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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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一二四部队某炮营指挥连是一个新组建的连队，基础差，底子薄。
可是，他们认真学习硬六连，扎扎实实打基础，抓纲治军初见成效，大步跨进了先进行列。
连队看书学习坚持经常，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深入扎实，施工、训练等任务全部提前完成。
在上级举行的训练现场会上，他们一举夺得了五个第一名，三个第二名。
回顾一年来的斗争实践，指挥连干部战士有一个共同体会：只要真学，就能大变！
只要决心大 不怕基础差
今年年初，指挥连在讨论如何尽快建成硬六连式连队的时候，有的同志缺少信心地说：“尽快建校？
看看咱连的基础，抖抖咱连的家底，怎么快得起来？”
基础差，底子薄，能不能尽快建成硬六连式的连队？
干部战士学习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学习大庆、大寨和硬六连的先进事迹，受到了极大鼓舞，讨论得非常热烈：
“基础差，怕什么？
当年的大庆，百里荒原一片雪，有啥基础？
当年的大寨，七沟八梁一面坡，有什么家底？
还不是甩开膀子干出来的吗？”
“是嘛！
硬六连的基础好，那是他们鼓足干劲，一夯一夯打出来的。
不掏力气打，基础哪能牢？”
“我看哪，正因为咱们基础差，更需要真心实意学习硬六连。
在学硬六连的过程中，变基础差为基础好。
如果坐在那里，一心等基础好了再学，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基础好与不好，是相对的。
咱们连队刚组建不久，基础是不好。
可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家迸发了极大的革命热情，坚决响应华主席抓纲治国的伟大号召，一心想尽快建成硬六连式的连队，这个思想基础不是挺好吗？
关键不在原来的基础有多好，而在于是不是有雄心壮志。
只要真学，就能快上！”
要想基础牢 就得抓住纲
学习硬六连，努力打基础，这个决心下定了。
但是，究竟怎样才能把连队的基础真正打牢？
认识还不一致。
当时，连队接受了一项艰巨的施工任务。
有的同志说：“这倒是个好时机，应该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提前完成施工任务，闹个开门红，弄个好影响，给咱连队垫垫家底。”
大多数同志认为，要想基础牢，一定得抓纲。
不抓紧揭批“四人帮”，不分清路线是非，靠什么打基础？
打什么样的基础？
历史的经验证明，丢掉纲去打基础，不但基础打不牢，弄不好还会走邪路。
支委会经过讨论，也是这个意见。
施工开始，党支部在搞好专题教育的同时，又在施工中引导大家联系施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一件一件地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一步一步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一条一条地分清路线是非，使干部战士焕发了冲天的革命干劲。
当时天气冷，常下雨，干部战士甩掉棉衣，挥锹扬镐，大干苦战。
许多人的肩膀磨脱了皮，牙一咬，上！
许多人的手上磨起了泡，拳一握，干！
全连同志就是凭着这股拚劲，向困难进攻，向顽石开战，不但提前完成了施工任务，思想作风也得到了很大锻炼，在学习硬六连的战斗中，打了一个漂亮仗，受到了领导机关的表扬。
基础要打好 先看领夯人
指挥连党支部认为，要打好基础，关键在领夯人。
只有把干部队伍的思想基础打得很牢，才能带领全连同志把连队的基础打牢。
自从开展学习硬六连的群众运动以来，支委会“一班人”经常联系思想实际，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华主席的多次重要讲话，学习大庆、大寨和硬六连干部的先进事迹，开展忆苦思甜查斗志的活动，增强革命事业心。
“一班人”一门心思地领导全连，向着硬六连式连队的目标前进。
今年三月，连长徐忠的家属来部队住了一段时间。
事后，战士们算了一下，连长在家属来队期间，早操一次没缺，晚点名一次没缺，训练一次没缺，查铺查哨一次没缺。
今年五月，指导员杨承泽在部队结婚。
他白天照样跟班作业带头干，晚上还是备课到深夜。
副连长李明家，身体不大好。
但是，在训练中，战士身上有多少汗，李明家就有多少汗；
战士身上有多少泥，李明家就有多少泥。
战士们见李副连长一天比一天瘦了，都劝他以后别这么拚命干了。
他说：“打基础，不拿出硬六连那种拚命劲哪成？”
一次，他和架线排一起进行山地架线，由于过份劳累，昏倒了。
战士们把他抬回宿舍，在帮助他整理床铺时，才发现垫被底下压着几张住院介绍信和病假条。
战士们眼眶湿润了：“有这样的硬班子领头，还愁连队的基础打不牢吗！”
打一次夯 查一次夯印
干部战士打基础，打得猛，打得快，也打得实。
支委会“一班人”都是细心的领夯人，发现哪一夯没打严实，立即回过头来再打。
一次，炊事班参加营里举行的野炊考核，有个同志为了抢名次，在煤和柴上倒了些柴油，结果，比其他连队的炊事班提前做好了饭菜。
带队的党支部委员、一排长陈志荣发现了这件事，觉得这是打了一次虚夯，应该重打。
在评比大会上，他建议上级领导把他们评为最后一名。
回来后，又向党支部作了汇报。
党支部及时对全连进行了“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教育，学习硬六连实事求是的好作风，批判“四人帮”弄虚作假的罪行。
指导员还把床铺搬到炊事班，具体帮助他们分清是非界限，克服名利思想。
从此，连队干部战士都能丁是丁，卯是卯，不打虚夯，不迈虚步，建设真正过硬的硬六连式的连队。
一次，上级进行建制班军事比赛。
就在比赛开始之前，六班的一个战士外出归队了。
尽管在这次比赛的名单中没有这个战士，但连队仍决定让这个战士去。
这种从实战需要出发，实事求是的好作风，受到了上级的赞扬。
（孙晓兵）
作者：华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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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
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作者：唐忠详/韩飞/刘进湘/刘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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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广州部队某部高炮一连党支部，用全国各条战线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大好形势教育干部战士，推动学硬六连的群众运动胜利前进。
今年，是华主席提出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初见成效的一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各条战线捷报频传。
党支部为了使干部战士立足连队，放眼全国，广泛开展了听广播、读报纸、讲形势的活动。
每天报纸一来，战士们抢着看，有的还把各条战线深揭狠批“四人帮”，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的先进事迹摘录下来，激发自己大干快上的战斗豪情。
今年春夏，广东梅县地区遭到百年未有的大旱灾，连队奉命到这个地区执行人工降雨任务。
广大贫下中农落实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夺取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个丰收年的顽强战斗意志，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有的地方河水干了，干部和社员发出“抗旱抗到天低头，豁出命来保丰收”的豪迈誓言，他们日夜奋战打水井，千方百计找水源；
有的地方尽管是分水做饭，社员们还要把分到的水节约下来献给队里浇秧苗。
贫下中农大干苦干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们的革命斗志。
全连在干部少，炮手新，人员分散的情况下迎难而上，攻克一道道难关，获得人工降雨成功，帮助三个县基本解除了旱情，受到梅县地委和部队党委的表扬。
党支部在形势教育中还开展了读家信、赞家乡活动，对照全国人民大干了还要大干的革命精神，克服自满情绪，不断攀登新高峰。
十月中旬，上级机关在这个连进行年度训练考核，全连的专业科目取得了总评良好以上的成绩。
考核一结束，有的同志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
这时，六班长郭惠生收到在煤矿当工人的叔叔的来信，介绍了他们在粉碎“四人帮”后，开展夺煤大会战的情况。
从去年十月份起到今年十月份，月月都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指标。
在成绩面前，工人提出“革命加拚命，鼓劲再鼓劲，大战两个月，夺煤超四万”（月产四万吨）的战斗誓言。
党支部用这件事在全连进行教育，干部战士想到工人阶级取得成绩不自满，连续大干多贡献的革命精神，决心把在学硬六连运动中已经取得的成绩作为新起点，向新的目标前进。
全连同志在“大战六十天，苦练再苦练，创造新的优异成绩迎接五届人大胜利召开”的口号鼓舞下，鼓起更大革命干劲向创造硬六连式连队的目标前进。
（唐忠详、韩飞、刘进湘、刘士义）
作者：总政治部文化部理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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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中，那个安插在军队文化部门的亲信，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
此人野心勃勃，钻营成性，阴险狡诈。
多年来，他死心塌地卖身投靠“四人帮”，充当反军乱军的“纵火犯”，干下了大量罪恶勾当。
一九六六年参与江青、林彪合伙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是他；
一九七四年疯狂传播“三·五”黑讲话，狂叫“江青有权管军队”，并且在部队大搞“放火烧荒”的，是他；
一九七六年，为了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叫嚣“破除军队特殊论”，抛出写“军内走资派”反动口号，妄图把火烧向全军的，还是他！
总之，十年来，他紧跟着“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子，终于走向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为敌的道路。
从参与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起家
那个亲信口口声声说这个是“黑线人物”，那个是“黑线人物”，其实，他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黑线人物。
早在三十年代，当叛徒江青和特务张春桥飘零到上海十里洋场，大搞反共反人民罪恶勾当时，他也同时混迹于上海亭子间，作他们的应声虫。
混入我军后，他贪污腐化，道德败坏，屡犯错误，屡教不改。
解放后，他又成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卖力推行者，为毒草大开绿灯。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曾与人联名抛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悍然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伟大方针，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之后，他还直言不讳地说：“别看我写文章那么‘左’，其实我内心里真正欣赏的，还是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作品。”
言下之意，对无产阶级文艺毫无兴趣。
寥寥数语，可见一斑。
然而，这个黑线人物的起家，却是从他参与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开始的。
众所周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初露“峥嵘”，打着“请尊神”的旗号，窜入部队，同卖国贼林彪大搞反革命交易，结成阴谋联盟，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把建国十七年来的文艺，诬蔑为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这就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大搞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柱。
“四人帮”在军队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参与其事，一开始就异常卖劲。
当部队其他同志对江青的谬论表示异议，提出江青否定太多了，他马上为之辩护，说：“不能那么看”。
正因如此，江青一眼看中了他。
他在江青的指挥下，独自奔走于京沪之间，同陈伯达、张春桥勾勾搭搭，出谋献策，共同炮制出这个危害至深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他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刻”，投靠了江青、张春桥，充当了他们的鹰犬。
后来的事实证明：江青勾结林彪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他们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第一个严重步骤；
同时，也是那个亲信受到江青、张春桥赏识的开端。
“文艺黑线专政”论出笼后，林彪与江青推而广之，把十七年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说成一团漆黑；
把党政军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诬为“黑线人物”，施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但唯独对那个亲信却百倍关怀，江青曾几番出面保他，亲信对此感恩戴德。
文化大革命中对他的审查刚一结束，他便迫不及待地设法同江青恢复“关系”。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他给江青写信表忠，并附上一份所谓“检查”。
江青看后私下对死党于会泳等人说：“我想请一个人来作文化组副组长。
这个人很有本事，有水平，也有一定资格，他很能干，但也很厉害，可能与你们合不来。
这个人，现在我不告诉你们。
我还在考虑”。
这段话充分表明：那个亲信在江青心目中占有非同小可的地位，并且受到异乎寻常的器重。
那个亲信自己也是把参与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看作他飞黄腾达的重要政治资本，而且还在大庭广众之中自我吹嘘。
一九七四年三月，他在一次“放火烧荒”的会上，曾经洋洋得意地重提江青“第一次”把他“请”出来，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桩事，并且自命不凡地说：“听到江青说‘把你×××请来了’，这句话听了很熟悉，是第二次了。”
“这就是江青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把我找去了，我深深感到责任重大”。
这番妙语，半是神气十足的炫耀，半是为非作歹的招供，活脱脱地露出了一副奴才的丑相。
“放火烧荒”的凶犯
那个亲信第二次被江青“请出来”，是在“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大搞三箭齐发，妄图打倒周总理和一大批中央到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阴谋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的“非常时期”。
他充当了“放火烧荒”的罪恶凶手。
“四人帮”完全明白：篡党窃国，务必篡军。
为了实现反军篡军的狂妄野心，他们竟然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召开“动员大会”，指派党羽迟群和北京市那个女黑干将在会上宣读江青给全军的黑信，对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大搞突然袭击。
就在这时候，那个亲信以为时机已到，便急急忙忙再次给江青写信，肉麻地吹捧江青那封反军黑信“象一声春雷”，指明了“斗争大方向”。
还为江青提供乱军“炮弹”，作为他进一步效忠主子的晋见礼。
江青接读此信，立即批给“四人帮”同伙，借以在中央发难。
同年三月五日，江青伙同张春桥召见那个当时还没有职务的亲信，作了臭名昭著的“三·五”黑讲话。
江青一上来，就气势汹汹狂叫：“今天我是斗胆”，“把你×××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
恶毒诬蔑“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
公然指使那个亲信：“要放火烧荒”，“把权夺过来”。
他领受江青黑旨意后，得意忘形地窜回部队，急不可耐地私自召集会议，拚命传播江青黑话，猖狂叫嚷“江青有权管军队”，“我个人是希望江青来管军队”，扬言江青是他的“硬梆梆的红后台”，到处鼓吹“放火烧荒”，策动反革命夺权，叫嚣：“他们不敢奈何你们”，“不要怕担风险”，“这是中央精神”。
并且私设办公室，私整黑材料。
在短短的几天内，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放火烧荒”，范围一次比一次广，危害一次比一次大。
顿时，一股乱军反党的妖风，平地而起，在军内外造成严重恶果。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江青策动的这场乱军反党活动，当即严加痛斥和制止。
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在一封信中批判了江青大搞“三箭齐发”的倒行逆施。
江青一时慌了手脚，第二天下午在政治局会议上装聋作哑，胡说对那个亲信“不了解”。
当晚，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一起出动，在人大会堂东大厅找那个亲信“谈话”。
张春桥当面撒谎：“要你去夺军队文艺工作的权的问题，我没听到，你们听到么？”
死党于会泳等人马上回答：“没有听到，江青不可能讲这些话。”
那个亲信心领神会，顺水推舟：“可能是我听错了，记错了。”
诡计多端的张春桥立即指点他“回去好好想一想，写个东西”。
之后，那个亲信便按照主子的旨意，同于会泳等人经过一番密谋策划，连续抛出“五条检讨”、“六点更正声明”，演出了一幕包庇江青罪责的丑剧，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评。
江青策划的“放火烧荒”，被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扑灭了，那个亲信因而声名狼藉。
但是，他并没有由此接受教训。
四届人大前夕，“四人帮”正在加紧策划“组阁”阴谋时，江青又连续召见他，鼓励他“不要愁眉苦脸”，“挺起腰杆好好干”。
王、张、江、姚还倾巢而出，一起给他撑腰、打气。
这下子，他的反革命劲头又上来了，一会儿跑到某个文艺单位叫嚷：“火烧了一阵很快就冷了下来”，“这样下去就会犯方向路线错误”，“这种局面必须迅速改变”；
一会儿又召集来自全军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开会，继续散布“三·五”黑货，叫嚷军队反对样板戏和文化组的势力“比地方严重”，要敢于“反潮流”，妄图继续把火引向全军。
四届人大以后，“四人帮”“组阁”阴谋告吹，江青在住处对他说：如果别人“上了台”，“饶不了我，也饶不了你们”，“是要杀头的”。
他得了“底”，更是横下一条心，豁出命来干了。
一九七五年春，他一方面根据江青旨意，卖力参与对电影《创业》的反革命围剿，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
一方面又向窃踞总政主任要职不久的张春桥讨好卖乖，写信吹捧这个狗头军师是什么“完全可以信赖和衷心拥戴的领导人”。
摇尾乞怜，令人作呕。
时隔不久，张春桥就鬼鬼祟祟把他叫到住处，私下透露“让他管文化工作”，还“表扬”他“有能力，肯干”，并且嘱咐他要“谨慎”，不要“闯祸”。
他对此感激涕零，“泪水夺眶欲出”。
一九七五年七月，他正式窃取了部队文化工作大权，便马上写信“感谢”江青，表示一定不辜负江青的“希望”，决心向“四人帮”在国务院文化部的那几个党羽“学习”，“搞好部队文艺”。
江青看了自然满意，马上转给张春桥。
那个亲信苦心孤诣写这一封效忠信，表明他要跟“四人帮”死心塌地走下去了。
写“军内走资派”的策划者
那个亲信不仅能够非常合拍地踩着“四人帮”的鼓点跳，而且经常还有所“发明创造”。
他炮制的写“军内走资派”的反动口号，即是突出的一例。
一九七六年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疯狂反对华主席，恶毒陷害邓副主席，迅速地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张春桥、江青一伙经过密谋策划，肆意歪曲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述，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同时炮制了一个所谓写“走资派”的口号，大搞阴谋文艺，直接为其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
这个反革命口号抛出后，“四人帮”在文艺界的党羽们为了强制推行，便四处串连，八方点火，并且嚎叫：“要有个抛头颅洒热血的拚命精神”。
这个时候，“四人帮”安插在军队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又猖狂地跳了出来。
他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四人帮”定然稳坐天下，于是，跟得更紧，跳得更高，干得更欢了。
从一九七六年三月起，他通过开会传达，转发文件，发表演讲，下达“指示”等各种手段，狂热鼓吹所谓写“走资派”的黑货，煽动全军文艺工作者学习上海的“经验”，把这股阴谋文艺的妖风引进了部队。
与此同时，他加紧策划炮制反动影片《金钟长鸣》、《钢浇铁铸》，并且紧密勾结“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把鼓吹“第二武装”，攻击“四个现代化”的黑戏《冲锋向前》，搞成了写“走资派”的黑标本，并且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恶毒影射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
真是反动已极！
不仅如此，他还别出心裁地炮制了一个所谓写“军内走资派”的口号。
一九七六年四月，正当“四人帮”及其党羽疯狂叫嚷：“军内资产阶级比党内资产阶级更危险”，要警惕“朱可夫式的人物”，大肆进行反军乱军罪恶活动时，他阴谋炮制的反动口号写“军内走资派”也破笼而出了。
他上窜下跳，东奔西走，大吹特吹写所谓“穿军装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
他到处兜售张春桥“阶级关系新变动”论，狂吠：“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新特点”，就是“走资派在党内，在军内”，公然提出所谓写“军内走资派”是当前部队文艺创作的“新课题”、“首要任务”，煽动人们都来写。
这一反动口号出笼后，理所当然受到了广泛的抵制。
他为此大发雷霆，摆着一副要同全军广大指战员“对着干”的凶相，进行反扑，说什么：“有的说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要犯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纲上得不低呢。”
他还猖狂叫嚣必须大破“军队特殊论”，胡说：“不能说军队没有走资派，实际上出现过大家伙，有大家伙就有小家伙”，“写同军内走资派的斗争和写同地方走资派的斗争没有一道鸿沟”，“什么军队正面教育？
什么会不会搞乱军队？
什么走资派戴红领章行不行？
什么军队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不批倒特殊论，我们这个创作就搞不起来”，等等，等等。
他甚至对各级领导同志以及创作人员，百般施加压力，攻击领导“思想跟不上”，污蔑作者同“走资派”在思想感情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且威胁说：写“军内走资派”，是“长期的，你死我活的，尖锐的斗争”，“没有阻力是不可能的”。
叫嚷要破除“阻力”，扫除“障碍”，“不怕挨整”，“不怕打成反革命”。
杀气腾腾，凶相毕露。
他为写“军内走资派”这一口号，杜撰了一整套“新经验”。
他要写什么样的“军内走资派”呢？
概括起来有三条：一要“老”，二要“大”，三要“纯”。
所谓“老”，就是要写“老干部”，写“民主派”和“经验主义者”；
所谓“大”，就是要写“大家伙”，他说：“写小人物，犯小错误，这解决不了问题”，“权力越大，危险也越大”。
所谓“纯”，就是要写“纯粹的走资派”，不要“双料”、“三料”的走资派，即不要“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否则，就“没有抓住最本质的特征”。
说穿了，他要写的“军内走资派”，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和所谓“勤勤恳恳”、“清清白白”的“走资派”。
一句话，就是要把我们军队一大批革命老干部写成“民主派”、“走资派”，以便统统加以打倒。
可见，那个亲信抛出写“军内走资派”这个反军乱军阴谋文艺的口号，是为了借以继续在我军进行“放火烧荒”的又一个阴谋。
这个口号，和所谓写“党内走资派”的反动口号一样，都喊出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复仇心理和复辟愿望，妄图摧毁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
它们不仅要向社会主义革命反攻倒算，而且要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反攻倒算。
这是彻头彻尾的“还乡团”文艺。
为了推行所谓写“军内走资派”的反动口号，他几乎心力交瘁，使尽浑身解数：
他强令各大单位和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亲自召开“座谈会”，硬要逼着各级领导表态，并在报告上写进“首长的态度”，而后逐级上报。
他无理要求有关领导同志必须亲自抓“典型”，总结推广“经验”。
他甚至企图盗用领导机关的名义，向全军发出通知，准备立即召开全军性专题座谈会，以便掀起更大的写“军内走资派”的恶浪。
他还授意炮制电影剧本《千秋业》和话剧《千秋大业》等毒草，并且耳提面命，亲自坐阵督战，妄图以此作为写“军内走资派”的黑标本，为全军“积累经验”。
剧本打着歌颂部队老中青三结合的幌子，极力丑化、攻击我军老干部，把我军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比作“恶竹”，务必“斩尽杀绝”；
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四人帮”所请的“新生力量”，比作“新松”。
他在炮制毒草剧本过程中，还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攻击一九七五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反革命矛头指向敬爱的叶副主席和邓副主席。
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在他的鼓噪、煽动和强令下，一些作者或者被他假“左”真右的言词所迷惑，或者受他的行政手段所逼迫，创作一批所谓写“走资派”和“对着干”的剧本、小说、诗歌、美术等作品，在部队造成了很坏影响。
有一个名为《飞吧，年青的鹰》的毒草电影剧本，竟把一个副总参谋长写成了“军内走资派”，矛头直指中央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赶到了利用阴谋文艺继续“放火烧荒”的恶劣作用。
不难看出，在“四人帮”大搞阴谋文艺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分兵合击”中，他充当了“统领一路”的可耻角色。
点火于基层
那个亲信投入“四人帮”怀抱后，干了那么多坏事，所以当“四人帮”覆亡前猖狂一跳时，他也追随主子，孤注一掷，不间断地窜到基层，点火于连队，煽动部队同党中央“对着干”，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着干”，疯狂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妄图搞乱军队。
一九七六年间，他忽然一反常态，对部队基层文化工作大大发生兴趣。
他不辞劳苦，走南闯北，马不停蹄地到基层部队亲自主持召开几个文化工作“现场会”，大搞反军乱军阴谋活动。
“现场会”是张春桥直接批准和策划召开的。
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调逐步加快，“现场会”的温度也不断上升，调门也不断提高。
那个亲信的反军乱军的劲头越来越疯狂。
他在“现场会”上竭尽全力吹捧叛徒江青，拚命为她登基当女皇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九七六年二月，在确定召开“现场会”的同时，他就明确提出：要强调“学样板戏”和江青在农村抓的那个点的经验。
此后，他在现场会上一再肉麻地吹捧江青“培植”样板戏的“功劳”；
喋喋不休地吹嘘江青抓的那个“点”是什么“光辉的典型”、“一面红旗”。
他还把会议代表拉到清华大学和江青抓的那个“点”上去“参观学习”。
为了突出江青，他把第三个“现场会”的规模从原来一百人扩大到一百五十人；
把会议时间从原计划的一周改为半个月；
把会议内容从基层文化工作扩大到政治工作的许多方面，把参加会议的人员由文化部门的干部升格为领导干部。
他还挖空心思把江青抓的那个“点”的代表人物拉来参加会议，并给予破格接待。
这个人物在北京亲领江青旨意，在会上大肆放毒。
更有甚者，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那个亲信居然煽动几个所谓“顶风战士”给江青写信表示“慰问”。
还蛊惑人心地说：“我住得离江青近，经常见到她，可以当面交给她。”
他把信带回北京，又塞进自己的密信，一起呈给江青。
他在信中再次表示决不辜负江青的“希望”，并说这是他的“誓言”。
显然，他已经把最大的政治赌注，押在江青当女皇上了。
他在会上还大肆宣扬“对着干”的典型，为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推波助澜。
“四人帮”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他也不甘落后。
他大肆传播张春桥污蔑邓小平同志的鬼话，一再叫嚷要把每一个“现场会”开成攻击邓小平同志的“现场会”。
他特地从全军物色几个“对着干”的典型，怂恿他们在会上介绍“对着干”的经验，大肆兜售什么“常备军同国家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祸害’和‘寄生赘瘤’”，“要取消常备军，实行民兵制”的谬论；
而且提出：“右倾翻案风不仅地方有”，“军内也有”，要“千百万‘小人物’联合起来”，在各单位点起一把火，“‘大人物’就会象一头野牛”，被“火海烧死”。
对于这些为“四人帮”毁我长城，建立“第二武装”制造舆论的“典型报告”，那个亲信大加赞扬，胡说什么“把会议的纲提起来了”，还要代表们回去后“认真传达贯彻”。
很清楚，他的罪恶目的是，妄图借“现场会”点火基层，大搞“放火烧荒”，同党中央、中央军委“对着干”，打倒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
请看，那个亲信这时已经疯狂到何等地步了。
为了适应“四人帮”乱军篡党的需要，他在会上还竭力否定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妄图用江青在农村抓的那个点的所谓“新经验”取而代之。
北京部队某部二连是建连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积极开展连队革命文化活动的一个先进单位。
二连的经验材料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但是那个亲信看了很不满意。
因为材料突出了毛主席的《讲话》，而没有突出江青抓的那个“点”的经验。
他甚至明目张胆地说：“《讲话》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要从当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出发”，并且还要无中生有地去挖二连“对着干”的材料。
后来，在讨论“现场会”的总结时，他更是赤裸裸地提出：江青抓的那个“点”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总的，其他都在这个总的统帅之下”。
并且扬言学习江青抓的那个“点”的经验“涉及到政治工作各个方面，实际上是基层政治工作经验”，还说“现在强调光荣传统”“没有什么好处”，公然鼓吹要用江青的黑货来“统帅”我军的政治工作，否定毛主席几十年来为我军培育的光荣传统。
这就彻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狰狞面目。
毛主席逝世后，他以为“四人帮”的“新天朝”马上要确立了。
于是，他一面恶毒叫嚣：“从历史上看，每一个革命导师的逝世，就紧跟着有重大的斗争出现”；
一面在主子张春桥、王洪文的“大力支持”下，加紧策划在上海召开第四个“现场会”。
按照他的预想，这个所谓“图书工作现场会”，将大张旗鼓地介绍揪“军内资产阶级”的经验，和介绍批判军委领导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所谓经验，并且还要把妄图毁我长城的《千秋大业》和鼓吹“第二武装”的《冲锋向前》两个毒草戏带到上海，同“四人帮”在上海党羽炮制的《盛大的节日》进行反革命“会师”，以便掀起更大的反党乱军恶浪。
除此以外，他还策划让上海党羽介绍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经验，矛头直指华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但是，恰恰在张春桥批准召开这次“现场会”的墨汁未干时，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他没有迎来“四人帮”的“盛大的节日”，却听到了“末日的丧钟”。
这个恶贯满盈的“纵火犯”，到头来是他自己象“一条野牛”，被围困在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的“火海”中。
毁我长城者必自毁——这就是这个反军乱军“纵火犯”的可耻下场。
作者：沈空宣/顾维展
几个能说明问题的事实
怎样看政治处发挥的作用？
从下面几个事实能得到答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后，他们举办了六期读书班，组织部队掀起学习高潮。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们每个战役都先搞试点，以点带面，有计划、有检查、有总结。
抓飞行训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成效。
到十月底，全团飞行的一百四十七个飞行日，政治处每个飞行日都集中力量参加全过程，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工作，出飞行快报一百六十多期。
例如：八月十二日打地靶训练，开飞后，中队长张培宁、飞行员丁凯首批射击优秀。
飞机一落地，他们立即了解情况，出了《火箭射击，首战告捷》的快报，推广介绍经验；
后来，一个飞行员因违反规定，炮弹走火，便又出了一期《遵守规定，谨防走火》的评论，做好思想工作。
八月十三日又是一个飞行日，他们根据昨天的经验教训，写了《贯彻“两严”方针，确保飞行安全》的评论，要求大家严格遵守规定，提高训练质量。
当第一批三个飞行员打靶全优后，又写了《旗开得胜，乘胜前进》的快报，鼓舞了士气，保证了飞行训练顺利进行。
在学雷锋、硬六连的群众运动中，他们根据运动进展情况，进行五次思想发动，培养了十一个先进单位和十个先进个人。
不在办公室打转转
这个政治处的工作如此有成效，关键是作风深入扎实，不在办公室打转转。
过去，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政治处的同志上机场少，了解情况靠打电话。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们大揭“四人帮”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的罪行，大讲“四人帮”搞乱政工干部思想的恶果，进一步认识到，航空兵部队的大量时间，是在机场搞飞行训练；
政治机关要发挥作用，就必须把政治工作做到第一线。
他们规定：每个飞行日，政治处的同志要熟悉飞行日的任务、课目特点，保证三到四人参加飞行四个阶段的全过程，一名主任或副主任到场协助大队政委具体实施政治工作。
上半年，一、三大队改装新机种训练，政治处的同志整天在机场上，摸清飞行员的思想，有的放矢进行政治工作。
首先宣传大庆、大寨、雷锋、硬六连的革命精神，鼓舞大家树立敢飞、一定能飞出来的思想，然后，根据少数飞行员产生的“松、急、满”情绪，反复宣传党委关于“准备不好不飞，条件不够不放飞，质量不到不进行新课目”的意义和要求，适时进行思想教育。
不久前，机务一、二中队维护飞机时，政治处副主任刘兆兴发现有的机组在开展竞赛中，单纯赛时间，忽视质量，危及安全，便及时和机务大队干部研究，把单纯赛时间改成“赛质量、赛速度、赛安全”，使竞赛活动健康发展。
政治处的同志深入飞行现场做工作，归纳了四条好处：一是政治工作有了主动性，改变了以往蹲在办公室，情况不明、工作被动的局面；
二是政治工作有了针对性，问题抓得准了，“隔山炮”打得少了；
三是政治工作有了连续性，有的工作现场做，有的工作回来做，飞行日之间的工作连结起来做，飞行环扣环，政治工作也是环扣环；
四是政治工作有了群众性，呆在机关发动不了群众，到了机场，直接发动了连队政工干部，空勤地勤人员都做思想工作。
党委支持很重要
这个政治处工作活跃，是与党委的重视与支持分不开的。
主要有三点：
一是大力指导政治处工作的开展。
凡是应该政治处办的事，党委都提出目的和要求，检查督促落实；
凡重大政治运动，党委都和政治处一起制订方案，组织试点，指导运动健康开展，对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党委正副书记带头调查研究，抓紧抓好。
对于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如何深入的问题，党委也和政治处专门研究，领导同志并亲自上辅导课，推动了教育的深入开展。
二是认真提高政治处干部的工作能力。
政治处的同志深入机场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对飞行懂的不多，讲些外行话；
二是人少事多，加上业务不熟，影响政治工作的质量。
怎么办？
他们提出：要做“内行人”，不当“门外汉”，努力学习飞行大纲和条令中的有关条文，弄懂各个飞行课目的内容和要求，会订不同课目飞行日的政治工作计划，会搞飞行后思想、技术的总结。
政治处本身也提倡一专多能，要求对政治工作各项业务人人会做。
三是积极维护政治机关的威信。
党委首先强调政治处的同志要在各方面起表率作用，同时做好机关部门之间、机关连队之间的工作，及时听取连队对机关的意见，主动解决可能出现的矛盾。
对政治处在承办工作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党委主动出面，协同处理，使工作顺利开展。
党委最近对政治处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发现有时工作还不够深入，有的同志业务还不够熟练，有的问题指导还不够有力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解决办法，力求进一步发挥政治处的作用，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
（沈空宣、顾维展）
作者：于光明/樊华林/张升伦
“你们来采访我们连里的新人新事，我先要介绍一下咱连指导员杜春启。”
这是工程兵某部十六连战士向我们说的第一句话。
杜春启从一九五七年入伍以来，先后十四次调动工作。
无论哪一次调动，他都愉快服从；
无论调到哪一个岗位，他都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一九七四年，杜春启担任我们连的指导员。
全连干部数他资历长，可他却虚心向大家学习。
连长吕炳甲是一九六五年入伍的，搞训练、抓施工比较内行，指导员就虚心向连长学习、请教。
副指导员李永成是七三年入伍的，开始对工作不够大胆，指导员就和他互帮互学，积极支持他的工作。
指导员积极参加连队文化娱乐活动，他自编的快板书《红旗插上台湾岛》，每次晚会他都要上台说一遍。
有的同志跟他说：“这可是刻在你脑子里的节目啊！”
指导员听了后认真地说：“只要台湾不解放，我就一直说下去！”
指导员常给我们讲：“如果一个人丢掉了艰苦奋斗，就会忘本”。
记得有一次过节，不知是谁把肉皮扔掉了。
指导员发现后，将全连同志集合起来，讲自己的苦难家史和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奋斗事迹。
他说：“我们吃着米饭馒头，不能忘记过去咽糠菜；
欢度节日，不能忘记旧社会逃荒要饭”。
全连同志听了很受教育。
指导员对自己要求更是严格。
他的一床被子还是当战士时发的，补了二十多个补丁，现在仍然盖着。
他的一双鞋也穿了好多年，钉了又钉，补了又补。
指导员廉洁奉公，从来不利用职权谋私利。
他说：“公家的东西是国家的财产，一丝一毫都不能侵占。”
他的家属来队，哪怕从炊事班取一两盐、一棵葱，都按价付款。
有一次，他的小孩跑到厨房玩，炊事员给了几个馒头，他知道后，就主动到司务长那里付了粮票和钱。
指导员对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得很紧。
每逢新兵下连，老兵退伍，部队移防，工作变动，他都针对不同情况及时做思想工作。
他坚持查铺查哨制度，关心战士的生活疾苦。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在离连队六里多路的施工点上，执勤的三个同志在想：今晚指导员是不会来了。
恰恰这时，我们的指导员轻轻推门进来了。
平时，战士病了，他坚持送水送药，谁的家庭有了困难，他满腔热情地帮助解决。
有一次，战士黄大毛的母亲病重，当地买不到几种需要的药品。
指导员利用休假探亲的机会，为黄大毛的母亲买了药品寄来，使黄大毛深受感动。
指导员热爱连队胜过自己的家。
连队长年住山沟，而他的家在大城市。
他爱人几次对他说：你入伍二十来年了，家里有实际困难，你打个报告要求转业回家吧！
指导员却说：“咱应该时刻想着大多数人的利益，现在党需要我在部队，就应该安心在部队工作，把连队建设好，家庭问题再大，与革命利益相比也是小事！”
他还和爱人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弄懂个人利益要服从革命利益的道理。
（于光明、樊华林、张升伦）
作者：董理忠
作者：蒋旭升
本报讯 五二八二五部队党委成员在学雷锋、学硬六连的群众运动中，深入连队，言传身教，积极帮助指导员保持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今年五月，这个部队党委对学雷锋、学硬六连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运动的形势发展很好。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流毒影响，部分连队指导员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缺乏了解，对政治工作的原则、任务、方法和指导员的职责比较生疏，基层的政治工作显得薄弱。
部队党委感到，帮助连队指导员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是当前部队建设的迫切需要，是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他们深入连队，积极开展传帮带活动。
七连指导员刘根宝，是一九七○年入伍的青年干部，在工作中对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处理得不好，支部一度出现了不团结现象，影响了连队建设。
党委书记、政委张星桥，便打起背包来到七连，和刘根宝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他多次找刘根宝谈心，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党章，回顾连队党支部在抗美援朝的青石山战斗中，坚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夺取战斗胜利的经历，使他认清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
张政委还在实践中进行传帮带。
一次，七连准备树立一个典型班。
有的支委提出树立五班，有的主张树立三班，各说各的理，弄得刘指导员一时拿不定主意。
张政委就带着他深入三班和五班进行调查，广泛听取党团员和战士们的意见。
然后在支委会上介绍调查的情况，经过全面衡量，支委们很快统一了思想，一致同意树立五班。
这样，不仅树立起来的典型有说服力，而且使刘指导员学会了运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了支委会的团结。
党委常委、副部队长张学东来到执行生产任务的二连蹲点。
当时正逢插秧大忙季节。
指导员吕元亮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动员时只是强调干，而对群众的生活却关心不够。
张副部队长就给他讲只有把革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才能做好工作的道理，并帮助他在抓大干的同时，科学安排时间，兼顾战士们的休息和生活，使干部战士在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充沛的精力。
今年以来，这个部队的党委成员先后深入到连队蹲点、代职，积极开展传帮带活动，使连队指导员对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优良传统加深了理解，逐步学会做好连队政治工作的方法，从而加强了连队思想政治工作，部队建设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本报通讯员蒋旭升、本报记者）
作者：郭立业/王宗仁
总后勤部某汽车团九连司机汪龙兴等同志，驾驶着三十号汽车，在青藏线上安全行驶五十四万六千一百多公里无全车大修，把七百多吨物资运进西藏。
（本报十一月十六日一版消息中，把七百多吨误为七百万吨）最近，我们访问了汪龙兴和他的战友们，耳闻目睹，深受启发。
心红胆壮
一九七一年底，汪龙兴还是一个单独开车不到一年的新手，党支部决定把三十号车交给他。
当时，这台车已经行驶三十四万公里，发动机在本团修理连进行过一次大修。
车辆行驶到了晚期，技术状况逐渐下降，行车难度越来越大，保养车辆的担子更重了。
接车命令宣布以后，三十号车的第四任驾驶员张义谦领着汪龙兴来到车前，一件一件进行了交接。
末了他再三叮咛道：“汽车是咱驾驶员的无言战友，可要爱护好它，人吃点苦没啥，绝不能叫车受半点损失。”
话不多，份量重，寄托着老驾驶员对新手的殷切期望。
开始几次出车，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惠树彪就坐在汪龙兴的车上，他语重心长地说：“汪龙兴呀，你要记住，三十号车的来历不寻常。
一九六二年六月，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打破苏修的封锁，造出了这台‘争气车’。
老驾驶员曾开着它，在自卫反击作战中立过功，受过奖。
现在，党把这台车交到了你的手中，相信你能够开好这台‘光荣车’！”
惠连长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汪龙兴的心。
他对连长说：“请领导和同志们放心，党交给我千斤担，我就使出全身力量去承担。”
汪龙兴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帅手中的方向盘。
他的驾驶室既是工作间，又是学习室。
他随身带着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雷锋日记》，以及汽车驾驶、保养等技术书籍。
汪龙兴根据汽车部队分散、流动、整块时间少等特点，每次出车前都给自己订个学习小计划。
他发扬“钉子”精神，抓紧行车途中和到站后的点滴时间学习。
几年来，汪龙兴先后读完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和《法兰西内战》等马列著作，两次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五个月时间通读了一遍，并写下了一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他在笔记上这样写道：“雷锋说过：只要人听党的话，车子就会听人的话。
我要永远把这句话记在心窝。”
“一辈子当好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革命爱好车、管好车、开好车。”
脚踏实地
一个风沙弥漫的下午。
在风火山中两道河附近的沙滩上，印着一行行深深的脚印。
这脚印，就是汪龙兴为了给汽车找水踩下的。
原来，那天汪龙兴开车来到这里，水箱缺水了。
他赶忙提起水桶，不畏高原缺氧，顶着寒风去找淡水。
可是，此地是青藏线上有名的盐碱地区。
人吃了这种水肠胃容易发炎，给汽车加上也会使机件腐蚀，缩短使用年限。
茫茫沙滩，哪个水坑里有淡水？
只有亲口尝一尝才知道。
盐碱水涩得他嘴里发麻，他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在沙滩上找水。
天快黑时，他终于在一块岩石下找到了清清的淡水。
同志们热情地夸奖说：“汪龙兴的爱车思想真象石轱辘砸碾盘——实打实。”
实打实，这是汪龙兴的一贯作风。
有一天下午，他正在保养车时，连里叫他去开会。
他临走前，给副驾驶员邰家富交代，发动机缺点机油，别忘了加。
邰家富用机油尺一量油平面，发现只差几毫米，认为缺这么点儿，加不加没关系。
汪龙兴开会回来，来到车场检查，发现机油还是原样儿，便添上了所缺的油。
之后，他找到邰家富诚恳地说：“人为什么得胃病呢？
就是饮食上不注意。
给汽车加机油也和人吃饭一样，加多了，容易增加曲轴旋转的阻力，加少了又会烧瓦。
所以发动机里的机油平面始终要保持在规定的标准上。
多一点，少一点，都是对工作不负责的态度。”
邰家富听后深受教育。
汽车驾驶员都知道：发动机的各部机件经过一天的运转，磨下很多金属屑混入机油里。
为了保持机油的清洁，汽车上装有机油滤清器，对机油进行过滤。
因此，按规定要求每天行车后，要将粗滤器上的十字手柄转动两至三圈，以便刮掉滤片上的脏物。
别看这两三圈不费什么力气，有的司机却往往忽视它。
可是，汪龙兴开三十号车以来，六年如一日，从没有忘过。
一专多能
多年的开车实践给了汪龙兴一个深刻的教育：当一名驾驶员不能光会打方向盘，还应该象医生那样，车有了毛病能立即“诊断”和“治疗”。
如果光是会开不会修，车子抛了锚，干等修理工，在平时影响完成任务，到战时部队和武器弹药不能及时运往前方，就要贻误战机。
汪龙兴决心做到一专多能，既当好驾驶员，又当好修理工。
汽车上有三千八百六十多个零件，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原理。
汪龙兴为了做到件件心中有数，抽空就啃《汽车构造与保养》这本书。
他还主动提出担任全连车队的“收尾车”。
“收尾车”跑在全连几十台车的最后面，汽车上的各种各样的故障都可能遇到，这是在实践中学习修理技术的好机会。
去年一年，汪龙兴执行了十三次任务，当了七次“收尾车”。
现在，汪龙兴对车上的主要故障，基本上都可以排除。
一专多能，熟能生巧。
一次途中行车，汪龙兴突然发现加机油口突突的冒白烟，他经过观察和判断，是汽门冲了。
要修好它是一件比较复杂的工作，一般要修理工承担。
这时，有人赶来说：三十号车没有当过“蘑菇大王”，这回也要尝尝滋味了。
其实，汪龙兴心里有数，手下有功夫。
他打开了气缸盖，果真是第六缸排气门被烧坏，就从“节约包”里拿出一只准备好的排气门，经过细致的研磨，达到了不漏气的标准，很快装好。
前后不到两个小时，三十号车又在青藏公路上奔驰了。
锦上添花
青藏高原冬季漫长，气候寒冷，车内的机油很容易凝固，使车辆发动十分困难。
为了便于发动车，在高原上跑车的驾驶员都有个习惯：生火烤油箱底壳。
可是，汪龙兴在行车实践中经过观察、分析，发现用火烤车虽然有容易发动车的一面，但害大于利，火烤以后，机油变质失去了润滑作用，时间一长，会使瓦片上的钨金脱落，造成其它机件过早磨损。
这种方法在战时紧急情况下是可以采取的，但在平时却不宜采用。
因此，他始终坚持用手摇发动车。
即使在唐古拉山地区“风咬石头雪啃手”的季节，气温降到了零下四十来度，汪龙兴为了不使机件受损，照样顶着飞扬的大雪，摇车发动。
汪龙兴这种坚持不懈的革命毅力，受到了战友们的赞扬。
现在，他用手摇发动车的经验已逐步被人们认识，不少同志也照此办法做了。
青藏公路上，冬春雪茫茫，夏秋水汪汪，天阴下雪一地白，天晴雪化一路水。
在这样一条复杂的公路上跑车，怎样跑才能对车辆爱护得好呢？
汪龙兴在实践中摸到了一条规律，“坚持中速行驶”。
中速行驶的好处可多了：车跑起来轻而稳，发动机负荷小，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节约油料。
不管天气多么恶劣，不管路况多么复杂，也不管是跟车队行驶还是单独出车，汪龙兴都能自觉做到不开“飞车”。
高原风沙大，尘土多，沙土进入汽缸，会加快磨损。
三十号车的第一任驾驶员赵炳彦从人戴口罩上得到启发，用自己的津贴费买来纱布，给空气滤清器缝了个大“口罩”，大大减少了汽缸的磨损。
汪龙兴接过三十号车，也接过了前几任驾驶员爱车的好思想，好作风。
起初他也给车戴过一段时间的“口罩”，后来他想，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思考结果，他决定加强清洗工作。
按规定汽车每行驶两千公里需要清洗一次空气滤清器。
汪龙兴想，这是指的在一般情况下要这样做，但是高原风沙大，如果还按照两千公里清洗一次那就不够了。
于是，他就缩短清洗空气滤清器的时间，增加清洗次数，并且在每天出车前，都翻一次空气滤清器滤网，增强滤清作用。
这样一来，虽然空气滤清器不戴“口罩”了，可是比戴“口罩”还好。
同志们都这样说：“汪龙兴真是个爱车、管车、开车样样好的人！”
（郭立业、王宗仁）
作者：康昭荣/张隽生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搞好调查研究，并不是很难的。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个人得失时，能够大公无私，坚持实事求是，就不那么容易了。
沈阳部队某团政委李长江遇到的几件事，对我们很有启发。
在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面前——
不怕风险 坚持真理
去年九月，由“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策划和批准，由他们安插在军队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直接出马，在沈阳部队某团召开了向江青在农村抓的那个点学习的“观摩交流会”，并特地调来一台煽动“揪军内走资派”的毒草话剧《千秋大业》，强行给部队演出。
李政委看这出戏，越看越反感，越看越生气，不时地跟身边的同志嘀咕：“这戏真不象话，把我们部队的老干部说得一钱不值，啥用没有了。”
“战场上出生入死，忠心耿耿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反倒成了罪人了。”
“这样丑化人民军队，否定我军光荣传统，简直是放毒。”
演完戏，“四人帮”的那个亲信布置召开座谈会，以所谓征求意见为名，想得到人们的“赞扬”。
当时，有的同志耽心李政委在座谈会上提意见要“吃亏”，嘱咐他不要“冒炮”，提意见要“策略点”。
可是，李政委想的更多、更远。
他想到自己这个旧社会给地主放牛扛活的孤儿在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健康成长的经历；
想到入党那天自己立下的决心：生为人民生，死为革命死。
想到这些，他坚定地表示：那怕丢官，也一定要把意见提上去，任何人想丑化人民军队都不能允许！
在座谈会上，他毫不隐讳地说：“《千秋大业》打着‘老中青’三结合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戏里表现的老干部，在我们军队里根本没有。
这样糟蹋老干部，丑化人民军队，还承认不承认我军在毛主席领导下成长壮大的历史？
我看这戏是大毒草。”
李政委的尖锐批判，代表了广大指战员的心声，使这个本想听到赞扬声的座谈会，变成了批判会。
李长江同志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敢于旗帜鲜明地指出话剧《千秋大业》是大毒草，这在当时来说，是冒着被“四人帮”打击陷害的风险的。
这种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同那种私心重重、看风使舵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事实证明，能不能立党为公，是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前提。
在自己抓的典型出了问题的时候——
不图虚名 自觉揭短
具有历史荣誉的七连，近几年一直是团党委抓的点。
今年，团党委又分工李政委和杜团长抓七连。
他俩轮流蹲在七连，狠抓学习硬六连的群众运动，使七连在军事技术、战斗作风、完成任务等方面越来越过硬，群众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很活跃。
许多同志认为，团首长亲自抓的点步子迈的就是大，年终一定能评上先进单位。
正在这时，有人反映七连的两名干部去年在外出和探家时犯了错误，其中一名由于汇报了假情况，还把他的错误当成好事宣扬过。
这个问题要不要揭露？
揭露后会不会影响七连评先进？
李政委认为，事情虽然出在去年，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说明七连的政治思想工作还不深不实。
不揭露和解决这个矛盾，七连就不能进步，就是评上先进，其它连队也不会服气。
七连这个点虽然是自己抓的，但这是党的工作，不够先进就不评，不能图个人虚名，要把功夫下在扎扎实实全面培养上。
他把自己的想法跟团长一讲，俩人正好想到了一块。
于是，他们派专人到那个干部的家乡了解事实真象，在七连党支部进行整顿，对这两名干部的错误作了严肃处理，并在全团讲了七连的教训。
经过这次整顿，七连学硬六连的方向更明了，劲头更足了。
其它连队也普遍反映，团首长这样抓点，才是真学硬六连，我们服气。
能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抓的点、自己分管的工作，也是对一名领导干部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考验。
李长江同志对自己抓的点严格要求，不图个人虚名，正是毛主席提倡的那种“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的态度。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工作。
在自己批评下级批评错了的时候——
不爱面子 当众检讨
有一次，李政委听到一个反映，说二炮连连长有本位主义，分配给他们的砖他不要，擅自到团里拉好砖给本连盖房子。
这一天，李政委一出门，正好碰上二炮连从团部拉砖，就当着战士的面，很严厉地把连长批评了一顿。
事后一了解，原来分配给二炮连的砖确实不够用，他们到团部拉砖，是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
李政委认为，当着战士的面批评错了，就应该当着战士的面去认错。
于是，他来到二炮连，把全连集合起来，主动做了检讨。
他说：“我没有把事情弄清楚，就批评了你们连长，这是作风不深入的表现。
现在向同志们道歉，向你们连长道歉。
今后我要吸取这个教训……”没等他讲完，全连同志就对李政委这种有错就改、实事求是的作风报以热烈的掌声，连长更受感动。
领导干部知错认错，知错改错，只会提高威信，不会降低威信。
明知自己错了，怕丢面子，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从这里使我们得到一个启示：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虚荣心。
（康昭荣、张隽生）
本报讯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部队怎样联系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南京部队空军某师的做法是：
在深入揭批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四人帮”在本部队的流毒和影响。
这个师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在第十、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很好。
在这样的部队，“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怎样呢？
师、团（站）两级党委常委成员带领机关干部，深入部队调查了十一个基层党支部的情况，然后在师党委召开的团、站党委书记会议上，认真分析了形势，归纳“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主要表现有五个方面：一，“四人帮”炮制“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使有的人不能正确对待领导干部，影响了上下级关系。
二，“四人帮”搞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以帮划线，使有些人沾染了资产阶级派性。
三，“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使某些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削弱，不认真执行上级指示。
四，“四人帮”破坏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使有的同志说话、写报告、拍照片，弄虚作假，无中生有，损害了团结。
五，“四人帮”败坏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腐蚀部队，使有些人革命事业心不强，贪图安逸，伸手要待遇。
经过摆问题，列表现，谈危害，对大家触动很大，普遍感到，揭批“四人帮”，大有实际可联，一定要把“四人帮”批深批透，彻底肃清其流毒。
党委和机关带头，认真解决问题。
师司令部在师党委的领导下，紧密联系机关实际，发动群众从七个方面逐条研究肃清流毒的办法。
师政治部在前一段运动分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进一步联系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提高了路线觉悟，也为部队作出了样子。
某团还注意把打第三战役和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结合起来。
在进行“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的专题教育中，党委决心大，领导敢于抓，对部队受“四人帮”影响的几个典型事例，进行路线分析，分清路线是非，肃清流毒影响，有力地加强了部队的组织纪律性。
栏目：要闻简报
西藏自治区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举行
西藏自治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二日在拉萨举行。
出席大会的七百零三名代表，包括藏、汉、门巴、珞巴、回、纳西、壮、蒙古、满等十三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的代表占百分之七十八点四。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任荣当选为革委会主任，天宝（藏族）、阿沛·阿旺晋美（藏族）、杨东生（藏族）、郭锡兰、巴桑（藏族、女）、热地（藏族）、杨宗欣、牛瑞騆、洛桑慈诚（藏族）、乔加钦当选为革委会副主任。
大会选出了西藏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任荣同志代表上届革委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
河北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
河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三日在石家庄市举行。
出席大会的一千三百五十一名代表，经过充分的协商酝酿，选举出新的一届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刘子厚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马辉、王金山、吕玉兰（女）、郭志、刘英、张承先、王桂华（女）、朱理治、兰凯民、岳宗泰、洪毅当选为省革委会副主任。
刘子厚同志代表上届省革命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会议在沈阳举行
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会议最近在沈阳举行。
会议在深入揭批“四人帮”，总结工作、交流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规划，要求北方十六省、市、自治区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对防治地方病工作的领导，为尽快控制和消灭北方地方病，保障人民健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组长李德生主持会议并讲了话。
他指出，为了尽快消灭地方病，早在一九六○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批准成立了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历次领导小组会议都是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召开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对防治地方病工作极其重视。
经党中央及时批准召开的这次领导小组会议，必将有力地推动北方防治地方病工作的大干快上。
（均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成都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电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首都郊区密云水库工地劳动的消息鼓舞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司令员吴克华，第二政委孔石泉，政委陈先瑞等负责同志，带领九千多名省直属机关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前往温江县杨柳河等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参加劳动。
十二月六日清晨，赵紫阳等负责同志来到温江县杨柳河工地后，立即挽起袖子同大家一起铲沙土、筛沙石。
许多老同志在劳动中不怕疲劳，坚持大干。
他们说，华主席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率领我们继续新的长征，我们要紧紧跟上。
在他们的带动下，整个工地上呈现出一派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新华社武汉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电 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学习华主席的榜样，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王平，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陈不显和省委、省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于十二月八日带领省直属机关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一千多人，到武昌县大桥公社和郑店公社参加平整土地的劳动。
他们一下交通车，就到工地上同社员一起大干起来，有的人铲土，有的人挑担。
一些跟随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长征的红军老战士，虽然都已年过六旬，满头银发，但挑担铲土，却是精神抖擞。
休息的时候，这些领导同志同武昌县委、郑店公社党委负责人以及一些大队的干部席地而坐，促膝谈心，就怎样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和社员收入分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华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首都郊区密云水库工地劳动的消息传来，给战斗在湖北省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的广大干部和社员以极大的鼓舞。
他们说，华主席工作那么忙，还抽出时间到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劳动，我们一定要用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实际行动响应华主席的号召。
新华社马德里电 西班牙劳动者革命组织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斗争》在最近一期登载一篇评论，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非洲侵略扩张的罪行。
这篇题为《对社会帝国主义在非洲扩张的沉重打击》的评论说，在“经济援助”和派“技术员”的幌子下，苏联在六十年代就开始干涉索马里内政，随后又扩大剥削这个国家的资源，并迫使索马里政府允许苏联在它的国家使用港口。
苏联还图谋破坏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以“扩大其势力范围和控制整个这个地区”。
这个事实导致了“索马里作出驱逐（苏联人）的强硬决定”。
评论强调说，“社会帝国主义在非洲之角这个重要战略地区谋求控制通向红海的一个通道的霸权主义欲望遭到了沉重打击，这一沉重打击在整个非洲大陆引起了反响。”
据新华社讯 圣保罗消息：巴西《圣保罗州报》十一月十五日发表的一篇社论说，中东和非洲之角“正在变成莫斯科帝国扩张主义遭受最惨重失败的舞台”。
社论回顾了埃及和苏丹相继驱逐苏联军事和外交人员的行动。
它说：现在轮到了索马里。
西亚德·巴雷将军的政府刚刚驱逐了俄国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取消了苏联使用其领土上的海空军基地的特权，并且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
社论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国家政府的上述行动“完全是以它们同俄国人打交道中取得的经验为基础的，这些经验使它们看清了苏联‘援助’的真实意图。”
社论最后指出，目前，莫斯科继续在“非洲之角”进行冒险性的赌博，使这个地区的不同民族使用俄国武器互相战斗，因为莫斯科估计，被战争搞得筋疲力尽的交战各方都必将落入它的帝国控制之中。
社论指出，但是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将“能向莫斯科表明，莫斯科的估计并不永远是正确的，它的扩张主义野心是会受到限制的”。
会议讨论了关于进一步研究和了解确立全民防御思想方面的情况，确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发展全民防御的方针问题以及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会议还讨论了有关战备和防卫的社会保障等重要问题。
据新华社香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电 亚洲足球联合会十二月十一日在香港举行特别大会，会议经过大多数与会代表团结协商，拒绝了国际足球联合会少数人的干涉，决定维持亚洲足联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作出的有关驱逐蒋帮和以色列以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两项决议。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十九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宋中和中国足球协会代表张千出席了会议。
中国足球协会代表张千在会上发言指出，中国足球协会认为亚洲足联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通过的两项决议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亚洲各国人民和运动员愿望的。
国际足联少数人妄图迫使亚洲足联取消这两项决议，是对亚洲事务的粗暴干涉。
张千对各国朋友对中国的一贯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千还指出，有个别代表认为亚洲足联的两项决议违反了国际足联章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违反章程的是国际足联而不是亚洲足联。
国际足联少数人鼓吹“两个中国”的恶劣作法违反了国际足联章程关于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协会的规定。
会议在亚洲足联第一副主席坎比兹·阿塔巴伊主持下，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通过了伊朗足球总会关于恢复中国在国际足联合法席位的提案；
同时要求国际足联修改会章，增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足联代表在国际足联的席位，以及增加上述三大洲在世界杯足球决赛中的队数。
据新华社东京电 年已九十岁的患病休养中的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委托他的夫人于十二月八日会见日本首相福田赳夫，面交了他在病床上口述的一封信，敦促福田首相迅速、果断地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信中说：“加深同中国的睦邻友好，同中国建立长远的紧密关系，建立互通有无的关系，对日本的前途以及亚洲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可缺少的。”
“为此，我认为，早日缔结充分体现日中联合声明精神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极为重要的。
缔结这个条约现在还是个悬案。”
片山哲曾在一九四七年六月至一九四八年二月任日本首相，一九五五年首次访问中国。
一九五六年，他同中岛健藏等发起成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并任会长，从一九六○年起任协会顾问。
片山先生从今年四月起因病重卧床不起。
但是，他在病床上经常同他的夫人菊枝谈论关于中国和日中友好的事情。
菊枝说：“我丈夫常说，希望能在活着的时候，亲眼看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据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电 汉城消息：南朝鲜各界群众七百多人十二月九日在汉城举行集会，愤怒谴责朴正熙集团镇压人民的罪行。
参加集会的有南朝鲜民主人士金大中的妻子、爱国诗人金芝河的母亲、南朝鲜前“总统”尹谱善夫妇以及汉城市的工人、青年学生和文化界人士。
与会者一致声讨朴正熙集团镇压人民的暴行，强烈要求立即无条件地释放被监禁的政治犯。
当天晚上，参加集会的人们举着火炬，高呼口号，进行了游行示威。
朴正熙集团十分惊慌，出动约五百名反动警察，阻止队伍前进，并进行镇压，逮捕了许多示威群众。
栏目：坚持武装斗争一定胜利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外事书记彼得·穆埃什哈恩格十一月三十日发表一项新闻公报说，在过去两个月内，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自由战士们加紧武装斗争，不断向敌人发动进攻，歼灭许多敌人。
公报说，十月九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自由战士们在西北地区的奥穆夸伏击了一支由六辆货车组成的敌军车队，摧毁货车两辆，打死敌军五名。
从十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自由战士在东北部的翁德维地区同敌军展开多次激烈战斗。
在战斗中，共打死敌军八十二人，打伤一百三十多人。
公报说，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深信，只要南非种族主义占领军仍然赖在纳米比亚，纳米比亚就不会有真正自由的政治活动。
公报说：“我们一分钟也不转移我们斗争的主要目标，即政治和武装斗争。”
（据新华社）
栏目：坚持武装斗争一定胜利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新闻和宣传部十二月一日在达累斯萨拉姆发表的战报说，今年十一月七日，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领导的解放部队在罗得西亚东部的冲佐地区用高射机枪击落罗得西亚飞机一架。
战报说，六月六日，解放部队袭击了东南战区盖扎尼地区的两个集中营，解放了数百名津巴布韦爱国者。
六月十二日，解放部队在袭击敌人营地时，打死七十名敌人。
（据新华社）
===== “不独立，毋宁死！”
-——记一个非洲战士的事迹
作者：范柏
栏目：坚持武装斗争一定胜利
据报道，一个英勇的南部非洲战士，在一次解放“战略村”战斗的危急时刻，为了祖国获得独立，高呼着“不独立，毋宁死！”
的口号，拉燃手榴弹导火索，扑向敌人机枪。
为了自由的战斗一打响，
战士们舍身忘死冲向前方；
殖民军伤的伤来亡的亡，
战斗的胜利即将在望。
突然，敌人机枪疯狂嘶叫，
瞬时，情况紧急异常；
一个青年战士奋勇当先，
迫近顽敌怒火冲出三千丈。
“不独立，毋宁死！”
这口号多么豪迈、响亮；
手榴弹导火索燃烧起来了，
“轰隆”一声，残敌和机枪被一起埋葬。
日月增光辉啊！
山河显得格外美丽、雄壮；
战士的鲜血没有白流，
看，鲜艳的红旗高高飘扬。
栏目：坚持武装斗争一定胜利
据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电台广播，新闻和国家安全部长阿拉里科·费尔南德斯最近宣布，今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一日，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军队在同西帝汶交界的波波纳罗地区打死二百一十名印度尼西亚入侵军。
他说，在过去六周内，印尼入侵军在波波纳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费尔南德斯说，十月底，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军队在帝力附近击伤一架印尼轻型飞机。
十一月七日，在比塔诺，七名印尼军被打死，许多敌人被打伤。
他说，敌人正加紧用飞机、军舰和大炮野蛮轰击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控制的地区。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东帝汶人民不断增强勇气，怀有必胜的信念。
（据新华社）
栏目：坚持武装斗争一定胜利
据叙利亚《十月日报》报道，巴勒斯坦突击队最近在约旦河西岸出击，打击以色列侵略军。
十一月二十七日，一支巴勒斯坦突击队在耶路撒冷附近的西迪雅各布移民点把一枚定时炸弹安放在以色列军队的一个商场内，炸死以色列军官两名，炸伤一名警卫兵。
商场部分建筑物被炸毁。
十一月二十八日，另一支巴勒斯坦突击队在以色列军队经常路过的贝特乌拉村附近的公路上炸毁一辆以色列运兵车，车上的敌人全部被炸死或炸伤。
（据新华社）
栏目：不忘虎狼在前
正当苏美两国大肆渲染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即将达成协议的时候，双方都在加紧进行新的战略导弹试验，竞相争夺核优势。
据路透社十二月四日报道，苏联正在建造一艘巨型潜艇，它能携带二十四枚多弹头导弹。
这种由潜艇发射的新式远程导弹SS—NX—18的射程大约为五千海里。
另据美联社十二月五日报道，苏联在十二月一日发射了一枚SS—NX—18型多弹头导弹。
这枚导弹显然是由苏联北部的白海上的一艘潜艇向太平洋北部地区发射的。
报道说，这是苏联在三十天内发射的第四枚SS—NX—18型导弹。
美国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十二月五日在卡纳维拉尔角发射了一枚射程为六千九百英里的三叉戟式多弹头导弹。
这是美国对这种导弹连续进行的第九次飞行试验。
报道说，美国准备建造十一艘三叉戟式潜艇和利用原来的海神式潜艇以携带这种导弹。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计划在一九七九年十月部署这种三叉戟式导弹。
（据新华社）
栏目：不忘虎狼在前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瑞典乌普萨拉地震研究所侦测到，十一月三十日，苏联在西伯利亚地区进行了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地下核爆炸。
同一天，美国能源部发言人宣布，美国也在十一月三十日记录到了苏联进行地下核爆炸的信号。
这是美国侦测到的苏联今年进行的第十一次地下核试验。
（据新华社）
栏目：不忘虎狼在前
日本报纸十二月一日援引防卫厅发表的消息说，十一月三十日中午，日本海上自卫队飞机发现在长崎县五岛列岛西方海面有六艘苏联军舰朝对马海峡方向移动。
日本派出飞机和护卫舰从空中和海上监视。
报道说，日本防卫厅认为，六艘苏联军舰联合行动是过去所没有过的。
这说明了“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战斗力最近一两年有了进一步增强”。
（据新华社）
栏目：不忘虎狼在前
最近，苏联先后向地中海增派六艘军舰。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苏联海军一艘新下水的装备有导弹的“卡拉”级巡洋舰十二月一日从黑海经过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向地中海。
这是最近苏联从黑海派往地中海的第六艘军舰。
十一月二十三日，苏联海军的一艘一万九千吨的“莫斯科”号直升飞机航空母舰，由一艘装备有导弹的驱逐舰和另一艘舰艇护航，也从黑海穿过土耳其海峡进入地中海。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