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好今年准备明年
本报评论员
夺取国民经济发展的更高速度，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一个战斗号召。
怎样在今年最后的时间里，加快速度，把国家计划完成得更多更好些？
明年如何高速度地大上快上？
搞好今年，准备明年，中心问题是加快速度。
这个速度，不是一般的速度，而是更高的速度。
我们现在不仅要把被“四人帮”干扰和破坏而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而且要迎头赶上，力争在不远的将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这就要求我们加倍努力，发挥才智，多想速度问题，多干有利于加快发展国民经济速度的事情，千方百计夺取更高的速度。
今年是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一年，明年是三年大见成效的关键的一年。
今年的工作好不好，关系到明年；
明年的工作好不好，关系到后年，关系到三年大见成效的实现。
我们在今明两年做的，是三年大见成效的关键性工作，举足轻重，意义深远。
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今年是不是初见成效，首先看抓纲是否见了成效，看那里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搞得怎么样？
如果运动冷冷清清，走过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没有发挥起来，那里的生产就难见成效。
奉劝这些地区或单位的同志们，以大庆和石油化工部作为一面镜子，对照一番，找找差距。
为什么人家事事走在前头，人们干劲冲天，生产搞得好，工作很出色？
就因为那里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一环紧扣一环，不停顿地进攻，既扎扎实实，又轰轰烈烈，成效显著。
有的同志也承认人家搞得好，却把自己没有搞好的责任推给客观，说什么“我们单位‘四人帮’没有插手，没有他们的人，没有清查对象，没有大问题”。
似乎在我们同“四人帮”进行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他那里是一个真空地带。
会有这样的地方吗？
不会有的。
石化部的领导班子，“四人帮”也没有能插进手去，为什么石化部能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呢？
要对运动至今冷冷清清的这些单位的领导大喝一声，快些到群众中去，认真揭揭矛盾，从群众中找找领导的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不端正，还是有别的原因？
希望这些单位，充分发动群众，在揭批“四人帮”的新高潮中，打好新的战役。
要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一边继续大干，一边搞好总结。
通过总结，取得一年来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和教训，提高认识，鼓起更大干劲，以利明年再战。
总结要实事求是，按唯物论和辩证法办事。
一是一，二是二。
成绩要充分肯定而不夸大，缺点要充分揭露不可缩小。
任务确实没法完成的，就要照实说，承认毛病，吸取教训。
长期以来，在“四人帮”的毒害下，有些人说假话、大话、空话，严重地脱离群众，必须坚决改正。
我们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要恢复和发扬起来。
要坚决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进一步调动广大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政策不落实，人的积极性起不来，高速度就会落空。
要全面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他们中间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工人是我们的基本力量。
老工人是工人阶级的骨干，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依靠他们传、帮、带，把无产阶级思想传给年青一代。
要根据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逐步完善我们的分配制度和办法，真正做到多劳多得，不劳不得。
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做法，是不行的，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要敢于表扬好人好事，敢于批评不良倾向，敢于打击坏人，让社会主义正气升上来，把资本主义邪气压下去。
这样，群众心情舒畅，风气正，士气高，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夺取高速度，关键在于领导要有一个很大的干劲。
群众说：
“领导带了头，我们有劲头。”
这是发动群众最好的方法。
有个新油田的钻井队，十四个月只打了两口井，而且都报废了。
石油化工部主要领导同志深入到那里去，摸清情况，同工人一起抓纲治队，只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就打了一口高产井。
还是那个地方，那个队伍，那个物质条件，结果却这么不一样，不是很发人深思吗？
石化部领导有一种可贵的精神，就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有一股极大的干劲，受到表扬就找差距，前进更前进，办事扎扎实实，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到下面去解决问题，典型示范，推动全局。
有了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打废井可以转化为打高产井，旧设备也可以生产出新产品。
目前任务完成得不好的企业，困难不少，一定要鼓最大的干劲，压倒困难，克服困难，力争完成任务。
但要防止单纯追求产值，拚设备，拚消耗。
目前任务完成得较好的企业，要力争全面、超额、均衡地完成国家计划，反对那种只顾今年不顾明年，给下一步造成困难的做法；
反对那种为了明年“好上”，现在故意留一手的错误态度。
要为明年维修好设备，为明年做好生产准备工作。
要全面提高产量、质量，降低消耗和成本，扭亏增盈。
总之，我们要避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彻底肃清“四人帮”形而上学的流毒，增强对党、国家和人民全面负责的高度责任感。
1977年快要过去了，时间不等人，我们要顽强奋战，直到年末最后一天。
1978年快要到了，我们现在就要考虑和安排明年的工作。
要争取明年开门红。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还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明年，我们要在一个新的更高的起跑点上向前飞奔。
搞好今年，准备明年，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

搞好合理运输促进经济建设
长沙铁路分局挖掘生产潜力，提前完成全年运输计划
新华社编者按：
组织合理运输，是当前运输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需要运输的物资很多，运力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
但另一方面在运输上却存在着对流运输、过远运输、重复运输、倒流运输等不合理的现象，造成了运力上的严重浪费。
搞好合理运输，就可以节约出更多的运力，把积压待运的物资迅速运输出去，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搞好合理运输，还可以减少物资的流转环节，大大加快物资周转，降低物资的运输成本，这对于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组织合理运输不光是铁路、交通部门的任务，与工业、农业、商业、物资、基建等部门都有密切的关系，希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同运输部门密切协作，采取有效措施，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抓出成效，并总结出经验来。
新华社长沙1977年11月23日电
长沙铁路分局各级党组织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认真搞好合理运输，不断挖掘运输潜力，努力当好发展国民经济的先行官。
到11月17日，全分局已提前四十四天完成全年运输计划。
与去年同期相比，为国家多运送各种货物一百五十多万吨。
前几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给铁路运输带来了不少困难，在货物运输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现象。
如有的货物从甲地运到乙地，乙地同一品种货物又运往甲地，造成货物对流；
有的同一货物在一条线上来回运送，出现重复运输；
有的货物本地就有，却从外地运来。
这些对流、重复和舍近求远的运输，多占用车辆，浪费装卸劳力，增加运输费用，延长货物在途时间，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长沙铁路分局各级党组织领导成员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调查研究，及时解决运输中存在的这些不合理现象。
株洲北站是长沙铁路分局的一个枢纽站，周围有二十八条连结六十多个厂矿的专用线。
过去由于组织工作不细，运输计划抓得不紧，经常积压车辆。
今年以来，站党委领导成员同工人一起深入调查，摸清产、运、销的情况，同物资单位一起制订和落实运输计划，减少了重复运输，加速了车辆周转，提高了运输效率，今年这个站每日平均装卸量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七，办理车数比去年增加二千多辆，货车正点发车率也大大提高。
这个分局为了搞好合理运输，注意做细致的组织工作。
过去，许多货物先从外地运到仓库后，由主管部门分配再装车运往各地。
现在在铁路部门的协助下，许多主管货物的单位，事先搞好分配，将货物从启运地点装车，直接运到受货单位。
铁路部门还主动帮助物资单位解决运输中的困难。
不久前，有一批锅炉配件要运到长沙，而收货单位则是辰溪电厂。
长沙北站及时同分局运输和调度部门联系，改订运输计划，将锅炉配件直接运到辰溪电厂，减少了流转环节，加速了物资运输。
为了搞好合理运输，货运人员还经常当“参谋”。
临湘县有的单位要从双峰县运进红砖，可是长沙市有的单位却要从临湘运进红砖。
这样就造成临湘县既要运出又要运进红砖，浪费很多运力。
铁路部门就主动同各方面联系，把双峰县的红砖给了长沙需要的单位，将临湘的红砖留在本地使用，从而节约了大量车辆和装卸劳力，加快了货物运输，节约了运费，受到有关单位的赞扬。
长沙铁路分局在搞好合理运输的过程中，注意树立全局观念，认真贯彻“一卸二排三装”的运输原则，努力完成排送空车的计划。
今年以来，全分局向各邻局排送空车，创造了历史同期的最高纪录。

毛主席语录
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

耿飚同志等陪同访问越南同志抵广州后广东省委、省革委会设宴热烈欢迎韦国清同志和黎笋同志祝酒
黎笋总书记等离京去广州　华主席到机场欢送
李先念副主席、吴德副委员长等和群众数千人也到机场欢送。
耿飚同志等陪同访问
越南同志抵广州后，广东省委、省革委会设宴热烈欢迎，韦国清同志和黎笋同志祝酒
新华社1977年11月23日讯
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黎笋同志和由他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同，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参观访问。
到机场欢送的有：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长黄华，中共中央委员、外贸部长李强，中联部副部长申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迟浩田，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以及首都群众数千人。
在飘扬着中越两国国旗的首都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军乐团奏越南国歌和中国国歌。
黎笋总书记由华主席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随后，黎笋总书记等越南战友在鼓乐声中，绕场一周，向欢送群众挥手告别。
欢送群众载歌载舞，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友好情谊。
代表团团员、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也前往广州。
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前往广州的还有外交部副司长梁枫、刘华，中国驻越南大使陈志方。
越南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今天上午，越南党政代表团由黄华外长陪同参观了北京市朝阳区灯泡厂，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广州1977年11月23日电
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黎笋同志和由他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同，今天下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广州参观访问。
前往机场热烈欢迎越南同志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广东省委第1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和广州部队的负责人王首道、焦林义、叶建民、梁湘、钟明等。
今天，白云机场上飘扬着中越两国国旗，广州市两千多群众身着节日盛装，举着欢迎横幅，舞着“醒狮”，在机场上欢迎越南同志的光临，热情祝愿中、越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不断巩固和发展。
晚上，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越南同志，韦国清同志和黎笋同志先后祝酒。
韦国清同志在祝酒时说，中越两党、两国人民之间同志加兄弟的情谊，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亲自培育起来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广东省人民同全中国人民一样，同越南人民一贯互相鼓励，互相支持。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为加强这种兄弟友谊和战斗团结，作出不懈的努力。
黎笋同志祝酒时指出，在越南革命的最初时期，我们敬爱的胡志明主席曾经来到广州从事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协助下，举办了许多训练班，为越南革命培训了许多干部。
在我们两国革命成功后，这种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更加得到发展和巩固。
黎笋同志说，这次越中两党、两国政府所进行的会谈，是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体现了我们两党、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好情谊。
他说，我们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代表团这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取得的圆满结果，定将进一步加强越南和中国的永恒合作关系。
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黎光奠、领事阮魁以及在广州的其他越南同志今天也到机场欢迎，并应邀出席了欢迎宴会。
（附图片）
黎笋总书记和由他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由耿飚同志陪同离京去广州访问。
华主席、李副主席等和群众数千人到机场欢送越南同志。
　新华社记者摄

一本为“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的书
——评“四人帮”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董辅礽　唐宗焜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他们通过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编写了一本名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书，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
对这样一本书，实有批判的必要。
一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纲领的理论基础。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
“四人帮”反对我们党的纲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必定要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此，张春桥责令原写作组的余党“搞一本反映我们（即“四人帮”）水平的教科书”。
这本书的编写，自始至终是在“四人帮”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
1971年06月，张春桥亲自批准编写这本书。
次年，他又和姚文元到上海召开座谈会，讨论编书中提出的问题。
1975年底，张春桥专就修改这本书写了一条极为恶毒的黑批示（后面将剖析这个黑批示）。
书的最后一稿，即“未定稿第2版讨论稿”，就是根据这个黑批示修改出来的。
除了张、姚亲自挂帅以外，政治野心家马天水还在上海坐镇指挥。
他亲自主持书的编写组的第1次会议，并打气说：
“这本书两年内编出来也是伟大胜利”。
书的第四稿出笼后，马天水鉴于在贯彻“张春桥思想”方面还不能令其主子满意，大发脾气，勒令：
书不许出上海。
他亲自组织十个单位修改，要求“象修改党章那样逐字逐句讨论”。
他提出要联系上海的实际和
“经验”，把“四人帮”在上海搞的一套上升为“理论”。
要知道“四人帮”对这本书何等重视，还可以举这样一件事。
在一次座谈会上，张春桥说，这本书“是大经典著作噢！”
切莫把这当作玩笑之词。
“四人帮”可真是要把这本书写成他们的经典著作呢！
姚文元狂妄地下令按照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大字本的装潢样式，装潢这本书。
实际上，也这样办了。
请看，这些家伙的野心有多大！
这本书在立论上把“张春桥思想”奉为圭臬，为
“张春桥思想”乔装打扮，使其更具“理论”色彩，更富有欺骗性。
此书前后写了五稿，大修改有三次，每次修改都是“张春桥思想”“发展”的结果。
第1次大修改是在张、姚召开座谈会之后，会上，张、姚等人竭力歪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
会后，原写作组的头目大肆吹捧说，“领导水平高”，“站得高，看得远”，要求“吃透精神”，作为编书的指导思想。
而在张春桥发表黑文，全面篡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以后，这本书又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作为贯穿全书的黑线。
最后一次大修改是在张春桥作了黑批示以后。
这次修改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千方百计“论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必然产生“党内资产阶级”，而且“党内资产阶级”已经“形成”，来为“四人帮”抛出的那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
这本书的多次修改，是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紧密配合的。
在1976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活动期间，这种配合的紧密，有时甚至达到脱掉理论外衣，赤膊上阵的程度。
当年夏天毛主席病势转重以后，原写作组大头目亲自督阵，要求“抓紧写好”，催逼着国庆节出书，最晚国庆后付印。
他交底说：
“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这本书如果站得住，其他问题就好办了。”
寥寥数语，道出了“四人帮”编写这本书的罪恶目的。
书稿付印刚几天，正当“四人帮”准备庆贺他们“盛大的节日”的时候，狂飚怒啸，阴霾尽扫，他们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这本书也就成了一个永远不能出世的死胎，成了“四人帮”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证。
二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我们党的第11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
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四人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篡改，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全面篡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这个指示的主题，是要全党和全国人民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从而明确无产阶级专政下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各个领域继续革命的任务，以及这些领域的革命相互之间的联系。
“四人帮”却把这个指示归结为一个“资产阶级法权”（应译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这就从根本上阉割了它的丰富革命内容，破坏了全国范围内对毛主席理论问题指示的学习运动。
“四人帮”对毛主席理论问题指示的这种篡改，是他们炮制的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全部立论的基础和出发点。
此书编写组内部就有人公然声言：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
书里明确写道：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过程中”。
因此，编写者把资产阶级法权概念贯穿全书，使它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东西，成了这本书的对象。
他们用抽象的“平等”、“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到处往生产关系上套，以此代替对客观存在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根本篡改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毛主席在指出“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同时，强调指出：
“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对生产关系任何方面的考察，都不能离开它们的基础，即所有制。
这本书全面歪曲和攻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它混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正是从否定“所有制变更了”这个基础开始的。
此书和毛主席的理论指示针锋相对，操着张春桥的腔调，说什么“所有制变更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了，并不等于所有制问题完全解决了”；
“这是因为，在所有制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
“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都还有一个领导权问题，有一个生产资料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编写者按照张春桥在座谈会上授意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模式，把资产阶级法权跟资本主义因素划上等号。
然后，拿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往社会主义所有制头上一套，就宣判集体所有制是“集体的私有”，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彼此“仍然要象不同所有者那样来建立它们在生产和经营中的联系或相互关系”的独立企业。
他们在引用毛主席《矛盾论》中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一语之后，紧接着就加以歪曲，说什么“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完这座桥梁”。
毛主席这句话说得很明确，是指把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的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过渡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的巩固、发展，这本来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
编写者们却凭借他们任意玩弄的资产阶级法权概念，有意把这二者混淆起来，在“所有制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口实下，根本否定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的事实。
他们大肆鼓吹张春桥炮制的领导权决定所有制性质的谬论，把我国所有制的变更描绘为只是“形式”的而不是“实际内容”的变更。
他们不承认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他们看来，不是归根到底所有制决定领导权，却是相反。
他们说：
“企业领导权的归属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也就改变了”；
“企业领导权”则取决于“企业的领导者执行什么路线”。
同时，他们既然离开了生产关系的具体考察来讲路线、领导权，也就抽掉了路线是非的客观标准，并把“企业的领导者执行什么路线”归结为由其个人意志决定。
所以，他们实际上把所有制性质说成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意识决定的。
这样，他们就可以如同一切唯心论者那样瞎说一气。
他们不用根据客观实际，只要宣布一声：
“企业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一下打成“走资派所有制”。
他们用一个“资产阶级法权”，一个“领导权”，就这样从根本上否定“所有制变更了”，否定“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于是，“四人帮”的“改朝换代”似乎也就找到“根据”了。
他们既然抽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基础，也就可以方便地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等同起来。
他们在书中写道：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
首先，在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和群众之间，据说就是这样的关系。
在这里，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社会范围内的直接结合，以及由此产生的领导和群众之间分工协作的关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其次，在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问题上，此书还不满足于把它跟资本主义等同起来。
他们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点下，竟然“发现”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内部的关系也是阶级对抗的关系。
张、姚二人在1972年专为此书召开的座谈会上一唱一和，姚提出：
“一个阶级内部的关系，算不算阶级关系？”
张答腔：
“不说是阶级关系，那又是什么关系？！
”
“走资派为什么还能活动？
总有人欣赏他嘛！”
编写者遵命照办，不顾劳动人民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共同劳动的协力互助的新型关系，说什么“社会主义生产中劳动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归根到底要表现为阶级关系”。
怎样“表现”呢？
他们搜索枯肠，竭力“论证”工人阶级内部、贫下中农内部有一部分“欣赏”走资派的人，这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的矛盾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抗关系。
他们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队伍中的反映，歪曲为工人阶级内部、贫下中农内部的关系也是阶级对抗的关系，这不是肆无忌惮地分裂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队伍的反革命谬论又是什么！
在分配问题上，这本书同样充斥着“四人帮”的滥调。
它不仅把资产阶级法权概念从按劳分配扩大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分配领域，说什么“在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还占统治地位”，更恶毒的是肆意歪曲和丑化按劳分配。
在书里，按劳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这种资产阶级权利被歪曲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被污蔑为“党内外资产阶级安身立命的基础”，“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命根子”。
照此说来，资产阶级岂不忽然变得爱好靠自己的劳动谋生，厌恶不劳而获了！
丑化社会主义而又美化资本主义达到如此赤裸裸的程度，难道不正是这些自封为“左”得无可再“左”的“四人帮”及其理论家们对自己的极右本质的自我揭露吗？
这本书里还竭力鼓吹对资产阶级法权（主要指按劳分配）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什么“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
这种分配决定论，其实无非是从被马克思早就痛斥过的那种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的庸俗社会主义那里拣来的破烂，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一番加工改装，换上新的商标罢了。
这本书时而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而又说社会主义产生资本主义。
这种惊人混乱的逻辑，就是本书固有的逻辑。
例如，书上写道：
“社会主义生产还是商品生产，还要实现价值、利润，因而还要出现产值挂帅、利润挂帅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
你看：
“社会主义生产……还要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成了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
其实，“还要出现”，这几个字在这里也是多余的，因为按照此书的逻辑，社会主义生产等于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则等于资本主义生产，因而社会主义生产也就等于资本主义生产。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从社会主义生产中产生出来，而是早就从编写者头脑里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等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前提产生出来了。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
可是，本书的逻辑却是：
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
不信，请看：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也将随着再生产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这样说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就不是逐步缩小或削弱“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而是在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再生产“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成了“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过程。
编写者们还唯恐读者领会不了他们的“理论”的奥秘，又反复强调说：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里讲得很明白：
不管怎么样，“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必然的了——这就是本书实际得出的结论。
可见，这本书名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是一本丑化、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书，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三
“四人帮”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资产阶级法权作为自己的对象，是完全服从于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的。
书中写道：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分析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阐明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帮助干部从资产阶级影响、修正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民主革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任务”，说穿了，就是用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论证”“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别看这本书洋洋数十万言，翻来复去，无非就是这样几句话：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都是资产阶级法权，而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资本主义因素，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安身立命的基础”。
“党内资产阶级”是从资产阶级法权中“形成”的，它一经“形成”就成为母鸡，资产阶级法权就成了蛋，母鸡同蛋一结合，“党内资产阶级”就不断“发挥着孵化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功能”，于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
那末，要使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蛋不孵化出新资产阶级这个小鸡，就得杀掉母鸡，把“党内资产阶级”打倒，使其“灭亡”。
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资产阶级”。
谁来操刀呢？
“四人帮”。
“四人帮”已经在动刀了。
这本书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是张春桥亲自规定的。
张春桥在1975年底那个黑批示中说得够清楚了。
他写道：
“要批修。
批刘、林、邓，批托、布等。
不批修，政治经济学是写不好的。
要知道斯大林错误的东西影响还是不小的。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应当帮助干部从修正主义的影响、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民主革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
“要批修”。
批谁呢？
黑批示绝口不提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却别有用心地提出斯大林的“影响”。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心领神会，猖狂地攻击斯大林“是修正主义者”，至少是“半修正主义者”。
原写作组大头目叫嚷：
“斯大林是民主派”，“可以点名批判嘛！”
在他的指挥下，书上大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
但批斯大林还不是最后目的。
张春桥让他的一个亲信向编写组传达他的黑指示说：
“批外修是为了国内”。
这个亲信又说：
“苏修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自己。”
这就是说，“批外修”，批斯大林，都是为了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
有例为证。
书上费了不少笔墨批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的一个领导人。
原写作组的大头目并下令在书的附注中为此人立一小传，特别注明他曾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副主席、第1副主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
这个头目同时又组织人写一篇此人的小传，打算登在帮刊《学习与批判》上。
为什么忽然对这个人发生这样大的兴趣呢？
乍一看来，是借批他来批斯大林。
但这还是表面现象。
原写作组的二头目交了底，他说：
“这篇小传要写清楚点，戳戳他们。”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原来，“批外修”，批斯大林，都是为了“戳戳”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除了这种影射攻击，书上还按照张春桥的黑批示，疯狂地对邓小平同志直接进行了大量的攻击，捏造中伤，栽赃诬陷，丧心病狂地把邓小平同志比作“托、布”，同“刘、林”相提并论，真是狠毒之极。
即使这样，原写作组的大头目还嫌“太零碎了”，要求更“突出”。
书上还大批所谓“三株大毒草”，攻击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
令人发指的是，这个大头目竟然把“四人帮”的一个黑干将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首先“发难”的黑讲话拿去，责令成段成段地抄进书里。
二头目说，这样作是“针对现在还在台上的人”的，把罪恶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
按照张春桥这个黑批示和其后的黑指示，这本书还诬蔑我们党的老干部是受斯大林“修正主义影响”的“民主派”，而且至今都还没有“从民主革命”走出来，从而成了“走资派”，成了“党内资产阶级”。
黑批示说什么“帮助干部”云云，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就是要对我们党的老干部“动大手术”，统统打倒，实行“改朝换代”。
原写作组的大头目唯恐读者对张春桥的黑话不能领悟，要求书上把这个反革命目的讲得明白再明白，单刀直入地“触及时事”，以免这些“重要的话淹没在陈词滥调之中”。
由此可见，这样一本以所谓“分析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为任务的《政治经济学》，完全是一本反革命的《政治经济学》。
“四人帮”组织编写的这本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难得的反面教材。
我们必须很好地利用它，使自己从反面受到教育，进一步认清“四人帮”的假左真右，提高识别反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能力。

“四人帮”的又一骗局
郑必清
歪曲、篡改马列著作和毛主席指示，是“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惯用的反革命伎俩。
他们经常引用列宁关于“货币是昨天的剥削制的残余”、“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的话，来说明按劳分配同商品货币相联系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首先应该弄清楚：
列宁的上述论断，是在什么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作出的呢？
原来，列宁这话是1919年05月19日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一文中，在揭露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高尔察克分子的反革命政治欺骗时讲的。
当时，苏联在处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粮食奇缺，大批工人挨饿，农民还都是个体私有制农民。
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不得不暂时实行余粮收集制。
而高尔察克分子一方面配合国外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叛乱；
另一方面极力鼓吹“自由贸易”，借以煽动富裕农民的不满，破坏余粮收集制，妄图推翻新的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
列宁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在尖锐指出“粮食贸易自由”的口号正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的同时，作出上述论断的。
列宁的论断，当然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在私有制的自由贸易条件下，货币随时可以成为剥削的手段。
但是，列宁的这个论断，难道能够无条件地照搬到我们今天来吗？
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还存在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但由于所有制变更了，这种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因此，其性质已不同于私有制下的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商品生产，其生产者已不是私有者，而是国营企业或农村生产队等集体所有制单位，根本说不上会两极分化。
它们进行商品生产，不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生产什么，要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要求。
生产出的商品，也要根据国家计划，通过国营商业和供销社进行流通，而不能任意拿到自由市场出卖。
商品销售后换回的货币收入，就国营企业说，并不能由企业自由支配，而要根据国家金融管理计划，随时上缴银行，连职工工资也要根据计划，定期从银行取出再发给职工个人。
就生产队来说，商品销售后所得的货币收入，也要服从国家的现金管理制度，在如何使用这些货币收入方面，则要根据生产队的计划，一部分用于向国营商业或供销社购买农机、化肥等生产资料和办公用品等，一部分用于集体福利事业，再一部分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分给社员个人。
所以，基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而得到的大量货币收入，并不能由个人任意支配；
其中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分给职工和社员个人的部分，虽归个人支配，但在国家计划严格限制的条件下，只能用来购买生活资料，而不能购买基本生产资料。
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货币转化为剥削手段的现象呢？
有的，特别是在“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地区，这类现象一度比较突出。
但原因何在？
是按劳分配的罪过吗？
显然不是。
主要原因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遭到削弱，国家计划受到破坏的地方，阶级敌人和投机分子通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非法的犯罪手段，占有大量货币，从事各种剥削。
把这笔账故意算到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和按劳分配的头上，是“四人帮”惯用的反革命伎俩，也是他们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所炮制的反革命舆论。
今天是彻底清算其罪行，肃清其流毒的时候了！

事实是歪曲不了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论组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污蔑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的领导权掌握在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的手里，说什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恶毒攻击。
以我们科技大学为例，从筹建那天起，就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
1958年，在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
当时，只经过半年的筹备就开学了。
以这样快的速度创办一所新型大学，是中国无产阶级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创举。
在开学典礼上，聂荣臻同志说：
“我们曾倡议过：
应当开办一所新型的大学，……现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诞生了，这将是写在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关怀。
从学校的干部队伍来看，校、系两级的领导干部，都是以在革命斗争中经受过长期锻炼的老同志为骨干的。
其中，有一大批从部队转业的中层干部担任了系一级的领导工作。
他们从部队带来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他们热爱科学事业，深入进行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审查，校、系两级领导干部中没有叛徒、特务。
有的同志执行了错误路线，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教育，提高了觉悟，改正了错误，焕发了革命青春。
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四人帮”肆意诬陷教育战线的广大革命干部，是根本违背毛主席教导的。
在教育战线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
我校也是这样。
在建校初期，老校长郭沫若同志就号召我们：
“坚决把抗大的精神继承起来。”
1958年，第1届学生入学，学校党委遵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开展了红专辩论，把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
为了使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除每年夏收、秋收组织学生到农村劳动外，还创办了十四个校办工厂，让学生进行对口劳动。
1964年春节，毛主席发出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学校党委立即领导全校师生对政治课、外语课和一些专业课，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进行了改革。
这些都说明广大师生员工是心向毛主席，心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尽管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照耀我们前进的灯塔。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学校的教师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他们绝大多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辛勤劳动，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创办初期，我们学校的教师主要依靠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来校兼课，其中有不少是知名的科学家，他们热心社会主义教育，努力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
在他们的带动下，青年教师迅速成长。
到文化大革命前二、三年，物理、数学、化学等基础课，已经主要由青年教师开课。
目前，我校的教师百分之九十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大学毕业生，其中党团员占百分之三十九。
由此可见，我校教师队伍的状况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不断壮大，质量不断提高，又红又专的人才越来越多。
“四人帮”炮制的“黑线专政”的谬论，根本违反我国教育战线的实际，违背毛主席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估计。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攻击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学校把广大工农兵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污蔑工农子弟进了大学就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变得同工农兵格格不入。
他们把学校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大染缸”。
这些纯粹是无耻的歪曲和捏造。
以我校为例，从1958年到1965年，共招收了八届学生，其中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占百分之五十九，其他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占百分之三十四；
非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仅占百分之七。
学校还专门设立了工农班，从各地工农速成中学和转业复员军人中选拔学生，加以培养。
这些措施，大大地改变了学生的政治成分，怎么能说把广大工农兵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呢？
学生入校后，学校就注意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
我校绝大多数学生刻苦学习、艰苦朴素蔚然成风。
不少学生，寒暑假不回家，抓紧时间学习或去农村参加劳动，与贫下中农保持密切的联系。
所谓“三年不认爹和娘”，不仅是对工农子弟的污蔑，也是对我们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恶毒攻击。
诚然，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会有个别人因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不认爹和娘”。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用个别的现象代替一般的本质，把思想问题偷换成政治问题，借以丑化社会主义教育。
“四人帮”还造谣说：
十七年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
事实如何呢？
我们学校在文化大革命前，为国家培养了近八千名毕业生。
这些年来，绝大多数同志辛勤劳动，为我国基础科学和新兴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卫星上天，他们都贡献了一份力量。
我校一些重要的科研项目，大多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大学毕业生承担的。
理论物理专业的教师参加北京粒子组的工作，1966年参与提出了层子模型理论，受到了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
天体物理组的教师，先后撰写并发表了星系结构、类星体观测资料分析等三十多篇论文，完成了《西方宇宙学评介》等三部译著。
在激光技术领域，我校青年教师成功地进行了激光分离硫同位素的研究，被列为1976年中国科学院重要成果之一。
青年教师彭家贵同志，刻苦钻研，他的学术论文，得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好评。
最近，他和数学研究所的同志一起研究了杨振宁方程，又有所发现。
最近几年，我校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已完成了三百六十多项科研项目，其中百分之六十是直接为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的。
“四人帮”的恶毒攻击，说明了不同阶级有不同政治路线，对教育质量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要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以适应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需要。
“四人帮”要的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革命分子，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这才真正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的。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提出“黑线专政”的反革命谬论，是和他们那个反革命政治纲领一脉相承的，是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在教育战线的具体化。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砸碎了“四人帮”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使教育工作者又一次获得新生。
我们一定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体系，彻底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好教育革命，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科技人才。
（附图片）
在南开大学举行的座谈会上，校革委会副主任杨石先教授控诉“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罪行。
　新华社记者摄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前前后后
上海市教育局批判组
1971年召开了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费尽心机，施展各种卑鄙的手段，炮制了“两个估计”。
几年来，“两个估计”犹如两根棍子，随时打在革命的老干部、老前辈身上，打在知识分子身上，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精神枷锁，给教育战线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
我们要彻底批判这两个反革命的“估计”。
一、“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为炮制“两个估计”大造反革命舆论。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早就为“两个估计”造舆论，定调子。
1969年06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组织人马，精心炮制了一个《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全盘否定解放后十七年教育战线取得的成就和知识分子的作用。
他们把这个所谓《纲要》印发到基层，作为“法规”，强令执行，大造反革命舆论。
1970年11月18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跑到上海师大别有用心地说什么解放后的教育，“本质的东西仍然是培养资本主义的接班人，是培养复辟资本主义的成员”。
污蔑教育战线“自始至终，就是从头到尾，……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叫嚣“要改变路线，就要从根本上改变领导权”，明目张胆地为改朝换代、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四人帮”及其余党炮制的这些黑货，引起了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多次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为此，张春桥十分恼火，同年12月下旬，他在市党代表学习班上恶狠狠地质问说：
“至于十七年，我们哪里占领过？
一百七十年，一千七百年我们也未占领。
什么红线、黑线，无非是想得出‘我是比较好的’的结论，这是为个人辩护，但这种思想代表了相当的势力”，“不要说‘彻头彻尾’，说百分之九十九好不好！”
1971年03月18日，张春桥同其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进行了一次谈话，为炮制“两个估计”进一步定下调子。
那个余党对张说：
十七年的问题，“上海曾有过争论，有的认为这一段是红线，是毛主席的路线领导的，要翻案。”
张春桥说：
“这条战线与其他战线有共同性，也有它的特殊性，与工农战线不同，还有什么争论的。”
在谈到教师队伍问题时，张春桥说：
“现在教师队伍中，有的非常恶劣，要大换一批。
对这些人我很恼火，可都枪毙也不行啊！”
那个余党给张出谋划策，叫嚷什么“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要想办法展开讨论一下，对知识分子要在批判、斗争、改造、教改的实践中使用他们。
要拿出反面教员来批判，不敢教的先批了再教。”
张春桥还授意那个余党：
“这个问题要给在学校工作的干部讲清楚，统治就是专了我们的政。”
为了“讲清楚”，出席全国教育会议的上海组，在会议前进行了“统一思想”。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说：
“讨论十七年，不仅是为了对过去作个结论，而且对今后教育革命指出方向，是彻底革命还是改良主义！”
这样，“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的上述黑话，就被带到会议上，成了炮制“两个估计”的“指导思想”。
二、割裂、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内外串连，大搞特务活动。
会议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大搞反革命两面派以及各种特务活动，封锁、歪曲和公开反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把“两个估计”的黑货强加给大会，完全搞乱了教育战线，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在对教育战线十七年的估计问题上，“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首先抛出了所谓“黑线专政”的反动观点。
他根据“四人帮”一贯玩弄的阴谋手法，形而上学地割裂毛主席的指示，布置上海代表要特别强调毛主席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等等几段话，来为他们的反动观点进行辩护。
会上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外宾的一次谈话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讲话，“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明从暗顶。
张春桥在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很不满意地说：
“那就写一点1958年教育革命中有抵制和斗争的，这样写总行了吧！”
“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非但不组织上海组学习领会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反而歪曲周总理的指示，为自己涂脂抹粉。
周培源同志针对陈伯达的破坏，在会上讲话，指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能批判。
在“四人帮”上海的余党指使下，上海去的一个工作人员立即要进行“批判”，后因“四人帮”一伙怕过于暴露而被迫停止。
会议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安插了四个联络员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利用他们搞情报工作。
上海组是一个地区的代表，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却向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和工作人员布置任务，去搜集兄弟省市的情况。
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把联络员找到自己的房间里，分析有关省市的动态。
情报收集到以后，再向王洪文汇报，听取“指示”。
会议期间，“四人帮”及其余党还内外串连，秘密策划。
当时，王洪文等人正在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他们违反会议纪律，偷偷跑到前门饭店，为其余党鼓气，临走时却又做贼心虚地说：
“你们不要说我们来过。”
整个会议期间，他们还大肆散发“四人帮”的黑文章、黑讲话，其中有江青的《为人民立新功》，张春桥、姚文元主持的《上海理工科教育座谈会纪要》。
这些都被他们作为基本学习文件。
三、封锁周总理的重要讲话，吹捧“四人帮”，拚命推销“两个估计”。
会议结束后，怎样传达会议精神，“四人帮”及其余党也玩弄了种种花招。
他们策划由“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出面，于1971年08月08日抛出了《会议的汇报提纲》，同时下达了黑指示：
“传达要以会议文件为准，首长（“四人帮”）指示精神穿插起来讲。”
传达中，他们连篇累牍地吹捧“四人帮”。
据统计，单是吹捧张、姚的地方就有十一处之多。
传达说：
“07月09日起由春桥主持对第十三稿进行修改，文元作了几处重要修改”。
他们还宣扬说，“整个第1段是张春桥搞的”，同时又不厌其烦地摘引了若干段落，以示说明。
相反，对于周总理在会议期间的两次重要讲话，“四人帮”的余党却以种种借口，加以封锁，不作传达。
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上海的广大干部和教师才第1次知道周总理在全教会上有过重要讲话。
传达时，为了替“两个估计”提供根据，他们还列举了大量十七年的所谓“黑线专政”的“典型”例子，极力丑化教育战线，丑化知识分子，把教师全部说成是“拜倒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脚底下，专门研究‘苍蝇有几根胡子’、‘蚊子翅膀上有几道纹’、‘林黛玉为什么喜欢吃粥’的无用之徒”，简直丑化、污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以上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在这个会议的前前后后，为炮制和推销所谓“两个估计”干了大量的阴谋活动，使教育战线深受其害。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教育战线有一些同志还心有余悸，甩不开膀子，工作中左顾右盼，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两个估计”这个精神枷锁没有砸碎。
现在，要真正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一定要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尤其是被“四人帮”封锁了的1971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彻底砸烂“两个估计”这个精神枷锁，肃清其流毒。
我们相信，教育战线一定会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有这个觉悟很重要
——湖南省衡阳地区大办小水电访问记之二
自人民电站西行五十公里，经常宁县再北行一百二十公里，来到了南岳山区。
南岳是我国名山之一，七十二峰层峦叠嶂，气势雄伟。
衡山县的小水电，绝大多数都在南岳山之中。
我们在衡山县看了五个小水电站，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
这个县从上到下，办电的自觉性比较高，办电的心情十分迫切。
县农办主任说：
前几年我们干小了，步子慢了，这是一个教训。
为什么步子慢了？
一是对办电的意义认识不足，不那么迫切。
二是瞧不起小水电，几百个、千把个千瓦能管多大的事？
三是大电网从家门口过，觉得有了指望，自力更生的精神少了，等靠要的思想多了，就不那么积极了。
1974年，这个县的东湖公社高峰大队要办一个二百多千瓦的小水电，公社不积极支持，有人说劳民伤财，有人怕白花钱，不顶事。
高峰大队的党支部有眼光，看到了要把粮食搞上去，把社队企业办起来，进一步开发山区，非有电不可。
公社不办我们办！
全大队只有一百一十个劳力，又种田，又施工，大干两年零三个月，终于建成发电。
我们参观的时候，看见墙上贴着一个“简介”，里边说，这个队由于有了电，1976年亩产超过了千斤，农副业加工实现了机械化。
谁说几百个千瓦不管用？
现在，高峰电站并网后，全公社都用上电哩！
高峰电站的建成，教育了全公社：
不能光看眼前，要看长远；
不光是用电照明，还要用电办大农业，办工业，要为电气化打基础。
电，可是个大事罗！
我们从高峰电站驱车去看这个公社正在动工兴建的群英电站，路上经过公社，又上来一个人，他是东湖公社党委副书记。
这一下，我们车上，地区、县、社三级办电的同志都有了，你听听他们热烈的交谈：
县：
“你们的工程怎么停了？”
公社：
“没停，哪能停呵，干得正紧哩！
今天是全公社开大会罗。”
地区：
“什么时候能完工呀？”
公社：
“春节。
可是，两台设备，要请地区保一保哟。”
地区：
“那没问题，但是要快干。
给了你们，你们干不上去，就不如给别人罗。”
公社：
“只要给设备，保证干上去。”
事后，地区的同志对我们说，他是故意激一激公社。
想当初高峰大队修电站时，动员公社，公社还不干哩。
现在，公社觉悟了，真的积极起来了。
汽车又迎着山峦薄雾盘旋而上十二公里，来到了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狮子峰下，龙潭电站就座落在青山耸立、飞瀑如雷的山腰间。
我们登上压力前池，厂房就在脚下，朝上看，六百三十米长的高压输水管道，仿佛一条长龙，依山蜿蜒而上，要爬一千六百六十个石阶，才能走上顶端。
再往上，便是引水渠道了，三千六百米的渠道，全部是开石而成。
同行的人都为这工程之艰巨而赞叹不已。
在这沟壑纵横，峭崖如壁的山中，搞测量连个放脚架的地方都没有。
一万多吨的水泥、河沙、石灰、炸药、钢材和四十多立方木材，要从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运到施工现场，该有多少困难要克服呵。
为什么非要在这里建电站呢？
衡山县的同志们说，这是逼出来的。
没有电，我们各方面都被动，吃够了苦头。
向高山要电，可以说是因地制宜，也可以说是一种觉悟。
在只有一些潺潺小溪的山区，很容易认为自己的条件差，水力资源不那么丰富，给自己小打小闹找一个盾牌。
我们过去就有这种想法，现在觉悟了。
关键是你对办电有认识没有，是真想还是假想，是想得很厉害，还是不那么厉害。
这个觉悟很重要。
为什么有些地方守着滔滔的江河，而不去动手开发呢？
为什么有些地方现在想到开发而过去没有想到呢？
这就是个觉悟。
有了这个觉悟，可以向江河要电，也可以向高山要电。
谁说南岳山水力资源不丰富？
衡山县的同志们办电觉悟提高以后，看法变了：
南岳山拦截了变幻莫测的风云，雨量充沛，积雨面积广，到处是山泉溪水，终年不断。
象龙潭这样高水头、多水源的电站，可以建很多哩。
正在动工兴建的红旗电站，就是在龙潭电站竣工之后立即上马的一个。
真是越办积极性越高了。
晚上我们一回到住地，农办主任就讲起红旗电站的事。
他说：
“华主席几次指示我们，农村用电不能只靠大电网，主要靠小水电。
还说，有条件的县，最少要装一万千瓦。
我们离华主席指出的目标，相差很远，和先进的兄弟县相比，我们落后了。
只有急起直追，没有别的办法。
县委下了大决心，一定要把红旗电站搞起来。”
一张衡山县大办小水电的形势图，摆在大家的面前。
农办主任兴奋地对我们介绍红旗电站的工程概况：
这个电站要把高山上十九条小溪汇成一股激流，在五十四公里长的花岗岩上开凿渠道，汇集多水源，利用高水头，装机容量计划可以达到五千千瓦左右。
比龙潭电站大得多了。
我们问：
“困难也要比建龙潭电站大得多吧？”
“困难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但是，事在人为。”
他坚定地说：
“不建这个电站，衡山就没有出路！”
这不是一句消极的话。
列宁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曾经说过：
“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衡山县的同志把办电提到“出路”的高度来认识，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觉悟么！
　本报记者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卢旺达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11月23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上午会见以卢旺达新闻局局长克里斯托夫·姆菲齐为团长的卢旺达新闻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卢旺达驻中国大使尼昂德维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连庆、新华社负责人彭迪、人民日报社秘书长郭渭，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王珍。
代表团在我国期间，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扬州，将于近日离京回国。
（附图片）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以卢旺达新闻局局长克里斯托夫·姆菲齐为团长的卢旺达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冯仲云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京举行
李先念聂荣臻陈云王震谷牧罗瑞卿送了花圈
陈云王震谷牧等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新华社1977年11月23日讯
原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冯仲云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今天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冯仲云同志是因病于1968年03月17日逝世的，终年六十岁。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谷牧，中央军委负责人罗瑞卿送了花圈。
国务院也送了花圈。
陈云副委员长、王震副总理、谷牧副总理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骨灰安放仪式由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主持，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杜星垣致词。
杜星垣同志说：
“冯仲云同志，江苏省武进县人。
1927年04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
此后，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历任东北反日总会党组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南满巡视员、省委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政治部主任、第3路军政委，东北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兼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水利部副部长兼任华东水利学院院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冯仲云同志曾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和第1、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杜星垣同志说：
“冯仲云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好同志。
几十年来，他忠于党，忠于人民，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杜星垣同志说：
“冯仲云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九年了，但是我们一直在怀念着他。
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杜星垣同志说：
“我们悼念冯仲云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的路线，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冯仲云同志生前友好有：
张平化、肖克、李葆华、吕正操、宋任穷、冯铉、韩光、杨易辰、高文华、郭维城、朱理治、钟子云、武衡、刘达、张彬、刘向三、张季农等同志。
冯仲云同志爱人薛雯同志及其子女，有关单位的干部和群众代表也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

廖承志等会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1977年11月23日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刘希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肖方洲，11月23日分别会见了以柴山幸雄为团长、加藤静一为副团长、功刀喜久男为秘书长的日本贸易会第2次友好访华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肖方洲副主任11月23日晚举行宴会欢迎代表团。
代表团是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于22日到达北京的。

当子弟兵遇险的时候
今年08月中旬，浙江省宁波地区连降暴雨。
从21日中午起，由于七号台风影响，风雨更狂。
暴雨下得天地迷茫，山洪暴发。
这天，人民解放军某部五连四排正在镇海县小港公社杨公山施工。
晚上十点十五分，住在坑道里的排长刘礼全等十一个同志，忽听得闷雷似的一声巨响，顿时眼前一片漆黑，坑道两个出口被山崩坍落的土石死死堵住。
十一个同志全被堵在里面。
子弟兵遇险的消息很快传到杨公山附近的蒋家大队，贫下中农个个焦急万分。
大家扛起锄头、钉耙，火速地朝杨公山赶去。
六十二岁的老人杨贻林一看垮掉半边山，急忙赶回屋里搬出一面大铜锣，一连奔跑十几里路，到五个大队敲锣呼救。
锣声一过，数百名社员群众立即带上工具，向杨公山奔去。
消息传到浙江炼油厂原油码头建设工程指挥部。
党支部书记梁通同负责码头施工的交通部某工程队主任丁正海、副主任张亚华取得联系，迅速调动装铲车，并一起带领电工、起重工，直奔杨公山。
距山崩不到两小时，杨公山下，已经聚集工农兵一千多人。
一场抢救子弟兵的战斗展开了。
为了尽快打开堵塞的坑道口，有工具的使劲掘，没有工具的用手扒。
蒋家大队贫农女社员杨定凤，挑着土箕来回奔跑，脚掌被钉子扎伤，她眉不皱，声不吭，继续挑土。
某工程队的装铲车驾驶员郭仁达、胡兆阳，全神贯注地操作，把挖一斗土的时间从两三分钟缩短到一两分钟，两个人轮换着连续工作了好几个小时，两人双手磨出了血泡。
部队干部和战士也争着打硬仗。
排长陈双喜两次晕倒，先后排除险石八十多块，手脚划破七道口子。
22日黎明，又有一批批新的抢险队伍，顶风冒雨赶到杨公山下。
抢救子弟兵的队伍陆续扩大到两千多人。
这时，坑道里也在进行着一场战斗。
山崩发生后，排长刘礼全把大家叫到一块，大声说：
“同志们，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我们要沉着镇定，团结战斗，想办法突出去！”
十一位同志找到了三把锹、一把镐，使劲地往外挖。
坑道里险情不断出现。
靠东口的那段坑道“轰隆，轰隆”地不断坍方，坑道顶上不断出现裂缝、渗漏，整个坑道随时都有崩坍的危险。
但是，英雄的战士毫不畏惧。
他们把坑道里的桌子、铺板、挡沙盘的水泥柱子以及坍方滚进来的大石头，一齐用来撑住将要坍落的部位，同时又英勇地挖坍方，顶裂缝，向外推进。
时间已经过了七、八小时。
有人根据坑道的空间，计算出里面的空气大约可供十一人呼吸十小时。
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想法往里面送空气。
抢险指挥组经过紧急磋商，决定从坑道的西口打进一根大口径的自来水管。
此刻，装铲车暂停了掘土。
司机借助强大的推力，奋战了几次，硬把一根口径二点五寸的自来水管顶进去了。
“当，当，当！”
水管上传出了坑道里发出的敲击声。
子弟兵还活着！
负责抢险统一指挥的解放军师长李贯达，立即扑到水管上，嘴对管口，同洞里的刘礼全排长开始了激动人心的对话。
“同志们，你们都好吗？”
师长问。
“都好。
外面的同志都好吗？”
排长也问。
师长又问了洞里的险情和空气情况，亲切地说：
“同志们要镇定，有党，有华主席，有几千群众在这里，一定能把你们救出来！”
打进洞里的自来水管，虽然沟通了洞里洞外的联系，但是险情并没有排除。
被堵住的洞口，边挖边坍，短时间还挖不开。
这时，抢险指挥组集中群众的智慧，决定打进一根能承受强大压力的输油管子，让人从管口里钻出来。
听说要用管子救人，负责油管施工的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第5工程队党总支书记、老工人王甲山，马上和工人一起，操起火焊割锯，割了一段五米长的大钢管。
二十多个工人迅速地把七百多斤重的钢管抬上了车。
抢救子弟兵的关键一仗打响了！
装铲车开足马力往坑道西口顶。
五米的钢管还不够长，很快又割了两米长的管子，把两段管子牢牢地焊接在一起。
装铲车吼叫着把管子顶了进去。
装铲车一停，工人、战士们又争着探身进管道去掏土石。
这时，只见原油码头的李健副指挥手一扬，说：
“这个，我们工人包了！”
管道工韩志华第1个钻进管道。
他用双手，把一堆堆泥土从肚皮底下推出来。
突然，他抠出一块大石头，怎么也弄不出来。
怎么办？
他紧紧地抱住石头，叫人拖脚，连人带石头一起拖出来。
22日下午三点半钟，管道终于扒通了。
十一名战士谁先出来？
谁也不肯先出来。
刘排长只好整队下命令，点着名，点着谁谁出去，而他自己最后一个才离开。
十一个战士都出来了！
他们被群众背负着，簇拥着，小心翼翼地送上救护车。
杨公山下，绽开了千百张笑脸。
响彻云霄的欢呼声，压倒了风雨声。
看着这鱼水情深的热烈场面，谁能不感慨万分：
有这样的人民和这样的战士，还有什么艰难险阻攻不破！
《解放军报》记者　新华社通讯员

我新任驻民主也门大使赴任
据新华社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黄世燮21日离京赴任。

方毅同志等观看围棋表演赛
据新华社讯
我国优秀围棋选手20日晚在北京体育馆进行围棋表演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方毅，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同首都围棋爱好者一起观看了今年全国围棋比赛冠军聂卫平和围棋老手吴淞笙的表演赛。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我国围棋运动得到很大发展。
陈毅副总理生前曾担任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
在陈毅副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我国围棋运动水平迅速提高。
目前，我国喜爱围棋运动的群众越来越多。

李强会见挪威工业家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11月23日讯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今天上午会见了以挪威出口理事会主席索墨菲尔特为团长、挪威工业部秘书长慕勒为副团长的挪威工业家代表团，向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今天下午石油化工部副部长张文彬也会见了挪威客人。
又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川21日会见并宴请了以挪威出口理事会主席索墨菲尔特为团长，挪威工业部秘书长慕勒为副团长的挪威工业家代表团。
参加宴会的有石油化工部副部长张文彬等。
挪威驻华大使安达和夫人应邀参加了宴会。
挪威工业家代表团是20日到达北京的。

枣庄矿务局田屯煤矿跃进三队
创极薄煤层炮采月产全国纪录
据新华社济南1977年11月22日电山东省枣庄矿务局田屯煤矿跃进三队和枣庄煤矿跃进四队，是枣庄矿务局两支英雄的采煤队，也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的老对手。
1975年08月，跃进三队创造了极薄煤层炮采月产全国纪录，后来被跃进四队打破，从此，两个队竞相保持新纪录。
1976年，跃进四队又创出月产两万零一百零六吨的新纪录。
今年一上手，跃进三队再创新水平，把极薄煤层炮采月产全国纪录提高到两万一千七百一十九吨。
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推动下，跃进四队在03月份创出了极薄煤层炮采月产两万七千三百九十吨的新水平，05月份又以月产两万九千三百一十五吨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纪录。
10月份，跃进三队闯过了十五条伪顶破碎带，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生产煤炭三万零二百六十六吨，终于刷新了跃进四队保持的极薄煤层炮采月产的全国最高纪录。

江拖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
据新华社南昌1977年11月23日电
深受“四人帮”之害的江西拖拉机厂，今年以来，抓纲治厂，成效显著。
到11月15日，全厂已生产丰收—27型拖拉机五千六百二十台，提前一个半月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年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同时，配件生产任务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点三三；
总产值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二点八六；
八项经济技术指标都好于往年；
拖拉机新产品试制、老产品改进以及基本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新成绩。
江西拖拉机厂是深受“四人帮”祸害的“重灾户”。
今年以来，厂党委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发动广大职工，紧密联系本厂实际，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不停顿地向“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发起进攻，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同时，狠抓企业整顿，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全厂上下一条心，干群一股劲，一个一个地打歼灭战，使全厂生产出现了步步上升的喜人形势。
江西拖拉机厂正抓紧年前一个多月时间努力再超产，并积极为明年生产做好准备。

湖北农田基本建设广泛展开
新华社武汉1977年11月20日电
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正在湖北省农村广泛展开。
在各级干部带领下，目前，全省已有二百五十多万名社员上了工地。
今年，在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湖北省农田基本建设准备工作比往年搞得扎实，思想发动比较充分。
早在今年三04月间，省、地、县、社各级都组织了制订规划的专业班子，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全面规划。
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以后，各地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落实会议精神的热潮，根据会议要求，对规划进行了修订充实。
在华主席关于“今冬明春要大搞一下农田基本建设”的号召鼓舞下，许多地区曾经利用秋收秋种农忙间隙，打了一场农田基本建设的突击战。
为了抓好农田基本建设，今年湖北省从省到县层层建立了有关的指挥部；
几百处大中型水利工程和万亩以上的农田连片治理工程也都建立了指挥机构。
各地区和各县的指挥部都由地委和县委一、二把手担任总指挥。
当前，在施工中，全省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深入第1线，带头办好样板，带头大干。
中共宜昌地委和宜昌县委负责同志，深入到宜昌县下堡坪公社抓点，决心办好样板，推动面上的工作。
中共咸宁地委的三名书记分头下到工地，亲自指挥作战。
荆州、襄阳、恩施地区的许多县委机关，都搬到重点工程工地办公，各级干部与群众实行“三同”。
恩施地区六个县的二十四名县委书记、副书记、常委，率领广大干部和社员，分别战斗在八个工地上，使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搞得又快又好。

邓颖超副委员长看望黎笋总书记
新华社1977年11月23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同志今天上午前往宾馆看望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黎笋同志。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看望时在座的有黎笋同志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团员春水、裴珊、阮仲永同志。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国驻越南大使陈志方也在座。
（附图片）
邓颖超副委员长前往宾馆看望黎笋总书记。
新华社记者摄

长安县终南山下改土忙
据新华社西安电
陕西省长安县的终南山下正在开展一场改土的会战。
改土工地长达一百一十里，总面积十万亩，参加改土的社员、干部达十万人。
目前，一片片平展展的耕地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
这个县沿秦岭北麓十个公社的十七万亩耕地中，有十万亩沙石坡地是“三跑田”（跑水、跑土、跑肥）。
前几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加上地形复杂，土薄石厚，工程难度大，因而大部分“三跑田”没有得到改造，成为影响全县增产的“拉腿田”。
现在这些“拉腿田”正在得到改造。
为了解决大面积改土会影响明年夏粮生产的问题，长安县委发动群众采取育苗移栽和抢修抢种、随平随播等措施，努力做到今冬改土，明夏丰收。
到11月04日，全县沿终南山下改土工地已平整土地播种小麦一万二千亩，小麦育苗一万三千多亩。
长安县委的领导干部和县级机关三分之二以上的干部、职工，都到工地上同群众一起大干，实行现场指挥。

世界杯排球赛男子组半决赛进入第2天
新华社东京1977年11月23日电
1977年世界杯排球赛男子组半决赛，11月23日进入第2天。
争夺前四名决赛权的八个队经过两天紧张战斗，形势已趋明朗，波兰、苏联、古巴和日本队已获得争夺本届第1至第4名的决赛资格。
在第1组的比赛中，中国队在同实力雄厚的古巴队交锋时，以一比三（十三比十五、十五比十三、十三比十五、十二比十五）失利；
接着，日本队以三比一胜南朝鲜队（十五比十一、八比十五、十五比六、十五比十）。
至此，日本队和古巴队均两战两胜；
中国队、南朝鲜队两战皆负。
24日，日本队将迎战古巴队，中国队将同南朝鲜队对阵，根据目前这四个队各自的胜负来看，日本队和古巴队无论胜负，都将有资格进入最后决赛。
中国队、南朝鲜队将同第2组的后两名组成一组，通过比赛确定本届世界杯排球赛的第5至第8名。
23日，在第2组的比赛中，波兰队胜巴西队，三比一（十五比四、十五比○、九比十五、十五比九）；
苏联队胜保加利亚队，三比一（九比十五、十五比三、十五比十一、十五比五）。
至此波兰队和苏联队均为两战两胜，已确定为这个小组的前两名。
巴西队和保加利亚队两战均负。
这一天还举行了争夺本届第9至第12名的两场比赛，墨西哥队以三比○（十五比七、十五比八、十七比十五）胜美国队；
埃及队以三比一（十五比十、八比十五、十五比十二、十五比十三）胜加拿大队。

加纳和尼日尔交换公路运输协定批准书
据新华社阿克拉电
据加纳广播公司广播，加纳和尼日尔11月04日交换了两国去年06月签订的公路运输协定的批准书。
在交接仪式上，加纳代理外长科泰和尼日尔驻加纳大使阿莱勒发表讲话，希望这项协定的执行将促进两国之间人员往来和物资交流，并且有助于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社会联系。

在贝宁工作的中国农业技术人员，和当地农民交流用手扶施拉机耕田的经验。
　新华社稿

土耳其、伊拉克和利比亚加强经济合作
新华社安卡拉电
三个伊斯兰国家土耳其、伊拉克和利比亚以及伊斯兰发展银行的部长和代表于10月17日到19日在安卡拉举行会议，讨论这些国家在经济、工业和技术方面合作的问题。
会议结束之后发表的公报强调说，这些国家之间可以在各方面进行双边和多边的合作。
公报说：
“各代表团决定采取措施，促进财政、贸易、文化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合作”。
伊斯兰发展银行和土耳其政府10月20日在安卡拉签署了一项协定。
这项协定规定，伊斯兰发展银行将向土耳其提供一千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帮助土耳其发展经济。

塞内加尔、冈比亚和几内亚比绍
决定修建达喀尔—班珠尔—比绍公路
新华社达喀尔电
据塞内加尔通讯社报道，塞内加尔、冈比亚和几内亚比绍三国的公共工程部长最近在几内亚比绍首都比绍举行会议，具体研究修建达喀尔—班珠尔—比绍的公路问题，并且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这是继去年03月三国部长会议后举行的另一次会议。
塞内加尔公共工程、城市规划和运输部长马马杜·迪奥普在谈到这次会议时指出，与会部长重申了三国政府对修建这条公路的关心。
这条公路将使三国共同得到发展，并使三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得到加强。
这次会议具体落实了三国元首修建这条公路的意愿。

孟加拉国和印度发展贸易和运输关系
新华社达卡1977年11月19日电
据《孟加拉国时报》11月11日报道，孟加拉国和印度11月07日就两国之间关于内河运输和贸易议定书的期限延长到1979年09月一事达成了协议。
孟、印两国之间关于内河运输和贸易议定书是在1972年签订的，有效期五年。
双方代表表示希望孟加拉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和运输关系将得到发展。

我新任驻缅大使向吴奈温总统递国书
新华社仰光1977年11月23日电
中国新任驻缅甸大使莫燕忠11月23日在仰光向吴奈温总统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之前，吴奈温总统同莫燕忠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吴奈温总统首先向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邓小平、李先念副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致以问候。
莫燕忠大使对此表示感谢，并转达了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邓小平、李先念副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对吴奈温总统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莫燕忠大使是11月14日抵达仰光的。
他对缅甸外交部长吴拉蓬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

新、马、泰三国间将铺设海底电缆
新加坡同一些西亚国家的贸易额显著增加
新华社讯
新加坡消息：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代表最近在新加坡举行会议，就三国间铺设海底电缆系统的计划达成协议。
这项长约七百八十海里的海底电缆铺设计划，将连接新加坡的加东、马来西亚的关丹和泰国的碧差武里，预期在1980年04月完成。
铺设这条海底电缆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海底电缆系统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华社讯
新加坡消息：
新加坡同一些西亚国家的贸易额去年有显著增加。
据新加坡最近出版的一期《镜报》报道，1976年，新加坡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西亚国家的贸易总额达六十三亿六千八百万新元（约二十六亿五千万美元），比1975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
新加坡向西亚国家出口的货物包括船艇、钻油台、石油产品、机械、钢铁和锯木等。
进口货物以石油为主。
新加坡同西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也有了发展。
新加坡向伊朗和巴林提供有关港口建设的技术，并且同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签署了有关扩建海港码头的合同。

琼布副总统接见我建筑技术培训组和医疗队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1977年11月22日电
坦桑尼亚副总统、桑给巴尔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布德·琼布11月21日在奔巴岛接见了中国派往桑给巴尔的建筑技术培训组组长童中全和培训组其他成员，并且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琼布副总统说：
“我希望我们两国政府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和我们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不断发展。”
接见时在座的有，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政府住房和建筑部长卡西姆·阿里以及中国驻桑给巴尔领事刘胥吉。
11月16日，琼布副总统还接见了中国派往坦桑尼亚的医疗队队长邹存玮、副队长解学孔等。

第3世界一些国家领导人分别发表讲话
强调自力更生发展工农业生产
据新华社哈博罗内1977年11月21日电博茨瓦纳总统卡马11月21日在博茨瓦纳第3届议会第4次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强调要自力更生发展工农业生产。
卡马总统说：
“要保持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说到底，要依靠我们具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
卡马总统说，博茨瓦纳将继续重视粮食生产。
他说：
“我们有着富饶的土地，需要的只是我们利用富饶土地的意志和决心。”
在谈到博茨瓦纳雨量不足成为发展农业的障碍时，他说，博茨瓦纳已经完成对一部分村庄实现供水的计划，并将继续对其他一些村庄提供供水设施。
卡马总统说，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发挥本国工业的潜力，如修建水泥厂、肉罐头厂、皮革和革制品厂、陶磁厂和木材厂等。
他着重指出了在农村地区发展小型工业的重要性。
据新华社达卡1977年11月16日电
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11月14日在一次水利工程讨论会上讲话，号召人民向乌尔西地区人民学习，在全国更多地修建乌尔西式水利工程，以争取达到粮食自给。
乌尔西地区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在较短的时间内修建了一项水利工程，从而使粮食生产翻了一番。
这项工程被称为乌尔西式的水利工程。
齐亚·拉赫曼总统说，乌尔西人民的成就在于他们意识到集体的力量。
他说，孟加拉国的发展依赖于农业的现代化和乡村的发展。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国家需要工业化，但是政府将把发展农业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齐亚·拉赫曼总统说，孟加拉国自然资源丰富，通过开发和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孟加拉国能够前进，并且繁荣起来。
齐亚·拉赫曼总统说，孟加拉国不能永远靠外国的援助度日，外援的减少，已使经济上的自力更生成为必要。
“我们必须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将付之以行动”。
新华社内罗毕1977年11月19日电
据肯尼亚通讯社报道，肯尼亚总统肯雅塔11月18日在肯尼亚第1座国营玉米加工企业——肯尼亚磨粉有限公司的正式开工仪式上强调说：
“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石。”
肯雅塔总统说，肯尼亚政府“鼓励发展农业，包括发展玉米生产和畜牧业”。
他指出，“玉米粉是我们人民的主要食粮”，“我们要保证肯尼亚人民能够经常获得这种基本商品的充足供应”。
他在谈到政府支持和改进地方工业的政策时说：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有活力的和有效的地方工业，我们准备尽一切办法支持地方工业，反对不合理的进口。”
据新华社巴马科电
据尼日尔《萨赫勒报》报道，尼日尔国家元首孔切最近在国内视察时号召尼日尔全国人民积极参加生产，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粮食自给作出更大的贡献。
他说：
“对于我们来说，寻求尼日尔人民的粮食自给并不是一句空话，实现粮食自给必须首先使我们的经济摆脱自然灾害。”
新华社阿克拉1977年11月20日电
据《加纳时报》报道，加纳北部地区实验农场11月16日向加纳国家元首、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阿昌庞呈送了它所生产的小麦样品。
阿昌庞主席在接受小麦样品时强调说，他一贯相信，只要有决心，在加纳是可以生长出小麦的。
他指出，如果国家在小麦生产方面能够自给自足，那么开展“自己养活自己运动”就会更有意义。

访伊拉克北方名城摩苏尔
不久前，我们访问伊拉克北方名城摩苏尔。
摩苏尔是尼尼韦省的首府，位于著名的底格里斯河上游，距今三千多年前曾是古亚述王朝的中心。
今天，在摩苏尔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反映亚述时期的生活和风土人情的许多出土文物，其中一些巨石浮雕上描绘着古亚述的历史情景。
这些石雕线条雄浑，人物栩栩如生，显示出伊拉克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艺术水平。
公元十二世纪在这个古城修建的大清真寺至今犹存，蔚为壮观。
在摩苏尔市中心屹立着一座称为《春天的母亲》的巨大雕塑。
据当地的朋友说，摩苏尔一年先后有两个气候温和的季节，人们叫它“两个春天之城”。
这个塑像成了这座美丽的古城的象征。
但是，本世纪上半叶，伊拉克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反动统治，摩苏尔曾经日益衰微破败。
1958年07月以及1968年07月，伊拉克人民进行了两次民族民主革命，给古城带来了新生。
现在，摩苏尔的面貌正不断发生变化。
新建的省府大厦和国家拉斐登银行的高大建筑矗立闹市区。
拥有四百八十张病床的共和国医院座落底格里斯河右岸，摩苏尔大学的建筑群分布在河的左岸，连同森林公园和河滨俱乐部，形成了新的文化休憩区。
革命前的摩苏尔几乎没有工业，是一个消费城市。
今日的摩苏尔，已建成纺织、制糖、水泥、炼油等工厂，成了伊拉克北方的重要工业城市。
摩苏尔国营纺织公司有三千工人，五万五千枚纱锭，一千二百六十台织机，年产各种棉布三千五百万米，可满足全国棉布需用量的百分之四十。
这个公司所用的原料，完全是伊拉克北方各省生产的棉花。
另一个大型企业摩苏尔国营糖业公司，有一千名工人，年产十六万吨精制糖，占全国需用量的百分之四十五。
这个公司所用的原料也主要是伊拉克北方生产的甜菜。
看了这两个企业，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伊拉克民族工业的发展，潜力很大，前景光明。
摩苏尔所在的尼尼韦省现在是伊拉克主要农业区之一。
全省有二十五万农业人口，四百万杜纳姆（一杜纳姆等于三·七五亩）耕地，底格里斯河从北向南流过本省东部，灌溉着大片农田。
原棉最高年产量近三万吨，在全国各省中占首位。
小麦和大麦在全国产量中也占较大比重，最高年产量分别为五十万吨和三十五万吨。
伊拉克政府和人民为促进这里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做了不少工作。
如灌溉方面，全省的机井已从1968年前的二百二十眼增加到四百二十二眼。
现在正在筹备在离摩苏尔市四十公里的大河上游修建一座拦洪蓄水灌溉大坝，以进一步改变长期以来农业完全靠天吃饭的状况。
摩苏尔，阿拉伯语的意思是“连接点”。
历史上它曾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中间站，长期作为欧亚贸易陆路通道上的重要城市。
现在，它仍然是伊拉克北方贸易交通中心，并有高速公路同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相通，从欧洲到西亚海湾各国的陆路联运货车日夜不停地经过摩苏尔。
市内跨越底格里斯河的原有的两座桥梁，已不能适应日益繁忙的国内和国际交通运输的需要。
因此，伊拉克政府决定修造一座新的摩苏尔大桥，邀请中国政府协助兴建。
我们走访了正在由伊、中两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同心协力建造中的大桥工地。
这里是一片紧张热烈的劳动场面。
五个桥墩已矗立河面，第6个桥墩和两端的桥台在加紧施工。
工地上塔架高耸，混凝土搅拌机发出隆隆巨响，运输车辆往来如梭。
这座兴建中的大桥长达六百六十米，宽二十米，两边的引桥全长五公里。
大桥建成后，将成为巴格达—摩苏尔高速公路以及通往各邻国的国际公路的枢纽。
大桥修建过程中，伊、中两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同欢乐、共忧患，结下了新的友谊，工地上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事迹。
那是在1976年07月，伊拉克工人萨德等三人在大桥一号墩十米多深的沉井下作业，遇到河床的硫磺层，不幸发生硫化氢中毒，萨德刚叫了一声“救人”之后，三个工人都晕倒在井内。
在井上工作的中国技工耿电正、吴灿英、赵景文三人闻声赶紧冲下井去。
他们屏住呼吸，奋不顾身地进行抢救，终于将伊拉克工人兄弟全部救出沉井。
赵景文因在井下耽搁较久而昏迷，耿电正和吴灿英在帮助赵景文上井后，也头晕目眩了。
先后经过中、伊两国医护人员的抢救，萨德因中毒过深不幸牺牲，其余两名伊拉克工人和三名中国工人都已得救。
伊拉克朋友在向我们谈这件事时，都高度赞扬中国工人舍己救人的精神。
一位工人说：
“我们阿拉伯有句谚语：
困难识真知”。
1976年10月，正是底格里斯河水猛涨的时候，一天傍晚，眼看河水就要淹过三号和四号桥墩。
两个桥墩间卷扬机站的器材马上有被大水冲走的危险。
这时，中国工人立即组织抢救，从上游泅水到桥墩。
四十多岁的中国老工人万根宝在快游到桥墩时，因水流过急，不幸碰在水泥墩上，胸部受伤，随即被水冲到河心的沙洲，沙洲被水冲击迅速消失，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闻讯赶来的伊拉克工人沙拉汗，勇敢地跳进激流，游到河心，把万根宝救上河岸。
沙拉汗这种不顾自己安危抢救中国朋友的高贵品质，受到中国工人的极大尊敬。
当沙拉汗对我们谈起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满怀深情地说：
“因为我们是兄弟。”
热情接待我们的副省长萨米先生对这一切作了一个概括，他说：
“摩苏尔大桥是伊、中两国人民共同建设的友谊大桥！”
新华社记者　熊仲琪（附图片）
在建设摩苏尔大桥的共同劳动中，中国老工人万根宝为抢救激流中的建设物资，被洪水冲走。
伊拉克工人沙拉汗，奋勇跳到洪水中，营救万根宝脱险。
图为万根宝（左）在沙拉汗家作客，两人亲切交谈，共叙友情。
　新华社记者摄

阮友寿副主席接见广州歌舞团
新华社胡志明市1977年11月23日电
中国广州歌舞团11月22日晚举行访问胡志明市的第1场正式演出。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副主席阮友寿，越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素友，越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胡志明市市委书记武文杰，越南文化通讯部部长阮文孝，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黎廷仁、黎光政等出席观看了演出。
广州歌舞团演出的歌舞音乐节目受到了全场七百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特别是当女独唱演员用越南语演唱歌颂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的歌曲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中间休息时，阮友寿、素友、武文杰等领导同志在休息室接见了广州歌舞团团长张束、副团长查烈和王火炎以及部分演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广州歌舞团是11月21日到达胡志明市的。
在此之前，广州歌舞团演员们于11月17日至20日访问了岘港市，并在那里进行了四场演出，受到了七千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南斯拉夫代表团访问扎伊尔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委员法迪利·霍扎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在结束对扎伊尔为期四天的访问之后，11月20日离开金沙萨。
南斯拉夫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同扎伊尔领导人就发展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新闻方面的合作等双边问题以及目前的国际问题和明年07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进行了会谈。

南阿两国签订明年换货议定书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1978年换货议定书，于11月19日在贝尔格莱德签字。
根据议定书，两国1978年的换货额将达到三千七百万美元，比1977年增加近百分之十。

口是心非
苏联信誓旦旦地宣称，它积极支持建立印度洋和平区。
而人们知道，印度洋沿岸国家都要求两个超级大国撤走它们在那个地区的军事力量。
苏联却力图同美国就“稳定”双方的军事力量做成交易，并把这个说成是对印度洋和平和安全的有力保证。
据报道，苏美两国打算通过双边谈判达成一项协议，把双方在印度洋地区“现有的海军力量对比的情况‘固定下来’，但不对舰只的数目或部署的方式规定具体的限制”。
这实际上就是要取得在印度洋继续争霸的合法地位，赖在印度洋不走。
可见苏联的所谓支持建立印度洋和平区云云，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它要建立的是在印度洋的霸权。

咎由自取
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一则象是声明似的东西，攻击索马里政府要求塔斯社和新闻社记者撤走的行动，是一种“不友好的举动”，“剥夺了苏联公众获得有关索马里国家对内对外政策和索马里人民生活情况的消息的机会”。
帽子扣的着实不小。
索马里政府下逐客令，在苏联看来，这无疑是不大“友好”。
但是，苏联在索马里的“记者”成天造谣诽谤，难道是什么友好的行为吗？
这些人干尽了不友好的坏事，又怎能期望别人友好相待呢？
索马里政府不过是剥夺了以歪曲索马里内外政策和人民生活情况为业的苏联“记者”造谣诽谤的机会罢了。
这对于不愿受骗的苏联公众只有好处，何得谓“不友好”？

巴拿马政府首脑发表讲话
美国在巴拿马的殖民飞地必须根除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1977年11月19日电巴拿马政府首脑奥马尔·托里霍斯11月18日说，巴拿马的子孙后代“不会允许一个傲然高踞、使人感到凌辱和不正当的殖民飞地继续留在他们祖国的心脏”。
托里霍斯是在一个象征性地焚烧美国在一九○三年11月18日强加给巴拿马的不平等运河条约的仪式上讲这番话的。
首都的数千名中学生参加了这个仪式。
托里霍斯说，巴拿马人焚烧一九○三年的这项条约，因为现在有了一项新条约。
这项新条约规定，“经过一段有秩序、有组织的过渡，要把存在于我国心脏的所有外国士兵、警察和旗子统统根除掉”。
据新华社巴拿马城电巴拿马学生联合会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巴拿马人民将拿起武器，争取祖国彻底解放。
巴拿马学生联合会11月11日在美国参议员代表团访问巴拿马时宣布的这项声明说，“巴拿马人民的愿望是彻底解放运河和殖民飞地”，“我们的人民已经懂得为摆脱殖民枷锁还需要承受的巨大牺牲。”
“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的民族在反对美国殖民主义存在的持久斗争中已经组织起来。
我们也已在为争取恢复尊严和在一个自由和主权的祖国中生存的权利所进行不断斗争中形成我们的民族特性”。
（附图片）
巴拿马各界人士高举国旗和标语牌，祝贺废除不平等的“巴美条约”斗争的胜利。
　新华社记者摄

日本舆论怒斥苏联海盗
揭露苏联在海上无耻敲诈勒索日本渔民
要求政府改变软弱态度提出强硬主张
新华社东京1977年11月23日电
日本舆论最近强烈谴责苏联在它所划定的二百海里水域内对日本渔船进行敲诈勒索的霸道行径。
据日本政府水产厅发表的资料，从今年06月日苏签订临时渔业协定以来，到11月10日为止，在日本的北方四岛周围海域和萨哈林海域，已发生了一百四十五起日本渔船被苏联无理罚款事件。
被苏联敲诈勒索的罚款达一亿五千万日元。
《读卖新闻》在一篇文章中用大量事实揭露苏联欺压日本渔民的行径。
文章说，06月份以后，“在北海道，只有三千艘日本渔船被允许捕鱼。
但是，等待着这些渔船的是绰号叫作‘熊’的苏联巡逻艇和监视船。”
文章说，“苏联在北方海域发动了猛烈的罚款攻势。
苏联监视船抓住日本渔船到处进行搜查，他们敲诈勒索的罚款额最高时一次就达一万卢布（约合四百万日元）。
如果拿不出现款，他们就把罚款额增加十二倍，同时还象海盗一样把毫无关系的其他日本渔船当作抵押。
如果（日本船员）进行反驳说理也要增加罚款额。
日本渔民控诉说，‘简直成了他们专横跋扈的地区’。”
苏联的“罚款正在威胁着渔民的生活基础。”
这家报纸还在另一篇报道中说，福冈的一家资本只有三百万日元的小型渔业公司，被苏联以“许可证不完备”为借口强行罚款二百万日元，使这家渔业公司不得不宣布倒闭。
苏联的这种霸道行径激起了日本人民的强烈不满。
一些日本报刊经常刊登读者来信，对苏联的无理罚款表示极大的愤怒，并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苏软弱的态度。
群马县一位中学生在信中指出，苏联的这种作法“只能使日苏关系恶化”。
日本《公明新闻》11月20日发表社论，要求日本政府在21日开始的日苏渔业谈判中，对苏联无理罚款问题提出强硬的主张。

“泰国人民之声”赞扬索马里人民反击苏联霸权主义
苏联倒行逆施必遭各国更大反对
新华社1977年11月23日讯
“泰国人民之声”电台11月22日广播一篇短评，热烈赞扬索马里政府为维护民族主权，最近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干涉索马里内政的霸权行为采取了果敢、正义的行动。
短评说，11月13日，索马里政府宣布废除索苏“友好合作条约”，限令苏联立即撤出它在索马里的军事设施，七天内撤走所有苏联专家，并且要求削减苏联大使馆人员。
索马里政府的这一果断措施得到索马里人民的广泛支持。
短评说，为了同美帝国主义争霸，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竭力对非洲各国进行干涉和控制。
短评揭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在非洲国家中制造分裂的阴险手段。
短评最后指出，索马里是继埃及和苏丹之后对苏联的霸权行为采取果敢、正义行动的第3个非洲国家。
这表明“非洲人民已日益看清楚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本质。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非洲的地位越来越孤立，它必将遭到各国人民越来越多的揭露、反对和驱逐”。

索马里人民欢呼驱除新殖民主义祸害
索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揭露苏联在非洲之角心怀叵测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7年11月23日电
最近，记者访问了一些索马里的各界人士，他们纷纷表示热烈支持政府废除“索—苏友好合作条约”和驱逐苏联专家的决定。
一位索马里朋友认为，政府的这一决定是索马里独立以来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
一位工会人员说：
“这一决定反映了索马里人民的民族利益。”
在11月14日的群众游行队伍中，人们看到，一批索马里妇女打着的横幅上写着：
“我们现在已经摆脱了脖子上的枷锁。”
索马里民主妇女协会国际关系秘书达哈博告诉记者：
11月13日晚上，当电台广播政府的这一决定时，九百七十六名妇女积极分子正在国家剧院开会，西亚德总统也在会场上。
当时，所有在场的代表都欢呼起来。
“打倒俄国佬！”
、“俄国人走了，祸害也跟着走了！”
的口号声响彻整个剧院。
她还说：
“我们索马里的所有妇女都支持这一决定。
我们等待它很久了，而我们知道它终会到来的。”
一位索马里新闻工作者在他的办公桌旁对记者说：
“从西北部的阿萨伊尔角到南部的基安博尼角，所有索马里人民都欢呼这一决定。
我们都渴望他们离开，越早越好。
我首先是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其次是作为一名普通索马里人这样说的。”
苏联霸权主义者和他们在索马里的霸道行径早就激起了索马里人民的愤怒。
一位索马里朋友谈到在伯贝拉发生的情况：
伯贝拉居民对那里的俄国军事顾问早就感到不满，两个月前就有人向他们投掷石块。
索马里国立大学副校长法杜莫说：
“为什么以前的朋友变成我们现在的敌人了呢？
这是因为它的所作所为表明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超级大国。
它企图在政治上控制和支配我们。”
接着，她把老殖民主义者和新的俄国殖民主义者作了一番有意思的比较。
她说：
“我们索马里人民曾在1949年10月05日奋起向老殖民主义者投掷石块。
后来，这一天就作为索马里反殖民主义历史中的投掷石块日而为人们所记忆。
在六十年代，我们赶走了美国的和平队，而七十年代的现在，我们又赶走了俄国人。”
她最后说：
“对他们的离开，我们不感到遗憾。”
索马里革命青年联盟新闻书记尤素福指出：
“索马里是黑非洲第1个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的国家。
现在苏联必须离开这个国家，是由于它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与索马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尤素福最后还强调说：
“没有苏联，我们的生活将过得更好。
你不能期待用外国援助来建设一个社会。
我们必须主要依靠我们自己：
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我们自己的技术。”
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11月22日电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11月22日出版的新闻公报中说，苏联向非洲之角提供重型和先进武器，并且向这里派遣古巴作战部队和军事人员，其目的是想在这个地区进一步实现苏联的战略意图。
新闻公报说，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以积极的不结盟政策和依靠自己的原则为指导方针，寻求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同各国进行合作。
新闻公报说，索马里政府过去在很多场合已经对一些国家，特别是苏联采取的行动表示严重不安。
尽管索马里作了努力，但是苏联和古巴却继续向非洲之角运进重型和先进武器，并派遣古巴的作战部队和其他军事人员。
这些行动的背后的目的是进一步实现苏联在那个地区的战略意图。
新闻公报说，鉴于苏联政府已经单方面违反了两国于1974年07月11日在摩加迪沙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索马里政府因而在11月13日作出了废除这个条约和限令所有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在七天之内撤出索马里等项决定。
（附图片）
喜气洋洋的摩加迪沙人民，在游行队伍里欢呼索马里政府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采取的果敢行动。
　新华社记者摄

美国加紧进行核试验继续生产洲际导弹
新华社1977年11月18日讯华盛顿消息：
美国能源部11月17日宣布，美国在内华达州的沙漠进行了一次与武器有关的核爆炸。
这是美国今年宣布的第11次核试验，也是不到一个月内的第4次核试验。
同一天，美国空军宣布，它已经下令生产三十枚备用的民兵—Ⅲ型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空军发言人说，美国现在储存有一百三十九枚民兵—Ⅲ型导弹，以便替换现在处于发射位置的五百五十枚民兵—Ⅲ型导弹中任何发生变异的导弹。
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今年07月曾下令停止民兵（导弹）的生产，但是，国会拒绝了这一要求。

美大公司代表同古官员谈贸易
大约五十家美国大公司的代表在哈瓦那同古巴官员举行了为时三天的圆桌会议。
会议新闻公报说，古巴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以及各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双方讨论了古巴的经济政策以及开展古美贸易等问题。
今年以来，随着古美两国关系的调整，古巴贸易官员和美国企业的代表曾经不断进行过接触。
在这个过程中，古巴方面一再要求美国解除对它的贸易禁运。
　（据新华社）

苏美在空间的武器竞赛
编者按：
正当苏美官方人物就所谓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大肆渲染乐观空气之时，两个超级大国的空间武器的竞赛却开足马力地进行着。
这种空间武器，难道不是战略武器？
可见，两个超级大国不管搞出这样那样的协议，它们为了争夺军事优势而进行的武器竞赛绝不会停止。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11月14日一期上发表的《现在出现新的空间武器竞赛》一文，就道出了一点真情。
俄国正在大力发展空间技术，这是要在超级大国武器竞赛中超过美国的一种新尝试。
苏联的这种最新努力旨在研制一种能够摧毁卫星的有效武器，以便在空间打掉美国的侦察通讯卫星。
如果俄国人获得成功，我国在今后的危机中就要处于不利地位，而这种不利地位也许将成为决定性的。
因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些空间工具进行通讯联络和侦察苏联的军事行动，其中包括苏联的进行核攻击所作的准备工作。
使五角大楼感到不安的是，自去年年初以来，苏联人已经对用于侦察和击毁卫星的武器进行了七次试验。
估计有三次试验是成功了，最后一次是10月27日。
俄国人的这几次试验全都是向一个已在空间轨道上运行的靶子卫星发射一个截击武器。
有三次，截击武器同靶子卫星非常靠近，如果苏联人当时想打掉它就可以把它打掉。
专家们说，苏联人正在改善他们能够摧毁美国全部卫星的武器，这构成十分严重的问题。
战略分析家还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看法：
苏联如果袭击美国的侦察通讯卫星就自然而然意味着战争。
用一位专家的话说：
“依我看，一个国家打下另一个国家的卫星就构成了战争。
苏联对我们将作出何种反应，是要击沉它的一艘军舰还是要毁灭莫斯科，是很没有把握的。”
尽管如此，五角大楼还是认真对待这一威胁，并开始在这方面做了些事情——一是研制在任何交锋中打掉俄国卫星的办法，一是改善保卫美国卫星使它不致遭受攻击的办法。
美国政府最近同达拉斯的沃特公司签订了一项金额为五千八百七十万美元的合同来制造一种摧毁卫星的武器。
这是美国第1次向苏联明确表示：
空间武器竞赛不是苏联垄断得了的。
超级大国很可能在它们准备缔结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阻止地面核武器竞赛的同时，马上投入一场新的空间武器竞赛。

阿联酋第1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第1所大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学，最近在总统扎耶德·本·苏丹·阿勒纳哈扬的主持下，举行了开学典礼。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教育和青年部长阿卜杜拉·本·奥姆兰·塔里亚姆被任命为这所大学的校长。
这所大学设在阿布扎比以东一百二十公里的艾因市，共有四个学院：
理学院、文学院、政治学院和行政管理学院。
它目前共有三百五十多名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