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利用和积极发展上海工业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彭冲
标志着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伟大里程碑的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英明领袖华主席号召全党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上海一千万人民热烈响应华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正满怀信心地去迎接新的战斗，夺取新的胜利。
上海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光荣城市。
解放后，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畸形发展城市，改造成为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现在，面临着党的十一大所提出的历史任务，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继续发挥上海这个沿海工业基地的作用，在国家生产建设中抢挑重担，急国家之所急，上国家之所需，抢时间，争速度，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一
解放前的上海，虽然号称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其实只是有些轻工业，重工业非常薄弱，钢的年产量只有几千吨，机械工业只能搞些修修配配，缺乏制造能力。
对于上海这样一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城市，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针？
要不要继续发展？
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科学地论证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批评了那种认为沿海工业容易遭受帝国主义袭击，应当停止发展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应该利用新的世界大战到来之前的和平时期，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
毛主席说：
“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在新的工业大部分摆在内地的前提下，“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
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毛主席的这一系列论述表明，沿海工业不仅必须充分利用，而且应该积极发展。
这样，就为上海的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充分利用和积极发展上海工业，是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上海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一样，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的同时，继续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开展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这些，都促进了上海工业的发展。
毛主席指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以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
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上海工业战线的情况来看，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已经改变。
但是，企业规模过小，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过于分散的状况还没有改变，这不利于采用先进技术，也不能很快地改变工业结构中轻重工业比例不协调的情况。
这种状态不改变，上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就不能被充分利用，工业就不能得到很好地发展。
为了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实行了行业经济改组。
经过改组，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数量增加，小型企业的数量减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过于分散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这种调整和改善，推动了工业结构的改造。
一方面，经过合并、扩建和少量的新建，大力发展了钢铁工业、化学工业、重型机器制造工业、汽车拖拉机制造工业、造船工业、电子仪表工业等重工业部门；
另一方面，对那些在上海集中过多的轻纺工业，经过裁并改合，技术改造，使这些行业既扩大了生产能力，又腾出大量人力、厂房，支援重工业和发展手表、照相机、电视机等新兴工业。
在实行经济改组的同时，大力开展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以实现工业的技术改造。
技术改造主要不是建设新厂或添置成套新设备，而是利用原有的厂房、机器，通过挖潜、革新、改造来实现的。
例如，纺织工业广大职工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二、三十年代的老机器的基础上，经过三次重大技术革新，使棉纺织工业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全行业的棉纱千锭时产量，从解放初期的十几公斤提高到现在的四十五公斤。
二十八年来，尽管整个棉纺业的纱锭设备减少了四分之一，职工减少了八分之一，但棉纱产量却增加了一点四倍。
上海的冶金工业，解放初只有几座第1次世界大战时从国外拆运来的小平炉，生产极为落后。
通过扩建、改建和新建若干个骨干企业，用了不多的投资，就使钢产量达到几百万吨。
现在一天的产量比解放前两年的产量还要多。
通过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原来的工业基础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生产潜力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工业结构有了重大的改变。
1949年到1976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十八点三倍；
原来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整个工业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所占的比重从百分之十三点六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三点四，形成了一个重工业和轻工业比较协调发展、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工业基地。
在充分利用和积极发展上海工业的过程中，增强了支持内地工业的力量。
二十多年来，上海为发展内地工业提供了大量的机器设备、资金和技术力量。
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6年，国家对上海的基本建设投资，仅占上海上缴给国家的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点六，上海为全国提供的积累，占同一时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九。
解放以来，上海还向外地输送了几十万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为外地培训了十多万青年艺徒。
这说明，毛主席关于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是适合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需要的。
二
上海工业的巨大成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取得的。
解放以来，上海工业先后受到刘少奇、林彪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
特别是
“四人帮”，他们盘踞上海十年，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千方百计要把上海搞成篡党夺权的基地，疯狂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竭力把上海工业纳入他们篡党夺权的轨道，给上海工业造成的破坏最严重，流毒最深广，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
要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必须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
毛主席指出：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
（《论十大关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
削弱或者取消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破坏国家统一计划，不仅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不可能紧密地相互支援，好好发展，还会使资本主义泛滥，社会主义经济瓦解。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极力反对中央对上海工业的集中统一领导。
他们把中央的集中领导和统一计划诬蔑为“条条专政”、“法西斯专政”。
他们自成系统，自立政策，另搞一套，大搞独立王国。
“四人帮”在上海工交战线上的一个余党，秉承黑主子的意旨，竟对一个工厂干部说：
“你们要听上海的，不要听北京的”。
陈阿大说得更露骨：
“吃上海的饭，就要给上海做事，不干地方的事，不给饭吃。”
他们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确定并多次催办的重大国防建设项目，一拖再拖，拒不上马。
同时，却擅自大搞什么“王洪文工程”、“江青工程”、“陈阿大工程”等等，使上海的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服务。
充分利用和积极发展上海工业，是为了更好地支援内地工业的发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服从于这一目的，上海应当在人力、物力、技术上积极支援内地工业的发展，并为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更多地生产那些技术难度大、品种质量要求高的国家急需产品。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却相反，他们采取“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对兄弟省市要求协作的项目，任意刁难，甚至以邻为壑，破坏外省市的工业建设。
张春桥恶毒地挑拨上海与外省市的关系，说什么“上海依靠外地，越来越靠不住，这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马天水对抗中央要在全国组织经济协作区的计划，说什么“我是不干。
搞起来，几个省都向你上海要东西，你给不给？”
陈阿大马上附和说：
“这是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干。”
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
上海没有矿山，不出煤，也不出石油。
轻工业原料和城市工业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副食品，也有相当大的部分需要兄弟省市供应。
可以这样说，离开了兄弟省市的支援，就不会有上海的今天和上海的明天。
全国支援上海，上海理所当然地也应支援内地和全国。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却把全民所有制的上海工业，看成是他们“帮”的私有财产。
他们开口一个“买卖”，闭口一个“赔本”，充分暴露了这伙阴谋家、野心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
“四人帮”那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仅搞乱了外地，而且也搞乱了上海，对上海工业的破坏也是严重的。
这几年，“四人帮”及其余党极力反对和破坏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搞了三个“不准”和五个“不要”，即：
不准学习和宣传大庆，不准参观大庆，不准交流学大庆经验；
不要岗位责任制，不要表彰先进，不要开展劳动竞赛，不要整顿劳动纪律，不要打击资本主义势力。
他们诬蔑广大工人和干部热心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是搞“唯生产力论”，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是搞“管、卡、压”，为国家增加积累是搞
“利润挂帅”。
他们用“民主派”、“走资派”、“既得利益者”、“臭老九”等帽子压到老干部、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头上，扼杀他们的积极性。
“四人帮”的这些倒行逆施，弄得干部不能好好抓生产，工程技术人员不能好好抓技术，工人不能好好劳动，很多工厂被搞得管理无制度，操作无规程，经济无核算，以致生产下降，成本上升，大大降低了工业发展的速度。
特别是“四人帮”加快其篡党夺权步伐的最近几年，上海工业战线基本建设投资和职工人数不断增加，而工业发展速度却每况愈下。
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从1970年的百分之十四点八，逐步下降到1976年的百分之二。
“四人帮”及其余党对上海工业的破坏，从上棉五厂的变化可见一斑。
这个厂本来是全国高产、优质、低消耗的典型，在全市棉纺织行业中一直享有“三十三棉的布、五棉的纱”的声誉。
可是，马天水秉承张春桥“抓一个克己复礼典型”的黑指示，诬蔑“五棉是复辟倒退的典型”，把一批革命干部当作“走资派”来整，把工人群众当作“走资派的社会基础”来打击，把一个好端端的厂搞得乌烟瘴气，以致原来用户抢着要的纱变成没人要的纱，1976年的上缴利润比1971年减少了二千多万元。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这个厂的干部和群众怀着第2次得解放的激动心情，豪迈地提出：
“抓纲治厂争上游，再叫五棉变先进”，短短几个月，人换思想厂换貌，棉纱单产达到了近几年来的最好水平，针织纱的质量又恢复了原来的声誉，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办成了上海市工业学大庆先进企业之一。
现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虽已被粉碎，但被他们搞乱了的路线是非还远未澄清。
为着进一步充分利用和积极发展上海工业，使上海工业在全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不但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工业建设问题上的流毒和影响。
三
我们怎样进一步充分利用和积极发展上海工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呢？
华主席指出：
“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总有一天要导致新的世界大战。
我们决心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把速度问题作为上海工业发展规划的一个核心问题，充分利用上海现有的基础和有利条件，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以最先进的技术装备，最好的技术、专业人才，更多的财政积累，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第1，必须高速度地发展基础工业，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努力发展高级、精密、尖端的产品，把上海建设成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基地。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工业要搞好轻工业，同时大力加快基础工业的发展，集中力量打几个高速度发展基础工业的歼灭战”。
遵照华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们设想，在1985年以前，集中力量把钢铁、石油化工、电子工业迅速搞上去，在产量上来一个较大的突破，在品种质量和生产技术上出现一个飞跃。
钢铁工业要加速技术改造，彻底改变这个行业的落后面貌，大力采用新技术，多炼优质合金钢，做到产量成倍上升，品种大幅度增加，使高温合金、精密合金、稀土金属、难熔金属等稀缺品种，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
石油化工要使石油资源的综合利用向纵深发展，到第6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全市有机化工原料中，石油化工产品的比重，将从目前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为国家节约大量的棉花、粮食、植物油和木材。
电子工业要抓好它的主体即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同时要狠抓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技术，进一步加强电子工业的基础，特别是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的生产。
工业、交通、基建、科研等部门以及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要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技术。
基础工业的高速度发展，将带动和促进其它工业的发展。
机械工业要为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提供大的、超大的、精密的和新颖的机械设备。
航空工业和造船工业要研制、生产大型客机和大型货轮、集装箱船、各种工程船。
我们要争取在第6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在1985年，使上海主要工业部门的品种和质量，相当一部分接近、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若干有基础的要超过世界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在加快重工业发展的同时，要搞好轻工业和手工业。
要努力改变轻纺工业的原料结构，扩大使用合成材料和轻质金属，积极发展用料省、质量高、造型新的产品。
手工业要继续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并注意发展传统产品。
这样，才能满足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需要，才能适应上海这个重要外贸基地出口外销日益增长的需要。
第2，必须更好地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不仅要使上海郊县提高农业机械化的水平和加速实现公社工业化，而且要为全国实现农业机械化作出贡献。
工业和农业是密切联系的两个物质生产部门。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
以先进的技术装备改造农业，促使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工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在进一步充分利用和积极发展上海工业的过程中，首先要把支农产品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要大力生产和向全国提供更多优质廉价的农业机械、化肥、高效低毒农药以及为农业服务的水利设备、电力设备、运输工具等等，为全国加速农业机械化、普及大寨县作贡献。
为了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需要上海搞什么品种，我们就上什么品种；
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
愈是工业发达的地方，愈是要重视发展农业。
按照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抓紧抓好郊区十个县的农业生产，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地不断地增产，对于保证上海工业发展和城市人口的生活改善，有着重要的意义。
上海郊区已经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今后还要继续提高机械化的水平，逐步向电子化、自动化的方向发展。
同时，对于郊区十个县实现公社工业化，要给以有力的帮助。
我们打算通过行业调整，把上海市区工业中一部分与农业生产有关或者可以在农村生产的产品生产，扩散到郊区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
1976年，上海郊区县、社、队企业一年的产值已相当于解放初整个上海的工业总产值。
郊区十个县的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上海郊县已从解放初的纯粹的农业县成长为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县。
被毛主席称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的社队企业，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社队工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使农村劳动力的潜力得到充分利用，增加社员群众的收入，为农业机械化提供大量资金，而且会壮大大队一级，特别是公社一级的经济力量，为人民公社从生产队基本所有制逐步地过渡到大队基本所有制和公社基本所有制创造物质条件。
第3，必须狠抓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上海的科学、教育事业搞上去，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基地。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科学来源于生产，又指导和推动生产的发展。
发展生产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增加劳动力，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列宁曾经指出：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
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使工农业生产现代化。
毛主席一贯重视发展科学技术。
华主席今年05月又及时地对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作出了重要指示，号召全党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一起抓。
上海有一支经过锻炼的、具有一定水平的科技队伍，有一批拥有一定物质技术基础的科研机构，有多年组织大协作攻关的经验，这些都是有利条件。
我们决心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的精神，花大力气把科学技术抓上去。
要把科研、高等院校、企业、群众性科技组织等四个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大协作，攻关键，攀高峰，在实践中，形成一批科学中心和新技术研究基地，造就一大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培养更多的技术革新能手和能工巧匠。
经过努力，到本世纪末，使上海在科学技术的主要领域，象在工业生产的品种、质量方面一样，多数接近、赶上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部分的要超过世界当时的水平。
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从教育入手，从中、小学抓起，办好重点学校，抓好教育质量，扩大研究生的培养，源源不断地向全市和全国输送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能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的专门人才。
第4，必须认真抓好城市的改造和建设。
这是进一步充分利用和积极发展上海工业的必要措施。
上海原来的城市建设，没有统一规划，畸形发展，很不合理。
解放后对上海城市的改造和建设花了不少气力，市容有了一定的改观。
但是，要根本改变面貌，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
今后，适应上海工业发展的需要，对城市的改造和建设必须加快步伐。
根据上海城市已经过大、不宜再扩大市区规模的实际情况，今后要加速建设郊区特别是远郊工业城镇。
对郊县的一些集镇，也要进行配套建设，逐步做到工业城镇星罗棋布，和市区相互配合，既有利于改善工业布局，又能缩小城乡差别。
通过有计划的调整，腾出市区土地，建造住宅，扩大绿化面积，使市区向园林化的方向发展，逐步改善全市人民的居住条件。
要逐步扩大集体福利事业。
积极搞好城市的副食品基地建设。
认真抓好蔬菜的生产和供应，推广机械化养猪养鸡，争取在三、五年内，基本解决猪肉、蛋和家禽、水产自给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抓住人民群众生活上的主要问题，切切实实地解决，使广大职工无后顾之忧，挽起袖子大干社会主义，为加快上海工业的前进步伐贡献力量。
在充分利用和积极发展上海工业的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上述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十分光荣的。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兄弟省市的大力协同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贯彻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而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1977年第12期）

动员全国人民为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
国务院决定召开第3次农业机械化会议
新华社1977年12月07日讯
在我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已进入三年决战的关键时刻，最近，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召开第3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进一步动员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争时间，抢速度，为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破坏农业机械化的罪行；
检查对中共中央有关加速农业机械化的文件的执行情况；
总结交流走我国自己农业机械化道路的经验；
落实1978年到1980年农业机械化的规划。
这次会议的召开，对实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愿，贯彻执行党的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我们党在农村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又一场伟大的革命，也是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一环。
早在1955年，正当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用二十五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号召“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在我国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毛主席又作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科学论断。
1966年，毛主席亲自提议、周总理直接领导，在湖北召开的第1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制订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规划，规定了地方“五小”工业产品自产自用的政策，研究了贯彻农机制造以地方为主、农机产品以中小型为主、农机购买以集体经济为主这个方针的具体措施，展开了农机工业的布局，推动了地方支农工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蓬勃发展。
1971年，华国锋同志主持召开的第2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总结了走我国自己农业机械化道路的经验。
会后，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速度加快了，工业支援农业的力量加强了，有了一批省、地、县自力更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经验。
现在，全国已有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能够生产从十几马力到一百马力的拖拉机。
从1965年到1976年，全国大中型拖拉机的产量，以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三的速度发展。
手扶拖拉机的生产发展得更快。
全国百分之九十七的县，都建立了农机修造厂。
全国机耕面积、机电排灌面积、每亩施用化肥的水平以及林、牧、副、渔各业的机械化，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由于“四人帮”疯狂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遭到严重损失，耽误了一些时间。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后，立即把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作为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重要部署，下了很大的决心，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使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很快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及其工作机构。
加强了对农业机械化的领导，用毛主席的思想和华主席的指示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使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伟大任务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造成一个广泛的、深入的群众运动。
许多省、市、自治区对农业机械化工作进行了总结和检查，修订了规划。
过去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现在都把农业机械化摆在重要位置上，省委第1书记亲自抓。
目前，这三个省，正在集中财力、物力，动员全省力量，组织协作和会战，重点突破，推动农业机械化大踏步前进。
目前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状况还很不平衡。
有些地方抓得很紧，有的地方并没有认真地抓。
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的同志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为什么有的地方能够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路线，机械化的步伐很快，而有的地方却放任自流，踏步不前？
为什么有的地方条件差，上得快，而有的地方条件好，却上不去？
为什么有些企业支农产品质量高、成本低，深受农民欢迎，而有些企业产品质量不好，引起农民不满？
为什么有的地方农业机械的完好率高，能很好地为农业服务，而有的地方却比较差？
为什么有的地方随着农业机械的增加，不断扩大机耕和灌溉面积，而有的地方反而下降？
为什么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以后，有的地方既增产又增收，而有的地方却增产不增收，甚至不增产不增收？
对于这些问题，都要从路线的高度，总结自己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做出认真的回答。
现在，离1980年只有三年时间了，任务紧迫艰巨，到了决战阶段。
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满怀信心，大鼓干劲，正在争时间，抢速度，决心要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以实际行动迎接第3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召开。

寿阳县农业生产高速度发展
全县粮食四年增长一倍半，今年总产量达两亿八千万斤
新华社太原1977年12月04日电 最近四年，中共山西省寿阳县委带领全县人民认真学大寨，迅速地发展了粮食生产。
今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两亿八千万斤，比1973年的一亿一千多万斤增长一倍半。
猪和油料作物的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
1973年全县养猪一万二千多头，今年除了已卖给国家两万五千多头肥猪以外，存栏猪还有十三万八千多头。
这个县向国家交售的粮食，1973年只有一千六百万斤，今年达到了一亿斤。
寿阳县与昔阳县相毗连，全县共有二十万人口，八十万亩耕地，气候比较冷，人称“冷寿阳”。
今年春天十万亩冬小麦中就有三万亩因受冻害严重而毁种了。
05月中旬到08月中旬，又长期阴雨，造成严重涝灾，有十几万亩玉米发生“湿斑病”。
但是，寿阳还是战胜了自然灾害，比去年多打了两千六百万斤粮食。
在1974年前的几年里，寿阳县化肥和农业机械不断增加，但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没有认真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粮食年产量长期达不到农业合作化时期一亿三千万斤的水平。
那时候，寿阳的群众说：
“方向路线抓不好，打了深井旱死苗，上了化肥长了草。”
最近几年，农业生产所以能高速度发展，就是因为寿阳县委在1974年初经过整顿以后，县委“一班人”带头学大寨，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调动了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1974年初，寿阳县委对全县干部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有一大批基层干部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曾经反复地受到打击，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对于这些干部，寿阳县委坚决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
寿阳县委还学习昔阳县的经验，连年通过整党整风，热情地教育和帮助犯了错误的干部到群众中去改正错误，要求他们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头批判修正主义、斗资本主义，不搞特殊化，不多吃多占。
对改正了错误的干部，县委信任他们，并且帮助他们积极地做好工作。
同时，县委对个别犯了错误而又屡教不改的干部，坚决采取了纪律措施。
这样，不仅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而且保持了大多数干部的稳定，对加速建成大寨县、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在发扬革命传统方面，寿阳县委“一班人”首先为全县人民做出了榜样。
他们不尚空谈，注重实践，埋头苦干。
1974年春天播种时，县委分片召开现场会，由几个从昔阳调来的县委常委亲自扶犁开沟、点籽、施肥，给参加现场会的生产队长示范，具体传授大寨的先进的种植经验。
县委常委人人下去蹲点，有两名常委还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
县委书记范喜凤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带领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今年年初到10月底，平均每人参加劳动的天数，县委常委为六十天，机关干部为七十五天，公社干部为一百三十五天。
生产大队干部从去年12月到今年09月底，平均每人劳动了二百八十天。
寿阳县委还十分关心群众生活，不仅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加了群众的口粮，而且对群众平常需要的小杂粮，过年过节的文化生活都精心进行安排。
寿阳县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另一条重要经验是，坚决煞住资本主义歪风，对破坏社会主义、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阶级敌人坚决予以打击，对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好干部和好社员及时予以表彰。
大干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多，捣乱破坏的人越来越少。
在县委领导下，农村人民公社认真整顿了财务管理工作。
通过整顿，保证了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保证了社会主义的财产和群众的劳动成果不被坏人非法侵吞，减少了浪费，降低了生产费用，从而使绝大多数生产大队做到了收入增加，分配兑现，公共积累迅速扩大，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准备了资金，为国家节约了资金。
今年的农业贷款就比去年少用了将近三分之一。
寿阳县委和各级党组织在对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中，特别注意用群众亲身的实践来教育群众，把这项工作搞活了，使全县干部和群众真正从亲身实践中提高了路线觉悟，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1974年和1975年，寿阳各个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时，都发动群众揭露了过去没有认真学大寨的问题和造成的恶果，算清了不学大寨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造成的损失帐。
今年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寿阳县委又具体总结出近几年寿阳学大寨所遇到的十二个问题，让大家联系实际一个一个地开展讨论，并对一些典型事例进行了解剖。
这样，就使全县人民对农业学大寨的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真正象大寨人那样大干起来。

毛主席语录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农业学大寨

潜力在群众之中
高速度发展农业的潜力在那里？
在群众之中。
只要把群众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能把土地的潜力发掘出来，在同样的条件下，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棉花和油料。
山西省寿阳县的实践再一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在1974年以前，这个县的农业机械和化肥每年都有增加，但农业一直徘徊不前，原因就是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1974年，县委经过整顿，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在四年中增长了一倍半。
寿阳县的实践还说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党的政策，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靠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真学大寨。
这些都做到了，群众就满意，就心情舒畅，就会真正挽起袖子大干了。
这些年来，“四人帮”疯狂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打击一切在农村埋头大干社会主义的人，千方百计破坏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破坏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和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制度，煽动坏人大刮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资本主义妖风，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农业要有一个高速度的发展，就要象大寨、昔阳那样，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联系农村实际，肃清“四害”流毒，落实党的政策，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解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
这样，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很快就会迸发出来，农业生产就能大上快上。

“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篡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西省教育局批判组
“两个估计”，是“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的产物。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在陈伯达反革命面目已被揭露，叛徒、卖国贼林彪叛国投敌前夕，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召开的。
“四人帮”在会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有预谋地利用批陈整风，另搞一套。
他们以“大批判开路”为名，全盘否定解放后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恶毒攻击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前进的教师队伍和十七年培养的学生。
“四人帮”在上海、辽宁、天津以及北京“两校”的余党、黑干将，在会上紧密配合，把他们捏造和歪曲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材料”抛出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大造反革命舆论。
他们还以“联系实际”为名，强令各省、市、自治区代表，“解剖”一两个所谓的“典型”，妄图搜集“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了学校领导权”和学校“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材料”。
因为我省参加会议的同志拿不出这样的“典型”，他们就恫吓说：
“不要为十七年黑线专政辩护！”
在当时，尽管参加那次会议的多数同志没有搞过教育，不了解教育战线的历史和实际情况。
但是，许多同志对“两个估计”都表示难以接受，并提出了不同看法。
迟群一伙就打棍子，扣帽子，以势压人，诬蔑这些同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声言要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使整个会议形成了只能说十七年坏，不能说十七年半句好话的局面。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对他们的罪恶阴谋所作的重要指示，严加封锁；
对周总理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所作的指示，百般诋毁。
可见，“两个估计”完全是“四人帮”利用他们窃取的那部分权力，欺上压下，大耍阴谋诡计，强加给那次会议的。
它是叛徒江青伙同林彪在1966年炮制的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发展；
同林彪反党集团当时躲在阴暗角落里炮制的那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是互相呼应的；
同后来那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是一脉相承的。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把十七年来的教育工作说得一团漆黑，全盘否定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充分暴露了他们一伙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右派的丑恶嘴脸。
教育战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线。
毛主席对教育工作十分重视，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制定了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教育战线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重大斗争。
通过这些斗争，不断地排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使教育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我省教育战线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解放前，我省老革命根据地就办起了许多学校。
这些学校以抗大为榜样，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
解放以后，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扬老区办学传统，对旧教育进行了有步骤的改革，十分重视发动广大师生积极参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反右派、人民公社化和“四清”等运动，加强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并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的试验。
我省大寨学校就是始终坚持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办学的一面红旗。
其他许多先进学校，如平定县红育口学校，武乡县西岭背学校，芮城县风陵渡中学等，在毛主席教育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也都取得了不同的成果。
在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解放前的山西，文化十分落后，工农及其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文盲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
我们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坚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力发展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特别是在山区，抓紧了小学教育的普及，大力扫除文盲，取得了巨大成绩。
到1965年，全省中小学生达到三百四十六万余人，比1949年增长了两倍半。
各级各类学校遍布城乡，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得到了上学的机会。
现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达到五百八十多万，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许多地方初步普及了初中教育，昔阳县和城市已开始普及高中教育，青壮年中大部分已摘掉了文盲帽子。
解放以来，我省学校向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建设人材，成为城乡三大革命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
事实证明，教育战线和其它战线一样，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
诚然，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在教育战线上确实存在着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对此，毛主席曾作过多次尖锐的批评。
比如，毛主席批判过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批判过某些不适当的考试方法，批判过某些课程搞烦琐哲学，等等。
但是，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
对此，毛主席曾多次加以肯定。
一直到1964年春节谈话时，毛主席在尖锐地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的同时，还明确地提出，我们“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参加的事业，成绩总是主要的、基本的，看问题要看到本质方面、主流方面。
否则就会犯错误，摔跟斗。
“四人帮”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形而上学猖獗，把本来属于次要性质的问题肆意夸大，说成是主流，是主导地位；
把本来是局部的问题，说成是全局的问题；
把本来是现象的问题，说成是本质的问题。
“四人帮”同胡风反革命集团，同资产阶级右派，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样，倒行逆施，必然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彻底破产，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教育战线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蓄意颠倒敌我，妄图打倒一切，在逻辑上是十分混乱的，在理论上是极其荒谬的，在政治上是反动透顶的。
从我省的情况看，通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整党整风，我们团结、教育、改造了广大知识分子，清除了一小撮坏人，确立和加强了党对学校的领导。
特别是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并向教育战线输送了几千名工农干部，进一步巩固了党在教育阵地的领导权。
解放以后，由于我们党向学校派了大批领导骨干，同时又培养了一大批新的干部，因此在教育战线上，同其它战线一样，形成了一套经过不同革命历史时期锻炼的干部队伍。
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党正因为有了这样一套干部，我们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我省翼城县的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前全县八十一所中小学的九十四名主要领导干部进行了分析。
在这些干部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占百分之三十七，解放后培养起来的占百分之六十三；
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七十；
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占百分之七十五。
这些干部在教育战线上作出了很大的成绩，至于教师队伍，从我省二十多万教师的情况分析，从旧社会过来的不到百分之十；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解放后我们党培养的。
事实证明，我们的教师队伍，经过党的多年培养教育，绝大多数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愿意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在世界观改造上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他们夜以继日辛勤工作，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作出了贡献。
“四人帮”强加在人民教师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统统推倒。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蓄意颠倒路线是非，诬蔑十七年是“黑线专政”，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指向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把广大干部都挂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上，统统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把广大知识分子都推在资产阶级一边，统统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改朝换代”，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
对于“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广大干部和教师一直进行抵制和斗争。
“四人帮”为了把教育战线作为“突破口”，以搞乱教育，搞乱全国，乱中篡权，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一直挥舞这两根“大棒”到处压人、打人。
1972年，教育战线广大师生遵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以便扭转“两个估计”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1973年、1974年，“四人帮”便以批林批孔为名，反扑过来，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推广黑经验，制造黑典型，大批所谓“复辟回潮”，大抓所谓“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指向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干部，指向教育战线的广大群众。
1975年，我们遵照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在全省提出“教育学大寨”的口号，着手对教育进行整顿。
这年年底，“四人帮”豢养的反革命小丑张铁生，抛出一份所谓
“新的答卷”，诬蔑整顿教育是“智育第1回潮”，并含沙射影地攻击大寨经验。
1976年02月，张铁生在“四人帮”和迟群的直接指使下，又窜到我省，进一步兜售“两个估计”黑货，胡说“教育战线的领导权至今没有解决”，公开宣扬“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狂叫要从上到下“动大手术”，而且要“一动到底”，“不留后遗症”，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同时，“四人帮”安插在教育部的一个黑干将和“两校”写作班子里的几个人，也相继到大寨、昔阳，鬼鬼祟祟地调查教育革命昔阳现场会的背景，妄图搜集诬陷周荣鑫同志的黑材料。
“四人帮”伸向山西的黑手，也唆使他们在教育战线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窜“两校”，跑铁岭，走朝农，奔上海，与“四人帮”频繁勾结。
他们恶毒攻击调整学校领导班子是“搞复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是“折中主义”，硬要省委承认“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大刮了右倾翻案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在太原市，“四人帮”的黑爪牙还极力煽动什么“工宣队要同党委对着干，不当投降派”，“群众要同领导对着干，不当驯服工具”，“学生要同教员对着干，不当小绵羊”，并提出工宣队要进驻党政机关，扬言姓“正”不姓“副”，非当第一把手不行。
晋阳上空一时乌云翻滚，学校受到破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要害就是要“改朝换代”。
英明领袖华主席率领我们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又揭露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
当前，我省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掀起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新高潮，决心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优秀科学家、教育家、人大常委会委员、科学院副院长、科技协会副主席
吴有训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华国锋主席送了花圈邓小平副主席也送了花圈
乌兰夫方毅余秋里聂荣臻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许德珩王震谷牧沈雁冰也送了花圈
邓小平副主席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参加追悼会乌兰夫主持追悼会方毅致悼词
新华社1977年12月07日讯
我国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吴有训，于1977年11月30日上午十时五十分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八十岁。
吴有训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英明领袖华主席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乌兰夫、方毅、余秋里、聂荣臻、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许德珩、王震、谷牧，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也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国防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乌兰夫、方毅、余秋里、阿沛·阿旺晋美、王震、谷牧，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参加了追悼会。
他们向吴有训同志的夫人王立芬及其子女表示亲切的慰问。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致悼词。
方毅同志在悼词中说：
“吴有训同志江西高安人。
早年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1926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南京中央大学校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解放后历任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代表，第2、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3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第1、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3、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吴有训同志是我国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
他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早在二十年代，他对证实康普顿效应，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以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刻苦钻研科学技术，认真传授知识，培养了大批科学建设人材，其中有些已成为中外知名的科学家。
全国解放后，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热烈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衷心拥护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大路线。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他精神焕发，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他遵照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教导，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严格要求自己，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努力改造世界观。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他一贯重视基础理论研究，重视科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爱护、培养青年科学工作者。
他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坚持工作，直到逝世前不久，还亲自到研究所检查工作，审阅我国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发展规划，注意发现优秀的科学人材。
吴有训副院长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声誉，受到我国广大科学教育工作者、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的尊敬。”
悼词说：
吴有训副院长的逝世，使我国科学教育界失去了一位老前辈，是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
我们悼念吴有训副院长，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精神，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科学、教育界人士，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吴有训同志的生前友好：
李昌、胡克实、蒋南翔、武衡、胡乔木、于光远、周培源、茅以升、黄家驷、裴丽生、严济慈、刘西尧、刘达、邓旭初、钱学森、朱光亚、罗青长、熊向晖、童小鹏、胡耀邦、姬鹏飞、吴庆彤、李金德、刘华清、王屏、秦力生、李建平、高登榜、郁文、童大林、邓述慧、甘重斗、赵东宛、岳志坚、贝时璋、华罗庚、张文裕、赵忠尧、童第周、苏子蘅、杨钟健、柳大纲、吴仲华、黄昆、何泽慧、顾功叙、高士其、张文佑、陈世骧、张大煜、陈宗基、葛庭燧、陈景润、白寿彝、罗叔章、季方、胡愈之、张孝骞、钟惠澜、刘伟、谢鑫鹤、陈维稷、吕正操、吕叔湘、沈其震、高富有、于立群等。
科学院的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了追悼会。
06日，乌兰夫、方毅、余秋里、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王震、谷牧等同志，前往医院向吴有训同志遗体告别。
吴有训同志病重期间，方毅同志等曾到他家里看望。
邓小平副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乌兰夫同志主持，方毅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记者摄
吴有训同志遗像新华社发（附图片）

优秀科学家、教育家、人大常委会委员、科学院副院长、科技协会副主席
吴有训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华国锋主席送了花圈邓小平副主席也送了花圈
乌兰夫方毅余秋里聂荣臻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许德珩王震谷牧沈雁冰也送了花圈
邓小平副主席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参加追悼会乌兰夫主持追悼会方毅致悼词
新华社1977年12月07日讯
我国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吴有训，于1977年11月30日上午十时五十分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八十岁。
吴有训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英明领袖华主席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乌兰夫、方毅、余秋里、聂荣臻、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许德珩、王震、谷牧，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也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国防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乌兰夫、方毅、余秋里、阿沛·阿旺晋美、王震、谷牧，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参加了追悼会。
他们向吴有训同志的夫人王立芬及其子女表示亲切的慰问。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致悼词。
方毅同志在悼词中说：
“吴有训同志江西高安人。
早年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1926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南京中央大学校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解放后历任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代表，第2、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3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第1、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3、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吴有训同志是我国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
他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早在二十年代，他对证实康普顿效应，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以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刻苦钻研科学技术，认真传授知识，培养了大批科学建设人材，其中有些已成为中外知名的科学家。
全国解放后，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热烈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衷心拥护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大路线。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他精神焕发，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他遵照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教导，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严格要求自己，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努力改造世界观。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他一贯重视基础理论研究，重视科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爱护、培养青年科学工作者。
他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坚持工作，直到逝世前不久，还亲自到研究所检查工作，审阅我国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发展规划，注意发现优秀的科学人材。
吴有训副院长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声誉，受到我国广大科学教育工作者、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的尊敬。”
悼词说：
吴有训副院长的逝世，使我国科学教育界失去了一位老前辈，是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
我们悼念吴有训副院长，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精神，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科学、教育界人士，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吴有训同志的生前友好：
李昌、胡克实、蒋南翔、武衡、胡乔木、于光远、周培源、茅以升、黄家驷、裴丽生、严济慈、刘西尧、刘达、邓旭初、钱学森、朱光亚、罗青长、熊向晖、童小鹏、胡耀邦、姬鹏飞、吴庆彤、李金德、刘华清、王屏、秦力生、李建平、高登榜、郁文、童大林、邓述慧、甘重斗、赵东宛、岳志坚、贝时璋、华罗庚、张文裕、赵忠尧、童第周、苏子蘅、杨钟健、柳大纲、吴仲华、黄昆、何泽慧、顾功叙、高士其、张文佑、陈世骧、张大煜、陈宗基、葛庭燧、陈景润、白寿彝、罗叔章、季方、胡愈之、张孝骞、钟惠澜、刘伟、谢鑫鹤、陈维稷、吕正操、吕叔湘、沈其震、高富有、于立群等。
科学院的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了追悼会。
06日，乌兰夫、方毅、余秋里、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王震、谷牧等同志，前往医院向吴有训同志遗体告别。
吴有训同志病重期间，方毅同志等曾到他家里看望。
邓小平副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乌兰夫同志主持，方毅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记者摄
吴有训同志遗像新华社发（附图片）

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必须肯定
河南科教工作会议代表痛斥“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罪行
据新华社郑州电
在河南省最近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会议上，来自全省各地教育战线的代表痛斥了“四人帮”否定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诬陷人民教师队伍的罪行。
代表们说，新中国诞生以后，党和人民政府立即着手对旧有学校的改造工作，河南省先后从人民解放军部队和党政部门抽调大批干部充实加强了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
1957年，全省教育战线的广大干部和教师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进一步纯洁了学校干部和教师队伍。
随着河南省大中小学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各级党委又陆续抽调一大批政治思想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干部，充实和加强了学校的领导工作。
以郑州市的六十所中学为例，担任主要领导工作的干部，大都是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他们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忠于党的事业，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在教育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贡献。
我们的各级各类学校，都是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代表们义正词严地指出，“四人帮”诬蔑党领导下的学校是什么“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是可耻的捏造，纯属无稽之谈。
代表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回忆大跃进年代，毛主席亲自为我国教育工作制定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引河南省广大干部和师生开展教育革命的情景。
1958年08月，毛主席视察天津大学时说：
河南省长葛县有一所中学，勤工俭学搞得好，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
毛主席的话，迅速传遍河南省教育战线。
全省各地学校广大师生迅速掀起了“学长葛”的热潮，逐步建立起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新体制，使教育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提高了教育质量。
这个铁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火一般炽烈的歌手
——纪念郑律成同志
刘白羽
郑律成同志逝世一周年了。
今天，当我一页一页阅读他亲手写的未完成的创作计划时，我无法抑制凝聚一年之久的悲恸，仰望长空，一阵阵歌声，如同一阵阵旋风，在我胸中回荡。
对于律成同志的回忆，把我带到辽阔的远方，带回悠远的过去。
我最初接触律成，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歌《延安颂》。
当时，千千万万青年人在抗日战争潮流冲激下，如同奔向太阳，奔到了延安。
延安的街头，旷野上，延河边，山山岭岭之间，到处人如海、歌如潮。
我首先听到非常喜爱的一支嘹亮动听的歌就是：
“啊！
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那时，人们从黑暗的旧中国，迈进光明的新世界，穿上草鞋，住进窑洞，吃着小米饭南瓜汤，可是，每人心中对这里的一切一切，都充满热爱、幸福之感，而这个歌正抒发出我们心底深处这种深厚的感情，因此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这个歌声。
有一天我参加一个晚会，见到一个瘦瘦的青年同志在台上放声高唱《延安颂》，他的声音是那样动人，有人指给我这就是作者郑律成本人，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认识了。
从那之后，几十年漫长的岁月，我们有时相聚，有时分离。
但我愈来愈深地理解律成同志是一个胸襟坦荡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忠诚无畏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一个有着火一样红心的好同志，正因为这些原因，他成为一位出色的无产阶级战斗歌手。
郑律成同志热爱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毛主席参加的一次晚会上，他亲自唱延安的颂歌，毛主席微笑着仔细地倾听着，我想那时他心中会充满多么深切的幸福啊！
到1970年，他身受着“四人帮”的压制和打击，但这却不能压制他心中那股敬爱毛主席的热潮。
他说：
“毛主席的诗词本身就是壮丽雄伟、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每首都是中国各个革命历史时代的最强音。”
他经历十几年艰辛劳动，满腔热情地精心谱写了毛主席全部诗词的乐曲。
他细心而工整地抄写下来，专门制作了一个封面烫金的皮套子，在07月01日党的生日前夕，亲手捧着送到中南海，献给毛主席。
他热爱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是他一生为革命而歌颂的又一巨大贡献。
当我回忆到这支战歌时，虽然他已离开我们，但我觉得他还活着，而且我感到我开始时的悲恸，对律成来说是不适合的，因为他是一个永远豪迈前进的人。
现在我心中响起这支歌，这支歌确如狂飚天落，旋卷整个艰难困苦而又英勇卓绝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英雄年代。
我们每一个解放军战士，就是高唱着：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排山倒海，冲锋向前，击败日寇，覆灭蒋家王朝，涤荡尽旧世界污泥浊水，捧献出光辉灿烂的新中国。
这首“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正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战斗的歌。
前几天晚上，我和我的老战友谈起了这支歌，我们立刻唱起来，我们正是唱着它穿过硝烟战火，现在唱起它，仿佛又回到那威武雄壮的往日。
我深深感到律成同志的生命并未结束，因为他的歌将他的生命延续到永久的未来，……
1951年初，鸭绿江南岸火光染红夜空。
在那艰辛历史关头，我和律成一道，冒着飞机轰炸，炮火袭击，在风雪交加的严寒之夜，偎依露宿在石岩之边，我们一直前进到汉城。
当时，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汉江南岸白云山展开一场激烈的保卫战。
战火的锤炼、胜利的鼓舞，激励着我和他的心。
律成同志跟我说：
“作一首歌给奋勇作战的同志们唱吧！”
他的话总是那样简朴而又那样热诚，于是我们就在炸弹爆炸声中合作写了一支歌。
然后由他亲自教唱，这支歌响遍正在鏖战的白云山火线上。
郑律成同志参加了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他是这样一个人：
他认识了真理就坚定不移、锲而不舍地去执行，因此他的创作一直是为当前革命斗争服务的，他的音乐艺术也确确实实推动了革命斗争胜利向前。
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少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烈火随时会从他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乐，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他的每一支歌都是他心中之火的闪光。
现在，我阅读他亲笔写的创作计划——交响乐《伟大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容概况，我不能忘记，最后一句是“万岁！
伟大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无法抑制我的热泪，读了1975年他给党组织写的一个报告。
他写道：
“今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四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他请求演出他创作的为毛主席诗词谱曲的交响合唱《长征路上》。
可是，他的请求，他的愿望怎能实现？
万恶的“四人帮”对一个火一般炽烈的无产阶级歌手，岂能容忍！
怎不迫害！
江青早就恶狠狠地说要批判《延安颂》了，我深知对于律成同志来说，十余年之久，群众听不到他的歌声，这是他心灵最大的创伤。
“四人帮”禁锢了群众之口，但是这些火热的歌却在人们心里唱呀！
因为这是战斗的歌，最美的歌。
我在纪念他时，不能不想到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那还是“四人帮”窃取部分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的时候，到象我这样所谓“黑线人物”家里来，是冒着风险的。
一个夜晚，有人敲门，门开处，我一下看到郑律成同志，我们又激动又高兴，握着手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们两人都已双鬓染上白霜了，他非常关切地问我身体怎么样？
至于他自己，他说身体很好，就是血压高一点。
他还是那样正直，他直率地谈到“四人帮”霸占的乐团，他说：
“我不到他们那里去！”
当时这一句铁铮铮的话是有千钧之重啊！
不过在谈话之中，我觉得他的心情和我一样都很沉重，但我又觉得他火热的热情还是充满全身。
他还鼓励我写点歌词由他来谱，可我怎么回答呢？
我们曾相约写一首金黛莱之歌，时隔二十余年，我并未忘记。
但这天夜晚我却无言以对。
在那时，我们能自由的歌唱吗！
？
我的家离他家很近，临别他诚挚地约我说：
“去吧，没关系！”
可是我没有去，因为我不愿给别人带去麻烦，来日方长，总有机会纵论畅谈吧！
“四人帮”粉碎后，我们都全力投入斗争洪流，更顾不上来往。
就在这样一天，我突然听到他竟离我们而去了。
我沉默地走着走着，悲恸欲绝。
我无法相信，这个“死”字怎么能跟他联系起来。
我没有去看他，这是我终生无法补救的遗憾！
遗憾！
我只能把我对郑律成同志的敬爱之情，在今天写在这里。
我相信郑律成同志用他的热血与生命写下的艺术创作：
“啊！
延安……”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将永远流传，因为它代表了那个震撼人心的伟大时代的声音。
更重要的原因是：
律成同志是火一般炽烈的人，他的歌是火一般炽烈的歌。
他一颗红心永远热爱党，热爱革命，热爱战斗。
就在他逝世之前，他还带病工作，彻夜不眠。
他谱写的最后一首歌是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歌曲，这时他的血压已很高，他支持不下去了，就俯在桌上歇一会儿，又写，终于写完了这个歌曲。
他还准备写一部歌颂敬爱的周总理的组歌和纪念建军五十周年的大型作品……。
可是，就在这时，他遽然病逝了。
他最后想写的作品虽未写出，但他整个一生是全部献给党了。
现在，我们在华主席领导之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是英雄的放声歌唱的时代，郑律成同志留给我们的歌，不也正是这个伟大时代的颂歌吗？
我相信只要热血在我们胸中奔腾，这歌声就将永远嘹亮震荡。

吉林农科院培育出一批优良作物品种
据新华社长春电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科研人员培育出一批适宜我国北方种植的优良作物品种，在吉林省大面积推广，生长良好，普遍增产。
这个单位的作物育种科研人员近几年来培育成功的玉米单交种“吉单一○一号”和玉米双交种“吉双三十三号”，在吉林省大面积推广，一般比当地原来的玉米品种增产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这种杂交玉米穗长粒大，品质良好，抗病性强。
水稻育种专家吴鸿元领导的水稻育种小组培育的“吉粳六○号”水稻，抗寒，抗病，耐肥，适应性广，米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较高，在通常的地力和肥力条件下，大面积种植一般亩产达九百多斤，高的达到一千多斤。

新疆发现一批两三千年前少数民族墓葬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新疆考古工作者不久前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城北郊的香宝宝古墓地，发现了一批两、三千年前的少数民族墓葬，获得了很多古代少数民族文物。
这一发掘成果，对研究我国新疆地区的古代历史，特别是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历史很有价值，同时也证明，活动在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这个地区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位于帕米尔高原，是古代“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去年和今年在那里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时，发现了一些新疆地区过去很少发现的奴隶殉葬墓。
有一座墓中埋有二人，一人居中仰卧，且用木框围起，骨架上及其周围放有陶器、铜镯、铁镯、铜牌、珠子等随葬品十余件，显然是墓主人；
而另一人则紧贴在墓壁上，俯首面向主人，肢体扭曲，极不自然，除一铁镯和两个铜耳环外，别无其他随葬品，显然是为墓主人殉葬的奴隶。
在另一个二人墓中，一人侧身屈肢，骨架完整，周围有陶器、木盘、珠子等随葬品；
另一人则在前人的脚下，不但无任何随葬品，而且其头骨被砍掉放在骨盆处，显然也是被杀殉的奴隶。
这批奴隶殉葬墓的发掘，对研究新疆地区奴隶社会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香宝宝古墓葬中的人头骨特征和随葬品中的装饰品，多具有我国少数民族的特点。
据考古科学工作者初步分析，其中一部分墓葬可能是我国古代羌族的遗存。
羌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
在古代，新疆南部一直到葱岭都有羌族活动。
1959年考古工作者就曾在新疆沙雅县发现过一枚“汉归义羌长印”。
羌族古时流行火葬习俗，现在居于四川西北黑水河畔的羌族人民，解放前即流行火葬和土葬等多种丧葬形式。
塔什库尔干香宝宝古墓反映的情况是和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考古学、民族学的材料相印证的。
两千年前，帕米尔一带有蒲犁、依耐、无雷、乌耗、休循、捐毒等小国。
公元前六十年，西汉王朝在古称“西域”的新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后，这些小国属“西域都护府”直接管辖。
古史记载：
当时西域五十多个国家的大小官吏如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目渠、当户、将、相圣侯、王，有三百七十多人都佩汉印绶。
在新疆发现的“汉归义羌长印”正是这一历史的一个物证。

晚稻赶超早稻加速粮食生产发展步伐
农林部召开南方水稻生产竞赛座谈会，交流经验，力争两三年内做到晚稻产量赶超早稻
据新华社长沙1977年12月06日电
农林部最近在湖南衡阳地区召开南方六个省（自治区）和十二个地区水稻生产竞赛座谈会，总结交流推广杂交水稻，实现晚稻产量赶上或超过早稻的经验，以加速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的步伐。
以双季稻为主的南方各省、市、自治区，除少数地区外，绝大多数地区晚稻产量低而不稳，增产潜力很大。
如果把这些晚稻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早稻现有的生产水平，晚稻总产量就可以增加三百多亿斤。
所以，在现阶段提出晚稻赶超早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次座谈会是继今年南方水稻生产会议后，开展水稻竞赛以来的第1次现场观摩会。
来自湖南、四川、广东、广西、江苏、江西六省（自治区）和衡阳、湘潭、常德、苏州、佛山、荆州、嘉兴、温江、玉林、桂林、九江、芜湖十二个地区的代表，参观了衡阳地区七县一市大面积平衡增产的现场，听取了湖南省、衡阳地区等单位晚稻产量赶超早稻的经验介绍，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坚定了晚稻产量赶超早稻的信心和决心。
会议分析了晚稻低产的原因，主要是有些领导思想上对晚稻生产不够重视，认为“早稻是大头，晚稻是搭头”；
晚稻生产“季节紧，肥料少，灾害多，品种不理想”，因此，存在着“能收多少算多少”的思想。
晚稻产量究竟能不能赶上或超过早稻？
湖南省和衡阳地区等先进单位通过实践，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以双季稻为主的湖南省，1975年，省委发出了“晚稻赶超早稻，早稻更高产”的号召。
两年来，广大干部、社员在夺取早稻丰收的同时，批判了“晚稻低产论”的形而上学思想，顶住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从组织上、物资供应上、技术上加强对晚稻生产的领导和支援，克服晚稻生产中的不利因素，收到了显著成效。
1974年，全省早、晚稻单产相差二百八十三斤，今年只相差一百多斤。
晚稻超早稻，必须大力发展杂交水稻。
近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杂交水稻早生快发，分蘖力强，穗大粒多，具有很强的增产优势，是突破晚稻低产这个薄弱环节的理想品种。
它不仅在单季稻为主的地区或高寒地区高产，而且在南方一部分省区作双季早稻、大部分地区作双季晚稻栽培也同样高产。
晚稻赶超早稻成绩显著的湖南省，是目前我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最大、发展最快的省。
1975年，全省杂交水稻面积只有一千多亩，1976年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亩，今年猛增到一千六百七十万亩，占今年全国杂交水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七。
衡阳地区三百五十万亩晚稻中，有百分之八十是杂交水稻。
他们发展杂交水稻的经验是：
一、认真贯彻华主席关于对杂交水稻一定要有个积极的态度的指示，做到书记动手全党抓，各行各业配合抓，业务部门专门抓，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推广杂交水稻中的问题。
二、自力更生搞好种子建设。
他们采取“县繁社育”、“四固定”（领导、技术人员、社员、基地固定）的办法，提高制种产量和种子纯度。
三、处理好早稻和晚稻的布局，解决早稻迟熟和晚稻适时插秧的矛盾，保证早稻、晚稻两季高产。
四、处理好杂交水稻和常规水稻的关系。
合理安排好劳动力、物力，保证杂交水稻和常规稻都能获得增产。
代表们在讨论持续深入开展水稻生产竞赛的问题时表示，要力争两、三年内做到晚稻赶超早稻，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作出贡献。

晚稻赶超早稻加速粮食生产发展步伐
农林部召开南方水稻生产竞赛座谈会，交流经验，力争两三年内做到晚稻产量赶超早稻
据新华社长沙1977年12月06日电
农林部最近在湖南衡阳地区召开南方六个省（自治区）和十二个地区水稻生产竞赛座谈会，总结交流推广杂交水稻，实现晚稻产量赶上或超过早稻的经验，以加速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的步伐。
以双季稻为主的南方各省、市、自治区，除少数地区外，绝大多数地区晚稻产量低而不稳，增产潜力很大。
如果把这些晚稻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早稻现有的生产水平，晚稻总产量就可以增加三百多亿斤。
所以，在现阶段提出晚稻赶超早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次座谈会是继今年南方水稻生产会议后，开展水稻竞赛以来的第1次现场观摩会。
来自湖南、四川、广东、广西、江苏、江西六省（自治区）和衡阳、湘潭、常德、苏州、佛山、荆州、嘉兴、温江、玉林、桂林、九江、芜湖十二个地区的代表，参观了衡阳地区七县一市大面积平衡增产的现场，听取了湖南省、衡阳地区等单位晚稻产量赶超早稻的经验介绍，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坚定了晚稻产量赶超早稻的信心和决心。
会议分析了晚稻低产的原因，主要是有些领导思想上对晚稻生产不够重视，认为“早稻是大头，晚稻是搭头”；
晚稻生产“季节紧，肥料少，灾害多，品种不理想”，因此，存在着“能收多少算多少”的思想。
晚稻产量究竟能不能赶上或超过早稻？
湖南省和衡阳地区等先进单位通过实践，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以双季稻为主的湖南省，1975年，省委发出了“晚稻赶超早稻，早稻更高产”的号召。
两年来，广大干部、社员在夺取早稻丰收的同时，批判了“晚稻低产论”的形而上学思想，顶住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从组织上、物资供应上、技术上加强对晚稻生产的领导和支援，克服晚稻生产中的不利因素，收到了显著成效。
1974年，全省早、晚稻单产相差二百八十三斤，今年只相差一百多斤。
晚稻超早稻，必须大力发展杂交水稻。
近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杂交水稻早生快发，分蘖力强，穗大粒多，具有很强的增产优势，是突破晚稻低产这个薄弱环节的理想品种。
它不仅在单季稻为主的地区或高寒地区高产，而且在南方一部分省区作双季早稻、大部分地区作双季晚稻栽培也同样高产。
晚稻赶超早稻成绩显著的湖南省，是目前我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最大、发展最快的省。
1975年，全省杂交水稻面积只有一千多亩，1976年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亩，今年猛增到一千六百七十万亩，占今年全国杂交水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七。
衡阳地区三百五十万亩晚稻中，有百分之八十是杂交水稻。
他们发展杂交水稻的经验是：
一、认真贯彻华主席关于对杂交水稻一定要有个积极的态度的指示，做到书记动手全党抓，各行各业配合抓，业务部门专门抓，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推广杂交水稻中的问题。
二、自力更生搞好种子建设。
他们采取“县繁社育”、“四固定”（领导、技术人员、社员、基地固定）的办法，提高制种产量和种子纯度。
三、处理好早稻和晚稻的布局，解决早稻迟熟和晚稻适时插秧的矛盾，保证早稻、晚稻两季高产。
四、处理好杂交水稻和常规水稻的关系。
合理安排好劳动力、物力，保证杂交水稻和常规稻都能获得增产。
代表们在讨论持续深入开展水稻生产竞赛的问题时表示，要力争两、三年内做到晚稻赶超早稻，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作出贡献。

江西突破农业徘徊的局面
全省粮食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政治斗争，改变了江西省近几年来农业徘徊不前的局面。
今年，全省粮食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油料、生猪和其他经济作物，样样增产。
江西省近几年来农业学大寨运动曾经两起两落：
1973年掀起高潮，1974年跌落下去；
1975年再次掀起高潮，1976年又跌落下去。
这样，就造成全省粮食平均亩产在六百多斤上下徘徊的局面。
这种状况是怎样造成的呢？
1974年和1976年，江西农村的广大干部、群众是迫切希望学好大寨，迅速把全省的农业生产搞上去，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的。
然而“四人帮”及其亲信为着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却大乱江西，闹得大家想学大寨学不成，想干社会主义干不了。
这一小撮歹徒把江西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打了下去，反而倒打一耙，恶毒诬蔑省委中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搞“复辟”“倒退”。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江西省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大打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揭开了江西农业徘徊不前的盖子，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1974年和1976年，围攻省委领导，层层揪斗干部，攻击学大寨是搞“唯生产力论”，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批资本主义是“矛头向下整群众”，到处扣帽子、打棒子，搞得大家不敢学大寨的，正是“四人帮”及其亲信。
揭开了盖子，挖到了祸根，分清了是非，干部和群众更加看准了：
要改变江西农业徘徊的局面，必须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
“四人帮”搞乱江西，靠的就是他们在江西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有黑后台王、张、江、姚的支持，破坏性极大。
省委今年抓纲治赣，首先坚决发动群众，粉碎这一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省委领导成员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混入省委内部的“四人帮”亲信和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端了出来。
一场粉碎“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人民战争，在全省城乡随之而起。
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很快土崩瓦解，其骨干陷于孤立。
发展农业的主要障碍扫除了，中共江西省委及时传达贯彻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组织七万多名干部奔赴农村，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发动群众大揭大批资本主义，狠狠打击一小撮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坚决制裁资本主义活动。
各级领导干部象当年搞土改一样，背着行李住到贫下中农家里，认真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把那些受到“四人帮”及其亲信排挤的、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土改时期的“根子”和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种子”找回来，重新树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顶梁柱”。
同时，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恢复和健全人民公社的各项经营管理制度，把“四人帮”搞乱了的东西一项项纠正过来，把分散或外流的劳动力集中和收回来。
堵了资本主义的路，调动了千百万社员群众为革命加速发展农业的巨大积极性，一个县与县、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全省广泛展开。
南城、进贤、都昌三县，去年是全省深受“四人帮”祸害的“重灾县”，今年，由于深揭狠批“四人帮”，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坚决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热火朝天地开展劳动竞赛，这几个县的农业生产都实现了“三超”：
晚稻超早稻、粮食总产超计划、超历史，变成了大干快上的“翻身县”。
在抓纲治赣，决心改变农业生产徘徊不前这种状况的斗争中，中共江西省委狠抓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和作风的整顿，教育大家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特别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努力做到蹲点、劳动“两过硬”，以带头苦干实干的精神，率领广大群众学大寨。
省委这样抓，效果显著。
赣抚平原上的丰城县，过去口喊要“县大贡献大”，实际是“县大贡献不大”。
今年，这个县的干部转变了作风。
春季，县、社、队三级书记上工地，带领十四万人大干一个月，开了一条五十多里长的大型排洪河道，为四十多万亩农田解除了洪涝威胁，过去七年没有办成的事很快办到了。
这个县今年仅晚稻一季就增产粮食近一亿斤。
群众总结说：
速度快不快，就看干部带。
江西省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成绩面前不骄傲。
他们根据全省三千多万亩农田大部分还不能高产稳产的现状，决心今冬明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目前，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上工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
他们按照规划，对山、水、田、林、路进行综合治理。
如今，已经完成的土石方工程量共计二亿二千多万方，为1975年同期的五倍。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王震副总理会见日本朋友
新华社1977年12月07日讯 王震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以原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大室孟为顾问、山本春一为团长、川田武雄为秘书长的日本原陆军士官学校“四十五期会”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我有关方面负责人有杨思德、孙平化、王晓云、金黎、单达圻等。
日本朋友在我国已经访问了北京、沈阳、抚顺，并将于日内去我国其它城市访问，然后回国。
王震副总理会见日本原陆军士官学校“四十五期会”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福建农田基本建设逐步展开
新华社福州1977年12月07日电 福建省冬季农田基本建设正在从北部山区向东南沿海逐步展开。
全省上工的劳动力已达一百六十多万人，动工工程一万多处。
今年，福建省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的特点是：
书记带头，群众积极性高。
平和县委领导成员分头深入到工地，实行现场指挥，带头大干苦干，鼓舞了群众的斗志，使各项工程的进度和质量都超过往年。
早安排，早动手，这是福建省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的又一特点。
在秋收前，各地通过调查研究，确定了主攻方向，安排了今冬明春的农田基本建设计划。
沿海受旱严重地区，秋收前还开展了打井活动，目前这些地区已掀起群众性的打井热潮。
仙游、福清、晋江、诏安、古田等县，去年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一些农田水利工程停工下马，有的未能如期完工，有的配套工程没有完成。
今年，这里的干部、群众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决心把被“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诏安县去年停工的十六个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在今年09月间就全部复工。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密云水库劳动并视察工作的鼓舞下，12月04日，中共福建省委第1书记廖志高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带领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和省、市机关干部六千五百多人，到福州市郊区工地参加劳动。
福建省福鼎县委领导成员深入生产第1线，指挥生产，参加劳动。
这是他们同社员一起脱粒晚稻。
新华社通讯员摄（附图片）

衡山县实现晚稻产量超早稻
据新华社长沙1977年12月06日电
打倒“四人帮”的第1年，湖南省衡山县就把“晚稻产量超早稻”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今年，这个县早稻获得丰收，晚稻单产和总产又都第1次超过了早稻。
全年粮食总产量创造了历史新纪录。
打倒“四人帮”，农业要快上。
衡山县委决心从抓晚稻生产入手把粮食产量搞上去。
他们认真分析了去年晚稻生产的情况，认为晚稻产量低，是因为秧苗弱、肥料少、管理差。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今年县委带领全县人民有的放矢地狠抓了增产措施。
一抓秧苗。
这是夺高产的根本。
今年，这个县百分之八十的晚稻种植了杂交水稻。
他们改“撒播”为“粒粒摆”。
插秧时，秧苗长得齐崭崭，绿茵茵，又壮又大。
二抓肥料。
这是增产的基础。
今年晚稻施的肥料比往年多。
三抓管理。
这是增产的关键。
在整个晚稻生长期间，各社队加强管理，一抓到底，保证晚稻正常生长。

黑龙江省粮食总产比去年增产一成多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黑龙江省今年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增长一成多。
目前，全省各地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满怀着丰收的喜悦，正在踊跃向国家交售新粮。
今年04月，华主席亲临黑龙江省视察，对深入揭批“四人帮”和加快发展农业的步伐作了重要指示，给全省干部和社员群众极大鼓舞。
省、地、县派出五万多名干部下乡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深入揭批“四人帮”。
同时整顿了基层领导班子，促使今年粮食比去年有较大幅度增产。
省国营农场总局所属的一百五十多个国营农场，深入揭批“四人帮”鼓吹的“国营农场只要抓好阶级斗争，颗粒不收也没关系”的反动谬论，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充分发挥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今年获得了更大的成绩，上交了大批商品粮，为国家做出了新贡献。

中日友好是历史潮流
中国新闻代表团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正是在这样美好的季节，中国新闻代表团于10月25日踏上了访问日本的旅途。
在飞机从上海飞往日本的途中，我们凭窗俯瞰，万顷东海，碧波荡漾。
没有多久，鹿儿岛就在望了。
用“一衣带水”来描述中日两国间的距离，真是最确切不过。
代表团刚刚踏上日本的国土，就受到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奥田敬和、情报文化局局长柳谷谦介、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滨野清吾和日中友协（正统）中央总部会长黑田寿男等几十位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
在访问期间，有数不清的朋友要同我们见面，我们也很想拜访更多的朋友。
因此，日本朋友说，我们的这次访问是“急行军式”的。
如果说我们的日程很紧张，那么外务省负责接待我们的几位先生就更紧张了。
当我们表示感谢的时候，他们说：
这是日本政府第1次接待中国的新闻代表团，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福田首相在百忙中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代表团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他说：
“日中两国是同乘一条船的命运共同体。”
的确，当前属于第2世界的日本和属于第3世界的中国在反霸问题上是有共同任务的。
前外相鸠山威一郎、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和参议院议长安井谦都分别会见了代表团。
鸠山前外相说：
“今年上半年统计，访华的日本人士已经超过一万，全年估计将超过两万。
双方互访人数的增加，表明日中关系的更加密切。”
保利议长说，他还没有在绿色的季节里访问过中国，很想在明年春天到中国访问。
他为华主席的就任和决心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热情地宴请了代表团。
总务会长江崎真澄、政调会长河本敏夫、官房长官园田直、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和日中议联会长滨野清吾等出席作陪。
滨野表示很想早一点吃上祝贺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红小豆饭。
他对五年前日中恢复邦交时，前外相大平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毅然决然发表的谈话表示赞扬。
我们代表团也表示，对大平先生那时的贡献是很钦佩的。
日本各在野党（宫本集团除外）分别举行宴会或茶会，热烈欢迎代表团。
在公明党宴会上，竹入义胜委员长热情洋溢地说：
“公明党力量虽小，但是，决心现在、将来、永远尽自己的力量为日中友好而奋斗。”
我们代表团对公明党过去为日中建交以及为促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反对“日韩大陆架协定”所作的努力表示敬意。
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在同代表团举行的恳谈茶会上说：
“目前，日本国民都在要求日中友好，希望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中国朋友指出日本政府‘光打雷，不下雨’，我们也有同感。
我们社会党的任务，就是要促成政府下雨，我们决心全党为此奋斗。”
成田说，1975年社会党第6次访华团同中日友协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历史证明这是正确的。
代表团团长张香山说，社会党浅沼委员长为了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为了日中友好而献出了宝贵生命，对此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75年成田委员长访华时，正是北京缺雨的时候，刚签订了社会党同中日友协的声明，就下了一场好雨，好象在祝贺我们的胜利。
今后我们同社会党一起，要继续为促进早日签订写明反霸条款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共同奋斗。
代表团还乘坐时速二百多公里的高速火车，到京都、奈良、大阪、广岛、名古屋进行友好访问，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盛情款待。
在火车上，我们到司机室参观，司机工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当我们参观京都府相乐郡大崎养鸡场时，大崎国平先生把代表团请到他的家里去作客，并把一本珍贵的村史送给了代表团。
当我们回到东京访问埼玉县江南村时，受到当地负责人的殷切招待，小岛先生打开了自己家里所有的房门，热情地款待我们。
11月05日，日本的一些政党和四十几个团体联合举行大型酒会，共同欢迎代表团。
四百多位新老朋友欢聚一堂，友好的气氛达到最高潮。
在日本访问的日日夜夜里，代表团的每个成员都深深地感到，今天中日友好的意愿如此强烈，绝不是偶然的。
那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同广大的日本各界朋友多年来辛勤努力的结果。
毛主席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教导我们说：
“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
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为中日友好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代表团访日期间，很多访问中国时见到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朋友，都深情地回忆那些珍贵的时刻。
他们对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对中国人民在华主席领导下，粉碎“四人帮”，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表示由衷的高兴。
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说，毛主席接见他时，他很想要一支雪茄烟。
当时如提出这个要求，他想毛主席一定会答应，那么这个礼物保存到今天就非常珍贵了。
奥田政务次官回忆访华时见到周总理的情景时说：
“印象强烈，至今不能忘怀。
当时周总理发表了即席讲话，一一回答了我们的提问，听起来非常悦耳，回来一读记录，真是一篇好文章。
象周总理那样精明的政治家，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两国的老一辈政治家为中日友好披荆斩棘、努力奋斗了二十多年，终于在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前首相田中角荣当时所作的决断，代表了日本人民的心愿。
目前，越来越多的日本朋友认识到，为了使日中两国子孙万代永远友好下去，应该在日中联合声明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早日缔结写明反霸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这不仅符合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亚洲和世界人民团结反霸的利益。

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副主席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12月06日电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贝里斯拉夫·舍费尔，12月05日接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张海峰。
接见时，舍费尔副主席同张海峰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总理重申独立决心
新华社乔治敦1977年12月04日电 巴斯特尔消息：
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总理罗伯特·布雷德肖11月底重申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无论如何要在1978年实现独立。
布雷德肖总理在接见记者时坚定地说：
“我们必须作出某些安排。
我们不能允许独立的问题拖过明年。”
在谈到圣基茨—尼维斯与安圭拉之间存在的某些分离状态时，他说，“我们正在寻求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
但是，“政府已决心寻找一条道路，使这个三岛组成的国家独立。”
执政的劳动党早在1971年初的宣言中就清楚地阐明了要求独立的决心。
这以后，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政府和人民不断地为此进行了斗争。
但是，阻力一个个地接踵而来。
布雷德肖总理去年谴责了英国政府当局侵占安圭拉，分裂了这个国家的行径。
据报道，英国最近表示将不再对安圭拉和圣基茨—尼维斯一起争取独立这件事施加压力。
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位于东加勒比海，面积为三百五十二平方公里，有六万人口。
一六二三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67年成为“与英国联合的邦”。

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决定发展贸易
巴基斯坦向孟加拉国赠送水泥
新华社达卡1977年12月07日电
据达卡报纸12月07日报道，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贸易联合委员会第1次会议12月06日在达卡结束。
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参加会议的巴基斯坦代表团是由出口促进局局长哈米德·哈比布率领的。
代表团在孟加拉国逗留了一个星期，在同孟加拉国代表团签署了会议纪要后，已于06日回国。
双方检查了两国在1976年04月签署的贸易议定书的执行情况，并且决定双方都增加一些新的出口项目。
孟加拉国方面可以增加的出口品包括白报纸、其他纸张和纸张制品、茶叶、木材、电线等；
巴基斯坦方面可以出口的商品包括原棉、纺织品、轻工业制品、体育用品和医疗器械等。
哈米德·哈比布向新闻记者说，两国之间的亲密友谊和兄弟关系有助于扩大贸易和合作的领域。
两国的贸易进展情况很令人满意。
这对增进两国的共同利益是有好处的。
新华社达卡1977年12月07日电
据《孟加拉国时报》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最近决定赠予孟加拉国八千二百五十吨水泥，表示巴基斯坦人民对孟加拉国人民的友谊。

当年参加解放战争今日投身祖国建设
南斯拉夫妇女日益发挥重大作用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977年12月06日电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妇女社会地位问题联合会主席团12月06日在波斯尼亚彼得罗瓦茨举行全体会议，隆重纪念南斯拉夫妇女反法西斯阵线第1次全国会议召开三十五周年。
南斯拉夫总统约·布·铁托给这次会议发了贺信。
南斯拉夫妇女社会地位问题联合会主席哈伊拉·玛里亚诺维齐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二百万南斯拉夫妇女参加了革命，六十多万妇女献出了生命，有十万女战士积极参加了游击队和正规军，九十一个妇女成了人民英雄。
她说：
“战后时期，妇女参加工作的人数增加了八倍。
战前参加工作的妇女只有十九万二千人，现在参加工作的妇女有一百七十万人以上。
参加工作的妇女的专业技能水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战前我国二分之一的妇女是文盲，有专业技能的人数非常少。
现在，全体参加工作的妇女中有二十万人受过高等教育，四十万人以上受到中等技术教育，三千名妇女得到了博士和硕士的学位。
全国十六万大学生中，女大学生占百分之四十，在教育政策上，我们的男女青年是完全平等的。
所谓男女职业的传统界限正在不断得到克服。
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成了工程师、律师、经济学家、医生等。”
玛里亚诺维齐主席还说，今天，南斯拉夫妇女“在决定和管理社会事务以及在政治生活中是一个直接的因素”。
“妇女对生产、全民防御、社会自卫和政治生活所作的贡献，说明这些不可估量的力量获得了解放，说明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
图为南斯拉夫南部地区的妇女们在摘棉花。
新华社发（附图片）

民主也门总理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亚丁1977年12月06日电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12月06日在亚丁接见了中国驻民主也门大使黄世燮，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阿里·纳赛尔总理赞扬了中也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

第9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继续进行
据新华社吉隆坡1977年12月04日电
第9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第1阶段分组预赛已于12月03日结束。
中国队以四战四胜的成绩获得甲组第1名。
乙组和丙组的第1名分别是日本队（四战四胜）和南朝鲜队（三战三胜）。
12月04日，第9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进入第2阶段比赛。
中国队在决赛组首场比赛中迎战菲律宾队，比赛结果，中国队以一百一十七比六十获胜。
比赛结束后，菲律宾队教练主动走到中国运动员那边祝贺中国队的胜利，这种友谊重于胜负的良好体育风格，受到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的赞扬。
在12月04日举行的另外五场比赛中，泰国队胜印度尼西亚队，巴基斯坦队胜巴林队，印度队胜斯里兰卡队，香港队胜新加坡队，马来西亚队胜伊拉克队。
据新华社吉隆坡1977年12月06日电
第9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12月06日继续进行第2阶段的比赛。
中国队在当天同东道国马来西亚队的比赛中，以一百零二比六十七获胜。
中、马两队的比赛，一开始就吸引着此间观众。
比赛开始后五分钟，中国队以十七比八领先。
马来西亚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积极防守，较好地控制篮板球，并通过中锋和中距离准确的投篮，不断得分，从而赢得了一万二千多名观众的热烈赞扬。
中国队在扩大防守的同时也频频发动攻势，不断以远距离投篮得分。
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以五十二比二十五领先。
下半时，中国队发挥了身高的优势和快攻的特点，接连得分，最后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伊拉克队今天同上届亚军日本队相遇，以五十比六十六的比较接近的比分负于日本队。
在12月06日举行的另外五场比赛中的结果是：
巴林队胜斯里兰卡队，香港队胜印度尼西亚队，印度队胜新加坡队，泰国队胜巴基斯坦队，南朝鲜队胜菲律宾队。
12月05日，马来西亚劳工和人力部长、马来西亚篮球总会会长李三春到参加本届锦标赛的各国和地区的运动员住地看望他们。
李三春部长在中国运动员的房间里，同中国客人们进行了友好谈话。

罗工业战线捷报频传
全国近二十个县提前完成生产计划布拉索夫县成绩尤其显著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7年12月07日电
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的前夕，罗马尼亚工业战线捷报频传，全国已近二十个县提前完成本五年计划（一九七六——一九八○）头两年的工业生产计划，其中布拉索夫县的成就显著。
布拉索夫县位于罗马尼亚中部，工业生产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点六，仅次于首都布加勒斯特，居全国第2位。
这个县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头两年的工业生产任务，到今年底，将超产四十亿列伊。
超产的产品有六千多台拖拉机、二万多吨高分子产品、四千多吨化肥以及其他工业产品、食品和消费品等。
两年来，布拉索夫县委领导干部走出办公室，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到现场同工人、专家、干部一起研究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县委执行局和县人委执委会在工业城市或工厂企业召开工作会议，在现场讨论和解决有关生产和提高生产效益的各种问题。
县委大抓生产设备的使用率。
每个企业、车间和工段都认真研究这一问题，采取措施实行三班制，做到最大限度使用每一台机器和各种设备。
县委还制定具体计划，加强本县的专业化和扩大企业间的合作。
同时，想方设法提高技术干部的业务水平和工人的熟练程度。
各企业还特别重视自我装备活动，自力更生制造本厂所需的一部分机器和设备，提高现有厂房面积的使用率。
这个县的工厂企业采取切实措施提高过去需要大量手工操作的部门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改造生产流程，广泛应用尖端工艺和先进技术，采用和推广现代化领导生产的形式和自动数据处理的系统，把辅助人员和非生产人员减少到最低限度。
通过这些措施，这个县最近两年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百分之十八点三；
保证了百分之八十的超产额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得的。
由于不断革新技术和充分利用工业的加工能力，两年来这个县的新产品和革新产品达到三百二十五种，占本县整个工业产品的百分之二十五。
布拉索夫县的工厂企业在节约原材料方面，也取得了好的成就，今年全县共节约了十几万吨标准燃料，四千五百多万度电，二千多立方米木材等。
其他一些提前完成计划的县，也超额生产大量产品，节约了大批原材料。
布拉索夫拖拉机厂的职工，为农业机械化生产更多更好的拖拉机。
这是工人在装配拖拉机。
新华社记者摄
罗马尼亚布泽乌铁丝厂机工车间的工人，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为制造所需要的机器设备作出贡献。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罗马尼亚科技委员会主席接见我科学院代表团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7年12月03日电
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罗马尼亚全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扬·乌尔苏12月03日接见了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钱三强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乌尔苏同志对罗中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表示满意，并希望今后能进一步发展这种友好合作关系。
会见时在座的有罗马尼亚全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席、科学院副院长克·西米奥内斯库。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李庭荃会见时也在座。

不伦不类
美国总统卡特最近在谈到美国的政策时提到了珍珠港事件。
1941年珍珠港遭到日本的突然袭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几乎全部被摧毁的惨痛教训，对于今天的美国决策者来说，的确是不应忘记的。
但卡特谈及这一事件时，并不是把它同美国当前推行的对苏政策联系在一起，说明绥靖主义的危害，而是拿来与美国所面对的能源危机作对比，这就未免有点不伦不类了。
如果一定要把珍珠港事件同石油连在一起，那倒莫如说，美国应当记住当年是如何向日本侵略者供应石油之类的战略物资养虎贻患的。

丑剧连台
沃斯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刚刚演过一出完全把非白种人排除在外的“大选”丑剧之后，又演出所谓“黑人家园”博普塔茨瓦纳假独立的丑剧。
这表明南非当局顽固地坚持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决心与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为敌。
沃斯特之流炮制一个个所谓“班图斯坦”，是想学老殖民主义者用“分而治之”那一套手段，来维持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反动统治。
但是，老殖民主义没有成功的事情，沃斯特之流又岂能不以失败而告终？
总有一天，南非的班图族人必将砸破禁锢他们的牢笼，取得彻底的解放。

变本加厉推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
沃斯特政权导演博普塔茨瓦纳假独立丑剧
新华社哈博罗内1977年12月06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炮制的第2个“黑人家园”——博普塔茨瓦纳12月06日宣布“独立”。
和特兰斯凯一样，博普塔茨瓦纳是南非当局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产物。
南非当局的这一伎俩正在遭到南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和反对。
在南非黑人群众运动和南部非洲解放斗争的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沃斯特政权加紧推行实为种族隔离而美其名曰“分别发展”的政策，妄图在南非制造一个占全国面积百分之八十六的“白人国家”和几个面积约占百分之十三的所谓独立的“黑人家园”。
“分别发展”政策是南非种族主义者长期推行的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博普塔茨瓦纳的“独立”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玩弄的骗局。
事实表明，博普塔茨瓦纳的“独立”，完全是个骗局。
博普塔茨瓦纳仍然被置于南非当局的完全控制之下。
南非当局通过同它签订一系列“条约”和“协定”，控制了它的国防、外交、内政和经济。
它的议会二分之一的议员由南非当局指定，官员由南非当局培训和任命。
它的预算的百分之八十是由比勒陀利亚提供的。
博普塔茨瓦纳的假独立遭到了南非人民包括茨瓦纳人民的强烈反对。
据报道，绝大多数茨瓦纳人民抵制了今年08月举行的“独立前大选”。
有的人谴责博普塔茨瓦纳的“独立”，是“南非政府玩弄的骗局”。
还有的人认为，博普塔茨瓦纳只不过是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将完全依赖于南非政府”。
一些青年学生，去年还火烧“立法会议”，并公开宣布反对“独立”。

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和毛里塔尼亚总统发表联合公报
谴责外来势力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
新华社努瓦克肖特1977年12月06日电 尼日利亚国家元首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应毛里塔尼亚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的邀请，于12月05日至06日对毛里塔尼亚进行了正式访问。
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说，两位国家元首“谴责外来势力对非洲国家内部事务的不断干涉，这种干涉旨在破坏非洲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公报指出，两位国家元首重申坚持非洲统一组织的原则和目标，并且强调建立地区性和区域性经济组织的重要性。
他们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并且认为共同体内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应该加速。
公报说，两位国家元首重申他们“毫不动摇地遵循睦邻和和平解决成员国之间争执的原则。
他们强调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内部维护和平和和睦的必要性”。
在谈到中东形势时，公报说：
“两位国家元首重申，只有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以及以色列撤出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这个地区的和平才能实现。”
关于南部非洲的形势，公报指出，两位国家元首强烈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加紧对当地无辜居民进行镇压的措施和制造博普塔茨瓦纳的所谓“独立”的阴谋，并且重申坚持不渝地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被压迫人民为自由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在谈到双边关系时，公报指出，两位国家元首对两国之间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存在的良好关系十分满意，并愿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

津巴布韦解放部队重创敌军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7年12月02日电
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新闻和宣传部12月01日在这里发表的战报说，今年11月07日，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领导的解放部队在罗得西亚东部的冲佐地区用高射机枪击落罗得西亚飞机一架。
同一天，解放部队用火箭对史密斯种族主义军队的尼亚马罗帕基地进行突然袭击，打死敌军四人，打伤三十人。
战报指出，从06月到11月，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解放部队发动了一系列进攻，不断重创敌军。
战报说，06月06日，解放部队袭击了东南战区盖扎尼地区的两个集中营，解放了数百名津巴布韦爱国者。
06月12日，解放部队在袭击敌人在贝林圭附近吉孔贝齐的姆帕卡特营地时，打死七十名敌人。
据新华社马普托1977年12月06日电
莫桑比克《新闻报》12月06日刊登的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一项战报说，津巴布韦人民军最近在反对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的战斗中，击落敌人军用直升飞机三架，炸毁一些敌军军车。
战报说，津巴布韦人民军的一支部队在圭洛以南的隆迪河附近地区的战斗中，击落敌人直升飞机一架，击毙敌人多名。
在另一次战斗中，击落敌人直升飞机两架。
一辆运送援军的敌人卡车因触上人民军埋设的地雷而爆炸，有十二名敌人被炸死。

“班图斯坦”假独立骗局
所谓“黑人家园”，就是臭名远扬的“班图斯坦”（即“班图家园”）在1974年改换的新牌号。
“班图”是居住在中部非洲、赤道非洲和南部非洲的一个黑人种族，他们又分成若干部族，在南非有祖卢族、哲豪萨族、茨瓦纳族等。
南非反动当局建立的“班图斯坦”就是“黑人居住的地方”的意思。
它把约占南非总面积百分之十三的大多为土地贫瘠的边沿地区，按部族建立九个“班图斯坦”，在白人监督下，实行部族分治，先是“自治”，最后成为“独立国家”。
第1个在1976年10月26日“独立”的“班图斯坦”是南非东南部的特兰斯凯，它完全是南非当局的傀儡政权。
非洲和世界其他国家普遍拒绝承认它，联合国也不准它加入。
博普塔茨瓦纳是南非当局搞的第2个假独立的“班图斯坦”。
它位于南非的西北部，面积三万八千平方公里，在各“班图斯坦”中仅次于特兰斯凯，由六块互不相连的土地组成。
人口一百二十万，主要是茨瓦纳族。
由于遭到惨重的剥削，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大批劳力被迫充当白人资本家的劳工。
“班图斯坦”是在“土著人保留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实际上是人间地狱。
在南非的二千六百多万人口中，黑人有一千八百六十多万，白人仅四百三十二万。
白人霸占了所有的城市、工业中心、富饶的矿产和肥沃的耕地。
而实际上用来圈禁黑人的“班图斯坦”的土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绝大部分贫瘠不毛，缺乏资源。
在这些禁区里种族歧视的法令有一百多条，名为“自治”或“独立”，实际上一切权力都掌握在白人手里，为南非当局所控制。
南非殖民当局玩弄的“班图斯坦”的骗局，是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的一种手法。
它不仅遭到南非和非洲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受到第3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普遍谴责。
（据新华社）

索马里外长呼吁制止苏联称霸红海地区
乌干达总统表示要加强同索马里的友好关系
新华社1977年12月07日讯
罗马消息：
索马里外长阿卜杜拉赫曼·贾马·巴雷12月06日在罗马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谴责苏联利用“古巴和华沙条约国家军队”干涉非洲之角的事务。
贾马·巴雷在他结束对意大利的三天非正式访问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苏联进行这种干涉，“完全是出于战略考虑”。
他说：
“我认为所有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有责任认清这一形势并且采取行动”，因为，“如果苏联的计划得逞，红海就将成为苏联称霸的地区”。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7年12月07日电
据索马里《10月之星》报12月07日报道，索马里贝纳迪尔州的十四个县12月05日举行各种集会，向人民群众宣传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11月13日作出的废除索苏“友好合作条约”并驱逐全部苏联专家等决定的历史意义。
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们分别出席了这些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
他们向群众说明这些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定的重要性，索马里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当前非洲之角的形势。
他们在讲话中指出，索马里发现了苏联和古巴联合策划入侵索马里，因此，必须作出这些决定，以便维护索马里人民的主权、尊严和统一。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7年12月07日电
据索马里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在给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的一封信中表示，要加强乌索两国的友好关系。
这封信是由正在索马里访问的乌干达中央省省长阿卜杜拉·纳苏尔12月06日转交给西亚德总统的。
西亚德总统接见纳苏尔省长时，同他就加强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

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委会主席发表声明
南非当局玩弄新骗局犯下新罪行
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12月06日电
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哈里曼12月06日在联合国总部发表声明指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宣布所谓的“博普塔茨瓦纳的班图斯坦独立”，是一个新骗局，是南非当局犯下的又一个罪行。
哈里曼指出，这个“博普塔茨瓦纳的班图斯坦”“不过是一个廉价劳动力的保留地和处理老弱病残的场所”。
他说，把本来不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强行迁移到这里，使这些居民受到沃斯特政权的残酷统治。
哈里曼还揭露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最近策划的欺骗性“选举”，他指出，大多数茨瓦纳人拒绝参加选举所谓的“班图斯坦”的“立法议会”。
他说，“博普塔茨瓦纳的欺骗性的独立已经遭到茨瓦纳人民的强烈反对”。
他要求各国政府不要直接或间接地同“班图斯坦”当局打交道，并向已经断然谴责“班图斯坦”政策的莱索托和博茨瓦纳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约翰尼斯·马卡蒂尼12月06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阴谋策划的“博普塔茨瓦纳的班图斯坦独立”。
他指出，沃斯特政权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企图制造一个又一个的“班图斯坦”，是为了镇压南非黑人。
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也发表声明，表示“反对班图斯坦和南非的家园制度，因为这显然对南非黑人是不公正的”。
他还对南非“建立另一个所谓的博普塔茨瓦纳以推行其声名狼藉的种族隔离政策而深表遗憾”。

这回又上当受骗了！
启宜
勃列日涅夫在纪念10月革命节发表的演说中宣布，今年苏联粮食总产量为一亿九千四百万吨，比原计划指标减产一千九百万吨。
这个被人称为“平淡”的数字，不仅使“听众感到惊奇”，而且引起了华盛顿的“震惊”。
美国人愤懑地说，“上当了”，“俄国人又玩弄了花招”，“他们欺骗了我们”。
一个数字怎么会使美国上当，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几个月前，美国农业部的视察员根据美苏粮食协议的规定，曾经在苏联当局的陪同下参观了集体农庄，“看到长势良好的玉米和小麦”。
苏联报刊那时也不断散布“乐观情绪”，一会儿说这里“丰收”，一会儿说那里收成“不坏”，并且声称今年产量可能再“创纪录”。
美国还通过卫星收集了苏联的粮食情报。
这一切，使美国满有把握似地估算道，苏联今年粮食总产可能多达二亿二千五百万吨，少则也有二亿一千五百万吨。
由于面临着苏联粮食产量再“创纪录”，而美国今年粮食又是丰收，粮价下跌，一些小农场主已经因此而破产，美国“伤脑筋”的不是提价，而是如何推销“过剩”粮食。
直至10月，卡特总统还一厢情愿地宣告，他希望卖给苏联一千五百万吨粮食，比过去双方协议的每年提供六百万吨多出一倍有余。
现在克里姆林宫出人意料地宣布粮食生产计划落空，证明美国情报失灵，开盘过早，提价不及，怎能不感到“震惊”呢？
使华盛顿尤其“震惊”的是，苏联在宣布粮食总产量之前，已经偷偷地完成了今年在国际市场上的大部分购粮任务。
根据1975年的美苏长期购买粮食协议，苏联每年向美国购粮至少六百万吨，至多八百万吨。
如果需要量超过这个限额，苏联必须报告美国政府，不得私下偷买美国的粮食。
可是，今年七、08月间，即苏联农村收割不几天的时候，苏联就背着美国政府，急忙地派员到欧洲，利用世界谷物市场价格跌落的机会，通过美国粮商在西欧的子公司和在美国设有办事处的欧洲公司，低价抢购了大宗美国粮食。
在真相大白的时候，苏联官员气壮如牛地对美国人说：
“凡是需要报告的，都报告了。”
这使得美国农业部官员气呼呼地喊道，这是一个技术上准确的声明，“但是这也是十足的谎言”。
据有人计算，苏联买进这么大量的粮食，本来应该付出较高的价格，由于它耍了这一招，可能省下了多达一亿美元。
美国总统卡特因此受到了美国农场主和粮商的抱怨。
美国没能从莫斯科捞到“更多的收入”，却眼巴巴地看到满载粮食的船只，没到达提货单上明明写着的“目的地”荷兰鹿特丹，就“转运”到苏联去了。
这着实使美国“对于俄国谷物购买商的狡猾有了更多的了解”。
美国把苏联这次抢购粮食，称作是1972年“谷物大抢劫”的重演。
那年夏天，苏联农业大歉收已成定局，莫斯科派人“悄悄地走遍了整个美国”。
他们不在美国政府办公室里，而是在旅馆里，分别和美国几家谷物公司秘密进行粮食买卖的谈判，以低价偷偷摸摸地从美国买走了一千八百万吨小麦、玉米和其他谷物。
这笔买卖造成美国食品价格暴涨，美国的牛、猪、土豆、糖、玉米等的期货行市跳跃上升，弄得家庭主妇“暴跳如雷”，农场主抱怨，粮食仓库老板破产。
而美国政府由于不知道苏联大量购粮，仍然根据对农业产品实行补贴的条例，拿出大量的款项补贴农场主和出口商。
苏联那次抢粮，加剧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促使美国更快地进入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
今年苏联抢购美国粮食的规模虽然小于1972年，但是正如美国报刊所指出的，它使人再一次怀疑美国政府是否有本事在粮食贸易上玩得过苏联。
同俄国人交手，美国屡次甘拜下风，这是意味深长的。
苏联报刊发牢骚说，美国企图拿小麦作为“极其强大威力的武器”，对别人“实行统治和施加压力”。
美国也有人说，美苏粮食交易有利于“缓和”，甚至认为多卖粮食，多拿苏联外汇，可以迫使苏联减少军费开支。
可是事情却恰恰相反。
几年来苏联用买来的美国粮食，填满储备仓库，使得它可以无后顾之忧而致力于扩军备战，而美国却吃了不少哑巴亏。
近来，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国家总想拿点技术、贷款、粮食之类的东西来套住苏联，以为这样就能诱使苏联放慢扩军备战的速度，抑制它的争霸世界的野心，但结果往往绳头被苏联接了过去，反过来让苏联牵着他们的鼻子走。
苏美在粮食交易中，象美国报纸说的，一个表现如此“奸诈”，一个表现如此“轻信”，就是一个例证。
美国有人说，这回又吃了亏，这既不怪天上卫星不灵，也不怪地上情报官员无能，只怪对对手没有“更多的了解”。
其实，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奸诈的不了解，又岂止在一个粮食问题上而已。

非洲愤怒声讨南非当局“分而治之”阴谋
非统组织呼吁各国不要承认博普塔茨瓦纳的假独立
据新华社1977年12月07日讯
非洲统一组织、南非的一些民族主义组织、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府，纷纷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玩弄博普塔茨瓦纳假独立的骗局。
非洲统一组织12月05日发表的新闻公报指出，去年南非当局给“特兰斯凯”以假独立时，就激起了全世界的一片愤怒谴责声。
今年，它又要炮制另一个傀儡“国家”。
公报说，非洲统一组织呼吁各国人民要求自己的政府不要承认博普塔茨瓦纳的所谓独立。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驻达累斯萨拉姆办事处12月05日发表的声明指出，博普塔茨瓦纳的假独立毫无意义，因为它的经济和防务将继续受比勒陀利亚的控制。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12月06日在一项声明中说，沃斯特奉行老殖民主义实行过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把阿扎尼亚分割成若干个班图斯坦，应当受到国际上的谴责。
声明还说：
“阿扎尼亚人加紧了争取解放的斗争，这表明全民族决心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去解放整个国土，并且决心在民主统治下保持国家的领土完整”。
塞内加尔外交部12月05日发表公报说，塞内加尔政府严厉地谴责南非的“班图斯坦”政策。
博茨瓦纳外交部长阿尔奇·莫惠最近宣布，“博茨瓦纳将不承认博普塔茨瓦纳的独立”，并重申谴责南非当局推行的“班图斯坦”政策。
莱索托首相莱布阿·乔纳森在博普塔茨瓦纳“独立”前夕也发表讲话，强烈谴责特兰斯凯和博普塔茨瓦纳的假独立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