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会议在京开幕
加快建设现代化强大电子工业
余秋里、方毅、王震、谷牧等同志出席开幕式
据新华社1977年11月07日讯
第4机械工业部召开的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方毅，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谷牧，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
这次会议是电子工业战线的一次盛会。
到会的两千五百多人中，有大庆式企业、事业单位的代表，有学大庆的先进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先进集体、先进模范人物的代表，有重点企业、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和学校的代表，还有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和电子工业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贯彻华主席关于电子工业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指示，深入揭批“四人帮”，总结二十八年来发展电子工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制定高速度、高水平发展电子工业的具体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
交流学大庆的经验，树立标杆，表彰先进，动员广大干部、工人、科技人员为高速度、高水平地建设现代化的强大的电子工业而努力奋斗。
第4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王子纲主持今天的大会。
第4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致开幕词。
他说：
电子工业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时间是紧迫的，我们决不辜负华主席、党中央的期望，一定要深揭狠批“四人帮”，坚定不移地走大庆道路，十分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十分重视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十分重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我们要动员全国电子工业战线的千军万马，充分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聪明才智，加快步伐把电子工业搞上去，以适应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较大的贡献。
电子工业是国防工业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电子工业的发展水平是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十八年来，我国电子工业战线职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打破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垄断，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电子科研机构，发展壮大了电子工业，取得了具有一定水平的电子科技成就。
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电子工业的发展还不能适应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心情振奋，表示一定要通过这次大会，进一步掀起普及大庆式企业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向世界先进水平进军，为建设起我国自己强大的电子工业，贡献出一切力量。

适应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
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在京举行
会议分别制定出六大基础学科和各分支学科及有关新兴学科的规划；
在此基础上，提出全国基础科学规划纲要（草稿）。
代表们决心为实现规划中提出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
新华社1977年11月07日讯
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最近在北京举行。
参加会议的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中央有关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科技部门共二百二十个单位一千二百多名代表，在党的十一大路线指引下，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要求，适应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分学科制定了规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国基础科学规划纲要（草稿），以战斗的姿态迎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英明领袖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会议的全体代表，并且同大家一起照了像，使代表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到会的科学工作者，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六大基础学科和各分支学科以及有关学科的老一辈科学家、教授、工程师，许多有成就的中年、青年科学工作者，认真学习华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联系各单位实际，畅谈科技战线当前的大好形势，深入揭批“四人帮”。
大家说，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为了整顿科学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我们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明确了一系列重大是非问题，这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当前，在华主席亲自率领下，各级党委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科学实验群众运动正在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
许多代表激动地谈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历来重视我国基础科学的发展。
1956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强调：
“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进展与革新。”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国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按照规划提出的战略目标，全国各族人民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奋发图强，打破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垄断和封锁，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初步解决了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问题，逐步缩小了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但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严重危害科技工作，基础科学首当其冲，他们干扰和破坏毛主席、党中央对加强基础理论科学研究所作的重要战略部署，使正在缩小的差距又拉大了。
“四人帮”散布种种谬论，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取消自然科学理论研究；
拆散科研机构，破坏实验设备，迫害科研人员，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使一些人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四人帮”对教育革命的摧残，不仅破坏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而且破坏了科学的后备军，使科研队伍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本来应当走到经济建设前面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现在却落到了后面。
在讨论制定规划的过程中，代表们始终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分清路线是非，鼓起革命干劲，决心要把“四人帮”干扰破坏而耽误了的宝贵时间夺回来。
到本世纪末，我国要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科学技术要力求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相当的部分要赶上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个别的超过。
这是华主席、党中央向我们提出的宏伟目标，也是历史的要求，人民的希望。
会上，代表们兴奋地说，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切实地把科学规划制订好。
科研部门、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代表，就基础科学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大家认为，发展基础科学，不能为学科而学科，首先要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把国家的需要、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摆在首位，自觉地把基础科学同四个现代化紧密地联系起来，优先解决和重点解决我国四个现代化提出的重大课题。
经过反复讨论和广泛交流，会议分别制定出了六大基础学科和各分支学科以及有关新兴学科的规划；
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全国基础科学规划纲要（草稿）。
规划中提出的分阶段的奋斗目标是：
从现在起，在三、五年内，科学院和高等学校要初步建立起基础学科研究体系，继续发展一些学科某些方面的优秀成绩和领先地位，扎扎实实地全面地向着赶超世界先进的科学水平进军。
在八年内，要建成学科门类齐全，中央和地方互相配合，拥有一批现代化实验室的基础学科研究体系，全面展开各学科的研究工作，在一些学科的某些领域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在基础学科的更多方面作出优秀成绩和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到本世纪末，基础科学各分支学科要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有相当部分赶上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个别学科要居于领先地位。
会上，始终贯彻百家争鸣方针，代表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充满了团结战斗的气氛，把“四人帮”横行时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一扫而光。
通过广泛的讨论和交流，大家提高了认识，明确了目标，增强了信心，鼓起了干劲，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科学和教育战线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实现规划中提出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华主席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要兴旺，一定要强大，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让我们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续革命，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共同奋斗吧！

北京钢铁学院金属物理专业师生，立足于我国自己的矿藏资源，努力发展钢材新品种，刻苦钻研新技术，不断提高钢材质量。
《北京日报》记者摄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
我国建成第1个数字制卫星通信地面站
本报讯
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继1975年研制成功模拟制卫星通信地面站之后，我国自行设计、自行研制的第1个数字制卫星通信地面站胜利建成，顺利开通。
用来接收卫星双通道彩色电视节目，图象清晰，伴音良好。
卫星通信，是六十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种通信手段。
即利用卫星作为中继转播站，接收甲地面站发送的信号，放大后进行适当处理，变换到所需要的频率，再发射到乙地面站，实现双向通信。
卫星通信，有通信距离远、通信容量大、信道稳定、不受地形条件限制等优点。
它有模拟和数字两种体制。
数字制卫星通信是国际上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投入使用的，具有抗干扰能力强，利于保密的特点。
我国第1个数字制卫星通信地面站的胜利建成，对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事业，解决北京到我国边远地区的《人民日报》传真、广播节目传输、电视节目传输和其它信息的传输，对于发展我国远洋通信，加速实现通信现代化，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航天事业，加强国防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空间霸权，大量发射卫星，妄图霸占空间有利位置。
为了打破苏美两霸对空间资源和技术垄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1975年批准了卫星通信建设工程。
敬爱的周总理对卫星通信工程也极为重视和关怀。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散布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反革命谬论，竭力进行干扰破坏。
承担卫星通信地面站研制和建设任务的某科学研究所的极少数人，公开跳出来跟着“四人帮”兴风作浪。
这个研究所的党委和科学技术人员、干部和工人，在电子工业主管部门和地方党委领导下，对“四人帮”的破坏干扰作了坚决斗争，在极不平凡的1976年，坚持进行设备研制和地面站的建设。
打倒“四人帮”，科研得解放。
广大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坚决贯彻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决心把“四人帮”破坏干扰所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经过几个大会战，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设备研制和地面站的建设任务。
在地面站设备的研制过程中，贯彻了科研、生产、使用和技术人员、工人、领导干部两个三结合的方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走我国自己电子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
这个卫星通信地面站的胜利建成，是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结晶。
整个地面站的设计和建设，设备的研制，得到了全国十四个省市一百二十多个单位的协作支援，涌现了许多协同作战的动人事迹，大大加快了这个卫星地面站的研制建设速度。

搞好科技规划　攀登世界高峰
本报评论员
制订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为全国科学大会规定的重要任务。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制订规划的工作，指出：
长远规划的用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
这种计划只是一个大的方向，还要用每一个五年计划和每一年的年度计划去加以具体化。”
这次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修改，集思广益，制订了全国基础科学规划纲要（草稿）。
这个规划体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的遗愿，根据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指示的精神，把到本世纪末我国基础科学发展的长远目标和三年、八年分阶段的具体安排和措施，基本上规划出来了。
它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基础科学的发展。
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技术的基础。
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科学发展规划，就使我们更有把握搞好全国科学技术规划。
回顾1956年我国制订十二年、即第1个科学技术规划的情景，更使我们认识到搞好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全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大家知道，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我们的科学技术处于严重落后的状态。
但是，在毛主席关于赶上世界科学水平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在周总理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我国制订并抓紧实施十二年科技规划。
不到十年，情况大变。
我们克服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破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1964年爆炸了第1颗原子弹，接着又爆炸了氢弹，人造卫星也上了天，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迅速达到新的水平；
在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方面，都获得了一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创造性成就。
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力量超过旧中国成百倍的科学技术队伍。
这些年来，虽然受到“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但同1956年以前比起来，我国科学技术的基础是雄厚得多了。
只要我们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要求，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制订出一个既积极先进又切实可行的规划，并全力以赴，保证完成，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赶超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如何制订好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次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提供了一些比较好的经验。
这就是：
在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彻底肃清“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澄清思想和路线是非，端正方向、道路；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学术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团结战斗；
根据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不同情况和特点，上下结合，统一安排，各有侧重，分工协作；
全面安排，突出重点，既考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长远需要，解决一些科学研究方面的基本问题，又要组织力量，解决当前和近期的一些重大的课题。
有了好的规划，还必须有切实有效的措施。
关键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好各级科研机构的领导班子。
同时必须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并从教育入手，加速和扩大科技人才的培养；
抓紧解决实验手段现代化问题，以自力更生为主，依靠自己组织和提高生产，也要引进必要的先进仪器设备。
大力做好科学普及工作，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群众基础，也必须抓紧。
在华主席关于科学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的指引、鼓舞下，一个全党动手，全国动员，大办科学，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伟大的群众运动，正在迅猛兴起。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
有毛泽东思想，有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有社会主义制度，有现在这样一支科技队伍，有八亿勤劳勇敢的人民，我们应当有信心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做坚定的革命派　不做随风倒的“风派”
苏　萱
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以非常形象的语言“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论述了党内动摇分子的问题，并告诫全党：
“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
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根据第11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进一步提醒全党注意这个问题，指出：
“在我们党内，滋长了脱离群众、弄虚作假、看风使舵、投机取巧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的作风，这是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和纠正的。”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和华主席的指示，对于我们增强革命的坚定性，恢复和发扬党的传统和作风，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我们党取得了第11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阴风平息，玉宇澄清。
回顾“四人帮”大刮“三搞一篡”的反革命阴风的那些岁月，真是乌云翻滚，风声凄厉，大有“蹶石伐木，梢杀林莽”之势。
这对于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是一次多么严峻的考验啊！
我们英雄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经受住了这场考验。
在这股阴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他们能够及时地识别；
在这股阴风“盛怒于土囊之口”的时候，他们能够勇敢地顶住。
但是，也有少数人，包括个别的入党多年的干部，却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
“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
这些人跟那些一时被遮天蔽日的风沙迷住了眼睛的同志不一样，他们朝秦暮楚，翻云覆雨，政治立场上表现动摇。
群众对这种人叫“风派”。
这种人“以风为准”，看来头，看势头。
他们不去学习领会毛主席的指示，也不去认真研究党中央的文件，而对“四人帮”写作班子炮制的黑文，资产阶级帮派势力传播的所谓“通天”（即通“四人帮”）消息，却兴趣甚浓，深信不疑，以此作为估量形势的依据。
在这些人看来，“四人帮”刮的这股风来头大，势头猛，三十六计，“转”为上计，即使明知不对，也要顺风转舵。
他们就象投机商看行情一样，只看是“涨风”还是“跌风”，根本不问是阳风还是阴风。
这种人私心重，骨头软，一打就趴下，一拉就过去。
他们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如何保住自己，如何捞到好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在阴风刮来时，他们既受不起打击，又经不起引诱，毫无革命气节。
这种人惯于拿原则做交易，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昨天还说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是对的，今天却出尔反尔，硬说批派性是“整了造反派”，“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昨天还说“四人帮”搞的“双突”带来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今天却混淆是非，硬说“双突”中发展的党员，提拔的干部“一般都能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不能算‘双突’”。
“风派”人物就是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则可以丢掉，讲过的话可以赖账。
“风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对其危害性不可低估。
一是害了革命。
“四人帮”颠倒了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而“风派”随风转舵，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就把人们的思想搞得更乱。
特别在他们掌权的地区和单位，“四人帮”的邪说横行，资产阶级帮派活动猖獗，弄得好人受气，坏人神气，干部泄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二是害了同志。
“风派”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摇了过去，这就使那些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受到更大的压力，处境更加困难，也使一些认识不清的同志受到恶劣影响，跟着犯了错误。
三是害了自己。
“风派”搞政治投机，本来是想捞取政治资本，结果却事与愿违，资本未捞到，反欠一身债。
毛主席说：
“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事情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树欲静而风不止”。
只要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它们及其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总会刮这样那样的阴风。
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这就向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如何做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不当“风吹两边倒”的“风派”？
要不当“风吹两边倒”的“风派”，首先要学会辨风向。
我们有些同志由于辨别不清，糊里糊涂地随风摇，政治上很容易上当受骗。
这种错误性质虽然跟上面讲的“风派”人物不同，但也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
因此，我们必须学会辨风向，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就及时地加以识别，看它究竟是阳风还是阴风。
事物的现象同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
阴风往往冒充阳风，给人以假象，而将其真象荫蔽着。
要识别，必须借助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我们要认真学习、努力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体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毛主席的思想体系。
要不当“风吹两边倒”的“风派”，必须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可宝贵的崇高品格。
今天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誓为真理而斗争，不向阴风让半分。
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
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告诉我们：
人类社会是按照它的客观规律前进的，决定历史发展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
阳风必然战胜阴风，东风必然压倒西风，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我们对于形形色色的西风、阴风，完全有理由藐视它，把它“放到不在话下”的位置，不屈不挠地跟它斗到底。
（摘自《新华日报》）

继续革命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凌　亢
党的十一大路线向我们指明：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抓纲治国，继续革命，在现阶段的一个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
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求得生产力方面的跃进，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进程，各种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把这一点指明得清清楚楚了。
有人觉得不可理解：
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革命”总是一个政治概念，怎么可以塞进生产力、技术、生产工具等等跟“革命”不相称的东西去呢？
这同阶级斗争有什么相干呢？
这样看问题的人，有的可能真的被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大棒吓坏了，至今心有余悸；
有的可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的巨大社会政治意义缺乏认真的思索。
这里，必须弄清楚一个问题：
在象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要使社会主义胜利，要最后战胜和消灭资产阶级，要使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只有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斗争，而不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行不行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里才有可能。
这是就当时的条件说的。
后来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个原理也就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个国家甚至在经济落后国家里首先胜利这个新原理所代替。
但是，列宁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我国革命》的文章中，在尖锐抨击那种借口“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虽然在具备革命形势和无产阶级准备成熟的情况下，也拒绝夺取政权的修正主义观点的同时，肯定实现社会主义即巩固地确立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有足够的生产力水平，认为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道理”。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就是使自己肩负起新的革命任务，即利用这个政权去制服敌人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便实现革命的伟大目标（《列宁全集》第33卷　第433页）。
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他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候，就强调指出：
只有经过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
又说：
“这是一种责任。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
”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及支援世界革命的伟大意义。
如果说，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那么，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确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任务就复杂得多了。
这时，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基本经济利益，不仅需要依靠巩固地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来满足，而且需要依靠创造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创造出一个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来满足。
列宁把这叫做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见《伟大的创举》）。
或者叫做达到共产主义目标的双重的保证，即政治方面的保证和经济方面的保证。
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物质基础，这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必备的标志，也是消灭阶级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的准备条件。
毛泽东同志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同列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其道理也在这里。
特别是在一些原属经济落后、小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任务特别重要、特别紧迫。
张春桥说，无产阶级专政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只是在为资本主义“作嫁衣裳”。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必须弄清楚，在这样的环境中，社会主义的敌人是靠什么寄生的呢？
它的最深刻的基础在哪里呢？
列宁认为，在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所以，列宁郑重地指出：
“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
（《列宁全集》第31卷　第468页）不这样就无法使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就无法使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
农业中的社会变革，把小农经济推上公有化水平较低的集体所有制轨道，只是把生产力从早已过时了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点没有技术革命，在原有使用手工工具和畜力的基础上，也可以达到。
但是，农业要由集体所有制过渡为全民所有制，情形就不同了。
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技术革命，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等，创造出一种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新的农业生产力，新的物质基础，才有可能实现这种过渡。
这是农业的全民化区别于农业的集体化的一个重要点。
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同志认为在农业中必须使社会制度方面的革命和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
认为不必来一个技术革命就能够使集体化变成全民化，这不过是幻想和空谈。
张春桥提出过一个非常出名的“思想”，叫做“没有物质条件也可以过渡”。
并说：
越穷越容易过渡，“中国八亿人口，还是穷一点好”。
这不仅是异想天开的空谈，而且是明目张胆地糟踏、嘲弄马克思主义。
我们说，世界上可以有（而且已经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这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所发现的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但决不可能有不发达的共产主义，或者叫做穷共产主义。
在现代意义上，“不发达”的概念和“共产主义”的概念是不相容的。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告诉我们：
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生产达到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
无产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不惜作出巨大牺牲来夺取政权，就是为了利用自己的专政来创造出这样一个“前提”。
这项历史任务，照列宁的说法，就是在很长的时期内进行缓慢的、艰巨的、困难的经济工作，以完成极其伟大的政治变革（《列宁全集》第33卷第146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说得完全正确：
“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
“四人帮”与此完全相反，按照他们的逻辑，仿佛只有坚持小生产，不搞现代化，依靠贫穷落后的经济，才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才可能避免修正主义，才容易进入共产主义。
而如果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那就必然会出修正主义。
这才是真正的奇谈和怪论！
“四人帮”这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是历史上少有的吹牛家，他们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名义，一笔勾销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职能，窒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力量，而只准备用共产主义的空话来养活无产阶级和战胜资产阶级。
当“四人帮”还在台上并且控制着舆论工具的时候，特别是1976年上半年，他们连篇累牍地谈论列宁关于“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著名原理，并以此攻击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很欺骗了一些人。
现在必须指出，这伙政治骗子正是用列宁的这一著名原理来攻击列宁本人。
不信，请看事实。
列宁强调说明这一原理，是在1920年底和1921年初与托洛茨基进行的关于工会问题的一场争论中。
列宁当时对经济任务是怎样提的呢？
1920年12月，即同托洛茨基争论的当时，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8次代表大会上宣布：
“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和基本的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
（《列宁选集》第4卷　第380页）在争论中，列宁对于托洛茨基挑起这场争论因而使党被迫有一段时间离开经济任务表示惋惜，他说：
“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
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
他指出：
托洛茨基犯的并由布哈林加深的政治错误，“却使我们党离开经济任务，离开‘生产’工作，迫使我们——遗憾得很——花许多时间来纠正这些错误，……而不是进行实事求是的、实际的‘经济的’争论”。
（《列宁选集》第4卷　第444页）（大家不妨想一想，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争论，被迫花了多少时间呢？）
从02月到05月俄共（布）十大这段时间里，列宁连续不断地强调经济建设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并责成国民经济工作负责人必须非常认真地检查经济计划实际完成的情况，要仔细听取群众的意见。
到了10月，列宁就集中力量来着手解决当时在经济政策上存在着的许多问题和错误，指出经济上的错误如何造成经济危机以至政治危机等等。
事实就是这样。
难道列宁违背了自己提出的著名原理了吗？
当然不是。
按照列宁的说法，当时应把工作重心移向经济。
但工作重心的转移，决不意味着政治统率地位的改变。
列宁在那个时候强调提出经济任务，不是说政治和经济相比就不占首位了。
恰恰相反，经济任务越突出，政治统率经济的任务也越突出。
所谓政治占首位，所谓政治的统率作用，是指政治应当为经济任务规定方向，指明道路，同一切资本主义倾向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行为作斗争（列宁同托洛茨基等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就是这样一种性质的斗争），而不是说政治可以挤掉经济或代替经济。
用政治挤掉经济，这是那些丝毫不懂得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或者蓄意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人的做法。
说强调经济任务就会离开阶级斗争，也是毫无根据的瞎说。
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作为国家的任务，而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政治。
这里，政治仍然在发号施令，不过是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在发号施令。
我们记得，还在很早的国内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说过：
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以便由此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以及为着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而去从事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见《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那末，在现在，为着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为着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便由此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以及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最后战胜资产阶级，而去从事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不算是“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而偏偏成了“渺小的”“唯生产力运动”吗？
大讲发展生产力必然妨碍群众觉悟的提高，实行“四个现代化”必然使人们的头脑“资本主义化”，——这是“四人帮”向我们发出的又一种责难。
我们说，这又是一通天字第1号的胡诌！
恩格斯说过，“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第561页）恩格斯这里说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后果之一。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尚且如此，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等等，难道不会使一切小集体的关系革命化，并从而促使农民的头脑革命化吗？
为了头脑的革命化，自然要着重于革命思想的灌输，着重于社会主义教育，不这样就不算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从根本上说来，一切由一定物质条件造成的东西，包括分配方面残留的“资产阶级权利”（原译“资产阶级法权”，我个人认为不妥）等等东西在内，最后还必须以创造新的物质条件来加以改变。
不这样看，当然也不算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
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必然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任务提上日程。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每个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新的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之后。
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大都发生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
无产阶级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创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随之也必须有自己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这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伟大革命任务。
从1957年起，也即从我国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起，毛泽东同志就曾不止一次地提起这个问题。
1958年01月，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强调指出：
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
因此主张鼓一把劲，要来一个技术革命。
并说，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
1960年03月，在著名的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中，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指出：
必须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当然，我们搞技术革命，不是主张技术第1，这是肯定的。
我们的口号是：
革命化统率现代化。
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
所以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
1958年，在提出技术革命任务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
要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不重视自然科学，算不算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看来不能算。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是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
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上，或在社会的变革上，自然科学的成果都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革命作用。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成为社会的主人以后，不仅要彻底变革社会，同各种社会敌人作斗争，而且要变革自然，向自然界开战。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科学技术革命必不可免地将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我们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而这除了决定于人的因素以外，还必须依靠于科学，即依靠于科学的迅速转变为直接生产力，并使生产日益“科学化”。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毫无疑问，一旦发生了以技术革命为内容的生产力方面的革命，生产关系方面的继续革命也将容易实现。
最近，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这个“通知”指出：
“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
“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能不能尽快地把科学技术搞上去，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大问题。”
“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文化的中华民族，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
现在，我们离开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极其伟大而又极端繁重的任务面前，每一个人的政治信念或政治觉悟必然要受到严峻的考验：
你说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为消灭资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说，是准备付诸行动呢，还是只停留在口头上？
是真心实意呢，还是虚情假意？
如果是真心实意地准备付诸行动，那么自然会关心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为此而进行踏踏实实的工作，这个工作做起来是那样平凡、那样琐碎、那样麻烦，有时看起来简直不象是“革命”，但是，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接近于消灭资产阶级，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接近于共产主义。
如果不是那么真心实意，只是为着口头上的激烈的“革命”，那自然不会关心发展社会生产力，反而要加以鄙视、加以嘲笑、加以攻击，但这样一来，所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所谓消灭资产阶级，所谓实现共产主义等等，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自欺欺人的空谈。

一分之差也不含糊
一分钱，看起来微不足道；
上海第三冷轧带钢厂的干部、工人重视一分钱的态度，却应当受到赞扬，也发人深思。
他们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正确对待“一分之差”，不仅抵制了弄虚作假，欺骗国家的错误，还从“偶然”中发现了“必然因素”，看到了工作上的差距，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消除。
他们这种用大庆精神学大庆的态度值得效法。
新华社编者
今年08月初的一天，上海第三冷轧带钢厂的工人、干部围绕着“一分钱”的问题纷纷议论开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这个厂的计划财务部门公布了厂里07月份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八项技术经济指标中，产量、品种、质量、劳动生产率、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都完成了，唯独流动资金占用量这一项没有完成。
按照指标规定，每一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应为十二元，而07月份达到十二元零一分，偏偏超过了一分钱。
一分钱微不足道，但是影响却不小。
这个厂原来规划在今年建成大庆式企业。
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是他们学大庆规划中的重要一条。
今年头六个月，这个厂月月全面完成八项技术经济指标，被评为上海市工业学大庆的先进企业。
现在仅仅因为相差一分钱，这项光荣纪录保不住了。
议论中，有些人流露出惋惜的情绪。
有的说：
“区区一分钱，帐面上挂一挂、划一划，就带过去了，何必那么认真？”
有的同志埋怨说：
“如果财务组早跟大家通通气，我们把有些物资的资金拖到08月份结算，这个月的指标不就完成了吗？”
到底应该怎样对待这“一分钱”？
刚从大庆学习回来的厂党支部书记王行连，回想在大庆时的所见所闻，想到大庆人的“三老四严”的革命精神，认为对这一分钱决不能含糊。
党支部经过讨论，决定如实上报07月份完成计划的情况，同时因势利导，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发动干部、群众围绕“相差一分钱，该不该上报”的问题，展开了全厂性的大讨论。
在讨论中，许多同志说，这“一分之争”实际上是真学大庆还是假学大庆的问题。
相差这一分钱，影响07月份计划完不成，是件坏事；
但透过这一分钱，揭露了矛盾，找到了差距，又是件好事。
08月份，党支部根据调查分析，发动群众针对薄弱环节，采取了清仓查库等不少措施，努力压缩流动资金。
但是，由于原材料供应不足，原来的一部分产品停产了，改为生产产值较低的品种。
总产值减下来了，流动资金占用量指标反而上升了一角，达到了十二元一角一分。
这项指标又没有完成。
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必须花更大气力来抓。
大家决心再接再厉打一场降低消耗的硬仗。
厂里成立了节电小组，对耗电量大的设备一件件进行检查，并根据实际需要，把一部分大马达改为小马达；
严格实行计划用电，开展降低电耗的劳动竞赛。
全厂职工还广泛开展清仓查库，清理出呆滞物资十二万元。
09月份，这个厂全面完成了八项技术经济指标，每一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降到十一元一角二分，大大低于国家规定的指标。
　（据新华社）

北京路局涌现一批“毛泽东号”式机车组
据新华社1977年11月06日讯北京铁路局在工业学大庆的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毛泽东号”式的模范机车组和先进机车组。
这些先进集体，对于促进全局革命和生产的发展，起了火车头的作用。
“毛泽东号”机车组是学习大庆的先进典型，是铁路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关切地询问铁路部门：
“你们有多少‘毛泽东号’式的机车组？”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铁路部门许多站段的干部和职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不顾“四人帮”扣来的“唯生产力论”、“替走资派卖命”等一顶顶帽子，仍然坚持学习“毛泽东号”机车组。
去年10月30日，在庆祝“毛泽东号”命名三十周年纪念会上，“毛泽东号”机车组发出倡议书，要同全国铁路工人一起，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学习大庆工人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大治铁路，当好国民经济的先行官，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一年来，北京铁路局职工学习“毛泽东号”的活动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全局各机务段两年前只有二十九个“毛泽东号”式的模范机车组，而现在已发展到一百一十五个，并且出现了三个模范机车队。
另外，还有一百四十四个机车组，成为学习“毛泽东号”的先进机车组。
最近，北京铁路局已给这批模范机车组、模范机车队命名和授奖。
在学习“毛泽东号”的活动中，北京铁路局所属各分局、站段，以“毛泽东号”机车组为榜样，广泛开展“三大讲”，深揭狠批“四人帮”，联系思想实际，总结斗争经验，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北京铁路局所属各站、段在学习“毛泽东号”的过程中，努力建设一支思想红、干劲大、技术精、作风好、纪律严的产业大军。

吉林市创办运输协作区
据新华社长春电
如何加快厂矿卸车，为铁路运输提供更多的车辆，是解决当前由于生产发展，运量增加，铁路运输能力不足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吉林市创办的运输协作区，就是加快厂矿卸车的一项新经验。
这个市由于各个运输协作区开展协作卸车，今年01月到09月，吉林铁路分局的一次作业时间，已由协作前的二十多个小时，平均缩短为九点二小时，基本上做到了车辆随到随卸，不压车，月月提前完成装车计划。
中共吉林市委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逐步总结出了组织运输协作区，开展协作卸车的新经验。
吉林市哈达湾车站，是全市第1个成立运输协作区的车站。
他们的做法是，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以车站为中心，把站区内与运输有关的单位组织起来，实行路与厂、厂与厂、公路与铁路的运输大协作。
协作区成立领导小组，设立日常办事机构，统一调度与组织运输力量。
在协作区内，专用线、货场、装卸机具和容器共同使用，装卸劳力、机车动力相互支援。
在协作区外，铁路部门注意组织均衡运输，避免到达车辆时多时少的现象，保证工厂正常生产。

蜿蜒于长白山区的烟筒山到白山镇的烟白铁路，正式通车，全长一百四十九公里。
这是火车通过这条新建铁路的重点工程之一松花江大桥。
（新华社稿）

坚持勤俭办社　做到增产增收
江苏省宿迁县井头公社党委，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认真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不断纠正“只问产量指标，不计成本多高”的错误思想，使农业生产做到了增产增收。
1976年比1971年，粮食总产量增长百分之五十四，公共积累和社员分配大幅度增加。
粮食亩产超千斤，每斤粮成本三分六厘。
井头公社党委通过剖析幸福大队第3生产队在抓肥料问题上的两种做法，清楚地看到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性。
过去，这个生产队每年要拿出近万元外购化肥、豆饼，只此一项，就占当年生产费用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结果成了“高产穷队”。
1974年，粮食亩产过了“双纲”，每斤粮食成本四分二厘，集体基本无积累，社员每人平均分配仅六十五元。
1976年，这个队大搞养猪积肥，尽量少用化肥，这一年，粮食亩产提高到一千五百多斤，每斤粮成本下降到二分一厘，社员每人平均分配增加到八十元以上。
公社党委在全社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促进了全社养猪积肥大发展，出现了猪多、肥多、粮增、成本低的新局面。
井头公社党委还坚持增产和节约并重的原则，精打细算，从各方面节约生产开支。
这个公社的机械化水平较高，这些机械大部分是靠社、队工业的积累购置的，很少占用农副业积累。
全社还建立了三级农机修配网，自己培训了一支技术力量，做到“小修不出队，大修不出社”。
过去水稻育秧和棉花育苗所需塑料布，每队每年都要拿几百元去买。
现在队队都把用过的塑料布软化处理，供下年使用。
仅这一项，全社就可节省资金一万八千元。
公社党委在实践中体会到，实现增产增收，不但要节约生产开支，还要压缩非生产开支和非生产用工，反对铺张浪费，杜绝贪污盗窃，实行“民主办社”，开展民主理财活动，发动群众把好财务关，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
井头公社党委体会到，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能不能带头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对于实现增产增收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他们把对干部进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教育，当作一项经常的任务来抓。
凡是要求下边办到的，党委自身首先办到。
几年来，党委成员和全体公社干部没有任何乱吃乱喝现象。
他们运用好坏典型，进行表扬与批评；
组织公社和社直机关干部定点参加生产队民主理财会，既帮助财会队伍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又使机关干部从中接受生动具体的路线教育。
通过民主理财的评议和教育，在全社造成了以浪费为耻、节约为荣的风尚。
　本报通讯员

政企合一、亦工亦农的新型矿区
——广东省马安煤矿实行政企合一、亦工亦农，促进工农业生产共同发展的调查
我国煤炭战线著名的大庆式企业——广东省马安煤矿，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根据上级党委指示，从1966年开始和矿区周围的五个农村生产大队组成马安煤矿区，实行政企合一，亦工亦农。
十一年来，大大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了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初步建立了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矿区。
马安煤矿位于肇庆地区高要县一个小平原上，煤井就在水稻田底下。
地上产粮，地下出煤。
这个煤矿是靠肩挑手推、土法上马搞起来的，设计能力十一万吨。
经过广大职工学大庆，艰苦奋斗，落后的小煤窑已经改造成为初具规模的半机械化煤矿。
1974年以来，连续三年迈了三大步，一年增加“一个马安”。
去年，顶着“四人帮”的狂风恶浪，大干社会主义，实现“一个马安变四个马安”，产煤四十四万吨。
今年以来，广大职工深入揭批“四人帮”，开展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迈开了更大的跃进步伐，到07月底，全矿已完成全年原煤产量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二，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七；
全面完成了八项经济指标。
全矿共有职工两千四百二十人，其中来自农村的亦工亦农的轮换工有一千五百零八人。
由于马安煤矿党委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上一批老工人作骨干，从1974年以来，全矿出勤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采掘工人的出勤率在百分之九十三以上。
近几年来，全矿平均每个职工每天的工效一直保持在一吨左右，今年上半年平均工效一点零七吨，达到了全国小煤矿的先进水平。
十一年来，马安煤矿坚持实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已经轮换了四十批，四千一百多人次。
通过轮换，全矿职工的平均年龄一直保持在二十七岁左右，使矿山能够保持一支年轻力壮、朝气蓬勃的矿工队伍。
实行亦工亦农劳动制度，轮换工在煤矿工作几年后，大多数人能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学到的技术带回农村，在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作用。
许多人在煤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农村后成为农业学大寨的骨干。
怎样对这些到煤矿工作的农村社员加强教育，建设起一支象大庆那样能打硬仗的“铁人”式矿工队伍，这是马安煤矿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上的一场硬仗。
马安煤矿党委坚持不懈地对一批批来自农村的新矿工，进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思想教育，组织他们学习《共产党宣言》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使他们懂得：
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新工人必须在斗争中努力改造世界观，使自己具有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
矿党委还向新工人广泛宣扬老工人的先进事迹，为新工人树立学习榜样。
1966年09月，马安煤矿党委在上级党委领导下，遵照毛主席“五·七指示”的精神，根据敬爱的周总理关于“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指示，学习大庆的经验，把矿区周围新桥公社五个大队划归煤矿领导，成立了马安煤矿区，直属肇庆地区领导。
这个政企合一的矿区，既是生产组织，又相当于县一级的政权机构。
矿区革委会设置“农业办公室”和“财贸办公室”，由矿党委常委分工负责。
矿区范围内的工、青、妇、民兵、公安等工作，分别由矿有关部门分管；
商业、财政税收、邮电、粮食等部门，由矿和其主管部门实行双重领导。
矿区党委统一部署矿、队的政治运动和学习，统一制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规划，统一安排工农业生产，统一组织工人和农民的生活。
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相互配合，共同发展。
政企合一后，煤矿和大队坚持两种所有制，全民和集体各自核算，单独分配。
农业仍坚持三级（矿农业办公室、大队、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
煤矿职工实行国家的工资福利制度，农村社员仍然实行评工记分。
矿队之间相互经济支援，坚持等价交换原则。
马安煤矿在政企合一的基础上，实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
在保证农业生产第1线有足够劳动力的情况下，矿区所属的大队抽出社员到矿劳动，定期轮换，一般是三、四年；
农闲季节还组织社员到矿劳动一至二个月。
煤矿的职工家属也象大庆那样，组织起来搞农副业生产，或参加工业劳动和服务工作。
十一年来，由于实行政企合一，工农业生产一把抓，工农密切结合，互相支援，大大改善了工农关系，加强了工农联盟。
矿区五个大队，两千四百多户，有一万一千八百多亩耕地，多是低洼田和望天田。
政企合一以前，生产队的抗旱和排灌能力差，经常是“十年三收”，社员长期吃返销粮。
政企合一以来，矿队合作建起了输电网，修了二十二个电力排灌站，改变了生产条件，大大增加了抗旱排涝能力，把低产田改造成丰产田，把单造田变为双造田，几年来粮食平均亩产连续超千斤。
去年虽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矿区周围新桥公社各大队都因灾减产，但是矿区的五个大队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仍生产了一千一百斤粮食，超额完成了上交国家粮食任务，上交粮食四百多万斤，彻底改变了吃返销粮的状况。
同时，煤矿还帮助生产队办起了农机修配、粮米加工、制糖、榨油、砖瓦、竹器等六十九个小工厂，训练了三百五十多名农机维修工、拖拉机手、汽车司机、电工等技术人员。
实行政企合一、亦工亦农以来，五个大队集体积累大大增加。
去年，大队一级的积累由1966年的十二万元增加到四十五万元；
生产队一级的积累，由1966年的七十二万元增加到一百六十五万元。
社员的现金收入平均每人由九十八元增加到一百二十五元。
随着积累的逐步增多，农机设备也由1966年的几十台增加到现在的九百多台，机耕面积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农业生产大发展，生产队就有力量大力支援工业。
去年从矿区五个大队上调的生猪四千头，其中供应煤矿三千五百头；
还有大量鸡鸭鹅等供应煤矿。
煤矿职工由于有了可靠的“后方”，一心一意地抓革命、促生产。
十一年来实行政企合一，矿队结合，以矿带队，亦工亦农，工业大发展，农业创高产，它的优越性已经日益显示出来，广大干部、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越来越感到矿离不开队，队也离不开矿。
工农紧密团结，亲如一家。
过去煤矿占用生产队的土地，是占地给钱，根本不考虑生产队的困难，现在是慎之又慎，尽量少占，并积极帮助生产队补回耕地。
十年中，共占用和损坏生产队耕地四百五十亩，但是经过矿队共同努力，却补回了水田四百五十五亩，还开垦了山地五百一十八亩。
煤矿从领导到职工，许多人都自备有锄头、镰刀等农具，每逢生产队抗旱、排涝、治河、收割、抢种等，矿里都组织职工支援。
定江大队有部分耕地和村子隔一条河，车辆和拖拉机都过不去，运输全靠人挑。
矿工利用公休假日帮助修了座桥，解决了运输问题。
贫下中农高兴地说：
“工人老大哥尽为我们办好事”。
新煤井动工时，马安大队出动了两百多人帮助矿里开了一条两百米长的排水沟，使新井提前出煤。
现在，在这里工农携手并肩战斗，结下了越来越深厚的情谊。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新疆哈密地区农业丰收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今年粮食作物获得丰收，总产量比去年增长一成以上，比1974年翻了一番。
油料、牲畜也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哈密地区包括哈密县、伊吾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聚居着维吾尔、哈萨克、回、汉等民族，盛产小麦、高粱、玉米、油料，以及牲畜，是一个以农为主，半农半牧区。
伊吾县过去一直是哈密地区粮食的低产区，今年由于普遍实行科学种田，全县粮食单产比1974年增长四成，比去年增长一成。

浙江研制成功一批新的邮电通信设备
脉　冲　编　码　机
浙江省嘉兴县邮电局试制成功了三十二路脉冲编码机。
经有关部门鉴定，它的主要性能和技术指标，都符合设计要求。
三十二路脉冲编码机，是一种现代化的电信通信设备。
它的作用与电话载波机一样，是用来扩大通话路数的。
邮电局安装了这种设备后，就可以使三十二对用户同时在一对线路上通话。
这种设备与相同路数的载波机相比，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保密性能好、抗干扰性强、通话声音清晰以及制造用料省、花钱少等优点。
这种脉冲编码机开通使用后，对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邮电通信事业，使邮电通信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邮　政　机　械　手
我国第1台邮政机械手——自动存取包裹机，已由浙江邮政机械实验厂试制成功。
经过试用证明，它可以大大减轻邮政营业员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为邮政包裹营业自动化开创了一条新途径。
这台邮政机械手，由液压传动继电逻辑控制，能左右旋转三百六十度，升降三点五米，手臂能伸能缩，手掌能合能放，可以按照营业员的指令，自动将四百个邮政包裹放上架子和取出来给营业员。
这台机械手还有一条既能计数、又能记忆的电路，能够准确地标出库存包裹的数量，使营业员随时掌握包裹的进出情况。
即使遇到断电，电路的记数记忆仍不失灵，恢复通电后照旧有条不紊地自动上架，自动取包，自动盘点。
高速信函过戳机
一种高速信函过戳机，在浙江省海宁邮政机械厂试制成功，并已投入批量生产。
使用这种机器，将进口的信函从机器上通过就能自动打上日戳。
每小时可自动盖戳三万六千件，比手工操作提高工效十多倍。
这种过戳机最近在全国邮电新技术展览会上展出，被认为是目前全国最高速的信函过戳机。
（据新华社）

福州机务段狠抓机车节约用煤
据新华社福州电
福州铁路分局福州机务段党委成员深入运输第1线，扎扎实实地带领职工群众节约机车用煤，取得了显著成绩。
从今年04月份以来，这个段二十四台机车的用煤量全面下降，不仅把第1季度亏损的七百九十多吨煤弥补回来，还节约了一百多吨，彻底扭转了连续四年用煤亏损的局面。
这个段党委第一把手亲自抓节煤工作。
党委成员到运输第1线去，跟车调查研究，抓好两头，带动中间。
段党委认真总结了先进机车的经验，在全段加以推广。
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这个段的节煤工作很快出现了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的生动局面，全段二十四台机车在节煤方面做到了“满堂红”，今年一到09月份，每万吨公里的平均耗煤量，比去年同期降低了二十四公斤。

一次生动的物理晚会
新近的一天，夜幕刚刚降临，广州市第5中学的礼堂里灯火通明，几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望着舞台的前沿。
只见两个同学用手一指，在观众席间的发射机立刻发出讯号，通过台上的接收机，指挥着点火装置点燃鞭炮焰火。
顿时，爆竹齐鸣，火箭烟花腾空而起，舞台上五彩缤纷，光彩夺目，台下响起一片欢声。
这是广州市第5中学的师生在举行物理晚会。
这样的晚会，他们已经举办几次了。
但是，这在前几年是不能搞的。
那时候，“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疯狂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挥舞着批“智育第1”的大棒，到处打棍子，使学生无心学，教师不敢教，更不要说搞课外科技活动了。
打倒“四人帮”，广大师生心情欢畅。
这所中学的教师，在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学习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使他们精神振奋，决心大干。
他们为了让同学们从小树立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风气，扎扎实实学好基础知识，今年以来，筹办了这种物理晚会，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
那天，物理晚会的另一个节目是“千人震”。
一个同学拿起一节干电池，引出两个线头，另外四个同学手拉着手，当他们接触线头的那一瞬间，紧拉着的手不由自主地甩开了。
这奇异的现象，吸引了许多同学的兴趣。
有的同学感到惊奇，疑惑不解；
也有的同学不大相信。
表演的同学随即说，欢迎同学上台试试。
于是，一批男女同学，走上台去接受触电试验。
当表演的同学再做一次表演，使大家都有触电震动的感觉时，整个晚会欢声雷动，同学们沉浸在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之中。
初中二年级三班潘浩然同学，被这个有趣的节目迷住了。
他想，一个电池能有这样大的威力？
真能使那么多人有触电的感觉么？
他怀着疑惑不解的心情，也走上台去试一试，果然感到两手在抖动。
他深切感到自己平时没有学好物理知识，因此对这些物理现象不理解。
他决心要学好物理。
参加物理晚会后，初二（乙）班曾冠波同学，反复寻思着节目里许多不解的东西。
第2天，他在爸爸的热情支持下，和弟弟一起在家里试验起来。
回到学校后，他高兴地对老师说：
“真的震呀！”
过去，学校有些同学由于受“四人帮”散布“交白卷光荣”的反动谬论的影响，在课堂上不认真听课，放学回家，更是东游西荡，无心读书。
参加物理晚会之后，他们成了物理学的爱好者，主动向老师借科技书籍，认真学习起来了。
广州市第5中学还举办了化学晚会、数学游园会等活动，一个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良好学风，正在第5中学逐步形成。
　（新华社）

圆满结束对我国的正式访问
明托夫总理离开广州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等到车站热烈欢送
新华社广州1977年11月07日电
马耳他共和国总理多米尼克·明托夫和随同来访的马耳他贵宾，结束了对我国的正式访问，满载着中国人民对马耳他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天下午乘专车离开广州。
到车站热烈欢送贵宾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广州市革委会主任焦林义，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钟明、罗范群，中国驻马耳他大使程之平。
广州车站上今天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
明托夫总理等贵宾同聚集在车站上的二千欢送群众告别时，车站内外一片欢腾。
人们挥动花束、彩带，欢呼跳跃，载歌载舞，祝贺明托夫总理访问我国取得圆满成功。
明托夫总理等马耳他贵宾是今天上午从南宁乘专机到达广州的。
广东省和广州市的负责人焦林义、刘田夫等以及广州市二千群众到机场欢迎。
到达广州以后，明托夫总理等贵宾参观了1977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中午，广东省革委会举行宴会欢迎马耳他贵宾。
焦林义副主任在祝酒时说，1972年明托夫总理曾由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陪同访问过广州。
今天贵宾们又一次光临广州访问，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
他祝愿中马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
明托夫总理在祝酒时说，我们这次在北京、南宁、广州访问，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你们国家的形势是很好的，我相信你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明托夫总理表示，马耳他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为着反对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而努力奋斗。
贵宾们今天上午离开南宁时，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乔晓光，副主任刘重桂、覃应机，南宁市革委会主任郭耀卿等到机场欢送。

外事往来
农林部副部长罗玉川11月07日晚设宴招待以埃及农业部国务秘书阿布德尔·拉蒂福·伊萨为团长的埃及农业代表团。
代表团是11月07日上午乘飞机到达北京的。
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11月07日晚会见并宴请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大学生物技术系副教授鲍里斯·斯凯特。
南斯拉夫客人是04日到京的。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11月07日下午举行茶会，欢迎以著名电影导演木下惠介为团长的日本电影代表团。
代表团秘书长佐藤纯子，团员小林正树、木下忠司、佐藤正之、冈崎宏三、松山善三、熊井启、仲代达矢、吉永小百合，应邀出席了茶会。
出席茶会的有：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和文化电影界人士司徒慧敏、汪洋、钱筱璋、曹禺、谢铁骊、崔嵬、成荫、李俊、李德伦、张瑞芳、于兰、朱琳、谢添、杨秋玲等。
前来参观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并进行友好访问的罗马尼亚化学工业部代表团，由团长、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格·卡兰菲尔率领，11月07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和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等到机场迎接。
以日本盐铵协会会长、旭玻璃公司总经理山下秀明为首的日本盐铵代表团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11月06日离京前往上海参观访问，然后回国。
代表团是应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邀请，于02日到达北京的。
在京期间，代表团同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就贸易问题交换了意见。
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11月07日晚会见以索伦博士为团长的菲律宾营养中心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据新华社）

我军事友好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1977年11月06日讯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结束了对突尼斯共和国的访问，05日乘飞机回到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委卢仁灿、北京部队副司令员傅崇碧、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沈少星，以及突尼斯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梅米。

托尔斯季科夫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10月革命六十周年
新华社1977年11月07日讯
苏联驻中国大使托尔斯季科夫和夫人今天下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伟大10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副部长余湛，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外贸部副部长王润生，铁道部副部长郭维城，民航总局副局长张瑞霭，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贾汀，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中苏友协理事徐霄冰，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李旭阁。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招待会。

方毅副院长会见西德客人
新华社1977年11月07日讯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今天上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主任朔佩尔教授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魏克德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赵东宛，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钱三强，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有关方面负责人何华生、张如生、李滔、严宏谟。
（附图片）
方毅副院长会见朔佩尔教授。
新华社记者摄

旧貌变新颜
——访大治中的温州工交战线
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浙江省温州地区工交战线的面貌。
最近，记者怀着喜悦的心情，访问了正在迅速走向大治的温州地区的一些厂矿企业，所到之处，看到了一派热气腾腾、你追我赶、大干快上的跃进局面。
今年一至09月，全地区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七二，突破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五十一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四十九种有了大幅度增长，全地区已有一半以上的国营企业为国家提供了积累。
温州地区是受“四人帮”严重祸害的“重灾区”。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不少工厂企业坏人当道，好人受压，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称王称霸，大搞武斗，大搞打砸抢；
新老资产阶级内外勾结，大挖社会主义墙脚，使不少企业长期停工停产，资本主义严重泛滥。
粉碎“四人帮”，温州工人阶级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象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
他们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穷追猛打“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深揭狠批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
经过十一个多月的战斗，现在，“四人帮”在温州地区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已基本被摧毁，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正在深入清查。
与此同时，温州工交系统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狠狠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使全系统无产阶级正气上升，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下降，整个工交战线在激烈的斗争中走向大治，形势发展之快、之好，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尽快夺回来，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尽快补上去，为华主席争光，为党中央争气！”
这是温州工人阶级为贯彻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迅速改变温州工交战线后进面貌而发出的战斗誓言。
温州冶金机械修造厂，是温州工交战线“旧貌变新颜”的突出典型之一。
这是一个修造矿山冶金设备的工厂，在“大打矿山之仗”中负有重任。
但是，“四害”横行时，温州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人物篡夺了这个厂的党政大权，把这个好端端的工厂糟蹋得不成样子。
那时候，“厂房顶上乌鸦叫，煤炭堆上长青草，设备生锈烟囱倒，车间大门钉板条”，三年停产二十二个月，所造成的损失，相当于重建这样一个工厂的全部投资。
广大工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窝了一肚子火。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工人扬眉吐气，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象开了闸门的洪水一样奔涌而出。
他们在厂党委领导下，紧密联系本厂实际，深入开展大批判，并积极投入到迅速恢复生产的战斗中去。
要恢复生产，困难是很多的：
资金不足，缺少原料，机械设备残缺不全，少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工人不上班。
有人说：
“没有半年时间，这个厂的烟囱是冒不出烟的！”
但广大工人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奇迹来。
积极分子们挨门逐户地做思想工作，动员工人返回工作岗位。
大家齐心协力，迅速把设备抢修好。
经过半个月的紧张战斗，这个厂就全面恢复了生产。
接着，他们又连续打了生产翻番、增产挖潜、扭亏转盈几个硬仗。
厂党委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建立了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狠抓了企业整顿。
这样，全厂的生产象芝麻开花，节节高！
今年02月份，全厂工业产值是二十二万元，04月份达到八十六万元，超过了本厂历史月产值最高水平。
06月份全厂扭转了长期亏损的局面，并且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全年任务过半。
09月份，全厂产品产量、品种、质量、成本、消耗、劳动生产率等指标，都达到了本厂历史最好水平，上交利润比历史最高水平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到09月底止，产值已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三点六。
由于温州遭受“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因此，在今年年初恢复生产时，有的同志看困难多一点，看有利条件少一点，认为象温州这种情况，能做到一年恢复、二年大干、三年大变就不错了。
但是温州广大工人认为，正因为受害深，大家对“四人帮”愈恨，对英明领袖华主席愈亲，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就愈迫切，事实果然如此。
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温州的前进步伐一定会加快。
温州日用陶瓷厂，以出产西山精陶瓷、畅销五大洲而闻名。
前几年，这个厂受到“四人帮”极为严重的干扰和破坏，长期停工停产。
今年初，有人算了一笔帐，说这个厂恢复生产要四个“一百”，即一百万元资金，一百立方米木材，一百吨钢筋、水泥，还要一百天时间。
但是，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使广大工人长期受到压抑的积极性迸发出来了。
他们在厂党委领导下，一不等，二不靠，三不伸手向上要，发扬大庆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因陋就简，千方百计创造恢复生产的条件。
没有木材，工人们把自己家里的门板搬来；
窑坏了，自己当泥工动手修。
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只花了三万元资金，就恢复了生产，一件件精美的陶瓷日用品又运销海外了。
浙南地区的咽喉——温州港，在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推动下，从外海运输到内河航运，都捷报频传，一至09月份，港口吞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八十点二，货运量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九点八，装卸操作量增长了一点一五倍。
10月份，这个港务局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1线，参加劳动，指挥战斗，带领全港职工开展了港口大会战。
当时，正是台风袭击季节。
工人们抢“风头”，夺“风尾”，突击装卸，一次次地刷新了本港外轮卸货速度的历史纪录，胜利地完成了装卸任务。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温州地区工交战线在发展生产中缺煤少电的情况比较严重。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共温州地委带领群众加快了电力建设的速度。
温州前几年就动工的梅屿电厂二期工程，对解决全区电力不足有很大作用，过去工程进展缓慢。
今年05月初，地区组织电业局、建筑公司等三十多个单位，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工交、物资、商业等部门也纷纷从人力、物资、技术方面大力支援，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比原计划提前十天完成了发电机组安装任务，胜利地投产发电。
温州工交战线在大上，在跃进！
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但温州工人阶级前进的步伐，象奔腾的瓯江一样，谁也阻挡不住，最近，他们正在深入学习党的十一大文件，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对口检查，找出薄弱环节，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深揭狠批“四人帮”，把工业生产搞上去，以优异成绩向五届人大献礼！
新华社记者

湖北今年有六万多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
新华社武汉1977年11月05日电
湖北省今年已有六万六千多名城镇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
为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湖北省各级党组织切实加强了领导。
从04月份以来，省、地、县三级党组织都及时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总结经验。
许多地、县的党组织和知青工作部门还召开家长会，举办知识青年学习班，组织知识青年巡回报告团，广泛深入地大讲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华主席、周总理热情扶持，精心培育知识青年的光辉事迹；
大讲农村需要知识青年和知识青年在农村茁壮成长的大好形势；
大讲“四人帮”鼓吹“闹而优则仕”，破坏上山下乡工作的罪行。
通过这些活动，使广大群众和在校学生认识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也是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许多学生在校期间，就做了学好本领为建设新农村作贡献的准备。
湖北省机械工业局和罗田、新洲、大悟、应山、远安、长阳、利川等县应下乡的知识青年，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全部到了农业第1线。
在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湖北省各级党组织对今年知识青年下乡的组织工作和物资准备工作也抓得比较紧。
许多领导干部亲自抓知青下乡安置工作，深入社队选点，选派带队干部。
出版部门为下乡知识青年准备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和其他书籍，商业物资部门对于知识青年所需要的生产、生活物资优先给予供应。
社队贫下中农为迎接新下乡的知识青年积极筹建房屋，添置工具和种了一些蔬菜。
在今年的下乡工作中，不少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务农。

王震副总理会见罗旅游部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11月07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上午会见由罗马尼亚旅游部副部长斯特凡·埃纳盖率领的罗马尼亚旅游部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旅游局负责人杨公素、万复，有关方面负责人邢仁先、席振寰。
（附图片）
王震副总理会见由罗马尼亚旅游部副部长斯特凡·埃纳盖率领的罗马尼亚旅游部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摄

钟夫翔部长回到北京
新华社1977年11月07日讯
中国邮电代表团团长、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结束了对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和圣马力诺的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回到北京。
代表团回国途中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逗留时，受到了友好的接待。
今天到机场迎接的有邮电部副部长申光、朱春和，以及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什图拉、意大利驻中国大使方济曦。

友谊的春天
——记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访问南斯拉夫
09月的阳光，给多瑙河中游平原涂上了一层金色，屹立在多瑙河、萨瓦河汇合口上的贝尔格莱德城显得格外绚丽多姿。
清晨，人们匆匆走出家门，先到报亭买上一张刚刚出版的日报，边走边看。
傍晚，一家老少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播自北京的电视新闻。
铁托总统访问中国的报道，象磁石一样吸引着每一个居民。
人们赞颂南中两国领导人的会谈标志着南中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就在这振奋人心的日子里，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满载着中国人民的友谊，来到南斯拉夫访问演出。
琴弦连心弦，乐团的演奏在南斯拉夫人民中间引起强烈共鸣。
他们演出的节目表达了中国各族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对英明领袖华主席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比热爱，反映了中国人民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国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
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南斯拉夫人民的深情厚谊，演员们还演奏和演唱了南斯拉夫的民歌、游击队歌曲和歌颂铁托总统的歌曲。
这些歌曲受到特别的欢迎。
每场演出之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有的观众走上台去把一束束鲜花献给中国演员。
演出结束后，观众还恋恋不肯退场，气氛十分亲切热烈。
一位剧场工作人员说：
“我在剧场工作了二十多年，从没见过这样动人的场面，这不是音乐会，而是南中人民友谊的集会。”
南斯拉夫观众赞扬乐团的演出说：
“你们的歌曲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勇敢的斗争和辉煌的胜利，反映了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祖国所进行的忘我劳动。”
“你们的歌曲引起我们的共鸣，使我们想起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英雄业绩，联想到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争取自由、民族独立和经济自主而进行了非常相似的斗争。”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所到之处，受到南斯拉夫各地领导和群众的非常热情、友好而又隆重的接待。
联邦和各共和国有关部门负责人，各区、市议会主席分别举行招待会或宴会热烈欢迎乐团。
有一次，在贝尔格莱德电台的演播室里，两国广播工作的同行相见，格外亲切。
贝尔格莱德电台乐队和合唱团为中国朋友演唱了一首又一首南斯拉夫歌曲。
著名歌剧演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昌加洛维奇也特意赶来演唱了一首游击队歌曲。
中国女高音独唱演员陆青霜和南斯拉夫歌唱家演出了二重唱《比多拉，我的家乡》，并进行实况转播。
当乐团乘汽车抵达查查克市时，一群穿着游击队服装的儿童在旅馆门前列队欢迎。
他们表演了各种音乐和舞蹈节目，把自己画的图画分送给客人，请转送给中国的儿童，并转达对中国儿童的问候和祝愿。
一天，乐团的同志在贝尔格莱德的卡莱迈戈丹公园散步，路过那里的萨格勒布市一个区的青年义务劳动队员主动来攀谈，并同乐团同志相约，到萨格勒布演出时再见。
09月18日，当乐团抵达萨格勒布时，青年义务劳动队员即冒雨到旅馆来看望中国朋友。
第2天，他们集体观看了乐团的演出。
演出结束后，又帮助演员和剧场工作人员卸台，装车，并在乐团离开剧场时，列队欢送，请乐团转达南斯拉夫青年对中国青年的问候。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为反对异族侵略而进行的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给乐团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乐团在南斯拉夫访问的日子里，参观了许多博物馆和革命历史遗迹，目睹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对异族侵略的许多历史的见证物。
在克拉古耶瓦茨的烈士陵园，安葬着七千六百名烈士的遗体，他们是1941年10月21日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的，其中包括三百名小学生。
有一个班的教员和学生一起被捕，敌人施展阴谋，假意要把教员放走，但这位教员坚持同学生共生死，大声对敌人说：
“向我开枪吧！
我要给学生上最后一课！”
在一些学生的墓碑上写着：
“我们同年生、同一天入学，同一天死去、经受同样的考验。”
乐团的同志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向烈士墓敬献了花圈。
南斯拉夫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怀着深切的感情。
有的南斯拉夫朋友说：
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
他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毛主席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也是世界人民的损失。
现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了，我如有机会到中国，一定要去瞻仰毛主席的遗容，献上一束鲜花。
在南斯拉夫各地，乐团遇到许多老战士、老游击队员，他们对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非常熟悉。
一位老游击队员说：
“南中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经历。
在我们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你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曾经鼓舞过我们的战士。
我们都是依靠自己力量获得解放的。
今天，我们又面临着共同的斗争。”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驱车来到距萨格勒布市六十公里的库姆罗韦茨村。
南斯拉夫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缔造者铁托总统就诞生在这里。
乐团的同志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铁托总统的旧居。
这所简陋的小房子，今天已开辟成为陈列馆，左间仍保持着当年的陈设，右间展出铁托总统的生平图片。
铁托总统在南斯拉夫享有崇高的威望。
不久前铁托总统对中国的访问在南斯拉夫广大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
一些南斯拉夫朋友们表示：
铁托总统访问你们伟大而又美丽的国家，同华国锋主席和中国其他高级领导人的会谈，开辟了两国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铁托总统和华主席共同谱写了南中友谊的新篇章。
铁托总统在中国受到华主席和中国人民的极高礼遇，使我们每个南斯拉夫人深受感动。
今天，华主席的名字已在南斯拉夫城乡广泛传颂。
有的南斯拉夫朋友说：
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事业，领导中国人民打倒了“四人帮”，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提出了发展经济文化的宏伟目标。
我们对你们的成就感到高兴，衷心祝你们成功。
塞尔维亚一位区议会主席对乐团同志说得好：
“你们的歌曲中有一首《最美丽的春天来了》，现在正是南中友谊的最美丽的春天。”
新华社记者

外事往来
以李威为领队的中国青年羽毛球队，结束了对巴基斯坦的八天的友好访问，于10月29日离开拉瓦尔品第前往印度访问。
中国游泳队最近在南斯拉夫首都同贝尔格莱德市游泳队举行了访问南斯拉夫的首场友谊比赛。
两名中国运动员在比赛中打破了两项1976年的全国纪录。
在十个项目的比赛中，南斯拉夫运动员获得了女子一百米自由泳和女子一百米蝶泳两项第1名，其余八个项目的第1名均由中国运动员获得。
中国男运动员王林在一百米蛙泳中以一分六秒六的成绩打破了一分七秒一的全国纪录，另一名中国男运动员汤群在一百米仰泳中以一分二秒二的成绩打破了一分二秒三六的全国纪录。
中国浙江歌舞团11月02日在阿尔及尔举行首场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阿尔及利亚新闻和文化部长里扎·马利克等高级官员观看演出。
中国足球队11月06日在墨西哥州托卢卡同墨西哥业余青年足球队举行了访问墨西哥的首场比赛，双方以一比一踢成平局。
11月04日，墨西哥全国体育协会会长吉列尔莫·洛佩斯在墨西哥城“波波特莱”中心举行招待会，欢迎中国足球队。
刘溥大使出席了招待会。
（据新华社讯）

我驻尼泊尔大使离任回国
新华社加德满都1977年11月06日电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曹痴11月05日离任回国。
在曹痴大使离开加德满都之前，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接见了他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尼泊尔外交大臣克·拉·阿里亚尔曾举行招待会为曹痴大使饯行。
曹痴大使在10月31日举行了告别招待会。

日本一些政党团体欢迎我新闻代表团
宾主表示希望早日缔结写明反霸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新华社东京1977年11月06日电
日本一些政党和四十几个团体五百多人11月05日在东京联合举行酒会，热烈欢迎以张香山为团长、王珍为副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
中国驻日本大使符浩以及东京华侨总会负责人等应邀出席。
中岛健藏代表主办单位讲话。
他说，这次如果能在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情况下来欢迎中国新闻代表团，那就更加令人高兴了。
中岛说，今天主办这个酒会的四十几个团体，在今年09月25日曾经举行国民集会，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五周年，并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中岛再次表示，要争取缔结以日中联合声明为基础的、表明不谋求霸权也不允许称霸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张香山说，中国人民知道，日本一些政党和四十几个团体的朋友曾经为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努力。
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你们又再接再厉，为巩固和发展日中友好，并为促进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而坚决奋斗。
今年，在中日复交五周年的前夕，两千多名各界代表在东京举行的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五周年和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国民大会，明确地要求“在日中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迅速缔结在正文中写明‘不谋求霸权、不允许称霸’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你们的要求，反映了广大日本人民的共同心愿。
张香山说：
“我们认为中日联合声明是发展中日友好事业的政治基础。
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早日缔结在本文中写明反霸条款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出席今天酒会的日本各界人士有：
藤山爱一郎、成田知巳、浅井美幸、黑田寿男、佐佐木更三、八百板正、市川诚、甲斐静马、渡部一郎等。
出席酒会的还有安斋库治、渡边登、板井庄作。
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和新自由俱乐部11月04日分别在东京设宴热烈欢迎中国新闻代表团。

比利时马列共机关刊《光明和被剥削者》指出
三个世界理论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强大武器
两霸以欧洲为重点的争夺终将导致战争，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新华社布鲁塞尔1977年11月07日电
比利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光明和被剥削者》最近一期就10月革命六十周年发表文章指出，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强大武器”。
文章强调指出：
“列宁善于把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引向胜利，因为他对帝国主义作了正确的分析，即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从这个分析出发和根据现实情况，毛泽东主席制定了划分三个世界的重要理论。”
这是“当前正确分析国际形势必不可少的。
它能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阶级斗争中确定谁是我们的朋友和谁是我们的敌人。
它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强大武器。
两个超级大国到处争夺，日益激烈，争夺的焦点是欧洲。
这种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战争，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并有所准备。”
文章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新起的帝国主义，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并且不断在加强这支军队，从事侵略和挑衅。
它是欧洲人民最大的危险，是世界战争主要的策源地。”
文章说，“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共产党人统一战线政策的基础，它鼓舞欧洲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团结以及欧洲国家和人民与第3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团结。”
文章指出：
“这就是为什么出现了修正主义分子巨大规模的反对三个世界的理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原因。”
文章最后说，比利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忠诚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站在反帝斗争的前列”，坚定地“保卫三个世界的理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福田政府该是抛弃摆样子的时候了
日本舆论敦促政府下决心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新华社东京1977年11月07日电
日本报纸最近发表社论，敦促日本首相福田早日下决心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公明新闻》11月02日发表社论说，最近日本“国民一直注视着日本政府的态度。
过去日本政府只是多次把缔结日中条约问题停留在口头上而不准备实行。
假如福田首相再次‘中途下车’，肯定将引起对福田政府的谴责”。
社论指出，“很明显，这一问题已经不是议论的阶段，而是作出决断和实行的阶段。”
“因为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已经约定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中国政府再三声明，中国的主张是一贯不变的。
希望早日缔结条约，中国方面没有障碍，只是，日本政府在反霸问题上犹豫不决。”
社论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巩固和发展两国和平友好关系，建立世世代代友好关系的基础。
不能把某些词句问题和党内分歧作为推迟缔结条约的理由。”
社论最后说，“福田首相现在该是抛弃那种摆样子和笼络人的姿态，下决心早日实现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了。”
11月04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社论指出，要求缔结这一条约，是广大日本国民的呼声，它已经“形成了日本国内的主流”。
社论指出：
“从外交的连续性和一贯性的观点以及为了维护对外信义，早日缔结这一条约，是理所当然的。”
社论谴责了苏联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无理干涉。
社论说：
“如果苏联认为自己的外交与霸权毫无关系，那么在今后日苏之间有机会发表联合声明的时候，也应当同样在条文中明确写上‘不谋求霸权，也反对霸权’。”
《北海道新闻》发表的社论说，“福田内阁成立后，日中外交一直处于停步不前的状态。”
社论说，“如果继续拖延下去，可能阻碍日中友好这一基本关系的发展。”
社论指出，关于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福田首相迟迟不作决断的重要原因，是考虑对苏的关系。”
社论说，“不能因为过分照顾苏联关系而使经过五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日中关系受到损失。”
（附图片）
日本朋友积极开展日中友好活动。
这是大阪日中友好歌咏小组在街头进行宣传，要求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新华社稿

英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理论刊物《革命》指出
后起的超级大国苏联是更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必须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新华社伦敦1977年11月06日电
英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理论刊物《革命》11月号刊载的一篇文章说，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是一种伟大的战略思想，为全世界工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这篇题为《苏联——更危险的超级大国》的文章说，“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
它们是代表现代帝国主义和最凶恶侵略势力的两个最大的国家。
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把它们的魔爪伸展到世界各地，它们到处争夺霸权。”
文章指出，“特别是那个后起的超级大国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扩张势力的活动，它是更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文章接着说，“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总有一天要导致一场新的世界战争。
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帝国主义本身就是战争根源，只要还有社会帝国主义和老牌帝国主义存在，就会有战争威胁的存在。
要消灭战争，只有等消灭了帝国主义以后，等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另外一个民族的现象消灭以后，才有可能，要在这以前消灭战争是不可能的。”
文章指出，因此，“两个超级大国是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
“世界人民和世界各国都必须做好准备、维护国家独立，反对两个超级大国。”
文章谈到在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伟大国际统一战线中，第3世界国家所起的重要作用。
文章说，许多第3世界国家遭受帝国主义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多年以来，它们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国家最野蛮、最贪婪的掠夺。
它们一直站在反帝斗争的前列。
文章说，至于第2世界，它们也遭受超级大国的压迫、剥削、控制或威胁。
因此，它们在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可以起积极作用。
文章接着说，许多第2世界国家都在欧洲。
从战略上来看，欧洲“对帝国主义一向具有重要意义。
欧洲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
这一地区资源丰富、具有先进生产手段、技术高度发展。
它与盛产石油和具有重要战略航道的中东和北非都有重要的来往和联系。
它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势力范围的交界地区”。
文章说，所以，“特别重要的是欧洲人民要认清形势，看到欧洲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主要地区，下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会在这里爆发。”
文章说，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所有第3世界和第2世界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必须加强团结。”
文章在分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本质后指出，“虽然超级大国表面上很强大，但它们骨子里是腐朽的。
它们内部矛盾重重，这就是它们为什么会那样侵略成性的原因，它们想剥削和压迫的国家越多，它们所引起的反抗也愈大。”
文章说，“正象世界人民曾经击败强大的纳粹战争机器和印度支那人民战胜军事上占优势的美帝国主义一样，世界人民必将打败超级大国。”
文章最后说，“即使超级大国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那也只能加速他们的末日的到来，而且（不止是可能而已）促使所有帝国主义的最后覆灭。”

一窍不通
美国国务卿的苏联事务特别顾问舒尔曼在国会作证时，大肆鼓吹美国要对苏联采取安抚和妥协政策。
奇怪的是，他承认“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限制不了核军备竞赛，却仍然寄希望于这种谈判；
他承认苏联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并未减弱，却说什么在欧洲“对抗的危险已大大减少”；
他承认苏联在扩张方面是“缺乏克制”的，却主张把希望寄托在苏联采取“克制的和建设性的态度”上，等等，等等。
据他说，同苏联实行这样的“合作”，就可以“减少爆发战争的危险”。
借用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任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执行主席罗斯托的话来说，舒尔曼这种一厢情愿的主张，完全是建立在“臆想”而不是“政治现实”之上的。
看来，这位“苏联事务特别顾问”，对于苏联事务其实一窍不通。

不屈的索韦托人民
新华社1977年11月05日讯
索韦托人民具有英勇的斗争精神。
面对南非少数白人种族主义的残暴统治，他们不畏强暴，奋起抗争，今天已成为阿扎尼亚人民争取自由解放、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斗争的一支坚强的力量。
索韦托成为南非种族隔离的一个缩影，它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八英里，是南非最大的黑人聚居区。
（索韦托一词是由英文的“西南市镇”中头几个字母组合而成的。）
在沃斯特反动政权的统治下，整个索韦托就象一个庞大的牢笼，把一百二十多万黑人紧紧地禁锢在里面。
他们被上百项种族歧视法令和条例剥夺了一切权利和自由，只剩下按照种族主义“劳工法”为白人种族主义资本家当牛做马的资格。
他们的血和汗化作了约翰内斯堡白人资本家的高额利润。
几个世纪以来，索韦托人民和南非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饱尝种族主义压迫的痛苦。
他们每天到约翰内斯堡做工，但是无权在约翰内斯堡居住，只能住在索韦托简陋的屋子里，这种屋子又矮又小，拥挤得简直透不过气来。
这里缺水缺电，缺乏必要的医疗卫生设施，经常疫病流行。
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工厂和矿山里，黑人们干的是最脏最累的笨重活，但所得的工资少得可怜。
就是这样的工作也得不到保障，失业的幽灵经常威胁着他们。
与白人同工种同技术的黑人，所得工资也大大低于白人。
黑人儿童不能享受与白人同等的教育权利，南非当局拨给黑人学生的教育经费只及白人的十分之一。
不愿被奴役的索韦托人民用团结战斗来回答种族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去年06月16日，数千名索韦托黑人中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种族歧视的“班图教育”制度，但遭到沃斯特反动政权的血腥镇压。
反动当局出动上千名武装警察，并在直升飞机和装甲车配合下，对赤手空拳的学生进行大屠杀，打死一百七十多人，打伤一千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索韦托惨案”。
然而，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并没有吓倒不屈的索韦托人民。
他们挺身而进，用石块、木棒和铁棍作武器同武装警察展开英勇的搏斗，还烧毁了一些警车。
索韦托学生的抗暴斗争是南非黑人长期以来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斗争的矛头直指沃斯特种族主义统治，代表了阿扎尼亚人民共同的利益和愿望，得到了广泛声援和响应。
08月下旬，十多万索韦托黑人工人两次举行大罢工，反对种族主义制度，抗议当局的镇压暴行，使约翰内斯堡公路、铁路交通中断，商店停业，有的工厂停工，整个城市一度陷于瘫痪。
非洲舆论赞扬“索韦托人民勇敢地冒着子弹、警棍和警犬的威胁，在死亡面前无所畏惧地奋起反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恐怖政权。”
指出，“不管敌人多么强大，人类争取自由的精神和意志是不可征服的”。
不管南非种族主义统治者如何疯狂镇压，也扑灭不了索韦托人民反抗的烈火。
自从去年“索韦托惨案”以来，索韦托人民的斗争从未间断过。
今年06月，他们连续开展纪念“索韦托惨案”一周年的活动。
绝大多数学生举行罢课，成百成千的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被南非当局08月间强行接管了的四十所中学的近三万名学生，几个月来，一直坚持罢课斗争。
09月，沃斯特政权杀害黑人领袖史蒂夫·比科和最近取缔反对种族隔离的黑人群众组织的暴行，更加激起索韦托黑人学生的愤慨。
反对“班图教育”制度的罢课运动日益高涨，到目前为止已有近二十万的中小学生参加罢课。
许多黑人教师和家长也积极投入这一斗争。
索韦托黑人在斗争中日益觉醒。
他们不断增强同南非其他地区的黑人的团结，共同对敌。
敌人的法西斯镇压从反面教育了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必须以武装斗争对付万恶的种族主义制度，才能获得解放。

伊朗报纸发表社论指出
海湾和印度洋地区必须协力摆脱大国争夺
伊拉克分别同马来西亚、阿富汗发表公报强调使印度洋成为和平区的重要性
新华社德黑兰1977年11月07日电伊朗《世界报》（国际版）11月07日发表社论指出，海湾和印度洋必须摆脱大国争夺，两个地区的沿岸各国应当为共同目标而努力。
这家报纸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扎耶德·本·苏丹·阿勒纳哈扬对伊朗的访问发表的社论说，波斯湾沿岸国家共同关心着航道的安全和本地区的稳定。
不使本地区卷入大国的争夺以及不使这种争夺影响本地区的和平和航行自由，这一直是伊朗和其他波斯湾国家关注的问题。
达到这个目标的最有效办法是，承认波斯湾地区的防务是波斯湾沿岸国家的事。
社论还说，伊朗认为，世界工业所需要的石油的供应是否有保证取决于印度洋和波斯湾海道的安全与否。
社论还说，印度洋沿岸国家必须确信为印度洋安全而共同努力的重要性。
非印度洋沿岸的大国也必须明白，大国在印度洋的争夺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据新华社讯
吉隆坡消息：
马来西亚和伊拉克最近在一份联合公报中说，两国领导人重申奉行不结盟政策。
双方表示要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加强团结，支持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争取自由、解放和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联合公报表示支持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主张。
联合公报还说，两国继续努力加速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利益。
据新华社巴格达电
伊拉克和阿富汗在一项联合公报中强调说：
“伊拉克和阿富汗对在印度洋日益增加的军事活动表示关切，强调使印度洋成为没有外国军事基地、竞争和紧张局势的和平区的重要性。”
公报说，双方还强调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联合和团结，继续为建立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和加强它们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而努力。
公报说，双方表示支持亚非拉人民为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外国统治、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而进行的斗争。
公报说，双方表示决心加强两国的经济、文化和技术合作。

强词夺理
苏联的喉舌《国际生活》最近发表长篇文章，气势汹汹地叫嚷“不容许对联合国宪章作任何修改”，说什么这是为了“绝大多数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的利益”，并且污蔑要求修改宪章的国家动机不良，活现出一副霸主的嘴脸。
许多第3世界的国家要求对联合国宪章作必要的修改，以便真正体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竟然是不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的，而苏联竭力反对这种正当和合理的要求，企图保持超级大国控制联合国的局面，反而是替“绝大多数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着想，这种强词夺理的逻辑岂不怪哉！
怎奈联合国由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苏联这种蛮横态度只能暴露出它罪恶动机。

美国国务卿特别顾问舒尔曼高唱绥靖曲
鼓吹在美苏关系上“控制竞争”“扩大合作”
新华社1977年11月07日讯
华盛顿消息：
美国国务卿万斯的苏联事务特别顾问马歇尔·舒尔曼最近就美苏关系在国会作证时极力主张在美苏关系上“控制竞争”，“扩大合作”。
他说：
“在这个历史时期中，苏美关系是竞争性的关系，它的基础是对世界的相当不同的看法和互相矛盾的长远目标”。
但是他认为，美苏两国应当“设法控制这种关系中的竞争方面，以减少爆发战争的危险，同时，在两国利益不发生冲突的方面扩大合作领域”。
舒尔曼把建立这种关系的希望寄托在苏联采取“克制的和建设性的态度”上。
例如，在战略武器竞赛中，舒尔曼反对在军事上对苏联占尽可能多的优势，以免刺激苏联，而主张“通过同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谋求使战略军事竞争稳定在适当的程度上”。
可是他在证词中也承认，尽管1972年双方达成了第1轮会谈的条约和协议，“双方继续以条约和临时协议不加限制的方式从质量和数量方面增加战略武器”。
他也承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没有收到更大效果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和苏联的武器系统和地理状况不同，难以对战略均势的意义作任何确切的衡量”。
他还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武器的技术有不平常的发明的时代，这使得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估计非常复杂”。
又例如，在苏美争夺的重点地区——欧洲，由于苏联散布了不少“缓和”烟幕，舒尔曼也就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可能发生对抗的极为重要的地区——中欧——已相对地稳定了”，“欧洲现在属于对抗的危险已大大减少的地区范围内”。
但是，当他谈到欧洲的具体现状时，他又承认，“以欧洲作为打击目标的苏联武器至今大体上还未受到任何国际协定的限制。
苏联研制日益现代化的武器系统，如SS—20……以及逆火式轰炸机，正在日益引起我们盟国的关注”。
在谈到中东问题时，舒尔曼说，“中东仍然构成一种可能发生牵涉到苏联和美国的敌对行动的巨大危险”。
怎么办呢？
舒尔曼认为应该承认“这个地区对苏联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因而希望苏联“发挥建设性的而不是阻碍性的作用”。
谈到非洲时，舒尔曼小心翼翼地说，“应当说苏联在过去两年的行动表明是缺乏克制的”。
他接着说，美国应当“鼓励苏联……采取建设性的态度”。
谈到经济关系时，舒尔曼说，“最近几年，苏联在扩大进口农产品、消费品、工业产品和先进技术方面表现出了一种积极的兴趣”。
舒尔曼认为应该加强美苏经济合作，满足苏联的这些要求来求得稳定的作用，虽然苏联明明是要利用西方的农工产品、资金、技术来加强它的争霸地位。
舒尔曼自己也承认，“在决定国家对待扩大同苏联的经济关系的政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美国在政治上所冒的风险和所得的好处，而人们已经对就这种风险和好处是否平衡提出了问题”。
舒尔曼在概括他的这篇证词时说：
“虽然根据现实态度，我们必须承认苏联和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政治竞争是国际生活中的事实，但是，在把克制精神法典化方面已取得了某些有限的进展”。
舒尔曼是10月26日在美国众议院欧洲和中东问题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讲了这番话。
据《纽约时报》报道，他的讲话事先得到国务卿万斯和白宫的批准。
这种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克制上的政策，在美国舆论界早已引起议论纷纷。
曾经担任过副国务卿的尤金·罗斯托教授最近在一篇论文中说：
“近几年来，苏联的对外政策并没有变得温和一些，也没有变得较持合作态度；
除了变得更加胆大妄为、更富于冒险性之外，确实没有什么变化”。
舒尔曼在讲话中也指出，美国的舆论“在对苏联的看法上往往会发生大幅度地波动”。
这场争论看来还要进行下去。

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执行主席罗斯托指出
“缓和”是臆想冷战是现实
苏联对外政策变得更胆大妄为更富于冒险性
新华社1977年11月07日讯
美国耶鲁大学法律和公共事务系教授、当前危险委员会执行主席尤金·罗斯托最近在一篇论文中指出，“缓和是西方国家政策的一种企望，而不是政治现实。”
政治现实是“冷战变得更加剧烈了”。
罗斯托在六十年代后期曾先后担任美国负责经济事务和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他10月间在美国斯坦福研究所在华盛顿举办的一次讨论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美国在今后十年中的对外政策》的论文。
他说：
“认为已经实现了缓和的观点，是一种政治上的臆想。
近几年来，苏联的对外政策并没有变得温和一些，也没有变得较持合作态度；
除了变得更加胆大妄为、更富有冒险性之外，确实没有什么变化。
苏联对外政策施加的压力比以前要更强烈、更加无孔不入，因为它有一支至少是十五年来一直在以惊人速度发展着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其发展速度在每个领域都远远超过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发展的速度。
简言之，冷战并没有结束，而是变得更剧烈了。
但是，我们在谈论冷战时却采用一个新的、把人引向迷途的词汇。”
罗斯托还表示不同意在美国有人主张的认为“今后十年中（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问题将是南北方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东西方之间的问题”。
他说，“自从三十年代以来，人们还没有看到过美国对外政策象最近的态势那样阴郁、那样奇诞、那样几乎难以解释。”
罗斯托在谈到美国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中东等问题上的表现时指出，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美国在谈判中表现出软弱无力，手忙脚乱，近乎莫名其妙”。
而苏联人则“在谈判中进行精明、斤斤计较和有效的讨价还价”。
他说，美国在03月份提出了一项建议，“当苏联人拒绝了这项建议，也没有提出他们的反建议时，我们于05月又提出一项软弱得多、甚至更不充分的建议来取代03月份的建议。
同时，我们主动地取消或延迟了我们当时正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谈判的一些现代化武器和武器系统的生产计划。”
在谈到中东问题时，罗斯托说，美苏关于中东问题的“联合声明引起一些同样麻烦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对于美国的行动，除了解释为渴求不惜一切代价同苏联达成协议之外，是难以找到解释的”。
“这个声明整个来说，将使谈判过程更为困难，要谈出成功的结果更是成问题了”。
罗斯托最后说：
“美国的对外和防务政策应该基于对我们的安全利益作出现实的估计，同时要制订一项具有充分的战略与常规两方面威慑作用的政治军事计划。
要恢复这种态势，不仅需要迅速地加强军事力量，而且需要在政治上作出努力，来加强我们的各种联盟的团结”。
他说，“如果美国要在世界政治斗争中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那么，除了上述办法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办法。”
如果继续处于被动地位，继续退缩，美国及其盟国就会随着苏联势力的扩张而被“窒息死”，并且“还会遇到苏联发言人所说的苏联在军备方面的‘明显的优势’这种最后的威胁”。

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委会关于南非问题年度报告强调
南非人民有权用一切手段夺取政权
要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武器禁运
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11月06日电
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向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出的一份年度报告中说，过去的一年是“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长期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报告谴责南非政权所采取的方针对于南非被压迫人民、对于同南非毗邻的非洲各独立国家以及国际和平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
报告说：
“只要主张种族隔离的政权继续当政，南部非洲就不可能有有保证的和平。”
报告指出：
在1976年06月16日在南非的索韦托发生大屠杀以后，南非被压迫人民投入了全国范围的、战斗性的反抗种族隔离运动，它所包括的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这反映了所有为解放而斗争的黑人群众的大团结。
黑人学生反对臭名昭著的在教育中歧视
（黑人）的示威发展成了反对种族隔离的各种表现的群众运动，各行各业成千上万的男女参加到青年示威者的行列中来了。
事实证明：
民族解放运动不仅远没有被自从1963年以来接二连三地发动的镇压浪潮所压倒，反而获得了新的力量和信心。
索韦托事件以后事态的发展显示了“长期受压迫的人民把他们自己从被侮辱和被剥削的地位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新的决心”。
委员会建议，鉴于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大会重申承认和尊重南非人民有权采用他们可以选择的一切手段，包括进行武装斗争在内，“夺取种族隔离政权的权力，以使南非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得以行使他们的自决权”。
报告说，安理会呼吁的对南非自愿实施武器禁运的办法并没有阻止南非政权建立起大规模的军火库。
西方的几个主要的武器输出国允许这个政权获得军用飞机、潜水艇、导弹和其他供应，并使得这个政权能够通过得到许可证、技术援助和资金转让等方式，去发展它自己的制造武器的设备。
委员会强调，需要实行全面的和强制性的对南非的武器禁运，不向南非提供任何军事供应，不同南非政权进行任何军事合作，包括不提供（武器）零件和武器生产的许可证，不为南非训练军事人员。
委员会还要求安理会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反对同南非在核领域中进行合作。
委员会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对南非实行有效的石油禁运，并建议大会要求所有国家为此而采取必要的措施。
这份年度报告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11月01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通过的。

萨达特总统宣布不同以签订单独协定
新华社开罗1977年11月04日电
据开罗报纸报道，埃及总统萨达特11月03日宣布，埃及决不同以色列签订任何单独的协定。
萨达特总统在对随同他出访的新闻代表团发表谈话时说，埃及保证执行它先前明确宣布的路线。
这一路线的基础是，以色列全部撤出它自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