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党动员　书记动手　把教育搞上去
中共浙江省委第1书记铁瑛同志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编者按：
领导带了头，群众有劲头。
11月19日，我们刊登了中共山西省委负责同志带头揭批“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滔天罪行的报道。
今天，我们摘要刊登中共浙江省委第1书记铁瑛同志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揭批“两个估计”的报告。
许多省、区的领导同志，也在紧密联系实际，批判“两个估计”的反动实质，揭露“两个估计”造成的严重危害，带领群众不停顿地向“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进攻。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少数地区和部门领导仍然落后于群众的情况，必须迅速改变。”
领导落后于群众的状况，在教育战线也是存在的。
广大群众对此强烈不满，要求迅速改变。
现在，“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已经被推翻，领导应该彻底改变落后于群众的状况，迅速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清查、大控诉、大批判的高潮。
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两个估计”，不仅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领导要带头，各地区的党委领导同志也要带头。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叫嚷“同十七年对着干”，其险恶用心是要从教育战线打开一个突破口，全盘否定十七年，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改朝换代”，复辟变天。
领导干部带头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就是带头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带头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本报讯
据《浙江日报》报道：
中共浙江省委第1书记铁瑛同志，11月05日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全党动员　书记动手
　把教育搞上去》的报告。
摘要如下：
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为教育工作规定了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
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是教育领域的根本指导思想。
建国二十八年来，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始终照耀着教育战线，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
我们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接收并改造了旧学校，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要求，新办了大量的各级各类学校。
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制度、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我们的学校向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的建设人才，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包括科学、教育以及工、农业等各条战线的技术骨干，大多是我们自己培养的。
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各项政治运动，通过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极大地推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又有许多新的重大发展，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克服学校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现象，进一步推动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广大教育工作者，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人民出了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教育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十分激烈的。
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对教育战线的干扰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他们封锁毛主席指示，对抗周总理指示，精心炮制了“两个估计”，诬蔑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修正主义”，叫嚷要“和十七年对着干”；
诬蔑广大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胡说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次品”就是“废品”，“统统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
这“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两根大棒，是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
“四人帮”炮制这“两个估计”，是为了全面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否定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在教育战线上另搞一套，另起炉灶，妄图使教育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
“四人帮”乱学校，毁教育，对教育事业的破坏是灾难性的。
“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教育路线相对抗。
“四人帮”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
他们破坏教育革命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抓住片言只语，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大搞实用主义。
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
他们把许多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割裂开来，断章取义，片面夸大，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很大混乱。
为了尽快地把教育事业搞上去，必须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深入揭批“四人帮”，把被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一个一个地纠正过来。
毛主席指出：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规定了我们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应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培养什么人。
“四人帮”全面篡改无产阶级教育的性质和任务，鼓吹“学校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学校就是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学生能和走资派斗，就可打九十九分”，“教育革命就是革走资派的命”。
大家都知道，在“四人帮”的字典里，所谓走资派，就是我们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
他们所说的“先锋战士”，就是一批“流氓加文盲”，交白卷的反革命小丑，就是打砸抢分子，“闹而优则仕”的家伙。
他们这样搞，就是要把学校作为他们乱党乱国乱人民、篡党夺权的工具，就是要毁灭教育，坑害青少年。
毛主席指出：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是教育战线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根本保证。
“四人帮”在教育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结帮营私，以帮代党，在一些学校拼凑一个盘根错节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篡夺学校领导权。
毛主席指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种现象在某些地区和学校是确实曾经存在的。
“四人帮”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把局部现象说成普遍的，恶毒攻击各级学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领导权，不停顿地煽动“打倒一切”，层层揪“复辟势力代表人物”，揪“还乡团”，抓“走资派”，疯狂叫嚣“踢开党委闹革命”，反对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妄图把学校变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
毛主席对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早就作过全面的科学分析，指出：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
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
同时，毛主席又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断改造世界观。
“四人帮”全面篡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根本否定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否定广大知识分子在改造世界观方面已经取得不同程度的进步，反对社会主义的只是极少数。
他们把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连同解放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一律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
辱骂教师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蛀虫”，“叮在修正主义臭肉上”的“苍蝇”；
叫嚷“射向资产阶级的子弹”要“从教师身上穿过”，把广大知识分子作为专政对象。
在师生关系上，我们党历来提倡“尊师爱生”。
“四人帮”以批“师道尊严”为名，煽动学生整教师，破坏师生关系，制造师生对立。
他们鼓吹“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根本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和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他们为了打击知识分子，到处制造“马振抚”式的事件，对教师实行法西斯专政。
“四人帮”这一套胡作非为，把广大教师政治上搞臭，思想上搞乱，业务上搞空，使他们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左右为难，无所适从，革命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毛主席指出：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毛主席的指示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迅速培养大量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材，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胜利，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
“四人帮”把红与专对立起来，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叫嚷“知识到手，人被夺走”，“学了专业，忘了专政”，“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他们挥舞“知识私有”、“智育第1”等棍子到处打人，弄得领导不敢抓教学，教师不敢钻业务，学生不敢学文化。
毛主席提出“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毛主席说过大学生要和工人农民划等号。
毛主席的指示很清楚，就是劳动人民要掌握文化，知识分子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劳动人民。
“四人帮”歪曲毛主席的指示，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叫嚷“大学大学就是大家来学”，根本取消学校教育，根本反对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
这完全是实行愚民政策，破坏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毛主席运用唯物辩证法正确地解决了教学工作中政治与业务、主学与兼学、理论与实践、批判与继承、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知识等一系列关系问题。
“四人帮”蓄意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攻击抓业务是“智育第1”、“业务挂帅”，“以学为主”是“关门教学”，学习理论是“反对实践”，加强基础课的教学是刮“理论风”、“基础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是“厚古薄今”，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
他们把“结合典型产品组织教学”作为教学改革的唯一方法，否认教学过程的规律性，否定每门学科自身的科学体系。
他们拆散教研组，搞掉实验室，破坏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在教育思想和教学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毛主席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的方针，使普及与提高，重点与一般正确地结合起来，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多快好省的途径。
林彪、“四人帮”妄图毁灭教育，对普通学校大砍大撤，我省师范学院、丝绸工学院、舟山水产学院都一度被他们砍掉。
他们对中等师范学校、技术学校和城市中学，大搞撤销、搬迁、“下伸”；
在农村中，把大量公办小学和公办中学改为民办，搞乱教师队伍。
他们不仅破坏了普通大、中、小学，还破坏其他形式的学校，使得一些“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徒有虚名。
他们破坏为农业服务的农业中学的发展，破坏厂矿企业办学，破坏工农业余教育。
他们攻击重点学校是“培养精神贵族”，搞“天才教育”。
“四人帮”对各级各类学校破坏都是很严重的。
毛主席强调改革考试方法，反对出偏题、怪题，以学生为敌，搞突然袭击，但从来没有说不要文化考试。
“四人帮”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根本取消文化考试，不仅平时不准考核学生的成绩，而且在招生工作中也根本反对文化考试，攻击文化考试是“复辟”、“回潮”。
这不仅严重影响教学的质量，而且破坏了高校招生工作，造成走“后门”的严重现象，优秀人材选拔不出来。
教育战线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但是我们切不可低估“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
教育战线有些同志现在对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仍然感到有些“理不直”，“气不壮”，心有余悸，正是“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肃清的一种表现。
我们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以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为武器，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

华主席同黎笋总书记会谈
黎清毅、春水，李先念、耿飚等同志参加会谈
新华社1977年11月21日讯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黎笋，今天下午举行了会谈。
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越南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春水，越共中央委员裴珊，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韩念龙，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中国驻越南大使陈志方。
（附图片）
华国锋主席同黎笋总书记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

新疆教育事业十七年成就巨大
各族教师列举大量事实痛斥“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977年11月21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教师，联系二十八年来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实际，狠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在新疆教育战线打响了揭批“四人帮”的第3战役。
新疆各族教师首先用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新疆教育战线取得的巨大成就，痛斥“四人帮”所谓教育战线“黑线专政”的反革命谬论。
他们指出，历史上新疆的教育事业极端落后，到解放时全疆仅有一所高等学校和二十所中等学校，主要集中在北疆的几个城市，而为数不多的小学校都分布在城镇和地主的庄园。
那时，新疆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子弟极少有人上中学和大学。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加强党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拨出巨款兴办学校，大量吸收各民族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进校学习，并且优先照顾和帮助工、农、牧民子女入学，各级各类学校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使新疆的教育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965年同1949年比较，全疆小学增加四倍；
普通中学增加三十七倍，在校学生增加四十倍；
中等专业学校增加四倍，在校学生增加六倍多；
高等学校发展到十所，在校学生增加十九倍。
当时新疆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多数是劳动人民子女。
各族教师回顾十七年新疆教育战线的巨大变化，激情满怀地说：
有了灿烂阳光，天山的雪莲才能开放；
有了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新疆十七年的教育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事实雄辩地证明：
建国以来毛主席革命路线始终在教育战线占主导地位。
“四人帮”睁着眼睛说瞎话，把红线占主导地位污蔑为“黑线专政”，其要害就是想从教育战线打开缺口，妄图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新疆各族教师还列举大量事实，痛斥“四人帮”对广大教师和十七年培养出的知识分子的恶毒攻击和污蔑。
他们说，解放初期，新疆少数民族教师人数不多，为了迅速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培养少数民族教师，到1965年，全疆各级各类学校中少数民族教师已经发展到两万六千多人，比1949年增加二点八倍，其中大学和中等学校的少数民族教师比1949年增加二十三倍，现在全疆少数民族教师队伍中一半以上是文化大革命前培养出来的。
这些少数民族教师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迅速成长，辛勤工作，他们中许多人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成为教师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各族教师指出，人民教师的辛勤劳动一贯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而“四人帮”却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污蔑广大教师是“臭老九”、“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蛀虫”，打击迫害人民教师，真是反动透顶。

毛主席语录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
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

真理压不服阴谋必败露
在上海市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干部、教师和学生代表愤怒揭批“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前后的阴谋活动，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教师的累累罪行
据新华社上海1977年11月21日电
在上海市召开的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来自大、中、小学的一百多名干部、教师和学生代表，学习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联系上海的实际，愤怒揭发和批判了“四人帮”1971年炮制“两个估计”前后的阴谋活动。
参加座谈会的教育工作者指出，“四人帮”阴谋把上海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基地，这些家伙的反革命罪恶活动有很多都是在上海策划的。
反革命的“两个估计”出笼前后，“四人帮”及其余党就在上海搞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早在1969年09月，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就组织人马，炮制了一个《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极力否定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的成就。
姚文元在讨论《纲要》的一次会议上居心叵测地说：
“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
统治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
接着，“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就利用一切机会制造反革命舆论，更加猖狂地兜售其臭名昭著的“彻头彻尾黑线专政”论，进一步把教育纳入他们篡党夺权的轨道。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泽愤怒揭发说，1970年11月，我们学校召开了第6次党代会。
当时，广大师生对“四人帮”散布的“黑线专政”论强烈不满，表示反对。
“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主管文教工作的余党知道后，急急忙忙窜到学校来压阵，胡说什么教育上搞的一套“表面上看来是马列主义的，但实际上是修正主义的，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我们理解彻头彻尾地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指在我们这条战线上，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前，自始至终占着统治地位，这就是从头到尾”，“要改变路线，就要从根本上改变领导权”。
这个余党还杀气腾腾地说，谁要是不同意这种观点，“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党代会不能开，党委不能成立”。
“彻头彻尾黑线专政”论的反革命谬论，在“四人帮”的高压控制下，被写进了我们学校党代会的决议中。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当时还强行规定各大学党代会的文件也必须统统写上这个反动的结论。
“四人帮”在炮制“两个估计”之前，就是这样在上海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舆论准备的。
上海第1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冯光揭发了1971年“两个估计”出笼后，“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在第1医学院采取高压手段，强行推销“两个估计”的一幕丑剧。
当时，上海第1医学院广大师生不同意“两个估计”。
有的同志说：
这种估计不符合一分为二的精神，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虽然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应该肯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
既然是两条路线斗争，就有两个方面，不会都是“彻头彻尾”的黑线，说“彻头彻尾”，就是否定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否定群众的作用。
广大师生的议论，引起了“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恐慌。
他们就采取高压手段，打击迫害不同意“两个估计”的人。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还在第1医学院一手策划了一个所谓贯彻“两个估计”的现场会，指令教育、卫生、文化、出版、电影等系统都派人参加，叫嚷：
贯彻“两个估计”本身就是路线斗争，就是世界观斗争。
为了策划“这个现场会”，他们给发言人先定好调子。
学生发言要说明是来改造学校的；
工人发言要控诉在“黑线”统治下低人一等，是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服务；
教授发言要承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生；
干部发言要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是贯彻了“彻头彻尾黑线专政”。
这次“现场会”把不同意见的同志都打了下去，后果十分严重。
座谈会上，许多代表指出，“四人帮”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全盘否定我国教育战线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教师，罪行累累。
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主任蔡祖泉说，早在1970年09月，我们学校不少干部和教师就针锋相对地提出，十七年教育战线不是黑线专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得知此事，凭借他们窃取的权力，把学校里一百○六名机关干部，统统集中起来，不准回家，办了三个月的所谓“整党补课学习班”，强迫大家接受他们炮制的“黑线专政”论。
他们给那些反对“两个估计”的同志一律戴上“走资派”、“地下复仇军”等等帽子。
但是，“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没有吓倒广大干部和教师，而是激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恨，使大家更加看清了“四人帮”一伙的反动嘴脸。
许多同志虽然身受迫害，但不屈服，相信总有一天仍会重见光明。
静安区第1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师倪谷音说，不仅我们教育工作者坚决抵制“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广大人民群众也坚决反对所谓的“两个估计”。
许多学生的家长，就是在“四人帮”迫害广大教师时，仍然坚决支持教师搞好教学工作。
有的家长识破了“四人帮”批判所谓“师道尊严”，是要破坏师生之间的革命团结，是要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不让自己的孩子斗老师，教育孩子要尊重老师的劳动，为革命学好文化知识。
倪谷音在发言中说，正是因为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许多同志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革命兢兢业业地工作。

关于社会主义利润的问题
许涤新
社会主义企业必须盈利，不断为国家提供日益增长的积累，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发展，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本来是非常清楚的问题，却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
他们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故意把社会主义企业利润和资本主义利润混为一谈，把社会主义企业获得合理的利润同“利润挂帅”混为一谈，一律诬蔑为修正主义经营。
流毒既深且广，严重破坏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今天，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很有必要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社会主义企业利润同资本主义利润是有本质区别的，决不能混为一谈。
马克思经过长期的科学研究，详尽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
这种利润，是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是以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作为前提的。
因而，它体现着阶级对抗关系。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否定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从而否定了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利润。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虽然否定了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否定了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利润，但是，这并不等于也不应该把劳动群众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剩余劳动也取消了。
马克思明确地说过：
“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5页）恩格斯也同样地说过：
“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使我们明确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群众总是要超过自己的需要量，为国家、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的。
没有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就没法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没法满足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面的需要。
如果那样，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就难于维持下去，更谈不到向共产主义过渡了。
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对于劳动者本人来说，固然是超出他自己及其家属的直接需要的劳动；
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国家，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说，却是完全必要的。
因此，斯大林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剩余劳动也如同用来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个人需要的劳动那样，都是“必要”劳动。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肯定了社会主义企业里的劳动群众为国家、为社会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剩余产品）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从而也肯定了由这种剩余劳动所形成的企业利润（还有企业上缴的税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剩余劳动，同资本主义社会体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残酷剥削的资本主义利润，是有本质区别的，决不能混为一谈。
为什么还要把社会主义企业这种由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所形成的收益称为利润呢？
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所以剩余劳动（剩余产品）还需要用价值形式来表现。
把企业收益同企业的总资金对比，这种收益的价值形式就转化为利润的形态。
我们利用这种形态，便于考核企业经营的经济效果，便于评比它们对国家的贡献，从而有利于督促企业精打细算，搞好经济核算，降低成本，增加盈利。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积累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而社会主义企业提供的纯收入（包括企业利润和税金）则是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来源。
由此可见，要高速度进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就要求各个社会主义企业除了按规定完成上缴税金的任务外，还要努力为国家提供日益增长的企业利润。
但是，社会主义企业利润（和税金）的用途并不仅限于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提供积累。
社会主义企业上缴国家的利润和税金，通过国家预算进行再分配的结果，其中一部分是被用来充当积累基金的，但还有另一部分则加入消费基金，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部分消费基金的用途，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指出的，是为了满足“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
这就是说，不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各项管理费用（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要靠它来满足，而且，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科学、教育、保健、文化艺术等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包括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工资）也要靠它来满足，同时，用于养老、救济等等的社会保证基金也要靠它来提供。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企业向国家上缴企业利润和税金，不仅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而且对于所有各个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整个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它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而且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巩固的问题。
“四人帮”所以抓住利润问题大造反革命舆论，到处扣帽子、打棍子，其险恶用心就是想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四人帮”及其吹鼓手，还把社会主义企业的盈利，任意诬蔑为“利润挂帅”。
事实果真如此吗？
难道“利润挂帅”同社会主义企业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获得合理的利润，竟变成了一回事吗？
“利润挂帅”是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他们叫嚷利润应该成为社会主义企业各项计划指标的中心指标，把利润说成是社会主义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对于“利润挂帅”这一套修正主义的货色，我们当然坚决反对，但是，我们更要批判“四人帮”借口反对“利润挂帅”而搞的阴谋诡计。
他们为了搞乱全国，乱中夺权，故意把水搅浑，硬把社会主义企业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基础上所获得的利润，统统诬蔑为“利润挂帅”。
事实上，两者之间，是有着原则区别的。
第1，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不是象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那样把利润看作生产的目的，因此，每一个企业必须以生产各种物质财富作为任务，而不是片面地追求利润，单纯地为盈利而盈利。
一个企业，只要坚持无产阶级办企业的路线和政策，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生产各种物质财富时，充分发动群众，努力增产节约，降低成本，增加盈利，那么，它的经营路线就决不是什么“利润挂帅”。
第2，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是由国家计划来安排的，实行“计划第1，价格第2”的原则。
为了整体的利益，某些产品的价格有时定得低而利润小，甚至暂时允许某种亏损。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仍要坚决服从国家计划的要求，而不能违反。
一些先进单位的经验证明，即使这些企业，只要精打细算，还是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获得利润的。
显然，这同“利润挂帅”是根本不同的。
第3，每一个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只要它是从全局观点出发，根据国家的计划安排，搞好企业的协作关系，不是只顾本单位的利益而自由行动，在这种前提下获得的利润是完全正当的，这同“利润挂帅”是根本不同的。
第4，社会主义的企业首先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并力争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在此前提下努力增产节约，降低成本，增加利润。
显然，这种利润越多，说明企业生产经营的效果越好，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越大。
这同“利润挂帅”又有什么共同点呢？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
“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
我们每一个企业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划清为国家增加积累而盈利同“利润挂帅”的界限，为实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为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今天，社会主义企业扭亏增盈，是贯彻落实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实现天下大治的一项重大措施，是本世纪末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项重大措施。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我们要大声疾呼地肯定社会主义企业利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理直气壮地狠抓盈利，一抓到底！

按劳分配和商品货币相结合就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吗？
刘光第
在按劳分配的讨论中，有一种看法，认为按劳分配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但是，它和商品货币相结合，就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
我同意前一句话，不同意后一句话。
在人类发展史上，商品生产在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中都存在过，它们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唯独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
这种公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具有一系列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特点，它可以被无产阶级国家用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仍然带有旧社会的痕迹。
这种痕迹表现在：
商品仍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重性；
价值规律仍然起作用；
货币仍然是一般等价物。
因此，就仍然有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可能性。
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
历史证明，商品生产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在两极分化的基础上才能引导到资本主义。
在商品生产的漫长岁月中，并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
只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加剧，发生了激烈的两极分化，出现了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这样，商品生产才一步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
而公有制和私有制是根本对立的，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按劳分配不可能在少数人手里积累起大量货币，因而也就没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状况。
总之，没有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具体条件，因此，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本身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既然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事实上又确实产生了新资产阶级分子呢？
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相反，日益巩固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日益巩固和强化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两个决定性的条件，是一切阶级敌人和投机分子企图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从事破坏和捣乱的最大障碍。
但是，他们总是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如果在某个地区、某段时期内，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更加巩固了，而是遭到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不是更加强化了，而是有所削弱，这样，就会给阶级敌人和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商品货币关系就会被利用来从事资本主义活动，于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可能性就成为现实性了。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之所以遭到破坏和削弱，最重要的原因是党内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
特别是象“四人帮”这样的祸国殃民的反革命黑帮，对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
他们从根本上否定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肆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国家统一计划，把我们一切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革命传统、革命纪律，破坏得极为严重，这就为阶级敌人搞资本主义活动大开绿灯，严重地阻碍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稳定，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当然，除了象“四人帮”这样的破坏以外，在我们日常工作中，也会在某些问题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使阶级敌人和投机分子有空子可钻。
只要我们的认识提高了，工作做好了，漏洞是可以堵住的。
正确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不可能出现贫富悬殊的差别，不可能在少数人手里积攒起大量货币。
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基本生产资料不能自由买卖，劳动力不是商品，货币受到严格管理，在这些经济条件的限制下，即使有相当数量的货币，也很难转化为资本；
而且，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允许货币转化为资本。
实践证明，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无产阶级专政是防止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决定条件。
只要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我们又把各项工作做好了，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可能性，就将被限制到最小限度。

驳“四人帮”在劳动报酬形式问题上的谬论
赵履宽
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胡说过：
“搞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奖金，这不是关心群众生活，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莫大侮辱。”
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确实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但不是来自“搞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奖金”，而是来自欺压群众、愚弄群众、不顾群众死活的“四人帮”。
王洪文之流公开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反对社会主义，却以工人阶级的代言人自居，真是反动至极。
那么，“四人帮”为什么要在劳动报酬形式问题上大放厥词、胡言乱语呢？
其罪恶目的何在呢？
列宁说，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62页）可见，没有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也就没有社会主义。
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生产资料公有是按劳分配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本经济前提。
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的必然要求，对公有制的存在和巩固起着重大作用。
“四人帮”肆无忌惮地诋毁和破坏按劳分配这个原则，就是为了破坏生产资料公有制，搞垮社会主义，搞垮无产阶级专政。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明确肯定了的结论，也是众所周知的常识。
披着“革命左派”外衣的“四人帮”要明目张胆地否定按劳分配，确有诸多不便。
于是，他们利用社会主义的劳动报酬同资本主义的工资在形式上的相似，大肆攻击体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劳动报酬形式，以达到否定按劳分配的罪恶目的。
要正确贯彻和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就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而且要有一整套相应的劳动报酬形式，并在实践中正确地运用这些形式。
这本来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也是无可非议的道理。
“四人帮”却不分青红皂白，把体现按劳分配的劳动报酬形式一脚踢开，一律斥之为“对工人阶级的莫大侮辱”。
这表明，他们的反革命狂热已经达到了既不顾事实、也不顾逻辑的程度。
为了彻底批判“四人帮”否定社会主义的劳动报酬形式、进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反革命谬论，有必要认真研究我国现阶段的劳动报酬的形式。
在我国现阶段，按劳分配是通过工分、工资、津贴等劳动报酬形式来实现的。
劳动报酬形式的多样化，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决定于一系列的客观条件。
生产资料公有制两种形式的并存，各部门、各单位在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上的差异，各工种消耗体力、脑力的程度和操作过程的不同特点，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都是决定劳动报酬形式多样化的因素。
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任何事物的合理性，是相对于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而言的。
这个道理对劳动报酬形式也是完全适用的。
任何一种体现按劳分配的劳动报酬形式，都有它的特殊性，都有自己的或大或小的适应范围和适应程度。
正确地认识各种劳动报酬形式的特殊性，并在实践中采取相应的措施，妥善地加以运用，就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反之，如果对某些企业或工种不适当地采用了某种劳动报酬形式，或者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如没有规定合理的劳动定额和产品质量验收制度等）来保证某种劳动报酬形式的正确贯彻，就会产生某些不良后果。
比如，计时工资是一种适应性很广的劳动报酬形式。
但是，如果在执行中有缺点和错误，也会产生平均主义或高低悬殊的破坏按劳分配的不合理现象，对革命和建设造成不良后果。
“四人帮”反对按劳分配，也反对计时工资。
他们控制的帮刊《学习与批判》就在“批判”《二十条》时胡说：
“所谓按能力强弱、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就是公开宣扬为钞票而劳动，……这种按功论赏原来是维护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
可见，“四人帮”所反对的，是包括计时工资在内的一切体现按劳分配的劳动报酬形式。
前面摘引的王洪文在一次小型秘密会议上否定计时工资的狂叫，只不过是比他们的帮刊说得更露骨一点而已！
又如，计件工资的特点决定了它的适应范围小于计时工资，而且随着生产过程的日益现代化，它的适应范围将进一步缩小。
但是，它仍然不失为实现按劳分配的一种劳动报酬形式，不能一概加以否定。
列宁和毛主席对计件工资都不是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
对某些工种来说（如以手工劳动为主的搬运装卸工等），在一定的条件下，实行计件工资是比较适宜的。
“四人帮”往往别有用心地把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绝对对立起来，其实，作为实现按劳分配的劳动报酬形式，二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
根据二者的特点，实行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以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是适合我国当前的情况的。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按照“四人帮”的旨意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给计件工资扣了好几条“罪状”，其实，那些“罪状”同计件工资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而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
比如，在不适宜采用计件工资的工种或企业采用了计件工资，或者在执行过程中缺乏切实有效的措施，都会引起不良后果。
再如，作为实现按劳分配的一种补充形式，在特定的范围和一定的限度之内实行必要的物质奖励，可以弥补基本劳动报酬形式的不足之处，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在实行计时工资、而调整工资的周期又比较长的情况下，正确地实行奖励，对生产所起的促进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工资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正确地实行奖励，对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改善群众的生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散布了一个十分荒谬的公式：
奖金＝奖金挂帅。
他们给奖金制度宣判了许多吓人的“罪状”。
十分明显，正如利润不是利润挂帅一样，奖金怎么就是奖金挂帅呢？
这是连形式逻辑也不顾了嘛。
现实生活是多样的复杂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劳动报酬形式，即使是适应性较广的劳动报酬形式，也不可能全面地解决个人消费品分配中错综复杂的问题。
为了切实有效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全面地解决个人消费品分配中的各种问题，必须坚持政治挂帅，而且有一整套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劳动报酬形式。
不仅如此，劳动报酬形式还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相应地发生变化。
必须着重指出，采用任何一种劳动报酬形式，都应当同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否则，就不能取得应有的良好的效果。
既要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又要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这就是现阶段我们应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把某种劳动报酬形式在适应范围和适应程度上的局限性，说成是按劳分配本身的缺陷，甚至把由于执行不当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也说成是按劳分配本身的问题。
“四人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为他们的反革命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四人帮”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大施法西斯淫威。
“搞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奖金”，既然是“对工人阶级的莫大侮辱”，当然也就是“反革命”了。
好厉害的大帽子！
的确，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从理论上探讨一下劳动报酬形式问题，或者到基层生产单位调查一下这个问题，都是冒着很大危险的。
现在，“四人帮”连同他们的帽子工厂和钢铁工厂都彻底完蛋了，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用科学的态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了。
在社会主义阶段，肯定还是否定按劳分配，这是坚持还是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是重大的理论是非问题。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
“四人帮”诋毁和否定按劳分配，是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必须痛加批判，彻底肃清其流毒。
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出发，正确地选择和运用劳动报酬形式，对于实现按劳分配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使劳动报酬形式日益完善，更好地实现按劳分配，妥善地解决个人消费品分配中的各种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上海轻工业局组织对口检查组
检查推动全系统普及大庆式企业运动
据新华社上海1977年11月21日电
上海轻工业局最近从局机关和所属十一个工业公司以及一部分工厂抽调了二百三十五名干部和工人代表，组成十一个工业学大庆互帮互学对口检查组，深入到计划在今年内建成大庆式企业的工厂调查研究，帮助这些单位加快学大庆的步伐，推动了全系统普及大庆式企业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
上海第十一皮件厂的学大庆规划，第1条就是要象大庆那样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各种错误思想。
但是实践当中，遇到生产任务紧张时，往往放松了学习和批判“四人帮”的斗争。
检查组的同志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和厂党支部成员一起讨论研究，发动群众迅速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高潮。
上海第八皮鞋厂对全面完成八项经济技术指标特别是其中的流动资金占用量这项指标，信心不足。
检查组一面鼓励这个厂的干部、工人学习大庆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一面和大家一起，对全厂各个生产环节的问题逐个进行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
09月份，这个厂每一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比08月份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七，10月份又比09月份下降百分之十左右。

内蒙古用蒙、汉文字编译出版一批科技图书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977年11月20日电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从1972年以来用蒙、汉两种文字编译出版了二百多种科技图书。
今年出版的科技书籍，是这个出版社建社以来最多的。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在出版科技书籍时，首先考虑到本地区生产、科研的实际需要。
在畜牧业生产方面出版了《牛的饲养管理》、《马的饲养管理》、《三北羊》、《养猪》、《简明畜牧手册》等经营管理方面的书和《牛的冷冻精液技术》、《幼畜保育》、《畜用糖化饲料》、《中兽医治疗经验集》等介绍先进科学技术的书籍。
在草原建设方面出版了《栽培牧草》、《固沙造林》、《乌审召草库伦》、《草原灭鼠》等八十多种科技读物。
这些科技图书，绝大部分是蒙古族科技工作者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蒙占族干部、牧民用蒙古文写作的。
这个出版社很注意出版反映各条战线上最新科研成果的书籍。
仅医药卫生方面就出版了五十多种。
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二五三医院外二科主任慕精阿（蒙古族），总结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和科研成果，写成了《股骨骨折新疗法》，很受读者欢迎。
为便于各族人民互相学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把一些蒙古文科技书籍翻译成汉文，把汉文科技书籍翻译成蒙古文出版，还出版了《蒙汉词典》、《汉蒙词典》、《汉蒙成语词典》等工具书。

大蔡庄大队农业科学试验队防治花生枯萎病获初步成果
据新华社济南1977年11月21日电
山东省临沭县韩村公社大蔡庄大队在有关科研部门的协助下，开展了防治花生枯萎病（倒秧病）的试验，初步摸到了花生枯萎病的发病规律，找到了防治方法。
在山东临沭县召开的全国花生资源枯萎病抗性鉴定协作会议上，总结、推广了他们的经验。
为了探索防治花生枯萎病的方法，1973年，这个大队的农科队在临沂地区农科所、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的具体帮助下，在原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研究所的指导下进行科学试验。
通过大田观察、室内鉴定，发现这个大队花生枯萎病有青枯、茎腐、根腐、黑霉和白绢五种类型，以青枯、茎腐为主。
为了取得试验成果，他们又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试验：
（一）改革耕作制度，创造不利病害发生的环境条件。
（二）引进外地抗病品种，进行抗病性能鉴定试验。
（三）搞好种子提纯复壮，增强花生品种的抗病性能。
（四）开展药物防治试验，探索消灭菌源的途径，从而找到了对防治花生枯萎病的有效措施。

宁夏完成全区土壤普查
据新华社银川1977年11月21日电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壤勘查工作成绩显著，为制订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和进一步发展宁夏农、牧业生产，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科学资料。
这项工作是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局的一个八十多人的综合勘查队担负的。
十多年来，这个队跑遍了宁夏全区，包括著名的银川平原，六盘山区和贺兰山区，以及阿拉善左旗的浩瀚的沙漠，以土壤为重点，并从气候、地形、植被以及地下水等方面，对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行了全面的勘查、概查和详查；
完成了全区的土壤普查工作；
研究了宁夏境内的十七类主要土壤的特性、形成和分布规律，以及如何改良利用的途径；
查清了全区的宜农荒地资源。
宁夏六盘山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
勘查队的科技人员克服了各种困难，完成了山区的土壤调查。
他们采集了大量的土样，经过化验，初步查清这个地区各类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并重点调查了这里的水土流失状况和群众开展水土保持的经验。
在银川平原，勘查队结合宁夏引黄灌区的实际，详尽地分析了灌水落淤与人工熟化对土壤的综合影响，区分出“淤灌土”这个新的熟化土壤类型。
调查土壤必须采集土样，过去的采集法很复杂，不易掌握，采样位置凭调查人员主观选定，往往不能全面反映客观实际。
勘查队从森林分层抽样调查中受到启示，以数理统计理论为依据，将调查地区的土壤，按调查的主要因素划分类型，用近似土壤方格调查的方法，划网定点，采取土样，然后用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这种机械抽样办法客观、全面而省工，具有一定可靠性和精度；
为土壤调查开辟了新的途径。
此外，他们还试验研究出了一套适用于宁夏的土壤速测法，提高了工作效率。

尊重脑力劳动
方之
脑力劳动算不算劳动？
应不应当受到尊重？
这本来是很清楚的。
但是，如同其他许多十分明白的问题被“四人帮”搅得混乱不堪一样，这个问题也被他们搞颠倒了。
“四人帮”到处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甚至胡说什么“宁要没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按照他们的逻辑推论下去，劳动不需要知识，凡是同文化知识沾边的，统统在劳动的范畴之外。
这样一来，广大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脑力劳动，就遭到他们的全盘否定和百般歧视。
“四人帮”的这套黑货，是十分荒谬、极端有害的。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上曾起过进步作用。
但是，在长期的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利用这种分工，竭力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思想。
这种剥削阶级偏见，使许多脑力劳动者鄙视体力劳动，把它看成是下等的、卑贱的事情。
我们要教育广大知识分子彻底纠正这种旧思想。
逐步缩小并最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我们为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长期奋斗中，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这决不是说，脑力劳动及其历史作用可以否定；
更不是说，对于今天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广大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可以不加尊重。
如果象“四人帮”那样，否定了脑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成果，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因为没有生产技术和各种文化科学知识，这些就都谈不上。
甚至连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否定，因为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广大工人群众的斗争经验，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人类历史上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经过长期艰苦的脑力劳动而创立的。
岂但如此，古今中外所有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和文学艺术等等，统统必须否定，因为这些东西虽然都以体力劳动者的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但毕竟是脑力劳动的产物。
这样，人类历史的时钟就必须倒拨几千年，一直回到原始社会去，因为从原始社会末期起，劳动就开始分成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类了。
“四人帮”否定脑力劳动的“理论”，就是这样的荒谬！
按照“四人帮”的谬论，不仅广大知识分子的劳动不算劳动，就是许多工人的劳动也要被排斥在劳动之外。
我们知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
在那里，工人的劳动主要是看仪表，记数据，按电钮。
这种劳动消耗体力是大大减少了，然而需要高度的脑力集中和一定的文化知识。
如果只有挥锄头、抡铁锤才叫劳动，那末，这些工人的劳动岂不就被否定了吗？
其实，一切体力劳动都包含着一定的脑力劳动的因素。
农民要种好田，夺取丰收，不需要开动脑筋吗？
工人要做好工，力争优质高产，不需要开动脑筋吗？
那种认为体力劳动无需智力，体力劳动者“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看法，历来就是剥削阶级对工农群众的辱骂和诬蔑。
“四人帮”的胡言乱语不是与此如出一辙吗？
有些同志认为，脑力劳动无非是坐在办公室里，只要凭空一想，笔头一挥，便可大功告成，实在惬意得很。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其实，脑力劳动同样是一种艰辛复杂的劳动。
工程师要搞好一项设计，文学艺术家要创作一部作品，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
更不必说，从事某种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要得出一个重大的成果，往往需要几年、几十年坚持不懈、顽强刻苦的努力。
而某些领域的脑力劳动，本身就包含着相当程度的体力劳动。
比如，有些技术员的工作就是伏案绘图，一天下来，往往腰痠背痛。
外科医生为病人做手术，常常连续奋战五六小时、七八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里一方面要最大限度的思想集中，运用高度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另一方面要争分夺秒，双手操作不停。
这就既花费大量脑力，又花费大量体力。
总之，丰硕的果实，总是靠辛勤的劳动获得的。
对体力劳动还是对脑力劳动来说，这同样是真理。
轻视脑力劳动，贬低脑力劳动者，如同轻视体力劳动，贬低体力劳动者一样，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脑力劳动者，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凡和体力劳动者相近、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都属于劳动人民。
这是毛主席在1948年说的。
现在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依附于无产阶级，干的是社会主义，怎么反而成了“剥削者”了呢？
当然，这并不是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没有差别。
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应该看到这种差别，应该积极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人帮”以为，只要胡说一通脑力劳动不算劳动之类的鬼话，就可以为他们诬蔑广大知识分子为“臭老九”找到理论根据，就可以否定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这当然是痴心妄想。
但是，对于他们这种谬论的影响，却不能听之任之。
我们一定要批判“四人帮”的谬论，肃清它的流毒，使一切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都得到应有的尊重，这对于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十分重要的。

工人革新能手王祖林
王祖林是一个国防研究所的工人，技术革新的能手，我国尖端武器上有着他的贡献。
但是，人们知道他的名字却是在医院里。
不久前记者到一家医院参观眼科白内障摘除手术，只见医生们在做完手术前复杂的准备工作以后，拿着一个钢笔式手电筒大小的东西，往病人眼上一点，象衬衣纽扣大小的一块白内障就取出来了。
医生告诉我们，这个器械叫“二氧化碳制冷白内障摘除器”，是王祖林师傅制造的。
记者访问了王祖林。
那天，他正在工作室里伏案制图。
他告诉我们，三年前，附近一个医院的一位眼科医生来找他，说是从一个患者的亲属那里得知他是搞精密仪器的，而且是个技术革新能手，希望他帮助医院改革白内障摘除器。
王祖林开始有些为难，因为本单位的研制任务忙，自己又不懂医疗上的事。
可是当他了解到医务人员为病人的健康而焦急的心情，便毅然接受了下来。
原来，这个医院做白内障手术用的是“氟里昂制冷白内障摘除器”。
这种器械是用氟里昂气体造成零下几十度的低温，然后把白内障粘出来。
它与过去的一些器械比较是好多了，但是因为氟里昂价钱贵，一般城市不易取得，有些医院虽然有这种器械，因为弄不到氟里昂，仍然不能用。
另外，这种器械有两个输气管子，管子又连着两个高压气罐，不仅绊绊拉拉，给医生进行手术增加了困难，而且不够安全，有的医院不敢用它。
从事精密仪器生产已二十多年的王祖林，革新本行的器械是能手。
可是，改革白内障摘除器就不容易了。
他不懂医疗技术，就一次一次地到医院看医生做手术，请医务人员结合实际讲要求；
不懂有关的化学知识和有关技术，就向别人请教。
在领导的支持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王祖林用了三年的业余时间，进行反复试验，先后研制出四种十几套白内障摘除器，一种比一种好，最后制造出受医生欢迎的“二氧化碳制冷白内障摘除器”。
这种白内障摘除器，不再用价钱贵又来源少的氟里昂冷冻源，而是用价钱便宜又到处可以买到的二氧化碳灭火剂。
这样不但便于城乡医院普遍采用，而且制冷程度大大提高，粘力增强，进一步保证了手术的成功。
另外，这种白内障摘除器，取消了输气管，可以跟手术刀一样操作自如，保证了手术的安全可靠。
北京、沈阳等地的一些医院，近年来用这种白内障摘除器做手术，无一事故。
现在，王祖林正在参加一项研制工作，工作很忙。
可是，他仍在业余千方百计地挤时间绘制二氧化碳制冷白内障摘除器的整体结构图、各部分的分解图，以便全国有更多的医院早日用上这种器械，让更多的因患白内障而失明的阶级兄弟姐妹重见光明。
新华社记者

开展科学实验活动加快勘探步伐
贵州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一五九队全面完成全年钻探任务
据新华社贵阳1977年11月21日电贵州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一五九队党委组织职工开展科学实验活动，加快了煤田勘探的步伐。
全队在连续七年超额完成国家钻探任务的基础上，今年又提前全面完成了全年钻探任务，钻探的数量、质量、成本等各项指标，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一五九队是贵州省工业学大庆的先进企业之一。
在学大庆运动中，这个队坚持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全队十个基层单位普遍建立了有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参加的三结合科研小组，队建立了科研办公室，科研活动搞得十分活跃。
1970年以来，全队共实现技术革新六十一项，初步完成了煤田的地下水与地面水水力联系、煤层煤质趋势面变化等科研项目。
这些科研成果，为全队制定多快好省的勘探方案，加快勘探施工速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一五九队党委在组织群众开展科学实验活动中，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职工的头脑，提高职工们为革命搞科研的自觉性。
就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职工们仍然完成了精度要求比较高、技术难度比较大的液压马达、液压直管器、无芯功频管钢炉等三十多项革新项目。
一五九队党委还注意紧紧抓住生产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大搞群众性的“攻关战”，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过去，搬迁一台钻机设备，五十多个工人要搬五、六天，严重地影响了勘探速度。
队党委针对这个薄弱环节，号召全队职工人人动脑筋，个个想办法。
工人和技术人员们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学习外单位的先进经验，自制成功了适合本地区地形特点的拖拉机加爬犁的运输工具，提高工效五倍多。

让昆虫学为农业现代化服务
——记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昆虫学家蒲蛰龙
六十五岁的蒲蛰龙教授，从事昆虫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经四十多年了。
可是，他的学问真正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作用，还是解放以后的事。
新中国诞生后，远涉重洋去美国深造的蒲蛰龙，立即启程回国。
他立下决心，要把自己的昆虫学专长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解放初期，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不卖给我们化学农药。
蒲蛰龙看到，广大农民只能靠手捕打和用少量土农药来除虫，他十分气愤，立志要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改进原始的除虫方法。
1951年，蒲蛰龙和广东农业科学研究院的青年研究人员一起，开始了利用赤眼蜂防治甘蔗钻心虫的研究。
通过四年试验，终于找到了一套与外国不同的繁殖利用赤眼蜂的方法，为大面积的推广打下了基础。
凡是育蜂治虫的蔗区，甘蔗的虫蛀节减少到百分之零点二，大大增加了甘蔗的产量，而且每百斤甘蔗可增产两斤白糖。
这个方法还推广到广西、福建等地。
广大贫下中农和技术人员进一步利用赤眼蜂来防治粮、棉和森林的害虫，使赤眼蜂成为一种防治害虫的重要生物材料。
1960年，蒲蛰龙同有关研究人员开始了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蝽象为害的研究。
1969年秋，他又带领中山大学的师生到广东东莞县的荔枝之乡，大面积地开展平腹小蜂防治荔枝蝽象的工作。
他们举办生物防治训练班，推广防治荔枝蝽象的先进经验，为东莞县荔枝产区建立了三十个育蜂站。
这些比蚂蚁稍大的平腹小蜂，在荔枝之乡发挥了巨大威力，既消灭了蝽象，又减少了农药的施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
为了解决水稻种植区的虫害，1973年，蒲蛰龙和师生以广东四会县大沙公社为试点，开展以生物防治为主的水稻虫害综合防治的研究，采用以虫治虫，以菌治虫，养鸭除虫，适时适量合理施用农药以及消灭越冬虫源等农业技术措施，控制了水稻蓟马、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等虫的为害，减少农药的使用，对于防止环境的污染、保证人畜的健康和保护田间害虫的天敌，也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近几年来，广东各地的松林，先后出现了大量的马尾松毛虫死亡的现象。
这些害虫为什么会大量死亡？
蒲蛰龙把虫尸采集回来，放在光学显微镜下检查，发现这些毛虫是感染了一种体积非常小的病毒致死的。
以病毒治虫，是现代昆虫学的一个新课题。
蒲蛰龙决心进一步研究出这种病毒的类型。
他用高速离心机把松毛虫的病毒分离出来，做了上百个标本，拿到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拍了上百个照片。
他克服眼睛和腰部的病痛，竭尽全力去攀登科学高峰。
蒲蛰龙和昆虫病毒科研小组，终于在去年弄清楚了马尾松毛虫病毒是核型和质型多角体病毒。
今年04月，他们又在广州蔬菜区发现了蔬菜害虫——菜青虫的颗粒体病毒。
这几种病毒，具有感染力强、害虫感染病毒后死亡快、死亡率高等特点。
这些发现，将开辟病毒治虫的新途径，也将为我国害虫生物防治增添新的内容。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关于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指示的鼓舞下，蒲蛰龙教授激情满怀地说：
“我要拿出理论，拿出成果，拿出产品，来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谈谈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提高服务质量的体会
桂林市东江粮店
编者按：
广西桂林市东江粮店职工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处理工作中的各种矛盾，不断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工作越做越好。
《广西日报》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写了一篇短评，要求商业、服务行业战线上的同志们，用东江粮店这面镜子，照一照自己，想一想自己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究竟怎么样？
如果过去做得不好，今后准备怎么办？
我们希望全国商业、服务行业战线的同志们，都想一想这个问题，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我们粮店职工共二十人，担负七十八个单位和五千七百多户居民的粮油供应工作，月销量上百万斤，每天接待五、六百位顾客。
不同的顾客有不同的要求，商品有紧销的和非紧销的区别，营业员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也不一样，等等。
因此，在营业中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
这是客观存在，不能回避的。
我们对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都处理好了，才能使粮店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现在谈谈我们经常碰到的四对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的体会。
营业员与顾客
营业员与顾客的矛盾，是店里天天都发生的。
要处理好这对矛盾，首先要弄清矛盾的主要方面。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通常情况下，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营业员不是顾客。
为什么？
第1，粮店负责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资料的供应，也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
通过营业员的辛勤劳动，表达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关怀。
我们为群众服务得好，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商业的优越性，就会激发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第2，顾客来店里是为了买粮油，或者看看是否有合意的粮油准备来买的，而不是来找我们的麻烦，或者专门来跟我们吵闹的。
一个巴掌拍不响。
就是有个别顾客态度不好，没有礼貌，甚至无理取闹，只要我们以有理对其无理，一般也不会吵闹起来。
第3，群众对我们意见最大的是我们不方便群众，对顾客不热情、不耐心等等，特别是开“后门”，群众意见更大。
毛主席指出：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矛盾论》）要解决营业员和顾客这对矛盾，搞好粮油供应工作，必须抓住营业员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
比如，方便群众，是解决营业员与顾客矛盾的基本点。
但过去由于我们有单纯的买卖观点，对顾客的要求和困难漠不关心。
在营业时间和服务项目上，往往考虑方便自己多，方便群众少。
后来，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
批判了“官商”思想，认识到社会主义粮店不是单纯的卖米卖油，而是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一定要把不方便变为方便，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我们改变了营业时间，天天开门营业，早开门，晚关门，下班后由值班人员继续卖粮油。
为了方便双职工买粮油，我们增设了职工上班前到粮店交粮油票、交钱、交装具，下班后来店凭牌提货的“三交一提”服务项目。
1974年以来，我们又实行了服务“六到家”，即宣传党的粮油政策到家，代储粮到家，办理小孩增龄加粮到家，为烈军属、五保户送粮油到家，发放粮油票证到家，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到家。
我们把较远的十八个企事业单位划为八个点，定时轮流到点上卖粮油。
这样做，方便了群众，营业员与顾客的许多矛盾也就解决了。
烦　与　不　烦
烦与不烦，是在营业中经常遇到的一对矛盾。
特别是在如下几种情况下，尤其突出：
营业忙、顾客多问的时候；
营业员与顾客钱、票发生误差，顾客要求查清的时候；
营业员带着不好的情绪上班的时候；
顾客挑选商品次数多或买了商品又要求退换的时候。
在这些时候，如果营业员不能正确处理，就容易烦，以致与顾客发生争执。
营业员要不烦，第1，营业员对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
比如，由于商品质量不合格，顾客要求退换是应该的，营业员不能烦。
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粮店，卖的粮油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而不是象旧社会资本家那样为了牟利赚钱。
第2，营业员对顾客烦，往往是由于情绪不好造成的，店领导要善于及时发现和解决营业员的思想问题。
合　理　与　不　合　理
紧销的粮油品种如小麻油、豆类等，每次调来的数量有限，不能使管辖区的每户群众都能买到。
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供求矛盾。
但是，如果我们按政策规定进行合理的分配，这个矛盾是能处理得好的。
如果不按政策、规定办事，利用职权去谋私利，徇私情，开“后门”，必然会造成人为的不合理，从而扩大这个矛盾。
1974年国庆节，我们店调来了一批小麻油，店内职工买了一部分，从“后门”卖掉了一部分，群众意见很大。
通过学习，我们提高了思想认识，决心严格遵守社会主义商业道德，按政策、规定搞好商品分配，绝不利用职权去为个人谋私利。
在粮店内部，我们制定了“四不”措施，即不多占国家控制分配的粮油品种，不多买定量供应的东西，不给亲戚朋友特殊照顾，不与其他单位搞非法协作。
每逢调来紧销品种，我们都做好计划，轮流送到工厂和街道，尽量做到合理分配，使每户都能买到。
当紧销品种数量少时，我们先与工农管理粮店小组研究，从实际出发，进行分配。
广大群众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合理的。
合理与不合理这个矛盾的斗争相当复杂，领导一定要带头坚持合理分配，并坚决同开“后门”的歪风作斗争。
业务熟练与不熟练
营业员与顾客的一些矛盾，往往是由于营业员的基本功不过硬，业务不熟练而产生的。
比如不懂粮油商品知识，把质量不合格的东西卖给顾客，或不能回答顾客的询问；
业务不熟练，工效低，顾客排队等候时间过长。
要解决好这些矛盾，营业员要有一手过硬本领。
营业员要努力学习业务，通过学习，使自己由无知变为有知，由知之不多变为知之甚多。
1974年以来，我们批判了那种认为粮店工作简单，没有什么技术可学的错误思想，抓紧了业务技术训练。
采取以老带新、传帮带和岗位练兵、技术操作表演赛等办法，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原载11月14日《广西日报》　本报有删节）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会见日本自民党新议员访华团
新华社1977年11月21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今天下午会见以村上茂利为团长、佐野嘉吉为副团长、中村靖为秘书长的日本自民党新议员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访华团团员是众议员谷川宽三、石川要三、小岛静马。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中日友协理事单达圻、韩炳培。
访华团将于日内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访问，然后回国。
今天中午，访华团举行答谢宴会，中日友协副会长王芸生，有关方面负责人林丽韫、孙平化、王晓云、金黎等应邀出席。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堂之胁光朗也出席了宴会。
又讯
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11月19日晚上会见并宴请由日本众议院议员村上茂利率领的日本自民党新议员访华团。
王芸生副会长等参加会见并出席了宴会。
访华团是18日到达北京的。
（附图片）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会见以村上茂利为团长的日本自民党新议员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黄华外长会见比利时新任驻中国大使
新华社1977年11月21日讯
外交部长黄华今天上午会见了比利时王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拉乌勒·多尔曼先生，商谈了递交国书事宜。
多尔曼大使是在11月18日到达北京的。

黎笋总书记等越南同志观看体育表演
耿飚同志等陪同观看
新华社1977年11月21日讯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黎笋同志和由他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今天晚上应邀观看了体育表演。
代表团团员、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黎清毅和代表团其他团员、随行人员以及在北京的越南同志，也应邀观看了体育表演。
陪同观看体育表演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国家体委第1副主任徐寅生，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磊等。
体育表演在首都体育馆举行。
运动员们为越南战友表演了体操、乒乓球和武术等体育运动项目。
他们的精采表演不断激起全场一万八千名观众的热烈掌声。
今晚的体育表演是由国家体委举办的。
今天上午，黎笋总书记等越南同志由耿飚同志陪同，参观了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展览》。
（附图片）
黎笋总书记和由他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由耿飚同志等陪同，应邀观看体育表演。
新华社记者摄

几佛非洲独立党举行代表大会
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于11月16日到20日召开了第3次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重申，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实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采取革命的民族民主的社会制度、并使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两个国家逐步走向联合。
代表大会认为，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并不妨碍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无条件地支持南非人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世界上其他人民进行的解放运动。

南朝鲜伪外交官纷纷逃亡国外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最近几年有十四名南朝鲜伪外交官逃亡国外。
这是南朝鲜伪外务部最近公布的材料中所透露的。
报道指出，伪外交官连续逃亡的事实说明，朴正熙集团现在不仅受到南朝鲜广大人民的反对，而且内部互相排斥，处境十分孤立。
尤其是逃亡者的大部分是伪中央情报部的特务，这更清楚地说明朴正熙统治集团内部混乱的严重性。
（据新华社讯）

圣卢西亚总理重申独立要求
圣卢西亚总理约翰·康普顿在最近一次讲话中要求英国政府就圣卢西亚取得独立的要求迅速采取行动，并尽快把目前仍然保留在英国政府手里的权力交还给圣卢西亚。
康普顿总理11月06日在执政的联合工人党年会闭幕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圣卢西亚将和英国政府举行最后一轮谈判，这些谈判的结果必须为一个独立的圣卢西亚确定一个宪法形式并确定独立的日期。

开展技术革新活动　充分发挥设备能力
朝鲜职工努力增加电力生产
新华社平壤1977年11月19日电
朝鲜火力发电工业部门的职工积极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努力增加电力生产。
平壤火力发电厂的职工积极改进操作技术，加强设备管理，缩短机修时间，充分发挥设备能力，增加了电力生产。
今年以来，这个厂月月超额完成生产指标。
进入11月份以来，生产持续上升，每天都比原计划超额一百四十多万度电。
这个厂在增加电力生产的同时还十分注意节约燃料。
仅10月份就节约重油三千多吨。
清川江火力发电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在搬运和组装大型部件中，大胆革新施工技术，实行机械化操作，加速了施工进度。
最近这个厂安装成一个发电机组，已正式投产发电。
咸兴市化学工业部门各工厂企业的职工积极开展群众性的节约用电活动。
这些工厂的党组织深入宣传节约用电的重要意义，广泛介绍和推广工人中节约用电的经验。
“二·八”维尼纶联合企业更换了不适当的大容量变压器和电动机，改进作业方法，使维尼纶和聚氯乙烯等主要产品的单位耗电量比国家规定标准降低了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
（附图片）
朝鲜双重千里马泰安电机厂实现了生产工序机械化、自动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朝鲜中央通讯社稿（新华社发）

我大使宴请新西兰代总理
新华社惠灵顿1977年11月21日电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裴坚章，11月21日晚上设宴招待不久前访问过中国的新西兰代总理布赖恩·托尔博伊斯及其随行人员。
在充满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裴坚章大使举杯祝贺两国之间的关系获得进一步发展。
托尔博伊斯代总理建议为华主席的健康和中国人民的幸福而干杯。

比斯塔首相接见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
新华社加德满都1977年11月20日电
尼泊尔首相基尔提·尼提·比斯塔11月20日接见了以副行长耿道明为团长的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尼泊尔财政大臣贝卡·巴哈杜尔·塔帕也在同一天接见了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
两次接见，尼泊尔国家银行行长夏尔马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临时代办李暖金在场。

罗马尼亚迅速发展造船工业
造船总吨位十一年来增长了十二倍
开展土壤改良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已建成全国土壤改良网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7年11月21日电
罗马尼亚康斯坦察造船厂用五个半月时间提前建成了该厂第七艘五万五千吨矿砂轮。
这艘轮船已于最近下水。
康斯坦察造船厂的成就，可以说是罗马尼亚造船工业迅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罗马尼亚造船工业是从六十年代后期迅速发展起来的。
当时，康斯坦察造船厂只不过是一家修船厂。
它从1968年起才开始造船，最初只造两千吨的近海货轮。
从1973年起建造五万五千吨矿砂轮。
在四年多时间里，该厂共造了七艘这种轮船。
此外，这个厂于去年06月开始建造罗马尼亚第一艘十五万吨油轮。
这艘为纪念罗马尼亚独立一百周年而命名为“独立”号的大油轮，已于今年05月28日下水，整个建造工期还不到一年。
1965年，罗马尼亚造船总吨位为二万九千吨。
1975年，全国造船厂的造船能力增加到二十九万六千吨，1976年又进一步达到三十七万四千吨，约等于十一年前的十三倍。
随着造船工业的迅速发展，罗马尼亚远洋商船队不断扩大。
1965年的海轮载重吨位为十四万多吨，1975年达到一百四十五万四千吨。
1966年以来建造的船只，占罗马尼亚整个船队的百分之八十。
除康斯坦察造船厂外，罗马尼亚还有六家造船厂。
这些造船厂除造远洋货轮外，也建造内河货客轮。
这些船舶除供本国外还向十多个国家出口。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电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近几年来，罗马尼亚大力开展土壤改良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目前，全国水浇地面积已达到一百七十万公顷。
罗马尼亚除了不断扩大水浇地面积外，还积极进行水土保持，在全国广大沙地和容易引起水土流失的地区修建了一系列防止水土流失的工程。
同时，还广泛开展了对盐碱地的改良工作。
目前，罗马尼亚全国已经建成了一个土壤改良网。
按照罗马尼亚一九七六——198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全国水浇地面积将增加一百二十五万公顷。
到1990年，将完成对全国五百万公顷土地的土壤改良工作。
（附图片）
罗造船工业发展迅速，在1976年至1980年期间，将为本国提供百分之九十的商船。
图为罗马尼亚加拉齐造船厂一角。
罗通社稿（新华社发）

老挝费当副主席就老松族新年发表号召书
新华社万象1977年11月21日电
据老挝《人民之声报》报道，老挝最高人民议会副主席费当·罗比瑶11月20日就老松族新年发表号召书，号召老松族人民进一步发扬民族团结友爱的精神，为老挝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号召书说：
“尽管我们取得了进步，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还必须克服复杂、严重和艰巨的困难，我们还要继续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顽强奋斗，以紧密和全面团结的步伐来克服这种困难。”
号召书说，老松族人民要继续发扬同老挝其它各族人民团结友爱的精神，努力奋斗，为建设繁荣的老挝作出贡献。

西亚与东南亚国家讨论加强合作
据新加坡报纸报道，西亚与东南亚经济关系会议于11月14日到16日在新加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这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伊朗、沙特阿拉伯、阿曼、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和金融、工商界人士参加会议。
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14日晚在会议开幕时说，西亚国家同东南亚国家联盟应该建立一种持久的合作关系。
各国代表在发言中强调这两个地区加强经济联系的重要性。

访升龙大桥工地
在我们的云南省境内，有一条滔滔的元江，以磅礴的气势，向东南流去，经过山水相连的邻邦越南，流入大海。
这条波浪翻滚的大江，在越南境内叫红河。
正在建造中的升龙大桥不久将象一条钢铁“巨龙”飞跨在大江之上。
升龙大桥位于河内市西北郊，这是中国援建的目前越南最大的现代化桥梁。
大桥设计为铁路、公路双层两用桥。
下层铁路桥总长五千五百多米，其中江面上正桥长一千六百八十多米。
铁路桥铺设双线，南来北往的列车可以同时飞驰而过。
铁路两侧各有宽三点五米、长二千六百多米的非机动车道。
上层公路桥总长三千三百多米，路宽十五米，可并行四辆卡车，两侧各有宽二米多的人行道。
屹立在惊涛骇浪中的十四座桥墩托起正桥钢梁，在最高水位期间，桥下也能保证河上来往船只畅通无阻。
11月的越南，气候凉爽宜人。
当我们来到升龙大桥工地参观时，正值红河水位不高、工人们加紧施工的日子，我们立刻被那巨大的工程、雄壮的场面和工人们忘我劳动的精神所吸引：
江面上浮着一艘艘驳船，桅杆顶上红旗迎风招展，三十吨的浮吊伸出它那粗壮的钢臂，把几十吨重的物件轻轻提起，准确地安放在预定的位置上；
安装在船上的巨大混凝土搅拌机发出隆隆的响声，不停地向桥墩工场输送混凝土。
江边上，一辆辆卡车满载着碎石和河沙，来回不停地奔跑着，……整个工地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升龙大桥于1974年11月26日正式动工建设，三年来，越南桥梁建筑工人日日夜夜奋战在工地上，他们顶着烈日曝晒，不顾风吹雨打，在有关部门的紧密协作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目前，他们已完成正桥工程混凝土七万六千多立方米，占正桥总工程量的百分之六十九，现在已有十一座桥墩建成和将要建成，另有两座桥墩正在紧张建设中，两岸的引桥工程已打了四百八十多根桩，占引桥总工程的百分之十七。
此外，预应力梁制造厂、预应力管桩厂、机械修理厂、变电站等项目都已建成，并投入了生产。
我们站在河堤上，向江面望去，只见几个灰白色的桥墩，犹如巨人一般屹立在那里，在晨光下显得十分壮观。
这里的每一项成绩都是建桥工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的。
开始动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沙滩、稻田，既没有电，也没有汽车路，连生活用水也要从十多里以外的河内市区往这里运。
但是，参加这项工程的数千名建桥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靠较少的机械修起了公路和铁路，架起了输电线路，为早日开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现代化的工程对技术要求非常严格，建设者们在困难面前，没有畏怯，而是迎着困难上。
经过反复的学习和实践，他们逐步掌握了施工机械的性能、新的施工方法以及各种操作技术。
三十吨的浮吊是水上施工的重要起重设备。
要把这种浮吊运到工地必须拆卸解体，否则就无法运到工地。
在施工急需浮吊，时间紧迫，困难多的情况下，工人们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组成了拆装小组，经过仔细研究，制定拆卸方案，经过三天废寝忘食地连续战斗，终于把两个三十吨浮吊拆卸完毕。
运到工地后，他们又用了三天半的时间安装好了第1个浮吊。
试吊的那天，当浮吊吊起了十几吨物体的时候，工人们的脸上都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第10号桥墩是正式动工后的第1项重点工程，由于水位较高，采取了浮运钢沉井施工方法，1974年11月下旬开工，但是，开工后不久，红河水位突然下降，淤泥增多，河床增高，各种水上机械设备都有被搁浅的危险。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不仅机械设备不能工作，而且有被损坏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全体工人投入了紧张的战斗，把全部水上机械设备转移到深水区第11号桥墩的标位上，并决心加快十一号桥墩的建设速度。
1975年10月10日十一号桥墩比原计划提前了八十二天胜利建成。
在建桥过程中，各个单位之间密切配合、互相支援，加速了施工进程。
1976年08月，南岸的十号桥墩和北岸的六号桥墩都在进行沉井封底的准备工作，这时，因洪水暴发，红河水位不断上升，这有利于使用各种水上机械进行施工，为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速六号桥墩的建设，各个单位都派出专门人员，抽出机械支援六号桥墩。
负责十号桥墩的第七桥梁公司暂停十号墩封底工作，派出了一支由工人和干部组成的队伍，支援六号墩封底。
结果，六号墩比原计划提前十五天完成了封底任务。
此外，供电、供风系统以及运输部门和机械维修等单位的工人也都互相协作，为大桥建设提供了顺利条件。
在工地上，许多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同越南工人一起劳动，汗水洒在一起，有的为建设大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同越南工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升龙大桥的建设者们正为早日建成大桥而日夜奋战着。
不久的将来，一条钢铁“巨龙”将以雄伟的姿态横跨在红河之上。
新华社记者 李永明（附图片）
参加越南升龙大桥建设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同越南工人一起劳动。
　新华社记者摄
越南升龙大桥施工工地。
　新华社记者摄

越南《人民报》发表社论说
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将巩固和发展两国友谊
新华社河内1977年11月21日电
越南《人民报》11月21日就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黎笋同志率领越南共产党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发表了社论。
社论说：
“越中两国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国人民曾经共同团结战斗，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这一长期的团结战斗事业由于数十年来两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紧密相联而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形成了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同志加兄弟’的伟大友谊。
这种友谊是胡志明主席和毛泽东主席所不断培育的，并经受了许多考验。
“中国人民发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一向把自己辽阔的国土当作是越南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坚强后盾，把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当作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
“越南人民时刻铭记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在抗法和抗美两次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给予的多方面巨大和宝贵的援助。”
社论说：
“我国党政代表团这次对中国的正式友好访问，是在越南国家已经完全独立和统一、南北已经欢聚一堂、全国走上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进行的；
也是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第11次代表大会决议的鼓舞下，正在大踏步地进入新时期——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时期的情况下进行的。
兄弟的中国人民在以敬爱的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新的精神和气势，每天都在自己所有的活动领域中创造出新的成绩。”
社论说：
“我国人民坚信，我国党政代表团这次对中国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将巩固和发展越南和中国之间具有美好传统的伟大友谊关系。”

中央条约组织举行军事演习
新华社安卡拉1977年11月21日电
中央条约组织总部11月21日在安卡拉发表的新闻公报宣布，代号为“中间环节——一九七七”的中央条约组织海上演习在伊朗沿海进行了十三天之后，已于11月21日结束。
参加这次演习的有这个组织的成员国伊朗、巴基斯坦和英国以及作为观察员的美国的海、空军各种型号的舰只、飞机和潜艇。
成员国土耳其的一个水下爆破组参加了演习。
公报说，这次演习包括反潜、防空、护航和对水面作战。
演习中还试验了目前使用的武器和导弹发射，运用了为保持海上航道畅通的现代化海上作战技术。

塞内加尔报纸指责古巴干涉非洲
新华社达喀尔电
塞内加尔《太阳报》11月19日在一篇题为《三万名古巴人在非洲》的社论中说，这些在非洲的古巴兵不能不令人担忧。
社论在谈到古巴雇佣军干涉安哥拉时指出，自从安哥拉战争以来，“不再有人对哈瓦那直接干涉（非洲）大陆事务抱有幻想了”，看来古巴兵“要带着武器和行李长期在非洲呆下去了”。
社论说：
“这是非洲自从摆脱殖民枷锁以来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一种巨大的外国兵力部署。
这就特别引起了不愉快的回忆。”
社论强调说：
“这种新式御用军的出现不能不令人担忧，因为它不惜趁机用打仗来强行解决非洲兄弟之间的内部争论。”

“天然盟友”黯然归去
李人怡　朱世达
11月20日，二百一十三名苏联人拿着提包，灰溜溜地乘飞机离开了摩加迪沙。
他们是索马里政府11月13日命令离开这个国家的苏联军事顾问、专家等五千多人中的最后一批。
为了撤走这些被逐的人，苏联当局曾派了十六架客机、三架运输机和四艘客轮到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和伯贝拉。
摩加迪沙和伯贝拉是索马里指定让俄国人离开这个国家的两个集合地点。
索马里政府不允许苏联飞机在索马里南部的基斯马尤和西北部的哈尔格萨两地着陆。
同时，苏联驻索马里大使馆人员总数已从二十六人减少到九人，这同索马里驻苏联大使馆人员的数目相等。
记者在摩加迪沙国际机场看到几百名垂头丧气的俄国人坐在候机室中他们的皮箱上。
他们的行李散落在跑道远处的苏联运输机旁的草地上。
在海关，俄国人的行李、皮箱、甚至妇女用的手提包都受到严格的检查。
有的俄国人想把摩加迪沙政府办公室钥匙带走，但被索马里海关人员查出后没收。
在飞机场的大楼前面，一批新闻记者想拍摄一队载着将要撤离的俄国人的公共汽车，但是苏联大使馆的武官粗暴地阻止他们拍摄。
11月19日，一个俄国人举起拳头要打一个正在执行正常任务的索马里摄影记者。
这时，一些索马里人马上冲上去制止这个俄国人，甚至手持警棍的索马里警察不得不赶到现场来保护索马里摄影记者。
一名警察严厉地警告这个俄国人说：
“先生，你现在是在摩加迪沙，而不是在莫斯科。
这是索马里的领土。”
在机场的工作室里，一位索马里民航官员一边看着一长队正在上飞机的俄国人，一边告诉新华社记者说，俄国人以为他们在这里已经站住了脚。
他们绝没有料到他们这样快被赶出索马里。
这位官员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国。
但是，我们需要自由，我们不需要附有条件的武器。
苏联向这里和那里提供武器，目的是让非洲人互相打起来。”
他最后微笑着说：
“我们真是高兴他们现在正在离开这里。
我所说的我们是指全体索马里人民。”
　（新华社）

恶习难改
被逐离开索马里的苏联人最后还要作出种种丑恶的表演。
有的在上飞机之前仍然向索马里人民耍威风，举起拳头要打人。
显然，他们是在索马里作威作福惯了，竟忘记了自己被逐者的身份。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契诃夫笔下那个惯于欺压老百姓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
他在受审后走出法庭看到聚在一起的群众时，还是习惯地做出立正的姿态，用嘎哑而气愤的声调嚷道：
“散开，老百姓！
不准成群结伙！
回家去！”
真是恶习难改。
有的苏联人还把摩加迪沙政府办公室的钥匙带走。
他们莫非想着有一天可以卷土重来吗？
人们只能斥之曰：
荒唐！

法国增加拨款加强军备
决心努力发展自己的战略核力量
新华社巴黎1977年11月19日电
法国国民议会11月18日通过法国1978年度军事装备拨款。
明年度军事装备拨款为六百七十六亿五千四百万法郎，比本年度增加百分之十五点八二。
这项拨款的三分之一将用于核军备，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拨款将用于军用电子装备和一项发射军事观察卫星的计划。
法国国防部长伊冯·布尔热在国民议会上指出：
“1978年，要建立第1代的战术核力量，提高我们战略核力量的效能，继续试验新的武器，进行新的探索性研究。”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18日在回答议员提出的问题时说：
“在未来的十年内，我们核武器的能力决不会削弱或者出现问题。”

第3世界国家出席联大代表为索马里叫好
苏联在非洲干坏事越多暴露越彻底
索马里代表指出苏联以“援助”为名谋求扩张主义利益
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11月19日电索马里政府宣布废除索马里—苏联“友好合作条约”、赶走在索马里的全部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取消苏联在索马里领土和领海内的一切军事设施的决定传到联合国后，许多正在出席第32届联大的第3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都拍手称快。
他们说：
“这是霸权主义者应得的下场！”
今年09月本届联大开幕之初，赞比亚等国的外长就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对非洲之角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
他们呼吁“大国不要直接或间接地卷入这一动乱的地区”，以免使局势更加恶化。
他们还警告“那些无意加强非洲国家独立而只图谋求自己在非洲的利益和影响的势力”，不要在那里玩火导致更大的武装冲突。
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大会上曾大发脾气，说：
“有人一谈到非洲就指着莫斯科，说非洲的紧张局势其源盖出于此。”
他甚至信誓旦旦地声称，苏联“在非洲并没有为自己谋取任何特权”，也“没有强求租让权和基地”。
葛罗米柯的话犹在耳，索马里政府继苏丹和埃及之后采取的果敢行动，却撕下了苏联的假面具，又一次给了葛罗米柯先生一记响亮的耳光！
恼羞成怒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11月15日通过其出席联大的代表团在联合国散发了一份政府声明，竟然对索马里反咬一口，说什么索马里有“沙文主义的扩张主义情绪”。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这一手法受到索马里和其他非洲、阿拉伯国家代表的痛斥。
索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迪拉扎克·哈吉·侯赛因向记者指出：
非洲今天面临各种形式的外来干涉，以军事干涉最为危险。
索马里同苏联多年打交道已经有了教训，决不能再让美其名为“援助”，实际为扩张主义利益服务的苏联“专家”再在索马里土地上呆下去。
尝过苏联“援助”苦头的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指出，苏联自己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蛮横无理称王称霸，这不算沙文主义，反倒说别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沙文主义”；
苏联自己在非洲到处插手，又是运进飞机、坦克、大炮，又是派遣雇佣军，明目张胆地侵犯非洲国家主权，这不算扩张主义，反倒说别人赶走苏联军事专家、维护民族独立的行动是“扩张主义”，这真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逻辑。
一位南部非洲前线国家的代表还就苏联塔斯社08月14日发表的关于非洲之角局势的一篇声明指出，非洲之角局势急剧动荡的直接原因正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对这一地区大肆扩张插手的结果。
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向来主张对由于过去长期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这一地区国家之间的某些分歧要耐心地和平协商解决。
但是，远离非洲的苏联却耍弄两面手法，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不但向这一地区运进了大量军火，还直接派遣了雇佣军。
今天在非洲之角杀害非洲无辜人民的这些飞机、坦克、大炮恰恰都是苏联造的。
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已经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苏联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进行侵略扩张的新殖民主义者。
他说，“苏联扩张主义者赖在非洲的时间越长，干的坏事越多，它的伪善面目也将暴露得更加彻底。
它不但已经被苏丹、埃及和索马里人民驱逐，迟早还必将从非洲其他的地方被赶走。
玩火者自焚，这正是它自己作恶的必然结果。”

美元地位虚弱汇价持续暴跌
造成西方货币和贸易领域混乱祸延日本经济
据新华社讯
09月底以来，在西方外汇市场上又掀起了一阵美元汇价暴跌的风潮，最近更趋猛烈。
据报道，在东京外汇市场上，10月28日每美元一度只能兑换二四九点05日元，又一次成为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点。
同今年年初相比，美元同日元的比价已实际贬值了百分之十五以上。
在西欧的外汇市场上，美元的汇价也全面下跌，特别是同瑞士法郎的比价，也一再跌到最低点。
美元同法郎、英镑等比较疲软的货币的比价最近也不断下跌。
随着美元汇价的下跌，人们纷纷购买黄金，这使近两年来比较稳定的黄金价格也不断上涨。
每盎司黄金的价格一度突破了一百六十美元，达到两年多来的最高价格。
这次美元汇价的暴跌风潮是美元跌势的延续和发展。
今年年初以来，美元在西方外汇市场上的汇价一直在走下坡路，07月份发展成为一场货币风潮，美元汇价急剧下降，07月底虽暂告平息，但是时隔两月，风潮再起，而且跌风更为凌厉。
美元地位的日益虚弱，从根本上来说，是美国国内经济回升乏力，困难重重造成的。
而今年以来，美国对外贸易连续出现巨额赤字，更是促使美元汇价下跌的直接原因。
今年头九个月，美国外贸逆差已达一百九十三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全年五十九亿美元的三倍多。
美国官方估计，今年全年逆差将达三百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大量外流，信用低落，导致汇价下跌。
另一方面，西欧外汇市场的一些经济人认为，美国政府正企图用美元进一步贬值的方法来缓和其外贸赤字。
美元汇价的急剧下跌已在西方货币和贸易领域造成混乱。
特别是日元对美元汇价的大幅度上升，已给日本经济和出口贸易带来严重影响。
《日本经济新闻》说：
“日元的大幅度上涨，不能不使本来就苦于萧条的产业和出口有关的中小企业，遭受到可以说是决定性打击的处境。”
从而“给日本经济带来紧缩的后果”。

西亚德总统向索马里人民发表广播讲话
苏联是索马里人民的头号敌人
肯尼亚报纸指出索马里的果敢行动是对苏联的沉重打击
新华社摩加迪沙1977年11月21日电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11月20日向全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说：
“我要告诉索马里人民，苏联已经变成索马里人民的头号敌人。”
他指出：
“11月13日的决定是为了维护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和独立。”
他说：
“索马里—苏联友好合作条约应当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但是，苏联公然反对索马里人民的利益，从而背离了这一道路，因此迫使我们作出废除条约的决定。”
他说：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决不同与索马里人民的利益为敌的任何人交朋友。”
西亚德总统说：
“苏联试图在索马里和其他非洲国家之间制造和散布不和。
但是苏联的这些企图没有成功。”
他指出：
“苏联强使每一个国家服从它的命令，谁拒绝这样做就必然被说成是反动者或者是叛逆者。
因此，苏联是一个非常傲慢和霸道的国家。”
他指出：
“我们索马里人不是任人穿着的成衣。
我们是非常自豪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吓倒我们。”
“索马里人民决不接受作任何国家的工具。”
他说：
“我们宁愿饿着但享有自由，不要在别人监护下的繁荣。
索马里人民准备依靠自己。”
西亚德总统号召说：
“我希望，索马里人民将能够克服今后的一切困难。”
他谴责苏联、古巴和以色列联合策划的危及索马里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入侵阴谋。
新华社内罗毕1977年11月20日电
肯尼亚报纸发表文章指出，索马里政府最近废除索苏条约的决定，是对苏联的一个沉重打击。
肯尼亚《星期日民族报》11月20日的文章说，索马里政府上周作出的决定给了俄国人一记耳光。
这是“莫斯科在过去的五年内在东北非遭到的第3次重大挫折”，是在“莫斯科阴谋推翻尼迈里政府而遭到谴责声中，苏丹驱逐苏联顾问仅仅五个月后发生的”。
埃及也作出过索马里那样的决定。
文章指出，索马里采取的行动“使它（索马里）对履行真正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每周评论》杂志最近一期发表文章指出，索马里的决定意味着“克里姆林宫在非洲遭到一次重大挫折”。
文章说，索马里同俄国关系的破裂“说明了迄今为止苏联在非洲奉行的政策是建立在动摇不定的基础上的。”

跳蚤充龙种
最近勃列日涅夫让苏联科学院颁发给他一枚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的极其巨大的贡献”。
这简直是对革命导师的莫大嘲弄和污辱！
马克思在生的时候，看到那些冒牌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在招摇撞骗，就激愤地说过：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还曾这样写道：
“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
‘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没想到在马克思逝世八十多年之后，竟有“跳蚤”恬不知耻地冒充“龙种”。
这种“跳蚤”比一般的“跳蚤”更为可恶。

钱库总管难当
谷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恩斯最近遭到了一连串的攻击。
据说不但总统本人对他不满意，而且白宫的几乎所有顾问和不少国会议员也要求他辞职。
为什么这位掌握钱柜的总管会受到这样厉害的反对呢？
近来，卡特政府迫切需要降低银行短期放款利率，加快货币的供应数量，以便使经济活跃起来。
但是身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伯恩斯对于这些要求竟充耳不闻。
在白宫明确表示提高利率对经济有害之后，他不仅再次提高银行短期利率，而且公然指责卡特政府“鼠目寸光”，看不见当前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的严重危险。
这样一来，就不能不使问题白热化。
人们已经看到，美国经济恢复的速度越来越放慢了。
数百万人长期失业的问题无法解决。
笼罩美国企业界的对经济前景悲观失望的情绪使资本家不愿进行新的投资。
在这样一个时刻，伯恩斯顽强地采取抽紧银根，压缩信贷的手段，给陷入困境的经济泼冷水，这当然是总统所不能容忍的。
但是，伯恩斯对美国的通货膨胀危险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首先，半年以来美国国内的货币供应数量增加太快，已经达到按全年计算增长百分之九点七，大大高于联邦银行原来规定的最多只能增加百分之六点五的指标。
仅是这一项就足以促使一场新的通货膨胀加速到来。
其次，目前卡特政府提出的一系列经济计划和法案，无一不具有加快通货膨胀的副作用，不管是能源法案、农产品价格补贴法案、提高最低工资法案，抑或是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全都是如此。
上述这些情况使对稳定全国金融负有责任的伯恩斯不得不提高警惕。
尽管美国在1974年和1975年出现的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已经有所缓和，但是，从1975年年底以来，通货膨胀的年率又开始上升，最近已接近百分之七（和一年以前相比）。
这同六十年代时期平均为百分之二点三，1970年到1973年平均为百分之四点九相比，都严重得多。
由于今年美国将出现三百亿美元的巨大贸易逆差，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又在持续下跌。
对制止通货膨胀束手无策，正是白宫目前受责难之处。
有影响的美国《商业周刊》不久前就指出：
卡特“政府已保证到1981年把通货膨胀率减少到百分之四。
但是迄今为止，它未能制定出一项有效的反通货膨胀办法”。
纽约第一花旗银行出版的《经济通讯》最近也警告说，今年美国的经济比1976年更经受不起通货膨胀的打击，因为“和去年不同”，美国“现在可能不具有足够的过剩设备能力来制止价格上涨了”。
不过，卡特政府实际上也并非漠视通货膨胀的威胁。
几个月以前，它突然撤销给每个美国人减税五十美元的决定，原因就是害怕通货膨胀的加剧。
看来，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华盛顿当局面临的两难处境：
它所推行的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措施很容易招引来通货膨胀这个魔鬼，而它所实行的一切反通货膨胀的手段又会减缓经济的发展，甚至招来一场新危机。
这种左右为难的状况，已反映在白宫制订政策时的步调紊乱上面。
《商业周刊》最近就埋怨说，美国企业界人士“普遍对卡特的意图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从他那里只“看到乱七八糟的一大堆计划”，因此也就“看不清1978年的经济前景”，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斯这个钱柜总管越来越难当，也就不足为怪了！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