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文字改革工作的步伐
广大群众热烈盼望的《第2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了。
这是落实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一年初见成效的一项胜利成果，是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国文字改革工作作过许多重要指示。
毛主席早在1940年就指出，革命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
1951年，毛主席又指示我们：
“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这是毛主席为我国文字改革工作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
同时，毛主席还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规定了我国文字改革工作的具体步骤。
毛主席指出，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
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
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1958年《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规定了我国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
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文字改革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并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
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
简化字笔画简单，字形清晰，结构合理，易教、易学、易写，为儿童识字、成人扫盲和一般人书写提供了便利条件，对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革命理论、掌握文化科学知识有很大帮助，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师生的热烈欢迎。
在毛主席关于“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的号召下，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有了显著进展，对加强团结，促进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汉语拼音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中小学和师范学校进行了汉语拼音教学，对识字和学习普通话起了良好的作用。
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进行了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工作，其中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已全面推行了新文字。
另外，在盲聋哑教育、通讯、工业技术标准、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和其他科技应用等方面，也都有了新的进展。
二十多年来，文字改革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
文字改革工作也受到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四人帮”极力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强制推行“两个估计”，使教育事业的发展遭到严重破坏，文字改革工作也受到很大损失。
新的汉字简化方案长期不能和广大群众见面，普通话不提倡不推广了，汉语拼音不教了，注音扫盲不搞了，一些大学文科的汉语课也不开了。
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文字改革工作进展缓慢，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后腿。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文字改革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文字改革工作同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密切的关系。
文字改革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普及工农群众的文化服务。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指出：
“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
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
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指出：
“不识字的人不能实现电气化。”
可见识字学文化的重要。
但是我们使用的是繁难的方块汉字，鲁迅把繁难的汉字比做劳动人民面前的一道“高门槛”，大庆铁人王进喜把它比做拦在前边的“一座山”，给工农群众识字学文化带来了很大困难。
我们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抓好教育，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材。
由于汉字的繁难，使少年儿童在识字上不得不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既影响他们迅速掌握文化科学知识，也影响学制的缩短。
同时，汉字的结构复杂，字数庞大，也给印刷排版、通讯、情报检索等方面利用电子计算机和机械处理，给科技名词术语用语的规范化，带来许多困难。
因此，文字改革工作必须加快步伐，努力做好。
加快文字改革的步伐，必须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文字改革的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地做好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
即继续整理和简化汉字，加强精简汉字数量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真正做到有利于目前的应用；
大力推广、逐步普及普通话，这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实现文字拼音化的重要条件；
大力宣传、积极推广汉语拼音，扩大汉语拼音在各方面的应用，利用汉语拼音这个有效工具，帮助工农兵群众以及中小学学生学习文化、学习普通话，还应该有计划地开展文字拼音化的研究和实验工作，为今后实现拼音化打下基础。
做好文字改革工作，关键在于各级党委加强领导。
在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把文字改革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指定并支持有关部门具体抓好这项工作。
当前，要切实抓好《第2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讨论。
在组织讨论中，要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广泛宣传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深揭狠批“四人帮”干扰破坏文字改革的罪行，肃清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
只要我们充分发动群众，支持群众的合理化建议，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定会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快地前进。

文字改革事业的一项新成果亿万人民政治文化学习的一件大事
《第2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
新华社1977年12月19日讯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已发表了《第2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这是关系到全国亿万人民政治文化学习的一件大事，是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在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推动下，我国文字改革事业所取得的一项新成果。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
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贯彻执行，到1964年，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已共有简化字二千二百三十八个。
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简化字有利于人民群众学习革命理论，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对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起了积极作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继续整理、公布一批新简化字。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使党的文字改革事业受到很大损失。
“四人帮”极力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反对直接为工农兵学文化服务的文字改革工作。
早在1975年0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就将《第2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上报了，却被张春桥利用窃据的权力无理扣压。
打倒“四人帮”，文字改革有希望。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盼望已久的《第2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终于和群众见面了。
这个《草案》是在四千五百个常用字范围内拟订的。
拟订的原则是：
一、主要选用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
同时根据群众简化汉字的规律，适当拟制一些新简化字。
二、从有利于目前的应用出发，着重简化比较常用的汉字。
三、在简化汉字形体的同时，精简汉字的数量。
这个《草案》共收简化字八百五十三个。
其中第一表二百四十八个，第二表六百零五个。
第一表的简化字已在群众中广泛流行，《草案》发表后，即在全国图书报刊上陆续试用，在试用中征求意见。
第二表的简化字流行范围还不够广泛，将在全国各地组织工农兵和各方面人士进行座谈讨论，听取意见。

李副主席会见希腊马列共中央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12月19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今天晚上会见以伊萨克·约达尼迪斯为团长的希腊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中联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朱达成、蒋光化、朱世纶。
（附图片）
李副主席会见以伊萨克·约达尼迪斯为团长的希腊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 摄

李副主席会见并宴请希尔主席和夫人
新华社1977年12月19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今天晚上会见并宴请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爱·弗·希尔和夫人。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中联部有关方面负责人李肖白、林棠、蒋光化、林季良等。
（附图片）
李先念副主席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爱·弗·希尔和夫人。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记者 摄

毛主席语录
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河南省举行五届人大首次会议
刘建勋同志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新华社郑州1977年12月19日电
河南省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于11月28日到12月05日在郑州举行。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一千四百九十七名。
会议选举出新的一届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刘建勋同志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胡立教、胡尚礼、戴苏理、王辉、郑永和、刘鸿文、李庆伟同志当选为省革委会副主任。
会议还选出了河南省出席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2月07日，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1次会议，任命张卓同志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刘建勋同志代表上届革命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
他在报告中回顾了一年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他说，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为了“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千方百计要把河南搞乱，否定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的丰功伟绩，妄图毁我长城。
他们不仅直接指挥，派亲信煽风点火，通过多条渠道插手河南，还网罗党羽爪牙，牛鬼蛇神，上下勾结，内外夹攻，破坏革命，破坏生产。
在河南省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挂帅人物和急先锋，勾结“四人帮”的黑干将，拉帮结派，自成体系，另立中心，狂叫“上下左右形成了走资派网，形成了走资派所有制”，要“一批二斗三枪毙”，“层层揪走资派”。
由于他们的严重破坏，使河南省成了一个“重灾区”。
刘建勋同志说，粉碎“四人帮”一年来，河南省的形势和全国一样，发展很快很好。
全省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取得了很大成绩。
“四人帮”及其余党的那一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正在土崩瓦解，“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受到了沉重打击。
在斗争中，不断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
国民经济正在出现跃进局面。
过去，郑州铁路局这个交通枢纽被他们糟蹋得不成样子，现在面貌迅速改观，平均日装车数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今年可以提前一个月完成国家运输计划。
去年全省大中型骨干企业有一半被迫停产半停产，全省工业总产值倒退到1972年的水平，今年生产很快上来了，全省工业总产值计划已经提前完成。
今年夏粮由于干旱减产，秋粮比去年增产一成。
全省财政收入从1973年以来连续四年没有完成计划，今年已经超额完成。
全省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战线，也都出现了新局面。
被“四人帮”支持、纵容和包庇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沉重打击，社会治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刘建勋同志在报告中总结了1968年01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提出了今后的斗争任务。
他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
抓纲治国，就要抓革命，促生产。
要大见成效，国民经济就要有个高速度的发展。
他强调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要真学大寨，认真执行现行政策，特别是按劳分配政策。
到1980年，全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每人有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
工业战线要贯彻执行“鞍钢宪法”，真学大庆。
要打好电力、煤炭、钢铁、运输和石油化工几个大会战，切实抓好基础工业和支农工业。
到1980年，电力装机容量、煤炭产量、生铁、钢、钢材都要大幅度增长，主要轻工业产品省内基本自给。
到1985年，把河南省建设成为一个适应战备需要，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全面协调发展，有比较完整的支农工业体系，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省。
刘建勋同志在报告中还阐述了关于认真搞好政权建设问题。
他说，搞好政权建设，是贯彻落实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一定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
在这次省人代会之后，在明年适当的时候，各地区、市、县都要召开人代会，选举新的革命委员会，把各级革委会建设成为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团结战斗，精干的领导班子。
代表们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刘建勋同志的报告。
代表们在发言中表示，抓纲治国，大见成效，明年是关键的一年。
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革命加拚命的精神，苦干实干，为把河南建成工业省，为在中州大地上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大干1978年。

揭批“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出版事业的罪行
编者按：
最近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揭批了“四人帮”在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炮制“两个估计”，破坏出版事业的阴谋。
出版战线的“两个估计”和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同时出笼，互相呼应，充分暴露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是有预谋有计划的反革命活动。
这个反革命的“估计”，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出版战线的主导地位，否定党领导下出版队伍的作用和贡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打击革命干部，打击知识分子，极大地挫伤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严重破坏了出版事业，使各类图书奇缺，造成长期“书荒”。
会上揭发的大量事实还说明：
近几年来“四人帮”处心积虑插手出版部门，甚至对个别地方出版单位实行严密控制，妄图改变出版工作的政治方向，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现在，“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阴谋已被出版工作者揭穿，他们的罪恶目的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我们一定要乘胜前进，彻底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推倒“两个估计”，肃清其流毒，使出版工作迎头赶上，多出书，出好书，为抓纲治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最近国家出版局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揭发和批判了“四人帮”在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期间，封锁毛主席的指示，疯狂对抗周总理，炮制出版战线的“两个估计”的大阴谋。
“四人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出版工作的成就，污蔑十七年出版战线是“反革命专政”，出版界的领导权被“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篡夺了”，出版队伍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估计”，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搞乱了人的思想，打击了大批革命干部，打击了广大知识分子，极其严重地破坏了出版事业。
本报邀请了与会部分代表和有关同志进行座谈，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出版战线反革命的“两个估计”的经过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
参加座谈的有：
上海人民出版社王维、宋原放，浙江省出版局刘星华，辽宁省出版局黄照，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中国青年出版社阙道隆，机械工业出版社张成效，人民出版社张惠卿等同志。
下面是这次座谈会的纪要。
“四人帮”炮制出版战线“两个估计”的经过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反革命“估计”，是1971年在教育战线和出版战线同时抛出来的。
叛徒江青从反革命的政治目的出发，1966年伙同林彪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首先从文艺界发难，掀起了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恶浪。
接着他们又把这股反动思潮推向出版战线，全盘否定解放以来的出版工作，否定出版队伍。
张春桥胡说，“出版这个阵地，文化大革命前无产阶级没有占领过，路线、领导权没有解决过”。
他们要大批十七年的“黑线”，对出版部门横加摧残，把大量的出版物诬为“封、资、修毒草”，几乎统统封存，甚至销毁，不让出版新书，造成长期“书荒”，各类图书特别是青少年的读物奇缺。
敬爱的周总理针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掀起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指示出版部门要积极制定出书的计划。
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就是为了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而召开的。
“四人帮”千方百计进行干扰和破坏。
张春桥通过在上海的余党，布置参加出版工作座谈会的上海的个别人在会上要坚持“两个估计”，要讲十七年的黑线专政是“彻头彻尾”、“自始至终”的。
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些代表在讨论中不同意出版界“黑线专政”这个提法，认为对十七年应作具体分析，出版界虽然受到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但基本上还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关于出版队伍的估计，有不少同志认为，从清理阶级队伍的结果看，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坏人只是一小撮。
敬爱的周总理更明确指出：
要“讲红线的作用”。
还说，对出版队伍“要作分析，不作分析不行”。
但张春桥别有用心地说：
“先肯定专政，然后再分析”，明目张胆地反对周总理的正确指示。
姚文元与张春桥一唱一和，马上接着说，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编辑队伍也应这样分析”。
现在我们知道，毛主席在1971年夏天针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怀疑一切”的谬论，指示对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同时对知识分子状况作了科学的估计。
“四人帮”为了推行两个反革命的“估计”，丧心病狂地封锁、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张春桥胡说什么：
“从领导权来说，是专了我们的政”；
从队伍来说，由于这些人的世界观多数还是资产阶级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也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
他们蓄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硬把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来为他们反动的“黑线专政”论作注脚。
“四人帮”就这样硬是把十七年出版界污蔑为“反革命专政”，是被“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夺了领导权”。
后来姚文元还嫌这种提法不够狠毒，竟改为“被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篡夺了出版界的领导权”，把在出版界担任领导工作的革命干部几乎统统打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周总理几次对出版部门的指示中都提到，我们这几年对出版工作抓得较少，致使各类图书普遍短缺，并对把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图书几乎全都封存起来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
参加会议的一些同志要贯彻周总理的这些指示精神，遭到姚文元的反对。
姚文元明目张胆地叫嚣说：
“不要这样提！”
强令修改，并不准再提“封存”两字，真是猖狂到了极点！
“四人帮”全盘否定出版队伍，要“重新组织”出版队伍。
会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并接受部分会议代表的意见，不主张提出“重新组织”出版队伍的口号。
但张春桥、姚文元竟然说什么“过去出版队伍不纯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强令加上“狠批招降纳叛，重用坏人，篡夺出版工作的领导权”这样的黑话。
这实际上是鼓吹要“重建队伍”，搞“大换班”。
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致指出：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是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
解放后十七年，出版战线虽然受到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出版工作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出版战线的广大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出版印刷发行工作者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他们辛勤劳动，是为人民出了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的。
全国大量出版了马恩列斯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出版了大中小学的各种教科书，出版了大批科技图书，出版了大批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图书，其中包括一批中国古代作品和外国作品。
所有这些图书大部分是好的、比较好的和有参考价值的，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了促进作用。
“四人帮”抹煞十七年出版工作的成就，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出版战线的主导地位，是蓄意推行他们的反动政治纲领，控制出版部门，为其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服务。
“两个估计”严重破坏了出版事业
参加座谈的同志愤怒地声讨了“四人帮”挥舞“两个估计”这根大棒，破坏出版事业的滔天罪行。
“两个估计”搞乱了出版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搞乱了人的思想。
“四人帮”推行反动的“反革命专政”论，任意砍杀十七年来出版的图书，造成图书清理工作中政策不清，是非混淆。
文化大革命前湖北省出的三千多种图书，有百分之九十五被报废。
四川省出的两千多种图书统统被打成“封、资、修毒草”，出版社珍藏的二百四十九种古书木刻版也被焚毁。
“四人帮”还要出版工作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服务，妄图改变出版工作的政治方向。
他们指责出版有关基础理论、学术著作和研究资料是“脱离当前斗争”，把出版工作中的当前需要与长远需要、政治宣传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专业人员需要与工农兵读者需要等关系统统搞乱，使出书的路子越走越窄，走入了“四人帮”设置的死胡同。
“四人帮”用反革命的“两个估计”的大棒，残酷地打击革命干部。
张春桥恶毒污蔑出版界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持着各级领导大权”。
他们还胡说什么出版界“走资派”的特点是不仅“吸血”，而且“放毒”，是“疟蚊”，对出版界的革命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批干部长期不安排工作。
上海市出版界的领导干部有三十几个人被当作“走资派”批斗。
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位负责人，因为他知道张春桥在济南时的一段丑史，竟被最先点名批判，受到多年迫害。
辽宁出版社领导干部有的长期“下放”，有的被分配在市县医药、五金公司。
“四人帮”一方面玩弄各种阴谋，把革命的老干部统统打倒，另一方面安插和培植亲信，把一些出版部门的领导核心换成他们的人马，建立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使这些部门的工作陷于混乱状态，濒于解体。
“两个估计”严重地破坏了出版队伍。
“四人帮”造谣说，出版界“队伍复杂”，“问题很多”，要“重新组织队伍”。
他们把原来熟悉编辑业务的人员污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线人物”、“黑瓜”、“毒瘤”、“三否定分子”（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否定革命委员会），大部分长期下放到农村劳动，实行大换班。
原辽宁人民出版社和辽宁美术出版社共有编辑人员一百一十六人，被“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统统污蔑为“旧人员”，采用“插队”、“下放”、“改行”、“换班”等手段赶走，到粉碎“四人帮”时只调回三十几人。
在“四人帮”的迫害下，出版社不能找老作家、专家写稿。
有一个出版单位的领导人，赞同一位著名的老作家写她认识的一个劳模的先进事迹，结果被说成是“黑线回潮”，遭到批判。
由于“四人帮”到处扣帽子，打棍子，使许多作者不敢写稿。
“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严重挫伤了出版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
出版工作的不少合理的规章制度也被“四人帮”废除了。
审稿制度被诬为修正主义制度，以至审稿、定稿没有责任制。
出版的经营管理制度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与会的同志进一步揭露，“四人帮”一方面严重破坏原有的出版工作，制造“书荒”；
另一方面却利用出版部门，为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另搞一套，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干部，阴谋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他们大量印刷张春桥、姚文元、梁效、罗思鼎的黑文章。
梁效炮制的三本反革命小册子，仅浙江一地就突击印刷了三百九十一万册，全国印了八千多万册。
为了吹捧叛徒江青，“四人帮”的一个亲信强令浙江出版部门出版吹捧江青的宣传画，一次就印了三十万张。
他们恶毒攻击周总理、华主席，污蔑邓小平同志，拚命吹捧所谓“法家人物”，极力美化自己。
这类影射史学的汇编本一出再出，泛滥成灾。
不仅如此，对一些科技书的出版他们也破坏。
据不完全的统计，经“四人帮”直接插手，或在他们反动思想影响下，宣扬“四人帮”反动谬论的图书全国就有五千多种。
这些书不仅在政治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经济上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仅纸张就浪费四万吨以上，可以印《毛泽东选集》第5卷一亿册。
同志们愤怒指出：
近几年来，“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象两座大山压得广大出版工作者抬不起头来。
谁要稍微表示不同意见，马上就给你扣上“回潮”、“复辟”、“否定文化大革命”等帽子。
“两个估计”成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
不推倒“两个估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出版界就不能很好贯彻执行，出版工作者就不能解放思想，出版工作就搞不上去。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阴谋，出版工作者精神振奋，干劲倍增。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表示，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出版战线的表现，彻底批判反革命的“两个估计”，弄清被搅乱了的路线是非，肃清流毒，进一步增强出版战线新老干部的团结，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出版战线能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尽快把出版工作搞上去，多出书，出好书，使出版工作更好地为抓纲治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本报记者整理）

鞍钢大变了
在冶金部的钢铁生产日报上，鞍山钢铁公司的生产指标从今年03月起直线上升。
冶金部的同志一说起鞍钢，再不象过去那样愁眉苦脸，摇头叹气，而是眉飞色舞，齐声夸赞。
他们说：
“今年全国钢铁生产大上，鞍钢立了头功。
鞍钢这一年步子迈得真快，变化真大呀！”
搬掉石头　钢城欢笑
今年03月，一件大事震动了全鞍钢：
华主席、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解决辽宁和鞍山问题的指示，国务院工作组进入了鞍钢。
鞍钢党委立即把“四人帮”的那几个亲信和代理人从公司领导班子里清了出去。
几块大石头一搬掉，钢城欢呼，人心大快。
鞍钢党委乘胜前进，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抓住整顿领导班子这个关键，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一层一层地拔钉子，搬石头，把那些窃据领导岗位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统统赶下台，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
大型轧钢厂原来的第一把手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个检查工。
1974年，他充当“吹氧手”批老干部特别卖力，被“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看中，推荐到“四人帮”办的中央级“虎班”接受专门训练。
这个鞍钢的归山虎一回厂，就乱咬人，把当时的厂党委书记、老干部赶跑了，自己“坐电梯”高升，取而代之。
全厂连续三年半没完成计划，工人讽刺大型厂是个“大熊厂”。
就是这样一个厂，竟成了市和公司年年表扬的先进单位。
今年06月，把原党委里的五个帮派骨干全部撤掉，派进两名老干部，组成了新党委。
领导班子威信高，职工心齐劲足，07月份以来，全厂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今年，鞍钢党委还对一部分厂矿的软懒散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
到目前为止，全公司直属厂矿应该整顿的领导班子，绝大多数都已作了充实、调整和加强。
这项强有力的措施，对鞍钢今年迅速由被动转为主动，革命、生产大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十少十多　“旧人”新貌
有人总结了一下，鞍钢职工中现在有“十多十少”：
心情舒畅，力争上游的多，受压有气，消极落后的少；
出满勤，干满点，挑满担的多，吊儿郎当上“花班”的少；
遵守纪律，遵守规章制度的多，调皮捣蛋，跟领导打横的少；
埋头干实事的多，吹牛皮，光说不干的少；
不计报酬讲贡献的多，出工不出力，计较个人得失的少；
为革命学理论，学文化，学技术的多，蹓蹓逛逛瞎胡混的少；
尊师爱徒的多，顶嘴吵架的少；
团结协作，互帮互学的多，不负责任，推托扯皮的少；
坚持原则，开展批评，发扬无产阶级正气的多，拉拉扯扯，搞资产阶级邪门歪道的少；
学雷锋，做好事的多，自私自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少。
在“四害”横行的时候，鞍钢“三老”受压，除老干部外，还有老工人、老模范。
鞍钢1960年前进厂的老工人占三分之一。
他们是工厂的“顶梁柱”。
可是前些年，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这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工人被打成“保守派”、“老右”，每次运动只有挨整的份，被压得喘不过气，抬不起头，直不起腰。
许多老工人被扣上“既得利益者”、“吨位的奴隶”等各种大帽子进行批判，成批七、八级的老技工被调离原岗位，成批的班组长被撤职。
第1初轧厂十三个老工长，被撤了十二个。
十号高炉八个段长、组长，被撤了六个。
而那些“浑身长满刺，大闹‘野猪林’”，“好马（溜须拍马）、快刀（两面三刀）、一条牛（吹牛），削尖脑袋往上钻”的人，却受到赏识重用。
老工人有话不敢说，有气不敢出，有劲不敢使，气不顺，心不服。
“四人帮”垮台以后，老工人感慨地说：
“我们是三次受压——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四人帮’。
小常宝八年不讲话，我们有十年不讲话了！”
老劳模受压更深。
鞍钢共有一百多名老劳模。
那些帮派头头对他们恨之入骨，给他们加上“背叛工人阶级的叛徒、工贼”、“人造模”、“唯生产力论的先进典型”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在政治上造谣诬陷，把他们搞臭，还在精神和肉体上百般折磨和摧残他们。
特别是对那些不跟“四人帮”走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包括王崇伦和已经逝世的老英雄孟泰，更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他们进行残酷打击，无情斗争。
华主席、党中央推倒了“四人帮”这座大山，鞍钢“三老”得解放。
多年来压在身上的大石头搬掉了，套在头上的紧箍咒砸碎了，憋在心里的气出了，“三老”彻底翻身了，老工人、老劳模可以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了。
不少老工人豪迈地提出：
“地球转一圈，我干两个班！”
王崇伦现在是鞍钢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
他担任目前我国最大的现代化高炉——七号高炉工程会战的总指挥。
在公司党委领导下，做到了今年设计，今年建设，并将于最近投产，创造了我国高炉建设史上的奇迹。
鞍钢共有科技人员近一万三千人，其中有一批全国知名的专家，他们为发展鞍钢和我国钢铁工业的科学技术作出过重大贡献。
但是，鞍钢的那些坏家伙却给他们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的大帽子，恶狠狠地辱骂他们通通是“废物”，只能“喂驴”，对他们实行专政。
据四个研究单位的统计，1968年，有十分之九的科技人员被赶出了大门。
1974年，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的情况下，鞍钢又刮起了一股妖风，说什么使用科技人员是“举逸民，请隐士”，是“恢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那时候，他们真是“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打倒“四人帮”，鞍钢广大科技人员抬起了头。
他们激动地说：
“我们戴了十年的‘臭老九’的帽子，华主席给我们摘掉了，我们有奔头了。”
在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下，今年科研工作快马加鞭，成果喜人。
钢铁研究所现在已经研究成功的重大科研项目相当于前十年的总和。
鞍钢的青年工人占三分之一以上。
过去，鞍钢的青年工人上班时打架斗殴成风，下班后打扑克成群；
现在，搞革新、搞竞赛成群，学理论、学文化、学技术成风。
今年08月，鞍钢恢复业余文化学习班，第1期招生四百名，几天时间，报名人数达二千五百名。
座位不够，坐在窗台上、站在走廊里听课。
有时赶上停电，点上蜡烛继续讲，没有一个人退席。
鞍钢有一万多名后进职工，过去干部、群众一见他们就头疼，说他们是“煮熟的饭，烙成的饼，没什么指望了”。
可是经过“三大讲”和路线对比活动，很多同志转变了。
据五十三个单位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近三千名后进职工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学大庆运动中，鞍钢党委两次表彰了学大庆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各厂矿表彰的先进个人达五万多名。
办事有则　生产飞跃
已经黑灯好几年的鞍钢指挥中心——“大白楼”，现在一到夜晚，灯火通明。
“大白楼”之夜的变化，生动地反映了鞍钢生产面貌的大变样。
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在鞍钢，是非竟然被颠倒到如此地步：
什么“法家造反，儒家生产”，什么工人生产就是“为走资派卖命”，干部抓生产、抓管理，就是“管、卡、压”，等等。
甚至还有这样一种反动透顶的谬论：
“哪里的烟囱冒烟，证明哪里的走资派还在走。”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一些单位的规章制度被“一风吹、一脚踢、一火烧”。
如今，鞍钢所属厂矿都已经建立、健全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普遍做到“挂在墙上，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
例如交接班制度，现在都能做到“五不走”，即“接班人不来不走，问题未交待清不走，没达到交接班规定不走，活没干完不走，有突击任务不走”。
炼钢厂应该是按计划规定的品种炼钢，“要炼什么钢，就得出什么钢”，可是前几年这一条却被“自由炼钢”代替了。
由于取消了对新工人的技术培训和技术考核，鞍钢七十二个平炉炉长中，基本不会炼钢的有二十九个，半会半不会、要靠“拐棍”的二十七个，再加上不按操作规程办事，结果，成了“对号入座”，炼出什么钢，就算什么钢，有的干脆是废钢。
去年，鞍钢按计划出钢率只有百分之八十六。
今年，加强了对这批炉长的技术培训，组织他们大练基本功，现在大多数掌握了炼钢技术。
他们学习大庆人“三老”、“四严”的作风，严格按规定操作，今年头十一个月，按计划出钢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三。
从1974年以来，鞍钢生产年年下降，去年已经倒退到1971年的水平。
今年03月以前，由于“四人帮”在辽宁省委内的党羽、亲信垂死挣扎，鞍钢生产继续受到破坏，第1季度的钢铁产量比1975年同期辽南地震时还要低。
这充分说明，“四人帮”的破坏比天灾还厉害。
粉碎“四人帮”以后，鞍钢职工出大力，流大汗，决心把被干扰破坏所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损失夺回来。
今天的鞍钢，充满着沸腾的跃进气氛。
在各厂矿可以看到，同工种的对手赛，“一条龙”协作赛，攻关赛，接力赛，女职工的“半边天”赛等等，搞得热火朝天。
今年，鞍钢出现了近几年来未有的稳产高产局面。
四至11月，钢、铁、钢材、钢坯、焦炭、人造富矿等主要产品的产量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十五；
钢的平均日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3年还增加了百分之四点六九。
在产量大上的同时，鞍钢党委狠抓降低消耗和提高产品质量。
今年，鞍钢党委把降低燃料、热能、电力的消耗，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抓。
四到10月，全公司消耗的燃料、热能、电力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十三，把去年同历史最好水平的距离缩短了一半以上。
新华社记者　章墨渊　安新
（本报有删节）

圆满结束对我国的非正式友好访问
齐亚·哈克将军离京回国
邓小平副总理、黄华外长等到机场热烈欢送巴基斯坦贵宾
新华社1977年12月19日讯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政府首脑齐亚·哈克上将和夫人圆满结束了对我国的非正式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回国。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外交部长黄华、副部长韩念龙，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外经部副部长程飞，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维钊等到机场热烈欢送巴基斯坦贵宾。
首都机场上飘扬着中巴两国国旗，举行了欢送仪式。
军乐团奏巴基斯坦国歌和中国国歌。
齐亚·哈克将军由邓小平副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尔维的夫人，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
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它同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实现四个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对文字改革工作极为重视，曾经作过许多重要指示。
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明确规定了我国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
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关于汉字的简化和整理。
从1952年起，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研究、整理群众中流行的简体字的基础上，着手拟订简化汉字笔画和精简汉字字数的方案，并于1955年发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经过在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后，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
这一方案，将五百四十四个繁体字简化为五百一十五个简化字。
根据几年来试用和推行的情况，到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又编印了《简化字总表》。
《简化字总表》以《汉字简化方案》为基础，对简化偏旁进行了调整，应用这些简化偏旁，类推又简化了一批繁体字，使简化字增加到二千二百三十八个。
在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文化部共同发布的《第1批异体字整理表》中，废除了一千零五十五个异体字（音同、义同、写法不同的字）。
1956年到1964年，经国务院批准，以常用汉字代替生僻地名字，废除了一部分生僻字；
1977年，又淘汰了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用字中的一些特造的汉字。
以上几项加上《汉字简化方案》中用同音代替方法精简的字数，合起来共精简了一千一百多个字。
关于推广普通话。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了汉民族的共同语，既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195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
全国中小学语文课开始教学普通话。
同时，对全国二千个点进行方言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各省、市、自治区方言概况，及方言同普通话对应的学习普通话辅导读物，便利了方言区人民学习普通话。
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在北京、上海、青岛、西安召开了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还召开了部分地区学校和社会的推广普通话工作汇报会议和经验交流座谈会。
1975年，教育部又向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转发了上海市教育局和江苏省东台县文教局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总结材料，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加强领导，认真抓好这项工作。
关于制订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确定的汉语要采用拉丁字母拼音化的指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6年制订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经过国务院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1958年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这一方案。
从1958年秋季开始，在全国小学语文课本里，都采用了汉语拼音给生字注音。
这个方法对小学识字教学和推广普通话帮助很大。
196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介绍了山西省万荣县注音识字的经验。
字典、词典都改用汉语拼音注音，有一些报刊书籍上的难字也注上了拼音。
汉语拼音，对于广大工农兵、青少年学习文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华社发）

抓好收益分配 实现增产增收
四川农村在增产的基础上，绝大多数社员的口粮和现金收入比去年增加，生活改善，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本报讯
四川省各级党组织，把今年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采取积极措施，在增产的基础上，努力做到绝大多数社员的口粮和现金收入比去年有所增加，生活有所改善。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四川省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经过艰苦的努力，夺得了今年农业全面丰收。
粮食产量比去年大幅度增长，总产和单产都创造了历史新水平，多种经营也有较大发展，为搞好今年农村人民公社的收益分配，提供了物质基础。
但是，前几年，“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破坏了农村的经营管理，农村分配政策不能落实，影响了社、队收益分配，给社员生活带来不少困难。
因此，在秋收开始时，省委就专门作了部署，先后发出了关于做好公社分配和认真解决人民公社“乱三支”（即乱借支、乱预支、乱垫支），保证分配兑现等文件。
省委第1书记赵紫阳同志深入南充、营山等地农村调查；
在最近省委召开的省、地、县干部会议上，赵紫阳同志强调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要把今年的收益分配工作抓好。
他们纷纷深入社队，亲自试点，做出示范，指导全面。
注意狠抓以下措施：
一、认真清理超支挪用，力争分配兑现。
各地通过深揭狠批“四人帮”，普遍加强对社、队干部、国家职工及其家属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大家认识到，交清社、队欠款是干部、职工对农业学大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应尽责任。
不少借支、超支、挪用的城乡职工、农村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积极带头归还；
对少数确有困难的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社员，区别不同情况，按照党的政策，实行减、缓、免。
这样做，是非清楚，政策明确，有力地推动了分配兑现。
二、粮食分配，实行压中间保两头，即压各种提留，保证国家任务和社员口粮。
当前，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中，突出的矛盾是集体提留过多，影响社员分配。
在今年收益分配中，各地对集体提留实行严格控制，大力节约用粮，除种子外，牲畜饲料粮、农田基本建设、社队企业补助粮以及必要的储备粮等，都经过社员讨论，区别情况，适当提留。
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层层加码，巧立名目，乱提乱用集体粮食。
干部和社员精打细算，计划用粮，节约用粮，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社员向国家的借款，除确有归还能力的外，今年一般缓收。
社员借集体的粮食，区别不同情况，有困难的分年收回。
部分口粮较低的生产队，今年暂不提留集体储备粮，以保证粮食增产的绝大部分分配给社员。
金堂县金龙公社福宁大队一生产队，今年农业全面增产，总收入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一，通过分配，除完成国家任务和适当储备外，粮食增产部分的百分之六十七点五，现金增加部分的百分之九十，分配给了社员，全队百分之九十四的农户增加收入。
三、银行收回贷款区别情况，有先有后。
国家银行今年向社队发放的贷款，原则上应当收回，但是对于后进的穷社穷队，特别是多灾低产的川东、川北的部分社队，为了扶持他们搞好生产，同时又安排好社员的基本生活，一般暂缓收回。
随着全省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工作的开展，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全省五千多万亩小麦、油菜、豌豆、胡豆等夏收作物，比去年提早十天左右播完。
其中小麦、油菜的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二百万亩。
各地夏收作物的田间管理，进度快，质量好。
全省大搞以小型水利和喷灌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到12月上旬，全省投入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力占总劳力的百分之三十七，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十多。
全省动工的小型水利工程五万五千多处，已完工一万一千多处，坡地改梯地、改造低产田四百七十多万亩，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八十。
喷灌工程也迅速发展。
现在，全省动工的喷灌蓄水池八万六千多口，已完工三万一千多口，喷灌控制面积已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亩。

新华社社长曾涛率代表团回到北京
中宣部朱穆之副部长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1977年12月19日讯
以新华社社长曾涛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在访问丹麦、英国、意大利和瑞士后，于今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朱穆之，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缪海棱，人民日报社秘书长郭渭，外文局负责人邵公文，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等。
英国驻华大使游德、意大利驻华大使方济曦、瑞士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杜克莱、丹麦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史帆和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意大利安莎社驻京记者，也到机场迎接。

旗帜鲜明地落实党的按劳分配政策
安徽滁县地区地、县两级党委把年终分配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据新华社合肥1977年12月17日电
为了充分调动广大社员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和滁县地区各县县委，把搞好今年农村人民公社的年终分配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他们旗帜鲜明地贯彻落实“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政策，要求这个地区各社队今年的年终分配，都能做到政策兑现，绝大部分社员户增加收入。
中共滁县地委认为，广大社员辛勤劳动一年，他们对年终分配是十分关心的。
各级党组织能不能贯彻落实党的按劳分配政策，是关系到能不能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重大问题。
去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地委就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结合年终分配，组织了三百九十多名熟悉农村工作的干部，组成一百多个调查组，调查了四百零一个不同类型的社队，写成了一百多篇调查报告。
地委对这些调查报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哪里受“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严重，按劳分配政策不落实，哪里就大搞平均主义，年终分配搞不好，社员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受到挫伤。
因此，要使按劳分配政策兑现，必须首先深揭狠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
今年09月，滁县地区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社员深入揭批了“四人帮”破坏按劳分配政策的罪行，为搞好年终分配打下思想基础。
广大干部和社员指出，社员根据自己付出劳动的多少，从集体分得适当的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也是调动广大社员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人帮”破坏按劳分配政策，实际上就是提倡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以便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全椒县用近几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批驳了“四人帮”破坏按劳分配政策的种种反动谬论，揭露了平均主义的危害。
这个县的广大干部和社员在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批判了林彪、陈伯达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政策，破坏农村集体经济的罪行，连续两年认真整顿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开展了“三清”（清工分、清帐目、清财物）和“两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的斗争，纠正了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全县1972年粮食总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73年粮食总产量继续大幅度上升，集体和社员收入显著增加。
但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照着“四人帮”的调子，攻击“三清”和“两反”是“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造成了人们思想混乱，有些生产队又出现工分混乱，帐目不清，物资管理不善的现象，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再次受到挫伤。
这一年全县粮食减产，集体和社员的收入普遍减少。
1975年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全椒县委组织全县广大干部和社员，再一次整顿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制度，纠正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
尽管“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大骂这是“复辟”，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县委在实际工作中还是进行了抵制，坚持了按劳分配原则，保护了社员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结果1976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集体和社员的收入普遍增加，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
嘉山县是“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直接控制的一个县，近几年这个人数次到这里，兜售“四人帮”的攻击搞评工记分是什么“工分挂帅”，搞定额管理是什么“管、卡、压”，分配兑现是什么“收买人心”等等黑货，致使许多社队不敢认真搞评工记分，全县有百分之三、四十的生产队“上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工分帐目混乱，多记、少记、漏记、高工分补贴等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
群众对此意见很大，严重地影响了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干部和群众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愤怒地说，再这样下去，就会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拖垮。
这个县的许多社队在查危害、批谬论、肃流毒的基础上，建立了劳动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实行简便易行、公平合理的计酬办法，广大社员的出勤率和工效显著提高，今年全县农业生产在多灾的情况下夺得了丰收。
滁县地区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在按劳分配政策上散布的种种谬论，使干部、社员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为今年年终分配认真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09月下旬以来，地、县两级党委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亲自带领大批干部抓了九十七个不同类型的大队、生产队，进行年终分配的试点工作，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面。
当全地区年终分配开始全面铺开时，地、县、区、社又组织了一千八百多名干部，深入到基层具体帮助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抓好年终分配。
各县还以公社为单位举办财会人员、生产队长、贫协组长等基层骨干学习班，对近十万名农村基层骨干进行了政策教育。
通过几上几下的民主制定分配方案，一些先行一步的社队，已经开过了分配兑现会。
党的政策调动了千军万马。
滁县地区入冬以来，农田基本建设搞得热火朝天，就连一些过去冬天很少出工的妇女、老人，现在有的上了水利建设的工地，有的留在队里加强越冬作物的田间管理。
人们说，照这样实打实地抓政策落实，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会越来越高涨，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大有希望。

日本住友友好访华团回国
据新华社1977年12月19日讯
以津田久为团长的日本住友友好访华团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访华团在北京期间，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刘学新等分别会见了他们。
日本朋友还同我国各有关部门和外贸总公司就发展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李强部长设宴欢迎加纳经济贸易代表团
中加长期贸易和支付协定及明年贸易议定书在京签字
新华社1977年12月19日讯
外贸部长李强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由加纳共和国贸易旅游部长科比纳·阿杜·夸希上校率领的加纳经济贸易代表团。
加纳驻中国大使艾杜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我国外贸部副部长郑拓彬、副局长雪呐，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李珩等，出席宴会作陪。
在充满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李强部长首先祝酒。
他说，中国和加纳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共同的战斗任务。
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我们两国相互支持，不断加强和发展了两国的友谊。
随着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我们两国的贸易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也得到了发展。
李强部长说，夸希部长率领的经济贸易代表团这次对我国的访问，必将对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和友好合作关系作出新的贡献。
夸希部长在祝酒时说，加纳政府把自力更生作为它的经济政策的基石，因为加纳政府相信，只有自力更生才是动员人力、物力，加速发展进程，改善人民生活的积极途径。
夸希部长对近几年来两国贸易的发展表示满意，并祝愿两国经济贸易关系进一步扩大。
席间，宾主愉快交谈，不断举杯祝贺今天下午两国政府的长期贸易和支付协定以及1978年度贸易议定书圆满签订。
又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纳共和国政府长期贸易和支付协定以及1978年度贸易议定书，12月19日在北京签字。
我国外贸部长李强和加纳贸易旅游部长科比纳·阿杜·夸希上校，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
上午，李强部长同夸希部长举行了会谈。

梁威林同志离任回广州
据新华社1977年12月19日讯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已于最近离任回到广州。
李菊生同志接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梁威林同志是12月15日离开香港回广州的，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外国朋友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人员到车站热情欢送。
梁威林同志于12月12日举行了告别酒会。
香港各界知名人士以及港英官员、外国驻香港的外交官员和外国朋友近六百人应邀出席了酒会。
李菊生社长，祁烽、朱毅副社长等出席作陪。

罗政府贸易代表团访无锡后回京
新华社1977年12月19日讯
以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贸和国际经济合作部部长扬·珀仓为团长的罗马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由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陪同，结束了对无锡市的参观访问，今天下午乘专机从无锡回到北京。
代表团是18日下午离开北京前往无锡参观访问的。
18日晚，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罗马尼亚同志。
宴会后，无锡市红小兵为罗马尼亚同志演出了丰富多采的歌舞和杂技节目。
罗马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在无锡市参观了无锡惠山泥人厂和无锡机床厂，受到工人们热烈欢迎。
扬·珀仓同志热情赞扬工人们取得的成绩，并祝他们今后在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方面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客人们还游览了蠡园和太湖风景区。
扬·珀仓同志等罗马尼亚贵宾抵离无锡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胡宏，无锡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健、龚伦兴等前往机场迎送。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莱菲特和夫人随同代表团前往无锡参观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

第2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说明
一、草案为什么分两个表？
这是因为两个表所收简化字的流行情况不同。
第一表所收的简化字已在全国流行，可在出版物上先行试用。
第二表所收的简化字有三种情况：
（一）已在部分地区或某个行业中流行。
这类字占大多数。
（二）有些字是从社会上流行的几种不同简体中选用的，选用得是否合适，还需要讨论。
这类字占一小部分。
（三）还有少数字，原字笔画较繁而又比较常用，是我们根据群众简化汉字的方法拟订的。
因此，第二表的简化字，需要经过群众广泛讨论，提出修改、增补或者删除的意见。
二、草案一共收了多少简化字？
第一表收简化字193个（其中不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172个，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21个）；
类推出来的简化字55个。
以上两项合计，共248个。
第二表收简化字269个（其中不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245个，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24个）；
此外，不能单独成字的简化偏旁16个。
根据24个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和16个不能单独成字的简化偏旁，类推出来的简化字336个。
以上两项合计，共605个。
整个草案，共收简化字853个，简化偏旁61个。
在精简汉字数量方面，草案精简了263个字。
三、草案中的类推字是在什么范围内类推简化的？
按说，一个偏旁简化了，所有包含这个偏旁的字都应该同样简化。
但是，考虑到汉字总数很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死字、古字，现代汉语中已经不用，没有必要把所有可以类推的字全部类推简化。
因此，草案中的类推简化字，暂在4500个较常用字范围内类推简化。
四、还有哪些字急需简化？
这次简化以后，在4500个较常用字中，超过十笔的还有1300字。
其中使用频率较高而急需简化的字举例如下：
衡 醒 酷 增 横 题 篇 端 缩 豪 群 溪 御 融
蹄 赠 薪 操 额 醋 嫩 嗽 辣 撇 誓 舅 嗅 赖
罩 缴 慧 隔 谨 捷 滞 骡 纂 攥 撑 鳞 蹦 髓
此外，还有一些笔画不算多，但是难写难读或容易写错读错的字，也需要在简化过程中求得解决。
这些字怎样简化，希望大家研究讨论。
（附图表）

友情如春暖人心
——记沈阳部队足球队访问巴基斯坦
12月15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足球队依依告别我们的友好邻邦——巴基斯坦。
这次访问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中巴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深情厚谊却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目前正是巴基斯坦的冬季，北部已是寒意袭人，南部依然树绿花开。
生活在热情友好的巴基斯坦朋友中间的中国运动员，却处处感到温暖如春。
他们每到一地，都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盛情的款待。
12月06日，巴基斯坦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政府首脑、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在拉瓦尔品第接见了足球队全体成员，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巴基斯坦边陲重镇白沙瓦是中国足球队访问的第1个城市。
足球队到达那天，这里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冬雨。
为了使比赛能够顺利进行，巴基斯坦朋友冒雨清理球场，白沙瓦空军基地司令姜盖齐准将并亲自到场地察看。
令人欣喜的是，第2天比赛时，天气突然放晴。
雨后的白沙瓦，山川洁净如洗，古城更添秀色。
中国沈阳部队足球队与巴基斯坦空军足球队在明丽的阳光下进行了第1场友谊赛。
12月07日，中国运动员在历史名城拉合尔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
当地的巴基斯坦驻军朋友为了欢迎中国客人，举行了一个意趣盎然的晚餐会。
入口处的朱红牌楼上用中文和英文写着醒目的大字：
“欢迎中国朋友！”
走道上铺着红色的地毯。
场地上燃烧着篝火。
场地周围则串联着各种颜色的电灯。
民族乐队和铜管乐队轮流演奏巴中两国歌曲。
宾主在乐声和火光中共进晚餐，亲切交谈。
繁星满天，篝火熊熊，微风吹拂，友情洋溢。
巴基斯坦士兵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场上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舞蹈。
来自旁遮普省的芦迪舞，表现了巴基斯坦人民庆丰收、度佳节的欢乐情景。
著名的卡塔克舞则表现巴基斯坦人民击败入侵者后胜利的喜悦。
当乐队反复演奏“万岁，巴基斯坦”和“万岁，毛主席”这两支乐曲时，晚会达到了高潮。
宾主一起和着节拍，情不自禁地随着乐声欢乐起舞。
沈阳部队足球队在这次访问中，同巴基斯坦武装部队的陆军、海军、空军足球队以及三军联合足球队进行了许多场友好的比赛。
在比赛中，双方都表现了精湛的球艺和良好的风格，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中巴两国运动员在比赛前，双方一起练习，互相观摩；
比赛中认真严肃，尽量发挥技术；
比赛后毫无保留地交流经验。
巴基斯坦裁判员和观众对中国客人非常热情友好，为增进友谊而努力。
访问虽然结束了，但那悠扬动人的“巴中友谊津那巴（万岁）”的歌声仍萦绕耳际。
在离别的时刻，中巴两国运动员心情激动，双方都衷心祝愿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古长青。
本报记者李云飞

哈克上将访华后回到伊斯兰堡
在机场发表谈话说这次访问很成功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1977年12月19日电
巴基斯坦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政府首脑、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上将及其随行人员结束对中国的非正式友好访问后，于19日下午乘专机回到伊斯兰堡。
齐亚·哈克上将在机场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这次访问中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这次访问在各方面都很成功。
在机场迎接的有：
军长、旁遮普省军法管制执行官伊克巴尔·汗中将，军长费兹·阿里·奇希蒂中将，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国家安全顾问吴拉姆·哈桑·汗中将，陆军总部参谋局长萨迪克·拉希德·穆罕默德·阿巴西中将和外事秘书沙阿·纳瓦兹等高级军政官员。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临时代办谷文波和武官易非也到机场迎接。

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访问尼泊尔
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强调加强两国合作
新华社加德满都1977年12月19日电
应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的邀请，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于12月18日到19日对尼泊尔进行了国事访问。
比兰德拉国王到机场迎接齐亚·拉赫曼总统，并同他举行了会谈。
在齐亚·拉赫曼总统访问期间，尼泊尔首相比斯塔拜会了他。
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说：
“两国首脑着重指出了他们为本地区的和平与和睦所作的努力和所采取的积极态度。
他们满意地注意到两国的双边关系的稳步发展和改善。
双方重申两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不结盟政策，并且强调了在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进行互利的合作的重要性。
为了促进两国间的合作，两国首脑同意建立一个高级联合经济委员会。”
联合公报说：
“国王陛下阐述了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的主张。
国王声称，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对整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是有益的。
孟加拉国总统阁下对此表示欢迎，并认为这是增进本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值得称赞的行动。”

我新闻代表团离瑞士回国
据新华社日内瓦1977年12月18日电
以新华通讯社社长曾涛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结束了在瑞士的八天友好访问，于12月18日乘飞机离开日内瓦回国。
瑞士联邦政治部新闻司长欧内斯特·安德烈专程从伯尔尼到日内瓦来送行。
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它国际组织常设代表处代表安致远大使、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临时代办王建邦也到机场送行。
在瑞士访问期间，中国新闻代表团受到瑞士联邦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友好接待。
联邦主席库特·富格勒、联邦政治部长皮埃尔·格拉贝尔在伯尔尼分别接见了中国新闻代表团，同代表团就瑞中两国关系的发展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并且回答了中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13日，格拉贝尔在接见中国新闻代表团时说，瑞中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是良好的。
他表示希望这种关系继续发展。
中国新闻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苏黎世、卢塞恩、伯尔尼、比尔、巴塞尔和日内瓦等城市，参观了瑞士的工业、教育和新闻等单位，同瑞士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

我高等教育代表团结束访美回国
新华社1977年12月18日讯
华盛顿消息：
以南京工业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杨廷宝教授为团长、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张维教授为副团长的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一行十人，12月17日结束了在美国的参观访问，离开美国回国。
代表团是11月19日开始这次访问的。
二十多天来，代表团在华盛顿、纽约以及加利福尼亚州、俄亥俄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的一些城市参观访问了一些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同美国学术界、教育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会见了杨振宁博士、王浩教授和陈省身教授等美籍学者。
美国联邦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卡利法诺、美国总统助理斯图尔特·艾森施塔特和美国总统办公厅科学和技术政策局局长弗兰克·普雷斯先后会见了代表团，分别向代表团介绍了美国教育和科研情况。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曾联合宴请代表团。
12月16日，中国驻美国联络处韩叙副主任为代表团访问美国举行了招待会。

朝鲜全国各地人民欢欣鼓舞
热烈拥护金日成同志再次当选共和国主席
平壤市人民举行庆祝大会通过给金日成主席的致敬信
新华社平壤1977年12月19日电
连日来，平壤市和各地人民群众热烈欢呼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再次当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
据报道，这个特大喜讯在12月15日中午传出后，朝鲜各地城乡顿时一片欢腾。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热情赞扬金日成主席领导朝鲜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取得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辉煌成就，使共和国北半部人民过上了美好的幸福生活。
各地劳动人民纷纷用创造新的生产成绩来表达他们对金日成主席的爱戴。
金钟泰电气机车厂功勋机械制造工许得俊在12月15日中午听到喜讯，干劲倍增，一鼓作气超额百分之七十完成了当天的生产指标。
平壤火力发电厂吴日朗作业班长说，我们决心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以冲天干劲掀起新的生产高潮。
开城市长丰郡佳谷合作农场农场员石镇久说，占领一千万吨粮食高地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农业劳动者的光荣任务，我们要用自己的全部才能和智慧去努力实现。
矿业总局干部韩英华表示，一定要遵循金日成主席的教导，认真贯彻“大安工作体系”、“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深入生产，深入群众，为实现第2个七年计划作出自己的贡献。
12月17日晚上，第6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次会议胜利闭幕，平壤市一万多名青年学生和劳动青年在金日成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晚会。
与会者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金日成主席在会议上作的《进一步加强人民政权》的讲话，并且为巩固人民政权和实现第2个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任务努力奋斗。
在晚会上，青年人随着民族乐曲跳起了欢乐的集体舞蹈，气氛十分热烈。
新华社平壤1977年12月19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平壤市人民12月18日在二·八文化会馆举行庆祝大会，热烈拥护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再次当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6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次会议胜利闭幕。
朝鲜党政领导人金一、康良煜、朴成哲、吴振宇、徐哲、林春秋等，政务院各委员会委员长、各部部长，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以及平壤市的负责人，共和国英雄、劳动英雄和先进生产者出席了大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朴成哲和徐哲等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
他们指出，金日成主席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权》的讲话和发展国民经济第2个七年计划，在朝鲜革命发展和朝鲜人民政治生活中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
朴成哲副主席号召全体党员和劳动人民，今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金日成主席的周围，为了取得新胜利奋勇战斗。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给金日成主席的致敬信。
12月18日，平壤市六万多名学生少年团员在牡丹峰体育场隆重举行大会，热烈庆祝金日成主席再次当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

朝鲜《劳动新闻》发表评论
谴责朴正熙集团和美军举行军事演习
新华社平壤1977年12月14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12月14日发表评论，谴责南朝鲜朴正熙集团最近勾结美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加剧朝鲜紧张局势。
评论指出，在这次目的是试验“联合登陆作战”和“火力支援能力”的军事演习中，朴正熙集团甚至把在南朝鲜境外的美军武装力量也拉到东海进行活动，这是加剧紧张状态，给日益高涨的祖国统一运动泼冷水，并固定朝鲜分裂，制造“两个朝鲜”阴谋活动的突出表现，是依附外来势力出卖国家和民族的行径。
评论强调说，朴正熙叛逆集团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

杜尔总统接见我医疗队成员
新华社科纳克里1977年12月15日电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12月13日在他的家乡法拉纳接见了中国医疗队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几内亚总理兰萨纳·贝尔沃吉接见时在座。
塞古·杜尔总统和兰萨纳·贝尔沃吉总理同中国医疗队成员一起照了相。
杜尔总统的夫人安德烈·杜尔随后也接见了中国医疗队成员。
她说：
“我对你们为法拉纳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表示感谢，并且通过你们，向贵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谢意。”

瑞士钟表工业的今昔
新华社记者　陈维斌
人们一讲到瑞士，总不免要说起它的钟表。
的确，瑞士的钟表在世界上是享有盛名的。
莱蒙湖畔公园的花钟，钟表商店、旅馆、机场、车站的橱窗中陈列的琳琅满目奇异多姿的钟表，显示出瑞士这个钟表之国的特色。
钟表工业在瑞士国民经济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去年，瑞士手表的产量达七千七百多万只，约占世界手表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钟表输往世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或地区。
1976年瑞士钟表出口总值达三十亿瑞士法郎，在三大出口工业品中仅次于机械和化工产品，居第3位。
最近，记者访问了瑞士最大的钟表工业中心比尔，听了瑞士钟表协会的介绍，参观了表厂，了解了瑞士钟表工业发展的水平及其结构的变化。
瑞士钟表工业特别发达有其历史原因。
在欧洲的宗教改革和法国革命中，一批钟表和手饰业工匠来到瑞士，带来了这方面的工艺。
加上瑞士国家小，资源比较贫乏，勤劳而有智慧的瑞士人民自然地趋向于从事用料少占地小的精密工业。
瑞士人说，瑞士钟表工业的“秘密”就是“最少的原料加上最熟练的技术”。
一五八七年，日内瓦开始生产钟表。
后来逐渐扩展到拉绍德封、格伦兴、比尔、纳沙特尔和汝拉山区的许多中小城镇。
瑞士钟表生产是从家庭手工业开始的，许多钟表工人世代相传，这也是这个国家制表工艺能够保持和发展的原因之一。
在汝拉山区，至今还可以看到松林中一些农舍朝东开着明亮的窗户。
当年还没有电灯的时候，钟表匠们就是在这种农舍里临窗劳动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钟表生产技术也不断提高。
十八世纪擒纵轮的发明和第一只手表（过去生产的是怀表）的出现，预示着钟表技术的重大改革；
从家庭手工生产到机器制造手表，则是钟表工业的一个重大发展。
钟表的计时误差也从每天一小时减少到几分钟。
到1957年，瑞士第一只音叉手表的出现使钟表精密度进一步提高。
本世纪六十年代问世的电子表和原子钟把钟表工业的技术革新又推到一个新的阶段。
电子表只有两个部件：
集成线路和表壳。
内部不用游丝，而用石英震荡器，以微型电池为能源。
表面上光亮的数字代替了指针。
这种手表计时更加准确，一年内误差只有二至三分钟。
集成线路是一个整体所以结构更加坚固。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瑞士的钟表工业也逐步走向垄断。
十六世纪开始出现的家庭式的钟表作坊早已消失。
自十九世纪末，在全国各州逐渐形成了许多分散的用机械加工零件的中小型钟表企业。
1960年前，这些中小钟表企业曾达到一千五百多家，拥有十四万多名技术熟练的钟表工人。
这些良工巧匠们用自己精湛的技术使机械表生产质量达到了手工制作那样精细完美的程度，使瑞士钟表在国际上保持了良好信誉。
但是，六十年代前后，由于世界其他国家钟表工业的迅速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竞争不断加剧，传统的瑞士钟表工业结构开始急剧变化，以空前的速度向垄断集中发展。
仅在二十年间，大企业并吞了上千家中小企业，减少了数万名钟表工人，造成大部分钟表技术工人被迫转业到其它工业部门。
目前瑞士有三百多家较大的钟表企业，职工五万五千多人。
这些企业被几家大的钟表集团所控制。
据1975年统计，瑞士钟表工业总公司控制了瑞士百分之八十九的细马表机芯、百分之二十一的粗马表机芯、全部细马表的擒纵机构、百分之六十二的摆轮、百分之八十三的游丝、百分之六十五的宝石生产。
另一集团瑞士钟表工业公司控制着欧美茄、天梭等十多家表厂，年产量达一千多万只。
目前这些大集团控制和垄断中小企业的竞争仍在激烈进行。
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独占世界市场的瑞士钟表自六十年代开始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了外国日益强大的竞争。
瑞士钟表的出口占世界钟表出口总额的比重连年下降。
据统计，1950年占世界钟表出口量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九，1960年占百分之七十八点一，1970年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七，1976年仅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一。
瑞士钟表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和美国。
近几年来，日本的钟表不断冲击着瑞士的传统市场。
尤其是日本、美国的电子表问世后，严重威胁着瑞士机械表的出口。
此外，七十年代后，美国开始收买瑞士一些钟表公司，并在瑞士建立了布洛瓦表厂，并吞了瑞士一些表厂。
同时，近年来，苏联在国际市场上以它的劣质表冒充瑞士表出售。
据瑞士钟表协会揭露，最近几年国际市场上出售了近千万只冒牌瑞士表，其中有四百万只刻有“瑞士造”标记的表是采用苏联生产的机芯装配的冒牌货。
瑞士报刊曾发表文章揭露苏联这一损害瑞士钟表声誉的卑劣行径。
瑞士钟表协会也曾就此事向国际海牙法庭提出上诉并发表声明，要求杜绝冒充瑞士钟表产品的非法行径。
这个协会还派遣专门代表到国际市场进行严格检验。
瑞士为了对付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争保持其钟表在国际市场上的领先地位，一方面在国内继续加速钟表工业的合并集中；
另一方面在技术领域内，加强科学研究，培养技术人员，采用新技术，实现生产自动化、专业化、标准化和统一化，提高钟表的精确度和增加花色品种。
在这方面，比尔附近的伊塔钟表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个属于埃博什集团的钟表厂，规模巨大，设备现代化。
它自1975年投产以来，每年生产机械表、机械电子表和石英电子表机芯八百万只，除装配外，各种精细零件生产的五十多道工序全部自动化。
瑞士在加强机械表生产的同时，还注意发展电子表工业。
瑞士钟表界人士在谈到本国钟表工业发展的趋势和贸易的前景时认为，目前世界上电子表工业发展很快，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电子表已大批投入生产，产量不断上升，价格逐步下降，严重影响了瑞士钟表的出口。
不少人认为，为了保持瑞士钟表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必须加速发展电子表工业。

地中海风云
新华社记者
两个超级大国的魔影笼罩着地中海。
在水天相连、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苏、美两霸的军舰在怒目相视，在空中，它们的军用飞机在互相追逐，在海水中，它们的潜艇在互相跟踪。
新华社驻地中海东岸和南岸部分国家的记者最近分别访问一些港口城市时，深深感到，云天之下两霸争夺日紧。
它们对沿岸国家的干涉和扩张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这些国家的安全。
在访问的日子里，记者觉察到，关怀本国安全的地中海各国人民，对这两个不速之客，特别是对那个披着“天然盟友”外衣的假朋友，感到憎恨，表示愤怒，保持警觉。
迷雾后面
地中海东北侧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是地中海通往黑海的走廊。
不久前，记者重游了土耳其名城伊斯坦布尔，在连接欧、亚两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上漫步，看到一些行人在观赏海峡的风光，他们不时用忧虑的目光注视海峡以北的黑海方向。
正是从那个方向，在“缓和”迷雾的掩盖下，苏联正在从黑海派出一艘艘军舰，通过土耳其海峡到地中海、印度洋、大西洋去争夺海洋霸权。
据土耳其有关当局统计，去年从黑海通过土耳其海峡到地中海的外国军舰有二百七十九艘，其中二百三十五艘是苏联军舰。
近几年来，苏联船只在通过土耳其海峡时，多次违反航行规则，造成严重事故。
一艘苏联油船漏油，引起海上大火；
一艘苏联船只走错航道，撞坏一艘土耳其潜艇；
一艘伪装为渔船的苏联间谍船冲坏伊斯坦布尔海岸大街……。
一年来，土耳其报纸多次刊登了这类消息和照片。
海峡沿岸人民对苏联军舰通过海峡总是怀着不安的心情。
一些土耳其朋友不禁质问：
“俄国当局真是想要缓和吗？”
“那么他们为什么一直从黑海派那么多带有导弹的现代化军舰通过土耳其海峡到地中海和大洋去？”
一位名叫维迪伊·埃弗萨尔的土耳其记者在谈到苏联对外军事扩张时，坚定地说道：
“土耳其更加警惕了，它决心保卫自己的主权和土地。”
谨防扒手
从土耳其海峡南下，出爱琴海，进入东地中海。
在这一海面屹立着一个美丽的岛国，这就是塞浦路斯共和国。
它由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素有“东地中海钥匙”之称。
两个超级大国都想窃取这把钥匙。
记者到塞浦路斯采访时，感到触目惊心的是：
几年来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给这个岛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全岛约有二十万人成为难民，有的人到今天还生活在帐篷或简陋的房舍里面。
许多建筑物遭到破坏，有的工厂仍然停工。
1974年塞浦路斯希、土两族的战争，是一个超级大国直接插手挑起的，而另一个超级大国则利用这一机会力图染指，一再建议召开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会议”，并在希、土两族及有关国家之间挑拨离间，阻挠塞浦路斯两族人民自己合理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一位塞浦路斯朋友气愤地说：
“不幸的是，我们国家的地理位置引起了那些一向干涉别国事务的大国的兴趣。
但如果它们认为我们会因此最后成为它们肮脏利益的牺牲品，那就错了！”
当地的一家希腊族报纸指出，苏联大肆鼓吹召开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会议”，只是由于“它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能使它更直接地插手塞浦路斯问题”。
一家土耳其族报纸在评论两个超级大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时写道：
“在人类面前，它们是罪犯！”
山城浩劫
叙利亚位于地中海东岸，是阿拉伯前线国家之一。
有一天，记者访问了这个国家的前哨阵地库奈特拉城。
这里是遍地瓦砾，四处断垣。
记者登上一所被炸得东斜西倾、满墙弹痕的医院屋顶平台，看到不远处仍被以色列占领的山头架着大炮，炮口居高临下对准着库奈特拉城。
一位叙利亚朋友说道：
“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并不是在战火中被毁的，而是以色列侵略军在撤走前先把整个城市抢劫一空，切断水电，然后用推土机和炸药把这座城市里的所有高楼和民房一个一个地毁掉的。
眼前的一片废墟，记录着敌人的笔笔血债。
终有一天，我国人民一定要向敌人讨回这笔血债。”
在城市一端一座被毁的剧院几米之外，架着铁丝网，铁丝网那一边就是以色列占领区，那里遍地是地堡和掩体。
在剧院前的空地上，有一位女教师在向几十名学生讲授历史课。
她控诉以色列的侵略暴行，讲述叙利亚军民保卫祖国的战斗故事，向学生们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库奈特拉城的浩劫，戈兰高地的一部分土地至今仍被占领，固然是以色列侵略所造成的，但追本溯源，则是两个超级大国支持和怂恿以色列侵略的结果。
两霸逃脱不了这一罪责！
两条黑影
地中海东岸的另一个阿拉伯国家是黎巴嫩。
记者再次来到这个国家的首都贝鲁特，倍感亲切，但一看到它遭到内战破坏的严重程度时，又增添了无限感慨。
内战停止以来，这个城市的经济生活正在逐步恢复，但是战争的创伤非短期内所能治愈。
内战前，这个中东商业金融中心车水马龙，繁华异常，而如今却是残垣断壁，百孔千疮。
究竟是谁挑起这场灾难性的内战呢？
每提到这个问题，不少人就自然而然地联系到两条黑影。
在那内战打得最激烈的日子里，两个超级大国派遣大批军舰到靠近黎巴嫩的海面，以武力相威胁。
一个超级大国的大使在贝鲁特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活跃，最后丧命于街头；
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政府首脑急忙赶到中东地区，发出威胁性的叫嚣。
贝鲁特《日报阿拉伯与国际版》最近发表文章说，据阿拉伯外交人士透露，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同一位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谈时承认，苏联支持黎巴嫩国内的一派是为了换取使用三个黎巴嫩海港的便利。
葛罗米柯还毫不隐讳地说：
“我们在地中海的舰队需要这样的便利，特别是埃及提供的港口便利被取消了以后，特别是我们在叙利亚、利比亚和突尼斯获得港口便利面临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就更加需要。”
真是不打自招！
拒之门外
地中海东南侧的苏伊士运河，是地中海通向红海和印度洋的大门。
记者访问了位于苏伊士运河北口的塞得港。
这里每天有七十到八十艘船只出入，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记者登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楼顶的指挥台了望，看到各国轮船往来如梭。
一位运河管理局官员指着繁忙的港口说道：
“从前，经常有一、二艘苏联军舰停泊在塞得港，现在它们不能再来了，它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
在塞得港博物馆参观的时候，记者遇见了两位曾经参加过1956年塞得港保卫战的英雄人物。
其中一位名叫穆罕默德·马赫兰，他在谈到超级大国对阿拉伯事务的干涉时说：
“埃及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解放自己的土地，不需要听任何人的命令。”
他还说：
“苏联在关键时刻背叛我们。
不可能和这样的人做朋友。”
记者还访问了埃及的马特鲁港。
陪同参观的一位当地新闻官员指着前面的港湾和码头说，从前苏联的军舰和冒充研究船的间谍船在这里停泊。
“苏联要在这里设基地，派专家，就是企图控制我们。”
在饱尝了苏联霸权主义的苦头之后，埃及政府去年宣布撤销向苏联海军提供港口“便利”，从此把这个以“太上皇”自居的假朋友拒之门外！
守卫门户
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海峡，是地中海通向大西洋的门户。
记者访问了海峡南岸的摩洛哥丹吉尔城。
登上马拉巴塔灯塔的顶端，举目北望，对岸十五公里处西班牙塔里法城的灯塔隐约可见。
这南北两座灯塔象两只眼睛，夜以继日地注视着海峡里所发生的一切。
直布罗陀海峡是世界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飘扬着各国旗帜的船只鱼贯而过。
据马拉巴塔灯塔工作人员说，每天有上千艘军舰和其他船只通过这个海峡。
在历史上，丹吉尔城曾长期遭受外来侵略者的蹂躏。
一位摩洛哥朋友在叙述这部血泪史时说，从十五世纪以来，丹吉尔先后被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所占领，后又沦为“国际共管区”，直到1957年，这座山城才回到祖国的怀抱。
历史经验是沉痛的，但现实生活却更加严峻。
今天，两个超级大国对直布罗陀海峡沿岸国家虎视眈眈。
特别是那个社会帝国主义近年来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进行阴谋活动，企图在南欧的“软腹部”开刀，为其向西欧渗透扩张打开缺口。
此外，它还在北非到处寻找立足点。
面对着险风恶浪的北非国家人民，越来越提高警惕。
摩洛哥独立党一位负责人在报上撰文，揭露苏联在这一地区的阴谋活动。
这篇文章写道：
“摩洛哥作为通向大西洋海峡大门的守卫者，坚决不让国际力量在它的沿岸安营扎寨。”
沟通两大洋、连接三大洲的地中海，长期以来是帝国主义列强角逐的场所。
现在，两个超级大国把争夺地中海作为它们争夺欧洲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争夺的首先的受害者就是地中海沿岸各国人民。
一年来，地中海地区风云变幻。
生活在狂风激流中的人民，在战斗，在觉醒。
“要求苏美舰队撤出地中海”、“让地中海成为和平湖”、“使地中海各国人民真正成为地中海的主人”的口号，象声声春雷，在地中海水天之间震荡、回响。
已经摆脱老殖民主义而站起来的地中海东岸和南岸各国人民，绝不会容许超级大国随意干涉、控制和欺负他们。

埃及规定苏联船只不付费不得通过苏伊士运河
新华社开罗1977年12月19日电
埃及《10月》周刊12月18日报道，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受命规定，苏联船只如不用英镑支付过境费，就不得通过运河。
这项新规定自12月10日起实行。
当天，有十艘苏联船开进苏伊士港，另外十艘苏联船开进塞得港。
埃及当局通知它们要用英镑预付过境税，否则就严禁通过运河。
第2天，苏联船只在支付了过境费后，才被允许通过苏伊士运河。
这是十多年来苏联船只第1次在埃及支付过境费。
过去这种过境费是从埃及欠苏联的军事债务中扣除的。
萨达特总统已经冻结了欠苏联的军事债务。

并非慎重
日本报纸把日本国内对于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持不同态度的人分为“促进派”和“慎重派”。
把力主早日缔结这一条约的人称为“促进派”，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那些慑于苏联的压力、畏首畏尾、犹豫不决的人，能够说得上是慎重吗？
只有以亚洲的和平安全和日本的民族利益为重，才是真正的慎重。
在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上，吹冷风，拖后腿，明明吃尽了霸权主义的苦头也不敢表示反对，这充其量也只能叫做谨小慎微罢了。

索马里和美国签订经济合作协定
西亚德总统接见美国国会议员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7年12月19日电
据索马里国家通讯社报道，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和美国12月18日在摩加迪沙签署了一项经济合作协定。
这项协定将于1978年01月生效。
协定规定美国将赠送给索马里价值六百万美元的二万三千五百九十六吨食
品。
索马里财政部长阿卜杜勒·拉赫曼·努尔·赫尔西和美国驻索马里大使约翰·洛克伦在协定上签了字。
在签字仪式上，阿卜杜勒·拉赫曼·努尔·赫尔西部长发表讲话说，这项协定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索马里和美国两国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将使两国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
约翰·洛克伦大使在讲话中说，这项协定打开了索马里和美国之间合作的大门。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7年12月18日电
据索马里国家通讯社报道：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12月17日在摩加迪沙接见了正在索马里进行访问的美国国会议员保罗·仓加斯和唐·邦克尔。
西亚德总统和他们讨论了索—美关系，特别是非洲之角当前的形势以及其他国际问题。
这两名美国议员是在12月17日抵达摩加迪沙对索马里进行两天访问的。
他们在到达时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是想看一看非洲之角的形势。
邦克尔说，美国对俄国人打进非洲之角以及他们的目的和图谋感到不安。
他说，俄国人跑到那里，那里就出现流血和紧张。

索马里和肯尼亚报刊发表评论谴责苏联向非洲扩张
苏联干涉非洲事务决不会有好下场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7年12月18日电
索马里报刊继续发表文章，谴责苏联干涉非洲内部事务。
《10月之星报》12月18日发表评论说：
“过去苏联常常责备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干涉非洲内部事务，而今天苏联却采取制造紧张和混乱的办法，大肆干涉非洲内部事务，以谋取苏联的利益。”
评论说，假如苏联继续奉行干涉非洲之角的政策，“它就会使苏联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关系恶化，因为非洲是不愿意让一个超级大国干涉其内部事务的”。
评论说：
“非洲人民警告苏联，应当让非洲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假如苏联不这样作，它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评论还说：
“苏联已经践踏了社会主义的一切原则，因此苏联才干涉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
《先锋》周刊最近一期发表社论说：
“苏联人没有预料到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依靠他们，并同他们缔结了若干协定和条约的象索马里这样一个小国，能够反抗他们并拒绝按他们的意愿行事。”
社论指出：
“苏联人没有预料到象索马里这样一个小国能有这样的决心和意志，一旦它的尊严受到损害，它就能够采取这种严重的决定，而不管这些决定将给它的经济带来什么后果。
因为主权是高于一切的，民族尊严是高于一切的。”
社论强调说，现在，索马里人民已开始了反对苏联的斗争。
“让我们为这一斗争作好准备，勇敢地保卫我们的祖国吧”。
新华社内罗毕1977年12月17日电
肯尼亚报刊最近发表文章和社论，揭露和谴责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非洲，特别是苏联对这个大陆的渗透和扩张。
《每周评论》杂志的文章指出，由于非洲的丰富矿藏资源和它处于西方世界石油供应线的重要战略位置，它已成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争夺世界势力范围斗争中的重要对象。
文章说：
“尽管苏联在埃及、苏丹和最近在索马里遭到失败，但从1975年以来它一直在肆无忌惮地把其魔爪伸向非洲大陆。”
文章在谴责苏联武装干涉安哥拉后指出，克里姆林宫在对一些非洲国家和解放运动施加“支配性”影响的同时，“也把它的眼睛盯着西撒哈拉的争斗”。
文章说：
“同样，非洲也是美国政府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
文章说，美国在巩固它在非洲的利益时，避免“直接反对苏联的渗透”，避免“采取任何使它同苏联直接打交道的主动行动”。
《旗帜报》12月16日发表社论，也谴责苏联在非洲的“扩张主义”和“它征服并统治世界”的野心。

老调新弹
苏联《真理报》最近鼓吹要考虑“长期和平战略”。
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
另一个超级大国在六十年代也标榜过所谓“和平战略”，无非是利用和平的烟幕以达到侵略扩张目的的战略。
苏联不过是老调新弹。
《真理报》说，这一战略的核心是“不断地朝着普遍实现由全欧会议最后文件创立的国际安全模式前进”。
而人所共知，欧安会开过以来的“国际安全模式”，就是苏联在“缓和”掩盖下拚命进行全球扩张和全面扩军，使欧洲和世界的安全受到日益增加的威胁。
用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的话来说，就是苏联“一面高谈和平，一面准备战争”。
世界朝着这样的“模式”前进，将会前进到什么地方去，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苏联同日本谈判渔业协定又占便宜
据新华社东京1977年12月17日电
在莫斯科举行的日苏渔业长期协定第2次谈判于12月16日结束。
这次谈判从11月21日起历时二十六天，主要内容是确定明年在双方的二百海里水域内的捕鱼量。
谈判开始的第1周，担任苏方首席代表的渔业部负责官员借口“去美国出差”未出席谈判，日方受到冷遇。
后来又由于苏方坚持自己提出的捕鱼量，使谈判一再停顿，直到最后一天，日方只好勉强接受了苏联提出的基本数字。
这次谈判确定日方在苏联二百海里水域内的捕鱼量为八十五万吨，只等于过去最高年份捕鱼量的一半；
而苏方在日本二百海里内的捕鱼量为六十五万吨，相当于过去最高的捕鱼量。
这次谈判签订的议定书规定把日苏、苏日两个渔业临时协定延长一年。

西班牙《人民团结》揭露美苏争霸世界
苏联是最富有侵略性的大国
据新华社马德里1977年12月18日电西班牙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人民团结》最近一期发表文章，揭露美苏为称霸世界进行的争夺。
文章说：
“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而崛起，它在五大洲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并在全世界分布大量的军事基地以保护这些利益。”
文章说：
“苏联是继美国之后的第2个经济大国。”
“苏联已经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变成美帝国主义的主要对手，此外，它还是最富有侵略性的大国，它正在准备条件发动一场第3次世界大战。”
文章说，“今天，美国显然统治的地理区域要比苏联多得多，但是，正是它的这种分散力量的本身使得它采取一种更加保守的立场，尽管它并不因此而放弃取得新的势力范围。”
文章说，相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在干着帝国主义的勾当，“苏联利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尤其企图渗透到第3世界国家。
它借口向它们提供一种无私的援助，而以后却从中获取厚利，更不要说苏联在东欧它的势力范围中进行的赤裸裸的掠夺了。”
文章指出，“两个超级大国是第1世界，它们对于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来说已经成为和平和进步的主要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