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清算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反革命罪行
申涛声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为了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四人帮’调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竭力煽动层层揪所谓‘民主派’、‘走资派’。
他们御用的原北京两校大批判组和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文章，宣扬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华主席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在“四人帮”反党阴谋活动中突出的反动地位和反动作用。
多行不义必自毙。
随着“四人帮”的彻底垮台，这个五毒俱全、恶贯满盈的黑班子，顷刻瓦解，彻底覆灭。
它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它所散布的种种谬论，必须一一清算。
“四人帮”的御用班子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完全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扶植起来的“四人帮”的御用班子，是“四人帮”的嫡系部队。
它从1971年正式开张的第1天起，就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卖命效劳。
它的所作所为是成千成万善良的人们所意想不到的。
它名为“写作组”，但地位之特殊，反革命能量之大，却异乎寻常。
它利用篡夺的一部分权力，把持《学习与批判》、《朝霞》、《朝霞丛刊》、《教育实践》、《自然辩证法》等八个刊物，编辑、审稿全由它一手包揽。
它操纵了上海全市新闻、出版、广播、文艺等舆论工具，出什么书，登什么文章，演什么戏，都要唯它之命是从。
它是上海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的“太上皇”。
“四人帮”不便公开讲的话，它来讲；
“四人帮”另搞一套，它和两校大批判组南北呼应，率先发难。
几年来，在它直接控制下炮制的文章就有一千多篇，出版书籍几十种，毒草丛生，流毒甚广。
它是全国最大的一家毒草公司。
它名为“写作组”，但又不是一个单纯的写作机构。
它私整上自中央下至地方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编造诬陷不实之词，为“四人帮”提供反党“炮弹”。
几年来，它直接送给张、姚的密信、调查报告、座谈纪要等各类情报、条陈达千件以上。
它名为“写作组”，但它的黑手伸得很长。
它插手文教科技，插手工业农业，插手外地，插手部队，蓄意制造混乱，积极为“四人帮”的“稳定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方针服务。
它名为“写作组”，但又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监听哨”。
它发现“帮”外“帮”内、干部群众有不利于“帮”的言行，就向张、姚告密。
这个“写作组”所以如此横行无忌，称王称霸，就是因为有“四人帮”撑腰。
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原写作组那两个余党就和张、姚相勾结。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姚密令他们投机“造反”。
1969年，张春桥借和那两个余党一起读书为名，历时一个多月，肆无忌惮地篡改党的历史，对那两个余党悉心进行“改朝换代”的路线交底。
从此以后，那两个余党便抱定宗旨，紧跟“四人帮”。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我们只听张、姚的，其他谁也不听”，张、姚把他们视为心腹。
据目前查获，几年来，张、姚直接写给原写作组的黑批示就有三百六十多件。
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步伐的加紧，原写作组那两个余党和张、姚更是死死抱成一团。
1974年07月，张春桥就曾向那个大头目表露过：
“你们的信，我都锁在保险柜里，将来无非杀头，就先杀我的头好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时，那个大头目也狂叫：
“我们有今天，全亏了张、姚”，“我准备杀头坐牢，豁出命来干。”
主子不惜以杀头来保奴才，奴才也不惜“杀身成仁”来报答主子。
在原写作组内部，那两个余党也严加控制。
他们竭力灌输效忠“四人帮”的“忠君”思想，经常宣扬：
要“不辜负中央领导（指“四人帮”）的殷切期望”，“到我们这儿工作，就卷入了斗争的旋涡，你跑也跑不了。
要准备杀头，坐牢。”
他们的心目中，根本没有毛主席，没有党中央，没有党纪国法，有的只是“四人帮”的“帮纪”、“帮规”。
他们还通过举办各种学习班，为“四人帮”拉队伍。
张春桥说，要在上海培养大批“理论骨干”。
原写作组的余党，就大肆宣扬“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部署”，“我们就是要影响一代人”。
对于举办这种学习班，一个余党曾经直言不讳地说：
“就是要象蒋介石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那样，用我们的观点来培养自己的骨干”，“要他们经得起复杂环境的考验”。
当然，这只是痴心妄想。
请看，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写作组吗？
不，不是！
它完全是“四人帮”卵翼下的一具“怪胎”，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行帮组织。
疯狂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切活动，始终贯穿着一条黑线，就是竭力鼓吹和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他们按照“四人帮”确定的攻击目标，恶毒地提出：
“在一个时期打击最危险的一翼”，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代表，特别是在中央掌握领导权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敬爱的周总理在世时，他们猖狂地攻击周总理；
周总理病重和逝世后，他们就百般诬陷打击邓小平同志；
在华国锋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他们又恶毒地攻击华国锋同志。
这就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数年来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所走过的罪恶道路。
“四人帮”及其余党，一贯把敬爱的周总理看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原写作组那个二头目就曾阴险地说：
“为什么全国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依我看……因为还有一个大人物在”。
他叫嚷“老的去不掉，新的起不来”，扬言“要去掉这具偶像”，露骨地攻击周总理。
1972年，他们又借关于基础理论研究和整顿企业管理的问题，大做反革命文章，叫嚷这是“刮理论风”、“右倾回潮”，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加紧结帮篡党，阴谋“组阁”夺权，他们打击诬陷周总理也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他们转移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阴谋文艺，伪造历史，借古讽今，不批林，假批孔，大搞所谓批“周公”。
在报刊上首先抛出“二千多年来儒法斗争延续到现在”的反动观点，叫嚣要揪“现代大儒”的，是他们；
在全国掀起大批“宰相”风的，是他们；
大刮批所谓“尊孔卖国”风的，也是他们。
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制造事端，打击陷害周总理。
在北京，“四人帮”借“风庆轮”事件，在国务院大轰大闹，叫嚷要揪“后台”；
在上海，那两个余党更是赤膊上阵，齐声鼓噪：
“要把文章做足”，“要十八般武艺一起上”。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抛出的大小文章就有一百多篇，以“风庆轮”为背景的电影、戏剧、小说、电视、广播也纷纷出笼。
“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假洋鬼子”的恶言毒语，一起喷向敬爱的周总理。
他们就象红了眼的疯狗，见到周总理的影子就狂吠，听到周总理的指示就反对，周总理讲到哪里，他们就反到哪里。
在周总理病重期间，毛主席亲自委托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邓小平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四人帮”的胡作非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更是怀恨在心。
他们窥测方向，伺机反扑。
1975年07月，姚文元窜到上海向那两个余党交底，恶毒地说：
“你们不要急，反错必出错，到一定时候出来讲话比较合适。”
这个阴险的反革命策略，充分说明了“四人帮”诬陷打击邓小平同志是完全有预谋的。
到了1975年11月，张春桥便专门指示那两个余党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路线斗争上去”，责令他们“不要做桃花源中人”。
与此同时，张春桥又把送给政治局的一份关于《汇报提纲》的材料，直接捅给原写作组；
姚文元也捅来了他对《论总纲》的四十七条黑批语；
他们又指示上海的余党对《二十条》要“系统地批一批”。
原写作组的大头目得意忘形地叫喊：
“拿到了重磅炮弹”，狂吠要“加温”，“要四面八方开花”，“出点格没有关系”。
1976年03月，他们伪造了一篇青年工人批《二十条》的所谓《批判会纪要》，接着又炮制了《读一篇未及发表的文稿》、《〈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选批》三篇黑文，为在全国批所谓“三株大毒草”打了头阵。
他们兴高采烈地狂叫：
“抢到了三个头功”。
“四人帮”妄想通过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之后自己上台。
当时，他们在上海街头公然刷出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幅标语。
但是，毛主席亲自指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又一次挫败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
“四人帮”恨得咬牙切齿，张春桥迫不及待地给原写作组那两个余党发出黑指示，要他们“警惕出修正主义，在党内、在中央”。
他唯恐奴才们不明了，特地在“在中央”三个字下面划上了两条杠杠。
余党们心领神会，又以百倍的疯狂攻击华国锋同志。
他们抛出了司马光、袁世凯以至蒋介石等等一系列所谓“上台”的文章，对华国锋同志进行恶毒的影射和诽谤。
尤其反动的是，1976年08月，原写作组那两个余党，又根据张春桥关于“有些话国内不好说，可以借批苏修来说”的黑指示，绞尽脑汁，策划了一篇所谓《耐普曼日记》，假托苏联一个老资产阶级分子讲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的情况，来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
可是，他们做贼心虚，再三谋划，终究不敢拿出来，至今成了“四人帮”和原写作组反对华主席的一个铁证。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不仅有一条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公开的战线，还有一条大搞特务情报的“隐蔽”的战线。
这些年来，他们一直肆无忌惮地搜集私整黑材料，罗织罪名，诬陷中央领导同志。
早在1969年，张春桥就授意他们汇编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动思潮资料简编》，将当时八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断章取义、斩头去尾，统统作为“反动思潮”编进《资料》。
1976年01月07日，他们为了适应“四人帮”加紧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需要，急如星火，连夜摘编所谓“奇谈怪论”的黑材料，一口气点了十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名。
与此同时，他们还调动各种力量，以“调查”为名，为“四人帮”搜集反党材料，说什么这是“上面打仗用的炮弹！”
先后持续两年之久的所谓“外贸调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1974年张春桥授意搞“外贸调查”，因为四届人大召开，“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失败而草草收场。
到了1976年，他们又搞第2次“外贸调查”。
写作组的大头目亲自为这次调查定下基调，攻击“外贸部就是洋行买办部”。
他们这样干，仅仅是为了要整垮一个外贸部吗？
当然不是！
那个大头目嚣张地说：
“真正的斗争不在外贸部，而是在中央政治局里头。”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还十分卖力地为“四人帮”出谋献策。
1975年底，张春桥写信给那个大头目说：
“希望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它的特点。”
那两个余党马上向张春桥送上条陈，别有用心地建议要批“四个现代化”。
他们以所谓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名，把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领导干部，打成搞所谓“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分子”。
他们还建议要对“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作“科学论证”，妄图以捍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为幌子，把一切反对“四人帮”的人统统打倒。
这种极其恶毒的反革命策略，张春桥看了正中下怀，马上回信嘉奖：
“所有的意见，都对我有用，启发我想问题。”
果然，到1976年，“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就掀起了一股股批“四个现代化”，批所谓“唯生产力论”，批所谓“复辟党”“还乡团”的黑风。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为了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
然而，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所有这些罪恶行径，恰恰起了从反面动员人民起来把他们打倒的作用。
卖力拼凑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帮”理论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不仅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而且妄图为“四人帮”拼凑所谓理论体系。
他们凭着反革命的经验，深知理论的重要。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大头目在讨论一本书稿时曾毫不掩饰地说：
“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这本书如果站得住，其他问题就好办了。”
这就是说，有了他们炮制的反动理论为基础，“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可以站得住脚了。
不仅如此，那两个余党还在私下议论说：
“共产党的领导总要会搞理论的”，“理论上的权威必然转化为组织上的权威”。
他们竭力把“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打扮成“理论上的权威”，以便有朝01日，转化为“组织上的权威”，成为“当然的领袖”，全面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几年来，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调集大批人马，著书立说，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史、近代史到党史，从文艺理论到教育学，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全面篡改，另立“四人帮”的理论体系。
1971年下半年，原写作组在张春桥的授意下，私自设立了编写党史的摊子。
他们全面篡改党的历史，竭力贬低和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们还无耻地捏造历史，为“四人帮”树碑立传，在他们所编党史的社会主义部分中，提到叛徒江青的名字就有十处之多。
在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原写作组的余党，也力图使这本书纳入“四人帮”的轨道，下令要以张、姚的反动观点作为指导思想。
周总理逝世前后，他们根据张春桥的黑批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修改本中大肆宣扬“党内出现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竟然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说成是“分析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
这是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道道地地的“四人帮”的“政治经济学”。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炮制文章也好，编写专著也好，都是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的。
这里略举几个例子，看看他们鼓吹的究竟是什么货色，要另立的是什么体系。
其一，所谓“半截子革命论”。
他们在张春桥授意炮制的《革命与资本》等黑文中，把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说成是“早年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上参加了我们的党，到了社会主义时期，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便跳出来疯狂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成为“走资派”，成为“半截子革命派”。
胡说这种“前半生革命、后半生不革命”的“半截子革命派”，是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其二，所谓“分配差别就是阶级剥削论”。
他们胡编乱扯，说“党内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从处在大官们的利益这种经济地位上转化过来的”，那些由于分配上的差别而产生的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同老的资本家一样，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存在的”。
他们荒谬地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说成是产生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根源，把级别高、工资多，当作划分“走资派”的经济标准。
其三，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论”。
原写作组在给姚文元的一份选题计划上提出这个论点，姚文元大加赞赏，在“焦点”两字下连划三道杠。
于是，他们大肆鼓噪“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革他们的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他们炮制的这个所谓“焦点论”，把继续革命的全部任务，归结成一个“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把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维护者”，从而把老干部都打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
其四，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发展的第3种形态论”。
他们胡说什么：
“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产阶级，到垄断时期的资产阶级，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这是资产阶级在它发展过程中依次出现的几种形态。”
这种谬论是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肆意践踏。
在炮制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他们还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调查，筹划为张春桥炮制《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文章，狂妄地要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抗衡。
他们还大搞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调查，宣称要编一本和当年毛主席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相类似的书，由张春桥来作序言，写按语。
凡此种种，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妄想使“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由“理论上的权威转化为组织上的权威”。
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犯下的反革命罪行，说明控制原写作组的余党完全是一伙反党成性的反动派。
然而，这伙张牙舞爪的反动分子，内心里却虚弱得很。
他们自己就把炮制的每一篇黑文比作一块块埋葬自己的墓砖，等待着“坐牢、杀头”的结局。
但是，他们象一切赌棍一样，“干了又怕，怕了又干”，决计为“四人帮”卖命到底。
1976年10月06日，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不甘心自己覆灭的命运，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在这出丑剧中，这批用笔杆子杀人的“文化人”，要拿起枪杆子杀向无产阶级了。
写作组那个大头目狂叫：
“豁出命来干。”
二头目叫嚣：
“我们一起干，我是不怕死的。”
那个大头目连夜亲自赶到报社、电台进行策划，勒令报纸不发新华社的全国通稿，要电台不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
他们还为“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出谋划策，提出“破坏铁路、桥梁”，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
他们妄图孤注一掷，把上海一千万人民推向血海。
然而，就在他们疯狂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日子里，他们的反革命的绝望心境也暴露无遗。
那几天，他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边叫嚣“大干，大干”，一边瘫在地上悲鸣“完蛋，完蛋”。
他们在会上声色俱厉，一躺上床就吓得做恶梦，出冷汗，一个个象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及原写作组的那些余党，如同一切反动派一样，都不过是纸老虎。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也在这最后的猖狂一跳中，宣告了自己的灭亡。
他们不是经常在帮刊《学习与批判》上恶毒地咒骂，要把革命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
现在，这句话完全奉还给他们自己了。
真正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正是他们这伙十恶不赦的“四人帮”及其余党。

山西展开农田基建大会战
在各级党委书记挂帅、领导干部纷纷参战的带动下，山西省各地陆续展开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
目前，全省投入这场战斗的干部和社员已达三百多万人，铺开的工程共有两万多项。
今年，山西各地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开工日期都比往年提早半个月左右。
中共忻县地委、雁北地委、晋东南地委和平定、朔县、晋城等许多县委，学习昔阳的做法，由书记、副书记等主要领导干部，带领成千上万名机关干部，到重点工程工地参加劳动。
并组织广大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促进农田基本建设。
有不少县委也象昔阳县委那样，把县委机关搬到了重点工程工地，并且在各社队之间、各工程专业队之间组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在组织大会战中，各级党委都很注意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
雁北地区有八个县地处大同盆地和天镇阳高盆地的桑干河沿岸，这八个县共有百万亩良田，由于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盐碱下湿成灾，粮食产量很低。
过去，这几个县各自为战，分头治理，费工不少，收效甚微。
今年，中共雁北地委和八个县的领导干部，认真学习英明领袖华主席关于今冬明春要大搞一下农田基本建设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重要指示，总结了治碱排涝的经验，决定把这项工程作为全地区今冬明春的主战场，在地委统一领导下，八个县集中力量联合作战。
现在，雁北地委书记王进带领十万人，正在这两个盆地上开挖改碱排涝干渠和支渠，同时平整土地。

工厂的主人
全国劳动模范周阿庆，二十多年来，一贯兢兢业业干革命，勤勤恳恳搞生产。
在“四害”横行日子里，他不怕邪，不怕压。
他说，共产党员不能做墙头草，随风倒。
对社会主义有利的事，就要拍手叫好；
对社会主义不利的事，就要敢说敢管！
周阿庆，这个五十年代就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南京无线电厂的老工人，一直用自己火红的心续写着新的篇章。
无线电厂的干部、群众无不赞扬周阿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
赞扬周阿庆一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二十几年如01日，兢兢业业干革命，勤勤恳恳搞生产的主人翁精神。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周阿庆勇敢地同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75年07月，周阿庆作为老工人的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
阿庆师傅坐在主席台上，聆听着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整顿企业、加速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想到工人阶级的责任，心里犹如万顷波涛，久久不能平静。
夜已经深了。
周阿庆翻来复去睡不着，他还一直在激烈地思考着：
我们国家的工业到底怎么搞？
大庆的经验怎样才能推广？
现在有人拚命宣扬无政府主义，把合理的规章制度叫做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把一些同志的思想搞乱了，使厂里的生产受到干扰。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里，要不要一套法规？
二十多年的事实证明，厂里各种规章制度大部分是好的，它促进了生产，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绝大部分工人是赞成的，自觉遵守的。
如果合理的规章制度都不要，怎么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一种工人阶级的强烈的责任感，使得阿庆师傅再也躺不住了。
他从床上爬起来，把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的想法，告诉了同来参加会议的厂党委副书记张关林同志。
老张一听，高兴地说：
“阿庆师傅，你想得对！
我也正在琢磨这个事。”
周阿庆在分组会上发了言，他从工厂里的实际情况出发，响亮地提出了健全规章制度的“五条建议”。
他说：
要搞好这件事，关键在领导。
第1、领导不要怕；
第2、领导不要关门搞“设计”，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第3、领导要敢说敢管，加强教育；
第4、领导要做出样子；
第5、领导要学好理论，掌握好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阿庆师傅的发言赢得了热烈掌声，代表们纷纷议论：
“周师傅提得好，讲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敬爱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接见会议代表时表扬了周阿庆，勉励说，你们做得好，再接再厉，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邓副主席还指示将周阿庆的这篇材料发给大家看。
周阿庆从北京回厂以后，信心满怀，干劲倍增，开了一系列调查会，决心协助厂党委迅速改变企业面貌，把生产搞上去。
平日里，他看到不符合规章制度的地方，就说，就管。
有人说他婆婆嘴，周阿庆说：
“长了嘴就是要说话的，对社会主义有利的事，我们就是要拍手叫好；
对社会主义不利的事，我们就是要敢说敢管！”
就在进行全面整顿的时候，万恶的“四人帮”跳出来疯狂反对。
“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污蔑周阿庆是“只问生产，不问革命的糊涂虫”，咒骂“‘五条建议’是鼓吹修正主义管、卡、压的黑典型”，扬言要追查“出笼的背景”。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更是大打出手，在他们编印的一份所谓“翻案言论”的材料里，指名道姓要批周阿庆。
面对这些颠倒黑白的谬论，周阿庆怒火满胸。
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
他们要把我们的工厂引向何处？
他不禁想起了一件往事：
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由“四人帮”一手挑起的武斗妖风刮进工厂，厂里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趁机兴风作浪，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阿庆师傅坚决顶住，他对大伙说：
“毛主席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没有叫停工闹革命。
我们是工人阶级，放着工厂不生产对得起谁？”
周阿庆不受干扰，每天照旧早来晚走，领着大伙维修机器，搞技术革新，压铸产品，没有歇过一天工。
从车间到宿舍，步行用不了十分钟，阿庆师傅除早上一顿饭外，都在厂里吃。
一天下午，周阿庆正带着大伙赶压一批产品，厂里的那个坏头头突然窜进了压铸班，指着高压氮气瓶，胡说有爆炸危险，要老班长周阿庆立即放掉氮气。
如果放掉氮气，压铸机就开不起来，就要造成长期停产。
阿庆师傅马上意识到这是破坏。
他操起一把扳手，一个箭步冲上前，两眼喷火，怒不可遏地斥道：
“你们成天不生产，说大话，鬼混鬼窜，到底想干什么！
告诉你，有我周阿庆在，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休想叫压铸机停开一分钟！”
班里的师傅们也一齐拥上来。
那个家伙一看势头不对，吓得溜走了。
那一夜，阿庆师傅一刻不离地守卫在机器旁。……
周阿庆想到这里，再看看面临的斗争，又是多么相似啊！
他不由抖擞了精神。
“阿庆，‘五条建议’没有错，不要怕，天不会塌下来！”
这是厂党委的态度。
“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工厂就是要有制度！”
这是广大工人群众的声音。
也有些好心的同志担心地对阿庆师傅说：
“现在外面那股风刮得蛮厉害的，人家要批你，还是注意点吧。”
周阿庆笑笑说：
“要看刮什么风，要辨辨风向。
我们是共产党员，不能做墙头草，随风倒，对的不怕批，真理不怕辩。”
晚上回到家里，老伴对他说：
“听说有的大字报点了你名啦，说你是搞复辟，要留点神啊！”
阿庆说：
“人家说你复辟就复辟啦，不要听那些胡说八道。
干社会主义，合理的规章制度不能少，我们要理直气壮！”
“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见造谣中伤没能压垮周阿庆，又使出软的一招。
那个窃据省总工会主任要职的家伙，一变常态，甜言蜜语，企图鼓动周阿庆背着省委召开工会常委扩大会，拉出一支队伍“同省委对着干”。
周阿庆一听，立刻觉察到这个家伙有野心，是另搞一套，是跟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
周阿庆严肃地对他说：
“我们要听毛主席、党中央的，任何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都不能干。
没有省委同意，你私自召集会议，我不参加！”
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周阿庆不怕邪，不怕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经常对工人们说：
“我们厂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视察过的，我们一定要搞好，搞出成绩来，不然就对不起毛主席！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闹闹嚷嚷，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我看这里面有阴谋！”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周阿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他说：
“华主席、党中央已经向我们发出大跃进的动员令，要我们挑起二十世纪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重担。
我是个老工人，说什么也要打头阵，要把自己全部精力贡献给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描绘的‘两步宏图’这个伟大的事业，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
本报记者

深批“四人帮”谬论　为国家增加积累
云南交通局完成全年上缴利润任务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云南省交通局提前完成全年上缴利润任务，一批亏损企业转亏为盈，为国家增加了积累。
云南省交通局是受“四人帮”干扰破坏比较严重的单位之一，去年，全系统有百分之二十三点八的企业亏损。
粉碎“四人帮”以后，云南省交通局党委放手发动群众，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散布的“只要路线正确，亏损也不要紧”等反动谬论，使广大工人、干部树立了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的思想。
与此同时，云南省交通局党委狠抓了企业整顿工作，建立和健全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实行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经常开展经济分析活动，检查财经纪律执行的情况。
不少企业还开展了班组和单车经济核算，把财务工作做到生产第1线。
今年以来，全局生产逐月上升，成本不断下降，积累显著增加。
许多单位学习大庆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原材料和配件不足情况下，大搞修旧利废，提高车辆完好率，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原材料和资金。

镇江锚链厂建成投产
我国第1座采用自动闪光焊接工艺的船用锚链厂——镇江锚链厂不久前建成投产。
投产以来，机械运转正常，生产的各种锚链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这个厂的建成投产，将为发展我国水运事业发挥重要作用。
锚链是船舶必需的安全设备。
过去，锚链的生产不能适应造船工业发展的需要，成为一个薄弱环节。
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镇江锚链厂采用了自动闪光焊接机组的生产工艺和自动的锚链拉力试验机。
这些设备具有先进水平，可以生产各种规格的高强度和超高强度的焊接锚链，为修造船提供了配套条件。
镇江锚链厂是1974年10月开始建设的，1977年04月试产成功。
在建厂过程中，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顶风斗浪，不断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使建厂速度一再加快。

革命加拚命　加快祖国建设速度
基建工程兵许多部队跨入新的一年
日夜奋战在祖国建设战线上的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纷纷报捷，许多部队提前跨入了1978年。
在鞍钢执行基建任务的某部，已超额完成今年的施工任务。
他们担负的厂房大修、高炉改建等十七个工程项目，有的已胜利完工，有的正在扫尾。
负责建设一个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某部，为加快我国电力建设，连续组织了三次大会战，已提前三个多月完成了今年的施工任务。
目前，指战员们正在快马加鞭，争取尽快建成这项大型水电工程。
常年战斗在大巴山区的工程兵某部，早已开始进行1978年的地质钻探工作了。
今年，他们创造了建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在新疆冰山雪岭上筑路的某部，早在09月20日就完成了全年的施工任务。
这条公路修成后，对发展边疆经济，巩固边防，有着重要的意义。
战斗在我国西北、西南戈壁荒原和崇山峻岭的工程兵部队指战员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加快步伐进行水文地质普查工作，1977年的任务只用九个月就完成了。
（专栏内均据新华社10月26日讯）

沙市发动群众逐条狠批“四人帮”谬论
本报讯
据《湖北日报》报道：
在揭批“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过程中，沙市市委发动全市干部群众，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作武器，紧密联系实际，把“四人帮”及其在沙市的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炮制的反革命谬论一条一条地进行批判。
一是批判“阶级关系转化”论。
“四人帮”全面篡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关系的论述，抛出了一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帮派体系骨干分子跟着叫嚷，现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造反派与走资派的矛盾”，把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诬蔑为“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算账派”、“保守派”、“投降派”和“还乡团”。
广大群众在批判中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是识别走资派的根本标准。
“四人帮”却另立新标准，把参加过民主革命的领导干部统统打成走资派，肆意颠倒敌我关系，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党内，充分暴露他们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狰狞面目。
二是批判“层层都是走资派掌权”论。
“四人帮”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走资派在我们党内只是一小撮的科学论断，胡说“党内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
帮派体系骨干分子跟着叫喊，“现在上自中央，下到基层，层层都是走资派掌权”。
狂叫对各级领导“要讲狠，要象斗地主、资本家一样，要戴高帽子，挂黑牌子”，要统统打倒，“打不倒要打跑，打不跑要搞臭”。
市委机关的干部在批判中说，正是在“四人帮”这个极端反动的反革命政治纲领鼓噪下，帮派体系骨干分子煽起了一股“层层揪走资派”的妖风。
他们召开马路会，强占据点，冲击工厂，冲击机关，把市委负责人绑架到他们据点里进行非法批斗。
他们的目的就是妄图把共产党整垮，让修正主义上台。
广大群众还批判了“矛头向上大方向正确”论，“造反入党当官掌权”论。

狠批“四人帮”的“阶级关系新变动”谬论
出席太原市工业学大庆会议的代表，联系山西实际，愤怒批判反革命小丑张铁生的罪行，指出“四人帮”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新华社太原1977年10月26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正在出席太原市工业学大庆会议的一千四百多名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老英雄、老模范和先进集体的代表，联系山西省和太原市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愤怒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把被他们颠倒了的敌我关系颠倒过来，“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976年02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刚刚逝世，丧心病狂的“四人帮”便向党和人民扑来。
他们接过卖国贼林彪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反动口号，抛出那条“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四人帮”豢养的那个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窜到山西，在昔阳县和太原市大放厥词，肆意歪曲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鼓吹“阶级关系新变动”的反动谬论，胡说什么“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以上都犯了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他们中间出现了人数不少的走资派、黑帮、资产阶级分子、投降派”，污蔑老干部都是所谓“民主派”，叫嚷什么走资派又是这种“民主派的一个变种”，是革命的“对象”，等等。
对于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叫嚣，中共山西省委、昔阳贫下中农和全省人民，给予坚决回击。
省委决定：
张铁生的讲话不传达，录音不播放，就地封存，并上报中央。
昔阳人民退出会场，表示抗议。
而“四人帮”及其在山西省和太原市的那几个黑手，却如蝇逐腐肉，对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狂叫百般捧场。
叛徒江青夸奖“他（指张铁生）到了太原……点了火”，是什么“真正的又红又专”。
“四人帮”在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内的那几个干将，也吹捧这个“白卷英雄”“站得高，看得远，讲得深”，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不愧是有名的反潮流战士”。
他们甚至公然在省委门前张贴反动大字报，狂叫“录音可以封锁，革命洪流不可阻挡”。
在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的招引下，他们拉队伍，结帮派，上下串连，八方呼应，象一群恶狼一样朝各级党委扑来，大有一口吞下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之势。
出席太原市工业学大庆会议的代表回顾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更加看清了“四人帮”那条反革命政治纲领包藏的祸心，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发出的“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的号召的深远意义。
代表们用大量事实，逐点批驳了“四人帮”散布的反革命谬论。
他们指出：
第1、“四人帮”说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老干部都是“民主派”，是“现在的革命对象”，这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的恶意歪曲和无耻诽谤，是彻头彻尾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右派谬论。
太原钢铁公司、山西纺织厂、西山矿务局和东方机械厂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历史证明，正是因为有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在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及时地把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四人帮”把参加过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老干部都戴上“民主派”的帽子，疯狂叫嚷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干部；
另一方面，“四人帮”把他们自己这一伙反对革命的家伙说成是“英雄”，阴谋夺取各级党政领导大权。
在山西省和太原市，“四人帮”的爪牙们正是根据这个反动理论，狂呼“五十岁以上的老干部都是民主派”，“百元以上工资的都是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干部是复辟派”，“1975年落实政策安排工作的干部是翻案派”；
叫嚷要在“老干部、老革命、老功臣、老模范这些头上冒金光的人中间抓走资派”，要把这些人通通打倒。
他们层层揪“走资派”，处处抓“代理人”，唆使一小撮暴徒抢档案，抢文件，抢公章，甚至有组织、有计划地绑架、殴打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制造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打砸抢事件。
代表们愤怒地指出，这些反革命黑帮哪里是在反对什么走资派，明明是在摧毁我们的干部队伍，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另立封资修的“新天朝”，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第2、“四人帮”及其爪牙污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鞠躬尽瘁的老干部是“埋头经济建设，埋头粮食，埋头智育”的走资派，是“只管粮棉油，不问敌我友”的“糊涂蛋”。
这不仅是对广大老干部的蓄意污蔑，也是他们妄图搞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物质基础的罪恶阴谋。
太原铁路分局、太原机车车辆工厂、山西机床厂和太原矿山机器厂的同志们说，“四人帮”及其爪牙们非常清楚，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捷报，都是他们走向灭亡的一响丧钟。
因此，他们动不动用“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压人，用“技术第1”、“业务挂帅”的棍子打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铁路部门领导干部深入现场，抓安全正点，被他们污蔑为“正点书记”；
机车工厂党委关心群众生活，被他们咒骂为“馒头政策”；
机床厂全面加强企业管理，又被他们戴上“管、卡、压”的帽子。
在他们的干扰破坏下，太原全市有九十多家厂矿企业一度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1976年工业总产值计划不但没有完成，甚至倒退了好几年。
同志们愤怒地说，照这样下去，不要很久，国民经济不就要垮下来吗？
这伙反革命黑帮到底要干什么？
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第3、“四人帮”及其爪牙胡说什么“掌权必变修，受压最革命”，“矛头向上一万年有理”。
这是他们公开煽动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起来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夺无产阶级的权，妄图实行右派翻天。
那个反革命跳梁小丑张铁生在太原的黑报告中，一方面把所有领导干部污蔑为“掌了权的走资派”；
一方面则把他们那一群野心勃勃的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分子标榜为“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潮流的闯将”和“优秀分子优秀代表”。
他点名攻击山西省委把这些渣滓“排斥”了，“用泻肚子的办法把他们泻走了”。
这个反革命分子声嘶力竭地狂叫：
“矛头向上，反当权派有理”。
这个反革命的招魂幡一举，牛鬼蛇神倾巢而出。
他们吆喝上阵，疯狂地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攻倒算。
太原市手工业管理局一个历史上有严重问题，流氓成性，拐骗妇女，早被清洗出党的家伙，听了张铁生的报告后，拉起了一个打砸抢战斗队，扬言“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斗争的重点是“县团以上领导干部，尤其是一、二把手”，疯狂围攻党委领导同志，大搞阶级报复。
太原机车车辆工厂一个贪污盗窃了大量钢材、木材，并教唆青少年犯罪因而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的在押犯，在“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抛出后，也成了走资派的“受害者”，“受了压的左派”。
一群暴徒开着广播喇叭车到监狱门前哇哇乱叫，要请他出来“革命”。
同志们愤慨地说，让这些人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千百万革命人民的人头就要落地。
出席会议的劳动模范张杰说：
“四人帮”如此仇恨无产阶级专政，仇恨革命的老干部，如此钟爱这帮反革命牛鬼蛇神，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
第4、“四人帮”及其爪牙狂妄地叫嚷他们要对革命的老干部采取“铁的手腕”，对各级领导班子“动大手术”，特别要在“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扫清所谓“糊涂观念”。
大家指出，这几年在“四人帮”反革命舆论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路线是非界限被搞颠倒了。
我们决不可低估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山西针织厂、新华化工厂、太原市公共汽车公司的同志们指出，“四人帮”的走狗张铁生到山西发动的这场反革命进攻，虽然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有抵制，但是有的单位、有的同志也受了伤，有外伤也有内伤。
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了，为什么有的地方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展缓慢？
为什么有的地方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摧而不毁？
为什么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能迅速恢复？
为什么有的企业管理工作至今没有改善，劳动纪律松弛，生产上不去？
根本的问题，就是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没有抓紧抓好，“四人帮”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没有揭深批透，流毒没有肃清。
我们一定要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伟大号召，集中力量，打一场肃清“四人帮”流毒的人民战争，批判他们那条反革命的政治纲领，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肃清他们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在斗争中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为实现党的十一大路线而努力奋斗。

东方歌舞一枝花　誓把一生献给她
东方歌舞团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曾经遭受“四人帮”长期扼杀的东方歌舞之花，又向阳开放了；
由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倡导建立的东方歌舞团，正式宣告恢复了！
冰山消融春潮涨，东风送暖鲜花开。
在这个喜庆时刻，我们心潮澎湃，激情满怀。
提起东方歌舞团的建立和发展，我们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情感，就象滔滔江水，奔涌翻卷。
周总理接见我团同志的十多次讲话的情景，给我们留下了亲切难忘的回忆；
周总理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永远是鼓舞我们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的巨大力量。
周总理早在东方歌舞团建立之前，就对东方歌舞艺术的意义和作用作过明确的阐述。
周总理指出：
我们东方的许多民族，有着极其光辉灿烂的艺术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你们应该通过你们的工作，为国际的政治斗争服务，为国际统一战线服务。
周总理的热情关怀，使东方歌舞之花在中国的艺术舞台上从无到有地生长起来。
1961年初，周总理访问缅甸，在周总理举行的招待会演出中，我国的文艺工作者除了向来宾介绍我国的一些歌舞节目外，还演出了东道国缅甸和其它亚非拉国家的十多个音乐舞蹈节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每当演到某一国家的节目时，那个国家的使节就带头站起来鼓掌，并到周总理面前，深切致意。
对于东方歌舞服务于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所取得的良好效果，周总理深为满意。
回国后，周总理立即指示抓紧筹建东方歌舞团。
在筹建过程中，周总理亲自为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
1962年01月13日，东方歌舞团成立了。
周总理还委托陈毅副总理前来参加建团典礼。
陈毅同志在会上勉励我们要做好工作，尊重亚非拉人民的歌舞艺术，学好，学象，为国际政治斗争服务。
为了使东方歌舞团能在党的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周总理多次接见我们，从团的方针任务，到思想和业务建设，都作了明确的深刻的指示。
周总理指出：
“中国革命要进行到底，必须支持亚非拉！”
为了使我们能做好党的工作，周总理对我们的思想革命化提出严格要求，要我们四海为家，志在千里。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怕到艰苦的地方去，要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这种情深意切的严格要求，既有言传，又有身教。
有一次，周总理同我们谈话后，亲切地招待我们吃饭。
周总理笑着说：
“没有什么好的招待大家，一起吃白菜豆腐。”
我们坐在敬爱的周总理身边一起吃起来，真感到比山珍海味还香甜。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下，在敬爱的周总理的辛勤培育下，我们排演的东方歌舞在国内外舞台上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有些非洲朋友看到演员身上抹着黑油彩，热泪盈眶地说：
“只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才这样尊重我们黑人的艺术。”
有的使节看了演出后，激动地说：
“你们是大国，能演出小国的歌舞，真使我们感动。”
在一次招待一位国家元首的演出中，演出了他们国家的舞蹈，贵宾观看时多次起立鼓掌，紧紧握住周总理的手，表达真诚的感激。
在增进中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方面，我们虽然只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周总理对我团的工作还是给予鼓励和肯定，他经常激励我们革命到底，干一辈子。
东方歌舞团的建设和东方歌舞事业的发展，倾注着敬爱的周总理的心血。
我们想到的，周总理早想到了；
我们没想到的，周总理也为我们想到了。
从学习亚非拉人民歌舞艺术的多种途径，到指示我们下放锻炼、参加“四清”工作；
从某个创作节目的命名，到对一个舞蹈动作提出具体意见，周总理为之辛勤操劳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东方歌舞团，以扼杀东方歌舞作为他们疯狂反对周总理、实现其篡党夺权野心的组成部分。
早在1967年，江青的一个走卒就窜进我团，杀机毕露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把东方歌舞骂为“宫廷舞”，并威胁说：
“如果再跳这些，我们就不要你们了！”
这帮丑类恶毒地诽谤亚非拉国家的民族民间歌舞，把罪恶的矛头指向周总理。
批林批孔运动期间，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步伐的加快，他们对东方歌舞团的迫害和对东方歌舞艺术的围剿，更是变本加厉。
江青信口雌黄地说：
“东方音乐是靡靡之音”，并阴阳怪气地问：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团？！
”
张春桥气势汹汹地说：
东方歌舞“现在还有必要么？！
”
这些荒唐至极的屁话，暴露出了这伙人面豺狼蔑视人民的奴隶主架式和信奉大国沙文主义的恶霸嘴脸。
为了通过扼杀东方歌舞反对周总理，他们已经撕下脸上薄薄的面纱，再不着任何伪装了。
主子定调奴才唱，“四人帮”在文化部的死党于会泳之流，狐假虎威，为实现主子的险恶阴谋推波助澜。
他们有的谩骂“非洲舞都是摇摆舞”；
有的居心叵测地说：
周总理对东方歌舞团的历次讲话“没有正式文件”；
有的甚至以粗暴的命令口气说：
从今以后要彻底消灭（东方）这个概念……。
“四人帮”肆意践踏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和政策，把东方歌舞团搞得名实两亡。
这件事，在他们一伙疯狂反对周总理的罪恶史上，写下了可耻的一页。
“四人帮”在文艺界胡作非为的恶霸行径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毛主席早就觉察到了。
他老人家1975年尖锐地指出：
百花齐放都没有了。
敬爱的周总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四人帮”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69年，周总理在见到我团演员时，关切地问：
“非洲舞忘了没有？”
当回答说没忘时，周总理高兴地说：
“没忘就好。”
对于我团演员长期直接遭受江青的残酷迫害，周总理深表愤慨，多次严厉地批驳了江青一伙的谬论。
为了激励我团同志树立坚定的斗争信念，1970年，周总理在一次接见中鼓舞我们说：
“东方歌舞团这个名字很光荣，你们要保持这个光荣称号！”
在严峻的路线斗争中，我们深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温暖和周总理历次教诲的正确。
这一切，给了我们很大的斗争勇气。
对于“四人帮”恣意横行、扼杀东方歌舞的罪恶用心，我们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
有的同志心里憋着一股怒火，有的在行动上有所抵制。
我们坚信：
与真理为敌的，必被真理击败；
想封住春光的，必被春雷击毁！
沉舟侧畔千帆疾，扫除四害鲜花开。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
今年春天，为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我们把周总理生前看过并给予肯定的一些优秀东方歌舞节目，重新复习排练，以此表达我们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并举办了纪念和汇报演出。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广大革命文艺战士心连心。
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百忙中亲临观看我团的演出，询问周总理对我团的亲切关怀，了解我团成立以后的斗争实践和工作情况，谴责“四人帮”对我团的残酷迫害。
党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和批准恢复东方歌舞团，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斗争成果。
东方歌舞花又开，一切全靠党栽培。
千言万语，说不完我们对党的无限深情；
千歌万曲，唱不尽我们对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衷心爱戴。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深刻指出：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3世界。
我们坚定地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他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
“广大的第3世界国家受压迫最深，反抗最烈，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
华主席的深刻阐述，为我们今后运用东方歌舞的武器服务于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指出了方向，为我们运用东方歌舞的武器支持第3世界国家的正义斗争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东方歌舞一枝花，决心学好亚非拉。
一心一意听党话，誓把一生献给她。”
周总理1964年接见我们，听了我团同志写的诗后，把原诗中“党的话儿记心间”改成“一心一意听党话”，把“青春”改为“一生”。
这一修改表现了周总理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决不辜负您的期望，我们将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革命，战斗不息！
（附图片）

传统艺术放新辉
——看罗马尼亚军队“多依那”艺术团舞蹈有感
中央五七艺术大学舞蹈学校黎华
最近观看罗马尼亚军队“多依那”艺术团的访华演出，立即产生了这样的印象：
既熟悉，又新鲜。
熟悉与新鲜这两种感觉似乎是矛盾的，可是，“多依那”艺术团的精彩表演却使它们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了。
这里面既有艺术形式上的因素，也有思想内容的因素。
因为罗马尼亚人民的舞蹈艺术，对于我们来说早已不是陌生的了。
如今，“多依那”艺术团的演出，在形式上充分继承了罗马尼亚民族艺术传统，并有所创新；
同时在用自己民族艺术来为革命的政治路线服务、反映人民的斗争生活方面，也作了不懈的努力。
这一切都使罗马尼亚传统的舞蹈艺术放射出了新的光辉。
《少女霍拉舞》、《塞尔巴舞》和《格鲁沙里舞》，就是用罗马尼亚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舞蹈素材编创的组舞。
在这组舞蹈中，有漫如轻纱的抒情慢板，也有干脆利落的急速的踢踏舞和热烈奔放的狂欢舞蹈。
轻重缓急，互为映衬，相得益彰。
而速度、力度、场面的变化过渡，有如行云流水，浑然一体。
从中我们不难领会到“多依那”艺术家们的深厚造诣和对艺术辩证法的出色运用。
《特兰西瓦尼亚舞》，也极好地运用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典型的民间舞蹈素材。
从欢快的集体舞和双人舞、手和脚的击打动作，到白地彩花的服饰和缀满彩穗的道具等等，都展示着独特的风格。
这些节目，不仅集中展现了罗马尼亚丰富优美的民族民间舞蹈，而且洋溢着罗马尼亚人民对自己祖国和乡土的由衷热爱，显示了他们强烈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在这个意义上，罗马尼亚艺术家更加赋予传统艺术以新的生命力。
“多依那”艺术团舞蹈作品的民族性与战斗性的结合，更加直接地体现在他们的一些创作节目中。
例如根据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音乐舞蹈史诗《献给光荣的1877年》，就是一曲战斗的颂歌。
它再现了一百年前罗马尼亚人民推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实现国家独立的胜利斗争。
其中战士们激奋的群舞，与亲人告别的双人舞以及奋勇杀敌的刀舞等等，在适当吸收古典芭蕾舞的同时，都着意运用了民间舞的手法。
这个作品，不仅讴歌了罗马尼亚人民的光荣历史，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它宣告：
英雄的罗马尼亚人民是不可征服的！
同时，它也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
国家终归要独立，民族终归要解放，任何实行侵略和霸权的反动势力必然遭到失败的下场。
又如取材于部队现实斗争生活的舞蹈《保卫和建设》与《第1次训练》，将部队的生活动作和民族舞蹈结合在一起，也比较自然。
壮大的军队和爱国卫队的行进队伍，表现了军民的紧密团结和一往无前的气势，说明广大罗马尼亚人民保卫和建设自己祖国的钢铁意志是坚不可摧的。
特别是女战士们英姿飒爽的形象，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多依那”艺术团的再次来访，不仅增进了中罗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良好机会。
我们怀着亲切和兴奋的心情，热烈祝贺“多依那”艺术团在发扬民族艺术传统和表现革命内容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
（附图片）
“多依那”艺术团表演舞蹈。

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喜听罗马尼亚军队“多依那”艺术团的演唱
海军政治部文工团　吕远
此刻，正是安谧的北京的秋夜。
这已经是看过罗马尼亚军队“多依那”艺术团访华演出好几天之后的夜晚了，但他们那汹涌澎湃的歌声依然在我耳边回响。
特别是男高音歌唱家亚历山德鲁·约尼查演唱的中国歌曲《我为伟大祖国站岗》，那高亢而嘹亮的歌声，象飞行在云间的白鹤，一直在我们的脑海中凌空翱翔。
一个外国人，一个远在巴尔干半岛东北部的罗马尼亚青年同志，何以能把一首中国歌曲唱得这样亲切、这样充满激情？
我回味着他的歌声，思索着这个原因……。
窗外传来远方的火车汽笛声，星星在墨蓝的天空中闪闪烁烁。
我想起了他们先后四次来我国访问演出的情景。
四次都是在中国人民取得历史性胜利的日子里：
一次是在推翻旧社会成立新中国之后不久，一次是在打倒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次是林彪反党集团刚刚覆灭的当年当月，再一次就是粉碎了“四人帮”，胜利地召开了党的十一大的今天。
他们带着罗马尼亚人民和军队的美好祝愿来到我们国家，热情地讴歌毛主席、华主席和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和我们共享胜利的喜悦。
这是多么可贵的革命情谊的四次来访呵！
“多依那”艺术团的合唱艺术，素养很高，声音的重量感和冲击力很强，表现作品的感情幅度很宽。
四组男声大合唱，构成了整个晚会演出的四支辉煌壮丽的台柱。
那些丰富动人的歌曲，象雕刻在石柱上的刚毅而绚丽的花朵，在雪亮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军队赞歌》是展示罗马尼亚武装力量的本质和英雄性格的代表性歌曲。
歌声由一个坚定、有力的前奏引进，象一股钢铁的洪流冲过大地。
五十多位歌唱家的声音浑然一体，通过一个简洁的两个乐段的歌曲，把罗马尼亚军队坚强、豪迈、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展示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感到这支军队象喀尔巴阡山上巍峨挺拔的松林，坚定地屹立在巴尔干半岛上，任何狂风暴雨都无法使它退让半步。
女声二重领唱的男声大合唱《我爱我国的国徽》，热情洋溢，深情动人。
玛丽亚·迪阿高内斯库和维洛尼卡·约内斯库的四句领唱十分亲切细腻，深刻地展示了罗马尼亚人民对美丽祖国的由衷热爱。
随后一转而为雄厚深沉的男声合唱，象浩瀚的多瑙河流向大海。
歌曲在尾段前突然转回两句悠扬的女声重唱，使我们象看到了飘浮在山顶的雪白云朵和摇曳在田野上的金黄麦穗。
最后几句宏大有力的合唱，则使我们清晰地联想到高耸在他们国土上的喀尔巴阡山的群峰，和滚滚奔流在山脚下的大河的波涛。
这正是他们美丽而庄严的国徽上展现的图景：
红星高照，麦穗环绕，高耸的大山下田野宽广、大河奔腾。
第2组合唱中的《民族的意志》，是一首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作品。
歌曲雄壮有力，气势高昂，象滚动在地表之下的熔岩，蕴藏着无限的热和力。
歌中唱道：
“在我们罗马尼亚国家，我们要成为祖国的主人，绝不许任何人分割它。
我们，罗马尼亚人，永远不会拜倒在任何人脚下，我们懂得怎样去保卫她。”
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气魄的伟大民族的声音。
听着这象海潮一样的歌声，我们感到面前已不是合唱队在歌唱，而是从皮耶特罗斯山上的牧人到布加勒斯特的工人，从穆列什河边的农民到黑海之滨的战士，是千千万万罗马尼亚人在宽阔的大地上同声歌唱。
在第3组合唱中，歌唱家们为我们演唱了一组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韵味清新的抒情歌曲。
第4组合唱则是《歌唱华主席》和《党的召唤》两首热情横溢、气势磅礴的歌曲。
前一首歌曲表达了罗马尼亚人民非常关注我们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并对华国锋同志当选为党中央主席感到很高兴。
因此艺术团及时来到我们国家，以饱满的热情和深厚的情谊演唱了这只中国歌曲，感情真挚、形象动人，歌声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对华国锋同志的敬意。
后一首是深受罗马尼亚人民喜爱的简洁有力的歌曲，节奏鲜明，语言明快。
歌声为我们提示了一种钢铁的意志和钢铁的队伍的形象感，我们从那一字一顿的音调中，仿佛听到千万人踏着同一个步伐，在豪迈地前进。
人们高唱着战歌奔向前方：
“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我们敬爱的领袖，经受任何考验，我们一定胜利……”，歌曲唱到后半，以口语和乐音相结合，造成一种叱咤风云的声势，以短促的乐句、以进行与静止两个强烈对比的手法，造成排山倒海的气概。
除了合唱之外，他们的民间音乐独奏和独唱也是很有色彩的。
扬·波格扎同志的演唱，声音浑厚结实。
他演唱的《叙事歌》表现了罗马尼亚人民对旧社会阶级压迫的反抗和斗争精神。
歌声中饱涵着对人民不幸的强烈共鸣和对人民顽强斗争精神的热情赞颂，使我们感到似乎是一个古老而倔强的民族，站在巴尔干半岛上向全世界发出动人的呼声、控诉和抗议。
虽然这是一种古老的歌谣形式，却很能展示现代罗马尼亚人的精神：
对暴虐的憎恶和对正义的坚持。
这是构成罗马尼亚民族情操的重要部分，也是现代罗马尼亚人民英雄性格的历史渊源之一。
正是这种精神和思想，使得扬·波格扎同志在演唱中国歌曲《打靶歌》时，把中国战士怀着阶级仇、民族恨来练兵的革命气概表现得深刻逼真，获得观众的热情赞赏。
格奥尔基·姆斯德乔阿勒的笛类独奏，细致动人，低音区委婉柔和，象清风拂动水面，在阳光下闪动的细波，使我们感受到罗马尼亚人民性格中对美好事物所表现的亲切、温和的一面。
他吹奏高音区时曲调高亢明亮，丰富的装饰音和多彩的乐句，使我们联想到在起伏的山峦上奔跑的羊群，有力地表现了罗马尼亚人民热情、豪放的性格。
特别是贝特雷·巴勒布的排箫独奏，刚柔兼备。
从徐缓的《长歌》转为活跃锐利的《云雀》时，对比十分强烈，舞台上似乎突然洒进阳光。
我们面前似乎展开了广阔的田野。
这首乐曲虽然描写的是云雀在歌唱，但它那奔放的旋律和果断有力的节奏，都使我们感受到在百鸟鸣啭的大地上，为创造自己的新生活而热情劳动的罗马尼亚人民的精神面貌和乐观主义性格。
正是由于罗马尼亚人性格中的这些特征，才使他们永不屈服，顽强斗争，充满信心地在独立自主的大道上勇往直前。
听着他们的歌声和乐曲，我在想，罗马尼亚民族是一个热情奔放、富于正义感的民族，他们对正义的朋友是亲切热情的，但对侵犯他们生活和主权的人是无情的。
历史多次证明，越是对祖国爱得深沉的人民，就越对敌人恨得强烈。
越是热爱生活，为保卫生活而战的力量就越是强大无穷。
罗马尼亚同志的艺术表演之所以感人，正是由于他们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的无限热爱和忠诚，才把罗马尼亚人的性格展示得那样淋漓尽致。
我们之所以这样深受感动，也正是由于我们怀着象他们一样的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的无限深情和热爱，才深刻地理解他们的艺术。
说到底，他们的心和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又想起了亚历山德鲁·约尼查的出色演唱。
他何以会把一个中国边防战士表现得那样动人心弦？
正是由于他怀有同中国战士一样的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的忠诚和热爱，他才深刻地理解一个站在边防线上决心保卫祖国、满怀着对人民和领袖无限深情的中国战士的心理，他才能在唱到最后的“手握一杆钢枪”和“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时歌声直上九霄，使形象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引起满场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此刻窗外又传来隐约的火车汽笛声，星星已经渐渐隐去。
我想到他们从我国南方回到北京后，很快要启程离开我国，感到依恋不已。
愿他们在未来第5次访问我国的时候，和我们再次同享胜利的喜悦吧！

乔普大使举行招待会庆祝奥地利国庆日
新华社1977年10月26日讯
奥地利驻中国大使乔普和夫人今天中午举行招待会，庆祝奥地利国庆日。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教育部长刘西尧，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贸部副部长姚依林，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钱三强，贸促会副主任王文林。
各国驻中国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埃斯凡迪亚里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巴列维国王陛下诞辰
新华社1977年10月26日讯
伊朗驻中国大使埃斯凡迪亚里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陛下诞辰。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何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外贸部副部长郑义山，石化部副部长张文彬，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国家体委负责人尹忠尉，北京市革委会副秘书长王笑一，对外友协副会长杨骥。

我国新任驻莫桑比克大使离京赴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杨守正于10月24日离京赴任。
（新华社）

托尔博伊斯副总理瞻仰毛主席遗容
新华社1977年10月26日讯 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海外贸易部长布赖恩·托尔博伊斯和夫人由王海容副外长陪同，今天上午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主席的遗容。
托尔博伊斯副总理和夫人在毛主席坐像前默哀，并代表新西兰政府和人民献了花圈。
随同托尔博伊斯副总理来访的新西兰贵宾也前往瞻仰。

王震副总理会见即将离任的斯里兰卡驻华大使
新华社1977年10月26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下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卡朗纳戈达。
会见时在座的有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平、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

谷牧副总理举行宴会
欢迎托尔博伊斯副总理等新西兰贵宾
谷牧副总理和托尔博伊斯副总理在宴会上讲话
黄华外长同托尔博伊斯副总理举行会谈
新华社1977年10月26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海外贸易部长布赖恩·托尔博伊斯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
外交部长黄华，外贸部长李强，出席宴会作陪。
谷牧副总理和托尔博伊斯副总理先后在宴会上讲话。
谷牧副总理在讲话中说，中新建立外交关系五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发展。
两国友好往来日益增多，贸易不断扩大，文化、艺术、科技交流也有所发展。
他说，我们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两国在对待当前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许多共同点。
我们认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存在着广阔的前景。
这次托尔博伊斯副总理访问我国，必将为加强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作出积极的贡献。
谷牧副总理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当前的国际形势一片大好。
世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正在迅速发展。
但是，我们也看到，超级大国一面高唱“缓和”滥调，一面加紧军备竞赛，争霸全球，闹得世界很不安宁。
我们所处的亚太地区，也成为两霸全球争夺的一个区域。
社会帝国主义更是野心勃勃，正在尽大力到处进行扩张和渗透，威胁着各国的和平和安全。
我们高兴地看到，新西兰以及大洋洲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超级大国的这种扩张野心正日益提高警惕。
今年08月，南太平洋论坛会议决定，各成员国于明年03月底以前各自先后宣布二百海里经济区，这是南太平洋国家为维护民族利益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对此我们表示坚决支持。
我们相信，只要亚太地区各国人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共同反对超级大国的扩张侵略，就一定能够牢牢掌握这一地区的命运。
他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亲自制定、周恩来总理创造性地贯彻执行的革命外交路线。
我们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主张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一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谷牧副总理说，新西兰贵宾们在我国访问，可以亲眼看到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发生的巨大的、深刻的变化。
当前，我国人民决心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的指引下，努力贯彻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托尔博伊斯副总理在讲话中说，去年，我国总理访问了中国，同华国锋主席举行了会谈。
他还荣幸地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泽东主席是这样的一位领袖，不仅这座大楼旁边的纪念堂，而且今天的整个中国都记载着他的功绩。
他说，去年马尔登先生的访问，是第1个新西兰总理访问中国。
它标志着我们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国总理和华主席所举行的会谈，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和新西兰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有许多共同点。
他们的会谈也为增进我们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了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托尔博伊斯副总理指出，在南太平洋，最近几年，有几个过去的殖民地现已通过和平方式成为完全独立的岛国。
他说，我们同中国一样认为，国家不分大小和强弱，应该一律受到平等的待遇，它们的独立应该一律受到尊重。
我们知道，中国对于亚洲和太平洋这个广大地区的事态发展持有相同的观点。
我们两国想确保自己和邻国能不受外来威胁或干涉，按自己的方式自由发展的共同愿望，是构成我们两国关系基础的根本原则之一。
我们还共同认为，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来维护我们的独立。
托尔博伊斯副总理说，新西兰对近年来中新关系的发展确实感到很满意。
建交以来，新西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有了很令人满意的增长，到现在中国已成为新西兰在亚洲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中国和新西兰建交已快五年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对彼此观点的了解不断增进。
我希望在会谈中我们两国能寻求和找到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友好和谅解关系而有利于双方的方法。
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阿特金斯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在北京的新西兰专家和留学生，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作陪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农林部副部长罗玉川，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涛，文化部负责人石敬野，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刘锡昌，北京市妇联副主任徐光等。
宴会前，谷牧副总理同托尔博伊斯副总理和夫人等新西兰贵宾进行了友好的会见。
今天下午，托尔博伊斯副总理和夫人等新西兰贵宾由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涛陪同，前往北京语言学院看望新西兰留学生，并游览了颐和园。
上午，托尔博伊斯副总理的夫人参观了北京工艺美术工厂。
新华社1977年10月26日讯
外交部长黄华同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海外贸易部长布赖恩·托尔博伊斯，今天上午举行了会谈。
新西兰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副秘书长诺里什，驻中国大使阿特金斯，外交部经济司司长毕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布雷迪，外交部亚洲司助理司长米德尔顿，副总理私人秘书布伦纳。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副司长朱启祯、刘华等。
（附图片）
谷牧副总理会见托尔博伊斯副总理和夫人等新西兰贵宾。
新华社记者摄
黄华外长同托尔博伊斯副总理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摄

辛内格伦上将访问上海、杭州和空军某部
据新华社1977年10月26日讯
瑞典三军总司令斯蒂格·辛内格伦上将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和徐和同志陪同，结束了对上海、杭州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离开上海回到北京。
瑞典贵宾是23日下午乘专机从杭州到达上海的。
贵宾们在机场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郑国仲，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部队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24日上午，瑞典贵宾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某部舰艇部队。
辛内格伦上将兴致勃勃地登上舰艇，仔细观看了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各型舰艇。
访问结束时，辛内格伦上将向指战员们赠送了一面瑞典军旗。
在上海访问期间，瑞典贵宾还参观了上海嘉定县马陆人民公社、上海工业展览会和杨浦区少年宫；
观看了京剧《蝶恋花》。
瑞典贵宾在22日上午乘专机到达杭州访问，受到了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文碧等的热烈欢迎。
贵宾们在杭州期间参观了织锦厂，游览了西湖景色、名胜古迹。
又讯：
　瑞典三军总司令斯蒂格·辛内格伦上将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陪同，26日上午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
瑞典贵宾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和部队负责人季尧业、李若平陪同下，观看了战士们的飞行表演。
在参观过程中，辛内格伦上将等贵宾同指战员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瑞典驻华大使比耶尔克陪同参观。
晚上，比耶尔克大使和夫人为辛内格伦上将和夫人等瑞典贵宾访华举行宴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朱开印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法国《 地方大报集团》访华团
新华社1977年10月26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会见由法国《地方大报集团》主席让—雅克·基洛茨率领的法国《地方大报集团》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法国驻中国大使阿尔诺参加了会见。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西欧司副司长徐维勤，会见时在座。
（附图片）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由法国《地方大报集团》主席让—雅克·基洛茨率领的法国《地方大报集团》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陈永贵副总理会见西日本渔业四县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1977年10月26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今天下午会见以日本福冈县知事龟井光为团长的西日本渔业四县友好访华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渔业协会会长肖鹏、副会长鲍光宗，有关方面负责人李永凯、王晓云、孙平化。
今天晚上，龟井光团长举行宴会，肖鹏会长、鲍光宗副会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磊等，应邀出席。
访华团是在访问大连后于今天中午回到北京的，并将于日内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广州访问，然后回国。
（附图片）
陈永贵副总理会见西日本渔业四县友好访华团全体成员。
　新华社记者摄

黎文良同志瞻仰毛泽东主席遗容
新华社1977年10月26日讯
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共产党河内市委员会书记黎文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申健陪同，今天上午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主席遗容。
黎文良同志在毛主席坐像前默哀，并献了花圈。
花圈的缎带上写着：
献给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越南人民的敬爱朋友毛泽东主席。
越南驻中国大使阮仲永也随同瞻仰。

东京举行西藏景物素描画展
新华社东京1977年10月21日电
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的中国西藏景物素描画展10月20日在东京开幕。
平山郁夫是今年四、05月间随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机关报《日本与中国》代表团访问中国西藏的。
这次画展展出了素描画六十多幅。
10月20日下午，日中友协（正统）等团体为展览会的开幕举行了酒会。
黑田寿男、平山郁夫等四百多人出席了酒会。
在这以前，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的“中国之行水墨素描画展”10月04日也在东京开幕。

解放后，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大办农业，仅仅在战后两年多时间里，就实现了粮食自给。
这是西北区特茂果县农业合作社社员喜收水稻。
　新华社稿

塞拉利昂卫生部长接见我医疗队
据新华社弗里敦1977年10月23日电
塞拉利昂卫生部长德斯蒙德·埃德加·法肖尔·卢克10月21日视察了塞拉利昂南方省的罗蒂芬克医院，并且接见了在这所医院工作的、即将回国的第2支中国医疗队以及新到达这里接替工作的第3支中国医疗队队员。
卢克部长赞扬中国医疗队为当地群众治病所作出的显著成绩。
他说：
“你们在这里的出色工作加强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他强调说：
“你们的巨大成就是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教导的结果。”

德中友协庆祝西德、中国建交五周年
新华社波恩1977年10月23日电
德中友好协会和德中协会10月22日在波恩联合举办“中国日”，庆祝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中国建交五周年。
10月22日这天，在波恩贝多芬大厅举办了关于中国的展览，并举行了关于中国经济建设、对外政策和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报告会和讨论会，放映了中国纪录影片和伊文思拍摄的大型纪录影片《愚公移山》。
下午五时，举行了“中国日”庆祝会，西德各界人士六百多人参加。
德中友好协会主席乌斯·维德默、德中协会会长赖因博特等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他们赞扬两国建交五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关系的友好发展。
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自由民主党主席、联邦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和西德联邦议院副议长安妮玛丽·伦格尔夫人给庆祝会发了贺信和贺电。
他们在贺电和贺信中赞扬两国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

我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老挝
新华社万象1977年10月26日电
以苏生为团长、李树坚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10月25日乘专机抵达万象，对老挝进行友好访问。
同机还运来了一批中国援助老挝的物资。
老挝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坎苏·苏米赛等前往机场迎接。
机场上举行了交接仪式，坎苏副主任和苏生团长先后在仪式上发表讲话。
坎苏副主任在讲话中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
他说，中国人民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照马列主义和自己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第11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光辉照耀下，将能够在本世纪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他祝愿老中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古长青。
苏生团长表示，中国人民将继续执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制定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一如既往，同老挝人民加强团结，使中老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得到进一步发展。

扎伊尔首都为蒙博托总统夫人举行葬礼
新华社金沙萨1977年10月25日电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夫人因长期患病于10月22日逝世，10月25日在金沙萨为她举行了葬礼。
参加葬礼的有：
中非皇帝博卡萨一世和夫人、刚果总统雍比—奥庞戈和夫人、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朱韦纳尔和夫人、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的夫人、毛里塔尼亚总统乌尔德·达达赫的夫人以及象牙海岸和加蓬的代表团。
比利时副首相兼行政大臣莱昂·于雷兹也参加了葬礼。
10月24日，数千人前往国家宫向蒙博托总统夫人的遗体告别。
蒙博托总统夫人虽然长期患病，但是在今年沙巴遭到苏联雇佣军入侵之际，她陪同蒙博托总统亲临前线，救助伤员，慰问当地居民。
在25日举行葬礼时，向她追授了勋章。

泰国革命团主席重申接管政权的必要性
新华社曼谷1977年10月22日电
泰国革命团主席沙鄂·差罗如在10月21日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重申革命团在10月20日晚接管全国政权的必要性。
沙鄂说，我们将在1978年颁布新宪法，实行大选。
在大选以前，革命团将尽快任命一个相当于内阁的行政委员会。
他说，泰国要同各国特别是愿意同泰国和平相处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革命团秘书长、三军最高司令江萨·差玛南出席了记者招待会，并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在革命团接管政权以后，曼谷市面平静，商店照常营业。
各大报纸10月21日发表社论，对革命团取消新闻检查等措施表示欢迎。
《曼谷邮报》写道：
“（前）政府的内外政策是倾向于使这个政府脱离人民以及使这个国家脱离第3世界其他国家而孤立起来”。
《民族评论》说：
“昨天的政变是人人都料到的事情”。

西哈努克亲王致柬共中央和波尔布特书记热情洋溢的贺信
柬共的英明正确领导建立了不朽功勋
柬党政代表团访问中朝取得巨大成果
新华社1977年10月26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10月25日广播，在柬埔寨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之际，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金边给柬共中央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
最近，在柬埔寨党政代表团胜利结束了对中国和朝鲜的访问之后，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又写信热情赞扬这次访问的巨大成果，同时还写信感谢柬埔寨党政代表团回国后向他赠送礼品。
西哈努克亲王在09月29日写给柬共中央的贺信说，“值此在国内外欢庆柬埔寨共产党的光荣而伟大的节日之际，请允许我和我的家属怀着钦佩的心情，向你们表示最衷心、最热烈的祝贺。
“柬埔寨共产党为我们民族立下了无比巨大的历史功勋。
柬埔寨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人民，热爱农民，工人和贫苦劳动者，具有最伟大、崇高、神圣的英雄主义精神，为在各个方面争取我们柬埔寨、柬埔寨民族和祖国的彻底解放而作出了种种牺牲。
这一伟大的解放事业终于由柬埔寨共产党在1975年04月17日彻底地完成了。
这是柬埔寨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和爱国人民在柬共中央的领导下所建立的不朽功勋。
世界上和历史上最强大、最凶残、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在柬埔寨共产党极其英明正确领导下的柬埔寨面前，遭到了可耻的彻底失败。
“解放以后，柬埔寨共产党以大跃进的步伐，在柬埔寨建立了一个民主、革命、正义、纯洁、进步和繁荣的新社会，取得了成就。
柬埔寨共产党使民主柬埔寨在国际上获得了最崇高的荣誉和威望。
“柬埔寨共产党万岁！”
西哈努克亲王在10月23日写给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的贺信说：
“阁下和代表团为民主柬埔寨、柬埔寨民族和全体柬埔寨人民建树了卓越的成就，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正式访问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以华国锋主席阁下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金日成主席阁下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阁下和柬埔寨党政代表团的接待，具有极其隆重、热烈和盛大的特点。”
“这一无可比拟的极其伟大的胜利，是柬埔寨人民和革命战士长期以来在以阁下为杰出书记的柬埔寨共产党的极其英明正确的领导下，为完全解放人民、民族和祖国而作出了种种巨大牺牲的结果；
是柬埔寨共产党、柬埔寨人民和革命战士在柬共中央的英勇指挥下，取得世界历史上第1次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并建立了不朽功勋的结果；
是民主柬埔寨时代的柬埔寨人民和革命战士在柬埔寨共产党极其英明正确领导下，以大跃进速度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在各个方面取得了极其伟大胜利的结果；
是柬埔寨共产党同中国共产党之间、柬埔寨共产党同朝鲜劳动党之间一贯坚持友好、团结战斗和革命团结的良好政策的结果；
是柬埔寨共产党对世界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亚、非、拉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扩张主义，争取人民民族解放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结果。
“最后，我最衷心地祝愿阁下、柬埔寨共产党和民主柬埔寨政府取得成就，巩固和发展我们祖国同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友谊和战斗团结，最大限度地提高民主柬埔寨的国际威望。”
西哈努克亲王在10月23日还写信给柬共中央，对柬埔寨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和朝鲜回国之后给他和他的家属赠送珍贵礼品，表示感谢。
信中说：
“对于这一最诚挚的礼物，特别是代表团和柬共中央在信中对我和我的家属所表达的最热情友好的情谊，我和我的家属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向你们表示谢意。
“我们同柬埔寨全体人民和民族一样，对柬埔寨共产党和民主柬埔寨在国际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感到非常高兴和极为自豪。”

鱼米之乡
——伊朗北部里海之滨吉兰省纪行
伊朗北部里海之滨的平原地带，是伊朗有名的鱼米之乡。
这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出产大米、茶叶和世界闻名的鱼子酱。
盛夏的一天清晨，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乘车出发，前往里海南岸的吉兰省访问。
这一天阳光灿烂，晴空万里。
走了一半路程，便开始进入著名的阿勒布兹山脉。
伊朗地处高原，平均海拔一千米，大部分地方日照强烈，气候干燥，并有不少沙漠。
但是越过这座大山，北麓却是一片翠绿，芳草萋萋，佳木葱茏，金黄的稻田一望无际。
午间，我们到达吉兰省省会腊什特市，开始了对伊朗著名水稻产区的参观访问。
当我们参观腊什特市附近富曼县的卢德布什农业股份公司时，主人告诉我们，这里水稻一年一熟，每公顷平均产量三吨半，产量高的超过四吨。
我们参观的时候，稻子快要收割了。
沉甸甸的稻穗迎风摆动。
主人满怀喜悦地说，今年是个丰收年。
公司经理阿巴斯·法赫德向我们介绍说，这个公司原来人力劳动多些，只是收割用机器，现在已有了插秧机。
公司设有一个小手工作坊，生产伊朗传统的手工艺品。
作坊里有三台织布机，织一些波斯图案的布，很有民族风格。
作坊里还陈设着一些竹编器皿。
主人特意介绍说，编织这些竹器的技术是由1973年应聘来伊朗的两位中国技师在这个村子里传授的。
伊朗的土地原本十分集中，1962年伊朗国王巴列维宣布进行土地改革。
主人介绍说，伊朗的土地是由政府向地主赎买多余的土地，然后转卖给农民。
政府在十二年内分期向地主付清赎买的地价，而农民则在十五年内向政府偿还地价。
这个公司就是当地土改后于1968年成立的。
伊朗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也很注意肉类和奶制品等副食的生产。
我们在白河农业畜牧公司参观了那里的奶牛场和养鸡场，参观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管理操作规程。
公司经理向我们介绍说，奶牛场现有奶牛二千五百头，每头奶牛年产五吨半奶。
养鸡场的鸡从孵化到可以宰杀加工，只需两个月。
养鸡场每年向市场提供三百万只食用肉鸡。
这家公司还有五百公顷地的养鱼池，计划将来每年产鱼四千吨。
公司有一万公顷土地，除养牛、养鸡和养鱼外，还自己种苜蓿和玉米等作饲料。
目前，伊朗的农副业产品还不能满足国内需要，每年要付出大量的外汇进口粮食、肉类和奶制品。
这家公司的发展情况说明：
伊朗正在注意发展副食品的生产。
当我们到达设在拉希詹县的北方茶叶管理局时，一进大门，就看见两排高耸的树木，当中种满了整齐的茶树苗。
再往里走，靠近办公大楼，又有一个小花坛。
花坛的四周，用低矮的茶树苗分别组成波斯文、中文和拉丁文的“茶”字。
主人告诉我们，伊朗的主要产茶区就在这个县。
今年春天，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访问伊朗时，也曾到这里参观。
他希望伊中两国今后更加友好合作。
这个茶叶管理局负责收购和加工茶叶，并在技术方面帮助茶农。
去年，共收购茶叶二十多吨。
这个局下面设有加工厂和科研单位，并有一个化验室和一片试验田。
收来的茶叶，从晾干、焙制、过筛到分级包装，基本上都已机械化了。
在试验田里，种植着许多品种的茶树。
正在采茶的两位工人，还热心地向我们表演了用采茶机采茶的技术。
巴列维港濒临里海，生产鱼子酱的伊朗北方渔业公司就设在这里。
伊朗鱼子酱是由鲟鱼卵加工制成的。
里海是世界非常著名的鲟鱼产区。
属于伊朗水域的里海南岸，水温比北岸高，加之许多河流在此入海，带来大量有机物，有利于鱼类的繁殖。
所以这一带的鲟鱼特别肥硕，产的卵多，伊朗鱼子酱也就因此举世闻名。
在一间陈列室里，主人利用标本和墙上的图片，向我们介绍了大、中、小三种不同品种的鲟鱼的特点，以及鱼子酱的加工过程。
接着，他请我们品尝了由三种不同鲟鱼卵加工成的三种鱼子酱。
不同品种的鱼子酱，颗粒大小、色泽和价格都不尽相同。
伊朗年产鱼子酱二百吨，其中三十吨内销，一百七十吨出口，是伊朗除了石油以外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
伊朗主人还请我们乘汽艇游览里海，领略了里海南岸绮丽的景色。
要感谢伊朗主人的安排，在短短的四天中，我们看到了吉兰省的农林牧副渔业，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伊朗的里海之滨多么富饶，确实是鱼米之乡！
新华社记者

齐奥塞斯库同志强调发展现代化农业
布加勒斯特举行集会庆祝罗马尼亚军队日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7年10月24日电 罗马尼亚10月23日在阿尔杰什县首府皮特什蒂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收获节”庆祝活动。
尼·齐奥塞斯库同志等罗马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群众一起欢度节日。
按照罗马尼亚传统，每年“收获节”庆祝活动在农业收成最好的县举行。
今年，罗马尼亚中南部的阿尔杰什县的农作物和畜牧业产量获得较大增长。
全县有二十七个农业社每公顷小麦产量在三千至四千公斤之间，四十八个农业社在二千至三千公斤之间。
全县平均每公顷小麦比原计划超产约四百公斤。
齐奥塞斯库同志在庆祝大会上讲了话。
他说，就全国来说，尽管今年气候条件不是最好，但是总的收成是令人满意的，粮食产量达到一千八百万吨。
在本五年计划头两年（一九七六——1977年），粮食产量每年比上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1975年）年平均产量增长四百万吨。
这有力地表明，我们能够顺利完成罗马尼亚共产党十一大制定的关于到1980年显著增长粮食产量的计划。
齐奥塞斯库同志说，只有建立在最先进农业科学成果基础上的、机械化和化学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才能保证农业不断增产，保证增加农民的福利，不断改善对居民的供应，从而使农业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普遍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齐奥塞斯库同志说：
“应当更加重视经济效益，降低材料消耗和生产开支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使每个国营农业单位和农业社大大增加净收入和直接利润。
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村劳动人民、合作社员的收入，提高农业对国民收入、对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国家财富的贡献。”
据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977年10月25日电
布加勒斯特10月24日举行集会，庆祝罗马尼亚军队日。
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候补委员、国防部长扬·科曼上将，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候补委员、内政部长特·科曼，罗共中央书记扬·斯特内斯科等出席了集会。
国防部副部长瓦·约内尔上将在会上讲了话。
罗马尼亚爱国卫队、青年军训队和反法西斯战争老战士代表在会上讲话。
（附图片）
今年03月04日，布加勒斯特及其周围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罗马尼亚武装部队官兵积极投入抗震救灾斗争。
这是他们在清除例塌的建筑物。
新华社发

东德进口原材料涨价造成负担
新华社柏林电
据《新德意志报》报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不久之前在德累斯顿市的一次讲话中指出，1974年以来，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多花费了一百四十亿外汇马克。
昂纳克说：
“在经互会范围内，原材料的价格也是比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上涨得多得多。”
而且，为了原材料供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经互会一些国家“所作的投资贡献也在增加”。
众所周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每年进口的大量原材料主要是来自苏联。
近年来苏联不仅大大提高原材料的价格，而且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苏联开发原材料提供大量资金和人力。
为了对付这种对外经济中的“巨大规模的负担”，昂纳克要求人们作出“巨大努力”，提高劳动效率，有的时候也可能要“紧张一点”，“要更多地加班加点”。

保加利亚提高柴油和汽油价格
新华社索非亚电
保加利亚从10月01日起，柴油的价格提高百分之三十三，九十六号汽油的价格提高百分之四十九，其他种类汽油的价格也上涨。
保加利亚目前进口原油的百分之九十二和石油产品的百分之八十四来自苏联。
据保加利亚报纸报道，一九七一至1975年，保加利亚从苏联进口原油五千万吨，而在一九七六至1980年期间，将从苏联进口约六千万吨。
早在1974年，苏联在西方发生“能源危机”，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竟撕毁“经互会”成员国间关于五年确定一次原料价格的协议，硬逼着东欧“经互会”成员国同意按国际市场前五年的平均价格作为今后每年苏联向它们出口的原料、燃料的价格。
苏联原油价格的提高给保加利亚经济带来沉重负担。
面对这种情况，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斯·托多罗夫今年04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应“降低材料消耗量”，并说，“保加利亚的科学家、设计师和工艺师以及领导人和工人该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

名为“精神病院”　实为变相监狱
苏联迫害不同意其政治观点的人
新华社讯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
苏联一名精神病医生说：
“苏联精神病院中有七百到一千名持不同政见者”。
这名流亡在国外的苏联医生是08月29日在美国檀香山举行的第6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开幕式上同记者谈话时提供这个情况的。
这名医生还说，她在列宁格勒精神病院工作时，曾遇到有四个人因为不同意苏联当局的现行政策而被定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她否定这个诊断后，苏联秘密警察开始跟踪她。
她指出，作出这种“诊断”而把人送入“精神病院”是“同精神病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种犯罪行为”。
据美联社发自莫斯科的一条消息报道，由三十四名苏联人士署名向第6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发出的一份呼吁书指出，“在苏联，精神病学不仅被用来治疗精神病，而且也被用来作为压制人权的手段。”

捷努力解决粮食自给问题
新华社布拉格电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不久前在奥洛莫乌茨举行的收获节集会上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农业劳动者今年虽然遇到不利的气候条件，但“仍然获得了历史上第2个最好的粮食收成”。
捷克斯洛伐克农业劳动者今年取得好收成，使捷克斯洛伐克在粮食自给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粮食自给”的口号是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1974年秋天提出的，以后被正式确定为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针，即“在几年内逐步达到粮食生产自给并进一步提高食品生产的全面自给程度”，强调这是一项“战略任务”。
在制订1976年至1980年的第6个五年计划时，第1次提出“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要求在这个五年计划中完成粮食自给的任务。
过去，捷克斯洛伐克每年需要进口一百多万吨粮食，其中绝大部分从苏联进口。
近年来，苏联由于自己也需要从国外进口粮食，就大量削减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粮食供应，并大幅度提高供给粮食的价格。
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曾多次谈到“进口粮食已日益昂贵和困难”，要“用国内的生产来满足粮食和食品的需要”。

英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刊物《阶级斗争》指出
苏联已变成法西斯超级大国
克格勃、集中营、强迫劳动营和“精神病院”是苏联残暴统治人民的手段
新华社伦敦1977年10月24日电
英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刊物《阶级斗争》10月份第2卷第3期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苏联已从社会主义国家变为法西斯超级大国。
文章说，1917年10月，沙皇俄国的工人和劳动群众起来革命反对他们的压迫者，世界上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此诞生了。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全世界的工人和被压迫人民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苏联给予的帮助。
文章说：
“二十年前，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在苏联夺取了政权，复辟了资本主义，并把苏联变为一个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
文章驳斥了苏联领导人所说的“和平和正义”的谎言，指出“苏联企图控制世界”。
文章说：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强行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把东欧一些国家变为殖民地，袭击中国的珍宝岛，操纵和插手中东国家事务，利用雇佣军武装侵略安哥拉和入侵扎伊尔，现在正为控制南部非洲和红海地区进行激烈的争夺。
它占领了挪威的斯瓦巴德群岛和日本的北方领土。
它的军舰在各大洋游弋，它的军队威胁着西欧的安全。
一度为世界被压迫人民坚定的支持者的苏联现在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是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
文章指出，“苏联曾是全世界所有为革命和独立而斗争的人们的灯塔。
现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各大洲人民所憎恶和痛恨。”
文章还揭露了苏修在国内实行的法西斯统治。
文章说，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新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治的、经济的和行政管理的权力，以便使自己富有起来，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
“这种反革命的出现是不会不受到反抗的。
苏联人民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在将近四十年的社会主义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苏联领导人实行了法西斯暴政”，“进行残酷的镇压”，“克格勃特务横行霸道”。
“集中营、强迫劳动营和精神病院”是他们对付反对他们的人的一种手段。
文章说，“尽管实行了这种法西斯恐怖，但是这种反对和反抗活动继续增加，以对付日益严重的剥削和压迫。”
文章最后引用了苏联一地下组织散发的传单上的话说，“新沙皇正坐在人民愤怒的火山上……我们应该经常记住，真正的力量是在人民手里，如果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当局就会屈服，直到它被人民愤怒的火山从地球上烧掉。”

许多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代表在安理会愤怒发言
声讨南非沃斯特政权暴行　支持阿扎尼亚人民斗争
陈楚揭露超级大国争夺南部非洲，指出“驱狼拒虎”是一项现实任务
据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10月25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在非洲国家的要求下，10月24日和25日重新审议“南非问题”。
许多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代表强烈谴责南非沃斯特政权对阿扎尼亚人民进行的野蛮镇压。
非洲集团现任主席迈斯提尼（突尼斯）说，阿扎尼亚人民“面临着比过去更残暴的大规模的镇压”。
他说，几天前，在阿扎尼亚发生的事件暴露了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真正意图。
他还说，非洲集团愿意向安理会表示，安理会必须一致通过强烈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决议，抛弃等着瞧的政策。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代表戴维·西贝科说，不顾野蛮屠杀，在城市、乡村、城镇和令人厌恶的班图斯坦，群众象浪潮般继续奋起。
他说：
“阿扎尼亚人民和他们的解放运动决心加强斗争，直到政权和土地还给人民。”
中国代表陈楚在25日的发言中强烈谴责沃斯特政权镇压阿扎尼亚人民的新的严重暴行，揭露了它所玩弄的反革命伎俩，同时谴责超级大国对南部非洲种族主义者采取的错误态度。
他说：
“南部非洲的一小撮种族主义者之所以敢于继续负隅顽抗，倒行逆施，除了出自其反动的本性以外，还由于他们得到超级大国不同形式的鼓励和支持。
超级大国从其争霸全球的战略需要出发，都想控制南部非洲。
一个超级大国不断为南部非洲种族主义者出谋划策，帮助他们搞‘和平变革’的政治欺骗，妄图以此维持它在南部非洲的既得利益。
另一个超级大国则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千方百计地在非洲国家之间和解放运动之间进行挑拨分化，破坏南部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以便插手进行干涉、控制和扩张，妄图取老牌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地位而代之。
它们的所作所为，进一步使得南部非洲人民认识到，在这里同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一样，‘驱狼拒虎’同样是一项十分现实的严峻任务。”
陈楚代表说：
“中国代表团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对阿扎尼亚人民所犯下的一系列新的严重罪行。
我们坚决支持非洲国家所提出的各项正义主张”。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马卡提尼说，沃斯特是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刽子手。
他指出，南非被压迫人民反对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正义斗争已进入了决定性阶段，主要大国应该结束它们勾结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
罗马尼亚代表扬·达特库说，南非少数人政权的新暴行表明，这个政权决不会放弃它的种族隔离制度。
他说，仅仅重复谴责南非的政策是不够的，应采取措施结束种族隔离，而不能只是去改革它。
他表示，罗马尼亚全力支持非洲国家提出的正义的合理的措施。
尼日利亚外长约瑟夫·加尔巴说，比勒陀利亚的沃斯特及其追随者象谚语所说的花豹改变不了它身上的斑点。
他呼吁所有国家扩大对解放运动的道义和物质支援，协调一致来孤立南非沃斯特政权。
阿尔及利亚、贝宁、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等国的代表在发言中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无辜人民的残酷镇压，并对争取解放和独立斗争的自由战士表示声援。

许多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代表在安理会愤怒发言
声讨南非沃斯特政权暴行　支持阿扎尼亚人民斗争
陈楚揭露超级大国争夺南部非洲，指出“驱狼拒虎”是一项现实任务
据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10月25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在非洲国家的要求下，10月24日和25日重新审议“南非问题”。
许多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代表强烈谴责南非沃斯特政权对阿扎尼亚人民进行的野蛮镇压。
非洲集团现任主席迈斯提尼（突尼斯）说，阿扎尼亚人民“面临着比过去更残暴的大规模的镇压”。
他说，几天前，在阿扎尼亚发生的事件暴露了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真正意图。
他还说，非洲集团愿意向安理会表示，安理会必须一致通过强烈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决议，抛弃等着瞧的政策。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代表戴维·西贝科说，不顾野蛮屠杀，在城市、乡村、城镇和令人厌恶的班图斯坦，群众象浪潮般继续奋起。
他说：
“阿扎尼亚人民和他们的解放运动决心加强斗争，直到政权和土地还给人民。”
中国代表陈楚在25日的发言中强烈谴责沃斯特政权镇压阿扎尼亚人民的新的严重暴行，揭露了它所玩弄的反革命伎俩，同时谴责超级大国对南部非洲种族主义者采取的错误态度。
他说：
“南部非洲的一小撮种族主义者之所以敢于继续负隅顽抗，倒行逆施，除了出自其反动的本性以外，还由于他们得到超级大国不同形式的鼓励和支持。
超级大国从其争霸全球的战略需要出发，都想控制南部非洲。
一个超级大国不断为南部非洲种族主义者出谋划策，帮助他们搞‘和平变革’的政治欺骗，妄图以此维持它在南部非洲的既得利益。
另一个超级大国则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千方百计地在非洲国家之间和解放运动之间进行挑拨分化，破坏南部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以便插手进行干涉、控制和扩张，妄图取老牌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地位而代之。
它们的所作所为，进一步使得南部非洲人民认识到，在这里同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一样，‘驱狼拒虎’同样是一项十分现实的严峻任务。”
陈楚代表说：
“中国代表团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对阿扎尼亚人民所犯下的一系列新的严重罪行。
我们坚决支持非洲国家所提出的各项正义主张”。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马卡提尼说，沃斯特是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刽子手。
他指出，南非被压迫人民反对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正义斗争已进入了决定性阶段，主要大国应该结束它们勾结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
罗马尼亚代表扬·达特库说，南非少数人政权的新暴行表明，这个政权决不会放弃它的种族隔离制度。
他说，仅仅重复谴责南非的政策是不够的，应采取措施结束种族隔离，而不能只是去改革它。
他表示，罗马尼亚全力支持非洲国家提出的正义的合理的措施。
尼日利亚外长约瑟夫·加尔巴说，比勒陀利亚的沃斯特及其追随者象谚语所说的花豹改变不了它身上的斑点。
他呼吁所有国家扩大对解放运动的道义和物质支援，协调一致来孤立南非沃斯特政权。
阿尔及利亚、贝宁、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等国的代表在发言中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无辜人民的残酷镇压，并对争取解放和独立斗争的自由战士表示声援。

非洲国家领导人和政府谴责南非反动当局暴行
南部非洲人民必须用武力推翻种族主义政权
据新华社1977年10月24日讯
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最近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镇压黑人的暴行，并且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正义斗争。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打给联合国的一份电报中说，对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残暴行径，不仅要进行口头上的谴责，而且要采取行动来进行对付。
他表示希望有关国家采取联合行动，制止对争取生存权利的人们进行迫害、折磨和杀害的行径。
他指出，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必须实现独立。
塞内加尔总理阿卜杜·迪乌夫在一项文告中说：
“垂死的史密斯和沃斯特政权每天都在遭到英勇的自由战士的沉重打击”。
他指出，它们的任何挑衅，“都不能阻止津巴布韦、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必然走向解放。”
喀麦隆政府在一项公报中说，南非当局在杀害黑人领袖斯蒂夫·比科之后所采取的逮捕和其他镇压手段只能使南非潜在的爆炸性局势更加严重。
另据报道，肯尼亚外长穆尼亚·韦亚基10月24日在一次讲话中重申：
“肯尼亚将继续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和津巴布韦人民，直到殖民主义在他们的领土上被消灭。”
他在谈到阿扎尼亚问题时说：
“肯尼亚决心在物质上、政治上和道义上援助阿扎尼亚自由战士，直到那个国家的非洲人赢得他们的合法权利。”
他强调说：
“必须用武力推翻种族主义政权的阶段已经来到。”
据新华社达喀尔1977年10月26日电塞内加尔《太阳报》10月26日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时指出：
“用武力建立起来的种族隔离政权，只能用武力打倒它。”
文章说：
“很久以来，那些相信沃斯特能够进行对话的人，现在失望了。
因此，人们懂得，非洲统一组织最近为什么呼吁进行武装（斗争）。
对于这样的政权，没有别的办法。”
“非洲应当忘记自己的不和，以便懂得自己的敌人首先是种族隔离。
这一点更为必要，因为种族隔离是解放（非洲）大陆这一地区时首先要碰到的问题。”
（附图片）
纳米比亚自由战士在检查缴获南非反动军队的武器

“魔法”的风波
童道明
今年04月，莫斯科塔干卡剧院把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大师和玛加丽塔》搬上舞台，结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先有外国记者的大事宣扬，把这个被他们称为
“大胆演出”的新闻传遍西方世界；
后有苏修老爷的大发雷霆。
05月29日《真理报》发表《塔干卡剧院的魔法场》一文，对这次轰动了莫斯科的演出表示“强烈的抗议”。
人们记得，当这部小说于1966年问世时，苏联作协书记西蒙诺夫曾作序推荐，称它的不少篇章“是布尔加科夫的讽刺文学的高峰”。
十年前的一朵“香花”搬到舞台，怎么就成“毒草”了呢？
要解开这个谜，就得先研究一下布尔加科夫其人。
米哈依尔·布尔加科夫1891年生于基辅一个神学院教授的家庭。
10月革命后开始文学创作，写过不少剧本和小说。
但由于他的创作倾向反动，所以屡遭批判。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的大多数剧本被禁演，他的大部分小说未出版。
1940年布尔加科夫病死之后，就很少再有人提起他。
苏共二十大后，苏修文坛群妖乱舞，借着这股黑风恶浪，布尔加科夫的毒草作品也得以沉渣泛起。
到了七十年代初，有个评论家洋洋自得地评论道：
“现代的人们——老年人和青年人——都阅读着布尔加科夫的书（他的书在书店里早被一抢而空），都观看着布尔加科夫的戏（那戏票是多难搞到呵！），
看来，正义已经恢复。”
所谓“正义已经恢复”，说的就是“案子已经翻掉”的意思。
苏修叛徒集团不仅为布尔加科夫在列宁、斯大林时代的遭遇鸣冤叫屈，而且也为他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毒草作品开放绿灯。
长篇小说《大师和玛加丽塔》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从形式来说，《大师和玛加丽塔》是部怪诞小说。
它的时代背景是二十年代的苏联，但贯串全书的中心人物却是魔王沃兰德。
这个魔王魔力无边。
举个例说，他在莫斯科某剧院搞了个魔法场，表演了两个见所未见的魔术。
一是在剧场里下卢布雨，引起惊喜若狂的观众离座斗殴抢卢布；
二是在舞台上开时装店，诱使神魂颠倒的妇女观众纷纷登台换衣，穿上外国的时装，把俄国式的衣衫弃若敝履。
但这新衣如同外国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衣”一样，妇女观众一出剧院在路人眼里都成赤身露体；
而一当人们把从剧场抢得的卢布投入市场，顿时又都变成了伪钞。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在魔王沃兰德的捉弄下，莫斯科的官员和居民出尽了洋相。
小说中的人物几乎全是些庸人，出污泥而不染的只有大师以及和他相爱的玛加丽塔。
大师是个博学多才的作家，只因“追求真理”写了部关于耶稣之死的小说，结果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这已经是明白无误地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了。
这样露骨的反动政治内容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命运：
它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苏联出版，而只能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苏联出笼。
然而，为掩人耳目，莫斯科一家刊物在刊载它时还是玩弄了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胡说什么小说讽刺攻击的对象是没有时代概念的抽象的“恶”。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回《真理报》怒气冲冲地谴责塔干卡剧院时，正是针对了演出“没有时代的概念”这一点：
“尽管剧院在剧目单上写着‘二十年代人物’，但却没有努力在舞台上使当时的历史时刻体现出来……大概导演认为重要的是根本使人感觉不到当时‘莫斯科’的情景同今天的时间距离。”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脚本明明讽刺的是莫斯科二十年代的人与事，但导演的艺术处理模糊了二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时间“距离”，演出效果就成了讽刺当今的苏联现实了。
在苏修的这个喉舌看来，讽刺二十年代的苏联值得嘉奖，嘲弄今天的苏联则是大逆不道！
但是，舞台演出的反效果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
小说《大师和玛加丽塔》描写的种种黑暗情状，对于二十年代的苏联来说，无疑是含沙射影。
然而，时过境迁，三十年前一个反动作家对苏联革命现实的无中生有的攻击，对于今日之苏联却成了颇为真实的写照。
那禁锢着大师的精神病院，倒是在目前的苏联遍地林立。
那引诱着妇女的时装商店怎能不使人联想起充斥着洋装洋货的小白桦商店？
而作家笔下的贪婪无度、骄奢淫逸，难道不正是今天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典型性格？！
难怪，在整个演出过程中，剧场里会不时爆出会心的哄笑；
难怪，《真理报》要惊呼这个演出“流露出了对我们社会极为重要的现象和范畴的讽刺”！
苏联领导集团给《大师和玛加丽塔》的发表和上演开绿灯，本意是想通过给二十年代的苏联抹黑以显示其七十年代的“光辉”，是想搬起布尔加科夫这块石头打击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
结果事与愿违，苏联观众在布尔加科夫的哈哈镜中见到的，竟是今日苏联的奇形怪状。
苏修老爷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