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建国以来，尽管我国文教、科技战线的工作，受到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广大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卫生工作者辛勤劳动，为人民出了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了巨大的贡献。

山西省委负责同志在全省教育学大寨学大庆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
带头揭批“四人帮”炮制反动的“两个估计”
全省教育战线掀起揭批“四人帮”第3个战役的斗争热潮
据新华社太原1977年11月18日电
在中共山西省委最近召开的教育学大寨学大庆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来自全省各地的一千二百多名教师代表和教育部门党政干部深入批判“四人帮”1971年炮制的“两个估计”，在全省教育战线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第3个战役的斗争热潮。
中共山西省委第1书记王谦同志和其他党政军负责同志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带头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教育革命，迫害教育工作者的罪行。
王谦同志指出，我们在这次大会上，要深入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个是攻击教育战线十七年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个是诬蔑广大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是两个极其反动的政治结论，是“四人帮”为篡党夺权炮制的理论根据，是镇压广大干部和教师的两根反革命大棒，是套在教育战线干部、教师头上的精神枷锁和紧箍咒，非砸烂不可。
不砸烂它，就不能正确总结经验，就不能充分调动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就不能真正搞好教育革命。
他号召大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揭露和批判“两个估计”的反动实质，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真正搞好教育革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材。
在省委负责同志的带动下，参加大会的干部和教师代表联系山西教育战线的实际，深刻揭露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批判了“两个估计”的反动实质。
他们在批判中指出：
“四人帮”胡说什么十七年教育战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全盘否定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教育战线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是“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铁证。
本报讯
据《山西日报》报道，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王大任，10月07日在全省教育学大寨学大庆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揭批了“四人帮”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形势和对知识分子状况的反革命估计。
王大任同志指出：
“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把许多诬蔑不实之词，强加给教育战线和教育工作者，根本否定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上的主导地位，把广大教师统统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解放以来的教育战线说成一团漆黑，从而出现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
全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这既不合乎逻辑，也不符合事实，反动透顶。
这是林彪特别是“四人帮”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大罪证。
“四人帮”把他们臆造的荒谬结论作为理论根据，恶毒攻击教育战线从上到下统统都是刘少奇一伙网罗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着领导权。
这纯粹是极右派的无耻谰言。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就明确指出：
我们党“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
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
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
并且说：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毛主席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教育战线。
特别是到1971年，经过清队、整党，干部队伍的阶级阵线已经基本划清。
当时毛主席再三强调，要落实政策，解放干部。
然而“四人帮”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坚持把广大干部和教师统统挂在刘少奇的线上，一棍子打死，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改朝换代”，“另起炉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四人帮”肆意诬蔑十七年教育战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这就全盘否定了在教育战线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全盘否定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光辉照耀下教育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建国以来，广大教育工作者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刘少奇斗，同林彪斗，同“四人帮”斗，从而推动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我省来看，解放以后，我们在蒋介石、阎锡山匪帮遗留下来的废墟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大中小学、幼儿教育、工农业余教育，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各级各类学校遍布全省城乡，劳动人民子女都有了上学的机会。
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普及了小学教育，许多地方基本上普及了初中教育，城市基本上普及了高中教育。
绝大多数青壮年已经摘掉了文盲帽子。
现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总数达到五百八十多万人，几乎占全省人口的四分之一。
我们的学校向各条战线输送了大量的建设人材，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包括科学、教育、生产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
事实证明，教育战线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尽管有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存在不少问题，但从主流方面看，二十八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
当前教育、科技战线，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状况，主要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
“四人帮”一成不变地看待广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并且把世界观和阶级成分混为一谈，也不问他们的政治态度如何，连同解放后成长的知识分子，都一律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硬同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排在一起，辱骂为“臭老九”。
在“四人帮”的反动淫威下，广大教师长期在思想上受压抑，工作上无所适从，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挫伤。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世界观问题，决不能混为一谈。
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依附于一定阶级并为之服务的。
毛主席指出：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
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
毛主席还说：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
毛主席十分明确地肯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知识分子是劳动者，是为工农服务的，怎么能把知识分子一概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呢？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大部分是新社会培养的。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愿意和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这是一支很可宝贵的力量。
虽然总的说来，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还是少数，但是大多数人，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在逐步形成和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反对社会主义的，只是极少数。”
华主席对知识分子的科学分析，坚持了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从我省的情况看，二十多万教师中，从旧社会过来的不到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解放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工农出身的占了大多数。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人，在党的领导下，都是拥护共产党，愿意并且实行为社会主义服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
他们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有些人已经光荣地入了党，许多人已经成为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学校工作的骨干，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怎么能说统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
“四人帮”肆意篡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极力贬低他们的地位，否定他们的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一再强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造就一支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
毛主席说：
“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
英明领袖华主席把教师比做“园丁”，常说：
“教师工作辛苦。”
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四人帮”对人民教师的诬蔑，恢复人民教师的声誉，按照列宁的教导，“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地位”。
“四人帮”一伙把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诬蔑为“全民教育”，根本否定了我国教育的无产阶级性质。
他们到处扣帽子，打棍子，“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实行愚民政策，把人变成猴子，最终毁灭社会主义教育。
“四人帮”为什么害怕劳动人民学知识、受教育呢？
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极右派。
正如列宁指出的，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
资产阶级把工人看成火药，把知识和教育看成火星，生怕火星落在火药上，毁灭他们篡党夺权的迷梦。
几年来，围绕着全面贯彻还是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同“四人帮”及其伸进山西的黑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大寨党支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明确提出：
“既要孩子们有无产阶级的好思想，又要有大干社会主义的真本领，还要身强力壮腰杆硬。”
“四人帮”及其伸进山西的黑手对此极力反对，攻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是什么“智育第1的回潮”，极力叫嚷要把学校办成所谓“政治大学”，只搞一个所谓“同走资派斗争的专业”，要学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当张铁生式的“反潮流英雄”，为他们篡党夺权培养打手、扒手、吹鼓手。
他们肆意诬蔑培养专门人材是制造“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胡说“学了专业，忘了专政”，“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处用“白专道路”吓人，致使学生学业荒废，教育质量下降，流毒和影响很深。
当前，教育战线就是要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山西省委负责同志在全省教育学大寨学大庆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
带头揭批“四人帮”炮制反动的“两个估计”
全省教育战线掀起揭批“四人帮”第3个战役的斗争热潮
据新华社太原1977年11月18日电
在中共山西省委最近召开的教育学大寨学大庆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来自全省各地的一千二百多名教师代表和教育部门党政干部深入批判“四人帮”1971年炮制的“两个估计”，在全省教育战线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第3个战役的斗争热潮。
中共山西省委第1书记王谦同志和其他党政军负责同志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带头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教育革命，迫害教育工作者的罪行。
王谦同志指出，我们在这次大会上，要深入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个是攻击教育战线十七年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个是诬蔑广大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是两个极其反动的政治结论，是“四人帮”为篡党夺权炮制的理论根据，是镇压广大干部和教师的两根反革命大棒，是套在教育战线干部、教师头上的精神枷锁和紧箍咒，非砸烂不可。
不砸烂它，就不能正确总结经验，就不能充分调动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就不能真正搞好教育革命。
他号召大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揭露和批判“两个估计”的反动实质，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真正搞好教育革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材。
在省委负责同志的带动下，参加大会的干部和教师代表联系山西教育战线的实际，深刻揭露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批判了“两个估计”的反动实质。
他们在批判中指出：
“四人帮”胡说什么十七年教育战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全盘否定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教育战线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是“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铁证。
本报讯
据《山西日报》报道，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王大任，10月07日在全省教育学大寨学大庆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揭批了“四人帮”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形势和对知识分子状况的反革命估计。
王大任同志指出：
“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把许多诬蔑不实之词，强加给教育战线和教育工作者，根本否定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上的主导地位，把广大教师统统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解放以来的教育战线说成一团漆黑，从而出现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
全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这既不合乎逻辑，也不符合事实，反动透顶。
这是林彪特别是“四人帮”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大罪证。
“四人帮”把他们臆造的荒谬结论作为理论根据，恶毒攻击教育战线从上到下统统都是刘少奇一伙网罗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着领导权。
这纯粹是极右派的无耻谰言。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就明确指出：
我们党“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
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
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
并且说：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毛主席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教育战线。
特别是到1971年，经过清队、整党，干部队伍的阶级阵线已经基本划清。
当时毛主席再三强调，要落实政策，解放干部。
然而“四人帮”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坚持把广大干部和教师统统挂在刘少奇的线上，一棍子打死，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改朝换代”，“另起炉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四人帮”肆意诬蔑十七年教育战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这就全盘否定了在教育战线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全盘否定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光辉照耀下教育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建国以来，广大教育工作者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刘少奇斗，同林彪斗，同“四人帮”斗，从而推动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我省来看，解放以后，我们在蒋介石、阎锡山匪帮遗留下来的废墟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大中小学、幼儿教育、工农业余教育，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各级各类学校遍布全省城乡，劳动人民子女都有了上学的机会。
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普及了小学教育，许多地方基本上普及了初中教育，城市基本上普及了高中教育。
绝大多数青壮年已经摘掉了文盲帽子。
现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总数达到五百八十多万人，几乎占全省人口的四分之一。
我们的学校向各条战线输送了大量的建设人材，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包括科学、教育、生产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
事实证明，教育战线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尽管有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存在不少问题，但从主流方面看，二十八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
当前教育、科技战线，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状况，主要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
“四人帮”一成不变地看待广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并且把世界观和阶级成分混为一谈，也不问他们的政治态度如何，连同解放后成长的知识分子，都一律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硬同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排在一起，辱骂为“臭老九”。
在“四人帮”的反动淫威下，广大教师长期在思想上受压抑，工作上无所适从，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挫伤。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世界观问题，决不能混为一谈。
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依附于一定阶级并为之服务的。
毛主席指出：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
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
毛主席还说：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
毛主席十分明确地肯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知识分子是劳动者，是为工农服务的，怎么能把知识分子一概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呢？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大部分是新社会培养的。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愿意和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这是一支很可宝贵的力量。
虽然总的说来，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还是少数，但是大多数人，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在逐步形成和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反对社会主义的，只是极少数。”
华主席对知识分子的科学分析，坚持了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从我省的情况看，二十多万教师中，从旧社会过来的不到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解放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工农出身的占了大多数。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人，在党的领导下，都是拥护共产党，愿意并且实行为社会主义服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
他们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有些人已经光荣地入了党，许多人已经成为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学校工作的骨干，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怎么能说统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
“四人帮”肆意篡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极力贬低他们的地位，否定他们的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一再强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造就一支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
毛主席说：
“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
英明领袖华主席把教师比做“园丁”，常说：
“教师工作辛苦。”
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四人帮”对人民教师的诬蔑，恢复人民教师的声誉，按照列宁的教导，“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地位”。
“四人帮”一伙把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诬蔑为“全民教育”，根本否定了我国教育的无产阶级性质。
他们到处扣帽子，打棍子，“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实行愚民政策，把人变成猴子，最终毁灭社会主义教育。
“四人帮”为什么害怕劳动人民学知识、受教育呢？
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极右派。
正如列宁指出的，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
资产阶级把工人看成火药，把知识和教育看成火星，生怕火星落在火药上，毁灭他们篡党夺权的迷梦。
几年来，围绕着全面贯彻还是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同“四人帮”及其伸进山西的黑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大寨党支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明确提出：
“既要孩子们有无产阶级的好思想，又要有大干社会主义的真本领，还要身强力壮腰杆硬。”
“四人帮”及其伸进山西的黑手对此极力反对，攻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是什么“智育第1的回潮”，极力叫嚷要把学校办成所谓“政治大学”，只搞一个所谓“同走资派斗争的专业”，要学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当张铁生式的“反潮流英雄”，为他们篡党夺权培养打手、扒手、吹鼓手。
他们肆意诬蔑培养专门人材是制造“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胡说“学了专业，忘了专政”，“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处用“白专道路”吓人，致使学生学业荒废，教育质量下降，流毒和影响很深。
当前，教育战线就是要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搬掉绊脚石　抖擞精神干革命
——北京市中小学教师批判“四人帮”“两个估计”座谈纪要
“四人帮”及其亲信1971年在教育战线炮制了“两个估计”，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光辉思想歪曲、篡改得面目全非，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干部、教师的革命积极性，使他们长期戴上了精神枷锁，使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破坏，教育质量严重下降，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四人帮”利用教育问题作为反党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罪行及其严重恶果，一直受到全国人民强烈的抵制和反对，这是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一场大论战。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揭穿了他们的大阴谋，教育战线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
为此，我们同北京市教育局邀请了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进行座谈。
与会同志心情十分激动，一致认为砸碎“四人帮”强加给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这一精神枷锁，使大家分清了路线是非，“顿去心头石万斤”，干劲倍增。
同志们决心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
北京第4中学周长生：
1971年“四人帮”搞的“两个估计”，在广大教育工作者中反应十分强烈。
我们学校里没有一个老师和干部是想得通的，仅就这点事实也可以说明，“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很不得人心。
真理是最易于被广大群众接受的。
对“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干部根本无法接受，这是为什么？
因为它是“四人帮”炮制的黑货，是对毛主席教育思想的篡改和歪曲，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四人帮”及其亲信，把解放后十七年的教育战线诬蔑为黑线占统治地位、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就完全否定了十七年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干部在党的领导下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就。
他们还疯狂叫嚣“和十七年对着干”。
教师教书，学生学习，是学校中最主要的工作。
可是，“四人帮”却横加指责，说这是搞“智育第1”，是搞“修正主义”。
于是，从课内到课外凡是与提高教学质量有关的一切措施、办法，都被批判了。
教数学的老师不敢提基础知识、基本训练，更不敢提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
教研组也有名无实，一学期甚至一年才开一次会。
不抓教学研究，不抓教师业务提高，怎么谈得上教学改革？
教师对学生也不敢辅导，更不用提什么选拔人才、考大学、搞科学研究了。
“两个估计”确是阻碍教育革命前进的最大的绊脚石，只有搬掉这个绊脚石，彻底肃清“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上的流毒，教育革命才能前进。
北京市第2中学倪凤翰：
“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炮制的“两个估计”，用形而上学的手法搞乱了路线，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妄图把学校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桥头堡。
毛主席教导我们：
“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
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
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
“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
对于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战线应当怎么看？
要不要一分为二？
要不要实事求是？
“四人帮”炮制的所谓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符合教育战线的实际，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
他们把解放后十七年的教育战线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这完全是一种歪曲。
建国以来，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关怀下，我们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学校进行了改造，在教师中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
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锻炼，教师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各级学校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学，解放后十七年，为我国各条战线培养了大批人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
这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辛勤劳动的结果。
这个成绩是不能抹煞的。
诚然，十七年的教育工作，由于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存在严重的错误和缺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此曾多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及时纠正。
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也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因此，十七年教育战线同其它战线一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
“四人帮”全盘否定十七年教育工作的成绩，竭力丑化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丑化知识分子，完全背离了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的教导，破坏了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批判“两个估计”，揭露“四人帮”的阴谋，这是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斗争。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刘忠干：
“四人帮”搞的“两个估计”，把十七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统统说成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等等。
他们把毛主席领导下的教育事业说得一团漆黑，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其目的是妄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他们好篡党夺权。
“四人帮”肆意破坏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把广大的教师视为革命的对象，诬蔑为“臭老九”，统统给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然后煞有介事地说：
“资产阶级教师怎么能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完全否定了教师的作用，严重打击了人民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他们还利用“一封小学生的来信”，大批所谓“师道尊严”，煽动学生反对老师。
在“四人帮”的统治下，我们中小学教师政治上无地位，教学工作没法正常进行，不少教师认为搞教育没有出路，非常气愤。
北京第一○九中学温异：
我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青年教师。
一开始走上教育战线，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愿意为培养祖国的下一代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是，“四人帮”搞的“两个估计”象一块石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照“四人帮”的谬论，我是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也成了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了。
这能叫我想得通吗？
我开始后悔了，当初不应当搞教育工作，这些年“当教师倒霉”的思想就是解决不了。
现在清楚了，根子是“四人帮”搞的“两个估计”，它象枷锁一样束缚着教师的思想和行动。
我们一定要深入批判“两个估计”的谬论，彻底解放教师的思想。
北京景山学校郑俊选：
“四人帮”搞的“两个估计”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毒害了青少年一代。
在“四人帮”的毒害下，学生中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不遵守纪律，不爱学习，不爱护公共财物的不良现象增多了。
教师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必要的规章制度遭到破坏。
看到这些现象，教师是十分痛心的，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使得我们要努力去改变这种局面。
然而，“四人帮”及其亲信却用“两个估计”的大棒打人，不让教师正常工作。
他们胡说什么：
“乱是革命深入的表现”，“是对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惩罚”。
这纯粹是搅浑水。
对于他们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谬论，我们一定要深入进行批判。
毛主席非常尊重教师，我们每次读《毛主席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心情就激动万分，久久难以平静。
敬爱的周总理也曾明确指出要尊师爱生。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把教师誉为辛勤的“园丁”。
而“四人帮”及其亲信却把教师看成是“叮在臭肉上的苍蝇”，要把教师置于死地。
今天，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使教育赶上去，为抓纲治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北京丁字胡同小学霍懋征：
我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三十多年了。
新旧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鲜明对比，使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愿意把毕生的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
我起早摸黑地备课、改作业，放弃休息时间做家访工作等等。
但是，“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把我们为党工作的心血全否定了：
把我们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的革命热情也全否定了。
老教师成了“罪人”，工作越努力“错误”越大，这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心。
于是“当教师倒霉”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对教育工作失去了信心。
“四人帮”及其亲信，歪曲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以开门办学为幌子，否定文化课的教学，教学无计划，无要求，学生学不到应有的革命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
教师更不敢抓教学工作，因为“复辟”、“回潮”、“走十七年的老路”等等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
教育革命遭到了“四人帮”的严重破坏。
现在，“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搞的“两个估计”的大阴谋已被揭穿了，几年来压在我们心上的大石头搬掉了，心情万分激动。
我虽然已年过半百，但是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我还要快马加鞭，为党的教育事业大干快上而贡献一切力量。
北京师大附中时雁行：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可以说是压教师，害学生，祸国殃民，其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在“四人帮”破坏严重的时候，教师是欲罢不忍，欲干不能，左右为难；
学生受到“四人帮”的毒害，有一部分人思想空虚，胸无大志，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如何学习？
教师如何上课？
青年人关系到祖国的未来，“四人帮”却把一些学生毒害成这样，不能不使人痛心。
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谁来接班？
老一辈革命家打下的红色江山谁来保卫？
如此下去，我们中华民族又怎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那时候，人们真是无限焦虑啊！
惊雷万里震乾坤。
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两个估计”的阴谋也被揭穿了。
华主席、邓副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就象咚咚的战鼓，催促着我们去冲锋陷阵，去深入批判“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他们在教育战线炮制的“两个估计”，彻底清算他们的罪行。
我虽已年老，但是在党的十一大强劲东风吹拂下，“枝绿萌发老树身”，又恢复了青春。
我决心和年青的同志一起，为无产阶级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而奋斗。
最后，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都表示，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打开了“两个估计”这个禁区，使几百万教师、几千万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了解放。
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整理

教育事业大有希望
本报评论员
随着揭批“四人帮”伟大斗争的深入发展，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砸碎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
消息传来，全国振奋。
许多同志听到被“四人帮”封锁多年的毛主席在1971年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万分激动，热泪盈眶。
学习毛主席、周总理对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华主席最近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我们更加怀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更加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更加热爱英明领袖华主席，更加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砸碎“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教育事业大有希望。
“四人帮”一手炮制的“两个估计”，给教育战线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些人心有余悸，又不去认真研究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不肯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因而被“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框住了。
当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教育工作大干快上的时候，“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仍然束缚着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手脚。
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的强烈不满。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同人民群众心连心，率领我们冲破了“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大阴谋，并且把在教育战线上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是被“四人帮”封锁了的重要指示交给了我们。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原来就反对“两个估计”，坚决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同志，现在可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为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贡献力量了。
原来受到压抑、戴过帽子、挨过棍子的同志，现在可以解脱精神上的束缚，在教育革命的征途上，甩开膀子大干快上了。
那些心有余悸、东张西望、左顾右盼、徘徊不前的同志，现在没有任何借口或理由再动动摇摇了。
这些同志应该充分认识“两个估计”对教育战线的流毒之广、危害之大，多想想党和国家的前途，从个人利益得失的圈子里跳出来，振作精神，勇敢地投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彻底肃清“两个估计”的流毒和影响，把教育革命迅速搞上去。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
“对于‘四人帮’在思想理论和路线上造成的混乱及其对我们队伍的腐蚀，不可低估。
要充分利用‘四人帮’这个反面教员，进行广泛深入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
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密切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一一纠正过来。”
现在，揭批“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大阴谋的序幕已经拉开，清算“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滔天罪行的战斗已经打响。
教育战线形势大好。
让我们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努力学习和宣传毛主席的正确估计，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清查、大控诉、大批判的新高潮，彻底查清“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阴谋的全过程，继续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旗帜鲜明地推进教育革命，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

充分发挥短篇小说的战斗作用
本报评论员
《人民文学》编辑部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开得好。
短篇小说是最能迅速反映现实斗争、鼓舞人民群众斗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学样式之一。
它具有短小精悍、简洁灵活、便于从一个侧面或者一个片断，以小见大的特点。
如鲁迅所说：
“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
所以“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之旁，短篇小说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权利”。
在我国革命战争的各个历史时期，革命的作家们曾经写出大量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
这些作品，迅速反映风雷激荡的革命斗争，充满时代精神，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至今仍深深印刻在读者的心中。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广大的专业和业余作者，虽然创作了一批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但是同当前抓纲治国的热气腾腾的形势和广大工农兵如饥似渴的需求，仍然远远不相适应。
大时代当然需要大作品，然而目前，人民群众“开足马力快上，挽起袖子大干”的劲头是这样大，革命形势发展是这样快，亿万读者对文艺的要求是这样迫切，所以更多需要的是迅速反映现实的短小形式的作品。
因此，很有必要大力提倡短篇小说。
要创作更多更好的短篇小说，当前首要的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无比锐利的武器，进一步肃清“四人帮”在文艺创作方面的种种流毒。
近几年来，“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大搞阴谋文艺。
他们把建国以来的文艺战线诬蔑为“黑线专政”，公然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十七年中的主导地位；
他们在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幌子下，大肆鼓吹以“三突出”为中心的一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创作“原则”；
他们也“提倡”过短篇小说，但他们要的是那些“写与走资派斗争”，那些为阴谋家、野心家、叛徒、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打砸抢者树碑立传的反党毒草。
“四人帮”鼓吹的这些谬论和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成为沉重的精神枷锁，束缚着不少作家、评论家、读者、甚至某些领导干部的思想。
不砸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不彻底肃清流毒，解放思想，澄清是非，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文化艺术工作的拨乱反正，就无从谈起。
要创作更多更好的短篇小说，就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双百”方针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唯一正确方针，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在文化领域里的生动体现。
“四人帮”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搞得百花凋零，人才埋没。
只有坚决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才能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标下，更好地调动起广大作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使作品的题材、体裁、形式、风格多样化，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才会走向繁荣，人民群众才会高兴。
要创作更多更好的短篇小说，就要坚持深入生活。
“四人帮”颠倒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宣扬什么“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创作方法，其结果，作品政治上往往是反动的，艺术上也是公式化、概念化的。
我们一定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过来。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在长期深入生活的过程中，熟悉群众，了解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创作，才能创作出被群众所承认和喜爱的优秀作品。
毛主席生前曾经指出：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
百花齐放都没有了。
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
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还指出：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
“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对“四人帮”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严厉谴责，也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我们热切地希望专业和业余作家们立即行动起来，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愿，为贯彻执行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树雄心，立大志，鼓干劲，到广大的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努力创作出具有革命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短篇小说，充分发挥它的战斗作用，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增添更多绚丽的花朵！

满怀激情　巧运匠心
——谈彩色艺术片《春天》的创作
田实
彩色艺术片《春天》，以饱满的激情拍摄了打倒“四人帮”后上演的一批优秀歌舞节目。
影片拍得新颖别致，独具一格。
为了突出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心花怒放的中心思想，创作人员进行了精心的构思。
他们以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作为时代环境，把形式多样的歌舞节目贯串起来，使我们深深感受到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无比兴奋激动的心情；
感受到全国人民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对伟大导师毛主席、对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的深切怀念；
以及全国人民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抓纲治国，继续革命的奋发精神。
这部影片表现的不仅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主义艺苑的新景象，而且透过文艺舞台反映了这一伟大胜利给我国人民政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显示了更深刻的政治内容和教育意义。
电影在表现时间和空间方面，比舞台要自由得多。
《春天》充分发挥了电影的这一特点。
影片中的许多节目都尽可能地扩大和丰富了原来舞台演出的布置，有的节目还放到工厂、农村、部队去演出，使有限的文艺舞台与广阔的生活天地结合起来，台上台下，演员观众浑然一体，既表现了革命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同工农兵结合；
又表现了打倒“四人帮”，群情振奋，人心大快。
影片中，大合唱《华主席登上天安门》的艺术处理尤其新颖。
作者大胆地改变了大合唱的演唱形式，除了中间插了一段舞台演出外，把大部分歌声作为画外音，使它与大量能丰富歌唱内容的画面结合起来，这就更加强了节目的艺术表现力。
节目开始，伴随着舒缓悠扬的音乐节奏，影片用一组空镜头描绘了祖国山河的秀丽。
接着，华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镜头和群众向华主席欢呼致敬的镜头交替出现，把合唱中的热烈情绪烘托得激荡人心。
为了更好地颂扬华主席的历史功绩，影片又通过一组新疆、西藏牧民收听广播的镜头，把观众的视野从天安门广场带到遥远的边疆。
喜讯化作歌声，歌声传递喜讯，很好地描绘了1976年那难忘的胜利的10月，全国四面八方一片欢腾的动人情景。
最后由舞台上的大合唱同各地工农兵群众放声歌唱的画面衔接，节奏明快，情绪昂扬，把整个合唱推向高潮，造成“八亿人民齐欢腾”的气势。
电影是综合艺术，创作人员要善于把各种艺术手段都调动起来，为表现革命的思想服务。
《春天》在这一点上也有所创造。
作者努力把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创作都拿来，在统一的构思下融汇在一起，因此更具有感染力。
《蝶恋花》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
它以评弹为主，把歌、舞、画的镜头组接起来，较好地体现了毛主席的《蝶恋花》词所蕴含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
影片在乐曲前奏中，由毛主席手书的《蝶恋花》词的特写，缓缓拉成杨开慧烈士墓的全景，点出主旨。
接着，用中景拍摄了油画《战友》，再渐渐推成油画中毛主席和杨开慧烈士的近景，同时画外响起“我失骄杨……”的歌声，形象地表明了他们亲密的战友关系。
尔后，影片运用推拉和横移镜头，表现了评弹演员的歌唱表情，显得流畅而富于变化。
当唱到“寂寞嫦娥舒广袖”时，影片化入舞蹈中嫦娥和仙女们挥动彩绸翩翩起舞的画面，歌舞结合，表达出对革命先烈的崇敬和思念。
唱到“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时，银幕上出现天安门上空礼花飞腾。
这礼花，不正象征着革命先烈用鲜血浇灌出来的革命花、胜利花吗？
《春天》在实景运用方面也较有特色。
在歌唱中有机地穿插实景画面，以景托情，就更显得有诗情画意。
男高音独唱《周总理，您在哪里》，是一支感人肺腑的抒情歌曲，表达了亿万人民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怀念。
开头，影片在演唱中插入一组山峦起伏、白云飞绕的空镜头，通过镜头的缓慢推摇，造成一种“找”的意境，仿佛亿万人民正在凝望祖国的山河，同声呼唤着：
“周总理，您在哪里？”
继而，影片用不同景的镜头拍摄了满怀深情的演唱，赞颂周总理的丰功伟绩。
当唱到“我们在天安门呼唤您……广场的回音，轻些，轻些”时，银幕上相继出现了天安门广场的晨曦，中南海周总理办公室，政治局会议室以及人大会堂。
这组镜头，以实代虚，以静显动，通过想象感染观众。
顷刻间，观众的感情和演员的感情完全融汇在一起：
“周总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当然，作为舞台艺术片还是应以拍摄演员的表演为主，其他艺术手段和实景的运用，必须与演员的演唱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相得益彰。
影片《春天》这一点处理得也比较得当。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那些日子里，《绣金匾》这支歌的演出曾以它那为革命人民所喜闻爱听的陕北民歌曲调，特别是演员那诚挚深沉的感情，和观众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深切怀念产生共鸣，使满场听众感动得流下眼泪。
影片创作者根据这个特点，完整地拍摄了演员演唱时的感情变化，再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光辉艺术形象。
特别是结尾，镜头的运动和音乐节奏一起变化，从中景缓缓推成近景，细致地展现了演员热泪夺眶而出的感人表情，深深地激动着观众的心。
《春天》不仅通过音乐或舞蹈本身来感染观众，还运用电影的各种艺术处理，把原来节目的情绪和气氛烘托得更为浓烈。
如对钢琴协奏曲《战台风》的处理，一方面用各种乐器形象加强乐曲刚劲雄浑的气势，一方面又借乌云、雷电效果来渲染紧张激烈的情绪，从而把我国人民不畏艰难、敢于搏击风云的英雄气概描绘得有声有色。
此外，整个影片还用春潮、碧波、翠竹、柳丝、雏鸟、鲜花等组成一个春天的艺术形象，来贯串始终，显出一种明丽清新的艺术风格，象征着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
当然，《春天》在取得新的成就的同时，也有它的缺点。
我们觉得，在镜头组接上，有些画面转换得过多过快，因此显得零碎，有损于音乐、舞蹈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还有的节目拍得较粗糙，个别画面的摄影构图比例处理得不好，或者透视处理得不好，这些都多少影响了影片的艺术效果。
鲁迅说过，“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
让我们树雄心，鼓干劲，努力攀登艺术高峰，创作出更多“新意”层出的文艺作品，把我们社会主义的“春山”，描画得更加绚丽多彩！

让文学创作迅速跟上抓纲治国大好形势
——《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感召和鼓舞下，社会主义文艺园地开始出现了百花盛开、欣欣向荣的动人局面。
为了繁荣短篇小说创作，促进短篇小说创作跟上当前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人民文学》编辑部最近在北京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有张光年、刘白羽、周立波、沙汀、王朝闻、马烽、李准、张天民、王愿坚、张庆田、茹志鹃、韦君宜、林雨、赵燕翼、萧育轩、叶文玲、邹志安等二十多位老、中、青专业作家、业余作家和文学评论工作者。
由于“四人帮”对文艺创作的破坏和干扰，已经有多年没有开这样的会了。
到会的作者都说这个会开得很及时，很有必要。
老、中、青作家们欢聚一堂，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富有战斗性。
这既是激励作家踊跃创作短篇小说的动员会，也是控诉“四人帮”肆意破坏文艺创作罪恶行径的批判会。
彻底砸烂“四人帮”的精神枷锁
到会的作家怀着极大的义愤，声讨和控诉“四人帮”肆意歪曲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把文艺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的罪行。
在“四人帮”煽动下出现的鼓噪一时的“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是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
“四人帮”疯狂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
他们打着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幌子，鼓吹“三突出”“三陪衬”“多侧面”“立体化”以及英雄人物排号、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等等一整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创作原则”，把文艺界的思想搞得很乱，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在“四人帮”把持文坛期间，社会主义文艺园地，出现了“怕写文章，怕写戏。
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荒凉局面。
粉碎了“四人帮”，革命文艺得解放。
但是，“四人帮”在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方面所散布的流毒是很广很深的，决不能低估。
至今有不少人还用“四人帮”那套“三突出”等谬论来衡量作品。
当前，亟需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加以澄清，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批判，肃清流毒，彻底砸碎精神枷锁。
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坚持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
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才能更加繁荣和昌盛。
深入工农兵生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工农兵生活是文艺创作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条根本原理。
到会的好几位作家，根据亲身的创作实践，谈到自己有些作品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主要就是由于对作品中所写的人物和生活很熟悉。
“四人帮”口头上也说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实际上根本否认这个源。
例如：
他们为了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提出了要写所谓“走资派”，而且是“职位愈高愈好”。
这是什么“源于生活”？
完全是源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
他们颠倒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否认文艺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公开鼓吹“文艺不应从生活出发，而应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
任意给作者定主题，定题材，然后把创作人员关到屋子里按照他们的那套创作“原则”生编硬造，其结果，作品政治上是反动的，艺术上必然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帮风帮气十足。
有的作者揭露，“四人帮”在上海文艺界的余党宣扬的所谓“反对提篮买菜，要自己种菜”（即不重视作者根据自己熟悉的生活写出来的作品，而是按照编辑部的意图自己动手搞）和所谓“三结合”的创作“经验”，流毒很广。
在这种错误“经验”的影响下，出版社在一段时间里，也曾派人四出自己“种菜”。
编辑下去搞所谓“三结合”创作组，给作者办学习班，出题目，拟提纲，改作品。
有些题目作者根本没想写，也硬让人家写。
不但出题目，还出思想，出生活，甚至自己捉刀代笔。
由于编辑生活有限，加上“四人帮”那套“三突出”等错误理论的束缚，搞出来的作品，也同样是公式化、概念化的。
我们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坚持深入生活和从生活出发。
特别应该强调一点：
深入生活主要是深入工农兵的生活；
从生活出发是要从现实革命生活出发。
不强调这一点，就有可能陷入反革命分子胡风所鼓吹的“到处有生活”的泥坑，即使不会那么严重，也不可能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不可能捕捉到我们这个时代最本质的东西。
大家认为，专业作家深入生活，最好的办法是有个生活根据地，在那里长期呆下去，通过“解剖麻雀”，了解一般。
担负一定的工作，可以更多地接触和了解各色各样的人物和矛盾，有利于集中、概括。
作者要有根据地，但也不能一头栽下去不出来，要到各处走走，尤其应该到一些先进的地方去学习、访问，点面结合，开阔眼界。
对于一些较有成就的青年业余作者，大家认为不要过早抽调他们搞专业创作。
因为脱离了生活，创作也就要逐渐枯竭了。
作者深入生活，有的能很快写出作品，有的不一定。
作家们回忆起周恩来总理生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问题曾经作过这样指示：
“长期积累，偶然得之。”
大家觉得很重要。
只有长期深入生活，有了深刻的感受，觉得有话要说，有人物要支持，才能写出比较好的作品。
坚决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创作
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致认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正确贯彻毛主席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在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下，坚持六条政治标准，鼓励不同的艺术形式与题材风格的多样化，这是时代对文艺创作提出的要求。
现实生活本身是复杂和丰富多采的。
文艺要反映复杂、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只有把一切可以利用的艺术力量和艺术手段都调动起来，才能完成文艺反映现实又推动现实前进的使命。
这就决定文艺创作的题材和风格必须多样化。
其次，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也是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文艺创作提出的要求。
文艺是为工农兵的，是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强调革命文艺应当反映时代生活中的重大斗争，也不能排斥其它题材。
工农兵群众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他们强烈要求文艺充分反映他们的斗争生活，也深切期望革命文艺能给他们多方面的教育和鼓舞。
文学艺术要真正做到为工农兵服务，其题材和风格就应当是多姿多采，琳琅满目。
同一个题材，不同的作者去写，写出来的东西会各不相同。
为什么呢？
除了认识事物、观察生活的深度和差异之外，主要是由于作者的性格不同，经历不同，生活积累不同，感情色彩不同，文字修养不同，因而具有互相不同的艺术风格。
独特的风格不论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样性，还是从工农兵群众的需要考虑，都是必要的。
列宁说过：
文艺事业“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才智、爱好与特长，从而使文艺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蓄意践踏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制造种种清规戒律，禁止不同题材和艺术风格的自由发展，甚至强迫作家一律都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真是既反动又荒谬绝伦，一定要彻底批判，肃清流毒。
建设一支革命化的创作队伍
粉碎了“四人帮”，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勤奋工作，英勇战斗。
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必须快步跟上来。
有的作者说：
“四人帮”把我们的文艺队伍打散了，但是没有打垮。
“四害”横行时期，有不少文艺工作者被毒害，被腐蚀，但大多数同志都顶住了“四人帮”的重压，经受了考验。
现在，是真正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建设一支革命化的文艺队伍的时候了。
要建设革命化的文艺队伍，文艺工作者也要学大庆。
不仅仅是学习大庆如何开展业余创作，最根本的是学习大庆人“两论”起家，学习大庆人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
我们的文艺队伍不但要有坚强的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干部，同时也要有千千万万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家。
到会的作家们还谈到，由于“四人帮”残酷迫害文艺工作者，使得许多群众所熟悉的老作家长期脱离生活，对现实斗争隔膜了，笔也生了，多少年无法创作。
现在，老作家解放了，思想也应该解放，要重振旗鼓，挥笔上阵。
老作家不但自己要写，还应当做浇花的工作，扶植青年作者，使他们健康成长。
中年作家既有创作经验，精力也充沛，正是创作的兴旺时期，更应该奋力创作。
青年作者朝气蓬勃，而且大部分就生活在工农兵群众之中，火热的斗争生活，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当前，文艺创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要尽快组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开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1线，写出更多更好的、迅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优秀短篇小说，鼓舞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
会议期间，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作家茅盾同志会见了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茅盾同志热情祝愿老、中、青作家共同努力，写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作品。
六天的座谈会，作家们互相启发，互相鼓励，精神振奋，激情洋溢。
新老作家一致表示要坚决响应华主席的号召，立大志，鼓干劲，努力创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多作贡献。
　本报记者

上海育才中学为了加强基础课教学，邀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退休老教师参加教案编写工作，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新华社记者摄

廉洁奉公　一尘不染
河北省南宫县高家寨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敬之同志，是1943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他常说：
“共产党的干部，决不能利用职权搞特殊，谋取私利，更不能用公家钱吃吃喝喝，请客送礼，沾染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去年春天，公社准备从赤脚医生中选拔两名同志到公社卫生院工作。
张敬之的一个在外地工作的老同事，打算让自己的侄女到公社卫生院工作，几次请张敬之到他家去吃饭，都被一一谢绝了。
一天晚上，这个干部包好饺子，准备好酒菜，又去请张敬之。
张敬之对他说：
“咱们都是老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决不能搞这一套，只要孩子够条件，不吃不喝也能办。”
今年秋天，一个青年社员拿着酒、点心来找张敬之，说自己中学毕业了，想托老书记帮帮忙，给找个工作。
张敬之意识到，拒礼还是收礼，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场激烈斗争，决不能让金钱和礼物腐蚀自己的革命意志。
他严肃地对那个青年社员说：
“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私人谋利的。
违背党的政策的事，你就是拉一大车金子来俺也坚决不干！”
事后，张敬之又三次登门找那个青年社员谈心，帮助他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树立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
本报通讯员

狠批“两个估计”　把教育搞上去
公安县举行老教师座谈会控诉“四人帮”滔天罪行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
为了落实这一战斗任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教育搞上去，湖北公安县最近召开了一次老教师座谈会。
会上，代表们结合回顾建国二十八年来教育战线的状况，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一位老教师说：
旧社会的学校是什么样子？
我见过；
新社会的学校是什么样子？
我也心中有数。
两个社会，两种教育，从领导权到培养目标都有本质的区别。
可是“四人帮”抹煞这些区别，把解放十七年的学校说得一塌糊涂，诬蔑培养的人统统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
教了二十多年书的东港中学教师吴立棠说：
“四人帮”在炮制了“两个估计”以后，提出了一个“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动口号，并进而鼓吹“文盲论”，炮制“白卷典型”，篡改《五·七指示》，歪曲“以学为主”的原则。
动不动就挥舞“智育第1”、“复辟”、“回潮”等大棒整人，搞得有些学校听不见读书声，校园里长满了荒草，有的教室和办公室变成了仓库和保管室，教育质量严重下降，教师的业务也荒疏了。
闸口中学语文教师谢志环说：
“四人帮”鼓吹同十七年“对着干”，在大学里搞了一个所谓“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经验”，还强行推广到我们中学里来。
1974年下学期，我带一个高中班到某工地搞这样的“教学”，整整一学期，同学们每天就是挑土、擦锈、敲钢筋，一节课也没上成。
后来，学生不干了，家长也找到学校来问：
“你们是学校，还是小工队呀？”
那时，我也是有苦难言。
党和人民培养我，从小学到大学，花了多少心血，我想为党的教育事业多做点工作，多培养几个人材，可是“四人帮”就是不让你干！
“两个估计”象紧箍咒一样，害得我们动弹不得！
“四人帮”把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糟踏得不成样子！
通过揭批“两个估计”，参加座谈的老教师更加激起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更加激起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比热爱。
大家高兴地看到：
从去年10月以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现在又带领我们批判“两个估计”，把广大教育工作者从“四人帮”的压制下彻底解放了出来，教育战线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为之一扫，广大教师气顺、心齐、劲足、意气风发。
大家都憋着一股子劲，要把教育工作搞上去。
有的同志积极出谋献计，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有的表示决心：
要在有生之年，挽起袖子大干一场，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绝不辜负党的期望。
本报通讯员

砸烂精神枷锁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局副局长努尔提也夫
建国后的十七年，红线占主导地位，还是黑线统治？
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还是革命对象？
对此如何估计，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高举不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原则问题。
“四人帮”出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和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抛出的“两个估计”，硬说十七年是黑线统治，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事实胜于雄辩。
国民党反动派遗留给我们新疆教育事业的是一个破烂不堪的摊子。
1949年，全区只有一所名为大学，实为中专的“高等”学校。
这所学校总共只有三十六名教师。
中小学校主要分布在城镇。
广大农村，特别是牧区，几乎没有学校。
劳动人民子女没有上学的机会，文盲占全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二十八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大学生总数增加了十七倍半，普通中学的学生增加了近二百倍，小学普及程度已达适龄儿童的百分之九十四点七。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单是自治区的高等学校就为我区培养了各种人才近二万人，其中少数民族的近一半。
他们在我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四人帮”的逻辑，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无法解释的。
“四人帮”否定这些成绩，实质上就是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1957年右派分子也曾经采取过同样的手段。
他们的目的，就是说“共产党不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不行了”，以便让共产党下台，他们上台。
林彪、“四人帮”同样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新疆取得的伟大成绩，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你们下台，我们上台”。
二十八年来，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是很大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干扰破坏，新疆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会更快，成绩会更大。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压抑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特别是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使广大教师长期戴上了精神枷锁，使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破坏，教育质量严重下降，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现在党中央、华主席带领我们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为我们砸烂了“四人帮”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头上的枷锁，我们绝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决心继续搞好教育革命，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西藏高原的“老八路”
在万里风雪的西藏高原上，有一批进军西藏时入藏的解放军老同志，一直保持和发扬着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被翻身农奴誉为“西藏高原的‘老八路’”。
他们的事迹在雪山草原广为传颂。
西藏军区生产建设部队副师长陈景玉，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特等功和多次一、二等功，是部队有名的孤胆英雄。
进军西藏时，他带领一个营和其他筑路大军一起，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雀儿山巅舍生忘死打开哑巴坳，在一百四十多米高的悬崖绝壁上凿穿了“老虎嘴”。
1960年的严冬，他又带着一个团在雅鲁藏布江畔，日顶狂风沙雾，夜披寒星冰霜，挥镐垦出良田数千亩，建立了生产建设部队的山南农垦团。
陈景玉转到生产战线已经十七年了，现已年近六旬，又被提拔到师的领导岗位，但他仍然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同群众在一起大干社会主义。
平时，陈景玉总是身着褪色军装，不是顶风冒雪扬鞭跃马在喜马拉雅山麓的牧场，便是冒着风沙推车、挥镐在雅鲁藏布江畔的田园、工地。
抢险，他带头跳下刺骨的冰河堵缺口；
抗灾，他又奔忙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寒牧场，深入藏族牧工的帐篷问寒问暖。
尽管师、团工作都很忙，他一年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仍在二百天以上。
今年初，他参加第2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回到师部，研究好传达计划，已经中午了，他立即驱车赶回农场。
沿途，他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打招呼，赶了一百八十公里，摸黑到达团部，又连夜召开了党委会。
两天中，华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就传遍分散在几百公里范围的藏、汉族农垦战士中，迅速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
今年这个农场又获得了丰收。
农场建场后，粮食总产量年年徘徊在一千万斤左右。
1972年，“老八路”张林和进藏时的藏族红小鬼品康分别担任农场党委书记和场长。
他们走遍农场的山山水水进行实地勘察。
经过调查研究，决心在虎头山下修水库，攻下改变农场落后面貌的第一关。
在张林、品康等同志的带领下，一千二百名各族群众在撒当河畔搭起帐篷，竖起“拦住虎头水，誓夺万担粮”的红旗，破冰土、炸坚石，大干起来。
工地上，张林和品康一同住在藏、汉族职工的帐篷里，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打石、放炮、运土，砸夯、抡锤、掌钎，那里困难就冲向那里。
水库大坝筑到三米多高时，连降暴雨，撒当河水突然暴涨，大坝随时都有被冲毁的危险。
张林和品康同志率领指挥部的成员身先士卒，冒雨加紧抬石、运土、送草坯，加高、加固排洪渠道。
洪水凶猛，刚刚筑起排洪道又被冲塌。
为了顶洪峰，保大坝，他们带领职工们在急流中手挽手地筑起一道道人墙。
有的同志被洪水冲来的石头砸伤了，有的同志被激流冲倒了，仍然坚持战斗。
就这样，他们连续战斗三十七小时，终于战胜了洪水，保证了继续施工。
张林和品康同志带领群众大战了二十个月，用工一百五十万个，终于修起了这座大水库，使农场的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变。
本报记者

驳“两个估计”的所谓“论据”
安徽省教育局　杨全
“四人帮”诬蔑十七年是“黑线专政”的所谓“论据”之一，是“广大工农子女进不了学校大门”。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饥的悲惨生活，被剥夺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确实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
可是在解放了的新中国，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种类型的学校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除了普通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外，工厂还办起了业余大学，农村普遍开展了扫盲运动。
广大工农群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在文化上也翻了身。
正如毛主席1957年指出的：
“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就拿我省来说，1949年，全省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百分之几，1965年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百分之八十。
在解放前，我省只有一所破烂不堪的大学，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已发展到十五所。
工农子女入学人数也是逐年增加的。
1965年，已达到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是有目共睹，谁也否定不了的。
只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才无视这些事实，攻击和诋毁新中国的成就。
“四人帮”恶毒咒骂十七年，只能说明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罢了。
“四人帮”诬蔑十七年是“黑线专政”的又一个所谓“论据”，是说十七年培养的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前，确实有个别工农家庭出身的子女，进了学校后，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成了“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在成百万成千万的学生中，找出个把例子，难道就能证明十七年路线错了吗？
出现了“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情况，也并非完全是十七年的学校的过错。
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学校的一种反映。
学校不是红色保险柜，也不是阶级斗争避风港。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学校里来。
上了学校的个别人会“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进了工厂，到了机关，留在农村，难道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十七年的学校有此情况，文化大革命后难道就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
十七年培养的学生究竟怎样？
广大工农兵群众心里是清楚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十七年培养的学生也早就作了正确的评价。
解放后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没有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们的培养和期望。
他们认真学习马列和毛泽东思想，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祖国各条战线努力工作，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方面，目前将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员，是十七年学校培养的，其中有不少人已成为骨干力量。
这一切都是铁的事实，谁也否定不了的。

天津江苏大批应届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
据新华社天津1977年11月18日电
天津市最近几个月里已有三万名应届中学毕业生到市郊农村插队落户。
为了做好应届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工作，天津各区和街道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许多街道和学校还召开学生家长座谈会，组织在农村锻炼的知识青年介绍自己健康成长和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体会。
广大城市居民和学生认识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是华主席、周总理热情支持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对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天津市河东区各中学的党组织认真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不到半个月全区就有三千三百多名应届高中毕业生积极报名上山下乡。
据新华社南京1977年11月18日电
江苏省今年已有五万多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
07月中旬，江苏省召开了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联系江苏知识青年工作的实际，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利用知青工作这个阵地，肆意歪曲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妄图达到他们搞乱江苏，乱中篡党夺权的罪行。
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群众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认识。
各级党组织都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
江苏省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为群众做出了好样子。

抗棍棒的种子
编者按：
《抗棍棒的种子》一文，通过冬小麦良种“农大一九八”的培育过程，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科研事业的滔天罪行，热情地歌颂了华北农大小麦育种组同志们为革命搞科研的动人事迹，很值得一读。
“四人帮”破坏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真是无孔不入。
他们对于培育小麦良种这样的事也不放过，其用心之恶毒，手法之卑鄙，简直使人难以想象。
华北农大小麦育种组的同志们，在“四人帮”的巨大压力下，腿不软，腰不弯，顽强斗争，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贡献，也是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重重一击。
人所共知，冬小麦的优良种子一般具有抗旱、抗寒、抗病等特性，这里介绍的却是一种在“四人帮”的棍棒下，备受摧残，濒于毁灭，几经奋起抗击，现在得以在祖国肥沃的土地上繁荣生长的冬小麦良种——“农大一九八”。
不久以前，在河北省保定地区涿县人民批判王张江姚“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大会上，华北农业大学教授、著名的小麦育种家蔡旭代表农学系小麦育种组，愤怒揭发和批判了“四人帮”摧残科学事业，破坏育种工作的罪行。
他的发言使到会的干部、群众活生生地看到，“四人帮”确实象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派和黄世仁、南霸天一样，坏事做尽，十恶不赦。
华北农大农学系小麦育种组的成员，全是这个系的教师。
这个组是一个在育种工作上卓有成绩的科研集体。
解放二十多年来，这个育种组先后培育成四批十二个小麦优良品种，在我国北方广大种麦区推广使用，积累种植面积达五千多万亩，普遍获得了增产效果，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
近些年，为了走在生产发展的前面，他们又在培育品质更好，丰产性更强的种子。
到1973年，已经选育出的“农大一九八”等具有较强的抗寒性、抗病性、适应性、丰产性的优良品种，再经过几代的鉴定试验，就可以在生产上推广使用了。
可是，这种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事业，“四人帮”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他们支持和指使一些坏人，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破坏。
1974年上半年，“四人帮”支持和指使的那个窃踞了中共涿县委员会领导职务的坏人，打着“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旗号，派人进驻华北农大。
这伙人不批林，假批孔，把矛头指向干部和群众，大揪什么“复辟派”。
为了给自己的胡作非为找根据，他们拚命宣扬“四人帮”的“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的谬论。
到05月，当试验田的麦子扬花吐粉，育种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时，他们竟然宣布一条禁令：
一切业务都停止，不经批准，谁也不许下地。
怎么办？
选种专业党支部书记宋印春和小麦育种组教师先后向那伙人提出下地的要求。
得到的回答是：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知道搞业务。
革命搞不好，有了种子，也带着一股资产阶级臭气；
政治上去了，种子自然而然就长出来了”、“以生产压革命，用业务冲击政治，你们的立场站到孔老二那里去了”、“我们领导一切，不听我们的话，你要后悔的。”
宋印春不顾恫吓，对小麦育种组的同志说：
下地，一定要下地，天塌下来，我顶着。
大家想了又想：
还是要讲点斗争策略。
权在人家手里。
上班时间人家不让搞，我们利用休息时间下地，看他怎么着。
第2天清早四点多钟，宋印春带领着头发灰白的教授和年轻的教师，七八个人，披着清冷的西风，迎着东方的启明星，走上通往试验田的道路。
四五里的路程，他们是小跑着走完的；
在试验田里的三个多小时的工作，是在无声中进行的。
只听见麦穗刷刷地响着，只见脸上汗珠流下来，跟身上的露水合在一起。
人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抓紧时间。
一天，两天，育种工作风雨无阻地进行着。
一次，两次，斗争的双方不断地交锋。
涿县的那个坏人指使打手在会上训斥：
“你们以目乱纲”，“破坏抓大事”；
在大会上骂：
“你们这些臭老九，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抱着孔老二的粗腿不放。”
小麦育种组的教师，挨着“棍子”，顶着“帽子”，不屈地工作着。
05月，他们给小麦杂交授粉；
06月，把种子收获到手；
09月，又成功地进行秋播，开始下一代繁育。
但是，更大的破坏接踵而来。
10月下旬，试验田里的小麦刚刚出苗，涿县的那个坏人，以搞“小麦移栽”为名，派人把试验田里的大部分种苗挖走。
六十亩试验田被挖得坑坑洼洼。
大部分育种材料被挖走了，剩下的麦苗，有的被践踏得叶枯根残，有的被压在土里，奄奄待毙。
望着试验田的凄惨景象，育种组人员失声痛哭。
老教授蔡旭心脏病发作，当场昏厥过去。
青年教师刘广田，一边统计着损失，一边流着眼泪，泪水把统计纸打湿了。
亲爱的读者：
你可知道育种工作的艰辛？
培育出一个优良品种，要用六至八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浇水施肥，翻地除草，样样农活，他们要亲自实践；
杂交授粉，观察记录，件件工作，他们要亲手去做。
平时，他们顶着烈日，在地里一蹲就是半天；
在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他们顶着雨水，在田间试验研究。
有时，晚上要打着电筒去观察，星期日也不能休息。
试验田里的育种材料，是他们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
有些材料国内少有，有些材料正在鉴定试验，有些材料即将用于生产。
可是，这些却在“四人帮”的棍棒下，毁于一旦。
凛冽的寒霜考验着革命的种子，经过党和毛主席二十多年的培养教育，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锻炼的育种工作者，在这严重的时刻没有后退。
“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争气，为敬爱的周总理争气。”
“在废墟上闹革命，把损失补回来！”
他们喊出了钢铁的誓言。
他们擦干了眼泪，拿上工具，迎着深秋的冷风，出现在试验田里。
一锹，一锹，带着满腔的怒火挖下去，把坑坑洼洼的土地平整好。
一镢，一镢，带着浑身的力气抡下去，把渠道行垄重新修起来。
一棵，一棵，把残存的幼苗，从土里扒出来，抖去上面的泥沙，再按品种类别，仔细地栽到预定的秧畦里。……
周围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主动前来支援。
这些天来，他们目睹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景象：
一个在培育，一个在破坏。
一边是这些被一伙人骂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腿不软，腰不弯，千辛万苦，培育着种子，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装花饰锦；
一边是那些自称为响当当的“造反派”的家伙和他们的后台，他们举着棍棒，砸烂幼苗，挖社会主义墙脚。
谁香谁臭，事实做了回答。
更大的困难还在后头。
由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育种组人员分散到外地的试验基点上去了，只留下张树臻和刘广田担负试验田的全部工作。
而涿县那个坏人，不断进行破坏，又用断电给田间管理制造困难。
张树臻这个五十岁的女育种家，遇到了她从事育种工作二十多年来少见的困难。
同时，她也感觉到，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异力量。
她不想哭，只觉得气。
要干，干出样子来，给那个坏人看看，一心为人民的育种工作者是压不倒的。
每天，天不亮，张树臻和刘广田就来到地里，除草，施肥，观察，试验，直到天黑。
早晨和中午的两顿饭，他们轮换着吃，留下一人为小苗站岗放哨。
晚上，他们开着电灯开关，躺在床上，等着偶然的机会。
灯一亮，就飞快地跑向水泵房，开动机器，向试验田送水。
从秋天到冬天，从小麦返青到成熟，在田间管理和育种实验的几个重要阶段，他们没有一天离开过试验田，没有一晚睡过囫囵觉。
张树臻的心脏病犯了。
她挣扎着到地里，坐在小凳上观察研究。
刘广田的腿肿了，他照样蹲在地里，给小麦杂交授粉。
到收获的时候，张树臻累得手脚都不听使唤了，可她仍然参加工作，直到把最后一颗种子收到手里，她才感到浑身轻松，露出了笑容，眼里却充满了泪水。
但是，涿县的那个坏人不甘心失败。
1976年02月中旬，他趁着“四人帮”煽起的层层揪“走资派”的妖风，胡说华北农大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一定要搞乱，于是他派出武斗队，恶狼般地扑向了校园。
学校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师生员工的安全受到威胁，教学科研工作无法进行。
试验田里的种子面临彻底毁灭的危险。
为了保存力量，学校的党组织根据河北省委的指示，把大部分师生员工疏散到外地教学和科研基点上。
为了保护育种材料，坚持育种试验，选种专业党支部派小麦育种组的张树臻、郎韵芳等五人于05月底第2次返回学校。
自从学校大部分人员撤走之后，武斗队恼羞成怒。
他们在对学校进行疯狂破坏的同时，又发出通令，不准师生员工带走教学科研的仪器和材料。
并且派出纠察队，手持棍棒，在校园内外严加巡逻。
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试验田的种子收回来，运出去，困难是相当大的。
必须善于斗争，才能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一个夜晚，在一间宿舍里，育种组的五位同志开始行动了。
他们待到夜深人静，把门窗关遮严，关上电灯，从书包里取出从地里偷偷带回来的麦穗，开始脱粒了。
这是一种奇特的场面：
在酷热的06月之夜，在气闷难耐的斗室之中，不用灯光，不用工具，闭着眼睛，用两只手把麦粒一粒粒从麦穗上搓下来。
这也是一种动人的景象：
在黑暗中，他们看到的是祖国大地上的金色麦浪，座座小山似的粮堆；
想到的是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
他们心中有不落的红日，照得满目生辉。
搓下的种子，被装进一个个种子袋内，放到床底下包裹内藏好。
余下的麦秸、麦壳，趁着黑夜，埋到土里。
运种工作更为危险。
因为育种组的几个人已成为武斗队监视的对象。
于是，兄弟单位的工人、教师、学员，主动地承担了这个工作。
食堂两位师傅在同志们的掩护下，巧妙地用自行车往外运送种子。
天黑路滑，腿摔破了，车子摔坏了，他们就推着车子，向北京进发。
一想到种子在往北京运送，育种工作者就浑身是劲。
他们坚信，总有一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会驱散眼前的黑暗，迎来万木争荣的春天。
1976年10月，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祖国的春天来了！
在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保定地区同全国一样，正在走向大治。
现在，华北农大小麦育种组的教师们，满怀喜悦的心情把“农大一九八”等优良品种，分发到河北省三河县、天津市宝坻县、北京市通县等地农村试用。
同时，他们正在制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规划，信心百倍地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新华社记者（本报有删节）

正在从事新作的几位作家
著名的散文作家谢冰心，最近应教育部的约请，为小学语文写作教材，并为文艺刊物撰写儿童文学作品。
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女作家杨沫，正在精心修改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
老作家巴金正致力于翻译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深思》。
这是一部长达一百几十万字的巨著。
青年作家张天民在完成电影剧本《创业》及同名长篇小说后，继续写作反映石油工人斗争生活的“三部曲”。
写作过程中，他常听取电影工作者的意见。
工人诗人黄声笑，正在从事长篇叙事诗《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第3部的创作。
他常到工人群众中朗诵自己的作品，征求大家的意见。
（本栏照片为新华社记者摄）

王震副总理会见意大利知名人士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11月18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上午会见意大利知名人士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代表团成员是马西莫·德·卡洛利斯，多曼尼科·隆巴尔迪，拉法埃莱·科斯塔，达尼罗·拉乌伦蒂，皮埃罗·纳皮尼。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理事刘铮、韦建业，会见时在座。
（附图片）
王震副总理会见意大利知名人士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王震副总理会见科威特卫生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11月18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会见由科威特卫生大臣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卜杜拉·阿瓦迪率领的科威特卫生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科威特驻中国大使阿布哈桑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副部长钱信忠、局长薛公绰，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程远行。
（附图片）
王震副总理会见科威特卫生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罗马尼亚共青团代表团离京回国
由罗马尼亚共青团中央书记尼古·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共青团代表团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15日晚上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等。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和夫人也到机场送行。
（据新华社讯）

七十七国集团
196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1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七十七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斗争，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从此它们就被称为“七十七国集团”。
现在它的成员国已有一百多个，但这个名称照旧沿用下来。
“七十七国集团”在每四年召开一次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之前，都要举行一次部长级会议，来协调立场，研究对策，为在大会上进行斗争作好准备。
1967年第1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阿尔及尔宪章》。
1971年第2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利马宣言》。
1976年在马尼拉举行的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和一项行动纲领。
此外，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前夕，“七十七国集团”起草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
这两个文件，在特别会议上未经表决就获得通过。
“七十七国集团”是第3世界国家在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的斗争中形成的。
十多年来，它运用联合起来的集体力量，同超级大国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剥削和掠夺进行斗争，不断取得积极的成果，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反帝、反霸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不结盟运动
不结盟运动，是第2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世界上出现的一种新兴力量。
参加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宣布执行独立自主、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主张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
现在参加不结盟运动的已有八十多个国家，成为一支强大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队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参加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已经先后举行了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第1次会议于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有二十五个国家参加。
1976年08月，在科伦坡举行了第5次不结盟国家会议，有八十六个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或他们的代表参加，还有作为观察员的十个国家和十二个组织的代表，作为来宾的七个国家的代表出席。

布隆迪穆热雷水电站举行奠基仪式
巴加扎总统和恩赞比马纳总理出席
据新华社讯
布琼布拉消息：
布隆迪穆热雷水电站奠基仪式11月16日在布琼布拉省穆唐布乡举行。
布隆迪总统巴加扎和总理恩赞比马纳出席了仪式。
这项工程是由中国援建的。
布隆迪公共工程、装备和住房部长伊西多尔·恩亚博亚和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陈枫在仪式上讲了话。
恩亚博亚部长在讲话中强调了这项工程对布隆迪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他指出，这个水电站是布隆迪—中国友好合作的象征。
陈枫大使在讲话中祝愿中国和布隆迪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出席仪式的还有：
布隆迪外交和合作部长，地质、矿业和工业部长等以及参加这项工程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布隆迪工人和工地附近的居民一千余人。
奠基仪式结束后，巴加扎总统和恩赞比马纳总理在陈枫大使和工程组长谢庭滋的陪同下参观了工地。

我女排离东京回国
新华社东京1977年11月18日电
中国女子排球队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1977年世界杯排球赛后，11月18日下午乘飞机离开东京回国。

我妇女代表团结束对日本访问
据新华社东京1977年11月18日电
以卫生部负责人杨纯为团长、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曹瑞武为副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结束了对日本的友好访问，11月18日离开东京回国。
11月17日，中国妇女代表团在东京举行了答谢宴会。
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参赞陈抗出席了宴会。
中国妇女代表团在日本期间，访问了北海道、东京等地，同日本各阶层妇女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代表团先后参加了座谈会、交流会，参观访问了工厂、农村以及医药卫生、公害防治、教育设施等。

我广播代表团离日本回国
据新华社东京1977年11月18日电
以张香山为团长的中国广播代表团结束了对日本的参观访问，11月18日离开大阪回国。
代表团在日本期间，先后访问了东京、名古屋、大阪、京都等地，参观了日本的一些广播电视设施和研究所，同日本的有关技术人员进行了技术交流。
11月17日日本关西地区各界友好人士，在大阪市举行酒会，热烈欢迎中国广播代表团。
酒会是由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大阪府本部、日中友好国民运动大阪联络会议、日中友好国民协议会关西组织、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和日中经济协会关西本部联合举行的。

挪威《红旗》强调掌握划分三个世界理论的重要性
全世界人民必须反对苏美两霸的战争准备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7年11月17日电
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理论刊物《红旗》1977年第5期发表一篇社论，强调掌握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重要性，并指出全世界人民必须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战争准备。
这篇题为《反对超级大国战争准备，维护三个世界的理论》的社论说，“在当前的世界上不存在‘和平与缓和’。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夺更加激烈”。
“美国在印度支那失败，经济上和政治上内外交困，使得它成为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超级大国”。
“苏联是作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走上世界舞台的。
作为帝国主义筵席上的新来者，这个超级大国如同当年希特勒德国那样更具有侵略性”。
社论指出：
“苏联今天的钢铁生产和武器生产已经超过了美国。
这表明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导致了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这一发展将会导致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
社论说，“世界人民由于相信了和平谎言和虚伪的缓和之谈而在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昂贵的血的代价。
和平谎言和缓和之谈向来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策划新的战争的特征。
我们要象理解1938年慕尼黑和平骗局那样，去识别现在的和平谈论的烟幕，尤其是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们在赫尔辛基和贝尔格莱德会议桌上所施放的和平烟幕。
现实情况与他们所讲的完全不一样，事实是两个超级大国都在搞空前规模的军备，都在不断地发展新的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
社论强调指出：
“在这样的形势下，重要的是一切革命人民正确掌握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社论说，“《真理报》不断攻击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表明，他们已经看到这一理论对社会帝国主义是多么危险”。
社论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对当前世界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
社论说：
“对这方面的一切指责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柬埔寨早稻普遍获得丰收
新华社1977年11月18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最近广播，今年，柬埔寨的雨季早稻普遍获得好收成。
目前柬埔寨各地早稻收割工作已近结束。
电台说，在今年的雨季里，柬埔寨各大区、地区、县和合作社都积极播种早稻，种植面积比去年大，收成也比去年和前几年都好。
今年柬埔寨全国各地雨水不足，可是，合作社农民种植的早稻，比雨水多的年头还种得多。
早稻丰收的原因是由于合作社农民战胜了自然灾害；
有了纵横交错的农田水利工程。
此外，还作好了雨季生产前的准备工作，重视了选种，改进了耕种技术，扩大了早稻插秧面积。
连那些过去很少种植早稻的磅士卑、蒙多基里、柏威夏、暹粒、奥多棉吉、桔井等地，今年都种上了早稻。
电台说，今年早稻丰收对合作社农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他们决心争取明年的早稻获得更好的收成。
（附图片）
柬埔寨各地农业合作社大力种植杂粮和经济作物。
图为社员们在培植玉米。
新华社发

泰国总理谈内外政策
新华社曼谷1977年11月18日电
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11月17日发表谈话说，泰国“将努力同愿意与其友好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即使是它们的政治理想和经济制度与泰国不同”。
他表示，泰国将迅速同柬埔寨、老挝、越南达成谅解，恢复关系；
对东盟国家和其它邻国，将进一步密切相互之间的关系。
江萨是就新政府施政方针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时说这番话的。
江萨指出，克服经济困难是新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他说，为了促进经济建设，将重点发展农业。
在工业建设方面，将侧重发展中小型工业，并要努力稳定商品价格和货币比值等。

石油输出国组织
“石油输出国组织”是在1960年09月成立的，目前有成员国十三个，总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亚非拉地区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长期以来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掠夺和残酷剥削。
国际石油垄断财团通过签订不平等协定，霸占大片石油租借地，控制石油的生产、提炼、运输和销售，榨取了惊人的超额利润。
产油国同西方公司的斗争首先集中在石油标价的决定权问题上。
石油公司按照标价向产油国纳税，标价越低，纳税越少。
因此，石油公司就竭力压低石油标价。
本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石油每桶价格从二点二二美元压低到一点八美元。
1961年以后的近十年间，石油标价一直冻结在这个低水平上。
西方石油公司利用这种特权攫取了巨额利润。
比如，在欧洲市场每桶原油价格十二到十四美元，而产油国按标价得到的税金却不足一美元。
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断同西方公司进行坚决的斗争，迫使它们几次同意提高了标价。
到今年，每桶石油标价已增加到十二美元以上。
石油税率也有所提高。
1973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从西方石油集团手中夺回了决定石油标价的大权，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石油价格，打破了国际石油财团的垄断价格体系，显示了产油国家团结斗争的巨大力量。
在1973年10月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产油国和其它一些产油国，把石油作武器，坚定果敢地采取了禁运和减产措施，并提高石油价格，狠狠打击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

第3世界国家加强合作相互援助
石油输出国组织向八个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
西非七国举行部长会议商讨集体防务等问题
新华社科威特1977年11月17日电
石油输出国组织特别基金理事会在11月16日的会议上决定向八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三千六百多万美元的长期无息贷款。
这八个国家是：
贝宁、多米尼加、埃及、印度、马拉维、肯尼亚、卢旺达和上沃尔特。
这笔贷款主要是用于这些国家的工业、交通和动力等建设项目。
新华社1977年11月18日讯
瓦加杜古消息：
西非七国互不侵犯和相互援助协定签字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11月12日至15日在上沃尔特首都瓦加杜古举行会议，讨论有关集体防务和加强这些国家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上沃尔特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长巴巴·西在开幕会上致欢迎词。
马里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夏尔·桑巴·西索科在开幕会上发表讲话。
他强调指出：
“我们应该成功地作出安排，保证我们这些国家的安全，使任何潜在的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并在我们的相互关系中不诉诸武力。”
会议达成了一项有助于成员国稳定与和平的协议。
这一协议将提交各签字国国家元首批准。
早些时候，这个协定签字国的参谋长和专家也举行了会议。
互不侵犯和相互援助协定是由西非经济共同体全体成员国毛里塔尼亚、马里、上沃尔特、尼日尔、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以及西非另一个国家多哥今年06月在象牙海岸阿比让签订的。
新华社加拉加斯1977年11月17日电据报道，第1次拉丁美洲水产养殖业会议最近在委内瑞拉阿拉瓜州马拉凯市举行。
这次会议是由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兽医科学系和拉美水产养殖业协会组织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拉美国家和来自其他地区的代表。
会上，代表们研究了合理利用、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等问题。
会议呼吁拉美各国增加鱼类、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等水产品的生产，并指出培养渔业专业人才的重要性。
会上，秘鲁代表建议创办一所拉美水产养殖业学校，以培养有关方面专业人才。
新华社加拉加斯1977年11月15日电
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海梅·蒙卡约最近向阿根廷杂志《新科学》发表谈话时说，“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是拉丁美洲加强地区性合作、协调一致并实现多样化的政治意志的体现，它是对本地区经济和社会要求以及当前国际现实的有力回答”。
他指出，拉美国家成立这一机构，是为了在拉丁美洲内部建立一种经济关系的新体系，同时通过采用真正拉美的合作和声缓的新形式，加强拉美地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以解决本地区最为迫切的问题。
海梅强调说，拉美经济体系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拉丁美洲的全面、自主和独立的发展，它支持本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并作为本地区的协商和协调机构来进行活动。

第3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
第2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美以及其他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革命武装斗争连绵不断，八十多个国家先后宣告独立，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世界面貌发生极大的变化。
为了保卫共同的权益，第3世界国家成立了许多区域性或专业性的国际组织，同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第3世界是当代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主力军。
战后新独立国家1945年　朝鲜、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1946年　叙利亚、约旦、菲律宾①1947年　巴基斯坦、印度1948年　缅甸、斯里兰卡1951年　利比亚1953年　柬埔寨②1956年　苏丹、摩洛哥、突尼斯1957年　马来西亚、加纳1958年　几内亚1960年　塞浦路斯、喀麦隆、多哥、马达加
斯加、扎伊尔、索马里、贝宁、尼
日尔、上沃尔特、象牙海岸、乍得、
中非、刚果、加蓬、塞内加尔、马
里、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1961年　科威特、塞拉利昂、坦桑尼亚③1962年　布隆迪、卢旺达、阿尔及利亚、乌
干达、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西萨摩亚1963年　肯尼亚1964年　马拉维、赞比亚、马耳他1965年　马尔代夫、新加坡、冈比亚1966年　博茨瓦纳、莱索托、圭亚那、巴巴多斯1967年　民主也门1968年　毛里求斯、斯威士兰、赤道几内亚、瑙鲁1970年　汤加、斐济1971年　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孟加拉1973年　几内亚比绍、巴哈马1974年　格林纳达1975年　东帝汶、莫桑比克、佛得角、科摩罗、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安哥拉、苏里南、巴布亚新几内亚1976年　塞舌尔1977年　吉布提
注：
①1946年菲律宾脱离美国殖民统治宣布独立。
1962年，菲律宾宣布将独立日改为1898年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宣布独立的06月12日。
②1953年柬埔寨脱离法国殖民统治。
1975年，民主柬埔寨规定解放金边的历史性日子04月17日为国家独立节。
③坦噶尼喀1961年独立；
桑给巴尔1963年独立，1964年武装革命推翻苏丹封建王朝。
同年坦、桑联合，成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三言两语
历史重演
英国政界和公众舆论近来围绕着对苏联战略意图和英国国防政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这不禁使人想起了三四十年前曾经出现过的情景。
当时以张伯伦为代表的绥靖主义者，拚命鼓吹对希特勒德国实行安抚退让的政策，获得了“和平天使”的美名；
以邱吉尔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主张正视希特勒德国的侵略威胁，呼吁加强防务，却被一些人攻击为“好战分子”。
谁是谁非，历史终于作出了判决。
今天在英国发生的争论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接受历史教训的，即使是血的教训也罢。
名不虚传
苏联专家在被迫离开索马里滚回老家去之前，大肆抢购商品，“满载而归”。
据说，曾经在索马里作威作福的俄国佬，早就被索马里人民叫作“蝗虫”。
这些家伙临走也还要捞它一把，确是名不虚传。
索马里有句谚语说：
“蝗虫虽已飞走，但还撒下卵子。”
索马里宣布废除索苏“友好条约”，驱走了“蝗虫”，但是看来还有许多防治“蝗害”的工作要做哩！

北约舰队在波罗的海演习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977年11月15日电
哥本哈根消息：
据丹麦报纸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联合舰队为了提高战斗力，从11月07日至14日在西起斯卡格拉克海峡，东到波恩霍尔姆岛附近的波罗的海海域举行了联合演习。
参加这次联合演习的有丹麦、西德、荷兰、英国和加拿大的海军和美国的一支舰队。
同往常一样，北约这次联合演习受到苏联和其它华约国家间谍船的密切监视。
丹麦报纸还报道说，苏联一贯主张将波罗的海变成波罗的海国家的“内海”。
美国舰队进入波罗的海活动是为了再次强调，各国都享有在波罗的海航行的权利。

可耻的失败记录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自1976年初派遣雇佣军对安哥拉进行武装侵略以来，在非洲张牙舞爪，耀武扬威，到处扩张渗透，干涉非洲人民的事务，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非洲。
非洲人民日益认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他们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不畏强暴，同苏联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使这个色厉内荏的庞然大物遭到一个又一个的可耻失败。
下面是几个较大事例的记录：
1976年03月15日　埃及人民议会通过萨达特总统提出的废除埃及和苏联的“友好合作条约”的法案。
埃及从此摆脱苏联企图用来控制和奴役埃及的锁链，沉重地打击了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
埃及还取消了向苏联海军提供的便利，勒令俄国人必须在废约的一个月内撤离亚历山大港。
今年10月26日，萨达特总统又宣布，从1978年01月01日起的十年内不偿还欠苏联的军事债务，并且不把埃及的棉花提供给苏联。
1976年07月02日　苏丹政府宣布，苏丹人民武装部队粉碎了一次企图推翻苏丹政权的武装颠覆阴谋。
这些阴谋分子是在受到苏联制造的各种武器的训练后发动进攻的。
1977年03月08日　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收买、训练和武装的雇佣军入侵扎伊尔的沙巴省，扎伊尔军民奋起抗战。
非洲国家和人民纷纷以各种方式声援和支持扎伊尔的正义斗争。
05月26日，扎伊尔收复了全部被侵占的领土，取得了反抗侵略的伟大胜利。
1977年03月20日　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三国元首在亚丁举行会议，苏联炮制的要求这些国家建立邦联的建议在会上出笼，但是立即遭到了拒绝。
两天后，阿拉伯也门、民主也门、苏丹和索马里四国元首在塔伊兹会晤，他们一致认为，“红海地区必须永远成为和平、和睦的地区，红海沿岸国家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商量和协调”。
在这前后，一些红海国家纷纷表示必须维护红海的和平与安全，反对超级大国在红海地区争霸。
1977年05月12日　苏丹政府决定解除苏联军事专家在苏丹工作的合同，同时关闭苏联驻苏丹大使馆的苏联军事专家事务办事处，限令这些“专家”于一周内离开苏丹。
随后，苏丹还下令驱逐四十名苏联驻苏丹大使馆人员，并决定关闭苏联设在喀土穆的文化中心。
苏丹总统尼迈里说：
“苏联在非洲的活动是干涉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苏联是新殖民主义。”
1977年11月13日　索马里政府宣布，索马里决定废除它和苏联签订的“友好条约”，勒令苏联立即撤除它在索马里的一切军事设施，限令苏联的军事和文职专家在一周内撤离索马里，并要求苏联减少它驻索马里大使馆及其所属机构的人员。
　（新华社）

围绕苏联威胁和英国国防问题展开大辩论
英国反绥靖力量大声疾呼走联合自强道路
最近几个月来，英国政治舞台上围绕着对苏联战略意图的估计、英国的国防政策和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态度等问题展开了辩论。
英国安全受到苏联严重威胁
提供贷款技术只能养虎贻患
对目前苏联的战略意图如何判断，是这场辩论的第1个问题。
在苏联一再鼓吹“缓和”和“全欧经济合作”的情况下，英国有些人对苏联的战略意图的认识模糊了，被苏联的欺骗宣传的烟幕迷住了眼睛。
今年09月，英国某些议员公开说什么苏联没有“在海外进行侵略的意图”，“俄国不会进攻我们”。
他们认为，苏联的战略目标不象当年纳粹德国那样要称霸世界，苏联领导人追求的不过是“保持欧洲现状”而已。
他们还认为，苏联当局急于使苏联的“经济增长”，只要西方国家向苏联提供优惠贷款和先进技术，苏联就会“改进同西方的政治关系”。
这种论调在英国引起了强烈反应。
有远见的人们发表讲话或著书、写文章，严肃地予以驳斥。
今年09月，英国前大臣查尔方特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列举苏联一直在疯狂扩军备战的事实后指出，“突然向西欧发动进攻是目前苏联军事能力完全能够做得到的”。
他说，“严肃的观察家和分析家”都一致认为“是存在军事威胁的”。
今年10月在保守党年会上，许多代表尖锐地指出：
如果不是为了侵略，苏联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扩军备战？
如果它已“满足于”它在东欧的“现状”，它为什么还到中东、非洲和印度洋去搞扩张和渗透？
一位名叫莱尔的代表说：
苏联出于什么样的防御目的要在它的欧洲边界部署大大超过西方的军备，为什么要保持一支进攻之用的潜水艇的世界性舰队？
他呼吁“重新评价西方对于缓和所采取的政策”。
他说，“目前缓和所起的作用是使我们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今年09月27日，保守党国防事务发言人温斯顿·邱吉尔在曼彻斯特的一次讲话中说，“自三十年代以来，英国人民的自由和安全所受到的威胁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大。”
他说：
近年来，苏联空中力量的不断增长给英伦三岛带来了新的特别严重的威胁。
在过去三年中，苏联部署了新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这样一来就把它能空投到英国的常规炸弹吨位的潜力增加了十倍。
苏联在东德的那些基地离英国的主要人口集中区还不到五百英里——对于俄国的超音速逆火式轰炸机来说，只不过飞行二十分钟就够了。
至于向苏联提供优惠贷款和先进技术的问题，人们早就指出，这不会使苏联在同西方打交道时变得“温和”些，而只能是“养虎贻患”。
保守党三名议员今年06月在他们合写的一本题为《对付苏联》的小册子中指出，最近几年，西方向苏联提供大量优惠贷款、先进技术和粮食，不仅加速了苏联的经济发展，而且使它能够把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军备生产，其结果，只能加强苏联的侵略实力。
削减国防开支必将招致灾难
积极增强防务乃是当务之急
辩论的第2个问题是，英国的国防力量究竟应该削减还是增加。
由于对苏联的战略意图有不同的判断，在国防政策上也就有两种不同的主张。
认为苏联“没有侵略意图”，不存在“苏联的威胁”的那部分人主张削减国防开支。
今年09月，工党“防务研究小组”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就主张大幅度削减军费。
理由之一是：
当前英国经济困难重重，“要把用于防务的经费更好地用在公共事业方面”。
理由之二是：
“苏联的决策者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行动的影响。
如果西方减少军事力量，鸽派的地位将会加强；
如果西方军事活动增加，相反的情况就会出现”。
这份研究报告的观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不仅反对党人士和公众舆论群起驳斥，就是工党中绝大多数议员也不同意。
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09月23日发表谈话指出，如果按这份研究报告提出的建议大量削减国防力量，“会将英国置于无防务可言的境地”。
10月14日，她在保守党年会上的讲话中又强调，为了“加强西方的防务”，英国不仅不应该忽视国防和削减军费，反而必须“给防务以应有高度的优先地位”。
自由党领袖戴维·斯蒂尔今年09月27日在自由党年会上宣布，自由党“将反对削减国防开支，削减国防开支会使我们不能履行我们对北约共同安全应尽的义务”。
工党政府的很多大臣和议员也公开斥责“国防研究小组”这份报告提出的主张是“灾难性的和不负责的”。
报告发表的当天，工党政府国防部国务大臣约翰·吉尔伯特发表声明说，这份报告既不代表政府，也不代表工党的政策。
他指出，在“华沙条约组织武装力量的规模远远超过他们本身防务的需要”的情况下，提出大量削减军费的建议“对北大西洋联盟的能力和士气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至于用削减西方的军事力量来换取苏联裁军、推动“缓和”进程的论调，相信的人更是越来越少。
英国公众舆论指出，在过去的几年里，英国曾一再削减军费，但苏联的军费却以每年百分之四点五的速度不断递增。
苏联使劲鼓吹“缓和”，实则到处加紧扩张，力图控制西方赖以生存的海上通道和原料资源。
西欧必须加强联合共同对敌
英国绝不能给欧洲共同体拆台
辩论的第3个问题是，英国应该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还是进一步以自己的行动来加强共同体的团结。
英国于1973年正式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75年经公民投票又予以肯定。
但是今年夏天，某些人以英国参加共同体在经济上“得不偿失”为由，主张退出共同体。
这个主张提出后，立即受到人们的强烈反对。
许多人指出，在目前国际形势下，西欧必须加强联合，才能对付苏联的威胁，英国绝不能做任何损害这种联合的事。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10月12日在保守党政治中心组织的一次集会上说，“近来国际关系中那种复杂的局面几乎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的那种微妙的变化，使得（欧洲经济共同体）这种团结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
保守党财政事务发言人杰弗里，不久前在一次讲话中说：
“我们同欧洲的联系，其重要性决不仅在于经济方面。
这种联系是对给我们安全所造成的威胁的一种必要的反应。
我们威胁的主要来源仍然是苏联的武装力量和它公然奉行的扩张主义。
我们必须确信无疑的是：
欧洲的声音是同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声音一起为人们所倾听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用一个联合起来的声音讲话。”
人们认为，英国目前辩论的这些问题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关系到英国出路何在的重要问题。
辩论的进程表明，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在认真考虑：
究竟是轻信苏联的“缓和”之音，奉行绥靖政策，还是认真加强防务，联合自强？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苏联对西欧的军事威胁是客观存在。
英伦三岛不是安全岛。
必须把加强防务提到“优先的地位”；
西欧必须联合自强。
这就是符合实际的结论。
　（据新华社）

国际简讯
罗马尼亚外长访问英国
罗马尼亚外交部长乔治·马科维斯库在结束了对英国的四天访问以后，于11月17日离开伦敦回国。
访问期间，马科维斯库外长会见了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等。
17日下午发表的一项公报说：
双方“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并“重申他们决心在各个方面发展罗马尼亚和英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公报宣布，齐奥塞斯库总统应邀将于明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
南斯拉夫和巴巴多斯建交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和巴巴多斯政府本着发展友好与合作关系的愿望，决定从1977年11月15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墨西哥购买舰队保卫专属经济区
墨西哥海军部长里卡多·查萨罗·拉腊11月05日在维拉克鲁斯港宣布，他的国家购买了用现代化电子装置装备起来的三十六艘军舰组成的舰队，用来保卫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
购买这支舰队是墨西哥政府为加强其海军力量，以便更有效地保卫其海洋主权和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采取的又一个措施。
墨匈两国首脑强调加强合作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波蒂略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洛松齐·帕尔11月14日在墨西哥城发表一项联合公报，强调必须在平等、主权、不干涉内政、合作和互利的基础上公平合理地改革国际经济关系。
公报指出，在讨论国际形势时，总统和主席“重申两国政府支持为消除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进行的努力”。
双方表示希望加强技术和经济合作。
　（据新华社）

尼迈里总统指出索马里政府的果敢行动表明
非洲人民结束苏联丑行的时候正在逼近
马来西亚报纸赞扬索人民威武不屈敢顶苏联霸权主义
新华社喀土穆1977年11月18日电
苏丹总统尼迈里11月17日对苏丹《天天报》发表谈话说，索马里驱逐苏联专家和废除索苏“友好条约”“表明非洲人民完全结束苏联在非洲的错误而丑恶的行径的时候正在逼近”。
尼迈里总统说：
“我们苏丹人在同苏联打交道中学到了经验。
苏丹人民揭掉了苏联的假面具并且在今年06月最终地结束了苏联军事专家的工作。
我们的兄弟邻邦埃及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他说：
“结束苏联在非洲大陆的错误行径首先是非洲人民的意愿。”
他说：
“我曾多次说过，苏联应当从非洲撤走。”
尼迈里总统强调说：
“一旦苏联的丑行被揭露出来，所有非洲国家的人民都会象索马里人民最近所做的那样：
结束苏联军事专家的工作，同古巴断绝关系”。
新华社1977年11月18日讯
吉隆坡消息：
马来西亚报纸11月16日发表社论，赞扬索马里政府宣布废除索苏“友好条约”和驱逐苏联专家等决定。
《星洲日报》的社论说：
“索马里的这项果敢的坚决的行动，不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对苏联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社论说，索马里的这一断然决定“显示了一国人民的自尊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社论说，在索马里政府宣布其决定后，全国各地游行示威，支持政府的决定，这显示苏联和古巴在索马里何等不得人心。
《星槟日报》的社论说，非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已从索马里废除索苏“友好条约”、驱逐苏联专家和与古巴绝交这件事中“更加清楚窥见苏联的动机和古巴所扮演的角色”，非洲人民“不能不提高警惕，团结一致，抵御外来干预。”

首批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被逐滚出索马里
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人员离去前大肆抢购
新华社1977年11月18日讯
摩加迪沙消息：
第1批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一百多人于11月16日离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索马里政府11月13日宣布要求全部苏联专家必须在一周内离开索马里。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这些苏联人员两天来大肆抢购商品，他们在离开索马里时携带了大量行李。
索马里当局派出几十名官员在摩加迪沙机场对这些苏联人员所带的行李进行了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