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会议胜利闭幕
高速度高水平地发展电子工业
李副主席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余秋里陈锡联徐向前方毅陈慕华王震谷牧等出席
新华社1977年12月04日讯
第4机械工业部召开的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会议，今天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陈锡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方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慕华，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谷牧，中央军委负责人粟裕、罗瑞卿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闭幕式。
李先念副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他勉励到会代表和广大职工高速度、高水平地发展电子工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闭幕式上，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的致敬信。
第4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致了闭幕词。
会议期间，王震副总理多次到会看望代表，召开座谈会，并作了指示。
中央军委负责人罗瑞卿给大会作了报告。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电子工业和这次会议的关怀，使代表们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在这次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会议上，代表们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发展电子工业的指示，学习了华主席的有关指示，学习了大庆的经验，着重研究了如何高速度、高水平地发展我国电子工业的问题，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这次会议的召开，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电子工业正在出现的新的跃进形势迅猛发展。
代表们指出，二十八年来，我国电子工业发展很快，现在已经形成了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并举，沿海和内地结合，科研、教育、生产相结合的电子工业，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的指引下，我国正在朝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
电子工业是国民经济和国防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速度和技术水平，直接影响到国防建设，直接影响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各个部门，直接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影响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电子工业要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服务，任重而道远。
整个国民经济要高速度发展，电子工业更要高速度发展。
过去由于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拉大了我国电子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这就更增加了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
大会向电子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发出号召：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加速普及大庆式企业，高速度、高水平地发展电子工业，向电子科学技术现代化、生产自动化、管理科学化进军，三年打下坚实基础，八年普遍提高、重点突破，二十三年建成现代化的强大的电子工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代表们一致认为，要尽快地把电子工业搞上去，就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认真贯彻“鞍钢宪法”，学大庆，学石化部。
代表们热烈响应大会号召，研究了建成现代化的强大的电子工业的具体措施。
当前，一定要大打企业整顿之仗，大打电子基础产品之仗，大打挖潜、革新、改造之仗，大力加强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搞好科研同生产的结合，使科研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
有些电子产品质量差，是高速度发展电子工业的一个障碍，要下决心把产品质量整顿好。
要切实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电子工业的具体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统筹安排、军民兼顾，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行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并举。
会议期间，省、市电子工业主管部门、大庆式企业、先进集体的代表和模范标兵二十人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了经验。
代表们纷纷表示要把这些经验学到手，迅速推广开来。
大会表彰了三十二个大庆式企业、事业单位，授予“先进更先进，勇攀新高峰”的锦旗；
表彰了三十个先进集体，分别授予光荣称号和锦旗；
树立了周阿庆、陈仁甫、姚锦钟、靳新旺、张福学、张秀珍等四十名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命名为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模范标兵，颁发了奖状。
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受奖的大庆式企业、先进集体的代表、模范标兵一起照了像。
为了促进电子工业的高速度发展，三十二个大庆式单位向全国电子工业战线职工发出了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书，各省市电子工业系统之间开展了革命竞赛，许多企业、事业单位之间开展了同行业的对口赛和联赛，掀起了比学赶帮超的新热潮。
会议充满着奋发图强、团结战斗的气氛。
代表们展望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普遍感到“形势喜人，任务逼人，时间促人”，激励了斗志。
一些先进单位的代表表示：
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自己，前进路上更要迈大步；
一些后进单位的代表表示：
要取一套真经，鼓一身实劲，瞄准先进，迎头赶上；
小厂的代表说：
小厂要作大贡献，赶超先进不让人；
科研单位的代表也表示要树雄心，打硬仗，脚踏实地攻尖端。
代表们满怀着必胜的信念，战斗的豪情，决心挽起袖子大干，开足马力大上，为建成现代化的强大的电子工业，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附图片）
这是大会主席台。
新华社记者摄

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全世界会看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征途上，不但善于战胜国内外阶级敌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将善于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就印度南部遭受风灾表示慰问
华国锋总理致电德赛总理
新华社1977年12月04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12月04日打电报给印度共和国总理莫拉尔吉·德赛，就印度南部遭受风灾表示深切慰问。
电报全文如下：
新德里印度共和国总理莫拉尔吉·德赛先生阁下：
获悉印度南部沿海地区发生严重风灾，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灾区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　院　总　理华国锋1977年12月04日
于北京

电子水准是现代化的标志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是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刻不容缓的战斗任务。
有了高速度才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而电子工业的发展将为我们提供最新的科学技术。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早在1956年就指出，电子水准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电子工业是国民经济和国防工业的一个新兴部门，它的发展速度和技术水平，直接影响到国防建设，关系着国家的安危；
直接影响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各个部门，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
直接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关系着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
它对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影响极大。
我国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就必须高度发展和广泛应用电子科学技术，把四个现代化提高到电子水准上来。
要实现高速度，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要用电子技术来武装。
在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方面，都要采用先进的电子技术和装备，才能达到高速度、高质量、高精度的要求，达到现代化的水准。
要实现高速度，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
列宁指出：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的劳动生产率还相当低。
由于“四人帮”疯狂破坏企业管理、煽动无政府主义所造成的恶果，使我国许多部门原来比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更低了。
我们要实现高速度，必须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现代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就是采用电子技术等最新的科学技术。
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科学上的重大发现，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往往引起生产的深刻革命。
蒸汽机的发明，电力的使用，原子能的利用，都在生产技术上引起了划时代的革命。
电子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广泛应用，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必将起着变革性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机器和大工业”的时候，指出：
“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
现代实现这个“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的中央自动机，就是以采用电子计算机为主要标志的控制设备。
电子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高度发展及其在生产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不仅可以模拟人的感觉和思维，把人们从大量的、繁重的、简单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逾越人体机能的限制，在检测、计算、判断、控制等方面，完成人们无法承担的任务，为我们提供崭新的生产手段、有效的科学实验和组织管理方法，把生产自动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而获得当代最高的劳动生产率。
我国电子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
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落后。
承认落后是为了消灭落后、赶超先进。
中国劳动人民是聪明的，广大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是有志气、有能力的。
他们不是冲破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为原子弹、氢弹爆炸，为卫星上天和返回地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吗？
他们不是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下，成功地建设了卫星通信地面站吗？
他们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大型高速电子计算机吗？
中国人民有信心，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遗愿：
“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当前，苏美争霸愈演愈烈，总有一天会打起来。
我们要时刻牢记虎狼在前，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要认清这个形势，要有战争观念，要准备打仗。
要准备解放台湾。
一定要抢时间、争速度，大力发展先进的电子装备，加强国防力量。
各级党委都要充分认识发展电子工业和广泛采用电子技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敬爱的周总理在讲到电子工业的重要作用时深刻地指出，与其说现在是原子时代，不如说是电子时代。
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以现代世界先进水平为起点，努力学习、运用电子科学技术和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国防装备现代化水平。
对这个问题，要有战略思想，要有远大目标，要有有效措施。
在国民经济中，要把电子工业摆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它的发展规模应当同它承担的任务相适应。
电子工业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它自身的现代化应当走在前面。
因此，电子工业必须高速度、高水平地发展，加快向电子科学技术现代化、生产自动化、管理科学化进军的步伐，尽快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建成一个军民结合、科研与生产结合、门类齐全、技术先进的强大的电子工业。
要建设强大的电子工业，实现高速度，必须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四人帮”在政治上是腐朽没落的，在科学技术上是愚昧无知的。
他们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这纯粹是对社会主义的诬蔑，对资本主义的美化。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更高的速度，过去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在继续证明着这一点，将来还要证明这一点。
我们要发扬“攻关”的革命精神，攀登世界高峰。
我们一定能够建成强大的电子工业，夺取高速度，争取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两个否定”、“一个砸烂”的口号要彻底批判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薛光华
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司法战线上占统治地位，全盘否定绝大多数司法干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叛徒江青恶毒诬蔑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制度“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攻击司法机关是“官僚机构”、“旧机器”，咒骂广大司法干警是“旧人员”，“十七年没有干一件好事”，“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狂叫要“彻底砸烂公检法”。
在这股“两个否定”、“一个砸烂”的妖风煽动下，许多司法干警惨遭迫害，司法工作受到严重破坏。
北京市法院曾被诬蔑为“黑窝子”，
“复辟资本主义的桥头堡”。
北京市法院的几个领导干部也被诬陷为“特务集团”，“党组成员全部烂掉”。
进而抛出“上面一小撮，底下一小团，中间有黑网”的反动口号，把绝大多数庭、处、科以上干部和一些审判人员打成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托派分子”、“假党员”、“蜕化变质分子”、“现行反革命”、“黑帮爪牙”、“黑笔杆”、“修正主义的黑苗子”。
他们对广大司法干警大搞法西斯式的审查，残酷无情，令人发指！
他们实行“大拆大卸”、“人员大换班”，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警当作“旧法人员”踢出了法院的大门。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在公安司法战线上，究竟是无产阶级专了资产阶级的政，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绝大多数司法干部究竟是好的、比较好的，还是坏的呢？
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制度究竟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
事实是最好的说明。
首先，我们北京市法院是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在废除国民党的伪法统，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之后，吸取了老解放区司法工作的经验，对司法制度进行了根本改革，并根据1954年我国第1部社会主义宪法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的。
各级人民法院完全是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司法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
第2，北京市法院的干部队伍主要来自三部分：
一部分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有丰富司法工作经验的革命老干部，他们担任了主要领导职务；
一部分是在历次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工农积极分子；
一部分是解放后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经过专门训练的革命知识分子。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经过司法改革和整风反右，司法队伍得到了锻炼和考验，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更加纯洁，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和审查，事实证明：
没有一个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只是个别的。
第3，十七年中，我们市法院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真执行了党的政策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
通过审判活动，稳、准、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纠纷，为增强人民团结，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加强对敌斗争，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成绩是主要的。
虽有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
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任何谎言和诬陷，都无法推翻这铁一般的事实。
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否定”、“一个砸烂”的反动口号，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

决不允许颠倒敌我关系
北京市昌平县公安局南口派出所民警　赵　毅
公安部理论学习组的文章，深刻地、系统地论述了毛主席为公安工作规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学习这篇文章，很受启发，很受教育。
多年来，“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
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恨之入骨。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伙同林彪抛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公安工作是红线占统治地位，否定广大公安干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蓄意颠倒敌我关系，对广大公安干警实行法西斯专政。
“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个黑干将，卖命地执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使首都公安机关受到了严重破坏，使首都广大公安干警受到残酷的迫害。
我就是直接受害者中的一个。
周总理逝世以后，广大人民群众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
我怀着对周总理无比崇敬、对“四人帮”一伙无比愤恨的心情，写了一首《满江红》词，其中有这样几句：
“阴沟处，起黑烟，几小丑，逆流掀，笑挡车螳臂，枉费心肝”，把“四人帮”比作躲在阴沟处的“几小丑”。
这一下捅了“四人帮”那个黑干将的心窝。
他们给我扣上“分裂党中央”的罪名，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先是给我办所谓“单人学习班”，实行隔离审查，以后逐步升级，直至把我关进监狱，进行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残。
但是，我始终坚信毛主席和党中央无比英明和伟大，坚信这伙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害人虫迟早要被人民审判。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才得以重见天日，获得了解放。
我深深感激华主席和党中央给了我第2次政治生命！
在当前这场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我要同广大公安干警一道，认真学习毛主席、周总理多年来对公安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彻底批判“砸烂公检法”这个反动口号，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公安工作路线是非彻底纠正过来，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四人帮”是破坏交通秩序的罪魁
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处　赵松贤
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为搞垮我们的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抛出了“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在公安战线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在“四害”横行时，首都交通秩序很不好，这与“四人帮”提出的“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是有密切关系的。
交通业务被他们破坏了，过去建立的群众性的交通安全组织被他们砍掉了。
一些大的机关和车辆多的单位，以前都有群众性的交通安全组织，公安机关与这些群众性的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依靠群众，做好交通安全工作，使城市交通保持良好状态，取得了很大成绩。
可是，“四人帮”及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个黑干将，根本不管人民群众的死活，根本不抓交通业务，对交通干警不进行业务训练，谁要抓业务，就给谁扣上“右倾回潮”的帽子。
“四人帮”这些倒行逆施，给首都交通秩序造成很大混乱，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的损失，在国际上也造成不好的影响。
“四人帮”是造成首都交通秩序混乱的罪魁祸首。

愤怒揭批反革命政治纲领
上海纺织工业系统广大干部群众，从“四人帮”残害干部的血的事实中，认识到“四人帮”同蒋介石匪帮一样凶狠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纺织工业系统广大干部和群众，联系本系统实际，愤怒揭批“四人帮”抛出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他们从“四人帮”及其余党残酷打击、迫害老干部和一般干部的血淋淋事实中，进一步认识到：
“四人帮”同蒋介石匪帮一样凶狠，干的是法西斯暴行。
上海纺织工业系统，是“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黑样板，是一个“重灾区”。
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直接插手这个系统，他伙同“四人帮”的余党马天水等人及他们在上海纺织工业局的那个亲信，在这个系统大搞“改朝换代”，仅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另搞一套，就把这个系统从局党委领导干部到工厂基层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中的五百一十一名革命干部，当作“走资派”进行揪斗。
广大干部、群众在批判中愤怒地指出，“四人帮”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统统打倒，完全是有舆论、有预谋、有步骤的。
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嚣：
“对一把手要放手干，往死里打；
对二、三把手要搞臭，搞不臭也要赶跑。”
有个公司的党委书记是老八路。
“四人帮”的亲信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地整了他大批黑材料，千方百计想把他打倒。
当这位老干部因大腿骨折住进医院时，他们还要继续批斗。
“四人帮”在纺织局的那个亲信还制定了一个黑规划，提出“每年要以百分之二十五的速度进行大换班”。
妄图在三、四年内把全系统老干部全部打掉。

狠批“四人帮”的“阶级关系新变动论”
广州地区宣传、理论工作者在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它的“理论基础”时指出，“四人帮”的“变动论”是托洛茨基“蜕化论”的翻版，“四人帮”和托洛茨基匪帮是一丘之貉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州地区的宣传、理论工作者最近举行专题批判会，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它的“理论基础”——“阶级关系新变动论”，指出“四人帮”的“变动论”正是托洛茨基“蜕化论”的翻版，“四人帮”和托洛茨基匪帮完全是一丘之貉。
参加这次批判会的有三百多人。
发言的同志很踊跃。
会上揭露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诋毁毛主席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罪恶行径。
张春桥曾对毛主席的这篇著作乱加批注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似无一篇明确分析的文章”。
张春桥还狂妄地叫嚣要准备写一篇分析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著作”，以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等等问题。
大家在发言中指出，张春桥的这些疯狂叫嚣，是说毛主席的著作已经过时了，毛主席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已经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划分，而必须由他来提出社会主义阶级关系新变动的“理论”。
请看，张春桥的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何等程度！
发言的同志指出，“四人帮”的所谓
“阶级关系新变动论”究竟是什么货色？
这个“新变动”就“新”在把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到了社会主义阶段都变成了“走资派”，“形成了一个党内资产阶级”，成了“最危险的敌人”。
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造反派同走资派的矛盾”了。
正是基于这种“新变动”的谬论，他们明目张胆地鼓吹要打倒“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以及那些“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四人帮”还说，随着阶级关系的“新变动”，老工人变成了“既得利益者”，贫下中农搞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跟不上”，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因此，
“社会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就历史地落到造反派的身上了”。
他们说的“造反派”是些什么人呢？
就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就是那些政治野心家、叛徒、特务、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流氓、打砸抢者。
总而言之，革命变成了“反革命”，反革命变成了“革命”，这就是“四人帮”的“阶级关系新变动论”的实质。
这种极端反动的敌我关系颠倒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复辟经。
然而，正是这样一套谬论，却被“四人帮”的党羽们无耻地吹捧为所谓“第4个里程碑”的“张春桥思想”！
许多发言的同志联系广东实际揭露说，“四人帮”的这套谬论一出笼，广东的帮派势力就北呼南应，紧密配合，大肆叫嚷：
“要重新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
他们按照“四人帮”蓄意颠倒敌我的反动逻辑，如法炮制了一个老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是走资派，文化大革命后是复辟派，现在（指1976年）是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反动公式。
他们诬蔑说，“你们老家伙（指革命老干部）有走资派的经验，我们有造走资派反的经验”。
他们恶毒攻击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复辟派”、“还乡团”、“黑班底”，叫喊
“广东修根很深，复辟派在广东上有代表人物，下有阶级基础”，“走资派中央有，地方有，各地区有，各条战线都有”，从省委到基层，要层层揪“走资派”。
他们为了篡夺各级党委的领导权，极力丑化党，丑化党的各级干部，满口胡说
“党内资产阶级”就是那些“权力大、工资高、坐小汽车、有保姆的大官”，胡说“五十岁以上、百元工资以上的老干部，头上总是戴着走资派的帽子”。
他们甚至牛头不对马嘴地搬用三个世界的概念，胡乱联系，极端荒谬地把领导干部划为“第1世界”，中层干部划为“第2世界”，一般干部和群众划为“第3世界”，以此来分裂干部队伍，制造党内混乱。
按照他们的反动逻辑，阶级关系变动了，主要矛盾变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等根本问题来了个大颠倒，打倒老干部竟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广东，这些坏家伙就准备如此动作了，他们妄图搞所谓“第2次夺权”，密谋策划发动一次“比唐山地震还大的行动”，丧心病狂地叫嚣：
“不要怕乱，死十万八万人没有关系，揪出走资派就是最大的胜利。”
到会的同志愤慨地指出，“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的反革命叫嚣并不是什么新“创造”，它是从托洛茨基那里拣来的、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破烂货。
托洛茨基当年就曾经诋毁10月革命前同列宁一起战斗过的老布尔什维克在“蜕化”、“官僚化”，叫嚷要“整刷”，要“更换党的领导”。
斯大林在批判这伙匪帮的反革命谬论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用蜕化的胡说来诬蔑党的干部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企图推翻党，打断它的脊椎骨。”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1页）
“四人帮”的“变动论”纯粹是托洛茨基“蜕化论”的翻版。
无怪乎当人们一提起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时，江青就火冒三丈，狂叫：
“你们别提斯大林了，托洛茨基怎么样还很难说。”
寥寥数语，就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和托洛茨基是一丘之貉。
到会的同志们说，“四人帮”的“新变动论”，从根本上篡改了党的基本路线，篡改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我们党的一大批有经验的老干部，经过各种斗争的考验，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党能够在大风大浪中“稳坐钓鱼船”的重要因素。
“四人帮”要把所有老干部统统打倒，实质上是把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和架空毛主席，妄图整个打倒我们伟大的党。

狠批“四人帮”的“阶级关系新变动论”
广州地区宣传、理论工作者在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它的“理论基础”时指出，“四人帮”的“变动论”是托洛茨基“蜕化论”的翻版，“四人帮”和托洛茨基匪帮是一丘之貉
据新华社广州电
广州地区的宣传、理论工作者最近举行专题批判会，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它的“理论基础”——“阶级关系新变动论”，指出“四人帮”的“变动论”正是托洛茨基“蜕化论”的翻版，“四人帮”和托洛茨基匪帮完全是一丘之貉。
参加这次批判会的有三百多人。
发言的同志很踊跃。
会上揭露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诋毁毛主席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罪恶行径。
张春桥曾对毛主席的这篇著作乱加批注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似无一篇明确分析的文章”。
张春桥还狂妄地叫嚣要准备写一篇分析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著作”，以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等等问题。
大家在发言中指出，张春桥的这些疯狂叫嚣，是说毛主席的著作已经过时了，毛主席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已经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划分，而必须由他来提出社会主义阶级关系新变动的“理论”。
请看，张春桥的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何等程度！
发言的同志指出，“四人帮”的所谓
“阶级关系新变动论”究竟是什么货色？
这个“新变动”就“新”在把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到了社会主义阶段都变成了“走资派”，“形成了一个党内资产阶级”，成了“最危险的敌人”。
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造反派同走资派的矛盾”了。
正是基于这种“新变动”的谬论，他们明目张胆地鼓吹要打倒“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以及那些“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四人帮”还说，随着阶级关系的“新变动”，老工人变成了“既得利益者”，贫下中农搞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跟不上”，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因此，
“社会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就历史地落到造反派的身上了”。
他们说的“造反派”是些什么人呢？
就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就是那些政治野心家、叛徒、特务、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流氓、打砸抢者。
总而言之，革命变成了“反革命”，反革命变成了“革命”，这就是“四人帮”的“阶级关系新变动论”的实质。
这种极端反动的敌我关系颠倒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复辟经。
然而，正是这样一套谬论，却被“四人帮”的党羽们无耻地吹捧为所谓“第4个里程碑”的“张春桥思想”！
许多发言的同志联系广东实际揭露说，“四人帮”的这套谬论一出笼，广东的帮派势力就北呼南应，紧密配合，大肆叫嚷：
“要重新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
他们按照“四人帮”蓄意颠倒敌我的反动逻辑，如法炮制了一个老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是走资派，文化大革命后是复辟派，现在（指1976年）是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反动公式。
他们诬蔑说，“你们老家伙（指革命老干部）有走资派的经验，我们有造走资派反的经验”。
他们恶毒攻击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复辟派”、“还乡团”、“黑班底”，叫喊
“广东修根很深，复辟派在广东上有代表人物，下有阶级基础”，“走资派中央有，地方有，各地区有，各条战线都有”，从省委到基层，要层层揪“走资派”。
他们为了篡夺各级党委的领导权，极力丑化党，丑化党的各级干部，满口胡说
“党内资产阶级”就是那些“权力大、工资高、坐小汽车、有保姆的大官”，胡说“五十岁以上、百元工资以上的老干部，头上总是戴着走资派的帽子”。
他们甚至牛头不对马嘴地搬用三个世界的概念，胡乱联系，极端荒谬地把领导干部划为“第1世界”，中层干部划为“第2世界”，一般干部和群众划为“第3世界”，以此来分裂干部队伍，制造党内混乱。
按照他们的反动逻辑，阶级关系变动了，主要矛盾变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等根本问题来了个大颠倒，打倒老干部竟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广东，这些坏家伙就准备如此动作了，他们妄图搞所谓“第2次夺权”，密谋策划发动一次“比唐山地震还大的行动”，丧心病狂地叫嚣：
“不要怕乱，死十万八万人没有关系，揪出走资派就是最大的胜利。”
到会的同志愤慨地指出，“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的反革命叫嚣并不是什么新“创造”，它是从托洛茨基那里拣来的、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破烂货。
托洛茨基当年就曾经诋毁10月革命前同列宁一起战斗过的老布尔什维克在“蜕化”、“官僚化”，叫嚷要“整刷”，要“更换党的领导”。
斯大林在批判这伙匪帮的反革命谬论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用蜕化的胡说来诬蔑党的干部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企图推翻党，打断它的脊椎骨。”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1页）
“四人帮”的“变动论”纯粹是托洛茨基“蜕化论”的翻版。
无怪乎当人们一提起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时，江青就火冒三丈，狂叫：
“你们别提斯大林了，托洛茨基怎么样还很难说。”
寥寥数语，就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和托洛茨基是一丘之貉。
到会的同志们说，“四人帮”的“新变动论”，从根本上篡改了党的基本路线，篡改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我们党的一大批有经验的老干部，经过各种斗争的考验，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党能够在大风大浪中“稳坐钓鱼船”的重要因素。
“四人帮”要把所有老干部统统打倒，实质上是把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和架空毛主席，妄图整个打倒我们伟大的党。

“黑线专政”论是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吕　骥
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1971年夏季对全国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所作的估计，从根本上推翻了曾在教育战线横行一时的“黑线专政”论。
这样，十多年来在文艺战线杀气腾腾的“黑线专政”论也就一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毛主席认为对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这是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路线斗争情况的科学概括，同样适用于我们文艺战线。
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我们就能够把文艺战线的路线斗争情况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样，我们才能深入认识“黑线专政”论的背后，隐藏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大阴谋。
毛主席对于知识分子的情况也作了非常准确的估计，认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
执行错误路线的是少数人。
“四人帮”对于文艺队伍的估计，是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也是极其荒谬的。
他们胡说许多人不是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就是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或掉队了。
因此，疯狂叫嚷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他们口里这么叫嚷，实际上也是这么干的，一大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老干部统统被“四人帮”打成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同时在各单位培植亲信组成他们的帮派体系。
事实上，许多文艺团体、单位一直到文化部，在前几年中已经被“四人帮”的亲信、死党和帮派体系篡党夺权了，直到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经过深入揭批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才把被他们篡夺去的党的大权再夺回来。
今天，我们必须彻底揭露“黑线专政”论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阴谋，必须深入批判“黑线专政”论颠倒是非、诬蔑诋毁我国解放后十七年来文艺战线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极力否定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艺战线上的历次思想斗争所取得的光辉胜利的反动实质。
解放后十七年，我们这些在音乐家协会工作的人，的确受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的确有过不同程度的动摇。
最明显的是在解决创作与生活问题和批判继承遗产的问题上，都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
毛主席在1964年06月对一些协会的严厉批评，是非常及时、完全正确的。
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没有和大家一同深入到工农兵群众火热的斗争中去，因此有些时候，我们的工作相当严重地脱离了广大工农兵群众。
但是，许多地方音协在这方面比我们全国音协工作得好，培养了不少人才，创作了大量的为群众喜听爱唱的好作品。
所以，无论怎样，也不可能得出“黑线专政”的结论。
如果十七年音乐战线上真是黑线专了政，怎么可能产生数以万计的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歌颂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歌颂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歌曲、歌剧、大合唱和各种器乐曲作品呢？
象《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洪湖赤卫队》、《江姐》、《向阳川》、《刘三姐》这些优秀歌剧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我们不需要举出许多为广大工农兵传唱不厌的作品的名称了。
我们要特别提出的是，曾经被
“四人帮”说成是叛徒江青“呕心沥血”培育出来的八个革命现代戏的唱腔和音乐，也是音乐工作者和戏曲工作者、演员、导演共同设计创造的，江青并不是什么第1编剧、第一唱腔设计、第一导演……江青不过是一贯掠夺别人创作成果的文坛霸主。
许多事实说明，林彪和“四人帮”这伙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他们自己也不认为文艺战线十七年是什么“黑线专政”。
正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文艺战线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革命文艺家在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创作了大量的革命文艺作品，已经形成燎原的烈火，他们如果再不设法加以扑灭，很快就要把他们烧死在革命文艺的熊熊烈火之中，他们篡党夺权的希望就将荡然无存。
因此先动手为强，反咬一口，诬蔑文艺战线十七年是“黑线专政”，这样就可以一举加以歼灭，整个革命文艺队伍也就可以任意判刑处决了，他们的帮派体系就可以毫无阻拦地坐上文艺领导的宝座，他们的阴谋文艺也就可以横扫万里，如期实现他们的篡党夺权的阴谋了。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在“黑线专政”论的黑旗下，他们可以肆意禁锢一切革命文艺作品；
在“黑线专政”论的黑旗下，他们可以任意给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一个个戴上“黑帮”、“黑线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各种称号的黑帽子，妄想用这些黑帽子压住革命文艺工作者，使之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同样应当清醒地看到“黑线专政”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欺骗过许多没有历史知识，不会从正面看反面，更不会从反面看正面的青年人，许多青年上了“四人帮”的当。
在这些可爱的青年中必不可免地有些人今天还看不清“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是反动的、阴险的、毒辣的，我们必须耐心地向他们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设法帮助他们，耐心启发他们，引导他们，而不能粗暴地对待他们。
我们也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的毒汁已经浸入我们革命队伍中某些人的头脑，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提高觉悟，认清“黑线专政”论的流毒，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依靠他们自觉地肃清思想深处的流毒。
总之，我们要正视“黑线专政”论的流毒，不可掉以轻心，必须彻底揭发，必须深入批判！

一次特殊的飞行
——记民航北京管理局某机组抢救新加坡朋友的事迹
今年05月的一天下午，在桂林—北京航线上，一架标有中国民航“408”号的客机向着北京飞行。
执行这次任务的是民航北京管理局某机组。
飞机在六千米的高空平稳地飞行着，舒适宽敞的机舱里坐满了前来我国参观访问的外宾。
在机舱稍后座位上，有一位身体比较瘦弱的老人，他就是新加坡籍著名牙医、新加坡牙医公会访华团团长周毅民先生。
周先生已年过六旬，出生在中国福建省，几十年来，一直想回中国看看。
今年05月，医生见他的健康情况不大好，认为不宜出国旅行，但他想回中国看望心切，毅然率领访华团来到中国。
访华团入境后，首先在桂林游览参观。
美丽的桂林山水和中国人民粉碎“四人帮”以后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给周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虽然已经感到胃不舒服，但仍然兴致勃勃地坚持到北京继续参观访问。
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当飞机将要飞越武汉上空时，周先生的胃病突然发作，头晕眼花，恶心想吐，疼痛不止。
他挣扎着想到厕所去呕吐，结果刚走到厕所门口，便晕倒在地，大口吐血。
机组的副大队长鄢远雄和陪同代表团的彭乃良同志看见后，赶紧将周先生扶起，安置他躺下，这时只见他脸色苍白，手脚冰凉，不断出虚汗，处于生命垂危之中。
副大队长鄢远雄顾不得擦去胳膊和手上的血，快步冲进驾驶舱，提议边请示边转弯，紧急降落武汉某机场。
机组的同志们很清楚，如果继续向前飞到郑州，至少得一个多小时，而周先生的生命是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的呀！
武汉某机场离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最近，最便于争取时间抢救。
全机组人员完全同意鄢副大队长的建议。
这是一场十分紧张的战斗。
报务员李起琛火速向武汉民航机场报告请示，并请他们立即通知武汉某机场。
大约半分钟，武汉民航机场同意返航，保证安全落地，尽最大努力抢救病人。
当天正是星期六，武汉某机场导航、备降任务已经完成，机器已经关闭，除值班人员外，其他同志已下班，但当他们接到通知后，各种人员火速跑步赶到现场，只用了两、三分钟的时间便恢复了工作，和“408”号飞机开始了直接通话。
由于事出突然，机长是第1次在这个机场降落，加上已近黄昏，跑道上空充满了烟霾，视线模糊，影响着飞机的安全降落。
但是机组的同志们下定决心，为了抢救新加坡朋友的生命，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也要战胜它，保证安全降落。
在领航员、机械师的协助下，机长高殿榜，精心地操纵着飞机，从六千米的高空急速地下降着，但又保证了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机舱里，也出现了同样感人的景象：
陪同代表团的彭乃良、梁佑全和乘务员李安莉、苏连萍等同志都在尽最大的努力抢救周先生。
乘务员小李用英语说：
“同志们，朋友们，我们的飞机上有一位生命垂危的新加坡朋友，你们中间那位是医生，请帮助我们共同抢救这位朋友……。”
她的话音刚落，一位墨西哥医生立即走到前面来，认真地为周先生作了诊断，说病人很危险，急需输血抢救。
飞行检查副主任孙忆初主动到机舱来参加救护工作，并且将病人的情况随时报告机组。
飞机平稳地降落后，机舱门立即被打开了，武汉某机场在郑副站长的指挥下，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做好，救护车、担架、医生、临时抢救设备已在机下等候。
孙忆初同志把周先生背下飞机，送进救护车。
医生立即采取临时抢救措施，汽车飞速地把周先生送往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这时手表的指针是六时十八分。
有人计算了一下，从发现周先生病危到救护车开往医院，中间只用了十八分钟的时间。
这是多么不平常的十八分钟啊！
新加坡代表团副团长沈瑶隆先生紧紧地握着鄢副大队长的手，非常激动地说：
“我到过许多国家，还没有见过象你们这样关心乘客的机组人员，非常感谢你们！”
鄢副大队长说：
“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也要感谢你们，是你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加坡人民的友谊。”
代表团的朋友们一再表示，一定要把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给新加坡人民。
一位墨西哥朋友说：
“今天我亲眼看见了你们的工作，这是我认识中国的开始，是我生平第1次看到的奇迹。”
周先生患的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穿孔。
在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医务人员的及时手术抢救、精心治疗护理下，他很快恢复了健康，于今年06月18日出院，顺利地回到了新加坡。
他在给中国朋友们的来信中说：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我内心的感激才好。”
本报通讯员

为高速度发展电子工业贡献力量
——访参加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会议的代表
电子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电子工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它自身必须高速度、高水平地发展。
最近，记者访问了参加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部分工厂、地区和研究院的代表。
他们都在热烈而认真地议论着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为高速度、高水平地发展我国电子工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加会议的南京无线电厂的代表谈到了老厂如何发挥骨干作用的问题。
解放初期，南京无线电厂是个只有一百多人的无线电修配小厂，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现在已经发展成为能自行设计、制造无线电通信设备、彩色电视机、电子测试仪器和电子医疗器械等多种产品的大型电子企业。
这样一个大厂如何做出新的贡献？
这个厂的党委副书记黄健芝说：
我们厂过去虽然为发展电子工业作过一些贡献，但还很不够。
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发展，我们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发展新品种上，特别是在发展现代化的通信装备、广播电视产品以及电子仪器等方面，为国家多挑担子，为革命攀登新高峰。
为了加速发展新品种，我们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和新的元器件，努力提高产品技术水平。
要处理好生产和科研、试制的关系，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科研试制，加强设计所和试制力量，做好技术情报工作和标准化工作，把新品种很快搞上去，这样才能继续发挥老厂的骨干作用，促进电子工业高速度的发展。
小厂能不能为高速度、高水平发展电子工业作贡献？
哈尔滨通江晶体管厂的经验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这个厂是由七个人的塑料雨衣修补小组发展起来的电子企业，他们以大庆为榜样，厂小志气大，艰苦创新业。
十年来，生产年年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工业总产值以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八的速度持续跃进，现在已经能够生产五百多种型号的晶体管，还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研制成功了国家急需的气敏、磁敏、力敏等特种器件，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通江晶体管厂的党支部副书记杨之滨对我们说：
小厂要做大贡献，必须在提高职工队伍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工艺技术水平上下功夫。
十年来，我们采取走出去学，请进来教，边干边学和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办教学科研、生产结合的特种敏感器件研究所等办法，从各方面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
现在已有几十名工人达到中专技术水平，有二十几名技术人员能独立地组织生产试制工作，初步形成了一支技术骨干队伍。
我们还先后制造了二百多台设备、仪器，对原有的老设备、土设备进行了技术改造，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当我们访问湖南省曙光电子管厂党委副书记李建堂时，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厂的实践证明，受“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工厂，只要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生产就一定会高速度地向前发展。
他说：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千方百计大乱湖南，我们厂曾被他们糟踏得不成样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厂党委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对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件件、一桩桩地进行清查。
我们还在全厂集中力量，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了三次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活动，对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流氓犯罪分子进行了批斗，分别作了处理。
有力地打击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广大群众扬眉吐气，拍手称快。
通过揭批“四人帮”，全厂抓革命促生产出现了新的局面。
05月以来，生产月月上升。
工人们高兴地说：
“我们曙光厂又迎来了新曙光！”
地方电子工业是整个电子工业的重要方面军，在毛主席关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方针指引下，由于各级党委的重视，发展很快。
山东省电子工业原来底子薄，基础差。
现在已由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几个厂点，发展到二百多个企业，有了一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在这个基础上，怎样实现高速度呢？
我们在访问山东省电子工业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治东时，他说：
地方电子工业，必须紧紧围绕当地国民经济发展，大力推广电子技术应用，积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样路子才能越走越宽。
我们要针对本省的实际情况，围绕油田、煤矿、纺织和机械工业大作文章，为油田通信和遥控煤矿的安全高效开发，为纺织和机械工业生产的程序控制、数字控制，提供先进的电子装备。
地方电子工业，只要有一个明确的服务方向，有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是能够多快好省地发展的。
我们所访问的代表都深深感到，要把电子工业很快搞上去，科研必须走在生产的前面。
许多科研单位的代表也感到自己担负着重大的责任。
第4机械工业部某研究院院长周凤鸣说，电子工业的科研和生产要大上，必须把电子元器件搞上去，把基础搞扎实。
要大力加强应用科学和基本技术的研究，狠抓集成电路技术、半导体技术、固体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等前沿电子科学技术的发展。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
“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代表们满怀信心地表示，一个高速度，一个高水平，是时代的要求。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高速度、高水平地发展电子工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我国电子技术的应用推广范围日益扩大。
气象部门用卫星云图接收机收录气象云图，能准确地报出台风的中心位置及变化情况。
右上角是卫星云图接收机的天线。
　新华社通讯员摄

在华主席、党中央关于科学工作重要指示的指引下
南京科技工作者为革命争作贡献
新华社南京1977年12月04日电
在华主席、党中央关于科学工作重要指示的指引下，中共南京市委切实加强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抓紧搞好科研机构的整顿，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制定科研规划，全市科学技术工作搞得生气勃勃。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华主席关于科学工作的指示传达以后，南京市委迅速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
省、市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召集科学技术人员开座谈会，调查了解科技战线的情况，整顿科研机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讨论制定向科学技术进军的规划，最近，全市又举行了有二千多人参加的先进科技工作者代表会议，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科学技术事业的罪行。
会上树立了二十面红旗单位，表扬了二百九十多个先进集体和一千二百多名先进工作者，从而推动了全市科技战线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开展，进一步发展了科技工作的大好形势。
在市委的带动下，全市各部门各系统也都积极行动起来。
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党委最近提拔任命了五十六名工程师。
国家建材总局南京玻璃纤维研究院，已把一批长期下放劳动和用非所学的专业人员调回技术岗位。
南京无线电厂、南京汽车制造厂、南京特种灯泡厂、一○一四所等单位，分别将一批表现好的技术人员提拔到了领导岗位。
几个月来，中共南京市委对全市科学技术机构进行了扎扎实实的整顿。
发动各个科研单位联系实际，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对“四人帮”干扰破坏的七个方面逐一进行了批判。
同时，加强了科技领导机构，决定成立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统管全市的科技工作；
正在积极筹建市标准计量管理机构和情报资料、电子计算、计量测试三个服务中心以及科学用品服务站，并建立了市标准计量管理机构；
改选成立了市科协第2届委员会；
还准备创办《南京科技》，活跃学术思想。
市技术推广站也加强了领导和业务活动。
有的专业研究所（室）调整配备了领导班子，充实了必要的技术骨干，为加速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现在，南京市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各单位不断传出捷报。
江南光学仪器厂试制的电子探针X射线显微分析仪，过去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搞了多年没有成功。
今年连续奋战几个月，终于完成了这项具有先进水平的科研项目，为冶金、地质工作提供了急需的分析仪器。
南京机床厂为了研制一种新产品，党委常委兼总工程师吕天乐，带领“三结合”攻关小组，吃在机房，睡在机旁，演算了上千道公式，进行了上百次试验，终于在今年09月27日完成试车，填补了我国机械工业上的一项空白。
现在全市科技战线上，为革命钻研业务有理，为革命多出成果有功，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攀登高峰光荣，已蔚然成风。

外事往来
　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贸易银行总裁方基荣为首的朝鲜贸易银行代表团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12月03日到达北京。
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卜明，朝鲜驻中国大使全明洙等前往机场迎接。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12月03日晚上会见并宴请荷兰国际知名电影导演尤·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罗丽丹。
伊文思先生从事电影工作近五十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一九七二到1974年，他与罗丽丹合作在我国拍摄了大型纪录片《愚公移山》，忠实地介绍了我国人民的斗争生活。
这一影片已成功地在欧美许多国家上映。
王炳南会长对他们再次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廖承志等。
　由柴山幸雄为团长的日本贸易会第2次友好访华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12月02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由团长商景才、副团长史行、胡树山率领的中国浙江歌舞团圆满结束了对索马里、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摩洛哥等六国的访问演出，12月03日乘飞机返回杭州。
　由中保科技合作委员会中国组主席、农林部副部长肖鹏率领的中国科技合作代表团在索非亚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15届会议后，12月03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肖鹏副部长在此之前曾出席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第19届大会。
　（据新华社）

抓紧时间勤奋学习　努力攀登科技高峰
首都科学家谈话会在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反响
新华社1977年12月04日讯
全国科学技术协会08月份举行的科学家、劳动模范同首都中学青少年科学爱好者的谈话会，在广大青少年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首都和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教师、青年工人、解放军战士，给全国科协和有关科学家写来了几千封信，赞扬谈话会开得好，对青少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是一个大的推动。
许多青少年的来信控诉了“四人帮”破坏党的教育事业的罪行。
“四人帮”胡说“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把“交白卷”的反革命小丑张铁生捧上了天，鼓动学生反对老师，把学校弄得不成样子，坑害了千百万青少年。
广大青少年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也挽救了青少年一代。
他们表示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努力学习，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青少年们在信中说，老一辈科学家们不畏艰险，不分昼夜，刻苦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发展科学技术作出了贡献，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我们，祖国的新一代，决不辜负华主席、党中央和老一辈科学家们的期望，一定把党的好学风和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起来，努力掌握文化科学知识，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贡献。
不少青少年还在来信中报告了他们学习数理化的情况，自学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愿望和要求。
许多地方的中学、小学教师也纷纷来信，高兴地介绍自从谈话会以来，不少学生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提高了学习自觉性，有些学习差的同学也主动找老师补课。
教师们表示，他们从谈话会受到启发，要更好地改进文化基础课教学，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全国科协和有关科学家们热情赞扬新中国青少年积极向上的革命精神，他们挤时间复信回答青少年提出的问题，勉励他们坚持不懈，努力进步。
全国科协根据青少年们来信中提出的要求，协助有关单位出版谈话会讲话集，制定科学普及图书选题计划，搞好电台、电视台青年科技讲座等，积极为青少年自学科学技术知识提供有利条件。

辽宁发现一批契丹、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古墓葬和历史文物
新华社沈阳1977年12月03日电
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发现了一批契丹、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古墓葬和历史文物，很有科学研究价值。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辽宁地区便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遗存。
前几年，考古工作者在法库县发掘了一座文物十分丰富的契丹贵族墓葬。
发掘出的文物当中，有契丹族妇女的丝质衣物，还有两幅山水、花鸟工笔画轴。
丝质衣物虽然因为年久腐蚀而有残损，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衣一律左开襟，上面都有各种工细的绣花，表现了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特点。
有一件用片金为线织成的刻丝龙纹被面，制作极为精美，是古代刻丝作品中很少发现的。
两幅轴画基本完好，表现了五代至北宋初年的画风，为研究我国绘画史和鉴定同时代的传世画作提供了可靠的断代资料。
此外，还在朝阳县柏树沟出土了一块辽耶律延宁墓的墓志，上面的铭文既有汉字，又有辽统治者增减汉字偏旁而制作的契丹文字。
这些文物生动地表现了辽王朝这个由契丹贵族联合一部分汉族地主和其他上层分子组成的政权，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同中原地区历史文化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文物考古工作者还在北票县发掘了一座十六国时期的北燕宰相冯素弗墓，出土了一批鎏金铜器、玻璃器皿，以及一枚刻有“辽西公章”四字的金印。
此外，还有马具、车器、文具等多种文物。
这是北燕文化的一次重要发现，为研究我国十六国时期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北燕是在鲜卑族慕容部建立的“前燕”、“后燕”等几个“燕”国小王朝的基础上建立的国家，但墓中文物所表现的官制、葬制、舆服制度等都与中原一致，深刻地反映了那一时期我国民族大融合的进程。
另外，考古人员还在西丰县岔沟发现了一个匈奴族的大墓群。
发掘出土的文物有铁剑、刀、矛、箭头等武器，以及铁锥、铁斧、铜镜、串珠、陶罐、陶碗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还有很多西汉货币。
这些文物，有力地反映了汉文化与匈奴文化的密切联系。

山水履历表
（外一首）
曲有源北国的山水，多么美好！
打从解放那天起，你的社会主义档案就已经立好！
为了使你大踏步，向四个现代化报到——我们正用钢钎、大镐……挥漫天风雪，借滚滚松涛，为你填写一份现代化的履历表！
钥匙和铁镐假如今天就该我们交班，难道我们能够说：
“你们清点一下，这些年来——土地一寸也没丢，树木一棵也没少……”不！
不！
革命者手里攥的，不能是守业的钥匙，只能是创业的铁镐！

希望多登些新民歌编辑同志：
叛徒江青极力诬蔑民歌，把民歌说得一无是处，致使新民歌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文艺园地也气象一新。
目前，新民歌已在不少报刊上出现，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欢迎。
新民歌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诗体，我们希望《战地》副刊的编辑同志多编发些新民歌，使这朵花在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中开得更灿烂。
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　王化清　周传芳

扎根第1线〔雕塑〕刘义福

“第一百顶”红军帽
在毛主席才溪乡调查纪念馆里，陈列着一顶普通的红军帽。
在才溪乡，流传着不少关于红军帽的故事；
红军帽记载着才溪革命人民在当年革命斗争中的动人诗篇。
1932年，才溪革命儿女为了保卫和扩大红色革命根据地，纷纷报名参军参战。
当时，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情景到处可见。
那时，才溪乡有个贫苦农民叫王宽行，裁缝手艺很巧，做的军帽样式很好。
他平时省吃俭用，把节约下来的钱买布做军帽。
每逢村里有谁去参军，他总要做一顶军帽送给他。
村里参军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军帽也越做越多，一下子做到了第九十九顶。
一天下午，王宽行正忙着做第一百顶军帽，突然村口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锣声——这是国民党反动武装团匪来犯的紧急信号，王宽行急忙丢开剪刀，抓起一把梭镖，朝村里奔去。
当时，赤卫队枪支弹药比较缺乏，而团匪却仗着人多武器好，步步逼近。
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王宽行突然发现从旁边山坡上跑来了几个头戴红军帽、端着枪的人，他就高兴地喊起来：
“红军来了，冲啊！”
他这一喊，其他赤卫队员也跟着喊了起来。
匪徒们听得红军来了，又看到山坡上真的晃动着几顶红军帽，吓得胆战心惊，连忙逃窜。
团匪被赶走后，王宽行才知道刚才那几个戴红军帽的并不是红军，而是邻村赶来支援的赤卫队。
王宽行飞快地跑回家里，继续做那“第一百顶”军帽。
他迅速地缝完最后一道线，把帽子往头上一戴，当天便报名参加红军去了。
毛主席才溪乡调查纪念馆供稿

诗谢郭老秋雨中来访
老舍　遗作古稀革命老诗家，后进文章拙亦夸。
相约长风冲雪浪，休怜细雨湿黄花。
高年笑敛三升酒，晓日吟开万里霞。
一怒定教白骨碎，乾坤正气在中华。
1965年春初

读《黄钟与瓦釜》编辑同志：
郭沫若同志《黄钟与瓦釜》杂文（10月26日人民日报《战地》），感情炽烈，语言生动，比喻贴切；
批驳丑恶，犀利尖锐，入木三分。
我们十分感谢郭老在实践“古为今用”的创作道路上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范例。
我们希望能见到更多的这样的好作品。
试作：
黄钟千载洪音在，瓦釜雷鸣凄且哀。
四害横行曾几时，倒海翻江浪里埋！
辽宁省军区某部　于德才编辑同志：
看了郭沫若同志的《黄钟与瓦釜》以后，胸怀激荡，感慨万分。
在“四害”横行的年月，不正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吗！
在那令人悲愤的日子里，人们无限怀念黄钟，而对瓦釜雷鸣忿然不平。
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人们渴望已久的黄钟又回来了！
黄钟，雷鸣吧！
让我们在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为无限美好的未来尽情地雷鸣！
内蒙古包头市　高崇泽编辑同志：
古今中外，欺民意最甚者，“四人帮”算是数得着的。
但是，真的、善的、美的、正的东西必然要战胜假的、恶的、丑的、邪的东西。
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今读郭老《黄钟与瓦釜》，不胜有感，草成一首：
欺民意者必被葬，得民心者万年昌。
瓦釜一鸣不成器，黄钟长鸣谐无疆。
四川乐山县　李玉玺

通明的灯光
中国科学院科技办公室　罗荣兴好久了，为什么看不到这里有灯光？
今夕是何年？
为什么大楼改容装？
——千颗明珠，落满衣襟，一树银花，临风开放。
呵！
灯光通明的研究所，研究所通明的灯光！
不必敲窗问，何须登门访，你不见那一盏盏灯都迸出愤怒的火光——当年向科学进军，这里的灯光也曾彻夜闪
亮。
“四人帮”为了扑灭光
明，竟对着明灯挥大棒……那时候，在走廊尽头的小房里，也有一盏油灯亮着，却用棉被堵住了窗……10月正秋高，金风在送爽。
老九不能走，情深意更长！
已过花甲的——却是血气方刚；
年富力强的——心头插上翅膀……一盏盏灯呵，都闪耀着自豪的荣光——如今，实现科技现代化，晚上和白天一个样！
无高不能攀呵，无险不能上！
因为点燃这灯光的，是纪念堂里不落的太阳……呵！
灯光通明的研究所，研究所通明的灯光……

鬼蜮的伎俩
——“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歪曲鲁迅语句的一个罪证
陈漱渝
传说古代有一种叫“蜮”的动物，也叫“短狐”“射工”，形如鳖，嘴似弩，如含沙喷射人身或人影，即能使之得病生疮。
因此，人们往往将那种以古为弹，以今为靶，或指桑骂槐，颠倒黑白，在暗中对人进行攻击陷害的反动派喻为“含沙射影”的“鬼蜮”伎俩。
但正如鲁迅所说：
“其实世间何尝真有鬼蜮，那所指点的，不过是这类东西罢了。”
（《并非闲话·三》）
“四人帮”是一伙集古今中外阴谋手段之大成的野心家。
为了达到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施展了浑身解数，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卑劣，达到了无以复加、令人发指的程度。
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影古射今，贼喊捉贼，就是他们施展的惯技之一。
1933年05月18日，鲁迅写过一篇杂文《“有名无实”的反驳》。
文章指出，有人“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
这是不懂逻辑：
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
“不抵抗将军”，系指九·一八事变后一度奉行蒋介石“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
在东三省沦丧、民怨沸腾的情况下，为了欺骗群众，缓和舆论，独夫民贼蒋介石拿张学良当替罪羊，逼他辞职出国。
鲁迅写作这篇杂文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教育那些被撤换张学良的现象所迷惑、而对蒋介石的卖国本质认识不足的人们，同时也辩证地阐明了反动阶级的本性不会因其代表人物的更换而改变的阶级斗争规律。
鲁迅的观点，无疑是极为正确，极为深刻的。
但是，在“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那些日子里，人妖颠倒是非淆，鲁迅的著作也无法幸免于被歪曲、被篡改的命运。
姚文元和他在《红旗》杂志的那个忠实追随者，怀着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突然对上面所引的鲁迅那段话发生了特殊的兴趣。
他们在编辑《红旗》1976年第8期时，就想利用这段话作文章，不巧没派上用场。
到编辑第9期时，他们认为时机万不可再错过了，于是就勒令把这段话加进了一篇以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为名的文章里，并发挥道：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虽然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一个接一个地垮了台，然而修正主义路线消失了吗？
没有！”
“今天，……也并不意味着修正主义路线从此消失，阶级斗争从此结束。”
姚文元和他的那个忠实追随者为什么要加这一段话？
众所周知，1976年01月，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02月，中央发出了任命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的一号文件。
04月，毛主席又亲自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第1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并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
毛主席的这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英明决策，是使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重要保证，也是对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加速了篡党夺权步伐的“四人帮”的沉重打击。
当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已相继去世，邓小平同志遭到了“四人帮”的疯狂打击和诬陷。
姚文元和他的那个忠实追随者在这种情况下心怀叵测地引用鲁迅“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这句话来比附时事，矛头显然是指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
真是反动透顶，猖狂已极。
今天，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扫除了“四人帮”撒播的万里尘埃，鲁迅著作必将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是的，“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
今天，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把这群鬼蜮赶下了政治舞台，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但是，“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还必须彻底砸烂，跟“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还必须进一步清查。
特别是各条战线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必须大力予以澄清。
“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决不许留在“台上”。

黄泥小屋
碧　野
在雄伟的钢筋混凝土大坝下，在浩渺的千里人造海一角，在浪涛滚滚的巨型水电站旁边，有一座黄泥小屋。
不论是雷雨的夏季，还是风雪的冬天，它都牢固地屹立在山崖上。
这座黄泥小屋，低矮、简陋，在巨型水利工程大施工期间，它却是一个神经中枢，一个司令台，一个心脏。
水利建设工人们给这座黄泥小屋起了个诗意盎然的名字，叫做“清风寨”。
住在这“清风寨”里的是工程局党委书记。
国家水利工程兴建的地方，有不少是交通阻塞，远僻荒凉的地区。
这里生活物资异常困难，连一片青菜叶子也看不见。
党委书记的黄泥小屋里，有一把大方锹和一把九齿钉耙。
惯常参加劳动的党委书记腰圆膀粗，有一副好臂力。
在他的大方锹下，砂石地改造成泥土地；
在他的九齿钉耙下，种子萌芽出土、发叶、开花、结瓜。
于是在黄泥小屋周围，就出现了一片绿波荡漾的菜园子。
在党委书记的带动下，队队工人都在驻地种上了蔬菜。
风过处，全工地的蔬菜的绿色波浪，就从黄泥小屋周围一直荡漾到江流两岸——这岸的金刚山脚，那岸的凤凰山岭。
这光秃秃的荒山野岭，变成了绿色的世界。
雨中，它沁绿、水亮；
晴天，它闪耀着清新爽目的绿光。
党委书记风趣地比喻说：
“‘生产’和‘生活’同是一个‘生’字，是孪生兄弟。”
他既掌握生产，又关心群众生活。
黄泥小屋的门是日夜敞开的，黄泥小屋的灯是通宵明亮的。
不论白天和黑夜，不论是上班前或下班后，总有工人爬上山崖，走进黄泥小屋，找党委书记谈心。
他们是工作服上溅满混凝土灰浆的大坝浇筑工人，是挽着锯子、背的工具包里露出钉锤的架子工，是浑身硝烟石末扛着炮钎的炮工……他们向党委书记提出建议，申诉困难，倾吐希望和理想。
党委书记热情地盯视着前来谈心的工人的眼睛，他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出一颗赤红的心。
他有时豪爽地大笑，有时沉默深思。
他不仅了解到各个工种的特性，而且了解到许多工人的性格。
他不仅掌握了工人的思想情绪，而且汲取了群众的无穷智慧。
党委书记有一句名言：
“你要了解工人，就要先让工人了解你。”
在灯下，他常常把党委的要求和自己的想法详细地告诉工人们，诚恳地征求工人们的意见。
他摸得透工人们的心思，工人们觉得他可亲；
他让工人们了解他的意图，工人们觉得他可信。
党委书记的心和十万水利工人的心深深地联结在一起。
午夜，炮声隆隆，这放的是炮工们发明的“一线牵群炮”。
大江截流以后，水从右岸大坝十二底孔导流，左岸第2期工程大坝浇筑加快了速度。
因此，每天三班放炮，加速左岸大坝基础的开挖。
午夜炮响，正是上零点班。
从午夜到黎明，最容易出事故。
党委书记有一句响亮的口号：
“有困难，领导干部先上！”
他一听见午夜的炮声，就跳出黄泥小屋，冲下山崖，迎着炮火的红色烟云，跑向施工现场。
混凝土大坝的施工前方，沐浴在光海中。
站立江心坝头上，方圆几十里工地辉煌的灯火，全部映入眼底。
那灯光闪耀如银练的是横江悬索大桥，那万点灯火漂动的是江心的采砂船、拖轮和沙驳，那灯光倒映江中象金蛇游动的是发电船……这密密如织的繁灯，在不夜的工地上辐射成巨大的圆辉，光照星汉。
党委书记就在这光海中追波逐浪。
他走到前方广播站，千百高音喇叭传出他向零点班的工人们亲切的问候；
他遵守操作规程，换上冲洗干净的长筒耐蚀胶靴爬上大坝，跟浇筑工人一同提着沉重的震动器震捣混凝土；
他下到开挖几十米深的基坑里去，披上垫肩，拿起杠子，跟开挖工人们一起出碴，抬爆破后的千斤块石；
他跑到主坝和副坝之间的联接段，抡起十八磅大锤，锤锤迸射火星，和炮工们一起在陡崖峭壁上打炮眼……
在零点班，党委书记的脚步走遍了施工前方，他的脚印留在劳动最艰苦的现场。
一直到东方出现了亮晶晶的启明星，党委书记的鞋上带着泥土石末或冰雪寒霜，才回到黄泥小屋。
黎明前，党委书记才睡下。
但是，当曙光刚刚镀白黄泥小屋的窗子的时候，他就起了床，精神焕发地迎接新的一天的工作。
他站在黄泥小屋边的山崖上，看着太阳东升，看着在朝阳下红光闪闪的大坝和江流，看着万马奔腾的水利建设工地，心头升起了豪迈的感情。
在他的面前，是力能掀山的十万水工队伍。
祖国的北方需要水，东方需要电。
他带领十万雄兵征山服水，就是要给国家解决水和电。
拦江大坝应该加速升高，人造海应该早日蓄水，水电站应该提前发电……
现在，这座巨型水利工程竣工了。
大坝巍峨，人造海浩渺，水电站电流千里。
每当曙光映白山崖的时候，那黄泥小屋轮廓分明地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一大早，工人们上班，他们象潮水一般从山崖脚下奔涌而过。
这时，不论是大坝龙门吊车的起重机手，不论是水电站的运行员，不论是开关站的配电工，都要抬起头来，以亲切的眼光望一望黄泥小屋。
那“清风寨”还屹立山崖上，但是党委书记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现在他正率领着千军万马战斗在另一条大江上，也许现在他正挥动大方锹和九齿钉耙在另一处荒山野岭上开荒种菜，也许现在他正在另一处工棚里跟水利工人们促膝谈心，也许现在他正在风尘仆仆地跑往现场……也不知道是曙色迷离，还是心有所思，上班的工人们总是好象看见党委书记就站在黄泥小屋边的山崖上，在亲切地向他们挥手致意。

不远万里促友谊
——记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伊朗
11月26日下午，德黑兰机场风和日丽，伊中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四时整，一架从东方飞来的中国民航专机，准时驶停在政府贵宾室前停机坪上。
七十三岁高龄的邓颖超副委员长，为了促进中伊两国之间的友谊，不远万里而来，开始了她对伊朗的友好访问。
伊朗国王的妹妹法蒂玛·巴列维公主殿下，还有伊朗首相阿穆泽加尔夫妇，疾步走向舷梯，同邓副委员长亲切握手，表示热烈欢迎。
法蒂玛公主是中国人民结识较早的一位伊朗老朋友。
早在中伊宣布正式建交之前，1971年四、05月间，她就曾紧接着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之后，访问了中国，为伊中建交当了先导。
当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于05月0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她。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会见和宴请过她。
今天，故友重逢，感到分外亲切。
在驱车前往国宾馆途中，法蒂玛公主同邓副委员长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她说：
“我非常怀念周恩来总理。
六年前我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受到周总理亲切的接待。”
邓副委员长回答说：
“周总理生前一直想访问伊朗，但未能实现。
这次我有机会到伊朗来访问，感到很高兴。”
第2天晚上，在为欢迎邓副委员长举行的宴会上，法蒂玛公主又一次回忆起她六年前访问中国时的情景，并拿出当年她同毛主席、周总理分别合摄的两张照片，请邓副委员长观看。
邓副委员长这次访问伊朗，是由伊朗政府邀请的。
但是，伊朗国王为了表示对邓副委员长的尊重，特地打破礼宾常规，指定王室成员法蒂玛公主出面接待，首相府、宫廷部也都参加。
在邓副委员长访问期间，国王、王后亲自接见，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设午宴款待。
阿什拉芙公主是在邓副委员长到达德黑兰之后才从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回来的，也立即会见了邓副委员长，并举行午宴招待。
在伊朗首相阿穆泽加尔和夫人举行宴会的那天晚上，伊朗首相官邸灯火辉煌，气氛隆重、热烈。
当邓副委员长及其一行来到官邸时，首相夫妇亲自迎到门外，并搀扶着她走上台阶，一起进入会客厅。
那晚，法蒂玛公主亲自来了。
主人方面的陪客有：
参众两院议长、宫廷大臣、外交大臣和其他三位大臣。
在丰盛的宴席上，首相代表伊朗政府祝酒，向邓副委员长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他说：
“无需我作介绍，我们都了解我们今晚贵宾所经历过的艰辛的斗争的一生。
她是把自己一生都贡献给国家和人民的尊敬的贵宾。”
他高度评价邓副委员长的这次访问说：
“邓副委员长的访问，对加强两国友好关系是很有效的步骤。”
同前首相、宫廷大臣胡韦达会面那天下午的情景，也很感人。
当邓副委员长座车一到宫廷大臣官邸，胡韦达便迎到门外，一边用中国话亲热地说“您好”，一边用手搀扶着邓副委员长走上门阶，缓步走进会客室。
随同邓副委员长访问的中国来客一眼便注意到，在客厅长沙发两旁放着两张茶桌，上边摆着些照片，靠右首的第1张，就是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的遗像。
走近细瞧，上面还有总理的亲笔题字，上款是：
“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首相阁下”，下款是：
“周恩来1972年09月24日于北京”。
原来，这是周总理在胡韦达当时陪同伊朗法拉赫王后访华时亲自赠给他的。
在亲切的交谈中，胡韦达大臣说道：
“王后陛下经常谈到她那次到中国的访问。
经过那次访问，发展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
我希望，邓副委员长这次访问，将促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邓副委员长说：
“我们对国王陛下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是十分钦佩的。
合作是双方面的，伊朗也对我们进行了帮助。”
接着，邓副委员长向胡韦达大臣介绍了中国自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大好形势。
她强调说：
毛主席选了最好的接班人。
华国锋主席正领导我们继续沿着毛主席的路线前进。
我们的对外政策将一如既往。
在会见时，胡韦达大臣还告诉邓副委员长，茶桌上周总理这张照片是经常摆在这里的。
他说：
“我们现在还对那次同周总理的会谈印象非常深刻。
谈了好几个小时，总理非常坦率。
我一生还未碰到过任何外国领导人这样坦率。”
邓副委员长说：
“这是毛主席提倡的作风。”
“在这里看到这张照片，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你的友谊。”
中国和伊朗都是亚洲的文明古国，历史上很早就开始经济、文化交往，有着传统友谊。
现在，在伊朗的一些历史博物馆和王宫里，还陈列着大量中国古代瓷器，以中国工笔画手法描写伊朗历史和爱情故事的壁画和手工艺品，更是到处可见。
在中国，解放以后出土文物中发现的伊朗萨珊王朝时的银币，就在千枚以上；
在伊朗，最近也发掘出来一批唐、宋瓷器。
这些，不仅使两国考古专家们为之神往，也使来访的中国客人感到高兴。
邓副委员长到伊朗后的第1项活动，便是参观著名的伊朗考古博物馆。
伊朗人民在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波斯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所宏伟的博物馆里，便搜集陈列了许许多多文物，从六、七千年前的石器、四、五千年前的陶器、青铜器，到萨珊王朝的金银器皿，琳琅满目，丰富多采。
主人指引中国客人观看塑像时说：
这个是帕提尔王朝一位国王的塑像，是派了第1名使节到中国去的伊朗国王。
那个是萨珊王朝沙普尔二世的塑像，当时伊中关系曾达到高潮。
这些珍贵的文物，引起了中国客人们的赞叹。
这个博物馆还有一间中国瓷器陈列室，四周玻璃橱里摆满了青花瓷器，还有少量彩瓷器皿。
主人介绍说，这批中国瓷器是阿巴斯大帝（十七世纪）向中国定制的，另外还有不少未展出。
邓副委员长看了之后说：
“看了这个陈列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也是两国古老友谊的见证。
我们要把这种友谊世世代代传下去。”
她还对主人说：
“你们对中国文化这么尊重、爱护，我很感谢。”
伊斯法罕的“四十柱宫”、“皇家广场”和它周围的“皇家清真寺”等古建筑物，雄伟、精致，不愧为伊朗文化的代表作。
“四十柱宫”里描写战争和宴会的壁画，人物栩栩如生；
“皇家清真寺”里的七音殿，结构科学，引起了邓副委员长的极大兴趣。
伊斯法罕在历史上曾经是伊朗的首都，手工艺品很发达，是全伊朗都闻名的。
承主人的安排，精神愉快的邓副委员长在伊斯法罕参观访问一天后，还在回德黑兰的那天上午特地又赶到保持三百多年未改变的“皇家广场”周围的市场，去欣赏了当地的手工艺品。
中伊两国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和平相处的，又都曾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和侵略，因此深知民族独立的可贵。
在参观巴列维博物馆时，有一间展览室，是由黑色大理石建成的，特别受到中国客人的注意。
在这个展览室的正中间，有个伊朗地图形状的展窗，里边陈列的是枷锁和镣铐。
展室的左边，分别刻着两段波斯文，内容是十九世纪伊、俄不平等条约和伊、英不平等条约。
主人介绍说，伊朗在前恺加王朝统治时期，沙皇俄国不断向南扩张，英帝国也从波斯湾沿岸逐步向北侵略，争夺十分激烈，伊朗逐渐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
黑色，还有枷锁和镣铐，就是反映当时的黑暗。
邓副委员长听了介绍之后说，这个展览室非常有教育意义，可以激励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
在中国，也发生过这种事。
“今天，还有人想走沙皇的老路哩！”
今天，中伊两国人民仍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建设自己国家的共同任务，这就把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自1971年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结成了真诚的友谊。
12月01日晚，邓颖超副委员长对伊朗的访问就要结束了，法蒂玛公主、阿穆泽加尔首相夫妇、胡韦达宫廷大臣、哈拉巴里外交大臣以及其他一些新知旧交，都赶到国宾馆，参加邓副委员长举行的答谢招待会。
宾主亲切地交谈，频频举杯，共祝伊中友谊的发展，气氛十分的热烈、活跃、亲切、友好。
12月02日上午，法蒂玛公主又亲自来到国宾馆，陪同邓副委员长去到机场，把邓副委员长送上飞机，同邓副委员长亲切拥抱，握手道别。
阿穆泽加尔首相也到机场送行。
现在，邓副委员长已经满载着伊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回国了。
邓副委员长曾在伊朗参议院贵宾册上题词：
“衷心祝愿中伊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地加强和日益发展！”
这不只是反映了她个人的愿望，也是中国人民的愿望。
新华社记者　于　谷

波尔布特书记接见陈永贵副总理
同他进行十分亲切友好谈话　农谢委员长等接见时在座
新华社1977年12月04日讯
金边消息：
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12月03日下午在金边桑园国家宫接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他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
柬共中央副书记、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农谢，柬共中央常委、政府副总理英萨利、温威和宋成以及交通委员会主席梅布兰、工业委员会主席郑奥恩、卫生部长秀臣、社会事务部长英蒂丽和文化教育部长云亚。
波尔布特书记和农谢副书记等在客厅门口同陈永贵副总理亲切握手，热烈拥抱。
前不久，波尔布特书记率领柬埔寨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陈永贵副总理曾陪同波尔布特书记访问了大寨。
今天，中柬两国战友在金边重逢，感到格外高兴。
波尔布特书记和陈永贵副总理兴致勃勃，笑声朗朗，畅叙革命友谊。
在谈话中，陈永贵副总理向波尔布特书记转达了华国锋主席以及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副主席对波尔布特书记以及柬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亲切问候。
波尔布特书记对此表示感谢，并请陈永贵副总理转达他对华国锋主席和中国其他领导同志的问候。
在谈话中，波尔布特书记向陈永贵副总理介绍了柬埔寨发展农业的大好形势，并且说，我们把同志们当作一家人，请大家多看，多了解，多提宝贵意见。
陈永贵副总理说，我们要多看，多了解，多向柬埔寨同志学习。
受到接见的还有随同陈永贵副总理访问的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副局长黄群、外交部副司长梁枫和中联部副组长蒋光化等。
接见时，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也在座。

铁托总统访问罗马尼亚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7年12月03日电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联邦共和国总统约·布·铁托应邀于12月03日开始对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
03日上午，铁托总统首先和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齐奥塞斯库一起，参加了在多瑙河两岸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工地上分别举行的罗南两国合建第2座铁门水电站开工典礼。
随后，两位总统又一起参加了在罗马尼亚奥斯特罗夫马雷举行的罗南友好大会。
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副总理格·奥普雷亚和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委员、社会计划委员会主席米·比罗夫列夫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
他们赞扬罗南友谊和合作关系在齐奥塞斯库同志和铁托同志的关怀下日益巩固和发展，指出两国合作新建的工程对两国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意义。
友好大会结束后，齐奥塞斯库总统和铁托总统乘车前往罗马尼亚西南部梅赫丁齐县的首府德罗贝塔图尔努塞韦林，并于当天下午，开始举行会谈。

陈永贵副总理到达金边进行友好访问
温威副总理设宴欢迎波尔布特、农谢和英萨利等同志出席
宾主共祝两党两国人民的战斗团结和革命友谊巩固发展
新华社1977年12月04日讯
金边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应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民主柬埔寨政府的邀请，12月03日下午乘专机到达金边，对民主柬埔寨进行友好访问。
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常委、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常委、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温威，到机场热烈欢迎陈永贵副总理。
前往机场欢迎的还有：
交通委员会主席梅布兰、工业委员会主席郑奥恩、卫生部长秀臣、社会事务部长英蒂丽、文化教育部长云亚等。
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以及大使馆其他外交官员、在柬埔寨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留学生的代表也到机场迎接。
随同陈永贵副总理访问的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副局长黄群、外交部副司长梁枫、中联部副组长蒋光化等也同机到达。
03日下午，金边市波成东机场风和日丽，民主柬埔寨和中国的国旗以及数十面红旗在机场上空飘扬。
当陈永贵副总理走下飞机时，英萨利、温威副总理等迎上前去，同他亲切握手，热烈拥抱。
一位柬埔寨女青年向他献了花。
当陈永贵副总理同欢迎群众见面时，一千多名手持鲜花的群众高呼口号。
陈永贵副总理向欢迎群众频频挥手致意。
然后，陈永贵副总理在英萨利和温威副总理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国宾馆。
在沿途林荫大道的上空，悬挂着用柬埔寨文和中文写的横幅：
“柬中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热烈欢迎陈永贵同志！”
当陈永贵副总理来到国宾馆门前时，聚集在那里的数千名身穿节日服装的男女青年，挥动花束，高呼欢迎口号。
中国客人一踏上柬埔寨美丽的国土，就沉浸在柬中两国人民战斗团结的热烈气氛中。
新华社1977年12月04日讯
金边消息：
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常委、民主柬埔寨政府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温威，12月03日晚在金边桑园国家宫举行宴会，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
柬共中央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
柬共中央副书记、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农谢，柬共中央常委、政府副总理英萨利和宋成，以及梅布兰、郑奥恩、秀臣、英蒂丽和云亚等。
温威副总理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说：
“陈永贵副总理在我们民主柬埔寨的访问，是在我们柬埔寨共产党和民主柬埔寨政府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了圆满的正式友好访问之后进行的。
我们两国之间代表团的不断互访，是我们两党、两国人民和两国之间的伟大的兄弟般的革命友谊的光辉明证，也是伟大的战斗团结巩固的明证。”
他说：
“目前，在以华主席为英明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推动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农业正在迅速地向前跃进。”
“目前，中国人民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使我们坚信：
在本世纪末，中国将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国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温威副总理说，陈永贵副总理“将亲眼看到，在我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充满着高度爱国主义精神、高度集体主义精神和具有深远革命意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全国农业战线和其他各条战线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一些场面。
过去，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的路程还很长。”
接着，陈永贵副总理发表讲话。
他在谈到这次对民主柬埔寨进行的友好访问时说：
“我们为有机会直接向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学习，感到非常高兴。
一踏上富饶美丽的柬埔寨国土，我们立刻就感受到了战友和兄弟的温暖。”
他说，前不久，波尔布特书记亲自率领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为巩固和发展中、柬两党、两国军队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团结和革命友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说：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关注着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在以波尔布特书记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进行的每一项斗争和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
柬埔寨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给予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他说：
“全国解放以后，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新时期中，勤劳勇敢的柬埔寨人民发挥了饱满的革命热情和聪明才智，艰苦奋斗，在战后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使柬埔寨的工农业建设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在柬埔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柬埔寨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都创造出了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我们为兄弟的柬埔寨人民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感到无比兴奋！
我们对英雄的柬埔寨人民的革命精神表示衷心的钦佩！
我们相信，在柬埔寨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柬埔寨人民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光辉的成绩。”
陈永贵副总理说：
“目前，我国形势一片大好。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同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各条战线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党的十一大路线指引下，我国人民将乘胜前进，为实现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他说：
“中柬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
多年来，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革命目标，把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我国人民一贯同情和支持柬埔寨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正义立场；
同样，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也一直得到柬埔寨人民的支持和鼓舞。
中柬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而纯洁的友谊，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成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我们决心同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巩固和发展我们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作出自己的贡献。”
陈永贵副总理的随行人员申健、黄群、梁枫和蒋光化等出席了宴会。
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也出席了宴会。
宴会始终洋溢着柬中两党和两国人民团结友好的热烈气氛。
（附图片）
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同志，接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同他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记者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在机场受到柬共中央常委、副总理英萨利、温威以及群众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

伊拉克和突尼斯签订贸易协定
伊拉克和突尼斯11月24日在巴格达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
这项协定规定扩大两国间的贸易额。
两国将分别在对方的首都设一贸易机构。

南坦两国加强经济和科技合作
南斯拉夫—坦桑尼亚经济和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11月25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就两国经济和科技合作的问题签订了议定书。
两国决定进一步发展投资合作，并在生产油料作物和玉米方面进行合作。

太阳能电话机在意大利投入使用
据法新社报道，一部太阳能电话机最近在意大利北部的多洛米泰斯山区中投入使用。
这部电话机外表与普通电话机一样，安装在海拔二千四百七十三米的高处，与一个无线电发射机相连系着。
这台发射机是靠一块金属板收集的太阳能作为动力的，太阳的射线被转换成低功率的电能。
据报道，意大利西普电话公司已宣布，它计划发展太阳能电话系统。
（据新华社）

妙语惊人
根据苏联的国家统计资料，苏联的离婚率占已婚夫妇百分之二十八点八。
在莫斯科等大城市甚至达到百分之五十，超过了美国平均的离婚率。
一位叫纳安的科学院院士出来写文章，把这种所谓“婚姻的不稳定性”的日益增加，归因于“工业化、都市化、人们物质状况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妇女的处境的好转”。
这种解释真是妙不可言。
这样说来，苏联这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再“发达”下去，离婚率显然还要步步高升。
掌握了这一“规律”的院士先生已经预言，苏联“离婚的数量在今后二、三十年还会增长”。
这大概就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比“发达的资本主义”更加“优越”之处罢。

尼南签订培训技术干部协定
尼日利亚和南斯拉夫11月24日在拉各斯签订了一项关于南斯拉夫为尼日利亚培训技术干部的协定。
根据这项协定，南斯拉夫政府将在本学年接收九百七十五名尼日利亚学生到南斯拉夫的各类学校学习，为尼日利亚培训各种人才。
这些尼日利亚学生将学习建筑、农业、医学、机电、海洋、石油化学、纺织和地质等方面的技术。
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官员奥杜瓦耶准将和南斯拉夫驻尼日利亚大使达尼洛·比兰诺维奇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无耻讹诈
莫斯科的日本人士透露，“有地位的苏联官员”威胁说，如果日本同中国签订包括反霸条款的和平友好条约，苏联就要禁止日本在苏联的二百海里渔业专管水域捕鱼。
这是无耻的讹诈，它表明苏联为了破坏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了。
苏联宣布划定二百海里渔业专管水域，就是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行径；
现在又以不准日本在这水域中捕鱼相威胁，这更是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行径。
苏联的这些霸道行为，不是恰恰说明日本很有必要把反对霸权主义作为自己的政策吗？

第3世界国家捍卫领海主权维护经济权益
委内瑞拉建立二百海里经济区　斐济通过扩大海域法案
新华社加拉加斯1977年11月30日电委内瑞拉外交部长西蒙·阿尔维托·孔萨尔维11月29日向当地报界宣布，委内瑞拉部长会议在当天修改并通过了在委内瑞拉大陆和岛屿沿岸建立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法律草案。
孔萨尔维外长指出：
“从法律观点看，这是确立委内瑞拉对二百海里经济区的主权。
这一原则已为全世界所接受，有很多国家已经通过了这种法律。”
他说，这项法律草案规定，委内瑞拉对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拥有主权权利，以便勘探和开发海床及底土的再生和非再生的自然资源。
同一天，孔萨尔维外长向国会递交了这项法律草案。
委内瑞拉拥有二千八百多公里长的海岸线。
委内瑞拉政府关于建立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决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1977年12月01日讯
苏瓦消息：
斐济众议院11月30日通过一项法案，宣布斐济对在斐济群岛范围内的全部海域拥有主权。
这一措施将使斐济的海域扩大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以上，共达十四万七千七百平方公里。
这项法案还规定在斐济的三十个岛屿周围建立三百二十公里经济区。
斐济副总理佩纳亚·加尼劳说，斐济于明年开始实施扩大海域时，要求其他南太平洋岛国予以合作。

索马里总统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后回国
新华社科威特1977年12月04日电据科威特报纸报道，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12月02日至03日访问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在访问期间，西亚德总统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扎耶德·本·苏丹·阿勒纳哈扬举行了会谈。
双方讨论了阿拉伯地区和非洲之角的形势以及加强双边关系等问题。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7年12月04日电
据索马里国家通讯社12月04日报道，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在结束了对沙特阿拉伯、埃及、苏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访问之后，于12月03日回到摩加迪沙。
在一周的访问期间，西亚德总统分别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讨论了阿拉伯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是中东和非洲之角的局势，并且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索马里同这些国家的关系。
这些讨论已取得了谅解和成果。
到机场迎接西亚德总统的有索马里副总统伊斯梅尔·阿里·阿布卡尔、政府高级官员和各国驻索马里的外交使节。

联合国商品综合方案共同基金谈判第2期会议中途休会
发展中国家谴责超级大国维护旧经济秩序
美国企图使共同基金徒有虚名，苏联玩弄假支持真反对的伎俩
据新华社日内瓦1977年12月03日电新华社记者报道：
11月07日起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商品综合方案共同基金谈判会议第2期会议，由于超级大国的阻挠和破坏，在未取得任何成果的情况下，于12月01日宣告休会。
“七十七国集团”11月30日晚上向报界发表一项声明指出，鉴于一些发达国家在会议期间顽固地阻挠谈判，“七十七国集团”已一致作出决定，要求12月01日停止这次会议。
会议期间，美国代表为了维护美国和少数西方经济大国的既得利益，从一开始就抛出了一个所谓“共同基金应以国际商品协定为基础”的立场文件，对抗发展中国家“七十七国集团”根据第4届贸发会议关于商品综合方案的决议的原则精神，在会上提出的“共同基金国际协定要素”的立场文件。
美国企图以此使将来的国际共同基金成为在各个商品协定之间互相调剂资金的机构，实际上是使共同基金徒有虚名。
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代表，玩弄假支持、真反对的狡猾伎俩。
他一方面表示“原则上支持”在商品综合方案范围内谈判解决共同基金的问题，另一方面却又声称共同基金应该“照顾各方利益”，并且声称苏联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种种困难，“不负任何责任”。
他还说什么共同基金应是一个商业性的借贷机构，并且强调借贷应有充分的偿还保证等等。
苏联代表尽管在发言时转弯抹角，却仍然暴露了它反对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对抗
“七十七国集团”合理主张的顽固立场。
正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阻挠和破坏，使这次会议陷入僵局。
超级大国在会上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强烈谴责，也引起一些第2世界国家代表的不满。
在12月01日晚举行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南斯拉夫大使、“七十七国集团”主席拉洛维奇在谈到“七十七国集团”提出要求休会的动议时说：
“‘七十七国集团’经过深思熟虑后被迫采取这一严重步骤，因为一些发达国家拒绝同意商品综合方案目标一致的共同基金中的基本的方面。”
他指出：
“到目前为止的进展使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
主要障碍并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
中国代表安致远说：
“少数经济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完全无视九十三号决议，对建立共同基金的必要性只表示表面上的支持，企图另搞一套，以便继续保持以垄断、控制、剥削和掠夺为特征的旧的国际经济关系。”
“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的责任主要应由超级大国来负。”
安致远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地站在第3世界国家一边，为实行商品综合方案、建立共同基金和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共同斗争。

苏丹负责官员和委内瑞拉报纸谴责苏联的扩张阴谋
苏联必须停止对非洲之角的干涉
肯尼亚报纸呼吁非洲人民团结一致反对两霸争夺
新华社喀土穆1977年12月03日电据苏丹通讯社12月02日报道，苏丹文化和新闻部长布纳·马勒瓦勒强调指出，苏联应当停止对非洲之角的干涉，让非洲之角各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马勒瓦勒部长在向苏丹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时还要求苏联重新考虑它对非洲之角和红海地区的立场，要它放弃在非洲之角的国家之间制造集团的阴谋。
他说，尼迈里总统对苏联在非洲之角地区的行径的危险性曾多次提出警告。
这位苏丹部长最后强调指出，苏丹的立场是明确的，它努力与本地区的国家协调一致，以便在非洲之角和红海地区实现和平。
新华社加拉加斯1977年12月01日电
委内瑞拉《宇宙报》12月01日发表两篇署名文章，谴责苏联干涉非洲内部事务来实现它的霸权目的。
题为《笼罩着非洲之角的战争乌云》的文章指出，苏联要对在非洲之角发生的冲突承担责任。
它说：
“正当非洲统一组织准备依靠非洲人自己解决非洲问题时，莫斯科以它的两面手法参与了非洲之角的战争。”
文章说：
“苏联不想使非洲稳定，而是趁机打进非洲之角，这样可以使它加强在阿拉伯海和红海地区的战略地位。”
另一篇文章指出，苏联正在向非洲的一些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不断扩展它的势力。
“它交替使用武器、外交压力和意识形态渗透——确切地说，是政治上的强加于人——等手段。
它正在实现它的霸权目的。”
新华社内罗毕1977年12月03日电肯尼亚《旗帜报》最近登载一封读者来信指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是当前世界上动乱的根源，特别是苏联正在加紧扩充军备和准备侵略战争。
信件指出：
“只要依靠武装斗争和团结一致，抵制和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干涉和破坏，非洲人民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胜利。”
信件认为，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日益加剧。
它说：
“这是当前世界动乱的根源”。
信件还指出，“特别是名为‘社会主义’，实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一直在扩充军备，加紧侵略战争的准备。”
信件最后强调说，社会帝国主义本质上是虚弱的，非洲人不应当害怕它。
各国人民都应当提高警惕，准备对付社会帝国主义造成的一切恶果。

蒙博托再次当选扎伊尔总统
新华社金沙萨1977年12月04日电
扎伊尔全国执行委员会领土管理国务委员恩古卢12月03日下午宣布：
蒙博托·塞塞·塞科在12月02日举行的全国总统选举中再次当选为扎伊尔共和国总统，任期七年。

西方报刊看今日的苏联
编者按：
在10月革命六十周年前后，苏修为了给自己歌功颂德，粉饰自己在国内外所处的困难境遇，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大造舆论。
他们吹嘘什么“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农业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用六十年走完了几百年的路程”，等等。
在苏修御用文人的笔下，苏联社会已经成为人间的天堂。
然而，吹牛撒谎是骗不了人的。
西方一些国家的报刊，尽管抱有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也从各个侧面看到了在“热烈”、“隆重”庆典后面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些真相。
今日苏联同沙
皇时代差不多
10月革命六十年了，苏联现在给世界的印象是一个僵化的大国形象。
它已失去革命的动力作用，
（庆祝活动）变成了一种单调地重复地进行表白的枯燥无味的仪式。
可能所有这一切都同沙皇时代差不多，或许有点不同。
第1，当时俄国是五大国之一，而今天苏联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第2，当时沙皇是把自己作为正统教会的领主，而克里姆林宫新领导人把自己作为有正统信念的共产党人的领主。
但这对分析问题没有多少改变。
亚历山大五世或者尼古拉四世也可以执行今天莫斯科的对外政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0月革命就是多余的了。
苏联还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大国。
这个大国是个瘸腿：
军事上的这条腿强大有力，民用上的这条腿软弱无力。
尽管有很大的建筑能力，但住房危机仍然是个问题。
虽然部长会议主席毫无畏惧地就“酸性土壤基本板结”问题发表演说，各家报纸就播种问题发表社论，但农业上仍然很不幸。
现有的消费品质量非常差。
这个国家可以向月球发射火箭，但却满足不了人们对好鞋子的需求——就是在航天方面也缺少电子仪器和电子计算机。
——摘自西德《时代》周报11月04日
题为《六十年之后僵化了》的文章
苏联的帝国性质比沙皇时代更严重
今天，列宁的继承人统治着一个巨大的超级大国，这个超级大国在经营六十年之后现在以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帝国所具有的全副武装力量和威胁姿态出现在世界上。
在对外事务方面，苏联也有失败之点。
俄国人在扩大他们的立足点方面碰到了困难。
看来他们去任何地方几乎都不受欢迎。
在中东，苏联人曾扬言要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哥，但他们被赶出埃及。
索马里一度是莫斯科在这个大陆上的盟友，而现在它正在逐步地拒绝俄国的影响。
正如美国在越南遇到的情况一样，克里姆林宫现在正在懂得，超级大国不可能永远控制或遏制受它保护的国家。
人们仍然认为奇怪的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故乡现在的帝国性质比它在沙皇统治下要严重得多。
那里见不到太阳。
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苏联政策研究室主任赛姆斯认为，在苏联的大量的表面现象下面，有三种因素在进行斗争，那就是：
革命、官僚主义和俄罗斯传统。
革命曾经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但这是非常短暂的。
革命已以建立一种新型的独裁国家而告终，这个国家非常反动。
这个国家谋求实现一个大国的目标——这些目标和沙皇的那些目标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摘自美国《时代》周刊11月十四
日题为《俄国革命六十年》的文章
苏联的最终目标是称霸全球
六十年前的11月，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得了政权，这个俄国发展成为一个军事的、工业的、帝国式的强国，它分享着核和平均势，统治着半个欧洲而且威胁着另半个欧洲。
苏联政府统治它本国人民以及间接地统治它的附属国人民，是靠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垄断着一切权力，而且有效地压制着对这一垄断的一切挑战。
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军事力量不过是高压能力的最明显的表现，这种高压能力还包括另一些工具，例如警察。
苏联领导指望依靠军事力量来帮助它达到其最终目标即称霸全球。
——摘自英国《每日电讯报》11月三
日题为《俄国：
侵略熊》的文章
苏联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
在农业方面，成绩的总结是不太好的。
目前，尽管有大约二千八百万农业劳动者，即占生产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但农业产量仍然是不足的。
谷物的平均产量是每公顷十五公担。
但非常奇怪的是，苏联既是世界上小麦的主要生产国，又是谷物的主要进口国。
畜牧业也受产量不足的影响，而且，如果没有自留地的供应，城市的粮食供应便会是不稳定的，尽管十二年来，给农业提供了大量贷款。
在今天，以及在今后的许多年中，苏联已陷入和将继续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
——摘自法国《经济学家》周刊第一百○五期（11月07日出版）题为《苏联：
革命在倒退》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