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联合报道组
版面：头版
编者按：铁道兵某部指战员奋战二十七个月，硬是把一座不断滑动、破坏铁路路基的山头牢牢钉住了，真是：革命加拚命，无往而不胜。
“山移志不移，困难算老几！”
干革命，搞建设，就是要有这样一种记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给我们造成了某些困难，但是困难挡不住无产阶级和革命战士前进的步伐。
我们要学习大庆人、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学习硬六连的硬骨头精神，迎着困难闯，创造条件上，开足马力，把各项战备工作迅速搞上去。
为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为抓纲治国、抓纲治军作出更大的贡献。
同志，你可能听过或看到过大船在江河湖海里投锚停泊，我们这里要讲的却是一个“锚”山的故事。
今年三月，在某山区新建铁路线上，铁道兵某部指战员完成了一项巨大的工程。
他们把一座两百多米高、半里路长、向江边滑动的山头，用巨大的锚固桩牢牢地钉住了！
保证了新建铁路的顺利通车。
这个工点，有一个山头，由于多裂隙岩体的地质原因、施工爆破震动和罕见的连日暴雨，从一九七四年十月开始，出现山体大滑坡。
山坡上先是出现裂缝，接着隧道拱顶破裂，靠山挡墙也被挤裂了。
通过仪器观测分析，发现原来是这个约有二百三十万立方米的巨大山体，以每月三十毫米的速度向江边新建成的铁路线上滑动，推移着铁路路基，新建的铁路线面临山倒路断的危险。
如果绕开这段山区，改变路线走向，那就得把已建成的几个车站、大桥、隧道报废，造成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
必须立刻挡住山体的滑动！
国家有关单位和铁道兵领导机关多次实地考察、研究，决定采用打锚固桩锚山的综合整治方案。
就是说要在滑动的山体上，从山底到山腰，分三排筑起深达十四米到四十八米、桩身断面为九平方米到近二十五平方米的六十三根钢筋混凝土的巨桩。
用这些相当于四层楼到十二层楼房那么高、七个人到十二个人才能合抱得住的那么粗的巨大“锚钉”，深插在山体内，固山锁石，将滑动的山体和大地牢牢地锚固成一体。
这项任务，交给了铁道兵某团一、二营和某团四营。
面对这项艰巨的任务，在各级党委、支部的领导下，干部战士满怀战斗豪情，再一次学习了大庆人靠“两论”起家，头顶青天，脚踏荒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拿下了世界上第一流大油田的英雄业绩。
山移志不移，困难算老几！
学习大庆人，定叫移动的山体“立定”，靠边“稍息”！
指战员们怀揣毛主席的著作和汇集大庆业绩的小册子，冒着严寒，斗志昂扬地开上了“锚”山工地。
山洪暴发，冲断了通往工地的简易公路，粮食和施工料具运不进去。
战士们高呼着大庆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响亮口号，白天刷坡平场地，抢修简易公路，晚上背运粮米，扛抬机具。
不等施工机械运到，便披霜挂雪，刨开冰土，抢挖锚固桩的基坑。
基坑在一米一米地掘进，不想有的基坑挖下去十多米，遇上了地下水，日涌水量达九十多立方米，一天功夫，坑内积水就深达三四米。
要排水，可是抽水机得七天以后才能运到工地。
是等还是干？
干部战士齐声吼：大庆人能用脸盆端水让钻机提前开钻，我们就不能用水桶排水挖基坑？
干，一分一秒也不能等！
大家用水桶一桶一桶地往外提水。
渐渐地水越来越少，吊桶舀水不方便，战士蒋尚礼、吴老桥跳进水里一脸盆一脸盆地往吊桶里舀水。
他俩身上泡白了，嘴唇冻紫了，也不让人换。
革命战士干劲足，施工何惧困难多。
他们点起火把鏖战；
他们爬坡走险，到山沟沟里担水搅拌混凝土。
指战员们昼夜奋战，不断加快着工程的进展。
就在“锚”山施工紧张进行的时候，“四人帮”煽动停工停产的鼓噪声日盛一日地嚣张起来，一时间，“唯生产力论”的帽子满天飞。
面对逆流，指战员们重温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教导，对照大庆人在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日子里，顶住重重压力，大干社会主义的英雄气概，心明眼亮腰杆硬。
他们大张旗鼓地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的誓师会，表彰大干社会主义的模范。
大家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一人当两人用，一个工班争干两个工班的活，开展劳动竞赛，月月超额完成任务。
到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提前四十一天完成了三十九根钢筋混凝土锚固桩的灌注任务，赢得了“锚”山工程的决定性胜利。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喜讯，更加鼓舞了“锚”山部队的战斗意志。
指战员们扬眉吐气，一片欢腾，干劲更足了。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锚”山工地风吼雪飘，气候寒冷。
某团七连在速凝剂一时供应不及的情况下，毅然灭掉了大家的取暖炭火，把木炭从连部、从班排汇集起来，抬到工地，在基坑底部生起盆盆炭火，人工加温，争分夺秒，坚持施工。
大庆精神结硕果，“锚”山战斗奏凯歌。
经过二十七个月的顽强奋战，“锚”山部队提前一百一十天高标准、高质量地筑成了各种不同规格的锚固桩，灌桩总长达一千六百五十六米。
原先自行滑动的山头，如今按照革命战士的意志，老老实实地在新建铁路边上垂首站立。
隧道保住了，线路稳住了。
从南来北往的列车上，人们看到那山坡上露出来的一排排银灰色的钢筋混凝土的巨桩顶端和锚定后的山头，听到英雄战士“锚”山的战事，都禁不住连声喝采、欢呼。
（联合报道组）
作者：毛泽东
版面：头版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南京部队某部“攻如猛虎连”党支部，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做好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干部战士认清虎狼在前的形势，抓紧时间加强军事训练。
今年来军事素质显著提高，在全团比赛中，获得射击、投弹、刺杀等五项第一名。
“攻如猛虎连”党支部针对部队在训练中反映出来的对国际形势的模糊认识，及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连队进入新年度训练后，党支部提出了“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的练兵口号。
这时有的战士不理解，认为仗又不是一、二年就能打起来，着啥急。
干部再深入一了解，发现不少同志存在着“战争是遥远的事，训练可以慢慢来”的思想。
党支部感到，不克服当和平兵的思想，对战争危险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不可能有搞好军事训练的紧迫感。
于是，组织全连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从三个方面帮助大家提高对战争危险性的认识：（一）回顾帝国主义争霸引起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学习“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八一○页）的观点，认清苏美两霸剑拔弩张地争霸世界，促使战争因素与日俱增；
（二）列举苏美两霸为了转嫁危机，从战争中寻找出路，拚命进行军备竞赛，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加紧势力范围争夺的事实，学习毛主席对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危险性的论述，认清随着两霸争夺的进一步加剧，战争越来越迫近；
（三）列举苏修叛徒集团在我国边境频繁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处心积虑地在我邻国建立反华包围圈的事实，学习毛主席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本质的论述，认清苏修战略的重点在欧洲，但它始终把我国当作吞并全球的最大障碍，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必须立足于防御苏修的突然袭击。
通过学习讨论，大家深深感到只有抓紧搞好军事训练，才能适应虎狼在前这个形势。
在这个基础上，党支部又引导干部战士大摆“四人帮”在思想上制造混乱，对连队军事训练带来的危害，使大家看到现有的军事素质与未来战争需要的距离，增强提高部队战斗力的迫切感。
他们把“四人帮”在思想上制造的混乱列成专题，用连队的一桩桩事实，个人的切身感受，痛斥“四人帮”干扰破坏军事训练的谬论。
为了尽快提高战斗力，担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干部战士决心拿出一年当作两年用的劲头，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干部和骨干针对过去训练中的薄弱环节和难点，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去解决。
各班新战士和老战士、技术强的和技术差的，都结成帮学对子，互帮互学，决心不让一个战友掉队。
第一季度，各项课目都取得优秀成绩。
第二季度他们又提高了训练难度。
练刺杀，一支枪同时对刺三支枪；
练投弹，专门顶着逆风投，朝着上坡投；
射击着重练习应用射击、山地射击，进一步提高同志们的作战技能。
他们对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做得及时，而且做得持久。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到连队后，党支部汇集了毛主席有关现代战争的论述，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使大家从现代战争的特点，进一步认识抓紧军事训练的重要性。
他们着重领会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着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的论述，关于立足在最坏的基点上，准备帝国主义发疯的论述，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论述。
在学习中，他们联系连队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除核武器外的一切杀人武器的罪恶行径，看到苏美两霸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侵略强盗。
我们必须努力学会现代战争所需要的本领，多准备几手。
党支部根据未来战争的特点，组织了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的“三防”训练，加强了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的训练。
战士们把一般技术训练和“三防”训练结合起来，戴着防毒面具练瞄准，练投弹，练刺杀；
到疏散地点挖工事，钻洞子，搞伪装；
进行经常性的武装越野、爬山和带有敌情背景的小拉练，练好在现代战争下“打”“走”“藏”的本领，以便更有效地消灭敌人，更好地保存自己。
作者：北京部队某部杜书田
栏目：干部战士论坛
版面：头版
一提抓紧军事训练，有些同志往往认为，战争似乎是遥远的事，训练不必着急。
这种错误认识，是搞好训练的一大障碍，必须加以纠正。
战争是离我们很远，还是越来越近？
对这个问题，毛主席告诉了我们一个科学的观察方法：要从帝国主义之间互相争夺殖民地的矛盾观察国际问题。
当今世界，苏修美帝已成为两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争霸世界最凶恶的虎狼。
随着它们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加剧，它们之间的争夺越来越激烈，战争就越来越迫近了。
虎狼在前，“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
尤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军的军事训练被削弱，我们部队的军事素质同现代战争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武器有了很大发展，战场范围广，军队机动性强，情况变化快，比过去的战争要复杂得多。
我们要学会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作战的本领，就要学习大庆人的革命精神，拿出一年当作两年用的劲头，扎扎实实地搞好军事训练。
抓紧搞好军事训练，是我们肩上的重任，不可等闲视之。
时间对于我们是十分珍贵的。
你如果真是想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就会感到抓紧军事训练十分迫切，不可或缓。
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好军事训练，还是慢慢来，这是衡量一个同志对国家的安危、革命事业的成败是否负责的一面镜子，是对我们实行抓纲治军采取什么姿态的一个实际检验。
我们要坚决响应华主席关于切实加强战备，加强军事训练，学习军事技术，提高战斗力的号召，珍惜宝贵时间，苦练杀敌本领，肩负起保卫祖国的重任，完成华主席、党中央赋予我们的一切战斗任务。
北京部队某部 杜书田
版面：头版
本报讯 “塔山英雄团”指战员喜读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艰苦奋斗的论述，批判“四人帮”破坏我军优良传统的罪行，开展比艰苦奋斗、比革命精神、比革命纪律的活动，取得好效果。
毛主席在讲话中赞扬了战士不拿老百姓一个苹果的高尚品质，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塔山英雄团”的干部战士回忆战斗历程，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论述，倍感亲切。
这个团在辽西战役的塔山阻击战中，在战斗最艰苦的阶段，喝不上水，吃不上饭，老百姓的果园里满树苹果满树枣，战士们一个也不拿，还利用战斗间隙把掉在地里的苹果收起来，挖地窖贮藏好，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干部战士说，革命前辈这种高尚的革命精神，是毛主席教育和培养出来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是我军的传家宝。
长期以来，“四人帮”肆意践踏和破坏这个优良传统，他们口里高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自己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
他们是一伙极其贪婪、极其疯狂的吸血鬼。
“塔山英雄团”干部战士边学边批边行动，广泛开展以革命前辈为榜样，比艰苦奋斗，比革命精神，比革命纪律的活动。
每个连队都成立了义务修补组，修理“三具一材”（营具、炊具、生产工具，训练器材）。
战士踊跃储蓄，养成不乱花钱的习惯。
普遍开展了改灶节煤活动，烧煤量下降。
在执行军事训练任务中，干部战士自觉苦练，实弹射击取得优等成绩。
领导干部振奋革命精神，党委成员纷纷带领机关干部下连蹲点，和干部战士实行“三同”，训练中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劳动时重活累活抢着干。
团长、政委、副团长、副政委分别在一连、八连、四连蹲点，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
在学习雷锋运动中，政委、副政委等每星期天都带领干部战士到火车站、码头、街道装货、卸货、打扫卫生，为群众做好事，在支援抗旱保春种中，带头大干苦干。
干部战士进一步增强了遵守革命纪律的自觉性。
二连的同志得知附近一个糖果厂有一批产品急待包装，便自动组织起来，利用假日帮助劳动。
厂里工人要战士们尝一尝新产品，战士们一点也不吃；
厂里领导为了表示感谢，送了点糖果给连队，战士们一粒不少地退回去。
职工们感动地说：“真不愧为‘塔山头雄团’的好后代。”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照亮了这场革命的胜利航程。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这些斗争的胜利，使我国避免了一场厉史的大倒退。
斗争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七分成绩，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
三分错误，完全是林彪、陈伯达、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造成的。
“四人帮”反党集团百般仇恨、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而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
“四人帮”是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典型代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典型代表，是文化大革命的当然对象。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造他们的反，革他们的命。
这伙反革命黑帮唯恐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到他们的头上，千方百计地要扑灭这场革命，转移目标，放火烧人。
为此，他们极力篡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胡诌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所要解决的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当权派与不当权派的矛盾”、“上与下的矛盾”等等。
什么“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当权派与不当权派的矛盾”、“上与下的矛盾”，统统都是鬼话，是对文化大革命极为恶毒的诬蔑和歪曲。
按照他们的反动理论，文化大革命前作为民主革命的胜利成果而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竟然应了“旧政府”。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十七年，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七年。
他们的所谓“改朝换代”，就是要重新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的“朝代”，变无产阶级的天下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天下。
“四人帮”还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歪曲为剥削社会的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他们认为，除他们自己及其亲信以外的当权派都是坏的，都是要打倒的，不当权的阿飞、流氓和地、富、反、坏都是好的，都是应该保护的。
因而“矛头向上，就符合大方向”，“矛头向下，就是整革命群众”。
在“四人帮”看来，革命与反革命，不是按阶级和路线区分的，而是以上与下，当权与不当权作标准。
这不是对广大革命领导干部的诬蔑又是什么？
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岂不成了打倒共产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
“四人帮”恬不知耻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自居，试问，他们的这套谬论，哪里有一丝一毫的马克服主义的气味。
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把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是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一贯战略思想，是毛主席指导历次政治运动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也反复强调这一点。
毛主席指出：“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锋芒只应该针对象“四人帮”这样的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针对他们这一小撮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
对于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则是一个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觉悟的问题。
对一些错误比较严重的同志，在群众斗争的烈火中烧一下，进行必要的批判是可以的，但不应该把他们打倒。
毛主席早就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
第二，还要帮助他。
一日斗，二日帮。
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四人帮”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他们不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叛徒、特务、走资派，而是指向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他们不是相信百分之九十五，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而是排挤百分之九十五，打倒百分之九十五。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颠倒敌我，把一大批犯有错误，但只应批评教育，不应打倒，或者连什么错误也没有的干部、群众打下去了。
后来落实毛主席的政策，这些干部、群众得到了解放，有些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四人帮”对此一是怕，二是恨。
怕的是他们整了人，唯恐群众揪住他们的尾巴，剥去画皮还他们反革命的真相；
恨的是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革命阵营又增加了一批反对他们的力量。
因此，硬要加上新的罪名，第二次、第三次把他们打倒，并对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把被他们打倒的干部解放出来的同志加上“复辟”、“翻案”的罪名，一起株连问罪，使被打倒的人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四人帮”诬蔑被他们打倒又重新解放的干部是什么“隐士”、“逸民”、“还乡团”、“土围子”、“现代的儒”、“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以至“胡汉三”、“胡传魁”等等，只要他们想打倒谁，就可以拣出其中的任何一顶帽子给戴上。
“四人帮”把搞打砸抢的亡命徒，行凶作恶、盗窃国家财产的贪污犯、杀人犯，危害社会秩序的地痞、流氓，视为“先进分子”，指令“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作为他们的依靠力量，而要对各级领导班子“动大手术”，甚至疯狂地叫嚷要“杀人”，要“一斗两批三枪毙”。
这伙反革命，哪里是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是地地道道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了斗争。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在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我国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
它可以揭露阶级敌人，也可以批评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错误倾向，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形式。
毛主席以高度的革命热情肯定了这种形式，指出：“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
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由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
毛主席在谈到“四大”时指出，“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
什么大鸣、大鼓，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
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四大”去同资产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四大”来向无产阶级进攻。
在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搞“四大”，是要运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去摧毁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在斗争中锻炼群众，提高他们的路线觉悟，提高他们识别香花、毒草的能力。
“四人帮”搞“四大”和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进攻一样，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是要挑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搞乱无产阶级的天下。
同样一种武器，从完全对立的政治目的出发，由不同的人来运用，就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
“四人帮”这样做，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暴露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
毛主席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是胜利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它有利于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四人帮”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抛出了一个“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在全国挑动武斗，搞全面内战。
在他们的煽动下，一些地区派性盛行，武斗成风，内战不休。
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乘机纷纷出笼，打入革命群众组织，兴风作浪，为非作歹，到处搞打、砸、抢，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四人帮”还妄图把祸水引向军队。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伙同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挑动群众冲击军事机关，掀起了揪“军内走资派”的妖风。
他们把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人民军队诬蔑得一团漆黑，非欲搞垮不可。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把矛头指向军队，杀气腾腾地叫嚷“就是要整一整军队”。
并指使他们的亲信到部队“放火烧荒”。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们又叫嚷“军内资产阶级比党内资产阶级更危险”，鼓吹要揪“戴红五星、红领章”的走资派。
从文化大革命到“四人帮”覆灭，他们的口号变，手法变，策略变，搞乱军队、毁我长城的野心始终不变。
“四人帮”搞全面内战的罪恶目的，如同毛主席在批判资产阶级右派时所指出的那样：“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
张春桥直言不讳地叫嚣“形势乱了就会把他们打下去”。
原来他们是要造成乱局，以便混水摸鱼，乱中夺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史。
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些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连同旧世界的污泥浊水一道，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席卷而去，遭到了历史的无情惩罚。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为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留给了我们极其宝贵的政治遗产。
今后，如果有人搞修正主义，出现象“四人帮”那样的走资派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一定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把他们打倒，保卫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旅大警备区大批判组
作者：“南京路上好八连”理论组
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
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五七三页）王张江姚“四人帮”这伙混入党内的国民党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必然要象资本家伪造商品那样伪造历史。
他们一方面掩盖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真面目，把自己打扮成“出身清白”，“一贯革命”，一方面还篡改和伪造党史、军史，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四人帮”插手我们连的连史展览，就是这伙“历史扒手”的丑恶表演之一。
我们八连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有历史荣誉的连队。
我们连是以学习毛主席关于两个“务必”的教导起家的。
过去，我们一走进连史室，首先就看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党的九大主席台上和我连参加大会的代表亲切握手的巨幅照片，看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一九六三年亲切接见我连干部的照片，还有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和陈云、陈毅、罗瑞卿等领导同志给我连的珍贵题词，柯庆施、许世友等领导同志来我连视察、看望的照片。
连史室里，陈列着我连建连时的行军锅和我连的三件传家宝：草鞋、针线包、自糊的信封，陈列着老标兵秦修海一件补了一百多个补钉、重一斤七两的衬衣，战士拾到交公的镍币……。
我们每次走进连史室，都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再一次感受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们的无比关怀爱护，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们的殷切期望，都情不自禁地下定决心，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发扬优良传统，珍惜历史荣誉，把连队建设好，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四人帮”这伙野心家本来在历史上与我们连没有任何联系，可是他们硬是要削尖脑袋钻进我连的连史。
王洪文这个野心勃勃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曾多次窜到我连拍了照片，授意“陈列”在连史室。
一九七五年他窜回上海，又特意把我连干部找去，装模作样地听了一刻钟的“汇报”，便把相照了下来。
在他的授意下，这张照片放大到高一米二、宽一米八，赫然高挂在连史室，头象比敬爱的周总理还要突出。
狗头军师张春桥把他十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重新翻拍，添上党政军一大串头衔，摆在了连史室显要位置。
有了王、张，没有江、姚怎么行？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费尽心机搜罗，可就是找不出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有任何一件东西可以跟我连沾上边。
没有，也得让它有！
于是，江青私送“材料”给某部一个连队的信，姚文元写的与我连毫无一点关系的“文章”，都成了我连的“历史文物”，硬塞了进米。
经过这么一番生拉硬扯、胡编伪造，历来与我连光荣历史风马牛不相及的王张江姚居然一个不拉，都挤进了我连的连史室并窃据了重要位置。
四只螃蟹在这里爬在一起，连成一串，正好成了他们拉帮结伙，篡党篡军的又一罪证。
对一些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题词和照片，“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则强令从连史中删去。
一挤，一删，暴露了“四人帮”伪造历史捞取政治资本，手段是多么卑鄙，反映出他们仇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达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
“四人帮”还硬要把我连连史整个地加以篡改。
政治流氓王洪文胡说我连连史有问题，“要进行大的修改”。
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一个亲信窜到我连，大放厥词，说什么“你们那个连史中心还是围绕两个‘务必’，现在看不太行了”。
他们四处搜罗“材料”，千方百计要把我连搞成所谓“对着干的路线斗争典型”，为“四人帮”反党乱军服务。
王洪文曾要我连丢掉军政训练，“走向社会”，实际上就是为“四人帮”搞“第二武装”。
他们把这个所谓经验大肆渲染，硬要塞进展览。
一九六七年四月，上海部分群众组织愤怒揭露张春桥的罪恶历史，当时我连有几个同志在地方支左，由于没有接到上级指示，对这件事没有表态。
“四人帮”的亲信认为这件事可以利用来掩盖张春桥当国民党特务的丑史，马上把它列为连队历史上“十一件大事”中的一件，要塞进连史中去，而对我连一些先进典型的照片和文物却一刀砍掉。
张春桥的那个亲信还擅自布置军事博物馆，要把他们搞的那个“连史”拿到北京展览，并复制成挂图发到全军，妄图用篡改我连连史的卑鄙手法，进一步把“四人帮”这群丑类捧为我军的“领导者”，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但是，还没等伪造的“连史”出笼，“四人帮”就彻底覆灭了，留下的就是他们篡改、伪造历史的铁证。
越是历史丑恶的人，越要伪造历史，这可说是一个规律；
而一切伪造历史的人，都免不了要碰得头破血流，这又是历史的必然。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工人领袖”，卖国贼林彪历史上右倾保命、畏敌如虎，却自称“常胜将军”，他们伪造历史，都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
“四人帮”搞的这一套，除了给自己戴上一顶“历史扒手”的帽子之外，也捞不到任何东西，而他们受历史的惩罚，则更是罪有应得！
班门弄斧（第一一一页）
班，指鲁班，春秋末年鲁国人，是我国古代有名的木匠。
班门弄斧是指在鲁班的面前舞弄斧头，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
这句成语来源于明代人梅之涣的一首诗《题李白墓》：“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第一一六页）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楚汉相争时，韩信脱离项羽，投奔刘邦，被拜为大将。
有一次，刘邦和韩信谈论各将领的才能高低，刘邦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
韩信回答：“陛下不过能带十万。”
刘邦又问：“象你怎么样呢？”
韩信吹嘘说：“我是越多越好。”
原文为：“臣多多而益善耳。”
后来这个故事就演化成为“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句成语，用来说明越多越好的意思。
纲举目张（第一二○页）
东汉人郑玄写的《诗谱序》中说：“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
“纲举目张”这句成语，就是从这里演变来的。
纲是网上的大绳子，目是网上的眼。
意思是说，把网上的大绳子提起来，一个个网眼就张开了。
毛主席借用这句古语，说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就是纲。
提起了这个纲，一切都有统属了。
七、八月的财经会议（第一二二页）
一九五三年七、八月间，党中央召开了有各中央局书记，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敬爱的周总理对会议作了总结。
毛主席在会上严肃地批判了薄一波提出的“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指出错误的性质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改变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薄一波搞的新税制否定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反对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限制和改造，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
毛主席批判了薄一波的错误，完整地系统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红楼梦研究》与《红楼梦简论》（第一三四页）
《红楼梦研究》一书，原名《红楼梦辨》，是俞平伯解放前的旧作，一九五二年再版，解放后俞平伯又写成《红楼梦简论》一文，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一九五四年三月号上。
俞平伯在他的著作中，抹煞《红楼梦》反封建的思想内容，否认它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他承袭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对书中人物与作者身世进行烦琐考证，把《红楼梦》说成是作者的自传，是“一部忏悔情孽的书”，从而抹煞了《红楼梦》中所反映的封建社会的矛盾和斗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供稿）
栏目：学军事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近几年来，从我们部队多次进行合成军打击敌集群坦克的训练演习来看，遵守纪律，对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进行作战，显得尤其重要。
现代战争的突出特点是合成军协同作战，需要高度的集中和统一。
俗话说，单丝不成网，千丝缚苍龙。
诸兵种协同作战，如果没有高度的全局观念和铁的纪律来保证统一指挥，统一步调，统一计划，要搞好协同是不可想象的。
例如空炮协同，由于在现代战争中，敌人的集群坦克速度快，战场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空炮双方有一方不认真执行作战命令，出现分秒之差，就会不仅打不掉敌人的乌龟壳，而且有可能使自己遭受损失。
我们开始进行打击敌集群坦克演习时，只注意了制定协同方案，组织参谋指挥人员学习，忽视了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在步坦协同、空炮协同中，都曾暴露出一些问题。
后来，我们自觉地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一项重要训练内容来抓，严格遵守革命的组织纪律，做到听从指挥坚决认真，执行协同计划规定一丝不苟，使多次演练无差错，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承袭蒲鲁东、巴枯宁的反动衣钵，大肆散布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一面挑动干部战士造军委的反，一面把保证革命胜利的纪律条令，诽谤为“条条框框”，是“管、卡、压”。
“四人帮”这样搞，是妄图毁我长城，篡党夺权。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遵守纪律是服从权威的一种表现。
不论任何社会，人们要从事生产、打仗，就会有联合活动，有联合活动就要有权威服从。
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的日益发展，生产工具、武器装备的不断改进，这种权威服从就愈显得重要，愈需要有更高的集中统一和严格的组织纪律。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五五二页）恩格斯在这里是以生产发展讲权威的，指出生产愈发展，科学技术愈发展，越需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严密的规章制度。
否则，就会妨碍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
进行现代战争，使用现代武器装备，不是要取消或者削弱权威和纪律，而是要更进一步地加强它。
在现代战争中，不仅有一个诸兵种协同的问题，而且每一件新式武器的使用，都需要有许多人的协同动作来共同完成。
就拿一门普通射程两万米的火炮来说吧，一门火炮要把一发炮弹准确无误地射向敌群，需要同时有许多人的协同动作。
侦察兵要把敌情准确无误地报告给指挥员；
指挥员做出判断，又通过电话兵把射击命令传达到炮阵地；
然后由各个炮手联合活动来实施。
这样多的人要协同得象手持步枪的一个人那样，没有高度的集中，没有严格的纪律，显然是不行的。
一门火炮是这样，至于说飞机上天，军舰出航，原子弹爆炸，就更需要纪律保证了。
“四人帮”破坏革命纪律，煽动无政府主义，把不听指挥，不服从领导，说成是有“反潮流”精神，妄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以便他们篡党夺权，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守纪律，如坚壁。
我们必须从全局出发，从点滴入手，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去夺取新的胜利。
五一○五六部队郑宣
作者：武石泗
栏目：学军事
有道是，“妙笔生花”。
但是“四人帮”的笔，却另有几种妙用：一是大笔一挥，就可以起到魔术师手帕的妙用，从空中变出一个什么毛主席“临终嘱咐”来；
二是可以起到暗杀团手枪的妙用，瞄准我们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文章一篇一篇地枪毙；
三是可以起到刽子手板斧的妙用，对不利于他们篡党夺权的文章劈头便砍。
前两种已为人们熟知，后一种，这里仅举一例，供读者分析。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解放军报》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加强纪律性》的社论。
社论送审稿中有一段说：“……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革命纪律的最大破坏者。
林彪对抗党中央、毛主席，对干部和群众实行惩办主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林彪一伙还极力煽动极端民主化和资产阶级派性，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
社论送到张春桥那里，这段话刺疼了“四人帮”的神经中枢，张春桥一板斧就给砍掉了，罪名是：“这一段，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但是，“没有把问题说清楚”这句话，反倒把张春桥心中的鬼暴露得一清二楚。
阿Q忌讳“光”和“亮”，是因为他有癞疮疤；
张春桥怕谈纪律，是因为在他的麒麟皮下有马脚，贼子心中有鬼。
“马脚”何在？
“鬼”在哪里？
这就是：“四人帮”与林彪反党集团一样，同是破坏革命纪律的元凶和祸首。
社论中的这段文字，一语破的，入木三分，字字如利箭，射在林彪身上，痛在“四人帮”心里。
正是“四人帮”一伙，目无党纪国法，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公然置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于不顾。
他们胡说什么“毛主席肯定的也可以改嘛”，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之上。
他们叫嚷“我们有我们的中央”，“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抱团结帮，和党中央分庭抗礼。
正是“四人帮”，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党纪军纪。
他们切齿咒骂无产阶级“没有真正的民主”，诬蔑军队遵守革命纪律是“奴隶主义”，煽动部队“造军委的反”。
他们攻击必要的规章制度是什么“纪律大棒”，必欲砸烂而后快。
列宁指出：“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这就是从反对派那里得出的结论。
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页）张春桥给《加强纪律性》这篇社论一斧头，就是妄图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得意之笔的妙用。
然而，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岂是“四人帮”的板斧所能砍掉的？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费一枪一弹，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正出现在我们面前。
“四人帮”的好汉们曾恬不知耻地把他们同鲁迅相提并论，吹嘘他们的笔也是什么“金不换”。
呸！
什么“金不换”，他们那支干尽了反革命勾当，充满了失败纪录的破笔，应该名之曰：“屁不值”。
作者：卢士林高少飞
栏目：学军事
严格训练 严格要求（宣传画） 卢士林 高少飞作
作者：陈文述
栏目：学军事
“四人帮”疯狂破坏我军建设，反对我们抓军事训练，钻研技术，掌握武器，谁要钻研军事技术，就扣以走“白专道路”的大帽子。
粉碎了“四人帮”，思想大解放。
现在是应该把是非弄清楚的时候了。
列宁曾经指出：“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八七四页）革命导师列宁的这段话，阐明了无产阶级军队钻研军事技术，掌握武器的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翻开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腐败的清王朝和蒋家朝廷实行卖国投降政策，使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洋枪、洋炮、飞机、兵舰的优势，把偌大的中国瓜分得支离破碎。
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国人的命运还不如洋人的一条狗。
自从有了共产党，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拿起武器同反动统治阶级展开殊死斗争，一边战斗，一边努力学会掌握武器，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战胜了强敌，摆脱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奴隶地位，成了新中国的主人，扬眉吐气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历史事实充分说明，掌握枪杆子，掌握武器，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摆脱奴隶地位的一个重要保证。
可是，“四人帮”为什么却要拚命反对呢？
鲁迅在《华盖集·补白》一文中说，宋朝人有一部杂记，记着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
例如问：金人有打人脑袋的武器狼牙棒，宋有什么？
答：“有天灵盖”。
“四人帮”正是这部杂记所谐谑的那种投降派、卖国贼。
他们妄想叫广大干部战士有武器不能使用，一旦敌人的飞机、大炮来了，就用“天灵盖”来抵挡，使全中国各族人民重新做帝国主义扶持下的“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奴隶。
前两年，我们部队装备了一批新坦克，同志们看到我国国防现代化的不断加强，心情十分振奋，决心为革命钻研技术，掌握好党和人民交给的现代武器。
可是没多久，“四人帮”吹的阴风刮到了部队，说这样抓训练是“穿新鞋走老路”，使军事训练受到了干扰。
这年冬天，部队进行检验性演习，由于平时缺乏训练，一部分同志对新坦克的技术性能不熟悉，使演习受到影响。
这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必然要付出血的代价，甚至有重新沦为亡国奴的危险。
为了对祖国负责，对无产阶级专政负责，我们不怕“四人帮”的“帽子”满天飞，大胆抓军事训练，带领战士钻研军事技术，熟悉手中武器，在一次比较复杂的演习中，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现在，虎狼在前。
我们部队的广大干部战士，决心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揭批“四人帮”。
在揭批“四人帮”中明辨是非，正确处理人与武器的关系，精益求精地掌握手中武器，切实肩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
八一二三九部队连长 陈文述
作者：施震
栏目：学军事演练札记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抓住有利时机，消灭空降之敌？
我们通过反空降演练的实践体会到，只要根据实际情况，坚定地运用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以快制快，就能取得反空降作战的胜利。
敌人实施空降作战，行动隐蔽，具有很大的突然性和快速性，这为我们集中兵力歼灭敌人带来一定困难。
但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敌人空降作战的准备、集结、输送和着陆，虽然是在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无论怎样隐蔽，总是有某种征候表现出来。
如空降前对空降地域和可能袭击的目标进行空中侦察和照像，大量集结运输机、直升飞机，派出空降引导队和先遣工兵分队，等等。
我们只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广泛利用各种侦察手段，组织好群众性的警戒、报知网，就可以及时查明敌人空降的地域、兵力和企图，有计划有组织地做好集中兵力的各项准备工作。
恩格斯曾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五六一页）。
在演练中，我们为了对付敌人空降作战的快速性，采取了以快制快的战术手段，即定下决心快，实施机动快，进攻展开快。
一发现敌人空降征候，立即组织参战部队的主要干部到空降场附近熟悉地形，掌握敌情，在作战预案的基础上迅速定下决心，确定部署，明确任务。
当敌人着陆立足未稳之际，就被我四面合围消灭了。
演练中，我们对于敌人兵力兵器的优势，作了充分估计。
一方面靠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兵器去各个歼灭它，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采取各种得力的措施，防止敌人原子武器和空中火力的袭击。
当部队隐蔽地进入待机地域以后，就尽快地构筑隐蔽工事，严加伪装，保证部队藏好。
在向战场开进时，我们利用夜暗秘密地实施机动，同时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援、配合下，严密封锁消息，让敌人变成瞎子和聋子，保证部队顺利集中，迅速投入战斗。
此外，为了避免或减少敌人空袭的危害，我们还组织了各种火器抗击敌人的空袭，注意做好部队的分散转移工作，确保我攻击部队的安全。
五二八四三部队 施震
作者：李永安
栏目：学军事
栏目：学军事军事知识
近战、夜战是我军制胜敌人的传统战法。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们还是要发扬这一传统战法。
因此，学会夜间正确地判定方位，是十分重要的。
夜间判定方位除了用指北针外，还可利用北极星。
北极星是位于正北方的一颗恒星。
在繁星密布的夜空，怎样去找北极星呢？
最好的办法是先找到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俗称“勺子星”，属大熊星座，它由七颗比较明亮的星组成。
把位于勺子头上的甲、乙两颗星（叫指极星），用一条假想的线联起来向勺口方向延长，在相当于前颗星距离的五倍处，有一颗较明亮的星，即是北极星（见图）。
在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有时看不到北斗七星，这时可以利用仙后星座来找北极星。
仙后星座隔北极星同北斗七星遥遥相对，形状象“W”字。
在仙后星座的缺口方向（即图中的丙处）约为缺口宽度两倍的地方，就可找到北极星。
可是，有时在不同的时间里，在同一方向上，为什么又找不到北斗七星呢？
这是由于地球的运转，使北斗七星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以北京为例，四月一日十九时左右，北斗七星出现在东北方，二十二时四十分左右，指极星在正北方；
凌晨二时左右，它就转到了西北方。
再从月份说，四月一日十九时左右，北斗七星在东北方；
五月一日二十时四十分左右，指极星在北极星的上方；
七月一日二十时左右，它在西北方。
因此，我们在寻找北斗七星和仙后星座时，必须注意这一变化。
另外，在我国广州、汕头和西沙群岛等地区，由于北极星的星光微弱，往往不容易找到，这时我们还可以利用南十字星座来判定方位。
南十字星座主要由四颗明亮的星组成，形状象“十”字，把上、下两颗星用一条假想的线联起来向下延长，约为两星间隔的四倍半处，就是正南方。
（总参谋部测绘局）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十三日下午在极其热烈的气氛中胜利闭幕了。
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华灯齐放，七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英雄和代表，全体起立，齐声高唱《国际歌》，显示了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团结战斗，普及大庆式企业，实现国民经济全面跃进的坚强意志和胜利信心。
在这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代表们幸福地回顾会议期间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想起华主席冒着寒风大雪，率领全国各地的英雄和代表学大庆；
想起代表着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前进方向，在祖国大地上高高飘扬的大庆红旗；
想起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心向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在把大好形势日新月异地推向前进；
想起华主席、党中央对全党、全国工人阶级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望；
想起毛主席留交给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在二十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宏伟遗愿，大家心潮澎湃，千言万语汇成了一个共同的钢铁意志：“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开始新的长征。
整个会议期间，代表们边看边听边学边议，人人有说不完的收获。
大家谈得最多，感受最深的是，提高了对大庆经验伟大意义的认识，提高了对工业学大庆伟大意义的认识。
用代表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高度，认识大庆，认识学大庆，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
据黑尤江省代表团对二百二十七名代表的调查，过去到大庆参观学习过一次到三次的占百分之八十三，四次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七。
但是，学的效果却大不一样：有的学得好些，有的学得一般，有的基本上没有上路。
“我们离大庆这么近，为什么同大庆的差距却那么远？”
代表们自己回答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学大庆的意义认识不足，学大庆的态度不端正。
过去，有的单位把大庆看作是生产典型，企业管理典型，往往是在任务完不成的时候，才喊学大庆；
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想起学大庆，明白一阵子，糊涂一阵子，抓得紧一阵子，松一阵子。
这次参加了二十多天会议，心里象拨亮了一盏灯。
现在认识到，大庆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现论运用于工业战线的典范，是用革命化统率工业化，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典范。
学不学大庆，真学还是假学，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一个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
大家认识提高了，决心就大了，学大庆的步子也就快了。
在我国中等城市当中，江苏常州市的工业学大庆运动是开展得很有成绩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排除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把常州市这个解放前只有一些纺织厂、小铁工厂和手工作坊的旧城市，逐步建设成了具有机械、化工、纺织、轻工、冶金、煤炭、建筑材料等行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
但是，常州市的代表这次到大庆一比一看，就觉得自己的差距太大了。
他们说，大庆十分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和生产技术的革命。
大庆，保持和发扬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作风。
如果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城市，都能象大庆那样，成为反修防修的坚强堡垒，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一定能高速度发展，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能不断巩固和加强。
会议期间，代表们四次修订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决心以最快的速度，把常州市建成大庆式城市。
理解了大庆经验伟大而深远的意义，理解了大庆道路是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怎样把大庆经验真正学到手呢？
代表们有力地回答：要用大庆精神学大庆！
来自钢铁工业战线的代表们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一九六○年三月，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批示了鞍钢宪法；
同一年，毛主席批准了大庆石油会战。
同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同是一九六○年，为什么鞍钢宪法首先能在大庆开花结果？
为什么大庆十七年来持续跃进，为国家作出了伟大贡献，而钢铁工业一再徘徊，进步不快？
他们说，千差距，万差距，就差在缺乏大庆人那种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精神。
鞍钢的“矿山铁人”王君绍说：看看大庆，比比鞍钢，我们心如火烧火燎，我们一定要让大庆经验在鞍钢开花结果，叫钢铁元帅早日升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力。
开滦煤矿的代表们说，我们学习大庆的革命精神，五年时间把煤炭产量翻了一番。
去年唐山、丰南发生强烈地震，我们又以大庆精神战胜了地震灾害，迅速恢复了生产。
今后，我们还要以大庆精神建设新开滦，攀登煤炭生产的新高峰。
郑州铁路局党要书记李克基，拿郑州铁路局和大庆作对比说：大庆和我们，都曾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大庆党委旗帜鲜明，敢顶、敢斗、敢革命，“四人帮”放出的那个“归山虎”张洪池没有动得了大庆的一根毫毛。
而在我们那里，“四人帮”的那个黑干将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使铁路运输遭到了严重破坏。
这是为什么？
这说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决定的因素不在条件而在路线。
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大庆党委和大庆工人阶级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
不看不比，沾沾自喜；
一看一比，心里着急。
各地代表深切感到，学大庆，必须在思想上来一场革命。
大家自觉地“翻箱倒柜”，把头脑里的种种思想障碍都翻腾了出来。
例如：“倒骑驴子向后看”，陶醉于“步子不大年年走，贡献不大年年有”的自满情绪；
疲疲沓沓，无所作为，安于现状，甘居中游的思想；
贪图安逸，怕苦怕累，看到困难就摇头，遇到矛盾躲着走的懦夫懒汉世界观；
还有强调条件特殊，遇事怨天尤人等等错误思想，都被一一扫除。
被誉为“开发矿业的英雄掘进队”的马万水工程队队长汪振声，用这个队转战四个大型铁矿、十九次攀登全国黑色金属矿山平巷掘进高峰的事实有力地说明：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庆，松松垮垮攀不了高峰，学大庆一定要有拚命干革命的精神。
大庆要把大庆红旗扛到共产主义，我们要用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学大庆学到共产主义，努力攀登新的高峰。
英明领袖华主席多次指出：普及大庆式企业，关键在省、市、自治区党委。
各省、市、自治区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结合本地区的斗争实践，反复学习华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提高了对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重要性的认识。
大家说，学大庆学得好不好，关键不在群众在领导；
普及大庆式企业的步子快不快，就看省委、市委领导怎么带。
华主席、党中央信任我们，广大群众殷切地期望着我们，我们一定要一天当作两天用，把这个光荣任务担当起来，让华主席、党中央放心。
北京、上海两市的代表团成员说，一定要把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放在市委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每年有一个规划，一年检查两次，并有一名书记分工负责这项工作，亲自动手，抓好典型，以点带面，推动全盘。
同时，狠抓各级领导机关的革命化，象大庆那样，机关工作要切实为基层服务，为生产第一线服务，当普及大庆式企业的促进派。
上海市委还决定组织好工业内部的协作配套，组织好科研、文教、财贸等各条战线为普及大庆式企业的革命群众运动服务。
江苏省委、地委、市委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决心拿出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革命干劲和拚命精神，象领导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那样，全党动员，书记挂帅，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把普及大庆式企业的革命群众运动切实掌握到自己手上，今年，就要在煤炭、石油、钢铁工业方面打几个硬仗，在全省来一个新的跃进。
陕西省委、市委、地委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说：我们陕西是毛主席亲自培育的延安精神的发源地，但这些年来，延安精神在大庆、大寨开了花，我们却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光大。
我们要努力发扬延安精神，在学大庆运动中当好带头人。
普及大庆式企业的动员令已经发出了，国民经济全面跃进的进军号已经吹响了。
在华主席亲笔题词“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的伟大号召下，在华主席关于“石油部门要为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而斗争”的指示鼓舞下，参加会议的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都已经制订出振奋人心的规划。
全国的大好形势近来发展迅猛，先进的更先进，后进的正一个个赶上来。
这一切预示着：我国国民经济全面跃进的新形势正在迅速出现。
完全可以预期，在标志着我国工业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的这次群英盛会的推动下，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一定能把大庆红旗插遍祖国大地，在本世纪内实现毛主席的遗愿，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人民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
粉碎了“四人帮”，杭丝联大变样。
深受“四人帮”祸害的浙江省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这半年多来，干部、工人团结一心，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生产一月比一月上升。
特别是今年春节以后，生产纪录不断刷新。
三月份，这个厂的主要产品白厂丝的产量超过计划百分之四十一，绸缎产量超过计划百分之十八，印染绸产量超过计划百分之十九。
四月份，又提前四天完成了国家计划。
这个厂的职工群众高兴地说：“杭丝联又迈开大步前进了！”
五月二日，杭丝联厂负责人沈初云，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汇报了这个厂职工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情况，特别揭露了“四人帮”利用新生反革命分子翁森鹤和他们在浙江的代理人、亲信等结成反革命帮派，同“四人帮”上下呼应，大搞篡权复辟活动的滔天罪行。
沈初云说，“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到处培植亲信，网罗党羽。
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翁森鹤之流就是他们的依靠力量和社会基础。
翁森鹤一贯野心勃勃，思想反动透顶。
他经常研究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反革命权术，公开扬言当工人没有意思。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大搞打、砸、抢，得到了“四人帮”的赏识。
在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的支持下，翁森鹤很快钻进党内，当上了省委候补委员、省革委会常委、杭丝联厂党委委员、厂革委会副主任。
翁森鹤与王洪文称兄道弟。
翁森鹤吹嘘自己“比王洪文早三天造反”，王洪文称翁森鹤是“老战友”。
党的十大前夕，王洪文不顾杭丝联绝大多数党员、工人的强烈反对，一手策划让翁森鹤当上十大代表。
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王洪文又指名要翁森鹤和“四人帮”在浙江的一个亲信和另一个新生反革命分子列席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会。
这样，翁森鹤更加得意忘形，积极投靠王洪文这个黑后台。
王洪文则利用和依靠翁森鹤，搞乱浙江，乱中夺权。
翁森鹤杀气腾腾地叫嚷，“批林批孔要解决中央谁掌握领导权的问题”，“要扫除反对派，巩固王洪文的地位”，疯狂地为“四人帮”搞“第二次夺权”效劳。
他肆意破坏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另搞一套，胡说：“林彪、孔老二都是‘死老虎’，没有什么好批的，现在要批‘活老虎’”。
公开叫嚷要揪某某负责同志的“师傅”，还要揪“师傅的师傅”，把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指向中央领导同志和南京军区负责人。
他到处鼓吹“矛头向上不会错”，煽动一部分人冲击党委机关，离开生产（工作）岗位，哪里先进就往哪里冲，哪个工厂冒烟就往哪里攻，到处破坏革命，破坏生产。
翁森鹤野心勃勃，唯权是夺。
他无耻地叫嚣“浙江的权就是要我们这些人来掌”。
他伙同“四人帮”的一个亲信和另一个新生反革命分子，在“四人帮”及其党羽策划下，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
翁森鹤一伙还秉承王洪文建立“第二武装”的黑旨意，从杭州市到许多地、县，都建立了由他的一伙反革命黑帮指挥的“民兵指挥部”，用翁森鹤自己的话说，叫做“拳头底下出政权，藤帽铁棍打天下”。
在一段时间内，浙江省一些地区内战不休，武斗不止，交通、邮电中断，生产瘫痪，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
沈初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分关心浙江的形势。
一九七五年春，敬爱的周总理在重病中还十分关心浙江的情况，并请中央领导同志帮助解决浙江问题。
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出：“杭丝联几经反复，主要是坏人捣乱，这个坏人就是翁森鹤。”
省、市委坚决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采取果断措施，在杭丝联夺回被翁森鹤篡夺了的领导权，建立了厂抓革命促生产临时领导小组。
与此同时，浙江省委坚决支持工人群众的要求，对翁森鹤实行拘留审查，中央立即批准了省委的措施。
杭丝联职工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很快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在当年七月份恢复生产，十二月份就创造了历史较好的水平。
揪出翁森鹤是对“四人帮”的一个沉重打击。
“四人帮”对此恨之入骨。
政治流氓王洪文无可奈何地说：“翁森鹤被他们抓住了，没有办法。”
大特务张春桥在一九七六年二月还说：“翁森鹤不管现在怎么坏，但他过去的历史要承认他。”
他们处心积虑地要为翁森鹤翻案。
在“四人帮”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暗中支持和怂恿下，一九七六年，翁森鹤的“小兄弟”、杭丝联的个别坏人又重新拉起队伍，离开生产岗位，胡作非为。
杭丝联又一次陷入停工半停工状态。
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面前，杭丝联厂临时领导小组坚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支持他们的，坚信自己的工作没有错。
他们同全厂广大党员和群众一起，同这伙坏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经过整顿后的各级党组织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没有一个被他们冲垮。
杭丝联的那帮坏家伙妄想篡党夺权的阴谋不仅没有得逞，而且反动面目越来越暴露，在群众中越来越孤立。
沈初云说，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杭丝联。
我厂广大干部和工人充满着胜利的喜悦，一个大揭大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迅猛发展。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把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翁森鹤清除出党，逮捕法办，交给全省人民批斗，更加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
工人们说：“长期以来憋在我们肚子里的那股子气消了，罩在我们头上的那块乌云散了，我们要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为华主席争气，为党中央争光！”
沈初云说，半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无比英明，无比正确。
最近以来，杭丝联面貌所以有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贯彻执行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结果。
她表示，决心紧跟华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乘这次大会的强劲东风，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好，搞彻底，夺取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全面彻底胜利。
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决心以大庆为榜样，苦战一年，搞好党组织和企业的整顿，使杭丝联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奋战两年，把杭丝联办成大庆式企业，快马加鞭，使丝绸的产品质量、花色品种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据新华社）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五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今天下午会见以读卖新闻社副社长原四郎为团长的日本读卖新闻社访华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等参加了会见。
日本读卖新闻社访华代表团是五月八日到达北京的。
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曾分别会见了日本客人。
代表团将于日内离开北京回国。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据新华社雅典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五日电 希腊《人民之路》周刊最近一期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三十二周年发表文章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走三十多年前希特勒走过的老路，它将不能逃脱这个德国独裁者的同样命运。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世界人民为反对当代最大的国际法西斯力量——美国和苏联而斗争》。
文章着重指出，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教导，“在摧毁法西斯的斗争中光辉地得到了证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表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处于人民包围之中，尽管它们有着战争机器，它们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文章说，希特勒没有能够占领苏联，但是，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法西斯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文章说，“苏联今天成了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新沙皇对安哥拉的干涉和最近使用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再次证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步德国纳粹主义的后尘，反对世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文章指出，亚、非、拉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正在日益加强，世界范围的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统一战线正在形成。
文章说，“世界人民反对当代最大的法西斯力量的斗争已经赢得了伟大胜利。
可以肯定，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将落得一个同希特勒德国同样的下场”。