连着北京城,一头扎进云霞处……
东方红广场青了山崖绿了树,东方红广场象春天的湖,中南海碧波湖中淌,北京的春风湖中注。
多少红心结彩霞,围着领袖团团舞;
多少深情化春风,贴心话向着领袖诉。
呵,领袖挥手起风雷,声声笑语洒甘露;
红霞展翅飞钢城,春风扑上矿山路。
钢城煤海涨春潮,春潮滚滚你喷出,大干的人流跃进的浪,荡满了唐山条条路!
东方红广场呵——春天的湖,满湖绿水春常驻;
因为呵,华主席在这儿站过
脚,脚印里,幸福的泉流在喷吐 ……!
矿井情深〔油画〕
黄觉人
韶山灌区春常在〔中国画〕
姜坤
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举行会议
讨论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大制订立场和文件的基本提纲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8年01月11日电
据南通社报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01月10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讨论为即将召开的南共联盟第11次代表大会制订立场和文件的基本提纲。
会议由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基·格利戈罗夫主持,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执委会书记斯·多兰茨作了报告。
多兰茨在报告中指出:
“我们制订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是要尽量具体地、明确地并以批判的态度指出自十大以来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社会工作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展活动的基本方针与目标”。
多兰茨说,今年02月初将召开南共联盟中央全会讨论这一提纲并决定第11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
会上的发言表示支持这一提纲的基本点,并提出一些补充意见和新的建议。
友好往来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会在东京开幕,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西武美术馆、《东京新闻》社、《日本经济新闻》社01月09日在东京联合举行酒会。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西武美术馆会长堤清二、《日本经济新闻》社董事长元城寺次郎,以及日本政府环境厅长官山田久德,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文化界人士东山魁夷、平山郁夫等三百五十多人出席了酒会。
以中国石油化学工业部生产局局长秦仲达为首的考察组01月02日至09日访问了土耳其。
(据新华社)
坦桑副总统和总理接见我医疗队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8年01月11日电
坦桑尼亚副总统、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布德·琼布01月10日在桑给巴尔国家大厦接见了在桑给巴尔工作期满即将回国的中国医疗队。
琼布副总统同中国医疗队成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他高度赞扬坦桑尼亚和中国之间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
接见时,副总统办公厅国务部长阿里·姆齐,桑给巴尔卫生部长金瓦巴·哈桑和中国驻桑给巴尔领事刘胥吉在座。
在这以前,坦桑尼亚总理索科伊内在阿鲁沙专区蒙杜里县接见了在当地工作的中国医疗队。
比斯塔首相出席我新使馆落成招待会
新华社加德满都1978年01月10日电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临时代办李暖金01月08日在这里举行招待会,庆祝新的中国使馆落成。
尼泊尔首相基尔提·尼迪·比斯塔,首席法官纳亚·巴哈杜尔·卡特里,其他内阁大臣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出席了招待会。
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宾主一再祝愿尼中友谊继续发展。
瑞士共产党(马列)第2次代表大会指出
三个世界理论符合马列主义路线
强调加强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
新华社日内瓦1978年01月10日电 据01月份出版的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10月》报道,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1977年12月召开了第2次代表大会。
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关于代表大会的公报说,代表大会的议程是:
一、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
二、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新党章;
三、选举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第2届中央委员会。
出席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一致同意第1届中央委员会就上述三项议程提出的建议。
公报说:
“第2次代表大会的有决定意义的成就是制订了纲领。
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把党的路线精练地归纳在党的一个文件中。
这一纲领是全党为制定党的路线而进行的相当长时期斗争的胜利总结。”
公报说,纲领“表明了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我们国家的实际,在分析国内和国际形势,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红色瑞士的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公报说:
“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作为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任务,在进行这一斗争的时候,我们对国际和国内形势有了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识到,我们革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
我们认为,三个世界的分析和战略是今天阶级斗争中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我们认为,修正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党的进步是反修斗争的结果。”
公报说,代表大会“向毛泽东致敬。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
毛泽东,是我们的导师。
毛泽东同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贡献是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决定性武器,也是为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工人阶级、各国人民和国家的决定性武器。
瑞士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第2次代表大会和大会制订的纲领,体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用于瑞士革命实际的巨大进步,我们加强了力量,正进入为实现红色瑞士而斗争的一个新阶段。”
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同亚非国家加强经济合作
新华社达卡电
孟加拉国和罗马尼亚最近在达卡签订了两国经济和科技合作议定书。
罗马尼亚重型机器制造工业部副部长杜米特鲁·尼斯托尔最近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孟加拉国。
访问期间,两国签订了这项议定书。
孟加拉国和马来西亚在吉隆坡签订了一项贸易总协定。
双方表示希望这一协定将进一步密切两个友好国家的经济关系。
新华社讯
新德里消息:
据印度萨马查尔通讯社报道,印度和罗马尼亚不久前在新德里签订了1978年贸易议定书。
报道说,印度和罗马尼亚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1971年为二亿八千万卢比,1976年已增加到八亿一千多万卢比。
罗马尼亚是印度化肥的重要提供者并从印度进口大量的铁矿石。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8年01月06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和赞比亚01月05日在贝尔格莱德签订了价值九千四百万美元的投资合作计划。
报道说,南斯拉夫同赞比亚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
两国的投资合作近年来有显著的发展。
南斯拉夫为赞比亚建设了两个发电站,参加赞比亚的电气化建设和公路建设。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8年01月10日电
据南通社报道,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经济与科技合作混合委员会最近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并于01月09日签定了两国经济和科技合作议定书。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兼联邦财政部长莫·采莫维奇和赞比亚经济与技术合作部长彼·威·马托卡分别在议定书上签字。
议定书规定,在尽量保证贸易平衡的情况下增加两国对外贸易额。
议定书还规定,今年两国将在农业和制铜技术方面扩大合作。
两国在铀、宝石和石油的生产方面将共同进行研究工作。
新华社喀土穆电
据苏丹通讯社报道,苏丹和南斯拉夫最近在喀土穆签订了一项贷款协定。
按照协定,南斯拉夫将向苏丹提供三千零七十万美元的贷款。
这笔贷款将用于建立维修中心和车间,重建供水站,进口装备和机器以加强苏丹农村供水公司的能力。
访农工联合企业“波德拉夫卡”
中国记者组
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北部,有一个著名的农工联合企业,由于它座落在德拉瓦河畔,所以取名叫“波德拉夫卡”(即德拉瓦河畔的意思)。
这个农工联合企业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把农产品加工成四五百种各式各样的食品。
人们称它是南斯拉夫“最大的厨房”之一。
最近,我们用整整一天的时间访问了“波德拉夫卡”。
通过它,我们看到了南斯拉夫发展农业的成就和一些特点。
在企业的会议室里,我们观看了一部纪录“波德拉夫卡”发展历史的彩色影片:
三十年前,这里还只是一个有一百多名工人的果酱厂。
而今天,“波德拉夫卡”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五千三百名职工、一年产值近四十亿第纳尔(注:
九点二五第纳尔约折合一元人民币)、分厂遍及克罗地亚八个城市的大型农工联合企业了。
它拥有农业种植、食品加工、饮料、制药、肉类加工、产品销售、科研所等九个单独的“联合劳动组织”(即分厂)。
有些“联合劳动组织”又设有几个“基层联合劳动组织”(相当于车间或生产队)。
例如,在农业“联合劳动组织”中,就包括农业种植和面包、面粉、饲料加工单位,以及与个体农民合作等五个“基层联合劳动组织”。
整个联合企业一共有三十个这样的基层组织,每一个基层组织都是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
农业种植“联合劳动组织”共有一百一十名职工,耕种三千三百公顷土地,其中二千公顷玉米,一千二百公顷小麦。
农忙时,再招三四十名季节性的临时工。
去年,玉米每公顷产量平均为七十公担左右,小麦为五十五公担。
还有一个饲养场,每年可为“波德拉夫卡”的肉类加工厂提供五千头菜牛。
农产品收获以后,尽可能地就地加工,实行“农产品的成品化”,这是当前南斯拉夫农业发展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
我们从影片中,在参观“波德拉夫卡”的过程中,看到小麦被加工成了各式各样的面包制品;
肉猪、菜牛制成了罐头、成品菜和各式各样的浓缩汤菜。
这里生产的汤菜,闻名南斯拉夫,有五十多种包装,三十二种品种。
此外,这里还生产啤酒、葡萄酒等饮料以及调料、药品等。
最近六年,“波德拉夫卡”农工联合企业的生产翻了一番。
它的主要经验是,在生产中不断采用新的工艺,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
例如:
肉类加工厂从屠宰到制成各种成品菜,都采用了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先进设备。
生产啤酒的车间,只有五十多名工人和技术人员,每年生产三千万公升啤酒。
在饲养场的牛圈里,我们看到四个工人饲养着一千头菜牛。
这些菜牛,是“波德拉夫卡”周围的农民从小牛犊饲养到二百二十公斤左右时卖给这里继续饲养的。
从二百二十公斤饲养到四百八十公斤,就可出圈屠宰,约需五个半月到六个月。
饲养工人们用配制好的饲料喂牛,菜牛每长一公斤肉,要喂养经过发酵的青储饲料五公斤,玉米五公斤和由抗生素、矿物质等混合而成的高级饲料半公斤。
上料都是机械化。
在采用新工艺的同时,这个企业还注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比如丹麦的啤酒、西德的汤菜、日本的调料、意大利的水果罐头等工艺,以及美国电子计算技术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等。
主人们介绍说:
“波德拉夫卡”农工联合企业和南斯拉夫其他联合企业一样,属于整个社会所有。
我们工人只有权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提高生产,只有权对它进行合理的管理;
同时,有保护这些生产资料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义务。
参观了一些生产车间之后,我们应主人的邀请,登上汽车,到“波德拉夫卡”周围几家个体农户去访问。
个体农民,在南斯拉夫农村中还占有不小的比重。
以克罗地亚共和国为例,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二十属于社会所有制的农工联合企业;
百分之八十的耕地属于个体农户所有。
但是,由于社会所有制的农工联合企业力量强大,它所提供的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占全共和国全部商品量的百分之六十,而个体农户仅占百分之四十。
按照法律规定,南斯拉夫个体农户每户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十公顷。
据主人们介绍,“波德拉夫卡”所在的区,有九十四个居民点,七千五百户个体农民。
现在,已有百分之八十六的个体农户,通过由“波德拉夫卡”提供贷款、肥料、农药、农业机械和其他生产资料,以及向“波德拉夫卡”出售粮食、蔬菜、水果、畜产品等形式,在不同程度上,自愿地同“波德拉夫卡”进行合作。
其中有三千五百户是长期同“波德拉夫卡”签订协议,常年进行合作的。
因此,这百分之八十多的农户在这里被称为“合作农民”。
其余百分之十几的农户,大多不是依靠农业收入为生活主要来源的。
在“波德拉夫卡”企业里,有一个专门负责同个体农户进行生产合作的“基层联合劳动组织”,“基层联合劳动组织”的代表,除本企业的代表外,还有农民的代表。
合作的形式有二十多种。
至于采用哪一种形式同企业进行合作,根据各农户的具体情况和要求自愿选择。
在这个“基层联合劳动组织”中,有三十名农艺师几乎每天都深入到这些农户中间去,了解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安排生产。
我们来到了个体农民斯·茨麦尔克的门前。
这一家老少四代八口人,有三个劳动力,全家耕种六公顷玉米,两公顷小麦。
同时,为“波德拉夫卡”饲养菜牛和仔猪。
茨麦尔克告诉我们:
“‘波德拉夫卡’向我家提供种子、贷款、化肥、农药、母牛,为猪、牛打针防疫,收割时还派出农业机器帮助我们。
特别重要的是,‘波德拉夫卡’向我们提出各种产品的保证价格,不管市场上的价格有什么变化,都能保证我们获得最稳定的收入。
1977年,我们向‘波德拉夫卡’卖了五头体重都在五百五十公斤以上的菜牛,还卖了一百二十头仔猪。”
我们问他:
“你家和‘波德拉夫卡’这样结合,对谁有利?”
这位年近四十岁的壮年人笑了笑说:
“双方都有利!”
接着,我们参观了另一家个体农民的猪舍。
这一家有四口人,一个劳动力,主要是为“波德拉夫卡”养猪,有饲料粉碎机。
男主人一个人养了五百头猪,满圈都是白色的纯种猪,半年出圈一次,一年能卖一千头一百公斤到一百二十公斤重的肥猪。
猪舍系砖木结构,是由“波德拉夫卡”贷款修建的,仔猪和饲料全部由“波德拉夫卡”供给。
他和“波德拉夫卡”订有协议,五十公斤以下的猪,每长一公斤肉,供应三公斤半玉米;
五十公斤以上的猪,每长一公斤肉,供应四公斤玉米。
猪养肥后,全部卖给“波德拉夫卡”屠宰场。
屠宰场根据肥猪的重量付给这家农民相应的报酬。
这样,仅养肥一项,他家一年就可收入十几万第纳尔。
此外,他家还种植七公顷玉米,播种、收割都由“波德拉夫卡”开出农业机器来帮助。
据“波德拉夫卡”的一位负责人说:
“象这种同农工联合企业合作的农民,虽然他们的土地还是私有的,但他们逐渐在生产活动中同社会所有制企业进行合作,逐渐感受到了进行合作的好处和必要性。
他们与企业的关系,已经不单纯是商品买卖的关系了。
当然,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要使双方满意,就要经常到这些农户当中去,了解各家不同的要求和条件,签订好同他们的协议。”
夜幕降临,主人利用晚餐的机会,继续同我们畅谈他们今后发展农业的计划。
主人说:
“战后,克罗地亚共和国有百分之七十是农业人口;
现在,农业人口只占百分之三十二了。
无疑,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和困难需要解决。”
主人接着介绍说:
“不断地壮大和发展社会所有制成分,这是今后我们的主要方向,也是我们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至于个体农户,今后主要是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同他们的合作,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他们同‘波德拉夫卡’劳动联合化。
1978年,我们这里将要调整土地,把有些个体农户比较分散的土地,(在不改变所有制的情况下)适当地进行调整、集中,以利于机械化耕作。
这样,还可以犁去很多田埂,开拓出五千公顷耕地;
同时也为今后这些农户的生产专业化和同企业的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
当我们带着“波德拉夫卡”职工们对中国人民诚挚友好的感情踏上归途时,主人们站在汽车旁,热情地挥着手说:
“同志,欢迎你们下次再来看看我们这里的变化!”
(附图片)
南斯拉夫潘诺尼亚平原的小麦获得丰收。
新华社发
南斯拉夫德拉瓦河畔“波德拉夫卡”农工联合企业的啤酒车间。
新华社发
贝宁卫生部长接见我医疗队
新华社洛美1978年01月10日电
贝宁卫生部长布赖马·伊西富01月09日在贝宁的科托努接见了中国医疗队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布赖马部长对中国医疗队表示热烈欢迎。
医疗队队长尚佐才感谢贝宁当局对医疗队的亲切接待,并表示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贝宁人民服务。
中国医疗队是根据贝宁和中国两国政府的协定,于01月07日到达科托努的。
喀麦隆银行领导职务由本国人担任
新华社雅温得电
据这里的报纸报道,喀麦隆人艾蒂安·恩扎马1977年10月31日正式就任喀麦隆西非国际银行总经理职务,从而实现了国内各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由本国人担任。
这是这家目前在喀麦隆拥有三十三家支行的银行开业五十六年来第1次由喀麦隆人担任总经理职务。
在就职仪式上,喀麦隆财政部长马塞尔·荣多发表讲话指出,现在设在喀麦隆的所有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喀麦隆人,这就实现了政府自1973年以来所进行的银行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即规定在四年内由本国人担任设在国内的各银行的领导职务。
他要求各银行为全国的利益服务,并尽量放宽对本国人的贷款。
国际简讯
几内亚比绍发行本国硬币
几内亚比绍政府决定自01月09日起,由几内亚比绍国家银行在全国发行币值分别为二十比索、五比索、二点五比索,一比索和零点五比索的五种硬币,同时在九十天内全部回收独立后沿用的葡萄牙的埃斯库多硬币。
几内亚比绍政府这次采取的全部更换硬币的措施,结束了独立后葡萄牙海外银行的埃斯库多硬币仍然流通于市场的状况。
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独立。
阿尔及利亚通过对外贸易法案
阿尔及利亚全国人民议会01月04日通过了关于由国家完全垄断对外贸易的法案。
根据这项法案,只有国家、地方集体单位和国家机构才能同外国企业缔结进出口合同。
莫桑比克将控制重要私人企业活动
莫桑比克发展和经济计划部长桑托斯最近在一次讲话中说,莫桑比克政府将直接控制对国家经济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私人企业的活动。
他说,政府还将控制对国家至关重要的产品如糖、稻米、棉花和水泥等的生产、运输和贸易。
加勒比开发银行向成员国提供贷款
加勒比开发银行董事会不久前,在巴巴多斯首都布里奇顿举行会议,同意向七个成员国提供一千三百万美元的追加贷款,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加勒比开发银行是加勒比共同体的一个联合机构。
它自1970年成立以来对促进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特别是那些一直在努力争取独立的小岛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举办训练班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长阿里·艾哈迈德·阿提卡01月07日在科威特主持了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第2期训练班的开学仪式。
这期训练班的学员来自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石油工业的各个部门。
阿提卡秘书长说,训练班的目的是帮助学员了解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目前的结构和学习这个工业的专业,促进石油和天然气工业部门的阿拉伯青年之间的联系和协作。
(据新华社)
墨西哥群众在阿兹卡查尔科“03月18日”炼油厂举行集会,庆祝墨西哥石油工业国有化三十九周年。
新华社记者摄
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国有化后迅速发展
新华社加拉加斯1978年01月10日电 委内瑞拉《二○○一》午报01月10日刊载一篇署名文章,赞扬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国有化。
文章说,石油国有化是委内瑞拉本届政府所采取的最有深远意义的一项决定。
“委内瑞拉当时以大无畏精神执行的这项任务过去和现在都是巨大的。”
文章还揭露说,大的国际财团在委内瑞拉石油国有化以前“采取了一种消极态度,把计划半途搁置起来。
它们没有兴趣去勘探新的地区,也不会去改变炼油方法”。
文章指出:
“实行国有化后,委内瑞拉为了对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石油负责,立即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
文章说,委内瑞拉“立即改变了提炼(石油)的计划,也就是说,使炼油厂适应市场的新的需要。
国际市场对汽油的需要量日益增加。
以前,从一百桶原油中可提炼十八桶汽油,现在可提炼三十桶。
以前出口的产品比较粗糙,价格比较便宜,这类产品后来又在国外提炼成汽油并提高了价格。
现在,这类产品就在我们本国进行提炼和提价。”
文章又说,石油国有化后,还立即制定了勘探计划,以便寻找更多的轻油和新的油田。
而最近十五年来,这项工作一直遭到大石油公司的忽视。
文章最后指出,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巩固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正处于发展阶段。
巴巴多斯将接管一家美国银行
据新华社乔治敦电
布里奇顿消息:
巴巴多斯总理约翰·亚当斯1977年12月13日在众议院宣布,巴巴多斯政府决定在1978年年初接管美国美洲银行在这个国家的业务活动。
亚当斯总理还说,美洲银行在本地的资产和营业将转交给将在今年开业的巴巴多斯全国商业银行。
美洲银行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它从1969年起就在巴巴多斯经营。
它是八个在布里奇顿设有分行的外国金融垄断集团之一。
巴林将外国人开设的商店巴林化
新华社科威特电
据巴林阿拉伯文日报《海湾新闻》不久前报道,巴林政府已将在巴林开设的所有外国商店巴林化。
商业和农业部商业司长艾哈迈德·贾布里说,由于最后两家外国人开设的商店已将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转让给巴林人,在巴林开设的外国商店已经全部实现巴林化。
根据商业和农业部1975年颁布的一项贸易法规定,外国人在巴林开设的商店必须在两年内至少将其股份的百分之五十一转让给巴林人。
新的起点
——中国排球运动员1977年在世界排坛上的新成就
新华社记者述评
1977年在世界排球运动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分。
国际排球联合会从1947年成立以来已整整三十周年。
它的成员已从当初的四个增加到现在的一百三十个。
三年一度的男、女世界杯比赛正好在这一年的十一、12月在日本首都东京等地举行。
十五个国家的优秀选手参加了这次盛会。
激烈、紧张和高水平的比赛告诉人们:
排球运动的技术和战术日趋全面、多样;
运动员的身高状况也在变化。
女队中出现了身高一米九六、男队中出现了身高二米零五的运动员。
不少排球界人士认为,现代排球运动已进入了“巨人加高速度”的时代。
1977年对中国排球运动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一年。
中国排球运动员在这一年里经历了激烈的国际较量,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和友谊。
在第1次参加的世界杯比赛中,中国女排获得第4名,男排获得第5名。
特别是女排在预赛中曾战胜了世界和奥运会冠军日本队,从而引起国际排球界人士的广泛注意。
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女排获得第5名。
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国际排球邀请赛上,中国男、女青年队双双获得冠军。
在第1届世界青年排球锦标赛上,男、女队又双双获得亚军。
中国排球运动员在向世界高峰的进军中有了新的突破,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大球的水平要不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能不能以较快速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排球运动员一年来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中国排球运动有着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早在六十年代,排球运动员们就曾以其进攻速度之快受到国际排球界人士的赞扬,称之为“超音速排球”。
中国排球运动的成长和发展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以及贺龙、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和教导。
广大排球运动员和教练员常常幸福地回忆起1955年10月毛主席亲临观看了中国对印度的排球赛的情景。
中国女排教练袁伟民清楚地记得1964年周总理赴缅甸访问经过昆明时,一下飞机首先同前往迎接的排球队员握手,详细询问他们在结束不久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上的成绩。
这些年来,日本排球队曾多次访问中国,周总理每次总要观看比赛,关心中国运动员技术水平的提高,并且严格要求运动员要有良好的场上作风。
周总理对中国排球运动员成长的亲切关怀在国际排球界也被传为佳话。
排球运动员决心不辜负革命前辈的殷切期望。
但“四人帮”及其余党打着“体育革命”的旗号,极力破坏社会主义体育事业。
他们污蔑运动员刻苦练习是“练、练、练,不管纲和线”,说“成绩到手,人被夺走”,并且叫嚷“宁可三年不出成绩,也要把路线搞端正”。
这些沉重的精神枷锁捆住了不少人的思想,广大运动员有劲没处使,有力不敢用。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的巨大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发挥。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鼓舞下,排球运动员豪迈地表示:
铁人打出争气油,我们要打争气球。
教练员和运动员在训练中加大强度和难度。
女队练习有时一天要扑滚几千次。
男队员一堂大运动量训练课下来,每个人体重都比训练前减轻。
去年06月,女排战胜了来访的日本国家青年队。
就在取得这次胜利的第2天的训练中,教练袁伟民就带领运动员更起劲地进行基本功的训练。
女队队长曹慧英腿长,重心高,扑滚不如别人灵活。
但练习时,不怕摔伤,见球必争,被誉为“铁姑娘”。
在世界杯比赛中获得了表彰意志顽强的“敢斗奖”、最佳拦网选手奖和“优秀选手奖”等三个个人奖。
二传手陈招娣去年一度身体不好,有人劝她不要练了。
但她怀着崇高的事业心,照常坚持练习,在这次世界杯比赛中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男队队员平均身高一米八八,在国际比赛中是属于矮个队,特别是两名主攻手李建新和王恒康的身高分别只有一米八三和一米八,李建新的膝盖还有损伤。
但他们刻苦锻炼使水平不断提高。
李建新的摸高达到三米五一,他们细心摸索对付各种身材高大拦网手的经验,发挥自己变线的特长。
队长胡进结合实战的需要,踏踏实实地练习一些较难掌握的技术。
辛勤的劳动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中国排球运动员在1977年的世界杯比赛中成功地发挥中国传统的快攻打法。
女队以三比二战胜了世界强队古巴队。
中国女队同古巴队和南朝鲜队胜负的场次相等,最后只得根据净胜的局数才确定了名次。
男队同后来获得第2名的日本队(世界锦标赛第3名)、第3名的古巴队(奥运会第3名)、第4名波兰队(奥运会冠军)比赛时虽然失利,但比分比较接近。
如对古巴队打了四局,每局双方都只差两、三分,同日本队打满了五局。
女队和男队的最后名次都比1974年参加世界锦标赛时的成绩提前了十名,胜利地跨入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
中国排球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虚心学习别国运动员的长处,努力贯彻友谊第1、比赛第2的方针,也给各国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世界杯比赛结束后很久,日本各地和各界人民还不断给中国排球运动员写信,寄来了珍贵的纪念品,表达了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勉励中国运动员更上一层楼。
中国男、女排球运动员一年来取得的初步成果,受到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的表扬,这是对广大运动员的极大鼓舞和鞭策。
攀登世界高峰,为祖国争光,是形势的需要,人民的心愿。
日本女排1957年才由九人制改为六人制,但三年后就取得世界亚军。
1962年世界锦标赛上,又打败保持了十年优势的苏联队,第1次获得世界冠军称号,前后只花了五年时间。
此后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前进,至今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
许多中国运动员表示,日本的经验值得他们学习。
世界排球运动在迅速发展。
中国排球运动员还比较年轻,经验不足,临场应变能力还不强,基本技术不够扎实。
现在取得的这点成绩只能作为一个新的起点。
为了攀登新的高峰,还须付出更加艰巨的劳动。
女排教练在参加了世界杯比赛从东京回国后的头几天已经开始制订今年新的战斗目标。
计划的第1条写着: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他说,要攀登世界高峰就要有严格的要求、严格的训练。
严在政治标准上,严在思想作风上,严在动作规格上;
训练中要有严肃的态度,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
男排从东京回国的第2天正好是休息天,但队员们仍冒着寒风坚持训练。
教练戴廷斌说:
“党的关怀进一步激发了我们要为祖国争光的决心。
要攀登世界高峰就必须实干、大干、苦干。
苦战才能过关。
展望新的一年,我们信心满怀。”
朝气蓬勃的中国排球队伍向着新的目标的进军已经开始!
(附图片)
在1977年第1届世界青年排球锦标赛亚洲区预赛中,中国男子队以三比○击败南朝鲜队。
这是比赛中的一个场面。
新华社记者摄
“泰国人民之声”广播文章
谴责两个超级大国疯狂扩军争夺世界霸权
日本《亚非团结》呼吁结成广泛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霸
新华社1978年01月11日讯
“泰国人民之声”电台01月10日广播一篇文章,揭露和谴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疯狂扩军备战,争夺世界霸权。
文章说: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正在疯狂进行扩军备战竞赛,与此同时又在大搞假的‘裁军谈判’和‘限制军备谈判’,使新的世界战争危机进一步恶化。”
文章说,1977年,美国和苏联进行了所谓“中欧裁军”、“限制战略武器”、“欧洲安全”、“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等名目繁多的谈判。
文章说,谈判得越多,两个超级大国的扩军备战竞赛就越激烈,特别是继美帝国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苏联新帝国主义以高速度扩充自己的军力,以便追上美国,并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
目前,苏联的战略核武器数量已超过美国,并且在质量方面正要赶上美国。
至于苏联的常规武器则处于美国的上风。
文章说:
“为什么美国和苏联如此疯狂扩军备战,特别是苏联比美国更加疯狂?
主要是两个超级大国都希望称霸世界,各自都在争夺军事优势,企图以军事力量战胜对方,并且用军事力量对各国进行侵略和扩张,以至发动世界大战”。
文章最后指出:
“不管怎样,两个超级大国的肮脏目的和手段逃不出世界人民的眼光,特别是目前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正在迅速发展壮大,美国和苏联的扩军备战竞赛将更加遭到强烈揭露和反对,可以预言,如果两个超级大国胆敢发动世界战争,他们必将被世界人民所消灭。”
新华社东京1978年01月11日电
亚非人民团结日本委员会机关刊物《亚非团结》在1977年11月、12月合刊上发表了饭冈邦辅的文章,揭露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争夺霸权的罪恶行径,呼吁人们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去夺取反霸斗争的胜利。
文章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正在激烈地争夺世界霸权。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比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靠美元和核武器统治世界的美帝国主义的野心更大”。
“这种苏美两国争夺霸权的激化必然引起新的世界战争。”
文章说:
“两个超级大国围绕着争夺霸权,给我国的安全与和平带来了重大威胁。
苏联霸占我国的北方领土,设置军事基地,用为数甚多的舰只和军用飞机威胁我国,肆意侵犯我国的主权,对我国的内政进行着露骨的干涉等,就说明了这一点。”
文章指出,苏联正在大肆叫嚣什么“和平”、“裁军”,而事实上,苏美争夺霸权愈演愈烈,特别是苏联正在疯狂地准备战争。
文章说:
“苏联的世界战略的目标在于削弱美国,打破美国战后对世界称霸的局面,并把美国的势力范围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
它们把争霸的重点放在资本主义的心脏部——西欧。
为此,苏联在东欧各国配置了大量军队,把它作为侵略西欧的前线基地,同时,把四分之三的海军力量配置在欧洲周围,企图从陆海两面包围西欧。”
文章说,美苏争夺的激化是使世界大战的危险增大的根源,特别是苏联已成为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文章说,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战争的根源——苏美争霸,并且要向群众揭露苏联的霸权主义。
文章强调说:
“苏联霸占我国固有的领土——北方领土,并在那里设置军事基地,使之成为它在亚洲的重要军事基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通过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斗争,揭露苏联的霸权主义,并予以打击。
这一斗争是日本人民准备对付新的战争的重要的斗争课题,是加强和发展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斗争。”
文章说:
“我们相信,反对苏美霸权主义,特别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斗争的发展,会推迟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收回外资股份
新华社乔治敦1978年01月10日电
西班牙港消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根据“应该致力于更大程度的经济独立”的原则,从01月09日起把加拿大皇家银行的分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皇家银行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转到本国人手里。
这家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经营多年的银行在几乎所有主要城市都设有支行。
据《特立尼达卫报》报道,这家银行及其两个分支机构的全部财产达六亿九千三百多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元。
它们的贷款和透支从1976年的三亿五千多万特元上升到去年的五亿二千多万特元,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九点一。
19780112B1-外电报道柬越冲突最近战况
【合众国际社曼谷01月10日电】
柬埔寨官方电台今天说,越南扩大了它的入侵战线,在边界战中第1次攻占了柬埔寨的一个省会。
柬埔寨发表了一则相当乐观的消息说,它已经击溃了越南侵略军,又说,越南攻占了北部蒙多基里省的省会森莫诺隆。
这个城市离柬越边界不到十英里,位于金边东北大约一百零五英里。
如果越南军队确实进入了森莫诺隆,那将意味着河内已经把它的战场从上周报道的一百四十五英里扩大到了二百三十五英里(从泰国湾以北算起)。
今天,曼谷外交界和情报界人士说,他们怀疑柬埔寨所谓已经战胜入侵军的说法。
曼谷昨天收听到的金边电台的消息说:“我军在各个战场上基本上把敌人击溃了。
我们正在继续歼灭少数残余部队,把他们清除出我们的国土。”
越南迄今没有提供有关战斗的细节。
河内官方的宣传工具否认越南入侵,但是说,越南在保卫它的边界。
【法新社曼谷01月10日电】
金边电台今天报道,越南军队08日开始在柬埔寨东北部的腊塔纳基里省发动新的攻势,但被击退了。
电台说,越南军队是通过十九号公路开入腊塔纳基里的,但是“几乎全部被柬埔寨革命军和当地的人民肃清了”。
这则报道说,缴获了十二件武器,敌军退入了丛林,在逃跑时另外还丢弃了一些武器。
电台还证实说,“越南侵略军”到达了桔井省湄公河左岸——金边以北三百公里——但是01月06日的反攻“把外国侵略军打得一分为三”。
同时,在外交方面,金边电台报道说,柬埔寨副总理兼外长英萨利昨天同坦桑尼亚、瑞典、伊拉克、芬兰和丹麦各国大使进行了会谈。
电台说,这些会谈是“友好的”。
19780112B1-时事社报道《日苏联合公报告吹》
【时事社东京01月11日电】
题:在“领土问题”上僵持不下,日苏联合公报告吹
日苏双方从10日下午开始由事务人员起草联合公报。
但是,由于在领土问题上两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发表联合公报已经无望了。
自1972年进行第1次和平条约谈判以来,不能发表联合公报或者联合声明,这是第1次。
在1973年田中和勃列日涅夫会谈时,曾经认为苏联可能态度灵活了。
苏联这次重新加固了壁垒,因此,今后的领土问题谈判很可能更加艰难了。
两国对于会谈焦点的领土问题的主张,有很大的差距。
在双方都不作让步的情况下,结束了当夜的会谈。
因为日本方面采取的方针是:最低限度应该再次确认明确写着北方领土问题是“战后未解决的问题”的1973年日苏联合声明。
而苏联方面表示难以这样做,会谈陷于僵局。
苏联方面连柯西金都说:“日苏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从这种明确拒绝的态度看来,估计已无妥协的余地了。
日苏关系,通过米格25飞机事件、渔业谈判等外交活动,已经十分冷淡,再联系到今后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将会迎来一个从未经历过的严峻考验时期。
【美联社莫斯科01月10日电】
日本外相园田直今天结束了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两天会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
在今天上午历时两个钟头的会议结束时,园田直和葛罗米柯签署一项协议,将两国文化协定延长两年。
这是预计此次会谈将会产生的唯一的成文协定,因为会谈已陷入有关两国今后条约、日本对苏联的领土要求的争端之中。
【法新社莫斯科01月10日电】
日本人士说,日本人对园田会谈的另一个问题比较满意,这个问题就是准备签订日中条约和中国希望条约中包括一项“反霸”条款。
这些人士说,苏联认为这一条款是具体针对苏联的。
园田阐述了日本的立场,而葛罗米柯只是“听着”,没有提抗议或表示反对。
19780112B1-爱·肯尼迪在港向记者谈访华印象
说中国是一个在经济上面临大量艰巨任务的国家;中国人民对实现现代化的坚定决心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中国今后如能避免政治动乱就能够建成现代化工业国;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是卡特政府的当务之急
【本刊讯】
香港01月09日消息: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01月09日下午在启德机场要人候机室举行记者招待会,谈访华印象,他的谈话摘要如下:
我到中国来是为了就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关心的广泛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
我会见了直接负责这些问题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副主席、黄华外交部长、李强外贸部长,当然还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我的东道主。
我离开中国后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致力于邦助促进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我们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中断了将近三十年,这是历史的悲剧。
十多年来,我一直建议我们两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
自从1972年有了充满希望的开端以后,我们有机会建立了不仅具有双边重要意义,而且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正常持久的关系。
我们不应失去这个有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机会。
根据我所进行的讨论,我相信中国人也持有这种看法和这种尽早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
我深信我们两国人民有共同的命运。
我们有重要的原则分岐。
但是谁都不应忘记,我们的关系已经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对抗和相互孤立,变成今天的进行有限合作和采取并行不悖的行动这一根本的转变。
中国和日本目前享有一个多世纪来第1次享有的友好关系,这两个国家同美国也都是友好的,这两个事实对亚洲和全世界今后的和平和繁荣是重要而令人鼓舞的新情况。
妨碍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台湾一千六百万人民的前途。
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我事前没有指望,因此也不能报告取得了进展。
但是,我相信中国人已进一步了解了美国目前普遍的看法(我也持这种看法),即台湾应该有一个和平和繁荣的前途。
至于我,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人的看法
。
显然,要解决美国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继续存在的立场分岐,将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但是,美国还没有同北京——它正日益成为有全球影响的强国并且多年来有效地控制着大陆中国的九亿人民——建立外交关系,却是我国对外政策中极不正常的现象之一。
我还相信,我们和中国人都有意创造一种可以建立正常关系的积极的政治气氛。
领导人的互相访问和会见本身是可以起作用的。
驻台美军和官方人员的继续减少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数量日益增多的基础上,扩大我们两国的贸易和合作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会谈中,我们还用相当一部分的时间讨论了当前的世界局势。
我们现在有许多一致的看法,其中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建立强大的美国和强大的欧洲以及安全繁荣的日本的重要性。
我趁机会向中国人广泛介绍了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雄厚实力——这同中国人认为西方地位虚弱的看法形成对照。
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应该努力扩大我们的对话范围以及在全球问题上合作的范围。
我相信,随着中国力量的加强,它能够而且应该在国际事务上成为一支对和平和进步起有利影响的力量。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在中国的短短两星期访问中尽了最大可能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
我努力争取会见工人、公社社员、大学生和监狱里的犯人。
我在离开那个国家时带着两种多少是形成明显对照的印象。
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在经济上面临着泰量的艰巨任务的国家。
它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一个封闭社会,言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
它在意识形态方面所致力的目标仍然与我们的截然不同。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对实现现代化的坚定决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离开那里时总的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是一个在今后能够建成现代工业国的国家,如果它能避免在近几年所出现的那些对它造成了威胁的社会和政治动乱的话。
中国十分可能在本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的历史上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我国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的目标应当是:中国把它的日益增长的国际力量用在有建设意义的目的上。
美国应当迅速地、负责地采取行动来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间恢复在将近三十年前中断了的正常关系。
我回美国后要为促进这些符合我们两国最大利益的重要目标的实现而努力。
【合众国际社京都01月10日电】
参议员肯尼迪今天说,美国、中国和日本三国的关系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应该利用一切机会来加强三国之间的关系。
可是,这位参议员说,他认为,中美两国在今年内不可能实现关系正常化。
肯尼迪在中国进行了两周访问以后,于昨晚到达(日本)京都。
肯尼迪说,他离开中国时,“要邦助促进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心比过去更大了”。
肯尼迪说,访问中国期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中国领导人对台湾问题——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同美国人“看法不同”。
他对这些记者说,关系正常化问题应该是卡特政府的“当务之急”。
但是他马上又说,他认为,今年不可能实现关系正常化。
【路透社京都01月10日电】
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今天在这里说,华盛顿大可采用日本方式使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日本方式是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但是保持经济关系。
19780112B2-伦斯对卡特保证加强美驻西欧的兵力表示满意
【美联社西德科隆01月08日电】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伦斯,今天赞扬卡特总统保证加强美国驻西欧的兵力。
伦斯在接见西德电台记者时说,卡特保证增加八千名左右的美军以及在同苏联人会谈期间尊重美国盟国的利益,这是“非常有益和令人满意的”。
卡特是在他上星期五(06日)访问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时,宣布增加美国驻西欧的兵力的计划的。
伦斯在谈到其它问题时说,他对北约的现状并无不满,而是对八十年代的前景感到“有点不安”。
19780112B2-美刊文章《在美国农场骚动的背后》
【本刊讯】
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2月26日和01月02日两期合刊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在美国农场骚动的背后》,摘要如下:
(原文提要:实际收入正在下降到第2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成本在增加。
只是地价上涨才使许多受到严重压力的农场主们免于普遍破产。
)
一次骚动象冬天的风暴一样,从农业地带刮到美国城市的街头,发生骚动的根本原因是:
农场主们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压力。
有许多人濒临破产。
除去通货膨胀的因素之后,农场的收入达到了四十多年来的最低点。
开支——拖拉机、种子、肥料和劳动力的成本——不断增加。
许多农场主几乎把财产都抵押完了,只是由于他们的土地的价格不断上涨,才使他们得以避免银行取消他们对抵押品的赎取权。
在这种背景下,数以千计的忿怒的农场主,在12月月中开着拖拉机在华盛顿特区和各州首府的街道举行示威。
他们扬言,如果政府不援助他们,他们将停止出售他们的农作物和牲畜,并停止购买商品。
但是,政府说,它已经尽其所能帮助了农场主。
卡特总统一方面承认如果他仍然是佐治亚州的一个花生农场主的话,他也会参加最近举行的农场主示威,另一方面,他说:“我从来没有支持过要保证农场主获得利润。”
堪萨斯大学农业专家莱尔德说:“至少有三分之一或者可能有一半的美国农场主,正面临着不重新筹集资金就要破产的命运,这是毫无疑问的。”
1977年农场的总收入约为二百零六亿美元,比1976年的二百一十九亿美元有所下降,比1973年二百九十九亿美元的最高纪录要低得多。
按扣除通货膨胀以后计算,农场主们从1977年的经营中所获得的净收入,约相当于他们在1940年所赚的钱。
1970年以来,农场的债务增加了一倍,第1次超过了一千亿美元。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报道说,中西部五个重要的农业州的银行的未偿贷款比1976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
最近对中西部六百多家银行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农场主们偿还他们的贷款的速度放慢了。
另一件令人苦恼的事:地价自从五十年代末期以来第1次下跌。
芝加哥联邦筹备银行报道说,伊利诺斯州、印第安纳州、衣阿华州、密执安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农田价格,在1977年的第3季度里下跌了百分之一点二。
一些专家认为,土地上所花的费用高是造成农场骚动的主要原因。
根据售价,美国农田的价格在最近五年里上涨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四。
农场主们利用土地的增值作为扩展农场和购买新设备的保证。
现在,由于自1973年以来一些农产品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五十,有许多人在还债方面遇到了困难。
尽管每年总产值为一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业——美国最大的行业——面临种种问题,观察家们预言这次罢工会遭到失败。
诸如美国农场管理局联合会这样的老牌单位没有参加罢工。
养牛人、牛奶场主及其他经营容易腐败的食品的人们对罢工行动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
在过去,农场主们一直是难于组织的,主要是由于他们在地理上是分散的,同时也由于不存在“典型的”农场主。
再说,并不是所有的农场主都遇到同等程度的困难。
多年前以低价购买土地的老牌农场主现在仍在获利。
受害最大的是那些刚刚开始经营农场的年轻农场主和那些在七十年代初期的繁荣时期发展得太快的农场主。
由于农作物价格低,没有什么人在出售谷物。
因此,专家们认为,只有当农场主象他们所扬言的那样,停止购买东西的时候罢工才会产生影响。
许多小镇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农场主的。
由于农场主们勒紧裤带,中西部农村地区和大平原的商人们在整个秋季一直在报告说,各种设备、器具和非必需的商品销售迟缓。
但是,恰恰在罢工开始的时候,有一些迹象表明,农场主们最严重的财政危机可能要结束了。
谷物的价格在慢慢回升。
这是由于苏联人最近从美国购买了谷物,同时也由于有消息说南半球的农作物产量未能达到人们的期望。
牛和猪的价格也在上涨。
尽管当前存在一些问题,专家们看到了美国的农场主有着光明的前途。
世界人口的日益增加保证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会对美国的粮食有强烈的需求。
19780112B2-美战略空军司令埃利斯说:苏正进行大规模备战演习
【合众国际社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01月09日电】
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今天说,苏联正在进行可能是美国情报机构获悉的最大规模的备战演习。
埃利斯将军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种高水平的备战训练表明苏联军事力量发展的广度和先进的程度。”
他说,去年,苏联高水平的军事演习活动明显增加。
“这些演习(有些一次延续十天至十四天)的重点显然是战争训练、指挥部署和类似的问题。”
埃利斯说,这种大规模的备战演习已使人们对苏联“‘研制和部署武器感到严重不安”。
“过去十年来这种发展的势头不是局限于一种系统、一种任务或一个地理区域。”
埃利斯曾担任过驻欧美军司令,他说,苏联的民防系统是由一位“能参加克里姆林宫核心机构讨论的资历很高的官员”指导的。
“我们只知道这是一项巨大的努力,是某种我们必须加以重视的事务。”
埃利斯说,使他感到不安的是苏联的能够袭击美国,正以每月两架的速度生产的逆火式轰炸机,还有下列事实:苏联现在拥有最大的弹道导弹潜艇舰队,俄国D级潜艇部署的导弹的射程是设计从潜艇上发射的任何一种火箭所能发射的最大射程。
关于卡特政府可能放弃巡航导弹,以此作为它在第2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所作的一种让步的问题,埃利斯说,“巡航导弹在今后许多年里将是我国威慑力量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9780112B2-美报文章《一个小气的大量花钱者》
说美国防部长布朗正为大量增加1979年度国防预算而斗争;布朗主张美必须加强非核防务的准备,特别是在欧洲,以便不落在苏联后面
【本刊讯】
美国《华尔街日报》01月03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小气的大量花钱者》《国防部长布朗一面要求得到更多经费一面又试图节约钱》,摘要如下:
在以前限制经费的时候,作为五角大楼的一位高级官员,国防部长布朗获得了摇头博士的名称,因为他否定了军方许许多多关于建造新武器的意见。
现在,作为五角大楼的首长,布朗仍然自称是一个节约者。
他打算要求国会采取一些减少费用的在政治上不得人心的行动,如关闭基地;采取一项花钱不那么慷慨的军事补偿计划和取消某些造价昂贵的武器计划。
但是,尽管卡特总统在竞选时保证要使五角大楼节省出巨额经费,但是国防部长布朗没有削减整个国防开支的任何计划。
相反,他却为大量增加国防预算而斗争,政府目前正在编制这项预算以便于本月提交国会审议。
布朗相信,美国必须加强它的非核防务准备,特别是在欧洲,以便不落在苏联后面。
这些矛盾情况,意味着在国防预算问题上可能出现重大的斗争。
虽然总统没有给予布朗想要的全部经费,但是政府的下一个国防预算将要增加。
国防部长布朗是一个有才智的核物理学家,他知道,要使他的工作获得成功,他就必须设法在他的下述双重目标上耍花招:一方面要增加开支以加强美国的作战力量,一方面要在其它方面以一种可以使白宫和国会接受的方式减少浪费。
布朗部长面临着一项艰难的兜售工作。
有些人怀疑这位腼腆的、有学者派头的科学家是否有必要的本领,来使他的国防建议顺利地通过华盛顿的政治地雷。
布朗先生说,他对华盛顿“通常采取的”肆无忌惮地进行“交易的手法”感到不舒服。
他首先向卡特总统推销,但并非十分成功。
布朗先生想在从1978年10月01日开始的一九七九财政年度中得到一千二百八十多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比今年的预算增加将近百分之十。
但是白宫预算局支持增加百分之七,增加到大约一千二百五十亿美元。
卡特总统倾向于那个较低的数字,定为一千二百六十亿美元,增加了百分之八。
然而,从整个来说,五角大楼仍然是大的得益者,因为卡特先生把其它部门预算增加的数字也压低了。
这位国防部长认为,美苏战略力量当前处于大致相等的高水平,双方都不可能冒险发动一场核战争。
布朗部长说,但是“我担心,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争论正在转移我们对那个在政治上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驻欧洲的常规部队的均势——“的注意力”。
他认为,这种均势有向有利于苏联人的方向发展的危险。
这位五角大楼的首脑说:“战略均势没有排除使用一切武力;这种均势仅仅使得我们的敌手比较倾向于可能使用比较传统形式的力量。”他说,如果苏联人由于继续改进他们驻扎在东欧的军队而认为,他们可以在欧洲赢得一场常规战争,而且,与此同时,如果他们认为,美国领导人不愿意为了用核武器保卫欧洲,而冒使美国大陆遭受核进攻的风险的话,那么,俄国人也许会情不自禁地挑起一场欧洲的冲突。
布朗认为,在欧洲发生这样一场常规战争,可能会逐步升级为核大战。
因此,在他看来,建立强大的欧洲军队和实现核均势,对于产生威慑作用来说,都是必要的。
19780112B2-英去年因罢工损失的工作日比前年增两倍
【合众国际社伦敦01月05日电】
据就业部今天公布,英国工业去年由于劳资争议而损失的工作日几乎超过1976年数字的两倍。
所涉及的工人人数增加了一倍,罢工次数几乎增加了半倍。
这些数字是根据这两年的前十一个月的比较数字得出的。
1976年01月到11月损失的工作日是三百○九万六千个。
1977年是八百九十七万六千个。
所涉及的工人从六十三万一千人增加到一百○七万七千七百人,罢工次数从一千九百一十三次增加到二千五百二十三次。
1977年的记录同1976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76年,罢工次数连续两年下降,损失的工作日达到十年来的最低数字。
19780112B3-印度一艘货轮在北太平洋遇强风出事
【路透社檀香山01月06日电】
印度大型货船二万余吨的「查德拉·古普达号」昨晚在此间西北一千英里迂事,由于波涛汹涌和猛烈强风今晚横扫北太平洋,使找寻船上七十人的海空搜索工作受到妨碍。
轮船代理商说,轮船离开俄勒冈州波特兰,载有小麦前往伊朗。
船上有六十四名船员和六名乘客,其中包括四名女子和两名儿童。
(转载香港《大公报》)
【美联社檀香山01月09日电】
八架军机今天出发搜索七十名于四天前在北太平洋弃船逃生的人。
他们乘搭的印度货轮当时正在下沉。
海岸卫队发言人吉尔曼说,搜索的机师昨日发现了一艘已部分下沉的二十人救生艇、救生衣,但没有生还者的踪迹。
(转载香港《新晚报》)
19780112B3-太驻老大使说泰柬将于近期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路透社曼谷01月09日电】
泰国驻老挝大使社·赫拉巴今天在这里说,预料,泰国和柬埔寨将在近期内谈判解决它们之间的边界争端。
社·赫拉巴对记者说,柬埔寨方面还证实,谈判将在万象进行,谈判代表的级别和日期还没有确定。
【法新社曼谷01月09日电】
泰国驻老挝大使社·赫拉巴今天表示相信,泰柬两国可能不久就要举行会谈。
大使说,泰国驻万象临时代办06日会晤了柬埔寨驻万象大使宋桑。
19780112B3-寒流袭击印度冻死八十余人
【法新社新德里01月06日电】
一股寒流夺取了印度东部比哈尔邦八十二人的生命。
在北部印度所管辖克什米尔的夏都斯利那加,据报也冻死两人。
印度通讯社今天消息,比哈尔邦各地都有冻死人事件发生。
星期四气温降到摄氏两度,希沙里巴格赫镇正常生活完全瘫痪下来。
气温大降还造成水喉总管爆开,自来水供应中断。
(转载香港《新晚报》)
19780112B3-汉城《东亚日报》评柬越冲突
【本刊讯】
南朝鲜《东亚日报》01月04日发表一篇评柬越冲突的文章,摘要如下:
越南和柬埔寨关系恶化达到战争状态,大约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越南提出了整个印度支那传统的宗主国架势;其二,是1975年印度支那停战之后,苏联—越南同中共—柬埔寨明显的对立。
越南军队这次大举入侵柬埔寨之后,两国互相指责对方侵犯了自己的边界,杀害和掠夺居民,进行挑衅。
柬埔寨一直深感不安,怕越南早晚要控制整个印度支那半岛。
从停战以后,越南为了确认对印度支那的宗主权,一方面不惜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为了给这一政策奠定稳固的基础,加强了同苏联的关系,而不是加强同从地区上和人种上都较接近的中共的关系。
当然,越南如此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战后的经济(也包括对美关系),但是,更大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在东南地区将来的地位。
从目前情况看,事态还没有发展到使共产党越南军队完全占领柬埔寨。
因为,越南是知道柬埔寨背后还有中共这一支持者的。
事实上,中共是不希望事态恶化的。
因此,看来这一事态是会在一定限度内结束的。
19780112B3-美国《新闻周刊》评柬越冲突的文章:《亚洲的战争》
【本刊讯】
美国《新闻周刊》01月16日一期(提前出版)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亚洲的战争》,摘要如下:
越柬边境上进行了几个月的小规模冲突,上周发展成为印度支那战争中的两个共产党胜利者之间的一场全面的军事摊牌。
在圣诞节后开始发动的一场进攻中,越南八个师的人员在大炮、坦克和作战飞机的支援下在长达六百六十英里的边境线上的几个地方攻入柬埔寨。
越南人很快地占领了鹦鹉咀的大部分地区,鹦鹉咀地区是柬埔寨领土的一块凸出来的地区,伸入到离西贡不到四十英里的地方,并延伸到柬埔寨首都金边以南的平原上。
柬埔寨得到北京支持,而越南则得到莫斯科支持,这就增加了这次战争的复杂性。
金边指责河内利用俄国顾问和企图“‘吞并柬埔寨的领土,从而成为东南亚的一个扩张主义国家”。
自从去年07月以来,河内可能一直在计划发动上星期的进攻。
国防部长武元甲去年07月匆匆地赶到南方,去年10月他开始把精锐的战斗部队调到西宁省。
越南六十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柬埔寨。
它装备着数以百计的苏联和美国制造的坦克和野战炮,据说它的空军正在用缴获的休伊式武装直升飞机和A—37喷气式飞机进行支持性攻击。
柬埔寨九万人的军队大部分是用步兵用的轻武器和一些陈旧的美国坦克和大炮武装起来的。
但是它顽强、守纪律,经过良好训练,而且知道如何利用柬埔寨的丛林和村庄提供的庇护条件。
一位西方军事分析人员说:“红色高棉确实可使越南人为每一寸土地而流血。
柬埔寨人是勇敢的。”
【路透社新加坡01月06日电】
越南人和柬埔寨人有着互相仇恨的历史。
外交家们认为,他们目前发生的激烈边境冲突既是由于种族敌对造成的,也是由于中苏意识形态争端扩大到了亚洲造成的。
几世纪来,柬埔寨一直在为维护独立反对越南人的不断入侵而斗争着。
这两个国家对它们的共同边界有争端由来已久。
越南人长期以来一直对鹦鹉咀地区的边境感到不安,因为它正对着胡志明市。
人们一贯认为,鹦鹉咀地区具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河内在国内面临着非常艰巨的经济问题,它既要重建它的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又要把这个分成两半的国家统一在一个联合政府之下。
越南军队在柬埔寨境内已推进到距金边不到三十五英里的地方,这引起了人民的猜测,认为越南的目的可能是要搞掉目前的柬埔寨政府,让亲越南的人执政。
这样将使这个地区不再对越南构成任何威胁,而且也能够为实现在河内领导下的印度支那联邦的长远目标铺平道路。
19780112B3-美联社说越军在深入柬境的地方巩固阵地
【美联社曼谷01月09日电】
柬埔寨今天声称它头一次取得对邻国越南的军事胜利,但是,这里的情报人士证实,越南军队正在深入柬埔寨境内的地方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可以看到详细情报的几位人士说,过去几天战斗已减少。
这场冲突看来至少在目前已转向宣传战。
几位情报人士把一些情况拼凑起来,得出如下的边界战争军事形势:
越南人似乎已达到他们深入柬埔寨的限度,现在打算巩固他们沿边界一带的地位,可能想要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和谈判。
分为小单位作战的柬埔寨部队已在几个地点进行了反击,但是,预计在最近的将来柬埔寨不会发动任何重大袭击。
越南步兵、装甲兵和空军已袭击了金边东南五十五英里的湄公河上主要城市乃良或附近地区,实际上切断了从盛产大米的边界地区沿湄公河对金边的大米供应。
越南部队还有效地控制了伸出到越南的鹦鹉咀。
他们侵入了柬埔寨的东南角,但还没有到湄公河西岸(这个行动将威胁金边郊区)。
这些人士说,柬埔寨人在人数和军事装备方面远比越南人弱,他们正分为小单位进行战斗,据说是使用游击战术,而越南人正以大量美国装备和在反美战争中的某些战术进行一场现代战争。
19780112B3-阮维桢到泰国同江萨会谈越泰两国关系
【法新社曼谷01月09日电】
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阮维桢今天到达这里对泰国进行四天正式访问。
阮维桢是从马尼拉动身,在越南岘港作短时间停留后来到这里的。
他是由大约二十人的代表团陪同前来的。
阮维桢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
他说,条件现在有利于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阮维桢到达后对江萨总理作礼节性拜会,并将越南总理范文同的一封信交给了他。
阮维桢在泰国逗留期间将签订两国之间的航空协定。
根据这项协定,泰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将能够利用河内机场和胡志明市机场转往马尼拉、香港、台北和日本。
越南飞机则可利用曼谷转飞缅甸和印度。
【路透社曼谷01月09日电】
越南外交部长阮维桢今天对江萨·差玛南总理说,越南希望东南亚实现和平,但是不能容忍任何国家侵犯它的领土。
江萨将军对这位越南副总理说,他的政府坚决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因为泰国希望这个地区各国人民团结一致。
这位总理表示相信,泰国将能够通过谈判解决它同柬埔寨的边界争端,正如它已经成功地同它南面的邻国马来西亚划定了边界线一样。
【合众国际社曼谷01月09日电】
越南外交部长阮维桢今天到达泰国,开始了他的东南亚之行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站。
过去越南曾要求泰国归还前西贡空军在西贡于1975年陷落时飞到这里来的飞机,现在已经不提这些要求了。
同样,对于泰国要在本月晚些时候与美国一起联合举行海军演习的计划,越南也不再提意见了。
在过去,河内宣传机器曾就此类演习对泰国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阮维桢访问泰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河内在宣传上攻击的主要的东南亚国家,也是越共在战场上的敌人)可能意味着河内政策的重大转变。
越南为同柬埔寨交战而困扰,同中国也近乎公开冲突,因此它在近几个月中表示,它愿意同本地区其他的、非共产党国家密切关系。
泰国则放弃了越战之后几年中大事进行的反共宣传,江萨已公开呼吁同东南亚所有国家保持良好关系。
预料阮维桢代表团将使泰国同越南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巩固下来。
19780112B3-阿尔及利亚旱情严重
【美联社阿尔及尔01月08日电】
阿尔及利亚当局今天说,撒哈拉沙漠边上所有国家遭受的天旱接近灾荒程度,阿尔及利亚1978年谷物收成正在遭受严重的威胁,这是连续第2年的打击。
官方报纸《奋斗报》说,今年由于雨水不足,农业生产已受打击,一九七七——七八年的作物比一九七六——七七年还要差得多。
还有一个星期,正常播种期便过去,全国一百二十七万公顷的谷物种植地,目前仅百分之三十九下了种。
(转载香港《新晚报》)
19780112B3-马来西亚由于干旱下造水稻将放弃
【合众国际社吉隆坡01月09日电】
一位农业权威人士今天表示担心说,由于旱情缘故,在两月内播种的下造食米种植可能被迫放弃。
这次种植遍及在北部吉打州及玻璃市州马来西亚五分之一的耕地。
自去年初以来,降雨不及预期之数。
水塘储水的大量灌溉仅足以拯救受旱情威胁地区五万英亩的早稻。
(转载香港《大公报》)
19780112B4-美刊《时代》专稿《台湾:为生存而挣扎》
【本刊讯】
美国《时代》杂志1977年08月22日刊载一篇专稿,标题是《台湾:为生存而挣扎》,摘要如下: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在台北的龙山寺,善男信女在求神拜佛。
在附近非常拥挤狭窄的街道上,年青的妓女在亮着霓虹灯的妓院里装模作样。
好奇和迷信的人围着观看走江湖的人活活剖开毒蛇的内脏,把血滴进保险吃了可以壮阳滋阴的药水里。
穿过市区,商人们在讲究的夜总会里闲逛,他们低声谈着成百万美元的交易,或者同漂亮的午女调情。
在住宅区,老人们坐在屋外的板凳上,边吸烟边聊天。
附近,锅台就摆在大门口的饭馆里飘出了葱蒜在油锅里爆的香味,一家一家的男女老少围坐在简陋的木桌旁,吃着每人只用花一块美元的丰盛的酒菜。
劈力拍拉打麻将的声音从楼上的房间里传下来,而透过沿街的窗户,可以看到电视机屏幕上各种广告节目和古装戏的微光。
在夜越来越深就连那些生意做得很晚的店铺也都打烊以后,一个卖五香茶叶旦的小贩还在穿街走巷,用已经有一千年历史的调子叫卖他的货色。
在遭到两次强台风袭击,死了八十人,仅国家财产就损失了五千万美元的重灾以后,忧患连绵、前途莫测的台湾还是存在着,它过去已经受了许多年政治、外交和气象上的危机了。
在表面上,这个有一千六百四十万人口的国家看不出对前途有什么忧虑。
然而,在实际上却深感不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它的死敌。
台湾在外交上实际上已经完全孤立了:在同台北继续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的二十三个国家里,只有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国际上算得上是重要的国家。
美国要在共产党中国建立大使馆,就得正式断绝同中华民国的关系,并且几乎肯定要废除使美国成为台湾军事安全保护人的协防条约。
很难预言在出现这种局面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一件事情应当可以使台湾感到有点放心:它善处逆境的活力能够充分补偿它外交地位的虚弱。
叫人啼笑皆非的现实情况是,台湾从1971年开始由于被驱逐出联合国而出现的倒霉局面并没有能阻止住它迅速走向真正的繁荣。
尽管中华民国落到了国际上某种不可接触的贱民的屈辱地位,但是它现在大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盛。
原因是:它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
台湾过去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已是世界上第22个最大的贸易国。
它在1952年的国民总产值只有微不足道的十三亿三千万美元。
现在的国民总产值却超过了一百七十亿美元。
它的经济还表现出了巨大的韧性和弹力。
在一九七四至七五年出现全球性经济衰退期间,它的增长率下降到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而通货膨胀率则猛增到百分之四十。
但是到1976年,增长率又回升到百分之十以上的纪录,政府一个时期狠心地用提高物价同时抽紧银根,几乎完全刹止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使通货膨胀率下降到百分之三以下。
此外,外汇储备多到四十二亿美元,以至即使再来一次石油涨价的话,它的经济也可以吃得消,物价只会受到最低限度的影响。
同时,出口要占国民总产值整整百分之五十的台湾,已成为世界上雨伞、鞋类、黑白电视机、蘑菇罐头和网球同羽毛球球拍这类产品的主要供应国了。
尽管台湾同日本、西欧和东南亚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中断了,但是通过巧妙和不声不响进行的外交活动,它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在过去五年中仍在继续发展。
兴旺发达和经济蒸蒸日上的气氛在这个岛上几乎触目可见。
台北市内电视天线林立,马路上挤满了川流不息的摩托车和私人小汽车。
去年,本地的汽车工业制造并且销售了三万多辆小汽车,其中包括本地的裕隆公司和美国福特公司的一些型号的小汽车。
福特公司的经理们预料,销路将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率继续增加。
经济发展还有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日本)新力公司在台湾的装配厂自1969年建厂以来,所出售的收音机、采色电视机、磁带录音机和唱片已增加到了当年的六十倍。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台湾的繁荣并不仅仅限于首都。
台湾中部的台中和南部的工业港市高雄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典型。
高雄根据吞吐总吨位(去年是三千九百多万公吨)的数量计算,已成为世界上占第12位的大港口;现在每年有一万三千艘船进出,而十年前还只有六千八百艘。
虽然这些迹象都表明台湾越来越稳定和成熟,但是糟糕的是台湾在政治权利方面的纪录却很不光采。
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国民党经常无情地消灭反对派,特别是镇压那些对蒋介石政府的高压的甚至是野蛮的待遇感到不满的台湾籍人。
在1947年,有成千上万名台湾本地人在一次血腥的屠杀中被处死,许多台湾人仍然悲痛和忿怒地记着这次事件。
据大部分专家估计,仍然有几百名政治犯在监狱里服苦刑,其中有些人已被关押了二十五年了。
就在最近又逮捕了一些人,因为他们的批评越过了政府所能容忍的界线——例如鼓吹同北京谈判或主张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等。
然而,政府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赢得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效忠。
台湾热情奔放的行政院长蒋经国,由于消除了大陆人同台湾人之间三十年的敌视而受到了真心诚意的赞扬。
台湾的经济对这两类人都有好处;谁也不希望破坏这种已带来了许多切身利益的局面。
这个岛上的每个人都一致认为,台湾今天遇到的挑战是,怎样继续保持这种成就。
尽管这个、国家已从1974年的衰退中基本上恢复了过来,但是它今年的经济又有点儿慢下来的样子。
它的主要出口工业纺织工业和电子工业,在过去两年由于投资过多而吃了苦头,另外主要的港口高雄遭到了上个月西尔马台风的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台湾碰上了繁荣的出口中心南朝鲜和香港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最近企业倒闭之多已到了难堪的程度,特别是在那些自己感到已经没有能力再竞争的小厂,破产的尤其多。
结果是,这个岛的经济计划人员正在努力从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工业转向依靠资本集约度比较高的工业。
那类工业的产品主要要靠质量而不是靠价格来同人竞争。
台湾长远前途毫无把握的这种局面,迄今为止还没有影响到外国投资。
单是今年,象联合碳素公司、亚摩科公司和菲利普公司这样庞大的跨国公司就拿出了三亿美元。
与此同时,外国银行仍然认为台湾是最值得给贷款的地区,估计它们在台湾已经投入了二十五亿美元。
一个著名的外国经济专家说:“只要他们能够保持高度的生产率和比较低的工资成本,台湾的前途就有保障。”
也许是这样。
但是过去十年所取得的惊人的经济成就很难消除得了台湾的恐惧心情,它害怕同美国的正常关系中断后会发生的事情,万斯的北京之行已促使人们都几乎象着了迷似地注视着美国的一举一动。
一片翠绿的村庄里的农民,台北挤得要死的街道上的出租汽车的司机,以及坐在柚木办公桌后面的商人,都在向美国朋友和游客打听华盛顿会在什么时候同北京建立正常关系。
报纸密切地注视着华盛顿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并得意洋洋地在头版醒目地位刊登国会里每次反对同台湾断绝关系的言论。
到处听说,企业家和官员们正在把钱送到国外去;就象在过去历次危机期间一样,最近到台北美国领事馆申请长期居留签证的人数增加了。
为了消除这种种的恐惧,政府通过电台和电视台进行了强调自立自强的宣传。
印在每包香烟合上的不是指出吸烟有碍健康的警告,而是“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口号
。
有些专家预言,只要美国停止承担保卫台湾的义务,灾难就会随之而来。
他们的推理是:通过在经济上孤立台湾,北京可以逐步使台湾民心涣散,士气低落,一直到再也顶不住遭受攻击的威胁,而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某种统治的地步。
总之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关系正常化将会使台湾的精神衰竭消退。
省议会的议员许信良说:“最严重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将会出现法统的危机,认同的危机。
在没有人承认我们之后,我们能不能还称自己为中国呢?”许信良指出,国内的投资已经减少了,因为钱在流向外国。
有一个严重的可能性是,一旦关系正常化,同外国有关系的有钱人就会逃跑,资本也会被他们带走。
如果经济发生严重的窒息,特别是在与台湾最高领导垮台同时发生的情况下,这个岛就可能会真的丧失抵抗意志。
19780112B4-蒋党《中央日报》社论《加强对走私的惩治与防杜》
【本刊讯】
蒋党《中央日报》12月23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加强对走私的惩治与防杜》,摘要如下:
行政院会议昨日通过“惩治走私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即将送请立法院审议。
台湾近年经济繁荣,观光事业发达,船舶运输以及航空客运日趋频繁,每日进出海空港埠的旅客及货物的数量极为可观。
为逃避进口关税的课征,不肖商人对进口货物常采隐匿、漏报以及私运进口手段;加以我国对若干物品实施进口管制,而对大陆匪货则完全禁止进口,奸宄之徒为博取暴利,不惜以身试法,以各种不法手段,从海上或空中私运进口。
虽经屡次破获,人犯治罪,私货充公,但以厚利所在,奸宄之徒食髓知味,仍然企图侥幸一逞。
此次修正惩治走私条例特增列一条,规定运送、销售或藏匿私运进口管制物品者,得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三千元以下罚金,如能妥为执行,则目前颇为猖獗的匪货及奢侈品走私,将可望渐期杜绝。
共匪对台湾进行渗透工作,自始从未间断,尤以利用港澳各地不肖分子走私毒品匪货,几乎无孔不入。
虽然我方缉私工作日益加强,但百密难免一疏,偶有漏网者亦所难免。
走私的防杜与查缉,纯赖海关及军警人员的力量,自难尽期周密。
故必须全民动员,协助缉私人员,并鼓励民众于发现私枭及匪货时随时检举。
须知今日的缉私工作,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上的生死搏斗,实不容稍预忽视。
19780112B4-蒋邦《联合报》报道:台湾地热蕴藏量相当于一百万千瓦发电量
【本刊讯】
蒋帮《联合报》12月18日刊登一则消息如下:
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徐贤修昨天在立法院报告说:目前已初步证实台湾地热蕴藏量相当一百万千瓦发电量,并已完成地热发电试验,将在明年新建一千千瓦的示范地热发电厂,使我们的技术迈向自立。
徐贤修说:美国能源总署已承认我们是世界第11个研究地热发电的国家,目前已开发的地热平均温度约摄氏二百度,值得大量开发作多目标利用。
他说:最近完成的地热发电试验,估计在二百千瓦左右,明年筹划新建的示范地热发电厂,将采新式双流循环设计,期作经济利用,并提高我们技术的能力。
国家科学委员会除与美国的能源总署、科学基金会、国务院科技处、普渡大学等合作外,并组团访问日本,吸取经验,国内则协调工业技术研究院、矿业研究所、及中国石油公司等在宜兰进行深井钻探,一方面由各大学进行底压涡轮机与热交换系统的实验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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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海军军医学校深入揭批“四人帮”,发扬抗大艰苦奋斗、勤俭建校的优良传统,在旧仓库里办学校,边建边训,取得显著成绩。
海军原有一所初具规模的卫生学校,被林彪反党集团挥舞“院校无用论”的大斧砍掉了。
一九七三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筹建海军军医学校,又遭到了“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工作无法展开。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海军军医学校党委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紧密联系院校工作的实际,愤怒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军院校工作的滔天罪行,坚决砸烂“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充分肯定建国以来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的主导地位。
分清了路线是非,极大地调动了干部、教员大干快上的积极性,决心把被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所耽误的时间和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这时,学校面临的情况是:校舍尚未破土施工;
学校机构不全,师资不足,缺乏教具和教材,更没有完备的实验室、图书馆,连住房都十分困难。
怎么办?
校党委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论述,大讲当年我军在延安窑洞里办学校的光荣历史,号召全校同志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坚定不移地走抗大的路,学习大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
在校党委的号召下,全校人员分为两摊,一部分搞基建,一部分搞教学。
他们借用某工程团的旧仓库做教室、实验室和宿舍,把放置建筑材料的杂草丛生地平整为操场,因陋就简,于前年十一月招生开学了。
全校从领导干部到战士,全住在简易平房里。
室内室外都是泥土地,室内没有暖气设施。
雨天道路泥泞,冬天自己拉煤做煤球,砌炉生火取暖。
因为营具少,每人发一把马扎或椅子,办公、学习、开会全得带上它。
校领导每人住一间不到十三平方米的房子,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和接待室。
机关干部和教员大多数是两三个人合住一间小房,床前摆一张桌子办公、备课。
同志们说,我们条件虽然比较简陋,但比起当年的抗大、大庆油田会战初期和大寨大战狼窝掌的条件,还是好多了。
抗大能在窑洞里培养大批干部,大庆能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上钻出大量石油,大寨能在荒山乱石中开出耕地种出好庄稼,我们也一定能克服困难,在简陋的条件下,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医务人员。
在建校办学过程中,学校几位主要领导干部,身体有病,但是仍然坚持和干部、战士一起修马路,平操场,挖地基,卸砖瓦。
老红军战士、副校长丁强和副政委贾峰,年过半百,老当益壮,言传身教,一面组织指挥,一面参加劳动。
助理员于云华既负责营建施工的组织工作,又亲自担任泥瓦匠,白天和工人一起干,晚上又组织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
战士郑冬生,既是木工,又是水电工,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群众称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训练部的干部和许多专业教员甩开膀子闹革命,没有教具自己做,没有教材自己刻印,没有挂图自己绘制。
一年来,自制教具模型三百多件,剥制解剖标本一百多件,绘制各种教学挂图七百多幅。
生理生化教研室的教员,在完成紧张的教学任务的同时,自行设计制造教学上急需的“双脉冲方波刺激器”等仪器十八台,保证了教学,节省了开支。
党的十一大胜利召开后,全校同志认真学习了十一大的文件,学习了华主席关于“要努力办好各级各类军事院校”的重要指示。
大家办校的劲头更大了。
尽管校舍尚未建成,住房很紧张,他们克服困难,积极创造条件,从机关到学员队,合并办公室和宿舍,把一些单人床改为双层床,腾出房子,又增设一个军医班。
全军院校工作座谈会召开后,传达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和邓副主席对科教工作的重要指示,使全校人员深受鼓舞。
大家对院校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更明确了,办好学校的积极性更高了。
在学员一队下舰队实习的空隙,利用该队的设施,又开设一个西医学习中医班,轮训海军在职卫生干部,准备为普及祖国新医学、新药学做出新贡献。
(本报通讯员)
艰苦奋斗 勤俭办校
短评 艰苦奋斗,勤俭办校,是我军院校工作一贯坚持的方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思想在院校工作中的体现。
海军军医学校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生动事迹,是这方面的又一个好样子。
当年的红大、抗大,窑洞作校舍,广场当课堂,双膝代书桌,开荒补军粮。
就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学员们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学战术、技术,培养了大批军政领导骨干,输送到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前,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抓纲治国,抓纲治军,整军备战。
全军院校担负着培养大批军政领导骨干和技术人材,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光荣使命。
时间紧迫,责任重大。
我们更要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罪行,以抗大为榜样,坚持勤俭办校方针。
特别是新建院校,要因陋就简,精打细算,少花钱,多办事,象大庆人那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克服一切困难,做到按时招生,开课,开步走。
军队院校既是学习政治、军事和专业技能的场所,又是冶炼革命意志和优良作风的熔炉。
坚持勤俭办校,学员们在学校里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带回部队去发扬光大,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为整军备战,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
作者:刘士忠/曾凡宏/董祥起
版面:头版
本报讯 “下到连队看机关,回到机关想连队”,这是沈阳部队某团政治处在抓纲治军中树立的良好工作作风。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个团政治处的大部分同志曾深入前沿,把政治工作做到火线上,做到坑道里,对鼓舞全团指战员的斗志,保证部队胜利完成战斗任务,起了积极作用。
全团荣立三等功,政治处也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在揭批“四人帮”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的罪行,夺取抓纲治军初见成效的战斗中,政治处的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我军政治工作的论述,回顾了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深深感到: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些年来部队政治工作脱离实际,脱离连队,颠倒了政治机关为连队服务的关系,损害了政治机关的威信,削弱了政治工作的威力。
大家表示,一定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象战争年代那样,时时想着连队,处处为着连队,在实际斗争中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恢复政治机关的威信。
连队是机关的镜子,最能照出机关工作存在的问题。
政治处同志根据这个认识,除留少数同志在机关主持工作外,三分之二的人员深入到部队,调查连队存在的问题,征求连队干部战士的意见,然后对照检查政治处的工作,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
宣传股长赵宜利下连调查时,发现有些战士花钱大手大脚,讲究吃喝穿戴。
赵股长想,连队存在问题,政治机关有责任。
这几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政治处布置教育怕戴上“矛头向下”的帽子,不敢大胆号召部队联系实际,较长时间没有大张旗鼓地抓阶级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致使有些干部战士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如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对部队建设有很大危害。
赵股长回到机关向政治处领导作了汇报。
在政治处的建议下,全团普遍进行了一次“忆苦三查”教育。
各营纷纷请老工人、老贫农、老红军作忆苦报告,提高阶级觉悟。
一营还步行一百多里到一个“万人坑”去凭吊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的我矿工。
在忆苦、诉苦的基础上,全团人人查思想、查作风、查工作,各单位普遍建起了苦情帐、幸福帐、敌情帐。
连队和个人都制定了思想革命化的措施,大家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
由于政治处人员经常深入连队,对连队情况比较清楚,因而每当机关制订计划、安排工作时,总是从连队的实际情况出发,为基层着想。
这个团的连队指导员都比较新,政治处在制定各种教育计划时,力求搞得比较细致,明确针对什么思想,解决什么问题,让指导员做到心中有数。
平时,政治处尽量减少连队干部到机关来参加会议的次数,尽量少向连队要材料,坚持自己动手写材料。
大家说,这样做减少了连队忙乱现象,使指导员们能抽出更多时间做好连队的工作。
去年十月份,政治处想开个会推广一个连队施工中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后来考虑到连队正进行封冻前的紧张施工,干部离不开,就决定由副主任张志群带一个干事到各连巡回推广。
指导员们反映说,政治机关转变作风,处处为我们着想,我们要更扎实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为加速部队建设贡献力量。
(刘士忠、曾凡宏、董祥起)
作者:国防科委理论组
版面:头版
这篇文章很重要,建议大家认真读一读。
文章阐述了毛主席关于要把小米加步枪同现代化结合起来的思想,批判了“四人帮”制造的种种谬论。
指出:按照毛主席的军事路线,依靠人民战争这个法宝,就是用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投入反侵略战争,我们也一定能够战胜敌人;
但是,面对现代化的强大敌人,我们又必须努力加速现代化建设,积极改善武器装备技术状况。
我们这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世界第一流的革命军队,再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就会如虎添翼,更加所向无敌。
当然,在我们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敌人也不会在睡觉。
在五年十年之后,我们装备虽然会有很大改善,但是比起敌人来仍会处于劣势。
所以,只有既积极努力不断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又随时准备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侵略者,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编者
人们一谈起“小米加步枪”,都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
“小米加步枪”,是我们军队和我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克敌制胜的传家宝。
它反映了我们广大军民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英勇奋战的革命传统。
它是毛主席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伟大思想的生动体现。
“小米加步枪”五个大字,将永远记载在我国革命的史册上,以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灿烂光辉,鼓舞我国人民去战胜任何武装到牙齿的凶恶敌人。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
我军“小米加步枪”的内容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毛主席曾经指出: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米加步枪,后来是小米加步枪加了点飞机大炮,以后又有新发展,是常规武器加特种武器。
毛主席强调指出:要把小米加步枪同现代化结合起来。
就是说,既要发扬我军依靠人民战争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革命传统,又要努力“钻现代化的国防”,“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这是毛主席早就给我军指明了的革命化现代化的建设方向。
一九七五年的军委扩大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作出了整顿军队、加强训练、落实战备、改善武器装备等一系列重大决定。
这些决定,完全符合毛主席历来教导的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完全符合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得到了全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
这些决定的付诸实行,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对“四人帮”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都是沉重的打击。
“四人帮”气急败坏,恶毒攻击军委这次会议是什么“复辟的会”、“翻案的会”。
军委扩大会议后,当国防科技战线出现大干快上,向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热潮的时候,“四人帮”及其在国防科委的那个代理人,一起跳出来狂吠乱叫,诬蔑这是什么“唯武器论”、“原子弹拜物教”,甚至直接攻击毛主席关于国防尖端武器研制规划的批示。
显然,这场围绕革命化和现代化关系的激烈辩论,实质是坚持还是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严重斗争。
唯武器论,是颠倒人和武器的关系,否定人的决定作用,把武器说成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的资产阶级理论。
我军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历来认为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武器也是重要因素。
“四人帮”打着反对“唯武器论”的幌子,抹煞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是十分荒谬的。
其罪恶目的是为了破坏我军的现代化建设。
在我军建设中,毛主席在强调我军革命化的同时,总是关怀我军武器装备的改善。
在红军时期,我军开始只有小米加步枪,甚至用长矛和大刀。
当我们缴获了敌人的电台时,毛主席立即指示建立我军的电台,并指出它象“鲁班石”一样重要。
有了“鲁班石”,桥就架通了。
有了无线电台,我军的指挥、联络就畅通了。
红军用缴获敌人的炮成立了炮兵连,毛主席还曾派他的秘书去帮助这个连队的建设。
后来在瑞金红军大学的特科学校,我们利用缴获来的炮培养了无数红色炮手。
这时我们的小米加步枪就加了点无线电台、迫击炮等。
在长征路上,我军强渡大渡河时,曾用两发迫击炮弹,摧毁了驻守对岸的敌人桥头堡,保证我军胜利渡河。
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里,毛主席也十分重视我军的现代化。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教导我们:
“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
我军各个抗日根据地,凡有条件的都办了士兵工厂。
有的炮筒是火车大轴挖成的,座力簧是蓝牌钢打成的,密封甘油是从蓖麻油中提炼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收到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送来的大炮和坦克,建立了我军的炮兵和装甲兵部队。
全国解放时,我们又建立起自己的空军和海军部队。
这时我军的小米加步枪又加了点飞机和大炮。
抗美援朝时,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增加反坦克武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猖獗一时的“乌龟壳”。
建国以后,毛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指示我们要钻现代化的国防,钻原子能,搞一点原子弹、氢弹。
我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终于研制成功了原子弹、氢弹和导弹核武器。
这时我军的小米加步枪又发展为常规武器加战略武器。
毛主席根据战争发展的需要和我们力量的可能,不断关怀改善我军武器装备的伟大革命实践,是对“四人帮”把改善武器装备诬蔑为“唯武器论”的最有力的批判。
在一九七五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历来教导明确指出:
“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武器也是重要的因素。
……我们有了有觉悟的人,有了比较先进的装备,再把各项战备工作搞好,把人和物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战斗威力发挥出来,就能更好地完成一切作战任务。”
那次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定,坚持把人和物结合起来,把打仗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结合起来,把革命化和现代化结合起来。
这正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决不是什么“唯武器论”。
按照“四人帮”的谬论,凡搞武器装备就是“唯武器论”,不搞才算“革命化”。
英明领袖华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四人帮’把国防现代化诬蔑为‘单纯军事观点’、‘唯武器论’,破坏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妄图使我军在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面前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
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如果以为可以依靠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去对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导弹核武器,显然是列宁早已批判的那种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的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
不错,实践充分证明,革命军队完全能够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但应当看到,我军依靠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过程,也是不断夺取敌人的武器装备武装自己,使我军的武器装备不断获得改善的辩证过程。
没有这种武器装备的不断改善,是不可能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反动派的。
因此,我们绝不是安于落后,而是从已有条件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努力改变落后状态。
我们还都清楚地记得,在过去的革命战争中,我军从小部队分散活动到大兵团协同作战,从打游击到攻坚夺城,这不仅是由于我军在数量上由少变多,而且是我军武器装备由十分低劣的状态变为比较良好的结果。
使我军装备永远处于落后状态、低劣状态,这是帝修反所日夜祈求的,是我们所坚决不能容许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化和现代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革命化是我军建设的政治方向,现代化是保证我军执行革命任务的物质基础。
只讲现代化不讲革命化,我军建设就会迷失方向。
只讲革命化不要现代化,我军就不能真正成为强大的革命军队。
一九七五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根据毛主席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分析,尤其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现实情况,决定加强战备,加紧研制和尽快改善我军武器装备,使我军小米加步枪同现代化结合起来,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打仗,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依靠人民战争。
但是,一定要看到未来反侵略战争是现代化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现代化战争爆发的突然性,陆海空诸兵种协同作战的复杂性,部队的高度机动性,作战指挥的高度集中统一性、计划性和灵活性,都要求我军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技术装备。
例如,对洲际导弹一般只有十几分钟的预警时间。
对潜地导弹只有几分钟的预警时间。
因此,我军就必须有自动化、计算机化的预警、通信和指挥系统,高速化、摩托化的现代运输工具,能给来犯之敌有力还击的常规武器和战略武器。
我们这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世界第一流的革命军队,再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就会如虎添翼,更加所向无敌。
也只有这样,我军才能更好地担负起对外反侵略、对内反复辟的历史使命。
“四人帮”把革命化和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污蔑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努力改善我军的武器装备是“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是何等荒谬,何等反动!
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关键是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
科研一定要走在前面,否则就会拖国防现代化的后腿。
现在,依靠我们自己研究和制造现代化武器装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迫切。
过去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现在情况不同了。
现代条件下的反侵略自卫作战,常规武器装备和弹药已经不能主要依赖敌人当我们的“运输大队长”;
而特种武器,特别是敌人的战略核武器,远在敌人纵深基地,更谈不上夺取过来为我所用。
而研制现代化武器装备,首先要研究和掌握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
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临渴掘井是不行的。
例如,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发展到第一颗氢弹试验,外国都是用了四年到八年多的时间完成。
我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展速度比较快,用了两年八个月就完成。
毛主席告诫我们:
“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
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描手不及。”
因此,抢时间,争速度,向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攻关”,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是刻不容缓的大事。
这是在研究室、试验场内进行的反帝反修、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斗争。
“四人帮”攻击我们加速国防现代化只会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完全是用心险恶的一派胡言。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
打仗不能没有实力,要有实力不能没有物质基础。
不仅是要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而且要有相适应的钢铁、石油等现代化工业基础。
没有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只是一句空话。
没有足够的钢铁、有色金属等物资,武器装备现代化也是一句空话。
正如邓副主席在一九七五年的军委扩大会议讲的,打仗就是要有钢铁,要有有色金属,要有物质基础。
我军有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一片忠心,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如果再加上必要的物质基础,那么,凭借未来反侵略战争战场的舞台,定能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以较少的代价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最大胜利。
在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上,两种倾向都是应当反对的,既不应当因为强调“小米加步枪”而忽视现代化建设,也不应当因为强调现代化而忽视“小米加步枪”的革命传统。
我们要把立足于用现有武器装备作战和努力发展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
既要看到,按照毛主席的军事路线,依靠人民战争这个法宝,就是用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投入反侵略战争,经过持久的斗争,我们也一定能够战胜敌人。
又要看到,面对现代化的强大敌人,我们必须努力加强现代化建设,改善武器装备技术状况,才能在战争中减少付出的代价和遭受的损失,少走许多曲折的道路。
当然也还要看到,在五年十年之后,我们经过努力,装备虽会有很大改善,比起敌人来仍会处于劣势。
所以,只有既积极努力不断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又随时准备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侵略者,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四人帮”既破坏我军的现代化,又破坏我军的革命化。
其罪恶目的,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以便他们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篡党夺权。
尽管他们一度搞得天空一时乌云滚滚,闹得地上一时人妖颠倒,但终于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
现在,我们不仅要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罪行,而且要把“四人帮”阻挠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所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发扬我军小米加步枪的革命优良传统,努力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人民日报》编者按:叛徒江青以“抓点”为名窜到小靳庄,进行了种种反革命的丑恶表演。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手法是多么卑劣,他们的罪恶活动达到何等猖狂的程度!
从一九七四年六月到一九七六年八月,叛徒江青曾三次窜到小靳庄,并多次派她的黑干将迟群和她在天津的亲信去小靳庄,散布了大量反革命谬论。
两年间,《人民日报》在“四人帮”安插的那个心腹的直接操纵下,连续发表了六十九篇吹捧小靳庄的新闻、通讯、文章、诗歌和一些图片,吹捧小靳庄是什么十二级台风刮不倒的“英雄”。
流毒全国,影响极坏。
叛徒江青大树小靳庄的险恶用心和滔天罪行,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中,必须进行彻底的清算。
“让毒蛇缠过的人,最知道毒蛇的害;
被毒蛇咬过的人,打蛇最狠。”
从一九七四年六月到一九七六年八月,短短两年多时间,叛徒江青以“抓点”为名,三次窜到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又派她的黑干将迟群和另一个女黑干将前后五次到小靳庄进行阴谋活动。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小靳庄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一桩桩一件件清查了江青在小靳庄的反革命罪行,戳穿了她利用小靳庄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
(一)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九日,江青率领于会泳、迟群等一帮党羽窜到天津,以听取宣讲儒法斗争史为名,别有用心地说:
“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也有儒”,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她声称要到农村去看看,又听说小靳庄批林批孔活跃,特别是一些社员会写诗、唱样板戏,觉得对她篡党夺权有用处,便在六月二十二日,打着抓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幌子,把魔爪伸进了小靳庄。
江青声称要听小靳庄社员发言,可是在社员们发言时,她却一再打断。
有一个社员发言,批男尊女卑,江青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她放肆地攻击:
“我们中央就不合理。
……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都出来了,一把抓”,为“四人帮”妄图“组阁”的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
她还气焰嚣张地叫嚷:
“这回要改变”,“女的要超过男的。”
江青把敬爱的周总理视为眼中钉,视为“四人帮”实现所谓“改变”的重大障碍。
为了发泄聚积在心头的仇恨,江青又以“批儒”为名,挖空心思恶毒影射攻击周总理。
江青问一个青年女社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周福兰。”
一听“周”字,江青的反革命神经紧张起来,语无伦次地说:
“是周公的周,还是周礼的周?”
周福兰莫名其妙:
“就是那个周呗!”
江青提高嗓门说:
“我要造你的反!”
周福兰更惊讶了。
“我不是造你的反,是造你名字的反,你的名字太封建了。”
江青专横地要给她改名字,说:
“你叫周抵周吧。”
江青觉得“抵周”还不解心头之恨,经过一番苦思冥想,恶狠狠地说:
“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
当时,周福兰并不理解江青的险恶用心。
江青在小靳庄施展各种伎俩,丑态百出。
她提出要去割麦,到了地里,还没干活,就提出要戴农民的蘑菇帽。
帽子拿来了,她嫌帽子上有汗味,借口帽圈太小,让人又换了一顶。
割了几下麦子,割不动了,又埋怨镰刀不快。
于是,她镰刀一放,回到村里,把几个女青年叫到身旁,大谈起什么头发的发式来了。
江青寻找一切机会,把自己打扮成“文艺革命的旗手”,她指定一个女社员唱段《红灯记》,厚颜无耻地标榜说:
“样板戏是我搞的。”
充分暴露了她的反革命面目。
(二)
江青抓的是一个什么点呢?
按照“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的需要,江青派迟群率领“梁效”一些人作了一番“调查”,名之为“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
江青为经营这个“点”费尽了心机。
又是派人送材料,又是派“梁效”得力人员去“辅导”,更趁四届人大召开之机,把积极投靠她的原小靳庄大队的一个负责人塞进了人大常委会。
遵照毛主席五·七指示办起的政治夜校,原来既学政治,又学文化、技术,开展群众性文艺活动。
江青插手后,竟变成了灌输反革命思想的场所。
在这里宣讲儒法斗争史,大批“当代的大儒”,编写新《三字经》,特别写上妇女“能掌权”的字样。
有些吹捧江青的诗歌,是作为“政治任务”布置给社员,又经别人大量加工修改,有的甚至捉刀代笔。
江青看到几首吹捧她的诗非常得意,亲自作了修改,指令在《天津日报》发表。
江青还派人到小靳庄辅导排练样板戏,晚上练,白天也练,不光在本村演,还到外地演。
小靳庄共有二百多个整半劳动力,经常脱离生产的就有四五十人。
江青逼迫着社员们写诗、唱戏,闹得他们不能干革命,不能搞生产。
不少社员对这种作法非常不满,说:
“耪地的不如唱戏的”,“会干的不如会说的。”
一个贫农社员不赞成江青指使的这种干法,那个积极投靠“四人帮”的人公然威胁说:
“你反对唱戏,就是反对江青,就是反革命。”
原来,小靳庄贫下中农以大寨为榜样,靠自己的双手,奋战几个冬春,改造了盐碱滩。
江青插手以后,强令有关部门“大力支援”,调去大批物资。
小靳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被搞掉了。
农忙季节,经常有上百名解放军战士、机关干部到这里劳动。
邻村的社员说:小靳庄是“社员唱戏、请人种地。”
尽管小靳庄已经被江青糟害得不成样子,“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却大肆鼓吹所谓的“小靳庄经验”,用来压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
江青的倒行逆施,受到广大军民的谴责和反对。
当时,海军某部的一个转业战士就向小靳庄社员写信,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四人帮”的义愤,戳穿了江青利用小靳庄搞反革命活动的阴谋,提醒小靳庄贫下中农不要上江青的当。
这封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心声的信,被反动文痞姚文元当作“反革命”信件,批给他们在公安部的亲信处理,使这位海军转业战士遭到了严重迫害。
一九七四年九月,江青在大批人马簇拥下,第二次来到小靳庄,无耻地说:
“这是我的点。”
正在江青猖狂活动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她作了尖锐的批评,告诫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江青对抗毛主席的批评,继续利用小靳庄进行反革命活动。
她选派“联络员”,以“劳动锻炼”为名到小靳庄,并要“不经第三人”随时直接向她报告情况。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针对江青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利用小靳庄胡作非为的恶劣行径,进行了尖锐批评,并且警告“四人帮”的余党:你们就是学“小”不学“大”,跟得紧,陷得深,跟人不跟线。
邓副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江青利用小靳庄砍大寨的阴谋。
党中央采取坚决措施,命令“四人帮”在国家体委的那个余党撤掉了吹捧江青在第三届全运会团体操中安排的小靳庄的画面,并且指示有关部门撤回江青派到小靳庄的“联络员”。
华国锋同志主持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制止了“四人帮”要把小靳庄的所谓“经验”塞进会议的图谋。
这些措施给了江青沉重的打击,喧嚣一时的小靳庄冷落下来了。
(三)
一九七六年初,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四人帮”的反党阴谋活动更加猖狂。
他们把冷落了一阵子的小靳庄重新抬出来。
一月二十二日,迟群和一个女黑干将,向小靳庄的个别干部,诬陷邓副主席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中央对江青的斗争是“攻击”,是“造江青的谣”。
二月,迟群又去进行反革命煽动,恶毒攻击邓副主席是“还乡团长”。
与此同时,反动文痞姚文元在一个内部材料上看到所谓小靳庄《“十二级台风”刮不倒》的通讯,如获至宝,二月二十五日打电话给报社说,这样的材料“为什么不能公开报道呢?
可以的!”
第二天,“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就在头版头条位置抛了出来。
这篇黑文捏造事实,说小靳庄是“自觉抵制”一个错误口号的“英雄”,是“国家没有给过钱,也没有伸手向国家要过钱”的“自力更生”的“典型”,是“对着干”的“反潮流战士”。
这篇黑文一发表,“四人帮”及其干将齐声喝采。
国民党特务张春桥亲自批准部队召开学习小靳庄观摩交流会,让小靳庄那个骨干出席作报告,介绍他们所谓“刮不倒”的经验。
“四人帮”在部队“放火烧荒”的那个干将狂叫“向英雄的小靳庄学习”,“向英雄的小靳庄致敬”。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召开全省范围的会议,推广“小靳庄经验”。
“四人帮”在国家体委的那个余党叫嚷:
“把国家体委办成小靳庄式的体委。”
江青在天津的那个死党强令编写以《“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为内容的所谓“揪走资派”的毒草话剧《红松堡》,竭力为江青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疯狂推销“四人帮”提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四月初,迟群和一个女黑干将带着“梁效”写作班子的几个喽罗,又鬼鬼祟祟地窜进小靳庄,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
他们偷偷把小靳庄的干部和理论骨干召集到村西南角的一间小学教室内,秘密进行“透风”、“交底”。
他们一连讲了五个小时,居心险恶地说:
“很多没有接受教训的人安排了第一把手,省委书记,这些人不改悔。”
“民主派必然发展到走资派”,“走资派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伙人的代表”。
并且公然煽动“对走资派可以揪斗”,要层层揪。
这几个喽罗怕阴谋败露,讲完之后,作贼心虚地问:
“有没有外人?”
又再三嘱咐:
“今天讲的不要往外传。”
迟群等人走后不久,姚文元看到一份有关小靳庄的内部材料,立即摇动黑笔批转《红旗》,责令《红旗》的亲信“组织他们自己写一篇”。
于是,在五月份的《红旗》上,抛出了一篇以小靳庄大队党支部署名、题为《顶风前进》的黑文。
这篇黑文毒汁四溅,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咒骂撤销小靳庄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撤销有关小靳庄的图片展览,是什么“黑云压顶,浊浪翻滚”,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
在江青的控制下,小靳庄成了为“四人帮”转交黑信的据点。
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六年八月,他们转送河南、安徽、辽宁、江苏、吉林、陕西等省的来信达五、六十封。
这些信大都是诬告当地干部的。
“小靳庄经验”究竟是什么货色?
是在提倡作诗吗?
唱戏吗?
不对!
所谓“小靳庄经验”是根据江青要当女皇的野心而捏造出来的,是为推销“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纲领大造反革命舆论的丑恶表演。
(四)
天津遭受地震灾害以后,华国锋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率领慰问团,深入灾区进行慰问,给天津市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增强了他们战胜自然灾害的斗志和力量。
叛徒江青妄图抵销华国锋同志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影响,为“四人帮”篡党夺权作舆论准备,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第三次窜到小靳庄。
江青在小靳庄公然声称:
“这回我什么也不怕了!”
她乘毛主席病重之机,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江青这次小靳庄之行,野心表现得更露骨,更充分,毫无顾忌,毫不掩饰。
从下车开始到驱车离去的六个多小时当中,江青屁话连篇,喜怒无常。
她忽而要人给她唱戏作诗,忽而要到地里擗棒子,忽而钻进社员的防震窝棚去照相。
她看到一间被地震震塌一角修一修尚可住人的房子,突然对周围的人大声喊叫:
“服从命令听指挥,站队,拆房!”
可是,她只搬了五六块砖,扭头走了。
尽管江青这次到小靳庄象疯子一样,人们还是可以从她的言行当中理出一条黑线,就是:猖狂反对、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亲自培养和挑选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急切切恨不能马上当上女皇帝。
据小靳庄的群众揭露,江青一下汽车,群众高呼:
“毛主席万岁!”
她却大嘴一撇,恶狠狠地说:
“活到万岁也得死!”
她对毛主席批评她乱送材料怀恨在心,阴阳怪气地发泄说:
“我不敢给你们送材料,送材料成了一条罪状。”
对敢于同“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邓小平同志,江青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她进村、离村,都举起拳头,歇斯底里地狂喊攻击邓小平同志的口号。
毛主席愤怒斥责江青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江青对毛主席的批评和指示反攻倒算,诬蔑邓小平同志“在主席那里告我的状,说我乱插话”,“造我的谣”。
她把党中央、政治局对她的批评说成是“跟在监狱里差不多,就是差低头,揪辫子”。
还挑拨说:
“七、八、九,家家有,家家都受他们的气哩!”
江青这个女皇迷在小靳庄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大讲皇帝。
她杜撰的那套荒唐无稽的“女人掌权论”,就是在小靳庄出笼的。
她胡说什么“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
男的女的,还不都是女的生的?”
“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
“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
她竟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出反革命夺权叫嚣:
“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
如同一切反动派一样,在她发出阴谋篡党夺权叫嚣的时候,依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和虚弱。
当有人请她以后再来时,她哀鸣道:
“到那时候,阎王老子也许请我喝烧酒去了。”
总之,江青在小靳庄大露“狰容”,反动表演淋漓尽致,恰恰是江青篡党夺权野心达到顶点、面临覆灭下场的错综复杂心理的绝妙写照。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江青苦心经营的小靳庄,成了声讨江青的战场。
贫下中农满腔怒火,纷纷起来揭发批判江青在小靳庄的滔天罪行。
人们说:
“江青窜到小靳庄,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她是想踩着贫下中农的肩膀,爬上女皇的宝座。”
被江青改了名字的贫农女儿周福兰,当众宣布恢复自己原来的名字。
她说:
“江青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心肠比恶狼还狠,比蛇蝎还毒。
江青攻击周总理,就是我们贫下中农的死敌!”
江青的女皇梦破灭了。
小靳庄从江青这条毒蛇的盘绕下解放出来了!
小靳庄人民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和全国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深揭狠批“四人帮”,把江青在小靳庄放的毒气清除得干干净净。
《天津日报》记者
《人民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
作者:王建帮/刘长春/朱旭军
英明领袖华主席新年看望唐山人民,在被接见的各单位代表的行列里,有参加恢复开滦煤矿建设的基建工程兵某部的代表。
连日来,这个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回顾一年来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大好形势,认真学习最近发表的毛主席的《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等两篇光辉著作,热烈讨论华主席视察唐山时所作的重要指示和关于向开滦煤矿工人学习的光辉题词,心情无比激动。
同志们说,华主席十分关心开滦煤矿的恢复建设,先后三次亲临唐山视察,多次接见开滦工人和部队的代表,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开滦煤矿原煤日产量迅速恢复到震前水平,是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又一胜利,是英雄的开滦工人创造的又一奇迹,也是军民并肩战斗共同谱写的一曲凯歌。
唐山、丰南发生强烈地震后,帝修反幸灾乐祸,说什么“唐山完了”,“开滦完了,要恢复生产至少也得二十年”。
“四人帮”狂叫“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
奉命参加抢建开滦煤矿的指战员们,面对国内外反动派的狂妄叫嚣,心如火燎,反复掂量着“抢建”二字的份量,恨不得立即投入战斗,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把地震的损失夺回来,回击阶级敌人的挑衅。
来到矿区后,他们邀请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煤海铁汉”侯占友等到部队作报告,认真学习开滦工人阶级“天崩地裂何所惧,太山压顶不弯腰”,千方百计为国家早出煤、多出煤的英雄气概和先进事迹,决心象工人阶级那样,抢时间,争速度,革命加拚命,拚命干革命,为开滦煤矿早日恢复震前生产水平作贡献。
林西矿中心变电房是全矿电路的咽喉。
遭受地震严重破坏后,东倒西歪,只能维持临时送电,加紧抢修刻不容缓。
为了确保安全,矿领导决定分段停电四十八小时。
某部五中队担负了变电房的抢修任务。
为了落实华主席关于加快恢复开滦生产步伐的重要指示,他们决心宁肯自己多冒一分危险,也决不耽误矿山一分钟生产。
经过周密研究,决定采取带电作业法,他们安上绝缘板,加设安全岗;
场地狭窄,他们精细安排各工种流水作业,更换轻便运输工具,调整材料线路。
全中队心齐力足,连续奋战,只停电施工五个小时,就完成了抢修任务。
抢修开滦最大的洗煤厂——林西洗煤厂,更是一场抢时间、争速度的硬仗。
林西洗煤厂百分之九十七的建筑物遭到地震破坏,要复建破坏这样严重的洗煤厂,比新建一个还要难。
有人凭老经验算了一笔帐,得出的结论是两年修复就算不错了。
“两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场指挥组成立了,一个个排险突击队、清碴突击队昼夜鏖战,各项加固准备工作快速进行,仅用四十天就完成了预计三个月才能完成的排险清碴两万多吨的任务。
这时,英明领袖华主席亲切接见开滦代表和部队代表的喜讯传到部队,指战员们受到极大鼓舞。
部队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对每一个施工项目进行调查研究,放手发动群众。
大家说:
“华主席指挥建开滦,力无穷来劲冲天,担子千斤不觉重,誓将计划再提前。”
各级领导深入施工第一线指挥战斗,集中兵力解决主要矛盾,多工种交叉作业,土建和安装同时进行,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又完成了平时半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
矿党委高度赞扬他们“三改”计划,高速度修复洗煤厂的革命精神。
当人们怀着敬佩的心情问及林西洗煤厂的复建为什么有高速度时,这个部队的领导同志说:
“粉碎了‘四人帮’,有英明领袖华主席指挥我们战斗,为了早日恢复生产,我们就是要能抢一分钟,也决不误半秒。”
祖国需要煤,人民需要煤,我们怎么办?
参加恢复开滦生产的基建工程兵某部广大指战员的回答是:一心保出煤,豁出命来干!
二十多米高的大型精煤仓,地震后顶层断裂错位,向一面倾斜四十多厘米。
远远望去,摇摇欲坠。
象这样的建筑要修复,不用大型长臂吊车排除险情,要施工是难以想象的。
某部五中队十二名排除突击队员一身虎胆,他们利用百米以外的高房顶,打洞支杆,凌空架起一道钢索,把腰上的安全带往钢索上一套,飞檐走壁排险情,铁锤飞舞拆残墙。
一次较强的余震发生了!
钢索在空中来回摆动,精煤仓顶摇摇晃晃,随时都可能倒塌。
然而,排险队员们镇定自若,毫无惧色。
经过两个星期的艰苦奋战,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提前三天完成了精煤仓的拆除任务,为修复精煤仓赢得了时间。
唐家庄矿新井筛分楼地处旷野,四面受风。
隆冬,这里气温常在零下二十度左右,某部一中队接受了这项工程的加固任务。
一千三百多立方混凝土,要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在最短的时间内,分别浇注到一堵堵墙体薄、钢筋密的夹墙和几十根承重梁柱、成百个梁柱节点上,工作是异常艰巨的。
可是,一中队的干部战士就是有那么一股拚劲。
挖基础,架钢筋,支模板,凿毛打孔,昼夜不停。
一天晚上,寒流袭来,气温骤然下降,大梁加固正在进行。
一百多米长的送水胶皮管冻冰了,每隔半个小时就得到热水锅里烫一次;
搅拌灰浆,水供不上,跟班作业的技术员李立宏同战士们来回担水,水洒在脚上,鞋成了“冰鞋”,溅在身上,衣服变成了“冰甲”,没有一个人停下施工去烤一把火;
搅拌机内正在搅拌的混凝土冻住了,给搅拌带来了很大困难,战士周得成把棉衣一脱,钻进腰不能直、头不能抬的搅拌机内,一锤一钎打下冰块。
战士们就是用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筛分楼加固工程,在他们手里,提前十六天就拿下来了。
甩开膀子建开滦,汗水换来乌金滚。
最近,当我们再次来到开滦煤矿采访的时候,百里矿区处处是一派百废俱兴、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一幢幢崭新的厂房鳞次栉比,机声轰鸣;
一座座林立的井架耸入云天,天轮飞转;
一列列满载乌金的列车,鸣着长笛,风驰电掣般地驶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看到这一切,我们深深感到开滦工人阶级确实是了不起的,他们以大无畏精神创造了奇迹。
我们也回想着基建工程兵某部指战员参加恢复开滦生产的战斗经过,使我们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十多年前关于建立基建工程兵“这个办法我赞成”的光辉批示,是何等英明,敬爱的周总理称赞基建工程兵“大有前途,前途无量”、“一旦有事,好处无穷”,是多么正确。
(王建邦、刘长春、朱旭军)
作者:王宝光/杨培林/钟阳春/姜旭胜
本报讯 北海舰队七二二破冰船指战员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同人民群众一起奋勇抢救失火的国家万吨货轮,避免了严重爆炸事故和沉船危险,保护了港口安全。
七二二破冰船是在敬爱的周总理直接关怀下建造的我国第一艘大型破冰船,全船指战员曾经多次冒严寒破冰海,抢救渔船渔民,受到地方党政和人民群众的热情赞扬。
粉碎“四人帮”以后,指战员们拥政爱民工作做得更好了。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停泊在秦皇岛码头的“冀海二号”万吨货轮不慎失火。
船上贮有五百多吨柴油和一些高压气瓶等易燃易爆物品,如果发生爆炸,将严重危及港内停靠着的两艘外轮和二十多艘我国船只以及整个港口的安全。
七二二破冰船接到命令后,劈波斩浪火速驶往现场。
当时海上刮着七级大风,船体摇摆厉害,枪帆长陈长福和田建明、何带胜等十多名干部战士冒着落进海里的危险,利用两船相靠的一瞬间,纵身跃上“冀海二号”轮,带缆靠船,其他同志也紧随上船,与大火展开了搏斗。
这时,火势已经很猛,有的地方顶棚烧塌,梯子烧掉,钢板烧得烤人。
在这种情况下,干部们以硬六连干部为榜样,哪里最危险,就在哪里指挥战斗。
观通长魏宁带着三名战士钻进燃烧的仓内探明了火情。
副航海长张友生不怕被烧化的铝水烫伤,带着几个战士扑灭了驾驶室的烈火。
战士们也个个赛猛虎,迎着险情上。
有的战士脚被钉子扎伤,仍继续战斗。
战士郑清教、刘福清、谢景瑞等同志站在烧得发烫的过膝盖深的水里,水龙不够就用双手泼水,把右舷几个舱室的火全部扑灭了。
副机兵吴金华冒着烈火下到十一米深的机舱,关掉副机,切断电源,避免了引起新的火灾。
扑灭粮仓的烈火是最后一场攻坚战。
粮仓在轮船的中心,那里的火如果不及时扑灭,就会蔓延到旁边的煤仓和周围其它舱室。
当时粮仓浓烟往外滚,里面黑洞洞的。
战士石新勇第一个冲了下去,其他三个同志也抢着下去了,他们抱着水龙向仓内猛烈喷水。
这时,站在舱口的同志感到呼吸困难,想到里面一定缺氧,便赶紧往上拉水龙带,三个同志被拉上来了,石新勇却昏倒在下面。
战士王玉春、副机电长朱罗照见了赶紧冲下去救石新勇。
他俩先后昏倒后,战士李远华又冲了下去。
最后,同志们想法把粮仓钢板割开一个缺口,放烟喷水,终于扑灭了最后一个舱室的烈火。
烈火炼纯钢。
在扑灭“冀海二号”轮烈火的战斗中,七二二破冰船指战员临危不惧,奋不顾身,受到上级的通令嘉奖。
全船有四十七名同志受到嘉奖,十名同志荣立了三等功,一名同志荣立了二等功。
炊事班、仓段班、副机班和枪帆部门受到集体嘉奖。
(王宝光、杨培林、钟阳春、姜旭胜)
新华社拉萨一九七八年一月十日电 西藏军区最近通报表扬了为保证线路畅通奋战激流英勇牺牲的某通信部队四连载波技师徐超群,并给他追记一等功,号召所属各部队向他学习。
去年七月下旬,西藏江孜地区连降暴雨。
奔腾咆哮的年楚河,水位急涨。
二十四日上午,跨越河面的五对电话线,已有四对被洪水淹没,仅剩一对电话线眼看就要被洪水吞没。
徐超群和他的战友们冒雨来到年楚河畔,望着波涛翻滚的河水,心里非常着急。
为了保证电话线路畅通,徐超群提出了拉电缆过河沟通线路的方案,并且第一个抢起拉电缆的被复线,跳进咆哮的河水。
战士赵有余也跟着跳下去协助。
他们搏风击浪,奋力向对岸游去。
突然,狂风卷起巨浪向他们打来,徐超群身上背的拉线被冲散了,缠在他的脖子上,使他呼吸急促,游水困难。
当赵有余赶上去搀扶他时,他说:
“别管我,快把线拉过河去!”
可是,话音刚落,一排巨浪压了过来,把他们冲散了。
徐超群双手死死地抓着拉线,奋力向前游着。
就在这时,又一个恶浪打来,把他卷进了漩涡……。
徐超群出生在四川省垫江县一个贫民家庭里,一九七三年入伍,一九七五年入党。
在通信兵的岗位上,他热爱本职工作,刻苦钻研技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成为出色的载波技师。
干部战士都夸他是“雷锋式的好干部”。
作者:孙有华/娄殿鹤
海军航空兵某团副参谋长乔永臻,经常参加劳动,同群众汗流在一起,心贴在一起。
他说:劳动是干部和群众的连心线,不参加劳动,就会脱离群众,变懒变修。
一次,乔永臻到部队农场参加劳动,被分配放牛。
乔永臻是放牛娃出身。
今天他重新拿起放牛鞭,心情很不平静。
他深深懂得,三十多年前拿起放牛鞭,是因为受压迫受剥削;
今天拿起放牛鞭,为的是反修防变。
乔永臻每天除了放牛外,铡草、垫圈、除圈、刷牛背,什么脏活重活都干。
有一回,他刚放牛回来,见同志们正在清除牛圈里的稀粪,便拿起铁锹,跳进半尺深的粪坑里和大家一起干。
同志们劝他去休息,他说:
“我和大家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
党委分工乔永臻负责外场机务工作。
这工作常常是风里来雨里去,顶烈日冒严寒,比较艰苦。
从内场到外场有近十里路,中间要翻过一座山梁,他总是步行,有时一天两三趟。
同志们要用车送他,他拒绝说:
“大家都步行,我为什么要坐车?
走路可以磨炼铁脚板,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每个飞行日和机械维护日,他都到外场坚持跟班作业。
在停机坪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穿着沾满油迹的工作服,和大家一起检查、分析、排除故障;
在着陆线上,他迎接着一架架返航归来的战鹰,向飞行员仔细询问飞行的情况。
他为每架飞机建立了一个“小档案”,对每架飞机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对每个机械师的思想、性格和技术水平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一天,有两架飞机在四中队作定期修理工作。
下午,突然接到紧急转场任务,要求第二天早上完成定期修理工作,使飞机参加战备转场。
同志们立即进行突击抢修。
这天凌晨五点钟,乔永臻就起床到外场跟班飞行,整整忙了一天。
晚上回来后,他匆匆吃了点晚饭,就到四中队和同志们一起参加抢修。
乔永臻和同志们紧张地战斗了一夜,虽然他很疲劳了,却象打了胜仗的战士一样,内心十分愉快。
乔永臻为什么能够密切联系群众,永葆普通一兵的政治本色?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是因为他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
平时,不管工作多么忙,每天晚上坚持看书学习一个小时,已成为他多年来的老习惯。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后,他很快通读了一遍,还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并联系思想、工作和批判“四人帮”的斗争实际,写了很多心得笔记。
党的十一大胜利召开以后,乔永臻认真地学习会议文件,狠批“四人帮”的罪行,进一步提高了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的自觉性。
(孙有华、娄殿鹤)
本报讯 四○五医院的同志发扬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连续作战,奋力抢救了一个贫下中农危重病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晚饭后,门诊的同志们正在准备批判“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发言提纲,突然贫下中农送来一个昏迷不醒的青年妇女。
值班军医杨列周马上给她作检查,发现病人已没有脉搏,心跳极微弱,生命垂危。
听说病人中毒性休克,老主任刘增福亲临现场,马上组织抢救。
休克病人的血管已无法注射针剂,五十多岁的主治军医王云阶就单腿跪在担架前,从病人股动脉进行注射。
她不顾年大体弱,谢绝别人替换,坚持为病人注射一个多小时。
在这同时,军医丁建训和手术室刘士宁同志果断地为病人进行了静脉切开手术,及时为病人输液。
抢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待病人病情略微稳定后,准备剖腹探查。
病人送到外一科后,医护人员发现病人腹内已全是血水,情况万分危急。
由于病人没有血压,不能做手术,同志们便全力以赴地进行了近两小时的抗休克处理,直到病人血压上升后,才在深夜十点多开始了剖腹探查。
剖腹探查的结果,确诊为“急性出血性坏死性小肠炎”。
这种病发病急、变化快、危险性大,病人来就诊太晚,生命已危在旦夕。
为了抢救阶级姐妹的生命,十几年来顶着恶风为革命刻苦钻研技术,在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中带头冲杀的外一科主任王毓洲,不顾一天的劳累,亲自上了手术台。
已经连续战斗了五、六个小时的门诊丁军医和手术室的刘士宁同志,忘记了疲劳,继续参加手术。
外一科护士组精心为病人准备好了特护;
发电房的同志们始终坚守岗位、保障供电。
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切除手术一直进行到凌晨两点半钟,为病人切除了二分之一的坏死小肠。
“病人得救了!”
病人的亲属紧紧拉着子弟兵的双手,眼里流出激动的泪花。
全院同志称赞他们:
“狠批‘四害’干劲足,救死扶伤立功劳!”
(四○五医院报道组)
一个领导干部,怎样才能做到指挥正确?
某炮兵团团长郑海林的体会是:对情况和问题必须首先做到“胸中有数”。
去年十月,一营接受了修建一段围墙的任务。
当工程快收尾时,负责施工现场指挥的副营长袁文忠,对郑团长说,剩余工程还需一万二千块砖。
郑团长没有马上表态,而是把袁副营长领到施工现场,亲自测量了剩余工程的长度,仔细查看了施工进度和砖头利用情况,然后掏出笔和本认真算了一遍,才对袁副营长说:
“按设计要求,每延长一米围墙需砖三百三十块,由于自己烧的这批砖质量不好,在国家标准基础上另给你们增加了二十块。
现在剩下这七十二米已砌了拱,拱上有十九层未砌,总共需砖一万零九百四十四块。
现在,你们还存砖五千一百块,工地上散扔着的半截砖足有两车,只要把它收拾起来,整个工程就差不多了。
看来,你们不需要一万二千块砖!”
说完,郑团长就动手和一营干部战士拣起砖来。
全营陆陆续续拣砖三车多。
后来,郑团长根据围墙的进展和实际需砖量,只增拨给一营一千二百砖,整个工程用砖就全部解决了。
一天,郑团长到二连地段检查工程进展情况。
连长刘传信提出:最后一段围墙,还需要分别到十一公里和三公里外的沙场拉七车粗沙、十一车细沙。
郑团长在心里算了一下,对他说:
“修建这段围墙,按标准用不了十八车沙土,只要十车就够了。
你们工地现在有三车。
不足的,也不用跑那么远去拉,粗沙,距离一百五十米的家属区就有;
细沙,距离三百五十米的炮场就有。”
说完,亲自带领刘连长到家属区和炮场,具体查看了沙土的位置、数量和质量,在返回路上,郑团长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办事想问题要处处从战备和节约出发。”
二连根据郑团长安排,只动用一台解放车,共拉沙土七台次,往返七公里,花了四个多小时就胜利完成任务。
郑团长负责团里的全面工作,为什么指挥如此灵?
了解他的同志都清楚,由于郑团长注重调查研究,从不死蹲机关,因此,对连队的情况,部队车辆、火炮的现状,他都能说个八九不离十。
自从一营投入修建围墙的任务以来,郑团长始终坚持早、中、晚三次到现场,备料、挖地基、砌墙样样都亲自干一干。
他为了取得发言权,在工地,虚心向同志们请教;
在机关,热情向主管营建的后勤干部学习。
同时,还经常啃一些业务书籍,熟记大量资料和数据,努力使自己成为内行。
用郑团长自己的话说:
“作为一个指挥员,调查研究很重要。
只有对情况熟悉,对业务精通,说话才有理,领导才有力,才不至于瞎指挥!”
(原载《前进报》)
作者:何广荫
栏目: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山东省黄台发电厂,是全国电力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这个厂的党委书记刘正宗同志,多年来顶妖风、战恶浪,带领全厂职工学大庆不停步,大干社会主义不动摇。
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六年,为了给国家多提供电力,他们搞了三十七次攻关大会战,改造了七百多台次设备,实现了五百一十项技术革新,使全厂在不增加人力和设备的情况下,发电能力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二,七年发了十年的电。
现在,他们已经在干一九八○年的工作了。
刘正宗常说:
“要想企业变,必须要大干。”
他整天工作服不离身,绝大部分间是在车间班组中度过的。
哪里活最脏最累,哪里活最紧最急,他就战斗在哪里。
过去,有人攻击他是“辛辛苦苦的走资派”,刘正宗坚定地说:
“我就认准了一个理:大干社会主义没有错!
为国家多发电没有错!”
粉碎“四人帮”,刘正宗心情是多么激动呵!
他带领群众深揭狠批“四人帮”,并同党委成员研究提出发电超一亿度、省煤七千吨、节电四百万度的奋斗目标,以增产节约的实际行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通过揭批“四人帮”,鼓舞了全厂职工的斗志,生产技术科一天出一张发电快报,主控制室的值班人员,一小时一小时地计算发电量,他们就是这样争时间、抢速度,超额完成了一九七六年全年增产节约计划。
去年十月,英明领袖华主席对电力工业的指示传到黄台电厂,更使刘正宗激情满怀,他想到工业等电,农业要电,人民盼电,一定要进一步把电搞上去。
可是,正在这时,听说三号炉两台吸风机因积灰过多,振动很大。
他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风机一出故障就会造成停炉、停机事故。
电厂停一机,工厂就要停一片,这就会影响到当时全济南市已掀起的大干一百天的高潮。
在这紧急关头,他当机立断,在工人已下班的情况下,立即组织机关干部投入清灰战斗。
炉火不停,烟道里充满了熏人的烟气,被水冲击的黑灰扑到人们的头上、脸上、身上,大家呼吸困难,眼睛被刺激得红肿。
在这样的环境中,刘正宗一马当先,带领大家一直苦战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清除掉全部积灰,使电机正常运转,保证了许多工厂的生产。
(水电部宣传处供稿)
栏目: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山西省工业劳动模范、长治市锻压机床厂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牛玉庭,原来是一个铸造工人。
他在三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坚持学“铁人”,勇当排头兵,带领群众一个心眼大干社会主义。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有人煽动停工停产,牛玉庭坚定地说:
“只要我当一天领导,就绝不让停一台车、停一天产。”
当时交通运输受“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一次因焦炭运不来,眼看有停炉、停产的危险。
老牛面对这种情况,就带了几个窝窝头,叫了汽车司机,连夜翻山越岭到沁源山里拉焦炭。
回来的路上,大雨滂沱,道路泥泞,车轮打滑。
老牛就下车拿大锹挖土垫路,一直垫了十几里,终于拉回焦炭,保证了生产。
粉碎“四人帮”,老牛的干劲更足了。
前些时,他们厂承担了一千二百五十千瓦的水轮机支农任务。
为完成这项艰巨任务,老牛和工人干在一起,饿了吃口干粮,困了抽口烟。
一连七天没睡一个好觉。
他劳累得胃肠病复发,吐了血,一个青年工人流着泪劝他休息,老牛含笑说:
“干革命就得象铁人那样,这点病算不了什么!”
老牛就是这样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
他白天坚持生产,晚上和大伙研究革新方案。
在他带动下,使空气锤产量一跃再跃。
使铸件产量达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三点五倍。
——据《山西日报》
栏目: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昆明机床厂党委副书记、著名劳动模范赵学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工人一起大搞技术革新,先后革新刀具和夹头八十多项,受到工人们的称赞。
这是赵学全(左二)和工人一起研究改革后的不重磨端面铣刀的使用效果。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栏目: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张德全为掌握领导生产的主动权,经常深入车间,决心摸清操作规律。
全厂三个车间,七个工段,他跑了一遍又一遍;
几千个大小不等的零件,他摸了一回又一回。
白天,他亲自带班和工人一起劳动;
夜里,他把在车间学到的东西,对照书本思考。
厂里上技术课,他尽可能挤时间去听。
特别是每当全厂停车大检修时,他总是亲自到现场和工人一起拆卸、检查,不断向工人请教。
就这样,他逐渐精通了有关技术,提高了业务水平。
粉碎“四人帮”后,张德全干劲更足,他带领全厂职工深揭狠批“四人帮”的罪行,积极组织广大职工大搞技术革新,决心夺高产,为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贡献力量。
厂里的脱硫塔,原来只能通过三千吨气量。
张德全同工人一道商量,硬是自力更生,经过半个月的艰苦努力,安装成一台新脱硫塔,使气量由三千吨提高到五千吨。
化肥生产一条龙,一处“抛锚”全厂停。
在大干快上的日子里,为保证机器正常运转,张德全带领技术员把全厂机器逐台检查一遍,将所有的泄漏点都及时进行了修理。
他还努力熟悉每台机器、每个部件的性能,力争做到了如指掌,为抢时间夺高产创造有利条件。
——据《河南日报》
栏目: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干部一带头,群众有劲头。
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干;
听过不如见过,见过不如做过。
只在沙滩上沉思,永远也得不到珍珠。
一个不想趟过小河的人,自然不会远涉重洋。
树从泥土里吸收养料,干部从群众中获取智慧。
栏目: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编后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教导说:干部应该“不务空名,会干实事”。
在今天抓纲治国、一日千里的跃进年代,各级干部尤其需要深入基层,带头揭批“四人帮”,带头干好实际工作。
领导同志身临第一线,才能发现问题,及时帮助基层解决问题,推动革命和生产不断向前发展。
本栏介绍的刘正宗等同志坚持参加劳动,一马当先,带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很值得我们部队的各级领导干部学习。
新华社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一日讯 为着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尽快地把出版工作搞上去,多出书,出好书,国家出版局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家出版局直属的出版社、国务院各部委所属出版社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出版局负责同志共一百人。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纲,集中批判了“四人帮”强加给出版战线的“两个估计”,分析了出版战线的形势,讨论了出版工作如何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研究了全国一九七八年的出书计划和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出版规划设想。
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愤怒批判了“四人帮”在出版战线炮制的反革命的“两个估计”:一个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出版战线是“反革命专政”,出版界的领导权“被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所篡夺了’;
一个是所谓出版队伍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会议代表列举大量的事实证明,出版战线虽然也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
出版队伍是一支革命的队伍。
会议指出,“四人帮”推行“两个估计”的根本目的,就是反对、篡改、歪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击出版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肆意篡改党的出版方针。
一方面他们不准出版五四以来、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优秀文艺作品,对中外古典文艺作品更是禁止出版,这些年来,研究性的学术理论著作出版得极少,科技图书和工具书更是奇缺,造成了严重的“书荒”;
另一方面又大造反革命舆论,大量炮制“阴谋文艺”、“影射史学”等出版物。
“四人帮”喉舌梁效、罗思鼎、初滥的黑文汇编本,泛滥成灾。
有一个出版社,单是以风庆轮为题材影射攻击周总理的书画,就有四十多种。
据不完全统计,批林批孔以来,不包括教科书在内,宣扬“四人帮”反动观点的图书就造成了四万吨纸的极大浪费。
如果拿这些纸来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可以印一亿册;
如果用来印每部四五十万字的长篇著作,可以印一百种,每种印一百万册。
会议认为,粉碎“四人帮”以来,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出版战线上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夺回了被“四人帮”篡夺的舆论阵地,迅速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汉文版、多种少数民族语文版和外文版;
出版了党的十一大文献等政治读物以及五四以来、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以及建国以来的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和学术研究著作;
出版了一批科学技术书籍和青少年读物。
出版战线的形势是好的。
但是,应该看到,“四人帮”颠倒了路线是非,搞乱了人们思想,给出版战线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要改变“四人帮”所造成的严重“书荒”,多出书,出好书,快出书,还要作艰苦的努力。
首先必须彻底批判“四人帮”炮制的反革命的“两个估计”,肃清“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出版战线上的余毒和影响,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会议总结了二十八年来出版工作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一年来揭批“四人帮”斗争的体会,讨论了出版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在讨论过程中,大家认为出版工作要为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服务,为抓纲治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服务。
一定要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力求有助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一定要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一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严格遵守毛主席规定的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彻底铲除“四人帮”立下的一切反动禁令,促使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尽快地活跃起来;
一定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的方针,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积极整理和翻译出版中国古代和外国的作品和各种资料,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技术服务;
一定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调动广大专业工作者为社会主义编书写书的积极性,大力培养工农兵业余作者;
一定要坚持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努力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出版队伍。
会议初步讨论了一九七八年的出书计划和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的出书规划的设想,要求经过努力,争取各个领域、各门学科都要出版一批水平较高的著作,图书的品种和数量都要有大幅度的增长,部分图书的印制质量和速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出版战线出现一个全面繁荣的新局面。
会议号召全国出版战线的同志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路线指引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高速度地把出版工作搞上去,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和文化建设的高潮。
栏目:要闻简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沈阳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委员共五百八十五名。
委员们列席了辽宁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选出了政协辽宁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一百一十七人,黄欧东当选为本届省政协委员会主席,仇友文、周桓、黄达、巩天民、张子衡、曲径、王坤骋、陈北辰、王家善、张庆太、陈恩凤、章岩(女)、娄尔康、任志远、陈美福、刘多荃、沈洪涛、牛平甫当选为副主席,孙毅北为秘书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部队司令员李德生,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曾绍山,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
栏目:要闻简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至二十八日在呼和浩特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委员共三百二十二名,其中蒙古、回、满、朝鲜、达斡尔等少数民族委员占百分之三十七点六。
会议选出了政协自治区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五十六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尤太忠当选为本届政协委员会主席,奎璧(蒙古族)、克力更(蒙古族)、王再天(蒙古族)、孙兰峰、刘华香、孔飞(蒙古族)、李世杰、明斯克(蒙古族)、黄巨俊、周北峰、鄂其尔呼雅克图(蒙古族)、杨令德、张荣臻、谭振雄当选为副主席,韩明为秘书长。
栏目:要闻简报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十一日下午会见由老挝工商部部长梅索·赛宋平率领的老挝工商部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据新华社)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一九七八年一月九日电 南通社一月六日播发了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授权南通社发表的一项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据美联社一九七八年一月五日发自曼谷的消息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特使同某些国家的外交部长进行了会晤,其中有南斯拉夫外交部长;
并说这些国家的外长“表示完全和坚决支持越南政府在越柬冲突中的正义事业和立场”。
联邦外交部授权南通社宣布,涉及南斯拉夫的这一消息是不真实的。
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联邦外交部长米洛什·米尼奇在越—柬发生冲突以后没有接见过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特使,也没有接见过该国大使。
南通社外交编辑获悉,联邦外交部正忧虑地注视着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
“泰国人民之声”电台广播一篇文章,赞扬泰国人民武装斗争在一九七七年取得的胜利。
文章说:
“一年来,我国革命形势大好,在全国广大农村,人民的革命力量,特别是人民武装斗争迅速发展,人民武装斗争区、游击区和人民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
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战士,遵照泰国共产党的要求,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路线,严格遵守军队的十项纪律,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战斗作风,战胜一切障碍,努力做好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工作,有计划和主动地出击歼敌,接连取得出色的胜利,做出许多工作成绩。”
文章说,一九七七年,敌人伤亡数字超过历年。
据不完全统计,从一月到十一月二十一日为止,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地共出击七百四十多次,歼敌三千四百四十五名,其中打死一千四百六十二名、打伤一千八百八十二名、俘虏一百零一名。
巴勒斯坦军事发言人发布的一项公告说,一支巴勒斯坦突击队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在伯利恒城内一个敌军部队集结地附近安放了炸弹,炸死炸伤一些敌人卫兵,炸坏几辆警车。
公告说,一支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内地活动的特别部队,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耶路撒冷一所以色列军事训练学校附近安放炸弹,炸死炸伤一些敌人,炸坏一些停在附近的车辆。
(均据新华社)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奥利弗·坦博最近就“民族之矛”成立十六周年发表讲话,号召阿扎尼亚人民必须准备拿起武器为解放而战斗,并且武装自己以反对殖民主义的种族隔离。
他说:
“一九七七年已经证明,我们的人民能够不怕种种困难去掌握武器。
我们在一九七八年的任务是,武装我们自己,让人民拿起武器去战斗。”
“我们必须在各条战线上持续和加强对敌人的进攻。”
“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赞比亚每日邮报》一月十日发表了津巴布韦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部队去年第四季度的战报。
战报说,这个期间,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部队共打死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的军队六百五十八人,打伤一千零六十二人,摧毁敌人七十五辆运兵车。
战报说,津巴布韦游击队在这期间还炸毁了敌人三座桥梁。
游击队的活动还曾使敌人铁路线上的四辆机车和二十节货车车厢被迫停开。
战报还说,游击队在这期间袭击并摧毁了一些敌人的基地和兵营,使一些敌人的设施不能发挥作用,并且打沉了敌人十二艘巡逻快艇,打落三架敌机。
缴获敌人步枪一百三十五支和大量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