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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讯 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三日举行。
大会以党的十一大路线为指导，总结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十年来的工作，提出了北京市今后一个时期的战斗任务，选出了新的一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选举了北京市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大会期间，代表们瞻仰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容。
代表们怀着兴奋的心情，选举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北京市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当大会宣布华主席当选时，会场上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代表们高兴地说，过去历届北京市人代会都选举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人大代表，今天我们又选举了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主席，这是首都人民的光荣。
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奋勇前进。
十二月五日，华主席亲切会见了全体代表。
大会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经过充分酝酿协商，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新的一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吴德为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丁国钰、黄作珍、郑天翔，杨寿山、吴烈、贾汀、赵鹏飞、王宪、毛联珏、王笑一、刘坚夫、叶林、郭献瑞、王纯、李立功、李巧云（女）为副主任。
出席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一百九十四名，比历届代表人数都多。
会上，吴德同志代表上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
吴德同志在报告中总结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自一九六七年四月成立以来的工作，回顾了首都十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谈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首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好形势。
首都工业战线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逐步建成了以钢铁、石油化工、机械仪表为重点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基地。
今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将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二点七倍。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一年，基本建设竣工面积相当于一个旧北京城。
农业方面，开展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农、林、牧，副、渔有了发展，集体经济进一步巩固，农村面貌有了显著变化。
科技、教育、文艺、体育工作者，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辛勤劳动，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卫生工作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吴德同志说，十年的战斗历程，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华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与亲切关怀下取得的，都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吴德同志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多年来对北京市各项工作的干扰破坏。
他说，“四人帮”通过迟群和他们在北京市的那个女干将严密控制清华、北大，把两校变成了“四人帮”乱党、乱军、乱国，疯狂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重要据点。
他们在北京市组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帮派，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用卑鄙的手段对邓小平同志进行骇人听闻的诬陷。
他们通过这个资产阶级帮派，破坏首都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工作，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吴德同志说，广大群众和干部对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种种倒行逆施，恨之入骨。
现在，在华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正步步深入。
这场政治大革命已经成为推动首都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
吴德同志向全市人民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战斗任务。
他强调要坚决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一定要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件一件彻底查清，一定要把“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彻底摧毁。
同时要深入清查和狠狠打击那些仇恨社会主义，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支持和纵容下进行阶级报复，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地富反坏分子和大搞资本主义活动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
吴德同志强调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
他说，建设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加快建设速度，是增强国防力量，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威胁的迫切需要；
是加强经济实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需要；
是创造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
是以高度的劳动生产率，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
围绕建设速度问题，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
我们一定要用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在本世纪内，把全市国民经济各部门用先进技术装备起来，使首都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城市设施的清洁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
吴德同志在报告中具体地提出了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工业方面，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技术改造，三年内使钢铁、炼油、化工、电子、光学仪器和机械工业出现新的面貌，产品的质量、数量、品种都要有一个跃进，主要产品要向高级、精密、尖端、成套的方向发展。
到一九八五年，要把北京市建设成为一个以钢铁、石油化工、电子、机械仪表为主的，以生产高、精、尖产品为重点的，轻重工业协调的，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基地。
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支援农业，积极促进农业的现代化。
农业方面，要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坚持为城市服务的原则。
蔬菜要增加品种，做到淡季不淡，均衡供应。
到一九八一年（争取一九八○年）实现鸡蛋自给，猪肉基本自给。
要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
科研工作方面，三年大治，治中有赶；
后五年大发展，赶中有超；
在本世纪把北京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基地。
要进一步搞好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的规划，加快改造旧城的步伐。
今后几年，在保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前提下，加强公共交通、市政工程、邮电通讯、职工宿舍以及其他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
要认真组织好人民的经济生活，商业、服务部门要大力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要改造城区工业，凡有碍市容和易燃、易爆、“三废”污染严重、噪音大的工厂，要坚决地有计划地迁出市区。
今后新建的工厂，要尽可能安排到远郊县，逐步建设若干个各有特点的工业城镇。
同时要继续认真做好“三废”治理、消烟除尘和绿化工作，搞好环境的清洁卫生。
代表们在会上畅谈当前的大好形势，充分肯定十年来首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大会发扬了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革命精神。
市革委会的工作报告和代表们的讨论发言，都对北京市的工作进行了一分为二的估量和具体分析。
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对北京市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设性的意见。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政治局同志到京郊密云水库参加劳动，使代表们受到极大鼓舞。
代表们在十二月二日大会期间，也前往京郊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参加了劳动。
英明领袖华主席十二月五日亲切会见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华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同代表们亲切见面。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作者：苗永民/王朝文/王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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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团党委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认真贯彻条令，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军容严整，营区内外整齐清洁；
军事训练取得了好成绩；
生活管理进一步改善，所有伙食单位做到了钱粮双节余。
不久前，沈阳部队在这个团召开了贯彻条令现场会。
为了认真贯彻两个条令，今年开训不久，团党委成员就深入连队调查研究。
他们在调查中了解到，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影响了广大干部的革命积极性，使有的干部不敢履行职责，不敢大胆管理部队。
怎样才能使干部的思想得到解放？
团党委发动群众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破坏条令、给部队建设造成的巨大危害，使干部看到了“四人帮”反对贯彻两个条令、破坏部队建设的严重性，明确了抓纲治军就要贯彻两个条令，决心用严格要求、大胆管理的实际行动，带领部队大干快上。
一年来，团党委把贯彻两个条令列入议事日程，月月有研究，有检查，有总结。
司、政、后机关组成联合调查组，经常检查评比。
针对连队干部缺乏管理教育经验的问题，团党委举办了两期学习两个条令、搞好管理教育的学习班，培训了一百五十名骨干。
在连队蹲点的党委成员还结合落实两个条令的实际进行传、帮、带，使连队敢管善管的干部越来越多。
三连连长任常贵过去在“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下，怕戴“管、卡、压”的帽子，遇事绕道走。
揭批了“四人帮”的谬论，分清了路线是非，他把背包搬到班里，具体地抓条令的贯彻落实，使连队面貌有了较大的变化，荣获“贯彻条令模范连”的流动红旗。
团党委还在全团范围内开展了自觉贯彻两个条令的革命竞赛活动。
今年初，团党委提出了“思想路线端正，内务统一整洁，遵守纪律自觉，养成教育一致”的竞赛条件，组织所属单位挑应战。
六月，团党委根据检查评比情况，给一百二十四个贯彻条令好的单位和个人记功授奖，团首长亲自为他们披红戴花，号召全团干部战士向他们学习，使全团上下出现了一个对照先进找差距、制定措施鼓干劲，贯彻两个条令的比学赶帮热潮。
这个团的干部战士说：“好作风是我们团首长带出来的。”
这个团的党委成员大多数都经历过战争，在贯彻两个条令中，他们用自己的亲身实践批判“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把我军的好作风传给部队，按照打仗的要求，抓得细，卡得严。
今年开训以后，团党委针对部分同志存在“内务卫生整得再好，打仗也用不上”的思想，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革命导师关于形式和内容辩证关系的论述，开展“要不要坚持必要形式”的讨论，大讲我军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一套纪律制度对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大摆“四人帮”诬蔑贯彻条令是“形式主义”，造成纪律制度松弛的严重恶果，从而提高了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条令，坚决按规章制度办事的自觉性。
党委成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部队。
早操、值班等制度，他们自觉遵守；
队列训练等共同课目，他们站在排头；
战争物资的摆放、内务卫生、军容风纪，他们带头搞好。
贯彻两个条令标准高，战备工作落实好。
一次，上级给这个团下达了紧急疏散的命令，由于逐渐养成了紧张快速、令行禁止的战斗作风，战备物资摆放井然有序，全团指战员摸黑着装，带齐各种装备，比上级规定的时间提前二十分钟离开营房，到达指定地域。
（苗永民、王朝文、王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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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讯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办的《华主席在湖南》美术作品展览，从十二月十四日起，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
今天，北京城里大雪纷飞。
可是，到美术馆参观展览的人还是川流不息。
许多人满怀喜悦的心情边看边议论，热烈赞颂华主席一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和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优秀品质。
这次展出的作品，有国画、油画、版画、年画、水粉画、水彩画、连环画等，共一百一十七件。
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华国锋国志在湖南工作的二十多年里，坚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领广大军民不断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的革命实践。
不少作品取材于华国锋同志在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革命活动，表现了华国锋同志一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不懈地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的光辉历程。
还有许多作品生动地再现了华国锋同志走遍三湘四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在工厂，在田间，在工地，在学校，在营房，和湖南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亲密无间的动人情景。
这个专题美术作品展览今年五月在湖南长沙展出一个半月，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许多青少年把参观活动作为接受教育的极好机会。
湖南省一些地、县的同志把展览会的美术作品拍照后在本地展览。
这次来京展出前，湖南省美术工作者广泛听取了工农兵群众的意见，召开了观摩会，座谈会，共同研究，发挥集体的智慧，对一些作品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对有些作品重新构思构图，重新创作，提高了作品的质量。
展览会预定在北京展出一个月。
作者：朱海
今年十二月十一日，是广州起义五十周年。
五十年前的这一天，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州工人阶级、革命士兵和农民群众，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同志，以及周文雍、聂荣臻等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在广州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
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南海之滨这一响亮的枪声，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的叛卖和屠杀，显示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不屈不挠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
叶剑英同志在纪念起义三十周年时，曾用“红旗飘上越王台”的诗句，热情赞扬当年起义军把红旗插上广州越秀山头的英雄业绩。
这次起义在我党发动武装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英勇壮烈的一页。
一
广州起义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下，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发动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自动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结果，当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迅速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大革命在反动派突然袭击下归于失败。
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贯强调掌握枪杆子的重大意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深刻分析了革命形势，坚决主张拿起武器，武装保卫革命。
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决定在湘粤赣鄂四省发动武装起义。
广东是北伐军的策源地，是毛主席、周总理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毛主席关于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的光辉思想，照亮了广东工农运动发展的方向。
革命人民从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战斗中积累了武装斗争的一定经验，又有一部分受我们党和工农群众影响、具有革命思想的军队。
因此，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条件是比较具备的。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桂系军阀也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封闭省港罢工委员会，剥夺了工人阶级在大革命期间争取到的各种政治、经济权利。
但是，广东革命人民并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在起义前半年中，广州工人从一般罢工示威发展到同反动军警武装搏斗，喊出了“打倒国民党”、“工农兵政权万岁”的革命口号。
全省各地农民纷纷起来暴动，在海陆丰、海南岛等处先后成立工农民主政权。
通过武装起义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成为广东革命人民的迫切要求了。
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削弱了广东反动军阀的统治地位。
十一月中旬，新军阀张发奎在蒋介石、汪精卫支持下用武力把桂系军阀赶出广州。
桂系军阀不甘失去广东地盘，在汕头、梧州集结了两支军队，准备东西夹击张发奎。
张发奎被迫把大部分兵力调往前线，狗咬狗的军阀战争即将爆发。
留在广州的武装力量，除已为我党掌握的部队外，只有步、炮兵共三个团、警卫团的一个营，一部分军事机关的零星警卫部队和警察、保安队等，共约五千多人，其中不少是新兵。
广州敌人兵力比较空虚，这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大好时机。
十一月下旬，我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同志被派到广州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着手组织广州起义。
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太雷同志主持下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作出了在广州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且随即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行动委员会”，由太雷同志担任总指挥。
省委在号召起义的宣言中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党单独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向群众揭露了反动派的本质，指出张发奎同桂系军阀是一丘之貉，对他们都不能抱任何幻想，革命人民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武装夺取政权，才是出路。
“行动委员会”首先积极进行工人的发动和组织工作。
成立了领导广州工人赤卫队的五人委员会，由“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同志任赤卫队总指挥。
把原来分区组织的工人赤卫队改编为七个联队，每个联队各分为若干大队，每个大队有队员九十名，另外还有独立的汽车队等，总数约为三千人。
每个大队都有党代表，每个联队有指导员、政治主任，并派去了有军事知识的联队长或参谋长。
徐向前同志任第六联队的联队长。
与此同时，除了特别重视广州市郊农军的发动之外，省委还通知各地党组织配合广州起义，积极准备举行农民武装暴动。
海陆丰农军奉命向惠州方向移动，以待时机。
叶剑英同志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是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
这个团是由原武汉军校学员一千三百名改编而成，大部分是在我党影响下的革命青年，其中有共产党员二百多人。
该团由武汉南下到九江，曾被张发奎缴械，引起一些人思想动荡。
团长叶剑英同志对他们进行了细致的思想工作，稳定了部队的情绪。
到达粤北时，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失败的消息，又有一些人表现消极。
叶剑英同志又耐心教育他们，终于将部队带到广州，与广东省委军委取得联系。
此外，在我党掌握和影响下的还有警卫团的大部分和黄埔军校特务营。
党又通过叶剑英同志的关系把党员军事干部蔡升熙同志等派到警卫团，并秘密送去大批省港罢工工人，使警卫团内的革命力量大大增强。
十二月七日，“行动委员会”秘密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会议，选出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通过了工农民主政府的政纲和起义的具体计划，决定于十二月十三日举行起义。
革命士兵和农民也分别选出执行委员，共同组成广州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
广州革命浪潮的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和恐惧。
汪精卫在上海获得我党准备起义的消息，于十二月九日电告张发奎解除教导团的武装，驱逐赤卫队，搜查职工会。
张发奎接电后立即着手准备镇压，十日，在广州宣布特别戒严，并从前方开始调回军队。
在这个紧急关头，“行动委员会”认识别如果让敌人先下手，革命力量势必受到严重摧残，便当机立断，决定将起义提前，以便掌握武装斗争的主动权。
二
“夜半枪声连角起”。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时三十分，广州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举行了武装起义，把红旗插上了广州城头。
叶剑英同志率领的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
在起义发动前的关键时刻，张太雷同志亲自来别教导团驻地四标营对全团革命士兵作了动员讲话。
他分析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指出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统治之下，革命士兵除了和工人、农民一道拿起武器战斗以外，没有第二条路。
随即对教导团进行了改组，任命共产党员为营、连长，排、班干部也大部分由党员担任，并由叶挺同志宣布了起义的战斗部署和教导团各连队的战斗任务。
在处决了张发奎派来的参谋长等一批反动军官后，全团战士立即分路出发，投入战斗。
其中由叶挺同志直接指挥的一路趁夜奔袭驻沙河燕塘的敌炮兵团，迅速冲进营盘，结合政治攻势瓦解了八百多名敌人的抵抗，缴获了二十多门炮和大批枪枝。
另一路在解除了四标管附近敌步兵团的六百人的武装后，又开入城内参加对公安局等据点的攻击。
警卫团在拘捕枪决敌参谋长等反动军官后也参加了起义，担任攻打敌第四军军部等据点，并守卫南堤一带。
在市内分头埋伏的工人赤卫队听到教导团的排枪起义信号后，也分别扑向敌人的要害，几小时内就在革命士兵的支持下粉碎了一千五百多名伪警和保安队的反抗，打下了各区警察署和其他一些据点，释放了被国民党反动派拘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二千多人。
起义之夜，攻打广州市公安局的战斗最为激烈。
战斗一打响，由广三、粤汉铁路工人组成的敢死队即由埋伏地点第一公园冲出，奋不顾身，直扑公安局。
赤卫队第一联队也由惠福路、惠爱路南北展开夹攻，杀声震天。
但是，敌人凭借坚固的围墙、铁栅和铁甲车、机关枪的优势火力，负隅顽抗。
在这个紧要时刻，叶剑英同志率领下的教导团第一营乘汽车队的车辆赶到，士气顿时大振。
革命士兵用机枪压住敌人火力，并协同赤卫队一起分路沿墙边迫近敌人。
这时，有几个敢死队员向公安局院内投掷手榴弹，一时火光冲天，烟雾弥漫。
革命士兵和赤卫队员冲上前去，撞开铁栅。
这个顽固的反动堡垒终于被攻破了。
随后，在公安局原址设立了军事指挥部，由叶挺同志任总指挥，叶剑英同志任副指挥，同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同志一起主持指挥部的工作。
十一日黎明前，除少数敌据点外，起义军已经占领了珠江北岸的市区，广州变成了红色的革命城市。
全市街道挂上巨幅红布横标，大街小巷贴满了革命标语。
男女老少都为起义的胜利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的雄壮歌声响彻全城。
十一日上午六时，原公安局房顶上升起了一面大红旗，广州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了。
主席苏兆征同志未到前由张太雷同志代理。
其他成员有彭湃（在海丰未到由赵自选同志代理）、叶挺、周文雍、恽代英、杨殷、陈郁、何来等同志，都是多年来和广东工农兵共同战斗，出生入死的革命活动家。
民主政府成立后，立即发布告全国工农兵群众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提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地主豪绅”、“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旗帜鲜明的对内、对外政纲，保证给劳动群众以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并作出关于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等保障工农利益的规定。
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的喜讯传开后，市郊和近郊各县农军纷纷起来响应。
南海农军攻占大沥圩后又会同赤卫队第六联队打下了石围塘车站。
南海、花县一部分农军冲破反动派的封锁进城参加战斗。
清远农民于起义后第二天攻进县城，并在源潭附近挖断铁路阻止敌军南调。
海陆丰农军也向西移动，准备接应广州起义队伍。
工农民主政府一成立，就决定建立工农红军，由叶挺同志任总司令。
在十一日召开的工农民主政府第一次会议中，决议在几天内组成“志愿的革命军队”五万人，打算把广州工人赤卫队，海陆丰农民赤卫军，教导团等分别编成三个军，由于形势急剧变化，这个决议没有来得及完全实现。
但是，在起义第一天就有两万多工人和学生参加起义队伍，其中约八千人领取了武器，参加了作战。
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连接在一起，是我们党单独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人民军队的开端。
毛主席强调指出：“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
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红军的创立及其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就不能设想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
朱德同志在赞扬广州起义的诗句中说，“夺得政权声势众，中原革命走龙蛇”。
广州起义不但是为了挽救革命，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次积极的、英勇的反击，而且也是我们党领导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又一次伟大尝试。
三
广州起义震惊了国内外反动派。
在帝国主义策动支持下，他们勾结起来，进行反扑。
张发奎、李福林等连夜从江门、韶关各地调兵回广州镇压起义。
从十二日晨起，各路敌军陆续进逼，从西、北、南三面向广州包围过来。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长期坚守广州的条件是不具备的。
起义总指挥部本来于起义后不久曾决定将战线推向郊外，发动农民。
叶挺同志也曾在一次会议上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主张及早向海陆丰撤退。
但由于敌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向我迅速反扑，这些主张和措施都来不及实现。
工农红军被迫处于防守的局面。
观音山屏障广州市区北面，是敌我反复争夺的军事要地。
十二日中午，敌军一团又猛扑我观音山阵地，经我教导团一部击退。
在指挥部工作的陈赓同志，奉叶剑英同志的命令率队前往增援，在徐向前等同志率领的赤卫队配合下，数小时内打退敌军十多次冲锋。
山正中的炮台始终在我方手里。
到十二日下午，军事形势已很危急。
我军已没有后备力量，弹药、粮食也供应不上，战士饥饿疲劳，而各处增调的敌军还不断赶到。
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指挥者张太雷同志，于当天下午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这使起义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
叶挺同志、聂荣臻同志到原省财政厅楼顶观察和分析了战况，鉴于形势对我十分不利，起义总指挥部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决定从晚上十时开始分批向沙河撤退。
但由于队伍分散，有不少起义军没有得到通知，未能撤出。
十三日凌晨，反动派纠集了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大举围攻。
北翼敌军两个团分路向观音山包抄进犯，留守该处的少数赤卫队不顾众寡悬殊，奋勇力战，直到弹尽援绝，还同冲上山来的敌人白刃拚杀。
上午九时许，观音山才告失守。
在南翼珠江沿岸方面，敌军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多艘军舰掩护，分四路渡河夹攻，并有反动的机器工会体育队配合作战。
我赤卫队在长堤凭借临时堆集的沙包，英勇抗击数量多几十倍的敌人。
敌军接连冲锋六七次，都被打退。
堤岸上敌尸层叠，我方阵地仍在枪林弹雨里巍然屹立。
声打到将近中午，这支赤卫队大部分英勇牺牲，敌军才陆续登岸。
到了下午，敌军各路都已深入市区，向工农民主政府总部合围进迫。
英雄的教导团女班长游曦同志，是“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肖楚女烈士的未婚妻，她率领一个班固守一个临时街垒，接连打退敌人的多次冲杀。
最后，子弹没有了，刺刀也弯了，她对余下的几个负伤战士大声说：“同志们，只要我们有一个人活着，决不让我们的红旗倒下！”
除一名通讯兵外，这个英雄班全部都为保卫革命的红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广州起义获得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正义支援。
许多在广州工作和学习的外国革命同志加入武装起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流血。
起义军中就有崔庸健同志等朝鲜青年一百五十多人，在起义第三天的沙河一战中力抗强敌，大部分英勇牺牲。
这些同志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永远活在后人的心里！
广州起义的英雄们经过三天浴血战斗，撤出了广州。
国民党反动派立刻开始了极端野蛮的大屠杀。
他们疯狂嚎叫“宁可枉杀三千，不要放走一个”，仅在起义失败后几天内就残杀了革命人民五千七百多人。
他们抓到起义工人就枪毙、活埋，甚至用棉花捆起来浇上汽油烧死。
广州革命人民经受了残暴的白色恐怖的考验。
周文雍同志在英勇就义前写下了“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的诗篇，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献身革命、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正如毛主席所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
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从广州撤出的一部分起义武装，到花县改编为红四师，后来开到海陆丰和彭湃同志率领的农民赤卫军会合；
另外一部分参加广州起义的共产党员、工人退到广西，在左、右江一带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其中有些同志参加了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领导的左、右江起义；
还有小部分广州起义部队，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在韶关附近找到了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经过艰苦转战，上了井冈山。
广州起义及其失败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昭示我们：只有毛主席所开创的井冈山道路才是走向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
参加了广州起义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起义失败后，几经转战，最后又来到毛主席的身边。
中国革命在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指引下，揭开了波澜壮阔的新篇章，经过了二十二年的英勇奋战，最后夺取了全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当年，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发布的《纪念死难烈士宣言》中写道：“……不要忘记这些烈士。
一切的成就，都是他们努力与流血的结果。
永远要纪念这些烈士的奋斗精神，永远要保持这些烈士所成就的事业。”
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半个世纪。
今天，纪念广州起义五十周年，我们倍加怀念起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倍加敬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更加痛恨万恶的“四人帮”对革命先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恶毒诬蔑攻击。
纪念广州起义五十周年，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我党我军的革命历史，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深揭狠批“四人帮”，抓纲治国，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誓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十二期）
在各种形式的批判会上，许多在部队院校工作过几十年的老同志，都满怀激情地回顾了我军院校的历史。
他们说，我军院校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一九二七年，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时就创办了教导队，在中央苏区又创办了红军学校。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毛主席亲自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任。
在解放战争中，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各个地区都办了大批军事学校。
全国解放以后，在毛主席关于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军队的教导指引下，军队院校迅速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套适应未来战争和军队建设前院校体系。
毛主席历来重视军队院校建设，作过一系列指示，规定了一整套办校方针、原则和政策。
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十分关心这项工作，多次视察，并作过重要指示。
敬爱的叶副主席和刘伯承同志亲自主持和领导院校工作，保证军队院校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前进。
二十多年来，军队院校工作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干部和技术人材，为加强我军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林彪和“四人帮”为了实现其“改朝换代”的狂妄野心，疯狂地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方针，破坏军队院校工作。
“四人帮”全盘否定军队院校的成绩，大肆鼓吹军队院校“无用论”、“有害论”，并居心叵测地把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这一黑货，硬加到军队院校上。
曾经参加过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一些院校领导同志揭发说，“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时，曾遭到军队院校代表的驳斥和抵制。
但是，“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一伙，利用窃取的权力，疯狂地镇压干部和群众，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动不动就说是“立场、感情、态度问题”，甚至当面质问“你是那条路线上的人”。
他们攻击军队院校是“草包教授统治着学校”，诬蔑军队同志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代言人”，并恶狠狠地把军队院校代表不同意“两个估计”的正确意见，扣上“军队院校特殊论”的帽子，大加批判。
“四人帮”一伙就是采取这样卑鄙无耻的高压手段，妄图抹杀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里我军院校的巨大成绩，为其反军乱军、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海军各院校在揭发批判中指出，解放二十八年来军队院校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他们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人民海军院校从无到有，不断发展，为海军培养了大批部队建设急需的各类干部和专业士兵。
这批人材遍布万里海疆、各个战斗岗位，成为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要骨干力量。
它和全军院校一样，尽管受到林彪和“四人帮”的破坏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要努力办好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大力培养各级军政领导骨干和技术人材。”
最近，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也对办好军队院校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海军各院校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进一步学习和落实这些重要指示，决心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加倍努力办好军队院校，为加速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栏目：党的生活怎样对待预备党员的预备期
基建工程兵某团最近召开了有政治机关干部、连队指导员、预备党员、共青团员、青年群众参加的座谈会，就预备党员王喜云同志提出的问题，联系本单位一些同志和个人的思想实际，进行了讨论分析。
同志们认为，我们一些同志在入党动机上存在的不正确认识，根子在“四人帮”。
要端正入党动机，必须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批判“入党做官论”
参加座谈的同志们说，“四人帮”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入党”为了“提干”，这是刘少奇、林彪鼓吹的“入党做官论”、“诱：以官禄德”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变本加厉，增加了“突击”二字。
“四人帮”的爪牙公开叫嚷：“入党做官的责任历史地落到我们的肩上”，“我们就是要入党，要做官，当官还不够，要当一、二把手”。
“四人帮”兜售修正主义黑货比刘少奇、林彪更加疯狂，更加无耻。
共青团员何新志说：反革命分子张铁生刚入团不久就被突击入党，刚入党就安上了铁岭农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等要职，“突击”之快是惊人的，这充分说明“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是“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的需要。
政治处主任董寿年、组织股长姬景南说：“四人帮”搞的这一套，对青年毒害很大，影响很深，有的同志对自己什么时候入党，什么时候提干，入伍时有一个“小九九”。
新党章规定了预备党员有预备期，有的同志就感到“对党有好处，对自己没有好处”。
要纠正这些错误看法，就必须揭批“四人帮”。
预备党员何富龙说：对待预备党员的预备期，自己和王喜云同志一样，耽心在部队提干的希望不大了。
这说明“四人帮”“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流毒对自己有影响。
我们要狠批“四人帮”，踢开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批判资产阶级享受观
座谈中同志们指出，“四人帮”鼓吹“入党做官论”，是在宣扬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享受观。
“四人帮”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诱以高官，饵以厚禄；
他们树立的黑典型，一经入党做官，就过着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
他们的黑典型如原来在农村的张铁生之流，一经他们看中，就马上离开农村，到城市当官做老爷。
“四人帮”拉入党内的那些所谓“党员”，是捣乱在前，享受在前。
“四人帮”及其党羽，把入党变成了搞特权、闹享受的桥梁。
共青团员马志标说：我高中毕业后，回农村当民办教师，产生重城轻乡的观念，也是由于“四人帮”散布追求享受的思想影响了自己。
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四人帮”煽动青年把追求舒适生活作为奋斗目标，把入党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有的同志觉得入党光采，其实在内心深处，“光采”是和“享受”联系在一起的。
同志们愤怒地说，“四人帮”歪曲、篡改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唆使人们背离革命大目标，去追求个人的享受，对他们的修正主义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批判资产阶级恶劣风气
座谈中，同志们指出，“四人帮”是搞不正之风的最大教唆犯。
大家分析“四人帮”树立的那些黑典型，都是大搞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和“四人帮”拉扯在一起。
“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每次到北京时，都要大量地向王洪文进贡。
张春桥的女儿结婚，许多爪牙不惜花费国家巨款送厚礼，以便在“四人帮”那里讨得高官厚禄。
同志们指出，“四人帮”散布的这一套资产阶级腐朽作风也毒害着广大青年。
党支部书记、指导员纪文祥说：有的同志争取入党，不是靠自己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而是想通过对领导说好话，甚至送礼物的办法，这就是受了“四人帮”的恶劣影响。
一些对预备期存在不正确的想法的同志说，“四人帮”是各种不正之风的总祸根，只有刨掉这个祸根，才能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一定要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清除“四人帮”的那些修正主义毒素，端正入党动机，正确对待预备期问题，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梁智开整理）
作者：兰州部队某部陈兆荣
栏目：党的生活短剑篇
人们说话、写文章常常用到“该”字。
“该”字的含意之一是：应当。
不同的阶级使用“该”字，反映着不同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
黑心的地主、资本家嘴里常常咒骂“该死的穷鬼”、“死了活该”，在这里，“该”字倾泻了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仇视和轻蔑。
“四人帮”也和地主、资本家一样，常常这样使用“该”字。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王洪文对喽罗们交代任务时就连声说了三个“该”字：对党的各级负责人“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真是杀机毕露。
“四人帮”用“该抓”“该批”“该斗”来整人，有一个鲜明的阶级标准：谁对革命贡献大，谁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该”整谁。
在这样的“该”字下面，他们对一大批领导干部肆意打击陷害，打成“走资派”，从开除党籍、撤职，一直到关押、抓斗等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四人帮”对自己也有个“该”字，就是他们一伙“该”上台。
他们要作党的主席，作委员长，当总理。
他们的余党、亲信也这样干。
现行反革命分子翁森鹤公然向杭州市委发出“通牒”，附去六十人的名单，强令“三天内落实”官位。
河北保定地区几个坏人在“四人帮”操纵指挥下，非法任命了三名地委书记、副书记和九十五名县委常委、地直局级以上领导人。
“四人帮”叫嚷的千“该”万“该”，归结起来是四个字：篡党夺权。
现在，轮着党和人民对他们使用“该”字了：“四人帮”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扫进历史垃圾堆，完全应该！
作者：胡运良/郑宗群
栏目：党的生活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员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福建前线某师医院的夜老虎训练开始了：一辆急速行驶的军用卡车“嘎”的一声停住，车上迅速跳下几名医护人员，紧张有序地抬药箱，搭帐篷，六分钟时间就在帐篷里摆开了战时药房。
接着，一位干部在全黑的情况下，按照上级临时指定的药单，从十二个药箱中，迅速准确地取出所需药品。
他，就是共产党员、司药游高兴（照片上右一）。
游司药练得这一手本领，是下了苦功的。
他刚担任司药的时候，找一种药得花上几分钟。
他想：这样打起仗来不是要误事吗？
一个共产党员怎样才能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
他又学习了大庆保管员齐莉莉的事迹，不禁问自己：人家能熟记一千多种器材、零件，自己难道连野战医院常用的药品都熟记不了吗？
他决心向大庆人学习，攻克难关，练出硬功。
游高兴熟记了各种药品的名称、性能，然后根据药瓶大小和在箱内安放的位置，摸索出一套无光情况下取药的方法。
他和战友们一起，将药品归类编号、定位，并画出一张表格，抓紧点滴时间熟记，连吃饭、走路也在念叨。
夜里躺在床上，各种药品的性能、含量和放置位置，象过电影似的在脑子里掠过。
有时夜深人静，他悄悄地下了床，一个人跑到药房摸着黑练起来。
白天，他就蒙起双眼锻炼取药。
经过苦练，游高兴终于练出了在无光情况下熟练取药的本领。
（文：胡运良、郑宗群 摄影：良玲）
作者：阜新军分区报道组
栏目：党的生活
爱护党的干部，坚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是毛主席的无产阶我干部路线的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我们党正是坚持了这一政策，团结了广大干部，使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万恶的“四人帮”，根本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疯狂破坏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他们不仅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老干部，而且要“层层揪”，把不愿跟他们走的各级干部统统揪光，以实现他们“改朝换代”、“新桃换旧符”的黄粱美梦。
我们从“四人帮”的死党在彰武县大搞“层层揪”的残暴罪行，可以看出他们把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践踏到了何种程度！
彰武县是辽宁省的一个小县，“四人帮”的死党为了创造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经验”，于一九七五年初到彰武县“抓点”。
短短几个月时间，他们就从这个仅有二十四个公社的县里揪出“走资派”五十七人，撤换和批斗大队党支部书记一百三十八人。
“四人帮”的死党及其党羽，窜到彰武县后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为搞臭老干部大造反革命舆论。
他们攻击老干部：“老资格不前进了，变成了老累赘，成了保守派——反对派——反动派”，“民主革命是英雄，社会主义革命是绊脚石”等等。
他们在全县到处兜售这些黑货，一时间搞得乌烟瘴气。
老干部参加革命早，倒成了罪状，成了革命的罪人，成了统统应该打倒的对象！
“四人帮”的死党及其党羽，随意给革命老干部扣上“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算账派”、“保守派”、“翻案派”、“投降派”等各种大帽子，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
从公社党委书记到生产队长，都在他们的打击之列。
冯家公社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安永昌，是个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老同志；
一九七六年七月，在彰武县召开的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安永昌对农村中学办农村分校说了一句有意见的话，就被认为是反对所谓“朝农经验”，当即被诬蔑为“走资派”，并且是“文化大革命前公开走，文化大革命中隐蔽走，教育路线回潮时顺着走，批林批孔顶着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跳出来走”的“五步走”的“走资派”，多次在全县进行批斗。
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动用专政手段，对革命干部进行残酷打击和人身迫害。
在“四人帮”的死党和党羽一手控制的四堡子公社，有百分之二十的党员干部，百分之四十七的公社党委委员，百分之三十七的公社党委常委，被他们扣上各种大帽子，非法抓打、关押。
鸡冠山大队烧锅地生产队共产党员、政治队长李井荣，身患肝炎，由于对他们炮制的所谓“哈尔套经验”学得不热心，就硬给扣上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大帽子，两个多月中多次被打被斗，致使病情恶化，含冤死去。
广大干部气愤地说：“‘四人帮’派来他们的‘知心’，对待干部狠心，害得干部伤心，害得群众离心，学习大寨没信心。”
“四人帮”的死党及其党羽为了打倒一大批革命老干部，在彰武县搞了名目繁多的花招。
其一叫做揪“走资派”“查上看下”，这就是上边揪出“走资派”，下边要揪出“追随者”；
下边揪出“走资派”，上边要抓出“保护伞”。
这个县的教育系统被他们揪出了十名“走资派”，接着，二十几名教师也遭了殃，硬被打成了“走资派”的“追随者”。
他们还搞了所谓“老干部让贤”的丑剧，实际是强迫交权，妄图用这个办法把老干部打倒的打倒，赶跑的赶跑。
彰武县大德公社党委书记王福廷解放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在大德工作十几年，是个冬天背粪筐，夏天拿锄板，农田建设扛锹头，深受群众拥护的好干部。
可是，“四人帮”的死党派到这里的“工作组”，却污蔑他是“只知道参加劳动，不知道抓阶级斗争”的“典型民主派”，是个“连一句新话都不会说的人”，多次找他谈话，办他的“让贤”班，硬是逼着他在“四人帮”的死党炮制的“社会主义大集”上“让贤”，交了权才算了事。
“四人帮”及其死党，这样横蛮地践踏党的干部路线，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妄图把革命干部一网打尽，是并不奇怪的，因为他们要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知道，毛主席为我们党培养的一大批经过考验的老中青干部，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革命干部队伍被摧毁之日，才是他们黄袍加身之时。
这就是他们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罪恶目的。
但是，历史证明，一切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派是注定要失败的。
正如华主席所说：“与人民为敌的，必定被人民打倒。”
随着“四人帮”及其死党的彻底垮台，他们疯狂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践踏党的干部路线，打击迫害革命干部的罪恶行径，正在被人民群众无情地揭发和批判。
他们的丑恶表演，完全证明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
栏目：党的生活实事求是
今年七月下旬，五四八三二部队五连七班代表本师参加军里举办的建制班军事比赛。
经过几个回合，最后剩下七班和兄弟师的一个班决赛，谁要获胜，就可以代表本军参加上级部队的军事表演。
决赛中，由于场地小，双方的靶子距离很近，在七班还没有将靠近对方的一个靶子打掉时，裁判员就宣布七班优胜。
回到宿舍，新战士小卞向班长杨吉锋反映，他的靶子当时还没打掉，裁判员可能没看清。
班长一听，觉得该向领导汇报。
有的同志认为这不是有意作假，是裁判失误，咱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就行了。
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主张实事求是，马上向领导报告。
班长杨吉锋并没有简单地作结论，而是先给大家讲了一个战斗故事。
他说：在连队荣立集体大功的沧州战斗中，我们五连担任夺取军桥的任务。
攻击开始，我军炮火摧毁了河对岸敌人的明碉暗堡，爆破手炸开了设置在桥上的铁丝栅栏，连长带领全连勇猛冲上军桥。
正在这时，桥头一个残堡里的敌人机枪突然复活了，子弹雨点般地射来，有的同志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上级当机立断，马上组织火力压制住敌人的机枪火力，全连乘机冲过军桥，消灭了敌人。
讲完这个故事，杨吉锋说：同志们想一想，平时我们漏掉一个靶子侥幸得了第一，战时如果漏掉敌人一个火力点，将出现什么后果？
我们隐瞒了这件事，败坏了我军优良作风，将来又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大家又认真地进行了一番议论。
最后，一致同意如实向上汇报，就连原来反对的同志也表示：宁丢第一，不丢好作风，假话不能讲，虚名不可图。
上级了解误判的情况以后，决定重新进行比赛，结果在比分很接近的情况下，七班获胜。
这件事，使全班受到了一次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深刻教育。
（本报通讯员）
作者：共产党员韩圣喜
单位：五二九七○部队
栏目：党的生活党内通信
编辑同志：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斗争中，许多机关党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健全了党的生活制度。
这有利于使党员增强党的观念，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但是，也有少数机关党组织存在着党不管党的现象，长期不上党课，不过党的组织生活。
他们说：机关里政治学习多，开会多，不必再另过党的生活。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它降低了对共产党员的要求，抹杀了党组织的先进性。
党章规定，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
机关干部党员当然不应例外。
机关里平常虽然学习时间多，会议多，但是这不能代替党组织的活动。
机关党组织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除了让党员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政治活动之外，还必须坚持党的组织活动，如支部大会、党小组生活会和党课教育等。
我建议机关党组织，结合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党的建设的罪行，进一步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制度，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关心并带头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五二九七○部队共产党员 韩圣喜
作者：战士胡胜桥
栏目：党的生活丰富多采的团日
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在五二八三八部队三机炮连火热地进行着。
又快到星期六团日了，这个团日活动怎样安排得更有意义呢？
团支部在考虑这件事。
正巧，回福建省莆田地区探家的团支部书记、副指导员刘珍水归队了。
他主动提出要用家乡人民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揭批材料上一次团课，对团员和青年进行活生生的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
为了讲好课，刘副指导员把在家乡耳闻目睹的具体材料作了分析整理，选了一些典型事例，写了讲课提纲。
他在讲课中集中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搞分田到户，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他说：我们家乡是个遭到“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县、社、队各级领导班子都受到迫害。
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领导给搞瘫痪了，大片集体的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分到了户。
小商小贩，自由买卖，投机倒把，迷信活动，到处泛滥。
坏人得势，好人受气。
我们大队原支委陈金明同志，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干革命的老干部，他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十一年被公社党委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在阶级敌人闹分田的时候，他勇敢地站出来抵制，竟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遭受打击。
分田单干的恶果极其严重。
有个贫农社员全家六口，家有病人，分得一块土地无力耕种，弄得没法维持生活。
讲到这里，刘副指导员愤怒地说，倘若让“四人帮”上了台，我们国家、我们劳动人民就会回到旧社会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所以，我们应该象当年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蒋介石、斗地主那样深揭狠批“四人帮”。
最后，刘副指导员又热情地介绍了英明领袖华主席率领我们粉碎“四人帮”以后，家乡革命和生产的新面貌。
这堂团课进一步激发了团员们对“四人帮”的刻骨仇恨，鼓舞了把揭批“四人帮”斗争进行到底的高昂斗志。
（战士胡胜桥）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大好，是大好，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即将过去的一九七七年，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英勇战斗，更加猛烈地冲击着旧的世界秩序。
以第二世界为主力军的国际反霸力量迅速壮大，一次又一次沉重地打击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整个世界风雷滚滚，凯歌阵阵，继续在激烈的动荡中前进。
守卫在东方反帝前哨的朝鲜人民，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为争取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而坚持斗争。
柬埔寨、越南、老挝人民在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后，积极巩固胜利成果，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
地处欧洲反霸重要位置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人民，不断地加强经济建设和国防力量，警惕地防备着大国的干涉和外来侵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迎着斗争风雨前进。
许多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等斗争中锻炼成长，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不断高涨。
埃及、苏丹、索马里怒逐新沙皇瘟神，扎伊尔痛击苏联雇佣军的入侵，安哥拉继续反抗社会殖民主义的血腥蹂躏，南部非洲连续向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进攻，使非洲大陆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战斗局面，大长了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志气，大灭了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
在亚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驱狼防虎”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各国人民采取种种措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不断挫败了超级大国的干涉、控制和扩张阴谋。
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同超级大国的经济垄断和剥削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在捍卫民族经济权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斗争中大大提高了思想觉悟，加强合作，互相支援，越来越明确地把斗争锋芒指向最危险的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显示了反帝反霸主力军的强大威力。
第二世界联合反霸趋势也在发展。
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和苏联的严重威胁，西欧国家纷纷加强防务措施，联合自强和反对绥靖思潮的呼声越来越高。
东欧国家对新沙皇殖民统治的不满和反抗继续增长，闹得克里姆林宫惊恐不安。
在东方，日本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的群众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
第二世界一些国家和第三世界扩大联系，增强了国际联合反霸的力量。
与世界人民为敌的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遭到了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的围攻，它们的侵略扩张计划一再受挫，但是，它们的掠夺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
苏美两家军备竞赛还在步步升级，争夺世界霸权愈演愈烈，战争因素正在明显增长。
到处伸手、处于攻势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成为当代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
世界人民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们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领导全国人民抓纲治国，大干快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我国政府和人民坚决遵照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增进团结，与第三世界和其他地区友好国家发展合作关系，为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作出了努力。
亿万愚公齐破立，五洲权霸共沉沦。
让我们满怀信心，鼓足干劲，同全世界人民一道，迎接新的战斗的一九七八年！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十二月十四日发表了朝鲜劳动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的新闻公报。
公报说，朝鲜劳动党五届十五中全会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举行。
会议是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主持下进行的。
公报说，全体会议讨论了即将提交第六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七年（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年）计划。
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洪成龙同志提出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七年计划草案的报告。
公报说：“在全体会议上，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作了在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七年计划中成为纲领性指针的重要结论。”
公报说，全体会议上还讨论了组织问题。
全体会议通过了相应的决定。
栏目：要闻简报
巴基斯坦政府首脑齐亚·哈克将军到达上海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政府首脑齐亚·哈克上将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乘专机到达上海。
齐亚·哈克将军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我国进行非正式友好访问，原定十四日下午到达北京。
因天气的原因，现先到上海进行参观访问。
到机场欢迎齐亚·哈克将军和夫人等巴基斯坦贵宾的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彭冲、副主任赵行志等。
外交部长黄华和何理良同志，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维钊和张颖同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十四日晚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欢迎齐亚·哈克将军和夫人等巴基斯坦贵宾来我国访问。
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阿尔维的夫人，大使馆陆军武官夏菲准将和夫人，十四日晚也专程从北京到达上海迎接齐亚·哈克将军和夫人。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挪威文版在挪威出版
奥斯陆消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挪威文版简装本已经出版，并在挪威全国开始发行。
据预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挪威文版精装本将在明年年初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挪威文版是由挪威十月出版社翻译和出版的。
陈永贵副总理访问柬埔寨磅逊市和西南地区
金边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由柬共中央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陪同，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对磅逊市和西南大区进行了友好访问。
陪同访问的还有：柬共中央常委、政府副总理英萨利和温威以及卫生部长秀臣。
陈永贵副总理在磅逊市和西南大区访问时，受到了当地领导人、广大群众和革命军指战员的热烈迎送。
（均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同志以及海军其他领导同志，十二月十三日带领参加海军第五次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九百多人，前往北京市大兴县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亦庄管理区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参加劳动。
这天，天刚蒙蒙亮，苏振华及海军领导同志和代表们一样，冒着严寒，坐着大车来到这个公社亦庄管理区的农田基本建设会战工地。
苏振华同志一到工地，兴致勃勃地察看了大面积整土治田的情况，接着，他就脱去大衣，挽起袖子，挥舞铁锨，和干部社员一起铲土装车，累得脸上直冒热汗。
苏振华同志一边紧张地劳动，一边利用劳动间隙，和当地干部、社员亲切地交谈，勉励大家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号召，大办农业，为祖国多作贡献。
会战工地上，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冲天干劲，鼓舞了参加劳动的海军各级领导同志和来自祖国海防前哨的代表们。
许多年过半百的老红军、老八路人老不服老，劲头格外足。
他们不顾寒冷，脱掉棉帽，解开棉衣，一会儿铲土，一会儿推车，你追我赶，累得满头大汗，贫下中农称赞他们没有丢掉当年老八路的好传统。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电 据南通社报道，南斯拉夫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多瑙—蒂萨—多瑙河水利系统中规模最大的工程——蒂萨河大坝落成典礼，十一月二十七日举行。
这个水利系统位于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境内，是一个用于灌溉、航运、渔业和为工业与居民区供水的综合水利系统。
它的建成将为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的一百万公顷土地解决排涝问题，并使五十万公顷以上的土地得到灌溉。
对南斯拉夫的整个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新华社广州电 一九七七年全国羽毛球比赛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七日在广州举行。
广东男队、上海女队分别获得成年组男女团体赛冠军；
上海男队、福建女队分别获得少年组男女团体冠军；
阎玉江（江苏）、徐蓉（江苏）分别获得男女单打冠军；
汤仙虎和林诗铨（福建）、高慧兰和谢乐平（福建）分别获得男女双打冠军。
参加这次比赛的有来自二十个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等单位的三百三十多名男女运动员。
团体赛于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举行。
这次团体赛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我国羽毛球运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各地运动员技术水平普遍提高较快。
据统计，参加这次成年组比赛的二百四十多名运动员中，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约占百分之七十四。
作者：徐如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