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英才/梁振东
版面：头版
本报讯 第四军医大学训练部召开座谈会，联系学校实际，愤怒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滔天罪行。
座谈会上，干部、教员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本校和训练部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痛斥“四人帮”全盘否定十七年教育战线巨大成绩的反革命叫嚣。
第四军医大学的前身，是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晋绥卫生学校。
解放后，学校在设备简陋、人员缺少的情况下，只用了七八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全国重点大学。
训练部的变化也是巨大的。
解放初期，只有六个专业和不到二十名教员；
到文化大革命前，专业发展到二十几个，师资力量增加了几十倍，教学仪器设备的数量和质量更是建校初期所无法比拟的。
寄生虫病教研室的同志指出，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政府根本不管广大劳动人民的死活，国内几乎没有寄生虫病的研究专业。
新中国诞生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寄生虫病教研室从无到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国内材料，建立了标本、资料、设备，很快使寄生虫病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具有我国自己特点的完备的学科，培养了一批批专业师资人员和技术骨干，为我国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做出了贡献。
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我国教育战线虽然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
但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巨大的，这是“四人帮”抹杀不了的。
“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把广大教员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一概诬蔑为“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臭老九”，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训练部的同志用本部新老知识分子在十七年教学、科研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绩，有力地批驳了这一反动谬论。
文化大革命前，训练部广大教学人员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完成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为部队培养了大量的卫生干部。
同时，他们努力开展科学研究，十七年中，训练部完成的科研项目有二百多项，写出的有价值的论文有一千多篇。
其中，有的科研成果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为我国填补了空白。
从一九五四年开始进行针麻原理研究，一九五八年就将研究成果用于临床实践。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进行的同位素在医学上应用的研究，促进了国内放射医学的发展。
此外，在免疫学、军事医学和“三防”等方面的研究，都为我军现代化建设贡献了力量。
这些研究成果，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和鼓励，敬爱的叶副主席还给学校题了词，成为鼓舞全校同志攀登科学高峰的巨大力量。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一概否定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贡献，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右实质。
座谈中，同志们还愤怒地指出，“两个估计”给我国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我校建设同样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诸如基础理论教学严重削弱，专业学科的发展受到阻碍，许多教研室被随意合并，科研机构一度几乎被全部拆散，资料图书大量散失，设备损坏，一些技术人员分散改行，教学质量显著下降。
所有这些，广大干部、教员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对林彪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极大的愤慨。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传达了毛主席一九七一年的重要指示，训练部全体同志精神振奋，心情无比激动。
许多老知识分子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是过一年算一年，现在我要活一天干一天”，表示要搞好传帮带，把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党的教育事业。
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批判、大控诉的高潮，彻底埋葬“两个估计”，大干快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舒英才、梁振东）
版面：头版
建国以来，尽管我国文教、科技战线的工作，受到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广大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卫生工作者辛勤劳动，为人民出了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了巨大的贡献。
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作者：杜绍忠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北京部队军医学校组织干部、教员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正确估计，学习华主席最近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愤怒揭发控诉“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军队院校建设的罪行，决心把批判“两个估计”作为第三战役的一个硬仗来打，分清路线是非，砸烂精神枷锁，办好军队院校，为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在批判中，这个学校的干部、教员首先用大量事实痛斥了“四人帮”否定军队院校建设成绩的谬论。
大家一致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二十八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军队院校工作中始终占主导地位，一直指引着军队院校前进的方向。
政治部副主任唐景雄回忆了军队院校的发展史，热情赞颂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无限深情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也是军队院校的奠基人。
战争年代，毛主席亲自为军队院校题词，亲自给学员讲课，从红军时代的红军大学，到抗日时期的军政大学、医科大学等，无一不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创办和发展的。
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更加关心我军院校工作，先后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
叶副主席亲自主持过我军院校工作，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经过同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坚决斗争，不断排除他们的干扰破坏，部队院校从小到大，从少到多，迅速发展，越办越好，为全军培养了一大批政治、技术骨干，为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铁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四人帮”为了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院校工作中占主导地位，拚命攻击教师队伍和十七年培养的学生，污蔑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并颠倒敌我关系，要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四人帮”的这一罪行，激起了广大干部、教员的革命义愤。
训练部副部长赵英说，我校教员队伍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化大革命前军队和地方院校培养的学生，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参加了党的组织。
他们为了使学员尽快掌握医学知识，提高医疗技术水平，认真备课，常常深夜不眠。
有的教员身患疾病，仍坚持带领学员到农村、部队进行临床教学，以身作则传帮带。
广大教员在教学中勤勤恳恳，在艰苦的工作中争先恐后。
去年唐山、丰南发生强烈地震后，他们立即带领学员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走家串户，防病治病，抢救伤员，积极参加劳动，帮助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并热情帮助农村重建合作医疗，培训赤脚医生，深受地方党委和贫下中农的称赞。
许多同志光荣地立功受奖，有的还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庆功会。
事实充分说明，十七年培养的学生，绝大多数不是什么“臭老九”，而是受工农兵欢迎的知识分子。
革命大批判，使这个学校的广大干部、教员进一步认识到，“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罪恶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搞好教育革命的最大障碍。
只有揭深批透“两个估计”，军队院校才能大干快上。
同志们高兴地说，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使我们再一次获得精神上的解放，政治上的翻身。
我们一定要遵照华主席的指示，继续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大控诉，掀起揭批“四人帮”的高潮，把学校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杜绍忠）
版面：头版
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有六名医生是解放后十七年培养的。
他们在党的领导和老同志帮助下，政治上不断进步，业务上刻苦钻研，迅速成长为医院的技术骨干，能独立进行具有国际水平的中耳、镫骨手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这一事实有力地戳穿了“四人帮”“两个估计”的无耻谰言。
图为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的耳鼻喉科副主任张素珍在显微镜下为患者做镫骨手术。
栏目：编后
版面：头版
在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中，军队院校要把批判“四人帮”全面否定解放后我国教育战线巨大成绩的罪行，彻底埋葬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当作一场硬仗来打。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多年来象两座大山一样，压在全国教育战线广大知识分子身上，也同样压在我军院校广大干部、教员的身上。
我们对它的流毒和影响决不能低估，一定要彻底肃清。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军院校特别是新建院校，当前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但是，首先必须打好批判“两个估计”这一仗，不然，就抓不住纲，就不能分清路线是非，不能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教员的积极性，就会直接影响院校工作的大干快上。
各院校党委要放手发动群众，第一二把手要站在第一线，带头揭批。
还要注意发动多年从事院校工作的同志，用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抓住大家受压最重，思想上迫切需要澄清的问题，进行大揭露、大批判、大控诉，把第三战役的这场重要战斗打胜，真正做到抓纲办校，抓纲建校。
版面：头版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六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十二月六日打电报给蒙博托，祝贺他再次当选为扎伊尔共和国总统。
电报全文如下：
金沙萨
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中将阁下：
在你再次当选为扎伊尔共和国总统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
祝扎伊尔政府和人民在阁下领导下，在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在发展民族经济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并为非洲和第三世界团结反霸的斗争继续作出贡献。
祝中、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六日于北京
作者：王毅/何文亭
单位：五一○七○部队
栏目：官兵之间
版面：头版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竭力鼓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与领导“对着干”，流毒所及，败坏了部队作风，破坏了官兵团结。
广大指战员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批谬论，肃流毒，划清是非界限，部队的纪律更加严明，尊干爱兵的传统得到发扬。
从下面这组故事，我们欣喜地看到，战士们自觉尊重和爱护干部的新风，已经吹遍了军营。
严于责己
八连炊事班的工作一直受到全连同志们称赞。
可是前不久，却做了一锅糊饭，原因是焖饭器破了一个窟窿，直漏米，把水熬干了。
问题出现后，班长乜立华向全连同志道歉，说自己的工作没做好。
乜班长这样做，班里有同志想不通。
焖饭器坏了，班长早已向司务长反映过，又领着全班修补了好几次。
今天出事，是因为坏的实在不能用了，责任不能全归班长。
可是乜班长想的是：要买新焖饭器的事，自己虽然向司务长反映过，但焖饭器坏到什么程度没有讲清楚。
近几天来，自己光凑合着用，没有严格检查。
再说，司务长和自己是同年入伍的，工作经验不多，更应该多帮助才对，而自己做得很不够，炊事班工作出了漏洞，怎么能埋怨司务长呢！
他对全班作了解释。
大家为班长尊重爱护司务长的行动所感动。
司务长李保兴也深为工作没有做好感到不安，认为问题出在炊事班，责任在自己，应该向炊事班同志检查。
他正要出门，恰好乜立华来了。
他俩从各自工作的缺点谈到改进的措施，从炊事班的现状谈到今后的规划，越谈越亲热。
第二天，李司务长专门跑了七十多里路，给炊事班买回了新的焖饭器。
不背后议论
二机炮连在伪装反坦克壕时，开展了革命竞赛。
最后，八班被九班拉下三十多米，连长丁富元在讲评时便没有点名地批评了八班。
八班的进度为什么落后了呢？
原来是八班的同志看到全连一起作业，附近的草坯不够用，为了把方便让给兄弟班，就主动到较远的地方取草坯，并不是因为干劲不大。
因此，听了连长的讲评，八班有的同志觉得受了委屈，私下议论说：“连长对情况没搞清楚就批评我们，太主观。”
班长聂建启琢磨，连长的批评尽管有出入，但是我们在背后议论干部是不对的。
晚上开班务会，聂班长先组织全班对照九班找了差距。
接着和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尊干爱兵的教导和《内务条令》中有关“对干部有意见时，应向本人或组织提出，不当面顶撞，不背后议论”的规定。
聂班长启发同志们说：“我们批判‘四人帮’煽动‘矛头向上’的罪行，就要自觉肃清流毒，发扬我军战士尊重、拥护干部的传统，有意见要按条令办，决不能因为批评稍有出入，就犯自由主义，更不能因此产生对干部的不满情绪，影响了官兵团结。”
班长的话说得大家心里亮堂了。
背后议论的同志主动检查了自己的缺点。
第二天，丁连长了解了八班的情况后，就昨天讲评的事主动在全连作了自我批评，表扬了八班发扬风格的事迹。
接着，指导员又把八班自觉尊重干部的事，在全连作了宣扬。
争相传技
一连步枪射击第二练习训练开始了。
训练中，四班长邱秀清发现指导员白久栓的动作要领不太熟练，猛然想起，指导员以前一直在重炮连工作，刚调到一连，对步兵武器不大熟悉。
官兵互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是我军的优良传统，自己为什么没早点想到帮助指导员尽快赶上来呢？
他赶忙朝指导员那边挪过去。
再说白指导员，他原先想：今年新战士比较多，为了让技术熟练的老战士有更多的机会帮助他们，自己就暗地加劲练吧。
他见四班长主动来帮助自己，很受感动。
但是为了不影响四班训练，白指导员只让四班长把动作要领讲了一遍就叫他回去了。
二班长刘震路看见四班长跟指导员一块练习，心中明白了。
等四班长走后，他又挪了过去，发现指导员练得额上沁出汗珠，便劝他不要着急，并把自己的训练体会讲给他听，边讲边做示范。
刚从集训队回来的八班新战士李纪平，发现两位班长组织班里训练很忙，还主动抽时间去帮助指导员，心里想：我们班老兵多些，我应该把教指导员练习的任务包下来。
征得了班长的同意，他便来到指导员跟前。
李纪平看到指导员两肘外撑托枪不稳，就及时纠正；
发现指导员练跪姿射击时托枪的臂肘与膝盖接触部位放得不对，就反复做示范。
下课后，其他同志也都伸出友爱的手，帮助指导员。
白指导员也虚心请教，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很快掌握了这项射击技术。
实弹考核，枪声响过，白指导员取得了优秀成绩。
同志们表示祝贺，白指导员说：“成绩应该属于大家”。
（五一○七○部队王毅、何文亭）
北京部队某团党委——
认真做好来队家属工作
本报讯 北京部队某团党委认真做好临时来队干部战士家属的工作，密切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军民团结，调动了广大干部战士做好各项工作的积极性。
这个团干部战士临时来队家属每年达七八百人次，这是一项经常的大量的工作。
但是，近些年来由于“四人帮”诬蔑关心群众生活是“物质刺激”、“福利主义”等谬论的流毒和影响，致使一些单位不重视做好临时来队家属的工作。
有的家属临时来队后，遇到实际困难得不到妥善解决，分散了干部战士的精力，影响了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团党委联系实际，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批判“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决定把做好临时来队家属工作，当作一件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来抓，并分工一名常委具体负责。
这个团在做好临时来队家属工作中，自己动手，因地制宜，扎扎实实地解决临时来队家属的具体生活问题。
前几年，这个部队刚移防到一个新的驻地时，由于住房紧张，营具不全，家属临时来队后食宿方面的困难比较多。
后来，这个团党委就因陋就简，修旧利废，为临时来队家属整修、改建一部分住房，并自置和购买一部分被褥、毛毡和床单；
为便于年老体弱和带小孩的家属就餐，还专门购置了一些锅碗瓢勺等炊具。
这样，就妥善地解决了临时来队家属的食宿问题，使他们住得吃得满意。
这个团在做好临时来队家属工作中，生活上热情照顾，政治上亲切关怀。
家属来队后，直接首长亲自去看望，主动介绍干部战士成长情况，征求意见，提出希望。
每周组织临时来队家属集体学习一至两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部队先进集体和个人的事迹。
团政治处还分工专人了解和掌握临时来队家属的思想情况，组织干部登门谈心，过细地做思想工作，保证按规定时间返回原来的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
同时，还经常请来队家属给部队讲形势，忆传统，进行阶级教育。
通过做临时来队家属的工作，这个团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增强了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促进了各项工作。
（钧伍）
济南部队某团党委——
派人走访基层干部家庭
本报讯 济南部队某团党委，今年先后三次派出十个干部，组成四个基层干部家庭情况走访组，到了十七个县，走访了一百一十八名基层干部的家庭，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帮助解决具体困难，保证干部安心部队，集中精力，做好工作，为加强部队建设作贡献。
今年三月，团党委在调查连队建设情况时，了解到一部分基层干部不安心部队工作，有的是思想问题引起的，也有的是因为家庭有实际困难引起的。
团党委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深深感到党委要管干部，除了做好干部思想工作外，还要帮助干部解决家庭实际困难。
于是，他们便组织干部家庭走访组，了解干部家庭情况，就地解决问题。
如发现问题走访组不好解决时，就请地方协助处理。
副连长崔振起家在农村，爱人身体有病，孩子还小，家里确实需要人照顾。
走访组了解这一情况后，经和大队党支部商量，把崔振起的一个亲戚从另一个大队搬来照顾崔振起的爱人和孩子，家庭的实际困难得到妥善解决，崔振起也更加安心工作。
还有些问题走访组一时解决不了，就带回部队向党委汇报，统一研究处理，做到件件有着落。
这个团党委体会到，组织干部家庭走访组好处很多，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走访组下去后解决了；
原来情况不大清楚的事，现在清楚了。
高炮连副指导员蔡裕俊五月份家中房子被台风刮坏，爱人几次来信让他回去修理。
因当时工作忙，他没有回去。
走访组及时向党委汇报了这个情况，党委很快给他安排了假期。
也有个别同志不安心部队工作，通过走访组了解，弄清了情况，团的领导干部就有针对性地做干部的思想工作。
这个团党委组织干部家庭走访组，把党的温暖送到干部家庭，使干部家属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纷纷给自己亲人写信，教育他们安心部队工作，不要挂念家庭。
基层干部看到党委亲自派人到自己家里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工作积极性更高了。
（孙清玉、陈甲山）
作者：杜长凌
本报讯 沈阳部队某炮团指挥连，运用当年老沙皇侵占旅顺的罪证，进行生动、形象的战备教育。
干部战士认清了新老沙皇的豺狼本性，决心做好各项战备工作。
党支部在战备教育中把大家带到鸡冠山上，用老沙皇修在这里的监狱、构筑的堡垒和屠杀中国人民的铁炮，对干部战士进行教育。
指导员潘太荣愤怒地说：“当年老沙皇就是用这些洋炮、堡垒霸占我国领土，对我国人民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
他指着山坡上的五间房村告诉大家，这个村原名吴家屯，是老沙皇把它炸得只剩下五间断壁残墙，为了永远不忘这笔血债，村里群众把它改名为五间房。
今天的新沙皇比当年的老沙皇胃口更大，老沙皇霸占了的他们要继续霸占；
老沙皇没能霸占的他们也想霸占。
在沙皇们的罪证前面，干部战士联系苏修猖狂反华的罪行，展开了愤怒的声讨和批判。
大家一致表示：我们决不容许历史的悲剧重演。
现场参观之后，党支部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的教导，学习华主席视察东北三省时所作的“一定要把战备搞好”的重要指示，狠批“四人帮”破坏我军战备工作的罪行，引导大家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侵略史和扩张政策等几个方面进行剖析，使干部战士进一步认清了战争的危险性，增强了搞好战备的自觉性。
干部战士提高认识后，都自觉地狠抓战备工作的落实。
连长王福祥在和侦察班一起训练时，发现个别同志的夜间照明器材准备不够充分，就利用开会机会，领来了灯泡和电池。
副指导员顾永贵把各种物资按“前送、前带、留守”等规定，组织人员整理得井井有序。
侦察兵王树田为了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提高夜间捕捉目标的速度和精度，对着天上的星星和远处的灯光反复练习。
有线班战士杨锡金为了掌握过硬的收放线技术，专在坎坷不平的小道和山沟里练习，成了全团五百米收放线的第一名。
（杜长凌）
栏目：编后
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毛主席就教导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
……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现在，广大指战员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军，大干快上的劲头很大，我们更要发扬我党我军关心群众生活的优良传统，抓好连队的伙食管理，注意劳逸结合，尽可能地帮助干部战士解决实际困难。
北京部队某团做好临时来队家属的工作，济南部队某团派人走访与解决干部家庭困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战士的积极性，促进了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他们的经验说明，要把群众的冷暖时刻挂在心上，一定要彻底批判“四人帮”不顾人民死活的罪行，彻底批判他们散布的关心群众生活是“物质刺激”、“福利主义”的谬论。
谬论批得透，界限划得清，才能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把关心群众生活的工作做好。
沈阳部队后勤某部派出服务队
为边防部队维修车辆
本报讯 沈阳部队后勤某部党委认真落实华主席关于战备工作的指示，派出服务队为边防部队维修车辆，保证部队能随时拉得出，开得动，让华主席和党中央放心。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临东北三省视察时，对战备工作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使服务队同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鼓舞。
同志们说：华主席反复强调东北三省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我国的北大门，告诫我们要立足于打，做到有备无患。
我们后勤战士要遵照华主席的指示，抓紧把车辆维修保养工作做好，为落实战备作贡献。
为了使一线车辆随时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服务队组织维修小组深入连队了解车辆状况，就地进行维修。
某团一连的巡逻车发生了故障，维修小组冒着风雪赶到连队，及时修复了巡逻车。
服务队本着这种精神，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跑了一千七百多里，为一线连队维修保养好车辆。
不久前，服务队的同志们在边防某团接受了维修保养二十二台车的任务，大家按照党支部提出的“大干十五天，拿下二十二台车”的要求，和团修理所密切配合，只用七天就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十五天的任务。
服务队还注意贯彻勤俭节约的原则，积极开展修旧利废活动，和边防部队修理所的同志一起清理废物仓库，挖掘材料潜力。
许多同志为了修复更多的废旧零件，把断了的长螺丝再车成短的，做到物尽其用。
仅在一个团，他们就修好废旧电机、高压线圈等汽车部件八十四件，自己革新制作修车工具十件，为国家节省了资金。
（红珊、李中抒、阎士杰）
广西军区北海船运队修理所敢想敢闯
小修不停航 中修不进厂
本报讯 广西军区北海船运队修理所敢想敢闯，在人员少、设备差的情况下，排除重重困难，实现“小修不停航、中修不进厂”的要求，既为国家节约了开支，又保证了战备运输任务的完成。
这个修理所担负着本队在编船艇的维修保养任务。
过去由于人少设备差，船艇使用到中修期限，就得到外地停航修理，影响了战备运输任务的完成。
粉碎“四人帮”后，他们解放了思想，决心甩开膀子大干，做到“小修不停航、中修不进厂”。
船艇进行主、副机中修，关键要解决高压油泵试验台，共产党员陈木良同所长会同几个师傅主动承担这项研制任务。
他们迎着困难上，经过不断实践，反复改进，终于建成高压油泵试验台，为搞好主、副机中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船艇上了台，除锈是个老大难问题。
过去用手工敲打，费时费工，不适应战备形势的要求。
班长严国洪、副班长何清阳根据外厂经验，提出用喷沙除锈的建议。
他们经过上百次试验，终于成功地创造了喷沙除锈的方法，大大提高了船艇的除锈工效，缩短了船艇在台上的周期。
中修开始后，全所只有三个职工懂得一些机器的修理，技术水平远远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
党支部及时组织领导、技术员和战士三结合的学习小组，到兄弟单位学习取经，努力提高技术水平。
现在，这个修理所不仅能保证本队船艇主、副机中修任务的完成，还能协助友邻部队、地方单位抢修船艇机器，受到大家的好评。
（邓万仕、冯平、胡振华）
作者：医助徐炎东
单位：八三○一五部队
栏目：向雷锋同志学习
我是一九六八年入伍的。
这些年来，我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利用工作之余，出差之便，探亲之际，给群众看病治病，作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
地方群众和部队的同志们鼓励我，先后写来表扬信、感谢信，被部队树为学雷锋积极分子。
其实，自己做得很不够，体会也很肤浅，我觉得学雷锋为人民做好事，关键是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学雷锋做好事，不是为了个人“落好”
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动机，要坚持学雷锋为人民做好事，只是一句空话。
就说前年七月份那次，地方广播站的喇叭接连几天表扬我为群众看病治病的事。
有的同志说：徐炎东这下子出名了，达到目的了。
一听这话，我很难受。
觉得在外边做好事，在部队不落好，不如不做了。
隔了两天，一个病人坐着手摇车到营房找我看病，问我为啥不去了？
我脸一红，答不出来。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雷锋同志在外边做了那么多好事，从来不是为了落好，敬爱的周总理也指示我们要学习雷锋同志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而自己做了好事为了出名，相比之下，太渺小了。
这样一想，心里亮堂了，学雷锋做好事的劲头更大了。
这一年，我为人民群众看病治病五千多人次，使十多个病休多时的同志，重新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战斗中去。
对待群众的表扬也有了正确的态度。
有一次，驻地一些群众做了一面锦旗给我。
我一看，上面有我的名字，便说服群众把我的名字去掉，把锦旗送到团里。
有了不为名利的动机，才能经受住任何妖风迷雾的冲击。
围绕着学雷锋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林彪鼓吹“小节”无害论，破坏学雷锋；
“四人帮”诬蔑为人民做好事是“小事”，“局限于表面活动”。
每当这些妖风刮来时，有的人认为替群众做好事“不吃香”了，能不能坚持下去，对自己的确是个考验。
去年初，“四人帮”控制的一家报纸砍掉了周总理给雷锋同志的题词，一篇署名为“斌音”的文章抓住人民群众说的“雷锋叔叔不在了”一句话，进行恶毒攻击。
妖风刮下来，好事还做不做？
我反复想：雷锋是实践毛主席“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一教导的光辉榜样，是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杰出代表，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
我决心你吹你的冷风，我学我的雷锋，坚持为群众治病。
驻地附近镇上，有个坏家伙经常利用看病机会敲诈勒索群众，我便和他唱“对台戏”。
我见到有人找他看病，我就迎过来，主动给他们看病。
于是，那个坏家伙便扬言要“收拾我”，我没有理他那一套，一面给群众看病，一面揭露他的卑鄙行径。
“四人帮”被粉碎后，那个坏家伙因为坏事做了很多，受到了拘留审查。
革命总是与苦搭伴，学雷锋不能怕吃苦
革命总是和艰苦搭伴的，为人民做好事也是一样。
要求我们要有乐于为革命吃苦，甘愿为人民受累的精神。
如果怕苦怕累是不行的。
前年部队调防，团里根据某市一些群众的要求，让我晚些走，留下继续给群众治病。
从巡医点到营房有十多里路，每天要给五、六十人看病，常常忙得我中午吃不上饭，晚上赶不上饭。
团里一位领导见我瘦了，就叫我在饭馆吃，回来补助，同志们也劝我每天看半天病。
领导和同志们的关照，使我感到非常温暖。
要说三伏热天每天跑四、五十里路不苦，那是假话。
但是如果遇到困难就避开，见到艰苦就躲开，就不能为人民做好事。
于是，我不顾劳累继续给群众看病。
后来我就照着雷锋的样子，早晨拿两个馒头，有时带上一个小铝锅，装上大米在巡医点蒸一蒸，吃点就行了。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时间长了，确实感到疲劳，我要求自己：振作精神，自觉磨练。
一次，团卫生队领导叫我负责一项包装任务，十五天内，要做大大小小一百多个木箱，将四千一百多瓶（包）药物包装好。
当时营区附近还有二十多个瘫痪病人需要治疗。
本职工作不能马虎，给群众治病也不能中断，必须两副担子一肩挑。
我加班加点锯木头、钉箱子，晚饭后出去给瘫痪病人治疗，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最后终于按时完成了药物包装任务，瘫痪病人的治疗一天没耽误。
虽然累点，心里却是高兴的。
还有一次，我重感冒三天了，还在发高烧。
星期天早上迷迷糊糊醒来，拿起听筒就走。
同志们拦着不让去。
我想到有的阶级亲人的病比自己重，就说服同志们坚持去给群众看病。
老工人梁金阁行走困难，用药需要花生衣，药店没有，我便到七、八里以外的生产队去找，最后终于弄到了。
梁金阁接过花生衣，见我冒虚汗，知道我也在生病，非常感动。
为人民服务没有到家的时候，钻研技术没有到头的时候
学雷锋、为人民，光有热情不够，还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只有努力掌握业务技术，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为了尽可能多学一点本领，这些年来，我先后阅读了八十多本业务书籍，请教过许多军内外老医生，钻研了卫生员、药剂、中医、西医等方面的知识，并在实践中积累病例，经常做业务札记，使自己的业务水平有了提高。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营区附近有好几个脑溢血引起的瘫痪病人。
特别是军属赵贵英老大娘瘫痪三年之久，连话都不能说了。
治疗这种病，我不会，但群众需要，我就用心学习。
开始用针灸给赵大娘治，不顶用。
后来我用旧变压器改装了一个简便的电疗机，第一次给赵老大娘电疗，效果不好。
我讲不出更深的理论，但我懂得，赵大娘所以瘫痪，主要是淤血块压迫了运动神经，淤血块不解决不行。
怎样解决呢？
我一连几天琢磨这个问题。
一天，我理发的时候，感到电推子对头部有震颤作用。
我想，能不能用电推子震动的道理来把淤血块震开，再用药物帮助吸收呢？
我抱着试验态度，用这种方法给赵大娘治疗，在电疗机配合下，经过一个多月治疗，赵大娘的病有明显好转。
这些年来，为了使群众少花钱、不花钱能治好病，我还先后收集了单方、偏方、验方四百多个。
驻地有个老干部肖振明，患支气管炎一二十年。
根据他的病情，我从十多个治疗支气管炎的单方、偏方中，综合选取了六、七味主药，经过两个疗程，效果很好。
实践告诉我，为人民服务没有到家的时候，钻技术没有到头的时候。
我决心深入批判“四人帮”破坏学雷锋的滔天罪行，进一步钻研业务技术，在学雷锋、为人民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作者：张华
栏目：向雷锋同志学习
作者：江苏省军区邹雨善
“四人帮”一向以文艺革命的“旗手”、“功臣”、“文艺理论家”自居。
然而，在他们一帮把持文艺阵地的十年里，许多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却横遭迫害，长期辍笔。
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被斥为“毒草”，判处死刑。
因此，尽管“旗手”摇了十多年杏黄旗，能和广大群众见面的文艺作品依然寥寥无几。
一九七五年七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
百花齐放都没有了。”
毛主席还指出：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毛主席的严正批评一针见血地刺中了“四人帮”控制下的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说出了亿万人民久已要说的心里话。
这一下，“四人帮”可真慌了神，几乎倾巢出动进行疯狂的反扑。
本来，文艺作品的多少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四人帮”为了抗拒毛主席的批评，掩盖自己破坏文艺革命的罪行，偏偏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在“多”和“少”的问题上捣鬼。
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把文化大革命前文艺战线的成绩一概否定，妄想把真正的“多”变成“少”或者“无”，那么，后来的“少”也就成了相对的多了。
“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初澜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时候，曾学着他的主子的腔调说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盘踞在文艺舞台上的，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是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几乎全是封、资、修的那些货色”，“从《国际歌》到样板戏”，则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既然是“一片空白”，那么，任何整数大于零，现在的“有”，总比过去的“没有”要多。
叛徒江青叫嚣：“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出的东西不少”，“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相比，比那时多，这个我有材料”。
“四人帮”的党羽们就吹得更玄了，在他们的“中央负责同志”（应读作“四人帮”）亲自率领下，不但“年产量超过文化大革命前”，而且整个文艺阵地都“呈现出万紫千红，春色满园，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
江“旗手”及其一帮简直就象当年的反动文人梁漱溟一样，“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可惜的是，历史并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稍微有点记忆力的都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间，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文艺工作确有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但是，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总是在战斗中不断发展不断前进。
尤其是广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精心创作的好的和比较好的文艺作品，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是“四人帮”无论如何抹杀不了的。
这里仅举电影为例，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十七年里，我国共拍摄故事片和艺术片六百余部，真正毒草影片只是很少数，其中，深受工农兵群众欢迎的优秀影片就有好几十部。
而在“四人帮”把持文艺界的十年里，前六年只生产故事影片五十多部，其中不少是臭名昭著的大毒草，和人民群众的需求相比，产量很低，何时多何时少，是明摆着的。
江青口口声声“这个我有材料”，但她的“材料”是不值半文钱的。
“四人帮”的第二套捣鬼术更加拙劣，这就是混淆概念，用所谓“质量”高来代替数量多。
明明只会钓鱼打鸟，对于文艺一窍不通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跳出来狂吠：“上海创作的样板戏有好几个，其他戏也很多。
电影也是这样，最近出的几部质量还是好的”。
言下之意，他们搞的数量虽不多，但质量是高的。
高在哪里呢？
“四人帮”的拿手办法就是搬出八个样板戏。
其实谁都知道，这些革命现代戏是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关怀下，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共同劳动的成果。
江青所谓“革命样板戏是我呕心沥血搞起来的”胡说，不过是贪天之功为己有，硬往自己脸上贴金。
说到底，真是他们“呕心沥血搞起来的”，只有《春苗》、《反击》、《盛大的节日》一类阴谋文艺而已。
这些毒草完全是按照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所谓“三突出”原则生编硬造出来的。
政治上是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从艺术形式来看，也都是千篇一律，枯燥无味，帮气十足，只能得到“四人帮”及其一伙自我赞赏。
王洪文还要硬着头皮侈谈什么质量不质量，真不知道羞耻！
况且，“质量”和“数量”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质量的好坏，并不能代替数量的多少，这是稍有点常识的人都懂得的。
在“四人帮”的淫威统治下，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呢？
“四人帮”还有他们的第三套捣鬼术，也是他们最拿手的看家本领，这就是戴帽子、打棍子，强迫别人说他们多。
在“四人帮”控制的一些报刊上竟出现了这样一种论调：“阶级敌人咒骂我们少，决不是希望我们多”。
好家伙，指出“文艺作品少”，就是“阶级敌人”，请看这帮反动透顶的亡命之徒竟把矛头指向了谁！
至于帮记“帽子工厂”的老板们更是凶相毕露，杀气腾腾。
他们不但公然诬蔑毛主席的指示是“抹杀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而且连篇累牍地炮制黑文，恶毒诬陷贯彻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的中央领导同志“制造政治谣言”，“大刮右倾翻案风”，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四人帮”看来，只要大帽子一抛，黑棍子一打，天下人便可以从此闭口，跟着他们指少为多，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
然而，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是骗不了也吓不倒的。
人们只能从“四人帮”的拙劣表演中，更加看清这伙政治骗子的丑恶嘴脸，进一步激起对他们的刻骨仇恨。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四人帮”使出了全身解数，玩弄变“少”为“多”的骗术，并没有能够掩盖得了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滔天罪行，其结果反而撕下了自己的画皮，赤裸裸地暴露出他们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与党和人民为敌的反革命极右面目，进一步加速了他们一帮的彻底灭亡。
作者：侯立军
鲁迅曾把我国的古代文化遗产比作一所祖上留下来的大宅子，主张对这旧宅，无产阶级要占有，对宅中的东西，则视其作用而区别处理：“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
“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
对于“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
这比喻，实在生动而贴切，这主张，更有着精确的见解。
就拿民族戏剧的传统剧目来说吧，“旧宅”留下来的总有几千种，但从内容上区分大致也不外乎这样几类情况：
一是那些具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剧目。
这些剧目，程度不同地歌颂了历代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和历史作用，反映了一定的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是“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属于传统剧目中的精华。
它们不仅为当时劳动人民喜闻乐见，对今天来讲，仍是富于教益的东西。
对此种“鱼翅”，我们就应该批判地继承，使之更好地为今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服务。
绝不能因为“鱼翅”是“旧宅”中留下来的东西，就否认它的养料，而将其随便抛弃。
当然，即使是精华，其教育意义终不及现代作品来得直接，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否认优秀的传统剧目存在的价值。
二是那些宣扬剥削阶级思想意识、伦理道德，贩卖叛徒投降哲学，宣传封建迷信和诲淫诲盗的剧目。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于这类精神鸦片，一方面靠它自我陶醉，另一方面用它麻痹人民，因而这种存货倒着实不少。
精神鸦片具有更大的毒性。
它会使人消蚀斗志，麻痹思想。
因此，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舞台上是断然不能给传统剧目中“鸦片类”的东西留丝毫立足之地的。
鸦片固然有毒，但也不一定统统“摔在茅厕里”去。
在医学上应用鸦片治病的事例，对我们应当有所启发。
对于这一类传统剧目，将它们从舞台上扫下来，作为反面教材而存以备考，不也是物尽其用，派了很好的用场么？
至于“公子落难中状元，小姐赠金后花园”之类，还有反映腐朽旧制度的一些东西，这象旧宅中遗留下来的“姨太太”，已没有什么可供借鉴的价值，毫无保留的必要，还是任凭历史淘汰为是。
对于传统剧目的内容可以如此区别对待，对于其形式和艺术性当然也可作如是观，只不过“一切都要以这种形式包含什么内容为转移”（《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二页）。
譬如鱼翅可供食用，盛放器皿，烹调用具就可以保留。
换言之，传统剧目中可为今天所用的形式，我们可以加以改造，“拿来”就是。
而烟枪和烟灯本是为抽鸦片而制，如今吸大烟已被禁绝，纵然其制作是如何精巧，“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
对传统剧目中那些专为表现旧内容而产生的旧形式，不是也应如此处理吗？
毛主席提出的“古为今用”的方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严格的科学性。
我们对传统剧目的开放和继承，一定要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实践起来，也要保持一定的限度。
鱼翅固然是美味，却不能象时鲜的“萝卜白菜”那样作为日常食品。
传统剧目虽然可以为革命事业所利用，但革命事业首先需要的，还是大量直接反映现实斗争的富有时代气息的现代作品。
本来，早在三十多年前，毛主席便教导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把清理文化遗产作为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一部分工作。
可是，“四人帮”却对这项工作极力破坏。
他们正象鲁迅先生所揭露的那样，有时主张对文化遗产“放一把火烧光”，搞“全盘否定”；
有时则“大吸剩下的鸦片”，搞“全盘继承”。
“四人帮”装得比谁都革命，尽管白天里将鸦片“当众摔在茅厕里”，暗夜里却偷偷地捞出来大过其瘾，而对于真正认真对待文化遗产的人却扣之于一顶顶“复旧”、“倒退”、“黑线回潮”的帽子，使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横遭破坏。
清理文化遗产，整理传统剧目，这决非是开放一两个传统剧目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方针，要不要在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大问题。
我们相信，有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一系列方针的指引，有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经过广大文艺工作者辛勤的努力，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传统剧目这一古老的枝藤，也一定会绽开繁茂的新花，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文苑，增添更加浓郁的春色。
作者：班长应传良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积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文艺战线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被“四人帮”打入冷宫的许多优秀的电影、戏剧作品，得以重见天日，纷纷上映和演出，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可是我在高兴之余，曾一度有几分担忧。
我想，文化大革命以前不是“文艺黑线专政”吗？
那时的电影、戏剧不是“毒草丛生”，看不得吗？
带着这个思想问题，我和班里同志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我们共同学习了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有关文学艺术的指示，思想上才豁然开朗。
我的那些怀疑和担心，正反映了“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在我头脑中还未真正肃清。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在毛主席领导下文艺领域所取得的成绩。
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胡说什么十七年里“一条又粗又长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把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诬蔑为根本不起作用。
他们还无耻地把自己封为“红线”代表、“文艺革命旗手”。
建国以来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就连毛主席和周总理曾经肯定过的优秀作品，也竟然遭到他们的扼杀。
谁只要一提起这些作品，就是“复旧”、“回潮”、“右倾翻案”。
因此，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
经过学习讨论，我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对文艺工作的干扰确是严重的，但在两条文艺路线斗争中，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还是不断取得胜利。
广大文艺工作者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前进，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决不能一笔抹煞。
事实证明，十七年间的毒草作品只是少数。
“四人帮”鼓吹“文艺黑线专政”论，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是为他们否定党和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进而篡党夺权服务的。
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
今天，文化革命前的一些优秀作品重新搬上银幕、舞台。
这些作品热情讴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火热生活，塑造了一些感人的英雄形象，虽是十几年前的作品，仍不失其光彩，看后使我们深受教育，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相信，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抓纲治国，我们的文艺阵地必将日趋繁荣，百花齐放，万紫千红！
作者：行人
群山高呼，大海长啸。
这是惨遭日寇铁蹄蹂躏的祖国山河的愤怒吼声，这是千百万中国人民拿起武器，奋起抵抗的英雄战歌。
曲波同志在他的长篇小说《山呼海啸》（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以激越的感情和雄健的笔触，给我们描绘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山东省胶东半岛北海地区的抗日军民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刻画了华师桓、凌少辉、苏志毅、凌雪春、老赵松等一系列鲜明的形象，热情歌颂了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作品中，英勇神奇的常胜连在十八岁的连长凌少辉和二十三岁的指导员苏志毅的率领下，面对狡诈、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汉奸武装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疯狂进攻，不但没有被敌人吃掉，反而消灭了大量的敌人，保存并发展了自己，由一百多人的连队发展成为九百余人的“春华营”，这难道是连长和指导员个人有什么特殊的天才吗？
当然不是。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是一支人民的军队，紧紧地依靠着人民。
通过战争实践和党的教育，使他们深深懂得：“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为了鲜明地揭示这一人民战争的思想主题，作品在着力描写我军常胜连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成长、成熟、壮大和胜利的同时，还用了较多的篇幅，从战争的组织、进行以及人物关系等方面，表现抗日人民跟这支英雄连队的血肉关系。
当常胜连的同志们深陷敌围时，是无声的群众掩护了他们；
而当春华县的老百姓被强敌围困时，又正是常胜连的同志们冲杀在前，用鲜血和生命保护群众顺利地突出重围。
在日寇和汉奸武装以老百姓为挡壁企图固守顽抗的情况下，常胜连既要杀敌陷阵，又不能伤害群众。
任务急迫而又艰巨，又是群众果断地以粮车为战车，掩护常胜连突破敌人固守的阵地，消灭了敌人，解救了被裹胁的老百姓。
常胜连所以能够判断敌情了如指掌，打击敌人如秋风扫叶，取得大战罗汉山、闪击烽台等战役的胜利，都是与群众的支援、地方武装和党的地下工作的配合分不开的。
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策。
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壮大，也有力地配合和加强了人民战争的开展。
具有爱国心的杨林父子在我统一战线的感召之下，由中立状态变成革命的一翼，这就生动地说明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群众，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教育我们：“要坚持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不论敌人早打晚打，小打大打，打常规战争或打核战争，我军都要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战争这个法宝，随时准备粉碎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虎狼在前，重任在肩，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年代应当如此，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也应当这样。
搞革命战争离不开这个法宝，搞经济建设也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法宝。
“万众挥动斩寇刀，杀得山呼海啸！”
小说始终贯穿这一强音高歌，是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是战争第一阶段的延续和战争第三阶段的前奏。
小说选取这段斗争历史为背景是很有意义的。
作品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紧紧抓住一九四二年冬季日寇“扫荡”这一历史事件逐渐铺陈开来，把人们带进敌人进攻的残酷环境中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线的延长，日本帝国主义兵力不足、异国作战和指挥笨拙的致命弱点，便迅速暴露出来。
作品在描写敌我力量消长的同时，着力地渲染了抗日军民的反攻。
以“春华营”为代表的“昆仑部队”在地方武装的紧密配合下，对日寇、汉奸和顽固势力采取“卷边、断线、包蛋”等带有决战性质的胜利斗争，就是这一特点的体现。
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反映生活的广阔面和历史的完整性固然十分重要，但是为了使作品所反映的斗争生活真实、生动、鲜明、感人，还必须十分注意深入肌理的真实的细节描写，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特别是对于惊险、奇特、曲折、紧张、故事性强的长篇小说，更应该重视真实的细节描写，环境和人物的典型化。
应当说，《山呼海啸》还是重视细节描写、环境和人物的典型化的。
在人物塑造上，冲破了“三突出”的反动樊篱，努力表现了人物的个性特征。
当然，作品尚有个别不足之处。
如对某些战役的描写，战前的计划、议论多于战争场面的正面描绘，有些零星战斗的叙述又分散了笔墨，个别事件的描写有不够合理之处。
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曲波同志和他的作品是人们熟悉和欢迎的。
可是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残酷统治下，作者受到打击，作品被打入冷宫，脍炙人口的《林海雪原》不准再版，不能借阅，只能在私下里流传。
但是，“四人帮”的打击和迫害并没有使曲波同志屈服，为了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他继续革命，挥笔写作，坚持战斗。
今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顽强的革命毅力完成了这部作品的修改定稿工作，使作品很快地和广大读者见面，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我们深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继续努力，一定会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
栏目：抓纲治国初见成效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福建省形势发生了大变化。
一年多以前，这里乌云蔽空，浊浪翻滚，资本主义复辟的情景触目惊心！
今天，这里阳光灿烂，大地生辉。
广大军民挥戈上阵批“四害”，扬鞭跃马搞建设，从晋江两岸到武夷山下，从木兰溪畔到海防前哨，到处都呈现出莺歌燕舞、生气勃勃的景象。
一年巨变，深刻说明了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是拨乱反正、大治天下的根本大计。
同时也再一次告诉我们，哪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深入，哪里的形势发展就迅速。
我们一定要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彻底革命精神，从各个方面、各个角落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更大胜利。
——编者
晋江地区展宏图
深受“四人帮”祸害的福建晋江地区，一年多来经过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迅速出现安定团结、蒸蒸日上的新局面。
晋江地区位于东南沿海前哨，与蒋帮盘踞的台、澎、金、马仅一水之隔。
“四人帮”深知战略位置重要，把黑手伸进了这个地方。
全区六县一市被搞得乌烟瘴气，牛鬼蛇神纷纷出笼，资本主义泛滥成灾，人民生活不得安宁。
他们煽动层层揪“走资派”、“还乡团”，把地、市、县委和一部分社、队的领导班子搞瘫痪。
全区被撤职免职的各级领导干部达一千六百多人，被揪斗、殴打、赶跑的干部达二千二百多人。
他们还强行把一批罪证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从牢房里放了出来，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
泉州市有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被强行释放后，纠集了一帮打手，对揭发过他罪行的风屿大队贫下中农，进行了“三光”洗劫，有一百七十多人横遭毒打，七十三户人家的房屋被砸毁，二百五十多人被迫外逃，流离失所。
许多地方和单位豺狼当道，人妖颠倒，封建迷信抬头，投机倒把盛行，分田单干、贪污盗窃，社会主义公有制遭到严重破坏。
粉碎“四人帮”不久，福建前线驻军遵照华主席的指示，派出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战士到晋江各地热情宣传毛主席关于揭批“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宣传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
全区军民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胜利地进行了揭批“四人帮”的第一、二两个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现在，各级领导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断得到加强；
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被清查出来了；
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
各种现行犯罪分子受到了严厉打击，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
广大群众高兴地说，“四害”横行，坏人神气，好人受气；
大治之年，人民扬眉吐气，敌人垂头丧气。
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有力地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工交战线涌现出了一批提前三、四个月完成今年生产计划的先进单位。
泉州汽车分公司修理厂去年只完成年产值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七，今年提前一百二十五天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农业战线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全区战胜了严重的干旱和虫害，夺得了春夏作物的好收成。
还出现了许多小麦平均亩产六百到八百斤和早稻亩产超千斤的高产片、丰产队。
全区的夏粮和油料作物都提前超额完成征购任务。
渔业生产也是一派兴旺景象。
晋江人民在党的十一大路线指引下，正在大打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决心乘胜前进，把海防前哨建设成坚不可摧的钢铁堡垒。
春风化雨润侨乡
晋江县石狮镇是福建省的著名侨乡。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这里群魔乱舞，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这个仅有四千余户的小市镇，竟有近千家的私人商贩。
地下黑工厂、黑运输队猖狂活动，黑商店采取种种非法手段套购华侨物资，转手高价出售，牟取暴利。
来自二十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上百上千种货物充斥于市，还出现了号称螺丝、粮油、票证、水产、水果、扑克、砖瓦、烟丝八个“大王”。
“四人帮”一伙对此十分赞赏，称之为“莺歌燕舞”、“形势大好”。
华主席挥手除“四害”，石狮大治换新颜。
一年来，在省委工作队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石狮镇党委广泛发动群众，深揭狠批“四人帮”及其在福建的亲信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猛烈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八个“大王”被一网打净，国营商店恢复了正常营业，供应侨乡的各种货物琳琅满目，货源充足，调运及时。
门市部营业额一至三季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
有证商贩重新按行业组织起来。
在去年“四害”猖獗期间，石狮镇许多中小工厂被迫停产，亏损达四十多万元。
今年来，全镇职工以大庆人为榜样，积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大搞技术革新，迅速扭转了亏损局面，一至三季度，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点三。
广大侨属看到侨乡面貌日日新，更加激起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八十六岁的老归侨李苍岩满怀激情地写诗赞道：
扫净妖氛力克艰，
抓纲治国定江山。
春风化雨润侨乡，
薄海笙箫舞盛年。
大治快上夺红旗
在泉州农械厂的展览馆内，悬挂着一面引人注目的红旗——晋江地区机械行业劳动竞赛红旗。
谁能想到，一个“老大难”单位，抓纲治厂，在短短时间内就跃入了先进行列。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这个厂被资产阶级帮派头目所控制，有的利用厂里的原料和设备，搞黑包工；
有的内外勾结，倒手转卖国家计划物资；
有的搬走厂里的工具、材料和设备。
他们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使全厂停产半停产达八个月之久。
现在情况变了。
犯罪分子受到了打击，歪风邪气为之一扫。
革命大批判的烈火熊熊燃烧。
被“四人帮”颠倒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了。
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了。
他们自觉遵守社会主义规章制度，严格实行自检、互检、专检。
南方水田系列犁是国家重点考核产品之一，主要零部件合格率由百分之七十九上升为百分之八十八。
铸工车间过去长期完不成计划，现在加强了管理，提高了工效，月产量由二十一吨提高到二十七吨。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滚滚，荡涤了过去生产混乱的状态。
有的车间一天干完了四天的工作量。
有的班组出现了夜班超日班，日班超夜班，组超组，人超人的生动局面。
大干带来了大变。
全厂主要产品的数量、质量超额完成计划，企业由亏损变为盈利。
今年一至三季度的总产值就等于去年全年总产值的两倍多，形势确是喜人。
今日涵江换新天
莆田县涵江公社曾是资产阶级帮派活动的一个据点。
去年，那个自称“我有天线，天线就是江青”的所谓“反潮流战士”，把黑手伸进了涵江。
他网罗一小撮社会渣滓和歹徒，委以重任，授以重权，结成了反革命帮派体系，并从监狱中放出一个罪犯，坐镇涵江，指挥武斗，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他们对一大批革命干部，抓的抓，打的打，撤的撤，赶的赶。
公社党委书记林元霖被宣布为“走资派”，开除党籍。
苍林大队党支部书记许金星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牢。
他们建碉堡，筑工事，把枪口对准群众，狂叫：“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穿军装的也可以打”，制造了一桩桩血案，犯下了滔天罪行。
今日涵江，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经土崩瓦解，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受到严厉的制裁。
广大群众扬眉吐气，欢欣鼓舞。
一些遭受迫害的干部精神焕发。
公社党委领导班子经过调整充实，发挥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
他们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群众一起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
去年曾被“四人帮”爪牙砸了家的公社妇联副主任刘金莺，深入老大难的涵中大队，带领群众坚决和一小撮坏人斗争，刹住了资本主义歪风邪气。
广大干部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冲天而出。
修整农田，改造滩地，兴修水利，到处摆开了农业学大寨的战场。
一座防汛排涝的巨型闸门已胜利竣工，使易受潮水、洪水灾害的大片农田变为稳产高产田。
高产试验田里，小麦创造了亩产一千零八十八斤的新纪录，早季杂交水稻突破了亩产一千四百斤大关，晚季丰收在望，社员们正为全年亩产突破四千斤而努力奋斗。
晋江地区抓纲治国初见成效（今年一至十月与去年同期几个小对比）（图片）
去年“四害”横行时，晋江县祥芝渔业大队鱼货大量流入自由市场。
现在，贯彻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已初见成效，社员踊跃向国家交售水产品。
图是水产站在收购各种鱼类。
（照片）
（本专栏为福建省军区、《福建日报》、晋江地区通联站、晋江军分区报道组、莆田县革委会报道组、莆田县武装部报道组供稿）
金日成主席指出，在共和国北半部加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地；
积极支持南朝鲜人民争取南朝鲜社会民主的斗争；
加强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团结，使它们积极支持和声援朝鲜的革命，这是朝鲜党的三大任务，也是党的路线和方针。
金日成主席强调说，为了贯彻这个路线和方针，最重要的是彻底完成为了在共和国北半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大革命任务——思想、技术、文化革命。
金日成主席在谈到南朝鲜革命的问题时说，现在，朴正熙傀儡集团不仅在南朝鲜人民中是孤立的，而且在自己的同盟者中也是孤立的。
南朝鲜人民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仍然在进行着斗争。
共和国北半部人民要支持南朝鲜人民的斗争，要为统一祖国创造有利条件而进行有力的斗争。
金日成主席说，我国坚持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方针。
金日成主席在大会上还就关于加强人民军的政治工作作了指示，并提出了人民军军人的十项守则：
一、人民军军人任何时候都应彻底遵守军事规定。
二、人民军军人任何时候都应熟悉并且管理好自己的武器。
三、人民军军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彻底执行军事命令。
四、人民军军人应一丝不苟地进行党和政治组织分配的工作。
五、人民军军人应严守国家机密、军事机密和党组织的机密。
六、人民军军人应彻底遵守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律和秩序。
七、人民军军人应认真地参加军事政治训练，并且努力学习。
八、人民军军人要热爱人民，对他们的财产秋毫无犯。
九、人民军军人应彻底保护和节约国家财产和军需物资。
十、人民军军人应爱同志如兄弟，在军内彻底树立上下级团结一致的良好风尚。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朝鲜领导人吴振宇和朝鲜人民军各军、兵种的司令官以及人民军其他将领等。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六日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晚在欢迎日本化学工业界友好访华代表团的宴会上，强烈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
他说，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大事，理应根据日本政府同中国政府严肃约定的准则去安排，决不允许某一超级大国的横加干涉。
廖承志会长说，最近几天，我们北方邻居乘日本内阁改组的机会，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就中日关系问题向日本政府进行变本加厉的露骨的干涉和威胁。
他说，我们北方邻居的这种拙劣做法必将激起日本人民的更大反感。
对于这种霸权主义行径，我们中日两国人民是坚决反对的。
同时，我也相信，日本人民和有识之士，也不会容许任何人对霸权主义行径进行妥协和退让。
代表团团长长谷川周重在宴会上祝酒时说，在我们日本存在着北方领土等等问题，我们北方那个朋友越欺侮我们，我们人民就越强硬。
我们相信，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签订。
他表示希望，代表团这次访华将为发展两国化工贸易方面展开新的局面。
出席宴会的有有关方面负责人林丽韫、孙平化、吴曙东、陈木等。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六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今天下午会见日本战史作家儿岛襄先生，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六日讯 在蒋帮反动统治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下，台湾渔民生活越来越无保障。
不少渔家依靠借债度日，终年不得温饱。
据蒋帮公布的统计资料，台湾从事海上捕鱼的渔民约有八万八千多户，渔船二万九千多艘。
其中，占渔户总数百分之八十七点二五的渔户使用的是十吨以下的小型渔船或没有渔船，半数以上的渔船没有动力装置。
据台湾报纸透露，台湾渔民出海捕鱼很不自由。
蒋帮经常以“国防”需要、“防谍”和防止走私及偷渡为借口，禁止渔民出海作业。
即使台湾渔民获准出海，蒋帮也要严格限制时间、作业海域，千方百计进行刁难和控制。
长期以来，蒋帮一直对台湾渔民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榨。
渔民每次出海归来，蒋帮都要从他们售得的鱼款中强行扣交“印花税”、“营业税”、“渔业发展基金”、“渔船保险费”和“渔捞劳动者保险金”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蒋帮在台湾还设有“渔会”组织，打着“保障渔民权益”的旗号，强行征收“入会费”、“常年会费”，肆意摊派“事业资金”、“渔业改进推广费”，搜刮渔民血汗。
不仅如此，蒋帮还规定台湾渔民必须将捕捞的鱼货送至指定的“渔市场”，由蒋帮经手拍卖给“承销商”。
蒋帮“渔市场”不仅从渔民售得的鱼款中强征百分之二点五的高额“市场管理费”，还同“渔霸”相勾结，垄断渔市场，以威胁、恐吓等手段，拚命压低鱼价。
渔民不愿看着用血汗换来的鱼货卖不出去而白白烂掉，只好忍痛蒙受敲诈。
台湾报纸说，台湾的渔民已“成为任由宰割的羔羊”，“在层层剥削下，真有无限的辛酸”。
据报道，无船的台湾渔民，处境更加悲惨。
他们到渔业主的船上做工，要受到蒋帮和渔业主的双重剥削，收入十分低微，甚至有时因捕获量低，出海几个月，竟分不到一文钱。
一位姓张的台湾青年渔民说，有一次他到一艘渔船上去做工，在海上漂泊三个多月。
他每天昼夜打鱼，最多睡眠五小时，有时连续作业四十八小时以上；
回来卖掉鱼一算账，不仅没有分到分文，还赔出因购买出海必须的服装和医药品而花费的五千多元台币。
今年四月，云林县一个渔民不幸患病，全家六口陷入终日断炊的困境。
他妻子被迫到城市去做苦工，临行时，夫妻抱头痛哭，幼儿拉着妈妈的双腿不放。
乡亲们看到这一悲惨情景，无不洒下同情的泪水。
更为凄惨的是，由于台湾渔民遭受蒋帮沉重压榨，无力更新船只；
一些渔业主贪图厚利，不愿花费更多的钱检修船只，很多渔船陈旧不堪，缺少安全设备，再加上蒋帮气象预报不准，海难事故经常发生。
据蒋帮报纸承认，仅是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四年期间，因海难死亡、失踪和重伤的台湾渔民达四千六百多人。
台湾渔民遇难后，往往遭到蒋帮、渔业主的无理刁难，迟迟不发给保险赔偿费和抚恤金，使死者家属的生活陷于无依无靠的境地。
本报讯 济南部队离职休养干部、原六一二八部队副部队长张鸣凤同志，因病于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在青岛逝世。
张鸣凤同志一九三三年二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六十三岁。
据新华社巴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五日电 法国第二十五届国际乒乓球冠军赛经过三天紧张、激烈的比赛，于十二月四日在雷恩市圆满结束。
中国队在十二月二日获得男、女团体冠军之后，十二月三日和四日又获得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四项冠军。
法国队获得男子双打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