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所谓“管卡压”
王澈
一个工人老师傅走进了锅炉房，发现值班的徒工在睡大觉。
他把这个徒工推醒了。
“嗨，你怎么睡起觉来了？”
这个徒工却不服气：
“睡一会儿又怎么了，你管得着吗？”
“值班时间不能睡觉，这是规章制度！”
“这是管卡压！”
徒工又顶了一句。
“这怎么是管卡压？……”
于是这位老师傅面临一个任务：
他要向这个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年轻人解释，这不是管卡压，是合理的规章制度。
换句话说，他要划清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管卡压”的界限。
怎么划清呢？
说这不是“压”，好办；
说这不是“卡”，也不难；
可要说这不是“管”，就讲不通了。
他刚才明明管了这个徒工，怎么能否认掉这个“管”字呢？
可是“管卡压”三个字，在这里是连在一起的。
你“管”了他，就是“卡”了他“压”了他。
三顶帽子合成了一顶，一下就全扣到头上了。
你看，又是“管”，又是“卡”，又是“压”，岂不是很难听么？
这样一来，他似乎也理不直气不壮了。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一些受“四人帮”严重干扰的工厂企业里是经常发生的。
经过几个月来对“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情况已经大有好转了。
但是，对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嘴上不骂“管卡压”，思想上并不通的情况还是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我们不但要支持那位工人老师傅，让他大胆地管，坚决地管，而且还要帮助那位青年徒工，使他认清这个问题，自觉地清除“四人帮”的谬论对他的毒害。
现在，一个声势浩大的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开展，许多工厂企业都在学习大庆的岗位责任制，纷纷着手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
这就更加迫切地需要抓住揭批“四人帮”的阶级斗争这个纲，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只有这样，学大庆才是学到了根本。
而这项工作就包括重新审查“管卡压”的概念，彻底肃清“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的流毒。
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现反对“管卡压”这个提法，本来是针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的路线的，也就是“马钢宪法”的那一套，搞一长制，搞专家治厂。
有些工厂的领导人一不依靠群众，二不做思想政治工作，关起门来订规章制度，不管必要不必要，合理不合理，都要强迫工人遵守。
在这种情况下，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得不到改革，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重视，工人搞技术革新得不到支持。
那的确是压抑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束缚工人手脚的。
尽管“管卡压”的提法本身不科学，但在当时这个问题并没有充分暴露出来。
后来林彪和“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出现了“规章制度无用论”，这时“反对管卡压”这个口号的矛头实际上就不是对着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而是对着一切规章制度了。
所谓“火烧一切规章制度，彻底解放工人”，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有的工厂停工停产，工人都不上班了，还在那里反对什么“管卡压”，这岂不是笑话！
“四人帮”的这一手，比刘少奇的危害作用大多了。
同样的口号，在不同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
在开始，是工人群众拿着这个口号去反对刘少奇的一套；
到后来，是“四人帮”利用这个口号反对革命的纪律。
所以，现在主要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管卡压”的问题，而是生产中许多事情无人管理、无人负责的问题，是肃清“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造成的流毒和影响的问题。
这时，“反对管卡压”这个口号，就充分暴露出它的缺点来了。
“四人帮”之所以特别喜欢这个口号，因为这个口号本身是笼统的，可以供他们利用。
在“四人帮”没有垮台之前，彻底抛掉“管卡压”这顶帽子是办不到的，在那种情况下提出“划清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管卡压’的界限”，也可以说是一种斗争方式，是把问题推进了一步。
现在，“四人帮”既然已被打倒，是我们彻底澄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回到本文开头举的例子上来。
我们不主张提“划清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管卡压’的界限”，因为这种提法意味着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不管不卡不压的，而一切“管卡压”统统是不合理的。
这样一来，那位老师傅就必须把“管卡压”三个字全都否认掉。
其实，他根本用不着否认这个“管”字，问题只在于管得对不对；
换句话说，在于划清合理的管和不合理的管的界限。
如果不管，锅炉爆炸了怎么办？
这一点道理很清楚，用不着多说。
那么“卡”字又如何呢？
有管就有卡，这是“管”字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只能反对不合理的卡，不能反对合理的卡。
“卡”字本来是指在交通要道设置的检查或收税的地方，如“关卡”。
我们的海关就是做这种事情的。
拿工厂企业的管理来说，质量检验员就是对产品质量把关的，其他许多事情也要有人把关。
人民日报今年02月15日发表的石油化学工业部大批判组的文章说得好：
“不合格的产品出厂，不卡行吗？
搞计划外项目，盖楼堂馆所，不卡行吗？
违反财政制度，胡乱花钱，不卡行吗？
滥用原料、材料、燃料，不卡行吗？”
对这些不卡，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就会遭受损失，坏人就会钻我们的空子，资本主义就会在我们国家畅通无阻。
就是对“压”字，也要分析，要划清“压敌人”（这是必须的）和“压人民”（这是错误的）的界限。
如果阶级敌人在工厂搞捣乱破坏，就是要坚决斗争，坚决镇压。
只有压制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压制民主，才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反对。
但是，“四人帮”乱扣“管卡压”这顶帽子，并不是因为被扣帽子的工厂压迫或压制了工人，而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坚持了合理的规章制度，或者甚至是因为它们压了阶级敌人。
同时这里也要讲清楚：
党有党章，国有国法，军有军纪，厂有厂规，它们都是有一定的强制性的。
毛主席说，“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6页）同样，对个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而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的人给予处分，这和把人民的敌人当作一个阶级来压迫是有原则区别的，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样的情况也叫做“压”而加以反对。
由此可见，这里有好几条界限，而这些界限全被“四人帮”抹煞了。
按照他们的逻辑，管就是卡，就是压，管卡压就是资产阶级的，就是修正主义的，就是不合理的。
这样一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的规章制度，不存在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一切规章制度都是资产阶级的，都是不合理的。
规章制度无非是劳动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物资管理、技术管理、设备管理，等等，总之离不开这个“管”字。
而一和“管”字沾上了边，就是“管卡压”！
不要“管卡压”，只好干脆不要规章制度。
这一点，“四人帮”自己心里是很明白的，他们要搞“不用规章制度管理的工厂企业”，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有的同志有这种想法：
“管卡压”是“四人帮”骂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承认？
但是，“四人帮”把一切“管卡压”都说成是坏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同意？
“管”字本来就不是贬义词；
而最难听的那个“压”字，我们过去就不是笼统否认的，我们从来就是公开承认要压迫敌人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类似一百年前恩格斯遇到的问题。
那时西欧（主要是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纪律，把一切纪律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
他们手里也拿着一顶帽子，不过不叫“管卡压”，而叫“权威”。
“他们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威的，就足以给它定罪了”。
恩格斯称他们是“反权威主义者”。
他们不加分析地把“权威”弄成了一个贬义词。
恩格斯说，“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
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由于“这两种说法都不好听，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想否定一切权威。
恩格斯写《论权威》，就是要阐明：
不能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
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权威和服从都是必须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权威并不消失，只不过是改变了形式。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一伙的思想影响下，有一部分同志也一度发生了这种误解，以为一切权威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
从字面上看，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我们的同志大概都会承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权威，而在于要什么样的权威。
如果是无产阶级的权威，不管是学术的还是政治的，都是我们需要的。
但是“管卡压”的问题不也是这样吗？
有权威就有服从，有管就有被管，这两者的意思是一样的。
从服从的一方看来，可能两者都“不好听”，甚至“感到难堪”，可是不要又怎么行呢？
这是从人民内部来说的。
至于对敌人，那就正象恩格斯说的那样，要“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去对付他们，这就是镇压。
“四人帮”不提“反对权威”，可是他们换了一个方式，叫做“反对管卡压”。
他们想把“管卡压”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以为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规章制度是“管卡压”，就足以给它定罪了。
可是，这和“反对权威”又有什么两样？
难道恩格斯说的权威，在一定意义上不就是“管卡压”的权力吗？
要权威，就不能笼统地提反对“管卡压”；
不要任何“管卡压”，哪里还有什么权威？
“四人帮”拚命煽动无政府主义，可是他们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法西斯分子。
他们口口声声“反对管卡压”，他们自己就不搞“管卡压”了吗？
这要看怎么说。
他们破坏生产，搞打砸抢，是不许别人管的。
可你要积极干社会主义，他们就要管了，给你当头一棒，叫做“唯生产力论”。
他们自己可以挥霍国家财产，花天酒地，光是给他们几个人看的黄色影片一次就进口几百部。
可是对有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合理的进出口，他们就要卡了，不是骂“卖国主义”，就是骂“洋奴哲学”。
大庆要建一个引进的化肥厂，江青就声言“那可不行”，“要拆掉”，拆不掉时就把参加建厂的技术工人抽走。
这不是“卡”是什么？
至于“压”，那就更多了。
“四人帮”的爪牙、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翁森鹤明目张胆地说：
“我们法家就是要对工人实行高压。”
他私定法律，私设公堂，私立监狱。
凡是反对他的干部和工人，轻则剃光头、拔头发，重则关土牢、上扁担拷。
说这是“管卡压”，还太轻了！
这是道道地地的法西斯专政！
我们则要反其道而行之。
对“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歪风邪气，就是要管！
对“四人帮”支持的资本主义倾向，就是要卡！
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及其社会基础，就是要压！
我们这样说，是不是对“管卡压”作了新的解释呢？
其实，一点也不新。
“四人帮”攻击合理的规章制度是“管卡压”，难道不正因为它管了无政府主义，卡了资本主义，压了阶级敌人？
只是他们不明说而已。
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
如果对这些都不管不卡不压，那岂不正好符合“四人帮”的心愿？
岂不是听凭他们搞垮经济，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总之，我们还是上次说过的那句话：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管卡压”，而在于谁管谁卡谁压，怎样管怎样卡怎样压，管什么事情，卡什么东西，压什么人。
这里首先是谁管谁卡谁压的问题：
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
是我们还是“四人帮”？
在这两者之间，不是你管他，就是他管你；
不是你卡他，就是他卡你；
不是你压他，就是他压你。
——这就是在“管卡压”问题上两个阶级的斗争。
有了“管卡压”，是否就没有自由了呢？
这要看哪个阶级的“管卡压”和哪个阶级的自由。
我们要的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我们要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这种状态，只有少数人觉得自由，觉得高兴，绝大多数人是感到憋气的。
而且“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不过是他们的手段，一旦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还能允许别人对他们闹无政府主义么？
不行。
那时他们就要放手对工人搞“管卡压”，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那时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就要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沦为真正的奴隶。
人民要保卫自己的自由，就要打倒“四人帮”一伙，对他们实行专政，并且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
什么人觉得合理的规章制度是“管卡压”呢？
首先是“四人帮”一伙，其次还有人民内部那些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较深的少数人。
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因为合理的规章制度确实管了他们，卡了他们，甚至（对敌人来说）压了他们，他们觉得不自由。
但对绝大多数自觉遵守纪律的工人群众来说，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把生产搞上去，正是他们的希望，他们根本不感到自己是受“管卡压”，不感到“难堪”或不自由。
我们说对“四人帮”和他们支持的一套要实行“管卡压”，这里说的“管”，是指对错误的行为进行干预、制止的意思。
但是“管”字还有别的意思，就是“负责”的意思，“指挥”的意思，“管理”的意思。
即使工人觉悟都很高，人人都能自觉劳动，这样的“管”仍然是需要的。
正因为这样，恩格斯才说，在未来社会里也还需要权威。
至于社会主义的权威同资本主义的权威的根本不同，这一点恩格斯也清楚地说明了。
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让工人阶级自己来管理工厂。
恩格斯设想，每个车间时时都发生的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问题，可能是根据领导各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在有的情况下也可能是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必须有权威。
这个权威可能是一个代表，也可能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决议的委员会。
换句话说，这个权威是代表工人群众的，是体现民主集中制的。
现在，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工厂企业的主人。
“四人帮”一伙有这样一个荒谬的逻辑：
既然工人是主人，那就只能管别人，不能让别人管，否则就不是主人而是奴隶了。
根据这样的逻辑，他们就把大庆的“三老四严”诬蔑为“提倡奴隶主义”，大庆的岗位责任制是“资产阶级管卡压”。
这是纯粹的胡言乱语。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的。
我们的工厂企业所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
干部和工人有分工的不同，没有根本的对立。
按照鞍钢宪法的原则，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工人也要参加管理。
大庆的岗位责任制，是经过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三结合多方讨论，由群众自己订，自己执行。
这是民主的管理，从本质上说，是工人群众自己管理自己。
岗位责任制不仅是对工人的，干部也要遵守。
对干部的要求，甚至更多一些，更严一些。
对执行岗位责任制的情况，干部可以检查工人，工人也要检查干部。
这是工人阶级真正当家作主的体现。
工人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这就是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所说的“自治”。
他指出：
“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
这就是说，绝对权威和绝对自治都是没有的。
因此，工人实行自治，并不意味着工人就不要服从权威了。
工人可以废除资本家的权威，但是还要服从别的权威，除了自己的代表的权威以外，还有自然规律的权威。
恩格斯指出：
人越是征服自然力，自然力也越是对人进行“报复”，要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
恩格斯用“专制”这个词，就更“不好听”了，可是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你要征服自然，取得自由，就得老老实实地服从自然的规律，包括服从反映这种规律的规章制度，不听就要受惩罚。
自然规律是不讲情面的。
恩格斯写这篇文章后一百年来工业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科学预见。
现代化的企业越来越自动化，各车间越来越联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毛病，甚至一个螺丝钉的松动和脱落，都可能影响全局，真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这种情况下，规章制度当然越来越严格，不管社会制度如何。
从国外引进一个项目，随着就有一套操作规程，有时多达几百条，清规戒律可谓多矣。
按照“四人帮”的说法，应该扣上“资产阶级管卡压”的帽子。
可是不要这一套操作规程行不行？
不行。
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我们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有阶级性的（如工资制度），一部分是没有阶级性的（如技术操作规程）。
对后面这部分还要一分为二，除了大部分是合理的（合乎科学的）以外，也还可能会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适合我国情况的。
毛主席说：
“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
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要划界限，就应该这样划界限。
如果说，“资产阶级管卡压”仅仅是指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中有阶级性的、不合理的那一部分，那么，它和我们说的“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可以划清界限的，否则就是划不清界限的。
“四人帮”对这些根本不作分析，统统斥之为“资产阶级管卡压”而一脚踢开，不过是故意捣乱，破坏生产罢了。
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的时候，也要防止另一种可能出现的倾向。
我们既要反对“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又要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
我们说笼统地提“反对管卡压”是错误的，并不是说刘少奇的那一套就是正确的。
合理的规章制度必须坚持，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必须改革。
刘少奇的那一套是束缚工人手脚，“四人帮”是不要规章制度，我们则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9页），或按照规章制度放手放脚。
当然，对文化大革命前的规章制度，也要一分为二，不能认为都是刘少奇的一套，都是不合理的。
无论文化大革命以前还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都有正反两面的经验，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在这方面，大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
大庆的经验，一方面是反对刘少奇的一套的，一方面也是反对“四人帮”的一套的。
他们既反对了不依靠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又反对了无政府主义的不要管理。
他们不是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合理的规章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两者结合起来，并且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
认为有了规章制度就毋需思想政治工作，同那种认为有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要规章制度的想法一样，都是错误的。
不要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做够了，现在只是订规章制度的问题。
我们还有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比如怎样对待规章制度，怎样看待“管卡压”，这里面就有许多思想问题。
“四人帮”倒是重视“思想工作”的，他们所谓的思想工作就是造反革命舆论，搞乱人的思想，我们不能低估他们的影响。
问题不仅在于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问题还在于改造人和锻炼人。
正象列宁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的阶级基础是小生产者。
我们国家的小生产势力是比较大的，“四人帮”就利用了这一点。
小生产，例如家庭手工业，是不需要什么规章制度或严格纪律的。
在小生产被大生产代替的过程中，小生产者也在大企业中得到了改造，变成有组织、有纪律的工人阶级，这是工人阶级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还要继续在阶级斗争中和对自然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改造小生产者，同时改造自己。
随着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发展，将会出现一代新人，也就是大庆的英雄儿女那样的新人。
他们没有奴隶主义，不盲从，不迷信。
对于“四人帮”那样的阶级敌人，无论他们有多大的权威，大庆人也敢顶敢斗，横眉冷对，决不屈服。
另一方面，大庆人也不受无政府主义的干扰，能够用革命的纪律严格约束自己，自觉地服从无产阶级的权威。
英雄的大庆工人，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榜样。
华主席视察东北三省时的指示
揭批“四人帮”不是短时期的任务，对“四人帮”及其死党的流毒和影响不能低估。
要不断总结经验，深入发动群众，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
深入揭批“四人帮” 搞好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敬爱的叶副主席，对于军队怎样把王张江姚“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明确提出了必须搞清楚十个“应该不应该”。
根据这一重要指示，全军各部队正在普遍地进行教育。
本报为此发表了十篇评论员文章。
我们高兴地看到，凡是抓紧了十个“应该不应该”教育的单位，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更加深入了，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逐步得到澄清，干部战士焕发了革命积极性，部队出现了新的气象。
事实表明，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进行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对于我军建设极为重要，具有深远的意义，必须深入展开，抓紧抓好。
华主席和叶副主席提出的必须搞清楚的十个“应该不应该”，抓住了“四人帮”反军乱军篡军的要害，概括了我军遵循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进行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指出了整顿军队的基本内容。
搞清楚十个“应该不应该”，是毛主席军事路线的再教育，是抓纲治军的一个根本措施。
1929年，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划清了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界限，使我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照亮了我军建设的道路。
华主席、叶副主席提出要搞清楚十个“应该不应该”，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为肃清“四人帮”和林彪的流毒影响，恢复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十多年来，先是林彪和“四人帮”合伙，后是“四人帮”变本加厉继续捣乱，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竭力破坏毛主席规定的一整套建军原则、方针和制度，妄图否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
十个“应该不应该”就是在同林彪、“四人帮”的长期激烈斗争中提出来的，每个问题都是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不可以不辨别清楚。
诸如，究竟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还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就关系到是党指挥枪还是“帮”指挥枪的问题；
究竟是按照毛主席规定的接班人五条标准搞好老中青三结合，还是按“四人帮”的那一套搞反革命的“帮结合”，这就关系到军队的各级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手里的问题；
究竟是加强革命纪律，保持军队的高度稳定，还是搞无政府主义，这就关系到军队能不能高度集中统一，能不能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的问题；
究竟是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还是把我们的优良传统污蔑为“过时”的东西而加以否定，究竟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要不要整顿军队，这都关系到能否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本色的问题；
究竟是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还是“取消常备军”，搞“第二武装”，这就关系到是要无产阶级军队，还是要资产阶级帮派武装的问题；
虎狼在前，究竟是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加强战备，还是取消训练，取消战备，这就关系到国家民族安危存亡的问题。
这样一些问题，都是关系到我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继续前进的重大问题，不搞清楚行吗？
当然是不行的。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中央军委1975年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会议精神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我们进行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就是要把“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所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为被他们所攻击诬蔑的正确思想和正确事物恢复名誉。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不把十个“应该不应该”搞清楚，切实澄清路线是非，认识就不能真正统一，步调就难以完全一致，各项工作的大干快上就必然受到影响。
对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想得深，看得远。
应该认识到，真正搞清楚十个“应该不应该”，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还须作艰巨的努力。
我们一定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不断把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引向深入，务必做到条条清楚，条条落实。
搞清楚十个“应该不应该”，是个大破大立的过程。
肆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四人帮”和林彪惯用的伎俩。
因此在教育中，必须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有关论述，学习华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准确地、完整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好理论武器。
对每一个问题，都要扎扎实实地搞清楚革命导师是怎样教导的，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是什么，“四人帮”和林彪是怎样歪曲和破坏的，在本单位还存在什么流毒和影响，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毛主席说：
“不破不立。
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
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这场教育要始终贯穿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同时继续肃清林彪反党集团的流毒。
揭批得越深，道理讲得越透，是非界限就越清，毛泽东思想立得就越牢。
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取得实效。
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部队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抓住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存在的问题。
要引导群众通过解剖典型事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问题，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糊涂的就弄清，边学边批边改。
不仅要解决认识问题，而且要见诸于行动。
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要和革命传统教育，特别是即将到来的建军五十周年的教育结合起来。
要通过学习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通过学大庆，学大寨，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大力扶植正气，自觉坚持“应该”，反对“不应该”，使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在广大干部战士的头脑里深深扎根。
切实搞好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关键在于领导是不是把它看成一件大事，下大决心，用大气力抓紧搞好。
各级党委和军政领导干部，对这场路线教育的重要意义要加深认识，认真研究，主动把教育安排好，既要有短安排，又要有长计划。
当前的情况是，有的单位决心大，行动快，搞得很扎实，已经看出成果；
有的单位认识不高，措施不力，教育还没有真正展开；
有的单位则存在着走过场不讲实效的现象。
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必须迅速改变。
对十个“应该不应该”，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自己先要搞清楚，把本身的路线搞端正。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教育中，领导干部要改进作风，深入基层，带头学批，言传身教，并注意总结各方面的好经验，予以推广。
粉碎“四人帮”已经九个月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是对“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决不能低估。
必须清醒地看到，要彻底查清同“四人帮”搞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要彻底摧毁“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要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并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批判“四人帮”，任务还很艰巨，还有许多战斗在前头。
宜将剩勇追穷寇。
我们一定要继续大打人民战争，把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松劲，决不手软，决不含糊，决不半途而废。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全军同志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用革命化带动现代化，定能把我军建设得更加强大。
（原载07月17日《解放军报》 新华社发）
四川工业生产日新月异
今年以来，中共四川省委认真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放手发动群众，以揭批“四人帮”为纲，紧紧抓住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这两个环节，使全省工业战线迅速走向大治，革命蓬勃发展，生产日新月异。
到06月底，全省工业总产值已经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一点五，创造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原煤、焦炭、钢材、发电量、水泥、木材、棉布、化纤、合成氨、化肥等一大批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提前超额完成了上半年国家计划。
大干快上多贡献
——出席南方水稻生产会议的劳动模范、先进社队代表座谈纪要
“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
在最近召开的南方水稻生产会议上，一些劳动模范、先进社队的代表，交流了他们落实农业“八字宪法”，大搞科学种田，夺得水稻高产稳产的经验。
他们的经验正在各地开花结果。
湖南省攸县坪阳庙公社坪台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劳动模范王海清：
我从1952年开始搞水稻高产试验，今年七十三岁了。
二十多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下，我懂得了学习要不怕难，劳动不怕苦，工作不怕受挫折，科学种田不怕担风险，只有这样，才能在水稻生产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1975年秋，正当我们大面积推广“稻、稻、麦”三熟制的时候，突然遭到一场特大洪水灾害。
但是，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全队干部、群众发扬“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提出了“冲烂旧田建园田，一年建成大寨田”的战斗口号。
全队男女老少齐动员，起早摸黑，奋战一冬春，把被洪水冲坏的稻田，建成了平展展的方格园田，把原来的弯渠曲圳改成了纵横交错的灌溉网。
正当我们热火朝天地大干时，“四人帮”及其伸向湖南的黑手吹来一股冷风，说我们天天喊大干，天天搞试验，是“只讲产量，不讲路线”。
面对这股妖风，我们重温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学习华国锋同志在第1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回顾二十多年来在斗争中不断攀登高峰的战斗历程。
回想起1972年，我的试验田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二千八百一十三斤，我们生产队平均亩产粮食过了双千斤的时候，我参加了当年召开的省农业学大寨会议。
在会上，华国锋同志同我亲切握手，鼓励我坚持科学试验，继续革命闯新路。
想起这，我浑身增添了勇气和力量。
我斩钉截铁地说：
“为革命种田就是要干，大干社会主义没有错，大搞科学种田没有错！”
我不听“四人帮”那一套，下定决心坚持科学种田夺高产。
我们采取温室育秧等办法，解决了大面积推广一年三熟制出现的季节、劳力紧张的矛盾，摸索出一套新的增产途径。
1976年，我们的试验田亩产粮食三千○六十八斤。
小面积的试验，变为大田的平衡增产。
这一年，我们坪阳庙公社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一百一十六斤，其中早稻平均亩产六百斤，晚稻平均亩产六百一十六斤，实现了晚稻超早稻。
湖北省浠水县10月公社10月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克难：
“三分种，七分管，十分收成才保险。”
我们大队学习外地先进经验和本地实际相结合，实行“油—稻—稻”、“麦—稻—稻”三熟制后，根据水稻的生长特点，进行科学管理，逐步掌握了高产水稻“早发、中稳、后健”的生长规律。
在施肥上，我们做到施足底肥，适时追肥，看苗施肥。
在用水上，掌握水稻爱水又怕水的习性，根据水稻返青、分蘖、孕穗、扬花、黄熟等不同时期，合理灌水、排水，做到以水促苗，以水控苗。
对于水稻的病虫害，我们实行“防重于治”的方针，根据病虫发生初期危害轻，防治效果好的特点，抓住火候打歼灭战，把病虫扑灭在初发阶段。
同时，我们还采取种子处理与大田防治相结合，农业防治与药剂防治相结合，土农药防治与化学物理防治相结合的办法治虫，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基本上防止了水稻病虫害。
由于抓了水稻的精细管理，一年三熟制的先进经验很快得到推广。
从1971年以来，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连续六年跨过双千斤，去年达到二千二百三十九斤。
油菜籽亩产一百二十斤以上，最高的年份达到一百六十斤。
江苏江阴县华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吴协东：
我们大队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十多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坚持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粮食产量不断提高。
1976年，我们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二千七百○四斤，比1975年增长一百八十七斤。
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要实现水稻高产更高产，必须不断克服“潜力挖尽，增产到顶”的思想，坚持继续革命创高产。
去年，我们大队的水稻平均亩产达一千八百八十七斤，其中早稻平均亩产一千一百一十三斤，双季晚稻平均亩产九百五十二斤。
到了这样的水平，能不能再大上？
在讨论生产计划时，有的同志认为，产量基数低容易上，基数高了难大上。
还有的人认为，屋有屋顶，山有山顶，水稻产量再高也总有个顶。
究竟能不能再大上？
我们组织大家回顾学大寨以来的粮食增产情况。
实践证明，产量基数高了仍然能够大幅度增产。
接着，我们又进行了“四个对比”：
一比大寨的增产幅度比我们大；
二比湖南劳模李光庆种的地，产量比我们高；
三比田块，同是华西大队的田，不同田块的产量相差一二百斤；
四比品种，同样条件下，不同品种的产量相差二百多斤。
这“四比”，比出了差距，找到了潜力。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认真分析了今年水稻大上的有利条件。
首先，粉碎了“四人帮”，人们思想大解放，可以心情舒畅地大干社会主义了。
同时，我们大队人多田少劳力足，又经过多年来的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变了生产条件，再加上多年来的连续丰收，集体家底厚了，抗灾能力增强了。
通过大讨论，大家树立了高产更高产的雄心壮志，落实了增产指标和措施。
我们从进一步改变生产条件入手，去冬今春以来，全大队又增建了三个“百亩丰产方”，在一个丰产方中新建了一座喷灌电站，一扳电闸，可以人工降雨，可以喷施化肥、农药。
同时，我们还大搞积肥，使今年的早稻平均每亩施肥一百五十多担，比去年增加三十多担。
另外是大养绿萍，早稻田放养绿萍六百八十亩，占稻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五，每亩用绿萍二千多斤，晚稻秧田每亩用绿萍三千多斤。
目前，全大队早稻秆粗叶阔，长势旺盛，无虫无病，成穗率高，可望比去年增产。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宁夏工业生产逐月大幅度上升
工业学大庆会议闭幕后的五、六两个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生产逐月大幅度上升。
全区工业总产值05月份比04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九点三，06月份又比05月份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四点八，创造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全区有二十九个重点企业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全年任务过半”。
原煤、发电量、钢材、矿山设备等二十八种主要产品的产量，完成了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以上，有的已完成了全年任务。
毛主席军事路线的再教育 抓纲治军的一个根本措施
遵照华主席叶副主席的指示 搞清楚十个“应该不应该”
《解放军报》发表十篇评论员文章，深入批判“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的罪行和谬论
新华社1977年07月18日讯
《解放军报》针对王张江姚“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的罪行和谬论，从05月12日到07月03日，连续发表十篇评论员文章，从思想政治路线上分别论述了十个“应该不应该”。
这些评论是根据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敬爱的叶副主席的重要指示撰写的。
《解放军报》的十篇文章是：
《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
文章指出，华主席、叶副主席明确提出必须搞清楚的十个“应该不应该”，抓住了“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反军乱军篡军的要害，概括了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精粹，为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紧密联系部队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指明了方向。
华主席、叶副主席的重要指示，有力地推动了全军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文章指出，这十个问题，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不可不辨别清楚，不可不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使之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对“四人帮”的一套破得越彻底，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和政策就立得越牢，落实得越好。
因此，搞清楚这十个问题，是抓纲治军的根本措施。
在《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文中，集中声讨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对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罪行。
文章揭露批判了“四人帮”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之上，制造群众与党组织的对立，制造下级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直至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对立，破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妄图以帮代党，篡党夺权。
文章说，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唯一能够代表占全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利益的。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要不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个根本区别。
我们军队过去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
毛主席逝世以后，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我们沿着毛主席开辟的无产阶级革命航道继续胜利前进。
我们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要一切行动听从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在《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文章里，对“四人帮”煽动和利用资产阶级派性，搞反革命地下王国，妄图以他们的帮派体系建立“帮天下”的罪行和恶劣影响，进行了清算。
《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一文，从围绕长征宣传的一场激战入手，驳斥了“四人帮”攻击宣传长征是“为老家伙评功摆好”和诬蔑革命传统是“民主革命的东西”“过时了”等无耻谰言。
文章说，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产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生动体现，标志着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反映了我军无产阶级的高贵品质和政治本色，凝聚着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为我党我军培育的优良传统，是革命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这些优良传统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是革命的无价之宝。
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更需要我们发扬革命传统。
文章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要大力加强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建设，充分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
《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的文章说，从1929年的古田会议到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从1947年的“三查三整”新式整军运动到解放以后的多次大的整顿，对于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都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文章指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整顿，决不是复辟的同义词，而是革命的同义词，建设的同义词，前进的同义词。
今天，我们就是要运用整顿这个传家宝，把“四人帮”和林彪的流毒和影响统统整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大踏步地前进。
题为《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的文章，驳斥了“四人帮”制造的所谓“遵守纪律是奴隶主义”、条令条例是“条条框框”、“顶顶撞撞就是反潮流”、“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矛头向下就是镇压群众”等破坏我军纪律的种种谬论。
文章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
遵守革命纪律绝不是什么奴隶主义，而是高尚的革命行为。
文章指出，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规章制度，符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纪律，是不可没有的，也是不能违反的，违反了它，就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会损害革命的利益。
毛主席说：
“没有点清规，没有点戒律，那怎么行呢？”
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的。
世界上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
文章还指出，“四人帮”的“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矛头向下就是镇压群众”，是个极端反动的口号。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只能轰领导，群众中有错误也不能批评，不能管，这纯粹是形而上学。
一个单位有问题，领导当然有责任，但是决不可以不作分析，不问情由，把全部责任都归罪于领导。
尤其不可以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领导。
马克思主义哪有只能批评领导不能批评教育群众的道理呢！
文章说，各级干部要身体力行，要大胆管理，要赏罚严明，维护革命纪律。
在《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的文章里，痛斥了“四人帮”破坏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大搞反革命“帮”结合的罪行。
文章阐述了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的意义后，还论述了革命老干部是三结合的领导骨干，痛斥了“四人帮”咒骂革命老干部是必须踢开的“复辟势力”的谬论；
论述了解放出来的干部参加领导班子是落实党的政策，体现了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痛斥了“四人帮”诬蔑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是什么“请隐士”“举逸民”谬论。
文章还强调要按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下大力加快对青年干部的培养。
要坚持实践论，反对天才论。
参加领导班子的青年干部必须经过基层锻炼和实践锻炼。
新老干部要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关于《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的文章，批判了“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保持军队稳定的指示，疯狂反军乱军的罪恶活动，阐明了部队要稳定的重要意义。
文章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没有一个在党绝对领导下的、保持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的人民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柱石不稳，房子就会摇晃；
长城被毁，敌人就会乘虚而入。
军队稳定不稳定，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安危的重大问题。
《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一文，用十多年来军事训练三起三落的历史事实，揭露批判了林彪和“四人帮”破坏和取消我军军事训练的罪行，戳穿了“四人帮”诬蔑抓军事训练是什么“单纯军事观点”、走“白专道路”和反对干部训练、破坏院校建设的险恶用心。
文章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永远是一个战斗队，要时刻准备打仗。
在战争的情况下，我们主要是靠打仗来训练部队；
平时不打仗，部队主要是靠严格训练来学会打仗。
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军队经常要训练，否则不是军队了。
文章强调，我军的训练，要在提高无产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全面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提高战斗力。
我们搞好训练，要靠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靠军事民主和群众路线，靠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和集体智慧。
《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的文章指出，毛主席创立的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经受了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体现了伟大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是我们克敌制胜的革命法宝。
文章揭露了“四人帮”伪造毛主席所谓“改造民兵”的指示，制造种种谎言和谬论，妄图把民兵搞成一个脱离党的领导、同解放军相对立的“第二武装”，为他们篡党夺权罪恶阴谋服务的罪行，澄清了被他们搞乱了的路线是非。
《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的文章，声讨了“四人帮”破坏战备的严重罪行。
文章指出，在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的问题上，我们同“四人帮”严重分歧的实质是准备战胜敌人还是投降卖国，是坚持反侵略还是要当儿皇帝。
“四人帮”同林彪一样，推行的完全是一条适应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路线。
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走狗，是货真价实的中华民族败类。
这篇文章痛斥了“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要准备打仗的英明指示，破坏战备的罪恶行径。
文章指出，准备打仗，就不能不讲实力。
我们就是要用革命的实力对付反革命的实力。
我们强调人民战争，强调人的因素，决不意味着不要改善武器装备，不要增强技术条件。
我们在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的同时，抓装备的改善，“四人帮”就诬蔑说搞的是什么“唯武器论”。
按照“四人帮”的说教，似乎无产阶级军队的武器装备越原始越好，技术条件越落后越好。
这是多么惊人的颠倒，多么反动的逻辑！
文章说，我军广大指战员常年累月，居安思危，坚持备战，警惕地保卫着社会主义祖国，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
苏美两霸本性难移，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虎狼在前，重任在肩，我们一定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加强战备，保持警惕，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随时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现在，部队各级党委正在组织广大干部战士学习、讨论《解放军报》的十篇文章，进一步理解、贯彻华主席、叶副主席的重要指示，并紧密联系实际，深揭深批“四人帮”，进一步澄清被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
各部队干部战士焕发了革命积极性，部队建设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毛主席军事路线的再教育 抓纲治军的一个根本措施
遵照华主席叶副主席的指示 搞清楚十个“应该不应该”
《解放军报》发表十篇评论员文章，深入批判“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的罪行和谬论
新华社1977年07月18日讯
《解放军报》针对王张江姚“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的罪行和谬论，从05月12日到07月03日，连续发表十篇评论员文章，从思想政治路线上分别论述了十个“应该不应该”。
这些评论是根据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敬爱的叶副主席的重要指示撰写的。
《解放军报》的十篇文章是：
《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
文章指出，华主席、叶副主席明确提出必须搞清楚的十个“应该不应该”，抓住了“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反军乱军篡军的要害，概括了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精粹，为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紧密联系部队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指明了方向。
华主席、叶副主席的重要指示，有力地推动了全军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文章指出，这十个问题，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不可不辨别清楚，不可不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使之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对“四人帮”的一套破得越彻底，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和政策就立得越牢，落实得越好。
因此，搞清楚这十个问题，是抓纲治军的根本措施。
在《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文中，集中声讨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对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罪行。
文章揭露批判了“四人帮”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之上，制造群众与党组织的对立，制造下级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直至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对立，破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妄图以帮代党，篡党夺权。
文章说，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唯一能够代表占全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利益的。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要不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个根本区别。
我们军队过去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
毛主席逝世以后，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我们沿着毛主席开辟的无产阶级革命航道继续胜利前进。
我们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要一切行动听从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在《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文章里，对“四人帮”煽动和利用资产阶级派性，搞反革命地下王国，妄图以他们的帮派体系建立“帮天下”的罪行和恶劣影响，进行了清算。
《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一文，从围绕长征宣传的一场激战入手，驳斥了“四人帮”攻击宣传长征是“为老家伙评功摆好”和诬蔑革命传统是“民主革命的东西”“过时了”等无耻谰言。
文章说，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产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生动体现，标志着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反映了我军无产阶级的高贵品质和政治本色，凝聚着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为我党我军培育的优良传统，是革命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这些优良传统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是革命的无价之宝。
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更需要我们发扬革命传统。
文章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要大力加强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建设，充分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
《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的文章说，从1929年的古田会议到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从1947年的“三查三整”新式整军运动到解放以后的多次大的整顿，对于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都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文章指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整顿，决不是复辟的同义词，而是革命的同义词，建设的同义词，前进的同义词。
今天，我们就是要运用整顿这个传家宝，把“四人帮”和林彪的流毒和影响统统整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大踏步地前进。
题为《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的文章，驳斥了“四人帮”制造的所谓“遵守纪律是奴隶主义”、条令条例是“条条框框”、“顶顶撞撞就是反潮流”、“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矛头向下就是镇压群众”等破坏我军纪律的种种谬论。
文章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
遵守革命纪律绝不是什么奴隶主义，而是高尚的革命行为。
文章指出，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规章制度，符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纪律，是不可没有的，也是不能违反的，违反了它，就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会损害革命的利益。
毛主席说：
“没有点清规，没有点戒律，那怎么行呢？”
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的。
世界上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
文章还指出，“四人帮”的“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矛头向下就是镇压群众”，是个极端反动的口号。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只能轰领导，群众中有错误也不能批评，不能管，这纯粹是形而上学。
一个单位有问题，领导当然有责任，但是决不可以不作分析，不问情由，把全部责任都归罪于领导。
尤其不可以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领导。
马克思主义哪有只能批评领导不能批评教育群众的道理呢！
文章说，各级干部要身体力行，要大胆管理，要赏罚严明，维护革命纪律。
在《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的文章里，痛斥了“四人帮”破坏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大搞反革命“帮”结合的罪行。
文章阐述了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的意义后，还论述了革命老干部是三结合的领导骨干，痛斥了“四人帮”咒骂革命老干部是必须踢开的“复辟势力”的谬论；
论述了解放出来的干部参加领导班子是落实党的政策，体现了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痛斥了“四人帮”诬蔑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是什么“请隐士”“举逸民”谬论。
文章还强调要按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下大力加快对青年干部的培养。
要坚持实践论，反对天才论。
参加领导班子的青年干部必须经过基层锻炼和实践锻炼。
新老干部要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关于《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的文章，批判了“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保持军队稳定的指示，疯狂反军乱军的罪恶活动，阐明了部队要稳定的重要意义。
文章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没有一个在党绝对领导下的、保持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的人民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柱石不稳，房子就会摇晃；
长城被毁，敌人就会乘虚而入。
军队稳定不稳定，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安危的重大问题。
《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一文，用十多年来军事训练三起三落的历史事实，揭露批判了林彪和“四人帮”破坏和取消我军军事训练的罪行，戳穿了“四人帮”诬蔑抓军事训练是什么“单纯军事观点”、走“白专道路”和反对干部训练、破坏院校建设的险恶用心。
文章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永远是一个战斗队，要时刻准备打仗。
在战争的情况下，我们主要是靠打仗来训练部队；
平时不打仗，部队主要是靠严格训练来学会打仗。
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军队经常要训练，否则不是军队了。
文章强调，我军的训练，要在提高无产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全面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提高战斗力。
我们搞好训练，要靠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靠军事民主和群众路线，靠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和集体智慧。
《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的文章指出，毛主席创立的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经受了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体现了伟大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是我们克敌制胜的革命法宝。
文章揭露了“四人帮”伪造毛主席所谓“改造民兵”的指示，制造种种谎言和谬论，妄图把民兵搞成一个脱离党的领导、同解放军相对立的“第二武装”，为他们篡党夺权罪恶阴谋服务的罪行，澄清了被他们搞乱了的路线是非。
《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的文章，声讨了“四人帮”破坏战备的严重罪行。
文章指出，在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的问题上，我们同“四人帮”严重分歧的实质是准备战胜敌人还是投降卖国，是坚持反侵略还是要当儿皇帝。
“四人帮”同林彪一样，推行的完全是一条适应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路线。
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走狗，是货真价实的中华民族败类。
这篇文章痛斥了“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要准备打仗的英明指示，破坏战备的罪恶行径。
文章指出，准备打仗，就不能不讲实力。
我们就是要用革命的实力对付反革命的实力。
我们强调人民战争，强调人的因素，决不意味着不要改善武器装备，不要增强技术条件。
我们在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的同时，抓装备的改善，“四人帮”就诬蔑说搞的是什么“唯武器论”。
按照“四人帮”的说教，似乎无产阶级军队的武器装备越原始越好，技术条件越落后越好。
这是多么惊人的颠倒，多么反动的逻辑！
文章说，我军广大指战员常年累月，居安思危，坚持备战，警惕地保卫着社会主义祖国，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
苏美两霸本性难移，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虎狼在前，重任在肩，我们一定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加强战备，保持警惕，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随时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现在，部队各级党委正在组织广大干部战士学习、讨论《解放军报》的十篇文章，进一步理解、贯彻华主席、叶副主席的重要指示，并紧密联系实际，深揭深批“四人帮”，进一步澄清被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
各部队干部战士焕发了革命积极性，部队建设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福建工业战线创历史最好水平
地处我国海防前哨的福建省，全省工业战线胜利地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计划，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点八，创造了历史上同时期的最好水平。
六十一种主要产品中，半数以上的产品产量和质量都比去年同期提高，原材料、燃料的消耗和生产成本也比去年同期有所降低。
（据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共产党员应成为学习的模范
陕西省理论研究室
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的第1项，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搞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
这是关系到共产党员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
因此，党章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第1条。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成为学习的模范。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指出：
“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
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我党和我国人民，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反对形形色色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党的灵魂，是制定党的路线和各项政策的依据，也是每个共产党员行动的准则。
毛主席一贯重视全党的理论学习问题。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向全党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强调共产党员“应成为学习的模范”。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主席多次指示要加强全党的思想理论工作，指出：
“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
“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针对林彪一伙的反党阴谋，毛主席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再一次强调“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共产党员无微不至的关怀。
这是因为认真看书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是我们党战胜历次机会主义路线最宝贵的经验，是确保我们党和国家永不改变颜色的一项伟大战略措施。
党内一切机会主义的头子，为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疯狂反对广大党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刘少奇、林彪是这样，“四人帮”比起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人帮”对毛主席的各项指示，都竭力封锁、歪曲、篡改；
对毛主席的每一个战略部署，都肆意干扰、破坏。
“四人帮”一伙胡说什么，马克思“没有留下什么”，“也可以批判”。
张春桥甚至恶毒攻击说，列宁只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所谓“全面专政”，影射攻击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还诬蔑毛主席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已经“过时”，说什么“重读了毛选四卷，对今天各阶级的情况不甚了了”。
“四人帮”的余党吹捧所谓“张春桥思想”，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4个里程碑”。
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要篡改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妄图用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帮思想”腐蚀广大共产党员，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目的。
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党内机会主义头子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惯用手法。
林彪反党集团“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
“四人帮”反党集团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大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大搞复辟，他们都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都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就是批判和战胜修正主义的锋利“刀子”。
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们就能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
什么是加强党的领导，什么是削弱或取消党的领导，从而不断提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抵制和识别那种戴着红帽子、藏着黑心肝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永远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干部和共产党员是带领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骨干。
但是，党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经常会接触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党员如果不努力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仅起不到先进分子的作用，还有可能被资产阶级物质的和精神的糖衣炮弹所打中，甚至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毛主席说：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
每个党员只有坚持看书学习，不断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才能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完成党交给自己的各项战斗任务。
学习革命理论是长期的战斗任务。
革命一辈子，就要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
要象敬爱的周总理指示的那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这就一定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
毛主席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
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
学习要紧密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当前特别要紧密结合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实际。
要以学习指导斗争，用斗争促进学习。
这样，才能真正把理论学懂弄通，把“四人帮”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揭深批透，达到分清路线是非，提高思想，改进工作的目的。
学习也是一种艰苦的劳动。
“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
要养成学习的习惯，把业余时间主要用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用在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知识上，努力使自己做到又红又专。
要学习铁人王进喜同志“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学习雷锋同志抓紧时间学习的“钉子精神”，深入研究，务求甚解。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
“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英明领袖华主席向全党发出号召：
“在斗争和工作中，我们要认真研读《毛泽东选集》第5卷，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把我们在思想上更好地武装起来。”
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响应华主席的号召，迅速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当前特别要认真学好《毛泽东选集》第5卷。
大家都来争当学习的模范，把我们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
坚持天天学
解放军成都部队某部红二连四班门口，有块干干净净的石头，它是共产党员、藏族战士觉美同志每天收工以后坚持看书学习的“专座”。
觉美是翻身农奴的儿子。
自从入伍以来，他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坚持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
到今年04月初，他已经通读了《毛泽东选集》（藏文版）一至四卷和部分马列著作，写了学习心得笔记二百多篇。
觉美注意继承和发扬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深入揭批“四人帮”密切结合起来，处处起到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今年03月，他荣获了三等功。
现在，觉美同志正在刻苦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
由于前段时间《毛泽东选集》第5卷藏文版还没有发行，觉美读汉文有不少字不认识，他就虚心向同志们请教，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学，学一点记下一点。
他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受到同志们的高度赞扬。
本报通讯员
坚持“群言堂”
一次，湖南省湘阴县长康公社党委讨论水利建设问题，决定在一个名叫峡山的地方修建一座水库，以解决联合、金龙等几个大队的水利问题。
多数同志认为，这几个大队地势较高，要从根本上解决水利问题，必须修建一座中型水库。
少数同志认为，修中型水库，移民多，任务大，一年难以完工，主张建座小型水库。
党委书记徐树林是赞成第1种意见的，只要他一表态，问题就解决了。
可是，徐树林想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生活。
自己应该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实际行动批判“四人帮”的罪行。
因此，他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让大家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然后再开会讨论。
会后，党委成员立即分头下去，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
通过调查了解，大家心里都有了底。
在第2次党委会研究这个问题时，很快就统一了认识，作出了修建中型水库的决议。
由于这个决议反映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要求，全公社迅速调集了六千名劳动力，奋战三十五天，就顺利地把水库建成了。
每当谈起这件事时，党委成员都说：
徐树林是搞“群言堂”的好“班长”。
本报通讯员
思想斗争必须中肯
——学习《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一点体会
陆岩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
“历来的经验说明一条：
思想斗争必须中肯。”
何谓中肯？
毛主席指出：
“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要思想交锋。
好比打仗，你一刀杀来，我一刀杀去，两把刀子要打中，这叫交锋。”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中肯，就是打中，就是交锋。
“思想上交锋了，有明确性了，有彻底性了。
这个办法，首先一个好处是帮助大多数同志把问题弄清楚，再一个好处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
毛主席用精辟的语言，高度概括了思想斗争必须中肯的意义。
对于人家的错误，采取一矛一盾，一来一去，进行交锋，打到点子上，才能找到毛病的症结所在，搞清问题的性质，进而对症下药，帮助他改正错误。
好比一个人发了阑尾炎，你用刀子割掉了阑尾，这个人就得救了。
如果思想不交锋，不讲原则，不尖锐地指出问题所在，没有明确性，没有彻底性，犯错误的同志就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受不到教育，也就不能改正错误。
毛主席历来重视引导全党开展中肯的思想斗争。
早在1929年，毛主席就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批评了“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的倾向，提出了党内思想斗争必须“政治化，科学化”，也就是要中肯的要求。
在延安整风中，毛主席要求全党“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955年，毛主席总结了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经验，强调对错误思想“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批评要尖锐”。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思想，认真开展了党内思想交锋，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了犯错误的原因、危害、根源和改正的方法，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使我们党不断地发展壮大，从而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但是，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如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却极力歪曲和破坏党内思想斗争。
他们或者根本否认和取消党内思想斗争，向资产阶级思想屈膝投降；
或者肆意歪曲党内思想斗争的性质，在党内大搞惩办主义。
“四人帮”集一切机会主义分子之大成，歪曲和破坏党内思想斗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他们把帮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大搞以帮划线，残酷打击和迫害反对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
他们无中生有，捏造罪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人往死里整，完全是法西斯专政。
可是，只要是他们一帮一派的，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是什么错误，他们都竭力加以保护，甚至加以提拔和重用。
“四人帮”这样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疯狂地破坏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其罪恶目的是为了搞垮我们党，以便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彻底肃清“四人帮”破坏党内思想斗争的流毒和影响，恢复党内思想斗争必须中肯的传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几年来，由于“四人帮”的唆使和毒害，有些人犯了严重错误，陷得很深。
对这些人的错误，一定不能姑息、迁就，必须站在党性和党的原则立场上，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
“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
但是，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允许人家继续革命。
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帮助他们弄清错误的内容、危害、原因和改正的方法，迅速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这样，就能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调动一切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不肯改悔的死党，把揭批“四人帮”这场斗争搞深、搞透、搞彻底。
“我们的好辅导员”
江苏省盐城县青墩公社党委副书记吴长裕，在青墩大队蹲点已经六年了。
六年来，他坚持刻苦读书，并且十分关心大队干部和群众的学习。
大队召开的学习会、讨论会、学习经验交流会，凡是他有可能参加的，他都参加，并且作学习辅导。
今年夏季的一天，吴长裕在公社开会。
当他听到晚上青墩大队要召开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讨论会的消息时，就决定赶回大队。
会议一结束，他连夜赶了八里多路，来到大队和大家一起学习。
在学习讨论毛主席关于反右派斗争的论述时，他发现有些同志对“四人帮”为什么是比右派还要右的极右派这个问题理解得不够深刻，就给大家作辅导，讲述自己的学习体会，特别分析了“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使同志们对“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的真面目，加深了认识。
本报通讯员
有意见在会上提
一次，解放军某部一连组织插秧劳动，一排晚到了十多分钟。
负责生产的副连长何准成很恼火，不问原因，就批评代理排长付照友，说他作风稀稀拉拉，松松垮垮，太不象话。
当时，付照友虽然很委屈，但为了不耽误插秧劳动，没有吭声。
原来，连队出工前，团部临时交给连队一项卸车的任务，付照友带领全排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项任务后，才急忙赶来。
何副连长一走，三班长祝日发气鼓鼓地说：
“不作调查就乱批评人，才真正不象话！”
付照友对副连长的工作方法简单也有意见，但在听了三班长的议论后，他想起毛主席的教导，认识到不应该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而要积极地向组织建议。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光明磊落，对干部有意见，不要背后乱说，犯自由主义。
于是，付照友对三班长说：
“一个干部，在工作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是难免的，有意见要在会议上提，如果背后议论，达不到帮助同志的目的，又不利于团结，也不符合党的组织生活原则。”
在一次会上，付照友向何副连长说明了插秧迟到的经过，并诚恳地指出何副连长工作不深入、工作方法简单的缺点。
何副连长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改进了工作作风。
祝日发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本报通讯员
知难而进，奋发读书
沈阳市韧铁一厂共产党员于连成，是个只念过三年书的老工人。
近几年来，他知难而进，奋发读书，不论工作多忙，时间多紧，每天都要坚持学习。
现在，他已经通读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并联系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认真学习了十几篇重点文章。
一天晚上，他结合批判“四人帮”诬蔑工人阶级大干社会主义是“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反动谬论，认真学习《你们是全民族的模范人物》这篇光辉著作。
他把毛主席对劳动模范的高度赞扬和“四人帮”对模范人物的恶毒诬蔑反复进行对照。
孩子看他反复琢磨，很费脑筋，劝他别学了。
于师傅想起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联想“四人帮”妄图搞垮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心里升起了万丈怒火。
他对孩子说：
“为了保住社会主义的江山，天大的困难也要闯过去！”
说完，他用凉水洗了一把脸，又以顽强的毅力继续学习。
认真刻苦的学习，使于师傅的理论水平和批判修正主义的能力不断提高，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他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本报通讯员
外事往来
王炳南会见并宴请日本出版印刷代表团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07月18日晚上会见并宴请以下中邦彦为团长、白土吾夫为秘书长的日本出版印刷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宴请的有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负责人王匡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林林、孙平化、陈原、陈大远等。
日本出版印刷代表团在华期间，访问了北京、哈尔滨、大庆、沈阳、鞍山等地，并将在近日离京回国。
张香山会见并宴请日本大阪三家民间广播电视友好访华团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18日晚上会见并宴请以《每日广播公司》副社长坂田胜男为团长、《朝日广播公司》副社长福田保朝和《读卖电视》专务董事芝村源喜为副团长、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事务局副局长村冈久平为秘书长的日本大阪三家民间广播电视友好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李连庆、北京电视台副台长孟启宇、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王珍等。
日本朋友是应中央广播事业局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18日到达北京的。
莫桑比克政府贸易代表团离京回国
由莫桑比克工商部外贸总局研究室主任卡塔瓦拉率领的莫桑比克政府贸易代表团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后，07月18日离开北京回国。
代表团在华期间，与我有关进出口公司洽谈了业务，访问了上海，参观了工厂和人民公社。
外贸部副部长陈洁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越南民族乐团离南宁回国
以越南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陈文献为团长，李商、陈贵为副团长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族乐团结束了对中国的友好访问演出，07月18日中午乘飞机离开南宁回国。
对外友协广西分会负责人江景河和文艺界代表到机场热烈欢送。
越南民族乐团是14日由广州到达南宁的。
当晚，对外友协广西分会举行了欢迎招待会。
自治区党委第2书记、区革委会副主任刘重桂，自治区党委书记、区革委会副主任覃应机，自治区党委书记赵茂勋等分别观看了越南艺术家的演出。
（新华社）
方毅副院长会见林慰桢夫妇及其女儿
新华社1977年07月18日讯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今天晚上会见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教授林慰桢和他的夫人刘树璋以及女儿林东宁，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他们是应邀于去年08月04日前来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和福建师范大学与我科学工作者共同进行科学实验研究、教学工作的。
会见以后，方毅副院长设宴招待了林慰桢夫妇和林东宁。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有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刘华清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科学工作者王应睐、朱永行、冯因复等。
耿飚同志会见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代表团
新华社1977年07月18日讯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今天下午会见了以政治局委员、对外书记西·彼德森为团长的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以后，耿飚同志设宴招待荷兰同志。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冯铉，中联部有关方面负责同志朱达成、邢竹芳、朱世纶，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代表团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07月07日到达北京。
他们曾到上海进行访问。
代表团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阿齐姆大使举行招待会
庆祝阿富汗共和国日
新华社1977年07月18日讯阿富汗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雅辛·阿齐姆今天举行招待会，庆祝阿富汗共和国日。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
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韩念龙，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外经部副部长程飞，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何正文，农林部副部长郝中士，水电部副部长张季农，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国家体委负责人李青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运北。
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马科斯小姐率代表团离广州回国
据新华社广州1977年07月18日电埃米·马科斯小姐率领的菲律宾青年社团联合会领导人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为期一个月的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离开广州回国。
代表团将要离开中国时，埃米·马科斯小姐向新华社记者说，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中国青年对于继续革命的信念极不寻常，他们非常乐观，充满希望，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几代人将会取得伟大的成就。”
她表示，菲中两国青年今后要加强往来，互相学习，不断增进友谊。
代表团是17日上午由长沙乘火车到达广州的。
当晚，代表团出席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广东省分会举行的招待会。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坚真、对外友协广东省分会会长王阑西以及当地各界青年代表出席招待会。
招待会自始至终充满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菲律宾青年朋友在广州参观了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并同当地各界青年代表举行了座谈会。
菲律宾青年朋友抵离广州时，王阑西会长以及数十名青少年到车站和机场热烈迎送。
“驼峰”溜放速度半自动控制新技术
在上海铁路分局南翔编组站试验成功
新华社上海电
列车“驼峰”溜放速度半自动控制新技术，在上海铁路分局南翔编组站试验成功。
最近，铁道部等有关部门在南翔编组站召开了现场会，进行了鉴定，认为这项新技术在保证作业安全、提高列车编解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延长钢轨和车轮使用寿命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效果，值得推广。
货物列车到达一定的中转站以后，都要经编组站进行解体，然后按去向编组、挂接，重新组成列车开出。
列车编组，是关系到线路畅通与否、运输效率高低的重要环节，被称为铁路的“咽喉”。
在列车编组过程中，解体后的车辆沿着“驼峰”（即斜坡）溜放到一定的地段时，为避免撞车事故，需要采取措施使车辆缓行。
过去主要采取两种方法：
一是人在货车上转动制动阀进行减速；
另一种是人随运行的车辆奔跑，在铁轨上安放若干个“止轮器”（即“铁鞋”）来减速。
这两种方法都存在劳动强度高、工作效率低的缺点，而且不安全。
现在采用“驼峰”溜放速度半自动控制新技术后，当车辆沿着“驼峰”滑行时，值班员只要在操纵室里按动电纽，车辆就会自动地按照应去的股道，以适当的速度运行，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与其他车辆连挂。
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进入第2天
新华社1977年07月18日讯
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第1阶段分组预赛今天进入第2天。
第3组的埃塞俄比亚队同香港队今晚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交锋，比赛结果，香港以五比○取胜。
香港队是一支国际比赛经验较丰富的球队。
队员动作灵巧、细腻，控球能力强，互相配合好。
埃塞俄比亚队大部分是年轻选手，刚从全国“革命杯”比赛中选拔出来，队员身体素质好，很有突破能力。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团长约翰尼斯·阿斯拉特到达北京后对记者说：
“向朋友们学习，相互交流经验，是我们参加这次邀请赛的共同目的。”
在今晚的比赛中，双方都采取全攻全守的战术。
战幕一拉开，双方就展开激烈争夺。
开场四分钟时，香港队中场得球后把球快速推进到埃队禁区右侧，埃队守门员跑出奋力扑救，在禁区线外触球犯规。
香港队十八号队员施建熙主罚，一脚将球踢到门区左侧，九号队员蔡育瑜迅速接应，果断射门，首开纪录。
接着，香港队连续发动攻势，又攻进一球。
比赛进行到三十七分钟，香港队十二号队员郭家明从右翼将球吊到对方门前，八号队员张嘉平一个鱼跃，把快要落地的球顶进球门。
这一精彩动作，博得全场三万多名观众的热烈掌声。
下半场，埃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毫不气馁，积极进攻，开场后不到十分钟就射门六次，给香港队很大威胁。
特别是全队最年轻的八号队员格布鲁·维·阿马努埃尔，技术比较全面，多次带球突破射门。
但是，由于埃队全场配合较差，后卫防守薄弱，终于以○比五失利。
参加第2组的摩洛哥队、日本队、中国青年队和参加第4组的墨西哥队、扎伊尔队、中国一队，今天上午已乘飞机去上海，他们将从明天起在上海开始比赛。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
民主柬埔寨工人发展生产支援国家建设
医务工作者和各地合作社农民积极消灭疟疾提高健康水平
新华社1977年07月18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报道，民主柬埔寨工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努力克服困难，积极发展生产，支援国家建设。
全国解放以后，柬埔寨工人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下，迅速修复在战争中遭受破坏的工厂，并扩建和新建了一批厂房。
大批工农子弟进入工厂，他们努力学习，勇于创新。
金边旋床厂在朗诺卖国集团失败的时候，机器百分之四十遭到破坏。
解放后，工人们迅速修复机器和设备，使这个工厂很快投入生产。
为了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这个厂的工人最近成功地生产了大、中、小型脱谷机，从而改变了必须从外国进口脱谷机的状况。
金边炼铁厂的工人们勇于革新，把旧机器改制成现在急需的机器，使生产迅速发展。
这个厂的工人们还制造了各种农业机械和新式农具，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而且为全国各地合作社手工作坊的农具生产提供了样品。
马德望市纺织厂的工人们就地取材，成功地革新了织布机。
工人们还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现在这个厂的工人比解放前减少了一半，但是每天生产布匹一万八千米，比解放前增加了许多。
金边碾米厂在朗诺卖国集团垮台时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被破坏。
解放后，工人们努力学习技术，克服各种困难，到今年05月05日，全部修复了这个厂的机器。
柬埔寨工人们还进行技术革新，使原有的外国机器能够利用本国原料，促进生产迅速发展。
新华社1977年07月11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民主柬埔寨医务工作者和各地合作社农民积极消灭疟疾，取得显著成绩。
解放前，广大柬埔寨劳动人民不仅衣食无着，而且还受着各种疾病特别是疟疾的折磨。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柬埔寨革命组织十分重视消灭疟疾的工作。
从首都到地方的各级医疗单位都专门设立了防止疟疾的机构。
城乡广大医务工作者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下，制定了防治疟疾的计划。
他们采取各种措施，分析研究各种类型的疟原虫，研制各种防治药品，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从而使疟疾患者日益减少。
与此同时，柬埔寨革命组织还分批派遣医务工作者奔赴各地农村，协助合作社农民搞好预防疟疾的工作。
广大合作社农民自觉地保持家庭和集体场所的卫生，以减少疟疾的发病率。
在柬埔寨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合作社农民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柬埔寨的疟疾已大大减少。
他们决心团结一致，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彻底消灭这一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
（附图片）
民主柬埔寨贡布省布格雷丁水泥厂积极生产水泥，支援国家建设。
新华社记者摄
墨西哥试制新型心电向量描记器
墨西哥首都自治大学的技术人员不久前试制一部现代化的心电向量描记器。
这部仪器可以在几分钟内测出心脏的变化，而传统的心电图描记器则需要十五至二十分钟。
这部仪器是由一架电视接收机、记录设备和一个小的金属联接网组成。
机器开动后，心脏运动的指示迹象立即反映在电视机荧光屏上，并同时记录下来。
据有关的技术人员指出，这部仪器除缩短探测心脏病变的时间外，还有操作简便和提供更多有关心脏状态的资料的优点。
朝鲜种植和采集草药取得可喜成果
朝鲜医药卫生工作者和合作农场积极开展群众性种植和采集草药的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朝鲜各地医药管理部门积极开展利用草药工作，发展民族的传统医学。
这些部门经常派工作人员深入到卫生保健工作部门、合作农场和青少年学生中，广泛宣传种植和使用草药的意义以及管理方法，鼓励各单位和人民群众收集和使用草药。
许多医院不仅建立了草药种植和采集基地，而且设立了制药科学研究机构。
许多合作农场已把草药的种植纳入生产计划。
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朝鲜药材生产的发展。
去年全国植物性药材生产超额百分之五完成了计划，并培植了几十种珍贵药材。
毛主席生平照片展览在委内瑞拉首都开幕
中国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道路胜利前进
新华社加拉加斯1977年07月17日电
由委内瑞拉华侨总会举办的毛泽东主席生平照片展览07月17日下午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开幕。
委内瑞拉华侨总会领导委员会成员郑炎松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
“今天，我们的祖国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们海外华侨和爱国同胞能够享有尊严和受人尊敬，这是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
他说：
“虽然毛主席去年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还在。
毛主席培养了千百万革命接班人，选定了华国锋主席为他的继承人。
我们相信，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祖国将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道路向着更光辉的未来前进。”
委中友好协会主席维克托·奥乔亚在开幕式上说：
“今天，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大国，是第3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不仅坚定不移地反对美帝国主义，而且坚定不移地反对已经成为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维克托·奥乔亚赞扬中共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并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
他说：
在英明领袖华国锋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将继续完成毛主席未竟的事业。
目前，已经举行了学大庆和学大寨的会议。
学习大庆和大寨意味着走毛主席确定的道路，意味着中国将不改变颜色，永远保持红色，并且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发展国民经济。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凌青出席了开幕仪式。
他在讲话中介绍了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在中国出现的大好形势。
他说，旅委华侨应该进一步团结起来，并加强他们同委内瑞拉人民的团结，为增进中委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新的贡献。
委内瑞拉华侨总会主席邝锦源也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其他委内瑞拉朋友、来自委内瑞拉内地的华侨以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其他官员。
洋溢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气氛
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会在札幌隆重开幕
新华社东京1977年07月1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会07月17日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隆重开幕。
在洋溢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气氛的开幕式上，中国展览团团长肖方洲首先讲话。
他说：
这次展览会是我国首次在日本北海道举行的大型展览会，它介绍了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
他说，“我国人民热烈响应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满怀信心地为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肖方洲说：
“发展中日友好和贸易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应当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早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他还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维护国家主权、收复北方领土的正义斗争。
北海道中国展协力会会长今井道雄在讲话中说，今年是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五周年。
正当这个时候在北海道首次举办中国展览会，将使迄今培育起来的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开幕式上宣读了日本通商产业大臣田中龙夫的贺词。
北海道知事堂垣内尚宏和札幌市市长板垣武四也在开幕式上致了词。
中国展览会友好访日代表团团长王耀庭，中国展览团团长肖方洲，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临时代办肖向前等主持了开幕式。
北海道中国展协力会副总裁西田信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日中友协（正统）中央总部会长黑田寿男、日中经济协会顾问冈崎嘉平太、社会党国会议员冈田春夫、公明党国会议员宫崎正义、北九州市长谷伍平以及各界友好人士一千多人出席了开幕式。
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北海道本部负责人和东京华侨总会、札幌华侨总会负责人也出席了开幕式。
展览会开幕前夕，有一千多人参加了北海道中国展协力会在札幌市举行的酒会，热烈庆祝中国展览会开幕。
正在北海道地区作访华汇报演出的日本新制作座剧团的朋友们在酒会上演唱了中日两国的歌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会预定在札幌展出二十二天，然后到北九州市继续展出。
（附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会07月17日在日本北海道札幌隆重开幕。
图为开幕式盛况。
新华社稿
（传真照片）
突尼斯重视阿拉伯医学
据突尼斯《时代报》报道，突尼斯医学院最近在讲授医学史课中第1次使用阿拉伯语和讲解阿拉伯医学史。
这一创举受到突尼斯学生们和舆论的热烈欢迎。
突尼斯医学院一位教授用“伊斯兰教建立以前时期的阿拉伯医学”作为这门课程的第1课。
以后还将继续讲解“阿拉伯西方的医学和外科学”、“阿拉伯—伊斯兰东方医学的最高成就”和“阿拉伯药理学”。
突尼斯医学院还开设了关于希腊、埃及和中国医学的课程。
缅甸恢复和发展民族医学
近年来，缅甸政府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民族医学取得了显著成绩。
缅甸民族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蒲甘王朝（公元一○四四——一二八七年）时期，就有了关于缅甸民族医学的记载。
在后来的阿瓦王朝和贡榜王朝时期，缅医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过不少缅医著作。
但在外国殖民者统治时期，缅医遭到严重摧残，一度濒于灭绝。
为恢复和发展缅医，近年来缅甸成立了缅医协会，并在全国进行缅医登记。
目前全国已有五千多名注册医生。
缅甸政府还开设缅医诊所，不断举办缅医训练班和进修班。
一九六九和1972年曾两次召开全国缅医经验交流会。
1976年初，缅甸成立了第1所缅医学院。
同年10月，附属于它的一所缅医院落成。
目前，缅医学院已招收了两批学员，校园里种植的供教学用的各种药材正在茁壮成长。
在积极培养缅医医生的同时，缅甸政府还努力用国产原料代替进口原料制造西药。
最近，缅甸制药厂成功地利用国产原料制成三十余种西药。
这些药品用于治疗外科、内科、五官科的疾病，疗效与用进口原料制成的药品相同。
这不仅为国家节省了外汇，而且还解决了由于不能及时得到原料而影响生产的困难。
据报道，缅甸直迈一家医院已用本国材料试制成医用假脚。
这种假脚灵活、舒适，很受患者欢迎，而且造价仅为进口假脚的六分之一。
老挝用针灸为群众治病
老挝一些医院用针灸为群众治病，疗效良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万象市马哈索医院从去年02月份开始增设针灸科，到去年年底，用针灸治疗了六千七百多人次。
今年第1季度，这家医院用针灸治疗病人五千一百多人次。
目前，马哈索医院的针灸科已从治疗腰痛、关节炎等病症发展到治疗神经衰弱、高血压、牙痛、遗尿、面神经麻痹而引起的歪嘴或斜眼、哮喘、肠胃病、鼻炎、癫痫、结膜炎、后天性聋哑和半身不遂等十多种病症，效果良好。
现在，这家医院正在加紧筹备举办针灸训练班，学员受训半年后将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医院去工作。
从1976年年初以来，万象市其他两所医院，以及万象省和占巴塞省的两所医院也先后设立了针灸科，治愈了许多病人。
（附图片）
老挝医务工作者在为少数民族患者治病。
新华社记者摄
马来西亚为病人进行心脏瓣膜更换手术
马来亚大学医院的马籍医生和医护人员，为一位四十岁的妇女进行了心脏瓣膜更换手术，获得成功。
这是马来西亚医务工作者第1次进行这样复杂的心脏手术。
据报道，马来西亚医务工作者近年来在心脏外科手术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这次手术之前，这家医院在近半年内，还成功地进行了二十四次开心手术，六十三次闭心手术。
（本栏消息均系新华社稿）
一部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宪法
——评苏联新宪法草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大批判组
苏联新宪法草案公布以后，苏修叛徒集团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大言不惭地自卖自夸。
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马，在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中，给苏修新宪法冠以“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宪法”的称号，并吹嘘它是苏联“政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甚至是对全世界“作出的又一历史性贡献”。
既然勃列日涅夫提出了苏联新宪法的性质、它在苏联历史上的地位等问题，我们就来把这些问题分析一下，看看苏联新宪法树的是一块什么样的“碑”。
“继承”还是背叛？
勃列日涅夫在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什么，宪法草案“坚持了继承性的基础”。
苏联新宪法草案也声称它“继承1918年苏俄宪法、1924年苏联宪法和1936年苏联宪法的思想和原则”。
勃列日涅夫集团故意把新宪法跟列宁、斯大林主持制定的苏联宪法生拉硬扯到一起，以便真伪杂糅，掩盖新宪法的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实质。
但是，鱼目岂能混珠？
1918年苏俄宪法是在列宁领导下制定的人类历史上第1部社会主义宪法。
它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这两条根本原则。
它明确规定国家政权和宪法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城乡无产阶级和贫农的专政”，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
同时，它还宣布“不劳动者不得食”等社会主义原则。
斯大林领导制定的1924年苏联宪法和1936年苏联宪法，也都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原则。
1924年苏联宪法规定，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彻底消灭民族压迫，建立起相互信任的环境而奠定各族人民友爱合作的基础。
1936年苏联宪法规定，由于推翻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并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是苏联的政治基础。
勃列日涅夫炮制的新宪法跟苏联前三部宪法有天壤之别。
勃列日涅夫供认不讳，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原则性的巨大变化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这句话作一个注解，就是：
苏联国内实现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新宪法就是为了在法律上把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固定下来，使其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的一整套路线，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
同时进一步消除斯大林的影响，给宪法打上勃列日涅夫的印记，为勃列日涅夫树碑立传。
勃列日涅夫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疯狂地攻击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是“黑暗”的年代，以此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勃列日涅夫集团声称新宪法草案继承了苏联前三部宪法的“思想和原则”，岂不是弥天大谎！
如果说有什么“继承性”的话，苏联新宪法倒是实实在在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宪法的原则。
资产阶级宪法标榜“主权在民”、“自由”和“平等”，以掩盖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实质，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随着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政治上日趋法西斯化，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性就日益显著。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
“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7页）勃列日涅夫一伙抛出的新宪法草案，打着社会主义招牌，为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内外政策服务，其实质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完全一样，是一部欺骗和压迫苏联人民的宪法。
“全民国家”实为“残民国家”
新宪法草案的反动性和虚伪性最集中地表现在它公然宣称：
“苏维埃国家已经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它已成为全民的国家。”
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指示，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个真理承认”，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7页）所谓“全民国家”的“理论”，是公然抹杀马列主义无可争辩的真理，歪曲、篡改和背叛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同时也是对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粉饰之词。
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保留“全民国家”，这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公式，一贯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奉为至宝，现在勃列日涅夫又明目张胆地把它塞进了新宪法草案中。
这一公式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专政，苏修叛徒集团是坚决反对的；
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则是他们的命根子，万万放弃不得的。
在“全民国家”的幌子下，他们拚命强化这一反动的国家机器，并使其全面法西斯化。
苏联不仅拥有庞大的正规军，而且还继续加强现代化的“内卫部队”，镇压敢于反抗的苏联人民。
他们扩大“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这一特务机构，其成员达数十万人，在国内外为非作歹，到处横行。
与特务机构相配合，他们特别加强警察机构，扩大了民警局的权限，增加了警察人数，配备了最新式的侦讯器材、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和监视装置。
他们还设立了许多监狱、集中营和“精神病院”，建立了各式各样的辅助性法西斯组织，把魔爪伸向每个机关、工厂、企业、农庄、学校。
此外，他们还以“加强法制”为名，炮制了名目繁多的法西斯立法，等等。
他们把反革命暴力强化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决不是为了什么“各社会阶层和居民集团的利益”和“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而是对苏联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简直是“残民以逞”。
毛主席指出：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这是对苏修“全民国家”的最深刻最本质的揭露和批判。
用“全民国家”来掩盖其政权的反动阶级实质，并非自苏修叛徒集团始。
资产阶级为了欺骗人民群众，从来就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叫做“全民国家”或“全民政权的国家”。
甚至希特勒也诡称他的法西斯国家“没有阶级”，是“人民的国家”。
苏修叛徒集团标榜“全民国家”，不过是拾了资产阶级和希特勒的唾余，继承了他们的衣钵。
新宪法草案还宣称苏联共产党是“全体人民的先锋队”，把“全民党”的黑货塞进了宪法。
列宁在谈到俄共（布）的性质时指出：
“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7页）苏修叛徒集团竟公然叫嚷什么苏联共产党是超阶级的、全民的先锋队，这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明目张胆的篡改和背叛。
他们所谓的“全民党”，只不过是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实质上是法西斯党。
新宪法草案宣称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增强了”，这正是苏修叛徒集团适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竭力加强其法西斯控制的自供状。
苏修一面宣布他们消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建成了“全民国家”，一面又强调增强作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党的作用，他们就是这样自己揭穿自己，自己打了自己耳光。
有名无实的公民“权利”和“自由”
从形式上看，在新宪法草案中也写进了苏联公民的种种权利和自由，但是，这不过是官样文章，是极端虚伪的。
它一方面标榜公民享有“全部社会经济、政治与个人权利和自由”，同时，又宣布“公民行使权利与自由不得损害社会与国家利益以及其他公民的权利”。
这种规定，也不过是抄袭早已被马克思批判得体无完肤的资产阶级货色。
马克思在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在宪法中标榜自由的虚伪性时，指出：
“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5页）把资产阶级宪法同新宪法草案作一比较，看，一个是“公共安全”，一个是“社会的和国家的利益”；
一个是“他人的同等权利”，一个是“其他公民的权利”，真是如出一辙！
其险恶用心，就是“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6页）所谓不得“损害社会与国家的利益以及其他公民的权利”，说穿了，就是不得损害苏修叛徒集团所代表的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权利。
长期以来，苏修叛徒集团正是以危害社会和国家利益等罪名，对敢于反抗其法西斯统治的苏联人民进行疯狂镇压。
新宪法草案的虚伪性还表现在，它打着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招牌，来掩盖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
苏修叛徒集团自篡夺党政大权后，即把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把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以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代表的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了全国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并凭借高度集中的垄断资本，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剥削，任意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
活生生的现实，戳穿了新宪法草案标榜的“任何人无权利用社会主义所有制来达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的谎言。
“和平”幌子掩盖疯狂备战
新宪法草案的虚伪性还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外关系这一章中。
该章煞有介事大唱“和平”高调，宣称“和平共处”、“加强各国人民的安全”、“国际合作”、“支持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等等是苏联的对外政策。
勃列日涅夫在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还厚着脸皮说什么“在自己的旗帜上永远写上‘和平’这个词”。
但是，“和平”的旗帜不过是一个幌子。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大搞侵略扩张，疯狂地进行扩军备战，近年来的军费开支扶摇直上，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占百分之二十）和在国家预算支出中的比重（占百分之三十五）已经远远超过了战前希特勒德国和目前美国的水平。
苏修叛徒集团把扩军备战作为基本国策，苏联武装部队的总数已经激增到四百八十万人。
勃列日涅夫企图在新宪法草案中用“和平”的词句来掩饰他们正在准备发动侵略战争，这只能是欲盖弥彰。
值得注意的是，新宪法草案打出“保卫祖国”的旗号，强调这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全民的事业”，并规定军队“经常保持战斗准备”，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新沙皇妄图以武力实现其争霸世界的野心。
列宁指出，社会沙文主义者“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来粉饰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3页）当年的老沙皇，就曾用“保卫祖国”的口号，驱使国内人民为他们的侵略扩张效力卖命。
今日的勃列日涅夫一伙又故伎重演，故意抹煞“祖国”这个概念的阶级内容，公然把侵略别国说成是“保卫祖国”，甚至叫嚷什么俄罗斯民族是“主导民族”，应当在全世界承当“解放者”的使命。
新宪法草案的上述规定，进一步暴露了苏修叛徒集团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的丑恶嘴脸，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高度警惕。
勃列日涅夫集团炮制的苏联新宪法，就是这样的一部欺骗和压迫苏联人民的宪法，它在苏联历史上树立的是一块彻底背叛马列主义的黑碑。
可一不可再
在埃苏外长会谈中，苏修一方面坚持拒绝执行以前签订的向埃及提供武器的合同，另一方面要求埃及重新缔结一项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真是既无理又无礼。
过去签订的合同可以不履行，一点信义也不讲，这说明一切条约、协定、合同对苏修来说都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他们随时可以撕毁；
再缔结什么“友好合作条约”，还不是形同废纸？
已经吃够了苏修苦头的埃及断然加以拒绝，这是理所当然的。
谁会把砸开了的枷锁重新往自己的脖子上套呢？
联合起来维护海洋权益反对苏美海洋霸权主义
一些第3世界和第2世界国家代表评本期海洋法会议
新华社联合国1977年07月17日电
出席第3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6期会议的一些第3世界国家和第2世界国家的代表，在向新华社记者评价本期会议时，谴责和抨击了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主义立场，并且表示了广大沿海国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为维护海洋权益而共同斗争的决心。
一些第3世界国家的代表指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顽固坚持海洋霸权主义的立场，是本期会议未能在若干重大问题上达成发展中国家可以接受的协议的根本原因。
坦桑尼亚代表团副团长耶拉指出，制订新海洋法公约的主要障碍在于海洋大国，它们看来决心要使任何可能影响它们的特权地位的努力归于失败。
它们采取种种阴谋手段，实行讹诈、威胁利诱、在发展中国家间挑拨离间和在程序问题上大做文章，企图把会议搅乱而缔结一项能使它们的非法活动合法化的公约。
厄瓜多尔代表团团长路易斯·巴伦西亚·罗德里格斯说：
“只要大国仍然保持它们的极端的立场，只要它们还企图统治海洋而无视其它国家的权利，最近的将来就不可能设想会有一项公约。”
尼泊尔代表团团长赛·库·乌帕德亚亚说，在本期会议上，发展中国家表明它们愿意在合理和公正的条件下就有关海洋法公约的各种问题达成协议。
但是，少数海洋大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拒绝作出合乎情理的响应。
他说：
“只有海洋强国承认国际海底是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这一原则并把它写入新海洋法公约，才能使会议就国际海底开发制度进行的会谈继续下去。”
毛里求斯代表团代理团长阿·加扬在指责一些大国顽固坚持它们的无理的立场时说：
“这些强国横蛮企求的是，使发展中国家不能完全地控制它们的专属经济区。
它们顽固地主张专属经济区应该是公海的一部分，这是发展中国家不能接受的。”
这些国家以及南斯拉夫、巴基斯坦、印度、巴西等国的代表强调指出，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和坚持原则，对于保卫它们的海洋权益和制订新的海洋法公约具有重大的意义。
坦桑尼亚的耶拉指出，“团结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进行谈判的最有效的武器。”
他说，发展中国家必须经常记住，只有在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才有力量去有效地维护它们的权利。
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兹温科·佩利希奇说，发展中国家在关键问题上坚持团结一致，“产生了效果并使它们相互了解”。
他指出，深海采矿活动必须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加以组织，不能否定或抛弃共同财富这个原则。
他还说，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法定的权利。
只有得到沿海国的明确允许，才能在专属经济区进行科学考察。
发展中国家绝不允许某些大国在科学考察方面采取单方面行动。
印度代表团副团长贾戈塔也说：
“发展中国家在重大问题上能够坚持它们历来的一致立场。”
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巴尔·艾·阿洪德在谈到本期会议时说，“发展中国家没有放弃原则”，发展中的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分歧不是根本性的分歧，“七十七国集团”应当坚持原则和继续保持团结。
毛里求斯的加扬指出，发展中国家应该结成一个整体，为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这是使会议就海洋法公约达成协议的唯一道路”。
出席本期海洋法会议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典等国的代表在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他们的国家在某些方面支持和赞同第3世界国家的正义立场。
加拿大代表团副团长艾伦·比斯利说：
加拿大支持发展中国家关于制订新海洋法公约以取代旧公约的要求。
他批评海洋大国坚持在沿海国的领海有所谓“航行自由”。
他说，在这方面，“我们的利益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我们正在为反对同样的人进行同样的战斗”。
澳大利亚代表团副团长布伦南说：
“我们迫切要求（人们）承认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要求平均分享来自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利益。”
瑞典代表团副团长赫尔纳斯在谈到开发深海矿床的问题时说：
“我们很同情七十七国集团，我们的利益同它们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大国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而穷国则没有真正的发言权。
一旦强国捞到了钱，它们是不会放弃的。
我们不会让它们自行其是。”
西班牙驱逐一名苏联间谍
据新华社马德里电
西班牙外交部07月04日发表一项公报宣布：
西班牙政府有关当局立即驱逐苏联间谍古埃纳迪·瓦西里耶维奇·斯维斯尼科夫出境。
据马德里07月04日各晚报报道，这个苏联间谍是西班牙—苏联联合海运公司的职员，他在07月02日下午在马德里近郊被西班牙警察逮捕，因为他进行了收集有关西班牙国防情报的活动。
据西弗拉通讯社援引权威人士消息说，斯维斯尼科夫掌握了有关西班牙国防的机密文件。
据新华社马德里电
西班牙《日报十六》07月07日就西班牙政府最近驱逐苏联间谍斯维斯尼科夫一事发表报道，进一步揭露苏联在西班牙进行的间谍活动。
报道说，西班牙总参谋部反间谍机关“掌握着在西班牙活动的大约一百名苏联特务的名单，在最近几个月已把其中两名驱逐出境”。
报道说：
“这些特务为了获得情报可能采用三种主要手段：
苏联特务同西班牙私人企业进行联系；
分析来自同苏联企业有经济关系的国家机关的报告；
跟踪一些可疑分子。”
黑白分明
苏修《在国外》周刊最近攻击尼迈里总统对苏修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企图干涉非洲独立国家内政的指责是“混淆黑白”，是要“分裂非洲统一组织，在非洲国家间散布不和”。
这是极其拙劣的战术。
苏修干涉非洲独立国家内政、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勾当，难道干得还少吗？
苏丹就是身受其害的非洲国家之一。
苏修在非洲国家中，封这个是“进步的”，骂那个是“反动的”，甚至捏造某国要进攻某国的谣言，这才真正是在非洲国家散布不和、分裂非洲统一组织。
因此，尼迈里总统的指责是如此的黑白分明，苏修企图加以混淆，倒打一耙，只能是枉费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