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艰难险阻敢于攀登高峰
解放军总后勤部召开科学大会表彰坚持为革命搞科研的先进科技工作者和先进集体
新华社1977年11月30日讯
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最近举行科学大会，表彰了一大批坚持为革命搞科研的先进科技工作者和先进集体。
会上，总后勤部的领导同志，为受表扬的一百多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先进集体代表戴上了光荣花，并且勉励他们继续发扬我军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荣传统，为加强我军后勤建设、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而贡献更大的力量。
这次受表扬的先进科技工作者，有学术技术水平较高的专家、教授、工程师，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大专院校培养出来的大批科技人员，还有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专业科技工作者。
二十多年来，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同广大干部和战士一起，努力学习，刻苦为革命搞科研，在后勤技术装备和医药卫生等方面研究和创造出一大批先进成果，有些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这就充分表明，后勤科技战线尽管受到刘少奇、特别是林彪和“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干扰，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知识分子队伍是好的，他们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受到大会表扬和奖励的六十一个先进集体、一百一十一名先进科技人员，他们的事迹在后勤科技战线上是最突出的。
他们长期不畏艰难险阻，抵制林彪和“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坚持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坚持为加强部队建设和国防现代化服务，坚持同工农兵相结合，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某研究所高山病防治研究小组的科研人员，十多年来年年深入风雪高原开展科研活动，足迹踏遍青藏、川藏沿线。
他们忍受着高山反应，在高寒缺氧的山路上同部队一起行军，仔细观察指战员的身体变化，随时发现病情随时治疗。
部队到达宿营地就休息了，可他们却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坚持到连队检查服药情况，登记高山反应的症状，统计发病率。
在这同时，他们还广泛搜集防治各种高山不适应症的验方、土方和有效措施，采集了大量的中草药样品，在实验室和几千里外的工作现场进行验证。
经过多年的艰苦实践，现在他们已经研制成功预防急性高山反应的有效药物。
深受部队赞扬的第2军医大学抗疟药科研小组，十三年如01日，坚持试验研究，先后制成了四种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抗疟药。
为了改进我军技术装备，某研究所科技人员经常跟随部队长途行军。
他们在风雪严寒中和哨兵一起站岗放哨，研究如何减轻单兵负荷量，提高服装防寒性能，为加强战备，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出了贡献。
在这支科研队伍中，还有一批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同林彪和“四人帮”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科研工作中作出成绩的先进人物。
最近被提升为某医学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副所长和副研究员的曾一同，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时，遭到残酷迫害。
他在被非法关押的一年中，仍然千方百计地为保护施工部队的健康提出科研设计，总结自己多年来从事医学研究的工作经验。
后来，他双眼患中心性视网膜炎，视力严重减退，就用放大镜查阅资料。
他还带领其他同志深入青藏高原的施工现场，在铁道兵、工程兵等单位的支持下，研制成功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孔口捕尘器，改善了施工环境，大大减轻了矽尘对施工部队指战员身体的危害，填补了国内干式凿岩降尘的空白。
解放军总医院口腔科主任洪民，二十多年来革新了三十项技术，写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为我国口腔专业作出了贡献。
这位深受党和人民称赞的老专家，“四人帮”也不放过。
在叛徒江青对他进行政治陷害时，他坚持专心致志地进行医学研究，在口腔专业方面又作出了贡献。
我国第1台牙科专用真空电溶冲压铸造机，就是在洪民积极参与和有关单位的协助下研制成功的。
第2军医大学年过七旬的耳鼻喉科专家李宝实组织编写了《耳鼻喉科全书》，“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百般阻挠，胡说什么“科学有啥时间性”，强令出版部门把这部关系到人民健康的医学书籍放在可有可无的“第5类”出版计划之列。
由于李宝实坚持斗争，后来这部书才同群众见面。
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们，通过互相学习和经验交流，共同研究制定了科研发展规划。
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为实现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英勇奋斗。

中共中央致电泰共中央
最热烈地祝贺泰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
新华社1977年11月30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1月30日打电报给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热烈地祝贺泰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
电报全文如下：
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欣逢泰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全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泰共党员和泰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泰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高举民族民主革命旗帜，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泰国的真正独立和人民民主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
泰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泰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作出了珍贵的贡献。
当前国际形势大好，反对苏美两霸的国际统一战线广泛发展，形势越来越有利于泰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我们深信，在泰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泰国人民必将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
中泰两党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凝结起来的兄弟情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中泰两党两国人民的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77年11月30日

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和反革命罪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
不但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

毁我长城必自毁
——清算张春桥在总政治部的反革命罪行
总政办公室理论组　解放军报记者
国民党特务、“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曾经短暂地窃据过总政治部主任的要职，从上台到垮台，总共一年零九个月。
一年零九个月中，张春桥在总政彻底亮了相：
他不择手段大搞阴谋诡计，竭尽全力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处心积虑搞乱我军高级领导机关，干尽了反军乱军、篡党夺权以及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的罪恶勾当，活现了一副卑鄙奸诈、阴险狠毒的反革命老手的狰狞面目。
一年零九个月中，身为总政主任的张春桥，没有传达过一次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同总政广大群众见过一次面，没有提出过一条全军政治工作的建设性意见；
倒是以他的斑斑恶迹，绘制了一张难得的“政治体温”表：
1975年初，当上总政主任，他发“高烧”；
同年04月，“四人帮”受到毛主席严厉批判，他发“低烧”；
11月，“四人帮”违背毛主席指示另搞一套，他又发“高烧”；
1976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步伐，他“烧”得发狂了；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张春桥恶贯满盈，顷刻覆亡。
这张难得的“政治体温”表，正是张春桥在总政倒行逆施、罪行滔天的真实记录；
也是“四人帮”一伙“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历史写照。
竭尽全力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
张春桥窃据总政主任职位以后，“四人帮”手舞足蹈，弹冠相庆。
这些年来，他们一直有块“心病”：
“军队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军队最难办”。
他们千方百计要把军权搞到手，如今总算遂了一点心愿。
张春桥神气活现，得意忘形地对人讲：
“外国评论说，我到总政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利令智昏的张春桥，这时“政治体温”急剧上升，迫不及待地利用窃取的职权，竭力推行他们一伙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1975年03月01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他叫嚷：
“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反对经验主义“有现实意义”，要把它“当作纲”，联系全党全军的实际“来学习”。
张春桥公然篡改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的指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把经验和经验主义混为一谈，把有丰富革命经验的领导干部同经验主义者划等号，把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当作“经验主义者”统统打倒，为“四人帮”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了“理论根据”。
张春桥抛出这一反动谬论后，“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大打出手，对所谓“经验主义”进行反革命围剿。
江青到处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
姚文元发表文章，恶意歪曲毛主席的指示，造谣说毛主席十多年来多次重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四人帮”安插在总政的那个死党，也指令“地下战斗队”骨干：
“对经验主义就是要攻一攻”。
顿时，一股大反“经验主义”的妖风平地而起。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看穿了“四人帮”的诡计，04月23日，对“四人帮”作了严厉批判：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主席的批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张春桥一伙政治骗子的丑恶面目，刹住了反经验主义这股妖风。
张春桥阴谋败露，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
他闭门不出，请示，他不表态；
打电话，他不答复；
约谈话，他不见面；
开会，他不参加。
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要他到会讲话，他有气无力地说：
“我发低烧了”。
但是，张春桥贼心不死，他躲进“安乐窝”，暗中盘算，窥测方向，伺机反扑。
果然，时隔不久，他又煽动揪所谓“军内资产阶级”，再次疯狂地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1975年10月，“四人帮”安插在军队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向张春桥献计，提出“写戴红领章、红五星的阶级敌人”，张春桥满口支持，当场就说，军内走资派“生活中有嘛”。
1976年02月，张春桥下达了“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的黑指示。
接着，他又指使那个亲信，在部队召开了三个片会（原策划的第4个片会，因“四人帮”被粉碎没有来得及开），以交流文化工作经验为名，大造“抓军内走资派”的反革命舆论。
这个亲信秉承张春桥的旨意，嚎叫要“破军队特殊论”，“军队走资派不管大小，层层都有”，要敢于写“穿军装的走资派”，要大写特写“在民主革命时期积极而有成绩”的“走资派”，要做“有志之士”，“不要怕犯错误”，声称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甚至还要挟、逼迫各单位领导表态。
在张春桥及其亲信的煽动和主持下，写“军内走资派”的毒草话剧《千秋大业》、《冲锋向前》出笼了；
炮制反动影片《金钟长鸣》、《钢浇铁铸》的活动加紧了。
一时间，这类剧本、小说、诗歌、美术等作品，在部队陆续出现。
这些毒草作品，对我军各级干部，上至总部领导，下至连排干部，进行了恶毒的丑化，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治工作方向。
揪“军内走资派”，并非新鲜货色，不过是他们“揪军内一小撮”、“放火烧荒”的翻版和继续而已。
人们都记得，“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动口号，就是1967年“四人帮”伙同林彪精心炮制的。
“放火烧荒”就是江青伙同张春桥抛出来的，当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后，又是这个诡计多端的张春桥，指点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回去好好想一想，写个什么东西”之后，抛出了一个所谓六点“更正声明”，以掩盖其主子的罪行。
铁的事实证明，“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丘之貉，都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总后台。
张春桥一伙为了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革命领导干部，还采取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等卑劣手法，接二连三地制造事端，导演了一场场丑剧。
战士出版社两个同志在清理旧书报时，夹带销毁了约二百本张春桥、姚文元的黑书，张春桥、王洪文立即抓住这件事制造了一个所谓“烧书事件”，勒令“追背景”，“往上查”，非要抓出“后台”不可。
接着，张春桥、姚文元又制造了军事博物馆“历史综合馆”事件，他们利用一件诬告材料，硬说展览“树了”邓小平同志，“突出了”叶剑英同志，张春桥亲自下令：
“立即闭馆”。
“四人帮”安插在军队宣传部门的那个亲信，还把军委和各总部十多位领导同志在审查该馆时所谈意见的原始记录搜去，把参加审查的一些领导同志的签到名单抄走，送给张春桥，阴谋陷害。
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后，张春桥狂叫要“挖后台”，“追上线”，他们的那个死党就大查特查，“抓小子，揪老子，抓下头，揪上头”，威胁、迫害广大干部，甚至丧心病狂地动用侦察手段，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叶副主席。
张春桥还亲自为安插在公安部的黑干将出谋划策，心怀叵测地说：
“你们只会追工人、司机，不考虑司机是听后面的首长的？”
他还说：
“鄙人兼主任的那个总政，你们敢去查吗？”
主子示意，喽罗出动，终于从总政抓走了一名青年工人，无辜关押半年之久，多次逼迫他交出“后台”，把专政机关这把刀子杀向军队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
真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
张春桥极端仇恨同“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邓小平副主席，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在1975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副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受到全军广大指战员热烈欢迎。
在会前军委常委讨论这个讲话的提纲时，张春桥曾表示：
讲得好，要放开讲。
但是，事过不久，宣传部门的那个亲信，化名“斌音”，炮制黑文，对邓副主席的正确讲话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和无耻诽谤。
黑文写好后，那个亲信从北京偷偷寄给在上海的张春桥的叛徒老婆，让她再转送给在北京的张春桥审定。
黑文很快出笼了，他们互相庆贺：
“打响了第1炮”。
张春桥一伙打击和诬陷邓副主席的丑恶行径，多么阴险卑鄙！
这个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刻骨仇恨的特务分子张春桥，不放过一切机会，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1975年颁布了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命令。
张春桥一伙怀恨在心，大肆攻击，咒骂这些班子是“复辟班子”，哀叹他们的人在军内“已经很可怜了”。
在张春桥一伙眼里，哪里还有毛主席、党中央！
他们恶毒诬蔑和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逝世后，张春桥伙同王洪文下禁令，不准广大指战员佩带白花、黑纱，不准搞悼念活动，连周总理光辉一生的展览图片也不让翻印。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张春桥一伙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英明领袖华主席，狂妄地叫嚣：
“要敢于动庞然大物”。
他们急不可待地要抛出“按既定方针办”这个伪造的“临终嘱咐”，宣传部门的那个亲信如获至宝，在这一谎言发表的前一天晚上，背着总政党委，擅自通知全军收听广播，但是“四人帮”心怀鬼胎，推迟了广播时间，那个亲信弄巧成拙，恰好暴露了他们一伙恶毒反对华国锋同志、急于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张春桥在军队中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可说是费尽心机，竭尽全力。
然而，到头来还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处心积虑整垮总政搞乱全军
总政治部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全军政治工作领导机关。
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为了乱军篡党夺权，总是对总政恨之入骨，并且先从总政下毒手。
文化大革命以来，先是林彪叫嚣要“彻底砸烂”，后是江青大搞“放火烧荒”，都是想从总政“开刀”，搞乱军队。
张春桥阴谋乱军篡军的反革命策略，也是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全军，乱中夺权。
然而，张春桥的如意算盘并不如意。
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总政广大干部和群众，不吃他那一套。
他那阴阳怪气的黑话，没有几个人听；
他那反经验主义为“纲”、“揪军内走资派”一类货色，也没有多少市场。
“四人帮”经过策划，倾巢出动了。
张春桥伙同王洪文，直接指挥那个死党，网罗几个唯利是图、唯权是夺的跳梁小丑，设立秘密联络点，四出活动，八方串连，造谣惑众，兴风作浪，处心积虑整垮总政。
张春桥又伙同江青，指使其在军队文化部门的那个亲信，搞诡计，设圈套，骗取合法手续，利用各种机会，煽动层层揪“军内走资派”，大搞阴谋文艺。
张春桥还伙同姚文元，指使其在军队宣传部门的那个亲信，插手新闻、宣传、出版等单位，为他们反军乱军，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1975年11月，“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背着中央另搞一套。
张春桥又发“高烧”了。
他疯狂对抗毛主席关于加强党委一元化领导、保持军队稳定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策动在总政搞“大辩论”。
在总政一次党委会的议题单上，张春桥批道：
“建议党委讨论一下，清华大学这件事，对我军有什么影响？
总政应当怎么办？
这是一件大事，我们应当重视。”
他要总政党委研究“清华大学这件事”，说穿了就是煽动开展大辩论，把总政搞乱。
12月17日，张春桥直接指挥的那个死党，向总政党委下了反革命战书，罗织了总政领导的所谓十条“罪状”；
张春桥立即作黑批示，对总政党委施加压力。
张春桥还找总政几位领导同志谈话，软硬兼施，打拉并用。
他厚颜无耻地说：
“大概我还不会倒吧”，又露骨地胁迫说：
“照我说的去办”！
但是他的这套伎俩，没人理睬。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威逼几位领导同志表态，仍遭到冷遇，他气得站起来，恶狠狠地嘟囔说：
“光我一个人讲，没意思！”
挟起皮包，转身就走了。
1976年初，张春桥在《解放军报》一篇社论的送审稿上写黑批，说什么“右倾翻案风”“不止教育界有”，蓄意把大辩论引进军队。
在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总政党委和广大群众，顶住了妖风恶浪，张春桥的罪恶阴谋，一次次落了空。
1976年02月21日，也就是张春桥写下臭名昭著的《有感》后不久，他不打自招地对人说：
“近来我的心情很不好，比九届二中全会那时候还不好。”
寥寥数语，把他的反革命阴暗心理和盘托出。
他不甘心失败，加紧阴谋活动，操纵他的死党、亲信，大肆鼓噪，哄骗一些人贴出大字报，有的人还写信给张春桥，要求在总政开展大辩论。
总政党委把这些大字报和信原原本本报给了张春桥。
阴险狡诈的张春桥在一张纸条上，假惺惺地批了“目前似不宜开展大辩论”，连同原件送给军委领导同志阅，表示他是按中央文件精神办的；
但是，当军委领导同志圈阅退给他后，他却把自己原来的那张批条抽下，退回总政，耍了个两面派手法。
这样，就把军委领导同志关于总政不开展大辩论的明确表示扣压起来，纵容他们的骨干放手大闹。
1976年04月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张春桥发狂了。
他指挥死党、亲信和骨干一齐出动，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向总政领导和广大群众发动进攻。
他们诬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搞翻案”，“搞复辟”，是“走资派”，“还乡团”，“胡传魁回到了沙家浜”；
诽谤总政是什么“黑风口”，“造谣公司”，等等。
他们开黑会，整黑材料，写黑报告，上下呼应，内外夹攻，天天闹“地震”，搞得机关不得安宁。
但是，他们的阴谋依然未能得逞。
张春桥再也按捺不住，于是亲自披挂上阵。
1976年06月12日，张春桥伙同王洪文，以接见总政党委、听取汇报为名，搞突然袭击，大打闷棍，妄图一举突破，全面夺权。
王洪文在会上跳起来，攻击总政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咒骂这个部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诬蔑那个单位“领导班子是传谣言的窝子”。
他明明知道叶副主席曾经斥责过大大小小的野心家，还故意质问“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是指谁？”
张春桥更是强词夺理，一再指责总政“方向不对”，训斥这个同志“没有转弯子”，那个领导“思想感情没有变化”，大骂总政“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总政机关的一期简报中反映了群众对张春桥的一些意见，他恨之入骨，在会上大发雷霆，咬牙切齿地斥骂说是点了他的名。
张春桥杀气腾腾地威胁说：
“总政现在那么被动，推都推不动。
”“总政如果不转弯子，影响全军，有一天中央要用总政，用不上。”
最后他作出了“总政现在不适应，无法工作”的结论，妄想一下撤掉总政几位领导同志，真是心毒手狠。
打闷棍之后，“四人帮”的党羽四处放风：
王洪文、张春桥点了总政几个领导的名，“总政的问题快解决了”。
他们里应外合，配合行动，气势汹汹，喧嚣一时，再次掀起阵阵恶浪。
但是党中央、中央军委采取了有力措施，一次又一次打乱了他们的反革命部署。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发狂到了顶点的张春桥，满以为“改朝换代”、“新桃换旧符”的黄梁美梦即将实现，那些野心勃勃，削尖脑袋往上钻的家伙，也摆出了一副准备全面接管总政的架势。
然而，历史却无情地嘲笑了这帮丑类。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张春桥一伙阴谋整垮总政的闹剧也以彻底破产而告终。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谁想毁我长城，谁就自取灭亡。
穷凶极恶破坏我军政治工作
张春桥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全军的阴谋，虽然彻底破产了，但他的罪恶活动，给总政和部队在思想上造成了混乱，特别是对全军政治工作的严重破坏，决不可低估。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
张春桥破坏我军政治工作，首先是从这个根本问题上下手的。
张春桥利用职权，一次次作黑批，不准总政下发指导部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指示，不准制订理论学习计划，不准印发马列和毛主席的书。
1975年02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全军迅速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
为指导部队更好地开展这一学习运动，总政及时起草了《认真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意见》。
文件报到张春桥那里，他黑笔一摇：
“我没有去调查研究，现在写文件不成熟”，加以扼杀。
1975年底，总政选编了一本《马列著作选读》，准备印发全军供基层干部和战士学习。
张春桥却以“今后学习还没有讨论过”为借口，一棍子打了回来。
张春桥对军事科学院选编的马、恩、列、斯军事文选和军事语录，以“待阅”、“来不及看”、“没有时间看”等为由，一压再压，整整压了三年多，一直到他们垮台。
发给新战士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合订本，张春桥借口六十四开本字号太小，不准再印；
后来，改成三十二开本，他仍不准印，致使许多新战士没有领到毛主席著作。
不仅原著不让出，对印发毛主席的专题语录，他也横加阻挠。
张春桥一面疯狂地破坏我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一面无耻地大量印发他和姚文元的两篇黑文，强行推销，妄想用臭不可闻的所谓“张春桥思想”来毒害全军。
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
张春桥从乱军篡军的反革命需要出发，竭力把他早就鼓吹的党的领导“不要拘于形式”的修正主义破烂货，到军内兜售。
他向总政党委叫嚣：
“你们开会要吸收观点好的青年人参加”，妄图把那些紧跟“四人帮”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野心家，塞进总政党委，以便把党委搅乱。
张春桥还多次派出亲信、骨干，到总政直属单位和部队基层点火，煽动同党委“对着干”，“踢开党委闹革命”，造各级党委的反，造各总部、军兵种和中央军委的反。
在张春桥一伙的毒害影响下，一些单位出现了什么“第二党委”，自封的“领导小组”，“群众代表”列席党委会，以及“倒蹲点”、“上调查”等不正常现象，使军队中党的领导一度受到削弱。
在总政党委内部，张春桥称王称霸，独断专行，肆意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他从不参加党委会议，不同党委成员商讨问题，不相信总政党委的报告。
他动不动就训人，甚至诬蔑总政党委“不如一个连队的觉悟高”。
对党委集体作出的决议，他一个人可以任意推翻。
1976年02月，总政党委在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和中央文件精神的基础上，拟定了一个指导全军学习的通知。
张春桥胡说总政党委“还没有认真学习”，“通知也写不好”。
总政党委再次学习，对通知又作了反复讨论修改，第2次上报，他却又批道：
“内容重复，不必要了。”
张春桥就是这样一个凌驾于总政党委之上的蛮横跋扈的大恶霸！
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历来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张春桥出于反革命本能，一提到毛主席为我军亲手培育的革命传统，就气急败坏，暴跳如雷。
1975年09月，《解放军报》根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撰写了题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社论。
张春桥胡说“这样的社论用处不大”，读者“不喜欢看”，一斧头把它砍掉。
他恶毒攻击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宣传是什么“鬼点子不少”，有“路线问题”，准备秋后算帐。
为纪念建军五十周年，总政打算在全军开展“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征文、征歌活动。
张春桥竟在“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十二字下面，划了一道黑杠，旁边写：
“内容不清楚”。
他还胡说我军传统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东西”，现在“吃不开了”。
充分暴露出这个国民党老牌特务对毛主席、对人民军队的刻骨仇恨。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
“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张春桥对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竭尽诋毁、破坏之能事，干了一系列罪恶勾当。
在军队的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张春桥瞪大眼睛胡诌：
“军队的政治工作怎么做？
现在靠军委拿出一套完整的办法来，恐怕也拿不出来。”
他还伙同王洪文一唱一和，叫嚷什么“政治委员不起作用”了，军队政治思想工作是“五十年代水平”，“过时了”，“不适应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了”，公然把我军一整套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一笔抹煞。
惯于玩弄权术的张春桥，对总政机关的工作百般挑剔，肆意刁难。
一次，总政召开一个领导干部会议，机关为他准备了一个总结报告。
他把文中的“以派压党”四字勾去，划圈同意，并写了个条子，说报告已经看过，他因事忙，报告请总政另一位领导同志作。
事后，张春桥竟对这个报告发动攻击，说：
“划了圈也不等于同意嘛！”
真是无赖无耻到了极点。
他对总政起草的许多重要文电，都以“观点不鲜明”、“没有超过中央文件”等为借口，横加扣压。
总政要订政治工作计划，他不让订，一口咬定“不可能”，“也做不到”，目的就是为了强制实施他的整垮总政的反革命计划。
机关干部要下部队调查研究，他却说：
“大院里的事就够你们调查的了”，“机关眼前的实际就够研究的了”，把人们的手足紧紧缚住，便于他施展阴谋活动。
更为恶毒的是，张春桥还散布种种谬论，蓄意制造混乱，妄图使我军的政治工作脱离无产阶级的轨道。
部队要联系实际，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就说：
这是“上挂下联”，“矛头向下整群众”。
部队办事坚持实事求是作风，他就说：
这是“就事论事”，“不抓大事”。
部队要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集中统一、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他就说：
“不要怕派性。
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靠打内战才能解决。”
部队要整顿，纠正不正之风，他就说：
“整党整风一百天也整不出马克思主义”。
部队要搞回忆对比，进行阶级教育，他就说：
这是“恐怖教育”，“不是我们的方针”。
部队要搞反修战备形势教育，他就说：
这是“故意吓人”。
部队要用节余的物资，紧急支援灾区人民群众，他阴阳怪气地说：
“有无必要？”
领导机关要表彰抗洪抗震救灾部队的先进单位和英雄模范人物，他就说：
这和当前形势“结合得不紧”，会“冲淡”运动。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一句话，凡是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的，他统统反对，拚命捣乱。
搞得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干也不行，不干也不行。
他就是这样利用窃取的职权，为非作歹，不把你搞乱整垮不死心。
在张春桥一伙的干扰破坏下，这些年来，政治机关的职能被贬低了，政治工作的战斗性被削弱了，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被损害了，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威信也下降了。
造成这种严重恶果的罪魁祸首是张春桥，是“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
“对于‘四人帮’在思想、理论和路线上造成的混乱及其对我们队伍的腐蚀，不可低估。
要充分利用‘四人帮’这个反面教员，进行广泛深入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
我们一定要按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抓纲治军，在揭批“四人帮”第1、第2战役的胜利基础上，切实打好第3战役。
密切联系实际，彻底清算张春桥在总政的罪行，肃清“四人帮”在全军的流毒和影响，把总政机关建设好，把全军政治工作搞好，发扬我党我军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各级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为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
（原载1977年11月30日《解放军报》）

从改造旧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成果看：
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成就不容抹杀
南京大学理论组
“四人帮”在炮制的“两个估计”中胡说，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我们对国民党的旧教育制度一点没有触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甚至说得比旧中国的教育还坏，是“封、资、修”的混合物。
事实真是这样吗？
否。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改造旧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我们南京大学是由解放前的旧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而成的。
旧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一个是独夫、民贼蒋介石一度亲自兼校长、直接控制的学校；
一个是美帝国主义从事文化侵略的基地，学校的领导大权掌握在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分子手中，校内反动党团林立，国民党特务、爪牙横行。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我们从敌人手里把学校的领导权夺了过来，广大师生员工获得了解放，学校获得了新生。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上级领导机关很快给南京大学调配了大批骨干力量，其中有的是随解放大军南下的干部，有的是在解放前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员，有的是从学校教师、工人、学生中选拔出来的积极分子。
以后，党又陆续从各条战线选派了一批优秀干部来支援学校，进一步加强了对学校的领导，经过一系列的民主改革运动，学校清除了暗藏的敌人，纯洁了队伍。
1957年，党领导广大师生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学校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党和无产阶级手中。
学校各级领导干部的大多数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勤勤恳恳地工作；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经受了考验，进一步提高了路线觉悟，锻炼得更加坚强。
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胡说，十七年教育部门的领导大权被刘少奇所网罗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所把持。
这纯属造谣。
旧中大、金大是为反动统治阶级培养精神贵族的学校，学费、生活费昂贵，学生大多是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
解放后，我们学校根据毛主席关于学校应向工农开门的教导，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逐年增加，1965年入学的新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已占百分之七十九，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不到百分之一。
学校不仅在政治上十分关心工农子弟，在生活上也给予应有的关怀，看病一律享受公费医疗，家庭经济困难的可以享受助学金。
这与解放前工农子弟被关在学校门外，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的情况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旧中大、金大办的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教育。
我们接管这两所大学后，就在毛主席教育路线的指引下，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许多改革，并开展了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斗争。
特别是1958年，在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高潮中，我们学校根据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校的面貌。
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了。
校党委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广大师生在政治思想上受到极大的教育。
学校开设了哲学、党史、政治经济学三门政治课，让学生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从教师中挑选了一批政治上较好、又具有一定业务能力的同志，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耐心细致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学校对教学体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作了初步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建立了教学、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教学体制。
根据教学、科研的需要，办起了工厂、农场，作为劳动和实习的基地。
此外，还经常组织师生到校外的工厂、农村去进行锻炼，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科学研究也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纳入教学计划，师生一起搞科研。
在课堂教学中，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还是根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精简了课程的科目，改进了教学内容，使得学生通过学习既能搞清基本理论，又能增长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
解放前四十七年中，两校总共毕业了两千多学生。
解放后，在毛主席教育路线的指引下，十七年南京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一万多名毕业生，为旧中大、金大两校毕业生总和的五倍。
我们培养的这些学生，大多数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认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坚持又红又专的大方向。
例如，1965年我校文科有两个学生在积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根据自己的体会写的两篇文章，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扬。
如今，这些毕业生大都战斗在祖国各条战线上，许多人已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人帮”胡说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十七年所培养的人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那么试问：
这些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
难道这里边没有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吗！
在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指引下，我校的科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十七年来，共搞了一千多项研究课题，其中有十八项成绩突出。
例如，地质系师生坚持奋战八年，跑遍我国华南数省的山山水水，进行大量野外地质调查，并结合室内的试验分析，1965年第1次完整地提出了华南花岗岩的新理论，为发展地质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然，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干扰、破坏，教育战线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毛主席曾多次作过严肃的批评，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引以为戒。
但是，我们决不容许“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指示，为“黑线专政”的谬论进行辩护。
“四人帮”“黑线专政”的谬论，表面
“左”得出奇，实际上是右得不能再右。
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在毛主席亲自为之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战线上，竟是一条“黑线专政”。
这种黑话不是故意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脸上抹黑，又是什么？！
“四人帮”的这种黑话，比1957年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时说的那些黑话，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狡猾地加上了一些革命词句的伪装而已。

满怀深仇大恨揭批“两个估计”
辽宁省教师代表会议控诉“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罪行
据新华社沈阳电
在最近召开的辽宁省教师代表会议上，一千多名先进教师控诉了“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炮制和推行“两个估计”的罪行。
辽宁省教育战线深受“四人帮”的祸害。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什么学问也没有，却摆出一副“教育理论权威”的架势，到处制造反革命舆论，兜售“四人帮”全盘否定十七年的“两个估计”。
他歪曲革命导师列宁在二十年代说的话，把我国经过多年思想改造、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广大知识分子，同10月革命初期抗拒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同起来，诬蔑广大教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偏见”和“消极怠工”，而且把十七年培养的学生统统说成是“基本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广大知识分子列为“专政对象”。
“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同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对着干”，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实际是要培养象张铁生那样“交白卷”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革命打手。
他们取消教学，毁灭教育，叫嚣教研室是“土围子”，基础部是修正主义的“桥头堡”，抓教学质量就是“智育第1”，狂呼对十七年的教育要“统统砸烂”，“动大手术”。
他们在教育问题上散布的这一系列奇谈怪论，都离不开全盘否定十七年的“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篡改无产阶级教育性质、复辟资本主义的精神支柱。
广大教师在揭发批判中指出，“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不仅鼓吹“两个估计”，否定一切，而且赤膊上阵，打倒一切。
喧嚣一时的辽宁教育战线的所谓“五件新事”，就是那个死党一手导演的。
他们炮制的臭名昭著的所谓“一张发人深省的答卷”，在红与专问题上颠倒黑白的所谓“两张大字报讨论”，同十七年“对着干”的所谓“朝农经验”，打击迫害干部和教师的所谓鞍山“吹氧”经验，还有什么反“师道尊严”的“小将”等等，不仅把辽宁教育战线搞得乌烟瘴气，而且流毒全国，造成严重恶果。
会上，许多代表控诉了“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广大干部、教师的罪行，激起了代表们对“四人帮”及其死党的深仇大恨。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是很不得人心的。
从它一出笼，就受到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坚决抵制和斗争。
这次会上受到表彰的一百九十七名优秀教师，同“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作过针锋相对的抵制和斗争。
会议期间，这些优秀教师畅谈了自己的斗争事迹，交流了斗争经验。
辽阳市小北河公社西月河学校的优秀教师乔长悦，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教育学生不学那张铁生，不学那“长角长刺”顶老师的小学生，带领学生坚持学雷锋，上好文化课，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教育，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了发展。
辽宁省教师代表会议开得隆重热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部队司令员李德生同志出席了会议，并向优秀教师颁发了奖状。
省委许多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并带头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教师代表们激情满怀地表示，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决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把教育革命搞上去，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贡献。
在这次教师代表会议上，经中共辽宁省委批准，大连工学院副教授唐立民提升为教授，大连工学院讲师俞裕国、大连水产专科学校讲师文干提升为副教授。

上海港提前完成全年吞吐量计划
我国最大的港口——上海港已经提前四十六天完成国家下达的今年全年吞吐量计划。
在此以前，上缴利润计划已提前三个月完成。
装卸成本、流动资金占用量等经济技术指标，都达到了国家规定的要求。
今年以来，上海港务局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同时，组织全港职工集中力量搞好设备维修、清仓查库等工作，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扭转亏损局面，做到安全生产。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也广泛开展起来。
全港务局的装卸效率不断提高。
　（新华社）

《农村科学实验》杂志即将出版
据新华社讯
一种面向农村的综合性科学普及刊物——《农村科学实验》杂志，明年01月将正式出刊，各地邮局已开始征求订户。
即将出版的《农村科学实验》杂志，每月一期。
主要内容是：
介绍农、林、牧、副、渔，农业机械化、五小工业，以及农村医药卫生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并介绍与农村有关的基础科学知识，以及重大自然灾害的形成与防范等。

办好小型集体养鸡场
——同兴大队五生产队养鸡调查
四川省南部县王家公社同兴大队五生产队有七十七户，三百二十七人。
去年04月，这个队在一个有两亩多松、桐树的小山坡上，办起了小型集体养鸡场，到今年10月，已养“来航”良种鸡四百一十二只，除小鸡、公鸡外，生蛋的大母鸡有一百四十九只。
从去年08月到今年10月，已产蛋一万六千九百多个，每只平均一百一十四个。
五　条　经　验
第1，领导要重视。
开办时，干部、群众讨论过几次，顾虑较多，怕过不了伏天，怕多吃饲料喂不起，怕集体喂不好。
队长一方面对社员进行教育，一方面学习外地经验，亲自修简易鸡场，每天到鸡场看几次，扎扎实实把鸡场办好。
后来，大家看到大箩大箩的鸡蛋，高兴了。
第2，端正方向。
这个队过去有二十多个“五匠”到外地搞钱交队，搞得出去的不放心，在家的不安心，人心散，粮食产量低，资本主义泛滥。
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队里把“五匠”收回来搞社会主义的集体副业，修猪场，搞鸡圈，使集体经济越办越兴旺。
第3，勤俭办场。
这个小型鸡场因陋就简，自己动手打土墙，打石头，用自己的竹料，仅用十天时间就搞起来了。
花的少量投资和成本早已收回来。
第4，选好饲养员。
“鸡靠人养，人靠思想”。
他们选了两个成份好、思想好、责任心强的老弱劳力喂鸡，请附近队一个有养良种鸡经验的社员作技术指导。
这两个饲养员以场为家，晚上都要起来检查几次，预防兽害和意外事故。
最近又选派了一名回乡知识青年到鸡场作赤脚兽医。
第5，健全制度。
每星期六学习一次，每月总结评比检查一次，要求饲养员以大庆、大寨人为榜样，为革命养好鸡。
对饲养员实行“五定”责任制，即：
（一）定养鸡数量，每人养二百只；
（二）定产蛋任务，凡能产蛋的母鸡每只全年交二百个；
（三）定劳动任务，每周清圈消毒一次，经常保持干净，饲料切细（有的要煮熟），定时定量喂养（经常加进预防药），每天喂五次；
（四）定积肥任务，生产队铲草皮、担炭灰，饲养员负责垫圈积肥，每月交干粪五千斤；
（五）定工分报酬，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的给以表扬奖励，未完成任务的要找原因，总结经验教训。
几　个　问　题
第1，饲料问题。
这是养鸡的物质基础。
这个队留了三千多斤二口谷、下脚粮、孬包谷、高粱、红苕等，粉碎煮熟后，与统糠搅拌喂鸡。
还拣螺蛳，掏蚯蚓，用牛粪发酵生虫喂鸡等。
青饲料，猪吃啥鸡吃啥。
第2，防治鸡瘟问题，必须解决好，否则谈不上集体养鸡。
这个队贯彻了“防重于治”的方针，土洋并举，坚持一年给每只鸡打两次预防针，每星期用“来苏尔”药液或灰水，对鸡舍喷洒消毒一次，鸡场门口设有消毒坑（放上石灰），喂鸡时在饲料内拌入少量的安基比林、土霉素、四环素等药粉，在饮水里放入少量的高锰酸钾、呋喃唑酮、呋喃西林，这样就能防止鸡瘟。
第3，鸡场选择问题。
这个队的鸡场仅占两、三亩小山坡地。
选择有林木，夏天能够遮太阳，有点空隙地，冬天鸡能见到阳光，能够避风，长有青草的地方最好。
果园里喂鸡最好，果树上落下的虫是鸡的好饲料，鸡粪又能促进果树生长，两全其美。
第4，饲养员报酬问题。
这个队两个养鸡的人，在农业上每天五至六个工分，养鸡后提到七至八个工分。
这是因为养鸡虽是轻活，但技术性强，担子重，责任大，白天黑夜、天晴下雨、节假日等都要精心饲养。
同时，创造的产值比农业上要多一些。
（据《四川日报》）

南昌铁路局提前完成年运输计划
新华社南昌1977年11月30日电
一度被“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南昌铁路局，今年抓纲治路已经初见成效，全局提前三十五天完成了今年的运输生产计划，货运量比历史同时期最好水平增长了百分之五点一，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九点三，日平均装车和载重等指标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上缴利润和运输收入也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全年计划。
南昌铁路局是深受“四人帮”祸害的“重灾户”之一。
为了迅速改变这种局面，今年以来，局党委带领全局广大职工、家属，坚决贯彻落实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精神，抓纲治路学大庆，大打揭批
“四人帮”的人民战争。
通过这场伟大的斗争，摧毁了“四人帮”经营多年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惩处了一批“四人帮”包庇、纵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打砸抢犯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有力地打击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坚持以大庆为榜样，大力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和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这是南昌铁路局今年迅速实现大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以对全局运输生产有重大影响的鹰潭站为例，在“四害”横行时，这里经常发生列车堵塞的现象。
现在这个站每天办理的列车数，一再突破历史最好水平，线路一直保持畅通，提前四十八天完成了今年的货运计划。

外事往来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11月29日会见了以大河原孝一为团长的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副秘书长金黎，理事单达圻、肖棣华等。
访华团是应邀于11月25日到达北京的。
26日晚，中日友协副会长王芸生设宴欢迎日本朋友。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11月29日会见并宴请了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肯尼思·亨特准将。
客人应外交学会邀请于28日抵京。
　以相马智为团长的日本内窥镜学术代表团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和学术交流活动，11月30日离开北京前往我国南方访问，然后回国。
代表团是应中华医学会邀请于11月23日抵达北京的。
在京期间，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朱章赓宴请了他们。
　以江超为领队、宋士奇为副领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足球队应巴基斯坦武装部队的邀请，28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刘白羽，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沈少星，以及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陆军武官夏菲准将等到机场送行。
　应锡兰航运公司邀请，以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副总经理袁之平为团长的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海运代表团，于11月28日离京前往斯里兰卡参加中斯联合海运航线联合委员会第5次例会。
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马汉德伦等到机场送行。
　以伊拉克青年部运动司司长阿米尔·伊斯梅尔·哈基为首的伊拉克青年部体育馆技术组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11月30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经广州回国。
伊拉克驻中国大使伊萨·萨勒曼到机场送行。
29日晚上，伊萨·萨勒曼大使为技术组访问中国举行了宴会。
国家体委负责人李青川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加拿大体操队团长爱德华·布鲁汉姆为加拿大体操队结束对我国的友好访问，11月29日晚上举行答谢宴会。
中国体操协会负责人柏坪，有关方面负责人张明增，以及中国体操教练员、运动员应邀出席。
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戴维森出席了宴会。
加拿大朋友将于近日离开北京回国。
26日晚，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林信贤为加拿大体操队访问我国举行了酒会。
　出席中日渔业联合委员会第2次会议的中国政府渔业委员鲍光宗等一行四人，于11月28日乘飞机前往东京。
农林部有关方面负责人肖峰、马凌，日本驻华使馆参赞泉孝健等到机场送行。
　由中匈科技合作委员会中国组主席、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马仪率领的中国科技合作代表团在布达佩斯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16届会议后，于28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昂，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叶桐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

新疆钢铁产量创七年来最好成绩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977年11月29日电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钢铁战线生产节节上升，捷报频传。
到10月底止，全自治区钢、钢材、生铁已提前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
钢、生铁、钢材的产量都比去年同期有较大的增长，创造了近七年来的最好成绩。

沙菲克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
庆祝民主也门独立日十周年
新华社1977年11月30日讯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沙菲克今天举行招待会，庆祝民主也门1967年11月30日独立日十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仲曦东，外贸部副部长贾石，外经部副部长程飞，交通部副部长潘琪，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涛，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国家体委负责人尹忠尉，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宪，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招待会。

浙江省生猪饲养量稳步上升
新华社杭州电
浙江省生猪饲养量稳步上升。
到今年10月底，全省生猪存栏数达一千一百四十二万头，比06月份增加了一百一十九万头。
近几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浙江省养猪生产严重下降。
粉碎“四人帮”以后，浙江省各级党委发动群众，深揭狠批“四人帮”“三反一砍”、“三搞一篡”的罪行，大抓养猪生产。
省有关部门总结推广了兰溪县上华公社上华大队和桐乡、富阳两县自力更生发展养猪业的先进经验，推动了养猪业的发展。
在发展养猪生产中，浙江省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执行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家庭养猪的方针和生猪收购政策。
为了搞好防病防疫工作，各地十分重视抓好畜牧兽医队伍的建设，现在全省已拥有一支三万多人的畜牧兽医队伍，做到了每个大队都有赤脚兽医。
各地还发动群众因地制宜地广开饲料来源。
水网地区充分利用水面放养水生饲料；
山区利用山坡地种植各种青粗饲料；
有些城市成立了饲料公司，把城镇的糟、渣、糠、麸、泔水等收集起来送到农村，支援社、队发展养猪。
由于各级党委加强了领导，各地养猪业发展很快。
目前，全省已新建集体养猪场十三万个，其中百头猪场有二千一百多个。
兰溪、余杭、丽水等县的一些社、队，办起了一批千头猪场。
深受“四人帮”祸害的温州地区，09月中旬已超额完成了国家全年生猪收购计划。

湖南农田基本建设规模大进度快
在各级领导带领下，投入的劳动力达四百二十多万
新华社长沙1977年11月29日电
为落实华主席关于“今冬明春要大搞一下农田基本建设”的重要指示，湖南省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到工地参加劳动，和群众并肩战斗。
广大干部、群众意气风发，各个工地上到处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11月24日清晨，中共湖南省委第1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1政委毛致用和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其他负责人，带领省级机关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五千人，自带工具、干粮，分头来到长沙县和长沙市郊区的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在当地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的安排下参加了劳动。
许多领导同志虽已鬓发斑白，但是干起活来劲头十足。
基层干部和社员见他们是劳动“里手”，无不称赞。
劳动过程中，省委领导同志同当地干部、群众进行了亲切交谈。
他们对干部、群众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干劲很大和工程进度快感到十分高兴，同时一再鼓励大家要一鼓作气，实现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任务。
湖南省今冬的农田基本建设规模大，进度快。
据统计，目前全省参加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力达四百二十多万，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五；
已完成的土石方量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八十二，已完成的工程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

特拉奥雷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贝宁人民共和国国庆
新华社1977年11月30日讯
贝宁驻中国大使阿里—特拉奥雷和夫人今天中午举行招待会，庆祝贝宁人民共和国国庆。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迟浩田，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外经部副部长程飞，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国家体委负责人李梦华，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
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招待会。

王震副总理会见塞尔维纳部长
新华社1977年11月30日讯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会见塞舌尔共和国劳动、卫生、福利部长塞尔维纳和首席医官巴比埃医生，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副部长黄树则、局长薛公绰，外经部局长吕学俭，外交部副司长周明基，会见时在座。
王震副总理11月30日会见塞舌尔共和国劳动、卫生、福利部长塞尔维纳和首席医官巴比埃医生。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

稻山嘉宽率代表团离京回国
据新华社讯
由稻山嘉宽率领的日本日中长期贸易协议推进委员会访华代表团同中国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委员会就中日长期贸易问题进行会谈后，于11月30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26日晚，刘希文副部长举行宴会招待日本朋友。
29日晚，稻山嘉宽先生举行了答谢宴会，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等应邀出席。
廖承志于这天下午会见了代表团。
这天中午，冶金工业部叶志强副部长会见并宴请了稻山嘉宽先生。

陈永贵副总理会见毕姜大使
新华社1977年11月30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今天上午会见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毕姜，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勇燕会见时在座。
参加会见的有中联部副部长申健，有关方面负责人黄群、梁枫、蒋光化等。

黄华外长会见美国客人
新华社1977年11月29日讯
外交部部长黄华今天下午会见了由保罗·尼采率领的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领导成员访华团。
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外交学会副秘书长马家骏等。

为了新的胜利　〔外三首〕
〔新西兰〕　路易·艾黎人民创造文明；
帝国起于血腥，照例的征略、奴役；
新霸主无非是作威作福，骄奢荒淫；
怎奈他王孙贵裔活得发腻，早晚闯个弥天祸，有分教宫殿灰飞，江山邅递。
这兴亡成败俨然的循环理，难道千古不易，没个新意？
中国人，长征勇士无算：
过高山，光脚板；
吃不饱，打不散；
内无甘旨，外无重裘，只炼得一副矫健身手。
百折不挠，一往无前，高歌胜利到明天。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创业，要打破陈腐的习惯、观念，种种的清规戒律，关山重叠。
来日的战斗不比前辈轻松，真正有分量的，绝非拈来之功。
绞尽脑汁，汗透双手；
明辨是非，现实是求。
不断的胜利靠——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奋斗！
1977年10月25日于北京
1977年春节前夕窗外一阵鞭炮，夹着孩子们的喧闹；
瞧，又蹦到别处去了。
节前几天街上人真多，满眼是乡亲们进城办年货。
他们回去，今天一家子乐呵呵把阴历大年过。
这会儿路人相对笑盈盈，也不管西北风刮的紧。
可恨的“四人帮”完蛋，便家家气壮心宽。
现在谁都懂得既要动脑筋，又要流大汗；
让一切议论落实到怎么干。
最大的浪费是空话说尽不生产。
偌大的中国，节日里美不胜收：
到处一个劲头——幸福生活要更上一层楼！
到处一个思潮——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干得更欢，更好！
人民在欢笑，只因祖国避免了反革命策划的浩劫滔滔。
听，他们发出迎春宣告：
响应时代的伟大号召，奋力创新，潜心思考；
寄希望于今后四分之一世纪，教全世界获得新的改造！
1977年02月17日于北京
青　山青山青山，山下烟轻雾淡；
山前历历川原，公社人行田间。
春雨绿秧活泼；
秋晴金谷丰收，恰似骄阳晒得
人脸也熠熠如鎏。
满目青山是中华，深蓝浅黛，一路到天涯。
有几处残碑断塔倒也古趣盎然，动人风雅；
却如何比得——这锦绣河山，这人民和再造的国家，这一切的壮丽伟大？
忆往昔，恨难休；
年年灾祸，茫茫人流。
父亲胡乱推着独轮车，孩子拉绳前边走；
亡命人家踏着辛酸足迹别河北，向关东，走，走，走……谁曾纵目，谁曾抬头，倩蔼蔼群峰分我数重愁？
此时正是——
帝国主义、军阀，
大烟兵、汉奸走狗，
压煞百姓的头……忽报大军自天降：
眉宇高扬，眼是金刚，共青山一种风光。
人民夺取了政权，人民获得了解放；
人民体会到了
他们从未体会到的天机，当他们昂首顾盼
那满目青山而心旷神怡。
〔选自英文诗集《中国的青山》，原诗未注写作日期〕
家看宜兴老茶壶，青花杯碟，几件产自景德镇的瓷盘子，每日里我喜气洋洋；
这个家大大小小样样是心头物，是我的俊赏珍藏；
朋辈携儿带女，促膝随坐，听四壁回荡阵阵笑语；
阶前的花草兀自蓬勃成长；
那汩汩生气渗透了流水时光。
客人从大洋洲、南北美，西边的欧罗巴大陆，来这里说短议长。
时或作远游，它便是后方，容我浪迹神州而怡然于胸中一念，我家有——嘉树风清，闲庭日移；
春则千枝竞发，当秋老之际黄金也似的晴光令人目迷。
温馨的家园是中国给我的。
我更将何求？！
我奚以为谢？！
1977年10月25日于北京
〔朔望译〕
〔编者附记〕新西兰友好人士、作家路易·艾黎1927年来上海，到现在已经在我国生活、工作了五十年。
路易·艾黎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一贯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数十年来写了大量作品，热情洋溢地介绍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今年12月02日，是他八十岁寿辰。
我们选刊诗人几首热情歌颂我国人民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清除“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以及对我国人民的诚挚友谊的近作，以表示对中国人民这位老朋友的热烈祝贺。

金色的雪山峡谷〔套色木刻〕 李　秀（彝族）　陈绕光

校园随想
——写在“一二·一惨案”三十二周年前夕
秦望春
11月份的日历快翻完了，突然想到一个几乎被忘却了的纪念，也就想起了两年前一段小小的往事。
1975年国庆刚过，昆明街头熙熙攘攘，我们一行人来到昆明师范学院的校园，却发现这里显得特别宁静。
校园一角是一小块墓地。
两个青年学生正坐在墓旁石栏杆上谈心。
其中一个可能是进校不久的工农兵学员，另一位也许比他早来一年半载，对这校园的历史沧桑，知道得多些。
他指着墓地后面石壁上刻着的字，对新来的同学说：
“你看看这首诗。”
另一位同学于是蹲下去，仔细辨认经过风雨侵蚀有点模糊的字迹，并且拿出个小本子，一边低声诵读，一边认真抄录：
“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里。”
“死者，你们怎么不走出来？”
“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
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
这个校园，就是三十年前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舍，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发生的地方。
这里安葬着1945年12月0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四位青年：
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
四块墓碑前面，还树着一块比较大些的墓碑，那是同样在昆明被暗杀的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塚。
我们在墓碑前停下脚步。
两位青年人的对话还在进行着。
年岁大点的那位，正叙述从更年长的同志那里听来的三十年前的情景：
12月01日那天，国民党军警特务怎样用刺刀、木棍、手榴弹杀害四个爱国青年，怎样穷凶极恶地打伤正在用罢课抗议迫害的学生；
后来，昆明三万多群众，怎样给四位殉难者出殡，在这儿举行公葬；
闻一多教授怎样在墓地怒斥杀人犯，几个月后，他自己又遭到毒手……
他讲得比较简略，但是神情凝重，带着愤激的感情。
新来的同学，全神贯注地听着，又环顾几块墓碑，似乎要从那上面得到更多更深的印象。
校园里几乎听不到其他声音。
秋风过处，从翠湖公园那边传来一阵阵欢乐的声浪。
我们心情却不能宁静。
今天在这校园里学习、生活的青年同志，你们每天走过这块墓地，会想起那些在这儿洒过鲜血、献出青春的死者吗？
想想他们，你们定会懂得今天的日子来得多么不易！
三十年前，在这校园里的同学和老师，其中不少人，何尝不是壮怀激烈，很想施展一点抱负，为多灾多难的祖国贡献一点光和热？
然而，在那个年代，老教授空对着覆盖尘土的书箧慨叹，能有什么作为？
青年学生吃不饱、穿不暖，特务开的黑名单的阴影，整天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
连关心一下祖国前途，表示一下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要求给人民一点民主自由的权利，都要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从这一点上说，“一二·一”殉难者的血没有白流。
它不仅在当时擦亮了更多人的眼睛，使他们看清自己面前的道路，懂得对待国民党反动派，只能用铁的拳头，用革命的枪杆子；
它也无声地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如果不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不同革命的主力军——工农大众结合，青年是没有光明前途的。
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是毛主席提出的区别一个青年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唯一标准。
因为是假日，我们没有接触到更多的青年，但还是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朝气。
校园里，贴满欢迎工农兵新学员的标语和新学员的决心书。
其中最醒目的是：
“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
是的，就在这寂静的校园里，我们也可以听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成长的新的一代为革命学习的心声，看到青年学生走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金色大道上的坚定的步伐。
仅仅几天以前，我们在昆明街头看到过十万人欢送又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场面，满街的锣鼓声、欢笑声，同一车又一车知识青年的战歌声、口号声，组成一曲雄伟磅礴的交响乐。
这种场面，岂不正是三十年前牺牲了的人们前仆后继、梦寐以求的衷心愿望吗？
天色渐晚，那两位青年同志，不知在什么时候离开了。
黄昏风过，墓地周围的树叶沙沙地响，似乎在作抚今思昔的倾诉……
走出校园，我说可以写点什么。
但同去的一位同志愤懑地说：
“你能写什么！
想为‘民主派’、‘臭老九’树碑立传？
你不怕棍子？”
我们相对苦笑。
他没有说错。
在“四害”横行、缴“白卷”的小丑成为“英雄”的年代，那些带着“上大学为人民”的红心进校来的青年人，能不能真正学到他们要学的东西，实在使人担心。
至于要写一写教师和学生，即使是死在反动派屠刀下的，也是不可能的。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三十二度秋风吹过，人间换了！
今天，我可以想象到，那个长眠着几位为变换人间而献身的殉难者的校园，同伟大祖国的万里山河一样，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春光。
更多的青年人，将要带着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壮志，走进校园里来！
那末，请记住三十多年前在这里殉难的潘琰的最后一句话吧。
当时，她被手榴弹炸伤，又被特务用石块猛击，当同学们前去救护时，她声音微弱、然而清楚地喊：
“同学们，团结呀！”

歌集《10月战歌》
章　民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的全国征歌选集《10月战歌》，前不久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翻阅这百多首新歌，春晖耀眼，不由得涌起万千思绪。
“四人帮”及其亲信，历来反对毛主席《讲话》中的一系列根本思想。
这个黑帮控制文坛的时候，也搞过所谓“征歌”活动，但那是为他们那个所谓“新纪元”装潢门面，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
他们要按“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需要，把文艺创作逐步纳入其结帮营私、篡党夺权的轨道。
《10月战歌》的编选出版，正是对“四人帮”的有力批判。
1976年10月是如此令人难忘的不寻常的10月，是我们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10月。
阴霾散尽碧空艳，各条战线开始蓬勃发展。
文艺领域，气象一新。
文艺工作者迸发出重获解放的喜悦心情，用浓笔酣墨尽抒豪情，放声歌唱。
《10月战歌》里许多立意深刻、形象生动的歌曲，就是充满春意的文艺园地里的小小一束鲜花。
《10月战歌》里有许多作品之所以能引起群众较强烈的共鸣，首先因为作者努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使自己成为群众的代言人，用真情实感表达出人民大众的共同心声。
他们用最诚挚的、发自肺腑的艺术语言，纵情赞颂我们伟大的导师和领袖毛主席的不朽功勋，深切缅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热烈讴歌英明领袖华主席率领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继往开来、抓纲治国。
有些歌曲只有寥寥数句，但感情充沛，感人至深。
象《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想念毛主席》、《颂歌献给敬爱的周总理》、《我给周总理扎花圈》、《渔歌献给华主席》、《胜利颂》等都是这样的好作品。
另一方面，作者们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对“四人帮”的丑恶面目，充满了同仇敌忾的愤懑，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如《批判台上唱山歌》、《十大嫂狠批“四人帮”》等。
无论那一方面的作品，爱与憎都是非常鲜明的。
歌曲作者们很注意用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达革命的政治内容。
许多作者尽量使用自己掌握的最有效的艺术手段，使鲜明的政治倾向通过具体情节的生动描绘而得到体现，因此具有很大的感染力。
如男声小合唱《咱要去瞻仰毛主席的遗容》的艺术表现就很有个性：
毛主席逝世举国哀，江南塞北千万人民都在想望，“手捧洁白的鲜花，骑上追风的骏马，向着首都去瞻仰毛主席的遗容”，恨不得“千山万水一步跨”。
《我给周总理扎花圈》，准确地捉住去年周总理逝世时云遮雾障、大地无光，“四人帮”压制群众悼念、亿万人民心碎欲裂的思绪，用“扎花圈”这样一个遍及祖国每个角落的典型例子，尽情刻画群众对周总理的痛悼之情；
从音乐中人们好象重又看到“风卷雪花飘，万里长空咽”的深更静夜，千家万户泪花闪，同为周总理扎花圈的动人情景。
又如工人歌曲《党旗上有咱这把锤》，不拘泥于常套用语，别开生面地通过对铁锤的形象化描述，表达出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词曲结合得很紧密、恰当，音乐上色调明快，铿锵有声，干净利落。
所有这些，也都是对“四人帮”那一套文风、歌风的有力批判。
《10月战歌》里的作品在形式上也丰富多采：
既有壮丽雄浑的合唱曲，也有独具意境的清新的合唱曲；
有朴实无华、亲切深情的抒情调，有旋律舒展、委婉优美的二重唱，有风格浓郁的山歌，有讽刺辛辣的表演唱，有质朴简练的填词民歌（《绣金匾》、《交城山》、《革命将士出征歌》几首是脍炙人口的），有豪迈刚劲的进行曲，有具有战士气质的队列歌，还有新鲜活泼的儿童歌曲。
不少作品都是在我国各族人民音乐传统的深厚基础上创造的，具有群众喜闻乐听的民族风格和气派。
整个歌集不足之处是：
短小精悍、易唱易记的歌曲少了一些。
作者宁愿选取独唱去作一泻千里、情意难尽的抒发，而较少从群众易唱易记的角度考虑用更精练的方式、更集中的音调来表达。
我们期待着今后在这方面的工作能够大力加强。

要与时间赛跑
丹　赤
生命总是有限的，时间总是要流逝的。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说过：
“时间就是性命。”
对待时间的态度，往往是衡量一个人的世界观的尺度之一。
在地主资产阶级的时间表上，每时每刻都塞满了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等腐臭的字眼，“及时行乐”是他们的人生哲学。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则是把时间和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小车不倒只管推”、“拉革命车永不松套”、“一生奋战为人民”……把有限的生命和宝贵的时间，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这种对待时间的态度，是人类最高尚、最完美的品质的体现。
我国工人阶级的英雄王铁人曾经说过：
“时间是党的”、“时间是国家的”，浪费时间，就是对革命事业的一种罪过。
鲁迅认为无端地空耗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这些话说得多么深刻！
为此，鲁迅常常鞭策自己抓紧时间赶快做，拚命干，“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
在鲁迅的时间表上，处处迸放着与时间竞赛的革命光芒。
仅从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936年来看吧，这一年从01月到10月，鲁迅先生有八个月是卧病时间，鲁迅先生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病情，深知生命的完结已临近，但是却抓紧宝贵的时间，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尽可能多的贡献。
在这病魔缠身的十个月时间里，他写出杂文和其它文章五十四篇，译《死魂灵》第2部残稿三章并作附记两则，复友人信件二百七十多封，以及许多为青年看稿，推荐稿件，寄赠书画期刊等一时数不完的工作。
鲁迅是与时间赛跑的最勇敢的人。
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
华主席指出：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只有二十三年的时间。
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是刻不容缓的了。”
一年，三年，二十三年，英明领袖华主席为我们制定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时间表。
这个时间表，是要由我们每一个人用每天、每小时的辛勤劳动去完成的，要用不说空话、努力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革命精神去完成的。
1977年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了。
三年内大见成效，明年是关键的一年。
我们丝毫没有浪费时间的权力，只有为党、为祖国争取时间，与时间赛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赢得更大胜利的义务。

世界羽联筹委会第2次会议在马来西亚举行
新华社1977年11月26日讯
吉隆坡消息：
世界羽毛球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第2次会议，11月24日在吉隆坡举行。
会议由世界羽毛球联合会筹委会主席、亚洲羽毛球联合会主席春蓬·洛哈差拉主持。
出席会议的代表一致同意成立世界羽毛球联合会。
出席会议的有中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伊朗、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国、印度、菲律宾、香港、坦桑尼亚和南朝鲜的代表。
非洲羽毛球联合会主席威利巴德·肯特也出席了会议。
捷克斯洛伐克羽协也派了观察员列席会议。
与会代表就筹组世界羽联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他们谴责国际羽联在少数人操纵下，顽固地坚持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剥夺会员协会的民主权利和破坏世界羽毛球运动的健康发展。
他们表示，成立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已势在必行。
世界羽联筹委会主席春蓬在致开幕词时指出，成立世界羽毛球联合会的目的和意图是：
我们真诚希望求得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以便平等而公正地解决在国际羽毛球联合会内的一系列问题。
他还说，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向国际羽毛球联合会每一个会员伸出欢迎和友谊之手。
非洲羽联主席肯特代表这个组织的全体会员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成立世界羽毛球联合会。
他说，非洲羽联已决定退出国际羽毛球联合会，并参加世界羽联。
亚洲羽联秘书长郑仁瑞在会上宣读了24日上午召开的亚洲羽联常委会会议所通过的三项决议：
一、亚洲羽联同意加入世界羽联；
二、亚洲羽联决定退出国际羽联；
三、明年02月中旬在香港召开亚洲羽联特别代表大会，确认上述两项决议。
中国羽协主席朱仄在发言中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羽毛球协会坚决支持成立世界羽联，并愿同朋友们一道，为创立这个崭新的组织而共同努力。
会议决定，世界羽联筹委会于1978年02月的第3周在香港举行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同时召开第3次筹委会会议。

亚洲男篮健儿云集吉隆坡
四季常绿的热带城市——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11月底迎来了来自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篮球运动员。
不久前，这里刚举行过第9届东南亚运动会。
现在，第9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又在这里开幕。
为了使本届锦标赛顺利进行，马来西亚人民和政府作了充分的准备。
锦标赛筹委会早在今年02月初就开始工作。
有关竞赛和场地等各项筹备工作，其中包括座落在市中心拥有一万二千个座位的国家体育馆的修缮工作，都已在开幕前顺利完成。
在锦标赛开幕前的几天里，尽管椰风蕉雨的吉隆坡非常闷热，白天气温在摄氏三十度以上，但是各国运动员到达以后很快地就投入了赛前紧张的训练中去。
中国队和巴基斯坦队进行了共同练习。
两国运动员在球场上一起练传球、运球、投篮、快攻和配合。
每个动作都作得十分认真。
他们严格认真的精神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曾经获得第8届男篮锦标赛冠军的中国队来到吉隆坡，引起此间人们的普遍注目。
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以后的一年中，中国运动员无论是在路线觉悟方面还是在篮球运动技术水平方面都有了提高。
现在，他们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出现在吉隆坡赛场上。
他们将坚决贯彻执行“友谊第1，比赛第2”的方针，虚心向亚洲其它队的运动员学习，并同各国运动员一道，为促进亚洲篮球运动的发展而共同努力。
他们坚信，通过本届锦标赛，亚洲篮球运动的水平，将会获得新的提高。
　新华社记者

伊斯法罕
伊斯法罕是伊朗第2大城市，伊斯法罕省的首府，人口八十余万。
它座落在德黑兰以南四百二十七公里的平原上，跨扎延德赫河，风景秀丽。
公元十一到十二世纪的塞尔柱王朝时期，它第1次成为首都。
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初，它又是沙法维朝的都城，当年十分繁华，云集着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商人和游客，是东西方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丝绸之路”途经之地，故有“伊斯法罕半天下”之说。
城内有许多著名的古代建筑，如“四十柱宫”、“皇家清真寺”和“阿里·卡普宫”等。
“四十柱宫”是沙法维朝举行国家盛典的地方。
宫殿周围绿树成荫，殿前池水波光粼粼。
这个宫殿有一个宽敞的门廊，门廊有二十根独木高柱，柱子倒影池中，仿佛四十根柱，故称“四十柱宫”。
殿内四壁和天花板上有大型壁画，生动地表现伊朗的历史故事。
“阿里·卡普宫”高耸于市中心，登临楼上门廊，整个城市尽收眼底。
据说阿巴斯二世常在这里主持阅兵式或观看马球比赛。
伊斯法罕市有许多清真寺，最大的是市中心皇家广场旁边的“皇家清真寺”，它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伊斯兰建筑之一。
据说，它是根据阿巴斯大帝的命令，于一六一二年开始建造，用三十四年的时间建成的。
数百年前，伊斯法罕就曾多次接待过古中国的使者，今天，它又盛情地迎接一批批来自新中国的各方面的代表。
　（新华社）

友好往来
　以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王寿仁为团长、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陈龙为副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11月26日抵达大马士革，对叙利亚进行友好访问。
在机场欢迎代表团的有叙利亚广播电台台长卡德拉·安兰和新闻部官员等。
中国驻叙利亚大使曹克强也到机场迎接。
　以王耀庭主任为团长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团结束了对意大利的友好访问，于11月27日离开罗马回国。
　中国乒乓球队在结束了对伊朗的友好访问后，于11月25日晚离开德黑兰回国。
在访问期间，中国球队参加了第2届巴列维杯国际乒乓球锦标赛，并访问了伊朗的胡齐斯坦省和东阿塞拜疆省，同那里的乒乓球运动员一起练球和比赛。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日本化学工学协会11月25日晚在东京举行酒会，热烈欢迎以卢嘉锡为团长的中国催化化学代表团。
日本化学界和各界友好人士川崎京市、藤山爱一郎、城塚正等出席了酒会。
　以商景才为团长的中国浙江歌舞团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后，11月25日离开达喀尔前往摩洛哥进行友好访问。
以王诚熙为领队的中国天津足球队结束了对老挝的友好访问，于11月26日离开万象回国。
11月24日，天津足球队同老挝人民解放军足球队在万象举行了最后一场友谊赛。
老挝政府副总理富米·冯维希、奔·西巴色，政府顾问梭发那·富马以及一些政府部长、副部长和各界群众一万多人观看了比赛。
　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耿道明为团长的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结束了对尼泊尔的友好访问11月26日离开加德满都回国。
　（据新华社讯）

法国革命共产党（马列）负责人表示
以三个世界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
指出苏联是更危险的帝国主义也是注定要失败的泥足巨人
新华社巴黎1977年11月29日电
法国革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位负责人27日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一次集会上发表讲话指出：
“我们认为，毛泽东主席1974年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和第3世界各国人民运动的作用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以此作为自己的理论。”

他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动荡的世界上，七十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方面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向全世界各国人民表明，小国人民能够战胜最强大的帝国主义。”
他说，第3世界国家的运动“使社会制度十分不同，然而都是帝国主义的旧殖民地的国家联合起来，因此它首先是一个政治运动。”
他说，这个运动是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打击。
他指出：
“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局势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随着新的超级大国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出现，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出现新的分裂。
已经在奴役东欧各国的勃列日涅夫，这十年来又把手伸向世界各地，包括陆地和海洋，尤其是印度次大陆、非洲和中东。
苏联利用它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这一点，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各国人民的朋友，以渗透到这些地区去，安插它自己的人员和设立基地，并且以偿还劳务为幌子剥削这些国家的人民。
在它同美国争夺的焦点欧洲，苏联玩弄两面手法：
通过关于缓和的会议和谈话，企图使各国人民丧失警惕，但与此同时，它又拚命进行武装，在边界进行频繁的演习，用它的大炮、飞机瞄准西欧。”
他强调指出：
“苏联是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帝国主义，因为各国人民还没有充分认识它。
社会帝国主义也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泥足巨人。”
他指出：
“索马里最近作出的把在这个国家呆了八年的一帮古巴和苏联顾问撵出去的决定，证明第3世界各国开始认识了苏联这个新帝国主义的真正本质。
因此，在战争的因素正在增长，美苏正在准备武装冲突的同时，各国人民的警惕性和革命的因素也都在增长。”

第9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开幕
新华社吉隆坡1977年11月28日电
第9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11月28日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国家体育馆开幕。
当晚，国家体育馆内彩旗林立，灯火通明。
参加这届锦标赛的马来西亚、中国、巴林、日本、香港、伊拉克、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和南朝鲜等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篮球队在乐曲声中进入比赛大厅。
当中国篮球运动员高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进入比赛大厅时，一万二千名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奥恩和马来西亚篮球总会会长李三春出席了开幕式。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李钟英也出席了开幕式。
侯赛因·奥恩总理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他对前来参加比赛的全体运动员表示热烈欢迎，并宣布锦标赛开幕。
开幕式后举行了两场比赛。
首场比赛由东道主马来西亚队迎战香港队，双方打得十分激烈，上半场马来西亚队以六十五比三十九领先。
下半场，马来西亚队继续发动快攻，连连突破香港队的防守，最后以一百二十五比六十六获胜。
第2场比赛是中国队对巴林队。
上半场，中国队以四十九比二十三领先。
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巴林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毫不气馁，不断创造机会上篮得分。
最后，中国队以一百零八比三十三首战告捷。
11月24日进行了锦标赛的预赛抽签分组。
结果，甲组为：
中国、泰国、伊拉克、巴林、新加坡；
乙组为：
日本、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
丙组为：
南朝鲜、印度、香港和马来西亚。
根据比赛规则，组内各队之间先进行单循环赛，每组获得前两名的共六个队将进入决赛组，同样以单循环赛的办法最后决出本届锦标赛的第1名至第6名。
在预赛中曾经相遇过的两个队在进入决赛组后，仍将进行比赛。
除进入决赛组的六个队外，其余的八个队编成一组进行单循环赛。

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伊朗古城伊斯法罕
新华社德黑兰1977年11月30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在伊斯法罕访问了一天，于11月30日中午乘专机回到德黑兰。
29日上午，邓副委员长抵达伊斯法罕时，在机场受到伊斯法罕省省长阿克巴尔·扎德、副省长谢哈比丁·谢哈比的欢迎。
一位姑娘向邓颖超副委员长献了花。
邓副委员长由王宫典礼长马莱克沙赫·扎法尔和夫人陪同访问。
随同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的外交部副部长何英、西亚北非司代司长周觉和礼宾司副司长高建中，以及中国驻伊朗大使焦若愚也陪同前往。
邓副委员长及其随行人员在伊斯法罕参观了这个城市的名胜古迹，其中有沙法维王朝时期用于国家大典的宏伟宫殿——“四十柱宫”、皇家广场旁边的“阿里·卡普宫”和“皇家清真寺”。
29日晚，伊斯法罕省省长阿克巴尔·扎德设宴招待邓副委员长和她的随行人员。
出席宴会的有伊斯法罕军队领导人礼萨·纳德吉、伊斯法罕大学校长图西、副省长谢哈比丁·谢哈比、伊斯法罕市市长礼萨·阿兹纳耶什。
宴会进行中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并欣赏了伊朗的传统音乐。
在30日上午离开伊斯法罕前，邓副委员长参观了皇家广场附近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市场，观看了有名的手工艺品。

阿尔巴尼亚举行招待会庆祝解放三十三周年
新华社地拉那1977年11月30日电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人民议会主席团和部长会议11月29日晚在首都地拉那举行招待会，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三十三周年。
阿尔巴尼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霍查、列希、卡博、阿利雅、查尔查尼、穆夫蒂乌、马尔科、托斯卡、米哈利等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刘新权和各国驻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使节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在招待会上致了祝酒词。
阿尔巴尼亚的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谢胡、伊萨依、米斯卡、哈兹比乌等在发罗拉区参加了庆祝活动。

阿根廷共产党（马列）机关报发表文章
第3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
反对超级大国干涉、掠夺和剥削的斗争正在蓬勃发展
据新华社1977年11月28日讯布宜诺斯艾利斯消息：
阿根廷共产党（马列）机关报《不妥协报》08月10日一期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第3世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团结斗争正在发展》。
文章首先引用1976年阿根廷共产党
（马列）第2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指出，目前国际局势中最重要的事件是第3世界的迅猛觉醒。
越来越多的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的国家已经奋起，有力地抗击着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侵略、干涉、颠覆、控制和掠夺。
随着第3世界作为主力军的兴起，建立在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正在土崩瓦解；
决定世界命运的已不是超级大国，决定事件主要进程的是第3世界各国人民。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加强第3世界各国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的团结和决心。
文章列举一系列事实指出，第3世界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第3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剥削和掠夺的经济斗争也正在蓬勃发展。
文章指出，两个超级大国已经成为第3世界最大的剥削者和掠夺者。
超级大国进行不平等贸易。
它们越来越贱买贵卖。
超级大国在扩大出口的同时又对进口施加限制，以此作为向第3世界国家转嫁危机的一种方法。
超级大国还在加紧争夺资本输出的市场。
美国跨国公司及其掠夺作用已广泛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俄国人并未落在它的后面。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通过输出资本，建立自己的企业或“混合”企业，获取巨额利润。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54年到1972年，俄国人向第3世界输出了一百三十多亿美元，渗入了一千多家企业，仅掠夺初级产品就达一百九十多亿美元。
超级大国先是使第3世界国家的国际收支陷于严重的困难，然后又通过高利贷来“救助它们”。
超级大国剥削的另一种办法是出售军火，这不仅使它们得以争夺霸权，而且攫取了巨额利润。
面对这种形势，第3世界国家抵制剥削和掠夺的斗争也在发展。
以石油输出国为榜样，近几年来成立了大批原料生产国和出口国组织。
这是一种使超级大国坐立不安的不可逆转的趋势。
另一方面，为了促进共同发展，各国之间合作和经济联合的趋势也在发展。
第3世界各国还在逐步加强对其经济命脉的控制，发展自己的工业，加强食品自给的能力，从而限制帝国主义的干涉、讹诈和掠夺。
文章强调说，许多事实表明，在反对超级大国的剥削和经济掠夺斗争中的团结、互相支援和协调一致是第3世界国家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一个新的发展，一个新的特点，也是这一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文章接着指出，当前国际形势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第3世界国家在国际机构中、特别是联合国中起着杰出的作用。
第3世界国家在加强反帝，特别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总斗争中，经常举行各种性质的会议来加强团结和协调行动。
这些活动加强了在保卫国家主权、反对超级大国侵略、干涉、讹诈和威胁的斗争中的相互团结。
第3世界国家不但对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实行的新老殖民主义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安哥拉、扎伊尔、埃及、苏丹和其他国家的事件使它们清楚地看到新沙皇的社会帝国主义面目。
文章说，第3世界从本质上反映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的会合。
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强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阴谋的伟大胜利是加强第3世界的决定性事件。
属于第3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深入执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对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伟大斗争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国际主义贡献。
文章着重指出，为了正确估价第3世界的伟大作用，必须根据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分析它们的历史和现状。
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教导我们，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的民族斗争总的说来是属于反帝阵线一边的，是在无产阶级一边的。
“列宁说得对，在估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时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为标准，而要以反帝国主义斗争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就是说：
‘从世界范围来看，而不应当孤立地来看。
’”（《论列宁主义基础》）
今天，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十分高兴地看到，第3世界已成为一支日益强大的反帝、反霸力量。
他们感到高兴，因为昔日受殖民主义压迫、统治和奴役的国家正在争取政治独立，反对经济压迫，保卫本国主权，在两个大暴君的野心面前越来越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呼声。
这根本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地，是件大好事，因为它在挖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墙脚，帮助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各有掩饰
所谓“缓和”被两个超级大国吹得天花乱坠。
但是，美国的《评论》月刊却一针见血地指出：
“缓和”不过是一种掩饰之词，它“掩饰一个深深地陷于困境的强国在另一个强国实力日益增强和越来越厚颜无耻的情况下作策略性的退却”。
应当补充一句：
这一掩饰之词，也是“掩饰一个实力日益增强和越来越厚颜无耻的强国在另一个强国深深陷于困境的情况下作战略性的进攻”。
一个要掩饰退却，一个要掩饰进攻，于是“缓和”这个约定的骗局就得以应运而生了。

在“海洋科研”幌子下的海上扩张
倪　轩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争霸世界，不仅在陆地上到处争夺势力范围，而且利用一切手段在海洋进行扩张，推行海洋霸权主义。
海洋科学研究已成为苏联争夺海洋霸权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苏联领导人鼓吹什么“研究世界海洋和利用海洋资源，已成为保证苏联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重大国家问题之一”，正是这个海洋霸权主义者的自白。
苏联的海洋研究规模庞大，它的海洋研究经费在六十年代末就已超过了美国。
苏联有两千多名海洋学家，此外还有约九千人从事海洋研究工作，接受海洋科目训练的学生比美国多四倍。
苏联还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海洋调查船队，船只数量达二百余艘（每艘吨位达数千吨，甚至上万吨），其总吨位比美国多百分之五十。
苏联的海洋研究主要是为争夺霸权的军事目的服务，为海军作战、潜艇作战和反潜战、海洋运输而进行的。
它利用科学考察船收集各国的经济情报和军事情报，进行间谍活动。
据报道，在苏联的间谍船中，还有二百多艘三百五十吨位的称为海洋调查船的“拖网渔船”以及一万九千艘小型渔船。
这些船只装有电子设备，幽灵似地游弋于别国海域周围，在别国领海线窜进窜出，窥视别国军事演习，刺探别国军事设施，测量航道，绘制海图，收集别国海底资源情报及“电子战争所必需的资料”。
一些国家军事机关多次发现，凡是苏联舰艇编队预定活动的海域或进行登陆演习的地方，往往有“科学考察船”进行反复测量，苏联舰艇有时还与“科学考察船”一起活动。
苏联在1975年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性海军演习中，就出动了所谓的“科学考察船”。
苏联海上扩张的一个重要部署就是控制从日本海经太平洋、印度洋到黑海、波罗的海的海上通道。
苏联的所谓“科学考察”船只也是为这一战略目的服务的。
苏联的“科学考察船”在日本海探测日本列岛附近的海底、海流、水温、水深及收集日本军事情报；
在印度洋的孟加拉湾，借口扫除水雷，把“科学考察船”开进港口，进行测量和绘制海图。
在欧洲各国领海附近，苏联进行间谍活动的船只经常被发现后赶走。
苏联海上扩张的野心是极其贪婪的。
它甚至打着“科学研究”、“考察”的旗号，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南极和北冰洋。
自1957年以来，它一直在北冰洋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考察”，设立军事基地，妄图把北冰洋变为它的“内湖”。
苏联的所谓“科学考察队”争先恐后地登上南极洲，进行了二十多次大规模考察。
正如澳大利亚报纸所揭露的：
“俄国人之所以竭力收集气象学、海洋学等方面的科学情报，是在谋求战略目的，控制世界航海。”
掠夺海洋资源是苏联海洋霸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海洋科研的重要内容。
苏联公然扬言：
“苏联不能在利用……世界海洋中巨大数量的矿物资源方面袖手旁观”。
这就充分暴露了苏联利用海洋研究为掠夺世界海洋资源的贪婪计划。
据报道，苏联建立了由一百多艘船只组成的一支“地质舰队”。
这支“地质舰队”装备齐全，能进行各种科学研究、海底及海底资源的勘探。
苏联还企图在远东滨海地区设立联合冶金机构，专门从太平洋的铁锰结核中提炼锰、镍、铜、钴等金属。
它甚至还筹划在南极威德尔海沿岸建立新基地，“勘探当地的矿物资源”。
苏联的海洋科研也是为其掠夺海洋生物资源服务的，其研究成果“业已在研究近代捕鱼法的渔船队中大规模使用”。
在1953年，苏联的渔获量仅一百九十八万三千吨，到1974年就增加到九百六十万吨，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在别国沿海的大陆架上捕捞的。
由于苏联掠夺性的捕捞，大西洋及太平洋北部的鲱、鳕、黑线鳕鱼急剧减少，有的鱼类资源甚至濒临枯竭，导致贫困渔民大量失业。
墨西哥渔民愤怒地控诉：
“苏联渔船不仅闯进我们十二海里之内捕鱼，甚至还到九海里、六海里之内。
苏联的拖网船捕光了我们海中的一切”。
不仅如此，苏联还借“海洋考察”的历史研究，直接为其霸占属于别国的岛屿制造伪证。
苏联军事头目声称，太平洋上的某些岛屿是俄国人“发现的”，叫嚷什么“俄国作为这些地方的最先发现者，完全有权占领这些地方”。
新沙皇还肆意歪曲历史，胡说什么“俄国自古以来不仅对千岛群岛的北部而且对它的南部进行了考察、开发”。
这样一来，新沙皇似乎就可以把日本的北方领土永远纳入苏联的版图了。
这真是“海洋考察”史的一种妙用。
苏联大搞海洋霸权主义，严重损害了沿海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经济利益。
苏联所鼓吹的“科研自由”等谬论，同其它种种海洋霸权主义的谬论一样，遭到广大沿海国家的痛斥。
苏联在“海洋科研自由”的幌子下进行海上扩张的罪恶活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警惕和反对。

在苏联加紧渗透的情况下
美国官员络绎不绝到加勒比国家访问
新华社乔治敦1977年11月29日电
美国泛美事务助理国务卿特伦斯·托德曼在结束了对圭亚那的两天正式访问后，11月29日离开乔治敦前往苏里南。
在这以前，托德曼还到巴巴多斯访问了三天。
托德曼在访问圭亚那期间，同圭亚那总理伯纳姆、外交和司法部长威尔斯、经济发展部长霍伊特、财政部长霍普举行了会谈。
11月29日中午，托德曼在乔治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这些会谈中，双方讨论了圭美双边关系、关于加勒比地区的发展等问题。
他还说：
美国“对在圭亚那的发展努力中向它提供合作感到高兴”。
他还表示，美国将增加它向整个加勒比地区的“援助”。
在谈到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时，托德曼说，美国对同古巴达成一些协议是“满意的”，但是，古巴增加它在非洲的军队使美国感到“关切”。
美国民主党政府自今年年初上台以来，对加勒比地区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兴趣。
除托德曼外，美国从05月底开始接连派出了卡特总统的夫人罗莎琳、国务卿万斯、副国务卿哈比卜和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等人到加勒比国家访问。
今年早些时候，在苏联日益加紧对加勒比地区进行渗透的情况下，托德曼曾经发表谈话说，美国过去“过于忽视”了这个地区的问题，为了防止“目前这个地区的逆转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美国“必须给这个地区以更多的注意和资金”。
在这以后，美国向圭亚那和牙买加各提供了一千二百万美元的贷款。
据《圭亚那纪事报》最近报道，美国政府还将向牙买加提供六千三百三十万美元的一揽子“援助”。

我代表团副团长陈楚在联大第1委员会发言
全面揭露苏联的“缓和”“裁军”骗局
苏联旨在掩护扩军备战并使世界人民解除精神和物质武装
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11月29日电联合国大会第1委员会从11月29日起，继续就苏联提出的所谓《关于加深和巩固国际缓和以及防止核战争危险》的议题进行辩论。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陈楚11月29日就这个议题发言，全面揭露和谴责苏联这一议题的本质及罪恶企图。
陈楚指出，两个超级大国近些年来签署了“很可观”的条约和协议，“但谁都知道，这些条约和协定都不过是它们用来暂时企图约束对方和愚弄世界舆论的手段。
就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来说，它们两家每进行新的一轮谈判和签署一次新的协议，就意味着它们之间争夺核优势的新角斗的升级。
这种谈判和协议‘积累’的越多，核武器的发展就越快。
苏美两家八年前就开始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也达成了这样和那样的协议，但结果怎样呢？
连美国总统也不得不承认‘苏联和美国都积存了数以千计的战略核武器。
我们两国拥有的核弹头的数目，几乎等于我们在八年前的五倍’。”
陈楚说：
“目前，苏联正处心积虑地要从美国手中夺取全面的军事优势，它的军费正以每年递增百分之四到五的高速度进行着‘十分可观的积累’。
在这种情况下，超级大国之间的谈判和协议，与其说是‘缓和’的证明，不如说是扩军和争夺的记录。
事实上，随着超级大国的扩军备战不断升级，它们之间的争夺也越演越烈，特别是更富侵略性和冒险性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是不遗余力地凭借其恶性膨胀的军事力量，采取进攻的态势，以欧洲为战略重点，越来越猖狂地向全世界各地区加紧扩张。
远的不说，仅最近一年，苏联在非洲和中东包括红海地区的侵略扩张活动就达到了新的高峰。
它继武装干涉安哥拉之后，又悍然策动雇佣军入侵扎伊尔。
它屡次三番地对苏丹、埃及，以及‘非洲之角’地区的一系列国家进行干涉、颠覆和渗透，并且竭力挑拨这一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制造纷争和冲突。”
陈楚说：
“现在人们愈来愈看得清楚，不是别人，正是两个超级大国通过不间断的扩军备战，使和平时期拥有的军事机器，达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空前规模；
它们每一家都以独霸世界为目的，并且为此而疯狂准备发动新的世界战争。
因此，新的世界战争根源不在别处，就在两个超级大国。
而后起的、更富侵略性和冒险性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则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
陈楚指出，明明是苏联和另一个超级大国拥有极其庞大的核武库和常规武库，并不断发展和制造各种新型武器，却要向世界上所有无核国家、少核国家和自卫能力严重不足的国家发出“呼吁”，要人家履行所谓“裁军措施”。
它的目的不只是企图借此来掩护扩军备战，转移甚至要别人分担它侵略扩张的罪责，而且妄想要世界各国人民在这个武装到了牙齿的头号战争瘟神面前，解除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武装，屈从于它的压力，听从它的摆布。
陈楚说：
“至于苏联提出的《限制核战争危险的决议草案》，更是一篇超级大国赤裸裸地推行核垄断、核威胁、核讹诈政策的代表作。
它同时也是为了企图转移世界人民对苏联正以空前速度扩充常规军备注意力的一种手法。
《决议草案》避开了广大中小国家一再要求两个超级大国公开承担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特别是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也避开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个根本问题不谈，却大谈什么禁止核试验和反对核扩散。
与此相呼应，勃列日涅夫先生不久前也抛出了所谓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建议’。
谁都知道，苏联的核试验已经进行了几百次。
当它在大气层试验够了，就提出部分禁止核试验。
现在地下的试验也进行得差不多了，就又提出‘暂时’禁止一切核试验。
实际上就是它需要时就放手试验；
它自己试验够了，也不许别人试验。”
他说：
“苏联至今拒绝签署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2号附加议定书，而在《决议草案》中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核国家应该‘尊重’无核国家建立的无核区，这真是虚伪到了极点。”
陈楚说：
“历史已多次证明，各国人民的联合斗争，是挫败战争策动者的主要力量。
世界战争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推迟的。
只要世界各国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不受欺骗，不怕恫吓，一方面加强各自反侵略战争的物质和组织准备，一方面对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所进行的每一个侵略扩张活动和各项战争部署，包括假缓和、假裁军的骗局在内，都给予坚决有力的打击和揭露，不断使之遭受挫败，就一定能打乱和推迟超级大国发动战争的时间表，延缓战争的爆发，使世界人民处于更主动和更有力的地位。”

日本《人民新报》和加拿大《锻炼》赞扬索马里敢于逐瘟神
第3世界人民反霸斗争的又一重大胜利
据新华社东京1977年11月30日电
日本共产党（左派）中央委员会临时指导部机关报《人民新报》11月30日发表文章，赞扬索马里人民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
文章在谈到索马里政府决定废除它和苏联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要求苏联立即撤除它在索马里的一切军事设施等措施时说：
“索马里的这一果敢的行动，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一正义行动反映了索马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独立的不屈的意志。”
文章指出，最近几年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拚命地向印度洋和红海地区扩张，把魔手伸向“非洲之角”，同美帝国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文章强调指出，索马里人民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反映了索马里人民的新觉醒以及反对外国干涉的各国和人民的强烈感情。
这是继去年03月埃及废除埃苏友好条约和今年05月苏丹赶走苏联军事专家后，非洲国家采取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反霸的正义行动，是在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反霸斗争中取得的又一胜利。”
据新华社渥太华1977年11月29日电11月25日出版的加拿大《锻炼》双周刊发表文章指出：
“索马里政府决定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从他们的国家赶出去，这是第3世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文章说：
“非洲之角是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的一个地区。
两个超级大国都想控制联结着欧洲、中东、非洲和亚洲的极端重要的红海地区。
这个地区也是从中东把石油运往欧洲的重要航道。
两个超级大国却企图控制红海地区国家，掠夺它们的资源，并且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特别是海军基地。”
因此，文章指出，索马里人民把苏联这个超级大国撵走，这对苏联进行侵略战争的准备是一个重大的挫折。
文章说，“索马里人民的行动表明，第3世界越来越认清新沙皇的面目。
并表明，它们并不害怕同新沙皇进行正面的斗争。”
文章最后说：
“象索马里这样一个非洲小国能够起来给予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这就说明，为什么第3世界的国家和人民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斗争的主力军。”

美国《评论》月刊论述苏美在非洲的争夺
苏联在进攻　美国在退却
据新华社1977年11月30日讯
美国《评论》月刊10月份一期刊载文章，论述在非洲的争夺中苏联的攻势和美国的妥协退让。
文章着重谈到苏联和古巴军队对安哥拉的入侵，指出在安哥拉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警告的信号”，而“美国人感到很容易忘掉在安哥拉发生的事情。
有一种明显的倾向
（甚至在那些现在制订美国政策的人中也是相当明显的），即低估苏联武器和古巴军队在那里取得的胜利的重要意义。
这是一种错误”。
文章说，安哥拉对莫斯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战利品。
从经济上说，它有丰富的石油蕴藏，有金刚石、铁矿、铜和其他的矿物资源；
从战略上说，它位于南大西洋沿岸，靠近南部非洲未来的冲突点；
从政治上说，苏联在非洲以及在全世界同美国进行激烈的竞争。
文章指出：
“对于苏联在南部非洲的目的，必须根据苏联的战略的全球性质同其更广阔的对外政策目标联系起来观察。
苏联对非洲的政策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使工业发达的西方和日本受苏联霸权的摆布。
正如戴维·里斯在由伦敦的冲突研究所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苏联在非洲推行的是一种
‘掐断战略’。
其目标基本上是一种破坏性目标，是要设法掐断工业发达的国家获得南部非洲的极为重要的原料的途径，使它们无法通过环绕南部非洲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通道。”
“从苏联怎样选定集中力量打进去予以控制的国家，可以看出苏联是十分了解环绕非洲的那些海上通道的重要意义的。”
文章指出：
随着美国丧失其在二十年前享有的公认的战略优势，“苏联更加大胆得多地运用其空中和海上实力——还有附庸国的军队——来追求俄国的全球目标”。
文章说，安哥拉并不是在缓和时期出现了一种搞冷战的越轨行为，而是苏联今后进行干预的范本。
文章在叙述了在整个安哥拉事件期间美国政府的犹疑不决和言行不一之后指出，“许多美国人要末是根本没有认识到这种威胁，要末是想入非非，认为据说基辛格已同勃列日涅夫编织好的互利关系之网最终会抑制克里姆林宫的行动。
但是，在乞灵于缓和——迟迟才这样做，好象是要表明基辛格不敢让‘缓和’经受考验似的——的时候，‘缓和’证明是一些人一向所疑心的东西：
即‘缓和’并不是一个表示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的名称，更谈不上是表示和平的名称，而是一种掩饰之词，掩饰一个深深地陷于困境的强国在另一个强国实力日益增强和越来越厚颜无耻的情况下作策略性的退却。”
文章说：
“看来许多非洲领导人对于苏联各项政策及这些政策在战略和地理政治上对西方具有的含意的理解比西方最强大的国家领导人的理解要深刻。”
非洲各国领导人反对苏联和古巴干涉的情绪在非统组织今年07月在利伯维尔举行的会议上已经明显地反映出来。
文章最后说：
“安哥拉内战表明，东西方冲突并未结束，从西方的观点看，是危险地恶化了。”
“现在回顾起来，事实很清楚，缓和是在美国退缩时使美国人感到安慰的一种幻想。
这种幻想现在已经破灭了。”

苏联在美国大搞窃听活动
美情报局长惊呼“这对美国是一个危险”
新华社1977年11月30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政府最近一再提醒人们提防苏联间谍在美国窃听电话的活动。
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斯·特纳最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在美国的窃听活动是从驻华盛顿的大使馆进行的。
他指出，“这对美国是一个危险”。
美国《亚特兰大宪章报》11月20日刊载的一篇报道说，美国的反间谍机构“几年前就已经发觉了苏联的窃听活动”。
最近，“美国官员们证实了以前透露的情况：
苏联在美国三个城市的四个微波窃听站的间谍，几年来一直在窃听政府和私人的微波通讯”，“苏联在其驻华盛顿大使馆、驻联合国使团、在纽约市的外交官住地以及旧金山的领事馆的屋顶上安装了灵敏度很高的天线窃听电话。”
据报道，美国政府为了对付苏联的窃听威胁正在准备采取一些措施，如增加用于通讯联络安全设备的经费，把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的大多数政府电话的线路从微波改为有线，以及发展政府保密电话系统等。

虚假安全
西德总理施密特对记者谈话说：
“安全的前提是，双方的防御力量要均等，以致于一方不必担心会遭到另一方的突然袭击”。
这种“力量均衡论”，实际上是把安全寄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
中欧裁军谈判的争吵不休早已表明，在两个超级大国都要争夺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绝对的力量“均衡”。
退一步说，就是有了这种均衡，难道就不会出现突然袭击了吗？
施密特作为一个德国人应当比谁都记得清楚，希特勒德国并不是拥有了超过英法等国的军事力量之后才对波兰发动进攻、挑起第2次世界大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