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乐桥/张凌霄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在英明统帅华主席、中央军委抓纲治军号召指引下，三三六○○部队揭批“四人帮”运动战果大，形势好。
最近，部队党委召开工作会议，分析形势，总结经验，部署第三战役，决心继续充分发动群众，大打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夺取这场伟大斗争的彻底胜利。
这个部队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作战中，创造很大战绩，涌现了杨根思等著名战斗英雄。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通过各种渠道，插手这个部队，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进行破坏。
一声春雷，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个部队广大指战员对“四人帮”的怒火，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部队党委根据华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调动千军万马，对“四人帮”发动猛烈进攻，连续掀起了四次揭批高潮。
各级领导干部亲临前线，带头冲锋。
广大干部战士满怀阶级仇恨，控诉、揭露和清算“四人帮”，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一年来的艰苦斗争，获得了令人喜悦的成果。
“四人帮”插手部队反军乱军的罪恶勾当，被一件件一桩桩地揭露出来；
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被他们搞乱了的路线是非开始澄清；
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在得到恢复和发扬，党的绝对领导大大加强。
广大指战员兴奋地说：“打倒‘四人帮’，斩断了黑手，挖掉了祸根，我们部队大有希望。”
参加党委工作会议的同志，回顾一年来的战斗历程，一致指出，“四人帮”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勾结林彪反党集团，把黑手伸进这个部队。
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他们变本加厉搅乱这个部队。
叛徒江青以个人名义给这个部队的直属防化连写黑信、送“材料”，并派其黑干将迟群和那个女黑干将，窜到防化连，煽阴风，点鬼火；
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亲自修改和签发防化连所谓“联系实际”的经验，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歧途。
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五日，江青还不顾毛主席病危，以修改出版防化连与某大学历史系合编的《先秦法家军事著作选注》一书为名，把她一封居心险恶的黑信，转到了这个部队。
“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亲信说什么“江青的信，是一件大事”，“是整个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从批示里头想问题”，阴谋掀起更大的反党乱军恶浪。
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捎话带信，出谋划策，直接插手。
“四人帮”千方百计经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要揪所谓“军内走资派”，恶毒咒骂上级和总部领导是“诸侯”、“军阀”，“名义上是上级，政治上是死敌”，狂叫要“揪一层”“层层揪”，煽动部队同上级党委“对着干”。
他们唆使防化连搞“开门建军”，煽动部队插手地方，并以防化连为联络点，让翁森鹤等坏蛋作黑报告，抛黑材料，别有用心地把“四人帮”的余党、亲信、爪牙请进部队大放其毒，说这是“请进来，走出去”，“军民同学同批”。
同时煽诱群众到防化连“参观取经”，在军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参加党委工作会议的同志认真总结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经验，大家深切体会到，彻底粉碎“四人帮”，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硬仗，要夺取全胜，重要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用华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武装群众，发动群众，调动千军万马，大打人民战争。
一、做到“三个坚决”、“三个放心”，掀起学揭批查热潮。
二、开展“四大讲”活动，充分利用反面教材，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斗志。
三、坚持“四条标准”，掌握思想动向，不间断地进行思想发动。
在运动中他们重点抓好团以上机关的清查和揭批，同时抓好连队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结合实际进行路线对比，澄清路线是非，提高路线觉悟。
参加党委工作会议的同志认真研究了下一步运动的措施，要求所属部队分析形势，找出差距，学习石化部等先进单位的好经验，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打好第三战役，掀起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新高潮。
要紧紧抓住“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联系实际，大打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认真抓好各级机关的十个“应该不应该”教育，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
认真抓好清查工作，尽快地把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件件查清楚，加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让华主席、党中央放心。
（胡乐桥、张凌霄）
版面：头版
揭批“四人帮”不是短时期的任务，对“四人帮”及其死党的流毒和影响不能低估。
要不断总结经验，深入发动群众，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
华主席视察东北三省时的指示
作者：张大明桑逢康沈斯亨
版面：头版
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艺术，究竟应该如何估价，广大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尖锐的斗争。
“四人帮”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否定建国以来文艺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早在一九六六年，“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同卖国贼林彪狼狈为奸，给建国以来的整个文艺工作，描绘了一幅十分阴暗惨淡的图画，断言“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这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射向无产阶级的一支毒箭，是他们篡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权、在文艺领域建立“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的重要理论支柱。
在“四人帮”横行时，建国以后十七年的文艺被他们全盘否定，作者几乎被全部打倒，作品几乎被全部封禁，十七年似乎真的成了无产阶级文艺史上的一段“空白”。
因此，彻底批判反动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按照毛泽东思想体系，对十七年的文艺工作进行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战斗任务。
“文艺黑线专政”论根本违背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四人帮”吹嘘他们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什么“正确的科学的结论”，并捏造说：“这个案，是毛主席亲自定的。”
（见江天的黑文：《铁案如山，岂容推翻》）
这同“四人帮”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贯重视文艺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和六四年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重要批示，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对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分析。
然而，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文艺领域已被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所“统治”，是什么“黑线专政”。
为了澄清“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必须全面地正确地领会毛主席《两个批示》的基本含义，看看毛主席是怎么教导的，“四人帮”又是怎么歪曲和篡改的。
其一，毛主席《两个批示》的斗争矛头和批判锋芒，是直指刘少奇及其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对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某些领导人的错误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可是“四人帮”却别有用心地加以歪曲，变成了对整个“文艺界”和对十七年文艺工作的全盘否定。
毛主席在批示中明明是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可是到了“四人帮”手里，一下子就扩大成了整个“文艺界”！
众所周知，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只不过是文艺界的一部分，是少数，而且是指领导层而言的。
可是“四人帮”偷换前提，偷换概念，玩弄政治魔术，把少数变成了多数，把局部变成了整体，把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错误，扩大成了全体文艺工作者的错误，诬蔑整个“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基本上”都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这同毛主席所说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完全是两码事！
“四人帮”这伙政治骗子，就是这样以假乱真，混淆视听，妄图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种卑劣的行径，只能暴露他们是一伙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
其二，鉴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毛主席在《两个批示》中，侧重讲了文艺界存在问题的一面；
但是，毛主席绝对没有对整个文艺战线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毛主席运用一分为二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既指出“其中的问题也不少”，又明确指出“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
这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辛勤劳动所作的充分肯定。
即使在批评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某些领导人的时候，毛主席也是一分为二的，既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又说“有少数几个好的”；
既说“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又说“不是一切人”。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同“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是水火不相容的。
“四人帮”根本违背毛主席所作的明确指示，居心险恶地全盘否定十七年文艺，把十七年文艺说成一无是处，一团漆黑。
这充分说明他们是一伙形而上学狂，是唯物辩证法的死敌。
其三，毛主席在《两个批示》中指出：“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是毛主席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发出的严重警告，也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包括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的教育和爱护。
然而，“四人帮”却就此大作文章，攻击和诬蔑我国文艺界已经陷入修正主义的深渊，已经变成了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反革命团体。
“四人帮”的这种法西斯式的武断的说法，同毛主席的批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丝毫也没有！
毛主席在这里讲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四人帮”却把一种莫须有的经过他们歪曲了的“现实”，强加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头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可能性只是作为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向存在着，现实则是已经实现了的可能性。
把可能性转化为现实，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因此，必须把可能性和现实严格区别开来。
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但是，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决不等于说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就必然会成为现实，甚至已经成为现实。
只要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只要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领导核心手中，国内外阶级敌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梦想，就只能成为泡影。
“四人帮”装出一副比谁都“革命”的样子，实际上却把资本主义在文艺领域以至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复辟，看作是必然要出现的事物，把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预言”说成是我国目前的“现实”，这恰恰暴露了他们自己的反革命极右面目。
其四，毛主席早就深刻地论述过我国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而这种矛盾情况同旧社会又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
《两个批示》中所说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就是指的文艺（特别是艺术部门）同经济基础还有相矛盾的一面。
这种矛盾的产生，根本原因就在于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蓬勃发展的需要。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文艺作为上层建筑之一，也还有它适应经济基础的另一面。
十七年中，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我国文艺事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文艺革命，使文艺不断得到改造，愈来愈适应经济基础，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四人帮”根本否认我国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艺）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口号。
在他们看来，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上层建筑，尤其是文学艺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只起破坏作用，没有一点相适应之处。
这不仅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恶意歪曲和篡改，而且也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诽谤。
“文艺黑线专政”论歪曲十七年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有一个中心点，就是：十七年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文艺领域里是无所不包、“统治”一切的，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竟然毫无作用，毫无影响。
然而历史决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文艺战线的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尖锐激烈的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十七年。
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矛盾，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在文艺战线上，十七年中，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多次重大的斗争，向文艺领域里的地主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展开了不停顿的进攻，不断巩固和扩大了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每一次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每一次都是以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而告终。
特别是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和六四年的《两个批示》，更是射向刘少奇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重磅炮弹。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率领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和全国人民，向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发动了总进攻。
建国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纪录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斗争、胜利、再斗争、再胜利；
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则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斗争中，毛主席还进一步发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光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宝库。
毛主席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为无产阶级批判地继承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指明了道路。
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的阶级政策。
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为我们提供了鉴别香花和毒草的唯一正确的标准。
毛主席提倡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及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我国新诗的理论，等等，都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所有这一切，都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
同时，毛主席还亲自写下了许多震古烁今的光辉诗词，在无产阶级文艺史上放射着灿烂的光芒，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供了光辉的典范。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榜样。
他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领导文艺工作，把文艺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抓得很紧，抓得很细，抓得很好。
周总理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重要讲话，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报告，以及在历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创造性地阐释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周总理在各种场合，都谆谆教育文艺工作者要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鼓励他们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长期深入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创作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文艺作品。
周总理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良师益友，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青一代，从思想、工作到生活，都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
周总理对许多文艺作品，从构思、创作到修改、排练、演出、出版，都亲自过问。
周总理还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不断推动我国革命文艺事业向前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十七年间，敬爱的朱德、董必武、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关怀文艺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他们瑰丽的诗作，是无产阶级的艺术珍品，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是鼓舞人们继续革命的战斗号角。
十七年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妄图把文艺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桥头堡；
而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努力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这两条路线一直进行着尖锐、激烈、复杂的斗争。
斗争的双方决不是半斤八两，而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着十七年文艺事业的革命性质和发展方向。
“四人帮”胡说十七年中文艺领域是被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着，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把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视为乌有。
他们这样说，不仅是对文艺工作状况的歪曲，而且也是对毛主席、周总理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否定，这究竟是长了哪个阶级的志气，灭了哪个阶级的威风，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文艺黑线专政”论不符合我国文艺队伍的基本状况
“四人帮”对我国文艺队伍的状况有一个完全错误的估计，名之曰：“群魔乱舞”。
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是一支“修正主义的文艺队伍”，勤勤恳恳为社会主义而战斗的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竟然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和“牛鬼蛇神”，理应被列入“专政对象”。
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然而，“四人帮”的这种论调，根本不符合文艺队伍的实际状况，完全违背毛主席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状况的基本估计，也违背我们党历来对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政策。
我国的文艺队伍大致是由这样三部分人组成的：一种是从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来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年代里，为党的文艺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有许多同志在《讲话》的指引下，写出了不少表现工农兵、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对革命起了有益的作用。
全国解放以后，有的担任了各级文化部门的领导工作，有的在创作上取得了新的收获。
另一种是长期在国统区工作和生活的作家、艺术家。
他们之中，有鲁迅的战友和学生，有的做过党的地下工作，许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同情和支持过我们党，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
再一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直接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目前遍布在各个文艺部门和文艺团体中，是一支朝气蓬勃的战斗力量。
我国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文艺路线和政策的，愿意并且实行同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许多人在工作中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他们的世界观已经和正在发生变化，今后还需要进一步改造。
这样一支队伍，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基本力量，决不是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四人帮”在对我国文艺队伍大肆抹黑的时候，特别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各级文艺部门的领导干部。
在“文艺黑线专政”论出笼的同时，他们的“帽子工厂”里就制造了一顶“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的帽子，这同他们后来抛出的“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货色。
其罪恶目的，就是要把文艺部门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打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统统赶下台。
在文艺界，也确有一些人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毛主席指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但是，“四人帮”一伙活象假洋鬼子，不准人家革命。
他们对犯错误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敢于起来抵制和反对他们的同志，则罗织罪名，诬陷迫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种法西斯行径，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坚决反对。
在我国文艺界，有没有牛鬼蛇神呢？
当然有。
不过不是别人，正是象胡风、姚蓬子这样的老反革命，江青、张春桥这样的叛徒、特务，姚文元这样的阶级异己分子。
他们钻进我们的肝脏里面，兴妖作怪，为非作歹。
然而，他们和以他们为代表的地富反坏分子只是一小撮，这种人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
“文艺黑线专政”论不符合十七年文艺创作的基本状况
“四人帮”对十七年的文艺创作也有一个完全错误的估计，名之曰：“毒草丛生”。
在他们看来，十七年来的文艺创作，统统不过是封、资、修的大杂烩。
这种歪曲和诬蔑，同毛主席关于成绩“不能低估”的指示大相径庭。
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社会主义的新政治和新经济，必然要求、也一定会产生社会主义的新文艺。
十七年中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毛主席关于“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指示的鼓舞下，对刘少奇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等部门，都创作出了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取得了“不能低估”的成绩。
如：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电影《红色娘子军》、《南征北战》，话剧《万水千山》、《霓虹灯下的哨兵》，历史剧《甲午风云》，舞剧《小刀会》，豫剧《朝阳沟》，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民歌集《红旗歌谣》，新诗《三门峡》、《向困难进军》，小说《创业史》、《林海雪原》、《红岩》，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油画《开国大典》，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泥塑《收租院》，等等。
这些作品热情地歌颂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歌颂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歌颂了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战斗历程，反映了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描绘了壮丽的社会主义建设图景，展现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塑造了有血有肉、感人至深、多彩多姿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密切配合了现实斗争和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
这些作品，从题材、思想到人物，比之于三十年代国统区的进步文艺作品发生了质的变化，比之于解放区的新文艺作品也有很大的提高。
十七年中戏曲舞台上演出的大部分是旧戏，存在的问题要多一些。
对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加以改革，使之能反映现实的革命斗争生活，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但是，在传统戏曲中，有的含有封建性的毒素，有的则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进步意义，艺术上也有可供借鉴的地方，不能一概否定。
“四人帮”违背列宁关于“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五页）的经典性论述，在他们看来，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作品就一定是封建的，在资本主义时期产生的作品就一定是资产阶级的，在两者之间划等号，一概排斥，反对批判地继承优秀文化遗产。
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十七年文艺作品中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呢？
当然有。
如《清官秘史》、《武训传》、《洼地上的战役》、《草木篇》，《李慧娘》之类。
这些毒草，归根结蒂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
然而，毒草有则有之，但它决不是十七年文艺创作的主流。
十七年中，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还是占大多数，主流是革命的，健康的。
斗争尽管有曲折，有反复，但总的趋势表明：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是愈来愈多，而不是愈来愈少，“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得到解决，文艺创作的水平在逐步提高。
如果不是由于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一定会出现更加繁荣的新局面。
“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大搞阴谋文艺的组成部分
“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的发迹之作，它貌似革命，实则极右，是“四人帮”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搞阴谋文艺的一个组成部分。
必须看到，十七年中，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是相当严重的。
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批判他们在文艺领域里的罪行，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而“四人帮”恰恰就是这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积极推行者。
他们同刘少奇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干了大量坏事。
江青就是一个封资修文艺的狂热崇拜者。
张春桥、姚文元则在文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既然如此，“四人帮”为什么又要抛出反动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呢？
其中的“奥秘”就是他们妄图一箭双雕：一方面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一方面掩盖自己的黑心，把他们一伙打扮成同刘少奇作斗争的英雄，欺世盗名，以便“改朝换代”，建立“四人帮”的所谓“新纪元”。
为了夺取文艺战线的领导权，“四人帮”故意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新中国和旧中国的本质区别，故意混淆路线是非，把红的也说成是黑的，然后加以全盘否定，统统打倒，取而代之。
他们集中攻击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支持和肯定的文艺作品，借以发泄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恨。
这是他们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四人帮”树起“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纛，“以人血染红顶子”，吹吹打打，粉墨登场，仿佛只有他们这帮丑类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才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
什么“马克思死了没有留下什么，我（江青）还留下二十几个样板戏”呀，什么《讲话》“基本上是我的思想”呀，什么“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呀，呕哑嘲哳，不一而足，俨然是“旗手”再现，“女皇”登场。
然而，“四人帮”给人们带来的并非福音，而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他们变本加厉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恣意践踏党的文艺方针，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和法西斯统治。
他们招降纳叛，翦除异己，建立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他们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篡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鼓吹“三突出”和“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炮制《反击》、《盛大的节日》、《春苗》、《冲锋向前》之类的大毒草，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
“四人帮”的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比之三十年代蒋介石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比之解放后刘少奇、林彪的干扰和破坏，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英明领袖华主席深刻地指出：“四人帮”“抓的文艺，以写所谓‘走资派’为名，肆意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
“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正是他们搞反革命修正产义文艺路线，搞“阴谋文艺”的基础理论。
它通过全盘否定十七年文艺，恶毒攻击、丑化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从文艺打开缺口，进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这就是“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实质和要害。
最近，八三○二六部队二连进行了长途野营拉练。
大家联系实际重温毛主席“一一·二四”批示，批判“四人帮”破坏落实毛主席指示的罪行，异口同声地赞扬野营训练是恢复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搞好两个“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有效途径。
拉练年年搞 都有“新套套”
我到部队七、八年了，差不多年年搞拉练。
今年开始搞拉练，我以为是老一套，再怎么练也不过是那些东西，因此不大在乎。
结果，连队拉出去不久，就碰了钉子。
第一天宿营，连吃带住，全连整整花了两个半小时，比规定时间多了一倍。
紧接着，一次配合机械化行军，连队显得很乱，好大一阵子才纠正过来。
为什么拉练年年搞，问题还不少呢？
我冷静下来，认真作了分析：连队每年都有新战士补入，拉练对于他们是新课目。
就是往年拉练过的同志，有相当一部分的职务变动了，每次训练的内容不一样。
还有，每年野营训练的重点各有不同，往年我们是以打坦克为主，这次是以武装泅渡和反空降为主。
近几年由于受“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野营训练被搁到可有可无的地位，训练质量是很成问题的。
要恢复这一传统的练兵方法，学会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走、吃、住、打的本领，还有不少新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
我由此明白了，野营训练不是“老一套”，而是部队训练的老传统，年年搞，年年新，大有搞头。
去掉了“老一套”的思想障碍，拉练中，我坚持深入到班排，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并和大家一起探讨了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新特点，演练了在沾染地段野炊、山地长途奔袭、摩托化开进等新课题，连队越练越棒，我自己也受到很大锻炼和提高。
连长 薛文滔
身在野营中 更觉人民亲
以前，老乡到营区看电影、办事情，我总是爱理不理的，还嫌麻烦，有时还耍脾气。
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我的态度有问题，我还觉得委屈。
在野营拉练中，我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的问题，端正了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
大旺村大队的贫下中农听说我们要来，忙得不得了。
我们一到，住房、床铺、柴草，早已安排停当，就连烫脚水都准备好了。
部队临走时，贫农老大爷陈士桂还煮了十五个鸡蛋，悄悄地放在同志们的挎包里，真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贫下中农的一举一动，深深感动了我。
为什么人民群众待我们这样亲？
一天，陈大爷给我们讲了一番出自肺腑的话。
他说：解放前，国民党匪军常在这一带抢粮杀人，放火烧房，为非作歹，罪恶滔天。
多亏了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消灭了那些狗东西，为我们解了恨，报了仇，使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一看见你们，我们就觉得格外亲哪。
听了陈大爷的话，我又激动又惭愧，从心里感受到人民群众对我们深厚的阶级感情。
从而认识别我们对人民群众抱什么态度，是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
“四人帮”妄图破坏军民关系，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性质，我们决不能上这个当。
打那以后，我十分注意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处处留心为人民做好事。
在驻训期间，我经常为队里的五保户挑水、打柴，同贫下中农一起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起搞生产。
到了二界岭大队，正赶上队里送公粮，我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和同志们组成了送粮队，奋战了一天，帮助生产队送完了二万多斤公粮，贫下中农感动地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
战士 雷新安
艰苦环境见深情
有一段时间，排长孟范军因为工作问题批评过我几次，我心里不痛快，认为排长对我另眼看待。
因此，有啥话就憋在肚里，不愿对排长讲。
这次拉练，在艰苦环境中，我感到了排长对战士深厚的阶级情意，受到了深刻教育。
行军途中，我感冒了，为了不拖累大家，我一声不吭。
可是，排长不知道怎么发现了，找卫生员给我看病不说，还帮我扛枪。
到了宿营地，又给我支铺，让我睡高床，他自己却睡在潮湿的地面上。
晚上，我胃口不好，他亲手给我做病号饭。
在艰苦的环境里，排长待我象亲兄弟。
联想到平时排长对我严格要求，正是出于真诚的爱护，是对革命高度负责的表现，可我却从私心杂念出发，错怪了排长。
后来，我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实行官兵团结的指示，心里越想越惭愧。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排长主动亮了思想，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
从此，我经常向排长汇报思想，提合理化建议。
排里参加拉练的只有我一个班长，在骨干少，任务重、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我处处尊重排长，支持他的工作。
一次安排住宿，有个同志对排长有意见，我就找那个同志谈心，及时地消除了误会。
全排同志亲密无间，团结战斗，野营训练任务完成得很出色。
班长 关洪献
栏目：学军事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体会
“藐视”“重视”与两重性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两重性，提出了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英明论断。
这是我们战胜一切侵略者的行动准则，也是我们打好揭批“四人帮”第三个战役，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军事路线、军事思想的是非纠正过来的锐利武器。
对敌人一分为二地进行阶级分析和阶级估量，是确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思想的前提。
“四人帮”否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两重性，为他们大搞投降主义制造理论根据。
在他们看来，对敌人讲藐视就不能提重视，否则就是“故意吓人”，“单纯军事观点”，“唯武器论”。
他们这个反动逻辑，对战争准备和战争指导，都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是一个完整的思想。
这是根据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两重性提出来的。
我们如果看不到纸老虎的一面，不能在战略上藐视敌人，那么，在战术上重视就成了畏敌如虎，就要犯右的错误；
要是忽视真老虎的一面，离开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藐视便成了轻敌，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曾多次出现由于用一点论来分析敌人，而导致对战争形势的错误分析。
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革命武装力量还处于星星之火，敌人大规模进行反革命“围剿”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提出和敌人拚消耗；
林彪忽而主张“短促突击”，与敌人硬拚。
忽而发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哀鸣。
至于说到“四人帮”，表现得就更离奇了。
他们戴着形而上学的有色眼镜，既不能对“西洋虎”一分为二，也看不到“北极熊”的两重性。
这一小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表面上装扮得气壮如牛，实际上被两个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吓破了胆。
他们又是向帝国主义献媚，出卖党和国家的机密；
又是要投靠苏修，甘当儿皇帝，充分表现了他们反革命战略策略的极右实质。
总结斗争经验，说明一条真理：我们要全面领会和掌握毛主席的战略策略思想，必须批判和克服在战争指导上的形而上学，认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两重性，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样才能克敌制胜。
满天澄
转化是有条件的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
毛主席说，它既是真的，又是纸的，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
这个由真变纸的转化过程，反映着事物发展中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必然联系。
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真老虎存在着变成纸老虎的可能性，但是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需要有一定的条件，需要有一个过程。
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革命人民坚持斗争的实际步骤。
以抗美援朝为例，当美帝国主义发起侵朝战争的初期，在国际上有许多朋友担心我们能不能顶得住；
敌人则幸灾乐祸地说，这下子中国和朝鲜可完了。
国内以刘少奇、林彪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被敌人的反动气焰吓倒了，反对出兵抗美援朝。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却坚定地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朝人民一定会打败它。
我们说一定会打败它，这还是一种可能性，并不认为美帝国主义可以不戳自破、不打自灭。
需要我们在正确路线指引下，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把打败它的可能变为现实。
三年多转战争实践，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创造条件，促使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过程。
具体到每一个战役战斗的实施，也是这样。
一九五三年春，上级命令我们部队攻打临津江东岸敌人的一个重要阵地老秃山。
老秃山工事坚固，防御森严，敌人称它是“三八线上的金刚锁”。
我们接受任务后，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怕死厌战，士气低落，这把“金刚锁”表面上虽硬，本质是虚弱的，我们完全有可能砸开它。
为了把战斗的决心变成胜利的捷报，我们多次到敌人鼻子底下摸情况，详细侦察了山上的工事构筑和敌人的行动规律。
为了达到突然进攻敌人的目的，我军利用雾雨夜悄悄地到老秃山的半山腰挖了两个屯兵洞，提前把两个连的兵力和大量枪枝弹药隐蔽在洞里。
经过充分准备，夺取老秃山的条件基本成熟。
三月二十三日晚上八时，我们以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突然向敌发起攻击。
经过四天四夜激战，歼敌二千四百多名，终于夺回并守住了阵地，砸开了“金刚锁”。
我们干革命就是做转化工作的，就是创造转化的条件，不断地去开各式各样的“金刚锁”，促使可能向现实转化，促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
“四人帮”否定转化条件，在现实与可能之间硬划上一个等号，鼓吹“自然而然”论，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尚心云
头脑要“冷”又要“热”
毛主席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要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这个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就得头脑要冷又要热。
冲天干劲是热。
科学分析是冷。
从表面上看，冷和热似乎如同水与火，不能并存。
其实，它们象别的事物一样，是对立统一的。
把二者割裂开来，任意取其一个，都要违背事物的发展规律。
譬如气候只有冷没有热，禾苗就不能生长；
反之，只有热，热到一百度、二百度，地球上的生物就无法生存。
同样，一个人只热不冷，或是只冷不热，那准是“害病”的表现，就干不好革命工作。
只爱热不行，只爱冷也不行，那么先冷后热或是先热后冷行不行？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对立的双方同时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把冷和热分成两段来实行就会得“疟疾病”，干革命必然左摇右摆，时紧时松，甚至半途而废。
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时刻都要把冷和热统一起来，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把革命工作做好。
指导革命战争，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由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的工作，更要讲求冷热结合。
只热不冷，蛮干一通，不吃败仗也得受挫；
只冷不热，忧心忡忡，必将丧失敢打必胜的信心。
头脑要冷又要热，才能打胜仗，让帝国主义现出纸老虎的原形。
在抗美援朝“三八线战役”中，我连担任尖刀连任务。
当时连队进行了仇视、鄙视、蔑视美帝的教育，大家的战斗情绪十分高涨。
这时，党支部认为，美帝的装备占优势，有被吹嘘为“固若金汤”的三十八度防线，决不能在战术上掉以轻心。
我们又发动大家认真地研究敌情，冷静地分析战斗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解决的办法。
这样，我们从精神和物质上都做好了充分准备，战斗一打响，仅用了八个小时就挺进一百五十多里，突破“三八线”，直插敌心脏，“固若金汤”的防线，成了一壁泥墙。
战斗实践证明，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战略上要敢于和它斗，在战术上一定要以冷静的科学头脑分析情况、善于和它斗。
这样才能使“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转化成“死老虎、豆腐老虎、纸老虎”。
“三八线尖刀英雄连”党支部
栏目：学军事
练近战，练夜战，练好技术为实战。
这是五一○五四部队七连指战员在苦练夜间侦察技术。
本报通讯员摄（照片）
作者：八一二二六部队后勤处副处长李富贵
栏目：学军事怎样指挥打仗
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四九年十月南下作战，我们排在一次拦头截击逃敌的战斗中，攥紧拳头，出其不意，前后只用了二十几分钟，就消灭了敌人的一个加强连，为主力全歼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那时我刚当排长不久，一天，团首长突然把我找了去，要我们在五天之内赶到湖南、广东交界的罗峰峡口拦头截击向南逃跑的敌人。
团首长说，当面之敌为了逃脱被歼的命运，正向罗峰一带逃窜。
抢在敌人之前，占领罗峰峡口，是关系到我们全歼逃敌的关键。
当时，我信心百倍地向团首长保证说：“我们一定克服困难，争取时间，提前赶到罗峰峡口，按住敌人的蛇头，为主力全歼敌人创造有利条件。”
接受任务回来，我率领全排立即出发。
一路上，昼夜兼程，拚命往前赶，有时一天走一百三、四十里，提前到达了罗峰峡口。
罗峰峡口有两条道，一条是穿谷而过的大车道，另一条是右侧小山沟的羊肠小道。
这两条道都是敌人可能经过之路。
是将兵力分散在两条路上埋伏，还是集中一条路上？
我反复考虑着：作为一个指挥员，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不被复杂的环境所迷惑，所支配。
眼下，两条路敌人虽然都有可能通过，但总有主次之分。
只有把兵力集中使用在主要方面，才能更好地堵住口子，完成歼敌的任务。
于是我再次勘察了周围地形，并对敌情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同时发动全排讨论。
最后一致认为，敌人是溃逃之敌，为了不被我主力发现，从大道上走的可能性小。
而羊肠小道，树丛茂密，便于敌人隐蔽撤退。
同时，小道的这段山谷，又便于设伏，而且火力也能有效地控制罗峰峡口的大道。
根据这一情况，于是我便把全排的兵力、兵器都集中到那条小道上，同时派出三人战斗小组到罗峰峡口的大道前沿担任观察警戒。
为了把拳头握得更紧，我又在小道上选了又狭窄又险陡的地段，重点进行了部署，并在小道沟内埋好了地雷。
不出所料，天刚黑下不久，约一个加强连的敌人顺着羊肠小道，慌慌张张地逃来。
借着树林和夜色的掩护，我们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敌人的动静。
直到敌人离我们只有二十几米了，我才大喊一声：“打！”
顿时，机枪、步枪、手榴弹、地雷一齐开火，寂静的山谷，火光闪闪，响声震天。
狼狈窜逃的敌人，象无头的苍蝇，乱撞乱叫。
我一方面叫副排长带着一挺机枪和几个人去控制小道出口，同时，我率领二、三班迂回到敌人后边。
敌人为了活命，拚命往回逃，又被二、三班的同志甩出的一排手榴弹打了回去。
敌人见冲不出，退不回，最后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
敌人的后续部队，见前面打得这么激烈，以为我军主力早已抢占了罗峰峡口，黑灯瞎火的也不敢前进。
这样就为我主力全歼敌人争取了时间。
战后，我排受到了上级的通报表扬，并有四个同志立了功。
（徐海峰、张建新整理）
作者：肖绩尧
栏目：学军事投枪篇
读过《阿Q正传》的同志，都会感到阿Q的那个“精神胜利”法颇为滑稽。
他自己被人家揪着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无可奈何，却自慰为“儿子打老子”，便心满意足的得胜了。
阿Q的“精神胜利”法反映了一个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不觉悟农民，缺乏反抗精神而自欺欺人的落后意识。
鲁迅先生写这部作品，是要唤起工农大众的革命觉悟，打掉“精神胜利”法。
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今天，自封为天才理论家的林彪、“四人帮”之流，竟主张把“精神胜利”法运用于现代作战之中，真是卑鄙而又恶毒。
这伙乱臣贼子，打着批“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的幌子，竭力否定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大肆贩卖唯心主义的“精神万能论”。
什么打起仗来“就是靠精神原子弹”呀，“枪打得不准那是次要的”，“战术落后就叫它落后”，因为“精神是万能的东西”。
什么“军事训练好办”，“革命搞好了，其它就自然而然的上去了”。
诸如此类，总括为一句话：似乎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们只能靠“精神”取胜于敌了。
林彪、“四人帮”的这个荒唐逻辑，既反对物质变精神，也反对精神变物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物质决定精神，认识来源于实践。
人的勇敢精神，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只能从革命斗争实践中来。
只能通过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和革命战争烈火的锤炼，才能产生出来。
同样，勇敢精神可以转化为熟练掌握手中武器，掌握战争规律，达到克敌制胜的物质力量。
但这种转化也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也要通过训练实践和战争实践才能实现。
林彪、“四人帮”大搞军事取消主义，鼓吹“自然而然”论，把精神完全说成是先于物质、脱离实践、超乎于人类的东西。
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当然，林彪、“四人帮”贩卖“精神胜利”法与阿Q仅仅为了求得一点“自慰”大不相同。
其目的是要用唯心论冒充唯物论，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取消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取消广大指战员军事艺术的提高，在苏美争霸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反对我们搞革命的实力。
那么，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旦对我发动侵略战争，按照林彪、“四人帮”的反动逻辑，我们只好赤手空拳去祈祷上帝了。
列宁曾指出：“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八七四页）“四人帮”正是企图把中国人民赶进奴隶的深渊，为自己换取“儿皇帝”的宝座。
战争是实力的对比，是物质的运动。
马克思有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九页）。
林彪、“四人帮”背叛马克思主义，贩卖“精神胜利”法实为亡国害民法。
今天，我们吹响了向国防现代化进军的号角，林彪、“四人帮”的“精神胜利”法可以休矣！
栏目：学军事外军资料
以色列偷袭埃及纳加哈马迪发电站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晨，以色列海军小艇一艘从埃拉特港出发，在亚喀巴湾执行所谓“正常的巡逻任务”，用以迷惑埃军。
该艇从亚喀巴湾进入红海后，一直受到埃及哈尔达加附近雷达的监视。
黄昏前，该艇与从西奈半岛南端沙姆沙伊赫驶来的两艘舰艇会合。
天黑后，十八名以色列突击队员从舰艇上分乘三架直升飞机，由东南方向接近海岸超低空飞行，以躲避埃军雷达。
进入埃领土约八十公里后，直升飞机着陆，由三辆吉普车载运十二名突击队员，直驶纳加哈马迪发电站克纳大坝。
由于以色列突击队员均着埃及军服，操阿拉伯语，一直未被埃及守军发现。
在抵近目标后，以突击队员迅速打死埃及守军，用定时炸弹炸毁了埃及的这一重要设施，并摧毁了从阿斯旺到开罗的主要输电线路。
以色列抢劫埃及雷达设备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初，以色列获悉埃及在苏伊士湾沿岸新建了若干能发现低空飞行目标的新型绝密雷达站。
以军便决定抢劫埃及的新型雷达设备，研究有效的对付办法。
十二月二十六日（圣诞节）凌晨，以色列派空降突击队分乘二架直升飞机，飞越苏伊士湾，越过埃军前沿十七英里，袭击了加里卜角的新型低空雷达站。
偷袭前，以空军对这个雷达阵地进行了空袭，以阻止埃军的增援。
以色列突击队抵达加里卜角后，分为两组，一组用密集的火力阻击埃及守军及援军；
另一组同海上偷渡登陆的包括工兵、电子技术人员在内的突击队员，抢劫埃及雷达设备。
当他们接近到距离雷达仅三十码时，埃军才发现。
经过短促的战斗，以军占领了整个雷达阵地。
尔后，将整套雷达设备全部拆开，用两架直升飞机运回以色列。
以色列偷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四名巴勒斯坦人和西德人在雅典劫持了从特拉维夫去巴黎的法航班机。
劫持后飞抵乌干达恩德培机场。
劫持者提出要将机上二百四十二名旅客作为人质，在规定的期限内换取五十三名被以色列逮捕的巴勒斯坦人。
劫持事件发生后，以色列当局在美帝的支持下，一面通过外交欺骗手段，延长人质的“死线”时间；
一面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有关恩德培机场的设施、兵力部署、防空设施等情报和劫持者的行动规律，积极策划偷袭恩德培机场、抢救被劫人质的所谓“乌干达作战计划”的行动方案。
以还派遣一名高级军官前往肯尼亚，与肯商定安排以机着陆及营救伤员事宜。
最后精选近二百名官兵组成由步、伞兵司令希姆朗准将为总指挥的“应急突击队”。
七月二日，突击队根据恩德培机场的实体模型，进行了反复的演练。
于七月三日午夜偷袭了恩德培机场。
七月三日下午二时半，以色列突击队分乘四架军用运输机从沙姆沙伊赫起飞，当进入红海上空后，以机为避开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雷达，利用以民航班机的航线超低空飞行（高度仅十五米）。
飞经埃塞俄比亚边境，进入肯尼亚领空后，按事先商定，一架波音707型飞机降落于内罗毕机场，作为接收由恩德培机场运来的伤员的临时野战医院。
另三架飞机于三日午夜沿维多利亚湖超低空进入恩德培机场上空。
在以机飞抵恩德培机场上空时，用法航和东非航空公司的名义与机场指挥塔进行联系，诡称“运来了劫持者要求释放的巴勒斯坦人”。
然后，其中一架在空中担任指挥，两架C—130飞机冒充外国航班机强行着陆。
着陆后，以突击队员乘车分兵三路，迅速行动。
一路冲向关押人质的候机楼，当场打死劫持者，抢走全部人质；
第二路直奔军用飞机停机坪，击毁乌干达的米格战斗机十余架；
第三路攻占机场指挥塔，指挥以机飞离机场。
整个袭击行动仅用了五十三分钟，打死打伤乌军一百多人。
栏目：第三世界在斗争中前进
这里介绍的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农业生产的情况。
近几年来，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充分开发和利用本国的资源条件，加速发展农业，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些过去依赖外国进口粮食的国家，大大提高了粮食自给能力。
事实说明，自力更生发展农业，增加粮食生产，是增强反对霸权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要措施。
随着国际经济领域反霸斗争的不断深入，第三世界国家必将在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粮食自给能力方面取得更新的成就。
——编者
乌干达大力种植水稻
乌干达的多霍稻区，在乌干达东方省布克迪地区的布尼奥罗县。
这个稻区是当地农民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发展起来的。
一九七二年，乌干达政府发动了农业方面的“加倍生产运动”，提出自己生产大米，满足本国需要的口号，鼓励农民发展水稻生产。
去年，多霍地区向政府出售的稻谷就在十万斤以上。
这一成就进一步鼓舞了多霍人民种植水稻的积极性。
今年种水稻的农户从去年二百五十户增至四百四十户，播种面积增加到九百四十七英亩。
目前，多霍地区的人民与中国技术人员一起正在制订第三期水利工程的具体规划，并进一步研究推广水稻种植技术问题。
决心在自力更生的大道上迎来一个比一个更加美好的丰收年。
巴拿马积极发展农业
巴拿马政府最近为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巴拿马农牧业研究所十月初召集有关部门的技术人员在巴拿马省的卡皮拉城举行了一次“关于土地肥力、水土保持和土地分类讨论会”，主要研究提高农牧业技术和加强对全国土地的调查研究问题。
巴拿马大面积地种植了大米、玉米、高粱，西红柿、咖啡等作物。
据农牧业发展部统计，目前全国大米播种面积为四万九千七百公顷。
今年，全国大米产量可达四亿七千八百九十万磅。
斯里兰卡开展粮食增产活动
斯里兰卡政府从十月二十七日开始开展一个全国性的粮食增产活动，争取实现全国粮食自给。
二十七日，在西北省中部的潘杜瓦斯努瓦拉举行了隆重的开耕仪式。
斯里兰卡总理贾亚瓦德纳、内阁成员、议员以及驻斯里兰卡的外交使节出席了仪式。
贾亚瓦德纳总理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
他说，斯里兰卡政府将在五年之内使斯里兰卡粮食自给。
他要求全国人民消除分歧给予合作。
他说，“在此，我们发誓为自给而坚定地工作”。
与这次粮食增产活动密切有关的工程之一是马哈维利河水利工程，政府决定在六年内完成。
这项工程将使一百万英亩土地得到灌溉。
加纳积极利用水利资源发展农业
据加纳报纸报道，加纳最高军事委员会最近宣布成立水利发展局，负责制订全国水利发展规划，并全面实施各项计划。
阿昌庞主席在水利发展局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加纳迫切需要利用丰富的水利资源灌溉农田，以增加农作物产量，发展畜牧业和渔业。
加纳政府确定建设的水利工程有十五项，现已建成七项，可灌溉耕地七千九百四十公顷，现已开垦二千三百公顷种植水稻、甘蔗和蔬菜等。
此外，各地还兴修了一些小型水利。
山区兴建的四项小型水利工程竣工后可蓄水四百多万立方米。
尼日尔国家元首号召人民参加生产
尼日尔国家元首孔切最近在国内视察时号召尼日尔全国人民积极参加生产，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粮食自给作出更大的贡献。
他说：“对于我们来说，寻求尼日尔人民的粮食自给并不是一句空话，实现粮食自给必须首先使我们的经济摆脱自然灾害。”
他在谈到今年尼日尔某些地区遭受旱灾和其它自然灾害时指出：“这是一种痛苦的考验，但是它既不能把我们吓倒，也不能使我们灰心丧气。
我们同样要用镇静和决心跟旱灾及其造成的经济困难作斗争，全力经受住这种考验。”
（本栏均据新华社）
马达加斯加发展水稻生产
图为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的市民、知识分子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市郊拉尼耶拉区和农民一起在田间插秧。
新华社记者摄
索马里不断扩大水稻种植面积
索马里近年来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不少地方亩产已超千斤。
图为索马里哈瓦伊突击计划农场的工人在装运稻谷。
新华社记者摄（照片）
栏目：要闻简报
山西省教育战线掀起揭批“四人帮”新热潮
在中共山西省委最近召开的教育学大寨学大庆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来自全省各地的一千二百多名教师代表和教育部门党政干部深入批判“四人帮”一九七一年炮制的“两个估计”，在全省教育战线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的斗争热潮。
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同志和其他党政军负责同志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带头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教育革命，迫害教育工作者的罪行。
耿飚同志会见并宴请奥地利朋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最近会见并宴请了以奥地利共产主义同盟书记瓦尔特·林德纳为团长的奥地利共产主义同盟访华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代表团在京期间，瞻仰了毛泽东主席的遗容，并献了花圈。
代表团已经离开我国。
王震副总理分别会见意大利和科威特客人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会见意大利知名人士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
十一月十八日下午，王震副总理又会见了由科威特卫生大臣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卜杜拉·阿瓦迪率领的科威特卫生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谈话。
粟裕同志会见罗马尼亚军事友好代表团
中央军委负责人、国防部副部长粟裕十八日下午会见由罗马尼亚军队步兵坦克兵副司令员乌尔德良努·迪拜里乌中将率领的罗马尼亚军事友好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均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喀土穆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电 苏丹总统尼迈里十一月十七日对苏丹《天天报》发表谈话说，索马里驱逐苏联专家和废除索苏“友好条约”“表明非洲人民完全结束苏联在非洲的错误而丑恶的行径的时候正在逼近”。
尼迈里说：“我们苏丹人在同苏联打交道中学到了经验。
苏丹人民揭掉了苏联的假面具并且在今年六月最终地结束了苏联军事专家的工作。
我们的兄弟邻邦埃及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他说：“结束苏联在非洲大陆的错误行径首先是非洲人民的意愿。”
他强调说：“一旦苏联的丑行被揭露出来，所有非洲国家的人民都会象索马里人民最近所做的那样：结束苏联军事专家的工作，同古巴断绝关系”。
据新华社讯吉隆坡消息：马来西亚报纸十一月十六日发表社论，赞扬索马里政府宣布废除索苏“友好条约”和驱逐苏联专家等决定。
《星洲日报》说：索马里的行动，“对苏联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显示了一国人民的自尊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据新华社讯《科威特时报》十一月十四日就索马里宣布废除索苏“友好合作条约”并驱逐全部苏联专家等决定发表社论说：“毫无疑问，我们支持各国的自决权，强烈反对不管用什么理由对别国内政的外来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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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自一九七六年初派遣雇佣军对安哥拉进行武装侵略以来，在非洲张牙舞爪，耀武扬威，到处扩张渗透，干涉非洲人民的事务，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非洲。
非洲人民日益认清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他们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不畏强暴，同苏联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使这个色厉内荏的庞然大物遭到一个又一个的可耻失败。
下面是几个较大事例的记录：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 埃及人民议会通过萨达特总统提出的废除埃及和苏联的“友好合作条约”的法案。
埃及从此摆脱苏联企图用来控制和奴役埃及的锁链，沉重地打击了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
埃及还取消了向苏联海军提供的便利，勒令苏联必须在废约的一个月内撤离亚历山大港。
今年十月二十六日，萨达特总统又宣布，从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起的十年内不偿还欠苏联的军事债务。
并且不把埃及的棉花提供给苏联。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日 苏丹政府宣布，苏丹人民武装部队粉碎了一次企图推翻苏丹政权的武装颠覆阴谋。
这些阴谋分子是在受到苏联制造的各种武器的训练后发动进攻的。
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 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收买、训练和武装的雇佣军入侵扎伊尔的沙巴省，扎伊尔军民奋起抗战。
非洲国家和人民纷纷以各种方式声援和支持扎伊尔的正义斗争。
五月二十六日，扎伊尔收复了全部被侵占的领土，取得了反抗侵略的伟大胜利。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日 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三国元首在亚丁举行会议，苏联炮制的要求这些国家建立邦联的建议在会上出笼，但是立即遭到了拒绝。
两天后，阿拉伯也门、民主也门、苏丹和索马里四国元首在塔伊兹会晤，他们一致认为，“红海地区必须永远成为和平、和睦的地区，红海沿岸国家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商量和协调”。
在这前后，一些红海国家纷纷表示必须维护红海的和平与安全，反对超级大国在红海地区争霸。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日 苏丹政府决定解除苏联军事专家在苏丹工作的合同，同时关闭苏联驻苏丹大使馆的苏联军事专家事务办事处，限令这些“专家”于一周内离开苏丹。
随后，苏丹还下令驱逐四十名苏联驻苏丹大使馆人员，并决定关闭苏联设在喀土穆的文化中心。
苏丹总统尼迈里说：“苏联在非洲的活动是干涉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苏联是新殖民主义。”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索马里政府宣布，索马里决定废除它和苏联签订的“友好”条约，勒令苏联立即撤除它在索马里的一切军事设施，限令苏联的军事和文职专家在一周内撤离索马里，并要求苏联减少它驻索马里大使馆及其所属机构的人员。
（新华社）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八日讯 摩加迪沙消息：第一批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一百多人于十一月十六日离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索马里政府十一月十三日宣布要求全部苏联专家必须在一周内离开索马里。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这些苏联人员两天来大肆抢购商品，他们在离开索马里时携带了大量行李。
索马里当局派出几十名官员在摩加迪沙机场对这些苏联人员所带的行李进行了仔细检查。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讯 为充分发挥科研人员在科研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在最近建立了学术委员会。
在今年六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上，到会干部和科研人员揭发批判了“四人帮”污蔑和破坏学术委员会的罪行，总结了学术委员会工作的历史经验，认为学术委员会在发展科学研究事业中具有积极作用，在当前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形势下，有必要建立学术委员会，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他们提出，学术委员会必须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实行老中青三结合。
它的主要任务是对科学研究的方向、任务和计划提出建议，评价科研成果，协助培养和考核科技干部。
中国科学院决定在院、所两级建立学术委员会。
目前，物理、高能物理、地球物理、盐湖、硅酸盐等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已经建立。
最早建立学术委员会的物理研究所，拟定了《学术委员会试行条例》。
这个条例经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通过，正在各研究所参照执行。
条例规定学术委员会的任务是：对研究所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对科研成果的评议和鉴定，对开展所内外和国内外学术活动，提出建议和意见：协助制订科技干部和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培养措施，协助进行科技干部和研究生的业务考核工作；
讨论院、所领导交议的其它有关学术问题。
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由研究所所长聘请、研究所党委批准，报中国科学院备案，任期三年。
现在，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建立的学术委员会已经开始活动。
作者：金秋鹏
栏目：我国古代的科学家和科学发明
栏目：我国农业机械化基本知识简介
手扶拖拉机大多数是10—12马力，牵引载重一吨的拖车，行驶速度每小时12—15公里，它比马车装得少，跑得快，运输效率略大于马车。
轮式拖拉机有20—60马力多种。
牵引拖车的载重量可达二至七吨，行驶速度每小时20—25公里。
它拉得多，跑得快，运输效率较高。
为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一九七四年以来，有关单位已设计、试制了新型农用自卸拖车系列。
新系列的四轮双轴拖车有载重二至七吨六种规格，两轮单轴拖车有载重二、三、四吨三种规格。
新系列拖车的优点是：有较好的气压（或油压）制动系统。
利用拖拉机液压输出，可以自卸，节省劳力。
采用小直径大负荷的轮胎，降低了拖车高度，装载方便省力，行驶平稳。
易损件系列化，通用化，便于维修供应。
农船挂机、挂桨，一般是利用柴油机为动力带动螺旋桨，推动船体前进，代替人力划桨、摇橹，加快了航速。
空船行驶每小时十公里左右，满载时六至八公里。
农船的动力与桨体连为一体的叫挂机，动力与桨体分开的叫挂桨。
根据农船的吨位，配用不同马力的动力。
如三至五吨的农船用三至五马力的动力，五至十五吨的农船用十至十五马力的动力。
目前，我国南方正在研制运输、吸泥、排灌等水上作业机械化的多用机动农船。
（一机部机械院农业机械研究所供稿）
铁牛—35型拖拉机牵引的六吨自卸拖车正在卸土。
（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